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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保罗·卡拉尼什

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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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呼吸化为空气试读：

我虽死去——代译序

我曾经因为一场意外，在医院度过了半年漫长的时光。病床上的我慢慢好转，却目睹了种种人间悲喜：喝醉闹事受伤后仍然大打出手，第二天又泪眼相向、和好如初的夫妻；做工时被轧断十指工厂却拒绝赔付的女孩；因为骨质疏松被送进医院，最后却查出骨癌的老太太。印象最深的，大概是我快出院时进来的一个女人，她骨盆碎裂，神志不清，手术之后脑袋仍然迷迷糊糊的。护工悄悄告诉我，她的丈夫和儿子，都在那晚的车祸中不幸去世，只有她一个人活了下来。但她还毫不知情。每天，她只是躺在床上，脸上洋溢着奇怪的笑容，偶尔问：“他们怎么都不来看我？”

几天后我就出院了，以我当时的状况，自然也无暇顾及这个悲情故事的后续。但医院的经历却让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怪梦连连。大概因为生命中过去的时光还算幸运，并未遭遇恶事，而在医院，所有的悲恸无常，一下子都铺展在我眼前，让我惊觉“死亡”的真实与残酷。那段时间我总不由自主地去想我人生记忆的起点，那时的我刚满三岁，亲生父亲罹患癌症，其间与母亲一起带着他艰难辗转求医的事情已经非常模糊，只记得他火葬那天，周围或假意或真心的眼泪，还有殡仪馆的推车上，父亲那双光秃秃对着我的脚板心。我似乎在某位长辈的怀抱里傻笑，不懂这眼前的生死离别。那一刻只是想跑上去为爸爸暖暖脚心，秋天，风有点凉。那便是我清晰记忆的起点。

毕竟年幼，这段经历很快埋在记忆深处。而医院的时光又将其唤醒，让我在时隔二十年后再次去触碰死亡。我的第一感觉，是愤恨。我的父亲，还有医院的病友们，都是温厚纯良的人，连那个遭到不公待遇的打工女孩，虽然偶尔诉苦，脸上也总是挂着开朗的笑容。然而“愿世界对你温柔以待”的鸡汤到这里却不管用了。死神毫不留情地席卷而来，不分青红皂白地带走牵挂、陪伴、幸福与欢笑。呵，如果举头三尺真有神明，那么在他们受难之时，神明一定缺席，任由死神滥杀无辜。

这种愤恨的感觉，在我初次听说美国医生保罗·卡拉尼什（Paul Kalanithi）的故事时，又微微冒出来。记得是两年前，社交网络上一篇英语文章转得很火，标题叫“How Long Have I Got Left”（我还能活多久）。打开读了一遍，篇幅不算短，是这位医生叙述自己在确诊肺癌之后对生命的一些思考。全篇语气很理性平淡，文章的最后，坚持带病工作的医生有些撑不住，对自己说：“我无法前行。”（I can’t go on.）当然很快接上了后一句：“我仍将前行。”（I’ll go on.）然后带着疲乏的病体，走向手术室，继续自己的追求。彼时的我伤病还未彻底痊愈，敏感易怒，医生如此平静，反倒让我愤愤不平：世间多少人蝇营狗苟，甚至心怀鬼胎，却一生平安，健康自得；而这位医生，优秀高尚，绝症之下还不忘救死扶伤，却被恶疾缠身，生死难料。这世界的公平何在？

愤怒的感觉跟随着我，继续应对焦头烂额的生活。这期间我对死亡的情绪，慢慢从痛恨变成恐惧。这应该是那场意外的“创伤后应激反应”。我惧怕站在高处，总觉得下一分钟就要掉下去；我惧怕出门过街，总幻想闯红灯的车怪兽般飞扑而来；亲朋好友出门在外，我时时刻刻忧心他们的安危，短时间联系不上就各种胡思乱想。甚至但凡与死亡沾边的字眼，在我这里都变成《哈利·波特》中的“伏地魔”三个字，大忌讳，不可说。我曾反省过这种心态，告诫自己，要随着岁月的沉淀，走出过去的阴影，尽量变得成熟和从容，但很快也就原谅了自己：这世上谁不惧怕死亡呢？

大概这一次，神明没有缺席。他看到我的慌张与恐惧，安排我与保罗再一次相遇。

只是，再看到医生的文字，斯人已逝。两年前我读到的那篇文章的作者，已经在2015年的春日走了。医者终究无法自救。死后，家人把他患病期间的文字集结成这本When Breath Becomes Air（《当呼吸化为空气》），现在就摆在我面前。白色的封面，简单地印着书名，“Air”那个小点被设计成一片淡蓝色的羽毛，竟像飞到了我心头，萦绕不去。很容易就让人想起书名的来历，十七世纪英国诗人福尔克·格莱维尔十四行诗中的句子，也是本书开篇的节选：

你在死亡中探究生命的意义，

你见证生前的呼吸化作死后的空气。

新人尚不可知，故旧早已逝去：

躯体有尽时，灵魂无绝期。

读者啊，趁生之欢愉，快与时间同行，

共赴永恒生命！

诗歌总是含义模糊的，这一首也不算例外。然而我想，保罗会选择这个书名，大概也是因为他理解中的这首诗，描绘自己的心情最为恰切。翻开扉页读到这首带感叹号的诗，我想起两年前读他那篇行文平淡冷静的文章时，心想这本书总该会有所起伏。毕竟只听他的故事就让人心有戚戚，绝症这样的事情，怎么可能没有一点煽情？

然而，阅读全书的过程中，我完全没有如预想般涕泪横流。读完保罗写的结尾，他对女儿的告白，我翻到封面，盯着他的名字，心里打了个问号：“That's it?”（这样就完了？）我想象中“壮志未酬身先死”的悲情呢？我想象中“活在当下”的鸡汤呢？保罗，我本以为亲身经历死亡的你，会用慷慨激昂的文字，劝我忘记那些消极的情绪，高歌猛进，莫负好时光呢！

可是，我接着就读了保罗遗孀露西写的后记，那哀而不伤的笔调让我想起杨绛先生的《我们仨》，也是未亡人写给亡夫和早逝的女儿。与其说是后记，不如说是对这部作品的解读。露西写道：“他没有故作勇敢，也没有怀着虚妄的信念，认为可以‘克服’或者‘战胜’癌症。他坦然真诚，对自己本来规划好的未来变得无望，他表示悲痛；但同时又创造了一个新的未来。”

对，没有故作勇敢，坦然真诚。我被这相当淡然的一句评价触动了。露西这篇后记，传递的也正是保罗给她的态度。这个越走到生命尽头越散发着人性光辉的男人，他虽死去，却好像仍在和伴侣一起携手人生。就像他的好友所写的序言：“他的身体已经化归尘土，然而形象却依然如此亲切鲜活。他活在美丽的妻子和可爱的小女儿身体里，活在悲痛的双亲与手足心中，活在这教堂里的众多好友、同事和过去的病人的表情中。”等我读完露西的后记，感受到保罗所给予她的力量，想着保罗的医术与文字传递给全世界的福泽，一种震撼的战栗，从后背爬上来，悄悄遍布全身。原来还会有如此平静柔韧而又勇敢刚毅的力量，我虽然是“慢半拍”才感受到的，却后劲十足，久久萦绕不去，竟让我深夜辗转难眠，爬起来再次翻开这本小小的书，感觉手捧千钧。

书中的保罗是个无比坦诚的讲述者。他讲述意气风发的年轻时代，在文学中探寻人生的意义；讲述自己为了更进一步去感受生死，弃文从医。而中国一位文字同样具有震撼力的作家鲁迅，曾经在大时代背景下选择了弃医从文。鲁迅先生认为，医只能医身体，文则可以医灵魂。保罗的经历其实和鲁迅是不谋而合的。从医之后，他拼杀在与死神对抗的第一线，面对垂危的病人，用手术刀力挽狂澜。当然也有无可奈何的时候，而正是这样的时刻，令他明白医者的职责，有时不是去挽救病人的生命，而是做一个领路人，引导病人和家属，度过人生中的艰难时刻，以后还可以创造新生活。自己被确诊绝症，也是他的无可奈何。医生和病人的双重身份，大概让他更自觉地承担起引渡自己的责任。他也曾经历愤怒和恐惧，却不为消极的情绪所恼，而是敞开心扉，对亲朋好友展示自己的眼泪，坦诚面临的困境，接受别人的帮助。我想这种毫不避讳的态度，才是真正的勇敢坚强，让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光，还能毫不懈怠地去完成梦想，甚至承担起保护所爱之人的责任。

身体已然垮掉，灵魂需要拯救。保罗在这时又求助于文学。其实看完整本书不难发现，即使是在查出癌症之前，日理万机、忙于拯救别人生命的保罗，也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对文学的热爱。对生与死的探究，是古往今来文学作品的一大主题，其中不乏经典。而保罗一边获得关于生死的亲身体验，一边回到文学作品中去思考人生的终极奥义：面对死亡，是什么让我们的生命值得一活？多年浸润在文学作品当中的保罗，每每幽默轻快地行文之后，总伴着富有哲思、超然于世的思考，赋予这本薄薄的小书不可估量的力量。

一部我很喜欢的电影《超新约全书》中，上帝的小女儿捣乱，以发送短信的形式，提前把每个人的去世时间昭告天下。结果可想而知。有的人惶惶不可终日，有的人有恃无恐尽情冒险，有的人则完全挣脱枷锁，做回想做的自己。但我想这些行为在保罗看来，大概都并非人生真正的好活法。他借自己的肿瘤医生之口，说出了一句真理：别因为你要死了才去做或者不去做某件事情，而是要找到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去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保罗还是为读者们熬了“活在当下”的鸡汤。但他的“活在当下”，有着比常人高尚许多的内涵。此刻，若你让我阐述“活在当下”的意义，我第一个想到的，仍然是自己，大快朵颐，畅游山水，享受生活。而保罗呢，余生的前半段，他重返了热爱的手术台，到后面甚至满负荷工作；后半段病情恶化，体力实在不支，他转而写作，也是为了与大家分享自己的感悟，希望能给这个世界带去一些积极正面的能量。他当然也为家人考虑，为了妻子不至孤独凄凉，和她生育了一个孩子。我想，他们的女儿卡迪，多年后捧读这些文字，也会感觉到这个记忆中十分模糊的父亲，就在身边吧。（就像如今的我读亲生父亲在我出生前和出生后写给我的那些小诗，还有他在家中藏书上写的字迹娟秀、细致温润的批语，也总会有非常温暖的感觉。）我虽死去，福泽绵延，我想这是保罗心中，最值得一活的人生吧。

我便是被福泽至深的一个。反复捧读这本书以及翻译的过程中，我对死亡的态度，似乎也悄然改变着。我好像真正找到了想要的那种成熟和从容。不刻意避讳，也不让它对我造成烦扰。做“人生导师”应该并非保罗的本意，但他在书中的讲述与探讨，真正起到了引领的作用（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我只需要问自己，此刻做的事情，有没有积极的意义？有没有把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过好？每每这样自问，心绪似乎也渐渐澄澈明净，对于死亡的那些虚妄的担忧，也变成了勇敢和笃定。

保罗给予我的福泽，还在于翻译这本书期间结下的奇妙缘分。我着手翻译工作后不久，与保罗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吴承瀚先生（如果保罗活下来，担任教授，开设实验室，承瀚就将成为他招收的第一个研究人员）主动联系了负责出版的北京磨铁图书，承担了审校的工作。生活在湾区，从事医疗工作的他，对这本书中的医学术语进行了严格的把关，并与我们讨论保罗文字中传达的思想要义，力求更加准确。他特地去了保罗的墓前，为我们拍了照片，每天我会打开照片，仿佛在与保罗对话，拷问自己人生的意义。第一个把这本书介绍给我的，是因书结缘的编辑信宁宁，这本书带给她和我的震撼，相信同样强烈。负责这本书具体编辑工作的陈亮和肖蕊，与我的合作相当顺畅默契。我们共同讨论读书后的感受，对书中某个字眼的译法进行钻研，定期对译文内容进行讨论和修改。虽然不常常发表太私密的个人感受，我也能感觉到他们想要好好传达保罗精神的决心。我们都因为保罗的这本书，产生了奇妙的人生联结。这大约也是保罗人生的意义之一，至少是我人生的一大意义。

在翻译的过程中，书中一些内容常常让我沉思，有些感受堵在胸口如同块垒。每每此时我都对伴侣与亲朋倾诉。他们都认真倾听，给予回应。有的当即去阅读这本书的英文版，甚至读我的译稿，提出建议，分享感受。他们也是让我的生命值得一活的原因之一。人生来孤独，须得有人并肩同行。谢谢你们，让我不怕死，更不怕活下去。谢谢你们的爱，让我勇敢前行。

就像维基斯的序言中所说，我是在保罗死后，才真正认识他，成为他的朋友的。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留下的这些力透纸背的文字。他临死前，对于肉身如何处理这一类的事情，全都是云淡风轻，毫不在意，却一定要让家人承诺，自己的文字能得到某种形式的发表。我想之所以有这个遗愿，是因为他希望实现主题诗中描述的存在的意义，“躯体有尽时，灵魂无绝期”。当他想要传达的信息昭告天下为世人所知，他就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并随着这本书的散播推广，不断创造新的灵魂，改变新的人生。我深深相信，当你翻开这本书，也会和我一样，开始一场探究生死的旅程，并永生难忘。

所以我深深感谢这位真正能称之为“伟大”和“高尚”的医生、作者。保罗，你虽死去，精神不灭，灵魂永生。

此时此刻，无须多言，请你敞开心扉，与保罗一起奔赴这场“生死之约”吧。2016年秋

与保罗的无限对话

我和保罗的关系很微妙。和大多数读者一样，我从没见过保罗，只能凭他的书和照片，想象他生前的模样。但我现在每天走的路，是保罗生前最后几年时间里每天都走过的路。我们同样在加州斯坦福大学医院神经外科工作。我们的目标都是成为神经外科医生兼神经科学家。我们都对功能神经外科与神经调控技术研究充满热情。如果他还活着，继续在斯坦福医院工作，他会是我现在的直属上司。我们彼此擦肩而过。

2015年年中，我来到斯坦福医院的时候，并不知道保罗的故事，直到某天匆匆经过医院书店，不经意瞥见柜台前摆放着保罗的书。英文版洁白的封面，When Breath Becomes Air，书如其名，轻巧地躺在那儿，静悄悄的，毫不张扬。我带了一本回家。

保罗以被诊断为肺癌末期后的心境为引子，从自己的童年开始回顾一生。幼年时对文学初现的爱好，大学时在选择以文学或自然科学为志业时的彷徨犹疑，进入医学院后的刻苦学习，实习期间初次面对病人死亡的冲击，医学研究背后外人难以理解的辛酸，住院医师培训期的高压生活……阅读过程中，除了因为类似经历而不时出现的似曾相识感与会心一笑以外，心中更多的是对保罗的羡慕与尊敬。羡慕的是保罗渊博的文学知识与洋溢文采，尊敬的是保罗对医学倾心倾力（真的是用尽洪荒之力）的投入，无论是对病人视病如亲的同理心，或是对医学知识与手术技巧日臻完美、锲而不舍的追求。当然，还有对保罗英年早逝的无比惋惜。

读完第一遍，我意外发现了保罗和我冥冥之中存在的千丝万缕的联结。再读第二遍、第三遍，每读完一次，心中都有不同层次的感受与收获，如同保罗的遗孀露西看到医学教科书上死亡病例的心电图后，意识到这不只是一条油墨印在纸上的曲线，而是一个真实生命逝去的过程一样。在反复阅读保罗的书之后，我也逐渐意识到：这不只是一本文字堆叠而成的自传，还包含着太多关于生命的事。他共事过的同事的生命、他照顾过的病人的生命、他家人的生命，还有他自己的生命。

但在阅读过程中，我心中反复出现过同一个问题：透过这本薄薄的回忆录，保罗到底想说什么？他的书所涵盖的关于生和死的主题又广又深。处在不同人生阶段，甚至阅读当下有不同心情体悟的读者，都可能会对同一章节有截然不同的感受。与其妄想通透生死哲理，我该问的其实是：保罗想对当下的我说什么？

身为保罗的后辈，保罗告诉我：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无论是临床还是研究工作，一旦怠惰，很快就会被新科技的潮流淹没。何况身为医者，必须以“不允许自己犯任何错误”的完美标准鞭策自己不断学习新的知识和技术。特别是神经外科，一旦失误，代价是别人一辈子的健康，轻者脑神经功能损伤，严重者瘫痪，甚至死亡。

但与此同时，也别让自己成为单纯的医疗工匠。医生是一种每天都徘徊在病人生死之间的职业。生离死别的故事与伴随而来的令人心碎的哭声是工作环境的背景音乐。为了更好地在如此令人沮丧的环境中持续运转，医生必须在个人的感情外套上一层防护罩。像是伤口长出的痂一样，看得越多，痂结得越厚。这是医学训练过程的目的之一。一个成天为病人的不幸哭哭啼啼的医生，无法胜任必须随时做出客观正确判断的工作。

但保罗提醒我：别忘了医生治疗的对象是人。除了对自然科学的涉猎，医生同时得具备深厚的同理心与人本主义价值。两个病人得了同样的脑肿瘤，病人性别、年龄一致，肿瘤生长位置和大小一样，病理形态一样，分期一样，从医学作为一门自然科学的角度来看，这两个病人完全相同，他们的治疗也应该完全一致，但他们就是不同的病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家庭，成长于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在各自的生命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扛着不同的责任，因着不同的幸福而满足微笑，为了不同的悲伤而心痛流泪。他们打从根本就是不同的人，对生命有不同的期待，看重不同的价值。这是冰冷的医学仪器无法侦测判断的、只属于人的特质。医生除了看病，更重要的是“看人”。“医生的工作就像把两节铁轨连接到一起，让病人的旅途畅通无阻。”保罗形容得实在太贴切了。医生的工作确实和铁路工人没有什么区别，最终都只是把人们带到他们想要到达的地方而已。

这是保罗对身为后辈的我的提醒。还有呢？保罗想说的应该不止这些。

保罗在书中提到，他的许多同侪在医学院毕业后，最终都选择了收入丰厚又相对轻松的科室，选择了所谓的“高品质生活”。保罗也很清楚，这样的选择理所当然，谁不想要舒适优渥的生活？但对保罗而言，神经外科医生不只是一份为了维持高品质生活而选择的职业而已。对他而言，行医是一种使命。或者该说，无论他选择了什么工作，其实都是使命。如果他照着原先大学时候的计划，成为全职作家或文学教授，那么这也会成为他的使命。生命的意义不只是单纯的对金钱和地位的追求而已。在生命的终点线前，回看人对虚名浮华的追逐，会发现这些都只是捕风捉影而已。

这是保罗对为了生活变得浮躁和汲汲营营的我的提醒。还有呢？保罗想说的应该不止这些。

保罗还说了不少关于工作的事，关于自己悲观进取的人生观的事，关于同事朋友之间的事，关于夫妻之间的事，关于生孩子的事，关于信仰的事，关于面对自己罹患绝症的事，关于死亡的事……这是一本从生写到死的书。里头有满满的生命的故事。我单看每个故事，都能找到某种共鸣和感动，却始终百思不得其解，保罗到底想说什么。我每翻一页、每读完一个段落，心中都是同样一个问题：“还有呢？保罗想说的应该不止这些。”甚至直到读完全书，这个问题依然在心中挥之不去。

我决定去找保罗，想当面问个清楚。我写了一封电子邮件给露西，得到保罗的墓园地址。露西也是斯坦福大学医院的医生和教授，只是简短的联系，我就已经感受到她待人真诚、热情与对人的关怀。在某个晴朗的夏日周日上午，我驱车前往墓园。墓园很大，占据了旧金山湾区南部山上的一片山头。凭着露西信里的粗略描述，我走在一座座墓碑中，寻找保罗。湾区华人移民者众，墓碑上不时出现华文名字与熟悉的城市名。我扫过一片山顶，没找到保罗，于是往马路另一头的山腰走去。天气很好，万里无云，隔壁山头是一片杉树林，远眺可见太平洋。我边欣赏着美景，边寻找刻有保罗名字的墓碑。找完两大片各色各样的墓碑，拜见了不少华人宗族耆老同胞，可就是没找着保罗。正纳闷该如何是好，发现远方有个孤零零的墓碑杵着，几乎就在墓园的边界上，再往下走，就是一段陡坡，布满野花，长满跟人一般高的草。我漫步而去。只见墓碑背后刻有墓志铭：

Then fancies fly away（一切虚妄过眼）

He’ll fear not what men say（他不会在意他人所言）

He’ll labour night and day（他会昼夜不停劳作）

To be a pilgrim（成为朝圣者不断向前）

是保罗没错了。

我坐在墓碑旁，坟前的草还没长齐。墓碑上放了块石头，可能不久前还有人来过。我也随手捡起一块，放在保罗墨色的墓碑上。我翻开随身带着的保罗的书，正试图从杂乱的思绪中整理出心中疑问，想一次向原作者把生死道理问个水落石出时，眼前与人齐高的草丛忽然一片大动。

有鹿！而且还不止一只，有鹿爸爸、鹿妈妈和两个鹿宝宝，是一家子鹿。他们在吃午餐。鹿爸爸首先发现了坐在保罗墓碑旁的我，有所警惕，同时借机教育孩子要小心陌生人。就这样对视了五分钟，鹿爸爸确认我似乎人畜无害后，也开始慢悠悠地嚼起面前的花草。

我呆看着眼前的一切光景：山、海、天空、草原、一家鹿。再回头看看保罗：“Neurosurgeon&Writer/Beloved Father, Husband, Brother, Son&Friend.”（神经外科医生、作家，心爱的爸爸、先生、兄弟、儿子、朋友。）再看看手上的书：“献给卡迪。”保罗把他倾生命最后心力写成的书，献给了他刚出生不久的女儿。一切就这么豁然开朗了。

保罗短暂一生的成就：斯坦福学士、剑桥硕士、耶鲁医学博士、斯坦福神经外科医生，还有那数不清的学术奖项与荣耀。这一切在他人眼里可能看似金光闪闪，但保罗从来不是为着这些而努力的。他只是自始至终忠于自己所追寻的生命意义与价值而认真活着而已。

我们所认识的保罗，相信在文学、医学工作里能找到自己人生的意义，于是他披上白大褂救死扶伤，拿起笔杆埋头写作。但如果他相信自己人生的意义存在于社会公平正义里，他可能会成为律师或者警察；如果存在于人体的力与美之间，他可能会成为运动员或者健身教练；如果存在于舌尖味蕾上，他可能会成为厨师或者美食评论家；如果存在于优美舒适的城市中，他可能会成为建筑师或者清道夫。

在追寻生命意义的道路上，保罗也没有害怕转弯。从文学转到医学，保罗为此比别人多付出了许多时间心力，但既然忠于自己的生命意义，也就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只要义无反顾地往前走就好。何况生命本充满变化，每个人生命的意义也时刻都在发生转变。

就在保罗被诊断癌症末期后，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除了在文学和医学的路上扮演的角色以外，保罗和露西决定在另一条路上一起追寻另一个层面的生命意义：他们的女儿卡迪在保罗被诊断为癌症后一年出生了。

医生的意义，在于把病人原先断裂了的生命的路修补接续上。生命的意义包罗万象，但每个单一的生命点，最终都是为了桥接过去和未来而存在着。从儿子、兄弟、朋友、丈夫，最后成为父亲，保罗承接着过去世代的所有，在行将就木之时，又把自己生命最美好的精华传衍下去。当下的我是有限的，未来的我们却是无穷的。生命本身的存在和延续就赋予了生命不可剥夺的意义在里头，一种近似返璞归真的存在主义。而在最后的日子里，对保罗而言，他身为“父亲”这个角色所带来的生命意义，似乎远胜于其他所有总和。

保罗的书包含的绝不仅止于此。过段时间再读一次，说不定又会有令人惊异的新启发。但这是他想对此时此刻的我说的话。保罗没能成为我在神经外科，在医学研究上的老师，但透过他的文字，保罗亲手把某个比科学知识更美丽、更珍贵的东西交给了我。我只想和保罗说声谢谢。谢谢你教会我许多事。谢谢你让我知道我并不孤独。

英文版序言

写下这些文字时，我突然想到，这本书的序言，其实最好作为后记来读，因为涉及保罗·卡拉尼什的一切，时间都是倒着来的。比如说，我是在保罗死后，才真正认识他的。（请宽恕我吧。）当他已经不在人世，才成了我亲密的朋友。

2014年2月初，一个难忘的下午，我在斯坦福见到了他。他刚刚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特稿——《我还能活多久》，这篇文章引起了强烈反响，众多读者纷纷回应。发表之后的几天内，传播速度极其迅猛。（我专攻传染病，所以原谅我没有用“病毒”来形容。）余波未了，他便与我联系，说要来聊聊，问问著作权代理、编辑和图书出版之类的问题。他想写一本书，就是这一本，这本你正在捧读的书。我还记得阳光透过我办公室窗外的玉兰树，照亮眼前的一幕：保罗和我面对面坐着，好看的双手稳稳地放在面前；脸上留着先知一样的络腮胡；深色的眼睛上下打量着我。在我的记忆中，这一幕有点像维米2尔的画，像针孔照相机呈现的作品。还记得当时我心想，你得记住这一幕。因为映在我视网膜上的一切都太珍贵了。还因为，由于保罗已经被诊断出了癌症，我想到他将死的命运，更意识到自己也是个必死的凡人。那天下午，我们聊了很多。他当时是神经外科的住院总医师。我们的工作大概曾经有过交集，但也没能想起有过哪位共同的病人。他告诉我，在斯坦福本科学的是英语和生物学，之后又继续留在本校，攻读了英语文学的硕士学位。

我们聊了他对写作和阅读与生俱来的热爱。我有点吃惊，他本来轻轻松松就可以成为一名英文教授，而且，曾经也好像要走这条路。然而，就像和他同名的保罗前往大马士革途中时一样，他也感觉到了3冥冥中的召唤，成了一名医师。但他一直希望以某种形式实现自己的文学梦。也许有一天，写本书什么的。他本以为自己时间还多。本来就是嘛！然而，现在，时间，成为他最稀缺的东西。

我还记得他温柔又带点嘲弄意味的笑容，尽管已经枯瘦憔悴，脸上还是带着一丝顽皮。他已经和癌症过招许久，身心俱疲，但最近一次生物疗法起到了良好的效果，让他有时间考虑接下来的事情。他说，学医的时候，一直觉得自己会成为精神科医生，没想到爱上了神经外科。他爱的不仅仅是大脑的错综复杂和经过训练可以做惊人手术的满足感，还有对于那些饱受痛苦的人深切的爱与同情。他们的遭遇，和他能够实现的可能，是他入行的主要原因。他给我讲的时候轻描淡写，相比之下，我有些曾经做过他助手的学生跟我谈得比较多，他们总是说起保罗这可贵的品质——他坚定地相信自己的工作有道德上的意义和价值。接着，我们又谈了他面临死亡的现实。

那次之后，我们通过电子邮件保持联系，但再也没见过面了。不仅是因为我被各种各样的工作淹没了，还因为我有种强烈的感觉，一定要尊重他的时间。见不见我，要让保罗来定。我觉得他现在最不需要的，就是来维持一段新的友谊。不过，我倒是常常想起他，也想起他的妻子。我想问他有没有在写东西，找到时间来写了吗。多年来，作为一个忙碌的医师，我很难找到时间写作。我想告诉他，一位著名作家曾经用同情的语气和我谈起这个永恒的难题：“如果我是个神经外科医生，说我必须撇下家里的客人，去做紧急开颅手术，没人会说什么。但如果我说，我得把客人撇在客厅，到楼上去写作……”我想知道，保罗会不会觉得这话很滑稽。毕竟，他还真的可以说自己要去做开颅手术！反正很合理！然后他就可以离开去写东西了。

写作这本书的同时，保罗在《斯坦福医学》上发表了一篇很出色的短文，主要探讨时间的问题。我也有篇相同主题的文章，就和他的并排在一起。不过，等杂志拿到手，我才看到保罗的文章。读着他的字字句句，我又产生了读《纽约时报》那篇文章时的感受：保罗写的东西，真是令人叫绝。他随便写点什么，都会充满冲击力。但他的选材可不是随随便便的，他专注于写时间，写生病之后时间对于他的意义。这样的主题，让他的文章变得那样尖锐深刻，令人沉痛。

不过，除了主题，我必须要说的是，他的文笔也令人难忘。他的笔尖仿佛有“点石成金”的魔力。我一再捧读保罗这篇文章，努力去理解他想表达的东西。他的文章如同美妙的音乐，有点加尔威·金耐4尔的感觉，几乎可以称之为散文诗了。（“如果有一天/你与爱人/在米拉波桥头/咖啡馆里/锌吧台上/向上的敞开的酒杯里盛着美酒……”这是金耐尔的一首诗，我曾在爱荷华的一家书店听他现场背诵过，全程没有低头看稿。）但保罗的文字中还有别的东西，来自一片古老的土5地，来自锌吧台的年代之前。几天后，我再次捧读他的文章，终于6想明白了：保罗的文字，颇得托马斯·布朗的神韵，1642年，布朗写了《一个医生的信仰》，用的都是古英语的拼写和语法。还是个年轻医生时，我对那本书颇为着迷，总是一读再读，就像一个农民立志要抽干一个泥塘，以完成父辈未竟之事。尽管难于登天，我还是迫切地想探究书中的奥妙，有时沮丧地放到一边，接着又拿起来。我不知道自己能否从书中汲取到什么，但有时我会一字一句地读出声来，感觉里面的确有写给我的东西。我觉得自己似乎缺乏了什么关键的感官，让那些字母无法尽情歌唱，展露它们的意义。无论我多努力，仍然看不透书中的奥义。

那你一定会问了——为什么？为什么我这么不屈不挠？谁在乎《一个医生的信仰》？

嗯，我的偶像威廉·奥斯勒就在乎。奥斯勒是现代医学之父，于1919年逝世。他很钟爱这本书。总是放在床头柜上，还要求用这本书来陪葬。那时候，我没能从书中悟出奥斯勒悟出的东西。经过多次努力，经过几十年的岁月，这本书的真意终于展现在我眼前。（一个比较新的版本用了现代英语的行文方式，也有助于理解。）我发现，关键是要把内容大声读出来，那种抑扬顿挫的韵律也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身负奇迹而行，却在自身之外寻找奇迹：作为人类摇篮的非洲和她的奇观，都蕴含在我们身体里；我们是自然大胆冒险的造物，研究自然者，如若睿智，则提纲挈领，研究人类足矣，其他人则孜孜以求，埋首于分裂的碎片与浩繁的卷帙。

等你读到保罗这本书的最后一段，大声读出来吧，也会感受到同样的韵律节奏，可能让你情不自禁地跺起脚来打起拍子……但就像读布朗的作品一样，冲动之后，你会掩卷深思。在我看来，保罗，就是布朗的化身。（或者，按照我时间倒转的说法，布朗是保罗·卡拉尼什的化身。是啊，真是让人晕头转向。）

然后，保罗去世了。我去斯坦福的教堂参加了他的追悼会。那是个很华丽的地方，我经常在没人时跑去坐着，欣赏教堂里的光影，享受静谧的一刻，出来的时候总会觉得焕然一新。追悼会那天，教堂里人头攒动。我坐在一边，听保罗最亲密的朋友，他的牧师和他的弟弟讲述一个个关于他的故事，都很动人，也有一些很苦楚。是的，保罗已经去世了，但我有种奇怪的感觉，自己正在慢慢地了解他，这种了解超越了那次在我办公室的会面，超越了他写的那几篇文章。在斯坦福纪念教堂里，他活在这些故事中。高耸的圆顶很适合用来纪念这个男人，他的身体已经化归尘土，然而形象依然如此亲切鲜活。他活在美丽的妻子和可爱的小女儿身体里，活在悲痛的双亲与手足心中，活在这教堂里众多好友、同事和过去的病人的表情中。后来户外的招待会上，大家共聚一堂，他也在场。我看到人们脸上带着平静的微笑，仿佛刚刚在教堂中见证了极其优美而深远的事物。也许我脸上也带着同样的表情：在一场追悼仪式上，在一片颂扬称赞之声中，在一起流下的眼泪里，我们找到了生命的意义。而在招待会上，我们喝水解渴，进食果腹，和素未谋面的陌生人交谈，因为保罗，我们有了亲密的联系。这其中，也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

然而，一直等到保罗去世两个月后，我终于拿到你现在捧读的这本书时，才感觉自己终于进一步了解了他。能和他做朋友，真是我的福气。读完你即将开始读的这本书后，我坦白，自己实在甘拜下风：他的文字中，有种诚恳正直，让我惊羡不已。

做好准备，找个地方坐下，见证勇气的模样。看一看需要多么勇敢，才能如此剖析和袒露自己。但最重要的是，你会见证虽死犹生的奇迹，死去之后，仍然能用你的文字对他人的生命产生深远的影响。当今世界，信息爆炸，我们常常淹没在屏幕中，眼睛牢牢盯着手上那块嗡嗡响的长方形发光体，时时刻刻都在注意着那些碎片化的东西。现在，请你停一停，与我英年早逝的同事进行一次心灵的对话。他虽死去，却永远年轻，永远存在于回忆之中。倾听保罗吧。在他字里行间的沉默中，倾听你自己的回应。他要传递的信息就在书中。我已然明了。我希望你也一样去感受。这是一份礼物。我已经无须在保罗和你之间传话了。本书涉及的事件全部基于卡拉尼什医生回忆的真实经历。不过，书中出现的病人均为化名。除此之外，所有医学案例中的细节，比如病人的年龄、性别、种族、职业、家属、住址、病史和（或）诊断，全部进行了修改。卡拉尼什医生的同事、朋友和治疗他的医师也全部为化名，只有一人除外。若因化名和细节修改引起的任何雷同，纯属巧合，无意冒犯。献给卡迪For Cady你在死亡中探究生命的意义，你见证生前的呼吸化作死后的空气。新人尚不可知，故旧早已逝去：躯体有尽时，灵魂无绝期。读者啊，趁生之欢愉，快与时间同行，共赴永恒生命！——福尔克·格莱维尔（布鲁克伯爵）7《卡伊利卡》 

序幕

我草草浏览着眼前这些CT片子，诊断结果显而易见：肺上布满了数不清的肿瘤，脊柱变形，一整片肺叶被侵蚀。这是癌症，而且已经扩散得很厉害了。我是一名神经外科住院医生，这是我接受培训的最后一年。过去六年来，我已经看过几十套这样的片子，每次都怀着微茫的希望，想帮患者找到某种可能有效的疗法。但眼前这套片子不同：患者是我自己。

我身上穿的不是防辐射的工作服，也不是手术服或白大褂。我穿着一身病服，和一根输液杆“血脉相连”。护士把电脑留在我病房里了。我和妻子露西一起看着上面的片子。她是一名内科医生，现在就守在我身边。我一个断层一个断层地又看了一遍：肺窗、骨窗、肝窗，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再从前到后，这是培训的“标准动作”，好像我能有什么意外发现，能改变诊断结果。

我和露西一起躺在病床上。

她轻声开了口，像是在念台词：“你觉得有没有可能，是别的病？”“没有。”我说。

我们紧紧拥抱着彼此，就像年轻的情侣。过去这一年，我俩都怀疑过我得了癌症，但一直拒绝相信，甚至都没聊过这件事。

大概六个月前，我的体重开始下降，背上疼痛难忍。早上穿裤子的时候，皮带先是紧了一个扣，接着紧了两个。我去找我的初级保健医生，也是我在斯坦福的老同学。她的哥哥是在神经外科住院医生岗位上猝死的，就因为没在意一些病毒感染的征兆，所以她特别关注我的健康状况，像我妈似的。不过，等我到了她的诊室，却发现里面坐着另一个医生。我同学休产假去了，真的要做妈妈了。

我穿了一件薄薄的蓝色体检服，躺在冰冷的检查台上，向这位新医生描述我的症状。“当然，”我说，“如果这是医生资格考试中的问题，三十五岁，体重莫名其妙地下降，初发性背痛，那明显该选C——癌症。但也说不定只是我工作太拼命了。我也不知道。想做个核磁共振确定一下。”“我觉得还是先照X光吧。”她说。背痛要做的核磁共振价格不菲，而且最近全国上下都在不断强调，为了节省医疗成本，不要做这种不必要的检查。但医学扫描的价值，要看你找的是什么：X光基本上是查不出癌症的。不过，很多医生还是觉得，这么早就做核磁共振简直有愧医者之心。她说：“X光是没有那么敏感，但也是个合理的开始。”“那我们做个屈伸X光，看看更现实的诊断是不是狭部脊椎滑脱？”

墙上有面镜子，我能看到她正在谷歌上搜索我说的术语。“一种椎弓骨折，发病率大概是5%，年轻人背痛经常是这个原因。”“好，那我就约你说的那个X光。”“谢谢。”我说。

为什么我穿着白大褂，就说话自带权威，穿着体检服，就这么温良恭俭让了？说实在的，在背痛这件事上，我可比她在行。接受神经外科医生培训时，有一半内容都涉及脊椎的病。不过，也许真的更有可能是脊柱炎。年轻成年人得这种病的概率是挺高的。而三十多岁脊柱就生了癌？这种概率简直不会超过万分之一。就算这概率再高一百倍，还是高不过脊椎滑脱。搞不好我真的是在自己吓自己。

X光检查的结果没啥问题。我们把所有症状都归咎于工作太累和身体机能老化。约好了下次治疗的日程安排后，我回去处理了当天的最后一个病例。体重下降得没那么厉害了，后背的疼痛也可以忍受了。每天适量来点布洛芬止痛，也能撑过去了。还有，这种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的艰难日子也快要到头了。我马上就要从医学生变成神经外科教授了：十年无情残酷的训练都过来了，我下定决心，要把接下来的十五个月熬过去，圆满结束住院医生的生涯。我已经赢得了前辈的尊重，获得了极负盛名的全国性医学奖项，几所著名大学纷纷向我抛出橄榄枝。最近，我在斯坦福的课程主管找我谈了一次，他说：“保罗，我觉得，你不管申请什么工作，肯定都是最优秀的候选人。我就跟你说一声，我们准备找个人加入教职团队，像你这样的。当然，在这儿不能给你什么承诺。不过你应该考虑考虑。”

三十六岁的我已经走上了人生巅峰。眼前就是一片辽阔的“应许8之地”，从基列到杰利科，一直延伸到浩瀚的地中海。海上有一艘漂亮的游艇，周末的时候，我、露西，还有假想中的孩子们，驾船出海，共享天伦。可以预见，等工作强度降低，生活稍微轻松些，我的背痛也会减轻。可以预见，我终于能像此前许诺的那样，做个好丈夫了。

接着，几个星期以后，我开始感觉到间歇性发作的严重胸痛。是不是工作的时候撞到什么，肋骨骨折了？偶尔我会在夜里惊醒，大汗淋漓，床单都被浸湿了。体重又开始迅速下降，而且速度更快了，从9一百七十五磅急剧跌落到一百四十五磅，还不停地咳嗽。我对自己的病情已经不做他想了。一个周六的午后，露西和我躺在旧金山多洛雷斯公园的阳光下，等着见她的妹妹。她看了一眼我的手机屏幕，上面是医学数据库的搜索结果：“三十到四十岁人群癌症发病率”。“啊？”她说，“我没想到你真的在担心这个。”

我没有回答，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你想跟我聊聊吗？”她问道。

她生气，是因为她也有过这样的担心；她生气，是因为我都没跟她提过只言片语；她生气，是因为我向她许诺的生活是一回事，给她的，又是另一回事。“求求你告诉我，为什么不愿意对我说真心话？”她问道。

我关掉手机。“咱们去买点冰激凌吧。”我说。* * *

我们本来安排下周去度假的，到纽约去找几个大学的老朋友。也许一起好好睡一觉，再喝上几杯鸡尾酒，能帮我们俩恢复一下感情，让婚姻的“高压锅”降降压。

但露西别有计划。“我不跟你一起去纽约。”出发几天前，她宣布。她要搬出去住一个星期，想趁这个时间思考一下我们的婚姻状况。她这番话说得很平静，却让我更加头昏脑涨了。“你说什么？”我说，“不行。”“我很爱你，所以才感到很困惑，”她说，“但我担心，我俩想从这段关系中得到的东西不一样。我们俩好像没那么心意相通了。我不想无意中发现你担心的事情。我跟你说我自己觉得很孤单，你好像也不当一回事。我得做点不一样的事。”“一切都会好的，”我说，“都是因为我在做住院医生。”

事情真的这么糟糕了吗？在全世界最为严格和高要求的医学专家门下接受神经外科的训练，的确让我们的婚姻亮起了红灯。多少个夜晚，我很晚才回家，露西已经睡了，而我筋疲力尽地倒在客厅的地上。多少个清晨，天还没亮我就离家去上班了，她却还没睡醒。但现在我俩的事业都正处在高峰期，大多数大学都希望我俩一起去：我进神经外科，露西进内科。这人生之路最艰难的一段我们都熬过来了。这事儿我们不是讨论过很多次了吗？她难道不知道现在闹情绪是最不明智的吗？她难道不知道，我住院医师的生涯只剩最后一年了？她难道不知道我爱她？她难道不知道我们马上就要共同奔赴理想的生活了吗？“如果只是因为住院医师，我没问题，”她说，“我们都走到这一步了。但问题是，如果不仅仅是因为住院医师呢？你真的觉得，等你成了神经外科主治医师和教授，一切就会好起来吗？”

我提出不去纽约了，大家都用开放的心态，去看看几个月前露西提议的婚姻咨询师。但她坚持说，她需要时间，要一个人待着。当时，我头脑里那种混乱迷惑的嗡嗡声已经消失了，只剩下冰冷坚硬的现实。行，我对自己说，要是她决定离开，那我就认为这段关系应该结束了。如果最后真的诊断出癌症，我也不会告诉她。她可以自由自在地去过自己选择的生活。

动身去纽约之前，我偷偷去看了几次医生，排除了一些年轻人常见的癌症。（睾丸癌？不是。黑色素瘤？不是。白血病？不是。）神经外科一如既往地忙碌。周四晚上到周五早上我一直连轴转，在手术室整整待了三十六个小时，处理一系列非常复杂的病例：巨大的动脉瘤、颅内动脉搭桥、动静脉畸形。主治医生进来的时候我满怀感激地默默舒了口气，至少能靠在墙上松动松动背部的筋骨了。唯一能去照个胸片的时间是离开医院后回家的路上，还有去飞机场之前。我心想，如果我得了癌症，那这就是最后一次见那些朋友了；如果没得，那更没理由取消这次行程了。

我急匆匆地回家拿了行李。露西开车送我去了机场，告诉我她安排了婚姻咨询师。

在登机口，我给她发了一条短信：“真希望有你和我一起。”

几分钟后，她回了短信：“我爱你。你回来的时候，我会在这里。”

飞行途中，我的背部感觉非常僵硬。等我终于来到纽约中央车站，赶火车去北部我朋友家时，全身都已经痛得不行了。过去几个月，我有过不同程度的背部痉挛，从可以忽略的小疼痛，到痛得我咬着牙说不出话来，再到痛得蜷缩在地上尖叫。这次的痛比较接近最痛的那种。我躺在候车室一张硬邦邦的长椅上，感觉背部肌肉全都扭曲了。我开始深呼吸，试图控制疼痛，反正现在布洛芬也救不了我了。然后每感觉到一块肌肉抽搐，我就背出它的名字，好把眼泪忍回去：竖脊肌、菱形肌、背阔肌、梨状肌……

车站保安走到我身边：“先生，您不能躺在这儿。”“抱歉，”我上气不接下气地吐出几个字，“后……背……抽……痛。”“你还是不能躺在这儿。”

真的很抱歉，但我得了癌症，要死了。

这些话都到嘴边了，但万一我没得呢？也许那些经常背痛的人就是这样的遭遇。我算是很了解背痛了：解剖学原理、生理学原理，还有病人们用来描述不同痛感的不同词汇。但我从不知道背痛的感觉，也许就是这样的，也许。又或许，我不想给自己添霉运，也许我就是不想把“癌症”这两个字说出口。

我努力站起来，蹒跚着走向月台。

到朋友家已经要临近黄昏了。这里在曼哈顿以北八十多公里，是哈得孙河附近的冷泉小镇。多年来交往的十几个最亲密的朋友全都出来迎接我，他们热情的欢呼中夹杂着快乐的小孩子们吵吵嚷嚷的声音。我跟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拥抱，不过很快就聊到让我脸色阴沉的事了。“露西没来？”“工作上突然有急事，”我说，“快出发了才通知的。”“哎呀，真扫兴！”“话说，能不能让我把行李放下休息一下？”

我本来希望能远离手术室几天，睡眠充足，好好休息，多多放松，简单地说，就是过过正常的生活，能让我的症状得到缓解，背痛和疲累都能控制在可以忍受的范围内。但一两天之后，很显然没有任何缓解。

早饭时间我通常都在呼呼大睡，午饭时才摇摇晃晃地走到餐桌前，盯着盘子里满满的豆焖肉和蟹腿，却完全没有胃口。到吃晚饭的时候，我已经筋疲力尽，准备继续睡觉了。有时候我会给孩子们读点故事，但他们一般都在我身上和周围玩耍，一边跳，一边大叫。（“孩子们，我觉得保罗叔叔需要休息。你们到那边去玩好吗？”）我想起十五年前，请了一天假去做夏令营辅导员，坐在北加州的湖岸边，开心的孩子们在玩复杂的夺旗游戏，把我当作障碍物。而我读着一本名为《死亡与哲学》的书。过去，每每想起这很不搭的一幕，都会发笑：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在湖光山色、鸟鸣绿树、四岁孩子嬉闹的一片祥和之中，却埋头于一本关于死亡的黑暗之书。而此时此刻，我10才感到命运冥冥中的交会：只是太浩湖换成哈得孙河；陌生的孩子变成朋友的小孩；那本让我和周围一派生机勃勃分离开来的死亡之书，变成我自己行将就木的身体。

第三天晚上，我跟男主人麦克聊了聊，说要提前结束旅程，第二天就回家。“你看上去不是很好，”他说，“没事吧？”“要不我们拿瓶苏格兰威士忌，然后坐下来聊？”我说。

在他家的壁炉前，我说：“麦克，我觉得我得了癌症，而且还不是那种良性的。”

那是我第一次把这话说出口。“好吧，”他说，“这应该不是什么精心策划的恶作剧吧？”“不是。”

他顿了顿：“我也不知道该问你什么。”“嗯，可能首先我需要说明，我的癌症还没有确诊。我只是自己比较确定，很多症状都指向癌症。我明天回家就去检查清楚。希望是我错了。”

麦克提出帮我把行李邮寄回家，这样我就不用受累一路拎着了。第二天一早，他开车送我去机场。六小时后，我回到旧金山。刚下飞机，手机就响了。是我的初级保健医生，打电话告诉我胸片结果：我的肺部有模糊的阴影，就像曝光时间太长似的。医生说，她不确定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她应该知道的。

我知道。

露西到机场接我。但一直等回了家，我才把坏消息告诉她。我们坐在沙发上。我开口对她一说，她就知道了。她把头靠在我肩上，我们之间的距离都消失了。“我需要你。”我轻声低语。“我永远不会离开你。”她说。

我们给一个好朋友打了电话，请他收治我。他是医院的神经外科主治医生。我拿到了所有病人都必须戴的塑料手环，穿上熟悉的浅蓝色病号服，走过那些我都叫得出名字的护士，住进了一间病房——多年来，我在这里见过成百上千个病人。正是在这间病房里，我坐在病人身边，解释我最终的诊断和复杂的手术；正是在这间病房里，我祝贺病人痊愈，见证他们回归正常生活的幸福；正是在这间病房里，我宣布病人死亡。我曾在椅子上坐过，我曾在水槽里洗过手，我曾在通知板上写下过潦草的说明，我曾把日历翻到新的一页。甚至，在完全筋疲力尽时，我还曾经渴望过，可以躺在这床上好好睡一觉。

现在，我就躺在这床上，很清醒。

一个我不认识的年轻护士在门口探进头来。“医生马上就到。”

于是乎，我想象中的未来，就要实现的未来，那么多年奋斗即将迎来的人生巅峰，都随着这句话消失了。第一部当我身强体健时耶和华的手在我身上，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布满骸骨的山谷里。使我绕骸骨而行：看啊，这开阔山谷中，骸骨如此之多；神啊，它们多么干枯。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可复活吗？”11——《圣经·以西结书》

我曾经斩钉截铁地认为，自己永远也不会成为医生。阳光下，我舒展着身体，躺在一片荒凉的高原上，我家房子就在下面。那天，我那个当医生的叔叔和很多亲戚一样，问即将上大学的我未来想做什么工作，但我没好好回答这个问题。要是有谁非要逼我说出个明确的答案，我可能会说作家吧。但是坦白说，这时候想工作啊事业啊，感觉都挺荒唐的。几个星期以后，我就要离开这个亚利桑那州的小镇了，一点也没有要去闯荡事业、节节高升的感觉，反而像一个忙碌嘈杂的电子，即将达到逃逸速度，要飞向一片陌生而星光闪烁的宇宙。

我躺在尘土之中，阳光笼罩周身，回忆如潮水汹涌而来。这个只有一万五千人口的小镇显得愈发逼仄。而将近一千公里以外，斯坦福大学，我的新宿舍，似乎充满了闪闪发光的希望。

我对医学的了解，大概就是“缺席”，确切地说，是从小到大父亲的缺席。他每天天不亮就去上班，天黑才回家，把盘子里已经冷了的饭菜热一热吃掉。之前我家住在纽约的布朗士区，就在曼哈顿北边，一个人多热闹、富裕优越的郊区。我十岁的时候，和十四岁的哥哥、八岁的弟弟，一起跟着父亲搬到了亚利桑那州的金曼，这个位于两道山脉之间的沙漠谷地。外界对这个小镇，所知最多的，也就是开车经过时，顺道停下来加油的地方。吸引父亲的，是这里灿烂的阳光，当然还有很低的生活成本。不然，他如何实现夙愿，把三个儿子都送到梦寐以求的大学呢？这里还有个好机会，可以亲手创建一个他自己的地区性心脏专科诊所。对病人的尽心尽力与对医学事业的执着，很快让他成为备受尊重的社区成员。有时我们还是能见到他的，一般是深夜或者周末。他总是对我们满含关切的父爱，同时又有严苛的要求。拥抱我们，亲吻我们，又总是语气严厉地对我们进行教育：“做第一很容易：找到那个第一名，然后比他多得一分。”他可能在内心对自己有所妥协，做父亲，可以做得“短小精悍”，和孩子们相处时间虽然短，但高强度（又真诚）的爆发完全比得上……比得上其他父亲做的所有事情。而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如果这就是当医生的代价，那简直太高了。

从这个荒凉的高原，我能看到家里的房子，就在市区边缘，瑟巴特山脉脚下，周围是绵延的红岩沙漠，零星点缀着一些豆科灌木、风滚草和船桨一样的仙人掌。在这个地方，尘土如恶魔，不知来处，腾旋而起，模糊视线，继而又不知所终。绵延的旷野消失在无穷无尽之处。我家的两条宠物狗，曼克斯和尼普，对这广阔天地的自由自在从未厌倦过。每天，它们都会勇敢地出发，把沙漠新的“馈赠”带回家，比如一条鹿腿，没吃完的长耳野兔的残尸，这些都是存着以后吃的，还有被阳光晒得发白的马头盖骨，以及野狼的颚骨。

我和伙伴们也热爱这里的自由。下午的时候，我们经常四处探索、漫步，到处搜寻动物的骨头和沙漠里少见的溪流。生命的头十年我都是在东北部一个绿化很好的郊区里度过的，主街两旁绿树成荫，糖果店里甜甜蜜蜜，这风沙肆虐的狂野沙漠既奇异又诱人。十岁的我第一次出门远足，发现了一个老旧的灌溉炉箅，用手指撬开盖子，抬起来，就在我眼前，出现了三张网，像白丝线编织的一样。每张网上都有黑色球状的虫子，迈着细长的腿前进。这些蜘蛛的外壳黑得发亮，体内似乎有个闪亮的血红色沙漏，十分可怕。每只蜘蛛旁边都有一个跳动着的苍白液囊，不断鼓胀，马上就将有无数“黑寡妇”幼虫降临世界。恐惧袭来，我猛地盖上炉箅，踉跄后退。恐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我学到的“乡村生存知识”告诉我，被黑寡妇蜘蛛咬一口，就别想活命了。还有蜘蛛那种骇人的可怕姿态，黑亮的外壳，体内的血红色沙漏。多年后，这个场景还不时进入我的噩梦中。

沙漠堪称是一个“恐怖万神殿”：毒蛛、狼蛛、提琴背蜘蛛、木蝎子、鞭尾蝎、蜈蚣、菱背响尾蛇、侧进蛇、莫哈维绿蛇，等等。渐渐地，我和它们都熟悉起来，甚至习惯这些小东西的存在。我和伙伴们喜欢以此为乐子，只要找到狼蛛的窝，就逮只蚂蚁丢在窝边，看它在那错综复杂之间挣扎着逃跑，让那绸线一般的蜘蛛丝颤抖起来，延伸到蜘蛛黑洞的中央。蜘蛛会从那空洞里冲出来，逮住那蚂蚁的下颌，后者是必死无疑。我们都很期待着紧张刺激的高潮时刻。在我心里，“乡村生存知识”变得跟城市里那些传奇差不多。一开始听别人叮嘱这些事情，那些沙漠里的生物仿佛有无边的魔力，让之前在城里听到的什么鬼啊怪啊相形见绌。只有在沙漠里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才意识到，有些话真的是危言耸听，就像说“鹿角兔子”是真的一样，都是当地人故意编出来骗“城里人”，给自己找找乐子的。

我曾经费了一个小时的口舌，对一群来自柏林的交换生说，仙人掌丛中住着一种特别的野狼，会跳个将近十米去攻击猎物（嗯，就像德国人似的，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然而，也没有谁真正知道，那漫天飞沙背后的真相究竟如何。有多少荒唐无稽的乡村知识，就有多少听上去十分真实可信的。比如，穿鞋之前一定要看看里面有没有蝎子，这听上去就是个能保命的好习惯。

十六岁的时候，我开始负责开车送弟弟吉旺去上学。一天早上，像往常一样，我又晚了。吉旺很不耐烦地站在门厅，大喊着说他可不想又因为我动作慢被留堂，所以问我能不能快一点。我用冲刺的速度下了楼，一把推开前门……差点踩到一条正在打盹的响尾蛇，差不多有两米长呢。这又涉及一条“乡村生存知识”，如果你在自己门前弄死了一条响尾蛇，它的伴侣和后代就会到原地筑巢，永久扎根，就像12戈兰德尔的母亲报杀子之仇。于是我跟吉旺抽签决定，赢的那个就拿铁铲，输的那个戴上厚厚的园艺手套，再拿一个枕头套。一阵庄严又搞笑的“手舞足蹈”之后，我们终于把响尾蛇弄进了枕头套。接着，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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