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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维迎,盛斌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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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经济增长的国王试读：

第三版序 企业家做什么

人类过去200年的经济史，其实就是企业家创业和创新的历史。企业家不仅为我们创造了物质形态的新产品、新技术，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交往方式和价值观念。今天我们享受着200年前的人们想都不可能想到的产品和服务，世界变成了地球村，地理上的距离已不再是人类交流的屏障。据一些经济学统计，200年前人类所能消费和使用的产品总数不过10的2到3次方，而今天的产品数量已到了10的8到10次方。想想吧，从飞机、汽车、高铁，到电视机、电脑、手机、网络、刮胡刀、遥控器，等等，哪一件产品不是企业家创新的结果呢？没有这些，我们今天的生活将是什么样子呢？

人类的进步来自合作。200年前，主导人类生活的是强盗的逻辑，是战争、掠夺和强权。今天，全世界大多数人口都生活在市场的逻辑中，分工和交换成为人类合作的主要形式，尽管强盗逻辑仍然不时干预市场逻辑的运作。而没有企业家，这样大范围的合作是不可能的。

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是否在发展，人们的生活是否在提高，社会是否和谐，最关键的是这个国家和地区人口中的企业家精神是否能得到有效发挥，企业家是否在从事创造财富的工作。中国过去30多年之所以能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和工厂，最重要的因素是改革开放激活了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让潜在的企业家变成现实的财富创造者。企业家的两个基本功能

下面我讲一下我们企业家究竟在做什么？这也是《企业家》这本书总结的东西。简单地说，企业家就做两件事：第一是发现不均衡，第二是创造不均衡。我这样说有点学术性，但不难理解。所谓均衡就是说所有资源都得到最有效的利用，货已畅其流，物已尽其用，人已尽其才，已经没有赚钱的机会，每一个企业得到的收入全部要支付成本，包括土地成本、资金成本、人力成本，没有经济利润可言。当然，你可以有会计利润，可以不给自己付工资，把自己本来应得的工资变成会计利润，但是没有经济利润。

当然，现实的经济通常不可能处于这样的均衡状态。所谓“发现不均衡”，就是你能发现经济中赚取经济利润的机会，然后通过盈利机会的利用，纠正市场不均衡，使资源得到更好的配置。随着这种机会被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利用，你的利润和盈利机会慢慢消失，以后又发现新的不均衡。所谓“创造不均衡”，是指这个市场已经很饱和，但是你能不能创造一个不均衡？也就是通过创造新的产品、新的技术，打破原来的均衡，找到新的市场，找到新的客户？当然这两个功能经常混在一块，不是截然分开的。从这两个方面我们来理解中国企业家过去做了什么，未来应该做什么。企业家的三种套利方式

首先我们讲一下发现不均衡。不均衡意味着有盈利的机会，所以发现不均衡就是“套利”。所有不均衡大致可以归结为三类：第一类是跨市场的不均衡；第二类是跨时间的不均衡；第三类是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之间的不均衡。我下面稍微给大家详细讲一下。

1．跨市场的不均衡。所谓跨市场的不均衡，也就是同样的产品在不同的地方价格不一样。比如一斤橘子四川卖五毛，北京卖两块，你找到这样的机会就可以赚钱。利用跨市场不均衡套利赚钱的就是商人。

要想发现市场的这种不均衡，需要好多有关不同市场供求关系的知识。过去很多不均衡的发现是因为旅游产生的。比如《货殖列传》里边讲孔子的学生子贡，就是利用贱买贵卖的方法在曹国和鲁国之间经商赚大钱。还有“红色资本家”阿曼德·哈默，本来是作为医学院的一名学生参加对苏联的人道主义救助，当时苏联处于饥荒时期。但到苏联之后，他发现那里有那么多稀有的动物皮毛和宝石，但苏联人没有粮食吃，而美国人有大量粮食要倒掉。所以他给哥哥发了一封电报：你给我收购多少万吨粮食，我给你收购多少吨的皮毛。结果就赚了大钱，由此走上了企业家道路。

中国改革开放最早的私人企业家许多就是这样的商人，他们做的事情被称为“倒买倒卖”。这些企业家发现市场在地域之间的不均衡，通过倒买倒卖就能赚钱。我想柳传志先生一开始创办联想公司，也是因为发现了一个不均衡：计算机在国外那么便宜，到中国怎么这么贵？所以他做起了计算机贸易生意。还有像牟其中这样的“国际倒爷”，用中国的纺织品换俄罗斯的飞机。这种套利行为对经济发展是非常重要的。重要性在哪儿？就在于这样的企业家在市场当中传递信息，使资源得到更好的配置，纠正了市场的不均衡。但是我们注意到，当你发现市场不均衡，赚的钱越多，就越有人眼红，就会有越多的人跟进，随着时间的推移，赚钱变得越来越难，最后达到均衡时，就无钱可赚了。

2．跨时不均衡。所谓跨时不均衡，就是你预测某种东西未来会出现稀缺，价格会上涨，而现在这个东西很便宜。此时，你购买这些东西，囤积起来，到未来卖掉它。这叫跨时套利，也就是投机。

跨时套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家对未来的判断。如果你判断失误，不仅不能赚钱，反倒会亏损。设想在春天的时候，你发现由于病虫害或气候因素会导致小麦夏粮减产。那么，你可以选择以较低的价格购进小麦，等秋天以较高的价格出售。如果你的判断是正确的，你就可以赚好多钱。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例子，比如《货殖列传》中讲西周人白圭，喜欢观察市场行情和年景丰歉的变化。当货物过剩价格低廉时，他就收购；当货物不足价格较高时，他就出售。谷物成熟时，他买进粮食，出售丝、漆；蚕茧结成时，他买进绢帛棉絮，出售粮食。他了解，太岁在卯位时，五谷丰登；转年年景会不好。太岁在午宫时，会发生旱灾；转年年景会很好。太岁在酉位时，五谷丰收；转年年景会变坏。太岁在子位时，天下会大旱；转年年景会很好，有雨水。太岁复至卯位时，他囤积的货物大致比常年要增加一倍。他捕捉赚钱的时机就像猛兽捕捉食物那样敏锐。因此，他说：“我干经商致富之事，就像伊尹、吕尚筹划谋略，孙子、吴起起兵打仗，商鞅推行变法那样。”《货殖列传》里还讲到计然告诉越王勾践如何套利：“善于将时与用二者对照，那么各种货物的供需就看得很清楚。……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勾践用他的方法治国10年，越国富有了，灭了吴国。范蠡用他的方法治家，赚了万贯家产，成为当时最富有的人。还有宣曲任氏的祖先，本来是督道仓的守吏。在秦朝败亡的时候，所有豪杰都储存珠宝，只有他储藏粮食。最后楚汉两军相持于荥阳，农民无法耕种田地，米价涨到每石一万钱，豪杰的金银珠宝全归于任氏，任氏卖谷大发其财。这就是企业家跨时套利的例子。

还有好多例子我这里不讲了。当然今天最主要的跨时套利活动发生在金融市场上。跨时套利对平稳市场非常重要。套利行为使得预期价格的上升变成现实价格的上升，鼓励人们节约消费，这样也就增加了未来的供给，使得未来的价格比没有套利活动时低。投机者承担了风险，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赚钱！

3．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之间的不均衡。如果你发现市场上好多人没事情干，好多资金没有用处，而市场上好多东西供不应求，你则只要把这些要素组织起来生产出供不应求的产品，就能赚钱。这就是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之间的套利。这样套利的企业家就是生产的组织者。

这种套利模式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出现得最多。乡镇企业家一开始做的就是这样的事情。一些企业家将国外的二三手设备买过来，雇了一帮没事干的农民，再聘请几个退休的工程师，就可以赚钱。今天更大的套利就是VC和PE的套利，是国际市场之间的要素套利。比如中国一些企业家有好的商业想法，但他们没有钱，美国投资者则把美国的钱拿来支持他们，就是套利。这样的套利同样是创造财富的，但利润也随时间的推移而递减。到最后，产品价格都化解为要素成本，无利可图。用创新打破均衡

接下来我讲一下企业家的第二个功能，也就是通过创新打破均衡。我先举英国工业革命时的一个例子。在“飞梭”发明之前，棉纺织业从纺到织全是手工做，“纺”与“织”之间是平衡的。但“飞梭”的发明加快了织布的速度，打破了这个平衡，出现了严重的纱荒。这样，纺纱工序的革新和新的生产节奏的产生就成为必要。1738年，约翰·怀亚特和刘易斯·保尔合作发明了第一台纺纱机。1768年，理查德·阿克赖特“发明”了“水力纺纱机”。1779年，塞缪尔·克朗普顿发明了走锭精纺机，与阿克赖特的机械动力织机结合，现代工厂制度诞生了，完成了纺织工业的革命！

经济学家熊彼特在102年前出了一本书，叫《经济发展理论》，首次提出企业家的功能是创新。他把企业家创新分为五类：引入新的产品，引入新的技术，开辟新的市场，发现新的原材料，实现新的组织形式。这五类创新模式也可以包括现在讲的商业模式创新，其核心是创造新的组合。

无论哪方面的创新，我想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人们为什么买你的而不买别人的？这可以分解成两个方面：一是怎么提高你给消费者创造的总价值。消费者不是傻子，没有价值的东西是不会买的。创造价值需要劳动，但价值不是由劳动决定的，而是由消费者的边际效用决定的，他愿意为你支付的价格绝不会超过你为他创造的价值；二是如何降低成本。因为只有降低成本，才能降低价格。通俗地讲，一是物美，二是价廉。消费者喜欢买你的东西，无非就是这两个方面的原因。如果你不能做到物美，至少要做到价廉，当然，最能赚钱的是既物美又价廉，所有的创新都应该围绕这两个方面进行。

从这个角度，我曾区分出三类企业家：

第一类企业家能够看到消费者自己都不明白的需求，这是创造需求的企业家，是最伟大的企业家。他们不仅创造产品，其实也在创造产业。可以说所有人类历史上，特别是过去200年里，对商业和经济的发展做出最大贡献的就是这类企业家。他们一定是在创造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例如，现代微软的比尔·盖茨、苹果的史蒂夫·乔布斯，100年前的爱迪生、福特等，都是这样的企业家。

第二类企业家满足现在市场上已经表现出来的需求，如人们喜欢吃可口的东西，喜欢经济实用的车等。如果你能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要，你就可以赚钱。

第三类企业家按订单生产，技术规格都是别人规定的，保质保量生产出来就行。这类企业家通常是第一类和第二类企业家的供应商，并不直接服务于消费者。

全世界第一类企业家是极少数的，第二类、第三类企业家居多。中国第一类企业家就更是凤毛麟角。未来我想可能会不一样。其实现在已经出现了第一类企业家，就是创造出消费者没有想到、而拿到以后高兴得不得了的东西，像马化腾这样的人就属于这类企业家，他的微信就是这样的产品。

而要做这一点，最重要的就是对人性的理解。其实伟大的企业家都是对人性有深刻理解的人，如果没有对人性的深刻理解，马化腾不可能做出微信这样的产品。

企业家要对人性有深刻的理解，市场调研是需要的，但这是对一般企业家而言。我们必须认识到，最伟大的企业家做的事，这个市场根本没有，你根本没有办法做市场调研。

创新是连续的过程，而不是突然跳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创新也包括模仿，或者说模仿与创新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线。中国企业家过去所做的创新基本上是模仿式创新。但真正的创新是没有可模仿对象的，只能靠想象。所以，企业家的想象力很重要。

与前面讲的发现不均衡所带来的利润不一样，创新的利润曲线是这样的：创新一开始利润是负的，所有新产品开始都是亏损的，听说京东商城现在都没有赚钱；但随着市场扩大，就开始赚钱了，利润不断上升。但是到一定的时点后，模仿你的人越来越多，你赚钱的能力就越来越小。

所以，会创新的企业家总在产品还在赚大钱的时候，就开始投资于下一个可能赚钱的创新。只有不断创新，才有持续的利润可赚。还是用马化腾的例子。他在QQ仍然高涨的时候推出微信，而微信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替代QQ的，甚至是打败QQ的。企业家有这种意识的话就可以有持续的创新能力。有一些企业在自己产品销售最好的时候满足于欣赏自己的利润，以为可以“一招鲜吃遍天”，结果过一段时间利润可能就消失了。创新就是把一个想法变成一个市场

所有的创新最初都只是一个想法而已，但是这个想法一定与众不同，也就是大部分人不会想到。即使你把这个想法说出来，大部分人也不会认同，认为完全不可能。这是创新的第一步。问题是，你有这样与众不同的想法，有没有可能最后变成消费者愿意买单的产品？有些人有这种想法，但是他没有把它变成消费者愿意买单的产品，这不是创新，只是发明。发明申请的专利可以放在那里给人看，企业家创新不是给人看的，一定要最后有人乐意买单。

前面提到，200年前人们消费的所有产品就是10的2到3次方，今天是10的8到10次方。这么多的新产品都是由企业家的想法变来的。有些例子大家可能觉得都过时了，但是它们所揭示的真理并没有过时。所以我觉得今天的企业家，仍然有必要看看200年前英国工业革命是怎么出现的，当时的企业家是怎么创新的，看看30年前企业家怎么做，等等。这些案例对我们同样有启发。

比如婴儿尿布，1956年的时候，只占1％的市场，因为价格太高，人们只有在外出旅行时才使用。宝洁公司的想法是，它应该变成日常使用的产品，普通人家都用得起。要把这个想法变成市场，关键是降低价格。如果价格降不到6美分以下，这个产品就没有市场。宝洁公司为一次性尿布投入市场花了10年时间，不是因为技术上难以生产，而是因为需要大量的创新才能降低成本。花了10年时间把成本降低到3美分，市场价格卖到5．5美分，这个市场就普及了。

130多年前，胶片照相技术只是乔治·伊斯门的一个想法而已，要让这个想法变成市场的关键是使普通消费者都可以买得起，而且不需要专业技术知识就可以使用。柯达公司生产出了这样的照相机，把胶片预装在相机里，消费者拍完后把相机寄回去，柯达就帮你洗出来，再把装好新胶片的相机寄给你。它在广告里说，“你只要按下快门，其他事情都由我们替你做”。由此，家庭相机普及开来。当然，我们知道，数码相机出现以后，胶卷被替代了，柯达本身也被替代了。

1956年索尼公司生产出第一台录像机时，要卖到2000万日元（相当于当时的55000美元），否则就无利可图，所以只有专业公司才能使用它。索尼创始人想把它变成普通人都能用的东西。怎么实现呢？就是降低成本。盛田昭夫要求生产出价格200万日元（5500美元）的录像机。但成本降低到原来的十分之一的时候，他又要求生产出20万日元（550美元）的产品。最后，他们做到了，家庭录像机普及开来。把价格降低到原来的1％，这就是盛田昭夫的想法。

刮胡刀很早就有了，但100年前人们使用的刮胡刀都是折叠式的，价格高，用起来既不方便又不安全。推销员出身的吉列想到应该生产这样的刮胡刀，刮起来既舒服，成本又很低，而且用一次后就可以扔掉。他找技术专家咨询，都认为不可能，但他努力十几年做到了。现在吉列公司仍然是刮胡刀市场的主导者。

100年前，没有人想到汽车应该是普通人消费的产品。可福特有一个想法，一定要让汽车变成大部分人使用的东西。所以他引入汽车生产线，生产出廉价的T型车，不仅改造了汽车业，而且改造了整个制造业。

史密斯创办联邦快递公司时的想法是：任何一个东西能不能今天交给你，明天就送到对方手里？当时的邮政需要一个礼拜的时间，他的想法从技术上不太可能，所以他在耶鲁读书时候的那篇课程论文，老师只给他打了C，就是刚及格的分数。然而就是这个论文里的想法，后来变成了联邦快递公司。

40年前，没有人想到每个家庭和每张办公桌上都会有一台计算机，只有比尔·盖茨想到了，他才创造了软件产业。

我们还可以举许多这样的例子，包括国内像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奇虎360等很多优秀的公司。我要说的核心观点是，创新就是一个想法而已，问题是，你有没有办法把这个想法变成消费者愿意买单的东西？从套利到创新

企业家一定要赚钱，不赚钱就不是企业家。但企业家做的是具有很大使命感的事情，不仅仅是为了赚钱。创新型的企业家比套利型的企业家快乐得多，因为他为改变这个世界所做的贡献更大。

做到这一点，你要有敏锐的嗅觉，要有丰富的想象力。你对未来的判断很重要。凡是成功的企业家，都是看未来看得比较远、比较准的。现在市场上畅销的新产品，是30年前想都不敢想的东西。同样可以说，今天根本不敢想的东西，恰恰可能变成20年以后市场上的主流产品。这就是企业家要想的问题。

用我前面讲的框架看，过去30年中国企业家做的主要是套利和模仿。未来套利模式不会像以前那么奏效，因为套利空间越来越少，投机倒把的空间越来越少，模仿空间也越来越少。未来只能靠创新，创造新的产品、新的市场、新的技术。这就是中国企业家面临的挑战。对未来经济增长的预测

中国企业家面临的挑战与中国的经济转型有关。下面，我对未来增长做一个基本的判断。第一个判断是，中国经过35年高速增长之后，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会有一个趋势性的向下调整；第二个判断是，中国经济经过过去5年的强刺激政策后，未来几年会面临很大的困难，甚至可能是危机。

为什么中国GDP增长率会往下降？从改革开放开始到现在，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靠模仿和套利带来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这就是后发优势。今天中国企业所使用的技术，很少是我们自己原创的。而任何西方产生的技术、产品，只要拿过来“山寨”一下，就可以在中国找到市场，就可以赚钱。过去30年我们走过了西方200年走的道路。为什么？主要原因是，人家在前边你在后边，人家在修路你在走路，所以我们的经济可以说是寄生性的经济，寄生在西方市场经济所发展起来的技术、管理基础之上。但随着西方积累的技术逐渐被利用，差距变得越来越小，后发优势也越来越小，这意味着我们的进步会越来越慢。

2009年之后，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实行强刺激的宏观经济政策，给我们惹来一身病。特别是由政府主导、国有企业主导的投资，靠大量贷款支持的经济增长，是没有办法持续的。企业家应该认识这一点：我们生产的任何一个东西，最后都是由消费者付款的。也许你生产的只是一个螺丝钉，但是安上螺丝钉的那个商品如果没有人付款，最后螺丝钉也不会卖出去，你就会亏损。2009年后中国为刺激经济所作的投资，大部分是为了当年的GDP而由信贷支撑的，而不是为了消费者创造价值、为了未来价值增长、财富增长投资，这个模式是没有办法持续的。几十年前哈耶克就打了一个比喻——靠信贷维持增长就像抓住老虎的尾巴，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把老虎尾巴放开，这时候老虎反过来把我们吃掉；第二种是我们紧紧抓住老虎尾巴，跟着老虎跑，直到最后被累死。我们今天就处于这样一个状态。我理解，2013年6月份政府认识到不能继续靠信贷刺激经济持续增长，所以想稍微放开老虎的尾巴，结果就闹起了“钱荒”，只好又赶紧重新抓起老虎尾巴。但这个老虎尾巴还能抓多久？我觉得时间非常有限。

当然，无论趋势性问题还是周期性问题，都是事在人为。中国经济增长还是有巨大的潜力，最大的潜力是我们的市场规模。没有一个国家在经济工业化、城市化时具有这么大的市场。200年前英国工业化的时候，其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1％多一点；100年前美国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5．8％。我们的人口占世界20％，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优势。过去我们利用了这个市场优势，但是利用得不充分。如何挖掘中国国内市场，是未来发展的关键点。如果利用得好，我们仍然会有比较高的经济增长。

核心问题是，开发国内市场靠什么？不是靠政府政策。靠政府刺激内需，我觉得完全是误导，甚至根本是错误的。开发市场靠谁？靠企业家！只有企业家精神才能使中国国内市场潜力得到真正的开发。

市场有广度和深度之分。市场的广度取决于人口规模，市场的深度取决于人均收入水平。中国企业家过去主要关注市场的广度，我认为未来市场的深度更重要。人口大国市场广度很大，也可能使企业家不注意开发市场的深度，也就是做大每一个产品的附加值。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中国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仍然大大束缚着企业家精神，中国企业家的生存环境仍然非常恶劣。政府对经济的过度管制，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私有产权得不到有效的法律保护，这些因素不仅阻碍着企业家创造力的发挥，而且诱使一些企业家偏离企业家的本分，热衷于从事寻租和非生产性活动，由此带来了严重的腐败和收入分配不公，也败坏了社会道德风气。许多企业家做的仍然是套利活动，而不是创新活动，这对中国下一阶段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本书的价值

解决这些问题既需要政府加大改革的力度，建立起能有效保护自由和私有产权的法律制度，也需要中国企业家队伍自身素质的提升。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的内容非常贴合当下的中国。本书是写给学者和政府官员的，也是写给企业家的。本书不仅从宏观的历史角度论述了企业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而且从微观层次详尽分析了企业家的功能和素质。中国企业家的“创新”仍然停留在模仿型创新阶段。在我看来，如何从简单的套利者（商人）和模仿者转变为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者，是中国企业家面临的主要挑战。本书也告诉我们，商学院虽然可以提高企业家的管理知识，但商学院不可能培养出企业家。职业经理人和企业家是根本不同的两类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书有关企业家与政府关系的讨论对我们理解当下政府产业政策面临的困境具有重要的意义。简单地说，政府制定很多产业政策，靠这些产业政策来引领未来的创新，是错误的。因为，产业政策隐含的一个假设是，政府官员或者科学家比企业家更有能力判断未来，这个假设肯定不对。如果这种假设是对的，就不会存在企业家。真正理解企业家功能和素质的人，不可能赞成政府的产业政策。

就产业发展的走向而言，能对未来做出最好判断的是企业家，不是政府官员，也不是专家学者。企业家任何时候都不要跟着政府产业政策投资。或许符合产业政策的投资可以拿到政策补贴，你以为你赚钱了，但最后可能死在这里。真正的企业家，尤其你想变成伟大的企业家，一定是要别人跟着你，而不是你跟着别人。

本次再版时，我们恢复了第五章初版中被删除的内容。这样，第五章第二节的标题也恢复为“企业家与所有制”。此外，本次再版时将初版中的“商品经济”改为“市场经济”，“同志”改为“人士”。

在结束这篇代序之际，我本人，并代表我的合作者和好友盛斌，要感谢本书原责任编辑贾宝兰女士。25年前，她的耐心和敬业精神让我们感动不已，她杰出的编辑能力使本书增色不少，由此我们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们还要感谢《读书》杂志原主编王焱先生，正是他的鼓励使我们当初有了撰写这本书的勇气，在写作过程中我们也得到他不少指点。尽管我们在第二版的序言里已对他们二位表达了我们的感激之情，但这里对他们再次表示感谢绝非多余，因为优秀的编辑能使作者受益终身，对初出茅庐的作者尤其如此。

本版责任编辑李文青女士为这次再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一并感谢。张维迎2013年12月23日

第二版前言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小书，酝酿于20年前，完稿于1985年，首次出版于1989年1月（人民出版社）。

1985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纪年。那时候，改革已由农村扩展到城市，扩展到企业，官方开始提“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的概念了。但谈论企业家的问题，仍不轻松。“资本家”这个词倒是家喻户晓，但谈论时充满了敌意。好在那时我们年轻，一腔热血，匹夫之责，就写了这本书。出版过程中经历了一些波折，大概前后拖了3年，又被斧正了一些提法，也删掉了一些在当时被认为不太合适的章节，有些缺憾。

在过去的几年里，曾有朋友建议我们再版这本书，但由于我们各忙各的事，没有来得及考虑和落实朋友的建议。但随着“企业家”这个话题变得越来越热，偶尔翻开这本书再读一遍，我们很欣慰，18年前写的东西不仅没有过时，而且仍然充满了时代气息，具有一定的价值。事实上，就我们所知，至目前为止，国内有关企业家的论述这本书仍然是比较全面的。

这次再版的时候，有朋友建议我们“修饰”一番，与时俱进地充实一些内容，我们没有这样做。放在今天再写这样一本书，或许可以增加许多新的素材，特别是中国企业家和IT英雄的故事，有些表述也会更准确一些，也会使用一些新的术语。但我们两人都已经没有了当年的激情，很难再写出当年的激扬文字，因此除了改几个错别字和印刷错误外，我们全部保留了第一版的原貌。比如书中还用“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等提法，再比如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们曾用了王安电脑公司发展的例子。那时，王安是个创新企业家的典型。可是，王安和他的电脑公司今又何在？可能稍为年轻一点的读者都不知王安何许人也。不过我们在这本书中的确写过这样的两句话：“王安又面临着新的挑战，他能否成为市场争夺战中的常胜将军？无论如何，他的创新活动是不能停止的”（参见本书第一版第96页）。遗憾的是，王安的企业确实在新一轮的挑战和竞争中失败了。特别需要提到的是，由于当时的政治气氛和学术环境，本书第五章初稿的近一半内容在出版时被删节，这次再版曾想过按原稿恢复，但经与编辑商量，最终还是没有这么做。“历史的才是有价值的”，就“原样”印吧！

不过，再版这本小书，我们倒多了一分信心。中国经过近20年发展，人的思想、观念乃至国家的经济体制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们当年的思考和奉献今天有了收获。我们呼唤的企业家时代已经到来；成千上万个“经济增长的国王”正用他们的勤奋、智慧和企业家精神，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企业，创造共和国的繁荣，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在本书再版之际，我们要特别感谢三联书店的贾宝兰女士，她是本书原版的责任编辑，也是这次再版的责任编辑，没有她的艰辛努力，就不可能有这本书的问世。我们也要感谢我们的老朋友、时任人民出版社编辑的王焱先生，是他最早约本书作者之一张维迎撰写了“时代需要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一文（发表于《读书》1984年第9期），才引出了这本小书。

最后，我们想说，20世纪80年代无论对国家还是对我们个人，都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我们怀念那个年代，为从那个年代走过来并有所思考还写了一点东西而欣慰。我们也珍惜我们之间的友谊，这种友谊在合作前就存在，并随合作而加深。

我们期待着中国出现世界级的大企业家！作者2003年12月1日美国第三十任总统卡尔文·柯立芝说：“美国的事业就是企业。”

第一章 企业家的社会地位

引子

1985年初，欧洲货币基金会主办了一次规模宏大的讨论会。讨论题目是：关于世界经济变革问题。会上，700多名政治家、实业家、银行巨头，济济一堂，畅所欲言。这次会议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尽管大家在许多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但有一个认识是一致的，即“世界正处在一个新时代的开端，这个时代可称之为企业家时代”、“企业家将由此开辟景象更为繁荣的道路”。

在法国、英国乃至整个西欧，人们有一个最强烈的感受，那就是，无论是政府、银行、公司，还是高等学府和科研机关，企业问题都是一个非常活跃的问题。可以说，大家都在为企业操心，为企业的改革进行着探索，对企业寄予极大的希望……

在美国，人们对一般书籍不感兴趣。但由美国经济管理学家毕德士和华特曼撰写的《寻求优势——美国企业家成功的秘诀》一书，一经问世，立刻畅销。仅两三个月，就登上《纽约时报》和《时代》杂志的畅销书排行榜之巅。至1984年11月，该书的英文版在世界各地的销售量已达300多万册。

在日本、新加坡、韩国等国家和地区，人们最珍视的人才是企业管理人才，或曰：企业家。

在中国，一家青年报在1984年5月以“你崇尚什么样的人”为题，在深圳市20多家企业单位的青年人间进行抽样调查。调查结果，崇尚企业家的占57．5％，名列第一。以下依次排列的是工程技术人员（占20％）、社会活动家（占12．5％）、政府官员和文化人（均占5％）。

同一年，有人在北京进行了一次调查，发现俊美优雅的年轻姑娘，心目中的如意郎君已由干部、大学生，悄悄地向企业家转移……

总之，这些从中国到外国，从大西洋到太平洋，从欧洲、亚洲到美洲，散射出来的信息集中说明着这样一个事实：企业家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那么，企业家的社会地位是怎样确立起来的呢？

第一节 《哈姆雷特》剧中的王子

众所周知，世界之所以划分为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划分为富国和穷国，其区别就在经济增长上。经济增长问题是经济学家历来都非常重视的问题。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说过，“无论在世界的哪一个地方，人们都全力贯注于经济的发展”。“毋庸置疑，这种对于经济发展和对于合乎人道的经济增长的新兴趣，已经使得经济学在各国的首都成为一门引人入胜和具有重大意义的学科”。

那么，是什么因素决定经济增长呢？

亚当·斯密是历史上第一位增长经济学家。他在其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指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决定于两个因素，一是劳动人口比例的增长；二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二者又主要取决于资本积累。以马尔萨斯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学派则把增长的因素分为三类：劳动、土地、资本。他们认为土地是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因此决定增长的只是劳动和资本积累。近二三十年来，由于统计分析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技术进步这一长期被忽略的因素被引入生产函数。这样经济学经过200多年的探索，终于从理论上和经验上确证了经济增长的三个主要因素：资本、劳动和技术。

资本是可以增值自身价值的生产要素，也被称作用来生产其他商品的商品。固定资本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时，就叫资本积累或资本形成。

资本或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一方面它反映有效需求；另一方面，它为未来的生产创造实力。对生产资料的投资不仅可以提高生产，而且还可以增加就业机会。资本积累为技术进步提供了物质基础，技术进步又反过来导致生产的社会化和专业化，由此减少生产一定数量商品所必须投入的劳动力和资源。因此，资本的投资又是经济上生产率（或效率）的提高过程。资本积累可为不断增加的劳动力提供机器工具和设备。每个国家社会的和经济的基础结构（如运输、动力、教育等）都是通过资本积累建立的。

劳动或劳动力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马克思早就指出：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是人类生产尤其是商品生产的一般条件。一个国家的生产水平，经济增长速度，在任何特定的时期都部分地取决于一定的劳动力数量和质量。

技术进步及技术变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它可以使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其他生产因素增加。有人把现代经济增长中技术发展的模式分为五种：科学的发现，科学的发明，科学的革新，科学的改进，以及发明的传播和通常与之相伴随的改进。在近代，技术发展与变革的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蒸汽机在英国诞生不久，就传播到欧洲和世界各地，促进了世界各国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两次世界大战以后，发达国家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科学技术革命的结果。日本早期的纺织工业是在引进英国工业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后，日本通过学习、吸收、模仿西方国家的技术而得到急速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形成独立进行技术革新的机制，在各个领域都生产出较高质量的产品，冲击世界市场。

关于经济增长的生产要素，除了资本、劳动力、技术之外，自然资源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经济学中，自然资源是指土地的肥沃程度，土地的位置、组成情况、森林、矿产、气候、水力、海洋等。现有的资源是否丰富，对经济增长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正如经济学家刘易斯所指出的那样：“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条件下，人们对丰富资源的利用会比对贫瘠资源利用得更好。”

一般地说，人们使用资源取决于三个因素，即技术、成本和社会价值。其中最重要的是技术知识。人们能够通过改进技术和增长知识使资源得到开发。因此，一种资源对一定的社会价值就取决于该社会对这种资源开发和利用的有关知识和技术水平，也取决于这种资源的可达性和开发成本。今天铀是具有很高价值的资源，而在一个世纪以前，有铀矿藏的国家总认为这种资源是没有价值的。

但是，资本也好，劳动也好，技术也好，自然资源也好，充其量只是经济增长的生产要素。只注意这些增长要素本身，并不能真正揭示经济增长的奥秘。一位经济学家尖锐地指出：在分析经济增长机制时，只强调生产要素，就像给出了没有王子登场的《哈姆雷特》。那么，经济增长的国王是谁呢？

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J．熊彼特在1911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第一次从理论上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认为经济增长的国王是企业家。正是企业家把各种要素组织起来进行生产，并通过不断创新改变其组合方式才带来了经济增长。熊彼特的观点如投入河中的一颗石子，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西方学者普遍认为，熊彼特的见解抓住了经济增长的本质方面。由此，经济学界一改过去仅注意增长要素本身的研究方法，开始注意研究隐藏在经济增长要素背后的动力机制——企业家，美国形成一个企业家史研究学派。

企业家的概念是很清楚的，即按照盈利原则把生产要素组织起来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它包括企业管理者、银行家、商人、经营家等。企业家是工业社会的产物，可以说它是伴随着工业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自企业家诞生以来，迄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了。这期间，世界政治、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同时，企业家的性质、特点及内在组织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企业家的第一代，就是那些富于冒险，又能看到潜在市场、潜在利益、最初创建新企业的资本家，被称之为早期产业政治家。他们以自己的天才创造了一种产业秩序，是经济革新和经济变化的主要力量。这一代企业家的创业史，同时也是一部充满泪水和血腥的资本主义剥削史。他们被指责为欧洲中世纪在通商大道上向路过他们城堡的所有人勒索钱财的盗贼流寇，又是狄更斯、福楼拜、巴尔扎克等19世纪艺术大师笔下可憎的金钱主义者，为了利润不顾一切的可怜虫。

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引起了资本主义组织结构的变革。19世纪末期，股份公司的大量出现，就是一个典型的标志。股份公司的建立使生产的规模惊人地扩大了。个别资本不能建立的企业出现了。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它使“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股份公司的建立给资本主义企业管理结构以巨大的冲击。1841年，在美国马萨诸塞至纽约西部的一条铁路上发生了一次撞车事故，死了1人，伤了17人。这次不太严重的车祸却成了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契机。事故发生后，社会舆论纷纷抨击无能的铁路资本家管理不了现代高技术的企业组织。在州议会的推动下，该铁路公司实行改革，选拔了一批有管理才能的专家担任领导，而资本家则成了只领取红利的股票持有者。世界著名的“经理制”就这样诞生了。不久，经理制风靡世界，成为资本主义企业管理的一种重要形式。这场改革的实质是把财产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分开了。经理掌握了企业经营的管理权。这批经理就构成了企业家的第二代。另外，那些在垄断资本主义初期，最早进行大规模经营，并依靠经营才能创建了庞大经济王国的钢铁大王、石油大王、铁路大王、汽车大王，也属于第二代企业家的范畴。

到了20世纪60——70年代，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企业组织又出现了新的合并和改组，形成一批混合的联合公司和跨国公司。这种企业组织的独特意义就在于它实行最有效的全球范围内的专业化分工。它不但囊括的企业数目繁多，而且生产的品种和经营的项目繁杂，经营的地域极广。这样，仅靠一个垄断资本巨头，管理如此众多的子公司就显得十分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这种企业的分散，多厂、多产品和跨国性质主要受到来自管理趋向分散化的冲击。因此，他们不得不聘请一批精明强干的专业经理，采取集权管理与分权管理两种体制，从而把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又推到一个新的发展高度。这些专业化的经理，是在现代复杂、多变、激烈竞争的世界市场中涌现出来的具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人。他们的地位不是来自资本、财产，而是在现代工商业和财政金融业方面的管理知识和才能。他们中间许多人都受过高等文化教育，甚至有些是取得硕士、博士学位的工程师、科学家、教授和各种技术人员。正如美国经济史学家H．N．沙伊贝所指出的：“电子自动化和计算机方面的革命，已使有高度技能的技术员，甚至科学家上升到公司组织的顶层。这些技术专家增加了管理人员的职位。”不仅如此，他们还在日常工作中，不断到各个大学、研究学院去短期学习。英国曼彻斯特商学院50.9％的经费来源于不取学位的高级经营人员的培训。这种培训班每年两次，每次3周。美国的阿斯彭人文学院也是著名的培养企业家头脑的地方。这批具有专业知识的经理，就构成企业家的第三代。

理解历史的最好办法是观察历史。如果认真翻阅一下近代工业社会发展史，将对企业家的社会地位有更加具体和深刻的认识……

第二节 詹姆斯·瓦特和约翰·罗巴克及马修·博尔顿

蒸汽机的发明是18世纪最伟大的事件。由蒸汽机动力推动的工业革命震撼了世界，摧毁了古老的社会结构，冲垮了一切旧的制度，改变了千百万人的生活方式。由此，蒸汽机的发明者詹姆斯·瓦特在英国和整个世界伟人祠中占据了重要一席，被誉为“工业革命之父”。

那么，瓦特是怎样成功地发明蒸汽机的呢？

当然，这并非人们熟知的那样：一天，一个很爱动脑筋的孩子，看到火炉上被沸腾的水蒸气顶起来的水壶盖，触发了灵感，一下子发现了蒸汽动力。事实上，瓦特具有一个科学家、发明家应有的知识、素质和头脑。他于1736年出生在苏格兰的格里诺克镇。祖父是一个学识渊博的数学老师，父亲是一个精明的建筑师兼造船师。瓦特从小就受祖父与父亲的熏染与影响，对科学充满着好奇，常常凝视着家里挂着的牛顿画像和内皮尔（对数发明者）画像，幻想着自己的未来。13岁时，他就在父亲的作坊里制造一些机器模型。后来他进入格拉斯哥大学。在那里他汲取了最先进的科学理论知识，结识了著名的科学家布莱克、罗比森，亲受他们的教诲。他精通法、意、德三种语言，阅读了大量的外国科学著作，并十分认真地关注着科学发展的动态。人到中年时，他不仅在一般的科学知识方面，而且在古代文物、法学、美术、音乐、诗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1761——1762年，他使用帕平蒸煮器，运用刚刚问世的“潜热”理论，开始有关蒸汽压力方面的伟大实验。1769年，他已拟出蒸汽机设计图，并以敏锐的分析力和深刻的理论修养，阐述了蒸汽机的工作原理。可以说，蒸汽机已在实验室中诞生了。

但在当时，一个伟大的发明家能够做到的大概就是这些了。事实上，蒸汽机要走出实验室，从设计图变成机器，有着一系列特殊困难。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资本问题。他需要有一个具有冒险勇气和眼光，把资本投入一种新的、前途未卜的科学发明事业之中的企业家的帮助。法国经济史学家保尔·芒图在谈到蒸汽机发明的前途时这样说道：发明是一回事，会经营和利用发明物是另一回事。历史上多少伟大的发明，因为没有得到及时的利用被淹没了；又有多少发明，在发明者死后许久，才受到世人的注意。

瓦特有幸在有生之年看到蒸汽机的成功，是由于他在生命的历程中，遇到了两个非凡的、了解他的企业家：约翰·罗巴克和马修·博尔顿。

瓦特是1760年由格拉斯哥大学教授布莱克介绍与罗巴克结识的。当时，他几乎完全放弃了蒸汽机的研究。因为他没有财产，负担不了巨额研究费用，并且债台高筑，连基本生活都成了问题。为了谋生和养家糊口，他不得不去做他并不喜欢的测量员工作。

罗巴克是一位素质极好的企业家。当他得知瓦特在进行蒸汽机方面的研究后，以独特的慧眼认识了它的全部价值。于是，他极力建议瓦特把研究搞下去，并愿意倾资相助。他与瓦特签订了一份合同。合同约定：罗巴克负责偿还其合伙人的债务1000英镑，并且供给必要的资金去完成已经开始的蒸汽机的研究，组织在工业上的利用。这是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合同。由此蒸汽机走出了实验室，进入它即将加以改造的工业世界。

罗巴克对瓦特的帮助不仅是经济上的，而且在瓦特迟疑、犹豫，甚至由于接连失败而失去信心时，罗巴克都给予他热情的鼓励，推动他前进。因此，晚年时的瓦特每当回忆起他与罗巴克的情谊，总有一种特殊的崇敬心情。他说：“我的努力所能达到的成功，大部分归功于他的友好鼓励，他对科学发现的关心，他敏于想出这些发现的应用，他对交易和工业的深邃认识，他的远大眼光，他的热心的、慷慨的和积极的气质。”

第一台蒸汽机诞生于1769年，但是，它很不完善，可以说是一个还未得到充分发展的思想的不完整体现。不久，就被人们抛在一边了。蒸汽机的实验处于停顿状态。这时，瓦特的合伙人罗巴克所经营的企业也遇到了一系列经济困难。1773年，罗巴克破产了。他没有享受到他倾注极大希望的蒸汽机的研究成果。不久，另一位企业家，闻名遐迩的索霍工厂老板马修·博尔顿与瓦特的合作开始了。

马修·博尔顿可以说是当时英国眼光远大、品格正直、具有创造精神的企业家之一。工业企业对他来说，不仅仅是致富的手段，而且是一种事业，他力求使这种事业达到完善的程度。1765年，他在制造装饰用的铜器时，把法国装饰艺术的杰作摆在面前，并请人从意大利寄来最精美的古代模型复制品。他热爱科学技术，深知它们的价值，喜欢与科学家交往。英国著名的医生、植物学家达尔文博士，天文学家威廉·赫谢尔，伦敦皇家学会主席约克斯·班克斯爵士等人，都是他“月亮会”的殷勤会员。很早以前，他就知道瓦特和他进行的伟大研究，并明确向罗巴克表示希望参与合作。罗巴克的破产给他提供了遂其心愿的机会。他提议，只要罗巴克把和瓦特合作的合同转给他，1200英镑的欠账可以一笔勾销。

有人说，博尔顿廉价买下了一项具有无限价值的权利。但在当时，这项价值还没有确定，离它震惊世界似乎还十分遥远。“那一切还只是影子，纯粹的想象，要使它实现，还需要许多光阴和金钱。”从这个意义上说，1200英镑，以及不久将要投入的更多资本，似乎不是任何人都有勇气拿出来的。

作为合作者，博尔顿比罗巴克有更多的优势：他资本雄厚，所经营的索霍工厂在冶金工艺方面比较完善，有一批技术熟练的工人，等等。这些都是瓦特成功所不可或缺的条件，而博尔顿交给瓦特的就是支配这一切的权力。

蒸汽机的研究沿着一条十分艰难曲折的道路向前推进着。失败以及资金方面的困境阻碍着那位伟大的发明者，也给博尔顿带来了一次又一次危机。但难能可贵的是，博尔顿对蒸汽机的成功深信不疑，充满着希望。这与那位经常处于悲观、沮丧状态中的发明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博尔顿不得不拿出很多的精力去激励、安慰瓦特。他的这种积极、自信的性格正好是瓦特悲观、沮丧、胆怯性格的平衡力量。博尔顿硬推着瓦特向前走。

1781年，世界第一台真正的蒸汽机终于在索霍工厂诞生了。飞快转动的蒸汽机轮子最早在索霍工厂推动了鼓风机、滚轧机和汽锤，接着它又在伯明翰、曼彻斯特、伦敦和欧洲各国，推动了面粉厂的磨面机、纺纱厂的纺纱机、陶器厂的燧石磨……最后推动了整个世界。一个崭新的时代在蒸汽机的隆隆巨响中诞生了。当人们欢呼这个伟大时代到来的时候，不会忘记詹姆斯·瓦特，也不会忘记约翰·罗巴克和马修·博尔顿。

其实，在18世纪的英国，不仅仅是蒸汽机，而且英国产业革命中的所有技术变革，都是由企业家之手推动的。

我们知道，开启英国产业革命大门的是飞梭的发明。英国的棉纺织业作为新兴的移植性产业，在国内受英国传统的毛纺织工业的排挤，在国外又遇到印度等国家优质棉纱、布的激烈竞争，由此，给它的技术创新以很大刺激。“飞梭”很自然地在这个产业的摇篮里诞生了。飞梭发明后，加快了织布的速度，提高了织布的效率，打破了纺与织的平衡，出现了严重的纱荒。这样，纺纱工序的革新和新的生产节奏的产生就成为了必要的。1738年，一个名叫约翰·怀亚特的人产生了一种想法：纺纱中用手工抽线的工作可以用一个抽纱滚轴来代替。这一简单的装置打开了技术发展的途径。后来，他与刘易斯·保尔合作，发明了第一台纺纱机。尽管发明人已预见到这项发明将给制造商和整个英国带来利益，然而他们自己非但没有受惠致富，反而负债累累，穷困潦倒。他们创办的比安普顿纺纱厂（这座工厂是世界所有大工厂的始祖），因缺少资本和完善的经营管理而破产了。后来，他们的企业设备被一个叫理查德·阿克赖特的企业家买去了。

阿克赖特是一位具有非凡才能的企业家（关于这一点，后面将有详述），他在怀亚特和保尔失败的地方，创建成功了世界第一座近代工厂——克罗姆福德纱厂。此后，确切地说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兰开夏、德比郡、曼彻斯特等地的工厂都是按照他创建的工厂制度建立的。一个当时颇为著名的企业家罗伯特·皮尔爵士说：“我们所有的眼睛都盯在他身上。”

阿克赖特的名字在近代工业发展史上闪耀着光辉，他代表着一个阶级和一种经济制度。他是近代工业的创始人。

由此可见，英国能在18世纪首先进行产业革命，并在长达100多年的时间里稳坐世界经济帝国的宝座，与它在资本主义发展中，最早形成像阿克赖特、罗巴克、博尔顿这样一批具有卓越经营组织才能的企业家具有密切的关系，是他们推动了18世纪英国的技术变革，并把这种技术变革转变为产业革命。企业家是英国产业革命的发动机。

当然，我们从英国18世纪产业革命的辉煌成就中所得到的启示远不止这些。企业家不仅是英国产业革命的发动机，而且是世界技术进步和经济变革的发动机。

众所周知，大工业生产强烈地需要科学。马克思指出：“劳动资料取得机器这种物质存在方式，要求以自然力代替人力，以自觉应用自然科学来代替从经验中得出的成规。”工业社会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以有条理、有系统的方式把技术知识应用于社会事务。然而，工业社会对科学技术的强烈需求是受利润原则支配的。在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中，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利润最大化”原则。处在激烈市场竞争中的企业家，为赚取更多的利润，而精心选用效率较高的生产方法和技术，以生产出质量好、价格低廉、具有强大竞争能力的产品。由此，一位经济学家颇有见地地指出：19世纪西欧的技术变革是由在竞争性价格机制中起作用的私人企业推动的。这种价格机制从产业革命以来，一直刺激和推动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整理一下对科学技术发展的认识。

科学的发明和发现对技术变革具有决定性作用，这似乎是毋庸置疑的。但一切技术变革都是科学发现的结果吗？这就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了。18—19世纪，西欧的技术变革主要是由经济动力推动的。首先提出技术变革问题的是想要获得更多物质利益的企业家，而不是关在书房里的专职科学家。需要是科学的母亲。社会一旦有了对技术上的需要，它将比10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这个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一直被束缚着的普罗米修斯，敲掉锁链，以意想不到的神奇速度发展起来。这都应归功于企业家对科学技术价值认识的独特历史眼光，以及由他们的努力而创造出来的强烈社会需求。

另外，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已是为大多数人所承认的真理。但需要说明的是，科学技术本身并不等于生产力。在它与丰富多彩的经济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之前，它只能是潜在的生产力。只有这些科学技术成果被及时地应用到商品生产中去，创造出巨大的价值和满足人们需要的商品，它才能成为现实的生产力，真正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但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的结合需要一系列环节。这里最重要的是企业家的作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从最初的纺织、煤炭开始，到电力、铁路、钢铁、石油、汽车、合成化工、电子技术等新产业的相继出现和发展，都是由企业家冒险而又合理的行动才得以实现的。据曾任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科技部主任的萨里蒙教授的研究可知：一项技术或一项产品，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从技术开发到投入市场，其投资费用的比例是：1：10：1000。很显然，从事科学研究的是科学家，从事技术开发的是工程师，最后将产品投入市场的是企业家。企业家在资本的利用中，承担着十倍、百倍于科学家、工程师的风险与责任。科学家的创造是包含着可能迸发出巨大生产力的知识；工程师通过技术开发，把科学知识转化为人类实际有用的产品；但这些产品的发明和创造要真正变成满足社会需要的商品，成为巨大的现实生产力，就必须依靠企业家的创造性劳动。

由此，我们发现一个由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组成的三位一体的科学技术加速进步机制。在这个机制中，企业家是轴心，或者说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发动机。企业家不断创造出来的社会需求推动着科学的发明和创造。科学家发明和创造的成果，又被企业家应用到经营和生产中去，转变成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商品，把科学技术的潜在生产力变为现实的生产力。这样，循环往复，科学技术被企业家变为现实的生产力，使经济不停地并且加速地向前发展着。这就是现代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进步机制全部的“工作”原理和特征。

根据以上的论述，我们来讨论一下这样一个难题：即发明最多的国家并不一定是经济实力最雄厚的国家。这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四大发明——指南针、造纸、火药、印刷术。这是世界科学技术史上最伟大的四项发明。但它在中国封闭的自然经济结构中，只是封建专制王朝建立大一统社会的工具而已。相反，它们在西方近代文明的土壤中却开了花，结了果，起到改变世界面貌的巨大作用。在19世纪，法国具有很高的纯科学倾向，但发明首先影响英国市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苏联的科学发明较之美国、日本并不算少，但经济增长的速度却低于美国与日本。之所以出现这种差别，是因为英国与苏联科学技术进步的机制不完善。美国在企业家的推动下，把科学发明与生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最大限度地发挥蕴藏在科学技术中的生产力，推动经济迅速发展。日本技术发明少，但它拥有一批成熟的企业家，能够充分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的发明，因而，创造了震惊世界的“日本速度”。

在现代社会中，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三位一体的科学技术进步机制更加成熟了。许多大的集团、公司都拥有自己的科学技术研究机构和技术开发中心。投入到科技开发上的资本愈来愈多：美国福特公司的科研费占该公司总销售额的6％，日本松下公司占8％，日立公司占20％。

另外，自1930年代以来，有许多企业家本身就是从科学家、工程师、学者转化而来的。“学者企业家”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已成为企业界的一支劲旅。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著名的硅谷地区，就是这些“学者企业家”的杰作。他们以极大的勇气和魄力，把科研与市场的需要及企业的发展结合起来，大胆采用先进技术，创办高度知识密集型企业。结果，科学技术进步的速度加快了。

据英国技术预测专家詹姆斯·马丁计算，人类知识在19世纪每50年增加1倍，20世纪初每10年增加1倍，20世纪70年代以后每5年增加1倍。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同时，科学技术成果变成商品并取得经济效益的周期大大地缩短了。据对一些重大的技术发明的调查发现，18世纪的转变周期大约是100年；19世纪缩短为50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为30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是1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9年；至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的转变周期一般只需5～8年，快的2——3年。1980年代被称为高技术时代，面对着新技术的不断涌现，企业家的作用在日益增大。

早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资产阶级不到100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任何一个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从那以后，时间又过去了100多年。这100多年生产力的发展，更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那100多年所不能比拟的。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科学进步的恩赐。但人们不会忘记，推动科学进步，并把它转变为现实生产力的是成千上万个企业家。

第三节 日本与联邦德国：创造经济奇迹的启示

1945年8月15日，在一艘名为密苏里号的军舰上，日本军事当局无条件地向远东盟军司令部递交了投降书，宣布战败，由此结束了长达8年之久的血腥的军事帝国生涯。当时的日本，没有煤、没有石油、没有铁、没有粮食、没有铝矾……只有军事帝国留下的一片废墟，许多日本人靠“典卖度日”。但仅仅过了20年的时间，它就以一个经济帝国的面目重新出现在世界上。20世纪60——70年代，它创造了平均每年增长11．3％的世界第一发展速度，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强国。1945年夏，日本的人均收入是零，当年底为20美元；1980年则增长为1．2万美元，超过经济大国美国。日本的经济奇迹在世界引起了巨大震动，令西欧、美国瞠目结舌。一时间“日本名列第一”“来自日本的挑战”等论文、论著充斥于世。1970年代，著名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在他的五极政治结构中，把在“二战”中战败的小小岛国——日本算作一极，可见它在世界中的地位和影响。

1945年5月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法西斯头子希特勒亲自缔造的“使几千万人丧生的第三帝国崩溃了，留下的是满目疮痍的战争创伤和饥饿”。

一个名叫哈特里奇的美国人这样描述道：“……德意志高于一切的神秘感随着遭受战争破坏的城镇瓦砾中飞扬的尘土而烟消云散。在拥挤的医院里，几十万伤残人员没有止痛药；身着黑服的妇女排着队等待领取日益减少的食品；防御严寒的取暖用煤匮乏；成千上万人不得不栖身于拥挤不堪的房间和防空洞里，毫无私生活可言；人们失去了存款和养老金，所得到的只是因通货膨胀而不值钱的帝国马克。由于经济生活从缓慢走向停止，壮劳力失去了工作和工资。最后德国人不得不面对惨淡的前景，在未来漫长的岁月里，继续保持着低水准的生活。……德国进入17世纪以来最黑暗的时期。”“但仅仅用了短短一代人的时间，6000万幸存的德国人就从失败和破坏的深渊中爬出来，把自己的国家建设成战后欧洲的超级经济大国。今天的德国人，在不断扩大的世界市场上，用数以百万计的大众牌汽车、各种型号的机床、机车、重型工程设备、发动机等商品，在世界各国建立了商业桥头堡。一个破了产和丧失经济能力的国家，它的全面复兴会使人想起神话里从灰烬中再生并重获青春活力的长生鸟。一切都像魔术一样，因此，人们也称之为经济奇迹。”

那么，联邦德国与日本的经济奇迹是怎样创造的呢？

当然，特殊的时间、地点、外部因素，如美国的援助、冷战、科学技术进步等，都在这两个国家的经济恢复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这些因素要发挥作用，必须通过一种内部机制。不然的话，难以解释世界上许多国家拥有相同的外部条件和机会，却没有创造奇迹。

日本与联邦德国的共同特征是：它们都经历过一个很长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时期。在这个发展时期中，积累了一种特殊的社会财富——企业家，形成以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机制。

先谈谈联邦德国。联邦德国大致从1838年进入工业革命时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迅速发展起来。1848年以后，出现了工业革命的高涨阶段，1860年左右完成了工业革命。1870年以后，联邦德国的工业出现了跳跃性发展，成为欧洲头号经济强国。在联邦德国工业化的过程中，它培养了一批精干的企业家，推动联邦德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英国外交史学家G．P．古奇在总结联邦德国这段经济发展史时指出：“……使联邦德国强大的不单是政治家和勇士，而且还有化学家、银行家、发明家、船舶主、钢铁大王和煤炭大王。”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致力于学习、吸收、比较世界各国的先进制度，进行经济政治改革，推进工业化进程。与此同时，它开发了一种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资源——人才资源。这不仅是指日本整个民族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而且，由于日本通过政治经济改革，创造了一种有利于企业家产生和生存的环境，成长起一批具有奋斗精神和创新才能的企业家。明治时代企业家群的兴起，使日本形成一个学习、吸收、创新西方近代工业技术及管理知识的机制，成功地实现了工业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两个国家失去了一切，缺乏一切，但却拥有一种非常宝贵的社会财富，即企业家。联邦德国经济恢复的设计者，亚当·斯密在当代的顽强化身艾哈德教授在反驳联邦德国许多悲观论者的观点时指出：“他们只看到联邦德国静态生产力的贫乏，而没看到联邦德国的人力资源。几百万熟练的劳动力和大批企业家，是动态的、无形的生产能力，他们的创造性和智慧充分发挥，将使经济以意想不到的速度增长。”他在联邦德国经济十分混乱的时候，冒险推行“社会市场经济”制度，是因为他心中有一个十分坚强的信念，即一个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资金等会有帮助，但真正的国家财富在于竞争的技巧和智能。联邦德国的未来掌握在一批受过教育的优秀人才，以及雄心勃勃、富有经验的工业企业家的双手和头脑之中。

的确，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联邦德国这批富有经验的企业家被推上了历史舞台，在逐渐建立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下，发挥了自己的创造性才能，以极大的热情整顿了被战争破坏的工厂、商店，点燃了许多熄灭于炮火之中的高炉，为重建新的工业结构提供资金，把联邦德国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送上轨道并快速发展起来。结果他们填补了战争造成的经济真空，在全国资本货物和库存物资已消耗殆尽时，生产了货物；在遭受战争破坏和彻底毁坏的工厂环境中，恢复了生产。几十万工人有了工作、收入和稳定的生活。产品生产出来了，商店里充满了琳琅满目的商品……

被称为“联邦德国经济奇迹的宠儿”的威利·施利克尔是德国实业界通过个人奋斗而发迹的最突出的人物。他出身低微，没有靠山，父亲是一个普通的造船工人。战后，他一无所有。但他凭着丰富的想象力和发达的大脑，以及对鲁尔钢铁业极为丰富的知识，做出了一番光辉的事业。最初，他经营钢铁贸易；接着经营煤炭，把大西洋彼岸的无烟煤运到联邦德国出售，解决了联邦德国炼焦煤奇缺的困境；之后，他又投资造船工业。为了能在世界市场上竞胜，他最早把电子计算机、电子控制和装配线生产方法用于造船工程。联邦德国成为造船大国与这位企业家的努力不无关系。不久，他就是一位世界闻名的拥有23家公司的工商联合企业的企业主了。

1963年7月，联邦德国《明镜》周刊在封面上刊登了一位实业家的照片，照片说明是：“钢铁经理佐尔。”对于身材矮小、性格开朗的汉斯·贡特尔·佐尔来说，这是一顶当之无愧的桂冠。是他，在被炮弹炸毁了的钢铁厂的废墟上，创建了欧洲最大的钢铁王国——奥古斯特·蒂森钢铁公司。人们清楚地记得，当他接管这家公司时，它与战前的规模相比，只剩下了一个空架子。工人由1．1万名减少到2200名；工厂中11．6万吨设备已被盟军拆除，余下的一半不得不废弃。这座工厂还能恢复吗？只有上帝才知道。但雄心勃勃的佐尔一进公司就提出了三个奋斗目标：把这个公司重新建成鲁尔最大的钢铁公司，恢复战前的显赫地位；把它建成欧洲拥有先进技术的钢铁生产单位；整顿联邦德国的钢铁工业，使它在将来的国际市场上有竞争能力。他有一句闻名全德钢铁工业的名言，即：“任何人如果不能保证他的公司长期盈利，使公司有能力支付至少14％的股息，并能留下14％作为储备，那么他就应该被活埋。”他没有食言。经过25年的奋斗（至1973年），蒂森钢铁公司已成为钢铁工业巨人。它接管了8个钢铁厂及其分厂，还有两家造船厂。奥古斯特·蒂森联合企业总生产能力为年产1500万吨钢，总销售额为50亿美元以上，居于世界第三大钢铁公司之位。

海因茨·诺德夫是一个工程师，他于1948年受英方委托出任大众汽车厂厂长。当时的大众汽车厂条件相当艰苦，没有厂房，工人们在临时搭成的组装棚里装配汽车。但诺德夫上任后，引进了通用汽车公司的一些生产技术，也发展了自己创新的技术，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该厂生产的大众牌汽车可以与亨利·福特公司的T型汽车并驾齐驱，在世界各个国家的公路上奔驰。1968年，大众汽车公司发展到了它的顶峰，其总收入在联邦德国企业中居第一位。

当然，在我们谈论重建联邦德国的实业家时，不能忘记鲁尔的企业大亨，更不能忽视支撑实业界的擎天大柱，即联邦德国金融王国里的银行家们。从历史上看，联邦德国的银行家与工业家一直有着密切的关系，大银行控制了联邦德国最大和实力最雄厚的公司70％的股份。他们在工业发展中的作用使他们享有“工业战略家”的盛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联邦德国经济恢复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的有三大银行，即德意志银行、德累斯顿银行、商业银行。他们在币制改革后的严峻岁月里，把这个国家的信贷和金融结构重新组织起来。他们为了挽救国家濒临崩溃的经济，不惜冒着破产的风险，推行新的筹集资金的措施，资助各个工业企业修复和重建破烂不堪的工厂和设备。有时，他们打破常规，向债户发放相当于本身资金10倍甚至20倍的贷款。巴登苯胺和苏打化工公司当时除了一块地皮，被炸毁了的工厂，一堆破旧的机床，少数工程师和工人，及他们想工作的愿望之外，便一无所有了。但德意志银行毅然贷款给它，使它迅速恢复了生产。卡尔·蔡斯光学仪器厂的重建更为典型。这项工程估计需花费1．2亿马克。但这项投资的唯一保障仅仅是100名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专门技能。但德意志银行毫不犹豫地为这项工程拨了资金。不久，大量光学产品和照相机生产出来了。标着“蔡斯”商标的产品出现于世界各大市场。

历史下了结论：企业家是重建联邦德国的匠师，第四帝国的缔造者，创造经济奇迹的人。那些在极不利的条件下重建了被战争破坏的企业，并在这个过程中成为百万富翁的人，取代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王牌空军、隆美尔式的英雄人物的地位，成为人们崇拜的偶像。

与联邦德国相似的是日本在战后也致力于经济的调整与改革，其中比较重要的有：禁止垄断、解散财阀、建立自由竞争为主的市场经济等。这些改革大大促进了战后日本竞争机制的完善，把企业置于市场的激烈竞争之中，使各个独立的企业家都拥有主动创新的机会，开发了日本人才资源的优势。另外，战后日本政府与企业界保持着亲密的伙伴关系。它在税收、银行贷款、立法、政府订货、发放研究新产品补助金等方面，给予优惠和扶植，刺激企业家的积极性，使以企业家为核心的经济增长动力机制保持活力，推动日本经济发展。

闻名世界的企业家盛田昭夫所经营的索尼公司的成长过程，是战后日本崛起的一个缩影。1946年，索尼公司以20名工人和500美元资本，在东京一家被炸毁的百货商店的废墟上成立了。它机器设备残缺不全，带着明显的战争创伤。但盛田昭夫和亲密的合作者井深大依靠特殊的组织才能和技术创新精神，从美国引进晶体管技术，研究、开发出新产品——袖珍晶体管收音机，一举成功，打进美国市场。以后，这个公司又相继开发出令人叹为观止的新产品：调频调幅收音机、5英寸晶体管电视机、台式计算器、磁带录像机、单枪三束式彩色电视机……并且，他们依据“资源、地理、资本的优势”，实行就地生产，把资本、技术扩散到世界各地。比如，他们在美国的圣地亚哥设立了圣地亚哥彩色电视机工厂；在法国的巴莱纳设立了巴莱纳录音带工厂；在英国的南威尔士设立了布哈里德彩电工厂……由此，索尼一举成为世界性企业。SONY广告商标，出现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家喻户晓。

除盛田昭夫外，在战后日本经济振兴中成绩卓著的还有松下幸之助、本田宗一郎、御本幸吉等。这些人的共同特征是：他们不属于强大的财阀集团，没有受到政府的特殊保护，依靠自己的奋斗和努力，从一个极小规模的企业开始，发展成为一个闻名世界的大企业。他们经历过挫折，甚至破产的考验，但他们以特殊的企业家精神和组织管理才能取得了成功。

本田宗一郎是靠生产摩托车起家的。1963年，他决定进入汽车行业。当时，在世界汽车市场上，强手如林。仅就发展较晚这一点来说，他失败的危险是很大的。但本田宗一郎坚信，以独创的技术，生产独创的汽车，一定能够取得成功。结果，本田公司生产的汽车畅销世界各地。他的成功也使他的经营哲学“不模仿别人”，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松下幸之助是一个佃农的儿子，早年生活坎坷，当过火盆店的小伙计。他的松下电器公司是从100日元的小企业一步步发展起来的。1946年，盟军占领日本，他的企业受到沉重打击，他本人受到被开除公职的处罚。但幸之助没有被打垮。他从打击中站了起来，以不屈不挠的意志重建了松下电器公司。此后，他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就把它建成盈利居日本第一位的松下电器集团。1969年国税厅高收益企业一览表中，松下电器公司赫然列于第一位，所得税额高达899．06亿日元。1979年，松下每个职工的销售额是美国通用电气公司、西门子、菲利浦公司的两倍以上，它显示出松下奇高的劳动生产率。

过去，日本以拥有充足的廉价劳动力著称，今天的日本则以拥有大规模的企业公司、最新技术和企业组织而闻名。正是利用这些有利的条件，日本在许多领域里都出现了优秀的企业。

日本企业家在日本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最明显地表现在经济危机时期。1973年至1982年，日本遇到了许多困难，其中最严重的是1970年代连续两次的石油危机。当时，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最大的石油输入国日本将受到沉重打击，日本经济将难以重整旗鼓。但事实嘲弄了这些经济学家。日本经济不但顺利地度过1970年代的困境，而且仍然以比其他发达国家快1倍左右的速度增长着。支撑日本经济度过危机和困难的是日本企业家。他们把石油危机变成改善企业经营管理的动力，实行“减量经营”，即把企业的指导思想从1960年代扩大企业规模转变为提高企业素质。具体措施是：裁减生产人员，充实科研和销售部门；缩小低收益业务，加强高收益业务；归还企业债务，减轻利息负担；精简企业机构，提高企业适应能力等。同时，加强技术开发，推出新产品，提高市场占有率。

1970年代日本的企业经营管理引起国际上的普遍重视。像盛田昭夫、松下幸之助、本田宗一郎这样的企业家在国际上享有崇高的信誉：松下幸之助的照片两次出现在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上；盛田昭夫荣获英国皇家学院授予的1982年度阿尔伯特勋章。

日本和联邦德国，这两个在军事帝国废墟上崛起的经济帝国，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

在工业社会时期，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来说，丰富的资源、充足的资本、雄厚的技术实力固然是很重要的，但单纯的资源、资本、技术优势并不一定会使一个国家经济出现高速增长。这里有一个生产要素的组合问题，即按一定的比例和结构把生产要素组合起来，以生产某种商品和劳务。各生产要素的组合并不是要素的相加，而是要建立一种函数关系。它的原则是实现最大的经济效益。而这一切取决于把生产要素组合在一起的方式和想象力。如果说“工业社会的特点是知识和组织，组织机构是工业增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话，那么，承担组织任务的就是企业家。他们理所当然地取代封建的贵族、军人、骑士而成为工业时代所推崇的英雄。因此，一个工业国家企业组织完善与否，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关键要看它有没有一个成熟的企业家群。

企业家是在充满着竞争和风险的市场机制中履行组织者职责的，他们面临的是各种不确定的因素。这需要企业家具有特殊的素质，不怕冒险，敢于创新，大胆引进新的经济关系，革新经济结构，管理、推动、指挥和协调经济活动。企业家的组织创新过程，同时也是旧技术、旧组织和旧市场的破坏过程。经济组织的变化，反映不同时期和不同科学技术水平下，各种生产要素最优配置的内在要求。

最早的一批企业家，利用第一次产业革命的技术，把中世纪的手工作坊，变成大工厂制度，曾呼唤出惊人的生产力。如前所述，英国由于它最早形成了一代商人和企业家，建立了大工厂制度，因此，也最早实现经济起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雄踞“日不落帝国”的地位。

19世纪末期，以汽车、钢铁、电力为标志的第二次技术革命兴起时，英国的企业家由于失去了创新精神，没有跟上时代的潮流，企业组织陈旧，失去了经济帝国的地位。而在大西洋彼岸，一个从殖民地上独立起来的美利坚合众国，却趁着第二次技术革命浪潮之势，突然出现在世界地平线上，并超过英国而跃居世界工业强国的首位。

美国在较短的时间神奇般地兴起，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独占鳌头，是许多相互联系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丰富的资源、矿藏和特殊的地理位置，是上帝给予美国人的最大恩赐。很难设想，在那个时代，如果没有煤、石油、铁矿石、铜、铝、锌、镁等矿产资源，美国的工业会有那么快的发展速度。但是，要真正把丰富的自然资源的潜在能量发挥出来，必须依靠企业家。正如美国经济史学家吉尔伯特·C．菲特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没有企业家的组织与管理，自然资源再多也不能使美国跃居世界首位。

美国自南北战争以后，成长起一批卓越的企业家。这批人的主要特点是，没有传统束缚，富有冒险、开拓和创新精神。他们在第二次技术革命的挑战中，及时抓住19世纪末期的新技术，创造出崭新的企业组织形式，采用新的企业管理制度，为美国的经济起飞做出了贡献。

铁路大王詹姆斯·J．希尔、科利斯·P．亨廷顿、爱德华·H．哈里曼、范德比尔特莱建立了一个巨大的、高效率的交通运输系统。1902年美国的铁路线几乎已直接通过或接近所有的大小村庄了。这个庞大的铁路网促进全国性市场的建立，直接带动了钢铁、煤炭、机械制造业等重工业部门的发展，成为19世纪末期美国经济发展的中心。与此同时，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等为铁路大王和大批新兴的工业企业家准备了充足的钢铁；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以敏锐的眼光发现了在未来的能源世界中占居重要地位的石油的价值，建立了一个石油王国，向工业企业家和人民源源不断地供应着石油；银行家T．D．摩根，詹姆斯·A．斯蒂尔曼，则建造了一个比较完善的金融体系，为实业家们准备了他们“叱咤风云”所需要的巨额资金。并且，他们自己还以特殊的金融家才能，把资金投入最有发展前途的企业部门。

美国这个时期，由企业家的创造性活动而获得的资本积累速度特别快：1869——1881年间约为240亿美元，1882—1910年则增为600亿美元。据估计，1850—1910年，美国的资本供给增加了10倍。就资本形成而言，1865—1914年间，资本形成总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高达22％～25％。由此可见，美国企业家把大部分资本积累都投入到扩大再生产之中，从而形成巨大的经济发展能力。

美国这一代企业家大都有一段激动人心的艰苦创业史。卡内基过去当过纱厂童工；洛克菲勒最初只是一个小小的记账员。尽管作为唯利是图的企业主，他们都有种种劣迹和恶行，但人们不会忘记，他们是富有想象力的企业组织天才。由于他们的努力，推动了美国工业的发展。卡内基的墓碑上写着：“睡在此处的人，有网罗人才的手段与胸怀。”对洛克菲勒，人们称他是具有创造性的英雄，一位实业界巨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以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第三次技术革命的兴起，企业的组织形式开始向多样化、多层次的方向发展。既有跨越全球的跨国公司，也有以某种新技术和新产品立足于世的、精干灵活的小企业；既有以经营产品为主的硬件企业，也有专门提供信息、咨询的软件企业。企业家正是利用这种多样化、多层次的组织形式，在不同的企业领域里，创造着经济奇迹，推动整个工业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在伟大的21世纪，面对着群雄竞起的世界局势，谁将夺得“金牌”，就要看她在汹涌而来的技术革命浪潮中，是否具有迎接挑战的能力；在转瞬即逝的机会选择时，能不能及时地抓住机会。捷足者先登，这是历史的结论。

日本和联邦德国的经济崛起给我们的另一个重要启示是：在工业化时代，丰富的企业家优势可以转化和代替资本、资源、技术优势。因为，工业经济本身是一种世界性经济。马克思早就指出：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成为世界性的了。现代社会，经济与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使世界各国间的经济联系和依赖日益增强，出现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这样，各种生产要素，遵循着利益最大化原则，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组合。从全球范围内考虑资本、技术、资源的配置和利用问题，就成为现代人的经济观念。跨国公司的意义不仅是一种有效的企业组织形式，而且，它充分体现了现代社会的“大经济观”，即在全球范围内贯彻专业化分工的原则，组合各种生产要素；哪里开发资源最有利，就在哪里开发；哪里发展技术最有效，就在哪里发展；哪里生产零部件最经济就在哪里生产；哪里的市场最佳，就在哪里结合市场的需求，将零部件装配成产品，满足用户的需要。

世界经济大国美国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5％，但却消费掉世界所产能源的32％、原料的40％。经济发展速度“名列第一”的日本，其能源的85％依赖于海外。此外，日本的资本、商品又大量地输出到海外。据统计，1984年，日本的资本输出额为500亿美元，在海外的资产总额高达1000亿美元，明显地呈现出出口主导型的外向型经济模式。这说明一个国家只要有一个以成熟的企业家群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机制，就能在全球范围内吸收、组织各种生产要素，以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日本的三菱、三井、住友、松下幸之助、盛田昭夫，在世界各地收集情报、推销产品、设立工厂的才能是无与伦比的。日本经济帝国的崛起，是世界上以企业家优势替代资源、技术优势，弥补其国家资源缺乏、市场狭小的典型例证。* * *

当然，企业家的影响不仅仅在经济方面。19世纪末，美国学者在研究了企业家的地位和影响后惊呼：“经营企业远非是一种职业，它是一种哲学、道德，也是一种必需。”其影响范围包括政治、教育、宗教等各个方面。美国的政治变迁、总统更迭，“你方唱罢我登台”。然而，决定政治变迁的是企业家集团。由企业家形成的社会阶层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中坚，它操纵了社会的一切。或者说，整个社会机器都是围绕着企业家运转的。

1976年夏天，英国首相詹姆斯·卡拉汉访问波恩时，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特·施密特向他建议：“今后各政府首脑出席欧洲经济共同体最高级会议时，他们各自的代表应该扩大一些，让一些银行家、实业家参加进去。”他说：“在西德，鲁尔的实业家、法兰克福的金融家是参与国策的。”

1978年，日本农相中川一郎赴美与美国特别交涉代表斯特劳恩就日美两国牛肉输入区域限制问题进行会谈。结果，因观点分歧，导致决裂。斯特劳恩发表了从未有过的、激烈的非难日本的声明，日美关系进入二战后最坏的状态之中。就在日本农相带着失败的沮丧心情将要离美回国之际，日本著名企业家盛田昭夫得知消息，从中斡旋，使双方代表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摒弃前嫌，取得了一致意见，日美关系避免了一次严重危机。日本首相在谈判功成垂败之时，感慨万端地向记者说：“多亏了一个企业家的帮助……如果没有他，后果将不堪设想。”

此外，在当今世界上，由企业家组织的国际咨询会、研讨会、贤人会议，在国际决策中拥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许多政治家在考虑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问题时，都不能不征求企业家的意见。企业家支配着大大小小的经济王国，也支配着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

第四节 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的瓶颈何在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它全部的努力和渴求都集中在一个目标上——实现经济起飞。

那么，发展中国家如何才能实现经济起飞呢？传统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的主要障碍是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不足，只要输入大量的资本、技术设备，就能实现经济起飞。但他们看到的是悲惨的失败。在纽约称得上最优秀的投资项目，在安卡拉和仰光却一败涂地；在底特律是最新式的设备，搬到开罗，可能是一堆废铁。只拥有一定的资源、资本，引进一些技术设备，并不能建成一个引导发展中国家走出贫穷峡谷的企业经济体系。

也有的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起飞，其战略重点要放在提高储蓄水平和投资水平上，其中重要的是不断扩大物质资本的投资。但人们发现，一些资本积累率很高的国家并没有实现经济起飞。

痛苦的现实迫使人们打破传统经济学的思维框架，考虑生产要素之外的东西。不久，人们终于发现，人力资本，尤其是企业家资源短缺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的主要瓶颈。一、会跳舞的蒸汽机

民主德国著名的教授于尔根·库钦斯基在他撰写的《生产力的四次革命》一书中，讲了两个有趣的故事：

2000年前，亚历山大城一位名叫赫隆的人，发明了蒸汽机。之后，他用蒸汽发动水泵，让水泵跳舞，以此取乐。

18世纪中期，正当英国年轻的资本家竞相采用蒸汽机在矿井里抽水，带动纺织机，推动大工业发展的时候，黑森地区的一位封建主也赶时髦买了一台。不过他只是为了用蒸汽机使自己花园里的喷泉喷得更高一点而已。

这两个故事说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那就是科学技术进步与社会需求有关。很难设想，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蒸汽机会有别的什么更好的用途。因此，当时尽管有一些发明和科学技术，但因社会没有需求，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在漫长而黑暗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湮没了多少人才和伟大发明。

当然，处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20世纪，没有人让蒸汽机跳舞了。但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缺少企业家的创造性活动，市场经济不发达，企业缺乏需要科学技术的内在冲动和外在压力，整个社会对科学技术的需求不足，形不成刺激技术进步的机制。其结果，科技人才的地位低下，科研与生产严重背离，大量的科学发明被封闭在科学家的头脑里、资料室里或撰写的科学著作中，致使科学技术处于严重萎缩状态，技术进步停滞不前。

本国科学技术发展缓慢，而世界科学技术进步的示范效应，以及国内经济增长和人民要求提高生活水平的内在压力，又迫使这些国家不得不组织大量的资金，从国外引进技术设备。但是，由于受企业家资源短缺的严重制约，先进技术设备引进后，并不能发挥应有的经济效用：

一种情况是，人们对技术设备的价值缺乏认识，大量的机器设备引进后，被当作“金元宝”放在仓库里，自以为奇货可居。结果，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金元宝”变成了废铜烂铁，造成技术资本的巨大浪费。此外，缺乏必要的原料和配套设备，也是造成设备闲置的重要原因。我国某单位，1964年花了5000万元从国外引进了一套318毫米的无缝钢管机组，照技术设计每年应生产15万吨无缝钢管。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等多方面的原因，该机组直至1979年仍在仓库里睡大觉，白白损失了16年的生产力。

另一种情况是，由于缺乏与一定技术设备相适应的管理水平，先进技术设备引进后，它所要求的各种“生存环境”建立不起来，其潜在的生产能力得不到发挥，形不成最大的经济效益，由此造成先进技术设备不能先进利用。其实，这个问题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是许多国家引进技术设备，并没有实现经济起飞的关键所在。近年来，许多外国专家考察中国企业后认为，就以现有的设备，只要改进一下管理，就可以提高产值50％，甚至1倍以上。这并非是耸人听闻之言。

此外，还有一种情况是：先进技术设备引进以后，由于缺乏企业家的创造性活动，人们往往只看到眼前的利益，满足于对引进技术的使用，而不能形成吸收、消化、开发、创新技术的机制，“一号机引进，二号机引进，三号机还是引进。”花了大量的外汇，非但没有缩短同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进入技术先进国家的行列，反而造成了对外国技术的依赖。有的机器引进以后，由于没有及时更新，渐渐地变成了古董，技术进步的路被封闭了。

我们国家建国以来，在经济发展中有许多教训，其中最突出的是忽视了对企业家素质的培育，大部分企业是没有企业家的企业，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综合的、积累式的技术进步机制。虽然，我们集中了大量的人力、财力，解决了卫星上天、回收的尖端技术，而一些企业的普通产品却过不了关。同样是引进技术，日本企业经过改造、吸收、创新，形成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同时研究开发出新的技术产品，中国却没有。近年来，许多外国学者再三告诫：阿拉伯富豪那种买进技术、买一个现代化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做的工作是建立一个生机勃勃、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家机制。这种告诫很值得我们三思。二、张之洞和他办的钢铁厂

1890年，中国有一个名叫张之洞的官僚，在武汉市创办了“汉阳钢铁厂”。汉阳钢铁厂比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创办的“卡内基钢铁公司”大概晚了不到20年（卡内基钢铁公司1873年创立、1875年建成），但结果却差了十万八千里。卡内基的钢铁公司最后成为美国甚至世界最大的钢铁王国，大量的优质钢铁从这个王国中源源不断地输送到美国和世界各个工厂、企业；而张之洞的汉阳钢铁厂，号称东亚最大的钢铁厂，从筹设到开工整整用了7年时间，耗费白银500万两。但开工生产后，其产品质量低劣，制造出的钢轨含磷过多，容易脆裂，以致利用官府力量，强制购买，都难以维持“销路”，每年造成巨大亏损。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当然与张大官人的素质有关。

我们知道，一座规模庞大的钢铁厂在建立之前，必须对钢厂所需要的原料、燃料、地质条件、技术设备，以及交通运输等各个方面进行系统的调查和科学论证，以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而这位张大官人是怎样做的呢？

第一，盲目选址。一座钢铁厂，在生产的过程中对于焦炭和铁矿石有大量的消耗。因此，理想的厂址应是靠近煤矿、铁矿的地方。这样运输方便、减轻成本，能使钢厂获得充足的原料和燃料，以保证生产的顺利进行。但张之洞作为一个封建官僚，在选址时首先考虑的指标不是生产成本、经济效益，而是管理是否方便。他最早在广东省做官，便决定铁厂建在广州的凤凰岗。后来，他改做湖广总督，便把铁厂迁到湖北的汉阳。

汉阳既不靠近煤炭产地，又不靠近铁矿产地，各种原料、燃料都要远道运来，影响了生产，提高了成本。汉阳钢铁厂原来设置两个化铁炉，钢厂的所有固定资本都是为两个化铁炉一齐开工而设置的。但由于燃料供给困难，该厂只能开一个炼铁炉，造成大量资本闲置，提高了每吨铁所负担的固定资本数。另外，大量的焦炭从河北省的开平煤矿远道运来，增加了运费，提高了成本。

第二，盲目购机。比盲目选址更为愚蠢的是盲目购机。人们知道，钢厂的主要机器设备炼钢炉是根据铁矿石的质量设计的。不同质量的铁矿石，必须选择不同型号的炼钢炉。张之洞向英国人订购机器时，对方提出，把中国的铁矿石寄来化验，以决定哪种型号的钢炉适用。然而这位张大官人却非常自负地回答说：“中国之大，何处无煤铁佳矿。但照英国所有者购买一份可也。”结果，订购了英国使用酸性炼钢法的贝色麻钢炉。上帝和这位糊涂的张大人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就贝色麻钢炉来说，的确是当时世界上比较先进的设备。过去旧的炼钢炉需3个星期炼出一炉，贝色麻钢炉只需20分钟就可炼出一炉。但贝色麻钢炉有一个制约条件，即必须以含磷少的铁矿石做原料，方能炼出质量好的钢来。否则，必然影响钢的质量。而汉阳铁厂所用的大冶矿的矿石偏偏含磷量高。由于贝色麻钢炉除磷能力差，用这种矿石炼出的钢含磷量高达0．25％左右，远远高于铁路钢轨所限制的最高含磷量标准（0．08％以下），不能使用。

就这样，各种生产要素在一个封建官僚手里，以最差的组合方式组合在一起了，怎么能设想它会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促进生产力发展呢？

其实，像张之洞办钢铁厂这样的事例，不仅存在于中国近代，就是现代，在发展中国家也俯拾皆是。它再清楚不过地说明：固然生产要素不足是造成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重要原因，但不是唯一的或最重要的原因。就张之洞办汉阳钢铁厂来说，他并不缺少资金，也不缺少炼钢所需要的煤和铁矿石，一个钢厂所需要的技术人员，他也从国外请进来了。但他并没有建成一座经济效益与生产效率很高的钢铁厂，其原因就在于，他本人是一个封建官僚而不是一个企业家，他所具有的是一个封建官僚的城府、修养和才能，缺乏企业家那种把许多生产要素最优组合在一起的素质和想象力。

许多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失败教训就是只把眼睛盯在生产要素上，而忽视了对企业家的培养。工业企业、金融业、商业大多操纵在愚蠢的官僚和素质极差的管理人员手里。由此造成物质资本投资的边际效益十分低下，影响了资本的形成率。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说，资本形成率的高低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正是资本形成导致资源开发，导致市场必不可少的扩大；导致生产的专业化；导致工业化的完成。发达国家资本形成率一般是12％～14％。而发展中国家只有5％，或者更低。结果，不但引进的大量外国资本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而且国内已有的资本、资源也得不到有效的开发和配置，经济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比缺少资本、资源、技术更重要的是缺少企业家。没有形成一个以企业家为核心的经济增长动力机制，从而使整个经济缺少活力和发展的内在冲动。* * *

摆在我们面前的两部历史，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史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不发展史，说明一个道理：企业家是经济增长的国王。历史是由组织者推动的。——无名氏科学技术代表积累的知识，创新代表着崭新的想法。用数学的语言来说，科学技术是人类创新对时间的积分，而创新是人类所积累的知识的微分。一般来说，积分的影响重大，但对变化的环境迅速做出反应的却是微分。——李跃滋等《教育和工业中的技术创新》

第二章 企业家的职能

经济增长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主旋律。企业家以其对经济增长的独特贡献，确立了自己的历史地位，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作了不少论述。但企业家的独特职能究竟是什么呢？这个问题仍然需要我们作进一步的考察。

第一节 善于捕捉机会的企业家

1921年的初夏，一列专车在乌拉尔山区缓慢行进。车厢里，坐着一位年轻的美国医生。他刚刚从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毕业，怀着一颗人道主义的慈善之心，自费买了一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遗留下来的野战医院，又为该医院配备了价值6万美元的物资器材、仪器及其他设备，只身来到苏维埃的俄国。当时，这个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正遭受着伤寒和饥饿的袭击，人民衣不遮体、食不果腹，成千上万的人不是饿死，就是被病魔吞噬。目睹这种惨状，这位受过职业训练的内科医生也顿感毛骨悚然。他想急于动手开展自己的救护工作，以履行作为一个医生的天职。但公共卫生委员会国际科的官员却并不积极，这使他很沮丧。他开始打算把他的那个野战医院留下来不管，然后离开这个混乱不堪的国家。但是，一位叫温斯坦的人民委员改变了他的主意，实际上也改变了他的一生。温斯坦邀请他作为政府的客人参加一个综合观察员小组，去乌拉尔山区视察并报告工业区的情况。他接受了这一邀请。

列车在依卡特灵堡做了短暂的停留。他看到，成百个骨瘦如柴、饥肠辘辘的孩子敲打着从莫斯科开来的火车，乞讨食物；抬担架的人将难民车上的尸体源源不断地抬向一座公墓，野狗在这些可怕的地方徘徊，吃死尸腐肉的鸟类则盘旋于头顶。

24小时后，视察车带着忧心如焚的乘客驶离依卡特灵堡，喘着气，慢慢地驶进了附近的矿山和工厂区。使这位医生吃惊的是，正如在依卡特灵堡已看到过的成堆的皮毛一样，他在这里又看到了一堆堆白银、乌拉尔绿宝石、稍次一等的其他宝石和各种矿产品。一两天后，在靠近阿拉巴耶夫斯克地区的一个大型石棉矿床区，他们又做了一次极有意义的停留。一位在附近工作的俄国采矿工程师向他解释说，如果这些石棉资源加以合理的开发，将会成为无价之宝。那里的全部设备、大楼和工厂，好像都被抛到革命后面去了。这位工程师所提供的情况和数据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

火车继续以同样缓慢的速度穿越乌拉尔。一天，火车在一个小站上停留了几小时。这位医生和同行的人来到3英里以外的一个小村庄的一条肮脏的小路上散步。在车站和村子中间，他们发现了一座孤零零的小茅屋，院子里有一个花白胡子的老头正吃力地将一根松木锯成木板。一位同行者问，“您在干什么呢，大叔？”“锯木头。”老人简单地回答。“您为什么要锯成木板呢？”另一个人又问，“烧火用的木头不必锯成这个样子嘛。”这位老人漠然地瞟了他一眼，说：“这是给我自己做棺材用的。我孤零零一个人，只有3个星期的粮食了，往后就得饿死。”

在这位医生看来，这是非常荒唐的。乌拉尔蕴藏着世界上最珍贵的宝藏，世人熟知的各种矿藏，这里几乎都有。然而，人们却无法利用它们，甚至无法为他们自己提供微薄的生活必需品。

这位医生动心了。在依卡特灵堡时，他曾以一颗人道主义者的良心干了一位商人应该干的事情：指示他在纽约的同事立即向彼得格勒运来100万蒲式耳的小麦供给饥饿的居民，再用这里的皮毛偿还谷物之款。而现在，他想的远不止这些。

回到莫斯科，列宁召见了他。他向列宁递交了开采经营石棉矿的申请，列宁批准了他的申请，他成为在苏联经营企业的第一个外国人。之后，他又成为包括福特汽车公司在内的几十家美国企业在苏联的代理商，又陆续开办了一些其他企业。列宁亲切地称他为“人士”。

这位医生，就是当代世界著名企业家——阿曼德·哈默博士。

把哈默博士由一位医生变成一位企业家的道路和机会也许是独特的，但他在这里表现出来的职能对所有企业家来说则是共同的。企业家的职能，首先在于发现机会。

发现机会是企业家从事经营活动的始发点。后面谈到的企业家的组织职能和创新职能都是以发现机会为前提的。关于这个问题，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写道：不论是哪个时代，都潜在着一些不为世人所知的领域及更有发展前途的事业。有能力的发起人（企业家——本书笔者注）寻找到具有这种发展前途的事业，便去动员资本家集聚所需的资本，并亲自推进其向前发展，结果这一事业会比其他任何都更快地取得成功。例如，肥沃的土地适合于发展农业，尽管地下埋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但土地所有者却因没有资本或缺乏事业心而迟迟不去开采。这一情况一旦被有能力的发起人发现，他会立即用兴办公司、铺设铁路这种现代化方式唤醒沉睡的资源。此时，这个发起人在自己获得巨大利润的同时，也为国家增加了财富，并给这一事业有关的人带来利益。（《产业与贸易》）

更一般地讲，所谓发现机会，就是寻找市场中潜在的不均衡。企业家的活动是以营利为目标、以市场为舞台的。市场本质上是一个不均衡的体系，营利机会正蕴藏在这种不均衡之中。善于识别出市场中潜在的、尚未被他人发现的营利机会，并灵活地充分利用这一机会，乃是企业家成功的关键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家是聪明的“投机商”。

市场的不均衡，表现为供给和需求的不均衡，投入和产出的不均衡，买者和卖者的不均衡。企业家的职责在于：敏锐地发现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处于怎样的不协调状态，何种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哪里还有未开发的市场，在哪个领域投资前途远大，提供什么样的创新产品最能令消费者满意，向什么样的厂家购进原材料最合算，以何种方式将生产要素组织起来能使成本最低，使用什么样的技术设备最有效率。

作为生产者，企业家介于资源市场和产品市场的连接点上，他的任务是把要素转化为产品，投入转化为产出。如果资源市场上存在着未被利用的闲置资源（即资源处于“失业”状态），而产品市场上又存在着未被满足的需求，这里必有赚钱的机会。这时企业家就会作为“中间人”出现，从资源所有者手中买进资源，再把生产的产品卖给消费者。如果现有资源虽无闲置但使用不当——例如，在使用同一种材料的情况下，本来可以生产更为符合消费者需要的产品，而有的生产者却生产着对消费者来说并不十分需要的产品，或者，在生产同一种产品的情况下，有些生产者耗费了价格过于昂贵的材料，而本来有其他廉价的材料可供代用，这种不均衡不折不扣地以差价的形式表现出来，即某种资源在市场上的交易价格与它能生产的最适合需要的产品的市场价格之间存在着差额；或者，生产一种产品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各种资源价格与产品价格之间存在着差额。企业家要善于发现这种差额，并介于这种差额之中，获得赚取利润的机会。

作为“纯粹的”商人，企业家从事的不是从资源到产品的物质变换活动，而是产品本身的价值转换。他介于卖者与买者之间，从前者手中取得产品再倒手于后者。由于信息不完全和时空的限制，买卖双方总是处在不均衡中。例如，甲地滞销的产品在乙地却是俏货，此时供应充裕的物品彼时供应不足；有些本可以卖高价的物品由于卖者不了解市场行情被低价出售了，而有些本可低价买进的物品却由于买者不了解行情而出了高价。在这种种场合，作为商人的企业家就登场了。他知道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低价买进，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高价卖出；如何从那些不了解在一定地方可以高价出售的卖者手里以低廉的价格购进货物，然后再把它以高价卖给那些不知道在一定地方可以廉价买进的买主。商人在买卖之间赚取的利润正是对其发现机会的报酬。

当然，从市场作为一个连续的过程来看，企业家不仅在发现不均衡，而且同时在创造不均衡。更准确地说，企业家的活动是在用新的不均衡代替旧的不均衡。最初的企业家从既存的经济运行中发现不均衡，找到用武之地；但他利用这个机会的同时就会导致新的不均衡的出现，为其他企业家提供就业机会。例如，当一个企业家着手开发一个新的矿区时（发现不均衡），另一个企业家马上就会发现，矿区的饮食业和住宅市场将处在不均衡中，如果他能捷足先登，在矿区兴办饮食业和住宅业，就会得到丰厚的利润。同时，第二位企业家的活动实际上破坏了建材市场的均衡，从事建材工业的企业家会发现，这是扩大建材生产或兴办新的建材企业的大好时机，如此等等。

引证英国产业革命早期棉纺织业发展史来说明这个问题也许更恰当一些。纺织工业的两个主要工序是纺和织，在正常状态下，它们应该同步前进，在一定时期内生产出来的纱量应与人在同一时期内所能织的织物量相称。织机不应因缺纱而停开，纱厂也不应因纺得过快而遭受停工的危险。在旧纺织工业中，这种平衡是难以保持的。在正常状态下，虽有输入，也还经常发生几乎缺纱的事情。当飞梭的发明（1733年）使织工工作快得多的时候，缺纱就愈益严重了。不仅纱价上涨，而且常常不能在一定时间内买到必要数量的纱。被称为工厂制度之父的阿克赖特正是在发现了这个机会之后开始了他的企业家生涯。在他的努力下，水力纺纱机投入了使用。他建立了工厂制度，兴办了一个又一个纱厂，他成为英国当时最富有的纱厂主。纺织机的使用再次打破了纺与织之间的平衡。人们在使用已经非常完善的机器纺纱的时候，却继续用手来织布。在1760年前后，织工们好不容易才能弄到足够的纱来不断地供应其织机之用。30年后却发生了相反的事情：织工再也不敷事业的需要，因而他们的工资迅速增长起来。纱线生产与织品生产之间的不相称已到如此程度，以致纱厂主们不得不把纱线输出。机械织布的问题吸引了不止一个探求者，新的一批企业家又在织布行业大显身手了。

以上分析说明了企业家在推动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主体作用。传统经济理论之所以忽视企业家的这种主体作用，其主要原因在于它把市场假设成为一个均衡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信息是完全的，没有不确定性，自然也就没有企业家的立足之地。但现实的市场总是处在不均衡中，如果不是企业家的推动，市场体系根本不会朝着均衡化（当然是动态均衡）方向前进，更不用说经济发展了。

第二节 作为组织者的企业家

企业家发现机会的目的是利用机会。为此，企业家必须充当生产要素的组织者。

生产要素（资本、劳动力、资源、技术）是进行生产的前提条件，没有生产要素的存在，生产是无法进行的。但生产要素本身并非现实的生产力。生产要素要变成现实的生产力，首先必须把它们按一定的结构组织起来。所谓组织，就是建立从要素投入到产品产出之间的一种函数关系，而建立这种函数关系，正是企业家的职能。

在落后的农业国，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情况，在那一个个封闭的村落里，有着大量的潜在过剩人口，他们不是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就是在领主或地主的庭院里充当奴仆佣人，或者变成游民无产者。劳动是可以创造财富的，但社会却不能提供给他们就业的机会，他们的劳动能量得不到充分发挥，甚至养不活他们自己。假使有一个富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出现在他们面前，将他们组织起来从事生产，他们是完全可以自食其力的。

当然，企业家要把劳动者组织起来从事生产，是离不开一定的资本积累的。但是，资本积累与其说是企业家产生的条件，不如说是企业家发挥作用的结果。更准确地说，这二者的关系类似于鸡与蛋的关系。究竟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这是一个不会有结果的争论。同样，究竟是资本积累导致了企业家的产生，还是企业家导致了资本积累的出现，也是一个不会有结论的命题。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企业家作为生产要素的组织者，是有创造资本的功能的。

资本积累来自储蓄。所谓储蓄，是指当前收入中不用于当前消费的部分。在传统社会，这部分余额往往不是用于建筑皇宫贵院，就是用于窖藏，而投入扩大再生产的比例是微乎其微的。这样，除了统治者通过租、赋、税进行的强迫储蓄外，民众的自愿储蓄倾向是很低的。如果有具有冒险精神的企业家出现，将储蓄（自己的或借来的）用于有利可图的生产项目，无疑会对民众的储蓄倾向产生极大的刺激，即使在收入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储蓄占收入的比例也会提高。企业家将储蓄用于投资，投资产生盈利，盈利提高储蓄倾向，储蓄倾向的提高又刺激投资的进一步增加，这样无限循环，就使资本积累像滚雪球一样不断上升，经济持续增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说：一个国家的储蓄低，并不是因为这个国家穷，而是因为这个国家的企业家阶级少。

在一个国家的经济起飞过程中，较典型的情况一般是这样的：有一批富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他们可能是传统社会的商人，也可能是从事个体生产的手工业者，甚至可能是贵族、地主；他们可能利用自己手头积累的货币财富，这种财富也许是靠非经济的手段掠夺而来的；他们也可能从别人（如借贷资本家）那里借来货币资本，将直接生产者组织起来从事他们认为有利可图的生产活动，兴办起一个个企业，生产出一批批产品并投入市场。一旦企业取得成功，这些企业家就把利润用以扩大经营业务，招募更多的工人。也许经过若干年，他就成为一个大工业家，经营数个工厂，有数以百计千计的工人在他的工厂里劳动。他的盈利不断增加，对工人支付的工资也不断增加，以至到后来这些工人也有能力将一部分收入用于储蓄，他又把这些储蓄再借来投入生产。

这些企业家的成功也刺激着更多的人迈入企业家的行列。搞不到资本且不具备经营才能的人希望找到工作，有资本可用且具有经营才能的人要求雇用工人。需求与供给合拍了，整个社会的生产要素运动起来了，潜在的生产力变成了现实的生产力，投入变成了产出，经济起飞发生了。

这里，企业家的作用就在于给现实经济注入一种新的动力，将传统社会“低收入→低储蓄→低投资→低生产率→低收入”的恶性循环变成现代社会的“高收入→高储蓄→高投资→高生产率→高收入”的良性循环。

企业家作为生产要素的组织者，实际上创造了一种新的生产组织制度。这里，最重要的发明也许要数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和现代金融制度的创造了。前者使劳动力成为一种可以自由流动的“商品”，后者使资本成为可以自由转移的要素。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使企业家可以按照经营需要自由地招募工人，资本的自由转移使企业家可以在超出自己所有权的范围内利用他人的财富从事生产，从而为那些有组织才能但缺乏资本或资本不足的人开拓了企业家之路。

对企业家来说，所谓组织，是一种主动的出击行为，而不是被动的适应活动。企业家设计出各种各样的就业制度（如合同雇用、临时雇用）和工资制度（如计时工资、计件工资）诱使农奴离开自己的主人，儿女离开自己的父母，丈夫离开自己的妻子，村民离开自己的家乡，都到他的企业来工作。他甚至可以使种地的农民“亦工亦农”，前晌种地当农民，后晌进厂当工人，农忙时务农，农闲时务工。否则，这位农民也许要用晒太阳来打发他那饥寒交迫的冬天，用听童话故事度过他的大部分光阴。企业家设计出各种各样的融资方式（如股票、债券、储蓄单等）来诱使人们把收入中更多的部分用于储蓄，使零散的资金聚集成大额的资本，小额货币持有者也从事“投资”，有钱而不会花的人自愿地把钱交出来供他使用。

企业家与其说是生产要素的组织者，不如说是生产要素的创造者，因为没有他们，这些要素根本不会存在，更不用说创造出产品来。

让我们看一个实际的例子吧。在美国企业的历史上，有一位不大为人所知的企业家，他就是20世纪初美国贝尔电话公司总裁费尔先生。

费尔从1910年之前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担任该公司的总裁，前后将近20年。在这段时期内，他创造了一个世界上规模最大、成长最快的民营企业。他能做到这一点，很大程度上要归于他开创了一个大众资金市场。

1920年代初，贝尔公司需要大量的资金供应，而这些资金又不能从当时的资金市场取得。当时的资金市场只是投机者的市场，许多公共事业尤其是电力公司，都曾设法改善其证券，以期吸引投机者。他们组织了“持股公司”，使公司的普通股票有较高的利息，但公司所需营运资金则仍依传统方式自保险公司之类的金融机构获得。费尔认为，这样的方式殊不足为训。他的构想是，发行一种AT&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普通股。但他设计的这种股票，与当时的投机性股票完全不同。他的设计是着眼于社会大众，尤其是当时新兴的所谓“莎莉妈妈”（Sully's Aunt）的中产阶级的主妇。“莎莉妈妈”手头拥有游资，想找出路，但却担不起风险。费尔设计的AT&T普通股，正是针对“莎莉妈妈”的意愿：有保证的股息，完全符合她们的需要。而且，这又是一种普通股，能享受资产增值，还可以免于通货膨胀的损失。当然，这并不是说费尔创造了“莎莉妈妈”，这只是表示他诱导当时的“莎莉妈妈”成为投资人，动员她们储蓄，符合她们的利益，也符合贝尔公司的利益。由于这一设计，才使贝尔公司在近五六十年来，一直源源不断地有充裕的资金来源。（参阅彼德·F．杜拉克《有效的管理者》第六章）

企业家作为生产要素的组织者，还执行着在空间上调配资源、保证资源得到最有效利用的职能。传统经济理论把这一职能归功于价格机制，这种说法至少是不全面的。价格反映的是资源的相对稀缺程度，它为资源的最优配置提供一种信号，但并非有了价格，就能保证自动达到“最恰当”的资源分配。这一分配是否最为恰当，完全取决于对价格做出反应的企业家的创见能力。企业家的活动并不是被动地适应价格，他还必须主动地预测价格。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企业家来说，现实的价格只是决策的“参考”而不是决策的全部信息。那种批评市场调节是“事后调节”的观点之所以不能成立，就在于它忽略了市场经济中作为决策主体的企业家的创见能力。

第三节 作为创新者的企业家

现代经济史告诉我们，经济增长，绝不仅仅意味着人均产量的增加，更主要的是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新产品的不断涌现，生产组织形式的不断变化，市场的不断扩展。确实，把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区别开来的，正是这种种不断的“更新换代”。尽管它们无法像产量的增长那样用一条坐标曲线表示，也无法将其纳入一个方程组，但如果没有这种种的“更新换代”，经济活动就只能处于“总收入等于总支出”的“循环流转”中（熊彼特语），产量曲线也许不过是平行于横坐标轴的一条水平线而已。无论用“技术革命”来描述现代社会的进步，还是用“产业突变”来概括现代经济的发展，抑或是用“浪潮冲击”来勾画人类的历史，它们反映的是这样一个共同而基本的事实：经济增长的本质在于创新。创新，是一种“内在要素”，经济发展就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关系经济生活的一种变动”（熊彼特语）。

那么，是谁促成这种变动呢？是企业家。企业家作为现代社会的组织者，把他与历史上其他组织者区分开来的，正是这种不断创新的职能。历史上的组织者，不论是酋长、国王，还是将军、教皇，他们的职能不过在于维持现存的秩序，或瓜分已有的财富。尽管作为单个的人，他们当中也不乏创新分子。企业家与他们不同，他的使命就在于主动创造一个新的世界。他是“破坏者”，他的目的在于摧毁“今天”，创造一个完全不同的“明天”。

企业家从其诞生的第一天起，就以“创新者”的面目出现。他用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用工厂制度代替庄园组织，用经济契约代替人身依附。他开辟了一个个“新大陆”，从遥远的地方运来原材料从事生产，再把生产出来的产品卖给那里的居民。自第一次产业革命以来的200多年里，企业家队伍的成分变了，素质变了，但作为创新的本质没有变。任何一位企业家的创业史，无不是一部创新史。

技术创新、市场创新、管理创新 企业家的创新职能是其组织职能的自然延伸。按照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的观点，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the sotting up of a new production function），即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它包括以下5个方面：（1）引进新产品；（2）引进新技术，即新的生产方式；（3）开辟新市场；（4）控制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5）实现企业的新组织。

这5种创新活动可以归结为3类：技术创新（1—2项）；市场创新（3—4项），管理创新（5项）。其中管理创新又可以分为管理组织创新（如分权式的事业部管理）和管理方法创新（如目标管理）。管理创新和市场创新通常又被称为企业创新，因为它们往往都引起企业组织形态的变化。美国学者彼得·基伯尔在《企业家与经济发展》一书中，列举了企业家任务的13个方面，其中有4项涉及生产中的技术创新，3项涉及购销活动中的市场创新，3项涉及人事、财务及生产管理上的创新，其他几项是识别机会、获得资源和处理公共事务。

应该指出的是，熊彼特把企业家当做一种超越市场结构的主体，把没有企业家时的市场理解为一个均衡体系，进而把企业家创新看成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均衡”的活动，这实际上是一种二元论观点。事实上，正如我们在第一节中所指出的，市场本质上是一个不均衡体系，正是这种不均衡内在地蕴藏了企业家发挥作用的可能性。创新与其说是“创造性的破坏均衡”，不如说是创造性地发现和消除不均衡，创新过程也就是市场的均衡化过程。

我们可以列举出无数事例来说明企业家的创新活动，但若要将企业家哪怕是重大的创新成果一一列举出来，恐怕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也收藏不下。从蒸汽机的发明到电子计算机的使用；从工厂制度的建立到现代跨国公司的出现；从环球贸易的开始到现代一体化国际市场的形成……哪一件能离开企业家的创新活动？老亨利·福特生产出著名的A型汽车和T型汽车无疑是一种创新，但他为使工人成为他的产品的消费者而发给工人高额工资的政策，不也是一种创新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起来的赊购制度、超级市场、快餐店，等等，同样是一种创新。日本企业的终身雇佣制也是一种创新。在现代，企业家的创新产品是如此之多，以至于他们不得不用“广告”来推销自己的产品，而广告本身也是企业家创新的产物。

对一个企业来说，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市场创新都是不可缺少的，其中任何一个方面的创新都可能成为另一个方面创新的诱发因素（如新产品的出现往往伴随销售方式的变革）。但这3类创新在不同企业和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其相对重要性是不同的。一般来说，随着企业规模由小到大，创新的重点就由技术转向管理（大企业是“三分技术七分管理”）；随着产业的成熟（市场饱和），市场创新就更显重要。企业家必须时刻抓住创新的重点所在。

技术创新：企业家与发明家 企业家并不一定是技术专家，他甚至可能对专业技术知识一窍不通。但为什么把技术创新说成是企业家的职能呢？

首先应该把企业家的技术创新与科学家的发现和技术专家的发明区别开来。科学家的发现是揭示出物质世界运动的客观规律，如牛顿力学、爱因斯坦相对论；技术专家的发明是创造出一种不曾有过的新工艺或新产品；而企业家的技术创新则在于将这种新工艺或新产品引入生产。科学家追求的是新颖，他们常常满足于认识世界，把自己的理论变成美妙的“公式”，写进书本，公布于众；技术专家追求的是尖端，他们常常醉心于寻找一些精巧的解决办法，在实验室制造出样品，申请专利；企业家则讲求实用，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把知识物质化，把实验室的样品变成市场的“商品”满足社会需要，并赚取利润。科学技术由潜在的生产力变为现实的生产力，正是通过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来完成的。

人们通常把对科学技术进步做出贡献的荣誉光环戴在科学家和发明家的头上，而企业家则被描绘为利用别人的发明而发财的“利己主义者”。这是很不公平的。不错，企业家的技术创新离不开科学家的发现和技术专家的发明，一种新的科学理论的出现，一种新的发明的产生，也许是某个聪明人凭灵感而做出的，但这种新理论和新发明要变成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则离不开企业家。更何况，在我们这个时代，绝大多数的发现和发明都是在企业家“需求”的召唤下出现的。

发明家是伟大的，他们头脑聪明，智慧超人，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且对新事物有一种狂热的追求，能够别出心裁地闹出新玩意儿。他们是技术革新的闯将，但他们往往缺乏组织才能和管理才能，难以为自己找到发明所需要的资金，也不太习惯于“推销”自己的发明。在他们成功的背后，需要有一位“倡导者”的资助，一位“教父”的勉励，一位“导师”的引路，而充当“倡导者”“教父”和“导师”的正是企业家。

在技术创新中，企业家的真正贡献在于他们能认识发明的价值，并有胆识有能力将这种发明投入生产。如果没有他们，这种发明也许永远只是一个“会跳舞的机器”，发明家的聪明才智也只能在自得其乐中耗费殆尽。如果不是阿克赖特将水力纺纱机投入使用，谁能知道历史上还曾有个名叫海斯的发明家生活过？尽管阿克赖特曾受到海斯的起诉，被指控为“剽窃者”。无线电波的科学理论是由麦克斯韦尔提出的，赫兹在实验室发现了它们，然而只是马可尼和萨尔诺夫这两位企业家才使它们在商业上有利可图。另一方面，发明三极管的德福雷斯也想把他的发明应用于商业，然而，他几次都把本钱赔光，次次使他的投资者感到失望。

当然，这里绝不是贬低发明家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事实上，没有发明家，也就不会有企业家的技术创新。企业家的作用与其说是创造出新产品和新的生产方式，不如说是创造出能创造这种新产品和新的生产方式的发明家本身。

如果没有企业家，发明家恐怕不到现在的万分之一。企业家创造的是一种不断激发人们创新、且能使任何有价值的创新不被埋没的制度。企业家总是千方百计地将各种具有创新精神的人吸引在自己周围，给予他们物质的和精神的刺激，鼓励他们异想天开，别出心裁地去发现、去发明。他们懂得，企业要取得成功，没有一批革新闯将是不行的。所以，他们总是设法创造一种外部环境，以利于革新者的成长。他们不仅不处罚犯错误的革新者，甚至鼓励犯错误的革新者。因为在他们看来，在创新中犯错误是生活中的正常事情，成功常常是通过所犯错误来总结经验而得到的。事实上，在整个项目完成之前，有时很难确定什么是错误。因为起初可能认为是错误的方法，而后来却认为是最好的方法。美国学者托马斯·彼得斯和小罗伯特·沃特曼在其合著的《成功之路》一书中这样写道：出色的公司最令我们印象深刻之处，就是他们对革新闯将们支持体制的完整。事实上，出色公司的结构安排就是从创造革新闯将出发的。尤其是它们的体制故意设计得有些“漏洞”，使那些到处去物色东西的革新闯将得以有空子可钻，得到所需要的资源，把事情办成。那些从革新闯将处受益最多的公司里，总有全面的、充足的支持体制，这才使得他们的革新闯将如雨后春笋、蓬勃生长。

当然，对企业家与发明家的关系也不应做机械的理解。历史上，由发明家转变为企业家的也不乏其例。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学者企业家化已成为新兴产业中的一种趋势，这一点在电子计算机工业中尤其明显。例如，创立和经营王安实验室的王安博士本身就是一位发明家，他以发明磁芯贮存器而著名；创办和经营著名的“苹果”公司的沃兹尼亚克和乔布斯也是兼有发明家和企业家的双重身份的。但即使这样，也不应把发明家和企业家混为一谈。王安也好，沃兹尼亚克也好，如果他们仅仅是天才的发明家，而不具备企业家的胆识和才干，也许他们所能做到的不过是将自己的想法变成“样品”而已。发明家能把“样品”变成“商品”，那只是因为他作为企业家的结果，而不是作为发明家的结果。

还应该指出，对企业家来说，第一次将一种新的发明投入生产是一种创新，同样，在生产中进行巧妙的“模仿”也是一种创新，如果这种新技术还有广泛的市场前景的话。事实上，一种新技术的推广普及总是通过无数企业家的“模仿”而完成的。发明只是撒下一粒种子，企业家的责任在于将这粒种子埋入土壤，让它生根、开花、结果。当然，企业家的“模仿”，绝不是简单的复制，它本身就意味着对“样品”的改造。因为每一个企业所面临的环境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即使生产同样的产品，使用同样的技术，企业家也要根据本企业所处的内外部条件加以适当地改进。更何况，任何新技术总是有不完善之处的。我们说日本企业家比美国企业家更富有创新精神，当然不是说日本企业所获得的专利比美国企业多。事实上，日本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正表现在他们高超的“模仿”艺术上，他们能将一切先进的技术拿来，通过消化、吸收、改造，创造出自己的新产品。当然，一个企业家，如果仅仅满足于“模仿”，那他的职业生涯也将是不会持久的。

技术创新与资本形成 技术创新与资本形成是密不可分的。技术要变成生产力，首先要变成物质形态的资本。企业家在技术创新中，从组织人员从事研究，到实验室设计出样品，然后把样品投入生产，都是离不开一定的资本作为基础的。没有一定量的资本，企业家甚至无法招募到发明家，更不用说组织生产了。同样，资本的形成无疑也在刺激着技术进步。那么，对企业家来说，从事创新和筹措资本何者更为重要呢？

1960年代末期，发展经济学家哈根就这个问题与100多位美国企业家进行了交谈。这100多位企业家一致认为，他们公司的资本形成水平是由他们扩展的需要、新产品和新工艺的发明决定的。如果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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