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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5-27 19:3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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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世举、黄南津主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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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服务与“一带一路”

语言服务与“一带一路”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语言服务与“一带一路”作者:赵世举,黄南津[主编]排版:辛萌哒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时间:2016-04-01ISBN:9787509789643本书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学术应得风气之先——序赵世举等《语言服务与“一带一路”》李宇明

乙未岁末,得知《语言服务与“一带一路”》即将付梓,由衷高兴;世举教授约我为书作序,我欣然应允。为何?

第一,“语言服务与‘一带一路’”,这个话题太重大。“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提出以来,虽然时间不长,但却得到了国内外的高度关注。中国的语言文字工作者,也积极响应,认真思考,不断行动。海行靠舟,陆运需车,语言,亦即思想之舟舆。“一带一路”倡议要顺利行进,必须语言铺路。语言该如何铺路?需要大量而深入的研究。中国语情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等机构,2015年6月召开了“服务‘一带一路’战略的语言资源建设与开发利用学术研讨会”。会议研讨的内容十分广泛,围绕“一带一路”建设,有语言需求的调研,有语言状况的研究,有语言规划的探讨,还有对区域语言建设和中国语言文化国际传播等问题的思考。其中不乏卓见良策,若能施用,必有良效。

第二,我与中国语情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情缘深厚。我来自武汉,与湖北的同仁有着深厚的学缘与学谊。时有来往,时常交心。记得2008年冬,世举教授来京参加学术会议,余暇我们谈起,武汉大学985工程项目新建了“语言科学技术与当代社会建设跨学科创新平台”,借此平台可以为国家的语言文字事业做些事情。世举教授时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我是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谈起这个话题自然都有兴趣,也容易把谈话付诸行动。以那次谈话为契机,语信司与武汉大学开始共建中国语情监测与研究中心,2009年4月挂牌,陆续出版简报《中国语情》和《中国语情特稿》,在语言生活、语言战略和语言政策等方面,不断有研究成果推出。2014年该中心正式成为国家语委的科研机构,并更名为“中国语情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2015年又被确定为国家语言文字智库建设试点。一次交谈,七年行动,武汉大学与全国同行们勠力开创了语情研究这一崭新的学术领域,有力支持了国家的语言规划事业。在此期间,世举兄主编的《语言与国家》也体现了他的渊博学识与家国情怀。

这就是我乐意为本书作序的重要原因。“一带一路”建设,是一个巨大的综合性工程。如何为它提供语言服务、提供什么样的语言服务,学界,包括本书的作者,都已经提出了不少建议。在拙文《“一带一路”需要语言“铺路”》(《人民日报》2015年9月22日)中,我已经发表了一些意见,这里再赘言三点。

第一,语言人才培养。“一带一路”建设真正需要的语言人才,是“语言+X”型复合人才。其中的X,要么是另外一种或几种语言,要么是专业知识与技能。在培养方略上,可以先语言后专业,但是更重要的是发展专业人才的语言能力,特别是对那些已经走出国门的专业骨干进行语言培训。

第二,国家语言人才库。要尽快开展全国语言普查工作,或在全国人口普查中加入语言内容,以了解我国语言人才状况。在此基础上,建立国家语言人才库,广罗社会语言人才,甚至包括国外的语言人才。

第三,语言服务。建立语言服务市场,供需双方通过市场实现供求。组建国家语言服务团,以调剂语种、地区、季节等因素的影响,保障语言人才供给。促建大华语地区或“一带一路”区域语言博览会,展示语言教育、翻译、出版、语言技术、语言艺术等服务与产品;搭建共用的语言技术平台,通过语言技术平台提供现代化的、全方位的语言服务。

语言与社会的关系非常密切,语言学只有积极关注社会发展才会有活力。学术应得风气之先,应回答社会的重大关切。为“一带一路”的语言服务,乃至为中国走向世界的语言规划,提供切实可行的对策,是当今中国语言学界的重要使命。李宇明2016年2月19日(雨水)序于北京惧闲聊斋学者要有社会担当——编者前言赵世举

事实告诉我们,全球化和信息化发展,把语言和语言学推到了社会的风口浪尖、科技的前沿领域和经济的兴旺地带,语言功能不断拓展,语言需求日益旺盛。这既给语言及相关事业带来了空前的发展机遇,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和诸多问题。因应时代发展,回答现实语言问题,满足国家和社会语言需求,已是摆在语言学界面前的迫切任务,应该有更多的人来担当。

中国主流学术传统历来都是充满使命感和责任心的。无论是孟子所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礼记》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还是张载所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无不体现出古代学者的使命意识和远大抱负。对此,我们当代学者应该发扬光大,应该强化使命感、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积极关注和研究重大现实语言问题,为国家做贡献,为社会尽责任。我揣摩,李宇明教授为本书撰写的序言特意强调“学术应得风气之先”这一主旨,其良苦用心也许即在于此吧。“一带一路”倡议,举世瞩目,并已从愿景付诸行动。这一宏伟事业的实施,离不开语言服务这项不可或缺的基础保障和先导工程,需要语言学界和相关领域未雨绸缪,及时跟进。正如李宇明教授所说,“一带一路”需要语言“铺路”。那么,“一带一路”建设有哪些语言需求?该提供什么样的语言服务?怎样提供语言服务?这都是亟须深入研究的重要现实语言问题。本书就是对相关问题所作的一些初步探讨。

本书所收录的论文,主要是2015年6月6~7日由中国语情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会同广西大学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办,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教育教材中心、武汉大学国家文化软实力协同创新中心协办,广西大学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和广西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中心承办的“服务‘一带一路’战略的语言资源建设与开发利用学术研讨会”上的论文。那次会议的召开,虽然距离当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的时间不满三月,但相关单位和学者响应迅速,与会踊跃,充分体现出学界同仁服务国家战略大局的责任意识和饱满热情,以及对“一带一路”建设的高度关注、积极支持和主动参与。来自教育部语用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上海教育科学院、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广西大学、新疆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紧紧围绕面向“一带一路”的语言服务这一主题,展开了深入而热烈的讨论。既有对“一带一路”建设可能的各种语言需求的研判、对相关语言服务对策的探讨,也有对相关国家和地区语言状况的调研,还有对中国语言文化国际传播等问题的思考,更有对“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国家语言规划和区域语言建设的构想。话题广泛,内容丰富,研讨深入,不乏卓见,对国家事业的拳拳之心浸透其中,令人感佩。有关情况,《中国教育报》曾以《“一带一路”需要语言服务跟进——专家学者为“一带一路”的语言服务献计》为题,发表了会议综述,这里不再赘述。需要说明的是,“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巨大的综合性工程,相应的语言服务无疑也是一项重大而复杂的课题,有关研究才刚刚开始,很多问题还需要细化、深化研究。本书若能发挥一块引玉之砖作用的话,我想,全体作者都会深感荣幸和欣慰。我们更期待不断有上计良策推出,为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构建优质高效的语言服务保障体系。

本书也是中国语情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策划组编的学术文库“语言智库论丛”的第一部,以后会陆续推出其他成果。组编该“论丛”,是本中心被确定为国家语言文字智库建设试点之后的一个尝试,旨在以此为平台,凝聚中心内外的学术力量,聚焦国计民生攸关的重大现实语言问题,积极开展专题研究,持续推出智库性成果,为国家有关决策提供参考,为社会有关需求提供服务,为学术研究积累成果和资料。我们热诚期待志同道合的朋友随时为“论丛”惠赐大作和智慧,携手建好这个共享平台。

最后需要特别提出的是,“服务‘一带一路’战略的语言资源建设与开发利用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和本书的编撰,得到了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尤其是田立新副司长的大力支持和悉心指导,北京语言大学党委书记李宇明教授一直关注本书并欣然为之作序,广西大学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特别是文学院副院长黄南津教授等同仁为会议尽心尽力,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教育教材中心、武汉大学国家文化软实力协同创新中心和武汉大学文学院也积极支持,全体与会人员和本书所有作者都付出了辛勤的努力,中国语情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语情监测分析室副主任李佳博士不厌其烦地修改数篇稿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有关领导和李建廷博士为本书出版不辞辛劳,在此一并致谢!2016年2月20日记于武汉大学珞珈山南麓陋宅一服务“一带一路”的国家语言规划“一带一路”与语言能力[1]魏晖

[摘要]语言互通是“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基础;提升个体语言能力和机器语言能力、培育主要交际语言等,是实现“一带一路”语言互通的重要途径;有关方面应该围绕“一带一路”建设的需要,加强语言能力研究、国别研究、比较研究和具体问题研究,努力推动国家语言能力建设。

[关键词]一带一路;语言互通;个体语言能力;机器语言能力;国家语言能力

2013年9月和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2]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愿景与行动》),已有50多个国家明确表示愿意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倡议进入实施阶段。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和主要建设内容,本文讨论了“一带一路”与语言互通的关系,探讨了实现语言互通的途径,并围绕“一带一路”建设提出了加强语言能力研究的相关建议。

一 “一带一路”与语言互通

习近平主席在“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东道主伙伴对话会上指出,自古以来,互联互通就是人类社会的追求。我们的祖先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创造了许多互联互通的奇迹。丝绸之路就是一个典范,亚洲各国人民堪称互联互通的开拓者。同时指出,今天,我们要建设的互联互通,不仅是修路架桥,不光是平面化和单线条的联通,更应该是基础设施、制度规章、人员交流三位一体,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大领域齐头并进。这是全方位、立[3]体化、网络状的大联通,是生机勃勃、群策群力的开放系统。他指出了互通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和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的基础地位、战略地位,同时提出了“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建设的主要内容,这种互联互通是设施、制度、人员三位一体,“五通”并举的大联通、开放系统。由此可以看出,语言互通是互联互通的重要方面。

根据《愿景与行动》,基础设施是“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建设的优先领域,其内容广泛,包括:抓住交通基础设施的关键通道、关键节点和重点工程,优先打通缺失路段,畅通瓶颈路段,配套完善道路安全防护设施和交通管理设施设备,提升道路通达水平;推进建立统一的全程运输协调机制,促进国际通关、换装、多式联运有机衔接,逐步形成兼容规范的运输规则,实现国际运输便利化;推动口岸基础设施建设,畅通陆水联运通道,推进港口合作建设,增加海上航线和班次,加强海上物流信息化合作;拓展建立民航全面合作的平台和机制,加快提升航空基础设施水平;加强能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合作,共同维护输油、输气管道等运输通道安全,推进跨境电力与输电通道建设,积极开展区域电网升级改造合作;共同推进跨境光缆等通信干线网络建设,提高国际通信互联互通水平,畅通信息丝绸之路;加快推进双边跨境光缆等建设,规划建设洲际海底光缆项目,完善空中(卫星)信息通道,扩大信息交流与合作。

笔者认为,语言互通是指人与人之间使用能相互理解的语言进行的沟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离不开人的沟通。如果将人比作指挥基础设施的高级设施,那么语言互通就是一种高层次的设施联通。《圣经·旧约·创世记》第11章宣称,上帝为了阻止人类兴建能通往天堂的高塔(又称巴别塔),让人类说不同的语言,使人类相互之间不能沟通。但人类是聪明的,通过相互学习对方的语言,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一带一路”建设中,没有语言互通,就不会有很好的人的沟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就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人的沟通,政府间的政策沟通也无法实现,更谈不上民心相通。同样,没有语言互通也会影响贸易畅通、资金融通。

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愿景与行动》指出,传承和弘扬丝绸之路友好合作精神,广泛开展文化交流、学术往来、人才交流合作、媒体合作、青年和妇女交往、志愿者服务等,为深化双多边合作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并提出了诸多的建设内容,如扩大相互间留学生规模;沿线国家间互办文化年、艺术节、电影节、电视周和图书展等活动;合作开展广播影视剧精品创作及翻译;联合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共同开展世界遗产的联合保护工作;深化沿线国家间人才交流合作;加强旅游合作,联合打造具有丝绸之路特色的国际精品旅游线路和旅游产品,推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邮轮旅游合作,提高沿线各国游客签证便利化水平;开展体育交流活动,支持沿线国家申办重大国际体育赛事;强化在传染病疫情信息沟通、防治技术交流、专业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合作;扩大在传统医药领域的合作;加强科技合作,共建联合实验室(研究中心),促进科技人员交流,合作开展重大科技攻关,共同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整合资源,开拓和推进在青年就业、创业培训、职业技能开发、社会保障管理服务、公共行政管理等领域的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主要党派和政治组织的友好往来;开展城市交流合作;沿线国家智库之间开展联合研究,合作举办论坛;加强民间组织的交流合作;加强文化传媒的国际交流合作。

民心相通依赖于人的沟通,人的沟通以语言互通为基础。习近平主席2014年在柏林会见德国汉学家、孔子学院教师代表和学习汉语的学生代表,同他们就加强中德语言文化交流进行座谈时指出,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时代背景下,人与人沟通很重要,国与国合作很必要。沟通交流的重要工具就是语言。一个国家文化的魅力、一个民族的凝聚力主要通过语言表达和传递。掌握一种语言就是掌握了通往一国文化的钥匙。学会不同语言,才能了解不同文化的差异性,进而客观理性看待世界,包容友善相处。[4]

总之,互联互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基础地位、战略地位,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内容。语言互通是“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方面,是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基础。语言互通应包含在“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建设内容之中,应纳入“一带一路”建设规划。

二 实现语言互通的途径“一带一路”建设中如何实现语言互通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三种途径。(一)选择沿线国家比较常用的一种或多种国际通用语作为主要交际语

可供选择的国际通用语主要有联合国的6种工作语言:英语、法语、俄语、汉语、西班牙语与阿拉伯语。联合国的工作语言使用主要是根据该语种的影响力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通用程度来决定的,首先包括五大常任理事国所使用的语言。英国、美国的通用语言为英语,且有不少英联邦成员国和曾经的殖民地地区国家广泛使用;法国的法语,在欧洲、非洲、美洲、亚洲不少地区广泛使用;俄罗斯的俄语,广泛使用于苏联地区成员国和东欧地区;中国的汉语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使用人口,在东南亚地区也很有影响;西班牙语是15、16世纪西班牙强盛时期殖民地地区国家的主要使用语言,欧洲、美洲等有不少国家用西班牙语作为官方语言,联合国的前身——国联时期就开始使用直到现在;1973年,鉴于阿拉伯语在中东以及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其也被确立为联合国工作语言。这6种语言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力,但任何一种语言使用范围都有限,普及程度也不高。因此,选择这6种语言中的一种或多种作为沿线国家的主要交际语,能被广泛接受的可能性较低。(二)提升个体语言能力“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需要越来越多的懂得沿线国家语言的双语、多语人才。提升个体语言能力,及时培养“一带一路”建设所需要的外语人才是实现语言互通的主要途径。这种人才需求有3个特点:语言熟练程度不一样;数量巨大;语种需求不一样。语言熟练程度不一样表现为既需要一定数量精通相关外语、熟悉国际规则、具有国际视野,善于在全球化竞争中把握机遇和争取主动的国际化人才,也需要大量能熟练使用相关外语或能担任外语翻译的人才,还需要大量的能用外语进行基本沟通、能在异国他乡顺畅地生活的人才。数量巨大主要表现为需要大量能用外语进行基本沟通、能在异国他乡顺畅地生活的人才。如沿线交通项目的建设,离不开国内劳动力的大量输出,届时,将有大批工人前往国外务工,能用外语进行基本的沟通是在异国他乡顺畅地生活的基本要求。沿线60多个国家有40多种官方语言,语种需求与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密切程度、项目建设内容等有关,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越多,其语种人才需求越大。劳动密集型建设项目越多,对能用外语进行基本沟通的人才需求越大。智力密集型建设项目越多,对精通和熟练使用外语的人才需求越大。

面对上述需求,加快培养双语、多语人才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在人才培养中,学习语种的选择既要尊重个人意愿,注意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又要更好发挥政府政策的引导作用。有关部门应做好语种、不同语言熟练程度人才及其数量需求的预测和信息发布,做好语言教育规划,为语言学习使用者提供相应的咨询服务。有关高校应根据市场需求和国家需求做好语种教育规划及专业、课程设置,系统培养沿线国家有关语种的外语人才。未来三年,北京外国语大学将在已有的64个外语专业基础上,新增三十多个非通用语专业,实现与中国建交国家官方语言的全覆盖。新建的非通用语专业主[5]要分布在“一带一路”沿线的亚非国家。这种系统培养外语专业人才的方法周期较长,数量有限,难以满足近期的急需。相关企业应根据投资、贸易、交通建设、旅游等需求,做好人才需求规划,和有关高校合作,采取多种方式培养企业急需的外语人才。既可以采取定向或委托培养的方法,培养精通相关外语的复合型人才或能熟练使用外语的专业人才;也需要采取快速、强化培训的方法,以适应发展急需;还需要采取简洁、有效的培训方法,培训劳动者更好地适应国外务工生活;还需要开发一些操作简便的语言服务工具、产品,提供便捷、及时、有效的服务。

总之,采取有效措施,提升个体语言能力,及时培养“一带一路”建设所需要的外语人才是实现语言互通的主要途径。要按需培养,培养过程中既要发挥个体的积极性,也要发挥企业(组织)和国家的积极性。(三)提升机器语言能力

机器语言能力主要是指机器对人类自然语言信息的智能化处理能力,研究内容涉及机器学习,机器翻译,信息检索,人机问答,语言、文字视听信息的机器自动化处理(例如语音合成与自动辨识、古文字和少数民族文字信息自动化处理等),物联网中机器与机器、机器与人之间语言信号的传感等诸多方向,其研究核心就是要探索如何赋予机器以人的语言能力,即如何使机器能够模仿人脑的语言加工机制,生成、理解和学习人类自然语言,从而实现机器与人、机器与机器之[6]间的有效交际。由于信息技术、互联网技术、数据挖掘技术的快速发展,语言信息处理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不仅语言资源库的可开发性、开发效率,语言学习资源的可利用性及利用效率越来越高,而且互联网大数据给机器翻译研究也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使得海量翻译知识的自动获取和实时更新成为可能,机器翻译能力将在可翻译的语种、翻译的速度等方面远远超过人力。“一带一路”建设中跨越语言障碍,实现各国互联互通,单靠人力短期内显然不能完成这样的艰巨任务。好在科技的进步给我们提供了解决方案,以机器取代人,让机器扮演翻译这一重要角色,不仅具有很强的战略意义,而且在实际经济和文化生活中也举足轻重。百度依托得天独厚的大数据优势,取得了机器翻译核心技术的多项突破。百度提出了枢轴语言机器翻译技术,攻克了机器翻译语种覆盖度受限的难题,使得资源稀缺的小语种翻译[7]成为可能。“一带一路”建设对机器语言能力的需求很多,机器可以提供多种新型语言服务解决方案。比如,我国与沿线国家的商贸交流与合作,一次日常事务性的邮件沟通,如果经过无数次语言的转换,不仅会消耗大量时间,而且沟通效果也会大打折扣。而如果邮件能自动嵌入翻译服务,直接用母语写邮件,经过后台语言翻译的切换,对方收到的邮件也是母语,其中的沟通误差和时间消耗自然能减少许多。又如,专门解决碎片化语言需求的App——小尾巴,在前身“旅行真人译”解决旅行场景语言问题的基础上,增加了生活、学习等场景,提供更为全面多样的服务,而且一对一的人工即时在线服务,操作简单,让市民无须花大价钱也能享受到便捷灵活的专业翻译服务。[8]总之,单靠提升个体语言能力,短期内难以满足现实需求,机器语言能力可以承担大量的翻译、现场服务、个性化服务等功能,提升机器语言能力是实现“一带一路”语言互通的重要途径。

综上所述,“一带一路”连通世界,语言连通人类。实现“一带一路”语言互通,既要考虑效率,又要兼顾各国主权、民众情感。选择沿线国家比较常用的一种或多种国际通用语作为主要交际语,推行沿线国家比较认可的一种或多种语言作为主要交际语,如果可行,当然很好。如果不可行,切莫强力选择或推行。倡导沿线国家民众相互学习对方的语言,提升个体语言能力,是实现语言互通的主要途径。发展机器语言能力,提升机器服务能力是实现语言互通的重要途径。

三 加强语言能力研究的建议“一带一路”的实施离不开语言能力建设,我们既要重视个体语言能力建设,也要重视企业(组织)语言能力建设,还要重视国家语言能力建设;既要重视人的语言能力建设,也要重视机器语言能力建设。加强语言能力研究,提升语言能力,成为语言学界一项非常重要、紧迫的研究任务。对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1.国别研究

国别研究包括: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文字使用状况(包括汉语使用)及语言政策的研究;既研究沿线国家语言文字发展的历史、使用现状和语言政策,也研究影响语言文字使用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传统等;及时编辑沿线国家官方语言和主要使用语言的手册、成果,供国家有关部门制定政策,企业投资、贸易和个体就业、旅游等参考。

2.具体问题研究

具体问题研究包括:既研究语言能力理论,还要研究具体问题,要结合投资、交通建设、贸易、旅游等开展相关语言能力研究;既重视开展提升个体语言能力研究,也重视提升机器语言能力研究,及时将研究成果产业化、产品化、实用化,为国家有关部门制定政策,企业投资、贸易和个体就业、旅游等提供服务,提供咨询。

3.比较研究

比较研究包括:加强沿线国家语言文字的比较研究,特别要对在不同国家,虽然语言名称不同,但实际是同一种语言进行研究,加强语言间的异与同的研究。成熟的比较研究将提高语言学习、培训的有效性,促进机器翻译的实现。提升个体语言能力既需要社会需求推动,也需要政策措施加以推动,还需要加强沿线国家的交流合作,实现合作共赢。因此,加强政策及其比较研究很有必要,将促进国家间语言政策的协调,推动政策沟通的实现。

4.协同创新

语言能力研究涉及脑科学、认知科学、心理学、语言学、信息技术等多学科,机器语言能力研究则是一个融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自动化控制、数学、语言学、脑科学、认知科学等多门学科为一体的现代交叉科学研究领域,因此,开展语言能力研究必然需要学科之间的协同创新。“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语言能力研究还需要沿线国家之间的协同。语言能力研究协同是科技、人文交流合作的重要方面,是实现民心相通的重要内容。

[1] 魏晖,江西丰城人,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语言能力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博士。

[2] 新华社授权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3/28/c_1114793986.htm。

[3] 习近平:《联通引领发展伙伴聚焦合作——在“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东道主伙伴对话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11月9日。

[4] 王晓玉:《掌握一种语言就掌握通往一国文化的钥匙》,《中国青年报》2014年3月30日。

[5] 《中法高校共育亚非语人才 为一带一路提供智力支持》,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edu/2015/04-11/7199988.shtml。

[6] 耿立波、刘涛、俞士汶、孙茂松、杨亦鸣:《当代机器语言能力的研究现状与展望》,《语言科学》2014年第1期。

[7] 向阳:《互联网机器翻译蓄势待发》,《科技日报》2015年5月27日。

[8] 《语言服务行业:在机遇与挑战中蓬勃发展》,中国新闻网,http://www.hb.chinanews.com/news/zxzl/2015/0616/12115.html?qq-pf-to=pcqq.c2c。服务于“一带一路”的语言规划构想[1]张日培

[摘要]服务于“一带一路”的语言规划应当统筹国内和国际语言生活两个大局,既要探讨国内语言生活、语言生态的变化趋势及其对策,又要分析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语言生活、双边和多边交流中的语言使用,更要思考旨在争取人心、赢得民意的人文交流对语言文字的需求,具体包括七个方面:中西部现代化进程提速背景下的语言资源保护研究;跨境语言与周边安全研究;丝路外语教学政策与规划研究;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汉语传播研究;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华语教育研究;“一带一路”话语体系研究;语言智库建设与研究。

[关键词]一带一路;语言规划;语言资源;语言能力“一带一路”是中国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利用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调用一切积极因素,整合中国地缘政治与经济利益,实现[2]睦邻友好,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繁荣的战略举措,具有经济、政治、外交、安全等多重战略意义。

人文交流是“一带一路”的重要支撑。加强人文交流,有利于推动参与国家和地区的科技资源共享和智力支持,有助于推动我国思想文化的传播以及亚欧大陆的文明多维交融,有助于促进民意相通,为实现经济、政治、外交、安全等多重战略目标争取人心、夯实基础。建设“一带一路”应当坚持“人文先行”。人文交流的方式和内容具有多样性,主要有文化、教育、智库、华人华侨、特色旅游、民间外[3]交、青年交流与合作等。

语言既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重要内容。做好语言规划,是“人文先行”的必然要求。构想服务于“一带一路”的语言规划同样应当统筹国内和国际语言生活两个大局:既要研判国内语言生活、语言生态的变化趋势,语言政策将面临的更为复杂多样的议题,又要分析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语言生活,双边和多边交流中的语言使用,更要思考旨在争取人心、赢得民意的人文交流对语言文字的需求。我们认为,制定服务于“一带一路”的语言规划,应重点研究好以下七个方面的问题。

一 中西部现代化进程提速背景下的语言资源保护“一带一路”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以经济发展为核心,以经济合作为主轴。新加坡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指出,丝绸之路的核心是贸易,中国对外关系的核心是经济贸易;缅甸资深媒体人吴温丁认为,[4]“一带一路”主要是为了解决和平发展、共同发展的问题。

经济发展将带来我国中西部现代化进程的提速。“一带一路”国内段的主要着力点包括建设南北东西大通道、打造国际贸易投资合作[5]和开放新平台。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将进一步加快,人员流动将进一步加剧。如我国唯一没有平原的省份贵州,2015年就有四条高铁通车,长期制约发展的交通问题将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得到彻底改善。

中西部现代化进程提速背景下的语言资源科学保护研究迫在眉睫。我国中西部地域广袤、语言资源丰富,如何在现代化进程提速、语言生态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科学保护国家语言资源,是“一带一路”语言规划的重要内容。加强相关研究,消除国外对“一带一路”建设将导致生态破坏的误解和疑虑,对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从2013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以来,国内在语言资源、语言生态、语言保护等方面已经开展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戴庆厦(2014)从理论高度构拟了“科学保护”的框架和体系。黄行(2014)分析了我国政府在“科学保护”方面的基本思路,一是对有历史文献记载的蒙古语、藏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朝鲜语等保持较好的民族语言,进一步提高它们的标准化、信息化等语言现代化的水平,以适应现代社会母语使用和发展的需要;二是对众多无文字记载的濒危少数民族语言,开展“科学保护”的语言规划,特别强调多样性的民族语言对保护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作用。还有更多学者从语言教育、语言使用、法律保障、新技术运用等角度,就“科学保护”的策略、路径、方法、措施等进行了积极的思考。“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相关研究急需进一步加强。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核心问题是直面语言保护与经济发展、母语认同与向上流动之间的“价值悖论”,在可操作的层面探讨解决语言保护困境问题的方略和措施。方小兵(2014)认为,母语使用人口的减少和使用域的缩小,归根到底都是经济因素在起作用,不解决根源问题,不把语言与国计民生联系在一起,语言保护将无获而终;并指出,应该重点探讨将少数民族母语资源转换为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的可能性与可行性,及其与地区经济发展的相关性,研究如何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产业体系和语言经济形态;特别指出,在旅游业中开发少数民族语言经济,是发展语言经济、宣传语言文化的“双赢”活动。发展特色旅游,是“一带一路”人文交流的重要内容;如何针对特定的少数民族语种就特色旅游中融入语言文化要素分别进行个案研究,如何在国家、省域和县域层面出台相关的引导激励政策,语言规划研究空间广阔而任务繁重。

二 跨境语言与周边安全“一带一路”具有重要的安全意义。其战略设计是“以发展筑安全的基石”,基本路径是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建立命运共同体,通过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发展。雷建锋(2015)指出,“一带一路”体现了综合安全观,兼顾生存安全与发展安全,既注重传统军事安全的生存维度,更重视以共同发展促进安全。

语言文字事关国家安全,跨境语言文字事关国家周边安全。随着道路交通、基础设施、贸易金融互联互通的推进,多元文化交流与竞争、多维文明碰撞将愈发凸显。当前,从东北到西北再到西南的广大陆上边疆地区已经被全面纳入“一带一路”的整体框架,如何治理以跨境语言文字使用为主要特征的边疆语言生活,使其朝着有利于国家安全的方向发展,为落实“一带一路”的多重战略目标发挥应有作用,是“一带一路”语言规划的重大命题。

近年来,跨境语言问题受到了广泛关注。相关研究通过大量的实证调查或案例分析,指出我国在跨境语言问题上面临严峻的形势,国家周边安全存在隐忧。黄行(2014)指出,我国与周边国家跨境分布着约50种语言,在语言身份认同、文字书面语体系的创制和完善、语言社会使用活力等级等方面,绝大多数都呈现出“外高内低”的态势;我国媒体在包括少数民族语言在内的国际传播实力仍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媒体对我国的宣传和渗透力度不断加大,我国所占话语权十分有限。郭龙生(2014)指出,境内外跨境语言宣传实力的严重不对称,严重威胁着国家的安全、民族的团结、文化与经济的健康发展。袁善来(2014)在考察了中越边境地区的语言生活后指出,边境民族之间的密切交往与民族认同,模糊了彼此的国家界限,如果没有合理地加以引导而被别有用心的势力所误导,则会导致国家的安全问题。

如何应对严峻挑战,现有研究在理论层面进行了富有价值的思考。黄行(2014)认为,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地位和活力总体上要低于境外相同民族语言,同时我国少数民族掌握国家通用语言的水平一般也低于境外相同民族掌握相关国家官方通用语言的水平,因此在我国民族地区同时存在使用发展民族语言和推广国家通用语言的双重任务。周明朗(2014)认为,国家通用语言的向心力不足或过大,都会给跨境语言社区留下语言文化真空,这个真空会由境外同一语言来填补。因此,语言意识形态和语言秩序的向心力越大,国家越需要注意语言生态环境的维护,不要在跨境语言社区造成真空,以致形成既不能有效地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又不能维护跨境语言的正常功能的两难局面;国家需要从其语言秩序的扩张力出发,认真考虑如何利用这些跨境语言为国家的全球利益服务,给这些跨境语言在语言秩序中重新定位和发挥作用的空间。“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相关研究应当进一步在三个方面着力:第一,对道路设施和贸易金融联通后愈发繁荣的边境贸易中的语言生活加强实证调研,坚持“以发展夯实安全基础”的战略思路,以边境贸易语言生活为突破口,研究制定包括国家通用语言、跨境语言、他国官方语言等的跨境社区语言功能规划;第二,探讨同时提高边境地区居民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和跨境语言能力、培养双语人才的政策措施;第三,就如何应对境外的强势宣传和文化渗透,针对不同个案进行具有较强可操作性的对策研究。

三 丝路外语教学政策与规划“一带一路”是中国语境的国际化乃至全球化。以开放包容、和平发展、互利共赢为理念,以沿线国家和地区利益共同化为追求,随着彼此利益依存度的加深,各国的国家利益都将走出本国的国境线。中国的国家利益也将逐步延伸到沿线各个国家和地区,进而遍及全球。“一带一路”覆盖的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和东非5个地区的官方语言数量超过40种,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语言交流问题是关乎“一带一路”成功与否的关键性要素之一。加强关于“一带一路”沿线语种的外语教学政策与规划研究,为“走出去”提供语言支持、储备语言人才,是“一带一路”语言规划的核心内容。

进入21世纪以来,旨在提高国家外语语种能力的外语教育政策与规划研究受到广泛关注,并已取得了丰硕成果。相关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探讨提升国家多语种外语能力的重要性;二是外语教育政策的国别研究,特别是出现了一大批关于美英等国语言战略对我国外语教育启示的研究文献或著作;三是外语教育的语种规划研究。同时,国家语委于2011年和2014年先后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设立了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和中国语言能力研究中心,专司相关研究。已有研究的主要结论是应当努力开展多语种外语教学,为维护国家利益、保障国家安全培养储备多语种人才;主要成果有国家外语人才动态数据库。

专门针对“一带一路”沿线语种的外语教学政策与规划研究也已起步。文秋芳(2014)通过对“国家外语人才动态数据库”高校外语专业招生情况的统计分析,指出“一带一路”战略面临小语种人才匮乏的瓶颈,建议成立“丝路”小语种强化训练基地、设立“丝路”小语种人才培养基金、改革招生制度、调整培养体系、培养“语言+专业技能”的复合型人才。高健(2014)提出了有关新“丝绸之路”关键语言的国家外语能力行动方案:一是改变“英语独大”的局面,鼓励更多的中国人学会一到两门关键语言;二是培养更多具有能源、交通、商贸、物流等专业背景的高水平关键语言人才;三是建设好关键语言人才库,及时了解人才储备状况,以便据此调整未来的外语规划和政策;四是建设好关键语言语料库并及时更新,以满足关键语言的教学、研究、资政、兴商之需。

在“一带一路”建设全面启动的背景下,需要在五个方面进一步加强研究:第一,在政策层面制定好外语教学语种规划,提出明确具体的关键语言语种相关要求;第二,针对不同语种的外语课程研究,提高外语教学的有效性;第三,复合型人才的制度设计与实施路径研究;第四,沿线语种语言人才的储备和使用制度研究;第五,为参与沿线国家基础建设的中国企业在经贸、金融、司法等领域提供语言服务的制度研究。

四 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汉语传播“一带一路”的合作发展理念要求人文先行。语言的文化职能决定了“人文交流,语言先行”。汉语汉字是我国对外代表国家的语言文字,推动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汉语国际教育,有利于各方深入理解中华文化,全面体认合作共赢的发展理念,为“一带一路”实现预定目标奠定思想基础。

我国在汉语国际教育方面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与实践成果。国家设立了汉办,给予了政策、资金等多方面的支持。孔子学院已经遍布全球126个国家或地区。国内很多高校开设了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培养了大批人才。关于汉语二语教学的理论体系日臻完善。而关于不同国家和地区汉语教育情况的调查研究,也已经涉及朝鲜、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的相关研究,具有新的内涵和特点。第一,探讨如何主动适应为“一带一路”奠定思想基础的需求,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而不同、合作共赢”的中华传统文化思想,以及“平等友好,互利互惠”等古代丝绸之路的理念有机融入沿线国家的汉语国际教育。第二,探讨如何运用汉语进行国际理解教育。胡范铸等(2014)认为,汉语国际教育在本质上是一种基于语言能力训练而展开的“国际理解教育”,是一种可以影响“情感地缘政治”的过程,它应该是造就国际社会情感沟通的重要力量。汉语国际教育的根本目标或最高目标应该是“中外社会互动”,是促进目的语社会(中国社会)与学习者母语社会的“社会互动”。第三,全面总结孔子学院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在全球布局中进一步凸显“一带一路”的战略重心,针对不同的国情、语情,对沿线孔子学院布局进行顶层设计。第四,进一步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汉语教育的个案研究。

五 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华语教育“一带一路”人文先行,应当发挥好遍布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华人华侨的作用,采取亲情加经济的方式,涵养侨务资源,重点做新生代华人工作,使之成为促进经贸往来的“催化剂”,化解疑虑的“黏合[6]剂”。

华语教育是做好华人华侨工作的基础性工作和重要切入口。华语是指海外华侨使用的含有当地特色的现代汉语。华语教育与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汉语国际教育有着本质不同。周明朗(2014)认为,探讨如何帮助华人子弟解决华语学习中遇到的认同困惑是华语教育的关键。郭熙(2014)指出,历史地看,华语在海外的传承是成功的,这种局面还会进一步得到保持;但同时也面临着各种挑战,各种交错的矛盾正从不同的侧面影响着华语传承与传播,比如地域变体纷繁复杂,语言使用中不占竞争优势,还有与“中国威胁论”遥相呼应的“中国语言扩张说”的干扰,等等。“一带一路”为华语及华语教育研究赋予了新的内涵,提出了新的要求。第一,做好全球范围内的汉语规划。李宇明(2014)认为,百余年来,汉语的层级发生了异常巨大的变化,从高到低已经形成了大华语、普通话/国语、地方普通话、大方言、次方言、土语的层级态势;并指出,认识到大华语层次的存在,意义重大,但其发展前途待卜,须由全世界华人的语言规划来决定其走向。李宇明进一步指出,我国的语言规划应当由主要关注中国普通话调整到全方位地关注汉语问题,由主要关注中国内地的语言问题调整到关注全世界华人的语言问题,当然还应扩展到世界的语言问题。第二,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华语地域变体的研究。重视普通话与大华语两个层面的协调,沿线不同华人社区之间的语言协调,“既要尊重各华人社区的语言存在现实,也需注意促使大华语向着趋近趋同的方向发[7]展”。第三,加强对沿线国家和地区华语政策的国别研究,全面了解各国对待华语乃至华人华侨的政策态度,针对不同情况探讨不同对策。第四,加强沿线不同华人社区华语教育的针对性研究。

六 “一带一路”话语体系

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以来,世界各国高度关注、反响热烈,沿线国家和地区尤其兴趣浓厚。综合各国外交官、媒体、智库专家和学者的反映来看,国际舆论对“一带一路”的主张高度认可,但同时也存在不少疑虑,甚至质疑中国的地缘政治动机。如俄罗斯学者、远东研究所副所长卢贾宁认为,该构想试图重新划分太平洋到欧洲的经济版图,是遏制美国并将其赶到大西洋的有效武器,是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美元架构的起始平台;日本《外交学者》杂志副主编蒂耶齐刊文称,该构想是“珍珠链”在新的名义下的继续发展壮大,[8]使美国、印度等国家的战略家感到担忧。为打消疑虑、建立互信,传播学界开展了大量研究,提出了富有价值的思考;这也需要语言规划积极参与、主动作为。

第一,“一带一路”话语分析。相关研究指出,当前我国关于“一带一路”的对外宣传话语亟待改进。郑永年认为国内有些研究和话语经常把经济活动战略化,用战略甚至是军事战略的概念来描述中国的对外经贸策略,用“西南战略大通道”“桥头堡”“西进”等概念,给地方政府或者企业的贸易投资行为人为添上战略色彩,把本来可以成为软力量的东西转化成硬力量了。日本在“二战”中就曾用过类似话语,让亚洲国家非常敏感。印度对“西南战略大通道”很警觉,担忧中国会损害印度国家利益。东盟国家对“桥头堡”也很警觉,认为这个概念包含过多的军事因素。俄罗斯则对中国的“西进”非常担忧。从历史看,丝绸之路的核心是经贸,其性质是和平的。他建议不要把丝绸之路的话语“战略化”。曾任驻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国家大使的姚培生也表示,应强调中国不搞单边主义,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避免使用“西进”“崛起”等带有单边色彩的概[9]念引起外界疑虑。因此,对国家层面和各省市关于“一带一路”的对外宣传话语进行全面梳理,对核心词汇和相关术语进行色彩分析,进而提出对外宣传的话语策略,是“一带一路”语言规划的当务之急。

第二,“一带一路”术语翻译。翻译规划与政策是语言规划的重要内容,核心问题是“译什么”“译成哪些外语语种”“各个外语语种怎么译”。国家语言文字部门近年来在本领域已经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实践,包括英、俄、日、韩四个语种的《公共服务领域外文译写规范》系列国家标准即将颁布实施,“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已经发布了首批81条术语译写成果。当前,急需全面总结相关工作的经验,梳理制定“一带一路”术语表,确定通用外语语种及沿线各非通用外语语种的规范译文。

七 语言智库建设与研究

智库交流是民间外交的重要方式,是政府间沟通的重要缓冲,因而是“一带一路”人文交流的重要内容。培育国家语言文字智库,加强与沿线国家在语言、文化以及教育领域的政策沟通,是“一带一路”语言规划的迫切任务。

国内语言文字智库研究已经起步。赵世举(2014)认为,国家语言智库在体制上应“全国统筹,分级建管,多元并存,协调发展”,机制上应“国家引导,智库自主,良性竞争,优胜劣汰”,逐步形成类型多样、结构优化、功能齐全、效能优良的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眼光的新型语言智库体系。2015年1月,国家语委下发了《国家语言文[10]字智库建设规划》,并依托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上海外国语大学)、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研究中心(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中国语情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武汉大学)等国家语委科研机构开展了国[11]家语言文字智库建设试点工作。“一带一路”背景下的语言智库建设研究有三大任务。第一,沿线国家和地区语言政策的国别研究。现有研究已经涉及中亚、东南亚等一部分国家和地区,需要进一步全面展开,以利于中国政府与沿线各国政府的政策沟通。第二,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同类智库加强交流,探讨“一带一路”沿线多语种的国际语言规划,共同解决“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进面临的语言交流、语言保护、语言资源开发利用等一系列语言问题。第三,提升关于我国语言政策的理论解释力,大力宣传我国多样和谐的语言政策体系,从语言文化的角度进一步丰富“一带一路”开放包容、合作发展、互利共赢的理念。

八 结语

服务于“一带一路”的语言规划构想需要兼顾国内和国际语言生活两个大局。就国内而言,主要是探讨现代化进程提速、开放程度不断加深带来的一系列语言文字问题及其对策;就国际而言,主要是服务于“一带一路”人文交流、争取民心的迫切需要。“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文化各异,民族宗教复杂,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显著,各国人民利益诉求不一,要针对千差万别的情况,做深入细致的舆论工作,争[12]取民心。语言规划应当主动融入,并找准切入点主动作为、积极作为。

语言规划界在语言资源科学保护、国家安全语言战略、外语教育政策规划、汉语国际教育、华语教育、外宣话语和翻译、语言智库建设等诸方面已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但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又显示出独特的研究旨趣,形成了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规划任务体系。

参考文献

[1]戴庆厦:《“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研究的理论方法思考》,《民族翻译》2014年第1期。

[2]方小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母语观念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琼州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3]高健:《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外语政策思考》,《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4]郭龙生:《媒体语言中的跨境语言规划研究》,《文化学刊》2014年第3期。

[5]郭熙:《华语的传承和传播》,载《中法语言政策研究》,商务印书馆,2014。

[6]胡范铸等:《汉语国际教育的根本目标与核心理念——基于“情感地缘政治”和“国际理解教育”的重新分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7]黄行:《中国少数民族社会语言生活的可持续发展》,《世界教育信息》2014年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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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霍建国:《“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意义深远》,《中国外资》2014年第19期。

[10]蒋希衡、程国强:《国内外专家关于“一带一路”建设的看法和建议综述》,《中国经济时报》2014年8月21日。

[11]雷建锋:《“一带一路”与中国战略能力的新拓展》,《国际援助》2015年第2期。

[12]李宇明:《汉语的层级变化》,《中国语文》2014年第6期。

[13]孙存良、李宁:《“一带一路”人文交流:重大意义、实践路径和建构机制》,《国际援助》2015年第2期。

[14]文秋芳:《亟待制定“一带一路”小语种人才培养战略规划》(教育部咨政报告),2014。

[15]袁善来、康忠德:《中越跨境语言与边疆安全研究》,《黑龙江民族丛刊》2014年第4期。

[17]赵世举:《关于国家语言智库体系建设的构想》,《语言科学》2014年第1期。

[18]周明朗:《跨境语言关系动力学》,《双语教育研究》2014年第1期。

[19]周明朗:《语言认同与华语传承教育》,《华文教学与研究》2014年第1期。

[1] 张日培,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基金项目]国家语委“十二五”科研规划重大项目“母语的地位作用及和谐语言政策构建”(ZDA125-10);国家语委“十二五”科研规划重大项目“国家安全中的语言战略研究”(ZDA125-20)。

[2] 雷建锋:《“一带一路”与中国战略能力的新拓展》,《国际援助》2015年第2期。

[3] 孙存良、李宁:《“一带一路”人文交流:重大意义、实践路径和建构机制》,《国际援助》2015年第2期。

[4] 蒋希衡、程国强:《国内外专家关于“一带一路”建设的看法和建议综述》,《中国经济时报》2014年8月21日。

[5] 霍建国:《“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意义深远》,《中国外资》2014年第10期。

[6] 蒋希衡、程国强:《国内外专家关于“一带一路”建设的看法和建议综述》,《中国经济时报》2014年8月21日。

[7] 李宇明:《汉语的层级变化》,《中国语文》2014年第6期。

[8] 蒋希衡、程国强:《国内外专家关于“一带一路”建设的看法和建议综述》,《中国经济时报》2014年8月21日。

[9] 蒋希衡、程国强:《国内外专家关于“一带一路”建设的看法和建议综述》,《中国经济时报》2014年8月21日。

[10]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关于印发〈国家语言文字智库建设规划〉的通知》国语〔2015〕1号,2015年3月。

[11] 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关于开展国家语言文字智库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教语信司函〔2015〕22号,2015年5月。

[12] 蒋希衡、程国强:《国内外专家关于“一带一路”建设的看法和建议综述》,《中国经济时报》2014年8月21日。“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需求及服务对策[1]赵世举

[摘要]“一带一路”建设,离不开语言保障。语言文化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础工程、先导工程和民心工程。语言人才、语言产品、语言应用、语言学术等需求必不可少。面对丰富多样的语言需求,有关方面应尽快制定专门的语言服务规划,加快培养语言人才,创新语言资源开发,构建相应的语言服务体系,不断提升国家和社会的语言服务能力。

[关键词]一带一路;语言需求;语言服务;语言服务能力建设

国家开始实施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是一项以经济建设为主导的,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政治互信、文明互鉴、共同发展,造福各国人民的伟大事业。可以推知,它不仅会对我国及沿线国家各个方面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而且也必将对世界经济、政治、文化格局产生一定的激荡。推进这项伟大事业,离不开语言保障。那么,“一带一路”建设中会有哪些语言需求?语言领域应该怎样提供相应的语言服务?怎样利用这个机遇,推进相关语言资源建设与开发利用,促进相关国家人文交流,发展语言产业、语言经济和国家语言事业?这是亟待研究的重大时代课题。本文略呈浅见,以引方家高论。

一 语言需求丰富多样

语言是交际工具,任何基础建设、经贸往来都离不开语言沟通。同时,语言又是文化载体和文化要素,是经济资源,是当代科技创新的要素,这都决定了“一带一路”建设在不同层面都需要语言支持。粗略地说,以下几个方面是可以预见的。(一)语言文化融通需求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和商务部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指出,“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内容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而语言相通则是实现这“五通”的最重要基础之一。其基础性不仅表现在语言作为最重要的交流工具上,而且也体现在语言文化融通这一核心层面上。因为只有语言相通,才能有效沟通。只有有效沟通,才能实现相互理解、获得信任,别人才会支持你铺路架桥、经贸往来、合作发展。因此,“五通”的关键是要搭建人心联通桥。如果人心不通,任何合作都会寸步难行。通过语言文化交流,增进彼此了解、信任和友谊,探寻不同国家在文化、利益方面的契合点,促进文化互鉴和彼此认同,夯实民意基础,深植社会根基,可为经济合作和政治对话创造有利的条件。因此,语言文化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础工程、先导工程和民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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