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源·激流(上海交通大学校史研究口述系列·第四辑)(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0-05-27 19:4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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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姜斯宪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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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源·激流(上海交通大学校史研究口述系列·第四辑)

思源·激流(上海交通大学校史研究口述系列·第四辑)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思源·激流/姜斯宪主编.—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9(上海交通大学校史研究口述系列)ISBN 978-7-313-21217-7Ⅰ. ①思… Ⅱ. ①姜… Ⅲ. ①中国共产党-上海交通大学-地下斗争-史料 Ⅳ. ①D235.51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73997号思源·激流主  编:姜斯宪出版发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地  址:上海市番禺路951号邮政编码:200030电  话:021-64071208印  制: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开  本:787mm×1092mm 1/16印  张:26.75字  数:365千字版  次:2019年5月第1版印  次:2019年5月第1次印刷书  号:ISBN 978-7-313-21217-7/D定  价:98.00元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告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联系电话:021-37910000内容提要

本书为上海交通大学校史研究口述系列的第四辑,共收录27位在交大求学及从事革命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校友的口述回忆,以入读交大的时间先后排序。内容侧重地下党员校友们在交大的求学往事、革命经历,新中国成立后事业拼搏、社会贡献,母校情怀及对青年学子的寄语,展现了他们赤胆报国、忠于人民的爱国情怀,坚守信仰、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轩昂磊落、勇于担当的人格风范。每篇口述力求做到图文并茂,文字可读性强,以求更加贴近广大读者。序

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追求科学真理的学术机构;而人才培养是研究高深学问、探求真知最直接的体现。大学应该培养怎样的优秀人才?1930年,唐文治老校长在交通大学第三十届毕业典礼致辞中提出:“须知吾人欲成学问,当为第一等学问;欲成事业,当为第一等事业;欲成人才,当为第一等人才。而欲成第一等学问、事业、人才,必先砥砺第一等品行。”高尚品行是人才、学问、事业的基础,只有具备高尚品行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优秀人才。现代大学的价值功能不仅是为国家与社会培养人才,同时也是对人的品性的培养和塑造。

上海交通大学是一所历经一百二十余年栉风沐雨的百年名校,在各个历史时期涌现出来的杰出校友犹如满天星斗,灿若星河。他们中间既有卓越的国家领导人和政治家,也有在科技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和医学专家,更有大批才华横溢的社会活动家、实业家和人文学者,如黄炎培、李叔同、邹韬奋、陆定一、汪道涵、钱学森、吴文俊、王安、徐光宪、江泽民、丁关根、徐芑南、朱英富、严隽琪、王振义、陈敏章、陈竺等。回溯交通大学的历史演变,从肇基南洋公学到建成享誉中外、理工管结合的工科大学,从积极响应中央号召进行院系调整、西迁与分设,到锐意创新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开放的先行者之一,交大在各个历史时期都书写着浓墨重彩的华丽篇章,始终与国家命运相连,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历史息息相关。同时,一大批精于治学、树人育才的校长、名师、学者云集于斯,在他们身上体现出的道德操守、人格魅力、学识修养、气度胸襟,经过岁月积淀,凝聚成交大“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求创新”的教学传统,铸就了“求真务实,努力拼搏,敢为人先,与日俱进”的精神品格。百廿年筚路蓝缕,百廿年春华秋实。一批又一批秉承校风、勇于担当的莘莘学子通过求学时代的辛勤奋进,走出校门后为国家、民族和人类社会做出杰出贡献。他们在各自领域所取得的非凡成就,正是交大百余年来优秀人才培养传统和深厚文化底蕴的赓续和写实。尽管时移世易,但学校在一代代交大人的锐意进取下,弦歌不辍,薪火相传。

上海交通大学历来高度重视校友资料的征集、整理与出版,学校名师校友口述的采集与宣传育人工作,自2002年校史编委会成立起就着手开展,至今已有十六载。党史校史研究室、档案馆、校友会、团委等单位通力合作,通过大量艰苦而细致的工作,迄今已访谈了近400位校友人物,并保存有较为完整的影像、录音、照片、访谈原始稿等资料。在此基础上,学校系统整理历年知名校友口述文献资源,精心编辑,严格考订,从2012年起推出“上海交通大学校史研究口述系列”丛书,现已汇编出版《思源·往事》《思源·起航》《思源·北美》等多册富有鲜明特色的口述专辑。这些口述专辑展现了不同历史时期厚重而又鲜活的交大历史记忆以及老一辈名师前贤的风采与神韵,汇集了大量杰出校友们珍贵的求学经历和丰富的人生感悟,不仅具有还原历史细节、丰富档案记载的史料价值,而且是传承百年交大文化、体现交大人精神风貌最为生动的活教材。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思源·激流》一书,作为校史研究口述系列的第四辑,是对交大地下党员校友进行口述访谈的成果。相信本书的出版,必将能成为弘扬交大人饮水思源,爱国荣校精神的又一本口述力作。

源浚者流长,根深者叶茂。作为一所声誉卓著、人才辈出的百年名校,交大名师骈兴错出,校友遍布寰宇,他们丰厚的人生成就和风范魅力,犹如亟待采挖的精神富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只有培养出一流人才的高校,才能够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在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基础上,始终将立德树人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开展交大名师、校友口述采集,为学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源源不断地提供精神文化力量。今后,学校将继续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稳步推进这项工作,进一步扩大口述采集的覆盖面,创新口述资源的宣传展示形式,奋力书写无愧于交大前辈们和伟大时代的历史新篇章。

是为序。2018年12月自序

上海交通大学肇始于1896年创建的南洋公学,是一所办学历史悠久并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高等学府。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中国革命呈现崭新面貌。党成立后始终重视青年学生工作,马克思主义悄然进入交大校园,给接受过五四运动洗礼的知识青年们带来思想的指南。在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反帝热潮的锻炼下,交通大学张永和、顾谷宜、陆定一等进步学生投身革命,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底,中共交大党团支部创立,这是交通大学历史上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也是全国高校中最早建立的共产党组织之一。

中共交大支部成立后,在校内外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提高广大青年的革命觉悟,培养吸收党团员,投入到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洪流中,到1927年初在校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已有五六十名。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交大党组织遭到破坏,大多数党员或遭逮捕,或被开除出校。1930年,交大党支部艰难恢复。虽然受“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交大党支部几度受到削弱,成员常遭逮捕,但是,交大党组织仍然在挫折中顽强拼搏,在“九一八事变”后掀起的抗日救亡运动中,组织领导学生参加三次晋京请愿、包围上海市政府等政治斗争。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上级党组织选派党员考入交大,于1940年建立党小组,1942年重新成立党支部。恢复后的交大党组织按照上级“勤学、勤业、交朋友”的指示,团结教育进步学生群众,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抗日救亡运动。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党组织的斗争经验不断成熟,党员队伍不断增强。到抗战胜利前夕,交大有党员25人,为解放战争时期交大学生运动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解放战争时期,在上级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交大党组织放手发动群众,与全国学生和各界人民革命运动结合在一起,在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上海,接连不断地投入到爱国民主运动中。从反“甄审”斗争到争取和平民主,从护校运动到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从救饥救寒到“反美扶日”斗争,从真假和平辩论到迎接上海解放,交大党组织领导和组织的学生运动恰如一股扑不灭的火焰,愈燃愈烈,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活跃在第二条战线上的中坚力量。到上海解放前夕,交大党员队伍发展为198人,交通大学成为沪上高校中最著名的“民主堡垒”。

从1925年底中共交大党团支部建立,至1949年5月上海解放、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交大党组织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久经磨难和考验,逐步发展,走向成熟,成为领导学生运动的核心力量。25年的建党历史同时也是人才培养的辉煌历程。面对严峻曲折的革命形势,交大党组织始终保持昂扬斗志,做了大量扎实细致的工作,团结教育了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不断发展壮大革命队伍,党员人数从建党初期时的8人发展到解放前夕的198人,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输送了一大批具有坚定信仰、胸怀家国、求真务实、爱国奉献的骨干力量。他们在不同时期、不同岗位上,为救国、建国、强国作出了贡献,有的甚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侯绍裘、陆定一、李文采、王天眷、汪道涵、江泽民、吴增亮、穆汉祥、黄旭华等正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这些优秀的交大地下党员校友,他们继承了优良的爱国主义传统,拥有不屈不挠的刚毅斗志。当年,对未来充满憧憬的交大学子跨进校门,许多人起初抱定的是“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信念。然而,连年军阀混战、外敌入侵、政府反动、经济萧条、民生涂炭的现实,使他们从希望转变为失望,陷于惶惑中。在党组织的教育和指引下,许多进步师生阅读《共产主义ABC》等书籍,聆听进步学者、革命党人的演讲,开展“居里夫人道路”的讨论,在科学理论和革命思想的学习过程中思考救国救民的道理,思考个人前途与祖国命运的关系,进而高举起爱国主义的大旗,一步步跨入为国求振兴、为民求解放的革命洪流之中。在那光明和黑暗两种命运决战时刻,1945级电信管理系学生穆汉祥说:“我愿化为泥土,让人们践踏着走向光明的前方!”无论环境多么艰难、敌人多么凶残、斗争多么残酷,他们都是那样地自信和乐观,从容对敌,迎接战火和硝烟的考验,用鲜血甚至生命践行着共产党员的誓言。新中国成立后,交大地下党员校友率先垂范,参与建设人民解放军第一个雷达站、战斗在荒凉艰苦的治淮工程、奔赴东北工业建设第一线、隐姓埋名投身国防建设……他们以朴实的爱国情怀和高昂的政治热情,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挥洒汗水和热血,屡建功勋,涌现出无数优秀人物和先进事迹。

他们发扬了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展现出始终如一的实干风格。探索科学、坚持真理是交大人的不懈追求。学生在校经过严格的科学培养和精准的实验训练,深植实事求是的思想根基。1947级造船工程系校友孟树模体会到:“交大学生都是工科生,大多也是穷学生,他们勤奋好学、踏实认真,绝不好高骛远,始终一步一个脚印,凡事真正弄清楚后就认准了这个理,不屈不挠地坚持下去。”交大历来有传统,只有功课好的学生才能当班长、当学生代表。1947级电信管理系校友张立秉回忆说:“很多进步学生学习成绩好,在同学中有号召力,影响带动了一大批同学追求光明和进步。”在交大爱国传统和科学精神的双重熏陶下,一批又一批的爱国知识青年成长起来,这正是交大在上海学生运动中能够发挥“民主堡垒”作用的重要原因之一。交大学子把求真务实作为毕生的行为准则。新中国成立后,交大地下党员校友遍布祖国各地、各行各业,勤于思、敏于行、讷于言,既是先锋者,逢山开路、过水搭桥;又是螺丝钉,不计名利、默默奉献。许多校友回忆说,交大培养了我们独立思考、独立工作的能力;不论从事什么工作,都要从国家人民的利益出发,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发现问题,认真探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为国家多做贡献。这也是交大学子具有开拓创新能力的重要原因,为国家建功立业的素质基础。

红旗已指先锋路,青史应留正气歌。这批优秀的交大地下党员校友,是在中华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英勇奋斗、无私奉献的人民英雄,是全体交大人的骄傲和学习的楷模。他们的感人事迹、人格风范和家国情怀,已潜移默化地融聚成交大文化传统的一部分,是传承交大精神文化和激励后辈青年学子的重要资源。什么是大学的记忆,就是由一个个鲜活生动的故事串联起来的思想风采;什么是大学的传统,就是通过一代一代的莘莘学子奋发努力积攒起来的精神底蕴。

本书作为校史研究口述系列的第四辑,精心采撷了27位在交大求学及从事革命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校友的口述回忆。在他们当中,既有20世纪30年代无惧白色恐怖的危险、义无反顾地走上革命道路的爱国青年学子,也有解放战争时期战斗在第二条战线、组织学生爱国运动的上级区委负责人和交大党总支成员;既有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长期从事隐蔽战线情报工作的革命志士,也有全国学联派出的常驻国际学生联合会代表。他们以朴实无华而又真挚的语言,为我们讲述了在民族危亡之际,为寻求民族解放、人民幸福道路,交大党员学生和爱国青年坚持真理、前赴后继、浴血奋进的英勇事迹,描述了在新中国成立后,为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交大学子勤学勤业、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的不凡业绩,展现了共产党人赤胆报国、忠于人民的爱国情怀,坚守信仰、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轩昂磊落、勇于担当的人格风范。

近期,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弘扬爱国奉献精神的重要指示。他指出:“中国共产党是爱国主义精神最坚定的弘扬者和实践者,始终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90多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是爱国主义的伟大实践,写下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辉煌篇章。”从中共交大党组织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交大人对“饮水思源,爱国荣校”信念的矢志追求;从无数交大地下党员的成长道路和英勇事迹中,我们可以感悟到爱国奉献和实现个人价值从来都不是割裂的,而应追求一种统一。我相信此书的出版,将以一种人文记忆的特别方式,更好地激励我们以中共地下党员校友为榜样,进一步传承深植于交大文化血脉的爱国主义传统,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融入祖国改革发展的伟大事业之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2018年12月戴中溶

戴中溶(1909—2007),上海嘉定人。1934年毕业于交通大学电机工程学院,同年进入甘肃天水胡宗南部队,创建无线电通信网,后任长官部机要室副主任,兼任电讯科科长、无线电训练班副主任。1939年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从事隐蔽战线工作,1947年因地下组织遭破坏被捕,1949年出狱。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军队通讯部门和科技战线工作,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任军委三局电信总局第一电机修配厂副厂长,通信部器材处副处长、处长。1955年9月被授予中校军衔。1958年起先后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新技术室副主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一局、三局处长,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顾问,中国电子学会理事会理事。1982年12月离休。

访谈中,戴中溶愉快地回顾了他在交大求学12年的往事及同窗好友,讲述了在胡宗南部队的见闻及转向革命的过程,谈到了隐蔽战线上的情报工作及被捕入狱直面生死的经历,还表达了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终于投身科技的欣慰。静静的电波 无声的战场口述:戴中溶采访:陈 泓时间:2003年7月21日地点:北京戴中溶寓所整理:陈 泓编者:漆姚敏重忆南洋十二载

我是嘉定人。小时候身体非常差,兄弟姐妹七人中,我是身体最不好的一个。可能是家里老房子太潮湿,我的病看也看不好。后来,我在上海工作的姐姐说,还是到远一点的地方上海来读书吧,所以我就考到交大附小来读书。交大附小前面小河,后面草地,大楼上面宿舍下面教室,环境非常好。小学有体操课,加上生活有规律,我身体也好了,进小学后就没生过病,住过医院,从此以后不再生病,至今也不生病。我弟弟戴中孚也是交通大学学生,他1932年机械工程学院毕业,我1934年电机工程学院毕业,他早我二年毕业。我读书比较迟,是班中年龄最大的。

我在交大12年,那时学校要求严格,读书风气很好。小学管得很严,早晚点名,学生要住宿,星期六家长接回。学校转为私立南洋模范中小学后,沈同一是第一任校长。小学时有外语,但数学、物理还是中文的。童子军中露营、学旗语,活动很多,小学生活十分愉快。大学里师资很好,教我们物理、化学课程的许多教师都是美国深造过的,印象深的有张廷金、裘维裕、胡敦复等老师。张廷金是我国无线电学先驱,在中国电信界享有盛誉,他在课堂上教我们的知识很多就是他在美国读书时刚学到的,从火花电机开始到电子管、真空管,当时就与国际接轨了。大学时有一件事印象很深,大学二年级有一个经济学教师上课有点照本宣读的嫌疑,学生就在黑板上画了个留声机以示讽刺。老师回应说,这是“胜利”牌的留声机,你们知道喇叭前面是什么?我们都知道的啊,“胜利”牌留声机的广告画上,留声机前是一只小狗在听广播!1934年7月,电机工程学院毕业生合影(第二排右三为戴中溶)

顾德欢、张光斗和我三个人从小离家在一起读书,从小学、中学一直到大学。顾德欢这个人聪明得不得了,功课年级第一,是我们三个人中最好的。他上课听讲十分用心,课外十分活跃。他是乒乓球校队的,网球也很好,课余时间他都在玩,甚至月底考试了,他照样打网球。张光斗也是又能干、又聪明、又刻苦。张光斗一直想追上顾德欢,但总也追不上。大学读了一年多,大二时顾德欢生肺炎休学,回家养病,他闲不住,慢慢接触到了共产主义。回来后他就变了,开始宣传共产党的主张,还向我介绍《资本论》,给我这方面的书看。从此张光斗赶上了他。后来,顾德欢因为搞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之后,他先后转到燕京大学、青岛大学读书。虽然功课还是好得不得了,学校里的同学也很服他,但其实他已经不好好读书了,他到哪都要搞学生运动,结果又被这两个学校开除了。顾德欢生病时我去看过他,他家是小地主,生活还可以,他参加革命倒真正是忧国忧民。后来他到浙江谭震林部队去了。新中国成立后,他不愿意在杭州做官,宁愿到北京搞技术,曾做过科学院党组成员。20世纪50年代十二年规划提出后,中国科学院成立了电子所、自动控制所、计算机所、半导体所等研究机构,他是电子所所长,搞波导传输。“西北王”的电台戴中溶大学毕业照

我们那时有种说法是“通讯救国”,我学的是电讯门,出路很好。毕业时,学校介绍西部军队里需要电讯技术人员,大部分人不愿去西北,我对西北倒没什么害怕,当时不是也提倡开发大西北嘛,我就想去看看。推荐我去军队的是张钟俊教授,讲好最多待两年,我于是就去了。

我一点不懂政治,也不知道怕胡宗南。胡宗南是蒋介石最亲信的黄埔军校一期学生,是他学生中第一个当师长的。那时胡宗南号称“西北王”,他兵力充足,一个旅就相当于人家一个师。他为什么要交大人?他的师部在甘肃天水,最初部队之间通讯用骑兵连,师、团相距几十里、几百里,那么大地域,联系很不方便。我去之前,他的部队也有无线电台,规模很小,是交大学生陈一伯帮助搞起来的。陈一伯比我高二三届,当时已经离开部队了。所以,胡宗南直接点名要交大人。胡宗南搞电台很大气,用钱都让你做主。我去后把电台建得比较全了,无线电台网从团部到师部到军部都有。我的器材什么地方买的?上海的福开森路上诺曼底公寓知道吗?离交通大学不远的这座大厦下面有一个三极电力公司,那是我的大学老师张廷金开办的,是我们国内早期生产无线电收发报机的3家公司之一。它的产品多为海岸电台和海上船舶服务。我常到那里买器材,还曾专门去香港买过。在部队里,人们对通讯这种新鲜东西感到很奇怪,这也不用到前线,一呼叫情报就传过来了。在那里,我做事很顺,很受尊重,月工资130元,一般人只有十几元。诺曼底公寓(位于今武康路与淮海西路交界处,现武康大楼)

我刚去胡宗南部队时他还是师长,第二年他就升军长了,之后升任十七军团军团长,差不多一两年就升迁一次,他的仕途很顺。这期间,部队电台也不断扩大。红军长征,胡的部队去阻截,在西北草原、雪山追着红军打,我当时在甘肃培训电报人员。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我两年服务期满,我连假也没请就直接回老家了。

第二年,1937年淞沪抗战期间,胡宗南部队开到上海与日军作战,仓促上阵,两度参战,两度失利,损失很大。蒋介石怕他被打垮,让他回西北。回西北后,胡宗南开始整顿部队。这期间,他总感到通讯发展不起来,就来找我,一定要我回去,说是要抗战、要发展,要我去培养无线电人员,我于是就回去了。隐蔽战线上的工作

我是机要处副主任,机要处下设三个室,译电、机要文书和无线电,我管无线电,不直接接触电报。译电室是机要重地,规定只有胡宗南和参谋长可以进,而我是例外,我经常可以进到译电室去,甚至有时还把译电拿来看看。因此,我能看到译出的来电和未译发的去电,胡部作战计划、部队调动等来去电文,都能看到。译电室密码本一箱一箱的,一个人一本密码,有通用的,有专用的;译电员行军,一个人一个包,有专人保护。我与译电室的人很熟,他们打牌我也看看,但不与他们瞎混,因为他们来钱的,输赢很大。他们叫我来,我就说我输了不给钱,他们也就算了。译电室在师部的最后一进院落里,我就住在译电室隔壁,当时胡宗南、参谋长等人也住在这个院落内。我不问政治,胡宗南也知道,所以也愿与我讲讲话,院落中间是个院子,我们有时就在院子里聊天。外面讲胡宗南怎么坏,但我看看觉得他还蛮好的,治军很严,不吃空饷,不欠军饷。当然,后来我看到下面隐蔽的走私还是很严重的,也看到了国民党军队严重的腐败现象,赌博成风、妓院跟着队伍走这些黑暗面。我感到不能再待下去了,想要离开。

1938年底,我妹妹黄葳(原名戴中扆)来我这里。她读书时就入党了,后来与于光远一起做地下革命工作。妹妹清华毕业后留校任教,抗战时清华内迁长沙,接下来又要迁去昆明,她不愿跟随,想去延安。经过西安时,她就住到我这儿了。妹妹与我谈了几天,我表示想要离开这里,要入党,要到延安去。

黄葳到延安后汇报了我的情况,中央通知八路军办事处,让我不要离开,讲我们要打进去一个人都非常不容易,我马上明白了,从外面就算打进去也没有我这样好的条件。再有入党问题,上级认为我这样的处境是非常危险的,通知我暂时不要入,但一定要坚持留在这个位置上。

我搞情报,不用偷,东西就在我面前,非常方便。我的主要任务是核对或收集重大的情报,一些情报到我这儿核实一下。另外也有其他线在收集情报,我的工作还是很简单的。我不写任何东西,不得不写的必须烧掉。关键是听指示,不能妄动。当时中央派了一个人到西安,开书店,这个人在西安很吃得开,表面上吃吃喝喝,与胡宗南的情报系统一点不搭界。他派了一个青年人做我的副官,叫王金平,名义上是我老乡,说是流浪到西安的,实际上他是徐州人。我干过的比较知名的情报工作,大概是提供胡宗南部队进攻延安的军事动向的情报吧,对保卫延安发挥了作用,中央曾发电给予嘉奖。前阶段,上海、西安的电视台都到我这儿来过,想找点精彩的故事,结果没几天就走了。我说如果真的有你们想要的险象环生的故事,我哪里会等到1947年才被捕?哪里还能在胡宗南那儿待那么多年?惊险动作多了,还不早被暴露了?胡宗南也不会保我了。因电台案入狱

我的被捕,问题不出在我这儿,出在北平。1947年9月下旬,北平的中共地下电台被军统跟踪侦测到信号,电台人员当场被抓,牵连出很多地下工作者。很快,从北平到保定,再到沈阳、西安、兰州等地,整个北方系统的中共情报系统受到严重破坏。西安方面,与我联系的书店老板也被捕了,王金平也突然被抓。机要处主任王微是胡宗南的亲属,平时我跟他关系很好。当时,我在延安,王微打电话问我,王金平被抓,你知道吗?我说不知道!王金平这个副官后来实际上成了整个室的副官,不是一直跟我的。一小时后,王微又来电说,是南京国防三处(情报处)直接来抓的。我当时想:这个地区的负责人是一个很坚强的人,抗战时就曾被捕过,很有气节;王金平,大家都称赞他是最老实的;我相信他们两个。所以,我决定不动,静看发展。

没几天,胡宗南派了架小飞机要我回西安。我以为一下飞机就会被抓起来,结果什么事都没发生,下飞机直接送我回家,我还是不动。天黑后,胡宗南召见我,也不讲抓人的事,只问前线情况。最后,看看谈话就要结束,他也还没说这事。因此,我反而问胡先生你找我干什么?他嘿嘿笑笑,说,你到参谋长那里去。去到参谋长家,参谋长告诉我,南京要人,我和胡宗南不同意,但现在南京仍要人,面子上过不去。这样,我就去了南京在西安的看守所,让他们调查。胡宗南的太太还来看守所看望过我。

实际上,那时南京方面早就搜查过我的住所,但是我没留下任何痕迹,什么都没有,查不出什么,只是延安的妹妹来过。胡宗南不相信我有问题,他认为我这人不问政治,与延安的妹妹正常来往,正说明这一点。当天晚上,南京方面的一个处长找我谈话,说,我们知道你有一个妹妹在延安,我们也知道你与她来往多次,我都坦然承认。妹妹两次到西安,两次去延安,都住在我这儿。她从延安来西安生孩子,第一次大着肚子活动就已被特务盯上了。妹妹问我怎么办?我叫她赶快住院生孩子,我还天天去看她。这是个教会医院,有一天我去看她,她告诉我,护士说,外面有人要抓她,但院长不同意,院长说,没出医院我要管,出了医院我不管。现在特务守在医院门口。妹妹让我与八路军办事处联系,夜里派车冲出去。我去了办事处,办事处说,朱德和周恩来要回延安,办事处要派8部车送,你妹妹可夹在中间,我当时就放心了。因为胡宗南是周恩来的学生,车队安全大可放心。所以,南京方面查问此事,我也承认两次去八路军办事处。

军统拿不出我“通共”的证据,但也不放人。年底,电台案在案的十七八个人被转押到南京军统看守所,各地的都转过来,我也在列。我是少将军衔,被关押在南京羊皮巷监狱,有军人身份的关在这里,没军人身份的关在老虎桥。书店老板在西安监狱时和我关在一起,到南京后就分开了。后来他是去了台湾,但据说他没有直接把我供出去。我的活动他没讲,我也感觉到是这样,因为公判时审方提到戴中溶与共产党有交往,仅仅是指我有个妹妹在延安的事,没其他事实。入狱后,因为我是军人,胡宗南又是知情人,所以没受过刑。胡宗南总是不相信这事,不想南京方面把事搞大,要不然我被枪毙也不稀奇。

我被押解到南京后,胡宗南也不敢多管了。副官被抓,军统又讲我已经承认好几年前就是共产党,据说,胡宗南因此被蒋介石骂了一顿。北京被抓的人中有一个人是冯玉祥部队里的传教士,冯玉祥得知这个消息,就在美国召开记者招待会,讲蒋政府腐败、独裁,把他的传教士也抓起来了。中外报纸一登,蒋介石只能专门成立特种刑庭,对此(电台案)进行公审。结果有公开枪毙的,有无期徒刑的,我是最轻的,被判10年有期徒刑。我们这个案子总共牺牲了5位同志,1948年10月19日他们在雨花台被枪毙。他们为什么会被枪毙?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有东西留下,或者电台,或者书面文字。他们没掌握我任何证据,但不管怎样,最后还是给我判了刑。10个人的监狱

解放战争时期,南京吃紧,监狱要搬到杭州去。在南京监狱的几千名犯人,很多是政治犯,每天早饭前枪决一批,每天早饭没吃,就打开门叫号,拉出去枪毙。第二天也是这样,后来下午都枪毙人了,之后,余下的人被迁到杭州。最危险是在杭州,国民政府逃到广州去时,杭州又吃紧了。杭州监狱又与南京一样,政治犯一批一批被枪毙,到后来判无期的都被杀了。大家心里没底,我心知我这10年徒刑也是假的、装样子的,随时都有可能被拉出去,那感觉真是天天等死。最后,监狱里只剩了10个人,都是我们这个案子的军人。为什么?因为他们要打报告问怎么处置?报告打到广州,让转押到上饶集中营。由于路上太乱,回函传到南京去了,南京一查人押在杭州,再往杭州转函转押就晚了。但是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这些情况,天天就是在等死。这么大的一个老监狱,都空了,只留9个看守10个政治犯。大家认为10个人要一起死了。

1949年5月1日早晨,早饭送来后,门都没锁,吃了饭,也没人来收碗。我们感到奇怪,10个人一起出去看看,整个监狱什么人都没有!再一起到大门,看到了部队!怎么搞的?昨天夜里听到几声枪响,但没有打仗。我们一看是解放军,就想找部队保护我们,但野战军要继续追击不能停留。我们商量下来还是不动,等进驻部队。到了晚上,进驻部队正愁没住的地方,听市民说这里空着,很高兴就来驻扎,因为杭州监狱很大,可以住2 000人。第二天,地下党还没来。第三天,地下党来了。我们说,你们不会不知道我们的情况,怎么不来保护我们!他们说,忙得不得了,但我们知道部队在这里,你们绝对安全。

我们出来找老百姓房子住下,每天有人送饭来,又过了几天。我在《解放日报》上看到杭州市军管会成立,军管会成员名单中有文教部部长顾德欢。名单一公布,我一看,这是我的大学同学啊。我知道这个名字很少重名,但又怕不是他,就写了一封信给他,第二天,他就派警卫员来接我到他那里。嘉定解放后,我要回家,他写了路条,给了我三元大洋。投身新中国科技事业

回嘉定后,几个同志约我去北京。在北京,我见到了罗青长。罗青长是当年在西安第一个和我联系的共产党方面的人,也是他把书店老板介绍给我的。罗青长安排我到通讯部队工作,从事无线电技术方面的工作,以后,我再没有从事情报工作。新中国成立初,我曾完成开国大典电控升旗装置的研制任务,保证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按动电钮后,第一面五星红旗准确无误地升到旗杆顶端。抗美援朝期间,我在解放军通信兵部组织改装日、美遗留下来的电讯器材,装备志愿军。

1958年后,我调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新技术室副主任,参加编订我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十二年规划,参与了我国半导体事业的开创工作,参与了上海嘉定科学城的建设实施工作。“文革”中,要查我的历史,罗青长汇报到总理。周总理讲,戴中溶这个人,我很了解,你们不要查了。之后,我被关到牛棚去了,有时陪斗,没有专门斗我,斗也不怕,我等着枪毙都等过了。1979年《数学年刊》编委第一次会议(前排左五为戴中溶)戴中溶与夫人杜先玉合影

1972年恢复工作后,我回到了中国科学院,主持西安长波授时系统的设计和建设。当时提出卫星上天,时间要准确到微秒级,我被安排到天文台主持这项工作,因为授时系统归天文台管。搞长波、电波,量测微秒级时间,要把几个测量站联起来,涉及地域广、部门多、工程复杂,难度相当高。科学院让我组织了一支通讯测量队伍,我在海军、空军都有战友,因此还可以出面协调联合攻关,终于解决了问题,建立了我国第一个长波授时台,为此获得中科院科技进步特等奖和国家重大科技成果奖。林得连

林得连(1911—2014),祖籍福建福州人,生于辽宁省大连市。1927年9月考入交通大学唐山土木工程学院,先后就读补习班、预科、本科,1932年9月转读交通大学(上海本部)电机工程学院。在校期间参加革命工作,1933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交大党支部书记、法南区委兼徐家汇工委书记、闸北区委书记等职。1934年5月因从事革命工作被捕入狱,直至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出狱。新中国成立后进入教育界,先后在上海市和建初级中学、新沪中学、五十二中学等任教。

采访中,林得连回忆了他从交大唐院转学上海本部、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毅然投身革命熔炉的故事,介绍了1932至1934年在白色恐怖笼罩下地下党组织领导青年学生开展爱国革命活动的情况。一腔热血为革命口述:林得连采访:陈 泓、龚诞申、孙 萍时间:2006年5月31日地点:上海林得连寓所记录:孙 萍编者:孙 萍从唐山转学至上海1932年交通大学学生名册,林得连从唐山土木工程学院肄业,入学上海本部电机工程学院

我原本在交大唐院读书。交大唐院从预科开始招生,还有补习班,相当于高中。我在东北的辽宁第一高中读书时就羡慕交大唐院在全国的名气。交通大学教学严格,入学难,毕业也难。教师大多是留学博士,全部用英文授课。在青年人眼中,考上交大,比考取清华和北大都来得光荣。1927年我高中毕业后,考进了交大唐院补习班。对此,我父亲非常高兴。父亲是北大毕业的,学工程,他希望我也走这条路。我在交大唐院读了补习班,预科一二年级,大一、大二,沿着我父亲的道路专攻土木工程。

为什么我要从唐山转学到上海呢?我在交大唐院读书的时候,知道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知道了南湖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我思想左倾,对共产党仰慕。1931年东北“九一八事变”,日本人欺负我们。我祖父非常痛恨日本人,我从小受祖父影响,也痛恨日本人。读书的时候,家乡东北三省丢了。另外,我们非常敬佩的少帅张学良是不与日本人调和的,怎听了蒋介石的命令撤退了?我们气张学良不争气,恨蒋介石卖国。又知道共产党打出旗号“反日救国”,要求“国共合作,统一抗日”。我心里就想着要参加共产党,认为国家到了存亡之际,书念不念已经没什么关系了。那怎样才能找到共产党呢?我听说上海共产党员多,工厂里有,学校里也有。于是我向校方提出:我对土木工程没兴趣,想改学电机,希望能转学到上海本部就读。唐院同意了,上海本部也愿意接收,毕竟这是同一所学校嘛。

1932年9月我进入交大上海本部的电机工程学院,从一年级开始重新读。交大的老师兢兢业业,很负责,认真教学,留给我们学生的印象都很好。老师也都是留学回国的,用中文讲课。教材有中文版的,也有从国外引进的英文版。我学电机的,对教物理的老师比较满意。国文课是有的,但我们学工的,对此不以为然。因为我在上海本部待的时间短,所以具体也记不清楚了。总体印象是:交大老师满脑子科学,不问政治。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林得连就读交通大学电机工程学院时留影

1932年我转学到上海后,找党组织找得好辛苦。因为不能公开问,和同学只能谈抗日、现状和对当局的看法,而且国民政府在上海是要抓共产党员的。那时上海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团体:左联、(1)社联、影联、剧联、妇联、学联、工联、反联。因为我爱好戏剧,认识了剧联的同志,加入剧联,参加演出独幕剧《放下你的鞭子》。后来我又参加了社联,由社联的同志介绍我认识了顾文卿。经过近一个月的考察,1933年2月顾文卿介绍我入党。那时交大党支部书记就是顾文卿,他是机械工程学院三年级的学生。我是在学校里进行入党宣誓的,晚上找一个没人的教室,墙上挂一面镰刀斧头旗,我宣誓时顾文卿在场。

之后,交大剧团要演戏,请来电影导演、戏剧活动家应云卫。活动期间,应云卫看中了我,我又和影联的同志认识了。1933年9月,应云卫在校外导演大型话剧《怒吼吧!中国》,著名演员陈波儿等出演,在霞飞路(现淮海路)黄金大戏院演出,很卖座。应云卫请我去参加这部戏的演出,经过组织同意,我在戏中客串一名工人。应云卫对我的表演很满意,又叫我参加演电影,这一次顾文卿没再同意了。

我入党后不久,担任交大党支部的宣传干事,组织干事是王骥,他是电机工程学院二年级学生。经过一段时间努力工作,又吸收了几名学生入党,其中汪导淮、邵震华、文晳是我发展入党的。邵震华、文皙都是管理学院一年级学生。汪导淮就是后来担任上海市市长、海协会会长的汪道涵同志,汪导淮是他在交大读书时所用的名字,当时他读物理系一年级。那时,我们在体育馆、图书馆、教室散发宣传抗日救亡思想的传单,趁着没人,将传单夹在书橱里,摆在桌子上。汪道涵看到了这传单,我说我也看到了,两人就谈论传单上的内容。我们越谈越投机,话题内容扩展到政府、政党,慢慢产生偏向,我骂国民党,他不反对。认识并熟悉以后,我介绍汪道涵参加社联,1933年3月发展他加入党组织。他入党宣誓时,我和顾文卿都在。2003年10月,林得连与汪道涵重逢合影

当时很多人喜欢看电影、看戏剧,汪道涵没有这方面的兴趣。在我印象中,汪道涵喜欢看书、看杂志,喜欢阅读左翼文化书籍,譬如鲁迅的文章。他看起来非常文雅,体育方面也没有特别的爱好。当时我们在学校的体育活动是打网球,学生都会打,下了课到操场上活动活动,但不算他的爱好。1933年4月,方心诰获交通大学(上海本部)国文演讲比赛第一名的奖杯

交大党支部的活动十分活跃,洒下了许多革命种子。我们组织读书会,读左倾为主的书籍。张大奇参加过读书会,他比我高一个年级,是电机工程学院二年级的学生。那时待发展的学生党员对象,记得名字的有林仁穆、章鸿志、章鸿业、余若陶、张大勇等。我们还想发展抗日将领方振武的儿子方心诰。方心诰是管理学院一年级学生,有一次学校举行国文演讲比赛,我和他都参加了。他演讲的内容是谈怎样学习好,为祖国效力。他很有演讲天分,得了第一名。比赛后,他在学校里出名了。我们认识后,总是谈一些进步的事情,想要发展他。但蒋介石对他父亲不满意,方心诰不得不离开上海,去了英国。他离校的时候,将他的桌子等送给了我。我一直使用他送给我的东西,所以很怀念他。直到1997年香港回归之际,我在报纸上看到报道:方心诰妻子方召麐将当年方心诰在国文演讲比赛中获得的奖杯赠送给交大,表达对母校的怀念之情。这样,我才得知方心诰已经去世了。

交大党支部包括学生党员和工友党员,加在一起有十来个人。为保密安全,我们开会学习是分开的,学生在一起,工友则是另外的,由冯柏根组织。工友党员有七八个,冯柏根是化学实验室的工友;冯寿宝是卫生室的工友;管图书馆和物理实验室的工友是我们的同志,他们好像叫老范和老钱;学校看门的警卫中有两人是我们的同志,名字记不起来了;还有体育馆的工友也是我们的同志。在校外卖馄饨的老周也是党员,区委同志对我们说,有需要可以和他联系。我还吃过老周的馄饨。

当时学校有一个附属的平民夜校,经费由校方负担,教师由学生担任,归学生会管理。顾文卿活动能力很强,通过学生会将这所平民夜校拿下了,成为我们活动的据点。汪道涵主持平民夜校的工作,我在夜校做老师。夜校学生有近30人,都是附近失业的年轻人。不久,在夜校学生中发展了两位党员。一位女党员叫林娟,后来她和我结为夫妇。林娟的家住在徐家汇天钥桥路11号,这里在一段时间内作为党的地下交通站。她母亲同情革命,曾因涉嫌参加地下党的活动被捕。老人一口咬定儿女的事情一概不知,关了几个月后被释放。一位男党员叫宋一民,帮助我们油印宣传品,大大加强了我们活动的力量。升红旗、散传单和飞行聚会“九一八事变”之后,我们的工作以爱国反帝宣传为主,痛斥国民政府不抗日的罪行。一时间,交大党支部的工作开展得轰轰烈烈。

1933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我们在校内升起了红旗。红旗及旗面上的斧头镰刀图案是由林娟制作的。我们把事先做好的红旗交给工友同志,在五一前一天半夜里升起在校内楼顶旗杆上。天亮后,红旗飘扬,校方大为震惊,迅速取下,然而一直没有破案。

我们经常在校内外散发传单。有些传单是上级发下来的,有些是我们自己起草的,主要内容是宣传抗日救亡、反帝爱国思想。刚开始比较困难,深夜趁着没人在实验室里印传单,后来在平民夜校印传单,就方便多了。

1933年三四月间,学校举办工业及铁道展览会,外来参观的人很多。我们利用这个机会,油印了许多宣传单在校园内散发,放在树下路边、图书馆里、体育馆里、食堂里、展览厅里,到处都是。年轻人胆子很大,散传单不再是偷偷地放,而是白天到处乱洒,当然尽量不要让人看见。冯柏根胆子很大,在体育馆人多的时候将传单“唰”一下洒出去,紧接着,他跟着别人一样在地上拾传单。我在一旁看到了,别人没看见。我说:“你这么大胆,这么多人也洒。”他说:“这有什么,别人又没看到我。”一时间,搞得学校很震动。校方与警方联系,派来几十个警察在校园内站岗,还安放了几个探照灯,在夜间用强光扫射人行道及阴暗处,却毫无所得。见此,我们偷偷地笑,心中一点也不怕。

靠散发传单,我们还发展了两位东亚同文书院的朝鲜学生。有一次吃过午饭,顾文卿问我:“考虑不考虑安全?”我说:“当然要考虑啊。”他说:“完全考虑安全就什么事情也别干。”他又问:“你有没有思想准备?”这话我明白,说:“有。”他说:“好,我们今天出去来一个,干不干?”我问:“干什么?”他说:“我们到马路上散传单,你干不干?”我说:“这怕什么!”于是我们就去了,拿着抗日传单到同文书院附近的街上去散发,看到人就递。当时还碰到警察,不怕,照旧散发,警察倒是没过来抓我们。凭着这传单,我们认识并发展了同文书院的两位朝鲜同志入党。这两位朝鲜同志很积极,在马路边墙面上刷传单,还拿粗毛笔在法租界街上写标语。法租界巡捕只得拿了水去洗,一边洗一边骂“是共产党干的”。刚洗掉没几天,墙上又被写上了。同文书院没有单独成立支部,从组织关系上说,这两位同志属于交大党支部的。我离校以后,就不知道这两位朝鲜同志的情况了。林得连(左)接受母校校史人员的采访

当时还有一种革命方式叫“飞行集会”。1933年7月,法国进步人士、著名作家巴比塞来上海访问,省委组织欢迎会。法南区委要求交大党支部组织一次欢迎巴比塞的街头飞行集会,地点在法租界马浪路(今马当路)。交大支部十几位党员和社联成员都参加了,法南区的同志也大多来了,总共一百多人。怎么认出是来参加大会的同志呢?大家都在马路边上站着,十字街头,四面都是,等着开会。我们印了许多宣传品,内容是我起草写的,署名为“欢迎巴比塞委员会”。我接受的任务是:听到鞭炮响,我就要站在高处发表欢迎词,号召大家。我就找了个高些的地方,在一旁等着。汪道涵、文晳等都和我并排站着。集会地距法国巡捕房很近,法国巡捕骑着摩托车赶来,有20多辆,在马路上巡逻着,但没有动手抓人。我一看这形势很紧张,马路上行人不多,都是我们参加飞行集会的同志。鞭炮响了,这是区委的命令下来了。我服从命令登高一呼,结果法国巡捕停下车抓人,我没说几句话就被逮住了。法国巡捕倒是没有去追捕参加集会的同志,按照西方的规矩,将人群驱散就了事了。因为我是发言者,所以把我带到了巡捕房。当时我们参加革命活动,早就做好牺牲自己的准备,而且我已经有过一次被抓的经验,所以一点也不怕。他们问我干啥?我说:“欢迎巴比塞,欢迎你们国家的人。”法国人拿了宣传单看,还请中国人翻译,看了以后说“欢迎我们国家的人,没有什么”,还问我是哪里的,我说是交大的,他就吩咐“送他到交通大学去”。他们将我送到交大门口就走了。为谨慎安全起见,组织上对我审查一个月,确定没问题后再恢复我的活动。回想起这件事情很有意思,我们那次飞行集会还算幸运,没有损失同志,但有的飞行集会损失了不少人。

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年党的领导路线“左”倾冒进,这在当时的运动中是有体现的。省委领导区委,区委领导交大。我们支部在交大也是蛮干,但区委对此很支持,说“干得好”。我们越干越起劲,其实在敌人面前暴露自己了。白色恐怖下的真假夫妻和接头暗号

1933年暑假,我没有回家,就留在上海做一些工作。这之前,顾文卿调到法南区当区委书记,我接任交大支部书记,王骥继续担任支部组织干事,汪道涵担任支部宣传干事。

不久,法南区委和徐汇区委遭到大破坏,顾文卿告诉我们组织上号召我们离开学校,出来领导法南区和徐汇区的地下工作。我们纷纷响应,先后离开了学校。出来的同志有汪道涵、邵震华、文晳等。按照组织规定,我们开展地下工作只能是单线联系,不可以有横向联系,以确保组织安全。我离校后出任法南区委兼徐家汇工作委员会书记,交大支部书记由冯柏根继任。我的上级领导是顾文卿,单线联系。至于汪道涵、邵震华、文晳三人做何工作,因无横向联系,就不知道了。

在校时,学校宿舍很宽裕,住宿条件很好。一年级时,我们住在中院旁边一幢两层高的小楼,离图书馆比较近。二年级时住中院,我住在二楼一间朝南的寝室,房间内有暖气。顾文卿等三、四年级学生住执信西斋,房内有书橱、衣橱、写字台、椅子,条件更好。但为了革命,我们毅然离开了学校。我在租界找房子住,住亭子间,两块钱(即2个银元)一个月,便宜的一块钱一个月。为了安全,每隔一个月就搬一次家。租界里相对安全一些,法南区委在租界,省委也在租界。顾文卿和我都在法租界租房子住,但彼此不知道住址。林得连与母校采访人员合影(左起:龚诞申、林得连、陈泓、孙萍)

为掩护身份,还必须夫妻两人在一起。不是夫妻关系,就由组织安排未婚的一男一女住在一起,做假夫妻。假夫妻如果相爱了,经过组织批准,就结为真夫妻;如果觉得不合适,可以换人。租界的巡捕是不管我们的,但国民党派了许多特务,也在租界内活动。他们知道共产党人穷,遇上年轻的单身汉,不论男同志还是女同志,就特别注意,要盯梢。夫妻两人一起住,就不太引起他们的怀疑。后来,顾文卿与上海美专一名叫小方的女生结为了夫妻,我与林娟结为夫妻。

我父亲是高级工程师,我来上海读书,他每月给我寄20块银元。我在学校饭费花4块,其他没什么太大的花销。20块银元花不完,存了点钱。离开学校后,我家庭关系断了,经济来源也断了,又没有工作,怎么过日子?就靠以前存着的一点钱。外边租房一个月2块银元,吃饭可怜喽,哪里敢吃啊,每月用不到2块,只吃阳春面(光面)。就这样过日子,毫无怨言。我知道,组织上也困难。我在法南区委时,没向组织诉说困难,也没要过钱,就靠自己。最困难时,我将大衣卖了,将西装卖了。后来我被调到闸北区委,自己的存钱全用光了,就向组织上说,我家庭经济来源断了,实在撑不下去了。组织上就每月给我4块银元,天冷了,还给我买了顶帽子。4块钱,要租房,要吃饭,也不够啊,就住最差的房子,饿肚子也不计较。

我担任法南区委、徐家汇工委书记的时候,负责联系交通大学、法学院、光华大学等几所学校。每个学校的党员都不多,只有几个人。交大算是最兴旺的,我们在学校里闹得翻天覆地的情况在其他大学内流传着。我还联系上海唱片厂、冰糖厂、五洲肥皂厂、丝绸厂。这些厂里都有我们的同志,他们不是我们发展的,而是组织交给我们去联系的。另外,徐家汇公安局一位名叫刘国璋的同志也归我联系,这同样是组织交下来的。

1934年1月,闸北区委遭到大破坏,省委调我出任闸北区委书记。我将联系交大的关系交还给顾文卿,此后我没再和顾文卿联系过,对交大情况也就不了解了。到了闸北,领导我的人是省委的一位老同志,年纪比我大,他叫我称呼他老徐。老徐告诉我,闸北区整个破坏了,现只有我一人,下边的关系只有复旦大学及暨南大学,具体的工作是开展反帝大同盟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一切宣传品由他提供。我定时定地与这两所大学联系,送宣传品给他们。复旦大学的学生姓金,暨南大学的学生连姓名都不肯说,只记得他是广州人。在此期间,除了进行反帝大同盟的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外,组织发展工作没有做。

那时,白色恐怖十分严重。我和老徐怎么联系的呢?我不知道他的地址,他知道我的地址。我们一礼拜联系一次。在他来的那一天,我一早起来,把安全暗号摆出去。前一次碰面时约好下一次的安全暗号——摆花盆、挂某样东西等,不仅描述清楚,还将用作暗号的物品拿出来给他看过。比如摆花盆,平时我经常放花盆的,要约好摆什么花盆,怎么摆,区别很小,不能让特务怀疑。下一次看到安全暗号,就进来;没看见,就别进来。

1934年5月初,我在租界散发反帝大同盟的宣传单,被特务盯梢。当我走到中国地界,准备去暨南大学时被捕了,我手中还拿着宣传单。先后经过南市区公安局和龙华警备司令部审讯,为了保密和自身安全的考虑,我只承认是宋庆龄领导下的反帝大同盟的成员,任凭盘问拷打,其他都一概不承认。被拘留两个月后,我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军事法庭上被判刑5年,罪名是危害民国,证人是捉我的特务,证据是我手中的宣传单。此后被关进漕河泾监狱,父亲恐我死在狱中,设法求人保释我。1936年6月,我被保释出狱,但又被送进苏州反省院。半年后发生“西安事变”,国共合作抗日,所有政治犯都放了。我也算幸运的了,坐了两年牢,被释放回家。林得连亲笔题写的挽诗《悼汪老》

离开苏州反省院后,我立即返回上海,和林娟一起到交大去找旧日的同志,想恢复组织关系。不料,我找到冯柏根后才知道,交大组织已被破坏,冯柏根也失去组织关系多时。在上海住了两个月,无计可施。为了生活,我只好遵父命,同林娟一起回到西安家中去了。(1) 反联,全称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又简称反委。它是由法国作家巴比塞、罗曼·罗兰,苏联作家高尔基和中国宋庆龄女士等一些著名人士,于1927年2月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发起成立的一个国际组织。1929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该组织首先在上海建立上海反帝大同盟。随即,全国各地也先后建立了反帝大同盟。张大奇

张大奇(1913—2009),原名张景斐,山东黄县(今龙口市)人。1930年9月考入交通大学电机工程学院。在校期间参加革命工作,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与组织失去联系。1935年7月毕业。1945年赴美国留学,1946年获密西根大学机械工程硕士学位。同年在美国西屋电气公司制造厂实习,后任美国中国发动机公司制造厂厂长。1949年回国,1955年重新入党。历任东北工业部电工局制造处副处长,第一机械工业部第八设计院总工程师、院长,第一机械工业部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所长,机械工业出版社社长等职。高级工程师。中国电工技术学会第一、二届常务理事。曾参加编纂《机械工程手册》《电机工程手册》;参加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机械工程》,任编委会副主任;主编《中国电器工业发展史》,任编委会副主任。

采访中,张大奇回忆了青年时代在交大求学的校园生活以及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老交大名师,讲述了他投身爱国救亡运动、从军抗日、秘密入党的故事。交大求学的那五年口述:张大奇采访:范祖德、欧七斤、孙 萍时间:2006年7月19日地点:北京张大奇寓所记录:孙 萍编者:孙 萍入学交大 德智体并重

交通大学原名南洋公学,是当时国内最著名和最难考取的大学。1930年,我考进交大。我为什么会考交大呢?我在乡下读书,父亲是老秀才,喜欢念书,自己也搞教育。后来送我进南开中学读书,希望我将来能上大学。就读南开期间,因母亲去世,我的学业耽误了一年。当我读高中二年级时,原先和我同班的一位三年级同学熊汝达对我说:“我要去考交大,你也去考,我们一起考吧。”“好。”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并报了名。由于我还没毕业,同学帮我搞到一张辽宁省昌图高中“张大奇”的毕业文凭,我拿着它去报考交大,一考就考上了,愉快的心情是不言而喻的。我原名张景斐,从这时起改名张大奇。

我进入交大后,感受到欣欣向荣的气象:新来的校长是黎照寰,他立志要将学校办好;学校正在新建工程馆、总办公厅和其他配套建筑,甚是热闹;校园中央有大草地,草地后面有一个足球场。后来,我了解到学校的历史、教学,以及一切与教学有关的情况,得知这个学校基本上是模仿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建设起来的,所有课程设置、教材课本、教学方法都完全借鉴该校。建校之初大部分教授是从美国大学请来的,后来中国留学归国的学生多了,逐步接替了外国教授工作。我到学校时已全部是中国教授,但很多教授还是用英语讲课。部分课本仍是采用美国相应大学使用的英语原版教材,也有部分是教授的自编教材。学校的学习气氛很浓。

当时交大的教育宗旨是贯彻“建教结合”的精神,培养具有高深学问的工程师、科学家、经济家、管理家,为社会输送适合于铁道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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