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雪球Ⅰ卡内基:财富的声音(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0-05-27 15:5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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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卡内基

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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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雪球Ⅰ卡内基:财富的声音

滚雪球Ⅰ卡内基:财富的声音试读:

第1章 我的父母和童年

某位圣人曾说,如果每个人的生活故事都被真实地叙述出来,那一定是非常有趣的。我那些坚持让我写出自己传记的亲戚和挚友也许不会对这一结果感到过度失望了。我想至少那些了解我的人会喜爱这个故事,我以此自我安慰,激励自己坚持下去。

我的朋友,匹兹堡的梅隆法官,在几年前写过这样一本自传,它给我带来了极大的乐趣。正因为如此,我乐于认同我在上文中所引述的那位智者的观点。的确,法官讲述的故事为他的朋友带来了无穷乐趣,并且对他的家族后世产生了持续的影响,使得他们能过上一份美满的生活。并且出乎他意料的是,这部自传被列为了最受欢迎的作品,它包含有一个本质的价值特征——它展示了人。它的写作并非为了引起公众的注意,而仅仅只是为了他的家人而设计。因此我也将这样讲述我的故事:没必要在公众面前摆出某种姿态,但是对于我那些真实可靠的朋友,那些我可以与之无拘无束地畅谈的人,即便是些须小事也不让他们觉得索然乏味。

让我们开始我的故事吧。

1835年的11月25日,我出生在丹佛姆林一栋平房的阁楼里。房子座落在摩迪街和修道院巷的一个角落中,只有一层,正如谚语所说,我“拥有贫穷却诚实的父母、良善的亲戚和朋友”。作为苏格兰绸缎交易的中心,丹佛姆林在很久以前就引起了重视。我的父亲,威廉·卡内基,安德鲁·卡内基的儿子,是一个纺织工人,他用我爷爷的名字为我命名。我的祖父卡内基凭着他的机智幽默、他亲切的天性和坚持不懈的精神在这一地区享有盛名。他是他们那个时期活跃分子们的领袖,作为他们的欢快俱乐部——“帕提尔姆学院”(Patiemuir college)的首领,他远近闻名。在阔别了十四年后,当我再次回到丹佛姆林时,我记得一个老头向我走来,有人告诉我他是我的“教授”祖父,那是他在其密友中的头衔。

那是一幅中风颤抖的老人的肖像:“他的下巴和鼻子都透着龙钟的老态。”

他蹒跚着穿过房间向我走来,将他那颤抖的双手放在我的头上说:“你是安德鲁·卡内基的孙子!恩,星期一的时候,我已经看到了这一天:你的外祖父和我原本可以朝那个他认为是通情达理的人高喊‘哈鲁’。”

在一个新年夜里,一个乡村老妇人吃惊地看到了一张从窗户中突然伸进来的经过乔装的脸孔。一阵的迟疑之后,她终于明查到了,于是大喊着说:“噢,原来是愚蠢的青年安德鲁·卡内基呀。”她说的没错,我的祖父在五十七岁的时候还乔装成一个嬉笑的年轻人,出来惊吓他年老的女性朋友。

正如我朋友们所说,我想我乐观的天性、我能化解烦恼并且始终愉快生活的能力、我能使“所有的丑小鸭变成美丽的白天鹅”的能力很可能是从我那喜欢乔装打扮嬉笑逗乐的老祖父处继承而来。我以拥有他的名字而自豪。

充满着阳光的心情和意志要比财富更有价值。年轻人必须认识到这是可以被耕耘而获得的,心智也像身体一样可以从阴暗处转移到阳光中来。那么,就让我们行动吧,如果可能,请让笑声将烦恼赶开。如果人人都有点哲学家的精神,那么他们就能做到这一点。该死的污点不会被淘汰清洗干净,端坐于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是不会受到欺骗的。因此,伯恩斯所给出的那条重要的生活的准则说:“使你畏惧的不过是你自己的责备。”

这条座右铭很早以前在生活中就是被认可了的,它比我所听说过的任何训诫都更加有用。我已经听过远远不止一点点的训诫,尽管我可以承认在我已经成熟了的年岁里,我和我的老朋友贝利·沃尔克有类同之处。他总是被他的医生询问睡眠状况,而他总是答复说很不能让人满意。他常常不能入睡,并且眼睛里有金星闪烁:“但是我能很好地打个盹儿。”

在我母亲的家族这一边,我的外祖父就更加有特点而值得讲述,因为我的外祖父托马斯·莫里森是威廉·古伯特①的朋友,他为古伯特的记录和作品做出过贡献,并且与他一直保持着通信。甚至正如我所写的,在丹佛姆林,凡是认识我外祖父莫里森的老人都说他是最好的演讲家之一,而且还是他们所见过的最能干的人。他是古伯特《记录》的小型版本《先驱》的出版发行人,这在苏格兰被认为是第一篇激进的论文。我读过他写的一些东西,考虑到在今天它们对技能教育的重要性,我想其中最显著的是七十多年前出版的一个冠名为“Headication versus Hand-ication”的小册子。他坚持其后来在某种意义上的重要性将反映出对今天极力提倡的技能技术教育的信任。它以这样的词句结尾:“感谢上帝,我在年青的时候可以制作并且修补鞋子。”古伯特在1833年把它刊发在《记录》一书中,以编辑身份作出评论:“与此主题有关的刊发在《记录》中最有价值的通信之一,是来自于我们可敬的朋友和通信者,苏格兰的托马斯·莫里森,这份通信就出现在这一期中。”所以看起来,我“信笔涂鸦”的天性来自双方面的遗传,因为卡内基家族同样也热爱读书并且善于思考。

我的外祖父莫里森是一个天生的演说家,一个聪敏的政客,同时也是该地区激进政党的左翼领袖——这一职务后来被他的儿子,我的舅舅所继承。我在美国期间,曾有多位在苏格兰享有声望的人前来拜访过我,以期与“托马斯·莫里森的外孙”握手。克利夫兰和匹兹堡铁路公司的负责人法默先生有一次对我说:“我所拥有的一切学识和文化都得益于你外祖父的影响。”《丹佛姆林重大事件史》的作者埃比尼泽·亨德森也这样说,他生命中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件非常幸运的事件:当他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就曾受到我外祖父的影响。

在我的一生中总是能够得到一些恭维,但是格拉斯哥报一位记者的恭维让我感到无上的快乐。这位记者曾经在美国听过我在圣·安德鲁大厅所作的关于地方资质的演讲,他撰文说,当时苏格兰大部分的言论都和我、我的家庭,尤其是我的外祖父托马斯·莫里森相关。他继续写道:“想象一下我见到讲台上这位外孙的时候有多么的惊讶吧,他在仪态、手势和外貌上都是对老莫里森的一个完美的摹写。”

我记不清我的外祖父长什么样了,但是我和他之间惊人的相像却是毋庸置疑的。因为我清楚地记得,在二十七岁那年,我第一次回到丹佛姆林,当我在沙发上和我的舅舅贝利·莫里森坐在一起时,我看到他的眼睛里含满了泪水。他一时语塞,随后冲出了房间,过了一会儿才回来,他解释说我身上的某些东西会让他的父亲不时地在他跟前闪现。这个影像会立即消失,但过不了多久便又重新出现了。我的一些手势,也会使他不能很好地将我和他的父亲区分开来。我的母亲不停地在我身上找到我外祖父所特有的一些怪癖。遗传学说时刻都在被得到证明,这一法则如此灵验,甚至一个手势也可以在代际之间传递,还有某些超越了肉体的东西。我为之深深地震惊了。

我的外祖父莫里森娶的是爱丁堡的霍奇女士,她是一位身份高贵,举止优雅,富有学识涵养的妇人。很可惜的是,在这个家庭还非常年轻的时候,她便过早地去世了。当时,外祖父过着一份安稳的小康生活,作为一个皮革商人在丹佛姆林管理着自己的生意和一小份产业。但是如同其它成千上万的人一样,他在滑铁卢战后的和平中破产了。他的大儿子,我的舅舅贝利是在这个家庭的繁荣时期成长起来的,因为在儿时他自己拥有一匹小马可供骑乘,而在他之后出生的那些家庭成员则经历了艰苦的生活。

他的第二个女儿,玛格丽特,就是我的母亲。对她,我没有自信谈论太多。她继承了她母亲高贵精致和有涵养的风度气质。也许某一天我可以向全世界讲述这个女主人公的一些东西,但对此我依然心存疑虑。对我来说,她如女神一般圣洁,这是其他人体会不到的。除了我之外,没有人可以说真正了解她。在我父亲去世后,她便是我的全部了。我在我第一本书的献辞中这样写道:“献给我最爱的英雄——我的母亲。”

我是幸运的,因为我祖先的缘故,我的出生地对我来说有着无上的意义。对一个人来说,在哪里出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不同的环境和传统会促成小孩不同的潜在趋向。罗斯金如实叙述说,在爱丁堡,每一个聪明的孩子都受到他们视界中城堡的影响。丹佛姆林的儿童也是如此,他们肯定受到了苏格兰威斯敏斯特庄严的修道院的影响,它是在十一世纪(1070年)由保护圣徒马尔科姆和他的皇后玛格丽特修建的。这座伟大修道院的遗迹以及国王出生时所在的宫殿至今依然还保存着,另外还有皮特克利夫峡谷、祭奉皇后玛格丽特的神殿,国王马尔科姆城堡的遗迹。就像老民谣《帕特里克·斯彭斯先生》的开头一样:“国王坐在丹佛姆林城堡之中,

喝着血红的葡萄酒。”

布鲁斯的坟墓就在修道院的中心,在玛格丽特的坟墓旁边,在他周围则埋葬着许多皇室成员。当孩童第一次看到这座充满了罗曼蒂克情调的城镇时,那的确是一件幸事。这座镇子地处港湾往北三英里处的高地上,正前方可以俯瞰到大海,南面是爱丁堡,向北远眺又可清晰地看到奥契尔山的峰顶。这一切都让人联想到在丹佛姆林还同为苏格兰的宗教和政治首都时代的那些逝去的权贵们。

这样的环境能给予儿童优越的成长条件。他所呼吸的空气带给他诗情和浪漫气息;他四周的氛围又给予他历史和传统的熏陶。这些演化为儿童的真实世界——理想总是真实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当他在工作中遭遇严酷现实的时候,真实才开始到来。但即便是在那时,甚至在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天,他早期的这些印象依然保存着,尽管它们偶尔会短暂地消失,但只不过是表面上被赶走或者受到了压制。这些印象会在他内心一次又一次地升起并给他以影响,提升他的思想,妆扮他的生活。在丹佛姆林,没有哪个聪慧的孩童能够逃脱出修道院、宫殿和峡谷所带来的影响。这些东西轻触着他们,点燃他们内心深处潜在的火苗,使得他们超越它将要成为的样子并且与此有些不一样。我的父母也出生在这种让人振奋鼓舞的环境中,因此,我毫不怀疑,浪漫和诗歌的影响一定也触及他们两个。

在我父亲的纺织生意获得成功后,我们便从摩迪街搬到里德公园一所宽敞得多的房子里。一层放置了四五台纺纱机,楼上用于日常起居,外边人行道上有楼梯直接与之相通,勉强可以说它具有老式的苏格兰民居风格。这里是我的早期记忆开始的地方,然而奇怪的是,我对这些记忆的第一次回溯就让我想起了第一次见到一幅小型美国地图的情景。它被贴在滚轴上,大概有两英尺那么宽。我的父亲、母亲、威廉姨父和艾特肯姨妈正在上面查找匹兹堡,并且指出了伊利湖和尼亚加拉河。不久之后,姨父和艾特肯姨妈便去了他们的那块“应许之地”。

我记得那时堂兄乔治·多德和我自己都被悬挂在头顶的巨大危险所震惊,那是一面隐藏在顶楼上的非法旗帜。我记得在那次反对玉米法的游行之中,扛着它的是我的父亲、叔叔,或我家族中其他善良的激进分子。他们被包围在一座小镇里,在同业公会所和骑兵部队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我的外公、诸位舅舅以及我父亲是在会议中发言的重要人物,我的整个家庭圈子都激动并骚乱起来了。

我对那个夜晚仍然记忆犹新,我被后窗上一阵急促的敲打声所惊醒。有人跑来通知我父母说贝利舅舅因为召集已经被禁止召开的会议而被关进了监狱。通过兵士的帮助,治安郡长在召开会议城镇的几英里远处抓住了他,并连夜将他带回了镇子,他的身后跟着一大群人。

我们担心会发生更加严重的麻烦,因为百姓们群情激奋地要去救他出来,不久我们又得知,监狱看守劝他走到窗前俯看身下的大街,以请求人们撤离。他这样做了,并说:“如果哪位朋友是因为正当的理由在今晚来到这里,那么请收起你们的武器。”他们如是做了,在短暂的停顿之后,他又说:“现在,请大家平静地离开这里。”

像我所有的家庭成员一样,我舅舅的内心有一种道德和精神驱动力,对法律有一种强烈的顺从,而他内心深处却是一个激进分子,对美国怀有热切的向往。

人们可以想象,当所有的这一切都公开地进行,那些人们私下流传的话语将会有多么苦闷。对一切君主、贵族政府和特权的谴责,伟大的共和国政体,美国的优越,一个居住着与我们同属一个种族的人的土地,自由人的家乡,在那里没有特权,人们平等地享有权利——这是我所接受到的激动人心的旋律,我便在这样的氛围中成长。作为一个孩童,我已经杀死了国王、公爵和封建领主,并且认为他们的死亡是为了国家服务的,因此便也是一种英雄行为。

这就是我在孩童时期最早的联想给我所带来的影响,当时我远不能够谦恭地去谈论那些特权阶级或者享有特权者,因为他们并非通过某种高尚的方式使自己变得卓著以赢得被公众所尊重的权利,而只是因为他们的血统。在他们的身后依然有人在冷笑:“他什么也不是,什么也没做,只不过是因为一个偶然的出生便穿着借来的羽毛昂首阔步并开始招摇撞骗。他的家族中最具成果的部分已经像土豆一样,深埋地底。”有的人生来就具有特权,尽管他并非具有天生的聪明才智,在这里,一个有才能的人能得以生活下来让我为之感到惊讶。我总是不厌其烦地引用仅有的那几个能够准确地表达出我义愤的语句:“曾经有个布鲁图斯②,他也不能够容忍,

魔鬼要做罗马的君主,

千秋万代地把有国家。”

但是,国王依然是国王,并不只是一个影像。当然,这一切都是继承得来,我只是对我在家里所听到的东西作出回应。

丹佛姆林或许是王国中最为激进的一个城镇,它也因此久享盛誉。从产生激进主义的根源来说,这也是更为可信的。在我所谈论的那个时期,丹佛姆林大部分的人口都是小手工业者,他们都有自己的纺纱机,一台或者好几台。他们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他们所干的都是计件工作,从更大的制造者那里获取材料,然后在家里进行加工。

这是一个充满着强烈政治骚动的时代,从整个小镇的氛围中,我们也可以频繁地感受得到。吃完午饭后的那一小段时间里,围着围裙的人们便会聚拢来,开始讨论与国家相关的事情。休谟③、科布登④和布莱特⑤的名字为人们所熟知,会在谈话中不时地迸出来。在我还很小的时候,我就常被这一圈圈的人所吸引,是他们谈话的忠实听众,但也只是纯粹的倾听而已。人们已普遍接受这样的结论,即变革才是大势所趋。俱乐部在市民中组织起来,人们也开始订阅伦敦的新闻报纸。非常奇怪的是,每天晚上,镇上的一个讲道坛都会把最主要的社论读给人们听。我舅舅贝利·莫里森常常就是那个朗读者,在读完后,他和其他人都要对文章作出评论,会议场面十分令人激动。

这样的政治会议频繁地举行,也许这也正满足了人们的期望,我对此怀有浓厚的兴趣并参加了不少。我的父亲或者某个舅舅总是拥有很多的听众。记得某个晚上,我的父亲在一个大型的户外会议上发表演讲,听者众多,我只能从他们的腿下钻进去。那时候,我再也不能压抑我的兴奋和热情,比其他所有人都大声地欢呼起来。我趴在一个人的腿下,抬起头来看他,我感到了某种安全。我告诉他说演讲者是我的父亲,于是他把我举起来,让我坐在他的肩膀上。

父亲还带我参加了另外一个会议,主讲者是约翰·布莱特,他发表演讲支持史密斯成为斯特林堡的自由党候选人。回家后我对他说得不准确的地方做出了批评,比如当他要表达的意思是一个人(man),而他说出来的却是众多人(men),他不像我们所习惯的那样在man前面加上一个a,在这样的环境中,不必为此感到惊奇,也没有人会像护士照顾病人一样来关注他说话的语法错误。我后来又听了一个年轻共和党人的演讲,其风格犀利猛烈,演讲题目是“特权的死亡”,那时候,我还不知道特权的具体含义,可是我的父亲明白。

我从姨父劳德那里听来的最好的故事也是与约翰·布莱特的朋友史密斯有关的,因为他支持在丹佛姆林建立议会。姨父是他所在委员会的成员,一切都运行良好,直到有一天史密斯被称为是“由尼塔沃人”。于是,在这一地区,遍地都出现了布告,上面是一个疑问句:“你会投票支持一个由尼塔沃人吗?”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凯尼山村史密斯所在委员会的主席是一个铁匠,他声称自己绝对不会。姨父赶过去抗议,他们约好在乡村的酒馆里见面。“先生,我不会给他投票的。”主席说得很绝对。“但是,”姨父说,“梅特兰(史密斯的竞争对手)却是一个崔尼塔沃人。”“该死,那,哇唔,”这是其反应。

铁匠最后投了赞成票,史密斯以微小优势获胜。

手摇纺纱机到蒸汽纺纱机的变革对我们家来说是一个灾难。父亲没有意识到即将到来的革命,依然在旧的体系下努力奋斗着。他的纺纱机大幅度地贬值,一种在任何紧急情况下都不会减弱失败的经济来源开始变得必需。母亲在这时站了出来,她为了家里的经济而开始努力奔波。他在摩迪街开了一家小店铺以增加收入,但这仍然不足以维持我们先前舒适而体面的生活。

在这以后不久我开始明白了贫穷意味着什么。可怕的日子终于到来了,当父亲将最后的织成品送到大工厂去的时候,母亲在家里焦急地等待着他回来,期待着能够获得新的原料,否则就得赋闲在家了。尽管不是“卑鄙吝啬也并非可耻卑劣”,但当我的父亲如伯恩斯坦所说的,“恳求同在地球上的兄弟让他得以去干苦力”的时候,我心里的烈焰腾腾地燃烧了起来。

那时,我下定决心在我长大成人之后要改变这一状况。和我们许多的邻居相比,我们不会沦落到贫穷的境地。我不知道妈妈对这样的贫困生活还能忍受多久,在她的有生之年是不是还能看到自己的两个孩子穿上雪白整洁的衣服。

在一个不审慎的时刻,我的父母许诺说,除非我自己要求离家去学校,否则他们不作要求。我是后来才知道他们之间这一许诺的,可随着我的长大,他们变得越来越不安,因为我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意向想要主动要求。于是在他们的劝说下,校长罗伯特先生对我注意起来。之后有一天,他带我去远足,一起去的还有我的玩伴,他们都已经上学了。此后不久,我就向父母要求进入马丁的学校就读,此时他们才大感宽慰。毫无疑问,我很快就得到了他们的许可。在八岁那年,我开始进入学校,而后来的经验告诉我,这个年龄对任何孩子来说,上学都还太早。

学校带给了我无穷乐趣,因此对任何阻止我上学的东西我都会不高兴。而现在此类事情时常发生,因为从摩迪街头取水回家是我每天必做的早课。水的供给太少而且毫无规则,有时候直到很晚我仍然不能出发去学校。二十几个老太太坐成一圈,他们在前一天晚上便拿一个不值一钱的破罐子摆成一线,这样便确定了她们各自的取水顺序。可以意料,这一方式引起了无数的争论,即便是镇上受人尊敬的老夫人也无力平息这些争论。在此我容膺“可怕的小老弟”称号,于是,我的劝阻也许加剧了她们之间的紧张,或者更加激发了她们好斗的一面,这一切又反过来归咎于我。

因为早上的这一任务,我总是迟到,但校长知道原委,便原谅了我的过失。同样地,放学之后店铺里还常常有差事等着我去做。所以回顾我的生活,我早在十岁时,对父母,我已经是一个有用的人了,每每想到此,我就会感到一种成就感。很快地,他们便放心地把那些与不同人打交道的账目交予我处理,于是,在一个很小的方面,我变得有学问起来,甚至在孩童时期就开始处理商业事务。

在学校里,有一件事情引起了我的苦恼。男孩子们给我取了个绰号叫“马丁的狗”,有时候我过马路,他们便会冲我叫那个讨厌的外号。我不能够完全明白这外号的含义,但它看起来是对我的一个极大的羞辱,也使我不能由衷地向这位老师表达尊敬。他是我唯一的校长,对他,我亏欠了太多的感激。除此之外,在他的有生之年我也没能有机会为他多做些事,对此,我追悔莫及。

在这里我还要提到一个人,他对我的影响也是不可抹杀的,他就是我的姨父劳德,乔治·劳德的父亲。我的父亲必须在纺纱店里整天不懈地工作,极少有闲暇顾及我。姨父在大街上经营一家店铺,不似他这样要整个地将自己拴在店中。在我入学不久姨父便溘然长逝了,他的死给了我深深的打击,因为他把我和儿子乔治的陪伴看作为最大的安慰。对于怎样教育儿童,他有着非凡的天赋,他教给了我们很多东西。我记得他是怎样给我们教授英国历史的:想象每一个君主都在房间墙上的某个地方活动,做着他所熟知的那些动作。因此,在我看来国王至今还坐在壁炉前书写着马格纳纸剂,而维多利亚皇后坐在门后边,把她的孩子们抱在膝上。

这是值得嘉许的,他非常完整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君主名单。甚至几年后我在威斯敏斯特教堂⑥的牧师会礼堂里还能找出它上面有所遗漏。从威斯敏斯特教堂一个小礼拜堂的某块石片上,我读到了一段话,说奥利弗·克伦威尔的肉身已经不在这里了。我坐在姨父膝盖上学到的历史知识告诉我,这个伟大的共和国的君主曾写信给罗马教皇,跟他说:“如果他继续迫害新教徒的话,那么梵蒂冈将会听到如雷鸣般响起的大不列颠的炮声。”我们估计克伦威尔是一个无神论者,这已无需我在此多着笔墨了。

我所知道的关于苏格兰早期历史的所有知识都是姨父教给我的:关于华莱士、布鲁斯、伯恩斯,还有失明的海瑞的历史,斯科特、拉姆齐、唐纳希尔、霍格和福格森。可以说,在那时,伯恩斯的话语在我的身上创造形成了一条对苏格兰的偏见(或者是爱国心)的血脉,热血奔腾不止,它将随我生命的终止而停息。当然,华莱士是我们的英雄。他的身上凝聚了一切英雄的特质。一天在学校里,一个大男孩告诉我说英格兰比苏格兰要大得多的时候,我便开始郁郁不乐。于是我跑去姨父那里,他的话对我总是富有疗效。“不完全如此,如果苏格兰像英格兰一样平坦地铺开的话,苏格兰的面积会更加大些的。但是你能把高地丘陵削低并铺开去吗?”

噢,不可以的,对一颗受伤的小小爱国者的心灵来说,基烈山上充满了甜蜜的乳香。接着,英格兰更大的人口数目又引起了我的不快,同样地,我又去了姨父那里。“是啊,七比一,但是在班诺克本⑦一战中,那个比例还要大得多。于是我的心里再一次充满了喜悦——这样的话,英格兰的人越多,那么我们的荣誉也就越大。

这是对事实的某种注解:战争繁殖战争,每一场战役都为将来的某次战斗播下种子,于是,交战过的民族或国家便成了传统的敌人。美国人和苏格兰人有相同的经历。他们阅读着华盛顿和瓦尔的故事成长,他们还读到黑森人受雇来屠杀美国人,于是他们开始痛恨英国人的名字。这就是我和我的美国侄子们的经历。苏格兰的一切都是正义和良善的,但和他作战的英格兰却恶毒非常。这种偏见只有在他们长大成人之后才会消失,有些甚至还会一直逗留不散。

劳德姨父告诉我说,从那时候起,在他把人们带到房间里来的时候,就会常常向他们保证说他可以将“多德”(乔治·劳德的昵称)和我弄哭,但只要他愿意,又可以让我们哈哈大笑;他既可以使坏让我们握紧小拳头扭打在一起,但马上又可以让我们在诗情和歌唱的影响下尽情玩耍。“出卖华莱士”是他促使我们两颗幼小心灵呜咽哭泣的王牌,屡试不爽,每一次尝试的结果必定是我们彻底的失落,他讲的故事往往不会脱离他的把握,毫无疑问他会一次又一次地对之进行新的润色。姨父的故事从来不需要斯科特给他的“帽子和拐杖”。一个英雄对小孩子的影响是多么神奇啊。

姨父、我还有多德一起在那条大街上度过了许多夜晚的时光,我和多德之间的兄弟同盟至死不渝。“多德”和“奈格”,我们总是在一个家庭之中。年幼的时候我从来不叫他乔治,而他,也更喜欢称我奈格甚于卡耐基。因此人们便总在我们之间听到“多德”、“奈格”,任何其它的名字都代替不了它们的含义。

姨父家在镇子的主街道上,要回到摩迪街我自己的家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路沿着修道院可怕的墓地伸展,那里一片黑暗,没有光,似乎在死亡中穿行。而另外的一条则沿着灯火通明的街道,并且路过梅门(May Gate)。当我需要回家时,姨父便会故意使坏问我将走哪一条路。只要我想一想如果是华莱士会怎样选择时,我总是回答说要借道修道院那边。对于要走那条可以顺着梅门的灯光而行的路的诱惑,我从未向他屈服过,每想及此,我心里便会升起一种成就感。我常常沿着墓地回家,并且总是提心吊胆地穿过修道院的拱门,我努力一路吹着口哨壮胆。一想到华莱士在遇到自然的或是超自然的危险时会怎样做,我便可以在黑暗中迈着沉稳的步子。

在我们还是小孩的时候,我和我的表兄都认为罗伯特国王是非正义的。因为罗伯特是国王,而华莱士只不过是一个平民,这已经足以说明问题。在我们看来,格雷厄姆先生是紧继罗伯特国王之后的第二个非正义人物。苏格兰男孩强烈的爱国心在他的生命中形成了一种真正的力量,直到死亡。如果有人来研究我的勇气——我所拥有的最主要的东西,我肯定那最终的分析会发现它来自于华莱士——苏格兰的英雄,英雄永远是男孩的力量之源。

当我来到美国时,发现其它国家假装他们也有值得骄傲的东西,这给我带来了某种悲痛。一个国家怎么可以没有华莱士、布鲁斯和伯恩斯坦?我感到不解和悲伤,即便是今天,一个甚少旅行的苏格兰人依然会有这种感受。他需要更长的年岁和更广泛的知识来告诉自己每一个国家都有它的英雄、罗曼史,它的传统和成就。但是,一个真正的苏格兰人在很多年以后也找不到理由来减弱他所形成的对自己国家的估价,甚至是它在地球上那些更大的国家中的地位。他可以找到充足的理由来提升他对其他国家的看法,因为他们都有很多值得骄傲的地方——这足以激励他们的子女像他们一样决不玷污自己的出生地。

我真正认识到这个地方绝不只是一个居住地也只不过是几年前的事情。我的心是留在苏格兰的。正像彼得斯堡首长的小儿子一样,当他在加拿大回答一个问题的时候,说他很喜欢加拿大,因为那里很适合旅游,但他不会居住在距离布鲁斯和华莱士的遗迹如此遥远的国度。

第2章 丹佛姆林和美国

在教育上,我的好姨父劳德正确地赋予背诵以很高的价值,多德和我因此受益匪浅。我们经常要穿着外衣或者衬衫,卷起袖子,戴上纸制的头盔,把脸涂黑,拿着木板条做的剑,扮演诺瓦尔和格雷纳温①,或者是罗德里克·度和詹姆士·费茨詹姆士②,向我们的同学,还常常有老人,背诵他们的台词或是对话。

我清楚地记得,在诺瓦尔和格雷纳温之间的一段非常有名的对话中,我们对一个不断重复的短句——“该死的虚伪”存在疑虑。最开始,我们在说到“该死”这个不雅的词时,总是要轻轻地咳嗽一下,观众对此乐不可支。有一天,姨父告诉我们,可以说出“该死”这个词,而不会遭到责骂。这一天对我们来说非同寻常。此后我们就经常练习这句话,我总是扮演格雷纳温的角色,并且把这个词念得十分的饱满到位。偷吃禁果对我有极大的诱惑力。我能很好地理解玛格丽·弗雷芒的故事:一天早上,她显得很生气的样子,沃尔特·司各特问她怎么了时,她回答道:“司各特先生,今天早上我非常生气,我只想说‘妈的’,但是我不能。”

从此之后,这一带有脏字的表达便意义重大。牧师可以在讲道坛上说“混账”而不为过,而我们,也可以在背诵中毫不拘束地大声说“该死”了。

另外还有一个表达让我印象深刻,在诺瓦尔和格雷纳温争斗的时候,诺瓦尔说:如果我们再打一次,我们的伤害都将是致命的”1897年,我在为《北美评论》所写的一篇文章里面用上了这句话。姨父读到了它们,便马上坐下来给我写信,说他知道我是在哪里找到这个句子的。在世的人当中,只有他能够做到。

由于姨夫这样的教育方式,我的记忆力一定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我想,除了鼓励年轻人记忆他们喜欢的东西并且经常背诵之外,没有什么更能使他们受益的方式了。我能极快地学会任何我感兴趣的东西,对此我有些朋友感到吃惊。我能记住任何东西,不管它是否能引起我的兴趣,但是如果一件事情没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的话,那也不过是过眼云烟,几个小时之后我就记不起来了。

丹佛姆林的学校生活对我是一个考验,我每天都要背四节赞美诗。我的方法是这样的:在去上学之前一眼都不看,如果我慢慢走,五到六分钟之内可以到学校,但我还是可以在这段时间内完成任务。第一节课就是圣诗,因为我事先已有准备,因此成功地通过考验不成问题。但如果让我在三十分钟后再重复一遍,其结局恐怕就有点惨不忍睹了。

我所赚得的,或者说从家庭圈子之外得到的第一个便士是学校的一个老师马丁先生给我的,因为我在全校师生面前背诵伯恩斯的诗歌——《人生而忧伤》。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在稍后的几年里,我有次和约翰·默利先生在伦敦共进晚餐。我们谈到沃兹沃斯的生活,默利先生说他一直在找寻伯恩斯的诗歌《老年》,他为之赞叹不已,可是此标题下的内容他却没有找到。我当时很有兴致地为他背诵了其中的一部分,他立刻给了我一个便士。啊,默利真是伟大,他介绍给我学校的老师。马丁先生,马丁先生是我遇到的第一个“伟大”的人,对我来说,他是真正的伟大。但英雄却是“诚实的约翰”默利。

在宗教问题上,我们没有太多的束缚。当其他小孩在学校里被逼着学习《简明教义问答手册》时,多德和我可以免受其劳。这种优待的具体原因和细节,我从来没有真正明白过。我的所有亲戚,莫里森家和劳德家的人,对神学的看法就像他们的政治观点一样激进,他们反对教义,对此我毫不置疑。在我家和亲族中没有一个是正统的长老教会成员。我的父亲,叔叔和艾特肯姨妈,姨父劳德,还有我的卡内基叔叔,都放弃了加尔文主义的教条。在之后的某一天,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一段时间内从思维登伯格学说中找到了精神寄托。妈妈对宗教话题总是保持沉默,她从未跟我提起过此类事情,也不去教堂,因为在那时,我们家没有仆人,而她包揽了所有的家务,包括准备我们星期天的晚宴。母亲阅读广泛,阅读无神论者查宁③的作品是她当时唯一的乐趣。她真是不可思议。

在我的童年,包围着我的气氛,是一种强烈的政治和宗教事务上的动荡不安。当时在政治世界表现出激动不安的最先进的思想有:消灭特权、人民平等、共和主义。与之相伴,我听到很多的关于神学问题的争论,这对敏感的孩子有极大的吸引力,听了大人们的议论之后,我如饮醇酒,酩酊大醉。我一直十分清楚地记得加尔文主义的一条教义,它对我有如恶梦一样可怖,可是由于上述思想的影响,我的这种精神状况便转瞬即逝了。有件事一直珍藏在我的心里,有一天,当牧师在宣扬原罪说时,父亲愤然而起,离开了会场。

父亲不能忍受这种理论,他说:“如果那是你的宗教、你的神,那么我要去寻找一个更好的宗教,一个更高贵的神。”他离开了长老会教堂,并且再也没有回来,但他却并未停止参加其他各种不同的教派。我看到他每天早晨都在阁楼里祈祷,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是一个真正的圣徒,时刻提醒着自己保持虔诚。一切宗派对他来说都不过是通达善的中介。他发现宗教理论有很多种,可信仰只有一个。神父构造出来的不是一个天父,而是残暴的复仇者,一个“永远的折磨”——安德鲁·怀特曾斗胆在他的自传中如此称呼上帝。对此父亲知道得比神父更好更清楚,我为他感到骄傲。

我童年时最大的乐趣之一就是养鸽子和小兔。当我想起父亲不辞辛劳地为这些宠物搭建一个舒适的窝时,我都会感激不已。我家成了小伙伴的大本营。在妈妈的眼里,家庭的影响是让他的两个孩子踏入正途的最好途径。她过去常说,首先是要让家里充满欢乐,只要能让我和在我家玩的孩子们高兴,没有什么是她和父亲不能做的。

我的第一次商业冒险是像一个雇主似的,让我的小伙伴们给我帮一个季度的忙,报酬是允许用他们的名字来给小兔子命名。通常我们都会在周六给小兔子预备食物。回想当时,我与玩伴们签订如此苛刻的合同,他们却大多心甘情愿地帮我采集蒲公英和车前草,整整三个月,除了那唯一的回报,那少得不能再少的酬劳,他们没有提出任何别的条件。而今每念及此,我都会受到良心的谴责。

我非常珍视这段经历,并把它看成是我组织能力的最早证明。它的发展和我一生所取得的物质成功紧密相关。我之所以成功并不是因为我懂得有多少或是干了什么,而是因为我具备一种能力,使我得以知道谁比我知道得更多,做得更好,并且选择任用他们。这是任何人都该拥有的宝贵知识。我并不懂得钢铁机器,但我尽量去弄懂人的机制构造,这比钢铁机器更为复杂。1898年,我乘车在苏格兰高地旅行,在一个小酒馆里稍作停留,一位绅士走过来自我介绍,他是麦金托先生,苏格兰的大家具制作商,后来我发现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说他冒昧地介绍自己,因为他就是那群帮我干活的伙伴中的一员。我记起来了,他有时不爱说话,一心想着那些兔子,而且也给其中的一只起了他的名字。可以想象,我遇到他有多高兴——他是我日后唯一遇见的一起养过兔子的伙伴。我希望能经常见到他,我们之间的友谊天长地久。(当我在今天,1913年12月1日,阅读这份手稿的时候,手头有来自他的一封珍贵的短信,这勾起了儿时我们一起玩耍的时光的回忆。他现在应该收到了我的回信吧,希望我的短信可以温暖他的心,正如他给我带来的一样。)

随着蒸汽机的引入和改良,丹佛姆林小作坊主的生意也每况愈下。于是,我们给妈妈在匹兹堡的两个姐妹写了封信,信上说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我们决定去投奔他们,也迁移到匹兹堡去。我记得曾听父母说,他们这么做不是为了改善他们自己的境况,而是为了两个儿子。姨妈给了父母一个满意的答复,于是我们做出决定在拍卖会上卖掉纺车和家具,父亲也经常用甜美的声音向我们歌唱:“向西,向西,奔向自由之邦,

在那里,密西西比河泛着亮光奔流入海,

在那里,人有人的尊严,即使他须辛勤劳作;

在那里,最穷的人也能收获到劳动的果实。”

拍卖的收益微薄可怜,让人失望。纺车几乎不值一钱,换不到任何东西,结果是我们还须二十英镑才能凑够全家去美国的路费。在这里,请允许我记录一下汉德森夫人的友谊之举,她是我妈妈的终生好友——她总是能吸引忠诚的朋友,因为她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她是艾拉·弗格森的女儿,她是通过这个名字而为我家人所认识的。她大胆地冒险借给我们还急需的二十磅,由我舅舅莫里森和姨夫劳德作保。劳德姨夫也给了我们经济支援和一些建议,为我们考虑到了所有的细节。我们于1848年5月17日离开了丹佛姆林。当时父亲43岁,母亲33岁,我13岁,而我弟弟汤姆还不到5岁。汤姆是个长着一头白色头发的漂亮小男孩,黑色的眼睛闪闪发亮,不管在哪,他都是引人注目的焦点。

除了一个冬天在美国上了夜校,后来有一段时间又请了一个法语家教晚上教我之外,我从此永远地告别了学校。那个法语老师是个演说家,我从他那里学会了如何演讲。我能读书写字,会使用密码,并且还一度开始学习数学和拉丁语。在去美国的航行途中,我给劳德叔叔去了封信,接着又被退了回来,这封信可以表明,那时候我写的一手比现在漂亮的书法。我曾努力学习英语语法,也达到了作为一个孩子通常应该学到的程度。除了华莱士、布鲁斯和伯恩斯,我少有其他读物,但我记得很多熟悉的诗歌,当然还有童话故事,尤其是《天方夜谭》,他们带着我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当我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故事时,我恍若梦中。

那天早晨,我们离开深爱着的丹佛姆林,坐在汽车里,沿着去查尔斯顿的运煤铁轨向前奔驰。我忘不了那一刻,我满含泪水站着,望着窗外,直到丹佛姆林在视野中消失。最后消失的建筑是那座伟大而神圣的古老大教堂。在我离开的前十四年中,我每天都要回想起那天早上的情景:“什么时候我才能再见到你呢?”这十四年中,只有很少的日子,我不曾在想象中看见大教堂的高塔上,那具有魔力的大字——罗伯特·布鲁斯国王。我所有的童年回忆,我对这片乐土的所有认识,像草一样,围绕这古老的修道院和它的晚钟丛生着。钟声每晚八点悠扬地鸣响,而对我,这是一种信号,我必须赶在它停止之前上床。在我的《美国的四驾马车在大不列颠》一书中,我曾经在写大教堂时提到这口钟,现在,我也要从中引用一段:

马车驶下廊道,我和沃尔斯教士长站在前排座位上,我听见大教堂的第一声钟响,是为了我母亲和我而鸣。我跪了下来,泪水不知不觉地夺眶而出,我转过身去告诉教士长,我没法坚持,必须放弃。有一阵,我感觉就要昏厥,幸亏我看见不远处没有人群。我有时间控制自己,我咬着嘴唇,直到流血。我低声对自己说:“没关系,保持冷静,你必须坚持住。”再没有一种声音如此地深入我的灵魂,不时闪现,用它那悦耳、优美、动人的力量将我征服。

伴着晚钟,我曾被抱上小床,进入孩提时那无邪的梦乡。每天晚上,当钟声敲响时,父亲或母亲慈爱地俯身面对我,告诉我钟声在说什么。通过他们的翻译,钟声的语言变得那么美好。这是从天堂和圣父那里传来的声音,在我入睡前,这声音会慈祥地告诉我,白天做了哪些错事。钟声平和,我知道敲响它的神灵看到了我所做的一切,但是并不生气,永远也不会生气——永远,只会感到遗憾——非常非常遗憾。今天,当我听到钟声,它仍然并不只是一种声音而已,它依然有它的含义,而现在它听上去就像在欢迎背井离乡的母亲和孩子归来,再一次托庇于它珍贵的关爱之下。

修道院晚钟在敲响时给我们带来快乐和荣耀,这并不是世界赋予自己力量设计的奖赏,而我们更少有能力。我的弟弟汤姆应该也在那里,这就是那时产生的想法。当我们要离开这里,去一个新的国度之前,他也开始知道这钟声的巧妙了。

卢梭希望能伴着优美的音乐死去,如果我能选择,我希望在我步入黑暗时,大教堂的钟声能在我耳边敲响,告诉我人生的竞赛已经结束,像召唤那个白头发小男孩一样召唤我入睡——最后一次。

我收到了很多读者的来信,在信里他们谈到我书中的这段文字。他们为之感动,甚至有人说他们在阅读的时候热泪盈眶。这种感情来自我的内心,也许,这也就是他为什么能够引起其他人心灵共鸣的原因吧。

我们先乘一艘小艇,然后在福思湾登上了爱丁堡号蒸汽船。当我将要被抱上轮船时,我冲向劳德姨父,紧紧地搂着他的脖子,哭喊着:“我不能离开你!我不能离开你!”一个和善的水手将我们分开,把我抱上了甲板。当我重返丹佛姆林,这个亲爱的老人来看我,告诉我这是他所见过的最感伤的别离。

我们乘坐八百吨的“威尼卡塞特号”帆船从道格拉斯出发。在七周的航行中,我和水手们变得熟络,我知道了缆绳的各种名称,并且能够指导乘客们如何应对水手长的指示。因为船上的水手不够,乘客们的帮助就显得非常重要。因此,一到周日,水手们就邀请我共享他们的美味——葡萄干布丁。我是依依不舍地离开这艘船的。

抵达纽约时,我感到晕头转向。曾经有人带我去爱丁堡见过女王,但那是我在移民之前最远的一次旅行,我们也没有时间去游览格拉斯哥。纽约是我见过的第一个大工业区,那里如蜂房般密密麻麻住满了人,它的热闹刺激让我眼花缭乱。我们在纽约停留期间,最令我震惊的是,在我走过城堡公园的草地保龄球场时,我的胳膊被人一把抓住,原来是“威斯卡塞特”号上的水手罗伯特·巴里曼,他按规定穿着制服,蓝色夹克配以白色裤子。我认为他是我所见过的最漂亮的男人。

他将我带到一个饮料摊上,要了一杯汽水给我,我就像喝着神酒一样,觉得无比受用。在那个时候,我所能想象到的,从那装饰精巧的铜制器皿流出来充满泡沫的仙酿,满是美好的华丽色彩,任何我所见过的东西都无法与之匹敌。好几次我路过那个地方,看见那个站在汽水摊旁的老妇人,我都会挂念那位亲爱的水手,不知他现在怎样了。我曾经努力和他联系,看他是否正安享晚年,也许我能尽些微薄之力,让他在垂暮之年多些乐趣。然而一切都是徒劳。每当我听汤姆·鲍林唱起那首动人的老歌,我在脑海里总是浮现出我那亲爱的“充满男性魅力”的老朋友巴里曼。只可惜,在此前他已去世。然而,他在那次航行中给我的照顾和友爱,使得一个孩子成为他忠实的朋友和仰慕者。

在纽约,我们只认识斯隆夫妇——著名的斯隆三兄弟(约翰、威利、亨利)的父母,斯隆夫人(尤菲米娅·道格拉斯)是我母亲儿时在丹佛姆林的朋友。斯隆先生曾和我父亲一起当过织布工。我们去拜访他们,并且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威利于1900年从我手里买下了纽约我家宅子对面的一块地,送给两个已婚的女儿,这样使得我们这第三代成为好伙伴,就像我们的母亲一样,这真是无上的乐事。

纽约的移民代理人劝说我的父亲通过伊利运河,经布法罗和伊利湖到克利夫兰,再由运河到毕佛——这段路程持续了三个星期。而如今坐火车只需十小时便已足够。但那时还没有火车通往匹兹堡,或者任何一个西部的城市。伊利铁路正在建设中,一路上,我们看到成群的人在上面劳动。年轻永远都不会犯错,当我回首当年在运河船上的三个星期,只有单纯的快乐。所有不愉快的事情都早已在我的记忆中淡去,只是除了在布法罗的那个晚上,我们被迫停在趸船上,等候那条要带我们经俄亥俄去匹兹堡的汽船。当晚我们第一次领教了蚊子的凶猛。母亲被叮得如此严重,以致在第二天早上已难以视物。我们的样子都很可怕,我已经记不起那晚的蚊灾是否使我睡得不香。我一向都睡得着,从不知道什么“恐怖的夜晚,地狱里的孩子”。

我们在匹兹堡的朋友一直在焦虑地等待着我们的消息,他们热情而富有爱心的欢迎使得我们忘记了所有的艰难。我们跟他们一起在阿尔勒格尼住了下来。霍根姨父的一个兄弟在贝利卡街尾开了一间织布店,有两层楼,楼上两个房间,我们就在那里安家住了下来(不需要交房租,因为它的主人是我的艾特肯姨妈),姨父的兄弟很快就不干织布的活了,我的父亲便接替他,开始织台布。他不只是织台布,到后来,他像商人一样走街串巷去推销。因为找不到批发商大批量订货,他只好挨家挨户地自己去推销,收入十分微薄。

像往常一样,母亲又挺身而出,没什么可以阻止她的。在她还小的时候,她就从她的父亲那里学会了怎样给鞋子镶边,以此赚些零花钱。如今,她的这一技艺可以为家庭的收入服务了。菲利普斯先生,是我的朋友和合作者亨利·菲利普斯先生的父亲,他跟我外公一样,也是一个鞋厂主,并且他还是我们在阿勒根尼时的邻居。母亲就从他的手里接活,另外她还要做家务——当然,我们家是没有仆人的——母亲,她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她每个星期能挣到4美元。她常常工作到深夜,白天或晚上若有空闲,暂时没什么家务的话,她便让弟弟坐在她的腿上,帮她把线穿进针眼里,再把线打上蜡。如同曾经对我一样,她会给他背诵苏格兰诗歌中的精华部分,她似乎已经把这些深深地记在了心里。有时她也会给他讲故事,每一个都寓意深刻。

这就是诚实正直的穷孩子比富家子最有优势的地方。护士、厨师、女家庭教师、老师、圣徒,母亲集这一切于一身。而父亲是榜样、向导、顾问和朋友!我和弟弟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与我们的这种遗产相比,百万富翁或者贵族的孩子所继承的东西又何足道哉?

我的母亲总是很忙碌,然而,不管工作多么繁重,都不会妨碍她在邻居们遇到困难时给予建议和帮助,邻居们很快就认识到了她的善良和智慧。很多人告诉我母亲为他们做了什么。在以后的日子里,无论我们住到哪里,事情都是如此。无论穷人还是富人,如果遇到难题,都会来向母亲寻求好的建议。无论她走到哪,她都能在邻居中展示出她的卓尔不凡。

第3章 匹兹堡和我的工作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能找到什么活儿干。虽然我刚过十三岁,但我十分渴望能找到一份工作,以帮助我们家在新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我所希望的前景开始成为一个可怕的噩梦。这个时期,我一直在想,我们要努力工作,省吃俭用,每年挣下300美元——每月25美元,来维持生活所需,而不需要依靠别人。那时所有的生活必需品还都是非常便宜的。

霍根姨父的那个兄弟经常询问我的父母是否有意让我干点什么,有一天发生了一件我记忆中最为可悲的一幕,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一幕。怀着世界上最善良的本意,霍根先生向母亲说,我善于学习,是个聪明的孩子。如果让我提着篮子装上些小玩意儿,到码头周围去叫卖,他相信我一定能赚不少钱。在此之前,我还不知道一个被激怒了的女人是什么样子。母亲当时正做着针线活,她猛地站起来,伸开双手,在他面前挥舞着。“什么?让我儿子去做小贩,混迹于码头上那些粗野的人中间吗?那我干脆把他扔到阿尔勒格尼河算了,你走!”她吼着,指着门口。霍根先生走了。

她站在那里,像一个悲剧中的女王,她禁不住伤心地掉下了眼泪,啜泣起来。但她并没哭多久,随后把她的两个孩子揽入怀里,告诉我们说,不要介意她的失态。在世界上,我们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如果我们只做正确的事,我们会成为受人尊敬的有用的男子汉。海伦·玛格丽特在写给奥斯巴尔迪斯通的回信中,威胁说要将她的战俘“碎尸万段,有如格子呢上的图案”。但是导致母亲发火的原因是不同的,并不因为做小贩是简单的劳动,她总是教育我们说懒惰是可耻的。而是因为,在她眼里,做小贩有点无业游民的性质,不怎么光彩。是的,母亲宁愿一手搂着一个孩子,与他们一起死去,也不要让他们在这么小的年纪就与低俗为伍。

当我回顾早年的奋斗,可以这样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家庭可以更令人自豪的了。那种对荣誉、独立、自尊的热烈期望遍布家中的每一个角落。沃尔特·司各特说伯恩斯在全人类中最独具慧眼,我要说,我的母亲也同样如此,正像伯恩斯说的:“她的眼睛即使看着空洞的空间,

依然透着对荣誉的热烈渴望。”

那英雄伟岸的灵魂远离了一切低俗、自私、欺诈、多变、下流和空谈。我的父亲也是自然的贵族之一,为一切所钟爱的圣徒。有这样的父母,我和汤姆没法不在成长中培养起高尚的品格。

在这件事情之后不久,父亲发现他有必要放弃他的手摇纺纱机,而进入布莱克斯多克先生的棉纺厂。布莱克斯多克先生是住在阿尔勒格尼的一个苏格兰老人。他还在工厂里为我谋到了一个绕线工的岗位,于是,我就在那里开始了我的第一份工作,每个礼拜可以有一美元二十美分的收入。这是一段艰苦的生活,冬天里,父亲和我摸黑起床,匆匆吃完早饭,要在天亮之前赶到工厂。而且,中间只有一小段午饭的时间,黄昏之后还得继续干活。我感到压力重大,从工作中也得不到什么乐趣。但是乌云总是镶着一道银边,因为这让我感觉到我为我的世界——我们的家庭做了些贡献。迄今,我已经赚得了亿万的金钱,但这些钱所带给我的快乐,都远不及我工作第一个礼拜所赚到的一美元二十美分。我已经是一个对家庭有用的人,是能赚到面包的人,不再是父母的负担了。我又经常听到父亲用甜美的声音唱着《小船一排排》,我还经常想着要实现歌词最后几行所描述的内容:“当阿莱卡、乔克还有吉奈特,

早早地从床上爬起,

驾着船排捕雀鳝,

我们也关心丽琴。”

我将要辞去我的小手艺了。在这里,我必须说明的是阿莱卡、乔克还有吉奈特是首先接受教育的。苏格兰是世界上第一个要求父母对他们的孩子进行教育的国家,不管他们的地位高贵或者卑微;苏格兰也是最先建立教区公共学校的国家。

不久,约翰·海尔先生,阿尔勒格尼的一个苏格兰线轴制造商,需要一个男孩。他来问我是否愿意去他那儿干。我答应了,在他那里,我每个星期可以赚两美元,但最开始的时候,这里让我比在工厂更感到厌烦。我要在线轴厂的地下室里操作一台蒸汽机,烧锅炉,这有点太难为我了。每天晚上,我坐在床上,摆弄着气压计。我有时担心蒸汽压力太低,上面的工人会抱怨动力不足,有时又担心蒸汽压力太高导致锅炉爆炸。

出于自尊,这一切都瞒着父母。他们也有自己的麻烦,有需要操心的事。我需忍受这些苦楚,表现得像个男子汉一样。我的期望很高,每天都盼着会发生什么变化。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我相信只要我坚持,它一定会来到。另外,在那些日子里,我还是像往常一样地问自己,如果是华莱士,他会怎么做?一个苏格兰男人应该怎么做?我确信一点,他永远都不会放弃。

有一天,机会来了。海尔先生要起草几份布告,可是他没有文员,自己也不擅长书写。他问我会哪几种字体,并且给了我一些书写的活儿。结果很让他满意,此后,他便让我给他做布告和报表之类,认为我很合适。我对算术也很擅长,他很快就发现,让我干其它的事情会更加符合他的利益。不仅如此,我相信这位可爱的老人对我这个白头发的男孩印象很好,他心肠很好,有时这个苏格兰人很愿意把我从蒸汽机旁解放出来。对我来说,工作不是那么让人厌烦了,但一件事情除外。

我现在的工作是把新生产出来的线轴放到油缸中清洗。所幸的是,这项工作有一个单独的工作间,只有我独自一人在那儿干活。可是不管下多大的决心,对我自身的弱点感到多么愤怒,都不能使我的胃不再翻江倒海地难受。我想努力克服由于油的气味所引起的恶心,但我始终做不到。这时,华莱士和布鲁斯的重要性就显现出来了。如果我牺牲掉我的早餐或是午饭,在吃晚饭的时候,我会有更好的胃口,因为我完成了当天的份额。华莱士和布鲁斯的真正信徒是永远不会放弃的,否则,他宁愿死亡。

和棉纺厂相比,我在海尔先生这里的工作要优越不少,而且在那里我还结识了不少对我很友善的雇主。海尔先生使用单条目记账法做帐,我可以帮他打理这些事情。但我听说大公司记账都采用复条目记账法。我和我的同事约翰·菲利普斯、托马斯·米勒、威廉·考利经过讨论,决定冬天时去夜校充电,学习那种更加庞大的记账体系。于是,我们四个上了匹兹堡的一家夜校,学会了复条目记账法。

1850年初的一个晚上,在我下班回到家的时候,得知大卫·布鲁克斯——电报公司的经理,曾问霍根姨父是否认识什么好男孩可以做信差。布鲁克斯和霍格姨父都是跳棋迷,他们是在下棋的时候提出这个对我来说意义非常的问题的。此类琐碎的小事常常会产生意义最为重大的结果,一个词、一个眼神、一个语调,不仅能影响一个人的命运,有时候甚至还能影响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一个有胆识的人会把什么事都视为小事。当有人劝他,少干点无聊的琐事吧,他会说,可以啊,如果有人能告诉他,什么算是琐事。年轻人应该记住,上帝最好的馈赠往往就隐藏在小事之中。

姨父提到了我的名字,说他可以问问我是否愿意做这个工作。我记得很清楚,我家还特意为此召开了家庭会议。当然,我欣喜若狂,恐怕没有哪一只笼中鸟比我更加渴望自由了。母亲很赞成,但父亲却有点不大同意。他说,这个工作我可能干不了,我年纪太小,身体也太单薄。每周2.5美元的薪水就证明他们需要的是一个更加壮实的小伙子。我有可能在深夜被叫起来送一份电报去乡下,还可能会遇到危险。总之,我的父亲认为我最好还是呆在原地工作。可后来他又撤回了反对意见,允许我去试一试。我也曾找海尔先生商量过。海尔先生认为这对我是个发展的机会,还说,尽管我的离去会给他带来不便,但他仍建议我去试一下,他还好心地说,万一我不能被录用,还可以再回他这儿,做原先的工作。

就这样决定了,我得过河去匹兹堡拜访布鲁克斯先生,父亲希望和我同去,最后定下来,他送我到电报公司,公司在佛斯和伍德街交叉的地方。那天早上阳光明媚,这是一个好兆头。我和父亲从阿尔勒格尼走到匹兹堡,距我家大概两英里的路程。到门口的时候,我让父亲在门外等我。我坚持自己单独上楼去见那个大人物,面对我自己的命运。这是我有意安排的,也许是因为在一定程度上,我已经把自己看成是一个美国人了。刚开始,孩子们总是叫我:“苏格兰佬!苏格兰佬!”而我会回答说:“是的,我是苏格兰人,并且引以为豪。”但在说话时,浓重的苏格兰口音被我改掉,只留下一点点痕迹了。因此,我想如果单独去见布鲁克斯先生,会比我好心的苏格兰老爸在场表现得更好,因为他看到我的样子可能会发笑。

我穿的是自己唯一的一件白色亚麻衬衫,我常常只在安息日的时候才郑重其事地穿上。外面是蓝色紧身外套和一整套在星期天才穿的行头。那时,在我进入电报公司后的几个星期之内,我都只有一件夏天穿的亚麻布衣服。每个周六晚上,不管那天我是否要值夜班,都可能到深夜才能回家。母亲都会等着将我的衣服洗干净,然后熨干,好让我在安息日的早上,能够干干净净地穿上它们。为了在这个西方世界赢得容足的空间,这个女英雄无所不做。父亲在工厂里长时间的劳动使他筋疲力尽,但是他也像一个英雄般坚强,从不忘记鼓励我。

面试很成功。我很小心地解释说我不熟悉匹兹堡,也不够强壮,可能不会被录取,但是我想接受考验。他问我多快可以过来工作,我回答说,如果需要我当时就可以留下来。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我想我的回答也许值得引起年轻人的思考。如果不抓住机会,那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他给我提供了一个岗位,但是有些意外事情还可能会发生,有些其他的男孩也许正在寻求获得这一机会。既然来了,我就决定留在那里,只要我能。布鲁克斯先生非常和善地叫过另外一个男孩,让他带我四处看看,我是额外增加的。他让我跟他走并且学习业务。很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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