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尽之夏(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蔡骏

出版社：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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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尽之夏试读：

一

世界上有没有永恒的夏天？

我的小学与中学死党俞超说答案是YES。俞超的爸爸是一艘万吨远洋货轮的大副，造访过摩肩接踵拥挤不堪的爪哇岛，黑暗奴隶之乡的东非海岸桑给巴尔，高更自我放逐的伊甸园塔希提岛，辽阔湿热的亚马孙河，直达南美内陆马瑙斯港的莽莽雨林……赤道贯穿的国度，除了夏天，没有四季。乌木般黝黑的少女袒胸露乳，浓烈的肉桂香味环绕整座大岛，红树林沼泽中的白骨忽隐忽现，汗味、尸臭与果香混合的气味让鼻腔高潮。真正的无尽之夏。

那一年，我十六岁，在北纬31度的中国上海，距离赤道还有3440公里。

黎明之前。卫星照片下的长江三角洲最东端，突出成三角锥形，刺向黑色混沌的大海。灯光闪烁成巨大的环。黑丝带如长蛇蜿蜒而过。一边密集喧嚣，一边空旷寂寥。唯独长蛇中间的转折部，生长几栋彻夜不眠的摩天建筑。对面栖息着十九世纪以来诸多帝国的遗产。星星点点的光，犹如八爪鱼的触角，粗糙而凌乱，旺盛而蓬勃，像淤泥里长出的赤道雨林，即将盘根错节，枝繁叶茂，光芒万丈。

我看见，你像X光射线，像航空炸弹，砸碎飘着煤屑的星空云层，穿破苏州河畔火柴盒楼房。六楼正在梦见狮子。

五

九

四

六

妈妈给我做了早饭，煎蛋、泡饭还有腐乳。她将一支竹笛交给我，中间拆开，分成两截，布袋子包好放入书包，今天要上台表演。妈妈让我放轻松，勿紧张。她还说，最近晚上不安全，务必早点回家。

我坐了三站公交车。我们学校后面是苏州河，对面是上钢八厂与国棉六厂。穿过“普天同庆，喜迎

七

十

下午，文艺会演开始。预备班和初一表演《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歌唱祖国》《男儿当自强》《勇敢的中国人》。初

二

聂倩带我去候场。她是我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二十五岁，亮晶晶的嘴唇，刷长了睫毛，发型像那年流行的王菲。她穿着红色连衣裙，胸前佩着香港回归的徽章，齐膝裙摆下洁白纤细的小腿，中跟凉鞋暴露踝关节与脚趾，涂着鲜红的指甲油。以后的二十年，她这番打扮与妆容，在我心中犹如

三

大喇叭响彻我的名字，表演曲目《东方之珠》，没有比这更应景了。我像个木头人上台，下午四点的太阳晒在脸上，我却迟迟没有吹响。操场上几百号人喷出噪声，像两千万只蚊子嗡嗡飞舞。聂老师弯腰上台，问我还在想中考吗？是，我几乎考砸了，分数未知，前途未卜。聂倩抢过麦克风清唱：“小河弯弯向南流，流到香江去看一看。东方之珠，我的爱人，你的风采是否浪漫依然……”我的嘴巴与手指像巴甫洛夫的狗胃分泌出旋律。老师站在我背后，像演唱会的和声。最后一个音，我吹破了。聂倩为我鼓掌，露出白白的牙齿。文艺会演完毕，全体解散。1997年的暑假开始了。

操场重新变得空旷。我看到了俞超，他晃着圆珠笔，横在嘴唇上做吹笛状，此时无声胜有声；白雪托着下巴做花痴状，她发育得过分成熟，胸是胸，屁股是屁股，宛如十

八

以上，都是我最好的同学。我们五个人总是一起行动。聂老师也留下了，她说要请我们去南京路吃美式牛排。没人会拒绝老师的好意，更没人会拒绝牛排。聂倩给我和小犹太家里打电话，免得家长担心。至于俞超、白雪和阿健，要找到他们三个的家长可不容易。

我们坐公交车再换地铁。那年只有一条地铁线。我们抢到座位给老师。到了人民广场，太阳仍未落山。博物馆已建成。大剧院还没造好。人民大道洒满夕阳。颗粒极粗的大屏幕直播香港的画面。

南京路中百一店隔壁的美式牛排，聂倩预定了二楼靠窗位子，可见华灯初上的风景，步行街竖直的霓虹招牌，恍如身在香港。我只能看懂菜单标价。俞超不慌不忙，点了前菜和蘑菇汤，还有菲力牛排。其他人由老师帮忙点了，她清楚每个人的口味，七分熟还是五分熟。她给自己点了一份烤银鳕鱼。白雪要了一大瓶可口可乐，幸好这是美式牛排，不是对面的法式西餐厅。阿健和小犹太还不会用刀叉，聂倩手把手教会了他们。聂老师举起杯子，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我们即将初中毕业，各奔东西，但她会继续喜欢我们五个人。

俞超代表我们五个人说，我们会永远喜欢聂老师的！他又说，早上他跟妈妈通过电话。今天香港下了一整天暴雨，但妈妈还是会去维多利亚港看烟花。三年前，俞超的妈妈移民去了香港。据说今年烟花特别多。“国家领导人都到香港了吧？”小犹太托了托眼镜架，“听说英国王储也来了。”

白雪插了一句：“王储都来了啊，戴安娜王妃来了吗？”“戴安娜跟王储离婚了！”我关心国家大事，所有早报、晚报都不放过，“她现在有个埃及男朋友。”“英国王妃怎么会有埃及男朋友？不过看面相，人中太短，命不会好。”白雪最爱给人算命。小犹太向她翻了翻白眼。“别吵了，今天大家都在说那桩大案子。”俞超舔了舔嘴唇上的黑胡椒，嗓音像滋滋作响的牛排炭火，“有谁还知道更多？”

1997年，上海发生过两桩系列杀人案件。第一桩发生在春天，五角场、江湾等地，多名深夜独行的女子遇袭。满城风雨，众说纷纭——凶手有一把大榔头，专砸女人的后脑勺。另有一说，凶手骑着摩托车，如同恶灵骑士飞驰在黑夜，目标是一百个长发披肩的妙龄少女。案子迅速侦破，远没有传说那么神乎其神，只是一个外来人员的系列抢劫杀人案，民间俗称“敲头案”。

第二桩发生在夏天。6月中考前夕，我妈禁止我看电视新闻，吩咐邮局暂停订阅报纸。我每天在街边报栏橱窗前站十分钟，细细看完当日国内外新闻，亦不放过每个版的蝇头小字。社会新闻有一小块豆腐干文章，报道了一桩系列杀人案——崇明岛海岸线，接连发现三名被害人尸体。细节语焉不详，寥寥数语，云里雾里。大半篇幅呼吁市民不要轻信谣言，公安机关已成立专案组，正在加紧破案。

小犹太细嚼慢咽着七分熟的牛肉说：“告诉你们啊，我小舅舅隔壁邻居单位的女同事，就是被害人之一呢。”

阿健“切”了一声，我还是公安局长小舅子的小学同学的毛脚女婿的麻将搭子呢。这还是真的，不是他吹牛。俞超说根据六度空间理论，通过六个人以上的联系，你可能会认识这个星球上任何一个人。“听我说……”小犹太把目光放低，厚厚的镜片上闪过两团寒光。他的小舅舅家住老洋房，隔壁邻居有一大片朝南露台，经常召集狐朋狗友聚会。春节前，他在小舅舅家门口看到过那个女的，顶多二十岁，颇有姿色，扎着长马尾。小犹太跟她搭讪，得知她在苏州河边的灯泡厂上班。两天前，中考刚完，小犹太又去小舅舅家玩，看到隔壁露台上烟雾腾腾。邻居是个大龄青年，也在灯泡厂上班，刚从追悼会上回家，抹着眼泪把CD混在锡箔纸里烧成灰烬。CD烧化后有股恶臭的金属味，整栋楼的居民都把头伸出来骂娘了。听说女同事喜欢王菲，他买了正版CD准备作为生日礼物。女孩生日前一晚，下夜班回家路上消失了。半个月后，她出现在崇明岛南岸大堤外的滩涂上。他陪同家属去公安局认尸，女孩赤身裸体，却无任何腐烂迹象，只在江水和泥沙中泡得发肿。法医说死亡不超过24小时。“吓死我了！”白雪仿佛自己被剥光衣服，陈尸在长江口的泥沙间，无数男女老幼挤在大堤上围观，热烈讨论她发育得过分良好的身材。“陈小鸣同学！”聂老师喊出小犹太的名字，“不要胡说八道！”“老师，被害女孩上班的灯泡厂，离我们学校只有两站路，厂门口卖羊肉串的都知道了这件事。”小犹太信誓旦旦，重复了好几遍，有如一只田鸡。“灯泡厂的厂长，是我妈大学自学考的同学，这件事是真的。”我证实小犹太没说谎。聂老师也不响了。因为我从不瞎说八道。我妈单位发了红头文件，盖着党委和工会的图章，最近女职工不准加夜班，如果不可避免，必须由男职工陪同下班回家。

阿健的饱嗝打破沉默，喷出一团胃酸气。他问服务生要了根牙签，挑出牙缝里的牛肉残渣。他说，他家楼上住着联防队员，最近好几个通宵，联防队跟着警察巡逻，看到可疑的男人和汽车就拦下来检查。街道办和居委会也出动了，要让凶残的犯罪分子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阿健给联防队员塞了一包烟，听说最近两个月，先后有三个女孩失踪。她们都家住苏州河附近，或在苏州河沿线单位上班。两周后，她们才被杀害，躺在崇明岛的滩涂上。

我相信阿健说的是真的。谣言比这离谱多了。今天在学校大操场，大家没心思看文艺表演，都在众口纷纭议论这件事。有同学家里是街道办的，说遇害女孩们被大卸八块，分别藏在上海的八个郊区县，出现在崇明岛的只是人头；有同学家里是卫生局的，说凶手是外科医生，擅用手术刀肢解人体，摘取妙龄少女的器官，送给某位贵妇人延年益寿；有同学家里是电视台的，说凶手选择在香港回归前后作案，实为一名年过七旬的老者，当年国民党留下的潜伏特务，为破坏我党的大好形势。“你不是最爱看推理小说吗？帮我们分析分析吧。”俞超对我瞪大双眼，很多人说，他的眼睛和气质很像李奥纳多·迪卡普里奥。

但我不善于跟人直视双眼。我转头看隔壁桌拿着刀叉切碎牛肉的食客们，窗外璀璨的南京路上流连忘返的女人们。好像有一头牛藏在我的胃里，一双铜铃般的牛眼，泪眼蒙眬地盯着我。我红着脸摇头：“对不起，如果连我这个中学生都能想到，刚破过‘敲头案’的刑警能想不到吗？”

小犹太和阿健分外失望，白雪送给我一个白眼。聂老师去买单，消费六百七十块，人均超过一百。我提议大家都出点钱，但彼此摸摸口袋，加在一起只够吃前菜。聂老师早已备好现金，一夜之间，大半个月的工资被我们吃了。

回到人流汹涌的南京路，聂倩像姐姐带着五个弟弟妹妹。老师催促我们快回家看电视直播。我问老师你回家吗？聂倩不是本地人，她住在教育局的宿舍，老家在三千里外。“我想一个人逛街。”她看到远处闪着华联商厦的招牌，“也许一路荡到外滩……”“我们陪你啊。”白雪最讨厌回家了，宁愿长夜孟浪街头。“回家！”聂老师捏了捏白雪的马尾，“1997年的今晚，在你们的一辈子里，再也碰不到了。”

阿健谁的命令都不听，但对聂老师唯命是从。他拽着白雪的胳膊说走吧。我们在南京路上分道扬镳。五个学生去坐地铁，聂倩站在熙熙攘攘的步行街，红色裙裾在风中微摆，霓虹中像团微弱的火。

刚走到人民广场，我喊肚子疼，大概不适应牛排，要去隔壁商场上洗手间。俞超说要等我一起走。我装作不好意思地摇头，说你们先去坐地铁吧，别错过最后一班，我自己坐公交车回家。小犹太急着要看电视直播，拉着俞超和阿健跟我告别。白雪说要留下来。我板着面孔让她回去。

打发了他们四个人，我转身向南京路飞奔。我看到了聂倩的红裙子，刚走上南京路与西藏路的环形天桥。她站在桥上看风景，我站在桥下看她。环形天桥四角连接四栋不同的古老商场，我总觉得通向四个不同时空。我从桥下跨过护栏，就到了南京西路。

聂倩下了天桥，经过国际饭店，来到大光明电影院。聂倩在影院门口等人，眺望对面的人民公园。她还没发现我。一个男人出现在她跟前。他的卖相不错，三十岁左右，戴着斯斯文文的眼镜，穿衬衫，打领带，像个小白领或公务员。我第一次见到这个人。他亲了亲聂倩的脸颊。她本能地躲了一下。他的左手搭着老师的后腰，手指触摸她的屁股。我的心里凉透了。不消说，他是聂倩的男朋友。

我跟着他们走进电影院，迎面一张大海报，画着个霸王恐龙，底下英文The Lost World: Jurassic Park——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导演的《侏罗纪公园2：失落的世界》。聂倩和男朋友买了两张电影票。我等到他们进了放映厅，才到售票窗口买了张票，用掉身上最后十块钱。

影院像陵墓地宫，观众如盗墓贼，银幕似撬开的棺椁，闪烁另一个世界的悲欢离合。当年远东最大的电影厅，我坐在最后一排，放映机射出的那束光，穿越头顶，幽暗中变幻辗转，无数光子夹着尘埃跳舞，又像织毛衣缭乱的两根针头，浮出记忆里我见到她的第一眼。1995年初秋，她穿着三件套，梳着《东京爱情故事》赤名莉香的齐肩发型，踩着高跟鞋，踢踢踏踏走到讲台前。我有种错觉，老师在看着我，送给我一个人的微笑。她拿起粉笔，无名指与小指微微翘起，在黑板上写下“聂倩”。她刚从师大毕业，第一次做班主任。她给所有人安排任务：每天写日记，无论一页纸还是一句话。最后坚持下来的只有五个人——我、俞超、小犹太、阿健和白雪。我和俞超写日记不难，但像阿健和白雪这种读书像吃屎的差生绝对是个奇迹。我从流水账的记叙文到经邦济世的议论文再到半虚构故事，改写过《聊斋志异》、金庸、古龙以及西村寿行、大薮春彦的色情暴力故事。我把日记呈献给聂老师，她说日记是每个人的秘密，没必要给老师看。但我的日记本几乎每一页都能看到她的圈圈点点。我有一篇模仿《老人与海》，被她批注“模仿痕迹太重！”因为日记，聂倩喜欢我们五个人，但也仅限于我们五个人。她对人有些冷，不是那种人见人爱，像个热水袋谁都可以焐一焐的那种人。她很少发怒，即便班级出了大事。有个男生被隔壁班女生投诉闯了女厕所。人家班主任威胁要报警，聂倩却说通知家长就够了，竟把这事压了下去。相比性情中的“冷”，她的穿衣更让人冷。寒冬时节，她穿着玻璃丝袜和短裙，露着雪白大腿，当着无数男生的面奔过大操场，闯入学校图书馆。那天我刚借了套《福尔摩斯探案集》，屏着呼吸，隔着书架，偷看她的腿。严格来说，是裹着大腿的玻璃丝袜。她从书架取下两本书，把我抓个正着。我结结巴巴地说在找一本书，她便帮我一起找。那天的初中图书馆，就像香港回归之夜的大光明电影院。

十点半，《侏罗纪公园2》散场，没有第一部《侏罗纪公园》好看。亮起灯光，我远远看到聂老师的红裙子。我无声地跟在背后，从散场通道走出电影院。聂倩有些疲惫，男朋友倒是精神了。他抓着聂倩的手，走进隔壁的国际饭店。这栋1934年造起的大饭店，曾是亚洲最高建筑。我在楼下仰望，总共二十四层，其中必有某个窗户是他俩的销魂窟。

穿过旋转门，来到饭店大堂，我躲在屏风背后。聂老师和男朋友走到前台。她低着头，不想被人看到自己的脸。男朋友付了押金，拿到钥匙，抓着她的胳膊，急不可耐地按下电梯。楼层指示灯不断往下跳。电梯门打开，聂倩却后退一步，甩开男朋友的手。她的动作颇为激烈，惊到了电梯里出来的两个老外。男朋友叫她“倩倩”，而她转身要走，两人在国际饭店的大堂纠缠起来。

这时意外发生了，男朋友打了她一个耳光。

我第一次看到聂老师眼里的泪花。我没忍住。我从屏风后冲出来，抓住她的胳膊，冰凉但柔软。聂倩讶异地喊出我的名字。大堂里的老外和服务生都向我侧目而来。我拽着她冲出国际饭店的旋转门。南京路的星空也在旋转。旋转门像人的命运，总在原地循环往复。每次穿过这道门的人都不同。唯独不变的是旋转门自己。

聂倩的男朋友也冲出旋转门，气势汹汹来找我算账。聂倩贴着我的耳边说：“快走啊！你打不过他的！”

1997年，我十六岁，尚是体重九十来斤、四肢纤细的瘦弱少年。这回是聂倩拽着我，一路狂奔到南京路对面。她的红裙子，我的灰裤子，像非洲原野的黑夜被偷猎者追逐的两只小野兽。

一辆出租车在我面前停下。急刹车，我听见轮胎与地面摩擦的刺耳声。这个点已没有公交车，南京路上有许多出租车，几乎都是桑塔纳普通型，简称“普桑”，有黑色的，蓝色的，白色的。只有这辆车是红色的。聂倩拉开出租车后门坐进去。我却手足无措。男朋友已穿过马路。老师将我硬生生拉进后座，她还蛮有手劲的。

司机挂上挡，抬离合，踩油门，颤抖着蹿上马路。手排挡的震动让我前仰后合。聂倩的男朋友只摸到出租车的后屁股，跟着吃了一鼻子尾气。他在南京路上破口大骂。我扒着后车窗，默默对他伸出中指。“师傅，请带我们去……”聂倩报出我家地址，离她的宿舍很近，算是顺路。出租车司机“嗯”了一声，车子转弯离开南京路。计价器开始打表。对面亮起一盏路灯。刺眼的光穿过车窗，照出一张苍白而年轻的侧脸。通过中央后视镜，我看清了司机的正脸。他跟聂倩差不多年纪，五官端正而且干净。

这张脸让我感到恶心。

很多人都以为我天生胆儿肥。其实恰好相反。我从不敢承认，我怕黑，我怕老鼠，我还怕鬼，我怕奇奇怪怪的人，我怕一切难以解释的画面和声音。但我最怕的是深夜出租车司机。我本能地察觉到某种危险，从视网膜扩散到大脑皮层，再到毛细血管。我的胃里难受，不可名状的恶心，仿佛要把美式牛排呕吐在车上。

我问老师，南京路上那么多出租车，为什么要选择这辆车？她说自己穿一身红色，只有这辆车是红色的，大概是一种缘分，就像我突然出现在她面前，在我最不该出现的时间和地点。后半句话让我无话可说，她已对我网开一面。“你们在国际饭店喝咖啡吗？”

车里响起一个声音。电台里正在播报国际新闻，但不会提到国际饭店和咖啡。我看了看聂倩，聂倩又看了看前面，原来是出租车司机在说话。他的普通话不太标准，但声音很脆，像半夜饿了吃苏打饼干的感觉。

聂倩干咳一声：“哦，是啊，喝咖啡。”

年轻的司机问：“好喝吗？”“很不错。”聂倩极不自然地笑，“美式咖啡。”“带着弟弟出来喝咖啡啊。”出租车司机没完没了，我想拿把皮搋子塞住他的嘴。“我是他姐姐，刚过暑假，我带他到南京路玩玩。”聂倩只能顺着他的话来撒谎。如果如实回答，怕会引起某种邪恶的误解。我很想戳穿这个谎言，但我忍住了。“你的普通话很标准啊，不是本地人吧。”“我老家离这里很远呢。”聂倩把头靠着窗玻璃，装作很累的样子。

司机从后视镜里看到了，便也不再多嘴。他调响电台音量，依然是香港回归的新闻，全世界都在等待今晚。出租车突然加速，后坐力将我推到座椅上。离开南京路，上海的街头空旷暗淡，寂寥落寞，像个被冷落的怨妇。唯有红色普桑，一骑绝尘。电台插播气象预报，香港今晚暴雨，却不能阻挡市民们庆祝回归的热情。我幻想出一个豪雨倾缸、灯火灿烂的世界，米字旗与港英旗尚未降落，五星红旗与紫荆花旗已经插上。数百万人涌上街头，观赏维多利亚港的烟花，其中一个是我最好朋友的妈妈。电台气象预报插播——今年第四号热带风暴“白鲸”正在菲律宾以东洋面生成，中央气象台预计“白鲸”将升格为台风，影响我国东部地区。“我七岁时，碰到超强台风在崇明岛上登陆。”司机突然说话，他把电台音量调小了。“你是崇明岛人？”我忍不住问他，联想到三小时前在美式牛排店里的谈话。“嗯，岛上农村很穷，好多人跟我一样到上海来开出租车。”年轻的司机并不避讳，他的口音是崇明话，“那是1977年的夏天，崇明岛东海岸围垦大战，我跟我妈去了几天。我妈给工地上的知青和民工做饭，我天天到滩涂上捉螃蟹捡贝壳。有天清早，海滩上多了一头大白鲸。”“鲸鱼？”“嗯！全身雪白，好几栋房子加起来都没它大呢。成千上万人到海边看热闹。”出租车司机掌着方向盘说，“知青们都管它叫大白鲸。它还剩最后一口气，许多海鸟飞来准备吃它的肉。谁都不知道，那么大的动物，怎么会突然搁浅快死了呢？我听说鲸鱼也会有自杀的。有人说要把它送回大海。但这不可能，它是趁着长江口最大一次涨潮，搁浅在滩涂上的。知青们正在围垦填海，要把大海推到几公里外。全体知青开了个会，决定赶在大白鲸死以前，赶快杀了它吃肉。”

聂倩说太残酷了吧。司机说没办法，岛上日子太苦了，大家都想改善伙食呢。二十年前，鲸鱼也不算保护动物。十几个身强体壮的知青小伙子，用木棍绑上刀片做成长矛。大白鲸成了大刺猬，鲸鱼脑袋、眼睛、嘴巴、背脊、心脏、肚皮、尾巴甚至卵蛋上，全都插满长矛……他的叙述相当冷静，却让人身临其境。十八九岁的少男少女们，浑身鲜血淋淋，犹如刚从娘胎里爬出来。为了跟海鸟争夺新鲜的鲸鱼肉，知青们分成好几个小组，有的负责切割鲸鱼肉，有的负责锯断鲸鱼骨头，特别要切下鲸鱼脑子，因为鲸脑油很珍贵。他们在鲸脑上挖洞，派个最勇敢的党员钻进去，将鲸脑油整个取出来。第二天，整片滩涂臭气熏天，血水非但没有流尽，还有更多海鸟来啄食腐肉。农场组建青年突击队，就地支起几口大铁锅，将切成块的鲸肉脂肪熬成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种油价值很高，只要几滴就能长期燃烧。我想起司马迁《史记》里说秦始皇陵地宫的鲛人鱼膏，燃烧千年而不衰。知青们将数百公斤重的鲸油贡献给国家建设四个现代化了。连续三天，崇明岛东海岸浓烟滚滚。东海上吹来大风，令人作呕的腥臭味从东到西席卷全岛，还影响到宝山和浦东甚至外滩。最后，大白鲸只剩下个骨架。几天后登陆的超强台风，便将它的遗迹清扫得一干二净……

聂倩对于这个故事颇为怀疑。小时候，我爱看赵忠祥解说的《动物世界》。最大的鲸鱼是蓝鲸。真正的白鲸生活在北极，没有他说的那么大。但我仍然觉得这个故事是真的。因为我闻到车厢里飘着一股气味，若有若无，但不臭，就像腐烂的栀子花。出租车在刚造好的南北高架下碰到红灯。司机关掉电台，塞了一张磁带，响起粤语歌声——“人生路，美梦似路长。路里风霜，风霜扑面干。红尘里，美梦有几多方向。找痴痴梦幻中心爱，路随人茫茫……”

张国荣的《倩女幽魂》。聂倩的眼神微微一跳。“聂倩”跟“聂小倩”一字之差。她刚做班主任时，我们暗地里叫她“聂小倩”。她的姿色，自然不能与王祖贤相提并论，但某些时候某种角度竟也神似，比如现在。车载音响出乎意料的好，某种立体声环绕效果。也许我的耳朵出了幻觉。红灯转为绿灯，出租车载着宁采臣与聂小倩，向着兰若寺飞驰……

驶入苏州河边最荒凉的一段。河岸弯弯曲曲，司机不断换挡减速扭方向盘。距离我家不远了。我摇下车窗，吹着微凉的风。拜两岸的工业文明所赐，河水散发着重金属臭味。对面是某家医院的围墙，竖着碎玻璃与铁丝网。沿河是个废弃的码头，长满荒芜野草，还有个石头棋盘。我感觉司机在后视镜里瞥我，目光像把小刀。

突然，车头发出噪音。仿佛藏了几十只老母鸡，集体下蛋鼓噪。出租车靠边熄火。司机转了转车钥匙，再也无法点火。他打开车内灯说：“我下去看看，请在车上等我。不会让你们多花钱的。”

他跳下车，翻开引擎盖，抓着铁钳和抹布，闷头捣鼓发动机。车窗被他摇上了。风声隔绝，万籁俱寂。挡风玻璃外，引擎盖高高掀起，遮挡我的视线，看不到司机的脸。固然满大街都是桑塔纳，我也不认为出租车司机能修复发动机——除非根本没坏。

香港回归只剩一个小时，荒无人烟的苏州河边，我和聂老师被关在车里，像被送上油锅的大排档消夜，就差旋转点火开关。我的大脑被无数伟大的侦探们占领——福尔摩斯与波罗在苏州河边喷着烟斗，金田一耕助与明智小五郎驾着小舟环游崇明岛，狄仁杰与包拯穿着公安制服与法医大褂从冰柜里拉出被害人遗体。最近两个月，先后有三名女孩在苏州河边失踪，两周后被杀害抛尸于崇明岛。若要绑架一个大活人，神不知鬼不觉地送上岛，必须有一辆车。什么车不引人注意？自然是出租车，深夜搭载单身女性乘客，使用暴力或迷药让她昏迷，捆入后备厢，穿过黑夜的上海，坐两个钟头的滚装船，渡过寥廓的长江口，登上那座大岛……

凶手就站在我的面前。

车里闷热得像个蒸笼，像煤气即将爆炸。我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像接连不断坠落的椰子。聂倩还在等待司机把发动机搞定。她的腕表过了23点。我用力拉右后车门，但被锁住了。我大胆地压在她身上，伸手去拉左后车门。聂老师厉声问我干吗？但我还是打不开。所有车门都上了锁。我向她发誓，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想保护她逃出这辆车。“你是不是生病了？”聂倩伸手摸我的额头，“还在想着中考分数？”

我无话可说。聂倩摇下车窗，正要对司机说话。我看到车窗下沿的黑色小开关，细细的圆柱形，我试着拔起它。车门打开了。聂倩拒绝下车。我快哭出来了，哀求她跟我下车。她跟着我下来了，就像逃出一座监狱，回到苏州河的星空下。我在心中记下了出租车牌号。

司机合上引擎盖说：“车修好了，继续上路吧。”

聂倩想要上车，却被我抓住胳膊。我的肾上腺素疯狂分泌，力道比平常大了几倍，强行拖着她穿过狭窄的马路，冲向对面黑暗的小巷子。“放开她！”司机迎面拦住去路。他提着修车的铁钳，足够把我们的后脑勺敲个洞。

我很恐惧。但我将聂老师拦在身后。我和凶手在对峙。唯一逃向小巷的路被堵住了。如果我逃上马路，他会开车追上来。我们无处可逃。

他问我：“为什么要走？”“为什么？”聂倩也在问我。仿佛两个成年人在挽救一个失足少年。

我在发抖，无法回答。耶稣基督弥勒佛祖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湿婆大神，还有圣斗士星矢擎天柱忍者神龟迪迦奥特曼，也许最管用的是机器猫，谁来救救我啊？

倏忽间，两道远光灯刺入瞳孔。苏州河边驶来一辆面包车。我冲到马路中心，疯狂地拦下这辆车。面包车驾驶员下了车，是个身材魁梧的中年男人。我抓着他的手，说碰到抢劫犯。驾驶员的手很大很热布满老茧。他是我的救星。我想。

年轻的司机被逼退两步。他盯着聂倩摇头，回到出租车，重新点火发动。他摇下车窗，狠狠瞪了我一眼。

我护送聂倩逃离苏州河边，穿过一条幽暗小巷。聂老师不知该用怎样的言辞批评我，她让我自己回家。我说要把老师送到宿舍才放心。我不是没去过，但这个点，有些尴尬。

江宁路上，宿舍到了。教育局的筒子楼，青年教师的单身宿舍。刚放暑假，老师们都回家去了，整栋楼寂寂无声。二楼，聂倩掏出钥匙开门。十几个平米的单人宿舍，大衣柜、电视机、VCD，堆满图书和杂志的书架。她有洁癖，收拾得井井有条，几乎不落灰尘。

聂倩打开电风扇，给我倒了杯可乐。她打了我家电话。两小时前，我妈就急了，打电话到俞超和小犹太家里，发现他俩已经到家。我爸骑自行车到人民广场找我，徒劳无功地折返，跟我妈吵了一架。聂倩把电话交给我，我不敢接。她告诉我，我爸现在来接我回家。“我原谅你了。以后我也没机会做你的老师了。”她走到电视机跟前，“你要看香港回归的直播吗？”

我摇头。现在是23点25分，我爸骑自行车来接我的话——剩下不到十分钟，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我还能说些什么？我结巴了，颠三倒四地唠叨了五分钟，用了各种修辞与叙事技巧，才解释清楚今晚的出租车司机与凶手的逻辑关系。

聂倩笑了，笑得那样放肆，笑得前仰后合，几乎露出裙子领口的深沟。我觉得自己遭受了羞辱。她还把我当作个小屁孩，而不是少年，更不是男人。她摸了摸我的下巴，手指尖依然冰凉，指甲有一点点锋利。浓烈的气息从她的鼻孔冲出，像泰森的铁拳击打我嘴上的绒毛。

然后，她说：“再见。”

我很遗憾，但也不意外。电风扇一直在对我摇头。风吹动聂倩鲜红的裙裾，露出十片涂得鲜红的脚指甲，就像撒了十滴血。“对不起。”我走出她的房间，“晚安。”

我的鼻子酸了。我想我救了她，但她不这么认为。我走到宿舍楼下。正好我爸骑着28寸“老坦克”自行车来了。我做好挨揍的准备。但他没动手，他把我的书包放在车篮筐里，让我坐上后边的书包架。我回头看向二楼，聂倩在窗边看我。她向我挥手，模糊的剪影。我低下头。我又不是女孩子，还坐在爸爸的自行车后面。好没面子。

路灯光影被自行车轮不断切碎。链条转动声很响，我想该加机油了。我从背后搂着爸爸的腰，脸颊贴着他后背，闻到浓烈的烟草味。那时他的身材很好，脊椎很硬，毫无赘肉。他问为什么不抓住钢架子？我说因为很久没搂过你了。因为这句话，他才没揍我。

回到家，妈妈劈头盖脸骂我一顿，仿佛要我交代受贿大洋几何？发生过不正当男女关系几何？我妈是一家大型国企的纪委书记，官拜正处级，就差要宣布执行党的纪律，对我开除党籍移交司法机关。我说在大光明看了场电影，我太喜欢《侏罗纪公园》了。

我瞄了一眼电视机，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中英双方国家领导人已经就座。爸爸拽着我坐上沙发，恰好奏响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天佑女王》国歌，米字旗徐徐降落。镜头对准一脸苦相的威尔士亲王查尔斯王子。

零点到了，1997年7月1日。《义勇军进行曲》奏响，五星红旗与紫荆花旗冉冉升起。“根据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两国政府如期举行了香港交接仪式，宣告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这是中华民族的盛事，也是世界和平与正义事业的胜利。”

电视直播的中英交接仪式后，还有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成立仪式。妈妈关了电视机。我敞开四肢，仰天躺在凉席上。我咧开嘴笑了。笑得那么猖狂，笑出了声。

我翻身爬起，从抽屉里找出日记本。宝蓝色的丝绸封面，内页雪白干净而柔软，仿佛躺在床上的小姑娘。我掏出钢笔，写下今日的一切，足足三页纸，最后一行——

我救了她。我很高兴。明天见。二

但我错了，我没有跟聂倩再见，永远都没有。

我梦到了那头二十年前的大白鲸，变成一堆雪白峥嵘的骨头，完整排列在沙滩上，像博物馆里的史前恐龙化石。十九世纪的欧洲贵妇人们，用鲸鱼骨做成束腰和裙撑，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巴杜夫人发明的。张爱玲在《连环套》里说：“西洋女人的腰是用钢条跟鲸鱼骨硬束出来的。细虽细，像铁打的一般。”我接着梦到超强台风，巨灵神般的大白鲸，顷刻灰飞烟灭，只剩在滩涂上压出的一道硕大的轮廓。

1997年7月1日，上午八点，我醒了，脑袋很疼。石膏像在对我嘲笑。妈妈急着出门，让我记得吃早饭。爸爸光着膀子到阳台抽了一支烟。我抓起电话，拨通聂倩宿舍的号码。铃声响了许久，我的手在发抖，我只听见嘟嘟声。我没来得及吃早饭，穿上回力鞋，背着书包，摔门而出。

我狂奔在阳光下，如同一头年轻的牲口。到了教师宿舍，我冲上二楼，聂倩的房门虚掩，留出一道细细的缝。风从门缝里往外钻。我打了个冷噤，叫了两声聂老师，无人回应。推开门，我踩到什么东西，狼狈地摔了一跤。我的脖子还能转，看到满目狼藉的地板，堆满书和杂志。一本未授权的《百年孤独》托住我的后脑勺，避免我摔成脑震荡，感谢加西亚·马尔克斯及时相助。电话机落在墙脚。热水瓶打碎了，到处湿漉漉的。凉席一半搭在床上，一半拖在地上。只有电风扇还在摇头。昨晚可不是这副光景。

聂倩不见了。

床上没有她的体温。窗户敞开，正对一家工厂外墙。窗玻璃碎了，墙角全是玻璃碴，有两片沾着血迹。昨晚离开时，聂倩关紧了窗户。这是二楼，没装防盗栏，窗台上有个插销。除非打碎玻璃，否则拔不出来。我咬破自己的嘴唇，鲜血顺着嘴角滑落。

这是一起绑架案。两周后，会变成一起谋杀案。我记得凶手的脸，还记得他的出租车牌号码。我以为已经救了她。但我忽略了一件事——罪犯可能早就盯上了聂倩，知道她住在哪儿，即便我在苏州河边保护她逃下出租车。7月1日凌晨，才是适合动手的好时机，漫长的暑假刚开始，而她将独自度过长夜。

我输给了凶手的执着，他不放弃想要捕获的猎物。很抱歉，我没能拯救聂倩。命运像一道X射线，无论用什么东西遮挡，都不会改变轨迹，也无法逃脱它对你的穿透。我流出两团泪水，几乎滚烫地烧红皮肤。十六岁，我经常一个人偷偷哭，但从不在别人面前。不好意思，这是我的秘密。我捡起电话，想打110报警，发现电话线断了。我透不过气。虽然窗户敞开，电风扇还在摇头。好像那个人就在这里，无孔不入的空气中。

我决定去派出所报案。我饿着肚子，坐了两站公交车。那时亚新生活广场刚开业，燎原电影院还没拆。我穿过闹哄哄的小菜场，污水与鲜血横流，空气中飘满动物尸体的气味。派出所是一栋不起眼的房子，门口停着几辆警车和摩托。

我撞上个年轻女警，红着脸向她求助，叫了一声小姐姐。她带我来到办公室，找到一个正在看报纸的男人：“老田，你接待一下。”

这人跟我爸差不多年纪，脸颊两边冒着胡茬，头发乱蓬蓬，短袖警服像一团咸菜。他放下《参考消息》，头版头条还是香港回归。他掐灭手上的烟，啜了一口滚烫的绿茶，嘴唇上沾了几片茶叶，问我报什么案。“失踪……不……是绑架。”“谁被绑架了？”他漫不经心地问。但我感觉他的眼神，跟这里所有人都不同。“我的班主任老师，她叫聂倩。”我报出了学校的名字。

民警放下茶杯：“真巧嘛，我女儿也在你们学校，过完暑期就升初三了，你呢？”

这并不稀奇，附近几条街上的孩子，全在我们学校读书。我很多同学的家长都是国棉六厂、上钢八厂、面粉厂还有灯泡厂的职工，其中一半已经下岗。“快毕业了。”我不想跟他闲扯，“昨晚，我去过聂老师的宿舍。今天早上，我再去找她，老师不见了。窗玻璃被打碎了，屋里乱得一塌糊涂。”“昨晚不都在看电视直播吗？”他用眼角余光瞄我，“你几点钟还在老师宿舍？”

我必须如实回答，这将决定警方判断罪犯潜入的时间：“

十一

我的音量失控了，特别“谋杀”两个字。派出所好些人回头看我。发现是个中学生，大家虚惊一场，该干吗干吗去了。民警冷冷地端详我的面孔。他眼角全是皱纹，但年轻时应该卖相不错，鼻梁山根挺高的，像罗马尼亚电影里的多诺万警长。“你这个小孩有点意思。”他掏出一张报警案件登记表。我道了声谢，接过表格和笔，填写自己的姓名、学校与地址。我写了今天早上，我在聂倩宿舍看到的种种细节，仿佛犯罪小说的第一章，先从杀人现场写起，渲染气氛，烘托环境一番。“你的作文不错嘛。比我女儿写得好多了。”民警双手交叉站在我背后，观察我写的每一句，“别忘了填写家长的姓名和单位。”

当我写完最后一行，他用手指关节敲了敲表格，一下子喊出我的小名。

我愣了：“你认识我？”“我叫田跃进，你爸没提起过吗？”“没有。”我不记得我爸有过公安局的朋友。“我还抱过你呢！那时你穿着开裆裤。”田跃进揉了揉我的头发，好像摸一团仙人掌，“饿了吗，跟我一起吃食堂吧。”

他抓住我的胳膊，像逮捕一个小偷。我无力抗拒，何况早饭还没吃呢。我拿走了他桌上的卡片，印着他的电话和CALL机号码。

派出所的食堂很小，田跃进扔出几张饭菜票，为我点了两个鸡腿，加上一大碗蛋花汤。

食堂阿姨问：“老田，带儿子来吃饭了？”他摇头说是侄子。“小伙子，你正在长身体，要多吃点！”他给我添了许多饭。我早已饥肠辘辘，扒着饭盒狼吞虎咽。

田跃进没吃多少，笑眯眯地看着我：“我家女儿小麦啊，说什么要减肥，成天不吃东西，要是像你这样就好了。”

我都不好意思吃了。田跃进又问：“你爸还好吗？还在开卡车吗？”我想了想，反问他：“你们是怎么认识的？”“一起扛过枪。”

没错，我爸年轻时当过兵，但他很少提及。田跃进饭后一支烟，吐出浓浓的烟雾，拍着大腿起来：“带我去你说的案发现场！”

他脱下警服，换成便装，推出一辆老掉牙的自行车，让我坐到书包架上。老爷车浑身叮当响，田跃进却把车轮踩得飞快。我坐在后面心慌说慢点啊。田跃进不搭理我，嘴里叼着烟，穿行在午后的马路，直到教育局宿舍楼下。

田跃进绕着整栋楼转了一圈，双眼如同机关枪扫射。我问他：“只有你一个人吗？没有技术侦查的警察？收集指纹、毛发、脚印……”“电影看多了吧？”田跃进笑起来，“第一，我让你填了表格，但不等于已经立案。第二，我只是派出所的民警，不是刑侦支队的刑警。我只是利用午休时间，陪你来现场看看而已，不要想太多。”

我感觉自己被耍了：“那你来干吗？”“我在刑侦支队干过二十年，今年才来派出所。”田跃进走上楼梯，“哪个房间？”“刑警？”我有些小激动，“你破过杀人案吗？”

田跃进回答：“不算多。我亲手抓过十九个。”

我不觉得自己是夏洛克·福尔摩斯或赫尔克里·波罗，我更喜欢达希尔·哈米特或雷蒙德·钱德勒笔下的侦探们。眼前这个沧桑的男人，当我看到他的第一感觉，更符合我的期待——他就是能帮到我的人。

来到聂倩宿舍门口，田跃进轻轻推门进去，走路几乎没声音，没碰到屋里物件，像在勘察杀人现场。不用拍照片，也不用笔记本，他全靠眼睛记录细节。他注意到碎玻璃碴上的血迹，戴上手套，掏出小镊子，放入一个牛皮纸信封。“喂，别告诉任何人我来过这里。我只是个派出所民警，这不是我该做的事。”田跃进把头探出窗外，“玻璃是从外边被打碎的。”

二楼外墙有根落水管，爬上来并不难。田跃进打开衣橱，聂老师的衣服几乎都在。还有日常洗漱用品，两包卫生巾。抽屉没上锁，没有现金，也没有银行存折。聂倩的钱包和身份证不见了，但留下了教师证、借书卡与公交车月票。

田跃进回到底楼，站在聂倩的窗下观察，自言自语：“她是怎么被带走的呢？”“凶手有车啊。”我一路紧跟在他屁股后头，“一辆红色的桑塔纳普通型出租车，聂老师被关在后备厢里开走了。”

田跃进盯着我：“你说罪犯是出租车司机？”“二十七岁，崇明岛人，我记住了他的脸。”“你看到了罪犯？”“是！”那张面孔似乎跳到眼前，我的胃里又感到恶心了。“什么时候？”“昨晚十一点。”

田跃进回到宿舍二楼：“在这里？”“不，在国际饭店门口。我和聂老师一起坐出租车。”我眯起双眼，房间仿佛变暗几分，“他就是罪犯。”“告诉我理由？”田跃进在楼道里点起一支烟。“感觉……”我的身体僵直，舌头也要僵直了，“还……还有……上个月，崇明岛海岸上发现三个女孩的尸体。”“不用你提醒，最近每天晚上，我们派出所民警都在苏州河边巡逻。”田跃进猛吸一口烟，火星烧得飞快，“说下去，昨晚十一点，红色出租车。”

我言简意赅说出了在苏州河边，最荒凉的那一段，我带着聂倩虎口脱险的经历。“我知道那地方，离这里很近。出租车司机对你们动手了吗？或说了什么威胁性的话？”“没有。”

前刑警摇头：“那你还是没法证明他是罪犯，抢劫都算不上。”“我听说，三个被害的女孩，都是在那附近失踪的。我家就住在苏州河边，人人都知道这件事，这可不是谣言吧？”“嗯。”他掸了掸烟灰，皱起眉头，“这些天，我也不让女儿出门。”

我抓狂地来回走着，今天凌晨三点或四点，天黑得如同锅底。我爬上教师宿舍二楼，用某种工具打碎窗玻璃。我的手指修长而有力，拔出窗台插销，翻身跳入室内。聂倩惊醒，一番短暂挣扎过后，她受伤昏迷了。房间因此混乱，书架倒了，热水瓶爆裂，无人听见。我带走失去反抗能力的聂倩。路边停着一辆红色桑塔纳出租车。彼时满城寂静，人们刚看完香港回归的直播而入眠。聂倩被塞进后备厢。我坐进充满栀子花腐烂味的驾驶座。我或许点了一支烟，慢慢烧到过滤嘴，点火，换挡，离合，油门，向某座大岛飞奔而去。我是出租车司机，我是凶手，我住在一座大岛上，我杀害了三个年轻女孩，聂倩将是第四个。

以上，我在田跃进面前活生生表演了一遍，仿佛一幕哑剧。“你不是个老刑警吗？你抓过那么多杀人犯，你的眼睛就像X光那么厉害，只要盯着他的眼睛，稍微问他两句，肯定会露出马脚。”

田跃进吐出一口烟：“对不起，我没你说得那么厉害。”“就算我是错的！就算那个司机是无辜的，他也不会少块肉，大不了再找别人好了。”

他沉默几秒，一把掐灭烟头：“你记住车牌号了吗？”“我记住了！”我报出那串号码。

田跃进揉了揉我的头发说：“这桩大案子，现在是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专案组负责。我会把这些情报转达给专案组的。但我只是一个派出所民警，所以别抱太大希望。”“如果你没能逮住那个人，今年夏天，就会有更多的女孩失踪和死亡。”“我明白。”他的声音变得低沉，“我想逮住他。”

我捂着自己的胃说：“要当心啊，这个人极度危险。”“不用为我瞎操心。”田跃进板下面孔，“还有个问题，你说昨晚十一点钟，你和老师从国际饭店出来，为什么？”“老师请我们吃晚饭，在南京路中百一店隔壁的美式牛排。总共五个同学。你要是不相信，可以去问他们。吃完饭，她和男朋友去了大光明电影院，我也进去看了场电影。”“哪个电影？”他在试探我。“《侏罗纪公园2》。看完电影，聂老师被男朋友拖去了国际饭店。他们吵架了，她不愿意跟那个男的上楼。我带着老师逃到南京路，上了那辆红色出租车。”

田跃进闷哼一声：“看不出，你小小年纪，胆子倒还挺大的。”“昨晚，我陪聂老师回到这里，她打电话让我爸来把我接回家了。”“你的老师做得很好。”田跃进的手指头戳了戳我的心口，“但你这里可不像十六岁！告诉我，聂老师男朋友的名字？”“不知道，昨晚第一次见到。”“我会打听到的。”他的目光在我的脸上打转，“你能不能告诉我，你的嘴唇皮是怎么回事？”“嗯？”我找到聂老师宿舍里的一面小镜子，发现有一道淡淡的结痂，暗戳戳地隐藏在嘴唇褶皱里，“今天早上，我不小心自己咬破的。”

田跃进凑近我的嘴唇，双眼冷酷地说：“1988年，我破过一桩强奸杀人案，在嫌疑犯的嘴唇上发现过类似伤痕。他一开始也说是自己咬的，但那种形状和角度的伤痕绝不可能。我们对比了被害人尸体上的牙齿，确认就是在强奸反抗过程中咬破的。一个半月后，这个强奸杀人犯被执行死刑。”

我的嘴唇皮在发抖，这双老刑警的眼珠子绝对有透视功能。最坏的可能性，就是出了冤假错案，我被当作罪犯一枪毙了。“别再让人来了。”田跃进搂着我的肩膀，将我带出宿舍，关紧房门。“这就完了？”我跟着他走下楼梯，追在屁股后面问。

田跃进拉平我的T恤下摆：“我不会告诉你爸的，我为你保密。”

我道了声谢。他还要送我回家。我本想拒绝，但他的大手搭着我的肩膀，立马让我屈服。我坐上自行车书包架。这回他骑得优哉游哉，像荡马路看风景。

到了我家楼下，田跃进急着返回派出所：“今天午休得太久，有人要说闲话了。不要再回老师的宿舍去，那地方可能有危险。还有啊，这些天别乱跑，尤其晚上。”

我问他：“你怕凶手来找我麻烦？”“应该不会吧，但还是小心点好。”

我攥着田跃进的卡片说：“如果我打你电话，你会告诉我调查结果吗？”“当然。”“谢谢你，但我不会代你向我爸问好的，因为我不会说我见过你。”“随你。”田跃进骑上自行车走了，穿着便装的背影，就像个中午回家吃饭的工人。

自从接触过凶手，我像被传染上了瘟疫。浑身骨头酸痛，尤其胃里翻腾恶心，就是看到红色出租车司机的第一眼感觉。我昏睡到晚上，打开电视，新闻联播加长了，全是香港回归。我爸不知何时回了家，他说我妈在开会，让我们先吃饭。他从微波炉里拿出剩菜，煮了两碗康师傅方便面。他问我上午去哪了，我说找同学们玩去了。我爸点上一支烟，漫长地发呆，烧出长长的烟灰，若非我提醒就烧到手指了。

我爸是个职业司机。他开的是一辆硕大无朋的集装箱卡车——红色喷漆车头酷似汽车人首领擎天柱，这也是我喜欢变形金刚的原因。车架子可载40尺高柜，配货毛重22吨。它是汽车界的巨无霸，陆地巡游的航空母舰。每次点火都会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令人联想到斯大林格勒或库尔斯克的装甲大战。

这年春天，我爸开车撞死了一个人。出事时落着淅淅沥沥的小雨，他拉着一个集装箱去南京。集卡开到长江边的一条小路，小树林窜出一个人影。虽然踩了刹车，但下雨天路滑，车轮来不及制动便吞没了那个人。路面一片鲜红，向着长江蔓延……我爸承认，他连续驾驶十几个钟头，事发时几乎打了瞌睡。但交警没有判定他的责任，因为死者乱穿马路负全责。无人知道死者是谁。就是个无名无姓的流浪汉，身上没有任何能证明身份之物，更没有家属来认领尸体，只能烧成灰撒了。我爸一分钱都没赔出去，驾照也没被吊销。

五斗橱的玻璃台板下，压着一张爸爸年轻时的照片——他大概二十岁，穿着绿军装，在冰天雪地吹着笛子。这是一张合影，我爸身边还有个士兵，扛着56式自动步枪。我认出了这张面孔，明知故问：“他是谁？”“他叫田跃进。”我爸又点了一支烟，烟灰缸盖住这张照片，“我们一起在黑龙江当兵。沈阳军区，第62高炮师。”“你们关系好吗？”我的胃里很难受，正在流鼻涕。“复员后，他分配到公安局，我当了卡车司机。你一岁多的时候，我带你去过他家一次。那时候，他的女儿刚出生。然后，我和他就没怎么再联系过了。我只听说，田跃进是个很厉害的刑警，破过好多杀人案。”

突然，我打了个猛烈的喷嚏，胃里的康师傅方便面，全被我呕吐在地板上。

7月1日晚上，我爸陪我去了街道医院。体温三十九度。医生说我是急性肠胃炎。打了针，吃了药。高烧让我的脑子变成幻灯片，不断抽进抽出聂倩的脸，偶尔也有凶手的脸。三

聂老师失踪后，我大病一场，日夜颠倒，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但我坚持写日记，每日寥寥数语，记录体温和吃药，更像病历卡。我爸从菜场买了只童子鸡，在阳台上活杀给我补身体。小公鸡被抹脖子凄厉尖叫时，我听到晚间新闻：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改为浮动汇率制，泰铢兑换美元暴跌17%。我家书橱摆满了小人书、历史书、科普书、地图册，还有不少老古董般的书，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到《安娜·卡列尼娜》，其中一半是我妈的。病后三天，我读完了张爱玲的《金锁记》，她的文字有股病恹恹的中药味，让我的体温下降到三十七度。

盘踞在我床头的石膏像，长发飞舞，须髯遒劲，原版是巴黎凯旋门上的浮雕。半年前，我爸花了两百块，把它从美术用品商店背回家。当时，我异想天开要考美术专科学校，刘海粟创办的中国最早画人体模特的地方——某种程度也是向往这个。聂倩并不赞成我去艺考，她觉得我应该读中文系或历史系。但她说，如果因为老师反对而放弃，你会恨我一辈子的。我自己买了教科书和素描铅笔，每天画一幅石膏像，将这法国老头画得惟妙惟肖，竟有黑白照片的真实感。专业考试那天，我却不敢出门。我害怕失败，我只是个三脚猫，我害怕一切与人面对面的竞争，害怕在别人面前丢脸。第二天，晚自习教室，聂倩让我给她画一幅肖像。我的发挥失常，没能抓到她的精华，反而放大了某些缺点。我气得哭出来，就差把画像撕了。她阻止了我。聂倩说，她的妈妈是小学音乐老师。她从小跟妈妈学钢琴，

十二

忽然，老师的脸在我脑中碎裂，仿佛剥落的面具，重新排列组合成另一张脸——凶手的脸，红色桑塔纳出租车司机。我铺开铅画纸，抄起2H铅笔，勾出这张脸的轮廓。凶手的面孔，仿佛有道光，从腐烂的栀子花里射出，自下而上贯穿。他的每根毛孔都油光闪亮，胶片般的质感。打形后用明暗描绘，尤其眼角与鼻子下的阴影，慢慢打磨出立体感。我画了整整半天，完全依靠三天前的记忆。凶手的脸，强行定格，跃然纸上，被我放在床头柜，遮住石膏像，将要伴我入眠。

晚上，爸爸看到这幅素描画像，默默点上一支烟：“这张脸好像一个人。”“谁啊？”我的心头一阵狂跳，通常惊悚电影里才会出现这样的情节。“被我撞死的那个人。”“流浪汉？爸，他真的死了吗？”事实上，那个无名氏被几十吨重的集卡压成两半。我爸亲眼目送他进入了火化炉。

我爸问我：“你是在哪里看到这张脸的？”“梦里。”我不敢说实话，我怕他也会去找凶手问个究竟。我爸说这张脸让他感到不舒服，劝我趁早收起来。我想问题不在这张脸，而是我们父子共同遗传了某种敏感的基因。

我不该对爸爸说谎。当晚，画像里的那张脸，真的闯入我的梦里——凶手开着出租车来到我家楼下，悄无声息地潜入房间，凝视床头柜上他的画像。他爬上我的床，掀开毛毯躺下，从背后抱着我，抚摸我的肩膀和后背，用那双杀人的手。

黎明前，我惊醒了，内裤竟然脏了。这天是7月4日，美国独立日。气温上升到三十七度。我在午后出门，圆领T恤胸前印着古巴国旗与切·格瓦拉，那时我还不认识他，我妈从华亭路淘来的。

我忘了田跃进的警告，又去了聂倩的宿舍。上次离开时锁了门，我决定从窗户爬进去，像凶手做过的那样。刚生过一场病，力气还不够，我抓住铁皮落水管，脚底发虚地踩上一楼窗台。我的膝盖蹭到水泥外墙，鲜血滴滴答答。窗玻璃早就碎了，我不可避免地破坏了案发现场。屋子通风了三天，处处积满灰尘，倒是没什么异味。没人进来过，铺满地板的书也是原样，比如《红楼梦》盖在《简·爱》上。我相信警察不会再来了，除非他们发现聂倩的尸体。

我打开摇头风扇，坐在聂倩的床上，拂去凉席上的灰尘。风一阵阵扫来，从我的脚指头摸到脖子。膝盖结痂了。我第一次躺在她的床上。她还活着吗？还是按照凶手的作案规律，要等到绑架半个月后：7月14日或15日。昨晚没睡好，刚吃过午饭，正是最困的时候。去年，下午第一节语文课，莫泊桑的《项链》，我趴在课桌上睡着了。换作其他老师，早把我拎起来羞辱一顿。但聂倩一边念着课文，一边走到我身边，若无其事地放大声量，让我惶恐地惊醒。下课后，我向老师道歉，说我早就读过《项链》了。她说她在我的日记里看到过。

门外响起脚步声。我从聂倩床上爬下来，无声息地走到门背后。我慢慢趴下，侧脸贴着地板，透过门下空隙，看到一双红色女鞋。我的心脏像在油锅上扑扑地煎着。门外那双女鞋，原本鞋跟对着我，转身用鞋尖冲我。有人敲门，响起一个女声：“聂老师？你回来了？”

白雪的声音。我泄气地开门。白雪几乎摔进门里，她盯着我的脸：“怎么是你？”“我正好路过，就来看看聂老师是不是回来了。”我不敢说是从窗户爬进来的。“这房间怎么变成这样了？”白雪捡起地上的书和杂志，“好像小偷进来过欸？”

我顺着说下去：“你看啊，窗玻璃都打碎了，小偷肯定是从这里爬进来的。”“聂老师失踪三天了。”白雪摸了摸写字台上的灰，往我脸上吹了吹，“中考前，每个礼拜天，我都会来这里补课，老师没收过一分钱。”

我捏住鼻子扇了扇灰，抓着她说：“我们走吧。”“等一等。”她甩开我的手，走到床边，摸到凉席表面的温度，“你在这里睡午觉？”“嗯，我困了。”“你是不是喜欢聂老师啊？”白雪的功课一塌糊涂，对于男女关系却早熟得很。

我红着脸摇头：“别瞎说。”“我也喜欢聂老师啊，还有俞超、阿健、小犹太，我们五个人都喜欢聂老师。”白雪也躺在聂倩的床上，“有一回，我看到老师心情不好，就买了几罐啤酒和许多小零食来陪她。聂老师喝了几杯，还流了眼泪。我问她为什么，但她不说。”

白雪在床上打了个滚，爬起来打开电视机，还有VCD影碟机。我找出遥控器，按下OPEN键，里面居然有张碟片，圆形表面印着电影海报，一张白种女人的面孔，眼珠子似是红色，嘴巴被一只张开翅膀的飞蛾掩盖——蛾子有一张骷髅的面孔。这海报眼熟啊，就在我嘴边打转却说不出。我把碟片塞回VCD机箱。白雪按下播放键：“反正闲着没事儿，我们看碟片吧！”

电视机变成蓝屏，跳出一长串版权保护的英文，所有盗版碟上都有同样的警告。片头是一只狮子的怒吼，米高梅电影公司。画面展开，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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