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平源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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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问题调查试读：
作者简介
程平源
1966年生，安徽铜陵人。
先后在南京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2005年进入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现任教于南京师范大学。
研究领域为儒家政治、哲学社会学、当代中国社会的村政、劳工、教育、社会不平等。
1986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二十多年来在文学、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领域进行跨学科的学习和研究。既图安身立命之学，亦冀通过社会研究实现社会公平之途。
在社会研究中注重社会调查，2006年开始先后带队参加社会主义新农村调查、农民工罹患尘肺病调查、两岸三地富士康工人调查并写作和发表了调查报告和研究论文。2010年秋季开始组织十余位同学进行了为期两年的中小学生教育状况调查，本书为这次调查的研究成果之一。
迄今在海内外专业社会学刊物发表论文20余篇。
内容简介
本书以上百位学生家长的访谈和3000多份调查问卷为基础，针对中国教育的八大问题，撰写了中国教育的调查报告，揭示了当代中国教育存在的一些乱象和弊端。从社会学的角度，以社会调查的方法，在教育资本化的理论起点上，追问教育、社会的病态根源以及深层机理。案例、数据触目惊心，分析、批判切中时弊。对当今的教育问题不回避、不妥协，以一个学者的睿智洞察了教育乱象背后的深层原因。序 求解中国教育的深层危机杨东平
当代教育在跨越式发展的过程中，也成为突出的问题领域，成为全社会的众矢之的。无论“钱学森之问”、中小学择校热、学业负担过重还是精英大学农村学生的减少，人们都意识到在这些积重难返的老大难问题背后，必定存在一些深层的原因、深层的机制。
目前中国教育最严重的两个弊端是应试教育和教育不公。近些年来，各种调研不可谓不多，然而，是非并未辨明而问题日益严重。教育界内部的研讨，作为学科分化的产物往往过于专门和微观，集中为考试、评价、课程等具体问题，缺乏宏观解释的视角。对教育的声讨批判，比较流行的社会思潮，一是文化决定论，认为应试教育、学历崇拜、望子成龙等均源自文化传统，在独生子女时代更趋严重，东亚国家概莫能外，没有什么奇药良方。二是制度决定论，认为各种教育问题都可以推导到集权、行政化的体制上，寄望于自上而下的整体改革，舍此无从进步。三是环境决定论，认为教育不过是被动地复制社会存在和社会结构，问题出在教育之外，教育不可能自守清白。这些解释各有道理，但都流露了教育无解的悲观。可见，与对教育问题的认知相比，对问题的成因远没有形成社会共识。这或许是我们的许多教育对策往往被某种强大的力量化为无形，甚至南辕北辙的重要原因之一。
程平源的新书《中国教育问题调查》，展示了他和他的团队对中国教育深层问题的诊断。他们所揭示的各种教育问题——致命、弱体、伪智、缺德等都是我们已知的；然而，他们采取了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用量化和质性研究相结合的社会学方法，使其研究具有许多同类研究所缺乏的现场感和粗粝的质感，一个个鲜活的人生和命运，儿童、家长的情感、纠结、挣扎跃然纸上，发人深省。尤其是关于青少年自杀的研究，那一页页青春的绝笔和未亡人的追悔，散发着花季少年尚未冷却的体温，直击每一个人的良知和心扉，告诉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这一切必须改变！
该研究还有一个重大的理论追求，就是致力于穿透教育乱象的方方面面，揭示其背后深层的机制和逻辑。其核心观点认为中小学炽烈的择校竞争、课外辅导班、学生学习分数化、高等教育产业化等，背后是教育资本化的逻辑。作者援引西方的批判理论，认为“中国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市场经济，日益将新自由主义要素与权威主义的中央控〔1〕制交叉结合”，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当教育“被人为地强行塞入经济学概念后，教育现象和整个教育就逐渐服从于纯经济目的”，教育成为虚拟商品，分数成为硬通货，原本属于国家公共服务的领域变为市场交换领域，教育求真求善的价值渐为经济意识形态裹挟，导致经济主宰教育等社会关系的资本运动。这样的整体观照作为一家之言，固然还可商榷探讨，但不能不说为认识当代中国教育提供了一个具有穿透力的、重要的理论解释。
在我国，这一现实被舆论称为“教育产业化”。大致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这一进程，是新中国教育一个十分特殊的发展阶段。其问题起初被定义为“教育乱收费”。教育理论界比较委婉的说法，是“单纯财政视角的教育改革”“教育改革的经济主义路线”。它是那个时期社会主流价值、社会政策的产物。虽然2005年前后，伴随以人为本的新的价值观的建立，奠定了教育公平的价值，对“教育产业化”政策进行了宏观的扭转和纠正，但对它的理论清理和拨乱反正并没有深入展开。时至今日，在教育公共领域不难看到它或明或暗的存在。同时，也有许多理论认识需要辨析。例如，尽管中国的“教育产业化”与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新公共管理表面上有相似之处，但其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教育市场化。西方国家的这一改革主要在高等教育领域，高等教育市场化的特征主要是减少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支出，放松管制，发展私立教育等，在基础教育领域并没有所谓市场化的改革，而是以向学校放权为特征的“自由化”改革。
这一现实，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被引为批判的武器。典型如布尔迪厄的批判理论，揭示文化资本的传递，使教育成为社会文化和阶层再生产的机制。鲍尔斯、金蒂斯论证教育的社会基础是社会的不平等性，因而教育并非促进平等而是社会不平等再生产的工具。批判教育学的代表人物伊里奇对学校的强迫性学习的解释，认为是在消费主义社会，将教育等同于对稀缺资源满足的商业化过程。解放教育学的佛莱雷提出教育是基于一种压迫和被压迫者的不平等社会关系，因而“一切教育都是政治行为”。批评教育学的另一位领军人物吉鲁，反对鲍尔斯、金蒂斯、布尔迪厄比较机械的文化和社会地位复制理论，认为应当考虑边缘群体参与的可能性，学校应当成为文化生产和变革的场所，在多元文化和社会群体中促进不同学生的发展，指向了建设性的方向。
近年来，我国教育生活中正在出现的一个新变化，是超越单纯批判、抱怨、等待的状态，走向个人力所难及的“微改变”，“行动改变生存”正在成为一种公众选择。他们或者用脚投票，逃离应试教育，或者“在家上学”，自行举办教育，基层政府和学校自下而上的改革探索，基于网络的社会化和个性化学习实践，都在丰富我们对教育变革的动力机制的认知。在这个建设性的过程中，教育哲学高屋建瓴的批判性，仍将引领我们改造和建设的方向。
以此为新起点，祝程平源兄继续跋涉，勘破困境，探寻教育正本清源、归真返璞之路。
注释
〔1〕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120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前 言
起跑线之祸
阿基里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长跑冠军，在他和乌龟的比赛中他却输在起跑线上。根据比赛规则，乌龟在阿基里斯前面1000米处先起跑，假定阿基里斯的速度是乌龟的10倍。比赛开始后，若阿基里斯跑了1000米，设所用的时间为t，此时乌龟便领先他100米；当阿基里斯跑完下一个100米时，他所用的时间为t/10，乌龟仍然前于他10米。当阿基里斯跑完下一个10米时，他所用的时间为t/100，乌龟仍然领先他1米……因为乌龟制造出了无穷个起跑点，使阿基里斯疲于奔命，并且永远也不可能追上它。“阿基里斯和乌龟赛跑”只是一个悖论，而“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则是一个魔咒。因为比赛的规则被修改了：
比赛的输赢不是看一个长时间段一个长距离下阿基里斯最终是否能追上乌龟，比赛的时间被限定，并且长距离被切割为一段一段的短线。让乌龟在阿基里斯前面1000米处开始，若阿基里斯跑了1000米，设所用的时间为t，此时乌龟便领先他100米，乌龟取得第一轮的胜利，而根据规则，胜利者取得赢者的特权，优先起跑……如此每个划分线上阿基里斯都会输给乌龟，战无不胜的英雄耗尽全力，累死在乌龟的后面。
人们最终发现悲剧的根源在于那个比赛规则，那些划分线，那些起跑线。曾几何时，那条使英雄殒命的起跑线堂而皇之地偷渡到了中国教育领域。各种各样的“起跑线”使中国的小阿基里斯们再也走不出它的魔咒。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孩子应该在哪里领先起跑，才不至于遭遇阿基里斯失败的厄运？家长们还来不及思想这些问题，就被快速抛进了竞争的洪流。“不要输在起跑线上”这句魔咒般的口号制造了一系列的教育恐慌症，精疲力竭的不只是快速奔跑的小阿基里斯们，还有家长们。这个魔咒应运而生了中国的早教热，中国家长在孩子幼儿阶段就开始疯狂比拼。据报载，早教课程比MBA还要贵：
一节45分钟的早教课要花200多元，全套近200节课要花掉近3万元。
天价的学区房比拼更令人感到疯狂：
北京海淀区华清嘉园，一间37平方米的学区房叫价350万元，震惊各路网友，纷纷冠名此地为“宇宙中心”。但是据中介介绍，这根本不算什么，另外一所小学的学区房早已超出了每平方米10万元的底价。
学龄前儿童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使人扼腕痛惜：
一所招生不到300人的著名小学有3000人报名。小学名校考试录取率远低于中考和高考。为就读“重点小学”，大量学龄前儿童被迫坐在书桌前，识更多的字，解更多的题……父母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小学生的课业负担过重，已经被教育界、数学界诟病的奥数屡禁不止，不少地方愈禁愈热，堪比黄毒的奥数成为许多小学生和家长不可承受之重！疯狂的奥数折射中国教育的重重沉疴。
精英大学农村学生数量大幅减少：
北大、清华近年入学学生调查，出自贫寒农村家庭的大学生人数逐年下降，许多地区历届北清学生名额高度集中在当地少数几所超级豪华名校，教育正逐渐失去推进社会底层向高层流动的功能。也许再也出不了如陈章良、俞敏洪这样依靠知识改变命运的来自草根的社会精英……
同时，当前大学生毕业论文抄袭成风，毕业论文大量注水且少有创新：
大学毕业论文抄袭不是秘密。
网上搜索“速成”毕业论文掺杂“注水产品”。
论文抄袭风日盛本科生写毕业论文还有必要吗？
高分低能是应试教育的综合征。旅美教育专家黄全愈说按照现代教育的培养标准，通过应试考上北大、清华的学生不能算是优秀的学生，只能是优秀的考生。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说如果再不改变这种应试的教育制度，中国教育制度不可能培养创新型人才，中国学生只能成为廉价劳动力。
据报载，中国年轻人忧郁症患者、心理疾病、精神疾病逐年上升，人际关系紧张、道德滑坡日趋严重。
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说“中国社会正在走向加速崩溃”，著名学者钱理群教授说：“我们的教育正在培养一代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善于利用体制来为自己钻营，头顶没有星空，内心没有道德律的一代正在诞生。”中国社会的道德前景堪忧。
2011年5月18日N市江宁科学园小学一小学生课间突然晕倒猝死。
2011年12月25日N市树人国际初一学生体育课上跑步猝死
……
体育专家警告说我们的学生30年来体质严重下滑：“肌肉软、韧带硬、动作笨，身体晕。”这样的体质维持到中年将会爆发民族性的“体弱、多病”现象。
2011年2月18日N市某外校初三学生在富丽山庄跳楼自杀。
2011年2月27日N市19中高三一男生从家中26楼跳下当场死亡
……
到底一年在一个城市有多少学生自杀，教育部门讳莫如深，仅就见诸网络报道的事例来看，就足以引起全社会的高度警惕，谁能保证下一个不是我们的孩子？
近年来，许多教师、家长、教育界的有志之士惊呼，中国教育出问题了，一定是出问题了，但是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是愈减愈重的课业负担？还是愈演愈烈的小升初择校？是屡禁难止的疯狂奥数？还是超级不平等的豪华名校？
基于这样的问题我们展开了对中国教育现状的调查，我们把这些问题呈现出来，希望全社会来共同思考这一关乎民族前途的命题。
本次调研介绍
2011年9月笔者开始设计了三份针对中小学生学习生活状况和家长家庭教育状况的调查问卷，10多名学生参与其中开始了每周周末走访N市各辅导机构、访谈家长和学生的工作。期间我们做了一个周末的假日课堂，免费开设了一些课程，为我们更深入地与家长和孩子接触、交流、观察提供了机会。到2012年年初我们已经和上百位的家长进行了访谈交流，收集了40多万字的访谈资料，通过学校和个人发放了3000多份调查问卷。
这次调查涉及中小学生学习生活的各个方面，主要内容包括：辅导班的种类、科目、费用、时间、师资、机构等；家庭教育及其投入状况；中小学生的心智发展、人际交往、体育体质状况等。调研期间我们关注了N市两起中学生自杀案，一名学生跳楼摔成重伤，住院期间调研小组的同学多次去看望他和他的家长；一名学生后来不治身亡，住院期间笔者和学生们也多次探访其家长。
这些调研为我们积累了大量有关今天中国城市学生课外辅导班、课内学习生活、家庭教育等多方面的资料，为我们理解今天中国教育现状提供了一个切入口。
一年多来，笔者和调研小组的同学们每周一次结合我们的访谈和问卷资料对中国教育现状进行分析并进行相关的理论读书学习。在这之前，从2010年春天开始已经有很多同学参加了笔者主持的每周一次的教育读书会，对教育史、教育理论、教育实践等各类书籍的阅读丰富了我们的视野，也为我们这次对中国教育现状的调查提供了一个参照。
自从教育产业化以来，大学教育职业化、中小学教育资本化日趋严重，各种教育问题和高度应试化带来的教育后果扑面而来。作为大学老师，站在讲台上发现鲜有学生为求知刻苦学习专业，大学成为考研、考公务员、考证的工场；作为父亲，看着自己的孩子随着年级的增长，玩耍、运动、课外智力活动、阅读兴趣、灵气都在缩减退步，日益像富士康的工人一样为产量（分数）而身心交瘁，忍受着日复一日学奴般的生活。2009年春天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亚洲反贫困国际会议上，笔者曾就中国教育中存在的伪智、缺德、弱体现象进行过报告和分析。这些都是笔者和笔者的团队开展这次调研的起点。
2010年年初富士康各地工厂爆发工人“连环跳”。7月笔者带着30多个N市不同高校的学生在N市和K县两地对富士康准军事化管理模式进行调研。有意思的是，与此同时笔者正在上小学五年级的儿子也正在进行一场取名为《蜂族：不要输在起跑线上》的暑期调研，他在调研报告中将现在的中小学生命名为“蜂族”：
小蜜蜂，嗡嗡嗡
飞到西，飞到东
一会儿上语文
一会儿上奥数
一会儿上英语
一会儿上信息
小蜜蜂，嗡嗡嗡
飞到西，飞到东
儿子的研究引出了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蜂族”很恰当地形容了当今中小学生忙碌的课外辅导班生活，这个时代逆转的教育面貌和学生的生存状况反映了怎样的社会和教育制度的变迁？这种正在加速形成的教育格局对每个家庭和社会生活的影响会导致什么样的社会后果？社会学如何面对和解释这一群体，在大量的社会事实和现象面前如何揭示其深层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权力结构的推动作用，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展开了对中国教育现状的调查。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达了我们对这一问题的高度关切。
持续一年多的调研，随着八篇调研报告的完成暂时告一段落。八篇报告、八个研究问题反映了今天中国教育的诸多“面相”。
教育资本化。这是我们研究的理论起点，也是所有其他报告的前言。近20来，中国教育之所以导致中小学课外辅导班愈演愈烈，强化了原有的应试教育，高等教育办学产业化、学生学习职业化，皆起因于市场化改革越过了经济领域，把原本属于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教育领域变成了市场交换领域，导致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经济脱嵌于社会，并主宰社会关系（如教育）的资本运动。
分数膨胀。既然教育成了虚拟商品，分数成了硬通货，它必然服从经济规律。货币发行量增大会导致货币贬值，物价上涨，引起通货膨胀。同样人均辅导班增量，也必然会导致分数贬值，引起各种升学门槛所要求的分数普遍上涨。
家庭生活空心化。“中国家长是世上最累的家长！”有了孩子就没了自己，失去了自己原有的生活方式。教育资本化掏空了家庭，拼爹拼娘拼到最后是耗尽了家庭的人力、时间和生活本身，这是一种独特的中国现象。马克思只是观察到资本破坏了原有的社会关系，为什么教育资本化对于中国家庭却是这一番景象？实际上不难发现，对教育市场而言，我们的家长和孩子只是资本的原材料和物化的生产要素。
差额分数生产；
快教育模式；
赢利型教师；
压力型自杀；
……
当然问题远远不止这么多，很多问题还有待深入研究。第一篇 进退维谷：当前中国教育的资本化趋势
教育成为可自由买卖和交换的商品是择校的前提。体现教育不平等的重点学校制度在教育产业化的背景下转变为推动教育资本化的择校制度，原有的权力不平等被转换为商品交易的条件。
教育资本化的后果就是教育成了一种可以购买的商品，成了国民经济新的“经济增长点”。资本的力量和逻辑被引入了人民生活的腹地。它排山倒海而来，正如波兰尼所说：“任何可能妨碍市场机制沿着虚拟商品的路线而运转的安排或行为都必须被禁止。”其所到之处一切阻碍市场机制的都会被推倒，或者被利用和驯化。“只有论”是为教育资本化服务而被创造出来的。教育资本通过不断灌输“不要输在起跑线上”的话语霸权有意塑造出这样的一种意识形态。最终在学校—家长—学生三方之间达成共识，建构了家长和受教育者的主体。这种“合谋”运作机制深深植根于中国教育资源分配不平等的文化霸权之中。驱动学生家长高额教育投资的是一种内在于自身的“自愿性服从”，而非外部压制性力量。“不在书人，就在去书人的路上。”这是2012年5月15日新华社“新华视点”专栏对N市中小学生课后上辅导班的描述。确实，每到周末，这家坐落在滨江路上共有2万多学员的“书人”培训机构总部，放学的时候总是人山人海，马路上堵车常常延至几里开外，笔者几次周末傍晚坐车路过“书人”，都是弃车徒步绕行。
N市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和全国各大城市一样，鳞次栉比的豪华商业楼内大大小小几家到十几家不同的教育机构分布在不同的楼层，中小学生穿行其间。每到辅导班放学，都会看到黑压压一大片接孩子的家长。在街上一抬头就会看见一家新开的教育机构的大幅招牌。
如果周末再到所有的省、市、区少年宫、文化宫、群艺馆去看看，你会感觉仿佛置身于一所小学或者中学，被包围在一片学生的汪洋之中，不同的是还会看到很多家长——孩子的父母或者爷爷奶奶，帮孩子们拎着书包和水壶，尾随其后。
据统计，目前国内少儿培训市场规模超过300亿人次，并且以每年30％以上的速度在增长。根据《中国教育培训行业报告》统计，到2012年该行业收入达到960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到12％。《中国教育培训行业研究报告（2012版）》统计指出，据调查，中国目前英语培训机构总数量超过5万家，英语培训市场年产值已达到近300亿元。截至2010年年底，中国国内教育行业上市公司的总市值已超过92亿美元。
一位在教育辅导机构工作的学生告诉我：
我曾经辅导过一名初中生，父母花在他身上的教育费用已经过百万了，两次择校就花了四五十万元，长年各种辅导班的费用又是几十万元，我们这个辅导机构都是一对一的，1个小时就一两百块钱，寒暑假一天就要1000多，还有保姆的费用、各种学习用品的费用、租房的费用等。目前这名孩子神经高度紧张，很焦躁，想尽各种办法逃学、逃课，根本没有办法再学下去。他每次来我们这里，都和老师磨时间，不想学。他父亲经常用手机砸他，考试考得不好就狠狠揍他，说：“我为你花了这么多钱，你还不给老子好好学。”他母亲是全职太太，不怎么管他。爸爸是做生意的，脾气很大。
另一位在高校做教授的孩子妈妈告诉我：
我孩子在外语学校的附小六年至少花了30万，附小的学费一年2万多，小孩住校的生活费1个月1000～2000元，上了六个辅导班，一个辅导班多的一次课160元、少的100元。今年我们全家搬到学校附近租房子住，一个月2000多元。最近暑假我们给孩子报了学大教育，一次交了3万。一、大逆转：中国教育的市场化改革
如此壮观的教育商品化与市场化景观在此前的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本书即以资本化这一动词形式概括中国教育走向市场化的政策、国家权力与资本力量如何胶合着力推动这一过程，以及教育市场的资本运作过程。资本作为一个分析维度起自于葛兰西到波兰尼的社会建设路线：国家—市场（资本）—社会三位之间此消彼长的运动，是社会研究的基本分析框架。
如果经济活动局限在商品交换领域，交换原则自然在一个社会中居于从属地位——经济嵌入社会之中，它不会影响和破坏原有的社会关系。一旦市场原则越界通行于整个社会，在经济以外的领域，诸如在文化、教育社会领域发挥作用，并且让这些领域的运转从属于市场，社会关系被嵌入经济体系之中，这种将人类目标从属于非人的市场机制的逻辑，将会带来一系列的灾难性影响，这就是波兰尼对“大转型”——市场自由主义扩展的分析。本书以资本化指称经济脱嵌于社会，并主宰社会关系（如教育）的资本运作过程。
中国全面引入市场经济体系开始于1978年改革开放。
20世纪70年代，世界出现“二战”后经济严重危机，随着撒切尔、里根的上台，西方国家开始告别高福利、高保障的时代，全面转向新自由主义，大规模推行去规制化、自由化、私有化的政策，开始了一个市场导向的新时代。
在全球新自由主义蔓延的背景下，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了改革开放。随着政治斗争时代的结束，面对西方世界的经济繁荣以及“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国家政策开始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
以往被严格排斥的市场经济体制思想终于被确立起来。在这样的浪潮之下，中国的改革开放给了外国资本进入中国的机会。大卫·哈维看到“整个中国都开放给市场力量和外国资本，尽管仍处于党的监〔1〕督之下”，而“随着市场部门力量和重要性的增大，整个经济朝〔2〕向新自由主义结构迈进”。最终，“中国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市场经济，日益将新自由主义要素与权威主义的中央控制交叉结合”，形〔3〕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
在此背景下，中国的教育领域也发生着巨大变化。1985年国家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文件开篇就提出：“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为90年代以至下世纪初叶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大规模地准备新的能够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各级各类合格人才。”在同一份文件中也给出了整个教育改革的最终方向——“各级各类教育能够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多方面需要。”
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必须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自觉地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这份文件强调了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的附属地位和角色，这也是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主线。
在将教育的属性定义为经济服务的同时，国家开始鼓励社会力量进入教育领域，发展教育产业。
1986年颁布的《义务教育法》第9条规定：“国家鼓励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力量在当地人民政府统一管理下，按照国家规定的基本要求，举办本法规定的各类学校。”
1992年6月在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文件中，将教育定性为与第一、第二产业具有同等地位并且同为经济重要组成部门的“第三产业”。这意味着教育可以像所有产业一样按照市场规律的原则，成为可以制造、流通、交换的商品。这时，虽然已经把教育作为一个产业在做，但国家政策层面没有公开提教育产业化。
1998年前后出于推动经济增长的需要，高等教育扩大招生、增加收费等举措促进了教育产业化。
2012年7月23日，就在本书写作过程中，N市市政府出台了《进一步扩大内需拉动消费的若干意见》，其中一条就是大力促进教育消费，旨在推动本地区教育产业化加速发展。
教育产业化最终确立了教育作为一种商品的基本属性。回顾中国教育市场化改革的过程，可以看出第一阶段（1978—1986年）是教育为经济发展服务的指导思想的萌发期；第二阶段（1986—1998年）鼓励社会力量办学，大学开始逐步收费，是教育全面转向市场化的实验期；第三阶段（1998—2008年）推高教育产品的收费标准，教育转化为产业的时期。
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背景下的教育产业化的实行，意味着教育制度和教育性质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逆转：
首先，教育不再是一种公共产品。《人权共同宣言》宣布教育是公民应该享受的基本人权之一。就其本身而言，教育受大多数国家宪〔4〕法保护，是一种公共财富。即使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主导的西方世界，教育也是在保证其作为公共产品，满足大多数人公立教育免〔5〕费的前提下，局部展开私有化的。
其次，教育目标被经济发展的意识形态裹挟，为求职而读书成为时代潮流。现代教育的求真求善目标，传统知识分子的修齐治平理想让位于工具理性，为世界工厂的经济发展输送人力资本成为教育的全部目的。
最后，教育产业化加剧了原有的社会不平等，底层阶级向上流动日益困难。教育不公平的制度设计成为教育产业化的助推器，义务教育在很多地区成为一纸空文。教育支出成为社会底层的沉重负担，教育致贫日益严重，底层逐渐固化。
教育产业化在基础教育领域表现为通过择校集中更多的资源。教育不但成了资本的生产要素和再生产的部门，同时，资本创造了一个教育市场，把教育活动嵌入于资本运作之中，使教育变成了商品，变成了积累资本和资本再生产的手段和场所。
大卫·哈维曾经批评新自由主义“取消了商品化限制，并极大地〔6〕扩展了合法契约的范围”，“把一切都商品化”了。当教育“被人为地强行塞入经济学概念后，教育现象和整个教育就逐渐服从于纯经济目的”，这种行为“阉割和歪曲了教育和教育现象的特点和本〔7〕质”。
波兰尼认为将那些原本不属于商品范畴的土地、劳动力和货币卷入市场交易的旋涡，将它们构成“虚拟商品”，从而造成经济脱嵌于社会，就会威胁到人类的生存。“把社会的自然本性和人的本质转化为商品。……一定会使人们的关系瓦解，并且毁灭性地威胁到人类自〔8〕然的栖息地。”
波兰尼的洞见给我们的启发在于：商品是为了出售而被生产出来的，当然符合交易原则，但教育在人类历史上从来都不是商品，并不是为了出售而被创造出来的，它维系的是文明和文化本身的传承。现代政府已经达成教育的共识：“教育属于非营利的公共部门，教育提〔9〕供的是公共产品。”然而近20年来不断推进的中国教育市场化、产业化改革政策，使越来越严重的择校问题、课外辅导班问题给中国的家庭和个人带来了越来越深远的影响。二、出售教育：国家为资本让渡空间（一）教育不平等的制度起源
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最典型的就是重点学校制度，它构成了教育不公平的基础。重点学校制度开始于1949年，到1956年政府着手将全国所有私立中小学收回国有，改为公立。至此，所有各级各类教育均由国家举办，大一统的、高度集权的教育体制开始形成。
自1953年以来，创办“重点学校”就一直是中央政府教育政策的重要意向。1954年政务院通过的《关于改进和发展中学教育的指示》指出：“当前中学教育工作的方针应该是在整顿巩固的基础上，根据需要与可能，作有计划有重点的发展，并积极地稳步地提高中学教学的质量。”1962年教育部发出通知，有重点地办一批全日制中小学。
1978年教育部制定《关于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的试行方案》，提出全国重点中小学形成“小金字塔”结构，并在经费投入、办学条件、师资队伍、学生来源等方面向重点学校倾斜，由此形成国家级、省级、地级、县级的重点学校“层层重点”的格局。至此，在国家的框架内建立起了等级分化的资源分配不均衡的精英式的教育体制，为后来的择校埋下了伏笔。但是当时，一切由国家包办，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择校。
以江苏省南京市为例，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张全市教育资源分配图：图1-1 南京市名校分布图
注：图中标明的仅是南京的“四大名小”和“三大名校”的主（老）校区，其他分校区或集团分校并未标出。
从名校的学区分布来看，全部集中在鼓楼和玄武区，全市“四大名小”鼓楼区不仅有三所，并且全部集中在方圆不到3公里的区域。耐人寻味的是名校多分布在政治文化集中的地区，即省政府市政府和〔10〕高校集中地，或者在此家属区内重新设置名校分校。这种教育政治的地理分布沿袭的是新中国成立后不平等的教育制度设计。
我们这次调查有一篇题目叫《冲出下关区》的访谈资料，其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奶奶：像我们家里就这么一个孙子，他外公外婆、爸爸妈妈还有我和他爷爷每天都以他为中心，每天晚上轮流辅导他学习。
调研员：那您对孙子的未来有什么目标呢？
奶奶：太远的就不考虑了，首先第一步就是要顺利通过小升初，一定要冲出下关区。下关区中学的教育资源不行，一定要冲出下关区，到教育资源更好的中学去，不然以后上好的高中就更难了。
虽说国家通过重点学校制度，集中了教育资源，为一部分人提供了更好的受教育条件，但也恰恰是这种制度人为地制造出了少数“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以及少数精英学校和多数“差校”“弱校”。教育资源被集中压缩在这一批“重点学校”之中，导致了教育资源的偏质型分布。
1995年国家教委颁发《关于评估验收1000所左右示范性普通高级中学的通知》，要求各地把建设示范性普通高中作为促进基础教育发展的战略任务来抓，增加教育投入、集中优秀师资和生源，“超级中学”由此出现，并且逐渐垄断一流大学入学资源。这类中学数量不多，却几乎垄断了该地区的优秀生源和教师，在不少省份，北大、清华招生名额的一半都被少数几所高中占据。
没有重点学校制度就不会有后来的择校。择校极大地加剧了中小学生升学的竞争压力，使得升学的标准被逐渐抬至难以想象的虚高。这种压力层层下压，并向各个家庭扩散，几乎每一个中国家庭中的每一种资本（金钱、时间、精力与社会资源等）都被卷入这场升学与择校的战争中。这是前所未有的景象。
我们知道，无论古今中外，教育作为文化传承的命脉，主办教育者国家并不是主导。现代国家开始创办教育不过200年的历史，中国在其中不过100年的历史。即使如此，现代世界的各种教育体系——无论公立、私立，乃至家庭学校都在社会的原则上运行，目的是服务社会（所以私立的伊顿公学直译就是公立、公共之意。）公立也好、私立也好、家庭学校也好，只是在出资上有归属的意义。在香港地区，政府也可以为非公立学校出资，这叫“津贴学校”。当然所有的教育体系都不能以营利为目标，只能以教育自身的目标为目标，以社会为中心分配资源，国家只是立法者——为社会立法——提供公共产品的主体（以纳税人的钱为纳税人服务）。国家在这个意义上没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否则即将自己等同于利益集团，所制定的政策一定有利于自身的赢利，而有害于民。（二）择校加剧教育不平等
我们今天说的择校——以钱择校是伴随着教育市场化而来的，尤其是1998年以后的教育产业化。
1994年国务院颁发的《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指出：“基础教育主要由政府办学，有条件的地方，也可实行‘民办公助’‘公办民助’等形式。”
1995年国家教委要求各地把建设示范性普通高中作为战略任务来抓，并且规定国家级示范高中必须是独立高中。
1996年《全国教育事业“九五”计划和2010年发展规划》规定：“现有公办学校在条件具备时，也可以酌情转为‘公办民助’学校或‘民办公助’学校。”
1997年国家教委在《关于规范当前义务教育阶段办学行为的若干原则意见》指出：“各地在义务教育阶段办学体制改革中，可依实际情况实行‘公办民助’‘民办公助’、社会参与、举办民办学校等多种形式。”
在这一系列政策下，各地要争创“国家级示范高中”的中学纷纷开始将原有的初高中分离，一些重点学校直接将初中部变为实行高收费的“改制学校”，初中部由“公办”转制为“民办”。与此同时，名校办民校也蔚然成风，依托重点中学办的民办初中利用国家优质资源收取高额学费，促使国家教育资源被出售。
在争夺优质教育资源的过程中，国家开始为资本让渡空间。钱成了“硬通货”，“择校费”“赞助费”等各种费用开始在教育体系内流通。中国教育由此进入了“以钱择校”的时代。
在1997年1月14日国家教委《关于规范当前义务教育阶段办学行为的若干原则意见》中，国家首次对一贯反对的义务教育阶段公立学校招收“择校生”行为表示了有限度的认可，即允许少数义务教育阶段公立学校招收“择校生”，正是这里的“允许少数学校招收‘择校生’”的规定，为此后的公立学校大肆招收“择校生”打开了方便之门。
1999年6月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写道：“在保证适龄儿童、少年均能就近进入公办小学和初中的前提下，可允许设立少数民办小学和初中，在这个范围内提供择校机会。”
2004年，随着《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其实施条例的出台，我国教育管理部门出现了一个新说法，就是“公办不择校，择校找民校，名校办民校”。至此，教育部以肯定态度确认了“名校办民校”的存在。
教育资本化目前在基础教育领域出现的两大现象是：①名校办民校；②名校集团化。考察这些现象的政策依据，我们发现，实际上国家的相关教育政策对此是不完全支持的，或者是模棱两可，甚至国家主管教育部门的领导对这些现象是一再持批评态度的。但事实上，教育资本化的现象是愈演愈烈了。
以N市为例，原有的三大名校，其中N师附中和JL中学两家已把原有的公办初中改成民办，N市外国语学校自2000年起在东郊圈地扩张另办住宿制的民办学校。
许多名校各自兼并了多所学校，开始集团化的商业运营。
从此开始了一个择校如同选购商品的明码标价时代，并且不同级别的学校分层清晰，为定价创造了充分的根据。
就N市而言，择校费有公开的和不公开的两种：一般的名小、名（中）校择校费1.5万元，不算人情费。笔者有一位朋友的孩子选择L小，额外的人情费花了3.5万元，共计花了5万元。更加稀缺的名校资源，“条子生”的择校费起价10万～20万元。一位外企老总告诉笔者，他的孩子上N市某外国语学校花了40万元，比别人多一倍，他看到国内的生存环境有钱比不过有权，正在准备移民。
择校是一种全民竞争，无论你的家庭是穷还是富，都被卷入其中，加剧了全社会对子女教育投入，拉大了原有的教育不公平，导致更加严重的贫富差距和社会焦虑。
一工薪家庭的孩子上外语学校的例子：
孩子到外校学费一年就要3万多！不瞒你说，我们家条件不是很好，我很久没有买过新衣服了，穿的全是以前的。家里所有的收入都花在孩子学习上，我们现在只能维持基本生活开销，只买必需品。
我在一所学校做卫生工作，是教师职称，工资还行。他爸爸每月工资2000元，还不够养车。孩子光辅导班费用一年6000多元，单暑假就花了2000元。
孩子的理想是当大学老师，我就告诉孩子，要实现这个目标只有努力学习。我们家没有钱，没有关系，只有靠自己了。
在调查中我们还听到一个辛酸的故事，一名下岗工人，家里很贫困。他出了车祸，妈妈对孩子说，爸爸的车祸赔偿金以后全部用于教育开支。
教育成为可自由买卖和交换的商品是择校的前提。体现教育不平等的重点学校制度在教育产业化的背景下转变为推动教育资本化的择校制度，原有的权力不平等被转换为商品交易的条件。
择校加剧了教育不平等说的就是这种把原有的公共产品加以出售的政策。首先，名校办民校是把原有的公办义务教育剥离出去，在市场领域加以出售。其次，因为教育资源的不平等，被逼择校成为必然趋势，义务教育在很多城市家庭成为一纸空文。考究《义务教育法》，名校办民校实际上是一种违法行为，是对千家万户的公开剥夺。最后，择校所需要的分数和各种证书连带地培育了大量的辅导班市场，导致无数家庭的被动投入。
教育产业化的后果就是教育成了一种可以购买的商品，成了国民经济新的“经济增长点”。资本的力量和逻辑被引入了人民生活的腹地。它的力量排山倒海，正如波兰尼所说：“任何可能妨碍市场机制〔11〕沿着虚拟商品的路线而运转的安排或行为都必须被禁止。”其所到之处一切阻碍市场机制的都会被推倒，或者都会被利用和驯化。（三）教育资本化进程
近10年来资本进入教育空间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1979年），国家全面掌握教育资源，这是后来逐步开放教育资源的基础；第二阶段（1979—1999年），实际上从1979年到20世纪90年代初，一直是中国经济市场化的酝酿期，教育领域的收费幅度不大，20世纪90年代以后，各地开始出现以钱择校的自主招生现象，到2000年左右各种名校办民校、名校集团化成为以钱择校的主体。此时，资本是以原有国家资源所有者的面目变相进入教育领域。第三阶段（1999年至今），1999年国家开始提倡的素质教育导致以证书择校现象的产生，从此产生蔚为壮观的课外辅导班市场，教育培训机构已成为中国产业发展的新生力量。
1997年，素质教育的政策出台。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在山东考察时指出，义务教育要由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随着落实素质教育政策在全国各地的不断开展，各种形式的辅导班、兴趣班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各地出现，“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培养学生独特兴趣”成为这些辅导班吸引学生和家长的主要理由。
但是优质教育资源依然集中在少数名校，每到升学时，择校这股暗流依然在隐蔽处涌动，寻找着突破口。在全民素质教育时代，“以〔12〕分择校”自然会成为众矢之的，因为它有恢复应试教育之嫌；最终，以素质教育为名义的辅导班成了择校的助推器，各个辅导班的证书、奖状，各种兴趣班的考级证书，各种竞赛证书等，成了在教育体制内的合法“货币”，成了升学择校的敲门砖。分数、金钱、证书共同加速了教育资本化的到来。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随着改革进程的加速，国家与社会分离，给资本留下巨大的市场空间。如果当下的教育体制和教育产业化不改变，资本将会进一步挺进。
1．全面卷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提道：“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地区，实行小学毕业生免试就近升学的办法。鼓励各地中小学自行组织毕业考试……”
由于取消了小升初统一考试，重点中学以及重点中学的重点班、普通中学的重点班开始形成自主的招生方式和标准。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1）每所学校自己组织的考试，以某个单科譬如数学为主；（2）学生在校期间所担任的职务；（3）学生参加各种竞赛获得的奖项证书。
第三种往往由第三方设立并颁发，并得到学校的普遍认可。一位家长说：“去N师附中，要把所有的奖状啊、证书啊都带上。那时候老师就会拿着各种奖状、证书说，这个1分，这个2分，这个可以算5分，这个0分。”这三种只是面上的，还有许多潜在的砝码，比如金钱、权力和关系。
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择校尤其是小升初择校对证书的普遍要求导致中小学生全面卷入课外辅导班，主要表现在学生和家长在金钱、时间和精力上的投入。
在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资本推动的课外辅导班有一种把所有学生都卷入其中的力量，从而加剧了竞争的压力。
家长为了让孩子上一所好学校，不得不让孩子上各种各样的辅导班，比如要想冲刺外国语学校除了上书人，还要上什么大杜小杜。几年前N市辅导班还没有这种热门呢，现在孩子想上，有些辅导班还要参加考试，因为人家只要成绩好的，成绩差的学生不收。
孩子有时候会哭着说：“妈妈，让我玩一会儿吧！”我们很心疼，但是没有办法啊。我们也知道兴趣对孩子很重要，但是现在这种教育体制逼得我们这样做，即使知道对孩子没有好处，甚至还有很多坏处，可是其他孩子都在上补习班啊，像我儿子班级里一个班就有30多个孩子在上，而且上的还不是一个班，至少都有2个班。
全面卷入机制除资本本身的力量之外，还得力于现在中国社会原子化的程度。家长们说：
去辅导班，孩子还可以和他的同学玩。我家孩子那时候去书人，刚好有他们学校三个孩子在书人学习，所以一下课他们就会跑到一起聊天玩耍。每次去上课，我家孩子就高兴得不得了，说：“又可以和他们玩啦！”你想想，现在邻里关系就不好，整栋楼就我家有孩子，孩子在家玩除了看电视就是上网玩游戏，一方面浪费时间，另一方面眼睛也会近视。
我同事的孩子，现在在拉萨路小学，成绩一直是中上，有一天他爸爸告诉孩子他的好朋友同学都要考外国语学校或者树人，孩子就在担心了，他觉得“他们都去那些学校了，那我怎么办，不就没有伙伴和我玩了吗？”后来这孩子就主动请他爸爸给他报辅导班。
孩子自己说：“我想找朋友玩，可是他们都在上辅导班，根本没时间和我一起玩。如果我有一个星期八，我最想干的事情就是尽情地玩。”
2．“只有论”：被建构的主体“不要输在起跑线上”是每位中国家长的共同意识，所以家长们一致期许的就是孩子能上名校。为了上名校就不得不把孩子送到辅导班接受疯狂的训练。这里面有一个很明显的逻辑，就是不上名校就会输。
对于名校和高学历的追求不仅仅是几个人的想法，一位为了孩子能上名校而奔波在各个辅导班的家长告诉我们：
说到底这是一个整体性的问题，它不单单是学校的问题，是整个大环境的事。现在都认学历，学历越高，拿的钱就越多，社会地位就越高。没学历就不如有学历的，咱们这个社会是按照这个来的，所以没办法，明知道有问题，大家都上名校，你的孩子不上就落后别人了。
名校成了一切，上了名校就意味着有了“好的出路”。所谓“好的出路”，在家长的意识中就是：
只有上好小学才能上好中学，只有上好中学才能考上好大学，考上好大学才能找到好工作，找到好工作才能有好的收入，有了好的收入才能摆脱现在这样的生活！
只有上名校，才能上好大学，只有上好大学才能有好工作，然后才能生活得更好。好工作与名校、学历、证书紧密联系在一起，社会制造了这样一种准入制度，“只有论”这一逻辑和价值观几乎是所有家长认同的。整个社会失去了对于每个个体个性的尊重和保护，每个人为了占有更好的资源，就必须把别人踩在脚下。
这里面隐藏了一个制度驱赶人的游戏，正如人驱赶拉车的牛、马、驴和因纽特人驱赶狗一样。一种隐藏在背后的力量处心积虑地让人们为了有限的利益角逐。即使是已经做得很好的人也只能在唯恐被别人赶上的恐惧之下狂奔，于是造成了这样一种现状——“原来是差生才上辅导班，现在是所有人都在上”。在这样的“鞭子”驱赶之下，家长只能在孩子的教育上拼命投入。
在“只有论”这单一的思维模式下，我们看到是在这个时代社会上升途径的艰难。虽然家长们也看到了这样的教育体制和上升途径的问题，但是却无法跳出来，因为整个社会都陷入这种牢笼，不停地挣扎，不能自拔。一位家长的话说明了这种挣扎的无奈：
没有办法啊，这个社会就是金字塔结构，就是优胜劣汰，所以你也知道，上大学的穷人家的孩子越来越少，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和城里孩子竞争了，他们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了。“只有论”是为教育资本化服务而被创造出来的。教育资本通过不断灌输“不要输在起跑线上”的话语霸权有意塑造出这样一种意识形态。最终在学校—家长—学生三方达成共识，建构了家长和受教育者的主体。这种“合谋”运作机制深深植根于中国教育资源分配不平等的文化霸权之中。驱动学生家长高额教育投资的是一种内在于自身的“自愿性服从”，而非外部压制性力量。
3．分数膨胀：水涨船高
为跟别人拉开差距，提高成绩，有的家长疯狂地让孩子学习、做作业、竞赛，以及参加有利于择校的一切活动，他们经常抱怨时间不够用。
问：她除了跳舞之外，还有其他的娱乐方式吗？
答：没有，没有时间啊，现在都感觉时间不够用了，每天要多出1个小时就好了，每天25个小时，呵呵。
问：那多出来的这1个小时用来干什么呢？休息吗？
答：不是。要是能多1个小时的话，就有更多的时间学习，会更轻松的，这样成绩会更好。
这位家长周一至周日只有半天是给女儿跳舞的，其他时间，每天都是学习到晚上将近23点才能睡觉。学校以及家长们为了让孩子有好成绩，将来能上“名校”，就大量地增加孩子的学习时间，布置大量的作业，课余更是给孩子报各种辅导班。
人人都上课外辅导班从而水涨船高，最终引起分数膨胀。正如大学扩招抬高了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门槛，引起学历贬值一样，教育资本市场推高了中小学生的学业压力，引发小升初自主考试、考查难度逐年递增。
一位家长告诉我们：
小升初最重要的是奥数成绩，名校看的都是这个。原来是四年级做五年级的题，现在是初中的题都要会做，越来越难，实际上是把孩子毁掉，在他们没有掌握初中的数学原理之前，只能靠大量做题、重复做题达到熟练生巧，而不是培养孩子的数学能力。
另一位家长回忆道：
1988年我高考的时候，晚上8点多钟就睡觉了，没有什么压力。那时也没有什么辅导班，如果补习的话都是老师义务为差生补习。这20年前后一比较，压力为什么这么大呢？实际上都是人为造成的，越补就越要补，抬高了分数，最终增加了压力，获益者只有辅导班。
既然教育成了虚拟商品，分数成了硬通货，它必然服从经济规律。货币发行量增大会导致货币贬值，物价上涨，引起通货膨胀。同样人均辅导班增量，也必然会导致分数贬值，引起各种升学门槛所要求的分数普遍上涨。三、资本运作的辅导班
目前社会上各个角落大大小小中小学生教育辅导机构的出现，其政策推动可追溯到教育产业化背景下的鼓励社会力量办学。
随着经济领域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化改革开始引入教育领域，开始允许和鼓励私人办学。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25条再次提出：“国家鼓励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其他社会组织以及公民个人依法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
1998年以后，随着国家对素质教育的提倡，大量的课外辅导教〔13〕育机构开始兴起。
截至2012年，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的各种民办培训机构已达2万多家，其中针对中小学生课外辅导的教育培训机构有1.2万家，这其中还不包括几倍于此未登记注册的个人家庭辅导班。
从商业类型上看，目前中小学生课外辅导班主要分为：①大型上市公司（全国连锁如学大教育）；②主要局限于一地的超级培训机构（如N市的书人）；③各种品牌连锁店（如新东方）；④以某位教师为主的家庭辅导机构（如N市的D老师奥数），这其中大量的是未登记注册的家庭作坊。
从课外辅导的服务类型上又可分为几类：①早教市场；②幼教才艺市场；③英语市场；④奥数市场；⑤信息培训市场；⑥作文市场；⑦体育市场等。
本书将从资本自身的逻辑出发，从垄断资本的形成、虚拟商品市场的创造、制造消费、教育产品的开发与产品销售的精细化等几个方面阐述中国教育培训市场（从早教到中小学课外辅导班）在资本力量推动下的运作与扩张模式。（一）垄断性的教育市场
垄断性教育市场的形成总是与政策关联在一起。它好像是一个中介，可以帮助你争取优质的教育资源。在向市场开放优质教育资源之前，教育资源的集中垄断是按照权力的逻辑组织的，钱只能是关系资源的附属品。优质教育资源一旦向市场开放，钱就光明正大走到前台了。当然，辅导班市场不同于名校办民校可以公开收择校费，它也不是名校自己办的创收机构。说到底辅导班的定位是市场，教育市场都是为择校服务的。如果要形成垄断性的教育市场，必须有择校的“硬通货”。
N市书人培训机构被称为行业中的超级航母，常年有2万多名学员，在全市分布了14个教学点，这所招生异常火爆的培训机构被无数的家长诟病，同时这些家长又趋之若鹜地把孩子送到这里来，是什〔14〕么魔法绑架了这些家长？
1．为什么上书人？
不言而喻，垄断性教育市场的需求是政策性的。家长都知道为什么要送孩子到书人来上课。
问：去书人上辅导班除了能在成绩上提高，还有什么好处？
答：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升学啊！书人的考试成绩在树人、N外有用，他们就看你这个成绩的。你在书人拿奥数一等奖，外校、树人都是争着要的。
问：这个奖是书人自己设立的吗？名额是怎么设立的？
答：现在书人设立的奖别人都承认啊，你看看现在全N市有多少书人的辅导班？连江北的孩子周末也千里迢迢跑过来。名额是一等奖90名，二等奖500名左右，三等奖就更多了，具体多少不记得了，有1000多名吧。
既然如此，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学校要承认辅导班或者某个培训机构设置的奖励、荣誉和颁发的证书呢？为什么择校需要这些东西呢？这是择校的本意吗？
自主择校制度设计的初衷在于两方面：一是增加学校的招生权力，形成各自特色；二是增加家长的选择教育产品的自由。两者都旨在促进学校之间的互相竞争。按照文件的说法，是在为素质教育创造条件。
在实施的过程中，择校本身非但没有促进素质教育的发展，反而强化了应试教育，并且加重了学生及其家庭的负担。辅导班利用择校制度对于分数成绩、奖励、荣誉、证书等的要求，打造出不同的教育产品，供家长选择和购买。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是择校制度培育了整个中小学生的教育资本市场。
素质教育政策在实行过程中的逆向发展实属必然。实际上，择校的起点是教育不公平，终点是以分数为录取标准的高考，过程则是提高分数技能的应试教学，三者缺一不可。如果高考制度的录取标准改为公民国家的综合考查为主的申请大学制度，过程中的应试教育就没有存在的前提了，应试制度下的重点中学及其择校制度也就不存在了。如果起点上的教育是公平的，择校也同样没必要存在了。
如果起点不改，终点也不改，过程则只能是应试教育，至于是统一考试还是择校，择校采用什么更“公平”的标准，不过都是皇帝的新装，掩人耳目而已，这些花里胡哨的“改革”都是变着花样地瞎折腾。权力与资本胶合在其中，以“公平”的面貌和幻象让各种意见相互争吵，唯一不变的就是权力和金钱仍然在左右着教育资源的分配。
素质教育只有在教育公平的前提下才能得到发展。素质教育与教育公平有高度的相关性。如果提倡素质教育只是政策性的一厢情愿，并没有在社会科学的法理上破除社会不平等的障碍。
2．企业的运营与扩张
各类培训机构当然也是按照企业的模式经营的。它能够快速地扩张完全取决于教育资本化趋势的加强。这样的垄断性教育市场可以有多大呢？由以下几个方面我们可以观察到：（1）市场负荷：各类培训机构除了在城市各个角落布点以外，开始以其品牌效应在全国各地开设分校，同时它也开始接受加盟，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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