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的青少年时代(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施晓燕

出版社：河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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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的青少年时代试读：

广东古称粤，最早是“百越”之意，也就是与黄河流域相对应的南方民族的统称。秦朝统一百越，设立了南海郡，广东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中央王朝的行政区划。由于地处中国南端，与王朝的文化核心地区距离甚远，又有山脉阻隔，交通、经济联系非常不便，导致广东不跟从中原文化的潮流，常常出现特立独行的人物，并对整个中国产生深远影响。比如佛教禅宗六祖慧能，对传统佛教教义做重大改革，使禅宗进一步“中国化”。明朝的陈白沙，在全国通行程朱理学的时候，他却创造出贵知疑、静坐思考的岭南学派，提倡独立思考，以较为自由开放的学风，开启了大儒王阳明的心学之路，成为宋明理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他的思想不仅泽被晚明，甚至影响了日本儒学。还有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从岭南走向全国，结束几千年的封建帝制统治，开创中国政治的新纪元，在历史上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作为人文荟萃之地，广东为中华民族贡献了无数杰出人物，而以下要讲的，是这些璨若星河的人物中的一个。

清咸丰八年戊午二月初五（公元1858年3月19日），广东省广州府南海县江浦司银堂乡苏村（今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一户康姓人家里，一个男婴呱呱坠地，他在钦州任学正的祖父康赞修听闻长孙出世，喜出望外，赋诗“画省孤灯官独冷，书香再世汝应延”，对这个孩子寄予了光耀门楣的希望。孩子后来名祖诒，字广夏，一字广厦，号长素，一号更生，丁巳复辟失败后，改号更甡，晚年自号天游化人，因为出生地的缘故，他也常被人称为康南海，虽然名号众多，但他有一个名字在全中国家喻户晓——康有为。

1858年，在满清王朝统治中国的后期历史中并不算是一个特殊的年份，但却是老大帝国内忧外患最为深重、政权统治摇摇欲坠之际。1840年英国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迫使中国第一次向外国割地、赔款、商定关税，开放沿海五口通商，使得自以为是天朝上国的中国终于发现自己已经落后于世界大潮。清廷还没来得及在外患打击中缓过神来，内忧又接踵而至，1850年洪秀全在广西发动太平天国起义，迅速席卷大半个中国，并定都南京，开始北伐和东征，攻占了东南的鱼米富庶之地，使清廷丧失了很大一部分赋税来源，还面临着随时丢失政权的危险。康有为出生这一年，太平天国与清政府南北对峙已经有五年之久，清王朝久攻不下，在拼命调动人力物力征讨起义的同时，外国侵略者又蠢蠢欲动，英法帝国主义欲壑难填，于1856年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在内外夹击中，风雨飘摇，苦苦支撑。

以后世者的眼光看来，当时的中国危如累卵，但是广袤的中国大地，以其千年的惯性，还基本延续着传统的生活格局，外患对当时的康家基本没有影响，而太平天国，则成为了康氏发家的资本。康氏一族大约在南宋时自南雄迁居至南海，以迁居者康建元为第一代祖先，前几代的族谱基本遗失，无事迹可考，到了清初，第十三代康涵沧，博学多才，擅长写骈体诗，在湖南任幕友，后来回到家乡，建造房屋，发展事业，才算是康家创业传续的真正祖宗。第十七代康辉，通过乡试中了嘉庆举人，并教授学生读书，前后达千人，颇有声望，他建立了祖庙来纪念康家第九代第一个读书人，这也奠定了康家以书香传家的志向。康辉之子康式鹏延续父辈的读书传统，在程朱家学之外，也尊崇陆王心学的刘宗周。他有四个儿子，其中一个叫做康赞修，就是康有为的祖父，赞修考中道光丙午举人，做了灵山、连州等地的训导，长孙出世时，他做到钦州学正，是一个很普通的八品教育官员，掌教育所属生员，相当于地区教育局长。

太平天国兴起后，清政府的军队不堪一击，又缺乏军饷，被迫允许地方汉人训练自己的武装来抵抗太平军。康有为的一位伯祖康国器，招募乡勇抗击太平军，转战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四省，凶悍非常，闯出了名号“拐子康”，累积军功，官至广西布政使，这是相当于现在的省长级别的大官，康国器在军中大量安插族人，提拔了整个家族。

康氏家族骤然崛起，却无法掩饰康家大多数皆为白丁的现实，从族谱统计，第十七代康辉的七十名后裔中，只有十一人是士人，十四人担任文官或武官，但都是由军职入仕，九人虽然担任政府机构人员，但不是科举出身。康赞修的几个儿子，有的是以统兵平叛坐上知县的位子，有的在经营商业，康有为的父亲康达初连秀才也没考上，由康国器提携做其幕府掌书记，保举为江西补用知县，这时康达初已有两个女儿，长女夭折，祖父母殷殷盼望孙子的到来，所以康赞修听到长孙出世，十分兴奋，将其作为本家族成为书香门第的希望。因为当时他正在做钦州学正，就给孙子取名有钦，但钦州与南海相距迢迢，这个名字久久未传到家里，家族里位高权重的伯祖康国器就给侄孙取了一个后来家喻户晓的名字——康有为，名字寄托了长辈们的期望，希望这个孙子将来有所作为。这个孙子，长大后果然没有辜负长辈们所托。

在清代社会，一个人要出人头地，最正规的方式就是苦读时文，金榜题名。时文又称八股文，是科举考试的正统文章。自从隋唐建立科举制度以来，国家用考试选拔人才，避免了世家大族操持大权，阶层之间有了正常流动的渠道，科考成为了读书人的基本进身之阶，无数心怀治国平天下壮志的儒者，年复一年蹭蹬场屋，白首穷经，就为从科举中脱颖而出。到了清朝，科举制度已经发展得极为完善，一个读书人，在修习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以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之后，参加童试合格，就可以取得参加正式科举考试的资格，录取入学后称为“生员”，俗称秀才。生员们要到国家建立的府州县学学习，由教授、学正、教谕、训导等教官管教，康赞修做的就是生员的教官。中秀才之后可以到省会参加乡试，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时间定在八月份（本书日期为中文数字者为阴历，阿拉伯数字者为阳历，以下同），称为秋闱，合格者称为举人。中举之后次年三月到京城参加会试，称为春闱，合格者成为贡士，四月贡士们参加殿试，由皇帝亲自选拔，分一二三甲，一甲三人，称为状元、榜眼、探花，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因此进士也称为天子门生。◎康有为故居

考生一般到举人就可以得到仕途，但如果要做到一二品大员，国之重臣，大多数需要中进士，点翰林。状元等一甲三人，直接成为翰林，二三甲需要经过一次朝考成为庶吉士，再教习三年，才能成为翰林。镇压太平军立下汗马功劳，号称同光第一中兴名臣的曾国藩，就是因为点翰林比较早，升迁速度极其快速，不过七年工夫就从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升到从二品的内阁学士，有了当重任的官阶和资格，所以能够领导群伦，成就他灭太平天国、中兴清王朝的事业。同样的名臣左宗棠，一生都是举人身份，虽然位高权重，但对科考之事特别敏感，曾做出凌辱下属的事，后世评论他时，认为其性格乖戾，原因就在于他不是两榜出身，对自己身为举人感到自卑。这些例子就可以说明科举在仕途中所起的作用有多大了，政府基本上只认同读书、考试获得的功名。

清朝对科举出身特别看重，官员选拔上，任何通过其他途径做官的人，都不能和科举考试出身的相比。康熙、乾隆时期，曾经有一个举措，由各地的地方官和士绅推举本地公认有学识、有名望的名士，直接参加一个叫做博学鸿词的考试，考上的人也称为翰林，但世间都以称之以“野翰林”，不仅在称呼上加以贬义，这些博学鸿儒们在仕途上也没什么作为，最多就是替皇帝编编书而已。其他如军人出身走上仕途也不长久，康有为的伯祖康国器虽然镇压起义得到军功，但马上被解除兵权，他的遭遇不是个案，主要是因为军官实在太多了。比如太平天国的忠王李秀成被捕，用囚车关着解入曾国藩的大营时，门内外百余个身穿黄马褂的清军军官，跪在地上大叫“王爷”，这些都是李秀成的旧部，投降清军后因为立功成为提督、总兵。从军的官爵如此泛滥，便显得不值钱，等战争一停，他们都成为鸟尽弓藏的对象。太平天国被灭之后，有相当一部分军官都被解除了军权，《官场现形记》中有一段，讲的就是当时的普遍现象：“所有前头打长毛得过保举的人一齐歇了下来，谋生无路。很有些提镇副参，个个弄到穷极不堪，便拿了饬知奖扎沿门兜卖。这时只要有人出上百十吊钱，便可得个一二品功名，亦要算得不值钱了。”康国器虽然一路做到封疆大吏，但从位子上下来也是被迫退休，康家由军功兴而又从军功上致仕，由此看得更明白——读书做官才是光耀门楣的正路。◎四书五经

康有为出生之时，父亲康达初在家为母亲陈太夫人守孝，在家乡授徒开课。康有为的母亲劳氏莲枝是位伟大的母亲，对他的影响很深，包括后来的科举和出仕。康有为已经有两个姐姐，大姐非常聪明，可惜四岁夭折，二姐叫作逸红。康有为三岁时，又添了一个妹妹叫作琼琚，逸红和琼琚都是很了不起的女性。康家的这些女子，影响了康有为的看法，使他相信女人的智慧并不低于男性，他由此产生了男女平等的想法，最终转化成理论，写在《大同书》里。

康有为是一个早慧的孩子，四岁已有知识，他的伯祖抱着他看西洋镜画，以及康国熹去世时，因军功而万人发丧、仪仗极盛的场面，都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的长辈们对他期望甚殷，见他十分聪敏，早早地开始加以教育。伯父康达棻教他唐诗，五岁他已能背诵唐诗数百首，祖父康赞修见了大喜，外祖父对他更是十分喜爱，认为他将来必成大器。康有为的父亲康达初在长子出生时因丁忧守孝才留在家里，大部分时间一直是游宦在外。

六岁，康有为正式发蒙上学，在简凤仪老师处系统地读《大学》、《中庸》、《论语》、朱熹注《孝经》等儒家经典著作。康有为的聪慧给简老师留下深刻印象，师徒二人相处十分融洽。康有为对知识的敏锐甚至让人吃惊，有一次，长辈们有意考他的学问，于是来试练他的“对对子”的水平。科举考试中，每场必考八股文和试帖诗，这两类都有一定程式的结构，句法要求排偶，所以“对对子”是儿童学问启蒙时的必做功课，常常以此来训练应试者的音韵造诣和排偶功底。长辈们出了个题：“柳成絮”，小有为应声而答：“鱼化龙”。这是个大气的回答，不仅对仗工整，更用了传统文化中用鲤鱼跳龙门来比喻读书人高中科举、飞黄腾达的吉利兆头，显示出这个小孩的远大志向，他的叔叔达棻不禁连连称赞，大叫道：“此子非池中物！”并以纸笔加以奖赏，其他长辈也大为兴奋，深深觉得他将是康氏门中的希望。六岁的康有为十分得意，并觉得很快乐。

康有为七岁时，祖父康赞修担任钦州学正期满，朝廷升他为知县，他不愿就任，后来改为教授，古代做官有一个情况叫做“候缺”，就是有官职，但没有这个位子，官吏需要等候官位空出来时顶替或上任，祖父虽然升了教授，但当时还没有官位给他，只好回家等待。这就使康有为可以在祖父身边接受教导。到十岁之前，对康有为来说都是非常愉快的日子。比如八岁时，长期在外地游宦的父亲也回来了，康有为跟祖父、父亲、叔叔、伯伯可以共享天伦之乐。祖父康赞修在广府学宫孝悌祠讲学，学生数百人听课，康有为就在伯父达棻的教育下，在孝悌祠后面的房子里读书经，并首次开始学写八股文。康有为九岁的时候，康国器以福建按察使的身份病休回乡，大建园林。在愉快的气氛中，小有为认真读书，不辜负长辈的期望，他阅读深奥的经书，几遍就能背诵，祖父、父亲、叔伯们纷纷称赞。在康氏一族的园林中，康有为跟小伙伴们下棋咏诗，冶游玩乐，陪着祖父一起去镇海楼、五羊观观赏山河，从祖父那里学习诗文，知晓为人处世的道理，知识日渐丰富，眼界亦有所开阔。当时的情况一定非常快乐，因为三十多年之后康有为回忆起当时，还是“至乐”的印象。

康有为十岁的时候，祖父赴连州担任训导，康有为年龄太小，无法跟随祖父远赴外地，只能留在家里，继续跟简凤仪老师学习《周礼》等经典著作。这一年六月，他的弟弟康有溥出生，他就是后来戊戌变法时从容就义、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康广仁。家里又多了一口人，偏偏父亲康达初染了肺病。这时康达初已经被授命为江西知县，但因为咳嗽不止，康赞修不同意儿子去上任。康有为在家里侍奉着父亲，一心希望父亲能够好转，但随着天气越来越冷，父亲的病也越来越重。到第二年的正月里，父亲终于挨不过去，在天寒地冻的日子里去世了。康达初临死之时，把长子康有为叫到床前，叫他跪下聆听遗训，用尽全身力气说出了对他的两个要求：第一，一定要读好诗书；第二，一定要孝顺长辈，友爱姐弟。康有为眼睁睁地看着父亲去世，泪如雨下。这是幼年康有为第一次在生命中目睹亲人的去世，他的精神受到很大的冲击。父亲之丧过后，康有为仿佛一夜之间长大成人，他不再是那个围绕在父母膝下只需要读书和游玩的小孩子了。十一岁的康有为，像成年人一样严肃地执孝，一丝不苟地完成丧礼，乡里人看到小小年纪的康有为在丧事中表现如同大人，都纷纷称奇。◎南海县学宫图

失去了父亲这个顶梁柱，康有为一家孤儿寡母，靠母亲劳莲枝独立支撑，生计日绌。为减轻生活压力，康有为守孝三个月之后，就被康赞修带到连州亲自教导，从此，康有为在祖父的庇荫和关爱下长大。

祖父起了负责教导康有为读书及生活伴侣的双重作用，他对这个长孙特别垂爱，这份爱中既倾注了对英年早逝的儿子未尽之爱，更有对聪慧长孙未来前途的预期。康赞修是个热爱教育事业的儒者，他一生都是做教育方面的官员，比如先是做训导，后来做到一州的学正，这些职位都非常清水，俗称豆腐官，意思是所得俸禄只够买豆腐吃。后来学正期满，朝廷升他做知县，相比教育官员而言，一县之长显然有更多的权势和财源，他却辞而不就，宁可做无实缺、需要等待职位空出来的教授。他主讲过龙门、海门、东坡等书院，后来做到南轩书院的山长。山长是国家隆重任命的儒官，清朝的制度是各省都要设书院，省书院的山长往往是由总督、巡抚聘请的大儒或者退休的一、二、三品高级官员。府有府书院，州县有州县书院，山长都是该行政区划内的名儒。从康赞修的经历可以看出他真心喜爱教育，也可以看出他在当地是知名的儒者。清朝的《南海县志》上，编撰者一栏中还写着他的名字。像大多数儒者一样，他在生活中对儒学身体力行，孝悌友爱，提携后进，绝口不提他人的短处，是一位和善的长者。◎《南海县志》

父亲去世后，在慈爱的祖父指导下，康有为开始更加积极地读书，看《纲鉴》知晓历史古今，看《大清会典》《东华录》了解掌故，又看《明史》《三国志》。常常是天色初破晓，他就已经在书房阅读书籍，一直看到日头西沉，室内光线不够明亮，他就转移地点，到屋外的廊柱下手执书卷，借着夕阳的余晖看，晚饭后继续攻读，手不释卷，直到半夜，务必要读完整卷。这使得祖父又欣慰又担忧。孙子如此好学勤奋，让他非常高兴，但废寝忘食地看书又让他担心会影响小孩子的健康。他强制下令孙子每天必须准时睡觉，康有为就偷偷地在帐子里点一个小灯，就着昏暗的烛光继续看书。

康有为不仅广阅古代典籍，他对现实政事也有相当的兴趣，当时京城有一种向全国通报朝政文书和政治情报的新闻摘抄，叫作《邸报》，相当于现在的新闻报纸。康有为在连州的官衙内阅读了大量《邸报》，从上面看到曾国藩消灭太平军，剿灭捻军，左宗棠西北平叛的各种消息，对曾国藩、左宗棠、骆秉章等同光中兴名臣产生了无限钦佩之情。他的伯祖由于抗击太平军的战功被万人送行的盛况，曾给幼年的他留下极深的印象，他的祖父常常带他去周围风景名胜区散步，告知先贤的生平，小小年纪的康有为产生了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他暗自下决心，要像曾国藩等一样，做出一番事业。

自从丧礼之后，康有为的心理已经成人化了，他在祖父的官衙与读书的生员们谈论诗文，一举一动都不像小孩子。有一次，连州举行庆祝端午节的龙舟竞赛，康有为陪同祖父一起观看，当时全场锣鼓喧天，人山人海，在连州老百姓面前，在教育官员的围观下，十二岁的康有为不慌不忙，写下了四十句的长诗《咏龙舟竞渡》。有一个叫目金公的官员大为赞叹，击节叫好，称呼康有为“神童”，当场赠送砚台和笔墨等文房四宝表达欣赏之情。◎《邸报》

康有为曾跟从祖父登城北画不如楼，作诗一首：

万松乱石著仙居，绝好青山画不如。我爱登楼最高处，日看云气夜看书。

这首诗既是当时生活的写实，更是少年康有为理想的体现——登楼也要登到最高处，有着强烈的自信心和出人头地的欲望。康有为为何如此自信满满？这跟他的生活环境分不开，他在诸叔伯的夸赞下长大，这时又是少年心高气傲之时，周围目其为神童，由此造成了其极为自信的性格。

康有为回忆他这一段生活时，说自己因为一直顺风顺水，接触的世界还小，“童子狂妄”，不免有点妄自尊大，比如写了一篇文章，就以为自己可以比肩苏东坡；定了某个志向，便自以为是六祖慧能、长春真人丘处机。在跟祖父官衙中的学生们交往时，他“大有霸视之气”。这虽然是少年人不知天高地厚的必经过程，但从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康有为自身的志愿以及自我激励。他心思宽广，很小就有鸿鹄之志，因为自我认定将来一定会做出一番大事，康有为收敛了少年的贪玩淘气秉性，十几岁的孩子，每日一本正经，处处以圣贤的标准要求自己，张口闭口“圣人如何如何”，谈文论事时也常常掉书袋，言必称圣人，于是一起读书的伙伴和交往的生员们给他取了个绰号，叫作“圣人为”。面对这有点戏谑的外号，康有为不以为忤，反而觉得这是对自己的激励。

连州官衙里有两个园子，种满了桃树、柚子、葡萄、梧桐、桑葚，南国温暖湿润的气候里，一年四季都是绿意满眼，康有为每天的功课就是读书，读得累了，就在园子里歇息，或者跟着祖父去山水名胜地游玩。在祖父的书房里，他读了大量的历史书，比如《明史》《三国志》等，这种书有人物、有情节，就像小说一样吸引着人往下看，而康有为学习的主要对象八股文，格式十分严格，不能随意发表自己的见解，行文要模仿古人的口吻，最为枯燥乏味。美丽的园子、各类有趣的书、激荡人心的当代名臣事迹、壮丽的大好山河，无论哪一个都胜过这古板无趣的八股文好几倍。这时候他已经会写八股文，提笔写来，顷刻就能完成，但并不出色。他知道了自己的兴趣和厌恶，那就是不好时文。这后来也成为他一生的基调。二屡战屡败的八股考

清朝的学问，以宋学和汉学为两大宗。宋学以儒家礼法、伦理为核心，同时融合佛道思想精粹，以宋朝的程颐和朱熹为代表，又称程朱理学。清朝以程朱理学统治天下，以他们做注的四书五经作为八股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结果宋学越来越僵化空疏，很多知识分子厌恶宋学的虚伪，于是潜心钻研学问。他们有的擅长阐发古代经典中的大道理，有的擅长儒家经典和历史的学问，还有的擅长用分析字义去研究古代文献。但是，细心的人可以发现，这些学问，全是针对古书，没有专门研究当时政治和社会现象的话题，为什么？是因为没有兴趣吗？这是因为，清朝是以一个少数民族统治几亿人口的政府，为了维持政权，他们推行了相当森严的文字狱政策，怕人们思念前朝，他们特别忌讳读书人说到“夷夏之辨”等话题。到后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之类的诗句，都会被认为是讽刺清政府，制造了很多文字狱。文人之间关系很多，所以一个文字狱案常常牵连很广。经历过顺治、康熙、雍正、乾隆等朝，汉族知识分子动辄得咎，吕留良案，戴名世案，査嗣庭案，文人亡魂累累，噤若寒蝉，往往埋首于故纸堆，钻研古代学问，不谈及政治，以为明哲保身之用。他们发展的那一套按照汉代儒家研治经学名物制度、小学训诂的考证学，称为汉学。汉学虽然不空疏，但它纠结于一字一句的训诂、校勘、辨伪、辑佚，这些都是非常琐碎的工作，很多知识分子一生就献给这些细碎的事，白白浪费了聪明才智。汉学的问题还不止于此，因为研究的都是古书，使得研究者往往脱离现实，禁锢思想，对现实毫无益处。

另一方面，科举制度经过千年传承已经僵化，当时奉行程朱理学为考试的正统，程朱主张“存天理灭人欲”，教导人们要规规矩矩，最好别东想西想，特别拘束人的思想。至于考试，更加死板，比如科举惯例，考官往往用《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四书五经中的两三章，或者一节一句为题目，让应试者根据题目的意思写文章。这几本书并不厚，出了这么多年题目，大多数几乎都已经涉及，所以到咸丰、同治之后，出题风尚越来越光怪陆离，后来甚至出到“截搭题”，就是在原文的上句和下句中各截取几个字，拼成一句话，让学生解题。这样就割裂了原句的意思，不伦不类。比如相传章太炎的老师俞樾曾经出过一个考题，叫做“君夫人阳货欲”，这句话是用《论语·季氏》章的末句“邦人称之，亦曰君夫人”和《论语·阳货》章第一句“阳货欲见孔子”拼起来，这样本身文理就不通的题目，让应试者写文章，要怎么写？八股文本身也是一种应试文章，它分为起承转合几个步骤，字数也有一定的限制，句法要求排偶，措辞用古人口气，所谓代圣贤立言。在重重要求下，应试者往往无法展现自身的个性，真实的政治水平也无从发挥。八股之僵化，对文人思想的束缚已经非常严重了。很多读书人一生只在四书五经等八股需要的书籍中打转，对中国古代文化懵然不知，应试教育的弊端可见一斑。如此考试选拔出来的官吏，能否管理国家，实在是个疑问。康有为广泛阅读经史子集，对传统文化已经有了认识，对曾、左、胡、李悠然神往，一心一意想为国谋事，八股应试的方式，不仅束缚了他的思想，也不符合他的性格，所以他不喜欢八股是可以理解的。

热爱纵览群书却不喜八股，这在祖父看来可不是一件好事。他操心孙子的教育问题，正好这时广东布政使王凯泰因为听说康赞修学行俱佳，于1871年把他檄调回广州。广州作为省城，教育资源当然更优越，于是康赞修带着康有为一同前往，专门聘请了省城的名师，教导孙子写八股文。九月起，康有为就到广州城西门外的第三甫桃源的陈莑生先生处学习。严厉的陈老师并没有让康有为对八股文发生兴趣，乡下的孩子第一次到省城，繁华壮丽的城市让他目不暇接，天天沉浸在跟朋友四处遨游的欢快气氛中，更加不愿学习八股了。这让祖父甚为忧心。在当时，举世认同的出路就只有考科举、博功名这华山一条道，而康有为已经十三岁了，很快就要踏入科考的大门，再不加紧攻读，怎么能够从千万士人中脱颖而出，登上庙堂，为康家光宗耀祖呢？大概是认为省城的华丽散了小孙子的心思，不久，他把康有为送回西樵银塘乡老家，由自己的儿子康达节负责教导。

这一年，家乡也给康有为的读书生活带来得天独厚的条件——伯祖康国器大造藏书楼。康有为的一位叔祖康国熹，是洪杨动乱的受益者，因为招募士兵打败了太平军，平定南海及其周围几个县，立下军功做官，他喜爱购书，家中藏书万卷。康国器解除兵权回乡后，在国熹藏书的基础上大肆搜购，建造了两万卷书楼和澹如楼，设置族塾，组织族中子弟读书。康有为一方面在家族设置的私塾中接受叔叔达节的教导，一方面频频造访两万卷书楼和澹如楼。伯祖建造的园子，花木繁盛，亭台楼阁，飞桥水轩，确实是读书静修的好去处。藏书楼中藏书数万册，包括了大量经史子集典籍，可惜，他在伯祖的园中读书，看的仍旧是小说等杂书，而不是考试最需要的儒家经典，平时则跟康氏子弟们共享诗酒之欢，谈天说地，十分欢乐。叔叔达节虽对他督责甚严，但他对八股文仍不在意。

1871年，十四岁的康有为首次去连州参加了童子试，多年纵览的群书、《邸报》的时事知识对于八股文来说毫无意义，康有为在严格固定的程式、僵化的圣人条文中丝毫不能发挥所长，他被强大的科举打败了，不出意外地名落孙山。康赞修等长辈们很是失望，他们赶紧又把康有为送到杨仁山先生处学习八股试帖。杨仁山是壬子年副榜，副榜俗称“半个举人”，就是秀才考举人时，除了录取正卷的举人外，另外取的若干名。副榜如果不愿再参加乡试，可以直接由礼部铨叙，分发各省做官吏，杨先生参加过县试、乡试，对科举试帖是很有心得的。可是康有为兴趣不在此处，即使跟了杨老师，八股仍然无起色，十五岁考童试，再次失败。

越是学不好八股文，长辈老师教得越是严厉，康有为对此就越是缺乏兴趣。这时他更是爱上了袁枚的文章。袁枚的文章行云流水，充分发挥个人特色，不拘成法，跟八股文正是反其道而行之，与康有为的天性十分契合，康有为喜欢并模仿袁氏文章的文风，甚至在八股文中也开始运用类似的笔法。读书方面，康有为还是集中在说部、集部、杂史类。这两年他费了很多时间在八股文上，但学习进步程度却是最少的，他已经察觉了这个不好的形势，但却没有改变自己的心意。

十六岁时，康有为转到灵洲山象台乡，继续跟从杨老师学习八股文。半年后，他的八股文仍无进展，杨先生觉得有负所托，辞去老师之职。康有为不得不回到银塘乡，跟随张公辅先生学习八股文。这时康有为对八股文已经到了厌恶的程度，他发现八股不仅割截正常的文理，拘束文章的思路，还非常禁锢人的思想，实际上是愚民的工具，是危害国家的源泉。他名义上在学八股，事实上连一篇文章也不愿写，同时尽情顺从自己的心意，大量阅读经学、史学、考据书，并开始阅读清初学者毛奇龄的《毛西河集》，而这些，对于所谓八股考试的“正经事业”，都是毫无帮助的。这个态度终于惹怒了对他寄予厚望的长辈们，诸位叔伯把他叫到祖宗宗祠前，厉声责问，还出了一道“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的题目，让他当场作文。这道题目是从九个方面对君子提出要求，康有为虽然厌恶八股，但他毕竟已经受了多年训练，这个题目他也颇有想法，刷刷作文，一挥而就，马上写成十六小讲，每讲都有警语，文采斐然，康赞修看了之后，甚为称赞，于是没有继续责备他。他跟康有为语重心长地讲道理，告诉他想要成为做大事的人，就必须从科举这条路出发。康有为雄心壮志，心里明白这些道理，于是他又开始稍微认真地学习八股文。年末的时候，乡里的社学进行文章比赛，康有为跃跃欲试，写了六篇文章参加。考试结果揭晓，在一百多篇文章中，前三名都来自康有为，剩下的三篇，也都在录取的十五名内。在诗学比赛中，康有为又再次拿了冠军。祖父康赞修大喜。第二年正月开课，康有为的文章又拿了第一，乡里的百姓纷纷称赞康有为少年才气纵横，文采高超。大家都对康有为的科考之途充满了希望，期待他金榜题名，荣耀家乡。

长辈们对康有为的应试学业督责更加严厉了，祖父把他召到省城，不仅又换了一个吕拔湖先生来教导，并且要求康有为摒弃一切其他书籍，一心一意学习八股。康有为只有在回乡时才能看一下自己喜欢的书。三名师朱九江

1876年，康有为在广州应乡试不中，大受刺激，这一次对他的打击特别大。他从小自信心特别强，作为一个孩童，面对祖父的学生们就已经“大有霸视之气”，十一岁时又开始仰慕曾国藩、左宗棠等同光中兴名臣，希望自己也能闯出一番天下，慷慨而有远志。科举的屡次受挫，让他开始清醒认识到，如果不努力读书，没有办法进入朝廷，那自己一腔治国之愿从何谈起？就算像左宗棠未成进士而成为封疆大吏，但第一，左宗棠毕竟还考中了举人；第二，像左氏这样由举人成为重臣的也就一个。在这个科举为唯一功名前途标准的时代里，必须早得功名，不然将在无用的八股时艺中挣扎奋斗，浪费时间。他愤学业无成，决心寻访名师，祖父康赞修就把他送到了老友朱次琦门下，希望能扭转形势。

清朝用朱子理学统一思想，但同时君王自己却讥斥假道学，这种“分裂的文化心态引出的分裂的文化政策”导致出现了对传统经典逐一怀疑和否定的思潮，士林内暗流涌动。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还能将知识分子钳制在经籍训诂考据的小天地里，到了道光咸丰年代，国力下降的同时禁锢力开始不足，盛极一时的考据学已有衰微的迹象，明末清初一度流行的经世致用学风开始抬头，学问与实践的关联重新被提起，汉宋兼采的经学家渐渐多了起来。朱次琦就是其中一个。

朱九江，本名朱次琦（1807—1882），字子襄，又字稚圭，广东南海九江乡人，世称“九江先生”。道光丁午科进士。曾任山西襄陵县知县，上任后因目睹官场腐败，只做了190天知县就辞官归里。1858年后回到九江，开办礼山草堂讲学，执教三十多年，是岭南一代大儒。他是康赞修的朋友，赞修的儿子达初，侄儿达免、达节，以及侄孙有霖等先后从朱九江求学。在朱九江的身上有一种奇怪的悖谬，他生长于岭南，此地出过禅宗六祖慧能的顿悟之教，还出过启发陆王心学的陈白沙，一直与中原正统的理学格格不入，是另辟蹊径且被正统所指责的异端，强调主观领悟和理解，朱九江却是朱熹死心塌地的崇拜者，将其称为“万世之师”，自己也因为行为文章合乎道学规范，被称为“后朱子”。在中原考据学大行其道之时，他坚决捍卫朱子学，清流党仰慕他的名声，屡次征召，都被推辞，去世前半年由两广总督张树声保举，接受了皇帝赐予的五品卿衔的殊荣。临死前却因为觉得在当时的中国，自己的著作无法有益于国家，而将《国朝名臣言行录》《国朝逸民传》《性学源流》《宋辽金元明五史征实录》等七本著作统统烧毁。他认为孔孟真理全在于朱子，后世只需躬行践履。他的尊朱，归根结底也是尊孔，因为朱子是发挥了孔子的大道才值得尊重：“呜呼，孔子殁而微言绝，七十子终而大义乖，岂不然哉！天下学术之变久矣，今日之变，则变之变者也。秦人灭学，幸犹未坠。汉之学，郑康成集之，宋之学，朱子集之。朱子又即汉学而稽之者也。会同六经，权衡四书，使孔子之道，大箸于天下，宋末以来，杀身成仁之士，远轶前古，皆朱子力也。朱子百世之师也。”◎朱九江

朱九江对陆王心学深恶痛绝。陆王心学是儒学中的一门学派，强调从心灵出发，用顿悟的方式理解儒学，跟朱熹的理学分庭抗礼。明朝心学盛行，士人们不读书，只追求顿悟，对国家毫无益处，到了国家危亡的关头，只能以身殉国，但已经于事无补，“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描述的就是晚明时代的读书人情况。心学不仅毁了一个王朝，还流弊三百年。在朱九江心里，读书就是格物致知，所以他一贯要求刻苦读书磨砺气质，“其学平实敦大，皆出躬行之余”。朱九江对同样不事生产的考据学也极为厌恶，认为考据学太过专研细枝末节，学问既琐碎，考据出来的东西也于时事无用，最可叹息的是，多少聪明之士被它禁锢，使人才越来越少。

朱九江一代大儒，他尊重朱熹，当然区别于仅仅以程朱理学作为敲门砖来考八股的陋儒，清朝末期，世道浇漓，所以他特别注重气节；空谈高论于世无用，汉学琐碎割裂，他一概不喜欢，注重的是济人经世。这两样合起来就是内圣外王。儒家特别推崇内圣外王，内圣就是说自己要修身，外王就是说人要投入到社会中，为民办事、经世致用，合起来就是用儒家经学以服务于现实社会和政治。朱九江内圣外王的具体内容是“四行五学”。修身用“四行”，指为人处世要敦行孝悌、崇尚名节、变化气质、检摄威仪，就是要求人们实践传统道德。读书用“五学”，分经学、史学、掌故之学、性理之学、辞章之学五种。朱九江的教学，有智育、德育，可以说是包括了古代传统学问的大部分内容，远远超过了一般学院只教授八股时艺的偏隘。朱次琦以四行五学教授弟子，他自己以身作则，在现实生活中加以躬行，一举一动都以先贤的法度要求自己。他见闻广博，记忆力惊人，教授学生时，每讲到一个事例，一种学问，都能随手拈来古往今来的掌故和例子，深入浅出，发挥出学问的圣贤本源。

1876年开始，康有为在这位朱子学大儒门下求学，他能够有这位眼界开阔、学问博大精深、一心为国的老师悉心教导，实在是他的幸运。老师的高深境界让他更加谢绝科举八股，把功名富贵视为草芥，日日期望与古圣先贤为伴。他对这位严师佩服得五体投地，曾描述自己的心情就像长途旅行者终于找到了旅店，就像盲人看到了光明。他洗心革面，一意归圣，立下决心要在30岁之前把该读的书全读完，使自己成为天下的可用之人。康有为如此崇拜老师，甚至后悔自己怎么当初没有住得更近一点，可以早日受老师的教育。得遇名师的喜悦、为国为民的志向促使他奋发读书，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起床，半夜才睡觉，日以继夜地读经书、史学、掌故词章。他弟弟康广仁回忆时，也对康有为的读书生活记忆深刻：“……从小就很用功读书，每天早上拿五六本书放在桌上，右手拿着一把很尖利的铁锥，用力向下一锥，锥穿两本书，今天就读两本书；锥穿三本书，今天就读三本书，每日必定要读一锥书。他有时要完成一锥书的任务，看书看得上眼皮闭不下来。”

入朱九江门下不久，老师出了一个题目，叫《五代史史裁论》，这完全不是八股的内容，而是考学生们的阅读范围。康有为以刘知几的《史通》体裁为模式，写了二十几页的论文。《史通》兼有史学理论和史学批评两方面内容，康有为以此来写五代史史裁，说明他不仅了解自己的阅读对象，甚至能够概括理论，赞扬其优点，批评其不足，是非常深入的读书。老师看完文章，赞赏这篇已不仅仅是文章，甚至可以说是一本著作了，康有为的努力得到了认同，同时发现著书并不困难，跟古人比差不多，信心大增。这时他阅读了钱大昕的《钱辛楣全集》，赵翼的《廿二史札记》、顾炎武的《日知录》、王应麟的《困学纪闻》，这些书，或者在经学、史学和音韵学方面集大成，或者对史著和历史现象、史实、事件、人物进行客观评价，探究中国各朝代的“治乱兴衰”，或者以经史考据探讨治国平天下之道，尤其是前三本，都是清朝学术名家的作品，更加贴近康有为的时代，这些著作的共同之处是都有一点——注重经世致用，从中看出康有为的兴趣所在。这些有史料有议论的名著经典，也极好地训练了他的议论能力，让他觉得浩然通辟，写文章时浩浩汤汤，议论宏起。

不仅如此，在名师治下，他的同学也都是博雅之士。比如简朝亮，字季纪，号竹居，广东省顺德县人，曾两度到朱次琦门下读书，历时三年，自此衷心服膺朱氏学说，终身奉为圭臬。朱次琦在临终前不满自己所作文章，烧掉了《国朝名臣言行录》等未尽稿，简朝亮就辛苦收集，帮老师出版了遗文《朱九江先生集》十卷，撰写《朱九江先生年谱》《朱九江先生讲学记》，成为朱九江学说的传人。简朝亮是个非常稳重的人，不仅在学术上谨守老师的门户，在为人处世上也像老师，脚踏实地，以身作则。当时康有为的治学还及不上简朝亮，简朝亮是朱九江最优秀的学生，他对康有为的帮助很多。康有为读书虽然量大，但杂乱无条理，老师定了需要看书的门类，但每一类书要怎样循序渐进攻读，或者是讲了读书的高深原理，都需要学生自己摸索，简朝亮就对康有为起了非常大的指导作用。他们常常在读书之余讨论学术，康有为的不明白之处，由于简氏的指引而涣然冰释。他们的关系很好，除了一起读书，还携手出游，参观前贤遗祠。康有为对这位学长十分推崇，写诗称赞他“吾友简朝亮，硕德竹猗猗”。介绍他时说他“学行高绝”，甚至认为他是唯一的岭南大儒：“我有同门友，青云绝世尘。大师传岭海，学道共河汾。带草空山老，藜床避地频。康成多著述，浊世剩儒真。”

在朱门期间，康有为既阅读科举考试所需要的资料，同时也读了大量有用的书，储备学问，以为他日济世之用。师从朱九江之前，康有为虽然在康国器的澹如楼看了大量杂书，但只凭自己的兴趣，并没有一个系统的读书计划，后来又被迫一头扎在八股制艺里，基础打得并不扎实，到了朱门之后，康有为才真正一窥中国传统学术的门径，从前的杂览群书，现在可以各自归入系统，为他的学术所用。良师益友，让他学习起来事半功倍，知识储备得到了一个大跃进。四叛出门墙特立独行

1877年五月，连州发生水灾，康赞修在灾中去世，二十岁的康有为中断学业，急急回家奔丧。康有为与祖父的感情非常深厚，他的父亲长期在各地辗转做官，和他相处的时间不长，他的母亲毕竟有六个子女，不能把所有的心力贯注在他一人身上，真正跟他长时间朝夕相伴的人其实是祖父，从八岁起祖父就亲自教导他，饮食教诲，都是祖父耳提面命，事事关心。在他心中，祖父带给他长辈的亲情和老师的教育，同时也是他人生的前导，这样一位亲人的去世，对他是非常大的打击。他悲痛欲绝，三天三夜不吃不喝，后来好不容易开始进食，在百日内他也只吃了一些腌菜。因为风水师的说法，祖父的灵柩还不能立即下葬，于是他和叔父们一起在山上结庐守孝，他穿着白衣，不吃肉食，一直到这年冬祖父下葬为止。他的守孝严格按照儒家经典《礼》里的丧礼规格，一举一动遵守古代法度和礼制，一开始乡里人还笑话他迂腐，后来看到他坚持礼仪半年，刚毅到这个程度，无不肃然起敬。

1878年，康有为回到礼山草堂，继续博览群书。他看《周礼》《仪礼》《尔雅》《说文》《水经》，背诵《楚辞》《汉书》《文选》，读杜甫的诗歌、庾信父子的文章。朱九江特别欣赏范晔《后汉书》的风俗气节，所以康有为在这部书上用的功特别多，严师高徒其乐融融。不仅如此，先生的批判精神很好地传递给了弟子，随着年龄的增大，眼界开阔，康有为日益有了自己的主张，喜欢独立思考。很快，他的读书观点与老师产生了分歧。朱九江主济人经世，所以他十分重视实学，他擅长古文，没有袭取清朝风行的桐城派古文，而是直接追溯秦朝、汉朝的古文文风，从秦汉到清代，他特别推重古文运动中有突出贡献的韩愈。康有为在老师的影响下去读韩愈、柳宗元的文集，读了之后，有了自己的见解。他对先生说：“韩昌黎道术浅薄，宋朝、明朝、本朝的文学大家名声赫赫，但探究他们的实际，都很空疏。讲道应该像庄子、荀子，讲法应该像管子、韩非子，就是《素问》讲医也自成一体。韩昌黎不过会写写文章而已，在学术方面实在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成就，那篇脍炙人口的《原道》尤其肤浅。”韩愈的文章气势很盛，逻辑方面却不够严谨，这是后世公认的评论，但在当时，对于尊师重道的社会传统来说，学生公然质疑老师的观点，实在是非常令人诧异的事。

作为当地名儒，朱九江从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学生，他第一次跟康有为见面时，谆谆教诲这个弟子不能骄傲，显然是一眼就看出康有为自以为是的性格，但对于弟子在门下就直接顶撞老师还是颇出乎意料。儒家社会对辈分尊卑的区别极其严厉，朱九江马上意识到这个弟子并没有戒除傲气，但是他对儒家不同学派持兼容态度，所以并没有严厉责罚，只是笑着斥责弟子狂妄，同学们也都惊讶于康有为的桀骜不驯。

随着书越读越多，康有为的思考越来越深入，逐渐进入了另一个境界。这年秋冬，经史子集主要书籍的大义，他都已经掌握，对于每天埋坐在故纸堆中，循规蹈矩地苦读，他感到只是越来越磨灭人的性灵，他产生了疑问，像戴震这样的学术家，写书写到著述满室，但又有什么用？到底什么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人生？什么才是安身立命之所？在激烈的思想冲撞中，他再也无法安心读书。他闭门谢客，断绝一切交往，一个人在静室里静坐养心，思考自己的人生出路。朱次琦崇尚实践，厌恶禅学，这正好犯了他的大忌，心里肯定甚为生气，同学们也对康有为的行为大惑不解。

康有为静坐，出现了种种幻象，比如看到天地万物和他变成一体，大放光明，他忽而以为自己变成圣人，欣喜而笑；忽而想到天下苍生困苦，潸然泪下；忽而想到有亲人而不能侍奉，学习有何用，立即束装去先人墓地。同学们看到他哭笑无常，都以为他患了精神病，对他不免有所侧目。康有为在朱次琦门下，老师的基本学理他已经掌握得差不多了，严正端庄的老师，拘泥于古人，不能再带给他新的学问，他也无法在老师门下思考出人生的本质意义，在这年冬天，康有为辞别九江先生，结束了他在礼山草堂的生活。

康有为虽然后来不认同老师的观点，但他在朱次琦门下接受了系统性的传统文化教育，强调修身与读书并重，让他不再囿于八股文的狭隘视野，而是进入学术门径，对传统学说也能以批判的眼光分析问题。虽然康有为所走的道路偏离老师的方向，甚至对老师维护的东西有了强烈的负面感受，但基本的精神传承了下来。康有为在他老师身上学到了看得见的知识和看不见的思想——经世致用，他后来的教学方法也是和朱次琦的礼山草堂一脉相承，应该说，康有为的精神发展深深打上了朱次琦的烙印。

离开礼山草堂，1879年正月，康有为到西樵山白云洞静坐，白云洞曲径幽深，洞上瀑布飞流直下，春天的时候，山巅开满杜鹃花，景色美不胜收。白云洞还有披云台、高士祠、妙高台，都是娴静优雅之地。康有为居住在云泉仙馆晒书台的房间里，听瀑布声，看杜鹃花，上妙高台，呼吸云霞之气，读着道家和佛家的书，他时而长啸歌唱，口诵诗文，时而披发散卧，静坐冥想，大有晋人休闲倜傥的道骨仙风。他的年谱中记载的当时种种幻象，颇似释迦牟尼成佛或穆罕默德得道的体验。他的这种情形，其实还是走王阳明龙场顿悟的风格，这与他自视为圣人不无关系。因为这时期主要看佛道书籍，他就给《老子》做注，但不久就大为厌恶，放弃了这个工作。康有为这种修道式方式其实很危险，一不小心就可能走上出世隐居的路。不过一个人的出现打断了这种情况，此人名叫张鼎华，时任翰林院编修，13岁中科举，曾经入直军机。他素以文学闻名于京师，但是充满雄心壮志，并不是一个只会吟风弄月的普通文官。他是康有为生命中又一个重点人物，相比朱九江将康有为带出宗族亲戚的圈子，张氏把康有为从广州的圈子带到了天子脚下，从此康有为不再偏安一隅，而是放眼天下了。

当时康有为在西樵山静养，张鼎华与一些官员来游览风景，两人不期而遇，互不认识，不知怎么就开始大讨论，讨论的气氛非常激烈，可以说是变成了争论，到了最后，双方都不肯妥协，康有为大声呵斥，拂袖而去，看上去似乎闹得很不开心。但这场针锋相对的辩论让张鼎华对康有为印象深刻，回去后就向人推荐说：西樵山只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土山，但那里有一个奇异之士康有为。张鼎华是当朝翰林，身份清贵，康有为只是一个连乡试还没中的秀才，却得到前者的盛赞，使得康有为声名远播，为粤中士大夫所知。张鼎华不介意身份地位相差的区别，一眼就看出康有为的才能，并大肆为他宣传，康有为感动于他的盛情，写文章向张氏请教，张氏赞赏他的文采，惺惺相惜的两人终于成为莫逆之交。

此时康有为对八股科举更加不放在眼里，连考试也不想去。秋天的时候，叔叔们严厉地督责他去考试，甚至中断了他的经济来源，正好张鼎华也给了他当头棒喝，所以他就还乡居住在康国器修建的二万卷楼及澹如楼中，读书养心。他去城里拜访张鼎华，两个人谈话投机，常常通宵达旦交谈。张鼎华聪明绝世，记忆力惊人，见解卓越，口才也很好，谈论各种掌故轶闻得心应手，他长期处在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对中国所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康有为从此知道京师的风气，当时最盛名的人才，各种各样的新书，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掌故。张鼎华正式把康有为带入了京城政治的大门。

康有为本来只是广东乡下一个普通读书人，眼界不高，虽然看了很多书，但大多是传统文化，只能是古代世界的概括，对当时时事不太了解，认识张氏后，康有为开始知晓整个中国的局势。不仅如此，张鼎华还为他介绍了很多朋友，其中有朝中青壮派清流党的文廷式，湖广总督张之洞的重要幕僚梁鼎芬，他们与康氏结交，分别为康有为打开了京师清流圈与朝廷重臣张之洞的大门，这些人物后来都在戊戌维新中写下浓墨重彩。所以康有为真诚地写道：“我自从拜九江先生为师才知道圣贤大道的意义，自从跟张延秋先生结友才广泛地了解中原文章。”

在张鼎华的指引之后，康有为放弃修道成圣的念头，对于八股，他仍旧放在一边，但想到天下老百姓生活艰难，他拥有聪明才智，就应该尽力为他们多做点事，这是儒家“达者兼济天下”的思想观念，他“以经营天下为志”，取来《周礼》《王制》《太平经国书》《文献通考》《经世文编》《天下郡国利病书》《读史方舆纪要》等书苦读，写下了大量有关治国救民的笔记。五开眼看世界◎《瀛环志略》

康有为在十七岁那一年，看到了让他开眼看世界的第一本书——徐继畲的《瀛环志略》。此书跟魏源的《海国图志》，都是中国较早的世界地理书，以地球为引子，介绍了东西半球的概况，之后按亚洲、欧洲、非洲、美洲的顺序依次介绍了世界各国的风土人情。

在未被西方文明冲击之前，中国人一直以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中国身处天下的中心，接受边缘地带小国的朝贡，虽然知道西方有阿拉伯世界，有欧洲，但一直未动摇天朝上国的中心位置观念。西方工业革命后，欧洲诸国开始崛起，持续冲击东亚文明，有先见的中国人纷纷开始观察世界，写了一系列有关西方的书籍。徐继畲的这部书，不仅介绍世界各国的风土人情，对于西方民主制度也进行了介绍，而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比如，对于英国的议会制度，书中就有如下介绍：

都城有公会所，内分两所，一曰爵房，一曰乡绅房。爵房者，有爵位贵人及耶稣教师处之；乡绅房者，由庶民推择有才识学术者处之。国有大事，王谕相，相告爵房，聚众公议，参以条例，决其可否。复转告乡绅房，必乡绅大众允诺而后行，否则，寝其事勿论。其民间有利病欲兴除者，先陈说于乡绅房；乡绅酌核，上之爵房；爵房酌议，可行则上之相，而闻于王；否则报罢。民间有控诉者，亦赴乡绅房具状，乡绅斟酌拟批，上之爵房核定。乡绅有罪，令众乡绅议治之，不与庶民同囚禁。大约刑赏征伐条例诸事，有爵者主议；增减课税，筹办帑饷，则全由乡绅主议。此制欧罗巴诸国皆从同，不独英吉利也。

这段话说的就是英国的上下两院制度，英国分为上议院和下议院，上议院（爵房）由贵族组成，下议院由新兴的资产阶级组成。国家大事，国王告知首相，首相通知上议院集体讨论，参照国家法律，决定它是否可行，然后再交下议院讨论，下议院通过后就可以实施。百姓有建议，可提交下议院，下议院通过后转呈上议院，上议院决议可行，再上交首相和国王。

康有为读了这本书，开始对世界有了初步了解。当时的社会环境十分闭塞，广东跟香港近在咫尺，当地人对香港却一无所知，传统的儒家伦理观和华夏观仍旧统治着百姓，固若金汤。

结交张鼎华之后，康有为初步知晓西学，他增强了了解外部世界的渴望。这时中国人了解西方的方法之一是外国新闻的摘录，于是他去看了《西国近事汇编》《环游地球新录》。《西国近事汇编》原名《西国近事》，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三月创办，主要是摘录当时各外文报刊所载最新要闻，印送清廷在上海的有关官绅阅看，一般由外国翻译口译，中国学者笔述。后来这份报纸扩大了发行范围，每五天出版一期，每期约印四五百份，每月（或每季）汇编成册，名为《西国近事汇编》，可公开订阅，成为专载新闻的报纸，一直到1899年才停刊。它的内容主要根据英国《泰晤士报》等报刊编译，汇编西方国家的大事要闻，是中国人看世界的重要窗口，康有为后来办《中外纪闻》就效仿了它。

看《西国近事汇编》让康有为对西方有了更深的了解，与泱泱中华文明完全不同的西方制度，真的实施起来会怎么样呢？这个疑问很快得到了答案，1879年，康有为第一次到紧邻广州的香港游览。香港位于珠江口之东，从秦朝南征百越起，就成为南海郡的管辖土地，它由香港、九龙、新界三部分组成，长期以来是个小渔村。1840年英帝国主义发动鸦片战争，颟顸无能的清朝政府丧权辱国，被强迫割让香港，经过几十年英帝国的殖民统治，香港已经大为改观。康有为惊讶地发现，香港已经由小小的渔村变成了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城市，宫室瑰丽，道路整洁，连街上来往的巡捕都非常严肃认真，他“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天经地义的观点受到了挑战，使他大为震动。

多少世纪以来，中国和外部世界关系的处理都建立在儒家学说的一整套规则上，比如整个宇宙都是按照一定等级顺序排列，皇帝乃上天之子，他施行政策，维护整个天下的和睦，他的统治范围包括中华的文明世界和中华以外的蛮夷世界，不懂文明，尤其是不懂中华文明的就是蛮夷，只有采用中华的礼仪和风俗，蛮夷才能融入中华世界。外国对中国采取纳贡制度，即他们定期向中国朝廷派遣使节，赠送礼品，在这个基础上，中国对邻邦国家赐予礼物。这就是儒家心中“四夷宾服，万邦来朝”的王朝统治最高境界。但是康有为看了香港，感到自己以前的偏见太多，不能再以传统的天朝上国对夷狄的俯视心态看待外国，对中国封建制度的先进性也发生了怀疑。同时，强烈的爱国理念又让他对国家领土沦为殖民地非常痛心，香港洋人当道，在中国的土地上，各部门高级官吏却是金发碧眼的洋人，政府所在飘的是米字旗，这对中国人来说是何等的刺激！他在《初游香港睹欧亚各洲俗己卯冬月》写道：“伤心信美非吾土，锦帕蛮靴满目非。”既伤心领土沦陷，又震惊于外国制度把香港治理得井井有条，他对西学的兴趣大增，于是调过头来，重拾《瀛环志略》《海国图志》阅读，购买全球地图，纵观世界。◎《海国图志》《海国图志》是号称近代“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的魏源受爱国名臣林则徐所托而写。鸦片战争后，英国侵略军船坚炮利，打得闭关锁国的清廷溃不成军，这种情况让爱国志士忧心如焚，在和林则徐商议之后，魏源写了这部介绍世界各国情况的巨著。它的材料来源非常详尽，有中国人的译作，有清朝使臣的日记，还有外国人的著述，如英国人马礼逊的《外国史略》、葡萄牙人马吉斯的《地理备考》等二十种左右的著作。这本书洋洋洒洒，记叙了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以及世界各国的文化样式、社会制度、风土人情，它的价值在于，打破了中国传统的自居天朝上国、视世界各国为蛮夷的自大心态，树立了“五大洲、四大洋”的新的世界史地知识，拓宽了国人的视野，使读者对中国有一个比较客观清醒的认识。最重要的是，为了抵抗侵略者，书中提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思想：“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也就是说，要打败外国侵略者，就必须学习他们先进的地方。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它既介绍欧洲国家的商业、铁路交通、学校等基本风土人情，也介绍欧洲的火轮船、地雷等最新武器，此书还介绍了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政体，从技术层面上升到了思想层面，是一本对晚清有识之士都起了非常大影响的书籍。康有为在现实和书籍的双重震动下，下定决心要学习西方的长处，他买世界地图，搜集西学书籍，这些都成为他后来讲西学的基础。

1882年五月，康有为去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因为他长期舍弃帖括之学，八股的套路已经不再纯熟，结果又一次落榜。无法金榜题名虽然遗憾，但他第一次走出了家乡，在北京结交了一批名流。游览北京时，京城壮丽宏伟的景象，在这位异乡年轻人心里激起无限雄心壮志，在回乡途中，康有为索性慢慢前行，饱览祖国的大好山河。途经扬州、镇江、南京等地，他去参观了几处古迹，都颇耐人寻味，比如民族英雄史可法的墓地、明孝陵和明故宫，他为此咏诗，都在感叹兵燹之苦和旧时代的落寞。这次游历让他大开眼界，尤其是西方制度治理下的另外一个范本城市——上海，变成他学西学的又一个动力。

上海地处东海之滨，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中心，它在春秋时代就已有历史记载，虽然历史悠久，又处在帝国最富庶的江苏省和浙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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