孙子兵法导读(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熊剑平,王敏

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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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导读试读：

关于孙子其人其书的记载，最早和最具权威的应该数《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至于《吴越春秋》《越绝书》乃至《东周列国志》，包括《古今姓氏考》等，其中的记载怕是都不能完全采信。根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的记载，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一些重要的信息：孙子名武，字长卿，春秋末期齐国人。生卒年月不详，约与孔子同时。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孙子曾携十三篇兵法拜见吴王阖闾，又以宫女“小试勒兵”，方求得拜将的机会。有人说这是伍子胥推荐的结果，大概可以相信。也有说伍子胥曾经七次推荐，可能就不足为信了。《史记》中说，吴王看到了孙武的十三篇兵法，知道孙武是个有本事的人，才答应接见孙武。既然如此，怕是无需经过七次举荐吧？

所谓“小试勒兵”，更多的人称之为“吴宫教战”，就是将吴王宫中一群自由散漫、弱不禁风的宫女训练成可以驰骋沙场的战士。在训练宫女的过程中，孙武曾再三强调纪律，可是散漫的她们仍不断地嬉笑打闹，没有把训练真正当回事。在这种情形之下，孙武只得斩杀担任队长的两位美姬以严明纪律。吴王一直端坐在高台之上观看孙武的训练，当他看到自己的两位美姬有性命危险，便赶紧进行劝阻，告诉孙武：“寡人如果没有这两位美姬，那就会吃不好睡不香，生活没了滋味。”面对这种请求，孙武以“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为由坚决予以拒绝。就这样，吴王十分宠爱的两位美姬便成了刀下之鬼。这之后，训练就变得异常顺利。一群娇弱的宫女，就此被训练成一支“虽赴水火犹可也”的能征善战的队伍。孙武告诉吴王，队伍我已经训练好了，尽可以让她们去打仗。吴王这个时候还沉浸在爱姬被杀的悲痛之中，带着几分恼怒对孙武说：“我知道你会打仗，但是请你先下去休息吧。”然后他便拂袖而去。看到这个架势，孙武不禁哈哈一笑：“看来大王的求贤若渴只不过是嘴巴说说罢了！”

过了一阵子，吴王大概缓过神来了，认为还是需要以大局为重，于是答应召见孙武。吴王知道孙武不仅会打仗，而且善治军，最终任命孙武为将，与伍子胥一起率兵伐楚。在攻打楚国的战争中，孙武和伍子胥联袂指挥吴军以弱胜强，连战连捷，直捣楚国的都城郢，迫使楚昭王落荒而逃。吴国这次伐楚获得大胜，一举改变了南方诸侯的争霸格局，吴王渐而成为“北威齐晋、显名诸侯”的霸主。吴国之所以能够成就一系列辉煌霸业，吴王阖闾之所以能成为霸主，孙武功不可没。《孙子兵法》十三篇一般被认为是孙武的著述，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司马迁的《史记》。《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明确地借吴王之口说出了这个事实：孙武拜见吴王之前曾经将这十三篇兵法作为敲门砖。这个说法，从汉至唐一直少有人质疑，但是到了疑古之风盛行的宋代，便不断地有人提出异议。《史记》中关于孙子其人其书的记载，在宋代受到了欧阳修、叶适等人持续的质疑。他们持论的主要依据有：第一，《左传》中并不能见到孙子事迹；第二，《孙子吴起列传》中所记载的“吴宫教战”之事，更像是在说故事，“奇险”而不足为信；第三，《孙子兵法》中透露出不少战国时代特征。根据这些情况，叶适将《孙子兵法》认定为“春秋末战国初山林处士所为”。

其后，有不少学者跟进响应，纷纷怀疑司马迁的相关记载，将《孙子兵法》的写作年代断为战国时期。由宋代开始的这种怀疑之论，从明到清，一直得以延续，甚至持续到今天。有学者甚至考证出孙武和孙膑其实是同一个人，也有学者干脆将《孙子兵法》判定为伪书。

值得一提的是，“怀疑说”虽甚嚣尘上，但有不少人只是盲从，跟着凑个热闹，甚至并未进行实际考证。比如说，日本有个学者叫武内义雄，说孙武和孙膑是同一个人，“膑”是他的绰号，我国著名学者钱穆的观点与其几乎一模一样。这种说法在当时看固然有些新意，但在银雀山出土文献面前被完全驳倒。

在我们看来，宋代学者据《左传》而疑《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多少有点疑古过勇，是一种怀疑论的古史观念作祟。试以逻辑推之，《左传》没有记载的，历史上便不存在吗？怕是未必。《左传》是传鲁《春秋》的，对那些被视为蛮夷的南方诸侯国史一定程度上疏于记载，失载二三事本属正常。退一步说，即便我们真想推翻《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已有的明确记载，也必须要拿出确凿有力的证据，可目前还很难找到这样的证据。不仅如此，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汉简，还在一定程度上支持着《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的观点。在这批考古学家推断为西汉初年的竹简中，有0233号竹简写有“吴王问孙子曰……”，又有0108号竹简载“齐威王问用兵孙子曰……”。这表明，先秦时期被尊为“孙子”者本有两人：其一活动于春秋末期的吴国，即孙武；另一则活动于战国时期的齐国，即孙膑。他们各有兵法传世。很显然，这些竹简对《史记》中的相关记载提供了直接的证明。竹简中还两次提到了“十三扁（篇）”，和《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两称“十三篇”也形成遥相呼应之势。尤其是，传本十三篇中，除了《地形篇》之外，其余十二篇均有或多或少的文字出土，这也足可证明司马迁所记载的关于《孙子兵法》的内容是可信的。

此外，银雀山竹简还为我们提供了诸如《吴问》和《见吴王》等数篇《孙子兵法》佚文，为我们考察孙子其人其书提供了新材料。

对于《吴问》，学术界曾经有过一些零星的讨论，观点截然对立。有学者认为其可以作为真实史料，也有学者认为它并不可信，不能作为真实的史料来对待。以笔者愚见，汉简《吴问》诸篇，应该是追思孙武事迹而撰成，其中肯定有史事的影子，即使添加了修饰之辞，也不能完全抹杀其史料价值。《吴问》所记乃是吴王和孙武的一次对话，预测了春秋末期晋国几大家族的兴衰存亡，提出田制和税制等才是决定王室兴衰的关键。我们从《吴问》出发，也可以看出，孙子的政治思想以及对军政关系的认识非常高明，可以简要概括为以下两点：第一，孙子作为军事家，并不以战争作为影响王室发展的唯一要素。相反，他反倒非常看重战争之外的其他因素，尤其是政治要素。第二，孙子具有民本思想，关心田制、关心赋税都是关注民生的具体表现。孙子“厚爱其民”的政治诉求，固然是基于王室兴衰而提出，但毕竟也是一种进步思想。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孙子显然不只是寻常意义上的兵家，同样还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对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有着非常独到和非常深刻的理解。

简文《见吴王》和《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关于孙子的记载，既有相当多的共同点，同时也存在着一些显著的差别。

在《见吴王》中，孙子和吴王甫一见面，便开始讨论战争问题。针对吴王标榜自己“好兵”，孙子毫不隐晦地表达了他对战争的认识：“兵，利也，非好也。兵，□〔也〕，非戏也。”孙子与吴王见面之后，不是顺着吴王、迁就吴王，反而对好战的阖闾进行规劝，这和传世本《孙子兵法》十三篇中所体现的“慎战”思想是基本一致的。

可能吴王阖闾认为孙子见识卓绝，故而才进一步提出了“小试勒兵”的要求。从《见吴王》中，我们可以看出，孙子曾经就“勒兵”的对象提供了诸如贱者、贵者等多个选项，当然其中也包括妇人。吴王阖闾当是对“试阵于妇人”产生了好奇之心，所以做出匪夷所思的选择。面对阖闾的这一决定，孙武以“妇人多不忍”为由，请求更换训练对象，但最终遭到吴王的拒绝。我们不知道吴王是等着看笑话，还是故意为难孙武，但孙武确实给自己出了一个难题。好在他顺利解决了这个难题，把一群娇弱的女子训练成精干的队伍，否则就无法交差。关于训练过程，《见吴王》有着较为详细的陈述，我们可以看到孙武的准备工作非常充分，体现出他对“勒兵”极为重视，记述合情合理。关于“勒兵”的最终结果，二者之间也存有差别。从《见吴王》中，我们可以看到，吴王在盛怒之下，应该有很多天不想见孙武，经过了一番天人交战之后才最终任命孙子为将，这同样体现了阖闾在爱姬被杀后不胜恼怒和沮丧的自然心理反应。

很显然，较之于《见吴王》,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所记载情节，其完整性、生动性、曲折性等方面，都较为逊色。由于情节缺失，所以我们在《孙子列传》中所看到的是一个颇为突兀、不尽合理的故事。这就是叶适等人所称“奇险”。叶适正是由“奇险”出发，对《史记》所载孙子其人其书产生怀疑，进而引领了宋以降学者的怀疑之风。

在银雀山竹简文献出土之前，我们所能见到并可以作为信史的关于孙子其人其书的最早记载，就是《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而早于《史记》的银雀山出土文献，在很多方面都支持了司马迁的记载。不仅如此，这些出土竹简和司马迁撰写《孙子吴起列传》所依据的材料，很可能是各有来历。《史记》中所记载的“吴宫教战”，较之《见吴王》中的奇险情节，不仅稍显平淡，而且缺少了更为重要的诸如“孙吴论兵”等环节。同时，《孙子吴起列传》中关于孙子的笔墨显得太过简略，而且也没有孙武预测晋国走向之事，所以，我们大可相信，司马迁并没有看到银雀山竹简这批材料。既然如此，银雀山竹简文献是可以和《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同时流传而又能求得互证的材料。因此我们主张，在讨论孙子其人其书时，不妨还是回到《史记》，固守《孙子吴起列传》。因为有了众多银雀山出土文献来作证明，司马迁的记载变得更为可信了。二、《孙子兵法》的主要思想内容《孙子兵法》虽然只有六千言，却被誉为“百世谈兵之祖”。其主要内容多属坐而论道，探讨战争原理和战争之法。《孙子兵法》对战争现象进行了深刻分析，详细论述了“安国全军之道”（《孙子兵法·火攻篇》，以下皆直接注出篇名），主张慎战，也就是“非危不战”（《火攻篇》），并将“不战而屈人之兵”（《谋攻篇》）作为指挥作战的最高境界孜孜以求。《孙子兵法》在开篇就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显然，作者以这样的判断句开篇，无非是想唤起人们对战争问题的高度重视，突出强调战争对国家和统治集团的重要影响。与此相呼应的是，其一再强调“杂于利害”（《九变篇》）和“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火攻篇》），既充分认识到战争的危害性，也借此警示统治集团应当积极备战、慎重求战，以求得所谓“安国全军之道”。《孙子兵法》主张慎战，很显然是因为作者具备一种仁义情怀。《孙子兵法》在十三篇的首尾两篇，即《计篇》《用间篇》中，数次讨论了“仁”。在《计篇》中，作者在探讨为将者的基本素质时，将“仁”列在第三位，“严”被列在最后一位。在作者眼中，在治理军队、对待部下之时，仁爱之情要比严酷为治显得更为重要、更为管用。在《用间篇》中，孙子在探讨用间之术时也在无意中透露出自己对“仁”的理解。孙子认为，要确保战争胜利，就一定要舍得花钱搞好间谍战，要舍得在间谍身上大笔花钱。如果在这时候小家子气，因为吝啬而导致战争失利，那就是“不仁之至”。故此，他建议在间谍战中大笔花钱，以获取准确的情报，尽量降低战争成本，确保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孙子兵法》还蕴含着相当进步的民本思想。孙子强调国君要“修道而保法”（《形篇》），这其实就是对清明政治的一种诉求，与儒家的政治思想有相通之处。孙子认为，领军作战也必须将“唯民是保”（《地形篇》）作为战争的出发点，其中所体现的也是一种进步的民本思想。作为一名军事家，孙子并不喜欢穷兵黩武，并不主张将一切都诉诸武力。在《谋攻篇》中，孙子对攻城战争的危害性有过具体的描述：“修橹轒辒，具器械，三月而后成，距堙，又三月而后已。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正是因为战争具有如此之大的破坏力，所以孙子才认为“攻城之法，为不得已”，必须要努力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这其中充分体现了孙子的人文情怀。《孙子兵法》主张慎战，却不避战，并由此提出了一系列的作战理论。其主张“先胜而后求战”（《形篇》），因而强调“知彼知己”（《谋攻篇》），主张在获得充分的情报之后，认真做好“庙算”（即征战前筹划谋略），然后才能决定战或不战。当战争开始之后，要努力“致人而不致于人”（《虚实篇》），掌握战争主动权，同时尽可能通过“形人而我无形”（《虚实篇》），形成“我专而敌分”（《虚实篇》）的态势，以优势兵力夺取战争胜利。《孙子兵法》对战争的巨大破坏力有着清醒的认识，故此宁肯要“拙速”（《作战篇》），也不要那种耗费时日的持久战，此即“兵之情主速”（《九地篇》）。《孙子兵法》还探讨了一系列攻守之道。比如《谋攻篇》中，作者围绕“以智谋攻”，提出了“十则围之”“五则攻之”等一系列战法，将“全胜”的战略思想进一步系统化和具体化。《计篇》之“能而示之不能”等“诡道十二法”，则力图达成“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效果，通过突然进攻掌握作战主动权，进而取得战争胜利。此外，《军争篇》之“高陵勿向”等“用兵八戒”, 《九变篇》之“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等“九变之术”，既总结了前人的战胜之道，同时也反对墨守成规，提倡以变通之术取得战争胜利。孙子也意识到防守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出色的防守之术同样可以使得己方处于不败之地，也就是“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形篇》）。他认为，当敌我双方处于对峙之时，必须善于防守，并且能够守得牢固，这才能迎来反击的机会，从而觅得获胜良机。

当然，我们还要看到，《孙子兵法》十三篇中，“攻”和“守”作为一对重要兵学范畴，二者之间的地位并不十分相称。相比较防守，作者似乎更偏爱进攻。十三篇中，有以“谋攻”为主题的专篇，却没有以“谋守”为主题的专篇，也可侧面说明这个问题。在孙子看来，无论多么出色的防守，也会存在漏洞、露出破绽——莫非在孙子眼中，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孙子兵法》十三篇充满了谋略和智慧，正所谓“兵者诡道”，但作者重视谋略的同时，也常重视实力。《计篇》中，孙子将“五事七计”作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这其实是孙子辩证审视战争、不单以谋略定胜负、高度重视“以力胜人”的明证。孙子认为，作战之前，一定要仔细分析有哪些利于己的因素，哪些不利于己的因素，一定要打有准备之仗，尤其强调要充分做好后勤工作，备足粮草。在我们看来，这种重视“庙算”的行为，其实也是重视实力的具体体现。《形篇》的“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也论证了实力是制胜之源的观点，包括“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显然也是从提升实力的角度提出的。

孙子之说堪称力与谋的完美统一，这是我们解读《孙子兵法》十三篇时必须要注意的。当然，《孙子兵法》十三篇中，论述谋略的篇幅显然更多一些。作者对于论“谋”，显得更有热情。十三篇中，论述谋略思想的文字俯拾皆是。因此人们对孙子重“谋”的一面印象更为深刻。甚至有人认为，孙子不重“力”，只重“谋”，这其实是一种误解。

此外，《孙子兵法》还对军队建设提出了很多富有价值的论述。《孙子兵法》重视将帅的作用，认为将帅是“民之司命”，是“国之辅”, “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谋攻篇》）《孙子兵法》主张，要行之有效地实施“令之以文，齐之以武”（《行军篇》）的行政和教育手段，以期实现“治众如治寡”（《势篇》）和“齐勇若一”（《九地篇》）的目标，使得整个军队能够整齐划一，达到“携手若使一人”（《九地篇》）的效果。从字里行间来看，孙子对士卒的认识相对模糊一些。一方面，他要求将帅做到“视卒如婴儿”或“视卒如爱子”（《地形篇》），另一方面则又认为，对待士卒就应该“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九地篇》）。有些学者认为这其中体现出了剥削阶级的愚兵思想，有些学者则认为这是服从作战需要的非常有用的带兵方法。我们不妨对此再进行一番讨论。

笔者认为，在孙子的治军思想中，确有“愚兵之术”存在，但我们应当对这种“愚兵之术”作客观分析。首先，“愚兵之术”与孙子“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军争篇》）的总体思想相吻合，同时也与孙子重视“出其不意”的战法以及高度重视用间思想相一致。其次，“愚兵之术”当为一种常见甚至必要的治军之术和用兵之法。古代军队中都曾通用这种“愚术”，而孙子则很可能是第一个将“愚兵之术”光明正大地写进战法的人，我们似乎大可不必从道德家的立场去讨伐。孙子的“愚”，似乎纯粹是出于打胜仗的目的。现实生活中，我们可能也会对亲朋使用“愚术”——比如对垂危的病人，告诉他病情不重，而这正是人之常情。《孙子兵法》十三篇的核心思想是什么？这也是值得讨论的议题。笔者认为，其核心思想应该是“以诈谋利”。“利”是《孙子兵法》十三篇中的一个高频词，凡52见，只《军争篇》就多达11次，孙子重“利”是不言自明的。黄朴民说：“‘利’的思想，贯穿于整部《孙子兵法》。”“利”其实是贯穿十三篇的一根若断若连的红线，可视为支撑孙子兵学思想的重要概念之一。孙子极端重利，以利为本，是否发动战争、战争要发动多大规模，都是以“是否得利”作为一个基本的出发点。既然如此，十三篇的兵法未尝不可说是一部“争利之法”或“逐利之法”。《孙子兵法》中，千变万化的诡诈之术和谋略之术都是围绕争利展开，这是十三篇中最为出彩、最为重要的内容，同时也是留给后代军事家们诸多启迪的内容。在十三篇的首篇——《计篇》中，作者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兵者，诡道也”这一著名论断，随即他便推出“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等“诡道十二法”，并且在《计篇》之后继续探讨和设计“诡道之法”。尤其是从《形篇》到《九变篇》, “示形”“造势”“虚实之术”“用兵变法”等，几乎都是围绕这个主题展开。这些谋略之术和诡诈之术，便是孙子争利的最重要手段。

另外，我们也要看到，孙子在逐利的同时，也并不忘记防止危害。“杂于利害”（《九变篇》）是孙子逐利之术的一项重要内容，“利”常与“害”“患”“危”等相对出现，正是由于能够辩证考虑利害得失，孙子的逐利之术才显得更加高明。

孙子公然逐利，在当时可能是惊世骇俗，独标新意，但毕竟是抓住了战争的实质性问题，所以才能连同他的诡诈之术一起，都逐渐地为历史所接受，以诡诈之术逐利逐渐成为古今军事家们的共识。西方十八世纪的军事理论家约米尼曾说过：“一个政府为了下述的各种理由，才会加入战争：一、收回某种权利或是保卫某种权利。二、保护和维持国家的最大利益，如商业、工业、农业等。”可以看出，利益至上，以利为本，同样也是约米尼的基本认识。说到底，“‘利’是战争的根本动因，又是影响和制约战争进程的深层根源”。《孙子兵法》十三篇的核心内容，就是“以诈谋利”。

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墨子主张“兼相爱，交相利”，老子提倡“绝巧弃利”，足可表明在孙子生活的时代，“言利”的文化氛围甚嚣尘上，“义利之辨”是当时受到普遍关注的论题。特定的历史环境，催生了孙子的功利思想，同时也催生了孙子以诈谋利的一系列战略战术。孙子旗帜鲜明地逐“利”，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思想风貌，是当时特定社会思潮在兵学思想发展层面的诉求。

孙子的“利本”思想体现了一种务实作风。兵家之学是需要付诸实践、具有较强操作意义的学问，必须讲究实际效应。从这个层面来看，孙子的功利思想既顺应潮流，也抓住了战争的本质。从兵学史的发展来看，孙子的重利，“从根本上划清了同《司马法》为代表的旧军礼的界限，正确揭示了军事斗争的基本规律”。漫长的封建社会，儒家思想长期占据要津，以“利”为核心的价值观，遂长期受到排挤和打压。儒家“重义轻利”的义利观，曾深刻影响和改造了国人的性格和思维。“君子固穷”式的义利观，一度受到追捧和赞颂。然而，这种义利观并非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将其用于改造民风，固然有其用武之地，甚至在特定时期需要大力弘扬——尤其是当金钱至上、唯利是图的世界观占据主流之时。但如果浸染和改造了兵学领域，则很可能会有大量违背战争规律的笑话出现，类似宋襄公之类的人物可能会层出不穷，而这对保家卫国来说，无疑将会造成巨大的灾难。因此，《孙子兵法》作为中国古典兵学的重要代表，其中的重“利”思想，包括“以诈谋利”之术，尤显可贵。三、《孙子兵法》的地位和影响《孙子兵法》堪称中国古典兵学文化中一颗最为璀璨的明珠，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军事理论著作，同时也是泽被最为深远、传播最为广泛的古代典籍之一。《孙子兵法》在先秦时期就产生了重要影响，所以韩非子才会感叹“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战国时期，诸如马陵之战、桂陵之战就曾运用《孙子兵法》“避实就虚”等战法。很多人认为，孙膑之所以善战，正是因为他学习并善于运用其祖孙武的兵法。孙膑为了发扬光大孙武的兵学思想，很可能就此组建了孙子学派，专门研究《孙子兵法》。诸如《四变》《吴问》等银雀山竹简文献，很可能正是这个孙子学派所为，是他们研究、阐发《孙子兵法》兵学思想所留下的成果。当时，《孙子兵法》不仅被运用于军事斗争，还被运用于商战。白圭运用孙子的用兵之谋经商致富，故此，他宣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

到了汉代，朝廷重视兵书的搜集和整理工作，不少人认为，在《汉书·艺文志》中被列为“兵权谋”之首的《吴孙子兵法》就是《孙子兵法》十三篇。这反映出朝廷对于这部兵书的重视程度。但在我们今天看来，《孙子兵法》是否曾被加工整理而膨胀为八十二篇，曹操是否删减篇目使之还原为十三篇，都是很值得讨论的。然而，有一点是可以确信的，汉代末年的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曹操曾亲自为这部兵书作注，使得这部兵书更加惹人注目。隋唐五代之后，越来越多的人为这部兵书作注，甚至连一些文学家也参与其中。他们不断深入研究和阐发《孙子兵法》的兵学思想，使之更受世人瞩目。

北宋神宗年间，朝廷下令将先秦至唐代产生的七部兵书集为《武经七书》，希望借此振兴兵学，选拔优秀人才。在这七部兵学经典中，《孙子兵法》被列为首位，这无疑进一步确立了《孙子兵法》在军事领域的地位，也使得《孙子兵法》兵学思想研究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在宋代，不仅官方组织学习《孙子兵法》，民间也有很多人苦心研习，加上当时出版技术大为发展，使得宋代的《孙子兵法》研究达到了一个高峰期，注解和研习之作不断涌现。这种风气在明清得到了进一步延续，各种研究专著层出不穷。

明代学者茅元仪曾在《武备志·兵诀评》中，对《孙子兵法》作过如下评价：

先秦言兵者六家，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谓五家为《孙子》注疏可也。

在这一段话中，茅元仪将包括《司马法》《六韬》在内的其他五种先秦兵书，都当作《孙子兵法》的注疏文字，早于《孙子兵法》者，《孙子兵法》吸收无遗，晚于《孙子兵法》者，则都是照着《孙子兵法》来的。这种评价无疑是非常高的。当然，茅元仪此论是针对先秦兵家而言，不少人将此句引为“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从而将《孙子兵法》在中国古代兵学史上的地位，一举推到了首屈一指的高度。的确，仅就思想发展层面来说，对我国古典兵学史进行概况和总结，茅氏之论未尝不失为一种非常精辟之语。我们谈到古典兵学，说来说去，最终都免不了会说起《孙子兵法》。此书对中国古代兵学的影响力是不可替代的。

曹操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苏轼曰：“古之言兵者，无出于孙子矣。利害之相权，奇正之相生，战守攻围之法，盖以百数，虽欲加之而不知所以加之矣。”宋代何去非认为：“言兵无若孙武。”明代的胡应麟和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更是称赞《孙子兵法》“为百代谈兵之祖”。从上述赞誉中，我们不难看出，历代的军事家和思想家对《孙子兵法》在兵学史上的地位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孙子兵法》由于文辞优美，对后世的文学艺术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著名文学评论家刘勰赞其“辞如珠玉”，宋代郑厚在《艺圃折衷》中认为：“孙子十三篇，不惟武人之根本，文士亦当尽心焉。其词约而缛，易而深，畅而可用。《论语》《易》《大传》之流，孟、荀、扬著书皆不及也。”此外，在中医学领域，《孙子兵法》同样受到重视。清初名医徐大椿说：“兵之设也以主除暴，不得已而后兴；药之设也以攻疾，亦不得已而后用，其道同也。”他主张在医疗之时一定要善于运用孙子的“知彼知己”和“因敌而制胜”等原则。在徐大椿看来，“孙武子十三篇，治病之法尽之矣”。

今天，《孙子兵法》所包含的哲学思想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其中所揭示的权衡利害、辩证分析、扬长避短等思想，对各行各业的人们都富有启示价值。因此，《孙子兵法》在企业管理、商业经营、体育竞技等领域都能大显身手，体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孙子兵法》同时也是一部享有世界声誉的兵学经典，很早就传到国外，日、韩、法、俄、英、美等国都有译本流传，有些国家甚至将其列为军事院校的必读之书。《孙子兵法》传播到日本、朝鲜、越南等邻近国家较早，就研究水准来说，日本远胜其他国家。据说《孙子兵法》在唐朝初期就已经传入日本。日本的相关研究历史虽远不如我们为长，却迅速地产生了一批很有影响力的孙子研究专家和研究论著。在形成自身研究特色的同时，日本学者也能及时地吸收我国的《孙子兵法》研究成果，对我国的重要研究论著进行及时的翻译、出版。他们研究《孙子兵法》非常注重实用性，重视与实践紧密结合，如从《孙子兵法》用间思想出发，进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情报文化。《孙子兵法》值得深入研究，但我们坚决反对把《孙子兵法》兵学思想神化和泛化，更反对在人际关系中滥用“计谋”。就其军事思想的学习和研究而言，也应当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对孙子兵学思想生吞活剥，否则就会发生类似赵括“纸上谈兵”的笑话，最终只会酿成祸国殃民的悲剧。四、《孙子兵法》的早期流传和著录

先秦典籍《尉缭子》《鹖冠子》等书曾明引、暗引了《孙子兵法》字句，这说明《孙子兵法》在战国时期一度流行。比如《尉缭子·将理篇》云：“兵法曰：十万之师出，费日千金。”这句话实则出自《用间篇》。《鹖冠子·天则篇》曰“故法者，曲制、官备、主用也”，语出《孙子·计篇》。银雀山出土的长期失传的《孙膑兵法》，其中也有大量征引《孙子兵法》的情况出现。虽然只是零光片羽，但或多或少地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孙子兵法》早期流传的线索。《韩非子·五蠹》中说：“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韩非此语意在呼吁统治者加强对社会的管制，禁止兵书规模流传，但也从侧面反映了《孙子兵法》在战国末期的流传之广，说明了这部兵书的价值早早就被人们所认识。从银雀山竹简文献《四变》我们还可以看出，很可能早在战国时代就有人为这部兵书作注解，现今很多人仍然将曹操视为历史上第一个为《孙子兵法》作注的人，显然是不对的。当然，究竟是什么人写作了《四变》这些注释文字，尚且需要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目前我们只能据此判断，曹操一定不是最早为《孙子兵法》作注的人。

我们认为，这期间，《孙子兵法》的主体结构，包括篇目数，应该基本保持稳定。至少，银雀山竹简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证据。在银雀山出土竹简2494、1648简文中，曾经先后两次出现“十三扁（篇）”的说法，这可以和《史记》求得互证。根据专家们的研究，这批竹简的抄写时间约为文、景帝至武帝初期。这比《史记》要早了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因此，由银雀山竹简，我们可以大致推断，“十三”应当是汉代初年，乃至先秦时期，《孙子兵法》所固有的篇目数。《孙子兵法》在写成之时，应当就是十三篇，而且篇目数一直维持到汉代，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

汉朝政府曾几次收集整理兵书。除了韩信的第一次整理之外，汉武帝年间，朝廷又下令对兵书进行了一次搜集工作。据史籍记载：“军政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汉成帝也曾经下令搜集整理兵书。汉代政府的三次搜集和整理工作，是否会给《孙子兵法》带来变化，是不是会造成篇目数的大幅度增减，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应该很小很小。

从《史记》的记载中，我们认为司马迁极有可能亲自读过十三篇的《孙子兵法》。司马迁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先后两次提及“十三篇”，足以说明《孙子兵法》在汉武帝时期仍然维持着“十三篇”的篇目。1978年，我国的考古工作者在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的一座墓葬中，发掘出一批西汉晚期的简。专家在经过研究后认为，其中的一些汉简和《孙子兵法》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有一枚竹简赫然写着：“孙子曰：夫《十三篇》……”这批简和今本《孙子兵法》十三篇到底是何种关系，姑且可以不论，但从远离中原的这批简中，我们可以得知：在西汉末期，《孙子兵法》的篇数，应当仍然维持在“十三”。

既然远在西域都知道《孙子兵法》为十三篇，我们可以推测，中原士人更应当熟知此书的篇目数，万万不该出现八十二篇的《孙子兵法》。而且，我们也应该相信，成书于西汉末期的《七略》应当会对“《孙子兵法》十三篇”进行过著录，“《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不大可能会是从西域到中原都很熟悉的那个“《孙子兵法》十三篇”。而且，从西汉政府三次大规模组织整理兵书来看，作为家喻户晓的《孙子兵法》十三篇如果曾被随意增加篇目，而且增加的篇目数如此之大，我们便只能说，这不是整理，而是再创作，不是搜集，而是破坏，也会据此而怀疑当时整理者的专业水准和敬业精神。

从东汉时期的传世文献中可以看出，《孙子兵法》的篇目数在这个时期应该仍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东汉末年的高诱在给《吕氏春秋·上德篇》作注时，曾曰：“孙武也，吴王阖闾之将也，兵法五千言是也。”传本《孙子兵法》中，武经本正好五千多字。如果考虑到传抄过程中可能衍入文字的因素，高诱所说的“五千言”，其实是可以和今本《孙子兵法》在字数上求得大致的吻合。那么，从高诱的注语中我们可以不难得知：在东汉末世，《孙子兵法》应该仍然维持着“十三篇”的篇目数。

既然从西汉初年到东汉末年，《孙子兵法》其实是一直维持着“十三篇”的规模在流传，那么我们认为后人将《汉志·兵书略》中著录的“《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当成是《孙子兵法》十三篇，应该是一个误会。这二者之间篇目数相差甚大，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于是有人认为，是曹操删改《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使之还原成为十三篇，也就是今本《孙子兵法》的模样。此立论影响甚广，应者亦夥，却存有不小的疑点。

晚唐的杜牧是较早提出“曹操删减《孙子兵法》篇目”说法的人。他曾经给我们留下这样的一段话：“武所著书，凡数十万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剩，笔其精切，凡十三篇，成为一编。”杜牧的这段话，语气相当肯定，但不一定就是事实，曾有学者对此提出过怀疑。清代学者毕以珣便是其中一位。

清代学者毕以珣根本不信杜牧的说法。在《孙子叙录》中，他曾留下这样一段话：“《孙子兵法》十三篇者，出于手定，《史记》两称之，而杜牧以为魏武笔削所成，误已。”当然，毕以珣的名气较杜牧远为逊色，毕氏反对杜牧的声音似乎较少引起关注。但我们认为，当以毕以珣的说法更接近事实真相。

我们注意到，银雀山汉墓竹简出土后，学术界对杜牧这种“曹操删减篇目”的说法，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其一是表示相信，以李零为代表；其二是不信，以许荻和罗福颐等人为代表。

李零认为《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就是《孙子兵法》十三篇，所以他提出《孙子兵法》的“流传过程从西汉初到东汉末是经历了从十三篇到八十二篇，然后又由八十二篇到十三篇两个过程”。他并且相信曹操曾经删减《孙子兵法》，充分肯定了曹操对于保存《孙子兵法》原貌所作的贡献：“《孙子兵法》一书的得以保存和恢复原貌，恰好是出于曹操一手之烈。”与李零观点相左的是许荻和罗福颐等人，根据银雀山出土竹简，一举否定了曹操删减《孙子兵法》篇目的说法。在银雀山竹简出土之后不久，许荻和罗福颐等人就撰文指出，所谓曹操删削《孙子兵法》篇目之事完全不能成立。吴九龙所持之论，则与上述两位专家相似。他曾作过这样的判断：“简本《孙子兵法》出土以后，杜牧的臆断不攻自破。”

在比较上述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之后，我们更倾向于认可后一种说法，对曹操删减《孙子兵法》篇目之事，持否定态度。

今本《孙子兵法》十三篇，人们通常认为它是著录在《汉书·艺文志·兵书略》中的“《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但是，此二者之间，篇目数相差甚大，书名则完全不同，“图九卷”之类的描述，更是让人对二者是否同为一书产生巨大疑问。如果非得说二者是一本书，那一定得找到一种合理的解释才行。

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都告诉我们，《孙子兵法》在汉代并没有所谓“增肥”和“瘦身”之事发生，篇目数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作为一部“秦汉已来，用兵皆用其法”的著名兵书，《孙子兵法》在汉代不大可能被人随意增减。并且，按照杜牧的说法，曹操既然都已经删了，张守节又从哪里见到的“三卷本”,甚而清代的毕以珣对八十二篇的每一部分内容都还非常清楚？因此，我们怀疑，张守节、杜牧都没有看到过八十二篇的《吴孙子兵法》，否则曹操这位大军事家岂不是白劳动了一场？而杜牧则很可能是自摆一个乌龙，他的所谓曹操删减篇目之说也许是一种揣测。

曹操在给《孙子兵法》作注时，曾经发出这样的感慨：“世人未之深亮训说，况文烦富行于世者失其旨要，故撰为略解焉。”从这段话中，我们并不能看到曹操删减篇目的信息。令曹操发出感慨的，是那些“训说”《孙子兵法》的文辞“烦富”和“失其旨要”，曹操没有批评《孙子兵法》文辞“烦富”，这说明曹操手里的本子，和同时期高诱所持之本，应该没多大差别。曹操用“略解”为自己的这部著作命名，显然也是针对那些“烦富”的“训说”。曹操对《孙子兵法》誉甚，如果对其有删减之功，他不大可能对此只字不提。而且，假如果真是《孙子兵法》原文“烦富”，曹操就一定不会发出“孙武所著深矣”之类的褒奖。曹操为《孙子兵法》作“略解”，其本意是为了矫正，却不幸让一些人误认为他曾经对《孙子兵法》有过删减。

杜牧为什么会杜撰出这种事情，根本原因可能在于，他误将《汉志·兵书略》中八十二篇的《吴孙子兵法》认作是《孙子兵法》。这其实是一个误会，而且，这个误会影响了很多人。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认为《孙子兵法》著录在《汉书·艺文志·兵书略》，也就是“《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但是，众所周知，传本《孙子兵法》只有十三篇，不仅与八十二篇的规模差距甚大，更没有九卷的图谱。所以，我们认为，《孙子兵法》在《汉书》中，应该不是著录在《兵书略》中的“《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而是著录于《诸子略·道家》中的“《孙子》十六篇”。在汉隶的写法中，“三”和“六”在字形上颇为接近。在隶书的书写习惯中，点，尤其是每字起笔的点，往往被写为横。因而，“六”习惯写作基于这个缘故，我们似乎不能立刻将“《孙子》十六篇”判定为一部亡佚之书，轻易地与“《孙子兵法》十三篇”划清界限，毕竟二者书名相同，“三”和“六”之间又是如此容易发生形误，而“《孙子》十三篇”又无法在《汉书·艺文志》中找到踪迹。至少，与八十二篇的《吴孙子兵法》相比，《诸子略》中著录的“《孙子》十六篇”，更像是“《孙子》十三篇”。《孙子兵法》在《汉书·艺文志》中的著录，是值得我们探讨的，至少是存有一些谜团。相比之下，该书在魏晋以后的著录相对清晰一些，官方和私人书目都有一些明确的著录。通过这些著录，多少可以看出《孙子兵法》在各个时期的流传情况，比如阮孝绪《七录》《隋书·经籍志》等。历史上，《孙子兵法》更多的事以各种注释文本流传，也曾以诸如《四库》本的白文形式流传，从历代著录中可以很容易看出这个特点。

顺便说一下，《孙子兵法》本来可能只称《孙子》，这可能是因为该书的性质是兵书，探讨兵法，所以衍出了“兵法”这两个字。后人习惯称之为《孙子兵法》，也算约定俗成。从《史记》中的信息可看出，当初是没有“兵法”二字的。当然，也有可能是受到了《吴孙子兵法》的干扰所致。人们误将二书当成一书，又认为“吴”字属于多余，可以去掉，于是就有了现今这种称呼。另外，有不少古代典籍引述《孙子兵法》字句时径称《兵法》，也是指这本书。五、《孙子兵法》的重要版本《孙子兵法》流传很广，版本甚多，很可能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了多种版本。《韩非子·五蠹》中说：“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家有之”充分说明《孙子兵法》在战国末期的流传之广，同时也提醒我们，很可能在那个时期就已经有多种《孙子兵法》抄本在流传。

银雀山汉简本是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最早的《孙子兵法》抄本，于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文字是不成熟的隶书，夹杂着明显的篆书风格，体现出由篆书向隶书过渡的特征。所以，这批竹简应该出自西汉初期，考古专家推断它们“是文、景至武帝初期这段时间内抄写成的”。传本《孙子兵法》十三篇中，除《地形篇》外，其余十二篇在简本中均有或多或少的文字留存，《形篇》甚至还有甲、乙两种写本。当然，竹简中尚有大量的文字脱落。与传本对照，简本《孙子兵法》的文字只存有三分之一左右。即便如此，这些残破的竹简也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相关古本《孙子兵法》的重要信息，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向我们展示了《孙子兵法》在西汉初期的面貌。与《孙子兵法》十三篇一起出土的，还有一块写有十三篇篇题的木牍，虽然残缺严重，也向我们传递出不少珍贵的信息。至少我们可以从中看出，简本《孙子兵法》的大多数篇名与传本非常接近，《孙子兵法》早在西汉初期就已经是十三篇的规模和体制与传本并无二致。

对简本和传本进行对比考察，我们可以发现，二者之间互有优劣。简本贵为古本，但和传本一样，也存在脱衍情况，其抄写也不无荒率之处。传本并不因为流传千年而失去简古之风。相比较简本，传本中的不少语句反倒更符合古代文言语法。我们对于简本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可资参考，然不宜过于迷信。”

当然，我们更应该看到，简本、传本虽然存在大量异文，但“内容上差异不大，基本上是一致的”。此外，简本和传本之间，尚有许多异文完全属于两可之列，至少是不能立即判定孰优孰劣。充分重视二者之间的差异，同时也看到二者之间的共性，无疑有助于我们在进行《孙子兵法》文本研究时，树立一种更为客观和理性的态度，同时有利于我们充分发掘简本的文献学价值和文字学价值等。

除了简本之外，我们能看到的较早的《孙子兵法》抄本应该数敦煌晋写本，见于罗振玉《汉晋书影》（1918年版）。可惜的是，该抄本残缺现象也非常严重，只存有十六行，而且还在上下折叠处断裂，正好缺失上半部分内容。从残存纸片可以看出，该抄本画有界栏，字迹清晰，能看出是《谋略篇》和《形篇》的部分内容，而且可以看到若干双行夹注文字。从这些情况判断，这应该是一本久已亡佚的单注本，只是注者姓名已无法详考。

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较为完整的《孙子兵法》版本，应该数宋本。我们习惯将宋本分为两大系统：武经本和十一家注本。《武经七书》的问世，是由于元丰年间宋神宗钦定《孙子兵法》《吴子》《司马法》《尉缭子》《六韬》《三略》《唐李问对》七部兵书为武学教本，这七部书被统称《武经七书》。《孙子兵法》在七部书中排名第一，是最重要、成书最早的古代兵法。是书现存较早的版本为南宋刻本，原为嘉兴陆氏皕宋楼藏书，后来被日本人岩崎氏所购得，藏于日本东京的静嘉堂。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是收于《续古逸丛书》的影印本。当然，我们今天还能看到据南宋孝宗刊本影刻的《魏武帝注孙子》，从文本考察，似乎与武经本关系比较密切，应该属于武经本系统。是书被收入清孙星衍《平津馆丛书》卷一《孙吴司马法》内。原本下落不明，如今只有顾千里摹本。

至于十一家注系统，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最早的版本是南宋刊本《十一家注孙子》。是书原由上海图书馆收藏，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于1961年出版了影印本和排印本，使得这部原本深藏秘府的宝典，自此进入寻常百姓家。自宋代以后，武经本《孙子兵法》长期受到重视。清代的郑达和孙星衍等人先后在“道藏”中找到宋本十一家注《孙子兵法》。孙星衍对该本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校订，并据《宋书·艺文志》名之曰《孙子十家注》，后收入《岱南阁丛书》。这之后，十一家注本《孙子兵法》才渐渐受世人瞩目，进而成为近世流传最广、影响最大、最敷实用的读本，本书亦据此本作注和解析。

武经本、十一家注本和简本是三种最重要的版本。这三种版本之间，都存有一些差异。如就篇题而言，武经本和简本之间的差异较大，武经本的篇题显得过于整齐；十一家注本和简本相比，篇题都并不十分整齐，但这二者之间也存有差别。从中我们可以想见，《孙子兵法》在历史上的流传情况一定非常复杂。因此，我们在进行《孙子兵法》文本研究时，需要树立一种客观和理性的态度，不宜轻易判定优劣。

除了上述重要版本之外，在日本还有樱田本，由樱田迪校点刊印，一度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有人认为是唐以前古本，有人认为是明代传入日本。计篇——细致而周密的谋划《计篇》，是十三篇兵法的第一篇，武经本名《始计篇》。《玉篇》曰：“计，谋也。”《说文解字》曰：“计，会也，算也。”全篇主要讨论的是如何筹划战争，制定战略决策，分析影响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汉书·艺文志》曰：“先计而后战。”《管子》曰：“计必先定于内，然后并出乎境。”凡用兵之道，当以计为首。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1][2][3]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4]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5][6]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7][8]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9][10]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之[11]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

[12]矣。

[1]兵：本意为兵器，后来引申为士兵、军队、战争等义。此处作“战争”解。简本“大事”后面有“也”字，樱田本同。[2]经：分析，一说度量，可与同句“校”字联系起来考察。索：探索，含有用力、用心之意。[3]道：本义为道路，引申为方法、规律。这里是就政治层面而言，即政治之道。曹操注曰：“谓道之以政令”；孟氏也说：“道，谓道之以政令，齐之以礼教，故能化服士民。”今世注家，也多将“道”作“政治”解。[4]同意：同一意志。《重刊武经七书汇解·孙子》:“令字须重看。盖与上同意共死生不畏危者，虽在民，而令之权则自上操之也。” [5]不畏危：不畏危险。简本作“弗诡”，于义也通。[6]阴阳：阴阳二气交感形成的天时变化。何守法《校音点注孙子》曰：“阴阳，以天象言”。时制：指四时季节变化。简本比传本多出“顺逆，兵胜也”一句，更像是后人旁注文字衍入。[7]死生：指死地和生地，即进退两难之地和易守能攻之地。《九地篇》对此有专门论述。另外，简本中不仅多出“高下”一词，“远近”“险易”等几个词语在次序上也和传本不同。对于多出的“高下”一词，竹简整理小组的专家们认为：“孙子于地形甚重高下，简本义长。”[8]《潜夫论》引文作“将者，智也，仁也，敬也，信也，勇也，严也”。[9]主用：主管派用。曹注曰：“主者，主军费之用也。”古今注家多从之。钱基博认为，所谓“主用”, “属于军令，指中枢之指挥策动而言”。这显然更符合孙子所谓“法”的范畴。[10]闻：知道。[11]索：探求。[12]兵：兵器。何守法《校音点注孙子》曰：“兵众，是两军之士。或曰，兵，兵器也，众，士众也。此作两端说，恐兵器止可言利，而不可强。”按：兵，当作“兵器”。如此则不会与下面的“士卒”犯复。[1]

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2][3]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

[1]将：如果。张预注作平声读，相当于“如”（《孙子兵法》各本或有作“如”字者）。当然，也有很多注家释“将”为“偏裨之将”。作“如”解，似乎是孙子激吴王而求用，但后一句“将”似乎不必有。[2]利：便宜。听：听从，采纳，认可。势：态势。外：对外战争。[3]因利而制权：根据利害得失情况采取灵活的权变措施。因，根据。[1]

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2]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3]胜，不可先传也。

[1]诡道：诡诈之道。[2]“故”字后面，至“亲而离之”，习惯称作“诡道十二法”。传本该句群共为八句，简本则只有五句，缺少“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三句。《北唐书钞》《通典》及《太平御览》等古籍，则或缺一句，或缺三句、四句，而且还有个别字句的差异，不知是各自所见版本有别，还是传抄刻写之误。[3]胜：克敌制胜的奥秘。传：讲明。曹操注：“传，犹泄也。”蒋百里曰：“不可先传，犹言不可以此为当务之急也。以‘不可先传’作‘秘密’解，遂视诡道为兵法取胜之要诀，而后世又以阴谋诡道之故为兵事，非儒者所应道。不知孙子开宗明义即以道为言，而天、地、将、法等皆庸言庸行，深合圣人治兵之旨，曷尝有阴谋权变之说哉。”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1][2][3]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1]庙算：古代作战之前，在庙堂之上商议和筹划，计算对己方有利的因素。凡是得到一个有利因素，就给己方添加一个算筹，得到算筹越多，便说明战争越有把握取胜，此即“得算多”。[2]《通典》卷一四八、《太平御览》卷三二二引文均作“而况无算乎”。[3]见：同“现”。译文

孙子说：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它关系着人民的生死和国家的存亡，不可不认真考察、仔细研究。因此，我们通过分析以下五个方面因素，对敌我双方的情况进行认真的比较、分析和评估，从而探求战争胜负的情势。这五个因素，一是“道”，二是“天”，三是“地”，四是“将”，五是“法”。所谓“道”，就是要使得民众与君主同一意志，可以和君主生死与共，不会畏惧危险。所谓“天”，就是指天象、寒暑与四时季节的变化。所谓“地”，就是指道路的远近，地势之险厄平坦、开阔狭窄以及是否利于攻守等。所谓“将”，就是要求将帅要具备多智、守信、仁爱、勇敢和严明等五种品格。所谓“法”，就是指军队的组织编制、将吏的管理机构，能够主宰部队的中枢指挥能力。上述五个方面，身为将帅，都不能不知道。了解这些情况，才能够打胜仗；不了解的话，就不能在战场上获胜。因此，必须要对敌我双方的各种情况进行比较和分析，从而探知战争胜负的情势：哪一方君主得民心？哪一方将帅贤能？哪一方占据天时地利？哪一方组织严密，指挥有效？哪一方武器装备精良？哪一方士卒训练有素？哪一方赏罚严明？我们根据这些情况，就可预知谁胜谁负。

如能采纳我的计谋，指挥作战就会必然取胜；如不听从我的谋划，必然会遭到失败，我不如先告辞离去。分析和谋划已经得到认可，就要设法营造有利态势，以辅助对外战争。所谓势，就是根据利害得失情况采取灵活的权变措施。

用兵打仗本来就充满诡诈之术，因此，原本能打却要装作不能打；准备用兵，却要装作不打算开战；想走近道，却要装作走远道；想走远道，要装作是取近道。敌人如果贪利，就用小利去诱惑；敌人如果混乱，就乘机去袭击；敌人如果力量充实，就要注意做好防备；敌人如果兵强卒锐，就需要暂时避开；敌人如果容易动怒，就设法对其进行挑衅；敌人如果卑怯谨慎，就要设法使之产生骄惰之情；敌人如果安逸自在，就设法使之疲惫劳顿；敌人如果内部团结，就要设法实施离间。要在敌人没有防备之处迅猛进攻，要在敌人意料不到之时果断出击。这些都是军事指挥家们克敌制胜的奥秘，是不可事先泄露出去的。

凡是开战之前就可以预知获胜的，是由于所得算筹较多，取胜的条件更加充分；不能预知胜利的，则是因为所得算筹较少，获胜的条件不够充分。得到算筹多的就可以胜利，得到算筹少的则不能获胜，何况是得不到算筹呢？我们根据这些因素来进行认真考察，战争的胜负就是显而易见了。导读《计篇》是十三篇的第一篇，也是最重要的一篇。因为它提纲挈领地揭示了全书的中心思想，即研究战争之法，这战争之法的核心就是“先计而后战”。一、“先计而后战”

所谓“先计而后战”, “计”在先，“战”在后，这是不能乱的。这也就是戚继光所说的“算定战”。如果“先战后计”，那就是打无准备之仗，基本是打糊涂仗。除非是遭遇战，一般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形。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那些高坐庙堂之上的指挥家们不一定都清楚。遇到事情，脑门一热，立即就拍案而起，仓促起兵，这样的情形历史上不是没有。赵括在接替了廉颇之后，不了解两军形势，一拍脑门就把军队派出去攻打秦军，结果被秦军分割包围，下场很惨，四十万赵军被坑杀。这就是没有“先计”造成的恶果。因此，孙子在开篇就强调的这个问题，是基于无数战争实践所总结出的宝贵经验。当然，不计而战，偶或也能取胜，但多半凭运气，或者说自身实力远远超出对手，对手实在无招，或者说平时的工作做得好，临时兴兵也能保证战斗力。然而就总体而言，古往今来的战争往往都是“先计而后战”。孙子虽然标榜战争是诡道，但还是遵奉常规之法，尤其是某些原则问题，不仅不敢违背，甚至比谁都推崇。正是这个原因，才会在十三篇的首篇就谈“先计而后战”的问题。《孙子兵法》的主体思想实际上可以分为两大块：一块是“计”，其中主要是情报思想和决策思想；另外一块则是“战”，研究的是战争之法。换句话说，“计”是在为战争找依据，找准星，“战”则是进入具体的操作层面。“先计而后战”也是《汉书·艺文志》对“兵权谋”这一兵学学派特征所作出的总结。汉代人将先秦的兵学学派根据各自特点归纳为“四家”，也称“兵四家”，分别为：“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和“兵技巧”。四家之中，兵权谋是“将帅之学”，略相当于战略学。兵形势精于作战指挥，注重用兵的阵法和部队机动，讲究精兵锐卒快速出击。兵阴阳关注天时地利，重视战机和治军，其论注入当时的阴阳五行哲学观念，喜欢“假鬼神而为助”，似有唯心主义色彩，但其推演胜负诸因素之生克关系，似亦有辩证思维。汉代以后，一些兵书中充斥着很多荒诞不经的内容，比如望气、遁甲之类，便是兵阴阳中糟粕一面的恶性发展。相比之下，兵技巧一派注重士卒的军事素质、部队的训练教范、战斗的队列行阵及器械装备的操练。如果说兵权谋是“将帅之学”，那么兵技巧则可视为“士兵之学”。

兵四家之中，兵权谋成就最高，影响也最为深远。《汉书·艺文志》曾这样评价兵权谋：

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

由是观之，兵权谋不仅层次高，而且包含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诸家的学说。按照今天的逻辑学来看，四家的分类其实不尽合理。因为各个子项目并不对等，内涵甚至存在明显的交叉现象。

以往我们习惯于把《吴孙子兵法》当作《孙子兵法》，故此就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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