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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5-27 22:4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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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焰

出版社:安徽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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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徽州.徽商六讲

思想徽州.徽商六讲试读:

总序

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性情浮躁之人,定力较弱,喜新厌旧。自己的写作也是,虽然笔耕不辍,不过文字却五花八门、难成系统,既涉及徽州,也涉及晚清、民国历史;有散文、传记,也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中国文化随笔什么的。文字全是信马由缰,兴趣所致,写得快活和欢乐,却没想到如何深入,更不考虑流芳人间什么的。回头看自己的写作之路,就像一只笨手笨脚的狗熊一路掰着玉米,掰了就咬,咬了就扔,散了一地。

写作幸运之事,是难逃时代的烙印:文明古国数十年,相当于西方历史数百年——我们的少年,尚在农耕时代;青年时代,千年未遇的社会转型光怪陆离;中年之后,电子信息时代五光十色……童年时,我们只有小人书相伴;中年后,手机在手,应有尽有。少年时,我们赤着脚在田埂上滚着铁环;中年后,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开起了汽车。少年时,喜爱的姑娘浓眉大眼大圆脸;中年后,美人变成了小脸尖下巴……世界变化如此之快,除了惊奇、欣喜,就是无所适从。

人生一世,各种酸甜苦辣麻缠身。写作呢,就是一个人挤出来的茶歇,泡上一杯好茶,呷上一口,放空自己,不去想一些烦心事。现在看来,这样的活法,使我的内心丰富而坚强,虽然不能“治国、平天下”,却可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我经常戏言:哪里是勤奋,只是做不了大事,也是把别人打牌喝酒的时间,拿去在纸上胡涂乱抹罢了。这话一半是戏谑,一半也是大实话。世界如此精彩,风光各有人在,有得就有失,有失就有得。不是谁都有机会成为弄潮儿的,做不了传奇,做一个时代的观察者和记录者,或者做一个历史深海的潜水员,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一路前行中,也有好心人给我掌声,也为我喝彩——写徽州,有人说我是“坐天观井”:坐中国文化的井,去观徽州文化的天;写晚清,有人说我将历史写作和新闻写作结合得恰到好处;写小说,有人说我是虚实结合,以人性的视角去觉察历史人物的内心……这都是高看我了。对这些话,我都听在耳里,记在心里,视为鼓励。我也不知道哪对哪,只是兴之所至,耽于梦幻罢了。写作人都是蜘蛛,吐了一辈子丝,网住的,只是自己;也是蚕,吐出的丝,是为自己筑一厢情愿的化蝶之梦。对于写作,常识告诉我,目的是为了自己的内心,不是发财,也不是成名,而是写出真正的好文字;要说真话,必须说实话——花言巧语不是写作,自欺欺人不是写作,装腔作势不是写作。真话不一定是真理,不过假话一定不是真理。在这个世界上,说真话和说实话并不容易,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真话,很多人不敢说真话。怎么办?借助于文字,直达心灵。灵魂深处的声音,肯定是真话。

自青年时代开始写作,写写停停,停停写写,不知不觉地,就到了知天命之年,不知不觉,也写了三十多本书了。庆幸的是,我的书一直有人在读,即使是十几年前写的书,还有不少人在读在转。想起张潮的一句话: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其实写作也一样:少年写作,充满期望;中年写作,惯性使然;老年写作,不得不写,因为已无事可做。的确是这样,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可以对话的人会越来越少。写作,是对自己的低语,也是对世界的呓语。

写作没有让我升官发财,却让我学到了很多,得到了很多,也明白了很多。我明白最基本的道理是“我思故我在”,明白最高妙的境界是“无”。通过写作,我不再惧怕无聊,也不再惧怕“无”。我这样说,并不玄虚,是大实话,也是心里话。

感谢安徽文艺出版社,将我一路掰下的“玉米棒子”收集起来,出成文集。文集如家,能让流浪的文字和书籍,像游子般回归。不管它们是流浪狗、流浪猫也好,还是不记得路的鸽子、断了线的风筝也好,家都会善待它们,让它们排排坐、分果果,靠在大院的墙上晒太阳。晒着晒着,就成了葳蕤蓬勃的太阳花了。改一句张爱玲的话:人生,其实是一袭华美的锦袍,绣满太阳花,也爬了一些虱子。当人生的秋天来临的时候,晒着太阳,展示锦袍,也捉着虱子,应有一种阿Q般的美好。人活一世,本质上都得敝帚自珍,充满自怜和自恋的乐观主义精神,否则哪里活得下去呢?虽然文字和所有东西一样,终究是落花流水,不过能心存想念、心存安慰,又何尝不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呢?

文集又如大门关上的声音,让人心存忐忑,仿佛身后有追兵,一路嗷嗷叫着举着刀剑砍来。面对此状,我更得如狗熊一样奔跑,得拼命向前,拼命跑到自己的最高点,然后像西西弗斯一样摔下来。

感谢缘分,感谢相关助缘之人,为我半生的写作,作一个总结和了断。这是一部秋天奏鸣曲,畅达之中,有平静的惬意和欢喜。

是为序。赵焰2017年3月8日

本卷序 苍白的乡愁

|一幅图|

在我的印象里,外公和外婆一直端坐在老屋堂前八仙桌的两旁,静穆无声,就像是一幅巨大立体的古代容像。

他们似乎一直是老人:外公长得白白净净的,有着稀稀拉拉的胡须,说话慢条斯理,永远是慈眉善目的;而外婆呢,似乎总是有倾诉不完的怨气,只要一开口,便用一口难懂的歙县话大声地数落。平日里,很少看到他们走出那个黑漆漆的大门,一有空闲,他们总是喜欢端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就像土地庙里的一对菩萨。

老了,也许只剩下沉默和思想了。外婆的心思是好揣摩的,无非家庭,无非生计;而外公呢,这个十来岁就开始“下新安”,后来又壮志未酬的“老徽商”,对于自己的人生,会不会有着失意的懊恼?或者,有着对宿命的怀疑?——总而言之,他们应该是在反刍吧,人与牛一样,在很多时候,是需要反刍的。当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做完,无须再做的时候,他必定会选择沉默和端坐,反刍岁月,内心忧伤。|一物件|

20世纪70年代,外公、外婆的家已近一贫如洗了。我小时候只见过几枚老银圆,很漂亮,沿着边猛一吹气,侧耳聆听,便能听到风铃似的清脆响声。后来,银圆不见了,拿去换钱了,一枚银圆,当时能换八元人民币。我能得到的,只是一些铜板。铜板很漂亮,上面有一些字,“光绪”“咸丰”什么的。铜板是我们用来“打币”的:把一分、两分的人民币硬币放在青砖上,用铜板去打,打下来的,就归自己了。铜板是无孔的,铜钱则是有孔的。铜钱我们都瞧不上眼,在一些角落和路边,经常会看到一些生锈的铜钱。铜钱,就像历史的弃儿。

那一年夏天,我忽然迷上了斗蟋蟀。有一天,在老宅的旮旯里逮到了一只蟋蟀,顺手就放进了一只玻璃瓶子。泥菩萨似的外公忽然开口,他对舅舅说:你找几只蟋蟀罐给他,让他放蛐蛐。于是,舅舅不知从哪个角落拖来一个脏兮兮的大木橱子,里面竟然有数十个蟋蟀罐子!有的是陶砂制的,有的是青石刻的,看得出,是有些岁月的了。我挑了一个最漂亮的:似乎是用龙尾石雕刻的,比一般的蟋蟀罐要小,因为小,根本就不能放蟋蟀,一放进去,就跳出来了。但我喜欢这只罐子,它小巧、精致、漂亮,盖子上刻有一个人物,身着明代官袍,线条流畅;罐底下,有着篆刻印,大约是制作者的图章。

这个蟋蟀罐至今还留在我的身边,放在我的柜子里。前些年有一次拿出来赏玩,盖子落在地上,打碎了,随后又用胶水粘上,算是破相了。有时候偶然瞥到这个物件,我会突然想:当年这个蟋蟀罐到底是谁的呢?它比外公的年纪大,甚至要比外公的外公年纪都大。这个罐子那样精致,那样漂亮,当年的主人一定对它爱不释手吧?但爱不释手又能怎么样呢?物还在,人已去。两厢渺渺,物我两忘。

人真苦,童年如白纸,命终复空旷。我们生而支离破碎,只能依靠各种各样的物件来修修补补。|一本书|

如果说“心想事成”的确有的话,那么我与《歙事闲谭》这本书的结缘,还真是心想事成。

2004年左右,正是我对徽州有着浓厚兴趣的时候,我阅读了很多有关徽州的资料,发现很多资料都出自许承尧所编撰的《歙事闲谭》,但我一直没找到这本书。那一天,我们去了徽州,把车停在屯溪老街边的延安路上买东西,顺便就进了旁边一个小书店,就在书架上看到了上下两本《歙事闲谭》——这样的感觉,不是“心想事成”,又是什么?《歙事闲谭》其实就是怀旧。怀旧的心思,除了追溯尘封的人物和事件,还得触摸一些过去的品质:清洁、专注、端庄、认真、静美、自然和真实。那些不怀旧的人,总是显得肆无忌惮、无所畏惧。他们都是没有故乡的游子,是漂泊在这个世界上的萤火虫。在《歙事闲谭·自序》中,许承尧这样阐述他编撰的初衷:“垂老观书,苦难记忆,因消闲披吾县载籍,偶事副墨,以备遗忘。”他所说的“以备遗忘”,不是针对个人,更像是对未来。也因此,这本书更像是回忆,是一个老人对前世徽州的回忆和总结。眼中有大美者,内心必有敬畏和惜缘。

许承尧是老徽州最后的“三昧真火”。当老徽州注定逝去,新的世界携着锋利、快速和浮躁扑面而来的时候,也许,最佳的选择,就是躲进书斋,用一种温润的回忆来消解这个世界的寒冷。

回忆,是怀念,是留存,更是确立一种根基。许承尧的用意,我想就在于此。|一段话|

现在回忆某些久远的事件和场景,我会不由自主地眩晕,像跌入空蒙,飘荡于云雾之中——从2000年开始,我陆续写了一些有关徽州的书,比如2004年的《

思想徽州

》、2006年的《千年徽州梦》、2007年的《行走新安江》以及穿插其间所写的《发现徽州建筑》(与张扬合作);然后,又因为喜欢徽州老照片的缘故,在2010年写作了《老徽州》。写这些书的初衷,是想以自己自以为是的思想,撞击一下徽州,然后去触摸徽州文化的内里。这样的感觉,就像一个妄自尊大的年轻人,以吃奶的气力,试图晃动千年古寺边上硕大古老的银杏树——然后喘着粗气,听头顶上叶子窸窣的响声——值得庆幸的是,这些书出版之后,大约是切合现代人的阅读口味和思维方式吧,不时地会听到一些肯定,引发一些共鸣。有点小得意的同时,也会让我诚惶诚恐、羞赧生怯。

感谢安徽文艺出版社,是他们给这一套书穿上了新装。沉静的包装风格,对于文字和思想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结局;尤其是对于我淡淡的乡愁来说,这是一种很好的“小团圆”。

徽州就是一个人、一幅图、一物件、一本书、一杯茶、一朵花……当安静地看,用心地品,用思想去解剖,用体温去摩挲,用禅意去赏玩,当所有的一切都不可避免地商业化,带着他们的人、事以及心思时,一个人,如果能独守空灵,借助于某种神明,用内在的纽带试图去连接那一片安谧的气场,就该是一种幸事吧?这样的感觉,与其说是思念的流露,不如说是乡愁的排遣。一种坠落于时空变幻中复杂情感的宣泄。

徽州从未消逝,它只是和流逝的时光在一起。思想徽州

却道天凉好个秋——开篇的话

在浮躁而虚荣中,见不到真正的徽州,也见不到

真正的徽州精神。徽州就是在不断飞扬的尘土中慢慢

变得模糊。这样的变化使我每一次到徽州都有一种新

的茫然,也由此有一种越来越浓重的陌生感。|一|

任何事情都是有着缘起的。2004年的秋天,我来到了黟县的塔川,站在漫山遍野的红叶前,我感到徽州是那样的明朗,那样的热烈和自然,又是那样的清明。而在以往的感觉中,徽州总是显得那样沉郁,那样滞重,总觉得它与身边的世界相比,就像是一个暮气沉沉的老者,在夕阳之中渐行渐远。我曾经生活在徽州,离开徽州后,又无数次到过徽州,但在我的感觉中,徽州一直神秘莫测,我一直没有感觉到徽州真正的心跳。它的脉音似乎一直是那样的轻微和低沉,让人难以捉摸。它似乎属于另外一个时代,它的精气神,它的呼吸和体味,都散发着过去的气息。投影在这个时代,它只是表现为断垣、残壁、老树、夕阳,再就是废屋碧苔、老月青山、白发布衣,似乎这一切才是徽州,一个破碎斑斓的梦。

对于徽州,曾经有无数人问我:你喜欢徽州吗?我总是喃喃无言。对于这块生我养我的地方,对于这块我异常熟悉又异常陌生的地方,是很难用喜欢或者不喜欢这样单薄的词汇去表达的。我对于徽州那种复杂的情感,甚至就像我对待中国历史的态度,或者就像我对于自己人生的感觉,年届四十,已然“却道天凉好个秋”了。我曾在自己的文章中无数次地写到过徽州,别人甚至把我归于“黄山派”作家当中。在2002年的时候,我还为中央电视台撰写了20集的电视专题片《徽州文化》,但由于受到种种限制,有些关于徽州的心声、一些个人的揣测和看法,似乎并没有写进去。实际上我最注重的,是对于徽州富有个人体验的感受和那种血脉相连的直觉。我知道,一个人对于一个地方的感受,绝不只是单单的字面意思,更多的,是游走在文字边缘的喟叹,是魂魄在字里行间的舞蹈。在一个地方生活得久了,地域灵魂就会与人的灵魂合而为一,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万物归一的时候,它们才会悄悄地浮上来,彼此之间对视凝望。

徽州越来越热了。现在,当年沉寂静谧的徽州已成为一块炙手可热的地方,每天有无数游客以及文人骚客拥向徽州,几乎每一个到过徽州的人都会着迷于当地的颓垣碎瓦、荒草冷月,叹服那里博大精深的文化,沉醉当地人那样一种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他们搜寻着徽州的古迹,一知半解地诠释徽州,说一些陈词滥调,随意抒发一些情感。他们哪里懂得徽州呢?他们多浮躁啊!他们的浮躁,还会带来徽州的浮躁。这样的浮躁使得现在的徽州越来越虚假,越来越圆滑,越来越虚荣。徽州越来越脸谱化,越来越戏剧化,甚至越来越时尚化。在急功近利的解说词中,我们见到了太多的臆想和水分,见到了太多的杜撰和粉饰。真正的徽州正变得远去,接踵而至的,只是图片徽州、文字徽州以及电视徽州。这样的徽州就像春蝉蜕下的皮,只有一具徒有其表的空壳。在浮躁而虚荣中,见不到真正的徽州,也见不到真正的徽州精神。徽州就是在不断飞扬的尘土中慢慢变得模糊。这样的变化使我每一次到徽州都有一种新的茫然,也由此有一种越来越浓重的陌生感。|二|

2002年底一个最严寒的日子,大雪纷飞,我从合肥赶到歙县,去给外公奔丧。外公去世的时候已89岁了,他曾经是一个徽商,很小的时候,就跟很多徽州男儿一样,下新安江到了浙江。他先是在浙江兰溪给人打工,后来又到了金华,帮当地人经营布店。年纪轻轻的外公当时非常落魄,那时正是家族从峰顶跌到谷底之时。我曾经在我的大舅那里看到过一个厚厚的黄皮册,那是外公的祖上在浙江湖州开钱庄时的账本,从账本上看,当时汪家在湖州相当兴旺。但汪家后来缘何从峰顶跌入谷底?这对于我们来说一直是一个谜。外公一直是个不太爱说话的人,对于自己的身世,他似乎知之甚少,也没有多大兴致去谈论这件事。徽州人对于自己的家世,总有点讳莫如深。就这样,老汪家的变迁成了永恒之谜。到了新中国成立后,因为子女众多,生活艰难,又要求割裂历史,所以对这样的话题就更没兴趣了,更懒得把这段过去的、无用的历史了解得更清楚。就这样,时光荏苒,我们的家族史,便与绝大多数的徽州家族史一样,成了永远的断章。

外公死的那一天,天气极冷。在皖南,这样滴水成冰的日子可以说是百年罕遇。母亲说外公是想故意折腾一下我们。这个一辈子谦恭少语、在县里很有名的政协委员“汪老好”也许对一生的落寞心有不甘,越是心有不甘,就越要折腾一下他最亲密的人,以便让他们留下一个刻骨铭心的记忆。我们家一直是人丁兴旺的,外公去世那几天,远房近邻都来了,更显济济一堂。因为是善终,倒没有什么特别哀伤的成分,大家只是在静穆中把一切程序走完。丧事请了县里的几位“乡绅”般的人物来主持,他们对徽州民俗非常稔熟。外公在敦实的棺材里躺着,我们依次排列,每人手里托着一小杯白酒,然后把手指伸进杯中,蘸点酒,洒在外公的嘴唇上。由于紧张,轮到我时,我的手指一下子碰到了外公的嘴唇。外公的嘴唇冰凉,那似乎是另外一个世界的感觉。我这才意识到,他真的是属于另外一个世界的人了,连体温都不一样了。这样的老徽州真是走了。

外公的墓地选择在离县城5里路左右的慈姑老家。送葬那一天,我因急事赶回合肥。后来听舅舅们说,葬礼进行得非常隆重。我知道出葬的时间,那天清晨,远在合肥的我似乎也能听到出葬时高亢的唢呐声。平日里不擅言谈的外公一辈子内敛无比,虽然他亲历身世的跌宕浮沉以及国运的大起大落,但他一直到死,都表现得异常平静。但我觉得,一生坎坷的外公在逆来顺受地走完自己一生之后,在离开这个世界时,肯定会发出一声尖厉的长啸!|三|

徽州一直是有弱点也是有局限的。

这一直是我想说的。也是我在所有的文章当中想表达的。

因为现在对于徽州的理解似乎有意无意地陷入了一个误区——

我们把一些过去的东西想象得太美好,在肯定它历史价值的同时也高估了它的人文价值。

实际上,不仅仅是对于徽州,对于中国文化来说也是如此。如果把徽州文化放在世界文明的平台上看,就能看出它的很多软肋和弱点,比如它精神高度相对较低,它一直未能有突破的勇气,它暗藏的小气和促狭……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不喜欢住徽州的那种古民居。

当时,我的外公外婆家在歙县斗山街,几乎每年我都要在那里住上很长一段时间。徽州的老房子让我感到压抑,那种刻意的做作和修饰,那种暗藏着的狭隘心理,那种居住在里面的局促和压抑,还有那种在局促和压抑浮面的宁静和自得……徽州的老房子有太多违背人本的东西,它一点也不阳光,不健康,像一个阴鸷古怪的老人。当然,用一种文化优秀的东西去否定另外一种文化中的劣根性是不太成熟的表现,因为所有的文化并不都是完美的。但我觉得一种优秀的文化以及一个优秀的民族应该以一种放松的态度来对待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宽容、诚恳、好学,然后加以自我完善。也正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之下,我觉得对于徽州文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我们身边的一切,我们都应该站得更高,去重新审视和认识,因为它们都是人类的文化,是人类进步和提升的阶梯。

如果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徽州文化并不算是一种很独立的文化,它从属于中华文明,从地域上说,应该是中国古代东南文化的一个支脉。只不过是由于地理位置等方面的原因,它保存得比较好一些,也遗留得完整一些。徽州文化与附近江浙的很多地方文化在以前可以说是紧密相连的,只不过外面的世界改变太多,而徽州又相对僻远,很多原汁原味的东西保存得完整一些,所以在更大程度上能够呈现比较完整的面貌。这样的状况曾经使徽州自卑,现在又让徽州引以为骄傲,但在更广的范围里,还是应该更客观地认识自己的位置,自始至终保持一种清醒的姿态。

徽州的局限性是由于朴素、简单、早熟而又自满、自得、自享和自闭造成的。实际上,这种朴素、简单、早熟、自满、自得、自享和自闭在某种程度上又有很多无奈。当徽州得益于徽商的发达,资金回流精心构筑自己的“桃花源”时,他们在思想上也陷入了一个深深的误区,那就是,他们自以为在人生的圆觉度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已经通达所有的人情世故了,所以就想着在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与山水共融。这样的想法,从更高的精神层次上看,未免有点幼稚和天真,有点自欺欺人的成分。

对于生产以及社会进步的阻碍之处不提,单就精神上来说,徽州人的精神并不是一种真正的远行,而是在向前走过一段路程之后,便不由自主地画了一个小圆,然后就自以为圆融了——这样的状态,很像是化蝶为蛹的感觉。蝴蝶虽然飞得不高,却以为遍知世界。然后自我成蛹,然后自我幻变。

我们不能说它是一种低层次的轮回。但就世界范围来说,徽州显然没有达到山尖上鹰的沉静,它只能是青山绿水中蝴蝶的安详。

当然,就徽州文化而言,它是离不开中国文化及思想这一块大土壤的,也离不开中国政治和经济的整个环境。当年在外的徽商纷纷迁移回乡,购田置业,没有扩大再生产,除了当时社会限制之外,还在于当时的中国人在精神上找不到进一步对待财富的支撑点。如果一个民族在精神上无法支撑财富的重量,那么经济的发展必然会是一句空话。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了。|三|

所以我一直想以一种较为独特的方式来写徽州,以一种独特的视角来对徽州进行观照。这样的方式不是泛泛的介绍,也不是自以为是的臆断,而是源于一种发现,一种贴近的理解,一种毫无芥蒂的沟通。那种与徽州之间的心有灵犀,以及在这种明白之中的诚实、客观和宽容,都是我想努力做到的。在很多时候,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懵懵懂懂的孩子,蹒跚在徽州的山山水水之间,我的眼中闪烁着单纯,也闪烁着智慧。智慧在本质上不是复杂,而是永远都是与单纯为伴。我看到了青山绿水,也看到了坍墙碎瓦,更看了无形的足迹以及徽州的心路历程。我想探寻的是一种结果,为什么徽州会变得如此这般,为什么徽州人会变得如此这般。任何一种存在,都是有着充足理由的,把它放在因果的链条之中,把它放在真理的普照之下,那种反射出来的光亮,必将绚烂动人。

就如同我们这一次来徽州,我们走的是一条相对生僻的路线。先从合肥到铜陵,绕青阳经太平湖,然后从现在黄山区(原太平县城)的边上滑过,经过郭村、焦村,翻过一个很大的山,然后就直接进入了黟县。当我们的车从大山的隧道里穿行而出的时候,眼前豁然开朗,极目远眺,一下子就见到了大片粉墙黛瓦的村庄。

我们是从“后门”进入徽州的。我的文章,也要以一种“后门”突入的方式,一下子直指徽州的内核。然后,徽州便在我的目光之中,摇曳多姿,满地金辉。

桃花源里人家

也许对于中国哲学和伦理来说,注重的是社会,

不是宇宙;是人伦日用,不是地狱天堂;是人的今生,

不是人的来世。这样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人们只是想寻

找一些安慰,至于那种深层次的大宁静,至于真正意

义上的“桃花源”,似乎谁也不愿意多想,谁也不愿

意领会太深。|一|

宏村对我来说并不陌生。

我曾多次来过这里,也曾细细地研究过这个村落的历史和结构。整个村落依山傍水而建,最令人惊叹的重要环节是抓住了“水口”,让山涧之水顺坡而下,然后沿着每家房屋修建水渠,使得清澈见底的山水能从每户人家的门口经过,不仅方便了居民的生活,而且有利于民宅的防火。

宏村形成村落的时间大约在南宋,发达却是在明代。自明朝永乐年间起,外出徽商纷纷返乡,带来了大笔资金,就想着如何精心打造自己的家园。据记载,宏村的规划专门请了县城的风水先生何可达,他在详细审察山川走势后,确定了宏村在整体上按照“牛”的形状进行建设的方案,村庄设计成牛形,设有“牛肠”“牛胃”“牛肚”等“器官”。

这样精致而大胆的设计,堪称绝妙手笔。根据何可达的设计,村民先把村中那口仅有的小泉窟,按照民间“花开则落,月满则亏”的传统说法,开掘成半月形的水塘,取名为“月沼”。然后水接上游,引出西流的活水,南转东出,经各家各户门前流淌,又经过月沼,最后流回溪水下游。

这就形成了迂回每家门口的水渠。村民们利用天然的地势落差,使水渠中的水流始终保持活性,同时在上游设置水闸,控制水的流量,这样,水渠之水就能长年不枯。

宏村的风水布局从一开始就有着强烈的理想色彩和实用价值,也表明村庄的建设者们有很强的经济实力。据说,永乐年间建设村庄的时候,时任山西粮运主簿的宏村人汪辛,就为家乡的水系建设捐献了一万两白银。然后,各界人士纷纷捐款。

强大经济实力的支撑,使得这个小小的、位于群山环绕当中的村庄变得不同凡响,由此也使宏村成为徽州古村落的代表。

有人说宏村是“中国画里的村庄”,的确是这样,宏村流水潺潺,树影婆娑,远山朦胧,青瓦粉墙,难怪很多游人会把这里当作陶渊明的“桃花源”。|二|

一直有人在争论黟县与陶渊明《桃花源记》的关系。

东晋诗人陶渊明在41岁那年,曾经在安徽与江西交界的彭泽县担任县令。现在,安徽省东至县的部分地区,就归当时的彭泽县管辖。处理政务之余,生性散漫的陶渊明更喜欢寄情于山水,他在东至县的牛头山上,亲手种下两株菊花,真正开始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恬然生活。但陶渊明在彭泽县待的时间并不长,80多天后,陶渊明便对尔虞我诈的官场没了兴趣,辞去了县令,回到家乡务农,开始了真正的隐居生活。这段经历,陶渊明曾经在那篇著名的《归去来兮》中描述过,这写的正是他在彭泽县当了80多天县令后回家的感受。他在文中写道:“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富贵非吾愿……聊乘化以归尽,乐乎天命复奚疑!”文中表达的是陶渊明回家后的一身轻松和欢欣。而在几年后,陶渊明完成了《桃花源记》的写作。

在我看来,陶渊明对桃花源的向往,似乎并没有多少矫情的成分。这与当时社会的道教和佛教的日益兴盛有关。中国文化和思想发展到东汉时,儒学的强调进取以及简单意义上的积极应世显然不能应对人们越来越复杂的思想。因此,当佛教传入以及道教兴盛之时,那种直接面对彼岸、完全不同价值观的思维方式给中国知识分子以强大的冲击,让他们在对人生表达疑问的同时,也有意识地调整自己的人生追求和生活方式。陶渊明即是这样。由于对人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陶渊明等很明显地把人生目标由功名转为趣味,要求“及时行乐”,要求“快乐每一天”,要求回到原始和自然的混沌状态中去。正是在这样的思想下,陶渊明写作了他的《桃花源记》,表达了他对那种自然状态下快乐生活的向往。

世间是否存在一个真实的桃花源?桃花源究竟在哪里?这也就成为后人争论不休的话题。有人推断,陶渊明在彭泽时生活的牛头山与黟县直线距离不过70多公里,山重水复之间,陶渊明极可能到过黟县,便依着黟县的风情风貌写作了《桃花源记》。这种说法很是大胆。但我觉得最基本的一点就是,陶渊明是一个文学写作者,作为一个文学写作者,他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人生理想来进行桃花源的虚构,所以桃花源不可能是一个完全的实景。当然,在写作过程中,陶渊明有可能借用一些看到过的景象加以描绘,借景抒情,但这很明显是一个创造过程。所以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说,关于桃花源的场景究竟来自何方,完全是一种无意义的考证。很多问题,把它放在一个最基本的层次上加以考虑,反而会变得简单起来。|三|

现在,如果白天的宏村还让人看不清晰的话,那么,夜晚的宏村就别有一番真味。

白天当然是雷同的,是嘈杂的,是功利的,是属于导游以及小商小贩的,是属于应景文章与生硬解说词的。而夜晚的宏村呢,在褪去这些嘈杂的表象之后,会不会又恢复它的本来面目,重新变得深沉安静呢?

正是雨后,天黑得非常纯粹,但宏村的晚上却很明亮,南湖边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已经装上霓虹灯了,湖中的荷叶在灯光的照射下,婆娑着,暧昧着,也虚假着。

时已深秋,那些应该是快要枯干的荷叶吧,在光影中,竟有点像水墨画的样子。与漆黑的夜相比,彩色的灯光过于浅薄和热情,但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宏村当然会收起历史的矜持,卖弄起风尘女子的媚眼。

在明明灭灭的灯光里,我们在宏村的巷道中行走着,虽然已是夜晚,但还有那么多游人,跟我们一样,在夜的宏村游历。跌跌撞撞中,我们经过了一个很大的门,门楣上高悬“承志堂”的牌匾。我想起来了,这间屋子,我曾经来过很多次,它可以说是宏村乃至徽州比较有代表性的建筑。

它完全就是由财富堆积起来的,屋舍占地2100平方米,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整个屋子的工艺非常考究,甚至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屋内都是异常精细的木雕,镀金饰银,金碧辉煌。木雕有戏文图,有吉祥图,有百子图,还有官运亨通图、财源茂盛图。设施也很完整,整个屋子,不仅有美化环境、陶冶性情的花园、鱼塘,而且有打麻将的“排山阁”、抽鸦片的“吞云厅”,一切可谓应有尽有。据说,当年屋主人汪定贵在建造屋舍时,仅用于木雕表层的饰金,即费去黄金百余两。

关于汪定贵的具体身世以及个性特征,似乎史书上记载得并不翔实,只是说他曾经是一位徽商,在积累了巨大财富之后,人生目标遭遇了城墙,只好归乡退隐。他先是花了很多钱捐了一个五品官,然后,又花了很多钱和精力修筑自己的屋舍。可以想象的是,虽然汪定贵隐于山水了,没于村落了,但在骨子里,他却无时无刻不做着功名的美梦。那种对功名的欲望、对名利的追逐,并没有因为隐匿而变得淡泊,欲望只是从明处转到了暗处,从思想渗入骨髓,从白天的幻想变成了夜晚的游梦。

宏村还有很多汪定贵,徽州也还有很多汪定贵。正视世间,又有几人有陶渊明那样的通透和旷达呢?对于中国文化而言,进与退,似乎永远是中国人的一个两难命题,而中国人一直习惯于在这样的两难中自作聪明地游刃着,也平衡着。宏村,乃至整个徽州,一直游离摇摆于这两种思想,当前进的步履遭遇“此路不通”时,只好退而寻求另外一种心安之路。而这两种看似截然相对的思想,在徽州,恰到好处地找到了自己的平衡支点。

我们从宏村出来的时候,天又开始下起了雨,阴冷逼人。我突然想起,当年风水先生何可达测量风水准备大规模建设宏村的时候,正是15世纪的永乐年间。几乎是与此同时,在西方,达·伽马航海,哥伦布航海,麦哲伦航海。从宏村的开始建设到19世纪末年的汪定贵,在宏村这个弹丸之地上,投入了多少财富,囤积了多少财富,又腐烂了多少财富呢?无数的财富都用于细得不能再细、考究得不能再考究的木雕、砖雕、石雕上,用于别出心裁的暗藏和自恋上,用于诗词的排遣以及麻将、大烟上。而与此同时,在地球的那一边,用财富打造的却是威猛的战船,航行在太平洋、大西洋上,势不可当。

当欧洲列强威猛的战船航行在茫茫大海上去追逐财富时,我们却在把财富囤积在群山深处,竭力构筑着自己的“桃花源”。在重重叠叠的群山之中,人们是看不到海的,我们就这样与世界渐行渐远,南辕北辙。|四|

从表面上来看,现在宏村附近的塔川,似乎更像是当年的桃花源。

当车从宏村边上滑过,一转弯,远远地,就能看到一个小小的村庄掩映在一片红色之中。那便是塔川了。到了村口,映入眼帘的是五棵巨大的古树,它们分别是樟、榧、枫等,每株都需数人合抱才行。这样的老树是村庄最好的点缀,就像一篇好文章,开头肯定有几句不凡的语句。老树是最有生命力的东西,也是最有灵性、最富有神秘意味的,它的存在往往让人不敢小觑。塔川村口古木形态各异,仿佛是自然的精灵,有这样的老树矗立在村口,这个地方肯定是有点不凡了。

这是一座孤零零的小山村,只有30来户人家,它位于宏村到木坑竹海景点途中,距宏村仅2公里。它的著名,是因为在它的村前村后,生长着很多乌桕树和枫树,一到秋天,便有漫山遍野的姹紫嫣红。因为有着这样的美景,自然吸引了不少的城市人。

塔川整个村子倚山而建,层层叠叠,错落有致,远远望去,好像一座巨型宝塔藏身在山谷之间,掩映在浓荫丛中。也许正是这样,它才得名“塔川”吧。进了村庄之后,我们很轻易地就把塔川走了个遍,这是一个典型的徽州小山村,恬淡、古朴、安静、寡欲,与附近宏村的人丁兴旺相比,塔川显得非常破败,已经看不到什么完整的古迹了。并且与宏村全民皆商的风气相比,塔川人竟然连生意的概念也是如此淡薄。当我们提出让房东吴老师给我们在当地买只土鸡煨汤时,吴老师竟然面露难色,他说,村里人绝不卖生蛋的母鸡,再贵也不卖。还真的是这么回事,我们在田野里散步的时候,碰到了几个当地人,当我们提出要高价买他们的老母鸡的时候,他们竟然表现得不屑一顾——这真有点桃花源似的感觉,犟头倔脑偏又认真异常,谁又会相信,这是在商品经济氛围浓郁的现在呢?

在这样的山村居住,自然也会变得古朴纯情。我们也一下变得天真起来,我们在村前的山野中漫步,猜测各种农作物的名字,然后嬉笑着互相贬损。我们似乎忘却了城市给我们的很多压力,仿佛回到了遥远的童年时光。当我们来到一个破旧的小学校前的空地上时,每个人都放下了矜持,有人甚至不由自主地打起了童年时所学的少林拳,另一些人则在操场上玩起了“跳房子”的游戏,直到我们筋疲力尽、气喘吁吁。可是当我们的兴奋劲过后,彼此询问谁愿意在这里待上一段时间时,每个人都犹豫起来:“最多一个礼拜吧,毕竟,太寂寞了!”

夜一降临,塔川就变得非常安静了。我们在房东吴老师的老屋子里喝着带来的酒,几乎没有什么下酒菜,我们就着粗茶淡饭聊着天。吴老师说村里的年轻人都到外面打工去了,因为村子太小,地也少,只好靠打工挣点钱。我们跟吴老师一边谈天一边看电视,在那间破旧的老屋子里,电视竟然能够收到很多境外台,我们看了一会儿凤凰台直播的阿拉法特葬礼的报道,然后大伙都感到阴冷得不行,便一个个早早休息了。

在塔川的夜半时分,我竟突然醒了,醒来不是由于声音,而是因为过于寂静。寂静真的会给人压力,让人心慌意乱。我很想起床走到户外去,但窗外一直沥沥地下着雨。有好几只飞蛾看见灯光,从窗缝里挤了进来,也许,它们长期处在寂静的氛围中,受不了,想接近灯光,接近热闹。而我们这一行人,却想着重归宁静,寻找宁静。我突然想到,宁静从来就是与热闹相伴而生的,无所谓热闹,就无所谓宁静;无所谓宁静,也就无所谓热闹。似乎每一个人面前都存在着一座无形的桥,从寂寞走向热闹,就叫名利桥;从热闹回归寂寞,则叫奈何桥。对于陶渊明时代的文人而言,的确是存在着一个桃花源的,那是中国文人的最高理想,是由老庄一脉延续下来的,代表着农业社会的人文理想,代表着对古朴和自然的向往,是一种纯精神的东西。但那种反向的追求,就一定能让人心安愉悦吗?

也许对于中国哲学和伦理来说,注重的是社会,不是宇宙;是人伦日用,不是地狱天堂;是人的今生,不是人的来世。这样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他们只是想寻找一些安慰,至于那种深层次的大宁静,至于真正意义上的“桃花源”,似乎谁也不愿意多想,谁也不愿意领会太深。

我们就在塔川度过了令人难忘的一宿。待我们第二天上午乘车离开时,蓦然回首,才发现那些绯红的乌桕树,竟然有着另一番景象。那哪里是树呢,远远地看去,那些田野里的乌桕树,三三两两的,分明就是一朵朵硕大无朋的花。树也是可以成为花的,只要它安安静静地一直生长,总有一天会如花一样绚烂。

秋雨西递

对于中国文化而言,最缺少的,是真正的人文主

义、宗教精神和慈善情怀所组成的一种可触可摸的暖

流……而对于西递人本身来说,很明显,他们是认识

不到这样的短处的。他们只是在这样无形的压力下变

得孱弱,变得敏感、多疑而多虑。他们只能用他们的

方法来理解社会,理解世界。|一|

在西递的那两天,天一直阴阴地下着雨。

每次来,都要在西递的老街上走一走,这次也不例外。由于秋雨连绵,西递就如同雾中的版画似的,也如一个淋湿的旧梦:阴冷、湿润、隔膜。漂亮的是西递街道上的那些石板路,因为水冲走了灰尘,它们显得前所未有地干净,如黛玉一般晶莹。

尽管天气极差,西递还是一如既往地热闹,很多游人和我一样,打着伞,跟在导游后面,一家老房子、一家老房子地参观。因为雨下得大,视线不免有点模糊,很多地方看不真切,连态度也很难保持庄严安详,在这样的天气中哪能细细地聆听导游的解说词呢,只是匆忙地跟在队伍的后面,一边有意无意听着,一边询问着房东们的真古董仿古董假字画,或者独自想着心事。也许,进入历史的方式就应该是这样随意吧,历史就是阴雨,就是幽暗,就是真假难辨的古董,就是雨中的黟石——它的本质是那样的捉摸不定,不能让人轻易明白,也不会让人轻易进入。|二|

西递的诞生竟然有着一个类似“赵氏孤儿”的故事。

据胡氏宗谱记载,现在西递大族胡姓原本是唐代皇族的后裔。公元904年,唐昭宗李晔受梁王朱温的威逼,仓皇离开长安。东逃行至河南陕州时,皇后何氏生下一个男孩。李晔深知此去洛阳凶多吉少,便命何氏将婴儿用帝王衣服包裹起来,设法藏匿在民间。当时,歙州婺源人胡三正在陕州做官,为了替朝廷分忧,胡三便丢弃官职,接纳太子,悄悄潜回家乡婺源。李晔到了洛阳三年后,朱温篡位,自立梁朝,李晔一家全部被杀,唯有逃离虎口的太子幸免。而在婺源,胡三将太子改姓胡,取名为昌翼,昌是吉祥平安,翼为翅膀,意思是吉祥平安地飞离虎口。

再后来,胡昌翼长大成人了。按照中国传奇的习惯延续,似乎下半部分就是李氏孤儿知晓家世,然后报仇雪恨什么的。但什么也没发生,故事便戛然而止。这当中的原因只有两种可能性,一是胡昌翼极想报仇,但能力远远不及,所以选择了放弃;二是因为胡昌翼懂得了太多的人情世故,懂得了高处不胜寒,所以再也不愿意铤而走险,于是选择了韬光养晦,在平庸中与生活握手言欢。这样一直到胡昌翼五世孙的时候,胡家人由婺源迁到了西递安居——胡昌翼也就成了西递胡氏的第一世祖——但胡家对祖宗并没有忘怀,他们一直把自己当作是帝王子孙,并在祠堂里供奉着李世民像。现在,在西递的追慕堂里,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唐太宗画像悬挂在高高的龛台上。

跟中国绝大多数村庄一样,西递就这样诞生了,它有了自己的历史,也平平淡淡地进行着自己的历史,像一首毫无特色的弦乐曲,缓慢地、平白地演奏下去。

一直到明朝,西递的历史才放出光华,从15世纪中叶一直到19世纪中叶,西递的发展可以说是跃上了一个高峰。

鼎盛时期的西递据说有10000人,这比现在的西递人口还要多上3倍。可以想象的是,当时那么多胡姓人聚集在这块地方,肯定相当繁荣。这当中的原因自然是徽商的兴起。由于生存压力巨大,西递人开始离家出门,去外地经营自己的产业,西递商人主要以经营钱庄和商铺为主。在外赚了钱之后,便回家买田置业,光宗耀祖。西递,在大笔资金进入之后,当然会有很大变化。

这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叫胡贯三,他是胡姓第24世祖,清朝道光年间人。据说,胡贯三曾经营36家典当行和20余家钱庄,遍及长江中下游地区,资产折合白银500余万两,财产居于江南巨富第6位。

不仅如此,在胡贯三身上,还体现了徽商的一个重大特点,那就是官与商的紧密相关。现在,西递村口的那座“走马楼”就与胡贯三有关。当年胡贯三与朝中宰相、同为徽州人的曹振镛结为儿女亲家。有一年曹振镛从歙县来西递走亲戚,出于面子的需要,胡贯三耗费了很多物力财力,大兴土木。仅在村口,就修建了壮观的“走马楼”和“迪吉堂”。当曹振镛应邀登上走马楼,凭栏眺望远山近水时,胡贯三的心里充溢着从未有过的满足。不仅如此,胡贯三还捐出巨资,在曹振镛的家乡歙县,建造了横跨练江的大石桥。官与商就在这种亲情结合中达成了默契和互助。徽商就是在这种勾结中,畸形地发展,然后,又畸形地毁灭。当然,胡贯三之所以大兴土木,挥金如土,除了炫耀个人财富之外,我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心理因素,那就是自卑——在那个时代,金钱在权力面前的自卑。

现在,走在西递的街道上,随处可见的是商品经济的浓郁气息。几乎家家在向游人介绍荣光的同时,也积极地兜售着真假文物,还有一些职业文物贩子不停地纠缠着游人。因为没有祖先那样可以挥霍的资本,所以也就没有祖先那么从容不迫了。一座村庄、一个家族、一段荣光、一条伤疤,就是在这样的缠缠绕绕中,变得晦涩而暗淡。昔日的光华悄然远去,成为一个模糊的背影,让后人费思量,却难忘。|三|

相比于宏村,西递显得更加精致。我们在西递的巷道上走着,处处干净清秀,很见章法。

从表面上看,西递似乎是素朴和安静的,但这种素朴和安静却是内敛和压抑的结果,在骨子里,满是精巧的心思和算计。

西递民宅的对联就是这种人与人之间精细思量的集中体现。比如说履福堂的几副对联:“世事让三分天宽地阔,心田存一点子种孙耕”“忍片刻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从表面上看,这对联似乎显示了宽厚平和、清静忍让的生活态度,但进一步推想,主人显然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着许多思考。

另外一些对联,更可以看出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关注了,比如:“能吃苦方为志士,肯吃亏不是痴人”“快乐每从辛苦得,便宜多自吃亏来”“事临头三思为妙,怒上心一忍最高”“忍一时之气,免百日之忧”“君子不忧还不屈,丈夫能屈也能伸”“知事少时烦恼少,识人多处是非多”“惜衣惜食惜财兼惜福,求名求利求己胜求人”……

这些对联,当然是徽州人感悟生活所得,在经历了太多的坎坷和磨难之后,西递人自然对于人生有着自己的心得和感受。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对联中隐藏着极强的犬儒成分,对世故极为精通,同时也防人如防盗。虽然这种理解是一个整体,但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盘算、那种防备、那种彼此关起门来的竞争和算计,却昭然若揭。

也许对于当时的大环境来说,这样不讲原则的坚韧和隐忍是成功不可或缺的手段和方法,但这样的方法我还是觉得太具功利色彩了,是站在私利的立场上,没有把对人的要求放到更高的层次上。这并不是一种真正的道德教化,而只是一种狭隘的方法论教育,是一种极坚固的庸俗社会学。西递人,站在他们的角度上,正好把这样的世故和庸俗发挥到了极致。

当然,这种实用犬儒是极为有效的,也是无可厚非的。但这种存在的确有着很多缺憾。对照着西递人的处世哲学,我们似乎可以看出,中国文化过于关注人伦日用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人,如果把精力和智慧都过分地用在人情世故上,那么就会在整体上失去天真活泼、浑朴野趣、真实诚恳,就会在大方向上失去创造力,失去坚韧和勇敢,也会失去生命激情和理想情怀。

对于中国文化而言,最缺少的,是由真正的人文主义、宗教精神和慈善情怀所组成的一种可触可摸的暖流。中国文化从不缺少圆润和智慧,它所缺少的,就是那种执着的勇敢和一意孤行,还有做事的理性、方法。

而对于西递人本身来说,很明显,他们是认识不到这样的短处的。他们只是在这样无形的压力下变得孱弱,变得敏感、多疑而多虑。他们只能用他们的方法来理解社会,理解世界。这样的感觉就像是一艘航行在大海上的船只,在没有方向、失去信心的情况下,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寻找到一个平静的小港湾安顿下来,一边修整着船帆船舷,一边看着远去的孤帆远影,既自得意满,又怅然若失。|四|

我在去西递的时候,手边正巧带的是一本马克斯·韦伯论中国宗教的书。在这本书里,韦伯明确指出:欧洲资本主义的种种特征其实早就存在,而直接导致现代资本主义产生的,则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的出现。韦伯在分析了中国18世纪的经济状况后指出,其实当时在中国,完全有着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但中国却未能进入资本主义,这当中有着诸多的原因。例如,没有官职保障的财富无法成为社会荣誉的基础,没有法律地位的企业难以成为城市的主角,没有经济代价的国家义务取消了自由劳动市场,没有宪章契约的同业行会不敢进入自由的竞争,等等。

但中国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开放的宗教精神,显然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韦伯还说,直接导致现代资本主义产生的,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的出现,那就是基督新教的伦理道德、行为准则。他说,以前的天主教靠的是神秘主义的拯救、赎罪、忏悔理论,通过祈祷让人们相信可以在天堂得救,因此人们的精神与商业经济长期对立。而改革后的新教则认为灵魂的得救不是要依靠教会和仪式,而是有赖于内心的纯净和工作的勤勉。这种积极入世的态度,有力地支持了商人以资本流通、会计核算而获得利润的经济行为,推动了工商企业的发展。这也证明,新教伦理就是一种资本主义精神。应该说,韦伯的这些论述,是对欧洲宗教改革的最高评价,也是对西方文明的准确揭示。

西递人的对联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揭示了一个现象,那就是,在中国文化当中,长期以来在心理上、思想上是与财富相对立、不相融的。这表现为财富在所谓文化面前的自卑,经济在人生目标前的软骨,实利在审美情趣中的孱弱。中国商人在所谓文化面前总体上的自卑以及财富所缺乏的精神力,直接导致了经济发展与意识形态的脱节。

而西递,正是这种状态的缩影,在文化、道德、伦理、审美等方面的挤压面前,西递就像炉中烧就的薄瓷,精致、美丽、脆弱、自鸣得意,同时又不堪一击。|五|

那天晚上,由镇上安排,我们住进了西递的“旷古斋”。

这是一家北京人购下的老屋,装饰一新后,交给了两位当地人代为经营。

它的装潢非常考究,既保存了徽州民居的古色古香,又设计了一些非常有情调、有创意的布局,比如在一楼的堂前设置了酒吧;细节也是一些与徽州有关联的东西,比如吊灯的灯帽用的是划船的舢板等等;而且还安装了卫生间,生活和居住非常方便。据说,1995年那个北京人购下这所房子的时候,只花了5万元,但他后来花了30万元把旷古斋装饰一番,现在有人出价80万,他也没卖。

住在这样古色古香的屋子里,透过雕花的窗棂,风景便如画一样悄然潜入。窗外远处是青色的野山,不远处是黛色的屋顶,更近一点的则是大片翠绿的竹林。这样的景致让人顿生欢喜。夜色降临后,万籁俱寂,不知怎的,我却对陌生的静谧感到了不踏实。这样的静是可以给人压力的,它让人心虚,似乎人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醒过来,都想独立自主地游走一番。与这样的清醒比起来,平日在城市里的行动更像是在睡眠,最起码,身上的很多器官,或者是毛孔,都是在昏昏地沉瞑着。

窗外一直淅淅沥沥地下着雨,秋雨中的西递似乎也安睡了,但我却一个人在黑夜中睁着眼。对于西递,对于徽州,我有着太多杂乱的碎想。现在,也许我能趁着寂静,安安静静、绵绵密密地想一想西递,想一想徽州的历史。

一直到走的时候,才听当地人说,从山坡上向下看,西递村是一个完整的船形。他们阐述说,之所以这样设计,是风水上的原因,西递这个地方比较缺水,想以船来招水;再就是,西递的胡姓想的是自己家族有朝一日,能乘风破浪航行于大江大海。也许,这只“燕雀”还是有着“鸿鹄之志”的。但我却有另外一种想法,我想的是,西递人也许是要取“同舟共济”的意思吧。从遥远的中原躲避兵燹而来,生活在这群山环绕的偏僻之地,家族子弟在一起,自然要抱团结盟。这个村落起先肯定是不想平庸的,也是有着想法的,但在庸常了很多年后,真的就变平庸了。平庸是因为什么呢?是缺少出世的情怀,是缺少济世的理想。一个人,一个村落,甚至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理想,没有情怀,即使再会算计,再会修身养性,智慧的庸常终有一天会变成真正的平庸。

澄明婺源

所有的文化现象都来自人类心中的愿望,人类的

情感与精神是没有障碍的,是相通的。如果明白了这

些,我觉得这世界上的很多东西根本就没有分别。界

线是人为的,是别有用心的,是一知半解的,是自以

为是的。分别心是所有障碍的根源。|一|

在婺源,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这里的水和树。

进入婺源,第一感觉就是这里的植被相当茂盛,尤其是与村庄相依的山峦,生长着一簇簇参天古树,虬枝苍劲,直耸云霄。与徽州其他县相比,婺源水网密布,河水不仅清,也深,缓缓地流动着。婺源的古村落,往往都选取山坳之中的一片开阔地,村落都有水系包围,水系或清清浅浅,或湍急迂回。以山水为血脉,以草木为骨架,村庄掩映于山麓水畔,点缀于古树幽篁之间。这样的景象,当然美极了。

我是第一次来婺源,但对于婺源,却有着强烈的向往。一直听说婺源很漂亮,甚至自诩为“中国最美的乡村”,自信如斯,应该有点理由吧。一看,真觉得此言不虚,婺源是可以当得起这样的称谓的。

婺源曾是徽州的一府六县之一,直至民国期间,才划到江西,之后反反复复,辗转于皖赣两省。在徽州,婺源是一个交通极不方便的偏僻之地,即使是现在,从屯溪到婺源,还要3个小时的车程。交通的不便也可能是行政建制上造成婺源归于江西的重要原因吧。但婺源在整体上与徽州其他地方一致,那不仅仅表现为相似的村落房屋的建筑风格,更表现为雷同的风土人情和地方文化。相较于徽州其他地方,也可能是婺源历史上经商者的实力相对较弱,婺源的村庄显得稍小,建筑也不够堂皇气派。正因为如此,婺源农村给人的感觉更宁静,也更自然一些。

这一次我们选的导游也好。我们原本是找黄山市著名作家李平易同行的,但李平易推荐说,还有一个人比他熟悉得多,是个画家,几乎跑遍了婺源山山水水,也住遍了婺源的大小村落。就这样,我们认识了画家王焘,在他的引导下,我们看到了最美的婺源。

王焘眼中的婺源是一幅幅美丽无比的中国画。在他眼中,观看婺源乡村是有角度的,也是有色彩变幻的。他帮我们选取最佳角度去观察婺源。这样的感觉就如同面对一幅幅中国画,在我们眼前不断掠过的是飞挑的檐角、鳞次栉比的斗拱以及高低错落、层层叠叠的马头墙。这些斑斑驳驳的印迹,一直在向我们彰显着曾经的矜持与荣光。|二|

对于婺源各处的徽州民居,我看得并不是很认真。我是在徽州长大的,这些老房子于我早已没有什么新鲜感了。并且我一直不喜欢徽州的许多东西,比如,老房子阴森的氛围,硕大而压抑的祠堂。那样的建筑,无论是在建筑思想还是从实用价值上,都有着很大的缺陷。我甚至觉得,徽州古民居承载了太多的教条和传统,压抑了创造力,压抑了人性,也压抑了人们的生活。在此屋檐下生活的人们,个人的空间太小,他们的全部生命,都属于父母、家庭、宗族、伦理等层层叠叠的关系。这样的东西太重了,它会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我也一直不喜欢那些中进士中举人的家伙。这些家伙,一辈子皓首穷经,然后谋得一官半职,整个生命相对于真理,相对于这个世界的内部规律都非常远。他们的唯一安慰便是在晚年的时候回到故乡,在山清水秀的地方觅得一个居所,一边舔着自己的伤口,一边发出人生的喟叹。即便如此,他们也是多疑多虑,心理阴暗着。在徽州的很多地方,虽然整体结构上呈现出的是从容清秀,但在骨子里,却一直有着那种浓重的戒备和敌意。徽州民居在建筑风格上所呈现出的封闭和内敛,实际上正是徽州人阴暗心理的无意识流露。

相对于徽州的歙县、黟县,婺源的民居不是很显赫,村庄也显得并不堂皇,正因为如此,婺源有着一种难得的野趣,在破败中显得更真实。不像现在的西递、宏村,那种扑面而来的欣欣向荣的商品气息,让人受不了。或许是因为在婺源,自然的力量要强大些吧。到处都是绿色,都是河流,都是茁壮茂盛的古树,在这样的背景下,村庄所代表的人的力量只能成为点缀。在人与自然的相倚与对峙中,因为自然的茁壮,人力自以为是的东西便会败退。就像在阳光下,阴影会变得孱弱一样。那种生命中最纯朴的东西便会熠熠闪光。婺源的好,在于本真,在于水,在于古树,在于天、地、山、水、树、人之间的和谐。|三|

对一个地方真正的了解,莫过于对“地方心灵”的研究了。研究“地方心灵”,最好的方法不是去图书馆,也不是去博物馆,而是应该真真实实地在当地生活,去认识那地方的人。探究那种沉积在当地人心理结构中的文化传统,探究传统与形成、塑造、影响心理结构和思维模式的关系,包括道德自律、人生态度、直观才能等;或者去关注当地人在文学、艺术、习俗等文化现象中的表现,它包括整体的心理结构和精神力量,也包括地方伦理学和地方美学。这些才是“地方心灵”真正的东西。只有对一个地方的“地方心灵”真正明白了,才可以说是真正懂得了这个地方。这样的方法,是深入一个地方的唯一途径。

一直以为徽州文化从根本上来说,是儒的。那是一种积极入世的精神,执着而实在,低调而倔犟。那种对仕途的追求、对成功的追求,以及为人处世的道德感和人情世故的平衡感,都可以说是这种文化的体现。再加上商业文化对徽州人的影响也比较大,使得徽州人更理性务实,为人精明,工于算计,人生的负重较多。但所有的东西都不是单一的,徽州人在表面精进的同时,深埋在进取心之下的,应该还有另外一层思想,那就是山水共融的愿望。

一直在想,对于积极进取的儒学以及追求隐匿避世的道学来说,究竟哪一种更符合人类的本质呢?似乎两者都是,两者又是密不可分的。人类来自自然,又进化为社会。社会意味着竞争,而自然则是回归。在骨子里,每个人都带有亲近自然的回归愿望,这愿望是带有母性意味的。而同时,人在社会进程中又带有某种控制欲,带有明显的权力和控制意识,要求秩序,这样的意识也促进了“儒”的产生。这两种东西一直是相伴而生的。其实对于徽州人来说,“儒”的进取,是理性的,是社会的,是宗族的;而“道”则是个人的,是直觉的,是天然的,是油然于心的。儒和道,看似不相融,其实却是可以相融的。因为儒也好,道也好,它们都是人类情感和欲望的延伸,它们的源头都是人类最初的欲望和想法。儒与道更像是一艘船上的两把桨,儒是前行的保障,道则是平衡的杠杆。只不过这两者方式不一,到了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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