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明
出版社：青岛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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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说癌症试读：
前言
想不到的奇迹出现了！
林明同志现在已是87岁的老人了，当年在抗日战争最艰苦，干部、人民群众牺牲最多，抗日根据地被敌侵占、蚕食、缩小得最厉害的时候，我和林明同志曾经一起对日战斗在平北海陀山上，从那时起，我们结成了生死与共的战友情谊。至今，已过去67年了。
林明同志看着癌症在全世界吞食人们的生命，痛心疾首，于是，遵照党中央要求老干部离休后“发挥余热”的指示，冒着酷暑严寒，苦干30多年，学习、研究中医，试图攻克危害人类生命的大敌——所谓“癌症”。他阅读、参考、分析了难以计数的有关癌症的资料文献。在学习、研究中，用中医的理论，明确、提高了对癌症的认识，大胆地否定了“癌症”这一病名。他一边研究，一边实践，竟能用中医药治好了“癌症”和“高血压”病人，并且多年没有再犯（有实例）。这真是惊人的奇迹！真是人类的福音！
林明同志的成功实践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1）他心中充满了对人类的爱，这是他成功的基本动力。（2）他敢于推陈出新，敢于大胆创造。（3）他有坚强的毅力，不怕失败。（4）他不为名、不为利，只为真理。（5）他处事谨慎，步子稳妥。
希望读者看完此书后，对癌症能有全新的认识。让祖国的医学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提高、创新，为人类造福！
武光
2009年7月13日于北京
引言
在“文革”后期，笔者除了等待“解放”之外，别无他事可做，可是又不愿脑袋空着，于是就想找一个行得通又不犯“忌”、还符合“为人民服务”的事来做。
那时，自我感觉癌症病人不少，从报刊及友人传播的信息得知：医院治癌都是用西医的方法，而手术、放化疗后的平均最高存活期却只有5年。至于中医呢，社会上也有中医药治癌的广告、传言，可是仔细辨析，大都是借用中医这块招牌搞神话般的宣传，什么蝎子、蜈蚣、癞蛤蟆，什么神花、仙草、祖传秘方等等，捉摸不出真或假；有些报刊报道癌症的案例，又多是些西医思路中药治疗，让人看不出所以然来。而依照笔者的想法，中医博大精深，是中华瑰宝，按理说是能够解决这个难题的。于是，笔者就开始了从中医学角度探寻解决癌症的路子。
可是有位老朋友说我是在开玩笑。他说，哪有50多岁学中医的？通常，人们认为：学医就是为了当医生。可是，笔者并非想改行当医生，只是想搞明白中医学是怎样认识癌症以及如何防治癌症的。后来没有听老朋友的规劝。我坚持自学，还报名参加“《健康报》振兴中医刊授学院”学习，并获得第一期毕业证书。与此同时，也开始了对癌症的艰难探索。
笔者对这个话题终究热心了30余年，见解虽然浅薄，但总算有了些自己的见解。这些见解在癌症研究的总体中，或许有参考的价值。这些年来，笔者希望发现有与笔者类同的观点，即可把自己的研究资料奉上，除表达赞同的诚意外，更重要的是促进这个难题的解决。而我已年届八旬，虽然对自己的研究并非满意，却又不能再拖下去，只好赶紧“抛砖引玉”，否则，再过几年，这“砖”也抛不动了。
林明
第一章 癌为何物
一、癌症来到人间不过几十年
癌症，这个病名从西方传到东方，流散到全世界，短短的几十年，却如神话中的恶魔一般，吞噬了人类的千百万条生命，让人们不能不“谈癌色变”。
1997年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字：1996年世界死亡人数为5200万，其中600多万死于癌症；1996年全世界癌症患者有1790万，确诊后的存活期平均为5年。全世界今后25年内癌症病例将增加1倍。
1996年《健康报》的报道：20世纪90年代与70年代相比，我国癌症死亡率呈明显上升趋势。据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公布的癌情“排行榜”，对20世纪90年代初10种主要癌症死亡率及死因分类构成调查分析表明，全部抽样地区恶性肿瘤的死亡率为108.39/10万，占人口总死亡的17.94％，其中13个省、市、区相应比较癌症死亡率已由20世纪70年代占总死亡的11.72％上升到90年代的18.14％，已成为全国人口第二位死因。据此趋势预测，到2000年全国恶性肿瘤死亡率约为110/10万，到2025年可达120/10万。
于是，癌症就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话题。
世界卫生组织多次公布的全球死亡统计，癌症排在非传染性疾病的第二位（第一位是心血管病），可是人们对它的恐惧却甚于其他任何疾病。
人们亲眼看到，多数癌症患者进了医院，经过手术、放化疗之后，仍然会不久人世，预后极少有5年的生存期；偶然有超过5年生存期的，往往会认为是原先的误诊，说什么“是癌的治不好，治好的不是癌”。
一些医药广告标明：癌症≠死亡。而癌症在人们的心目中却是：癌症＝死亡。
面对媒体的报道和影视再现癌症的悲剧，人们只有叹息与无奈。
在这些不幸被癌症夺去生命的人群中，有普通的在社会生活中默默无闻的大众；有各行各业知名专家、学者和耀眼的明星；也有国家级的高官、领袖。不分男女老幼，只要沾上“癌症”这个病名，大多会带着痛苦离开人世，而给活着的人们留下无尽的哀伤、遗憾和无奈。
在许多人的心目中，“癌症=死亡”。得了癌症就是难逃的劫难，只有咬紧牙关，忍受痛苦，默默地离开人世。2000年出现了一位震撼全社会的癌症患者，他就是年仅37岁的上海文人——陆幼青。
陆幼青经历了五年半癌症带给他的痛苦折磨。最后，当生命给他留下仅仅两三千个小时的时候，以震撼人心的语言，用尽最后的那点儿“力气”，写下了《生命的留言》——对癌症抗争的呼喊。
在《生命的留言》中，陆幼青历述了他与癌症拼搏的过程——那一幕幕惊心动魄的真实故事。《生命的留言》以快速的节拍、深沉的音符、清晰的思路、热切的期盼，向活着的人们提出一系列极为深刻的问题，字字弹拨读者的心弦，句句发人深省。
2000年8月6日，陆幼青写道：“中医说，肿瘤是肿块，是堵塞，是热毒；西医说，是一些细胞变节了，疯狂了，不顾一切地复制自己，占领各种阵地，把敌人赶走，等大获全胜时，跟它们的主人一起完蛋。这算什么呀？愚蠢的医生，愚蠢的细胞……”“听说在日内瓦的诺贝尔奖的颁奖大厅里，有一个座位始终空着，那是留给攻克了癌症的人类救星的，到现在为止，谁都没有把癌症是怎么回事弄清楚。想想真荒唐，居然有那么多博士学位为了癌症而发，却没有人能告诉我所受的惩罚为何物。”“我跟中医的接触远远多过西医……有几次，我听到那些德高望重的老者郑重地对我说，如果你没有动过刀，你的病我有把握治好。心里真有说不出什么滋味。对一个病人来说，这种事实是残酷的，这种学术之争对病人也是不公平的。”
有谁能说是公平的呢？然而，又有谁可以解除这种对病人的学术争论呢？因为在笔者看来，“癌症”这个病名本身就是错误的，可是这个病名已经被全世界的医学界所接受。媒体和广告的宣传自不必说，就连辞书、学校教科书也都在诅咒那些该死的癌细胞。
人的姓名可以只是个记号；而病名则不同，它是体现医家对该病的认识，是有其特定内涵的。“癌症”这个病名，其内涵只有一个，那就是“变节的细胞”，或者说是“细胞的变节”。用“变节”这个词似乎不够“雅”，但很形象；那么，“雅”的描绘又是怎样的呢？请看《辞海》的“癌瘤”条：
简称“癌”。由上皮细胞所形成的恶性肿瘤，占所有恶性的绝大多数。常见的有鳞状细胞癌、腺癌、未分化癌、基底细胞癌等。多发生于胃肠道、肝、肺、子宫颈、乳腺、鼻咽、皮肤等处。转移途径多数通过淋巴管，少数则经血流。转移部位：一般先至局部淋巴结，晚期可转移到远处器官，如肺、肝、骨、脑等。根据癌瘤的性质、部位和有无转移，采用各种治疗方法，包括手术、放射、药物等。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极为重要。
辞书这么一写，“癌症”这个病名按说就可以“一锤定音”了。可是有的人尤嫌不足，于是搬出西方的“医学之父”来。记得是十几年前，曾读过一篇题名《‘癌’字溯源》的文章，说是早在3500年前，埃及的草纸文中就有记载。还有一种说法是：在公元前4世纪，被西方称为“医学之父”的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曾为癌症命名为cancer。说这个病名在拉丁文的原意是“山蟹”；还解释说，这可能是希波克拉底发现癌瘤像蟹足一样生长，或者是他看到病人遭受的痛苦，好像被螃蟹蜇伤一样。这自然是望风扑影的妄猜。如前所述，病名都是具有其特定内涵的。西医对癌症的认定，是好细胞“变节”了。而认识癌细胞，只能是19世纪以后，之所以认识细胞，是因为世界上有了显微镜和显微的技术。
据史料记载：用凹面镜获得一个缩小倒立像或放大正立像的，最早的记录是2000多年前中国的《墨经》。
1590年，J·杨斯岑与Z·杨斯岑兄弟俩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显微镜。
1610年左右，伽利略首创了两级放大的显微镜。不久，荷兰人列文虎克研制出放大200多倍的显微镜。从此人们才在这个显微镜下发现了由细菌等微生物组成的微观世界。
1858年，德国的科学家费尔霍夫在他的《细胞病理学》一书中指出：人的机体是一个有序的细胞社会，在发育过程中，细胞如有扰乱，即可产生疾病。癌是细胞的疾病。肿瘤就是一种细胞的异常增生。
1954年，美国医学家、病毒学家劳斯研究并发表了，良性肿瘤可以在致癌物质的刺激下转变为恶性肿瘤的科研成果，并因此荣获了1966年诺贝尔医学奖。
至此，“癌症”这个病名才开始流传开来，并且有了相应的理论依据。
按年代算来，这不过是五六十年前的事。把癌症跟两千三四百年前的“医圣”扯上联系，真不知是怎么想的。
更有人搞起文字游戏来，硬说800年前中国就发现了癌症。其根据是：宋代东轩居士撰注的一本书，书名《卫济宝书》，该书约成于12世纪初，算来是800年前。因为书中有“乳喦”这个病名，而“喦”字在古文中与“岩”通用，所以“乳喦”亦称之为“乳岩”。现今给“喦”字冠以病字偏旁，就成了现今的“癌”字。还说，过去说的“乳喦”就是如今的“乳癌”。
的确，因为古文中的“喦”与“岩”通用，所以“乳喦”亦称为“乳岩”。元代名医朱丹溪著《丹溪心法》中，就有“乳岩”的命名。书中描绘其症状：初起时乳中结核大如枣栗，表面不平，坚硬不痛，像岩石一样，所以以“乳岩”命名。其实，以“岩”字命名的，除乳岩外，还有肾岩、舌岩，都是因其症状硬如岩石而得名。
由此可知：此论纯属杜撰，而且也太离谱。试想：800年前那儿会有显微镜吗？没有显微镜，怎么会看到癌细胞呢？看不到癌细胞又怎么会与现今的癌症相联系？
这个道理多么简单，可是很多人就是让些瞎宣传搞糊涂了。有一次，笔者跟一位朋友谈及这个话题，他就说：“不对吧，癌症的发现不是有好几千年的历史么？”其实稍微回顾一下就会明白：新中国成立初期，谁听说过“癌症”？普通百姓知道这个病名多是上个世纪70年代。以青岛为例，肿瘤医院始建于1972年，到了1976年才正式更名为青岛市肿瘤医院。一些正规大医院设置“肿瘤科”就更晚了。
二、因为有了“癌症”这个病名
但是，自从美国科学家从日内瓦颁奖大厅里走出来，“癌症”这个病名就进入了医学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和各大医院的病房。当这个病名从西方传到东方时，一些向往西方现代科学成就的人们就毫无选择地把中医的某些病名也划归到“癌症”这个“大家庭”中。
如，潘鸿鹄著《中医药抗癌学》，在关于食管癌的概述中写道：食管癌，属于中医“噎膈”、“反胃”之类的病症范畴。概述肝癌时写道：肝癌，属中医“黄疸”、“积聚”、“症瘕”之类的病症范畴。
更有人把“瘀积”、“肿瘤”一类的中医病名全部与西医的癌症病名挂上钩。意思是说，中医以前没有癌症的病名，实际上却早有发现，只不过是病名不同而已。据笔者查考了更多类同的书刊，与西医“癌症”挂钩的中医病名还有：
把“关格”、“膈证”、“噎食”、“噎膈”、“膈食”、“回食症”等病症与西医的“食道癌”挂上钩；
把“反胃”、“胃反”、“膈气”、“积聚”、“症瘕”、“噎膈”、“翻胃”、“胃脘痛”等病症与西医的“胃癌”挂上钩；
把“脏毒”、“肠蕈”、“症瘕”、“下痢”、“肠风”、“肠癖”、“肠中积聚”、“下血”等病症与西医的“肠癌”、“结肠癌”或“直肠癌”挂上钩；
把“肺积”、“息贲”、“劳瘵”、“肺花疮”等病症与西医的“肺癌”或“原发性肺癌”挂上钩；
把“肝积”、“肥气”、“坚症”、“积聚”、“肝胀”、“肝著”、“癖黄”、“脾积”、“臌胀”、“黄疸”、“症瘕积聚”、“痞气”等病症与西医的“肝癌”或“原发性肝癌”挂上钩；
把“石瘕”、“血瘕”、“瘕聚”、“血枯”、“血症”、“带下”、“崩漏”、“症瘕”、“阴菌”等病症与西医的“子宫癌”或“宫颈癌”挂上钩；
把“鼻渊”、“颧疔”、“颧疽”、“鼻衄”、“真头痛”、“石上疽”、“失荣”、“控脑砂”等病症与西医的“鼻咽癌”挂上钩；
把“血症”、“热痨”、“虚损”、“劳瘵”、“症瘕积聚”、“虚痨”、“急痨”、“症积”等病症与西医的“血癌”或“白血病”挂上钩；
把“血尿”、“腰痛”、“瘕积”等病症与西医的“肾癌”挂上钩；
把“溺血”、“血淋”等病症与西医的“膀胱癌”挂上钩；
把“伏梁”、“症积”、“症瘕”、“黄疸”、“腹痛”等病症与西医的“胰腺癌”挂上钩；
把“翻花疮”、“恶疔”、“石疔”、“石疽”等病症与西医的“皮肤癌”挂上钩；
把“喉菌”、“喉百叶”、“喉疳”等病症与西医的“喉癌”挂上钩；
把“血淋”、“劳淋”、“癃闭”等病症与西医的“前列腺癌”挂上钩。
此外，西医还把“甲状腺癌”、“脑癌”、“淋巴癌”、“骨髓癌”、“睾丸癌”、“阴茎癌”等等癌症名目也都与中医的相应病名挂上钩，在此就不一一细述了。
把古老的中医病名跟现代的西医“癌症”病名挂上钩并非什么权威的法定，只不过是现代的某些中医人的“解读”。
西医对肿瘤的诊断是采用现代科技手段，检测有无癌细胞，分辨良性、恶性。而中医对肿瘤的诊断仍然是“望、闻、问、切”四诊，审证求因、辨证施治，并无其他法门。中医对肿瘤的辨证，不光诊查肿瘤本体症状，更要诊查患者全身的所有症状，不仅要查明现时的症状，还要了解它的发展过程。因为，依照中医学的观点，任何病患都不可能是孤立、静止存在的，因此在辨病、辨证过程中，首要着眼于患者的全身症状、周边环境以及疾患发展过程，然后进行分析，从众多症候群中，分清主症、兼症。对肿瘤的命名，或者按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等生理系统，或者按病因，或者按症状特点。然后才能做出正确的诊断。
对划入“癌症”范畴的中医病名，对西医来说，一百个病名中，其内涵只有一个，那就是“变节的细胞”；而对中医来说，却有一百个各不相同的内涵。
如“反胃”这个病名的辨证：翻胃者，饮食倍常，尽入于胃矣，但朝食暮吐，暮食朝吐，或一两时而吐，或积至一日一夜，腹中胀闷不可忍而复吐，原物酸臭不化，此已入胃而反出，故曰反胃。《景岳全书·杂证谟》指其病因曰：“多为脾胃虚冷，命门火衰，不能运化水谷所致。”这种病可见于幽门梗阻等病症。对其治疗，认为：“脾胃虚冷者，治宜温中健脾，降气和胃，用丁沉透膈汤；对命门火衰者，治宜温补命火，可用八味丸、六味回阳饮；对吐久气阴两伤者，症见唇干口燥，大便秘结，舌红少津，脉细数，治宜益气养阴，降逆止呕，可用大半夏汤加减。”等等。
如“噎膈”，中医命名还有“噎塞”、“膈噎”。症见饥欲得食，但噎塞于咽与胸膈之间，或未曾入胃即有痰涎挟食还出。病因不同，治法亦不同。如，为忧思气结而生痰、导致痰气交阻胸膈者，宜解郁化痰，用五膈宽中散、香砂宽中丸、启膈散等方；若为酒色过度、肾阴亏损者，宜滋补肾阴，用六味地黄丸等；若因阴虚火旺、瘀热交阴者，宜养阴清火，活血化瘀，用通幽汤；病因脾气亏损者，宜益气健脾，用补气运脾丸等。
秦伯未等著《中医临证备要》对“噎膈”论之尤详：“饮食吞咽困难，常觉喉头、胸膈有物堵塞，尤其对于干燥之品，更难顺下。”前人根据病因分为“气膈”、“血膈”、“痰膈”、“火膈”、“食膈”5种。但主要病因不外忧思气结，酒色伤阴。张景岳谓：“噎膈一证，必忧愁思虑，积劳积郁，或酒色过度伤阴，阴伤则精血枯涸，气不行则噎膈病于上，精血枯涸则燥结病于下。”故本病初起偏于气结，先觉食道梗塞，然后发生气噎，常随精神抑郁加甚，心情舒畅减轻。本病逐渐增重，出现血结现象，水饮可入，谷食难下，下亦转出，胸脘时痛，或吐血便血，或吐出如赤豆汁，或大便艰难坚如羊矢。此时津液枯槁已极，形体消瘦，终至水饮点滴不下，胃气告竭。此病预后多不良，特别见于老年体弱，更不易治。初起宜解郁润燥，用启膈散；日久血结用通幽汤，去升麻加郁金，并用五汁安中饮调养。按风、痨、臌、膈称为四大证，总的治法有理气、化痰、祛瘀、生津、健脾、润肠等。但香燥消克之剂必须防止损伤气阴；柔润滋阴之剂又当注意影响健运。《医学传心录》对此证言简意赅：“噎膈之病，由于七情过伤，饮食失节，食因气逆食不下降，气因食阻则气不运行，气、食、痰涎互相凝结，留于咽嗌者为噎，留于胸膈者为膈，妨碍饮食渐为呕吐，翻胃之症也。”丹溪有云：“自气成积，自积成痰，痰挟瘀血，遂成窝囊。此症若不早治，必为难愈之疾。”
对“乳岩”的辨证，指出各有不同类型：一种，在乳房部有一桂圆大小或核桃大小的结块，高低不平，质地坚硬，皮核相切，推之不移，不痛不痒，不红不热，以后逐渐长大，经年累月，始生疼痛，痛无休止……另有一种乳岩，生在乳晕部，初起皮肤发红，而有小瘰，表面腐烂，并出血水，以后乳头渐渐向内凹陷，四周坚硬，皮色紫褐，后期情况同前症一样。再有一种乳岩，生在乳房部，初起亦为一肿块，但在肿块中央，按之富有弹性，且在未溃前每多乳窍流血的症状，其病因多由内伤七情、忧郁思虑过度、肝脾气逆以致经络痞塞而成。对本病的治疗处方、治疗过程及要注意的事项都有详尽的论述，如忌开刀、忌患部艾炙针刺和外涂腐蚀药、忌重压，宜心情舒畅、减少精神刺激等等。此外，乳症尚有“石榴翻花发”、“乳粟”、“乳石痈”、“妒乳”、“苟抄乳”、“乳痛坚”、“乳石痛妳岩”等，也都是以其部位、形态以及发展变化命名的。
此外，如对“骨蚀”、“筋瘤”、“肠溜”、“骨疽”、“肉疽”的辨证也极其深刻：虚邪之入于身也深，寒与热相搏，久留而内著，寒胜其热，则骨疼肉枯；热胜其寒，则烂肉腐肌为脓，内伤骨为骨蚀。有所疾前筋，筋屈不得伸，邪气居其间而不反，发为筋瘤。有所结，气归之，卫气留之，不得反，浸液久留，合而为肠溜（音义通瘤），久者数岁乃成，以手按之坚。有所结，深中骨，气因于骨，骨与气并，日以益大，则为骨疽。有所结，中于肉，宗气归之，邪留而不去，有热则化而为脓，无热则为肉疽。凡此数气者，其发无常处，而有常名也。（张珍玉《灵枢经语释》）
中医就是依照这些认识，经历了几千年的临床实践，证明了这种认识是正确的。而西医，只是从人体的亿万细胞中找到了一些变异细胞，就定名为“癌症”，进行“满门抄斩”，这样有多少道理呢？
三、癌症这个难题
曾几何时，盘尼西林（青霉素）的发明，挽救了“二战”无数受伤的士兵们的生命，然而它只能杀死细菌，却对肿瘤无能为力。于是，从肿瘤中认识了细胞的“变节”，从“变节”的细胞里找到了“变节”的基因——原癌基因。这一发现，美国的病毒学家特明、巴尔的摩、杜尔贝科于1989年获得了诺贝尔奖金。
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病毒学家特明、巴尔的摩、杜尔贝科发现动物的致癌基因不是来自病毒，而是来自动物体内正常细胞内所存在的一种基因——原癌基因。1987年3月7日，《健康报》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为这项研究成果作了解析，题为《是功臣还是罪魁——浅谈原癌基因》。文章说，正常细胞中也有癌基因的类似物——原癌基因。原癌基因的“相貌”和癌基因很相似，以致有时难以从结构、组成或形状对两者加以区别。但是，它们的本质是有区别的。在正常条件下，原癌基因不仅不致癌，而且是细胞生长，如哺乳动物胚胎发育时期，某些胚胎细胞的原癌基因非常活跃，是胎儿形成、发育过程所必需的；而且，最早的原癌基因从6亿多年前人和果蝇的共同祖先时代就已形成了，并被原封不动地保存至今。这说明在细胞生长、发育、代谢、存活等基本活动中，原癌基因是必不可少的。可是，在辐射、化学物质、病毒等等导火线下，又会由原癌基因变成癌基因，成为真正的罪魁祸首。
从这段论述可以得知：这个“原癌基因”原本是好的，是功臣，可是它在一定条件下会变坏，变得和害人的“癌基因”一样的坏。这项研究也说明细胞与生命的整体关系，它的发生、发展与衰亡是有它自身的规律。细胞与生命俱来，是大自然创造人类生命时就把它定为不可或缺的部分，它是随着生命的整体需要，或启动、或关闭，全然的自动化。《内经·阴阳应象大论》有一段“七损八益”的生动描述：“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三七，肾气平均，故真牙生而长极；四七，筋骨坚，发长极，身体盛壮；五七，阳明脉衰，面始焦，发始堕；六七，三阳脉衰于上，面皆焦，发始白；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也。男子八岁肾气实，发长齿更；二八，肾气盛，天癸至，精气溢泻，阴阳和，故能有子；三八，肾气平均，筋骨劲强，故真牙生而长极；四八，筋骨隆盛，肌肉满壮；五八，肾气衰，发堕齿槁；六八，阳气衰竭于上，面焦，发鬓颁白；七八，肝气衰，筋不能动，天癸竭，精少，肾气衰，形体皆极；八八则齿发去，发鬓白，身体重，行步不正而无子。”《内经》是两千多年前的医书。是以七、八分作男女纪数，分述男女生长衰老规律的。现在看来，两千多年前对生命规律的描述和今天并没有什么两样。婴儿时离开母体只有3千克左右，到了小学生时就是几十千克，想必按西医的解释是原癌基因的功劳。但整个生命的生长衰亡过程仅仅用原癌基因的开、合来解释是解释不清的。
发现了原癌基因却不能消灭它，又不能操纵它让它永不启动，一启动就扣上“癌症”罪名，不分好坏地“满门抄斩”。
离开人类生命整体研究细胞如“瞎子摸象”，得出的答案不可能符合实际。而这种研究方法，西医已经走过了数百年。下面，从西方医学史中，我们看到了西方医学是怎样走入“神”的十字架，又是怎样从“神”的桎梏中走出来，与现代科技结合，怎样在创造一个个奇迹的同时，走上了机械唯物论的实验主义道路。
据有关西医史料表明：在最早的古希腊时代，有过供奉伊古拉比司的“神庙医学”；有过毕达哥拉斯的唯心主义“哲学医学”；也有过把医学视为艺术或者技术的伊奥尼亚唯物主义的医学思想，这个学派的突出人物，就是被后世誉为“医圣”的希波克拉底。他认为：判断人体是否有病，要从火（热）、空气（冷）、土（干）、水（湿）的比例，要从体内血液、黏液、黄胆汁、黑胆汁等4种体液的平衡来观察。他说：“身体的个别部位（患病）立刻相继引起其他部位的疾病……各部位彼此是互为因果的。”他认为：无所谓独立存在的“疾病”，而只有“病人”。他的认识论和中医基本上是一致的。在治疗上，他不但注意外界气候及饮食等因素对疾病的影响，而且也重视人体本身的抗病能力。他甚至告诫：“医生如果不能治疗的话，至少不要妨碍身体的自然恢复。”
可是，自从盖伦《灵气论》出现后，欧洲神学统治的“千年黑暗”中世纪，盖伦的医学被宗教化、教条化了，基督教的十字架成为窒息医学进步的象征。直到“文艺复兴”，科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医学也伴随着科技的进步，开始走上实验科学的道路。于是出现了：
瑞士医生帕拉塞尔萨斯运用化学知识提出：人体是一个化学系统；
比利时医生维萨里从事人体解剖研究，发表《人体的构造》著作，从而为人体解剖学奠定基础；
西班牙医生塞尔维特在他的著作《基督教的复兴》中，最早提出了心肺之间血液循环的学说；
意大利医生马尔比基与荷兰的列文虎克研究发现了毛细血管，使血液实际循环的途径得到了肯定性的说明。
……
这些科研成就，从不同角度上驳斥灵魂、上帝等神学说教，从而推动了近代医学的发展。
但是，近代医学在向局部的深入中，注重的是分析结构形态的变化，而不能把生命活动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个发展过程来进行研究。因此，智者们批判西医“只诊察疾病及器官，而不诊察病人”。
离开了整体的微观研究，就像“瞎子摸象”那样，各说各有理。
比如说：自然界的生物都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是生命的基本单位。这被颂之为19世纪三大发明之一。
比如说：一切生命的共同奥秘全在核酸。没有核酸，就没有生命。
比如说：世界上形形色色的生物体都是由蛋白质构成的。
又比如，德国病理学家微耳和认为：对于一切生物来讲，细胞是最后的形态学成分，疾病是在细胞的内部引起，并在某一组织内因恶性细胞的形成使疾病扩散开来。而法国生物学家巴斯德与德国微生物学家科赫认为：疾病本质是由于生命的微生物从外界侵入人体。
现代科技的飞跃发展，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一而再证明它的成功和伟大奉献。可是，某些科技用在医学方面，尤其是那些微观的“钻牛角尖”式的研究，却显得那么苍白无力，自相矛盾，漏洞百出。
精子与卵子结合能复制出一个同样的动物，儿子像老子；
植物种子发芽生长，还是原来的模样；
把人体的化学成分算下来，在美国市场上不值1美元，合起来也不会是生命；“子午流注（西方称为‘生物钟’）”、人体的应急潜能，时时可见，就是找不到它在哪里；
离开了精气神的筋骨皮，只能是尸体，不是生命。
如前所述，青霉素的发现，挽救了“二战”无数受伤的士兵们的生命，然而它只能杀死细菌，却对肿瘤无能为力。细胞无序分裂的“原癌基因”算是找到了，却不知它的“开”、“合”规律，更不用说控制了。
1981年，笔者借调北京帮助工作，秋天回来探亲，遇单位同事为父亲患肺癌而悲泣。笔者前往看望时，两脉重按洪大有力，脉证相参，断为外感拖延医治而导致热入营分，因予大剂之清热解毒祛痰处方，连服6剂，病症祛除。此后9年平安生活，家属以为肺癌的诊断是误诊。此老是年62岁，此前曾患有中风与痰喘症多年，此次确诊为肺癌的医院是一流的大医院，应该说诊断不致有误。
所用药物，是白茅根、生石膏、生地、元参、赤芍、黄芩、薄荷、荆芥、防风、杏仁、楼仁、海浮石、竹茹、枇杷叶之类，没有一味是所谓杀癌细胞的。那么原先确诊的癌细胞哪里去了？
2004年11月4日，笔者的外甥女从北京来求诊，说是医院检查她子宫发现了“癌前积瘤”，她很紧张。笔者依自己的见解，首先应治其痰盛、小水不利之症，然后服《金匮》温经汤5剂。待整体健康恢复后，再服自制的“桔核散结散”（胶囊），并以“逍遥丸”（中成药）为引经扶助药。逍遥丸所用药物也都是极寻常的药物，如全瓜蒌、薤白、黄芩、薄荷、猪苓、茯苓、泽泻、海金沙、浮萍、瞿麦、扁蓄、甘草、灯芯之类；“桔核散结散”所用药物有：桔梗、荔枝核、乌药、川楝子、昆布、三棱、莪术、牡蛎、益母草、党参、芡实、何首乌、鸡内金、小茴香、川续断、青皮等，这些药物也没有一味属于杀死癌细胞的。那么原先查出来的癌细胞哪里去了？
假如这两例“原癌基因”的发现可以成立，那么这两例医案可以说明：原癌基因在整体生理情况改变的条件下自动关闭了。除此之外，不会再有其他解释。
四、陆幼青的问题不会有答案
2000年8月9日，陆幼青写道：“新闻媒体……常常会用很肯定的语气报道一些肿瘤研究领域的新进展，比如，台湾地区某大学证实某植物确有杀灭癌细胞的功能、法国某研究所找到某某特殊疗法。几乎每过十天半月的就能见到一篇，我真不知道这种稿子所为何来，摘抄转发者当然合法合理，但要知道，这样的信息对于日夜挣扎在死亡边缘的癌症患者来说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啊，很多人会付诸行动，投入对某种植物狂热的追寻中，或费时费财地得到，却不知道怎样应用，更多的是空手而归。我曾为一篇这样的报道在网上苦苦寻找，最后找到了那所原本默默无名的研究所的主页，你猜怎么着，人家竟然用半通不通的中文发了一篇公告，意思是说，近来不知为何接到大量来自中国的电话和信件以及登门求医者，他们的确在从事某项研究，但据最乐观的估计，首批药品在欧洲上市需要5至7年的时间，谨向中国人民致歉。”
如今已过去将近5个年头了，仍然没有任何可靠的征服癌症的信息。
陆幼青终于没有等上，他带着遗憾“走”了，那么后人能等上吗？
对于原癌基因的研究已经到了这项研究的“牛角尖”。得到的信息仍然推不翻与生命共存，其发生、发展和衰亡与整体生命一起的规律。
人生十岁，五脏始定，血气已通，其气在下，故好走。二十岁，血气始盛，肌肉方长，故好趋。三十岁，五脏大定，肌肉坚固，血脉盛满，故好步。四十岁，五脏六腑十二经脉皆大盛以平定。腠理始疏，荣华颓落，发鬓颁白，平盛不摇，故好坐。五十岁，肝气始衰，肝叶始薄，胆汁始减，目始不明。六十岁，心气始衰，喜忧悲，血气懈惰，故好卧。七十岁，脾气虚，皮肤枯。八十岁，肺气衰，魂离魄离，故言喜误。九十岁，肾气焦，脏枯，经脉空虚，神气皆去，形骸独居而终矣。（《内经·上古天真论》）
从这段文字描述可以得知：这是我们的祖先在观察与临证千百万个生命盛衰规律之后，描绘的人类生命规律。
当生命整体受到侵犯时，不管是中医所言的外伤“六淫”、内伤“七情”，或者是西医所言：在辐射、化学物质、病毒等等导火线下，又会由原癌基因变成癌基因。这，焉知不是生命整体的应急反应——某些细胞拼命复制自己，以启动整体免疫系统应对外邪？
1986年11月，苏州医学院王瑾教授在《冬泳与健康》学术报告会上，对癌症问题作了论述。他说：“我们晒太阳为什么那么舒服？这是因为全身皮肤都是神经末梢，皮下组织有密密麻麻的血管神经，你把它进行了锻炼，血液循环系统好，神经中枢就好。特别是皮下组织，从血管里跑出来很多的细胞，叫吞噬细胞，这种细胞到处游走，碰到癌细胞就吃掉。我们每个人身上每天都能产生十几万个癌细胞，你不要怕。癌细胞是发展过程失控的一个现象。发展速度失去了控制，这叫突变。如果没有突变，人类就不能进化，所以说突变是正常的。但突变有一定的限度，每天有10万左右，10万不是大数目，我们脑细胞就有140亿个，有人担心脑细胞每天要死好几千，结果算算要全死掉的话，需待两千年。无所谓。人身上有癌基因，发生突变后就产生癌细胞，它就会在全身到处跑，这时就靠全身的吞噬细胞把它吞掉。十几万癌细胞在人身上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吞噬它的吞噬细胞从白细胞来的，淋巴Ｔ细胞有它的两千倍，两千个白细胞对付一个癌细胞还不很容易！所以我们不要谈癌色变。癌症就是对正常细胞的一种失控，然而，必须有健康的皮下正常细胞把它吃掉。任何一个癌要发展到生病，必须有十几年二十几年的潜伏期，在这十几年中，你要把皮下的细胞锻炼好了，都能把失控的癌细胞吃光。所以说，我们练皮肤、游冬泳、晒太阳，也是抗癌的秘方，即使有了癌症也能限制它的发展。癌细胞在身上一怕冷、二怕热，所以有用高温疗法消灭癌细胞的，也有用低温疗法消灭癌细胞的。冬泳把我们身体冻透了，癌细胞先死。因为癌细胞最嫩、分化得最幼稚，所以说冬泳也是抗癌的妙方。”
王瑾教授的这段话说明：既然癌细胞的产生是正常和不可避免的，那么能否因为免疫系统不能控制细胞的突变所致？或者说是免疫系统病了？如果真是这样，把癌细胞定为罪魁祸首，岂不冤哉！
近期出版的《自然》杂志上，发表了美国科学家的一篇报告说，他们发现了一种导致癌症的关键基因。说，它不仅本身能使正常细胞发生癌变，而且还可以使其他致癌基因发挥作用。还说，这种新发现的基因似乎控制着细胞突变的整个过程，此前发现的致癌基因都不具备类似功能。还给这种基因命名为“POK红系髓性致癌因子”，简称“波克曼”（POKEMON）基因。
笔者认为，这是继续往“牛角尖”里钻，而且可以预计：除了失败之外，不会有任何其他结果。
著名天体物理学家休伯特·里夫斯在同记者的一次谈话时说：“我们是细胞构成的，细胞是分子构成的，分子是原子构成的，原子是基本粒子构成的，原子核是在星内构成的，分子则是在星际空间产生的。如果追溯我们的世系，追溯到远比人猿和最原始的生物——细胞——古老的裔系，便必须追溯到分子、原子、核子，回到150亿年前宇宙的初始。”
还要“钻”下去吗？再“钻”就要钻到150亿年前宇宙的初始，到那时，“钻”的对象与癌细胞又有什么关系？
由此可知，离开大自然、离开生命整体，孤立地、静态地研究细胞是不会有正确答案的。
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不可改变。大的，如一年四季之如环无端，人类永无改变它的可能；小的，如人类对生物链的破坏，吃尽了苦头。而对几个癌细胞，就要破坏人体的生命规律，每年都要葬送数百万条生命的代价，还能说“癌症”这个病名是要得的吗？
贾堃著：《癌瘤中医防治研究》
祖国医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很早就有“瘤”、“肿疡”、“癌”、“瘿瘤”、“岩”及“噎膈”、“反胃”、“症瘕”、“积聚”、“乳岩”、“阴疮”、“茧唇”、“舌菌”等类似癌瘤的记载。
食道癌又称食管癌。祖国医学有“关格”、“膈证”、“噎食”、“噎膈”或“回食病”等名称。
胃癌，在祖国医学里，有“反胃”、“胃反”、“膈气”等名称。
肺癌，在祖国医学里，又称“肺积”、“息贲”。
子宫癌，一般分为子宫体腺癌（或称子宫内膜癌）与子宫颈癌两大类。在祖国医学里，则有“石瘕”、“瘕聚”、“血枯”、“血症”、“血瘕”等多种名称。
乳腺癌，在祖国医学里，称“妒乳”、“苟抄乳”、“乳痛坚”、“乳石痛妳岩”或“乳岩”。
肝癌，在祖国医学里，有“肝积”、“肥气”、“坚症”、“积聚”、“肝胀”、“肝著”及“癖黄”等多种名称。
肠癌，在祖国医学里，又称为“肠中积聚”。在临证过程中，又可把肠癌分为“结肠癌”（肠风下血）、“直肠癌”（脏毒）、“肛管癌”（结阴）等多种名称。
鼻咽癌，在祖国医学里，称“失荣”证。
血癌，又称白血病。属于祖国医学“血证”、“热痨”、“症瘕积聚”、“虚损”、“劳瘵”等范畴。
李天海：《治癌家珍》
鼻咽癌——本病相当于中医学的“上石疽”、“真头痛”、“喉岩”、“失荣”等病症。
喉癌——本病相当于中医学的“喉菌”范畴。
上颌窦癌——本病相当于中医学的“颧疽”、“鼻渊”、“龈漏”的范畴。
舌癌——本病相当于中医学的“舌菌”、“舌疳”、“舌岩”等范畴。
甲状腺癌——本病相当于中医学的“瘿瘤”范畴。
脑瘤——本病相当于中医学的“煎厥”、“内风”、“偏枯”、“头痛”、“呕吐”等病症范畴。
乳腺癌——本病相当于中医学的“乳岩”、“乳石痈”、“妒乳”、“乳疳”、“乳头内陷”、“乳癖”、“乳痨”、“番花石榴发”等名称。
肺癌——相当于中医学的“肺积”、“痞癖”、“咳嗽”、“咯血”、“喘症”、“胸痛”等病症。
食管贲门癌——本病相当于中医学的“噎膈”。
胃癌——本病相当于中医学的“胃反”及“翻胃”。
肝癌——本病相当于中医学的“脾积”、“痞气”、“积聚”、“黄疸”等症。
胰腺癌——本病相当于中医学的“症结”、“黄疸”、“伏梁”等范畴。
肠癌——本病相当于中医学的“痢疾”、“症瘕”、“脏毒”、“泄泻”、“锁肛痔”等病症。
肾癌——本病相当于中医学的“肾积”、“溺血”等范畴。
前列腺癌——本病相当于中医学的“癃闭”之症。
膀胱癌——本病相当于中医学的“溺血”、“血淋”、“癃闭”等范畴。
睾丸肿瘤——相当于中医学的“睾肿”、“石疝”、“子痈”、“子痰”等范畴。
阴茎癌——相当于中医学的“翻花下疳”、“肾岩”、“肾岩翻花”等范畴。
子宫颈癌——本病相当于中医学中“崩漏”、“带下”、“月经不调”、“症瘕”等症。
卵巢癌——本病相当于中医的“石瘕”、“肠覃”、“症积”范畴。
恶性淋巴瘤——本病相当于中医学的“石疽”、“失荣”、“阴疽”、“恶核”、“瘰疬”等范畴。
急性白血病——相当于中医学的“温毒”、“恶核”、“热痨”、“急痨”、“血症”之范畴。
慢性白血病——本病相当于中医学的“血症”、“虚损”、“症积”、“恶核”等范畴。
骨肿瘤——本病相当于中医学的“骨痨”、“骨疽”、“骨瘤”、“肾虚劳损”等范畴。
皮肤癌——本病相当于中医学的“翻花”、“石疔”、“黑疔”等范畴。
潘鸿鹄：《中医药抗癌学》
食管癌——属于中医“噎膈”、“反胃”之类的病症范畴。
胃癌——属于中医“胃脘痛”、“噎膈”、“反胃”、“积聚”之类的病症范畴。
大肠癌——属于中医“肠覃”、“积聚”之类的病症范畴。
肝癌——属于中医“黄疸”、“积聚”、“症瘕”之类的病症范畴。
胆癌——属于中医“黄疸”、“胁痛”等病症的范畴。
胰腺癌——属中医“伏梁”、“痞块”、“症瘕”之类的病症范畴。
鼻咽癌——属中医“石疽”、“鼻渊”之类的病症范畴。
喉癌——属中医“喉瘤”、“声哑”、“喉烂”之类的病症范畴。
肺癌——属中医“肺积”、“肺痈”之类的病症范畴。
乳腺癌——属中医“乳岩”、“乳核”之类的病症范畴。
子宫癌——属中医“积聚”、“石瘕”之类的病症范畴。
卵巢癌——属中医“积聚”、“卵胀”之类的病症范畴。
膀胱癌——属中医“淋病”、“血尿”、“癃闭”之类的病症范畴。
脑瘤——属中医“真头痛”、“脑痛”、“脑铄”、“脑疽”之类的病症范畴。
第二章 癌之治
一、西医有“三宝”
从前，西医诊治肿瘤，不管是体表的还是体内的，唯一的手段就是手术——割掉。以后，虽然发现肿瘤是“细胞的异常增生”，尤其在劳斯发表肿瘤可以由良性转化为恶性之后，诊治肿瘤的手段并没有改变，不管它是良性还是恶性的，“一视同仁”，都要手术——割掉。
后来，随着科技的进步，诊治肿瘤的手段也增添了许多法门，什么内窥镜切除法、激光刀、伽玛刀、X刀……手法不断翻新，目标却万变不离其宗：对肿瘤割掉，把癌细胞杀光。
依照西方医学的道理：既然癌细胞是造成肿瘤的元凶，杀死癌细胞、割除肿瘤自然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至于为什么对良性肿瘤也要“一视同仁”，道理更是简单：因为良性肿瘤可能转化为恶性肿瘤。关键就是，除手术之外，别无他法。
现实生活就是这样：在最近的几十年来，只要有人得了癌症，就要到医院去动手术，或者放、化疗。家属花掉了所有积蓄，最后还是要送火葬场，作最后的一次“告别”……
亲朋们，眼瞅着满头大汗的患者，忍着剧痛的憔悴面容，面对着家属们眼含泪水的哀伤，也只有无奈地摇头叹息。这幅悲惨的景象，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重复着，许多人由震惊、恐惧而变得无奈、麻木了！
于是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形成这样一个概念：只有杀光了癌细胞才能治愈癌症。可是也有人发问：为什么手术、放化疗的存活率最高才5年？这能算是治好了吗？这种又割、又杀地消灭癌细胞究竟管用不管用？
没有人回答这些问题。几十年来仍然是这样地“割”下去，“杀”下去。慢慢地，大家也都习以为常了，似乎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人们叹息着：西医治癌三件宝，化疗、放疗、手术刀。
可是难以预料的是，1995年2月，有位日本医学家打破了这个领域的沉寂，公开了手术、放化疗并不能治愈癌症的“秘密”！这位医学家就是日本庆应大学医学部放射科讲师近藤诚。他以令人崇敬的胆识，在习惯于手术、放化疗程式化、学术权威一统天下的环境里，独特地揭露现行的癌症疗法的弊端——那是一些血淋淋的、令人震惊的，却也是发人深省的真实情况。他希望能与不同观点的权威学者交流，敏锐的媒体抓住这个难逢的机会，当即筹划这场辩论。可是难以置信的是，没有一位权威学者站出来和近藤诚辩论。这一尴尬的局面，局外人是不难理解的，因为不辨是非，权威学者们仍然可以抱着曾经使其成名的理论，坐在崇高的权威高座上。对于近藤诚的观点，他们自知无力推翻，尤其是面对那些无可辩驳的事实。
近藤诚的这本著作已由我国的尤立平和梁永宣翻译，华夏出版社出版，书名是《患者，请不要硬和癌症作斗争》。笔者有幸买到这本书，并作了认真的阅读和思考。下面就将这本书中有关手术与放化疗对癌症无效的根据和基本观点向读者作一介绍。
关于手术
在近藤诚的书中，讲述了一个手术之恶例：富士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山川千秋，因为声音嘶哑去看病，被诊断为食道癌。1988年6月29日，在圣玛丽亚医科大学接受了手术。所做的手术是沿肋骨打开胸腔后将食道全部摘除，并切除食道周围的所有淋巴结，同时打开腹部将胃向上提到胸部，与食道残留的部分缝合，用胃来代替食道。手术做了10个小时。此后，患者发烧不退，医生判断为胸部严重化脓，进行多种治疗不见好转。到9月，病情突然恶化，因胃溃疡引起大量吐血而失血，甚至尿血，更出现高烧达40℃。不久，因败血本症、血管内凝血并发肾功能不全于10月9日死亡。
近藤诚写道：战后从美国引进了麻醉等现代医疗技术，使许多脏器癌症都可以做长时间、大范围的切除手术。而医生开始并不习惯做大的手术，因而制造了大量手术死亡事件。特别是食道癌手术，十个人中就有八九个死亡。为了继续实施手术，医生就必须大肆渲染癌症恐怖和癌避讳。
这样看来，可怕的不是癌症，也不是治疗，而是治疗的医生。
有位患者给近藤诚写了一封信，讲述她丈夫是怎样死于手术的经过。她写道：
我的丈夫在去年11月4日被东京某医院诊断为贲门癌，当场告知本人（注：贲门部相当于胃的入口处，与食道相连）。11月8日入院，14日做了手术。
术后说明：胃、脾和胆囊全部切除，中途检查内脏时，觉得再稍切一些食道为好，于是又切了一部分食道，把剩下的食道和小肠在胸中缝合。还说如果缝合的地方破裂时，就需再做一次手术。
16日，医生告知病人得了肾功能不全，于17日转到HCU（亚重病监护室）进行透析。据HCU医生说，肝脏情况也不好，出现了感染。我请求手术的主刀医生给予解释，感染问题未得到答复，医生只说缝合的地方出现破裂，现在已无法处理，这一周的病情最为关键，我听了这些话后脑子里一片空白。
21日转到ICU（重症监护室），为了增加心脏的血液，又做了手术，放入了气泵，身上也安装了人工呼吸等各种各样的器械。病人一直睡着，意识不清醒，于24日死亡。听说转到ICU后给病人使用了吗啡。病人连话都不能说，非常遗憾，但又无可奈何。
10月份我们夫妇去九州旅行的时候，他身体还很健康，我相信，如果不做手术，他现在一定还活着。就算做了手术，只要少切些器官，然后再做钴治疗的话，也许能有救，我真太后悔了。
我觉得他是被医生杀死了，真想控告他们。我这才知道手术是多么危险。
近藤诚写道：乳腺癌手术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威廉·赫尔特在19世纪末发明的。这种手术不仅把乳房，而且将与乳房内侧相连的肌肉和腋下淋巴结根部全部切除，术后连肋骨都会暴露出来，手腕活动也会受到影响，这是一种非常残酷的手术。但在当时对乳腺癌还没有其他治疗方法的年代，这种手术方法像救世主一样传遍全世界，成为一种标准治法。
据笔者所知，我国医院的手术台上，也在广泛地推行这种“标准法”。
关于化疗
在我国的医院里，用西医的外科手术技术对肿瘤施行切除手术老早就有了。而化疗则是跟随“癌症”这个病名一起传入我国。笔者知道这种疗法是在距今不过二三十年之前。最初给人们的印象是：最新的高科技，是治疗癌症的救星。
可是没有多久，人们亲眼看到：一个个患者在化疗中感受的痛苦和紧随来到的死亡，并不比手术好些。于是有的患者问医生，答说：“国外也是这样。”
化疗这样的高科技，对平头百姓来说是不可捉摸的；至于国外的情况究竟怎样，更是茫然一片。笔者是读了日本医生近藤诚的大作之后才知道，现代一流的日本和美国，确如我国医生所言的“国外也是这样”。
在近藤诚的书中，讲述了很多使用化疗的案例，这些案例都是很难得的。其中有一份和我国的陆幼青一样，也是在临终前，记述自己经历这种高科技“药杀”的经过，她就是日本自由职业的专栏女作家千叶敦子。
她在《在纽约与癌共生》中写道：因为她相信这样一种宣传：
对乳腺癌患者采用“预防性的化疗”的效果为：50岁以下的患者34%有效，50岁以上者22%有效。
于是，1984年秋，千叶敦子开始了化疗，她描述道：我最初两次注射化疗药物时，并没有出现副作用。因而我乐观地认为情况不错，以为照这样下去，6个月的化疗时间很快就会过去，但在第3次接受注射后情况就完全改变了。重度的恶寒、腹痛和腰痛，咽部深处好像有食物堵塞，稍一咳嗽就觉得胃内容物似乎都要吐出去一样痛苦难忍，四肢麻木，没有食欲，齿龈出血，指甲颜色变紫……
此后，白细胞数恢复后又接受了四五次治疗，从治疗当天晚上到第3天星期日上午的几天里，我又变成了重病人，每隔几小时勉强喝些苹果汁，然后就拉上窗帘，把电话调成“无声”状态，在床上呻吟，连看书、听音乐的力气也没有……而且完全丧失了思考能力。
1986年秋，千叶敦子的癌症第3次复发了。在胸的中央部纵隔处（心脏、食道、气管等位置处）淋巴结肿大，压迫神经，发音困难，于是再次向治疗癌症的化疗药物挑战，每两周接受1次丝裂霉素和长春碱注射治疗，然而这种化疗毫无效果。千叶敦子对这次的化疗作了如下的记录：
注射药物的当天，除恶心欲吐和全身肌肉疼痛外，还有一种难以形容的不适感。1周后因白细胞数目减少，非常容易罹患其他疾病，全身疲惫不堪。每天有必须做的工作，无论如何疲倦难受，只要能有一点起床的力气，我就想爬起来。若不是有工作的压力，我难以想象如何忍受这种痛苦，疲劳到连眼睛都睁不开的程度，这种状态持续了几天。因为我写的专栏必须在每星期五刊载，如果不是承担此项任务，我也许不可能再爬起来了。
事实正是这样，千叶敦子于1987年5月又出现了小脑转移，7月9日，因肺转移继发急性呼吸功能不全而死亡（享年46岁）。她的化疗经历不及3年。
近藤诚指出：千叶敦子对国立癌症研究所发表的化疗对乳腺癌的“有效”是误解了。其实，34%或22%的数字是指5年生存率，而不是完全治好了。因为事实上“患乳腺癌后即使生存了5年，也不一定就是已经治好了，也有不少患者在生存5年之后因癌症复发而死亡”。
在日本，能使癌细胞减少1/3的药物便可贴上“有效”的标签，成为通用的疗效标准。而临床的每次化疗，通过联合应用和调整用量，最多只具有杀死癌细胞总数1/10的能力，即10亿癌细胞中的1亿个，1000个癌细胞中的100个。因此经过若干次化疗后，好不容易减到了1/3的程度，专业医师们就如获至宝地声称“有效”。可见要想真正使癌细胞减少到1%、1‰是何等困难。
假若癌细胞转移至其他脏器时，即使瘤体只有0.lcm大小，也含有1000个癌细胞，而1cm大小则包含有100万个癌细胞。因此，近藤诚认为，从化疗药物所具有的能力来看，要杀死所有的癌细胞是不可能的，而癌症的复发又是不可避免的。可是，这其中的“内情”，局外人、平头百姓们是难以明白的。患有乳腺癌的日本女作家千叶敦子就是误解“有效”而上了大当的。
对于千叶敦子的死，近藤诚颇为感慨地写道：千叶女士接受治疗后，可能获得了几个月延长寿命的效果，但是却因副作用而痛苦了7个月，延长的仅仅是一段痛苦的生命过程而已。所以，对病人来说，并不会体会到生命的延长；而留下的，只不过是化疗副作用的痛苦记忆罢了。
对于副作用，近藤诚认为：化疗药物就像是从毒气的研究院中产生出来似的，本来就是有副作用的物质，而且这个副作用问题也是永远无法解决的。
书中又以道子的死、山川千秋的死作为例证。
他写道：道子向来身体健康，过着平常的生活。因感觉到背痛，于1992年3月6日到B诊所就诊。经过多种检查，确认为胃癌。于4月17日接受手术治疗，切除了2/3的胃和淋巴结。病理检查的结果是早期胃癌，而是停留在黏膜内的极早期胃癌，切除的22个淋巴结内也未见转移。术后恢复顺利，5月16日出院。就在出院之前，医生开始给她用上了有问题的化疗……之后再次入院，于6月29日与30日应用化疗……
道子于7月2日出院，从那天起出现高烧，达38℃，本来就有的腹泻更严重了，腹痛也更厉害了。因此，于7月3日第3次住院，用静脉点滴来补充水分，但水样腹泻依然不止，全身状况不断恶化，被认为因感染而出现的40℃左右的高烧持续不退，正常白细胞应在3000以上，而道子的白细胞在7月6日时已减少600；7月7日前后，血压由平时的150降低为100左右。B诊所意识到事态恶化，于当天将道子转到了附近的大学附属医院。
转到大学附属医院后，道子被诊断为：白细胞减少、败血症、血管内凝血症，开始进行集中治疗。但在第2天，即7月8日，道子因舌根部堵塞喉咙而出现呼吸暂时停止。采用复苏抢救后意识虽然恢复，又因口腔内大量出血而再次出现呼吸停止、意识消失。经气管内插管、人工呼吸器抢救，意识未能完全恢复，于18日死亡。
山川千秋是富士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她的遭遇与道子类同：
53岁患胃癌的女性。术后第10日起开始给予5-氟尿嘧啶，到第21日止未发现异常，全身状况良好。第25日第7次给药后突然出现频繁腹泻、肠蠕动亢进，其后见血性腹泻，第27日起持续高烧（39℃）。各种止泻药物均无效。第35日出现黄疸，第38日合并有血痰，接着持续出现呼吸急促，第40日因呼吸不全而死亡。
近藤诚写道：在日本，至今为止，因副作用而死亡的“道子”大概有数十万、数百万之多。
为进一步例证化疗及其副作用对生命的危害，近藤诚在书中引述了3个医师的自我记述：
一个是精神神经科医师西川喜作，他患了前列腺癌，每周点滴1次顺铂和光辉霉素，治疗几次以后，他得出如下看法：
也许忍受了化疗药物的副作用能医治我的病，但是不完全治愈反而可能因副作用再也无法恢复健康。同时药物对肝肾功能的损害也太大了。按照主管医师的治疗方案，1个疗程需4个月，而且难以保证1个疗程就结束治疗，还会考虑延长为两个疗程和或3个疗程……如果静脉注射化疗药物能够保证延长三四年的生命那还算好，然而并不一定能做到这一点，需默默地在床上忍耐三四个月才能度过这一段时间。这使我无法接受……于是我下了决心，不接受静脉化疗而出院了。
另一位是日本红十字会医疗中心的外科主任竹中文良，在他写的《医师患癌症之时》中，记载了他自己患大肠癌的经历。文章的大意是说，由于他对癌症的恐惧而试着注射了一次化疗，而用药后因为令人吃惊的副作用而中止了化疗。
还有一位患癌症的日本医生竹中，在静脉点滴化疗药物1周，同时口服化疗药物一段时间后，却下决心中止了化疗。他所以中止化疗，是因为许多抗癌的化疗药同时也是强有力的致癌物（致癌研究者们已经证实，应用强力抗癌剂和放射线也可致癌）。
近藤诚认为：竹中文良“试着治疗一次看看”的观点是有它的道理。但现实的问题是“所有接受治疗的人无一不产生副作用，而且病情恶化的人更多”。可以坦率地说：最终的结果是，没有人因接受化疗而获益。因此，近藤诚认为，试着治疗的最大问题是：这一次治疗的副作用有可能再也无法恢复。很多人仅注射1次阿霉素便使头发全部脱落，头发脱落尚能再生，有的化疗药物注射1次就出现了脑损害而变为痴呆，或导致肾功能不全而终生过透析生活……对于这些受害者来说，这些治疗是毫无意义的。
近藤诚写道：有不少人从手术室直接就进了太平间。还有很多患者在入院后不久，就因化疗药物的副作用而死亡。医生可以这样说：癌症是非常可怕的疾病，为了救助患者，不得不面临危险的化疗药物和手术的挑战。
从近藤诚的书中，我们可以知道：在日本，凡是被医生们诊断为“癌症”的患者，大都相信医生的这些话，冒着危险接受手术和化疗，因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在我国，情况也是如此。在济南，笔者的外甥媳妇，原是一所艺术学校的国画教师，因咳嗽严重被医院诊断为“肺癌”，并接受了“化疗”疗法。可是她实在忍受不了化疗给她带来的痛苦，跪求母亲“宁死也不再化疗”。可是，母亲却深信化疗会是女儿的唯一生路，不料连续几次化疗就送了女儿的命，自己也因丧女之痛随后离开了人世。这是发生在笔者身边的悲剧。
上海的陆幼青在最后的《生命的留言》中，有段话可以给人们对国内肿瘤患者的处境有个概括的认识。他写道：
中国大部分肿瘤病人都在重复这样的故事，先是用廉价的、国产的、毒性可能跟农药差不多的化疗药物，然后眼看着体力不支，化验单上的数字直线下降，满头黑发一夜尽枯，然后，遵医嘱去医院门口的药店或是某公司购买辅助药物，止呕吐的、升白细胞的、增强体质的，它们都有同一个特点，量少价高。
有位朋友告诉笔者说，她的亲友因被诊断为癌症后，在一次化疗时，护士注射时将药水漏洒在她手背上，皮肤立时变成深褐色，吓得她不敢再化疗了。而手上皮肤的颜色几个月都变不回来，她才知道化疗药物的毒性实在太惊人了。
陆幼青是从医书中知道化疗的毒性以及其疗效只有10%。因此他在《生命的留言》中写道：想想也是，把自己的全身灌满毒药，只因为身体里有个地方长了个病灶，从常理来推测也是一件低效率的事，我果断地把另一半化疗处方扔了。我同室的8个病友全部在按质按量完成了化疗1年内死去。
陆幼青虽然没有“按质按量”地做化疗，但是他已经做过的手术和化疗，耗去了他的全部生命，所以没过多久，也跟在那些病友身后，离开了人世。
面对肿瘤，不管是良性的、恶性的，除了割掉之外，别无他法；面对难以分辨、而且“不听指挥”的细胞们，除了不分好坏地“格杀勿论”之外，也是别无他法。至于杀灭的手段，随着现代科技的飞跃发展，也增添了不少新的“法门”，什么“内窥镜切除法、激光刀、伽玛刀、X射线”等等，只要是可以割除肿瘤、杀灭癌细胞的新科技，都会“拿来我用”。至于患者术后的生存问题，不在考虑议程，因为在这些专家、学者心目中，“得了癌症的人，终究是活不长的”。或有人问：为什么良性肿瘤也要割除呢？答案很简单：一是良性肿瘤可能转化为恶性的；二是西医对肿瘤，除手术之外别无他法。
二、中医无“癌”名，却早有对它的辨证认识与诊治理法
中医诊病不看细胞，所以没有治癌和杀死癌细胞的记录。但是，自从癌症这个病名及其治法从西方传到中国后，“中医也能治癌”的媒体宣传愈来愈多，广告到处都是。而实际情况怎么样呢？据笔者的观察，大体有三类不同情况：
第一类：中医的招牌，西医的路
有些业者打着中医的招牌，却完全是西医的思路。他们开始还探寻杀死癌细胞的中医药物，什么蝎子、蜈蚣、毒蛇、砷、斑蝥、癞蛤蟆、丹顶红等等都用上了。可是捣鼓几年之后才发现，这些中药材终究不及西医的手术刀和放、化疗来得省事省力，于是放弃了这方面的努力，把这道“工序”干脆让给西医去做。
有篇广告文章：《癌症患者的希望——三步抗癌法》最具代表性。文章说，他们进行了6000多次药理、病理和临床实验，研究出了一整套运用中药、蒙药、藏药、南药和维药等医药治疗中晚期癌症的“三步抗癌法”，还得到国外的肯定，说1995年在纽约召开的世界抗癌学术年会上，受到“与会专家学者高度赞扬”。1996年在美国洛杉矶召开的第一届中医药杰出成果交流展示会上，这篇论文被评为“世界杰出论文”，中国的医务人员被评为“国际名医”。
是怎么个“三步”呢？第一步是“用药物抗癌解毒，杀灭癌细胞，消灭肿瘤”。患者可以“不必到该医院去就诊，只要有当地医院的治疗病历（或者医生写的病情报告）和X光片、CD片及化验单就可以在家中用药，因为药物都是一样的”。还说，“如果患者在服药期间进行手术、化疗、放疗会更好”。第二步，“用药物提高恢复人体的免疫力……”。第三步，“恢复和提高癌症患者脾胃的消化吸收功能……”。
笔者认为，这些中医业者在对肿瘤的认识上，完全接受了西医关于癌症是细胞变坏和必须“格杀”的认识。而自己在对这种病的治疗中，只能为这种“格杀”治法做善后，打打“补丁”而已。
第二类：西医诊断，中医治疗
笔者能列举的医案大都是经西医诊断确诊过的，其中，有患者不肯接受西医那种“格杀”，而自愿接受中医治疗的；也有因为某些社会因素，是医者让患者进行西医检查确诊的。但是，坚持中医理论和治法的业者并不接受西医的癌症理论和治疗方法，而是把西医确诊的癌症病名再“翻译”成中医的病名，按中医的“审证求因”、“辨证施治”的原则进行治疗。请看以下几位当代名医的医案：
噎膈症，被当今“翻译”成西医的“贲门癌”。
当代名医颜德馨在《中华名医治病囊秘》书中记有一案：
董××，男，27岁。
病史：胃痛10余年，反复上消化道出血，有冠心病史，GI证实为胃窦炎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因症状加重，服药无效，外科检查确诊为贲门癌，意见手术治疗，但患者虑“冠心”复发，多次动员，皆遭拒绝，自动出院，前来门诊求治。
初诊：贲门癌，自觉胸痞腹胀，食入运迟，近来痛有定处，舌苔黄薄。久病入络，瘀浊交搏，气机阻滞，法当清热化瘀，行气散结。
方药：蜀羊泉30克，蛇莓30克，龙葵30克，降香30克，旋复花9克（包），代赭石30克，枸橘李15克，干蟾皮9克，紫丹参12克。（十四帖）
二诊：药后自觉胃脘舒适，偶有食后呃逆，守法加味。
方药：同上方加刀豆子9克。
随访：原方续6个月，饮食体重不减，面色反转红润，胃镜复查局部病灶好转，迄今续服无所苦，仍健存。
按语：《素问·阴阳别论》称：三阳结谓之膈。《灵枢·四时气篇》有饮食不下，膈塞不通，邪在胃脘的记载。清·徐灵胎称噎膈症之病因，必有瘀血，顽痰逆气，阻隔胃气。认为本病机主要是宿瘀与顽痰阻逆，气血失调，阴阳不和为患。古人多以润养散结，开郁化痰治疗此病，效果不理想。根据本病具有病久、痛有定处的特点，从瘀浊内阻，气血不畅立法，获致近期疗效。方中旋复花开郁散结，利气镇逆，刀豆子下气归元，温中和胃，协同龙葵、蜀羊泉、蛇莓、蟾皮等化瘀抗癌，重在调气活血，衡其失衡。
瘰疬（西医称“颈部淋巴结结核”），当今也被“翻译”成“癌症”。
当代名医刘渡舟，在他的《临证验案精选》著作中，记有一案：
王×，女，16岁。
1994年3月14日初诊。
患左侧颈部淋巴结结核5年，曾口服“异烟肼”，注射“链霉素”等药，效果并不明显。现颈部有结核数个，大小不一，大如杏核，小如黄豆，按之圆转可移，皮色不红。时有低热，食欲不振，大便发干，两日一行。舌红，苔白，脉弦滑。辨证：肝胆气郁化火，炼津为痰，痰火郁结于颈部少阳之经，而瘰疬。治法：疏胆清热，化痰消瘰。为疏：
柴胡10克，连翘10克，海藻6克，牡蛎20克，夏枯草16克，紫背天葵子10克，露蜂房6克，丹皮10克，赤芍10克，浙贝10克，炒栝楼仁10克，玄参15克，青皮6克。另吞服小金丹，每服1丸，早晚各1次。
共服40余剂，颈部淋巴结核消失。
按语：瘰疬生于颈项部者，首当辨明经络。生于项前者，属阳明经，名为痰瘰；生于项后者，属太阳经，名为湿瘰；生于项之左右两侧者，属少阳经，名为气瘰。本案瘰疬生于颈侧，病在少阳可知。为少阳气郁，痰热交结，凝聚而成。故伴见低热、便干、舌红、脉弦滑等症。《灵枢·寒热》曰：“寒热瘰疬在于颈腋者，皆何气使生？岐伯曰：此皆鼠瘘寒热之毒气也，留于脉而不去者也。”《医宗金鉴》认为瘰疬“总有恚怒郁热成”。肝胆气机不畅，郁而化热，炼津成痰，痰热交阻，又加风热毒邪外袭，合而阻于少阳经脉，裹结气血，发为颈侧瘰疬。故治疗本证当抓住3个方面：疏胆清热，化痰解毒和软坚散结。方用柴胡、青皮、丹皮，疏胆清热，凉血和血；连翘、紫背天葵子、露蜂房，清热解毒开结；海藻、牡蛎、贝母、夏枯草、栝楼仁，化痰软坚散结；玄参滋阴降火，与牡蛎、贝母配合，名消瘰丸，善治痰热凝结之瘰疬。全方合用，可使热清痰化，毒散结开，则瘰疬可消。
肺积、息贲，当今被“翻译”成“肺癌”。
当代名医贾堃，在他的《癌症中医防治研究》中，记有案例如下：
冯×增，男，36岁。于1964年5月24日初诊。
主诉：咳嗽，胸痛，咯血，已两个多月。
患者于1964年3月开始咳嗽，咯血，右胸部疼痛，经各医院按肺炎治疗无效。咳嗽，咯血痰，胸痛加重，逐渐食欲减退，精神疲倦，消瘦，不能起床，胸部疼痛严重。
检查：患者面色青黑，咽稍红。舌绛，苔白，脉细微。结合其症状表现，疑为肺癌，建议做病理检查（冯×增是个肺癌患者，经病理切片检查，发现有癌细胞）。
治疗：宜清肃降气，软坚止咳。
蜂房9克，全蝎9克，生黄芪60克，北沙参30克，山豆根9克，茜草15克，三七9克，小蓟15克，川贝母6克，陈皮9克，生艾叶18克，生甘草3克，生姜9克。
煎服法：一剂药煎两遍，合在一起，分4次服。4小时服1次。
平消丹，每次服3克，1日3次。开水送下。
复诊（6月1日）：胸疼减轻，咳嗽、咯血较前好转。
原方加枳壳12克，继续服。
6月2日，患者去医院住院检查，病理证实为“支气管肺癌”，系“未分化癌细胞”，认为已到晚期，嘱出院后继续服中药。
三诊（6月5日）：精神稍好转，食欲增加。咯血、咳嗽、胸疼均减轻。
前方继续服。
四诊（6月16日）：一般状况明显改善，咳嗽、咯血、胸部痛等症状已基本消失，食量渐增，体重增加。苔薄，脉缓。
原方减茜草、艾叶等继续服。同时，将患者转往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住院期间，单服上方，按月拍片及做各种检查。于12月1日出院。
五诊（12月2日）：各症消失，精神恢复。
患者共服中药170余剂，完全恢复健康。12月3日，返回工作岗位。
1977年9月随访，身体健壮，正常工作。
反胃、胃反、噎膈等症，当今被“翻译”成“胃癌”。
贾堃在他的《癌症中医防治研究》著作中，也记有此类案例。兹举其一：
赵×学，男，57岁。于1963年4月5日初诊。
患者于1963年3月与别人发生口角后，当天夜间，突然腹部左上方疼痛，并发现硬疙瘩一块，逐日加重，10天左右如苹果大，坚硬如石，阵阵剧痛，每一下食物，疼即发作，因而不能吃饭。到医院拍片检查，诊断为“胃癌”，未进行治疗。又到其他大医院检查，均诊断为“胃癌”，未给服药。
治疗：（1）党参9克，陈皮9克，赭石18克，索罗子18克，山豆根9克，当归15克，厚朴9克，白术12克，红花9克，桃仁9克，蜂房9克。煎服法：一剂药煎两遍，合在一起，分3次服。（2）平消丹120克，每次服3克，1日3次。
患者服药24剂后，症状消失，精神恢复，经治疗数月即能劳动。10年来，一切正常。近一月来，每天午后胃部不舒，常有嘈杂，有时疼痛，食欲不振。一年前始有头晕（血压高），其他无异常，舌红，白苔，脉缓关弦。改用下方：（1）苍术12克，陈皮9克，佛手12克，香附9克，索罗子18克，瓦楞子15克，姜黄15克，生甘草3克，大枣6枚，生龙牡各15克。煎服法：同前。连服3剂。（2）平消丹继续服用。
本例病人，共门诊5次，服平消丹3斤半，汤药30余剂即痊愈。
瘿瘤（西医称“甲状腺病”）也被列为当今的“癌症”。
当代名医黄一峰在《黄一峰医案医话集》中记有一案：
曹××，女，30岁。
于1966年患两侧甲状腺肿大，颈项肿疼，转侧不利，心悸乏力，舌苔黄。肝失条达，气郁生痰，痰气交阻，结于颈下而为病。拟先疏肝理气，化痰软坚。
杭甘菊9克，薄荷4.5克，昆布15克，海藻15克，牡蛎30克，夏枯草15克，竹茹9克，黄药子9克，紫背天葵15克，功劳叶30克，茯苓9克，郁金9克，陈皮6克，远志6克。另六神丸，早晚各服5粒。芋艿丸，早晚各服6克。断龟版片，早晚各服7片。
1个月后，心悸减轻，颈肿势大减，至今未发。
按：单纯性甲状腺肿及甲状腺肿瘤，均见甲状腺肿大，属中医“痰核”、“瘿瘤”、“肉瘤”等范围。多见于成年女性。每因情志内伤，肝气郁结，气滞血瘀所致。肝郁则脾失健运，痰湿凝聚，经络阻隔，结于颈部，发为瘿瘤。《内经》云“结者散之，坚者削之”。治法以理气散瘿、化痰散结为主。方中苏梗、郁金、陈皮疏肝理气；昆布、海藻、牡蛎、黄药子、夏枯草软坚散结；十大功劳叶、紫背天葵清热止痛。黄老认为这两味药配合应用，效果尤佳。胸闷嘈杂者加瓜蒌、竹茹、茯苓；心烦失眠者加远志、甘菊，助少许薄荷以利咽膈，增强其疏散条达之功……
第三类：纯中医
以下所列举的病案是特意将当今已经“翻译”成癌症病名的明、清两代医案。因为那时没有显微镜，西医也没有“癌症”这个病名。因此，看了下面的医案就可以知道，西医所谓的癌症，中医却早有认识和治法。
虚劳，被“翻译”成当今西医癌症学说的“肝癌”。
明代医家张从政所著《儒门事亲》，有此病案：
西华束茂之病虚劳，寝汗，面有青黄色，自膝以下冷痛无汗，腹中燥热。医以姜附补之，五晦朔不令饮水，又禁梳头，作寒治之。请于戴人，戴人曰：“子之病，不难愈，难于将护，恐愈后阴道转茂，子必不慎。”束生曰：“不敢。”戴人先以舟车丸、浚川散下五七行。心火下降，觉渴，与冰水饮之，又令澡浴，数日间面红而泽。后以河水煮粥，温养脾胃。河水能利小溲。又以活血当归丸、人参柴胡散、五苓散、木香白术散调之，病大瘥，寝汗皆止，两足日暖，食进。戴人常曰：“此本肺痹，当以凉剂。盖水之一物，在目为泪，在皮为汗，在下为小溲，谷多水少为常，无水可乎？若禁饮水必内竭，内竭则燥热生焉。人若不渴，与水亦不肯饮之矣。”束生既愈，果忘其戒，病复作。戴人已去，乃殂。
乳岩，被“翻译”成当今西医癌症学说中的“乳腺癌”。
在清代名医王维德所著《外科症治全生集》中，记有两则病案：
一妇，两乳皆患乳岩，两载如桂圆大，从未延医。因子死悲哭发威，形大如杯，以五通、犀黄丸，每日早晚轮服，九日全消。
又，男子乳亦患，因邻送鲫鱼膏贴上，两日发大如拳，色红始来。令其揭下，与服阳和汤，倘色转白可救。色若仍红，无救矣。四日，患色仍红，哀恳求治，以犀黄丸、阳和汤轮服，服至十六日，四余皆消，独患顶溃，用蟾拔毒三日，半月收功。
三、笔者的几则案例（一）为爱婿和增治“胃癌”的病案
和增在北京医大毕业后，就业于青州中心医院。因工作劳累，饮食无定时，1997年11月底胃部不适，经钡餐透视发现胃部有癌瘤，时年55岁。因于12月1日住院，3日做切除手术，21日出院。出院前曾“化疗”1次。1998年元旦前夕才告知我们。元旦下午见他时，已是神疲体衰，头发轻撮即脱，小水不利，大便每日七八甚至十来次。诊其脉象虚缓无力、两尺尤甚，因知其肾阳虚甚为主症。治当首扶肾阳，以利其大小便功能之恢复。因依中医学有关肾阳衰惫之例处方，意在扶肾阳以利水，以张锡纯之“薯蓣鸡子黄粥”固涩肠道。胃肠功能恢复，始可利于整体扶正以祛邪之目的。
汤药方：熟地12克，生山药10克，山萸肉10克，茯苓15克，泽泻12克，炒知母、黄柏各10克，肉桂8克，制附片5克，牛膝10克，石苇10克。水煎服5剂。
薯蓣鸡子黄粥：生山药30克（研粉）煮成粥，将煮熟的3个鸡蛋黄捏碎，拌入粥中调服。另嘱：大小便恢复正常后，可服张锡纯之“资生汤”（生山药、玄参、于术、生鸡内金、牛蒡子）以善其后。
45天后，饮食已如常人，头上黑发如漆，体重渐有增加，偶有时症，只用中成药即解。因而，上班、外出探亲一如往常。
没有料到的是，半年之后，忽觉不堪劳累，体重下降，浑身无力，难于大声言语，再次服用中成药亦不见效。因于是年8月4日来青治疗。时，脉象虚缓无力，两尺重按若无，阳虚及阴的症状显然。以保元汤、四君子汤、六神散等合而加减组成如下处方：
党参10克，茯苓8克，扁豆8克，黄芪10克，肉桂5克，生姜3片，大枣3枚。水煎服5剂。（按：保元汤只由参、芪、甘草和肉桂4味组成。参、芪、甘草补中益气，恢复脾胃之功，配以肉桂温下焦元阳，两顾脾肾，所以能治真元不足，阳气偏虚之候。四君子汤是治疗脾胃虚弱、中气不足的基本方剂。六神散出自明代董宿原编著的医方书，本方将四君子加扁豆、黄芪、姜、枣，以治疗脾胃虚弱、津气不足、饮食减少、虚乏身热。今将3方合组，既可从根本上治其真元不足、中气偏虚的主证，又可治其脾胃虚弱、饮食减少、津气不足之候。）
8月9日服用以上处方后，脉象已有起色，但仍觉乏力，且天变时胃部手术处微感隐痛。因仍守前方之意，改用小建中汤合当归补血汤，以高粱饴代饴糖（时市场无饴糖可买）。处方：黄芪15克，当归8克，白芍12克，桂枝6克，炙甘草3克，饴糖24克，生姜4片，大枣4枚。水煎服5剂。（按：小建中汤由桂枝汤、倍芍药、君饴糖组成。内中：饴糖合桂枝，甘温相得，能温中补虚。饴糖、甘草合芍药，甘苦相须，能和里缓急。又以生姜之辛温，大枣之甘温，辛甘相合，能健脾而和营卫。当归补血汤乃补气生血之剂，即所谓有形之血，生于无形之气。方中重用黄芪大补脾肺元气，以裕生血之源，更用当归益血和营，于是阳生阴长，气旺血生。两方相合，既可温中补虚、和里缓急，又可扶阳存阴，补气生血。）
8月13日，服用上面处方后，脉象已近常人，但食欲虽增却有善饥之候，因知其阴虚胃热之故，症状颇类巢元方《诸病源候论》中之“饥疝候”，因选用当代名医南通朱良春的经验方：
潞党参、炙黄芪、淮山药、玉竹、黄精各15克，川石斛10克，元胡12克，煅瓦楞30克，甘草5克。水煎服5剂。（按：本方中以参、芪补气建中，仍遵前方之意，加上玉竹、黄精、石斛养阴缓中；再以入肺脾气分而行气、入肝经走血分而活血之元胡，气行血活则通，通则不痛；又，元胡与瓦楞、甘草并用，可制酸护膜，自可提高手术后胃部之全能恢复。）
此方服5剂，自觉身已有力，胃部不适之症亦消失。为巩固疗效，将上方改为丸剂，嘱其回去继续服用。处方：党参、黄芪、当归、杞子、元胡各75克，山药120克，石斛、黄精、玉竹、煅瓦楞、煅乌鰂、白芍各90克，甘草45克。共研细末，蜜丸，各6克，每早、午、晚饭前服1丸。
1年之后，再次因工作劳累与休息不足，又觉乏力，且胃部时有隐痛，而精神很好，饮食如常。诊其脉，两手沉迟，两寸尤弱，气陷症状显露；又见其舌中灰黑，如古籍医书之所谓：舌黑而润为虚寒，因知其肾阳不足、中焦阴寒。遂以东垣补中益气加人参5克、五味8克处方。（按：人参乃大补元气、补脾益气之首选。五味子味酸性温，滋肾补肺，在补中益气处方加入，与人参相配，更具收纳肾气、治疗肺肾不足之功效。）
两剂服后，乏力与胃部隐痛已基本消失。接下来，再以上年8月所服之保元汤合四君子汤、六神散加减之处方，再服5剂。舌中之灰黑苔亦消失。
此后，病情再无反复，身体早已康复如常，2005年如期退休。
有人或许会问：既然患者是医院按西医的方法确诊，而且手术、化疗也都是西医的方法，后来你用中医方法医治，不也是打“补丁”呀！算不得是中医中药治好的。这个提法很有道理，但实际情况却是：与和增同时手术、化疗的还有另外两人，于手术、化疗后未出半年就先后故去。
这两人与和增的年龄相仿，都以胃癌的名目、在同一个月内手术和化疗。不同的是，和增只做了一次化疗就改由中医药治疗，现今8年已过，仍然健康地生活，体重还增加了10余斤；而另外两个人是按西医的“程序”一直化疗到死去。这样一比较，结论就不言自明了。（二）“黄疸”病案三例
友人赵仲珊，1992年逾六旬，是年秋，因黄疸症状去医院查体，诊断为传染性肝炎（甲肝），遂转传染病院住院治疗。医生告知难测病期，因其黄疸指数超常许多。赵职财会，难于病久，遂询笔者寻求早愈出院之捷径，时为1992年10月4日。“黄疸”是中医的病名。西医名之“急性黄色胆萎缩”，认为是由“甲肝”引起的。自从“癌症”这个病名传入中国后，医家们也把它列入“癌症”，如潘鸿鹄著《中医药抗癌学》。
中医学则认为，该症是由于湿热或寒湿瘀于肝胆经所致，临床首要辨清“阳黄”或“阴黄”，即可处方用药。《景岳全书》“黄疸”篇论曰：“凡病黄疸而绝无阳症阳脉者，便是阳黄。”除脉、症外，还可辨颜色：阳黄，鲜明如橘色；阴黄晦暗如烟熏。处方用药方面：治阳黄，宜清利肝胆湿热，方用“茵陈蒿汤、栀子柏皮汤、麻黄连翘赤小豆汤、大柴胡汤”等；治阴黄，宜调理脾胃，温化寒湿，方宜“茵陈五苓散、茵陈附术汤、茵陈四逆汤”等加减。
笔者此前曾治过一例，对此症并不陌生。笔者诊赵之病患为“阳黄”，因参照前贤经验处方如下：
茵陈15克，山栀子5克，黄柏5克，柴胡8克，黄芩10克，车前子15克，川萆解10克，石菖蒲5克，草梢5克，益智仁5克，猪茯苓各10克，泽泻8克，木通3克，生地10克，牛膝10克。水煎服。
上方服3剂后传出消息告知：食欲较前大好；黄疸消退大部，只存少许；睡眠转好。服至10余剂，病体痊愈出院。
疗效如此之快，也为笔者所料未及，更是该医院不曾有过的先例。医生说：“得了这种病，就是出了院，也要卧床多日。没见过他这样快的。”
友人之友张永奎，男，48岁。2003年5月医院检查诊断为急性“乙肝”，于是年5月9日入住传染病院。时，黄疸指数为170，身懒，恶心，无食欲，尿黄红。医生令其每日打吊瓶6~7个，而5天后黄疸指数升至180。
5月13日，笔者据其亲属口述症状断为“阳黄”，因予两个处方：（1）茵陈蒿汤：茵陈30克，山栀仁10克，大黄6克（后下）。水煎分3次服。（2）用友人赵仲珊用过之原方：茵陈15克，山栀子5克，黄柏5克，柴胡8克，黄芩10克，车前子15克，川萆薢10克，石菖蒲5克，草梢5克，益智仁5克，猪茯苓各10克，泽泻8克，木通3克，生地10克，牛膝10克。水煎服。
患者服第1方后，呕吐大减，可以吃饭；改服第2方8天后，黄疸指数从180降至120；再，续服9剂，黄疸指数由120降至32；再服18剂，黄疸指数降至21.5。依该院指标，已属正常，遂出院。
事后，介绍张永奎的那位朋友告诉笔者，有位跟永奎同样病状的患者，年龄、体质也相仿，入院黄疸指数较永奎还低，在该院只生存整1个月就死亡；而永奎从5月14日到6月19日，共36天服药36剂（两个处方），黄疸指数从180降到21.5，可谓奇迹。
有位名唤许德滨的黄疸病患者，2004年3月31日入住传染病院。时，黄疸指数为90，经治疗竟高达538。后得知张永奎治愈消息，遂来仰求处方。查其症状亦属“阳黄”，也嘱其服用永奎得效之处方。自4月27日服药后，其黄疸指数也依次由538递减为500、399、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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