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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5-27 20: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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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燮君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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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器

玉器试读:

中国古代玉文化

中国人喜爱玉,用玉来装点人生、滋养心灵,乐此不疲。中国不仅最早“采玉”和“用玉”,而且也是少数几个将玉的使用与民族文化、民族性格的养成联系在一起的国家。中国古代玉器,作为一种物质财富,被应用于祭祀、礼仪、丧葬、装饰等方面;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的象征,玉以其温润、纯洁、内敛、高雅的特性为世人所推崇。

孔子说玉光洁温润,可谓之“仁”;不易折断,并且断折后不会割伤肌肤,可谓之“义”;佩挂起来整齐有序,可谓之“礼”;击其声清越优美,可谓之“乐”;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可谓之“忠”……故而,不仅仅应该“君子无故玉不去身”,他更希望“君子比玉”,不断完善自己的道德修养。

中国是一个盛产玉的国家。新疆有著名的和田玉,辽宁有岫岩玉。因为矿藏丰富,所以用度也惊人。在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红山文化、龙山文化、石家河文化、凌家滩文化、齐家文化……这些陌生的名字共同托起了这个玉的世界。看到这些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器,你才能真正理解“震撼”这两个字的含义。打开一座良渚的墓葬,尸体早就化成了黑泥,留下一个浅浅的印记。印记上面铺满的却是玉器,精美得超出你想象的玉器,让你不敢碰触,怕这个奇迹会在刹那间幻灭,但器壁上粘连的零星泥土分明告诉了你这就是现实。商周时期,玉器除佩戴装饰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敬献祖先。敬献的方法叫做“燎”,甲骨文里面的这个“燎”字原本没有“火”旁,中间的那个“日”是玉器的象形,上下有两团火在烤炙。我们不知道有多少精美的艺术品被白白焚烧,但他们并不心疼,他们很虔诚。

两周时期,玉器作为一种礼器的定位越来越明确。怎样的品级可以用怎样的玉,什么形制,怎样使用都有严格的规定,不容半点差池。比如《周礼》中提及“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以及“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不过繁缛的礼节未必能够持久,理想化的规则是否能够真正推行也属疑问重重。春秋战国之后玉器更多是作为装饰品来用的,成组的玉器佩挂在身上,丁零当啷煞是好听。玉器愈来愈世俗化,你可以用玉来打造生活中一切你所需要的器物,从皇家到平民,从带勾到灵芝,乃至辟邪逐魅的幎目、玉衣,甚或御疾长生的灵丹妙药,这是一个不断突破想象力与技术限制的过程。

翻开古代的文献典籍,处处可以寻到“玉”的踪影。诗文中,玉更是无所不在。《长恨歌》中有“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用“玉容”勾画出一代佳人杨贵妃天生丽质的艳貌。李贺的《梦天》“玉轮轧露湿团光,鸾佩相逢桂香陌”,则用“玉轮”绘写出了悬天明月的皎洁清辉。在文人骚客的笔底墨间,对玉崇奉爱慕之至,已将其转换为世上最美好事物之代表了,以至历代仁人志士为表示自己对所抱理想、目标的执着追求,化为一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而人们出于对残酷战争的憎恨与对和平生活的憧憬,也凝聚成一句至理名言“化干戈为玉帛”。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无不体现中华民族玉文化的深度和广度。

悠久的历史、深远的内涵、广泛的影响,最终奠定了玉在中华民族心目中的崇高地位,赢得了世代的珍视和爱重,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闪耀出永恒的灿烂光芒。

捣沙 琢玉需用解玉沙,先用杵臼将石沙捣碎,再经极细的筛子筛过,然后根据沙的粗细,漂去其浆,将净沙浸水以适用。

研浆 器物的磨光需研磨极其细腻的黄沙,然后去浆,浸水以备使用。

开玉 玉料产于山水,其原体外表皆有石皮,欲用其玉,必先去皮,这是攻玉的第一步。工具用聚钢条及浸水黑石沙,凡玉体极重者宜用图内所画的方式开之。若毛料重二、三十斤,则以天秤吊起,再用一尺六寸圆径的大扎碢开之。

扎碢(铊) 以木为轴,用钢做成边薄似刀的圆盘名叫扎碢,加以浸水红沙,将去净石皮的玉材截成方块或方条,以为器用。如大毛料体重,则以天秤吊起,如小而轻者则用手托即可。

冲碢 用1.2-1.5厘米或0.6-0.9厘米厚的钢圈制成冲碢,圈内横以厚竹枝,以紫胶接在木轴头上,碾玉时加净红沙冲削玉之棱角,使器物成形。

磨碢 用0.6-0.9厘米厚之钢盘做成磨碢,其大小不同,可有六、七等。冲后之玉则需磨琢,使玉体细腻。

搯堂 有些玉器,如瓶、盂等的内部空间,应先以钢卷筒掏其膛。

上花 凡玉器外表面需琢各种图案花纹的,皆用边薄似刀的小圆钢盘或小钢碢磨冲之,工具之大小以方便适用为度。

打钻 有些玉器图案需镂空透雕,就需先用金刚钻打透花眼,钻网孔,然后才能用锼弓。

透花 钢钻钻孔后,以钢丝一条结于弯弓两端,做为锼弓。用时先解钢丝一头穿过玉孔,复结余于弓上,用横木或竖木稳住玉器,加细石沙,顺花样以锼之,如同木工弯锯锼花一样。

打眼 有些小器物,如鼻烟壶、扳指、烟袋嘴等,需打眼时,因手不能直接扶持,得用22—24厘米高的竹筒一个,内注清水,水上按木板数块,形状不一,或有孔、或有槽窝,用时将玉器按在板孔中或槽窝内,再以左手握扣金刚钻,右手拉绷弓助金刚钻以打眼。

木碢 器物既成,玉体平净,但尚欠光亮,当用木碢加浸水黄玉料或各色沙浆以磨之。如小件玉器或有很细密花纹者,不能用木碢磨之,可用干葫芦片做小碢以磨之。

皮碢 将牛皮包于木碢之外,纳以麻绳,做成皮碢,大者可30多厘米,小的仅6.5-10厘米,加沁水宝料磨之上光,令玉体光亮温润。至此琢玉过程就算全部完成了。红山文化 玉鸟

1908年,日本人类学家鸟居龙藏在内蒙古东南部林西县和赤峰县英金河畔发现过红山文化遗存。1951年,吕遵谔带领考古队对红山遗址进行了发掘,并首次使用了“红山文化”之名。而20世纪70年代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塔拉遗址大型玉龙的发现、1984年辽西牛河梁遗址玉猪龙和马蹄形箍的发现,终于揭开了“红山文化玉器”的神秘面纱。据研究表明,红山文化典型阶段距今六千至五千年。

此件圆雕展翅之鸟(有称之为“鹰”,也有称为“鸮”),经过雕琢、打磨、抛光等工艺,质地莹润,背面颈部钻孔,用作佩戴。在红山文化中,这一类的装饰用玉多有发现。红山文化 玉蚕

红山文化装饰用玉,玉质黄色,呈璜之形状,近头部穿一孔。有浅圆形双目,背微凹弯,有数道凸弦纹表示蚕体的分节,尾部斜收成尖圆状。马家浜文化 玉玦

马家浜文化玉器,在浙江余姚县河姆渡、嘉兴县马家浜和江苏常州圩墩、吴县草鞋山及上海崧泽等遗址多有发现,大多属于该文化中晚期的玉玦之类。

其早期玉器则以20世纪70年代末期浙江桐乡罗家角遗址下层出土的玉管、坠为典型,据测定,距今七千年左右。

崧泽文化 玉璜

崧泽文化玉器,以1962年以来在上海青浦崧泽遗址发掘时出土的玉器为代表,有玉璜、璧、琀、镯等,造型比马家浜文化明显增多。玉璜就有桥形、扁条形、半璧形、半环形、动物形等。根据出土的位置,可知手部佩镯,颈部佩璜,口中为琀。一般就地取材制作,因而,玉质能客观地反映其所在地当时的生态。良渚文化 神像飞鸟纹玉琮

建国前,施昕更、卫聚贤等中国考古学的先辈即在浙江余杭县良渚镇一带发现了一些以黑皮陶与磨光石器为代表的文化遗存,“良渚文化”之名称即由此而来。开始时,良渚文化被认为属于周或汉代的考古文化,70年代乃至80年代后遍及江浙地区的一些重要遗址,譬如江苏吴县的草鞋山、张陵山、澄湖,武进寺墩,昆山赵陵山,浙江吴兴钱山漾,余杭反山、瑶山、莫家角、庙前,上海福泉山等出土的大量玉器以及标志性的高土坛上的大墓使得研究者逐渐认识到良渚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进程中的重要地位,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同为中华文明的孕育地,而良渚的玉器无疑更代表了新石器晚期玉器制作的最高水准。

神像飞鸟纹玉琮出土于福泉山的M9号墓。墓葬位于福泉山良渚文化遗址的东南缘,以山顶平台计,深度仅为1.3米。遗憾的是发掘时并未发现墓坑,丧失了不少研究良渚墓葬的重要信息。葬式并无特别,属于良渚文化常见的仰身直肢,随葬器物遍布骨架上下。骨架胸部以上部分被后来的汉代墓葬所打破,殊为可惜。神像飞鸟纹玉琮套在墓主的手腕上,非常明显是作为手镯来使用。虽然其上也雕刻良渚文化所特有的“神人兽面纹”,但与作为祭祀时使用的“神器”有明显的区别。同为玉琮,比如反山M12出土的玉琮,出土位置在墓主的头旁,孔径仅4.9厘米,手是不论如何也伸不进去的,虽外观上均呈“外方内圆”,但在功能上无疑是迥异的。玉琮晶莹纯净,呈青绿色,分上下两节,以四角为中线,用浅浮雕刻琢一组神人兽面纹。两侧各饰飞鸟,另饰以细密云纹和横直线的几何形图案,纤细流畅,是迄今所见良渚文化玉琮中的珍品。神人兽面纹为良渚文化最具特点的纹饰,由细微具体而演进为抽象的装饰图案,几乎伴随了良渚文化的整个发展过程。神人兽面纹或为良渚文化的神徽,但其确切的涵义大概也只能任凭后人想象了,每个时代都有时代的趋好、风尚,巫觋也好,神灵也罢,总之寄托了先人的崇敬甚至敬畏的情感,纹饰也能赋予一件器物特别的价值,在这点上现代人最能理解了。良渚文化 神面纹玉琮

良渚出土的玉器最具特色者包括琮、璧、钺、镯、梳背、柄形器、锥形器、山字形器等,常以镂雕或阴刻等方式装饰“神人兽面”等特殊的纹饰。对于许多良渚玉器的用途以及装饰纹样的涵义可谓众说纷纭。虽则仅凭考古很难确定其为商周礼乐文明前的一个“巫玉石代”,但巫觋也好,神王也罢,可以肯定的是,此时的生产力水准绝不低下,不然无以支持这样耗费人力物力的玉石加工,而特权阶层掌握财富、权利甚或主导民众的信仰方式大概不谬。

反山有“琮王”、“钺王”,反山的M12大墓据此被认为是“类似巫咸那样的大觋、神觋”,瑶山则为“良渚遗址群乃至整个良渚文化中最高等级的墓地”,福泉山呢?

考古所能提醒我们的是,在良渚时代,上海如此逼近文明的中心。从聚落、墓地与精美绝伦的出土遗物,我们不难获知其严密划分的社会阶层、特点鲜明的宗教信仰、高超的工艺技术。固然消逝得蹊跷,曾经的存在却毋容置疑。在福泉山,这个位于青浦重固镇中心的“古上海的历史年表”,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层层叠压,高出农田近10米,面积近万平米的高台即为良渚时代人工堆筑的多层高台墓地。福泉山墓地的墓主们固然不是良渚文化区域中的最高统治者,但是却是称雄一方的贵族世家,玉钺、玉琮、制作精美的陶礼器,这些具备特殊意义的器物证明了公元前4000年这里曾经是上海政治的中心。

此件玉琮高近40厘米,分为十五节。琮上以四角为对称装饰极尽简化的神人兽面纹,皆为几何形的突棱来表现神人兽面神秘的面孔,为良渚文化晚期玉琮最为典型的样态。良渚文化 权杖

玉钺是良渚人权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象征军事指挥的权力凭证”。玉权杖由玉钺、柄首饰“冒”、柄尾饰“镦”等组合而成。由于中间的木柄出土时早已腐朽,根据“冒”、“镦”、“钺”在墓中所在的位置,研究者可以复原出完整的权杖。玉钺在出土时一般在墓主的胸部右侧。这件玉钺刃呈弧形,两端略外翘,钝口且无任何使用的痕迹。玉钺中间的圆孔系管钻对钻而成,这也是新石器时代常见的玉器穿孔方式,因为技术上并不完全过关,在这件钺上还能见到钻孔错位留下的痕迹。

钺为良渚文化中最为重要的随葬品之一,绝不见于一般的墓葬,即便反山、瑶山这样的良渚文化中心遗址,出土玉钺的墓葬也相当罕见。福泉山的良渚墓葬出土玉钺数量明显比较多,而这座编号为M74的墓葬随葬4件玉钺,殊为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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