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竭宝峰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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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名人成才故事·著名财富家成才故事试读：
前 言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这个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为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和兴旺，一批批优秀人物前赴后继，不懈努力，才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这些卓越人物中有腹藏治国良策的政治家，有胸怀万卷兵书的军事家，有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有吟诗作画的文学家和艺术家，还有那些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他们身上，传承着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展示了中国人民的优秀品质。从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人格魅力，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炎黄子孙，同样也会继续激励我们为中华崛起而读书，为了祖国的繁荣和富强而奋斗！
从古到今，正是这些伟大的人物促进了历史的发展，带来了人类的进步。阅读他们的成长故事，有益于我们熟悉历史，认识社会，懂得道理，明白人生。
从他们身上，我们能够汲取激励人心，催人上进的力量。他们成功的人生之路，能够激发我们更高的人生追求。借鉴他们的成功经验，吸取他们前进道路上的教训，能够使我们事半功倍。在成长之路上，天赋固然重要，但人生的磨炼、社会的感染、环境的熏陶，自身的努力等，都影响着人生智力的发展和才能的表现。人与人的天生智力并没有多大的不同，但随着后天的学习与培养，不同的人就表现出不同的才智，只有把这种才智积极地运用于实践和创造活动中，才能发挥神奇的作用，才能创造出真正的社会财富。
本套书精选荟萃了中国历史上最具有代表性的也最具有影响力的名人，编辑成了这套《中国名人成才故事》（共10册），即《著名政治家成才故事》、《著名军事家成才故事》、《著名谋略家成才故事》、《著名思想家成才故事》、《著名文学家成才故事》、《著名艺术家成才故事》、《著名科学家成才故事》、《著名发明家成才故事》、《著名财富家成才故事》、《著名教育家成才故事》等，这些故事既有趣味性，又蕴含深刻的道理，能够带给我们深刻的启迪，是青少年课外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
以上图书设计精美，格调高雅，非常适合青少年阅读和收藏，也非常适合图书馆装备陈列。
刘 晏
刘晏（715～780）。理财家。字子安。曹州南华（今山东菏泽西北）人。肃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为户部侍部，充度支、铸钱、盐铁等使。代宗广德元年（763年）任吏部尚书、同平章事。不久罢相。仍领度支盐铁转运租庸使及东都、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转运租庸盐铁使等职。理财达20年。疏浚汴水，用分段转运方法，每年运江淮粮食数十万石。以解决关中食粮。整顿盐法。在离盐乡较远地区设置常平盐。缺盐时平价出售存盐又实行常平法。德宗即位后。被杨炎诬陷而死。
聪颖过人 有胆有识
刘晏出身于一般官僚家庭，祖父刘恭，做过新井县令，父亲刘知海，出任过武功县丞。刘晏从小聪慧敏智，刻苦好学，七八岁时就能熟读诗文，会写文章，有神童之誉。
开元十三年（725），唐玄宗到泰山封禅，百官相随而行。当玄宗行至曹州行宫，刚十岁的小孩刘晏，给玄宗送来了他自己写的《东封书》，歌颂皇帝东封泰山。出色的文采，使玄宗大为惊奇。他命宰相张说当面测试。张说问过刘晏，果然才智过人。他赞不绝口，回奏玄宗说：“这是国家将来的好征兆啊！”于是，玄宗将刘晏带回长安，破格授于他秘书省正字的小官，负责图书文字的校勘工作。在秘书省，刘晏有机会阅读大量著作，充实自己的学问。开元十五年（727），玄宗在勤政殿看杂技表演，有位叫王大娘的正在表演头顶百尺竿，玄宗召来刘晏，要他咏一首王大娘戴竿诗。刘晏脱口而出：楼前百戏竞争新，唯有长竿妙入神。谁得绮罗翻有力，犹得嫌轻更著人。
玄宗听后惊异赞叹！玄宗又问刘晏，你做正字，正了多少字？刘晏回答，天下字都正了，唯有“明”字还未正得，老向一边倾斜。这机智、风趣的回答，逗得玄宗及在场的人大笑不止。
天宝七载，刘晏出任夏县（山西夏县）令，后来又任温县（河南温县）令。他所到之处为百姓谋利施惠的事迹均有记录可查，老百姓把这些事迹刻在石头上传示后人。
天宝十四年（755）冬，安禄山起兵反唐，陷洛阳，破潼关，玄宗逃到了成都，京城长安也落入叛军手中。天宝十五年（756）七月，玄宗的儿子李亨在灵武即位，改元至德。在战乱中，刘晏逃到了襄阳避难。襄阳是玄宗第十子李磷的地盘，他是江陵四道的节度使，想乘此机会招兵买马，夺取皇帝宝座。他知道刘晏的才华，想让他来担任藩国里的重要职务。刘晏分析了永王李磷的情况，坚决辞谢，而接受了唐肃宗的任命，就任户部度支郎中，兼侍御史，掌管江淮地区的租庸事宜。刘晏从襄阳赶到吴郡（苏州）上任，此时，永王正率大军反叛。刘晏劝说吴郡太守李希言奋力抵抗，刘晏又分兵把守余杭，李希言兵败后和刘晏汇合。不久，李磷兵败。在抗击李磷的叛乱中，刘晏有胆有识，立下了功劳。
从此，唐肃宗对刘晏更加信任，调任刘晏为鼓原太守，后又升任陇、华二州刺史、河南尹。
亲自勘察 疏浚漕运
唐军收复长安后，刘晏于乾元二年（759）被任命为京兆尹，做了首都长安的行政长官。京兆尹是个重要的职务，也是个很难当得长久的官。在皇帝眼皮底下做官，周围还有不少地位比自己高、权力比自己大的王公官僚，倘若没有官场经验的人，要想在这个位子上周旋得开，那是很困难的。刘晏以才能升任，一不善于应酬，二又无靠山，不久就卷入一场政治纠纷，被贬了官。
司农卿严庄，因犯有通敌罪被捕入狱。刘晏作为京兆尹，就把他的住宅看管起来，加以监视。这是他职权范围的事，但却因此遭到严庄的忌恨。唐肃宗本来要严惩严庄，经不住严庄上下活动，最后不但赦免无罪，还亲自召见他。在肃宗面前，严庄诬告刘晏有野心，功居自傲，不尊重皇上，并告诉他泄露皇帝在宫中的讲话给别人听。皇上听到这些就信以为真。加上在上元元年（760）刘晏接替第五琦，出任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度支盐铁铸钱使，权力过大，引起宰相萧华的妒忌，也在皇帝面前说他的坏话。肃宗就不加分辨，在上元二年（761）将刘晏贬为通州刺史。
刘晏在通州作了半年刺史。唐肃宗去世，他的儿子李豫继位，是为代宗。代宗即位后不到两个月，就把刘晏召回京城，官复原职，继续加以重用。
宝应二年（763）正月，代宗升任刘晏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做了宰相，还兼度支等使。刘晏在朝廷，长期与宦官程元振交好，程元振因事获罪，一些人就攻击刘晏与程元振关系密切。于是，第二年就罢相，改为太子宾客。
两个月后，即广德二年（764）三月，刘晏又被任命为御史大夫，领东都、河南、江淮转运、租庸、盐铁、常平使，分理天下财赋。刘晏受命后，马上着手解决京师粮食和全国财政的问题。
当时正是安史之乱后，京师粮食奇缺，米价高到每斗一千钱，连宫廷膳房也没有隔夜粮，长安郊外的农民把还没有熟透的麦粒从麦穗上揉搓下来交纳，供军队用。
首先，他着手整顿江淮漕运。长安是全国的首都，人口稠密，周围所产粮食已不能满足需要。每年要从东南各地调进大量粮食，安史之乱后，原漕运路线破坏，漕运不畅通，因而发生粮荒。为解决漕运线路问题，刘晏亲自到各地勘察，他顺着黄河，察看三门峡漕运遗迹，到过硖石、河阴、洛口等许多地方。在获得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总结以前的漕运经验，选取了由淮河经汴水入黄河，再由黄河转渭水到长安的运粮路线。在给宰相元载的信中，他详述了打通这条路线的好处和存在的问题，希望朝廷给予支持。当时，元载独揽朝廷大权，无暇顾及这些具体的事，得到刘晏的报告后，立即就把整治恢复漕运的事全部委派刘晏去办。
刘晏按照自己确定的漕运路线，在他的指挥下，征集民工，疏浚河道。经过大力整治，才使久已荒废的汴水畅通，打通了漕运路线的关键一步。
汴水一通，整个漕运就活了。接着，刘晏又整顿管理，改善航运方法，改革漕运组织，大大缩短了漕运时间，使江南的粮食不断运进长安，最多的时候，一年漕运粮食达一百一十万石。
保证了长安的粮食需求，稳定了粮价。当运粮首批船到达长安时，京城轰动。代宗十分高兴，派遣了军队的鼓乐队到东渭桥吹号击鼓迎接，还派使者骑马飞驰代表皇帝慰问刘晏说：“你啊，真是我的萧何！”萧何在汉楚战争中以充足的后方供应保证了刘邦的胜利，从而建立奇勋。代宗将刘晏比作萧何，可见他对漕运的重视了。
随着漕运的开通，刘晏的声望越来越高，这引起了宰相常衮的嫉妒。常衮是继元载之后当宰相的，他对代宗说刘晏是有德望的老臣，应该任命他为左仆射。实际是想夺刘晏的权。左、右仆射是尚书省的长官，但玄宗以来，左、右仆射不像唐初那样是宰相，而只是个尊位，并无实权。代宗认为国家财政刚走上轨道，正需要刘晏这样的人发挥作用。于是在任命刘晏为左仆射的同时，仍旧兼领度支诸使，没有剥夺他手中的实权，而是继续发挥他的理财才能。大历十四年（779）五月，唐代宗去世，唐德宗即位。有人奏请德宗要求撤换转运诸使，刘晏本人也请求辞职。但德宗没有批准，反而加任他为关内、河东的转运、盐铁及各道的青苗使。
治财治人 相得益彰
刘晏主持全国财赋工作，除了在改革漕运制度取得巨大成功外，他对盐政的改革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首先，他精简盐政机构，删除冗员，清除了一批盐政机构中鱼肉百姓的盐官。除在主要产区嘉兴、海陵、盐城、新亭、临平、兰亭、永嘉、大昌、侯官、富都等十地设立盐监，管理和收购食盐，又在涟水、湖州、越州、杭州四地设立盐场，便于食盐的储存、分销。为了维护官盐的畅销，他还在扬州、陈许、白沙、淮西、浙西、宋州、泗州、郑滑等十三个地方设立巡院，捕缉私盐的偷运偷销，同时也兼管官盐的营销。刘晏的部署虽然很周密，但盐商唯利是图。一些偏远地区盐商们由于利润过低而不愿前往，因而缺盐。为了补救，刘晏设立常平盐，将官盐运到偏远地区储存起来，缺盐时把盐拿出来销售，调节市场，平抑盐价。除此之外，刘晏还在吴、越、扬、楚四地设置盐仓无数，积盐二万余石作为储备，盐产时丰时歉，有了储备，就保证了民间的需要。
这些改革，使盐政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不但方便商人，还稳定了盐价。而更为主要的是使唐朝政府的收入大大增加。江淮的盐利从每年四十万缗，增加到六百万缗，几乎占了国家收入的一半。
刘晏不但精于理财，也精于用人。他的理财成就是和他善于用人分不开的。他始终认为“办集众务，在于得人”，他选用官吏，不循资历，大胆起用新秀。在用人上，他将部下分为“士”与“吏”两类，他曾说，士子是通过考试获得官职，得到提拔，所以他们把名声看得重于利益；吏员不是通过考试而得到爵禄，所以他的把实利看得重于名声。因此，刘晏把财政出纳、查办检举告发这些重要的事，全部交给士子去办，吏员只是办理文书的起草、收发而已。这无疑对于防止贪污舞弊的发生起了一定的作用。
德宗时代，杨炎任宰相。杨炎是前宰相元载的亲信，元载因专权骄横，被代宗治罪。当时刘晏是吏部尚书，由他负责审理元载的案子。刘晏按照代宗的授意，把元载判处死刑，元载的党羽也大部分受到贬斥，而时任礼部侍郎的杨炎也受到降职处分。杨炎当了宰相，为了报复前仇，就处处找刘晏的岔子，甚至不择手段陷害。他先夺去了刘晏的财权，以盐铁、转运应集中户部统一管理为理由，撤消了盐铁、漕运等专使职务，解除了刘晏在财政上的职权。接着，又奏请德宗贬刘晏为忠州刺史，派人监视。建中元年（780）七月，诬陷刘晏与朱泚勾结，蓄谋作乱，德宗派宦官赐刘晏死。一代杰出的理财家就这样蒙屈而死，终年六十五岁。
刘晏死后，杨炎籍没其家。登记在册的“唯杂书两乘，米麦数斛”，这样的清廉作风，在封建社会的官吏中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盛宣怀
盛宣怀（1844～1916），江苏武进人。字杏苏，号愚斋。1870年（清同治九年）入李鸿章幕。曾督办轮船招商局、总办中国电报局、督办华盛纺织总厂，又任山东登莱兵备道兼东海关监督、天津海关道兼津海关监督。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起，相继接办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兼办萍乡煤矿，经办卢汉铁路，督办中国铁路总公司，创办中国通商银行。1900年参与东南互保活动。次年升任会办商约大臣，向列强出卖铁路和矿山利权。后创办天津中西学堂和上海南洋公学。1908年任邮传部右侍郎，成立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1911年初（宣统二年底）在皇族内阁邮传部大臣任内，与四国银行团签订湖广铁路借款合同激起铁路风潮。武昌起义爆发，被革职，逃亡日本。1912年返回上海。有《愚斋存稿》及《盛宣怀未刊信稿》等。
盛宣怀出生在一官僚家庭。祖父盛隆，曾任浙江海宁州知州。父盛康，官至湖北盐法道。盛宣怀自小也和其他官宦子弟一样，希望能踏上仕途，升官发财。他埋头于《四书》、《五经》。1866年（同治六年），盛宣怀考中秀才。为了考中举人，他日夜苦读，但连续三次报考举人，都名落孙山。盛宣怀受此打击，认为走科举之路没有希望，得重新选择自己的人生之路。
几年后杨宗濂举荐他进入了李鸿章幕，不久取得李鸿章的信任，得以参与其创办的洋务民用性企业，也正是由于这一契机，使盛宣怀的人生之路从此走向飞黄腾达。
盛宣怀深知自己非科甲出身，若想平步青云，必须拿出真正的成绩来。在当时，洋务大官僚几乎都一致认为兴办洋务军事工业，才能求强致富，这是关系到清政府统治的头等大事。盛宣怀没有参加洋务派所办的军事工业活动，却抓住机遇，掌握了近代民用企业的管理权。
创办民用企业困难重重，不仅缺乏资金、技术和设备，而且旧的顽固势力也出来作梗，但盛宣怀没有打退堂鼓。1872年4月，盛宣怀参与创办第一个洋务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就是抱着“以分洋商之利”的目的积极筹备的。他制定《轮船章程》，为招商局的经营管理做了最初的规划。该局开办之时盛宣怀被委任为会办，由于李鸿章的支持，他谋得了督办职务，掌握了招商局的用人管理实权，奠定了他在清末经济领域内的重要地位。
1875年为了建立海防和求富，清政府不断引进机器用于煤矿开采。盛宣怀被派到湖北去筹办湖北开采煤铁总局，他先后带领外国工程师马立师、敦来到湖北广济、兴国等处勘探煤铁矿藏。并于1878年初购得大冶铁矿山。因为经费紧张，不得已半途而废。但是，盛宣怀在湖北开展的工作，为后来洋务派大员张之洞创办汉阳铁厂铺平了道路。
盛宣怀经管另一洋务企业是电报局。1881年，他被李鸿章奏请任电报局的总办，从此在架设电线、创办电报上劳累奔波，取得了很大成绩。第二年，盛宣怀又接办了苏浙闽粤等省陆线，不久又架设长江线。1885年，因“海防需要”，设济南至烟台线，随又添至威海、刘公岛、金线顶等地方。由于东三省边防吃黑，由奉天接展至吉林珲春陆线。又因郑州黄河决口，为了筹办工赈等事宜，由济南接设电线至开封。1888年，因襄樊地处交通要道，且为湖北的重要边防要塞，乃由沙市起设线至襄樊，又逐渐延伸至襄阳到老河口的电线。1895年，由西安起接设电线与老河口相接，使得西北电线得以西线传递。电报局是洋务派官僚办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设电线也是清政府适应军事需要才大力发展的，但不能否认，盛宣怀在经营、管理方面所下的功夫。
1896年是对于盛宣怀来说是个好年头。这年4月，张之洞为筹办卢汉铁路和汉阳铁厂准备招商集资，请盛宣怀到武昌详谈，二人谈得非常投机，盛给张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认为他是办企业的人才。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自办铁路和开采矿山，就是对外国资本的抵制。盛宣怀在承办汉阳铁厂后，多次申明必须掌握所有权。在他看来，如果不坚持这一原则，恐怕厂与路都会为外商侵占，后患无穷。
因此，盛宣怀主张借洋债筑路而反对洋人入股，因为洋人入股筑路，路权必为洋人所占，而借款自造则不同，债是洋债，路是华路，不要海关收入作为抵押。1897年，英商屡次要求承造粤汉铁路，他认为如满足英商要求，则沿海内地都为其扼制，坚决不同意让英商办。盛宣怀在维护国家利益方面做了很多贡献。
盛宣怀看到西方列强夺取中国矿权，造成了许多有损中国利益的情形，指出不能为外人占去矿权与路权，也不许将矿产原材料制为成品。于是，他多方筹借资金在全国范围内购买矿山，在上海设立勘矿总公司，组织人员勘查矿藏。1908年3月，盛宣怀合并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为汉冶萍公司，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钢铁集团。
盛宣怀虽说经济事业上取得较大成功，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没有权力也是行不通的。因此，盛宣怀也积极参与政治活动。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期，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当北方义和团和清军英勇抵抗侵略军之时，英国以保护长江沿岸的商民为借口，派军舰闯入长江，并占据沿岸的商埠。这是英国侵略者为阻止义和团运动进入南方，保护其在长江流域利益的不法行动。鉴于这种情形，盛宣怀第一个提出“东南互保”之议，他与各国领事经过一段时间商议，提出“互保”方针告知东南几省的督抚：剿团、护使不援京师；上海租界归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均归督抚保护。各省督抚对盛宣怀的这一提议深表赞同，他们派盛宣怀为代表与各国领事尽快商讨订约。这时，原先只有英国参加的“互保”活动，引起了其他国家的注意，美、法、俄、德等国也加入进来。清政府宣战令传到东南各省后，刘坤一、张之洞和李鸿章拒不执行。他们和盛宣怀积极谋划，为促东南互保的形成。盛宣怀积极奔走，代表东南督抚与外国驻上海领事代表美国人古纳订立了互保章程。“东南互保”表面看来与清政府的对外“宣战”自相矛盾，但实际上对内镇压义和团，对外妥协二者又是一致的。因此，清朝最高统治者后来认为，“互保”对自己的统治利益有利，于是对《东南互保章程》立下汗马功劳的盛宣怀大加奖赏，赐予其太子少保的官衔，这为盛宣怀以后的政治活动帮了大忙。
盛宣怀对清王朝是十分依赖的，他企望靠清政府的权势来增强其经济势力。因而，对清末风起云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盛宣怀是十分敌视的。对于各地的饥民暴动，他建议招抚为主，打击为辅；对于一些比较有组织的会党起义，他主张全力进剿。革命派以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国为理想，不断发动武装起义。盛宣怀为此忧心忡忡，担心革命力量壮大，一发不可收拾。
盛宣怀为了壮大自己的经济实力，主张铁路干线国有，企图形成自己掌握的垄断经济体系，结果引起各地保路运动的发生，直接导致辛亥革命的爆发。
前面讲到的汉冶萍公司，是钢铁联合企业垄断组织的逐步形成。1909年，盛宣怀又重新控制轮船招商局，他所主管的中国通商银行也有较大的发展。1910年，盛宣怀又被任命为帮办度支币制事宜，可以统一铸币大权。为此，他极力要建立自己的经济垄断体系。”虽然邮传部尚书职务对其管辖铁路提供了方便，但铁路所有权收归国有后不仅便于控制，且有利于与外国人进行交易。1911年，清政府终于宣布铁路国有。盛宣怀会同度支部与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订立了川汉、粤汉借款合同。此举招致国内一片叫骂声，由此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盛宣怀成为革命所打击的对象。
武昌起义爆发后，盛宣怀力劝隐居河南的袁世凯出山进行镇压，并答应提供军饷，但革命的发展形势不像盛宣怀所想的那样，清王朝大势已去，且为平息众怒，还把盛宣怀革了职，他在国内难以立足，只得流亡日本，但轮船、汉冶萍等重要企业还在他的掌握之中。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中外反动势力企图联合扼杀这个新生政权，首先在经济上进行封锁。远在日本的盛宣怀也积极响应，站在反动势力一边，对临时政府持仇视态度。当南京政府迫不得已要将汉冶萍作为中日合办以及招商局作抵押向日本借款时，盛宣怀坚决反对，当然，他并不是站在民族利益上来反对，而是出于对政府的仇视。
盛宣怀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清政府以后，又把眼光盯到了袁世凯身上，他希望凭借这个实力派人物能保下他那万贯家产。于是，袁世凯窃国为民国总统之时，盛宣怀处处表彰袁的非凡才能。当反对袁世凯破坏民国的“二次革命”爆发时，盛宣怀竟说这是革命流毒忽又发作，咒骂“二次革命”是一次“叛乱不息”，希望北洋军南下消灭这支革命力量。
袁世凯对盛宣怀也给予回报，盛宣怀回国后避居青岛，对汉冶萍公司和招商局重新主持，袁政府在其经营、发展时给予扶持，这更让盛宣怀感激涕零。晚年的盛宣怀，虽不如辛亥革命前那样春风得意，但也有了个还算自己满意的结局。1916年，这个在近代中国政治和经济领域里曾经显赫一时，颇有影响的盛宣怀病逝，终年62岁。
盛宣怀是洋务活动中的中坚人物，他推行商本商办民用企业对社会是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他与袁世凯勾结，仇视革命又是他人生一大败笔。
邵逸夫
邵逸夫1907年出生在上海。17岁进入大哥的天一影片公司打工，随三哥闯荡东南亚；1932年，在香港拍出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白金龙》；1959年在香港成立了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建立邵氏电影城，拍摄的影片在历届亚洲电影节中共得大小奖项46项，创下了中国电影史上的最高纪录；1980年，成为香港电视（无线）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无线电视台获得长足发展；1973年，邵逸夫创立了香港“邵氏基金”，用于提高社会福利；1985年以来，邵逸夫又多次捐款支援中国大陆兴办教育事业，到1992年初，他捐资兴办的教育项目已达84个，总额达5亿多港元。
影视皇帝邵逸夫的祖籍是浙江镇海。他1907年出生在上海，是家里的第六个孩子。
邵逸夫兄弟后来纷纷投身电影事业，无疑是受父亲的影响。
邵逸夫的大哥邵醉翁，本来就十分喜爱戏剧艺术，常常自己写个剧本，让家里养着的演员排演。接触到电影之后，他就开始筹拍电影。几个小弟弟邵屯人、邵仁枚和邵逸夫更是高兴地整天围着他转。后来邵醉翁创立“天一影片公司”，几个弟弟也都加入进去。
天一影片公司所拍的第一部影片，就是邵醉翁自己编排的戏剧。这部影片花了邵家2000块大洋，但就是这白花花的2000块大洋，像雪球一样，滚出了邵家不可一世的电影事业！
天一影片公司属于小影片公司，这类公司当年过于追求商业利润，拍起影片来粗制滥造，弄得整个电影业的名声都不好，生意一落千丈，引起了其他影片公司的不满。1927年，领导中国影业的“明星公司”老板周剑灵联合“大中华”、“百合”、“民新”、“友联”、“上海”和“华剧”6家大公司，联手组成“六合影业公司”，与南洋影片商集团订合同，一致不买天一影片公司的影片。这就使邵家的天一公司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困境之中。
这时，邵逸夫的三哥邵仁枚接管了天一公司的营业经理职务。他比大哥更多些经营头脑，首先想到的是为公司的产品找到销路。他对着地图苦苦思索，究竟该向什么地方去谋求发展呢？邵逸夫在一边笑话他说：“你的手已经划到外国去了！”这句话反而提醒了邵仁枚。他说：“外国怎么啦？外国人也要看电影的么！”他认真分析说，东南亚一带华人多，中华文化影响也大，久离祖国的华侨思念家乡，也许那里正是国产影片的好市场呢！大哥邵醉翁也动心了，当即一拍桌子，说：“去！我们就是要打到国外去！”
邵仁枚带上几部天一公司的影片，乘船去了新加坡。可是，新加坡的各个电影院却像约好了一样，都不接受他的影片，理由是从来没听说过这家公司。邵仁枚焦头烂额地回到旅馆，一筹莫展。幸亏后来有热心人把原因告诉了他，原来新加坡的华侨多数是广东、福建人，排斥其他地方的人。邵仁枚一听有了办法，他发现新加坡华英戏院老板孔先生是宁波口音，便与孔先生攀乡亲。孔先生终于答应把戏院租给邵仁枚放电影。为了打响第一炮，邵仁枚煞费苦心，在影片上映之前大造舆论，使当地华侨都知道要放中国电影了；同时票价特别低廉，这果然吸引了大量观众，电影院所有座位爆满，还有人买“站票”进去。散场之后，这些人回去一宣传，使更多的观众蜂拥而来，情况比邵仁枚预想的还要好！
邵仁枚忙得不可开交，只得拍电报回国，要六弟邵逸夫来当帮手。
当时，西方已经有了有声电影，但中国和东南亚还停留在“哑巴电影”的时代。他说：“现在大家都困难，舍不得拍有声电影，我们正好乘虚而人，捷足先登！”三哥邵仁枚沉吟了片刻，鼓励弟弟说：“那你就动手干吧，我们会支持你的。”
然而真正动手干，事情却不是那么简单。有声电影究竟是怎么回事，邵逸夫头脑中也是一片空白，他要的演员没有，机器没有，音响设备没有，连资料都没有，他所知道的只有一点，就是这些东西在欧洲有、美国有。
后来，邵逸夫回到祖国，与粤剧表演艺术家薛觉生合作，终于拍出了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白金龙》（1932年）。有声电影放映出来，声情并茂，轰动一方；同时又能使许多买不起戏票的人能领略粤剧表演艺术家的风采，更是大受欢迎！观众对电影中的人说话都十分惊奇，只要一有声音出来，就大声欢呼！据说有一次在泰国（时称暹罗）放映时，观众硬是把留声机砸开，要看看是不是有人藏在里面。害得邵逸夫每次放电影都要派专人保护留声机。这部影片让邵逸夫赚了大钱，仅在广州放映的票房收入就是它全部拍摄成本的60倍。这一成功不仅使邵氏机构转危为安，而且也开创了中国电影史上有声电影的新纪元。
1959年，邵逸夫在香港成立了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为了打好基础，扎扎实实地推进他的事业，他决定先在香港建立自己的电影王国。他乘着汽车在香港转了一整天，看中了清水湾附近一座半荒的山岗，于是投入巨资，将整个山岗买下来。紧接着，成队的机械开到了山下，将整座山岗削成平地，在这平地上筑起一座电影城——邵氏兄弟电影制片厂。
就在这座电影城中，邵氏兄弟先后拍摄了1000多部电影，其中不少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了打响邵氏影城的第一炮，邵逸夫亲自挑选剧本，从几十部剧本中，最后选中了描写貂蝉故事的《江山美人》，因为他预测古装片会受观众欢迎。然而财务人员一做预算，便劝邵逸夫放弃这部片子，因为至少要花100万港币！财务人员想的是，万一这部片子拍得不成功，邵氏公司就有瘫痪的可能。但邵逸夫想的却是，大胆起用年仅30岁的李翰祥担任导演。李翰祥果然没有辜负邵逸夫的厚爱，《江山美人》一炮打响，创当时香港电影票房最高纪录，并且囊括了第五届亚洲电影节五项大奖。这部电影不但使邵氏公司站稳了脚跟，也使李翰祥一举成名。
到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泰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200多家邵氏影片的发行网点，专门放映邵氏公司拍摄的中国影片。用邵逸夫的话说，邵氏公司挂起了“太平洋银幕”！
20世纪60年代，是邵逸夫开创电影王国的黄金时代，邵氏公司网罗了大量编、导、演人才，每年都能拍40多部故事片。从1958年到1973年，邵氏公司拍摄的影片，在历届亚洲电影节中共得大小奖项46项，创下了中国电影史上的最高纪录。
司马迁的《史记》中有句名言，叫“物极则反”。老祖宗总结的道理，邵逸夫当然也懂。20世纪60～70年代，邵氏公司经历了全盛时期，也是整个世界电影业的黄金时代。进入80年代，与整个世界影业一起，邵氏公司也开始向下坡滑行了。
邵逸夫比谁都清楚，力挽影业颓势的最好招法，是将业务多元化发展。他把目光投向了当时电影的最大敌人——电视。当20世纪60年代中期香港政府公开招标竞投无线电视广播经营权时，他毅然与几位志同道合的投资者合作，一举夺标，闯进了电视广播领域。1967年底，无线电视正式开播，邵逸夫从此成为“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无线电视台）的董事。1980年，邵逸夫出任董事局主席以后，把“邵氏影城”的明星和香港演艺界的精英都网罗到了门下，一时无线制作的高水平高质量的电视剧集纷纷出笼（如83版《射雕英雄传》），每晚黄金时间播出的《欢乐今宵》，更以其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内容深受广大市民的欢迎，于是收视率急剧上升。此后十多年，一直以8∶2或7∶3的比例压倒“亚洲电视”，雄视香港。
林绍良
林绍良1916年出生在福建省福清市海口镇牛宅村。
1938年，林绍良漂洋过海来到印尼爪哇；1945年，在印尼独立战争中进行军火买卖，认识后来统治印尼32年的铁腕总统苏哈托，先后成为“面粉大王”、“丁香大王”和“金融大王”。
拥有近100亿美元资产的林绍良，被美国《投资家》杂志列为当今世界12大银行家之一，号称是“世界第六巨富”，被一些媒体誉为“世界华人第一富豪”。
印尼独立战争中的军火买卖让他结识了后来的铁腕总统苏哈托
林绍良家祖辈以种田为生，有祖传的水田30亩，一头水牛和一些农田。林的父亲为人朴实敦厚，他在父母的教诲和熏陶下，性情温和。幼年林绍良在村中林氏祠堂念私塾，先后念完了“四书”、《诗经》、《左传》等书，养成推崇忠烈侠士以及儒家道德观念的思想。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第二年，日军侵占福清，为了避免被抓壮丁，林绍良漂洋过海来到印尼爪哇，投奔叔父林财金。叔父开了一个花生油店，林绍良就在店里当学徒。当时的印尼也是兵荒马乱，市面萧条，赚钱并不容易。林绍良独辟蹊径，向叔父提出到外面去“搞推销”，这一招十分有效，油店销售额于是成倍增长。
1945年日本投降后，印尼抗击荷兰殖民者的独立战争又打响了。当地华商大力支援印尼的抗荷独立战争，林绍良感到自己大显身手的时机到了，经过周密策划过后，决定从事一项充满机会但危险的业务——给印尼军队运送军火和药品。
当时恰逢一位名叫哈山·丁的印尼军队领导人在林家藏匿了一年多，与林绍良结成了莫逆之交。这位哈山·丁不是别人，正是印尼第一任总统苏加诺的岳父。通过哈山·丁的关系，林绍良结识了中爪哇第四军区蒂波尼哥罗师的军官们，其中有一位便是后来统治印尼32年的铁腕总统苏哈托。
就这样，林绍良通过哈山·丁结交苏哈托，通过苏哈托开始了军火、药品生意，并获得了相当可观的利润。在这期间，他善于经营的作风和才干，给苏哈托等印尼军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林绍良也因此在患难交往中与他们建立了亲密的私人友谊，为日后事业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
印尼的“面粉大王”、“丁香大王”和“水泥大王”
曾有评论说，林绍良是胡雪岩式的红顶商人：通过结交政要，抓住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本国经济发展、人口快速增长之机，围绕衣食住行等传统产业，因缘际会，积聚巨额财富。
印尼独立后，国家百废待兴。
1967年之后，苏哈托出任印尼总统，次年政府颁布了国内投资法。林绍良紧紧抓住了这个机遇，利用他与苏哈托以及其他军政官员的良好关系，迅速拓展自己的事业。
印尼是个条件优越的农业国，但由于长期受殖民主义单一经济的影响，粮食不能自给，每年政府都要拿出大量外汇进口粮食，成为国家经济的一大负担。林绍良瞅准时机，向印尼政府建议，在印尼国内自行加工面粉。政府采纳了他的建议，并把全国生产面粉的2／3专利权交给林绍良。为此，林绍良成立了波戈沙里公司，经过10年的努力，公司生产的面粉已达国内需求量的80%，成了亚太地区最大的面粉公司。林绍良由此也成了全国首屈一指的“面粉大王”。
在这期间，林绍良仍继续经营他所熟悉的丁香生意。在当年贩运军火、药品的同时，林绍良发现了另一宗大买卖——丁香生意。中爪哇生产的丁香烟远近闻名，作为生产香烟原料的丁香每年进口量高达2万多吨。凭借与苏哈托的特殊关系，林绍良的美卡有限公司和默朱布阿有限公司相继获得政府授予的丁香进口专利权。这两家公司进口的丁香，约占非洲盛产丁香的马达加斯加和桑巴尔的总产量的90%，林绍良也因此成为名副其实的“丁香大王”。
1975年林绍良又开始涉足水泥生产，没用几年，林绍良的“印度尼西亚洋灰公司”就成为印尼最大的水泥企业集团。印尼目前是东盟国家中最大的水泥生产国和出口国，而林绍良所属水泥公司的产量，占全印尼总产量的60%，林绍良又成为了印尼的“水泥大王”。
在政府的帮助下，一个兼有工业、商业、金融的林氏集团已初显雏形，并控制着印尼90%的方便面市场、85%的面粉市场、35%的牛奶市场及超过30%的食用油市场。善用银行家李文正， 林氏成了不折不扣的“金融大王”
林绍良在金融界迅速崛起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不惜重金聘用了一名能干而忠实的合作伙伴——李文正。正如一个与他打过交道的商人所言：“林绍良事业的迅速发展，主要是他懂得量才用人，敢出大价钱。”
李文正原是香港汪印银行总裁。1972年，林绍良因事前往香港，在飞机上遇到刚辞去汪印银行总裁职务的李文正。交谈中，林绍良对李文正十分赏识，当即邀请他到自己的中央亚细亚银行里来，并允诺给李17.5%的股份。当时，林绍良的银行实际规模比李文正的“汪印”银行小得多，资产也只有“汪印”的1／33，但是林绍良的诚挚邀请打动了李文正，遂决定领命上任。
两人的坦诚合作使中亚银行飞速发展起来。到1983年，中亚银行的资产总额比原来增加332倍，存款额增长1253倍，在全印度尼西亚设有32处分行，形成了印尼最大的私人银行网。中亚银行不仅在印尼，在东南亚也被公认为是规模最大的银行之一。1983年，美国《公共机构投资者》杂志公布的世界最富有的12位银行家名单中，林绍良被列为第六名，成了不折不扣的“金融大王”。
经过几十年的苦心经营，到1988年，年逾七旬的林绍良已经构建起了自己的“林氏王国”，其控制的旗舰企业在东南亚经济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林绍良也因其雄厚的财力、庞大的势力，称雄印尼，富甲东南亚，被誉为“亚洲的洛克菲勒”。吴舜文
在台湾，如果有人问，谁是最富有的女性，人们会不假思索地告诉你是“汽车皇后”——吴舜文。这位台湾1985年度纳税排行榜的冠军，她所领导的裕隆企业集团，连年名列台湾10大企业金榜，下属的企业涉及汽车、纺织与建筑三大行业，1991年的营业总收入达664.6亿元新台币，位居台湾100家大企业的第五位。“门里滚”该有何种作为
1913年12月15日，吴舜文出生于江苏武进县的一个纺织世家。父亲吴镜渊不仅是纺织企业家，也是中华书局的创办人。
女大当婚之时，毕业于上海中西女校的吴舜文嫁给了著名企业家严格棠之子严庆龄为妻。
曾到德国深造的严庆龄对西方先进的工业国家的兴盛富强深有感触，这坚定了他创建和发展国产汽车工业的决心。回国后，他在父亲所创办的大隆机器厂担任工程师，接着又升任总工程师、总经理，获得了不少实际经验。
1952年6月，严庆龄在台北开始筹备设立“裕隆汽车制造厂”。吴舜文也在丈夫的支持下，开始步入企业界，筹建纺织厂。
当时由上海迁台的严家纺织厂，不过是一堆零散的破旧机器。一切都得从头开始。经多方奔走洽谈，吴舜文把厂址选定在台北市竹北乡一个叫新竹的地方。虽然地处偏僻，吴舜文却对自己的事业充满信心。她决意以2万枚的旧纱锭、200台的旧布机为基础，筹建台湾岛的第一大纺织厂——台元纺织厂。“台元”一炮打响，不仅产量高居全台纺织业榜首，而且成本低，销路广阔。吴舜文没有为眼前的成就所陶醉，她深知岛内市场毕竟有限，必须把目光投向海外，以外销为主、内销为辅的经营策略成了她的主导思想。
从1969年起，“台元”由于其产品出口率高达99%以上，而连续15年获“台湾外销绩优最高奖”。到1986年，“台元”已拥有织机2000台，纱锭21万枚，员工6800人，资本总额高达80多亿新台币——吴舜文的梦想成真，“台元”当之无愧的成为台湾第一大纺织厂了。
但是，她仍然没有满足于目前的成就，而是以“台元”为中心逐渐扩展建立起自己的纺织王国：她先后成立了元生纺织公司、台文针织公司、联达实业公司、台兴纺织制线公司、牛仔布厂等，成了名副其实的“纺织女王”。创新迎来她的汽车时代
当吴舜文在台湾纺织业界渐成气候的时候，她的夫君严庆龄却在汽车制造业里举步维艰。长期以来，台湾的汽车工业是一片空白。50年代初期，台湾人均年收入只有2300台币，一般人根本买不起昂贵的汽车。台湾当局每年限定仅发50辆的汽车牌照，而按成本计算，汽车生产厂家每年最低限度要超过100辆，才能维持生产。
然而，吴舜文却坚信丈夫的决策是正确的，将来必定能够成功。所以，每当丈夫在事业上受挫而郁闷难抑时，吴舜文就满腔热忱地安慰他，鼓励他。在财政上更是将“台元”所获的利润源源不断地输入到丈夫的裕隆公司的账户上，支持严庆龄度过最困难的创业岁月。
裕隆汽车厂以拆卸美军报废的吉普车起步，经过两年的研究开发，才于1956年制造出第一辆吉普车。第二年，他与美国米汉纳金属公司签订技术合作协定，自制引擎，几乎完全用手工制造出10辆吉普车。接着，与美国威力斯公司合作，此时才进入了批量生产吉普车的阶段。后来，它又与日本的日产自动车公司合作，于1959年生产出第一辆卡车，1960年生产出第一辆“青鸟牌”小轿车。
1962年，它与意大利诺森蒂工业公司签约制造摩托车。就这样，裕隆公司在技术上不断地创新、进步，到1965年累计生产了1万多辆汽车，使之初具规模。这时，裕隆公司要想使产量达到经济生产单位，必须继续增加投资。
有付出必有回报。1976年，裕隆汽车公司生产汽车1.6万辆，终于雄居台湾5家汽车公司之首。到1981年，年产汽车高达5.74万辆，营业额也由当初的3亿多元台币跳到160亿台币。裕隆的业务蒸蒸日上，连美国最大的新闻周刊《时代》杂志都盛赞它的创办人严庆龄是台湾的福特。裕隆的股票一经上市，便行情看好。
然而，就在裕隆的事业蒸蒸日上之际，一件不幸的意外事故发生了：严庆龄不慎跌跤，摔伤了脑部，被送进医院。经检查，他患了脑神经萎缩症，维持不了几年。出院后，他仍长期卧床，健康状况日渐恶化，甚于无法出席裕隆高级管理人员的例会。命运多舛的裕隆，再一次陷入绝境。抢占行业制高点迅猛扩张
这时，吴舜文这位“纺织女王”毅然接过裕隆常务董事兼副总经理的重任。业务不熟，她就向卧病在床的严庆龄求教，并专门聘请一位日籍专家开课辅导。
她投资45亿元台币，以加快三义汽车厂第一期工程的进度。两个月后，一期工程就正式投产，待全部工程完工，该厂的汽车年产量可达26万辆。
在吴舜文苦心经营下，1983年裕隆汽车公司的年收入达162亿元新台币，名列台湾民营企业的第四位，每月可产1.5万辆速利轿车与旅行车，占台产汽车市场总量的42%。
1986年4月，经过1800多个昼夜的苦战，以朱信为首的＂32程中心”全体员工，果然不负吴舜文的殷切期望，终于推出了台湾第一辆自行设计制造的“飞羚”新型小轿车。
裕隆飞羚101型轿车上市后，立即掀起一股热潮，不仅震动了台湾的汽车制造商，也令海外的同行为之叹服！许多新店铺都纷纷以“飞羚”为名，街头巷尾的空气里，都充盈着中国人的骄傲。
5年之后，第二代“飞羚102”问世，并闯入了欧洲市场。1991年，裕隆汽车工程中心开发设计的“新尖兵”轿车上市，因其车型美观、性能优良，勇夺当年小轿车市场销售之冠。吴舜文在汽车事业上的巨大成功令人瞩目，毫无疑义地成了台湾的“汽车皇后”。
东南汽车公司成立之后，依托中华汽车的技术，从1996年7月第一台汽车投产至2002年，累计推出了“东南得利卡”、“东南富利卡”两大系列46款轻型客车及专用车，产销汽车近5万台，实现税利10多亿元。2003年3月，利用“海峡两岸汽车工业合作”概念，东南汽车公司在不长的时间内得到了轿车生产牌照并很快生产出轿车——东南菱帅。目前，东南汽车已成为海峡两岸最大的合资企业，轻客生产位居同行第二位；东南菱帅到今年底将实现月销5000台，在中档轿车市场占有率达4%以上。
马年年末，吴舜文迎来了她的九十诞辰。虽然这几年，她已将裕隆集团交给她的独子裕隆集团执行长严凯泰，但身体硬朗的吴舜文，每周总要固定听取报告，随时掌握公司最新动态，也顺便与老部属聊聊天。对于公司经营方针与儿子之间意见相左时，吴舜文通常会委婉告诉严凯泰。严凯泰有时也会顺着老妈妈的想法，对有些策略做些修正。包玉刚
包玉刚，1918年生于中国浙江宁波，宋朝包拯第29世孙。1991年9月23日病逝。
在世界的7个著名船王中，包玉刚是王中之王。在1980年他的环球集团鼎盛时期，他拥有210艘万吨巨轮，总载重量2100万吨，超过美国、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所拥有的船队载重总量，比希腊船王尼亚克斯和奥纳西斯两家船队载重量的总和还要多一倍。
包玉刚不仅仅是世界船王，他的业务还包括酒店、房地产、贸易、交通运输、电子、航空运输，形成一个海陆空立体的多元化企业集团。据估计，他的财产至少有300亿港币。
包玉刚不仅仅是一个商人。他主张“政商合一”，被人们誉为“经济界的政治家”。他与世界许多国家的首脑交往甚笃。1976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曾授予他爵士头衔，比利时国王、巴拿马总统、巴西总统、日本天皇也先后授予他勋章或最高奖章。他曾受到英国首相希思、美国总统里根的特别宴请。我国领导人邓小平、江泽民多次接见了他。成功来自勤奋
包玉刚一踏上社会就以勤奋和善于思考而取胜于人。22岁时进中央信托局衡阳办事处工作，很快地熟悉了信托、购料、易货、储蓄、保险等各个环节的业务。不久就被调任为中国工矿银行衡阳分行的副经理。
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年轻的包玉刚充分显示了自己的才能，他调度有方，应付自如。当时因战事交通受阻，中央银行衡阳分行突告现金短缺，周转不灵，包玉刚及时给予500万元现钞的支援，帮其度过了难关。浙江省银行得知此事后，对包玉刚倍加赞赏，从而全力支持他的工矿银行的业务。随后，包玉刚被调升为中国工矿银行重庆分行经理。
1945年，抗战胜利后，包玉刚从重庆回到上海，被委任为上海市银行业务部经理。第二年，又被提升为上海市银行副总经理兼业务部经理。28岁的包玉刚在上海金融界崭露头角。
到香港后，包玉刚勤奋从业，艰辛经营，成了当今世界闻名的“世界船王”。包玉刚虽然成了香港的富豪，但他从不懒散放荡，几十年来不嗜烟酒，生活严肃，专心事业。他每天都要与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子公司、办事处通电话，以便掌握最新信息，做出相应决定。
为了保证精力充沛，更好地工作，包玉刚坚持锻炼身体。每天早晨起来首先跳绳400下，接着跑步，然后跃人游泳池游泳。
40多年间，不论在香港、北京，还是在美国、日本，从未间断过。有一次，他在联邦德国，大清早冒雪在路边跳绳、跑步。一名全副武装的警察神情严肃地在旁边盯着他，怀疑这个东方人有精神病。直到仔细检查了包玉刚的证件后，才悻悻离去。
包玉刚不仅严格对待自己和家人，对公司职员也同样严格要求。他经营的环球航运公司先后管辖过400多艘船，包玉刚几乎与每位船长、工程师都谈过话。凡是信息网络反馈出哪条船的船长、工程师酗酒、嗜赌，不论其技术好坏、能力强弱，立即解雇，他认为技术再好、能力再强，有这些毛病，都不可能勤奋地工作，都会玩忽职守，造成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
包玉刚勤奋治业的精神，使其经过20多年苦心经营的环球航运集团业绩辉煌，总载重吨位达2100万吨，跃居世界航运业之冠。敢于接受信心的挑战
包玉刚不是航运家，他的父辈也没有从事航运业的。中学毕业后，他当过学徒、伙计，后来又学做生意，30岁时升到了上海工商银行的副经理、副行长，并小有名气。31岁时包玉刚随全家迁到香港，他靠父亲仅有的一点资金，从事进出口贸易，但生意毫无起色。拒绝了父亲要他投身房地产的要求，他表明了欲从事航运的打算，因为航运竞争激烈，风险极大，亲朋好友纷纷劝阻他，以为他发疯了。
但是包玉刚却信心十足，他看好航运业并非异想天开。他根据在从事进出口贸易时获得的信息，坚信海运将会有很大发展前途。经过一番认真分析，他认为香港背靠大陆、通航世界，是商业贸易的集散地，其优越的地理环境有利于从事航运业。37岁时包玉刚正式决心搞海运，他确信自己能在大海上开创一番事业。
包玉刚早有独立创业的强烈意识，终于，他抛开了他所熟悉的银行业、进口贸易，投身于他并不熟悉的航海业，人们对他的讥笑多于嘉许。的确，对于穷得连一条旧船也买不起的外行，谁也不肯轻易把钱借给他，人们根本不信他会成功。他四处告贷，但到处碰壁，尽管钱没借到，但他经营航运的决心却更加强了。后来，在一位朋友的帮助下，他终于贷款买来一条有20年航龄的烧煤旧货船。从此包玉刚就靠这条整修一新的破船扬帆起锚，跻身于航运业了。
包玉刚一条破船闯大海，当年曾引起不少人的嘲弄。包玉刚并不在乎别人的怀疑和嘲笑，他相信自己会成功。他抓住有利时机，正确决策，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的事业，终于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私营船舶所有人。以信取胜，获得别人的帮助
包玉刚之所以秀出于企业家之林，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守信用、讲信誉，忠其言、善其行，因此而获得汇丰银行的信赖和支持，经济上有了强大的后盾。
早在1949年以前，汇丰银行在中国的各外商银行中就已首屈一指。那时它已控制了整个香港金融市场。1956年，包玉刚以一艘船做抵押，向汇丰银行贷款，得到了汇丰银行高级职员桑达士的支持。
后来，日本航运公司急欲租用船只，包玉刚打算用100万美元购买一艘7200吨的货船，租给日本航运公司5年。日航公司愿意请它的往来银行开具一张75万美元的“信用状”，资助包玉刚买船。这个信用状上的75万美元作为租船第一年的租金。包玉刚准备用这个信用状向汇丰银行抵押，借款去买船。他就此事与桑达士商量。桑达士认为日航公司不会这样做。可是，包玉刚真的从日航公司拿来了信用状。桑达士完全信服了，同意给予贷款。从此汇丰银行一再支持包玉刚。
据估计，汇丰银行对包玉刚集团的投资，账面价值已超过5000万美元，市场价值还要大得多。由于有国际金融资本作坚强后盾，才使包玉刚的事业立于不败之地。
除汇丰银行外，包玉刚以其严守信用的作风取信于日本造船业界及金融界，这也是他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60年代，日本的造船工业，达到全世界建造新船总吨位的一半。无论价格、质量、交货日期等，各国船厂很难与其相匹敌。在世界航运业大发展的时候，各国船东争相在日本造船。包玉刚从1961年起，开始在日本订船。他的船队里90%以上的新船，都是日本造船厂建造的。1971年，世界航运业出现萧条，船东们不再惠顾日本造船厂，但包玉刚却依旧在日本订了6艘船，总吨位为150万吨。日本造船厂的负责人称包玉刚是他们“最尊敬的主顾”。所以，包玉刚在日本造船总能得到很大的方便。除日本的金融界给予支持外，日本造船厂再忙也接受他的订单。而且往往无需支付现金，并可以分期付款。
正是由于包玉刚忠其言，善其行，以信取胜，苦心经营，才使他的环球航运集团在1981年已发展到210艘轮船，总载重吨位达2100万吨，跃居世界航运业之冠。霍英东
霍英东，1922年5月10日出生于中国香港地区一个水上穷苦人家。
霍英东在香港的事业不断发展，现在他所经营的范围已扩大到包括地产、建筑、航运、旅馆、酒楼、百货、石油等多种行业。
霍英东先生十分关心祖国建设，自1979年以来，先后在内地的总投资达5亿港元以上，其中赠款达4亿港元。他的名字已与他的投资项目——白天鹅宾馆、中山温泉宾馆等并著于世。
进入20世纪90年代，霍英东在维持香港繁荣稳定、推动祖国改革开放和体育事业蓬勃向上等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
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日本人撤走了，运输成为当时香港迫切需要的行业。霍英东看准了这个机会，时时留意着官报上拍卖战余物资的消息。他借用了母亲积攒的有限资金并东拼西凑，抢手买了一些廉价的舢板、小艇和海军机器，很快地转手卖出，从中获利，手里才有了一点积蓄。
当时，日本人正高价收购可制药物的一种海草，霍英东获悉后，了解到南太平洋拍拉达斯岛附近密布这种海草，于是买了一条61英尺（18余米）长的摩托艇，联络了80个渴望赚一笔大钱的渔民，向该岛进发。
哪料岛上气温极高，食物非常缺乏，又无淡水和药品，他们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一去6个月，当他们冒险归来，带回的海草仅够开支，无利可图。这次生意的惨败，造成了母子在创业上的分道扬镳。但这并没有使霍英东低头，他说：“母亲信不过我，认为我冒的风险太大。但我要坚定信念，绝不气馁。”他又设法买了一条拖船，决心闯出一条路，自己独立做生意。
在友人的帮助下，他抓住有利时机，从事有利可图的驳运事业。由于他善于经营，有过人的智慧和胆识，开业以后一帆风顺，发展很快，成了香港运输业上崭露头角的强者。
在经营方向的选择上，霍英东认真权衡利弊，根据自己的实力，再寻求朋友的资助，开辟那种别人不愿做但却很有前途的行道，因此当其成功时，别人的感觉是他预测准确，决策优先。就这样，他开始了滚雪球式的发展，他利用积累起来的钱一步一步地拓展业务，继续寻找有前途的“冷道”，先人一步经营房地产业，买旧楼，盖新厦，开房屋预先分层出售之先例，业务不断扩大，公司的实力不断增强，他本人则成为香港房地产业之巨子。
正当房地产业大红的时候，不断进取的霍英东眼睛又盯着本大而利薄的“淘沙”业。
20世纪60年代的香港淘沙业，人工多、获利少、赚钱难，许多商人不敢轻易涉猎。而独具慧眼的霍英东，在房地产业取得巨大成就之后，敏锐地洞察到随着香港建筑业的蓬勃发展，海沙的需求量将迅猛增长，淘沙业大有可为。
于是，霍英东知难而进。一方面，他派人到世界各地，不惜重金定购淘沙机船，曾于1961年花费120多万元港币，向泰国政府购置了一艘载重2890吨的挖泥船，动用机器，挖泥淘沙。霍英东属下的有荣船务公司拥有大小船舶90艘，其中挖泥船不下20艘。另一方面，有荣公司还与港府签订了长年合同，专门负责修缮香港各处码头，积极参与香港的填海工程，建设海壁，用所淘海沙来供应香港建筑业的需要。当时中西置业公司建筑上的主要原料海沙，均由有荣公司专责运输供应。
淘沙这种他人看做费力不讨好的行业，经过霍英东周密运筹和坚持不懈的努力，居然得到丰厚利益，他本人成为香港淘沙业的巨擘。
过去香港的大建筑工程都是给外国公司承包的，香港建机场，法国公司中标承建。
1947年到1948年兴建中国银行，也是英国建筑公司承建。初时霍英东承建建筑工程，有人说，你们不是工程师，又未学会计，肯定做不好。但他却成功地承建了不少工程，从未遭受失败，有的还是难度很大的重大工程，开创了中国建筑公司承建重大工程的先例。
最艰巨的工程，是承建世界上第一次设计的海湾水库淡水湖第二期工程，为水坝加高，那是当时全港最大规模的国际性招标工程。开投时，日本10多家公司合投一票，但计价比霍英东高出一倍。
这项工程技术要求很高。水库工程已不简单，何况是在海湾建水库，每项工程要求都很严格。先拦坝抽干海水，坝外面为石，石上要铺5尺（1.5米）厚的沙，由于是斜面，沙铺放时容易冲歪，如何铺好，技术上难度很大，但他终于成功了。在承建许多工程后，霍英东对此更有信心了。
除此之外，他承建过上百个项目。做过填海工程，也建过码头、避风港，铺过海底煤气管道以及海底排污管道。
他也建造过水翼船。收购太平岛船厂后，他买了一条瑞士制的水翼船，并按其设计制造的原理烧焊时须将船体翻转，才利于操作。船体很大，如何翻转，很多工程师都感到为难。他却有土办法，给船体安装上大木轮，即可翻转。雄心勃勃的霍英东还把填海开港的事业向东南亚各国开拓，汶莱开港，槟城填海等工程也是他承建的。他开办的“有荣公司”连续在不少港口城市兴业，与国际上20多家公司竞争，往往稳操胜券。
1983年，整天忙碌的霍英东先生突感身体不适，经医生检查，被确诊为淋巴癌。淋巴癌是诸种癌症中最难治愈的，死亡率极高。霍英东在香港做完手术后来到北京继续接受治疗。他没有丝毫消沉，而是以极其乐观的态度和难以想像的顽强意志同疾病进行斗争。他不但坚持每天例行的体育锻炼，而且加大运动量。每次做完化疗以后，他不是躺下休息，而是跑向网球场打网球，一打就是两个小时。有一次做脊髓液的化验检查，抽完脊髓以后，一般病人都要躺两个小时以上才能恢复体力，可是霍英东一刻也不休息，照样跑到网球场打了两个多小时的网球。有道是生命在于运动，霍英东用这种对于病人来说近于残酷的锻炼方法，居然奇迹般地闯过了这次劫难痊愈了。
从少年时代，霍英东对体育运动就非常痴迷。他坚持常年体育锻炼的结果是，虽然年届古稀，但体力、精神都像小伙子一样。比他年轻几十岁的秘书，力气还比不上他。蔡万霖
1924年11月10日，台西平原的苗栗县竹南村，蔡家的第二个男孩呱呱坠地了。老大出生时，正值春暖花开，万木复苏时节，长辈们便给他起名叫“万春”；老二出生时，正值细雨蒙蒙，滋润大地万物，于是大人们叫他“万霖”。
此地除了种田，没有任何收入，一旦遇上台风袭击，就会颗粒无收。老大万春深知生计的艰难，思来想去，决计做点小本生意。兄弟俩走到交叉路口，拦住过路的菜农，以便宜价买下鲜蔬菜，然后到附近市场上兜售。
毕竟是小本经营，卖菜未能缓解家中的困境。当万春从竹南公学毕业后，劝说父母将家迁往台北，当时万霖年仅8岁。
到台北后，挣钱的机会多了。万春带着万霖开始贩卖大米、杂货。弟兄俩渐渐地攒了些钱，便考虑如何扩大经营，挣更多的钱。
经过艰苦奋斗，蔡万春创办了以经营杂货为主的大万商行。由于经营有方，又有蔡万霖作他得力助手，生意做得很顺利。他们很快进入了台北商业圈，并和军界、政界要人都有往来，为将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世纪50年代后期，台湾的经济渐有起色，但是经济起飞带来的物质利益大都为资本家占有，工人所获仅能维持生计，依靠这点工资要想买房子、置办家具，就得靠平日从牙缝里抠出点钱存起来。信用合作社便成了他们所向之处。
位于台北的第十信用社，地理位置优越，业务又好开展，是个不可多得的理想部门。但这时“十信”的管理权却在别人手里，欲达此目的，非把管理权争过来不可。
智勇双全的蔡氏兄弟，各自施展出看家本领，夺得了“十信”管理大权。1957年蔡万春出任“十信”理事会主席。
经办信用合作社，信用、合作缺一不可。唯有如此，才有益于社会和民众。蔡家兄弟就把“信用”、“合作”作为他们经营的信条和准则。
蔡氏兄弟常想，小时候妈妈做饭时，总是从定量的大米中抓出一把米放进小坛子里，日积月累，竟也节余下来许多粮食。不久发现台湾当局特别强调稳定，把发展社会经济作为第一政治需要，他们便在小额储蓄上做文章，宣布：“只要存1元就可以当‘十信’的客户。”“十信”的1元钱幸福储蓄获得了很大成功，并迅速闻名全岛。人们都知道台北有家“十信”，同时也知道它的经营者是蔡氏兄弟。蔡家兄弟借此良机，乘势在其他17个地区分别成立了分社，以吸收更多的储户和更多的资金。蔡氏兄弟要求台北总社和17个分社一律开办夜间储蓄业务，还要进行“微笑服务”，把储户当成真正的“上帝”。
在蔡氏兄弟及其全体雇员的一致努力下，很短的时间内，“十信”社员竟有10万人之众，存款金额也高达170亿新台币，一跃成为全台湾最大的信用合作社。
纵观蔡氏家族的发迹历史，其实是保险业造就的。而蔡氏跨入保险业还有一段渊源。
1961年，台湾正式开放民间保险公司。台湾省籍名人林顶立创立了国泰人寿保险公司，由于林顶立财力不足，无法筹足2000万元台币的资金，只好求助于台北市商界名人张祥传。不料张氏财力亦不丰盈，转而找上了台北市第一届“议会”议员、大万百货公司的董事长蔡万春。
20世纪60年代初期，台湾的经济开始发生转变，人民生活改善，手里渐渐有些钱了。那时，正值台湾民营保险业蓬勃兴起，人寿保险成为人们的热点话题。“国泰”的兴隆，给企业界以极大的震惊和刺激。继“国泰”之后，又有数家寿险公司相继成立。这使得人寿保险业处于激烈竞争的局面，对于“国泰”不能不说是一种压力和威胁。
为扩大公司业务，蔡氏兄弟在加盟后便和林顶立在许多大、中城市广设联络处，就连小集镇也不放过。1962年他们只有9个联络处，到1967年，已发展到47个营业单位。他们委派专人住在那里，长年办理保险业务；在交通不便的山区，则建立业务据点，尽量做到不出现业务空白点。
1963年，在国泰人寿保险公司开办之初，蔡氏兄弟就聘请地方绅士主持该地区分公司的业务。爱屋及乌，慕名前来的人们络绎不绝。在战略对策上，蔡氏兄弟以储蓄保险代替人寿保险的促销方式，抢占了不少市场。
蔡万霖赴日考察印象最深的是繁华的街道两旁高高耸立的金融大厦。因此在当时资金拮据的情况下，蔡氏兄弟毅然投资兴建大楼。1964年嘉义大楼破土动工，随后三四年间，又陆续在大城市大力兴建大楼。这些大楼共达109幢之多，它们就像一个个巨大的立体广告牌，向人们展示国泰雄厚的经济实力。
结果使国泰的市场占有率骤升，不到一年的功夫，竟然在台湾同行业中排名第一，为世人所瞩目。
1979年，不满60岁的蔡万春中风卧病在床。蔡氏财团一时失去铁腕，产业随即分裂为四大部分：“强国集团”、“国信集团”、“国塑集团”、“兴来集团”，由蔡万霖，蔡万春的长子蔡辰男，次子蔡辰洲，三子、四子蔡辰洋、蔡辰成分别掌管。蔡万霖见兄长虽威风犹存但再不能统一指挥了，就料定分管的结果必然是分产分家，他暗中培植实力，密插亲信，迅速进入最佳状态，等待时机到来。
他以让出“十信”的经营权力为诱饵，收进蔡辰男三个弟弟手中的“国泰”股票，取得“国泰”的绝对统治权。这一手是蔡万春过去惯用的借刀杀人之计，蔡万霖现在把它用在四个侄子身上，立刻见到一箭双雕之效：一是把辰男挤出“国泰”，使自己真正拥有“领地”，可以着手营建自己的企业王国；二是让辰男四兄弟为夺取“十信”经营权而鹬蚌相争。蔡万霖接着就悄悄地接管了蔡万春与台湾当局的各种朝野关系。由于蔡辰男兄弟自恃有管理才能，对许多老员工“不够尊重”，这些人便转在蔡万霖门下就格外卖力；与蔡万春不同的是，蔡万霖不显山不露水，从不张扬各种势力，可一旦需要时便有人出面相帮。
1979年下半年，蔡万春再也无法继续管理企业，蔡氏家族顿时解体。蔡万霖拥有国泰人寿、国泰建设、三井工程等企业；国泰其余产业由蔡家其他人员经营。
分家之后，蔡万霖把主要精力放在国泰人寿保险公司的建设上。“国泰”遂成为蔡万霖的资金供应站，成为他发展多种企业的经济支柱。
蔡万霖的企业虽然仍沿用国泰的名称，事实上早已自立门户，以霖园企业为招牌，成立了霖园关系企业集团。他抛出了四项独特的经营策略：一是强化“黄埔式训练”，全体员工每天早晨8点半出操、跑步、喊口号、唱《国泰之歌》，每年招大学生作为“储备干部”，派往各地从事培训和监督业务。二是“爱人散财”，他拿出4亿股票分发给科长以上员工的人，让每人白赚100万元，每年奖金额在6个月工资以上，让他们“人人都是富翁”。三是倡导“勤勉敬业”，“国泰”为使内部竞争机会均等，规定中高级主管3年轮调一次，派精干者到各处查看，杜绝营私舞弊，对挪用公款者一律革职。四是推行“质量并重”，他毅然调低“国泰”年营业额的增长率，集中精力优化售后服务。四条奇策很快使“国泰”业绩大幅度上升，仅在8年之内，营业额突破第二个1000亿（第一个1000亿用了20年）。
蔡万霖从不涉足不熟悉的行业，他管理企业的秘诀是狠、准、精，同时注意培养人才，强调管理纪律。
霖园关系企业集团的支柱是国泰人寿保险公司，主要从事人身保险业。蔡万霖于1979年出任该公司董事长，开始了他事业的重要转折。他强调“重视保护权益，负起社会责任”，并提出争取“人人保险，家家幸福”。在他的领导下，“国泰人寿”将人身保险业推至台湾各个角落，设置了许多分支机构，甚至远及澎湖列岛。现在该公司几乎每天能收人1.5亿元的保险费，而蔡万霖本人每天净收入1000万元台币。
国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是霖园关系企业集团的另一重要公司。其任务主要是兴建住宅、公寓、商业大厦、办公大楼，然后出售或出租。因注重质量，价格合理，建筑物颇受购房置业者的欢迎赞许。
1981年，由于受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影响，台湾的建筑业陷入萧条，许多颇具规模的公司纷纷倒闭。蔡万霖却能审时度势，采取特惠购房等办法冲出逆境。1987年，该公司营业额达55.9亿元台币，居台湾建筑业榜首。
鉴于台湾土地资源有限，蔡万霖所建的百余栋大楼，除自用外极少出售。即使在房地产价格低落不振之际，也始终坚持“只租不卖”的原则。如今，国泰集团的资产正因房地产价格的高涨而快速增长。
国泰自创建以来，年年都招考大专毕业生，作为公司的储备干部。为激励员工的敬业精神，缺乏音乐细胞的蔡万霖，在全体员工中征集《国泰之歌》的歌词，并灌制成录音磁带在公司播放、教唱。
蔡万霖作为台湾国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霖园关系企业集团核心人物，有“聚财之神”的美名。其个人财富超过60亿美元，而其整个家族的资产总值则高达3000亿美元。
国泰正在走向更大的辉煌。郑裕彤
香港九龙尖沙咀的新世界中心被称为城中之城，其超一流的豪华建筑让人叹为观止，这其中的两座酒店均进入了世界10大酒店排名。仅这两座酒店每年的收入就高达10亿港币。这个新世界中心的投资人就是珠宝大王郑裕彤先生。“我经常对你们说，我是喜欢大事业大计划的人，计划越大，我的兴趣也越大。”他是香港的著名珠宝大王、地产商。可是，他最初的工作，不过是一家珠宝店里扫地、倒痰盂、扫厕所的学徒工，他的事业就是在这最卑微的工作中起步的。
1925年8月，珠宝大王郑裕彤出生于广东顺德县。郑家不是个有钱人家，童年时因广东遭遇战乱不断，生活艰难，全家人只好避难到澳门去谋生。但澳门也不是穷人的天堂。小学毕业后，郑裕彤就失去了继续求学的机会，成了一个小打工仔。
1940年，15岁的郑裕彤到父亲的朋友周至元所开的“周大福金铺”去当学徒，最初的工作只是扫地、倒痰盂、洗厕所，偶尔才有机会在店面学习接些小生意。
那时，在店里当学徒、做伙计的人，都指望自己以后能有机会出人头地。但是谁都知道，最后能成功的人是很少的，所以学徒之间也免不了明争暗斗。每个人掌握的做生意的诀窍绝对保密，不肯告诉别人，一有机会还想着到老板面前告别人的状。郑裕彤爱动脑筋，做事勤快，常常得到老板的夸奖，所以就更多地受到别人的“关注”。有一段时间，郑裕彤早晨上班总是跑得气喘吁吁，还常常迟到，便有人去向周老板告状，说郑裕彤学徒不安心，很可能是想“跳槽”了。
周老板决定亲自问个明白。这天早晨，周老板故意早早地来到金店，伙计们开工好一会儿了，才看见郑裕彤气喘吁吁地跑来。周老板板起脸，严厉地责问他：“你从哪里来？为什么迟到？”
郑裕彤据实说道：“我看人家珠宝行做生意去了。”周老板好奇地问：“那你看出什么门道没有？”
郑裕彤回答得有板有眼：“我看人家的生意，比我们店里做得精明，只要客人一踏进店门，店里老板、伙计总是笑脸相迎，有问必答，无论生意大小，一视同仁。即使这回生意做不成，人家留下了一个好印象，下回自然就还会光顾……，待客礼貌、周到是非常重要的。”
周老板听了十分高兴，他当然明白，这些都是经商的诀窍，能从一个小学徒口中说出来，就更加难能可贵了。
郑裕彤见老板高兴，便壮着胆子朝下说：“还有，店铺一定要选在生意旺地，门面要装潢得新颖别致，珠宝行和金铺更要豪华气派，不能简陋寒伧。我看人家把钻石放在紫色丝绒布上，珠光闪闪，拍出来的广告照片效果很理想，我想我们金店也应该扩大珠宝生意。”
郑裕彤的这一席话，使老板从此对他另眼相看。当天晚上，周老板就递给郑裕彤一个小红包，里面装着他给郑裕彤的奖金。
平凡的岗位，悟出了最普通的真理。正是这样一步步地积垫，为以后的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这以后，周老板总是有意识地培养郑裕彤，提拔他当店里的主管，使他能够施展才华。逢年过节，周老板总是把郑裕彤叫到自己家里去吃饭。到他成年之后，周老板又把女儿周翠英嫁给了他。
周老板相信，郑裕彤将来必定会出人头地。郑裕彤在生意场上逐渐老练成熟。1945年，周老板让郑裕彤到香港大道开设了一家分店，到50年代中期，郑裕彤已经掌管着周大福珠宝行的全部账务，并且负责黄金交易和珠宝、钻石生意。经过十几年的苦心经营，1956年，周大福珠宝行的一位老股东，把自己的全部股份转让给了郑裕彤，岳父周至元也只保留了部分股份，而把全部经营权放心地交给了郑裕彤。
掌握了经营权后的郑裕彤，立即放开手大刀阔斧地干了起来。为了增强员工的归属感，他在1960年将珠宝行改为“周大福有限公司”，将公司的一部分股份派分给那些多年以来为公司立下汗马功劳的老职员，使职工的利益和公司的效益直接挂钩，大家更加同心协力地为公司拼搏。结果，当年公司的盈利就达到了500万港元。
今天的周大福有限公司，除了位于香港中环华人行的总部外，在九龙和香港两地，还有10余家分行。每逢星期日，郑裕彤就召集所有的分行经理开会，共同研究如何开展业务。所以，郑裕彤每周7天的工作日程都排得满满的，从未有过休息日。
熟悉珠宝业务的人都深知，要想经营好珠宝生意，必须首先要经营好钻石，因为钻石号称“珠宝之王”。钻石的主要产地是南非，那里有一个垄断性组织——戴比尔公司，它控制了全世界80%的钻石生意。这家公司有计划地向世界各地的珠宝商分发许可证牌照，只有持有这种牌照才能从戴比尔公司购买钻石。这种牌照在全世界一共只发出了大约500张，而在香港只有1张，属于当时号称“钻石大王”的廖桂昌。
精明过人的郑裕彤千方百计想搞到一张戴比尔公司的牌照。他通过调查发现，南非的钻石虽然归国家所有，但钻石加工厂却大都是民间私营的，这些钻石加工厂大多拥有戴比尔牌照。郑裕彤亲自前往南非，动用巨款买下了一家钻石加工厂，这样自然就获得了戴比尔牌照，同时也解决了钻石加工的问题。为了扩展业务，郑裕彤又设法弄到了第二张、第三张戴比尔牌照。如今，他已经拥有十几张戴比尔牌照，每年进口钻石的数量大约占香港总进口量的三成。同时，他还从比利时、英国、美国等国进口钻石，成了香港最大的钻石商。
经营珠宝业的成功，使原本默默无闻的郑裕彤成为香港实业界声名赫赫的人物。国外的报纸形容珠宝大王的产业，说他的庞大商业王国，是由光芒四射的珠宝、钻石堆砌而成的。
然而，当人们还在把他看作一个珠宝商的时候，郑裕彤已经不动声色地杀进了房地产业。
1952年，郑裕彤第一次投资房地产，在跑马场建造蓝圹别墅，此后又在香港闹市区的铜锣湾建造了香港大厦。60年代中期，香港发生动乱，许多恐慌不已的富人纷纷将土地、房产低价抛售，当时具有眼光和魄力乘机收购的人，后来都成了超级富豪——李嘉诚是这样，郑裕彤也是这样。
1968年，郑裕彤购置的地产最多。他说，他对香港的前景充满信心。他相信所有行业的兴衰都是周期性的，在低潮时购进，总不会错到哪里去。事实证明，他的决策是正确的。
进入70年代以后，郑裕彤在地产业就大显身手了。
有一天，郑裕彤召集了所有下属，说有要事相商。员工到齐后，郑裕彤却并不急着开会，反而面带神秘的微笑，轻松地说：“先听听音乐吧。”
一支雄壮激昂的乐曲，回荡在办公大厅里。职员们多半略懂音乐，只是搞不懂他们的老板怎么会有这种雅兴。
乐曲放完了，郑裕彤大声问：“你们听出点意思来了吗？这是什么曲子？是谁的作品？一个年轻的职员回答说：“好像是德沃夏克的作品《新世界交响曲》。”
郑裕彤站起身来，高声说：“对，这是捷克音乐家德沃夏克的作品《新世界交响曲》，由美国广播公司录制。当年德沃夏克到美国去，想到移民的创业精神，想到新大陆的开拓事业，作出了这首振奋人心的交响曲。大家不要为我今天的举动而奇怪，我经常对你们说，我是喜欢大事业大计划的人，计划越大，我的兴趣也越大，现在机会来了，就看各位有没有信心和勇气与我一同来实行这一宏大的计划了。”
大家一听，都兴奋起来。郑裕彤这才将计划和盘托出：打算斥巨资买下九龙尖沙咀区“蓝烟囱”旧址的地皮，用来建造“新世界中心”。
1982年，全世界超一流的豪华建筑新世界中心拔地而起了。这里有几万平方米的购物中心，数千个商业单位、办公楼和豪华住宅，还有两座闻名全球的新世界酒店和丽晶酒店，新世界中心成了香港的城中之城。
改革开放之后，郑裕彤共在大陆投资80多亿港元，并捐资建造医院，扩建中学。他表示，他的新世界集团还将扩大在大陆的投资，继续为祖国的经济建设做贡献。
2004年11月11日上午，郑裕彤讲堂命名典礼暨清华大学一香港大学医学院合作协议签署仪式在新命名的“郑裕彤讲堂”（原理学院报告厅）举行。香港著名实业家郑裕彤博士与王大中校长一起为郑裕彤讲堂铜牌揭幕。并且郑裕彤当场捐资1000万元人民币。
成为亿万富豪的郑裕彤，在别人问起他的致富之道时，回答了24个字：“守信用，重诺言，做事勤恳，处事谨慎，饮水思源，不应见利忘义。”他解释说，人生即使有幸运，也不过偶然的一次两次，更多的时候则要靠自己的勤勤恳恳；同时，对朋友必须坦诚，对事业必须热诚。至于饮水思源，那应是做人的起码道德。李嘉诚
李嘉诚，生于1928年。原籍广东潮安，家境清贫。
李嘉诚是香港风云人物。20世纪60年代中期，香港地产业陷入低潮，李嘉诚看准时机大举入市，由塑料厂老板摇身一变成为地产大王，之后长江集团急速壮大，业务伸展到世界各地。
李嘉诚现在控制长江、和黄、长建、港灯四家上市公司，业务范围由地产、电讯、货柜码头以至超级市场，十分广泛。计至2000年2月15日，其集团总市值达80600港元。
对香港人来说，李嘉诚意味着财富。早在1987年，国际权威财经杂志《幸福》曾估计李嘉诚拥有25亿美元的家产，名列世界第26位。李嘉诚荣登了“世界华人首富”的宝座。
1992年，在备受港人关注的香港《资本》杂志每年列出的富豪榜上，李嘉诚又以拥有38亿美元的资产居榜首，被人们称为“超人李”、“大哥诚”。重信笃行，行侠仗义
1950年，李嘉诚用节衣缩食积攒的一笔钱开办了一家小型塑料厂，专门生产玩具和家庭日常用品。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欧洲和美洲市场出现了塑料花热潮。李嘉诚果断决策转产塑料花，并大量生产出口欧美。
1973年，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为打击美国等经济大国支持以色列入侵叙利亚的行动，大幅度减少原油产量，造成国际性石油危机。受此影响，香港塑胶业发生了原料饥荒。一些奸商乘机囤积居奇，使原来每磅不足1港元的胶粒暴涨到每磅4～5港元。许多中、小塑料厂难以承受原料上涨所带来的亏损，面临停产倒闭的威胁。李嘉诚对此深为关注，四处奔波，八方游说，采取各种措施帮助这些企业渡过难关。
首先，他动员进口商加紧输入塑胶原料，缓和供求矛盾；其次，从长江实业有限公司配额硬胶中拿出12万磅，按原价出售给各厂；最后，在本公司库存货物中，拨出吹气软胶1243万磅，以低于市场一半的价格卖给各厂。李嘉诚的这一义举使众多中、小塑料厂如大旱得甘霖。大家齐声称赞李嘉诚是“及时雨”。成功地实施自我角色的转变
抗战时期，12岁的李嘉诚随父母流浪到香港。15岁便在茶楼给人端茶倒水，17岁辞职去一家塑胶厂当推销员，20岁时，他用自己的7000港元积蓄，在一个破烂的工棚里办起了自己的小塑胶厂。工厂创办伊始，资金少，人才缺，采购、设计施工、推销，他都得事必躬亲。用了10年的时间，李嘉诚已成为香港妇孺皆知的“塑胶花大王”、“千万富翁”。
下一步该怎么办？这是对李嘉诚的严峻考验。他毅然把“工厂”变成“公司”，从事无巨细都得他亲自过问的创业者英雄式管理，转到依靠管理专家、技术人才的“集团管理”上来。他依靠部属进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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