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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阿兰·瑞安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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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上)试读：

本书应归功于瑞安持之以恒的写作与生动的讲解，他向我们展示了人类尺度下的世界如何发生政治演变，如何从古代传承到我们如今这个黑暗时代。我尤其推荐他简洁雄辩的语言、他的博闻强识、他的文章的灵韵和严谨；他以全身心投入，成就了他广阔的视野，以及他对人性局限的深刻关切。——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著名批评家，耶鲁大学人文学教授

阿兰·瑞安是当代重要的政治理论家。作者跨越2500年的西方政治历程，寻访一座座思想丰碑，启迪读者在纵深辽阔的思想史视野中重新思考当代政治。这部鸿篇巨作是博学、深邃、见识与愉悦可读的罕见结合。——刘擎著名政治思想史学者，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

这部作品的视野与雄心都是惊人的，阿兰·瑞安包罗了一片广阔的领域。政治思想纷繁复杂、遍布分歧，有一些思想，讲出来会有骇人的、甚至灾难性的现实后果，但瑞安却能讲解得游刃有余。——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著名文学史学者，哈佛大学人文学教授

本书探讨2500年以来，政治学人对于“人如何治理自己”这个问题的追问和回答。阿兰·瑞安点石成金的问题意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史料运用能力，明晰达意的表达手法，让这本看似厚重的鸿篇巨制有着意想不到的阅读快感。——周濂著名哲学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副教授

阿兰·瑞安同时展示了自希罗多德以降的思想的内在价值，以及他们能为当今政治提供的强大资源。——夸梅·安东尼·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著名政治哲学家，纽约大学哲学教授

如果你想知道我们为何像现在这样思考，就去古希腊寻找答案——阿兰·瑞安验证了这一办法，而且解决了实际问题。——玛莉·贝尔德（Mary Beard）著名古典学家，剑桥大学古典学教授

这本书把思想展现为一个持续对话的过程：历代思想家跨时空对话，并且回应我们如今的关切与焦虑。……我们面临的问题和古希腊人是一样的。共同生活产生的问题，我们能否共同合力解决？我们没有完全的把握，但是阿兰·瑞安从思想传统中广纳精华，给了我们一个好的起点。——安德鲁·甘博（Andrew Gamble）剑桥大学政治学教授

如何设想更好的世界？如何履行我们改善世界的使命？这些是我们争执不休的问题。阿兰·瑞安有力地提醒了我们，从古至今的思想领袖可以如何启发我们。——安东尼·W·马克斯（Anthony W. Marx）纽约公共图书馆馆长

在研究领域精细化的时代，我们对于政治观念的历史大局意识已经失去大半了。阿兰·瑞安在他的新书里重现了这种大局观。……他的语言清晰易懂，不忌惮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本书极好地综合呈现了西方政治传统曾经取得的成就与失败。——特雷西·B·斯特朗（Tracy B. Strong）政治学家，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特聘教授

阿兰·瑞安用清晰、准确、易懂的语言，为我们的时代写了一本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的指南。从希罗多德，历经基督教世界，直到现代性的崛起，本书激发读者去思考历史问题、当代问题，以及政治的永恒主题。——史蒂文·卢克斯（Steven Lukes）纽约大学社会学教授、英国皇家学院院士

对政治思想感兴趣的人都可以从阿兰·瑞安的智慧、才华和热情中受益……这本书提醒我们，政治的思考应该是我们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马克·马佐尔（Mark Mazower）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

阿兰·瑞安的杰作把主要的思想家汇集在一起，展开了一场跨域几个世纪的对话，为了解政治的一贯问题提供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新视野。关心政事的公民和学者将很乐意参与瑞安的知识盛宴。——彼得·奥努夫（Peter Onuf）弗吉尼亚大学历史学教授

大师之作……任何对政治理论有兴趣的读者都将从瑞安的《论政治》中获益。——杰里米·沃尔德伦（Jeremy Waldron）纽约大学法学教授《论政治》与书中讨论的伟大作品一样，用简约而强力的信念，反抗着未经过反思的生活。——《纽约客》（New Yorker）《论政治》是思想史研究的一座里程碑。……阿兰·瑞安关注的是思想背景，这是《论政治》的成书要诀。本书把视野拉得非常长，成为本书话题的，与其说是一个个的思想家，不如说是一个观念传统的不同部分——如今的我们也是其中的一部分。——《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

作为一本关于政治思想原理的导论书、一本了解历史上有争议观点的指南书，《论政治》很难被超越。——《伦敦时报》（Times of London）

富有启发性和趣味性——哲学和历史写作的典范之作，作者精深的学识丝毫不妨碍他自如的表达。——《科克斯书评》（Kirkus Reviews）

在这本引人入胜、富有教益的书中，瑞安频频提醒我们，当代公民加深对政治观念之根源的认识，当对现代生活十分有助益。这本书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对今后和学生和读者来说会有巨大的价值。——《出版人周刊》（Publishers Weekly）导言对政治的思考

本书算得上长篇巨制，写作耗时经久。起初决定动笔时，我曾犹豫再三，因为我深知它工程浩大。1892年，R·W·卡莱尔和A·J·卡莱尔两兄弟开始撰写《中世纪政治理论史》。全书六卷于1903至1936年间面世；到《中世纪政治理论史》最后一卷出版时，罗伯特·卡莱尔爵士已经去世两年；他并非英年早逝，而是从他在大英帝国印度事务部漫长的职业生涯退休后，于75岁高龄去世的。这部著作至今仍是研究者不可或缺的资料来源，但放到今天，需要一个由作者和研究助手多人组成的班子才写得出如此皇皇巨著。35年前，出版界的一位朋友曾建议我写一部乔治·萨拜因的《政治学说史》的后续之作；卡莱尔兄弟的例子在前，促使我婉拒了那个要求。原因不仅是我没有兄弟可以助我一臂之力——罗伯特·卡莱尔有一份全职工作，负责管理印度事务，大部分撰著的任务于是落在了他在牛津大学任历史教授的兄弟身上。更重要的是，我拿不准如何确保一部巨著在思想上的连贯和统一。如果用亨利·福特粗鲁的话来说，历史是一件接一件该死的事，那么政治思想史是否就只是一个接一个该死的思想家或思想呢？甚至如麦克白以比较优雅的语言，但更加绝望的心情所说的，是充满无意义的喧嚣和愤怒的故事，是对言辞斗殴的记录，使人读后毫无收益呢？不过，后来出现了关于具体作家和具体历史时期的众多佳作，如昆廷·斯金纳的《现代政治思想之基础》，还有约翰·波科克关于共和思想史的《马基雅维利的时刻》。在我不知不觉间，本书的架构悄然形成。

我把希罗多德定为本书的起点，因为归根结底的问题是：波斯人是否打败了希腊人，后人只能接受事实？也许，现代世界的政治与国家是波斯帝国对马拉松战役和萨拉米斯海战的战胜者迟来的报复。希腊人，尤其是雅典人，是为捍卫一种特别的、政治意味明显的生活方式而战。在他们看来，波斯国王治下的臣民尽管名义上并不处于被奴役的地位，其实却与奴隶无异。如后来黑格尔所说，在东方的独裁专制社会中，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然而，无论在征收税赋方面，还是在执行司法和派遣军队方面，波斯政府都十分高效；波斯人民的生活也比希腊人好。完全有理由把波斯视为现代国家的原型；举例来说，希罗多德对波斯国王信使的描绘就正是美国国家邮政孜孜以求的目标，他写道：“不管是大雨如注，雪花纷飞，还是暑热难耐，夜色深沉，都阻挡不了这些信使迅速地完成他们负责的巡回路线。”近代国家的根本特质是中央集权、官僚制管理，并高效提供只有国家才能提供的公共服务；波斯提供的服务项目不如现代国家多，大部分工作都“外包”给了半自治的属地，但它具备了现代国家的基本属性。至于作为当今政治制度前身的早期现代国家，路易十四也许说过“朕即国家”这样的话，但是他非常清楚国家为何。国家是法人，不是真正的人。国家是路易十四作为国王所体现的无所不包的权威。正是为了国家，他才要巨细无遗地了解王国的资源和人民生活的情况，目的是更好地管理人民的生活和国家的资源，以促进人民的福祉。

本书不仅讨论了波斯国家（以及晚期的罗马帝国、俾斯麦式的国家和现代欧洲国家）与希腊城邦的对比，还谈及了另一个众所周知的对比，那就是雅典与罗马关于自由和公民权的不同观念的对比。雅典人实行的是原汁原味的直接民主，在罗马人看来简直就是致乱之方；罗马让男性自由人参政，但组织控制得非常严密。根据罗马人的观念，首先，自由人最基本的含义是指一个人不是奴隶；其次，自由人享有法律地位，能够诉诸法庭，寻求保护自己的权利；最后，自由意味着按财产状况仔细分级的各种政治权利和义务。享受自由人的地位还意味着要缴纳税赋、服兵役，这些也是按财产的多寡来规定的。随着罗马的壮大，被它征服的城市的居民也获得了公民资格，但开始时享受不到罗马人的投票权；尽管如此，没有投票权的公民（civis sine suffragio）仍是自由人，他可以说，“我是罗马公民（civis Romanus sum）”。这个身份非常有用，尤其是当他被告上法庭，或担心未经公正审判就被施以鞭刑或被拘押。雅典人坚持在公民大会上发言和投票的权利。在他们看来，没有投票权的公民不算完全的自由人；同样，有投票权，却无权担任司法职务的公民也不算完全的自由人。雅典人心目中的自由是不打折扣的政治平等“isegoria”，也就是在公民大会中的平等权利。根据雅典人的观念，罗马对在司法和政治部门任职的限制其实是寡头政治。自从17世纪40年代的英国内战以来，雅典和罗马观念之争的各种变体一直是欧美政治思想的主题。考虑到不同的人在财富、教育、公德心、能力、公益精神等诸多方面的千差万别，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学习雅典人的榜样，保障所有国民的政治平等呢？或者应该说，我们应当在多大程度上试图这样做呢？

在英美这种富裕的自由民主国家中，通常没人为此操心，因为大多数人认为“一人一票”就是政治平等的全部，不再深究。但我们也知道，与一人一票并存的还有一个现象，那就是有钱人和有组织的人通过游说、政治献金和媒体的力量来收买政治影响力。我们一方面相信，人人有权使用自己的资源影响政府——这当然是一种意义上的政治平等，另一方面又感到，不同的人掌握的政治资源差别太过悬殊会破坏民主；我们在这两者之间踌躇犹豫，不知如何将它们调和起来。若是觉得今天富人的政治权力太大，千万不要以为古时候没有这种事情。虽然雅典人经常起来反对领导人，突如其来地把他们拉下权位，但担任领导的都是“好家庭”出身的人。也不应以为，现代世界中唯一造成政治不平等的就是富人用钱收买政客，获取影响力。如果经济上不富裕的人组织起来，比如借工会之力，或把同一族裔或宗教的人联合起来，照样可以成为巨大的力量。在近现代工业社会中，政治力量的差别在于无组织和有组织之间；组织靠金钱才能生存，但光有钱还不够。民主能否保护由无组织的个人组成的广大民众，使他们的利益不受组织良好的特殊利益集团的侵害呢？这是困扰所有现代民主政体的问题。自从两个半世纪之前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把它提出来之后，我们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制度上解决这个问题的努力都进展甚微。

虽然罗马人拒绝雅典式的民主，但是他们也提出了很多让公民尽可能深入参与政治生活的“罗马”思想。马基雅维利不喜欢雅典式民主，但认为由公民组成的军队比雇佣军好。他和在他之前的罗马思想家以及在他之后的众多思想家一样，认为只要安排得当，纯朴率真的普通人能够遏制富人颠覆共和制度的倾向。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欧洲，普遍存在着反贵族的共和思想；美国的平民主义运动也以反贵族为一贯的宗旨。近代工业化社会的许多左翼作家对民众参政持有一种比较简单的观点。他们一贯主张，穷人必须靠自己人数上的优势来抗衡富人的优势，否则在经济利益的社会分配中就会吃亏。这是鼓吹实现普遍选举权的最明显的实用论点；在穷人赖以谋生的行业中，除非穷人对行业的规则制定有足够的发言权，否则他们就会受到剥削。英美两国为工会立法的历史是这一简单论点的典型体现。然而，并非所有支持民众广泛参政的论点都如此着眼现实。许多作家尽管政治立场各异，但都一致认为，比起只参加生产性活动，并享受因此得到的利益，公民积极参与政治是道德高尚的表现。所有的共和论者，无论是雅典派还是罗马派，都同意这一点，尽管他们对哪些人可以成为积极参政的公民费尽思量：妇女肯定是不行的，可是难道普通做工的人就行吗？

关于民众参与政治生活的焦虑困惑由来已久，在近代社会中表现为一种特别的形式。希腊城邦饱受寡头政客和民主派之间的内战之苦；罗马共和国最后的100年间，平民（populares）和（自称）捍卫公民与上层阶级利益的贵族派（optimates）之间也是冲突不断。过去的两个世纪，争论的焦点是精英阶层和大众的政治作用。“大众”一词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较晚，它的用法有时是褒义，如寄希望于觉醒的无产阶级大众发动革命，开创社会主义的新纪元；有时则是贬义，如奚落粗野无礼的大众的低俗品味；有时是善意的，如欢迎渴望自由的大众；有时仅仅是描述性的，指很多的人。此词诞生于工业革命期间人口高速增长、城市迅疾扩大之时，但自古以来，精英阶层和普通百姓就一直泾渭分明。精明的从政者能够把大众玩弄于股掌之上，早在雅典民主时期，批评家就指出了这个问题。它的一个相对温和的表现是柏拉图打的比方，将领导人比作牧羊人；领导人不认为普通百姓能对他的决定提出质疑，正如羊群不会质疑牧羊人的决定。

自马基雅维利以降，思想家都把精明强干的精英阶层与浑浑噩噩的广大群众区分开来。有人也许以为，任何做出如此区分的人肯定都不会拥护民主，其实不然。如果我们同意，所有社会中真正参与治理的都仅为少数人的话，那么精英阶层如何获得并维持多数人的支持就成了关键。极权的精英靠秘密警察；民主的精英则靠民意调查员和广告公司。极权精英和军人集团一类的统治阶层想要终身掌权；民主精英却允许选民把他们拉下台。他们可能会用尽手段，诱骗、劝说，甚至吓唬选民，但他们不干预司法，不让军队干政，也不派秘密警察去监视投票站。现实地看待现代民主的评论家说，民主是竞争性精英统治。竞争产生的政府优于没有竞争的精英统治，也优于群众大会或任何形式的直接民主统治。人民注定要被精英所统治，但“精英的循环”能确保无能的精英会被比较能干的精英所取代。人民也许只能在两派精英之间做选择，但公开竞争和自由选举可以产生有效的政府。尽管如此，什么人能够以及如何成为政治精英的一员，这依然是个极富争议的问题；即使在西方的自由民主政体中，政客之间固然竞争激烈，但跻身于竞争者行列的过程首先就限制重重。美国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建立了初选制度，但效果不彰。

所谓的精英民主指一派精英通过在选举中击败另一派来获得统治权，经常被称为“职业政客统治”。不能一听职业政客就马上嗤之以鼻；许多政治制度比现代的自由民主政体糟糕得多。在很多意义上，职业政客与他们所代表的人民似乎是两种人。这本身无须担忧，医生与大多数病人也不太一样。政客若是没能有效促进他们所代表的人民的利益，也许不是因为无能，而是因为一方面，他们承受着来自不同方向的压力，另一方面，交给他们的任务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无论如何，还是有人渴望建立比职业政客统治更接近雅典式民主的政治制度，他们苦苦思索是否能尽量减少职业政客的作用，让普通老百姓担负起更多的责任。此乃本书贯穿始终的一个问题。

19世纪早期的法国政治理论家邦雅曼·贡斯当以另一种方式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关于自由的古典概念与现代概念之分的演讲被自由派奉为圭臬。在古时的斯巴达和雅典等共和国中，公民自由意味着享有一份主权权力；这种自由实质上是公共性、政治性的。行使这样的自由代价巨大；社会不仅要依赖奴隶劳动，使公民得以抽出身来履行公民责任，而且成了互相监视的社会，每个人的行为都在所有其他人的密切注意之下。与之相比，现代的自由实质上是私人性的；它意味着不受别人管制，实现自己在经济、文学或宗教方面的私人追求。它是脱离政治领域的自由，不是政治领域之内的自由。现代自由民主国家的公民享受的自由体现在各个领域，包括职业、教育、宗教等等。事实上，今天大多数人一提到民主，通常都会想到这类自由，而非某种投票制度。这毫不奇怪，因为在重要的全国大选中行使投票权的几乎不到选民的一半，在地方选举中投票的人更少得多。对民众参政不热心的人坚持说，重要的不是民众参与，而是问责制的落实；重要的不是投票给某个政党或候选人，而是掌握不投票给他们的权力。这是“自由民主制”的民主方面，而没有自由，民主就不可能实现。有的国家自称“指导式民主”，其实是独裁政权。这类国家的民众参与率倒是很高，老百姓有很多机会表示对执政党及其政策的热情拥护。但是，他们若是想寻求别的选择、要求改变政策，或更换政治领导，就可能被囚、被打或被杀。尽管自由民主制并不完美，但它给民众提供了一定的问责机会。几百年的经验证明，问责对保证尽职的政府和法治不可或缺。

让我们暂且把目光移离政治，来注意这样一个事实：人们谈到民主的时候，通常想到的不是它的政治意义，而是社会意义，是阿历克西·托克维尔所谓的条件的平等。我在本书中并未花大笔墨赞美现代西方世界坚持的各种形式的包容，这些包容若是看在我们祖先的眼中，会使他们瞠目结舌。我这样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的了不起有目共睹，不需要我来画蛇添足。有的社会以特别“民主”而自傲，因为它们没有谄上欺下的势利行为，或是商界或政府中有大批女性身居要职，或是成功吸纳了大批移民，或是减少了基于种族原因的经济和其他方面的不平等。它们的民主在于它们去除了许多过去普遍认为的天生优势，尤其是种族、出身与性别。把它们称为“社会民主”势必会造成困惑，因为时至今日，西欧的马克思主义及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政党一直自称社会民主党，而这里所说的民主却与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相契相合。如果不再根据种族、出身和性别来确定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那么就只剩了一条标准，即此人对他人或整个社会的福祉所做的贡献。贡献的形式五花八门，从简单的体力劳动到名人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调剂补充，而得知每个人的贡献价值几何的最明显的方法就是看它在市场上的行情。当然，在任何社会中，这种价值实现起来都很不精确，市场更是缺点众多。尽管如此，现代自由民主国家的核心价值观是社会性，而非政治性的，此乃精辟之论。

本书的一个前提是，温故可以知新。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我是否相信太阳底下无新事？或稍退一步，同意修昔底德、马基雅维利以及许多其他人的观点，认为人性无论何时何地都始终如一，因此可以鉴古知今，预测未来？对此问题的回答是：“不完全如此。”政治学想努力理解的世界，在过去两个半世纪的几场革命中发生了巨变，本书最后1/5的部分就此进行了非常认真的讨论。在没有特别的次序，也不专门强调此一过程中相互联系的各方面中的某一个的前提下，可以看到，当今世界经过工业革命、人口革命、识字和通信革命，还有18世纪晚期以来的各场政治革命所创造的世界，在众多方面已是迥然有别于古代、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世界。最重要的分别在于人类技术能力的飙升。说白了，我们能够养活的人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得多，我们能够杀死的人也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得多。

农业进步使人吃得更健康，粮食来源更可靠；清洁的饮水和高效的下水道系统意味着人患病概率的降低；医学昌明，以往的不治之症和致命之伤如今有了治疗的办法。同时，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显示了各国是多么高效地杀戮了彼此的几百万人民。不那么直白地说，我们的生产能力使我们的祖辈望尘莫及，这意味着我们除了生产有用的东西之外，还生产出了始料未及的副产品，即严重破坏环境的各种污染物。因为这一切都是在全球规模上发生的，所以现代政府要应付的问题就不仅浩繁复杂，远非前人所能想象，而且有可能造成前人同样无法想象的大规模破坏。因此，书的最后我对我们这个互通互联、日益拥挤的星球上的政治表示了担忧。人口也许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但应对有70多亿人口的地球的各种问题与确保二三十万人的城邦维持温饱、保卫家园、抗御敌人，并培育起使我们至今艳羡不已的丰富多彩的公民生活大不相同，二者不可同日而语。对政治的思考

许多人和我一样，穷其一生教授所谓的“政治思想”或“政治理论”，并就此著书立说。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关于什么是“政治理论”却各有各的看法。它并非历史，虽然它包括早已作古的思想家的思想；它不全是哲学，虽然它讨论死去和仍在世的思想家的论点；它不能算是社会学，虽然研究政治的作者在社会学方面通常的确比较幼稚。一位同事曾说，政治理论家是紧抱着20来本书钻牛角尖的人；我花了半个世纪钻研穆勒的《论自由》、霍布斯的《利维坦》等著作之后，感到20来本这个数字还太高了点儿。不同的政治理论家虽然在学术上各执己见，但都坚信不疑，跨越几个世纪与昔时的政治理论家及其同时代的人进行对话是有用的，尽管有时他们也因对话的艰难而感到气馁。他们希望任何感兴趣的人都来旁听并加入这样的对话，[1]大家一起来听一听极乐世界里的谈话，听不信人性本善的马基雅维利如何嘲笑苏格拉底的不谙世事，或杰斐逊如何承认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对美国的未来比他预见得更加准确。

这样做必然可能会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无法起来自辩的古人。企图和已经辞世的伟大思想家对话显然有这个危险，因为即使我们对他们思想的解释完全不着边际，他们也无法做出纠正。我非常钦佩以赛亚·伯林，写作本书时就是以他论述思想史的文章为榜样的；然而，读者读他的作品，有时会搞不清他讲的到底是孟德斯鸠的意见还是他自己的观点，或者马基雅维利是否真的致力于伯林所说的那些事业。20世纪初的哲学家兼历史学家R·G·科林伍德声称，解释历史需要重新思考过去的思想。伯林在他的著作中是这样做的，我在本书中也采取了这个办法。至于如何当心不要把我自己的观点强加到已经去世，无法自辩的人的头上，我只能说，我在写作的过程中一直牢记同行的不同意见。伯林的著作之所以如此生动鲜活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具有几乎是奇异的能力，能够抓住他笔下思想家的思路。企图了解古人的思想固然困难重重，想象和有血有肉的古人相遇的情形同样困难，甚至更加困难。然而，要想从多个角度看待我们的前辈，就必须冒此风险。

和今天许多悲叹“公共知识分子”式微的评论者一样，我对一种观点深感不安。这种观点认为，严肃的政治思想家可以退回象牙塔中，专心撰写只供同行阅读的艰深而又卓有趣味的论文和书籍，把现代政治生活的前景这个问题交由报刊专栏的撰稿人去探讨，或留给电视上貌似政治辩论，实则大吼大叫的吵架去纠缠。但我并不特别悲观；艾伦·布卢姆题为《美国精神的封闭》那本忧郁的书居然荣登畅销书榜，这说明美国人的精神远不像他想象的那样封闭。虽然我不太喜欢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但该书的成功证明市井之中有公共知识分子，他们思想的追随者大有人在。历史和传记从来喜爱者众，仅举两例：西蒙·沙马和戈登·伍德的著作大大丰富了我们的内心世界。但有些哲学史著作也广受欢迎，令人羡慕。伯特兰·罗素所著《西方哲学史》就是其中之一；我15岁时读到这本书，一下就入了迷。它和穆勒的《论自由》这两本书改变了我的一生。多年以后拾卷重读，我仍觉受益良多；当然书中有许多不准确之处，而且表现出来的偏见令人瞠目，又非常好笑。我以罗素的明晰达意作为楷模，虽然对使他当之无愧地荣获诺贝尔文学奖那行云流水般的文体，我只有艳羡的份儿。至于他的那些偏见，其中一些我也有，但我尽力不让自己受其干扰。罗素不足为训的一点是，他经常对与他意见相左的思想家不予重视，甚至嗤之以鼻。在本书中，我对不容置疑的伟大思想家的批评有时比较尖锐，两个明显的例子是柏拉图和马克思；但我对他们十分重视并充满尊敬。我的尖锐批评针对的只是他们关于最佳治理方法的理论；柏拉图的哲学思辨深邃、渊博、意趣无限，但他提出的治理政治乱象的办法却不太高明。马克思的经济分析和历史社会学令人着迷，但他对如何管理社会主义经济这个问题避而不谈，这是不可原谅的。对他们二位绝不能嘲笑，但可以批评。

由此可以看出，我是个热心政治的人；我对政治的所有形式都深感兴趣，对一切报纸和时事文章都热切地阅读。我也是怀疑论者。像大多数人一样，我怀疑领导人的动机、才智和能力；但我与大多数人有一点不同，我也怀疑我们谈论政治的方法。政府、领导人、评论家和普通老百姓谈论政治时援引的许多思想其实没有多少实质内容；还有一些思想很久以前有道理，但在现代世界中已不再适用。众所周知，如今几乎每一个政府都自称为民主，但这些自我标榜的民主彼此之间并无多少相似之处，它们与2 500年前雅典人为之战斗牺牲的政治制度更是风马牛不相及。现代民主真的是民主吗？还是别的什么东西？（我们将看到，回答是：“严格说来，是别的东西。”）我们也许会感到诧异，为什么那些国家要用“民主”这个使人误会的名称？我们也会猜想，用错名称到底要不要紧？可能不要紧；很多人和我同一个姓，但别人很少把我和其他人弄混。

另一方面，旧瓶装新酒也许不可取，因为它会引起无法满足的期待，造成没有必要的失望，甚至更糟，可能会使统治阶级得以将政治制度为一己私利所用，用“面包加马戏”来安抚穷人，对他们甜言蜜语，连哄带骗，但实际上照样剥削不误。也许与其说人们受了骗，不如说他们是在自欺，其实心里明白，自己不是公民，而是臣民。世界上的人分为两种，发号施令的和奉命行事的；多数人属于后者，但他们却假装小木屋出身的自己可以有朝一日入主白宫。罗马帝国的钱币和甲胄上刻有“罗马元老院及人民”的铭文；但“罗马元老院及人民”是处于军事和官僚独裁之下。

说这些不是要谴责现代政治。在多数现代社会中，生活都比古时候安定多了；现代“民主国家”的政治通常比雅典的政治更理性，比罗马的政治更文明，比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和宗教改革时期德意志的政治有序安全得多。在现代西方世界，个人拥有众多权利，如言论自由、信仰自由、选择职业的自由、按自己的喜好生活的自由，等等，这些是普通人过去做梦也想不到自己能享受的权利。穷人有权投票，妇女有权参政，这些在过去曾被认为是不可能的、危险的、邪恶的，或有违自然的，也许四者皆是。但是，在赞扬民主的时候，至少应该想一想我们到底在赞扬什么；在发誓致力于为所有人实现自由和正义的时候，应该明白，我们心中的自由和正义也许不同于美国国父所想的自由和正义，更遑论西塞罗或马西里乌斯所说的那种只有当无私的统治者致力于共善的时候才能实现的自由和正义。要探讨这些问题，最好的办法是把我们的想法和效忠对象与历史上其他时期、其他地方的思想家的想法和效忠对象作一个比较。罗马和雅典关于自由的观点大相径庭，与我们的观点也迥然不同；然而，我们这方面的语汇及其含义都是它们留下来的，而我们的许多制度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来源。对于民主、自由、正义和公民权，今人的理解居然没有更加混乱，不能不说是奇事一桩。

本书讲的是历史学家、哲学家、神学家、从政者和可能的革命者对一个问题作出的解答。这个问题是：人们如何能最好地治理自己？此一问题带出了一连串其他问题，全都围绕着一个中心，即人究竟有没有管理自己事务的能力？许多撰著人认为，人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只是恶意的命运之神的玩物，或是不自觉间供天意役使的工具。要想改善人的处境，与其去搞政治，也许还不如去祈祷。即使说人能够控制一部分世事，关于到底能控制多少，控制的是什么，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许多撰著人说，只有某些人可以凭借其道德上的或心智上的能力来控制自己的命运，比如，男人可以，女人不行；希腊人可以，波斯人不行；有财产的人可以，做工的穷人不行；信基督教的[2]欧洲人可以，信异教的美洲印第安人不行；自由的美国人可以，黑奴不行。本书研究的题材就是2 500年来对“人如何治理自己”这个问题提出的各种回答，包括“把命运交给智者，由他全权斟酌掌握”、“尽力确保富人和穷人都不能独占决策权”、“找到神一般的明主，给他以绝对权威”，还有“不要胡思乱想，乖乖做顺民，把心思用在培养自己不朽的灵魂上面。”这些回答有古老的根源，也有现代的体现。它们又引起了更多的问题，有宗教方面的，也有哲学、历史、生物学和社会学方面的，比如，国家应寻求何种正义？历史的发展是否有既定的格式？人是否因生物学的原因而注定要无休止地打仗？还有“人活着究竟为什么？”这个终极问题。不同理念导致对政治目的的不同理解，有的说政治的目的是生存活命；有的说是过好生活；有的说是获得荣耀；有的说是争取自由；有的说是来世得到救赎；有的说是通过革命推翻资本主义，以实现人性的解放。所有这些回答都对政治思想与实践产生了影响。

对于比较深刻的问题，我只探讨到揭示人们应该如何治理自己的深度。对柏拉图或霍布斯这类哲学家的学说，探讨到这个深度需要很长的篇幅；而马基雅维利这样的怀疑论者对深刻的问题避而不谈，所以只需解释他为何如此的原因。本书讲的是政治，哲学、宗教、生物学或社会学都只是顺带。这也是一本讲书的书，讲前人写过的书。他们叙述历史、总结哲学理论、编写政治建言手册，而且经常是数举并行，每人都试图劝说读者在政治上走某一条路。对于他们的读者认为理所当然的许多事情，今人并不认同，他们的读者对书中内容与当地事务的联系了如指掌，而今人只有借助其他资料才能对其稍有了解，有时甚至完全无从得知。

我希望本书能使得读者喜欢前人的这些著作，并能就其中晦涩难解的地方为读者释疑解惑；但尽管本书包含了大量对前人著作的总结，却并不能代替阅读原著。我希望读者能够燃起兴趣，去读原著，和原著者的思维角力。本书中脚注用得很少，只是为了使读者能够核实我的叙述是否准确，而不是为了罗列另外的解释激发观念交锋；为此原因，我在每一章中都建议了更多的读物，以便使有兴趣的读者在本书有限的范围之外进一步深入研究。虽然本书介绍的是著作及其作者，但它不是教科书，而是对大背景的介绍，也是一个由头，借以不仅介绍有关的著作，而且讨论作者撰著的动机及所处的形势。如果读者读完此书后，拿起柏拉图的《理想国》、霍布斯的《利维坦》或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能读得津津有味而不是茫然不解，或即使茫然不解也愿意接着读下去，深入探讨，形成自己对作者观点的意见，那么我这本书就算成功了。

[1] Elysian Fields，希腊神话中英雄和好人死后居住的地方。——译者注

[2] 在西欧的语言中，“异教”是一个基督教中心主义的词汇，指闪米特起源的一神教之外的宗教。闪米特一神宗教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尊亚伯拉罕为信仰的先祖；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都属于闪米特宗教。一般情况下，“多神教”与“异教”是同义词，但前者没有基督教中心主义的意味。——译者注上卷从希罗多德到马基雅维利第一部古典观念第一章为何始于希罗多德？用希腊文（和拉丁文）讨论的政治

2 500年前的希腊人谈论他们的政治制度所用的语汇被我们继承了下来。“政治”、“民主制”、“贵族制”、“暴政”都是直接从他们那里拿来的。我们和他们的政治理想有许多相同之处。最重要的是，我们和他们一样热爱自由、独立和自治。古希腊人深知，他们的政体——城邦——是不同寻常的政治形式，其生存无时无刻不处于内战、外来强国征服，或邻近城邦入侵的威胁之下。城邦的起源湮没难寻，但从公元前600年起，到公元前4世纪中期，马其顿的腓力国王和其子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希腊世界之前，城邦一直兴旺发达。公元前332年，雅典人趁亚历山大去世再次发动叛乱，企图恢复独立，这最后的努力却仍以失败告终；但即使那样，城邦也没有消失。在受希腊文化影响的君主的统治下，希腊城邦直到公元前2世纪中期仍保有一定的自治，后来在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治下也是一样。不过那种自治少得可怜。希腊人失去了他们最珍视的东西，那就是在军事和外交事务中采取行动的自由；他们在公元前5世纪的头两个十年期间奋勇作战，成功地抗击了波斯帝国，为的就是保全这个自由。

我们和古希腊人一样，毫不动摇地坚持自己的自我定位；谁若试过对朋友说美国并非真正的民主国家，一定对此深有体会。然而，古希腊人创造的语汇体现的是他们的理想、抱负和假设。对于人应该如何最好地治理自己，他们有自己的观点。这一切在今天迥然不同的世界中是否还有意义，这一点并不清楚。先来看一看人口方面的差别。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时（公元前431年），雅典大约有50 000成年男性公民，20万本地自由人居民；居民总数约30万，包括奴隶和外国人。雅典和阿提卡乡村地区面积为1 800平方公里，相当于香港的一倍。人口的1/4住在城里，其余的住在乡下，许多城里居民以务农为生，步行去离城不远的自家农庄干活。其他的希腊城邦比雅典还要小很多。我们在考虑人口可达10亿的现代国家时，用的却还是生活在完全不同情况中的古人遗留下来的标准。即使对此不必过分大惊小怪，至少心中也要有一根弦，要知道，报刊社论所说的以及政客和评论家要求的“民主”其实指的是许多不同的东西。

本书探讨的传统始自古希腊思想家。他们看到，他们城邦的治理方法与波斯这个亚细亚邻国大相径庭，因此得出结论说，希腊实行的是“政治的”政府，而波斯却不是。他们认为，只有法治的自治城邦1或共和国才有政治。波斯没有政治，因为波斯国王是奴隶的主人，不是公民的统治者。对此作了精辟的阐述的是，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本书的起始点。公元前491年，被流放的斯巴达国王德马拉图斯在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的王廷获得庇护，并被大流士任命为帕加马和几个其他城市的总督。公元前480年，大流士的儿子和继承人薛西斯带德马拉图斯去检阅他召集的大军，他要挥师希腊，为乃父征希腊未果而在雅典人手中遭受的屈辱报一箭之仇。他对德马拉图斯说，“希腊人肯定不会以卵击石。”德马拉图斯却告诉他，希腊人一定会奋战到底。这话他听得很不顺耳，“1 000人的军队怎么可能抵挡得住我的大军？哪怕是10 000人或15 000人也不行，特别是他们没有主人，完全各行其是。”希腊人若是被迫上战场，可能会色厉内荏地虚张声势；对此薛西斯可以理解，他的波斯军队也会这样做，但他认为，希腊人在如此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仍要坚持一战简直是荒谬。德马拉图斯说，一点儿也不荒谬，希腊人为了捍卫自己的自由，不惜牺牲生命。他补充说，“他们是自由的，没错，但他们并非完全自由；他们有主人，那就是法律。希腊人害怕法律比您的臣民害怕您的程度高得多。他们对这个主人唯命是从；而法律的要求永远不变：作战中无论敌人多么强大，2都决不能退缩，要坚持队列，不胜利，毋宁死。”希腊人是公民，不是臣民；是自由人，不是奴隶；他们有纪律，但这纪律是他们自愿加之于己的。自由人不是被鞭子抽打着去作战的。“共和国”可以由国王或贵族来领导，也可以由民主大会来统治；关键在于它的独立。社会的活跃成员是公民，这一思想也同样关键。民主的意思是“许多人”的统治，这远非政治的根本特征。斯巴达的制度集合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因素，几千年来为人所钦佩，就连美国建国也受了它的影响；但斯巴达的社会是镇压性的，充满了宗教狂热，靠称为希洛人（helot）的被征服人民的劳动来养活。即使在民主政体中，“许多人”也不意味着所有人。雅典居民中只有一部分能够参政；外国人和奴隶没有这个权利，妇女更是被完全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即使如此，雅典人还是发现，一旦把公民权赋予下层阶级，就等于把魔鬼放出了瓶子；没有公民的同意，谁都无法治理国事。

我们所理解的政治思想始于雅典。因为雅典人以贸易为生，所以他们有机会接触同时代的其他人民，看到了其他社会的组织方法是多么不同。如果他们不是住在雅典，不是将贸易作为谋生手段的话，他们就不可能知道别的人民与他们的区别。即使有机会了解别的人民，他们可能也不会予以注意。《旧约》中的以色列人对邻近的人民知之甚多，无论是埃及人、巴比伦人还是别的什么人，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以色列人经常沦为他们的奴隶或半奴隶。然而，《旧约》对埃及实行的官僚神权制只字不提，只强调埃及人不信耶和华。它讲述的政治史是一个竭力避免政治的人民的历史。犹太人认为，自己直接受神的管辖，除了遵守或违背神的训诫之外，没有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余地。只有在上帝相信他们，允许他们选择自己的王之后，他们才成为政治社会，也连带遇到了所有政治社会都有的问题，如竞争权位和争夺继承权。犹太人把政治视为失去了上帝恩宠的堕落。希腊人却视其为成就。包括柏拉图在内的许多人都认为这个成就是有瑕疵的；雅典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开始辨识瑕疵所在的时候，他们之间的争论就开启了政治思想的历史。城邦的诞生

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人对他们自己制度的历史只有一星半点的了解，而且不像现代人那样，在“真正的”历史与“纯粹的”神话之间作出区分。由于他们搞不清楚城邦的起源，我们对城邦的起源也就无从确知。公元前4世纪中期，亚里士多德指派他的学生把希腊地区158个政体的介绍汇编成册，可惜只有关于雅典的介绍流传至今。里面对于在编写日期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的叙述是靠不住的。关于城邦的起源，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军事方面的：一群本来分散各处的人聚到一起，在有城墙保护的城中定居下来。另一种是政治方面的：一群人同意在一个权威的统治下生活，无论周围是否有城墙的保护。意为“住在一起”的synoikismos这个词两个含义兼而有之。任何政治实体都意味着人民承认同一个权威，但最初的“城邦”并非都是建立在城的基础之上，斯巴达就是例子。我们想到斯巴达时，总以为它是座城，其实斯巴达人生活在没有城墙保护的村庄里，并以此为傲；他们的军队就是城墙，“每个人都是一块城砖”。虽然如此，他们仍属于一个单一的政治实体。希腊的政治组织没有统一格式。大部分情况中，权力，甚至连公民资格，都只限于很小的一群贵族；有些城邦据说是由“国王”统治的。

社会有贫富之分，对这一点在希腊时代无人反对。在每一个社会中，包括民主的雅典社会，政治领导人都来自名门望族，又称“出身好”的阶层。尽管如此，阶级冲突仍然是挥之不去的威胁。穷人害怕富人会把他们变为奴隶；富人害怕穷人会抢走他们的土地和财富。在[1]许多城邦中，僭主（tyrant）就是靠允诺保护贫穷的公民不受富人的奴役，或保护富裕的公民不受穷人的抢掠而攫取了权力的。“僭主”一词听之可憎，但它并非一定意味着统治者残暴或自私，只是说他以不合法的手段获得了权力，并一个人大权独揽。有些僭主是温和理性的统治者。公元前6世纪晚期统治雅典的庇西特拉图父子就属于这一[2]类。雅典在公元前6世纪早期即成为民主政体，但即使在梭伦的改革之后，富人和穷人之间，以及主要家族之间仍然冲突不断。庇西特拉图父子的僭主政府避免了内战的爆发，而且基本上是温和友善的。不过，虽然雅典兴旺了起来，但庇西特拉图父子并不受人爱戴，因为贵族认为自己生来有权当统治者，穷人则想保护自己在公共事务中的发言权。公元前510年，雅典人在斯巴达的帮助下揭竿而起，推翻了僭主政权。雅典的民主

雅典推翻僭主政权后，建立的民主制度日益激进；此为斯巴达一手造成，也为它所始料不及。斯巴达的政策是在其他希腊城邦扶植与它友好的寡头政权，但在雅典，它的愿望落空了。雅典的激进民主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制度持续了几乎两个世纪，虽然其间时有中断。2 000多年来，它一直激励着激进分子和穷人的奋斗，使保守人士和富人警惕不安；它与罗马共和国和美国一样，是政治创新史上的里程碑。开启这个进程的克里斯提尼是一名贵族。他自公元前508年起主导雅典的政治，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旨在加强战备能力，并通过允许贫穷的公民参与政治生活来保持社会和平。其实这两个目的是彼此相连的。在雅典舰队中做桨手的都是称为thetes的最低阶层的公民。“贫穷的公民”并非雅典境内的任何居民。雅典社会建立在奴隶制的基础上，构成它政治道德观基石的是两个鲜明的区别，一个是自由人与奴隶的区别，另一个是雅典人与外邦人的区别。自由人与奴隶之间的界限神圣不可侵犯，自由人绝不能和奴隶通婚，如果他们非法结合，生的孩子也是奴隶。雅典没有归化这一说，外邦人即使长久居住在雅典，也不能成为公民，按专门法规，获得长期居留权困难重重、代价巨大。希腊城邦对其他民族的排斥是一个缺点，也是雅典人在政治上不如罗马人精明的地方。罗马人把被他们征服的人民都变成了新罗马人，雅典的公民权则只能靠继承。要想当公民，父母必须是公民，否则就别想。这种鲜明的二元对立也扩展到对男女两性的态度。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在政治、贸易和作战方面均勇于发明创新，但对女性却采取了一种在希腊并不普遍的限制性态度。这并非出于对性的严格限制。雅典的男人经常嫖妓，不以为耻，成年男人和男孩子之间的同性关系也司空见惯。然而，雅典上层阶级的妇女在公共场合要戴面纱，除了参加宗教活动的女人外，上等人家的女性都藏身深闺，如有男客来访，就得避到女眷专用的房间里去。劳动女性受的限制较少。随着雅典成为东地中海的头号贸易大邦，它成为一个大都会，城中居住了大量的外邦人。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此颇有怨言。雅典发展出了重商经济，也建立了银行和保险制度。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斥责过唯利是图、一心赚钱的行径。但外邦人无论多么有钱，仍然是外邦人。妇女只是靠着作为公民的女儿、姐妹、母亲和妻子的身份才被算作公民，但不能参政。

雅典民主的关键是公民大会（ecclesia）。它集现代意义上的立法、司法和行政职能于一身，对它的决定无处上诉，除非是向公民大会的下一次会议，或在一个法庭上提出申诉，而法庭仍然是公民大公的一部分。虽然公民大会的成员人数有可能达到40 000，但它其实是通过许多较小的机构来运作的，比如它下属的几个各有500名成员的法庭。特别重要的机构有500人的治理委员会（boule），它负责雅典的行政管理，成员任期一年；还有治理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会（prytany），有30多个成员，每月轮换。治理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均由抽签决定，参加抽签的候选人都经过仔细的资格审查。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雅典人试验过各种新的委员会和法庭，以图把权力从古老的贵族机构手中转给公民大会。公民大会既是立法机构又是法庭，这在现代人看来似乎有些奇怪，但它突出表明了雅典人对权力的怀疑。任何人都可能被指控滥用公职而被公民大会革除。没有公共检察官，一切诉讼都由个人提出，有一整套复杂的规则管理着起诉权。由于起诉方有权得到判处罚款的一部分，雅典人以好讼闻名也就不令人惊奇了。这个制度极易受到滥用，然而却出奇地有效。

克里斯提尼对公民权和公民大会的成员资格做了合理化改革，把海军和陆军的开支纳入了经常预算。预算费用主要由富人负担，因为大多数人民仅能温饱，但军费开支是必需的花费。雅典比较幸运，因为它有储量丰富的银矿，也有足够的奴隶去开矿。希腊各城邦无时无刻不处于战争状态，不是正在打仗，就是很快就要开战，不实际作战的时候经常是处于暂时休战的高度戒备状态。克里斯提尼解决了引发国内冲突的最严重的问题，办法是把公民组成10个“部落”。部落按地理位置确定，不是按阶级或亲族关系组成，无论部落成员身在何地，其政治权利都由部落决定。形成部落的地理单位是阿提卡的村庄（demes）。雅典人在自我介绍时，总要说明自己是某某村庄的某某人。每个部落向立法议事会派遣50名成员。立法议事会的工作至关重要，因为它要为公民大会准备立法法案，还要监督官员的行为。成员任期一次不得超过一年。后来，规则进一步严格，规定每个人一生中不能担任两次以上的立法议事会成员。由于公民人数少，需填补的空位多，所以普通雅典人一生中很可能至少有一天能登上相当于雅典总统的高位，并有一个月能成为“内阁”成员。这反映了雅典人对实现公民在政治影响力上的平等的热衷。现代人若是有同样的热情会怎么做，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不过我们目前的许多政治安排恐怕就保不住了。

这10个部落还提供10位将军（strategoi）。将军的职位是选出来的，可以多次连任。有些荣誉职务是终身制，不经过选举，而是世袭或经抽签决定。雅典有常设的行政当局，这对一个维持强大的海军舰队，又要为美化市容不惜巨资的城市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在克里斯提尼及其继任者的统治下，民主平等不适用于军事指挥官的任命；即使如此，公民大会仍然有权当场罢免将军。雅典人与我们的一个关键分别是，我们依靠选举出来的代表，而他们是从公民中随意点人，等于在有资格的人当中抽签。不过，随着雅典的民主日益自信，以出身和财富为基础的资格要求逐渐被去除。在选择将军和其他行政官员的时候，民主的原则让位于经验、专长和可靠性。最著名的将军伯里克利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和战争初期一直担任雅典的领导人。他多次重新当选，行使着相当于现代总统的权力。修昔底德在评论伯里克利的3生涯时说，“在民主的名义下，实际上是一人大权独掌。”出身保守贵族的修昔底德将此言作为赞美之辞。现代评论家注意到，雅典领导人大都出身于上层阶级家庭，因此认为，雅典与现代的民主国家类似，实际都是寡头政体。但修昔底德对此没有意见。他称伯里克利为“第一人”，意思是说他是雅典最睿智、最正直的人。

把公民大会牢牢掌握在手中的伯里克利具有民众领袖（demagogue）的素质和才能。包括柏拉图在内的那些不喜欢他的人毫不客气地说他是demagogue，用的却是这个词今天常用的贬义，指挑唆煽动愚蠢的人群为己所用的人。克里斯提尼创立的制度不同于现代民主，不仅因为它是直接民主，不是代议制民主，而且因为他的制度不是自由民主制，对公民大会的权力没有宪法的限制，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之间没有界线，公民大会对私人生活可以随意干涉。雅典人把抽签视为不言自明最平等的分配权力的方法，而我们除了召集陪审员之外，基本上不用任意抽选的方法。雅典的平等只限于政治。名门望族坚信自己在社会上高人一等；男人坚信自己比女人优越；雅典人坚信自己比外邦人高级；奴隶位于社会的最底层。尽管如此，公民大会的权力是实实在在的。它罢免伯里克利和其他将军的职务时毫不犹豫。有时，公民大会的成员在勃然震怒的时候，会不管三七二十一草率做出革职的决定。公民大会拥有绝对主权，成员对此都十分清楚。结果可想而知。除非公民大会尽忠职守，否则它就会被阿谀奉承者所引诱，被阴险狡猾者所欺骗，被能说会道、头脑机敏的人牵着鼻子走。它发起脾气来会做出非常恶劣的事来。民主的光荣与失败

克里斯提尼的民主在头30年间居然存活了下来，实在出人意料。他甫一上台，雅典就陷入了生死存亡的战斗。公元前5世纪发生了两场大战，第一场以希腊人集体的胜利告终，第二场的结局是雅典的惨败。波斯战争从公元前500年打到前479年，中间时有休战，前479年后又继续了20年，其间战事的激烈程度有所下降。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以雅典及其盟友为一方，斯巴达和科林斯以及它们的盟友为另一方，在公元前404年以雅典完败而告结束。公元前479年后，雅典成为希腊首屈一指的海上强国，也是包括爱琴海和小亚细亚西海岸在内的海洋帝国的中心。其他城邦，尤其是科林斯和斯巴达，对雅典日益增长的力量忧惧交加，于是组成联盟，和雅典打起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尽管雅典遭到惨败，但它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在它历史的最后3/4世纪中再次复兴，并两次企图重建爱琴海帝国。到马其顿的腓力国王于公元前338年在喀罗尼亚赢得了对希腊联军的决定性胜利，马其顿在公元前322年的阿莫格斯海战中最终击败了雅典舰队之后，民主的雅典作为独立的国家才真正完结。

波斯战争和伯罗奔尼撒战争激发了古代两位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的才思。记叙波斯战争的希罗多德人称“历史之父”，但他的另一个称号是“谎言之父”。人们说，他对云山雾罩的传言信以为真，尽管后来的研究表明，只要他有条件弄清事实，他的记叙通常都是真实的，而且他关于几世纪前发生的事情的猜测也都有据可依。记叙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修昔底德从未被指责过轻信人言，并且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政治分析家之一。修昔底德和希罗多德撰写的历史并非持平之论。他们两人都同情贵族，认为民主容易引发意见不合，会造成行事朝三暮四，并可能受到诡计多端、野心膨胀的恶棍的操纵。希罗多德对波斯君主制的高效颇为倾倒，被批评为“亲蛮族者”。看了希罗多德的著作后，读者会因民主雅典的人居然能团结起来打败波斯人而感到惊讶，而修昔底德则使读者认为，雅典公民大会那些自我毁灭的行为一点儿也不奇怪。修昔底德的历史写到公元前411年为止，那是雅典战败的七年前，但他的著作通篇都预示了雅典失败的必不可免。

希罗多德撰写了《历史》一书来解释希腊人和波斯人为何注定要打仗。书中并未对这个问题作出确切的回答，但读者可以根据书的内容作出推论。战争的导火索是公元前500年小亚细亚西海岸的米利都和其他希腊城邦发起的叛乱。那些城邦早在公元前6世纪就遭到波斯的入侵和占领，在波斯君主统治下过了半个世纪才起来造反。造反的原因不明。人民并未因成为波斯君王的臣民而生活受到影响。他们固然要向波斯君王纳贡，城邦之间的关系也要受波斯人的控制，但城邦的内部治理、宗教仪式和经济活动都由各城邦自己管理。后来受希腊文化影响的君主国和罗马帝国也采用了这一方式。公元前6世纪末，宗主国波斯并未加紧压迫，那些城邦的经济也繁荣兴旺。也许造反是繁荣自信的表现，不是被压迫的受苦人的奋起反抗。

雅典接到叛乱城邦的求援后，派去了20艘三列桨船。它为何要冒险干预，原因同样不明。雅典人提出的理由包括：那些城邦曾是雅典的殖民地，与雅典有特殊的关系；雅典人与那些城邦的人同属“爱奥尼亚人”，所以要和他们站在一起。但实际上，雅典人通常并不特别重视这样的关系。希罗多德认为，暴君制的波斯和民主制的雅典发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许多撰著人也和希罗多德一样，相信专制政体和民主政体无法安然共处，民主政府的存在会激励被奴役的人民向往自由，而压迫性的政府则会努力扩张边界，以防本国人民受到民主邻国的教唆挑拨。事实上，这两类政体之间的紧张从来就没有那么严重。波斯人和希腊人都曾为了自己的目的与对方结盟，伯罗奔尼撒战争就是明证。

小亚细亚的叛乱在公元前494年被镇压了下去，雅典人也意识到他们为自己树了一个强敌。前492年，大流士一世入侵雅典，却因为舰队被暴风雨摧毁而无功而返。前491年，波斯人要求爱琴海中的岛屿和希腊大陆上的城邦向它献上“土壤和水”以示臣服。许多城邦屈从了波斯的要求。雅典和斯巴达却不仅坚决拒绝，而且杀害了波斯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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