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新生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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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日本史试读：
前言
客观地讲，尽管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界大大强化了对日本的研究，其成果也不少，但多数中国人仍然不太了解日本，甚至存在有意识的误解。尚会鹏在《中国人与日本人——社会集团、行为方式和文化心理的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中写道：“中国和日本既咫尺相邻又十分遥远，既相像又不同，既熟悉又陌生，既交往密切又互不信任。”其原因可能如同著名旅日华裔作家陈舜臣在《日本人和中国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中所指出的那样：“从历史上来看，日中两国的相互理解意外的有限，让人不禁大吃一惊。……如果是我们的文明‘掺水’后的东西，还有研究的必要吗？只有少数的好事之人，用掠过古董店门面的眼神稍微瞥了一下邻居日本。”其实，这种想法本身也是一个误解。
与那霸润的《中国化的日本——日中“文明冲突”千年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在内藤湖南“宋代中世说”的基础上，将21世纪中国崛起作为日本追赶的目标，即不适应近代工业文明组织结构的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却在全球化过程获得迅速发展。按照其观点，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在宋代形成，经济和社会彻底自由化，政治秩序却通过某个唯一势力支配的体制以及基于理想主义理念的统治行为正统化，这种体制直到今天没有变化。尽管古代日本具有“中国化”过程的历史，但渐行渐远，最终在江户时代形成了与中国传统社会文化截然相反的传统社会文化，即权威与权力分离（中国是权威与权力一致）、政治与道德分离（中国是政治与道德一体化）、地位的一贯性低下（中国是地位的一贯性上升）、农村模式秩序的静态化（中国是以市场为基础的秩序流动化）、人际关系共同体化（中国是人际关系网络化）等五个江户时代社会特征，直到今天也没有变化。正因如此，在应付西方工业文明的挑战时，日本的传统社会文化和社会组织原理容易组成近代“国民国家”，中国却在“民族”与“国家”之间徘徊，“国家认同”的课题甚至直到今天尚未完成。尽管这种说法值得商榷，但日本具有独特的历史与文化无需赘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今天已经走过68年的岁月，就中日关系来看，既经历过“以民促官、积累发展”的无邦交时期，也曾有过“官民并举、推进合作”的蜜月阶段，最近一段时期呈现出“政冷经热”乃至“政冷经冷”的局面，更因领土问题和历史问题出现大规模民众示威游行的景象，其重要背景之一是各自国内的发展变化。因此，为更全面地了解日本从1945年8月到2013年3月的历史，本书基于中日两国历史文化、价值观念、行为模式等存在差异的立场，试图通过较大的篇幅以及更多的视角叙述战后日本的发展过程。也就是说，除传统的政治、经济、安全、外交领域外，还在社会生活、民众思潮、时尚流行、学术观点、文学艺术等方面花费较多笔墨，例如“战败后的社会”、“废墟上的生活与精神”、“占领时期思想与文化”、“社会运动与校园斗争”、“大众社会形成”、“思想与行动”、“昭和元禄”、“一亿中流”、“居民投票与世纪末思想”、“组织化的松动”等章节，期望读者能够从中看出战后日本社会文化特征及其未来发展趋势。第一章占领与改革第一节 占领与占领政策一、占领过程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后，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美国太平洋陆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为占领日本的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在对美军下达停止战斗的同时，要求日本天皇、日本政府、日本大本营派遣代表到菲律宾，通告占领的日程。
同日，铃木贯太郎内阁全体辞职。为抑制军部的继续战争，内大臣木户幸一和枢密院议长平沼骐一郎协议后，向天皇推荐组成以东久迩稔彦为首相的皇族内阁。天皇指示“特别尊重宪法，以战败诏书为基础努力统制军队，维持秩序，收拾时局”。17日，成立的东久迩内阁为维持国内秩序和联络占领军，由山崎岩担任内务大臣、重光葵担任外务大臣。既是皇族又是陆军大将的东久迩担任首相前所未有，首要课题是阻止反对投降的军人及右翼的直接行动，同时也防止左翼发动革命运动，继续维持战前的各种体制。与此同时，如何对应即将进驻的占领军、避免直接占领、通过日本政府进行间接统治也是该内阁的重要使命。但社会舆论对该届内阁反应冷淡，普遍认为由多数保守(1)人物组成的政权难以应付战败局面，因而是一个短命内阁。
8月19日，日本参谋次长河边虎四郎中将率日本联络代表团到达马尼拉。美军将8月26日先遣部队到达日本、8月28日麦克阿瑟元帅到达神奈川县厚木机场、8月31日签署投降书的日程安排通告日本代表，但日本代表借口准备工作尚未完成，要求美军推迟到达日本。8月21日，日本代表团回到东京，通告美军进驻的各种事项。东久迩内阁表示难以在短时间内准备大量住宅、车辆，同时命令神奈川县厅尽量不要让美军进入东京地区。
8月23日，美军第八军司令艾克尔伯格中将下达进驻日本的命令，该军驻扎在关东地区以北的日本。25日，艾克尔伯格中将到达冲绳，但因台风，美军推迟到达日本本土。8月28日，美军150人组成的先遣部队抵达神奈川厚木机场。8月30日下午2点，麦克阿瑟乘坐“巴丹号”专机从冲绳到达厚木机场。发表简单讲话后，麦克阿瑟一行乘车赴横滨，沿途武装的日本兵与警察面对外并排站立，没有市民的影子。麦克阿瑟将新格兰特饭店作为自己的住处，将美国太平洋陆军总司令部（GHQ/AFPAC）设在横滨海关大楼，但当时对日本的占领既没有具体构想，也没有详细计划。
8月31日，麦克阿瑟表示将司令部迁移到东京，原因是横滨的生活环境太差。根据1949年4月经济安定本部的统计，因战争日本损失了24.6％的建筑物、80％的船舶。受害者875万余人，战死及下落不明者353万余人。大城市损失更为严重，1945年，横滨有人口62万余人，41％的城市烧毁，受害者高达58万余人。未被烧毁的住宅仅有10万栋，主要集中在港口附近，大部分为第八军占用。因此，当时(2)美军在日本征收的土地及住宅，横滨分别占到62.27％和61.25％。
为对应占领军，日本政府设置外务省的外部机构“终战联络中央事务局”，外务省调查局局长冈崎胜男任新机构长官，下设四个部，即第一部负责总体事务、与占领军的联络、翻译、杂务等，第二部负责政治、军事、治安、文教等，第三部负责产业、赔偿、交通等，第四部负责总务、在外国日本人、在日本外国人等。地方也设置“终战联络地方事务局”或“终战联络委员会”，但因占领政策尚未明确，这些机构只能处理事务性工作。
另一方面，为适应占领日本的需要，1944年美国在加利福尼亚创办“民政最终训练基地”，培养民政官员，并在1945年8月下旬将297名学员派遣到菲律宾，另外还有数千名学员在美国的基地等待派遣。因此，当时在美国太平洋陆军总司令部内部的直接占领机构为军政局，下设公众卫生福利处、经济处、财政处、补给处、运用处、政治处、人事处等七个部门。其中除经济处外，其他机构人员均处于十分缺乏的状态，例如财政处只有四名成员。实际上，占领军在马尼拉准备的物品仅有军政布告和作为货币使用的军票，客观上利用日本行政机构实施占领间接统治的方式便成为最佳的选择。
早在冲绳战役爆发后不久，美军发表在当地停止日本行政权并实施军政的布告，同时逐渐建设成军事基地。因此，美军在冲绳使用“B元军票”，另外也准备了大量在日本本土使用的军票。另一方面，军政局在马尼拉印刷了数十万份英文与日文的三种军政布告，计划在投降书签字仪式后发行。
9月2日上午9时，在停泊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举行投降书签字仪式，日本天皇以及日本国政府代表外务大臣重光葵、日本大本营代表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在投降书上签字。盟军方面有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以及美国、中国、英国、苏联、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的代表，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
尽管占领过程比较顺利，但也出现零星的美军士兵犯罪事件，多为强奸妇女，也有抢劫事件。8月31日，在东京日比谷有乐町派出所前，大藏省主税局长池田勇人等人乘坐的汽车也被两名美军士兵抢(3)走。占领当局发布取缔布告，严厉处罚犯罪者。
9月2日下午，总司令部通知横滨终战联络委员会代表第二天发行军政布告。在宣告日本政府权限隶属于盟军最高司令官的第一份布告中，规定包括行政、司法、立法三权的日本帝国政府所有权限均在盟军司令官之下行使，军事管理期间英语为所有领域的公有语言，英文及日文之间有关解释或意义不明时以英语为准等；第二号布告规定违犯占领政策者或对盟军犯罪者将由占领军法庭处死刑或其他判决等；第三号布告规定占领当局发行的“B元军票”为日本法定货币等。
为将总司令部迁往东京，9月8日，麦克阿瑟到东京视察。首先在美国驻日大使馆举行升旗仪式，然后在帝国饭店社长的引导下巡视了部分市区。由于空袭，东京90％的建筑物被烧毁，但皇居周围保存完好，因为当时没有将其作为轰炸目标。结果麦克阿瑟将美国大使馆作为自己的住处，同时将皇居对面的第一生命大楼作为最高司令部的办公地点。
9月17日，总司令部从横滨迁往第一生命大楼。麦克阿瑟特意发表声明：以千分之一的兵力顺利占领日本，是利用日本政府间接统治的结果，这样一来，六个月后可以将占领军减少到20万以下，但该声明遭到美国政府、军队、舆论的质疑。
占领日本的盟军兵力共46万人，除英联邦的少数军队驻扎本州岛西南的中国地区及四国地区外，占领军基本为美国军队，其中第八军在关东地区，第六军在关西地区，但因通讯设备遭破坏，修复困难，占领军迟迟不能到位。在横滨的第八军共有23万人，在京都的第六军海外服役时间较长，因而计划复员的兵员多，麦克阿瑟准备在1946年初将第六军合并到第八军。
当时担任占领行政的军政局成员只有百人左右，即使通过原有的日本行政机构也不可能管理8000多万日本人。10月2日，美国太平洋陆军总司令部军政局解散，设置盟军总司令部（简称“盟军总部”，GHQ/SCAP）。因此，当时存在两个总司令部，即美国太平洋陆军总司令部和盟军总司令部，前者负责指挥占领日本的军队，后者负责在日本实施改革，但两者的部分人员相互重叠。由于新设特别参谋部，所以原来的参谋部通称一般参谋部。一般参谋部同时也是美国太平洋陆军参谋部，分为G1（计划、人事、事务）、G2（情报、保安、监察）、G3（作战、训练、撤退）、G4（预算、设营、补给）四个部。特别参谋部取代9月28日废除的军政局，担当占领行政，在日本实施非军事化、民主化改革措施，因而一般参谋部为“军事部”，特别参谋部为“政治部”。与一般参谋部基本为军人不同，特别参谋部成员多为年轻的民间专家，大多为罗斯福新政的支持者，两者在占领政策上经常发生意见分歧。
特别参谋部是盟军总部的主要行政机构，成立之初由9个局组成，即负责中央及地方政治、行政的民政局；负责经济、产业、财政、科学的经济科学局；负责教育、宗教、美术、语言、图书、电影、戏剧、出版、广播的民间情报教育局；负责农业、林业、矿业、水产业的天然自然局；负责公共卫生及社会福利的公共卫生福利局；负责乙、丙级战犯调查的法务局；负责电信、电话、广播、邮政的民间通讯局；负责占领军非军事部门统计、制定资料的统计资料局（后为民间史料局）；负责占领军内部防止间谍、公安、日本国内监察、盗听、警察、消防、监狱、指挥海上保安行政的民间谍报局。另外还有负责调配占领军物资及干部的物资调配局，但不属于特别参谋部管辖。
1946年8月，盟军总部得到大幅度改编，增加许多部门。最高司令官下设副官，然后在参谋长下设四个参谋部和法务局、国际检察局、书记局、涉外局、外交局，在负责行政机构以及负责经济产业机构的副参谋长下设作为幕僚部的13个局，即民间财产管理局、公共卫生福祉局、民间情报教育局、民间谍报局、民政局、经济科学局、天然资源局、民间运输局、统计资料局、高级副官局、物资筹措局、一般会计局、民间通信局等，1947年9月增加赔偿局。盟军总司令部（GHQ）组织图（1947年9月）二、占领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反法西斯盟国就如何处理战败国不断协商，并逐渐形成占领政策以及战后国际体制。1941年8月14日，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英国首相丘吉尔签署《大西洋宪章》，宣布英美不追求领土扩张、尊重各民族自由选择政治形态、公海航海自由、放弃行(4)使武力、解除侵略国家的武装等原则。
1943年1月14—23日，英美首脑在卡萨布兰卡举行会议，在会后的共同会见记者时特别强调指出：“决定战斗到完全消除德国、日本战争力量，实现世界和平。所谓消除德国、日本、意大利的战争力量，意味着德国、日本、意大利无条件投降。”此时苏联正在与德国进行殊死搏斗，斯大林担心英美单独媾和，无条件投降旨在消除苏联的担心。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两国首脑阐明盟国的目的不仅是消除战争力量，而且根除征服与隶属的思想。由此可见，无条件投降方式不仅仅适用于军队，而且也适用于政府（国家），甚至改造国民的军国主义思想，以防止再次发动侵略战争。
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首脑在开罗聚会后发表《开罗宣言》。表示对日作战的目的是阻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盟国不扩张领土，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的一切岛屿，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使朝鲜自主独立。宣言最后指出：“我三大盟国抱定上述之各项目标与其他对日作战之联合国家目标一致，将坚持进行为获得日本无条件投降所(5)必要之重大的长期作战。”与此同时，在德黑兰召开苏、美、英三国首脑会议，主要讨论对德作战与处理问题。
1945年2月11日，苏、美、英三国首脑及三国外长、参谋长在雅尔塔举行会议后发表会议公报，就击败德国、德国的占领与管制、德国的赔偿、联合国会议等达成一致意见。同时，三国首脑还达成关于日本问题的协定，约定在欧洲战争结束后两个月或三个月内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其条件为外蒙古维持现状、南库页南部及千岛群岛等归还(6)苏联、恢复苏联在大连港及南满铁路的权益等。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促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提出的条件为：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之权威及势力，必须永久剔除；直至新秩序成立时，及直至日本制造战争之力量已毁灭，必须占领日本领土；日本之主权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盟国所决定其他小岛；日本军队在完全解除武装以后，将被允许返其家乡；对于战争罪犯，包括虐待俘虏者在内，将处以法律之严厉制裁。日本政府必须将阻止人民民主趋势之复兴及增强之所有障碍予以消除，言论宗教及思想自由及对于基本人权之重视必须建立；日本将被许维持其经济所必需及可以偿付实物赔偿之工业，但可以使其重新武装作战之工业不在其内；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对此种行动诚意实行予以适当及充分之保
(7)证。
8月10日，日本政府答复在维护国体的条件下接受《波茨坦公告》，盟国对此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的名义给予回答，其中暗示如果日本国民希望的话可以保留天皇制，同时明确表示“自投降之日起，天皇及日本政府对国家的统治权限属于盟军最高司令官”，即统治权属于盟国最高司令官。这样一来，不仅是军队的无条件投降，在政府统治权的行使方面也是无条件投降，包括改造国民思想的非军国主义化方面也必须接受占领军的政策。
在美国方面，早在1939年9月，国务卿赫尔曾咨询有关机构德国、日本投降将如何处理的问题。1941年，美国设置对外关系咨询委员会第二小委员会，1942年春在小委员会中设置“远东班”，开始具体探讨日本投降到占领以及占领形态、占领政策等。当时罗斯福总统以美国舆论为背景，主张非常苛刻的投降条件、彻底改造日本，但战前东京帝国大学研究生、在哥伦比亚大学及陆军军政学校讲授日本史的博顿等许多知日派主张以软性方式促使日本投降并实施占领，即进行诱导性改革，同时保留天皇制。
1943年陆军部设置担当占领行政的民政局，国务院设置“远东地区委员会”，研究占领日本问题。与此同时，陆军部、海军部在著名大学设置“民政训练学校”，培养占领地区的军政官员。对外关系咨询委员会也在1944年改组为“战后计划委员会”（PWC），并制定了类似波茨坦公告内容的文件。1944年12月，进一步组成“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三者调整委员会”（SWNCC），具体负责对日占领政策的制定。
1945年4月，美国政府将占领日本的基本政策决定为“SWNCC150”文件，即“投降后美国早期对日方针”。对日本的占领分为盟军最高司令官的军政、盟国监督机构下的间接统治、日本政府的自主统治三阶段，其中军政时间为18个月。修改后的150/2文件仍以三阶段占领为主，尽管已经决定保留天皇与天皇制，但仍以军政占领为中心，陆军部主张间接统治，因而文件再次修改为150/4文件。该文件在9月6日得到杜鲁门总统的认可，9月22日正式发表。“占领的目的是使日本不再成为美国及世界和平的危险，因而在盟军最高司令官的指示下，允许既存的统治机构行使国内行政职能”，即通过日本政府间接统治。
9月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颁布规定盟军最高司令官权限的指令——“JCS1380/6”，其标题为“对陆军元帅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发出的有关盟军最高司令官权限的通知”，具体规定了盟军最高司令官的权限和使命。其主要内容为：第一，天皇及日本政府的权限从属盟军最高司令官；第二，通过日本政府对日本进行管理；第三，波茨坦公告的各项条款必须完全实施。但对上述内容又附加解释，第一，我们与日本的关系不是基于契约的基础，是以无条件投降为基础的，司令官的权限是最高的，在其范围内无需接受日本任何异议；第二，此通知并不妨碍司令官具有必要时可采取直接行动的权利。司令官认为有必要采取实力行使的措施时，可强制性实施司令官发布的命令；第三，上述行为不受我们与日本契约关系的拘束，波茨坦公告在日本及远东的和平问题上诚意地显示我们政策的一部分，因此必须得到尊重与实
(8)施。
既然是盟军总部，那么在占领政策上也需要得到盟国的认可和支持。在战争结束后的8月22日，美国曾向苏联、中国、英国等国建议成立远东咨询委员会并召集会议。苏联希望成立决定占领政策的对日理事会，因而拒绝出席在华盛顿召开的远东咨询委员会。12月16日，在莫斯科召开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并达成协议，决定在1946年2月26日成立远东委员会（FEC）及对日理事会（ACJ）。
远东委员会由美国、苏联、英国、中国、法国、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菲律宾、新西兰等11个国家组成（后来缅甸、巴基斯坦加入），设在华盛顿。该委员会为对日占领政策的决定机构，即决定对日政策的原则性方针和政策以及根据成员国的要求审查美国政府对盟国最高司令官的指令和最高司令官所采取的行动，但该委员会决定的方针和政策不直接传达给日本的盟军总部，而是由美国政府按照其方针和政策制定有关指令，再将指令下达给盟军总部和麦克阿瑟最高司令官，由其在日本加以执行。远东委员会在决定对日方针和政策时，需要半数以上成员国的同意，其中一定包括美国、苏联、英国、中国等四个大国，其中一个大国不赞成，即使超过半数也不能通过。
对日理事会由美国、苏联、英国、中国等四个国家代表组成，是盟军最高司令官的咨询机构。最高司令官向日本政府发出指令前，事先通知该理事会并与其协商，但理事会对最高司令官没有约束和控制权限，更没有权力否决指令。占领日本体制三、东久迩内阁的措施
尽管皇族内阁在较为顺利地结束战争、解散军队、占领军进驻方面起到较大的作用，但东久迩内阁极力模糊政府乃至天皇的战争责任，例如东久迩首相在8月28日会见记者时强调“全体国民应当反省、忏悔，只有这样才能迈出重建国家的第一步，迈出国内团结的第一步”，提出“一亿人总忏悔论”。在9月5日的施政方针演说中，东久迩首相再次强调战争责任日本国民人人有份的“总忏悔论”。正如将“战败”说成“终战”那样，日本政府尽量将进驻日本的外国军队称(9)之为“进驻军”，而不是“占领军”。
为维持国内秩序，东久迩内阁制定《整顿、扩充警察力量要纲》，计划将警察数量从9万余人扩充到18万余人，特别增加“特高警察”的数量，以便彻底维护国体。为表示天皇对国民生活的关心，特地解除灯火管制、开放娱乐场所、停止检查书信等，但在新闻报道方面仍(10)有较强的限制。
在得到占领军准备发行直接军政以及军票等三个布告的消息后，日本政府担心军票的使用将影响到国内的金融财政，因而派遣大藏省官员与盟军总部进行交涉。与此同时，东久迩首相召开临时内阁会议，认为日本政府已经接受《波茨坦公告》，并履行了占领军的各项要求，因而不能实施军政，决定与盟军总部进行交涉。会议结束后，冈崎胜男在午夜赶往横滨，会见参谋次长马歇尔少将，要求中止发行布告，盟军总部可向日本政府下达指令，由日本政府加以实施，马歇尔少将答应报告麦克阿瑟司令官。
9月3日上午，重光外务大臣到横滨会见麦克阿瑟，陈述越过日本政府直接向日本国民发布指令将引起混乱，希望通过日本政府实施占领政策，并中止发行军票。麦克阿瑟表示接受其请求，后经有关部门协商，盟军所需资金由日本政府提供日本银行券。因此，不仅三个布告没有发表，而且其后盟军总部的政策也均向日本政府发出“指令”，然后由日本政府将其转化为“法令”或“政令”加以实施，正式实施保留原有日本行政机构的“间接统治”。9月10日，盟军总部颁布《言论及新闻自由备忘录》，废除战时为加强军国主义统治而实施的控制新闻、言论、出版、阅览等法令，但禁止批评占领军及其政策，为此对日本的五大报纸实施事前检查制度。
9月11日，盟军总部发出命令，逮捕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39名战争犯罪嫌疑者，其中包括内阁成员绪方竹虎的名字。东条在逮捕前自杀未遂，被送进美军野战医院。东久迩内阁决定日本自主审判战犯，但首先遭到天皇的反对，理由是不能以自己的名义处罚忠心耿耿的臣下。为了解盟军总部的具体占领政策，9月13日近卫大臣会见麦克阿瑟，同时，重光葵会见盟军总部参谋长，要求自主审判，但均遭到拒绝。
9月15日上午，盟军总部发表声明：“麦克阿瑟元帅希望日本明确理解，盟军在任何方面并不将日本与盟国的关系看做是平等的。不承认日本在文明各国中占有地位的权利，是打败的敌人。最高司令官(11)对日本政府下达命令，不是交涉。”因此，尽管当天下午东久迩首相与麦克阿瑟会见了50分钟，并在施政上得到盟军总部的认可，但没有达到日本自主审判战犯的目的。
由于没有及时得到盟军总部逮捕战犯嫌疑者的消息，9月17日，东久迩首相要求外务大臣重光葵辞职，后任外务大臣由吉田茂担任。9月20日，日本政府颁布了《波茨坦紧急敕令》，即不经过立法程序便可下达、执行盟军总部发布的命令。
东久迩内阁担心天皇成为战犯嫌疑者，因而刚刚上任的吉田外务大臣很快访问麦克阿瑟，就其与天皇的会晤事宜进行磋商。9月27日，天皇裕仁在美国驻日大使馆与麦克阿瑟进行了会谈，由外务省参事官奥村胜藏担任翻译。根据麦克阿瑟回忆录的记述，当时天皇表示“我是作为国民在战争过程中与政治和军事两方面所做出的一切决定和行动的全面负责者，把自己交给您所代表的各国的裁处而来访问的”。(12)麦克阿瑟为此感动，进一步强化了避免追究天皇战争责任的意识。但后来公开的奥村胜藏笔记记录天皇的话是：“关于这场战争，我本人是想极力避免的，但最终看到战争爆发这一结果，是自己最为(13)遗憾之事。”
两天后各大报纸准备以头版头条的位置报道天皇与麦克阿瑟会谈的消息，并附有两人的合影。照片上的麦克阿瑟身穿军便服，双手扶腰，一副神态自若的样子，矮其一头的天皇身穿礼服，双手下垂，神态拘谨，前者作为日本最高统治者的姿态一目了然。同时，各大报纸还刊登两名美国记者对天皇的采访。对于日本政府来说，这种报道有损天皇及日本国体的形象，内务省连夜发出紧急通告，禁止各报社发行第二天的报纸。盟军总部当日发出指令，要求东久迩内阁“撤销对新闻及通信自由的一切限制”及禁止发行报纸的政策。日本政府被迫取消禁令，各大报纸刊登的两人合影照片对日本国民产生了较大的心理冲击，战败的感觉愈加强烈。
尽管受到上述打击，东久迩内阁依然强化战时的统治体制，明显与盟军总部的占领政策背道而驰。10月2日，内阁内务大臣山崎严对路透社的特派记者发表谈话说：“管制思想的秘密警察现在仍然在活动，对进行反皇室宣传的共产主义者，不容赦免。……主张政治形态的变革，特别是主张废除天皇制的共产主义者，依照治安维持法应予逮捕。”内阁法务大臣岩田宙造对中国的中央社特别记者说：“作为(14)司法当局，目前还未考虑诸如释放政治犯之类的问题。”
对此，决心实施非军事化、民主化改革的占领当局自然非常不满，10月4日，盟军总部民间情报教育局发出通告给日本政府，即“有关撤销对政治、信仰及民权自由限制”（即“人权指令”）的备忘录，其内容包括思想、信仰、言论、人种等，指令全面废除在这些方面的差别及限制，而且也包括自由讨论天皇、皇室、政府的限制。要求废除《维持治安法》及相关法律、释放政治犯、废除特高警察，罢免内务大臣、警视总监、警保局长等4000名警察，并在15日之前详细报告处理经过，实际上等于命令内务省及其警察解体。东久迩首相感到难以执行其指令，决定内阁总辞职。
内大臣木户幸一、枢密院议长平沼骐一郎、副首相近卫文麿等重臣进行磋商后任首相人选，根据不为美国方面反感、无战争责任嫌疑、通晓外交事务的标准，决定推荐20年代实施“协调外交”、被认为是“欧美派”的币原喜重郎原外务大臣为第一候选人，吉田茂外务大臣为第二候选人。吉田前往盟军总部交涉，在得到麦克阿瑟的认可后，天皇敕令币原组织内阁。币原较为消极，理由是仅在外务省工作过，其他业务不熟，1931年退职以来一直在野，另外年龄也偏大，当时已73岁，面临的局势也异常艰难。经过多方做说服工作，币原答应出任首相。四、战败后的社会
战败对普通国民来说似乎是晴天霹雳，本来具有必胜信念、准备“玉碎”的大多数国民听到天皇的投降诏书广播后怅然若失。有在皇居前下跪道歉者，也有集体自杀者，“神风特攻”发起者海军中将大西泷治郎、陆军参谋总长杉山元、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等高级军官相继自杀。部分陆军叫嚷继续抗战，烧毁铃木贯太郎首相私宅，并占据上野地区。厚木机场的海军航空部队也散发传单，呼吁继续战争。但这些混乱规模不大，很快就平静下去，以美军为中心的占领军进驻十分顺利。其原因一方面是天皇及皇族的作用，即投降诏书的播放及皇族成员到海外各地传达投降命令；另一方面，心中对战争前途暗淡但没有表达出来的普通国民已经具备了战败的意识，甚至具有某种“解放(15)感”。著名作家高见顺在8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民众的氛围极(16)为稳定和平静，没有见到一个情绪激动的人。”另外一位著名作家永井荷风在9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耳闻目睹战败后的世间万象，竟无任何悲愁之景。眼见昨日还在日本军部的压迫下俯首呻吟之国民，居然一夜豹变，对敌国极尽阿谀逢迎之状。即便不是义士，又有谁不(17)对此疾首蹙额。”
当然，对于历史上第一次为外国军队占领的结果，日本政府及其国民心中无数，恐慌不安。战时灌输“鬼畜美英”意识，日本军队在中国及东亚各国犯下残暴行为的体验，因而多数国民认为美国军队也是如此。事实上，在横滨、千叶等美国军队最先登陆地区也发生不少掠夺、强奸事件。为此，日本各级政府通过报纸和传阅板报下达“迎接占领军须知”，防止不幸事件的发生。例如“不要在人前哺乳、光脚穿木屐等挑唆士兵之心的行为，姑娘不要无意发笑或撒娇，在路上被士兵打招呼、眨眼睛、吹口哨时，要冷静处理，即使问路也要公事公办地加以回答，决不能使用糟糕的英语以免引起误会”；“尽量不要接触外国士兵，女性不要一人出行或夜间外出，不要好奇地瞧外国士兵”；“只有女孩子在家时关闭门窗，如果门锁受到破坏就大声喊叫，或到有男性的家中躲避。组织自卫团，邻居通力合作，保护自己，免遭他们（外国士兵）不法行为的侵害。记住不法行为的地点、时间、不法行为者的服装、级别等特征并迅速联系警察”。实际上，占领军除极个别的士兵外，大多是友好的、绅士的行为，经常给日本儿童巧克力或口香糖，也与日本人进行棒球比赛，但具有反感、抵抗感的日(18)本国民仍为数不少。
为防止强奸行为的出现，8月18日，警视厅保安课召集花柳界代表，商议建立面向占领军的特殊慰安设施，并以内务省警保局长的名义向各府县拍发电报，传达其内容。8月26日，花柳界组成“特殊慰安设施协会”，同时从政府得到巨额补助金和大批相应的物资。大藏省主计税局局长池田勇人说：“拿出一亿日元来保护日本民族的纯洁，比较廉价。”该“协会”在各大报纸和街头刊登广告，“处理战后事宜的国家紧急措施需求新日本女性”，并提供衣物、食品以及住处等优惠条件。当时日本处在战后混乱时期，生活困难，绝大多数人缺乏食物、住处，因而大批不知内情且为生计所苦的年轻女性纷纷应聘。
东京地方政府在银座、大森、立川、调布等地设立20多处特殊慰安设施，各地也有类似设施，全日本约有20多万女性从事其职业。开张以后，美国大兵蜂拥而至，短时100日元，过夜300日元。因为性病在军中流行，美国国会也加以声讨，盟军总部遂颁布废除公娼制度的指令，特殊慰安设施随即在1946年3月关闭。迫于生计，多数从事其职业者变成街头流浪的娼妓，其他女性也加入进来，成为主要向美军士兵出卖肉体的“邦邦女郎”（涵义不明的俗称）。结果出(19)现了大量混血儿童，据估计总数有15万—20万人。
占领军进驻后，日本的风景也为此一变。到处是英语的招牌，身穿土黄色军服、驾驶吉普车横行街道。日本主要车站专门设置为占领军运输物资的铁路运输事务所（RYO），车厢上写有“USARMY”字样的占领军专用列车，车厢内整洁、舒适、快速，但日本国民乘坐的列车不仅脏乱不堪，而且严重超员，甚至在踏板、车顶上都挤满了外出寻找食物的人群，经常发生车祸。在战后极度缺乏物资的时期，专门为美军提供服务的酒店（PX）却陈列着丰富的商品。东京银座的服部钟表店、松屋等均为著名的PX店，地方也时常出现PX列车，其中部分商品通过与美军交往的女性即“邦邦女郎”或卖淫女流通到黑市，但普通日本国民很少能得到。
由于与占领军接触需要语言沟通，因而英语大为流行。战败后不久，小川松菊著、诚文堂出版的《日美会话手册》发行量高达360万部。当时日本广播协会（NHK）播出的英语会话节目深受欢迎，学习者超过100万人，其教材每月的发行量平均为50万部。为轻松地学习英语，各地自发组织学习班，数量也超过1000个。
与占领军的文化政策相关，广播的内容也发生较大变化。战前作为禁区的天皇制问题也成为可以进行讨论的节目，左、中、右的各界人士纷纷登场。麦克阿瑟将许多传教士邀请到日本，但在占领时期信徒并没有急剧增加。因为教会教授圣经讲义及英语会话，学习英语的日本人并非加入教会。
许多战时支持政府与“鬼畜英美”作战的邻居会、町内会、自卫团、妇女会等组织的中心成员以及学校校长、教员在占领军进驻后，立即将美国看作民主主义的代表，但也有不少农民、工人、普通市民认为“昨天还拼命为国家进行战争，因为战败而突然改变看法是不可能的”。日本共产党、自由文化联盟等民主团体，甚至认为被军部欺骗的国民也要求追究包括天皇在内的战争指导者、吹捧者、合作者的战争责任。这些左翼团体1945年12月8日在东京、大阪等六个大城市举行“追究战争罪犯人民大会”，同年12月2日的帝国议会也做出“关于战争责任者的决议”。因此，对盟军总部逮捕战犯表示欢迎和高兴。
1945年12月，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在日本进行舆论调查，普通日本国民在回答如何看待战败时，最多的答案是“日本将变成和平国家”以及“要清除军国主义者和军国主义思想的统治”，其比例为22％，难以回答和不清楚的占22％，主张“要使日本更加民主”的达到20％，主张“削弱地主及垄断资本家的力量”、“消除阶级差别”的占12％，只有5％的人认为“日本应该与战前一样”。多达62％的人仍然希望“天皇在位”，不置可否的人占22％，对天皇的敬畏感情变化不大；认为“天皇结果如何与自己无关”的人占4％，主(20)张“天皇退位”的占3％，对天皇持批判态度的人合计不过7％。另外，根据NHK电视台在1970年进行的舆论调查，日本国民在战败时的心情：因悔恨而哭泣的人为32％，因虚脱感而精神恍惚的人39％，感到松一口气的人为28％。由此可见，多数国民因遭遇未能预期的战败而感到手足无措，同时也具有从大空袭等战争恐怖中解放(21)出来的安心感。
战败与占领也推动了各种社会运动的出现，首先是市川房枝等人在1945年8月组成“战后对策女性委员会”，开展争取女性选举权的(22)活动，并在9月24日向政府提出给予女性选举权的要求。东久迩内阁对此较为消极，其后的币原内阁在第一次内阁会议中决定给予女性选举权。1945年11月3日，组成以市川房枝为会长的“新日本女性同盟”。作为战后最早的自发性女性团体，其纲领强调“连接政治与厨房、家庭生活合理化、将女性从各种封建拘束和金钱统治中解放出来，提高女性的经济、社会、法律等地位及其政治意识”。1946年3月，以羽人说子等人为中心，组成“女性民主俱乐部”，为女性解放开展各种活动。
1945年10月，水户高中学生通过统一罢课活动，迫使实施“军国主义恐吓教育”的校长辞职。东京私立上野高等女校的学生们为争取校园民主化举行罢课，并要求具有良心的教员返回学校以及公正分配学校收获的农作物等。其后静冈高中、佐贺高中、日本大学、法政大学、东京产业大学、大阪商科大学等学校也出现要求军国主义式管理学校者辞职、恢复进步教授的职位、承认学生自治等校园民主化活动。与此同时，成立学生自治组织，从1945年底到第二年春天，东京、京都、名古屋、九州等地均出现区域性学生组织。
知识界人士在1945年9月组成以建设民主主义及其文化为目标的日本文化人联盟，同年10月组成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中心的自由恳谈会，1946年1月组成民主主义科学者协会等。东京警察医院的护士为提高工资而举行罢工，并组成战后最初的女性工会组织。
在农村，广大农民反对地主收回租地，反对政府强行征收粮食，自主选举村长，并成立农会或农民委员会等组织，以保护自己的利益。在此基础上，黑田寿男、平野力三等社会活动家呼吁成立日本农民组合。1946年2月成立该组织，并决定了以“推动彻底改革农地制度”为主要内容的纲领和方针。第二节 非军事化与东京审判一、解散军队
盟军进驻日本后，首要的课题是解散日本军队。与彻底打败的德国不同，战争结束时日本仍有547万陆军、242万海军，总兵力为789万兵员的军队。日本政府的方针是“按照天皇陛下的命令帝国军队自动实施停止战斗、解除武装、复员”，但盟军总部在9月2日颁布的命令是日本军队向美、英、苏、中等四大国投降。实际上，日本军队在上述四国的监督下解除武装。
战争结束时日本本土约有军队219万人，到同年11月5日复员约215万人，复员率为98％，进展较为顺利。在这一期间，陆续废除了军事机构及有关军事法令。例如9月13日废除统率日本军队的大本营，10月15日解散元帅府、陆军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教育总监部。11月30日解散军事参议院、陆军省和海军省。与此同时，盟军总部先后指令日本政府废除了《兵役法》、《义勇兵役法》、《国防保安法》、《军机保护法》等一系列军事法令，然后又废除了《国家总动员法》、《战时紧急措施法》等有关战时体制的法令。另外，盟军总部下令禁止日本生产武器、弹药、军舰、飞机和军需物资，限制可用于武器和军需物资生产的原材料生产，禁止研究原子能和航空技术，解散东京大学航空研究所等与军事工业有关的研究机构。
在军队复员的具体事务上，10月18日厚生省成为中央政府负责复员的主管机构，12月1日，陆军省、海军省分别改编为复员第一省和复员第二省。1946年6月两个复员省合并为复员厅，1947年10月撤销复员厅，复员事务由厚生省以及援护厅的复员局管辖，并从事整理资料、调查研究和编纂战史工作。1947—1951年，盟军总部以编纂战史为由，在参谋二部设置历史科，任用太平洋战争爆发时的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服部卓四郎等旧日本陆海军参谋人员。另外，保留了旧日本海军的一支扫雷部队，1945年拥有船只350艘、人员1万人，直(23)到1949年仍是西太平洋地区最大、能力最强的扫雷力量。
1946年1月4日，盟军总部颁布《剥夺公职令》，即“关于剥夺不适合从事公务者之公职”的备忘录以及附属文件“应罢免及解除的种类”，规定七种人为不适合从事公务者并剥夺其公职，即A、战争罪犯；B、职业军人、宪兵队员、情报机关人员等；C、极端国家主义团体及暴力主义团体的主要成员，并解散其团体；D、大政翼赞会、翼赞政治会等团体的骨干成员；E、中日全面战争后在殖民地、占领区的金融机构干部；F、殖民地、占领区的行政长官；G、利用言论、行动、暴力等手段压制反军国主义者并支持战争者。新闻界称为“无血革命”的剥夺公职行动基本原因是清除军国主义分子，直接原因是为战后第一次众议院议员选举（简称“大选”）审查候选人的资格。
同年8月，盟军总部要求将剥夺公职者扩大到地方公务员、经济界及言论界人士等，为此在1947年1月4日全面修改“剥夺公职令”。根据该项法令被剥夺公职者近20万人，其中80％为军人，因“间接统治”和指定企业较迟，行政官僚和经济界人士较少。由于剥夺公职的具体实施委托日本的“是否适合公职审查委员会”进行，所以也有借机清除政治对手的行为，例如被媒体和政界称为“Y项剥夺公职”是指吉田茂任外务大臣和首相时经常利用“剥夺公职令”解除那些自己不喜欢的官僚或政治家的公职，甚至在解除剥夺公职处分时有意推(24)迟某些政治家恢复公职，以确保自己在政界的地位和影响力。
另一方面，战争结束时日本在海外的军队368万人，到1946年6月复员191万人，复员率为52％，其主要原因是日本海运力量在战争中丧失殆尽，海外人员迟迟不能回国，这种状况直到美国大量贷给船只后才有所改变。
除军队外，海外的日本人还有军属及平民，总计660万人。大量平民的遣返回国无法律可循，完全依赖各国的人道主义措施。战争结束时日本原有的殖民地、占领区划分为五大军管区，分别委托美国、英国及荷兰、澳大利亚、中国、苏联等国管理。具体地说，中部太平洋诸岛、菲律宾、南朝鲜等地区由美国管理，缅甸、泰国、马来西亚、越南南部、西部新几内亚、爪哇岛等地区由英国及荷兰管理，澳大利亚本土、东部新几内亚、文莱等地区由澳大利亚管理，中国本土、台湾、越南北部等地区由中国管理，中国东北、北朝鲜、库页岛及千岛群岛等地区由苏联管理。
在美国军管区约有90万日本人，到1947年6月基本较为顺利地遣返回国。在英国及荷兰军管区约有75万日本人，到1948年1月基本遣返完毕，其中有13万人作为俘虏从事一年的土木工程建设。在澳大利亚军管区约有14万日本人，到1948年3月遣返完毕。在中国军管区约有200万日本人，到1949年3月遣返272万日本人，其中包括中国东北地区的105万日本人，约有5万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仍然滞留在中国。从1953年3月到1958年7月，分为21次、共有3万日本人从中国大陆回到日本，另外还有经过中国教育、感化的日本战犯。
在苏联军管区扣留的日本人约有58万人，并带往西伯利亚，因过度劳累和营养不良死亡4万多人。根据1946年的美苏协议开始遣返，但1950年4月终止。1953年11月再次开始遣返，1956年《日苏共同宣言》发表后得到全部遣返，共有47万多日本人回国。在苏联占领的库页岛、千岛群岛上约有37万日本人，其中数万人在战争结束时回到北海道，其他人到1958年全部回到日本。从北朝鲜回国的日本人有32万多人，其中30多万人通过北纬三八线到南朝鲜后回国，其他(25)人在1956年4月遣返回国。
从整个遣返过程来看较为顺利，1945年10月1日到1946年12月31日，超过510万的日本人回到日本，另外100万日本人也在1947年回到日本。但在返回日本途中也经历了苦难和死亡，在中国东北地区，约有18万日本平民和7万日本军人在投降条约签订后的混乱和严冬中(26)死亡。从该地区仓皇离去的日本人通常携带力所能及的财产和食物，途中仍然不得不将最小的子女留给当地的中国农民，另外在回国途中遭遇霍乱、伤寒、天花等流行病而死亡的人也不在少数。即使踏上日本的土地，也仍然存在失去生命的危险。数量有限的海外回国者收容所难以提供充足的食物和有效的治疗，不少人因营养不良和疾病去世。从海外回国的日本人既没有住房也没有职业，暂时借住在亲戚(27)朋友家，其后散居到回国者住宅区或北海道等地的开拓村中。
亦有离开日本者，也就是遣返战争中滞留日本的外国人。首先是盟国的战俘，当时在100多个集中营中关押着数万盟军战俘，他们大多营养不良，身患疾病，到1945年10月31日，总共有3万多名美国战俘获释并经由马尼拉回国，在途中有187人转入医院治疗。在日外国人最多的是朝鲜人，战争结束时约有240万人，另外还有10万包括台湾人在内的中国人。这些朝鲜人和中国人大多是战时移居日本者，其中有72万朝鲜人和4万中国人是被日本军队强制带到日本的劳工，战争结束后他们提出尽快回到自己的国家、对战时奴隶性待遇给予补偿、保障在日期间生活等要求。为实现回国的目的，外籍劳工不断发起抗议活动，特别是在外籍劳工超过全部煤矿工人45％的北海道，从(28)1945年8月15日到11月28日，共出现31次“暴动”。
尽管外籍劳工遭到非人式的待遇，但战争结束后没有任何补偿就回到自己的国家。例如新兴财阀昭和电工下属的日本冶金工业股份公司，从1940年开始在京都大江山矿山正式生产镍金属。中国河南省的200名农民在1944年被强制送到这个矿山从事生产，因恶劣的劳动条件及严重的粮食不足，到战争结束时死亡12人，许多人受伤或营养不良，既没有发给工资、也没有给予任何补偿就被遣返回中国。(29)
为维护日本社会的秩序，占领当局鼓励在日外籍劳工回国，并向日本政府提出具体的送还计划。到1946年12月，大多数中国劳工得以回国，2/3的在日朝鲜人也回到朝鲜半岛，但仍有50万以上的朝鲜人滞留日本。在日朝鲜人组成“在日朝鲜人联盟”、“朝鲜建国促进青年同盟”、“在日朝鲜居留民团”等组织。“在日朝鲜人联盟”不仅参加了在首尔召开的朝鲜民主主义民族战线结成大会，而且积极参加日本共产党的组织与活动。
战争结束时，日本全国还有超过60万人的战争寡妇和12万战争孤儿。这些战争时期受到公众舆论敬仰并得到财政补助的战争寡妇在战争结束后不仅遭到邻居的歧视，也失去了经济来源，生活艰难。失去父母的战争孤儿和那些因生活困难离家出走的儿童构成庞大的流浪儿童群体，他们住在火车站、高架桥、铁路桥下，以擦皮鞋、卖报纸、乞讨、偷盗、卖淫等途径生存，成为犯罪的根源。二、废除军工企业及赔偿
从“非军事化”的立场出发，在战后的最初几个月中，占领军在日本销毁和没收火炮4万门、枪支200万支、弹药10万吨、飞机1.3万(30)架、坦克3000余辆、舰艇约50万吨，价值数十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国认为日本工业设备几乎大部分为进行战争而使用，因而除维持日本最少限度之外的一切工业设备，将作为实物赔偿物资拆迁到盟国，以便达到日本武装全部解除的目的。按照《波茨坦公告》“实物赔偿”的原则，“投降后美国早期对日方针”规定了日本支付赔偿的具体内容：一是移交海外资产；二是移交“对日本和平经济和对占领军的供(31)应并非必需的物资或现有的基本设备和设施”。
1945年11月13日，美国总统特使、盟国赔偿委员会美国首席代表波利到达日本，他在致麦克阿瑟的信中提出具体设想：第一，立即拆迁或摧毁兵工厂和生产战争工具（海军舰船、飞机）的工厂；第二，严格限制其他工业能力（保留年产200万吨钢的能力，将金属加工能力限制在与钢铁生产能力相称的水平上，日本商船最大者不得超过5000吨）。据波利的粗略估计，要将日本多余的工业能力转移到亚洲邻国，须拆迁全部机床的50％即35万—40万台、20家造船厂中的全部设备和附属设备、年产250万吨以上的炼钢能力（占当时1100万吨(32)炼钢能力的77％）以及50％的火力发电能力。12月18日，回到华盛顿的波利正式提出“中间赔偿报告”，并得到美国总统及政府的批准。但日本政府认为过于苛刻，连续提出三个文件，要求大幅度放宽对日本重化学工业生产规模的限制。美国政府做出让步，1946年4月1日的“波利综合报告”对此加以解释说：这是对“肥料的需求作进一步考虑”的结果。
1946年1月20日，盟军总部向日本政府发出指令，首次指定393家飞机制造厂、陆海军兵工厂和战争物资实验室用于赔偿。到同年8月24日，指定的工厂数目达到1006家。但在具体拆迁的执行过程中，美国政府及盟军总部对日本经济规模的限制逐渐放宽，因为麦克阿瑟不断声称“对拆迁赔偿的担心，使日本不可能复兴基本工业，从(33)而无力支付至关重要的进口”。
美国以波利报告为基础制定的临时赔偿拆迁计划在1946年3月提交远东委员会，从同年5月13日到12月6日，远东委员会对该计划进行审议并进行修改，最后发表了“临时赔偿计划”，主要内容为：（1）海陆军兵工厂全部拆迁，但在设计与构造上用于制造军备的设备另作处理；造船设备另行规定；制造消耗性军需品例如纱布、粮食、药品等的设备应留待讨论最后赔偿方案时决定，暂不拆迁；制造肥料及燃料的设备另行规定。（2）飞机工厂全部拆迁，但限于专造飞机的设备，将由和平工业改造者另行处理。（3）轻金属工业，除一万五千吨年产能力的铝压延设备外，全部拆迁。（4）工具机制造业，超过两万七千部年产能力的设备拆迁。（5）硫酸业，超过三百五十万吨年产能力的设备拆迁。（6）造船设备，超过十五万吨年产能力的造船设备及三百万吨的修船设备拆迁。（7）钢铁轴承制造设备，超过年产成品价值1939年日币三千二百五十元的设备拆迁。（8）钢铁，超过年产三百五十万吨的钢块生产设备和超过年产二百万吨的生铁生产设备拆迁。（9）火力发电，超过八万二千五百吨年产能力的设备拆迁。（10）纯碱，超过六十三万吨年产能力的设备拆迁。（11）火力发电所超过二百十万千瓦的设备拆迁。（12）民营军需工厂全部拆迁。（13）人造石油与人造橡皮工厂全部拆迁。（14）钢铁压延设备，超(34)过二百七十七万五千吨年产能力的设备拆迁。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编印：《在日办理赔偿归还工作综述》，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710。由此可见，该赔偿计划比波利报告较为宽松。
远东委员会还讨论了日本海外资产的处置与占领日本的费用问题，但因美苏的对立以及各国之间的利益难以协调未能达成协议。即使远东委员会的临时赔偿计划也因各个索赔国都希望自己得到较大份额，因而无法就日本国内工业赔偿设备分配份额达成一致。1947年4月3日，美国单方面公布“日本赔偿的前期拆迁议案”，规定先行移交赔偿数额的30％，其中中国为15％，菲律宾、荷兰、英国各为5％。尽管遭到各有关国家的指责，但在1947年4月4日，美国向盟军总部下达临时指令，执行前期拆迁计划。同年9月，盟军总部将17家兵工厂作为第一批赔偿设备。11月24日，盟军总部指令日本政府将横滨第一海军工厂的部分设备移交中国、荷兰、英国。同年12月2日，盟军又指令拆迁包括名古屋陆军工厂、横须贺海军工厂在内的17家工厂中的机床及其附属设备约19600台。1948年1月16日，第一艘装载1610吨日本机器设备的轮船驶往中国，这是拆迁赔偿的开端。
在远东委员会讨论赔偿份额之际，日本政府向盟军总部不断要求减轻日本的负担。1947年1月，美国陆军部为重新审视日本赔偿计划，成立以斯特赖克为主席的日本赔偿特别委员会，到日本调查其赔偿能力。同年2月该委员会在向麦克阿瑟提交的报告中，强调继续执行现行赔偿计划会对日本经济造成灾难性后果，致使日本工业瘫痪，而且(35)危及占领目标，并使美国消费者付出更大的代价。因此，主张日本保留的炼钢能力从350万吨扩至470万吨，机床数量从2.7万台增至(36)4.05万台，暂不拆迁任何发电设备。经过多方协商，美国在1947年4月8日公布对日赔偿计划立场的新文件，确定从日本拆迁价值总额约为25亿日元（1939年价格）的各种设备作为赔偿。
在麦克阿瑟的要求下，美国陆军部再次派遣斯特赖克前往日本，并组成以其为主席的海外咨询公司，要求其对日本的工业实际能力、日本经济稳定与自给自足经济所需的工业设备及可供赔偿的数量进行广泛而详尽的研究并提出建议。该公司从1947年7月到12月在日本进行了考察，并在1948年2月提出最终报告，主张重建日本经济，并尽快利用其大部分工业潜力而非拆迁工厂的手段，满足远东地区对工业设备的需求，为此减轻日本设备拆迁负担的1/3。此时美国对日占领政策发生变化，日本政府趁机再次提出更为减轻赔偿负担的具体方案。
1948年3月，美国总统杜鲁门授权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主任凯南赴日考察，一个月后提出《关于美国对日政策的建议》，指出必须从国际上遏制苏联、在日本国内防止社会主义化双重基点上审视、修正现行对日政策，应将占领政策的重点从民主化的政治改革转移到经济复兴上，不应准许从日本拆迁超过限定计划30％的赔偿项目，而且拆迁时间应在1949年7月1日以前完成。
为进一步放宽对日本经济规模的限制，1948年3月，以约翰斯顿为主席的陆军部顾问小组访日，就日本的拆迁赔偿规模提出新建议。该顾问小组两个月后提出报告，其要求的日本拆迁赔偿负担仅相当于波利报告的60％。该报告引起陆军部与国务院的激烈争论，麦克阿瑟表示支持军方，认为日本一旦完成30％的拆迁计划，就应停止继续支付赔偿。国务院对此做出让步，与陆军部在1948年10月14日达成谅解备忘录：“谋求尽早中止赔偿问题的不确定性。……如有必要，则……限制交付工业赔偿至约翰斯顿报告水平左右的程度。并辅(37)之以一个美国打算反对任何进一步对日索取赔偿的坚定的声明。”
1948年12月，美国政府指令麦克阿瑟实施“稳定日本经济九原则”，麦克阿瑟回答说如果继续执行拆迁赔偿计划将无法执行稳定日本经济的各项要求。国务院和陆军部共同起草停止实施赔偿计划的文件，1949年5月6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其文件，并取消1947年4月远东委员会确定的“各国分配份额”原则。5月12日，远东委员会美国代表科伊正式宣布：美国单方面取消1947年4月3日的临时赔偿指令，中止实施其所规定的提前偿付计划。5月13日，美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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