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朱迪斯哈里斯（JudithR.Harris）著,张庆宗译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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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养的迷思试读：
第二版序言
他们叫我“来自新泽西的奶奶”，说我勇气可大了！十年前，当《教养的迷思》第一版发行时，我住在新泽西，那个时候我已经六十岁了，有一个小外孙女，现在她已到了青春期。目前我四个孙辈中最小的都已上了托儿所。
至于我的勇气，我得说一点儿都没变。虽然这是《教养的迷思》的第二版，但它传递的信息仍然与第一版相同，即“专家们”是错误的。父母的教养并不能决定孩子的成长，孩子的社会化不是家长帮助完成的。教养假设是一个无稽之谈，许多支持教养假设的研究都毫无价值。妥协从来不是我的强项。
尽管这本书传递了丝毫不妥协的信息，但第一版的面世遭到了激烈的批评，还被召回过一次，我想人们对该书再版的反应不会再那么强烈了吧？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
我不断地在超越自己，我的第一个工作是向大家介绍这本修订版的《教养的迷思》。书中有一个新的介绍，附录2中“测试儿童发展理论”是全新的。附录2中描述了一些用来测试我的理论的研究，非常新颖，有的还没有发表。有趣的是，这些研究不是儿童发展心理学家设计的，而是犯罪学家设计的。
正文中有许多小的变动和一些较大的变动。我修订了一些错误，对有些难懂的、容易引起歧义的段落做了修改。为了读者能更好地理解后面讨论的话题，我对部分章节进行了改写。但无论是正文部分，还是尾注部分，我没有做全面的修改，因为这本书的第一版已出版，做大的修改意味着要写一本新书。
碰巧我写了一本新书：《基因或教养》（No Two Alike：Human Nature and Human Individuality）。该书除了更新了一些研究之外，还对理论部分进行了更新。这虽然不是大的革新，但新的理论充实了你手头上这本书的内容。计算机行业人士会说，这不过是又多了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罢了。原来的理论很好地解释了社会化的过程，但在解释人格的个体差异时却含糊不清，即使在同一个家庭中成长的同卵双生子身上，人格中的个体差异都十分明显。《基因或教养》重点讨论人格差异，而《教养的迷思》主要讨论社会化问题。
我很清楚社会化和人格发展是两个不同的过程。社会化是让儿童更加适应自身的文化，使自己的行为与同性别同伴的行为更加相似的过程。而人格发展正相反，它要么保持、要么扩大了个体之间的差异。将这两个过程混为一谈是我的过错，但自弗洛伊德以来的所有的心理学家都是如此。第一章中谈到行为主义者摒弃弗洛伊德心理学，但摒弃得并不彻底。
然而，十年前该书第一版问世时，没有人指责我背离得不彻底。相反，我被描绘成一个疯狂的激进分子，一个极端分子。如果说家长对孩子的影响被夸大了，人们可能会打着哈欠接受这个观点。但我的观点显然被视作异端邪说，我认为家长对孩子的人格不会产生持久的影响，也不会对他们走出家门后的行为方式产生影响。这个命题并不是说家长不重要，实际上，他们在孩子生命中扮演了其他的角色。但当媒体把我的论点用简单的几个字来表述时，这些细微的差别就已荡然无存了。《新闻周刊》的封面上赫然出现了“家长重要吗？”这个大标题。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也在《纽约客》上发问“家长重要吗？”家长看到这个提问后大为光火，这显然可以理解。一时间，美国几乎所有的报纸和杂志上都刊登了对这本书的意见,甚至《乡村遗产》，一个支持马、骡、牛养殖的双月刊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在《白板说》（The Blank Slate）的第十九章中所描述的发生在《教养的迷思》之后的事情，使他惹火上身。我得设法平息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愤怒。有博士学位的人说我没有博士学位，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发展心理学家们排起队来告诉记者，说我忽视了所有的证据。有些人指责我，说我允许家长虐待或忽略自己的孩子，说我断言孩子不需要家长，这些指责都是错误的。
但事情也有好的一面。我以前在家里安静地工作了二十年，除了家人，很少能见到其他人。突然，所有的人都想跟我说话，记者和电视台的工作人员蜂拥而至，我的家立刻变得门庭若市。当这本书在国外出版后（已被译成十五种语言），国外的记者也纷纷前来。我收到了来自许多不同国家、不同阶层的人写给我的信和电子邮件，有少数讨厌的人，但绝大多数都非常友好。《教养的迷思》甚至给著名的漫画家（现在已退休）朱尔斯·费弗（Jules Feiffer）带来了创作的灵感。他用六幅画描绘了一个躺在心理分析师诊所躺椅上的人。这个人说：“在我这一生中，当我交不到女朋友、找不到工作时，我总是责怪我的母亲……就在这个时候这本书出版了。这本书科学地验证了家长对我们的成长并不起太大的作用，而是我们的同伴在影响我们！……不是我的母亲毁了我的人生，而是弗雷迪·阿布拉莫维茨。”
不，不是弗雷迪·阿布拉莫维茨。费弗并不是唯一犯这个错误的人。让我借这个机会消除人们关于同伴影响一个人成长的误解。
首先，你不能将你的烦恼归结于你与你母亲的关系上，也不能归结于你与弗雷迪·阿布拉莫维茨的关系上。人际关系的确很重要，他们会产生强大的情感力量，占据我们思维和记忆中的一大部分，但是人际关系对我们的成长并没有太大的影响。我的理论并不是将社会化归因为同伴关系或同伴之间的互动。
我用的“同辈群体”（peer group）这个术语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困惑。它让你想到一群整日在一起闲逛的青少年，当然这些青少年也是同辈群体，但是在该书中，同辈群体的内涵要大得多。我在第七章中解释过，“群体”是“社会范畴”。所谓社会范畴，例如，“女孩”可以是一群人，也可以不是。如果认同“女孩”的社会范畴，一个小孩就会被社会化为女孩。她要学会孩子的行为方式（而不是成年人的行为方式），还要学会女孩的行为方式（而不是男孩的行为方式）。即使她生活的地方只有两三个女孩，她仍然会认同“女孩”这个社会范畴。即使其他女孩不喜欢她，不愿意跟她玩，她还是将自己归类为女孩，哪怕她也不喜欢她们。
对“同辈群体”概念的混淆也引起了其他的误解。该书中提到的群体社会化理论并不是主要关于青少年这个群体的。社会化不是指那些只发生在大孩子、不发生在小孩子身上的事情，也不是指孩子越大、发生越多的事情。我说的是孩子一旦迈出家门，与其他孩子在一起时，社会化过程就开始了。这个过程早在两岁时就开始了，对大多数孩子来说，从三岁开始。
该理论也没有描述近来社会上出现的问题，这些所谓由家长造成的问题只不过是人们臆想出来的罢了。尽管文化在发生变化，但如今的孩子与过去的孩子相比，并没有更多地受到同伴的影响。群体社会化理论关注的是孩子的智力活动，如今孩子的智力活动与早期孩子的智力活动并没有什么两样。
因此，我在该书中提到的理论和观点并不仅仅适用于生活在当今复杂的都市化社会中的孩子们。人类学家、生态学家和历史学家发现不同社会、不同历史时期的父母教养方式存在着显著差异。尽管如此，全世界的儿童都是一样的。在每一个社会里，孩子们都强烈地渴望与其他孩子在一起。至于他们在一起做什么，这在世界范围内、不同历史时期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人们对我另外一个误解是：我对教养假设的摒弃主要基于双生子研究。双生子研究提供的证据固然重要，但它不是唯一的证据。双生子研究的证据很重要，因为它与许多不断出现的、令人费解的研究发现吻合。例如，独生子与有兄弟姐妹的孩子没有太大的差别，上幼儿园的孩子与在家由父母照看的孩子没有太大的差别，有两位同性家长的孩子与有两位异性家长的孩子没有太大的差别等。在该书中你会发现许多观察实例与儿童发展的普遍观点并不一致。我内心深处储存的观察实例为第十二章中所描述的顿悟打下了基础。正如一位聪明的读者所说：“设法将现存的事实塞进一个过时的理论框架中就像将一个小号的双人床单套在一个大号的双人床上，一个角套上了，另一个角就掉下来。”最后人们不胜其烦，只好把旧床单扔掉。
尽管这是一个家庭主妇的比喻，但并不因为我是全职母亲，就排斥教养假设，是证据使然。当我做母亲时，大脑中关于儿童发展的观念都是传统的、约定俗成的。在我开始对那些观念产生质疑时，我的孩子已长大成人，成功地过上了成年人的生活。遗憾的是，对于他们的成长，我不能给我自己加分。
但我的理论有证据支撑并不意味着它已被证实。朱尔斯·费弗漫画中的人物说这本书“科学地证明了家长对孩子的成长是不起作用的”。科学地讲，“不起作用”这个观点是不能被证明的，因为人们很难检验“零假设”。与其验证零假设，还不如捍卫它。我的立场是：父母的教养方式对孩子的成长不起作用。现在轮到信奉教养假设的人们去寻找证据来推翻零假设，他们需要具有说服力、值得推敲的证据。
虽然经过数十年的努力，他们仍然一无所获。至少到2005年他们还没有找到相关证据。一位非常坦诚的发展心理学家2005年在一个在线杂志《边缘》中公开承认：“心理学家还没有向持怀疑态度的人证明父母有强大的影响力。”在一群回答“你自己都无法证明的东西，你相信是真的吗？”的科学家和技术专家中，波士顿学院的发展心理学家埃伦·温诺是其中一员。温诺说她认为“家长的确塑造了自己的孩子”。虽然她不能证明教养假设，但她依然信奉教养假设。她没有放弃希望，她坚信总有一天会找到证据，到那时朱迪思·哈里斯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其他心理学教授（知识不是那么渊博，也不是那么直率）声称早在1998年他们就找到了证据。我花了很多时间来考察这些证据，有些发现并不令人感到吃惊，只是研究方法上出了一点问题，然而有些研究发现却令人不安，即使像我这样一只疲惫的老鸟也感到深深的不安。你会在《基因或教养》的第三章、第四章中找到那个故事。
在序言的开头，我异常谨慎地说：“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时代发生了变化。”这句话需要解释一下，在什么程度上，时代发生了哪些改变。
首先，人们更加接受基因影响行为、基因差异影响个体行为差异的看法。人们更愿意承认孩子除了遗传父母头发的颜色和鼻子的形状外，还遗传了父母的行为习惯和人格特征。这是一个文化上的转变，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当然，这和我没有任何关系，然而，这使人们变得更能接受我的观点了。问题是迄今为止，许多观察研究都认为父母对孩子的影响缘于父母与孩子基因的相似性。因此，“我从我妈那儿得到的”这句话现在听起来有一点歧义：你是指从你妈那儿遗传的，还是说从你妈那儿学的。十年前，人们对这句话的理解差不多都是“我从我妈那儿学的”。
是文化的改变使人们更加接受我的理论吗？抑或是与我的理论一致的新发现不断地涌现出来？随着时间的流逝，无论是在学术圈内还是学术圈外，人们当初对《教养的迷思》愤怒的反应现在有了明显的缓和。如今，该书广泛地被教科书和期刊论文引用，被许多高等院校指定为课程学习和讨论的内容，甚至还出现在考试题中。
另一方面，许多引用和讨论令人不快。我经常被当作稻草人，随时准备让学生打翻在地。让我感到愉快的引用多半不是来自发展心理学领域，而是来自其他领域，如犯罪学领域。尽管有些研究儿童发展的学者被我争取过来了，但大多数还没有，他们仍然在做同样的、在该书中将被无情剖析的研究。我在介绍的开头就谈到这些研究毫无价值，因为研究者们使用的研究方法使他们无法区分是成长环境对孩子有影响，还是基因对孩子有影响。我主要的兴趣是研究环境，而不是基因。只有当我们了解孩子能给环境带来什么时，我们才知道环境对孩子有什么影响。
在斯蒂芬·平克为《教养的迷思》作的序中，他对该书作了一个过于性急的预测：“我预测该书将是心理学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也许判断心理学是否绕了一个大圈还为时尚早，也许要等上二三十年，但现在已经有变化的迹象了。在发展心理学中，我已注意到人们对研究步骤和研究结果的描述已开始处于防守的态势。心理学其他领域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从学生那儿收到的电子邮件让我看到了年轻一代成长的希望。
但学术圈外几乎没有进步的迹象。虽然人们越来越了解遗传学，但他们仍然相信教养假设。例如，在最近的一期《时代周刊》上刊登了几篇关于儿童肥胖的文章。尽管作者承认基因和文化对儿童的肥胖产生影响，但家长依旧要为此负责。“家长如何教孩子控制自己的饮食习惯？”一篇文章问道。“为什么家长为孩子树立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如此重要？”问题是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家长教给孩子饮食习惯或家长的榜样对孩子产生长久的影响。正如第十三章中提到的，养子/女长大成人之后，饮食习惯并不受收养父母的影响。体重不完全由基因决定，超出基因的部分不能怪罪家庭或家长。
我希望我能够让抚养孩子这件事变得容易一些，让家长压力小一点，但这个愿望并没有实现。家长仍然沿用他们文化中约定俗成的令人忧心忡忡、劳动强度极大的教养方式。我提出一些善意的忠告，想让家长们变得轻松起来，但他们却完全置之不理，甚至连我自己的女儿也是那样抚养孩子的。
但我为什么指望我能影响自己的女儿呢？朱迪思·里奇·哈里斯新泽西中心镇2008年6月
第一版序言
三年前，《心理学评论》（Psychological Review）上的一篇文章彻底改变了我对童年和儿童的看法。像大多数心理学家一样，我经常谈论遗传和父母教养的作用，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不是来自基因的东西，一定来自父母。但是朱迪思·哈里斯（不是大学工作人员）的文章却说，儿童不是被父母社会化的，而是被同辈社会化的。这听起来不可思议，但哈里斯很快用事实让我信服，我知道这些事实是正确的，但被储存在保留那些与我们信念系统不相符合、但又无可争辩的真理的心理文件夹中。
我是研究语言发展的，研究儿童如何在父母输入的基础上习得语法规则系统，但在我们正确却不方便的文件夹中有一个奇怪的仿真陈述，即儿童习得的是同辈的而不是他们父母的语言和口音。迄今为止，心理语言学领域还没有人注意到这个事实，更谈不上解释它了，但是这里有一个理论可以对它作出解释。
语言的其他方面也符合哈里斯的理论。即使在许多文化中，大人不跟小孩说话，但小孩听稍微大一点的孩子说话，也能学会语言。虽然孩子没有接触到大人具有规范语法的语言，但他们自己可以创造出合乎语法规范的语句。移民的后代在操场上玩耍的时候，也能很好地学到语言，这些孩子很快就开始嘲笑自己父母的语法错误了。
习得本族语是一种文化的学习。例如，日本儿童说日语，意大利儿童说意大利语，这些差异与基因没有任何关系。如果这些差异与他们从父母那儿学到的东西有关系的话，那么，正如哈里斯指出的，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文化学习。一直以来，我都认为儿童是被父母社会化的，但在正确却被忽视的文件夹中储存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许多包括我父亲在内的成功人士，他们是移民的后代。他们的父母对移民国家的语言、风俗习惯、专业知识一无所知，但他们丝毫没有受父母的影响。
哈里斯的文章不仅包含了一个好主意和一些日常的真理，她还运用心理学、人类学、文化历史学、行为遗传学和灵长类研究学的文献来支持她的理论，并阐明了性别角色发展、青少年犯罪等许多话题。在我给她写的第一封邮件中，我问她：“你有没有想过写一本书呢？”《教养的迷思》论文谈到，在儿童长大成人的过程中，基因和同龄人起作用，而父母不起作用，由此提出的关于儿童和家长的问题具有深远的意义。它对正统的社会科学模式提出了质疑，该模式认为儿童是由一组条件反射和一个空白的大脑皮层构成，等待心地善良的父母对他进行编程和设置。其实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这是不大可能的。像其他的生物一样，孩子是演化的产物，必须在适者生存的过程中努力拼搏，才能得以生存和繁衍下去。在此进行深入的探讨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家长的生物利益和孩子的生物利益不一样，尽管孩子当时对家长的奖赏、惩罚、榜样、唠叨表示顺从，那是因为他们还小，除了顺从别无选择，但他们不会让自己的人格永久地因此受到影响。
再者，人类是群居物种。人类群体就像任何一种有机体的生态环境，具有一切有机体需要适应的因果结构。在群体中获得成功，意味着要得益于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共享集体的成果；意味着弄清楚看起来是任意的、但被大家共同遵守的当地的行为规范（熟悉的例子有货币、靠道路的右边行驶等）；意味着努力与其他人保持联系，并从中获得好处，而不是被其他人利用或支配。因为每一个群体都有着与其他群体相冲突的共同利益，因此，也意味着参与群体之间的竞争和对抗。
今天，孩子在群体中赢得或失去获得成功的能力，而在过去，关乎孩子在群体中能否生存下去。孩子从父母那里得到卡路里和保护是有道理的，因为父母是唯一愿意提供食物和保护的人，但是他们需要从更重要的渠道获取信息，这些重要的渠道不是来自他们的父母。孩子要与同伴竞争在群体中而不是家里的地位，群体的游戏规则完全不一样。孩子与家长甚至发现他们可能处在相互竞争的群体中。当然，大自然没有把孩子设计为父母手中的面团。
同样，婴儿对母亲的依附不可能为他设定今后与外界打交道的模式，这是在这些页面上消失的另一个教条。与父母的关系、与兄弟姐妹的关系、与同龄人的关系、与陌生人的关系大不相同，人类大脑大量的神经元的突触有足够的计算功率将不同的关系储存在不同的地方。依附假设的流行归功于弗洛伊德和行为主义者给我们灌输的、令人厌倦的观念，即婴儿的大脑是一块白板，会永远保留最初印刻在上面的东西。《教养的迷思》一书真的很特殊。尽管最初它的观点是违反直觉的，但是人们有一种感觉，即书中出现的儿童和家长不像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的机器人。该书给读者另外的享受是它对儿童发展研究方法提出了毁灭性的批评，对学校为什么失败做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分析，对为什么身为母亲的医生和律师坚持认为妇女应该做家庭主妇作出解释，以及非常睿智地回答了以下问题：你是说我怎样对待我的孩子都没有关系吗？
首批阅读这本令人兴奋的书，是我作为一个心理学家职业生涯中的一个最高点。人们很少能读到一本像这样充满学术性、创新性、有洞察力、清晰、诙谐的书。但是不要被所有的乐趣误导了，《教养的迷思》是一部严肃的、具有原创性的科学著作。我预测该书将是心理学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斯蒂芬·平克马萨诸塞州剑桥市1998年5月
第一版前言
这本书有两个目的：第一，改变你认为孩子的人格——过去叫做“性格”——是由父母塑造而成的看法；第二，告诉你孩子的人格是怎样塑造而成的。我在1995年发表在《心理学评论》上的一篇论文中谈到我为什么反对旧的看法，提倡新的观点。这篇论文的开头这样写道：
父母对孩子的人格发展有长久的影响吗？本文在考察了相关证据后得出的结论是：没有。
这是一个挑战，是一记打在传统心理学脸上的耳光。我料想到人们会大吃一惊，甚至愤怒不已。但是许多读者注意到的是：这篇论文作者的名字后面没有任何一个大学或机构的名称，在致谢中，也没有提到该研究的赞助机构。是的，我不是大学教授，甚至不是研究生，几乎没有人听说过我的名字，但我居然在心理学最知名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该期刊对稿件的接受率只有百分之十五。
我以为我的读者都气疯了，但事实上他们只是感到好奇，他们纷纷给我发邮件。学术圈里的人给我写信，礼貌地（也有不怎么礼貌的）问我是谁，谁是我的指导老师。我把这些邮件叫做“你到底是谁？”邮件。下面这位康奈尔大学教授的来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你的论文对人格和发展心理学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这使我对你越发感到好奇。你是学者吗？是临床医生吗？或者是一位有撰写开创性学术论文爱好的失业的炼钢工人？
我告诉他，在这些选项中，我选失业的炼钢工人。事实上，我是一个失业的大学教科书作者，我没有博士学位，我被哈佛大学心理学系赶了出来，只有一个硕士学位而已。因为身体的原因，在家里呆了很多年，没有指导老师，也没有学生。我成为教科书作者，是因为这是我在家里就可以做的事情。我是一个失业的教科书作者，因为我辞去了教材编写工作。
从此我再也没有收到他的回信。不过也有人继续给我写信，有的人成了我的朋友和同事，但我没有见过他们，我与学术界的联系完全通过电子邮件和信件。
1997年，我发表在《心理学评论》上的那篇论文被美国心理学会评为“心理学优秀论文”，这个奖项以著名心理学家、美国心理学会前主席乔治·米勒（Georg A. Miller）命名。上帝真有幽默感。三十七年前，我收到哈佛大学心理学系的一封信，信上说他们决定不授予我博士学位，因为他们认为我不够资格。那封信的签名就是心理学系当时的执行主席乔治·米勒。
在我再次看到乔治·米勒这个名字前，我与我的研究生同学结了婚，有了两个女儿，她们不时地在我的书中出现。我结婚的时候，身体很好。在接下来的十五年里，我没想过要回去读书，也没有想去证明哈佛大学作出那个决定是错误的，因为我一直认为他们是正确的。
生病改变了我的想法。也许是死亡的暗示（如果你知道生命只剩下两个星期的时间，你的心智会突然变得很专注），也许是因为生病呆在家里十分无聊，卧床休息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开始做哈佛大学教授们会认可的事情，有些研究结果还被发表了。
幸运的是，这种蜕变来得太晚，使我无法回到研究生院继续学习，而这正好让我远离学术的教化。发展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知识，都是我自学来的。一个局外人关注学术圈内的事儿，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对于一些学术机构得出的理论和假设，我不会全盘接受，我也不欠任何赞助机构的人情。并且，一旦放弃了教科书的编写，我不会继续把一些广为人们接受的信条教义兜售给那些轻信无知的大学生。我放弃编写教科书，是因为我突然发现我一直写在教科书里的许多东西都是错误的。
一个医生在《美国医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上说：“假如可能的话，一个努力的效果应该由不因此努力得到任何好处的旁人来评判。”也就是说，你想知道皇帝新衣的真相，不要去问裁缝。
虽然我不是学术圈内的一员，我却欠了他们很多，因为该书中提到的儿童发展理论有很大一部分是基于学术界的前期研究。我要特别感谢学术界的一些人，长期以来对我有求必应，慷慨地将他们发表的论文寄给我。
不能去大学图书馆带来的不便也被克服。公立图书馆帮了我很大的忙，帮我从大学图书馆里借了许多书。我特别感谢新泽西州中心镇图书馆的Mary Balk和红岸图书馆的Jane Eigenrauch，她们通过图书馆际合作渠道帮我借书。也特别感谢Joan Friebely，Sabina Harris和David G. Myers，他们给我寄来许多阅读资料。
因为有许多人的帮助和支持，我并没有感到离群索居、孤立无援。我的第一批通过电子邮件交往的学术界朋友，Neil Salkind和Judith Gibbons，他们让我感到“被关在家里”并不等于“被隔离”。Daniel Wegner确保我投给《心理学评论》的论文受到公平的待遇，他对论文的批评促使我对论文中的观点做了更深入的思考，最终使整篇论文和理论观点都有了很大的改进。我收到斯蒂芬·平克，我的代理人布洛克曼公司的Katinka Matson小姐，自由出版社的第一任编辑Susan Arellano，我的第二任编辑Liz Maguire的鼓励和忠告，它们对我意义非凡，在此对他们表示深深地感谢。我还要感谢Florence Metzger，她把我的家打扫得窗明几净，另外，她还用她的欢快和善良感染了我。
我的同事、朋友和家人在阅读、评论该书的初稿时贡献了大量的时间和才智，我非常感激他们的批评和指点，他们的批评和指点不仅提升了我的士气、改进了我的写作，还使我避免犯一些令人尴尬的错误。Susan Arellano，Joan Friebely，Charles S. Harris，Nomi Harris，David Lykken，David G. Myers，斯蒂芬·平克，Richard G. Rich等人阅读了整本书稿，并给予了具有洞察力的评论。Anne-Marie Ambert，William Corsaro，Carolyn Edwards，Thomas Kindermann和John Modell对书稿中的部分章节也给予了专业性的指点。
我的女儿、女婿，我的兄弟，尤其是我的丈夫，给与了我一个作家所需要的支持。他们宽容我、信任我。在此，我献上对他们的爱和永恒的感恩。朱迪思·里奇·哈里斯新泽西中心镇1998年4月献给查理、内奥米和伊莱恩
你的儿女，其实不是你的儿女。
他们是生命对于自身渴望而诞生的孩子。
他们借助你来到这世界，却非因你而来。
他们在你身旁，却并不属于你。
你可以给予他们的是你的爱，却不是你的想法，
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思想。
你可以庇护的是他们的身体，却不是他们的灵魂，
因为他们的灵魂属于明天，属于你做梦也无法到达的明天。
你可以拼尽全力，变得像他们一样，
却不要让他们变得和你一样。
因为生命不会后退，也不在过去停留。——卡里·纪伯伦
遗传与环境是阴和阳的关系，是亚当和夏娃，是通俗心理学中的老爸和老妈。我还在上中学时，就比较了解这个话题了。当我爸妈对我的行为不满，对我大喊大叫时，我跟他们说我的遗传和生长环境都是他们给的，我变成这样，要怪只能怪他们。“遗传与环境”是过去人们对它们的叫法，现在被叫做“先天与后天”（nature and nurture）。这一对单词本身就已经够强大了，改了名字后就变得更强大了。人人都知道先天与后天的法则，它们是儿童成长的助推者和塑造者，没有人质疑这一点。它们造就了今天的我们，并将决定我们的下一代未来的样子。
在1998年1月的《连线》杂志上，一位科学记者设想，也许二十年、五十年、一百年之后，家长可以很容易地去商店购买孩子的基因，就像今天人们买牛仔裤一样简单。这位科学记者把这叫做“基因选择”。你想要一个女孩还是一个男孩？卷发还是直发？是数学小能手还是拼写大赛的冠军？他说：“家长有能力决定孩子成长为什么样的人。在很大程度上，家长已具备这种能力。”
这位记者说家长有能力决定孩子成长为什么样的人。他的意思是，家长为孩子提供了成长的环境，即教养（nurture）。
没有人质疑这一点，因为它不需验证。决定孩子成长的两个要素是天生（基因）与教养（抚养方式）。你相信这一点，心理学教授也相信这一点。这种令人高兴的巧合并不多见，因为在大多数学科中，专家的看法与走在大街上普通老百姓的看法是截然不同的。但关于先天禀赋与后天教养的法则，一个教授与一个站在你前面准备在收银台付钱的人的看法一致。大自然赐予了父母一个婴儿，但孩子的成长取决于父母的教养。良好的教养能弥补孩子先天的不足，缺乏教养会毁掉大自然美好的馈赠。
我在改变看法之前也是这么认为的。
我是对教养的方式而不是对环境的重要性改变了看法。这本书不是那种遗传决定论的书，绝对不是环境与基因同等重要，孩子成长过程中的体验与他们与生俱来的特质同等重要。我认为“教养”不是“环境”的同义词，把教养当作环境的同义词是自找麻烦。“教养”不是一个中性词，它还有其他的涵义。它的字面意思是“照顾”或“抚养”，与“营养”和“哺乳”来自同一个拉丁文词根。把“教养”作为“环境”的同义词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除了基因之外，影响孩子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家长的教养方式。我把它叫做“教养假设”。直到我抚养了两个孩子，与人合编了三本关于儿童发展的教科书之后，我才开始对教养假设产生质疑，断定这个假设是错误的。
要反证假设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它们本身并不需要证据。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证明教养假设只是一个假设而已，第二件事情是说服你相信教养假设是一个不成立的假设，第三件事情是正本清源，用一个新的假设来取代它。我提出的关于儿童成长的新观点与原有的教养假设一样强大，新观点回答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即我们何以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我的回答是基于儿童的心智与人类的演化历史。让我们一起去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转一转，甚至去黑猩猩的社会里看一看。在合理的质疑之外？
我怎么可能去质疑有如此多证据支撑的假设呢？你可以亲眼看到家长对孩子的影响。经常挨打的孩子在家长面前战战兢兢；如果家长懦弱无能，孩子会变得无法无天；没有接受道德教化的孩子，注定没有规范的道德行为；被家长认定没有出息的孩子终将一事无成。
对此表示怀疑的人应该去看看充斥在市面上的大量相关书籍，例如，临床心理学家福沃德（Susan Forword）为我们描绘了“恶毒的父母”对孩子产生的持久的、灾难性的影响，这些过于苛求的、专横的、缺乏爱心的、喜怒无常的父母往往会削弱孩子的自尊和自主性，或者过早地把自主权给了孩子。福沃德博士亲眼目睹了这些父母对孩子造成的伤害。她的病人心理状况很糟糕，都是他们的父母造成的。只有当他们向福沃德和他们自己坦承这一切都是父母的过错时，他们的病情才会好起来。
也许你还是怀疑，认为临床心理学家的意见不足以成为证据，因为他们的看法仅来自与少数有心理疾患病人的谈话。那么，还有更科学的、来自精心设计的对普通家长和孩子进行的研究的证据，这些家长和孩子的心理健康范围大大超出了福沃德博士候诊室里病人的状态。
在《举全村之力》（It Takes a Village）一书中，美国前总统夫人希拉里·克林顿总结了一些发展心理学家精心设计的研究。如果父母对孩子充满爱心和关注，他们的孩子就会对家长产生安全感和亲近感，就会成长为有自信、友善的孩子；如果父母与孩子交谈、倾听孩子的心声、为孩子读书，他们的孩子就会变得聪明活泼，在学校表现好；如果父母对孩子严格要求，他们的孩子就可能少去闯祸；如果父母对孩子过于严厉、苛刻，他们的孩子就会变得具有攻击性或焦虑，或二者兼而有之；如果父母对孩子诚实、友善和体贴，他们的孩子同样也会诚实、友善和体贴；如果父母没有为孩子提供一个完整的家，他们的孩子在成年之后，多半也过得不好。
这些观点不是空穴来风，背后有大量的研究作为支撑。在我为本科生编写的教科书中，有关儿童发展的观点来自以上研究，教这些课程的教授也对这些研究深信不疑。新闻记者在报纸和杂志上不时地报道一些研究结果；儿科医生也是基于这些研究结果，给家长提供一些忠告；其他著作和报刊文章的作者和顾问同样也对这些证据深信不疑。发展心理学家的研究对传播我们的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在编写教科书时，对这些研究证据也深信不疑。但当我回过头来审视它时，我却瞠目结舌地发现，它在我手上已经分崩离析。发展心理学家用来支撑教养假设的证据其实不成其为证据：表面上它们证明了教养假设，但实际上并没有。现在反对教养假设的证据越来越多。
教养假设不是公理，也不是公认的真理。它是我们文化的产物，是一个被大众喜爱的文化神话。在本章中，我将告诉你教养假设是从哪儿来的，我是如何开始对它产生怀疑的。教养假设的遗传和环境因素
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表弟，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被人们公认是创造“先天禀赋与后天教养”词组的人。高尔顿的灵感可能来自莎士比亚，但莎士比亚也不是原创者。莎士比亚在《暴风雨》中将两个词并列放在一块，但比莎士比亚早三十年，英国教育家理查德·马尔卡斯特（Richard Mulcaster）就曾写到：“先天禀赋让孩子作好准备，后天教养使孩子得以成长。”三百年后，高尔顿将这一对单词变成巧妙、醒目的广告语，并迅速流行开来，成为了我们语言的一部分。
但教养假设真正的鼻祖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在大致的背景下，精心地描绘了这样一个场景：即成年人的心理疾患都可以追溯到年幼时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他们的父母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弗洛伊德认为，两个性别相反的父母给孩子带来难以名状的痛苦，这种痛苦具有普遍性，并且是无法避免的。即使是极具责任心的父母也不能避免给孩子带来痛苦，所有的男孩都会经历恋母情结的危机，所有的女孩都会经历女性降价甩卖的阶段。母亲（不是父亲）也被指责是引发儿童早年两大危机——断奶和如厕训练——的人。
弗洛伊德理论在20世纪上半叶非常流行，甚至连斯波克博士（Dr. B. Spock）著名的育儿手册也引用了该理论。
家长要帮助孩子度过这个既浪漫又充满嫉妒心的阶段，要温和而又明确地告诉孩子：父母属于他们彼此双方，小孩子是不能霸占爸爸妈妈的，小男孩不能将妈妈占为己有，小女孩也不能将爸爸占为己有。
毫不奇怪，精神病专家和临床心理学家（帮助病人解决情感问题的人）是受弗洛伊德影响最大的人。然而，弗洛伊德理论同样也影响了那些学术圈内做科研、在专业期刊上发表论文的心理学家。有些人还试图找到科学依据来支持弗洛伊德理论，但都没有成功。更多的人只满足于在讲座和科研论文中提到弗洛伊德的时髦术语。
一些人则走向另一个极端，把婴儿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了。行为主义，20世纪40至50年代在美国高校非常流行的心理学流派，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弗洛伊德理论的回应。行为主义者几乎摒弃了弗洛伊德所有的学术思想：性和暴力，本我和超我，甚至意识。但奇怪的是，他们却接受了弗洛伊德理论中最基本的前提，即童年的经验极为重要，而父母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丢掉弗洛伊德心理剧的脚本，却保留了剧中的角色。在他们看来，父母依旧很重要，但不再扮演性对象的角色。相反，行为主义者的脚本把他们变成了条件反射的制约者，或是施予奖励或惩罚的人。
行为主义大师约翰·华生（John B. Watson）注意到，在生活中父母不能系统地制约孩子的反应。他主动提出做一个示范，这个示范就是在严格控制的实验室中将十二个孩子抚养长大。
给我一打健康的婴儿，让我在特定世界中将他们抚养成人。我保证随机挑选一个，就能把他训练成我想让他变成的行家——医生、律师、艺术家、大商人，哦，是的，甚至乞丐和小偷，无论他的才智、爱好、性情、能力、素质以及他们的种族如何。
这些婴儿很幸运，因为没有人接受华生的提议。直到今天，可能还有些上了年纪的行为主义者认为，只要华生有足够的经费，他一定能成功。但事实上，华生夸了一个大海口，恐怕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如何实践他的诺言。在《婴幼儿心理护理》（Psychological Care of Infant and Child）一书中，华生为家长提出了许多建议，例如，如何不溺爱孩子，如何让他们克服恐惧感、变得自立起来（你不要理会孩子，不要流露出你对他们的喜爱之情）。但华生没有告诉家长，如何将孩子的智商提高二十分，这将为孩子进入医学院和法学院、今后从事他在就业清单上列出的职业作好准备。华生也没有为孩子提供选择指南，例如，选择医学而不是法律，或选择法律而不是医学。当你认真思考、追究下去的话，你会发现华生唯一的成功案例，就是让一名叫阿尔伯特的婴儿对毛茸茸的动物产生恐惧感。华生在阿尔伯特每次伸手去摸兔子时，就发出一个巨大的响声，让他感到害怕。尽管这个训练让阿尔伯特长大后不想当兽医，但他仍然有许多其他的职业可以选择。
斯金纳（B. F. Skinner）倡导了一种更有希望的行为主义研究方法。斯金纳采用的是强化反应的方式，而不是制约反应的方式。这种方式非常有效，因为它不限制婴儿天生的条件反射，但通过食物、表扬等进行新的强化，使孩子的行为反应一步一步地接近你所希望的行为。从理论上讲，你可以奖励一个为受伤的小朋友贴胶布、缠绷带的孩子，通过这种方式制造出一个医生；或是奖励一名因自己的朋友从自行车上摔下来而要起诉自行车制造商的孩子，通过这种方式制造出一名律师。但是如何制造出华生就业清单上的第三种职业——艺术家呢？20世纪70年代的研究显示，如果你给孩子们奖励许多糖果和星星贴纸，他们会画出一大堆画来。但奖励有一种奇怪的效果：奖励一旦停止，孩子们马上会停下来，不再画画了。与那些画画、但从未得到奖励的孩子相比，那些拿过奖品的孩子在没有奖励的情况下画的画要少得多。尽管有后续研究显示，给予奖励可以不带来负面影响，但结果如何却很难预测，因为这要取决奖励的性质和奖励的时间，以及接受奖励人的个性。
人们说，天才是九十九分努力，加一分灵感。而行为主义只关注努力，却忘掉了灵感。与斯金纳相比，《汤姆·索亚历险记》中的汤姆·索亚是一个更好的心理学家。他把粉刷篱笆的“特权”交给他的朋友，使他的朋友对他感激不已。他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不仅让他们帮他干了活，还让他们喜欢上这份美差。
我认为华生并不是真正想用一打健康的婴儿来做实验，他只是用这种自负的方式来表达行为主义最根本的思想：孩子是可以被塑造的。他们的生长环境，而非才能、性格等内在品质决定他们的未来。有一个宣传这种理念的极端表述是：华生把自己放在了高高在上的“环境论专家”的位置。研究儿童的艺术与科学
研究儿童发展作为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出现的时间较晚，大约在1890年。早期的发展心理学专家只对儿童有兴趣，并没有关注他们的父母。如果你去看看弗洛伊德理论和行为主义之前的发展心理学，你会发现几乎没有哪一本书谈到父母对儿童人格发展的影响。在弗洛伦斯·古迪纳夫（Florence Goodenough）于1934年出版的一本成功的教科书《发展心理学》（Pevelopment Psychology）中，没有任何章节提到亲子关系。在谈到青少年犯罪的原因时，古迪纳夫的确谈到“坏环境”的影响，但她所说的“坏环境”是指城市中破烂不堪的贫民窟，以及酒吧、弹子房、赌场聚集的地方。
与此同时，凯洛格（Winthrop and Luella Kellogg）夫妇报告了他们饲养灵长类动物的实验。他们在家里养了一只叫“瓜”的黑猩猩，这只黑猩猩与他们的儿子唐纳德一块生活，接受同样的待遇。“环境”这个词经常出现在凯洛格的书中，但他们只是用来区别“文明环境”“人类环境”与“瓜”生长的丛林或动物园。在当时，人们并没有用“环境”这个词来精确地区分一个文明家庭和另一个文明家庭。
也许早期最有影响的发展心理学家是阿诺德·格赛尔（Arndd Gesell）。无论是在格赛尔，还是古迪纳夫看来，家长是孩子成长环境中的一个理所当然的组成部分，是匿名的且可以相互替换的。对他们来说，某个年龄段的孩子也是可以相互替换的。当格赛尔告诉你如何去照顾“你四岁的孩子”或“你七岁的孩子”时，就跟车辆保养手册中告诉你如何保养“你的福特”或“你的斯蒂贝克”一样。家庭就像一个车库，晚上孩子回来后，匿名的维修工为他们清洗、打蜡，并把油箱加满。
现代发展心理学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研究者不再寻找某个四岁的孩子与其他四岁的孩子有什么相同之处，而开始研究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之处。这种做法引发了一种观念，这在当时是非常新颖的想法，即从孩子的差异中追溯他们父母不同的教养方式。显而易见，这类研究植根于弗洛伊德心理学和行为主义心理学，主要考察父母给予孩子的奖励和惩罚，包括断奶和如厕训练，是如何影响孩子的人格的。研究者尤其对涉及弗洛伊德的一些概念，如超我的形成等儿童人格方面感兴趣。埃莉诺·麦科比（Eleanor Maccoby）是其中的一位研究者，目前已从斯坦福大学退休，淡出漫长而杰出的职业生涯。在三十年后的一篇文章中，麦科比这样描述那些早期的研究结果：
这些研究结果在许多方面令人失望。在一个调查了近四百个家庭的研究中，父母的教养方式与孩子人格特质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关联度，关联度小到没有一篇论文是根据这两套数据写出来的。这个研究的主要成果是一本书，从母亲的视角谈如何抚养孩子。这本书主要是描述性的，只有一些当时为什么开展这个研究的理论依据，以及对这些理论的一点点测试而已。
这种看似不妙的开端并没有让后来者裹足不前，相反，直到今天仍涌现了大量的类似的研究。尽管这些研究与弗洛伊德理论和行为主义不再有密切的联系，但两种观念还是保留下来了，即行为主义认为父母可以通过奖励和惩罚孩子的方式影响孩子的发展；弗洛伊德理论认为父母可以把孩子的生活搞得一团糟，而且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家长影响孩子的发展，对此大家已达成了共识。后来的研究者不再研究父母是否影响孩子的发展，而研究父母是如何影响孩子的发展的。研究步骤变得规范起来：去观察父母如何抚养孩子，并观察孩子的成长。选取一定数量的家长与孩子，把所有的数据放在一起看整体的趋势，试图说明父母的教养方式对孩子的性格养成的确产生一定的影响。希望发现父母的行为与孩子的特性之间的关系具有“统计学意义”，或者说达到发表的水平。
虽然埃莉诺·麦科比描述的研究结果没有达到统计学意义水平，但许多后续类似的研究却很成功，研究结果很有意义，纷纷发表在《儿童发展》（Child Development）和《发展心理学》等专业期刊上，这些堆积如山的证据支持着教养假设。还有一些不为我们所知的研究，研究结果没有意义，可能多半堆在垃圾场上了。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一类研究中第一个有关父母教养方式与孩子人格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关联度的研究，主要是因为麦科比博士三十五年后主动承认的。把野孩子变成一个好公民
从事上述研究的发展心理学家被称为社会化研究者。社会化是将野孩子驯服为听话的孩子，为成为社会的一份子作好准备的过程。被社会化的个体说与其他社会成员一样的语言，他们行为得体，有必要的技能，并且拥有社会共同的信仰。教养假设认为社会化是由父母帮助孩子完成的。社会化研究者主要研究家长如何使孩子社会化，并从孩子的成长情况来判断家长在孩子社会化中所起的作用。
社会化研究者相信教养假设，我原来也相信，还与人合编了三本关于儿童发展的教科书。但当我开始独自编写一本新的教科书时，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我放弃了这个写作项目。多年来，我一直对社会化研究中的数据有一种隐隐约约的不安，我也一直回避思考那些观察结果，因为它们与我的出版商想让我传递给读者的信息并不符合。突然有一天，我发现我再也不相信这个故事了。
下面是三个使我困扰的观察。
第一个观察：当我还是研究生时，住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一户人家中。房东是一对俄国夫妻，带着三个孩子，他们住在一楼。夫妻俩彼此用俄语交谈、对孩子也说俄语。他们的英语很差，带有浓浓的俄国口音。但三个五到九岁的孩子，都说着标准的英语，没有一点口音。他们与其他邻居的孩子一样，说着带有波士顿和剑桥口音的英语。他们看起来也跟邻居的孩子一模一样，但他们的父母却看起来像外国人，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的衣着、举止、面目表情的原因。但他们的孩子一点也不像外国人，他们跟普通的美国小孩一个样。
这让我感到困惑。婴儿不会自己学说话，他们是跟着父母学说话的。但这几个孩子说的语言并不是从父母那儿学的。即使是五岁孩子说的英语，都比她妈妈说的好。
第二个观察：这个观察与英国抚养孩子有关。这得感谢我对英国推理小说的喜爱，我发现英国上层社会世世代代的男性被抚养的方式并不能用教养假设来解释。生活在有钱人家庭的孩子，他们头八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与保姆、家庭教师，或一两个兄弟姊妹一起度过。他很少跟母亲一起，跟父亲相处的时间更少。父母对孩子的典型态度是：不要听到孩子说话，最好不要见到他们。当孩子八岁时，被送到寄宿学校，在那儿要呆上十年，只有在放假的时候才回家度假。然而，当他离开伊顿或哈罗等私立贵族学校时，已做好成为英国绅士的准备了。他的谈吐和行为既不像他的保姆、家庭教师，也不像学校的老师。他特有的上层社会的口音和举止更像他的父亲，对他的成长没有任何影响的父亲。
第三个观察：许多发展心理学家认为孩子通过观察、模仿自己父母的行为进行学习，尤其是观察和模仿同性的家长。这个假设也源自弗洛伊德理论。弗洛伊德认为恋母情结或恋父情结最终会导致孩子认同同性家长，从而形成超我。那些没有顺利度过恋母情结动荡时期的孩子通常会有些行为问题，因为他们的超我还没有形成。
儿童心理学家塞尔玛·弗雷伯格（Selma Frraiberg）接受了弗洛伊德的社会化理论，她的书在20世纪50年代很畅销。她用以下例子说明了孩子在不确定时期的行为表现。在这个时期，他们已经知道哪些事情不该做，但还是忍不住做了。
两岁六个月的朱莉亚独自在厨房，她妈妈正在接电话。餐桌上有一碗鸡蛋，朱莉亚有一种想做炒鸡蛋的冲动……当她妈妈回到厨房时，发现女儿正兴高采烈地往地板上摔鸡蛋，每摔一次，还严厉地责骂自己：“不不不，不能这么干！不不不，不能这么干！”
弗雷伯格将朱莉亚的失误归因为她的超我还没有形成，还没有认同自己的妈妈。但我们仔细看看当她妈妈回到厨房时，朱莉亚在干什么：她一边做炒鸡蛋，一边大声喊道“不不不”，朱莉亚在模仿妈妈！但她妈妈并没有因此而感到高兴。
事实上，孩子并不是通过模仿父母的行为而习得行为方式。因为在大多数时间里，父母做的许多事情在他们看来非常有趣，如把东西弄得一团糟、对别人发号施令、把火柴划着、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等，而他们是被禁止做这些事儿的。从孩子的角度来看，早期社会化过程中的学习内容主要是：他们不能有像自己父母一样的行为举止。
也许你在想，在一个相对简单的社会里，孩子模仿同性家长是否会好一些，答案是：不会。在前工业化社会里，成年人的可接受行为与儿童的可接受行为之间的差距更大。例如，在波利尼西亚群岛的乡村社会里，孩子必须服从大人，在大人跟他们说话时，他们才能开口说话。而大人在与孩子或其他成年人交往时并不是这样。尽管波利尼西亚的孩子通过观察父母的行为，学会织布或捕鱼，但他们却不是通过这种方式习得社会行为规范的。在许多社会里，如果孩子的表现太像成年人，往往被认为是没有礼貌的。
教养假设认为，是父母将文化知识（包括语言）传递给自己的子女，为他们成为社会中合格的成员作好准备。但移民父母的女儿并不是从自己家长那儿学到当地的语言和习俗，英国人家的儿子连父母的面都很少见到，这都说明教养假设不成立。在许多不同的文化中，如果孩子的行为举止太像他们的父母，往往会有麻烦。不过这些孩子的确习得了社会对他们期待的行为方式。
教养假设基于一种特殊的家庭生活，即典型的北美或欧洲中产阶级家庭。一般来说，社会化研究者不去调查不会说当地语言的家庭，也不去调查寄宿学校的孩子或被保姆和家庭教师带大的孩子。尽管人类学家和跨文化心理学家研究了其他社会中的儿童教养方式，但社会化研究者却很少检验他们的理论是否适用于那些社会中的儿童。
当然，每个社会中亦有相同之处。在每一个社会中，婴儿出生时是无助的、无知的，需要大人的照顾。他们要学习当地的语言和习俗，要与家庭中的其他成员建立起联系。他们必须记住社会是有规则的，他们是不能为所欲为的。这种学习很早就开始了，在他们还完全依赖大人的照顾时就开始了。
照顾婴儿的成年人在婴儿的生命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婴儿从大人那儿习得母语，获得建立和保持亲子关系的体验，以及在遵守规则方面得到了第一次教训。但社会化研究者还得出其他的结论：儿童对早期亲子关系、规则的了解影响他们后期的亲子关系和对规则的遵守，并将决定他们一生的轨迹。
我原来也是这么想的。我仍然相信儿童需要在早期学习如何建立关系和遵守规则，习得一门语言也很重要。但我不再相信这种发生在家庭中的学习会影响孩子以后的行为规范。尽管学习本身重要，但在家里学的东西与外面的世界无关。当他们迈出家门，便马上将这些东西抛在脑后，就像妈妈逼他们穿上毛衣，他们一出门马上就脱掉一样。
从一开始，学术心理学就泾渭分明。一派主张先天和遗传，一派相信教养和后天习得。发展心理学的分歧则更大，社会化研究者站在教养学说一边，行为遗传学家则站在遗传学说一边。
社会化研究者和行为遗传学家都以教大学本科生、研究生和做研究谋生。他们的地位取决于他们的研究是否成功，以及发表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虽然他们都是专家，但他们不会花时间读对方的论著，部分原因是他们知道自己不会同意对方的观点，部分原因是他们没有时间去读。一般情况下，学者们只会关注各自的研究领域或密切相关的研究成果。
我的情况不一样。我没有在大学任教，也没有承担某一个领域的研究项目。一个好的教科书作者要保持中立。在编写、修订教科书的过程中，我广泛阅读了不同观点的著作和期刊论文，这使我获得了更全面的视野审视整个学术领域，这是其他学术心理学家所不具备的。有时候，站在远处比在近处能看到更多的东西。
在本章和下一章中，我将告诉你我全面了解的社会化研究和行为遗传学研究。我将告诉你他们的研究结果，以及他们对研究结果的解释错在哪里。
如果你不是他们中的一员，你可能会想我为什么要关心那些教授说了什么。我要告诉你的原因是他们的研究和他们对研究结果的解释几乎成为每一个育儿忠告的理论支撑，这些育儿忠告在报纸、育儿杂志上比比皆是，人们还经常从小儿科医生那儿听到类似的忠告。希拉里·克林顿在《举全村之力》中给家长的忠告也基于那些大学教授的研究。当然，希拉里为《举全村之力》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教养假设认为父母是孩子成长环境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孩子的成长。教养假设是学术心理学的产物，尽管它已经渗透到我们的文化中，但它并不是民间故事。事实上，民间原本不相信它。吃花椰菜的效应
社会化研究是研究环境对儿童心理发展的影响，尤其是父母的教养方式或行为对孩子的影响。社会化研究是科学，因为它应用了科学的研究方法，但大体上来讲，它不是实验科学。做实验时，要先操纵或控制一个变量，观察它对另一个变量的影响。由于社会化研究者不能控制父母的教养方式，因此，他们没有做真正的实验。相反，他们利用了父母教养行为的差异性，让其他变量自行发生变化，然后系统地收集数据，试图发现其他变量的变化。也就是说，他们做的是相关性研究。
你可能对流行病学中的相关研究很熟悉。流行病学家研究引起人们生病或保持健康的环境因素，他们收集和分析数据的方法与社会化研究者使用的方法相同，并存在同样的问题。我简单地介绍一下流行病学，因为流行病学与社会化研究两者之间很相似，能为我们提供一些启示。
假设我们是流行病学家，决定做一个吃花椰菜与健康之间关系的研究。我们的方法直截了当：就是调查大量的中年人，问他们吃多少花椰菜。五年之后，再看他们中间还有多少人活着。我们用“还活着”作为衡量健康的标准。大体上，活着的人当然比死去的人更健康。
以下表格显示了五年后吃花椰菜与存活之间的关系（请注意，这些结果都是我杜撰出来的。）
我们将数据输进计算机，计算机告诉我们吃花椰菜对所有被试的长寿没有产生任何影响（99，98和97之间没有多大差别），对女性也没有任何影响。但对男性来说，吃花椰菜与长寿之间的关系具有统计学意义。这意味着我们发现的差别“不太会”是巧合。虽然它只是“不太会”，而不是“不可能”，但有了这个“不太会”，我们就可以将研究结果写成论文发表，并可以申请一笔经费来研究吃花椰菜与健康之间的关系。
我们的研究会出现在流行病学期刊上，一个报社记者碰巧读到它。第二天，报纸上就会出现一个标题：吃花椰菜使男性更长寿。
果真如此吗？研究表明吃花椰菜使男性更长寿吗？吃花椰菜的男性也可能吃大量的胡萝卜和芽甘蓝。与不喜欢吃花椰菜的人相比，他们可能较少吃肉和冰淇淋。也许他们运动得多一些、常系安全带或烟抽得少。任何一种或所有的上述生活方式都有可能使吃花椰菜者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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