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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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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分析史（二）试读：

内容提要

熊彼特是经济学历史上的真正做学问的大家。经济分析史读起来有些枯燥，但很多故事穿插其中。熊彼特写经济分析史花费了9年的时间，直到他去世，才基本完成。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实际上是熊彼特花了一生去书写这段经济分析的历史。

第三编　1790至1870年

第一章　导言与计划

1.包括的时期

2.工作的条件

3.本编的计划

4.关于马克思主义体系

本编包括十八世纪九十年代至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或七十年代初的经济分析史。在《国富论》刊行后的一二十年间，就分析工作而言，可以报道的本来不多；有些可以报道的，大多已经纳入第二编。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必得指定某一年作为一个新的分析活动时期的开始，但是如果一定要这样做，我们不妨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初次问世的时候（1798年）算起。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1871年）、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1871年）的出版以及社会政策协会的成立（1871年），是明显地标志着另一个时期到来的一些事件。

我们都知道，划分历史时期是一件不得已而为之的坏事。首先就可以从原则上加以反对，而不问作者用来划分时期的具体方法如何：历史的发展永远是连续不断的，决不能将其割成片断，而不流于武断，并蒙受损失。拒绝用年代去标明一个时期，我们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只不过是把因为我们无力解决它而引起的后果略为减轻一些罢了。第二，由于我们集中注意于经济分析的历史而不得不采用的特殊分期方法，必然不能满足对另外一些事情感到兴趣的人们。第三，即使从研究分析史的同行学者的观点来看，把亚当·斯密放在俞一个时期的将近末了，而不把他放在一个可以说是为他的影响所支配的时期的开头，这种方法是很有理由可以反对的。我们对于这一切的承认，将在许多方面表现出来，例如，在本编中，我们就没有对在年代上属于这一时期的作者一一加以考察——最重要的例子是库尔诺——，同时我们把在年代上不属于这一时期的某些作者却包括在内——卡尔尼斯就是一个例子。然而，我认为我们的时期划分是能够表明事情的基本真相的。这要由读者来判断。但我们可以立即提到两个事实，这些事实颇能证明我们的处理是正确的。第一，在我们以前的许多历史学家已经感到，这个时期形成了一个真正的单元。这种感觉表现在一个特殊的名称中：这个时期被称为经济学的“古典”时期——所谓“古典”，其意义与本书所用的这个词的意义完全不同。这个时期保留着这块牌子，一直到当“古典”一词失去了它的颂扬的含义而开始意味着“陈旧”时，凯恩斯勋爵使用这个词来表示马歇尔及其直接追随者的学说（或者简单地说，就是凯恩斯以前的经济学）。第二个并且是更重要的事实是，从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这一段时间，确实合乎我们的分期标准：首先，有了同腐朽事物作有希望的斗争的崭新活动；然后，一切安定下来，出现了一种我们所称的标准的古典形势，这种形势已概括在约翰·穆勒的标准的古典成就（这又是从我们所持的古典一词的意义讲）中，他那从已经确立的真理的有利地位来说话的态度，他那对于这种已经确立的真理具有永恒性所抱的天真的自信，均着重指出了这个事实。随之而来的是停滞——这种状态普遍感到是表明这门科学已经成熟了，如果不是已经衰微了的话；在这种状态中，“懂行的人”在实质上是彼此意见一致的；在这种状态中，“大功现已告成”，大多数的人认为，除了一些细节以外，剩下所要做的就只是推敲和应用了。2.工作的条件

有一种极其类乎忌妒的东西，悄悄地打破了我们为欢迎这一时期的著作中透露出作者无限满足心情的许多段落而往往会含有的微笑。那时的经济学家们，或者是其中的大多数，对于自己取得的成果显然是感到满意的，就像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某些经济学家重又这样感到一样。往后我们将要设法来了解经济学家的这种欣然自得的心情。虽然他们所盖起来的只不过是一个单薄的木头小屋，他们却把它看成是一所坚固的住宅。我们对斯密以前的成就还是估计过低，而对“古典作家”的成就还是估计过高。

进行这一工作所处的环境，可以略述于下。要说专业的经济学在这个时期已经明确地建立，我是感到踌躇的。肯定不能说经济学作为一种专门职业已经确定下来，因为经济现象的研究还不是一个全部时间的工作，很少有只是经济学家而不做别的事情的人：许多人同时又是工商业家、政府官吏或新闻记者；即使大学中的经济学教师，有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也兼教同类的——甚或完全不同的——课程。然而，我们有权利说，在这个时期中，专业化的过程已在迅速进行：一开始，经济学就确立了它的有一定研究范围的主张；它变成了一门明确的专门学科；它应用了明确的方法；它的结果的明确性也有所增长；而经济学家们，尽管不是全部时间从事经济学，也比以往更加明确地彼此承认，并为公众所承认。新的政治经济学团体成立了；新的杂志、新的辞典、新的书目出现了——可是，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意味着以前那套作法的继续。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有了一个生气勃勃的开端；自然，教科书就像雨后春笋一般出现，其中有几本我们将在有关的场合提到。

研究大都靠研究工作者自行筹措经费；例如，图克若不是一个富人，即不能有所成就；自然，在某些场合下，刊行研究结果所得的收入是足以维持研究活动的。可是，教学方面的设施十分欠缺。

即使在从前设有正规的经济学课程的国家，如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苏格兰，用意也只是在为其他的研究学科——例如法律或哲学——作补充，而不是作为经济学本身的训练来独立组织的课程。

在美国，1818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设置了一个“道德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教授席位，1824年在南卡罗来纳学院指派了一个化学教授去讲授经济学。在此以前，在各地也曾有过由具有极端不同资格的人去进行所谓经济学讲授的事。在英国，在下一个时期来到之前，教授或讲师席位是寥寥无几的。牛津大学的经济学讲座是1825年设置的，第一个主持该讲座的人是西尼耳；伦敦大学的大学学院的经济学讲座是1828年设置的，第一个主持该讲座的人是麦卡洛克；都柏林大学的经济学讲座是1832年设置的，第一个主持该讲座的人是朗费尔德；在赫利贝里的东印度学院中有一个历史、商业与财政讲座，马尔萨斯在1805年受命主持这个讲座。但从薪俸及任职的其他条件来看，充分证明这些讲席的设置人和行政管理部门甚至并不希望人们会长期地担任这种职位，更谈不到希望他们以此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了。在英国，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于1857年成立了“全国社会科学促进协会”，但几十年之后，才获得了显著成效。

在对这一时期的成就作任何评价时，必须把上述情况估计在内；对于某一个人的成就作任何评价时，尤其需要这样。在另外一个场合我得要强调，基金和讲座并不是最重要的东西，但在此处我必须强调，它们也不是丝毫无关紧要的。在上述情况下，具有卓越的才能和广博的文化素养的人们对于我们的学科不得不浅尝辄止，尽管他们很有才能，也很有学问，但却是无足轻重的经济学家——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的学科内，在这个时期中，对于成就的某种评价并不一定包含对于那个人的评价。

在这个时期的成就中，除了海外几个孤独的高峰以外，英国泰然地居于首位。事实上，这个时期是我们这门科学的历史中一个特殊的英国时期。当时英国经济学家之所以享有无与伦比的威望，只不过部分地是由于他们的国家在经济上的成功所不合理地反射到他们头上的光辉。这种威望主要还是由他们所完成的工作的质量赢得的，这种工作不仅是由少数大师所做的，而且也是由许许多多能干的作家所做的，这些作家不能称为是第一流的，但是他们的努力加在一起，就颇为可观了。3.本编的计划

从本编起，我们将要改变我们的陈述方法。在第二编中，我们不仅要概括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而且还要和这样的困难作斗争，即没有一个为大家所接受的体系可供描述。严格说来，在第三编所包括的时期内也不存在这样一种体系。但是多少有了一点近似的东西，虽然还不很理想。这就是说，绝大多数——像我们所说的——彼此互相承认是经济学家的人们，对于主题、方法和结果的基本原则已经取得了足够一致的见解，因而有可能使得他们的贡献系统化，虽然在这些基本原则的范围内，他们对于每一个别问题的意见实际上是不一致的（或是在个人与个人之间，或是在一派人与一派人之间）。甚至还有比各个作家所愿意承认的更多的共同之处和——在各个接连的十年之间——更多的连续性。因为，在当时也和在今天一样，大多数经济学家往往强调不同之处更多于强调相同之处，虽然这也有重大的例外，其中最重要的是约翰·穆勒。诚然，当时还有许多抱着完全不同的见解的人，他们把正在成长的古典”经济学的具体而微的体系抨击得体无完肤。但其中大多数不合乎我们所定的分析能力的要求。而其他的人反对这种体系，不是从分析的观点立论，而主要是从政治的、道德的或文化的观点立论，因此，他们的反对就不一定同我们有关，即使在我们与他们意见一致的地方。

利用这些事实，我们在这一编就能够做出我们在第二编所没有能做的事情，也就是说，在对政治背景和学术背景的显著特征作过一番追溯（第二章和第三章）以后，便可以从横断面来描述分析工作的发展情况。这个横断面将由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所代表（第五章）。但是为了使事情简化起见，我们将要减轻第五章的一些负担，其办法是使我们自己对最重要的个人和派别预先有一个认识（第四章），并把关于纯理论和关于货币的细节尽量放在单独的两章（第六章和第七章）中。第七章还得照顾到关于银行和商业循环所不得不说的一点点东西。4.关于马克思主义体系

我们的计划是简单的，并且在几乎所有的场合下都行得通，只是有一个例外，这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场合。困难并不是像可能设想的那样在于马克思的经济学光彩耀人，做然独立，不能和我们所要讨论的其他著作相提并论。相反地，我们将看到，马克思的经济学乃是这个时期的一般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正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把它纳入本编的原因。当我在上一节谈到持完全不同见解的人时，我所想到的并不是马克思；在本书中，我们能够像对待其他经济学家一模一样地对待马克思，我们也将要这样对待他。困难也不是由于他又是一个社会学家所引起的。因为他的社会学能够纳入同它相适宜的地方，正像他的经济学能够纳入适宜的地方一样。困难是在于，就马克思的情形而论，如果像我们的论述方式所要求的那样，把他的体系分解成为许多组成的命题并分别给予每一命题一个适当的地位，我们就会失去对于了解他所必不可少的某种东西。在某种程度内，对于每一个作家来说都是如此：全体总是比各个部分的总和要多一些。但只是在马克思的场合，忽视这一点而使我们遭受的损失才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因为他的看法的总和，作为一个总和，是贯彻在每一个细节之中的，对于每一个研究他的人，不论是朋友还是敌人，这正是使之在心智上感到迷人的泉源。我提出来解决这个困难的方法是不可能使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满意的，对于他们来说，马克思就是社会科学的中心太阳。这种方法也不能使得这样一种人满意：他们所要的是各个思想家的美术像。但对于每一个想要看到一幅技术经济学的发展图画（这是本书想要提供的）的读者，这种方法是完全可以使他满意的。我们充分认识到“马克思学”的特殊任务，但我们无意去重复它。我们不准备打乱我们的计划。我们要把马克思的著作拆散，并且要用极其经济的手法，单把合乎我们需要的东西用在根据我们的宗旨所要用的地方。但是我们要利用本节余下的篇幅，来评论他的整个学说。

1.马克思在本书中只是作为一个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出现。自然，这位创立一种主义的预言家远远不只是这样一种人。而他的创立主义的活动和他的制定政策和宣传鼓动的活动，又都是和他所进行的经济分析活动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这种情况是，如此之甚，以致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究竟能不能把他称为分析工作者。对于这个问题，可以从两种极其不同的观点给予否定的回答。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他来说，这位预言家的每一句话都是永恒的真理；对于他来说，反对马克思不仅是错误，而且是罪恶——会给予否定的答复，但其具体的意义是：在马克思的黑格尔高丘上，行动和推理、现实和思想都变成了同一的东西；在这个水平上，分析是不能和实践分离的；所以，如果我们把马克思的思想称为分析的，我们就应该立刻加上一句，这种分析在意义上和平常的所谓分析有本质的不同；因此，他的著作不是一种通常意义的所谓分析的著作，而本书的作者既然生来就不能对它作公正的处理，就应当收起自己的一双不圣洁的手，不要去触摸它。某些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们会同意这个结论，虽然他们可能表述得不同——他们忠告我收起自己的手，不要去触摸这种不圣洁的东西：对于他们来说，马克思的著作就是一系列在本质上是不科学的痛骂，是生来就不能看到事实或作出正确推理的人写出的东西。

可是，对于我们的问题，我的回答却是肯定的。作出这个肯定回答的理由是根据下面这个命题：马克思著作的大部分由于其所具有的逻辑性而是分析性的，因为它是对于社会事实的相互关系的说明。例如，政府在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一个执行委员会这个命题可能完全是错的；但是这种说法体现了一项我们所称的分析，接受它或是驳斥它是由科学程序的一般规则来支配的。把《共产党宣言》——上述命题出现在这个宣言中——称为一种科学性的出版物，或把它当作一种科学真理的陈述来接受，诚然是荒谬的。否认下面这一点也是同样的荒谬：即使在马克思的最科学的著作中，他的分析不仅被实用目的的影响所歪曲，不仅被带着感情的价值判断的影响所歪曲，而且也被意识形态上的幻想所歪曲。最后，否认这一点也不免荒谬：要把他的分析同这种分析的意识形态上的因素分解开来是困难的，在某些场合下甚至是不可能的。但在意识形态上受到歪曲的分析仍然是分析。它甚至还可以产生一些真理的因素。总起来说：每当马克思的名字在下面的书页中出现时，我们不会高唱“呵，全能的主”；但我们也不会把他推在门外；我们只是把他看作一个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分析家，他的命题（理论），也像其他每一个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分析家的命题一样，具有相同的方法论上的意义和地位，并且应当根据相同的标准去加以解释；我们不承认有任何神秘的光环。

Ⅱ.既然值得我们注意的只是一个作为“科学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马克思，那么我们就不必去考虑与他的“科学”工作无关的东西——他的事业，活动，或个人性格等的任何方面。我愿意指出，我丝毫无意去对他这个人加以“品评”，对于他的朋友和忠实的同盟者恩格斯也是如此。可是，为了正确地看待他们各自的工作，叙述某些事实还是必要的。这些事实见下面的脚注。让我们来着重指出其中的几个事实。第一，一个人如果不正确地估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资产阶级文化背景所具有的含义，他就不能了解他们，这就是为什么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资产阶级头脑的产物、一个从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的资产阶级根子中成长起来的产物的理由之一，虽然不是唯一的理由。相信马克思主义除了对于数目有限的知识分子以外，对于群众、或者在事实上对于任何集团曾经有过或者能够有任何的意义，这种信念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个人的意识形态中最可悲的因素之一。第二，我们所了解的情况，使我们能够非常清楚地看到马克思有机会专心致志地搞自己的工作。有时候，他沉溺于活动，并且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生活着：这种情况是必定会使得人伤脑筋的，它比我们从实际占去的时数所推测的更要有害于他的科学工作。然而，平均说来，他所有的“留给自己”的时间，同留给我们今天一个典型的美国大学教授的时间——也是平均来说——比较，是只有多没有少的。而他充分地加以利用了。其次，一个人无论怎样也不会了解马克思和他的著作，如果他不去适当地重视这种著作中所包含的渊博学问——这是无止总的劳动的成果，这种劳动从他早年主要是对哲学和社会学方面感到兴趣开始，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集中于经济学，直到他的工作时间几乎全部被经济学独占为止。他的头脑也不是那样一种头脑，在其中学问的煤会把火焰扑灭：对于每一个事实，对于在他的阅读中所碰到的每一种议论，他都要用那样洋溢的热情去与之搏斗，以致他不断地脱离了他的主要的前进道路。这一点，我是十分坚决主张的。如果我要写一部“马克思学”，这个事实就是我的中心题目。细读他的《剩余价值学说》就足以使人相信这一点。而且，一旦证实之后，这一事实又可以确立另外一个事实，并解开一个讨论得很多的谜：它所确立的事实是，马克思是个天生的分析家，是个感到被驱使去做分析工作的人，不管他想不想要做，也不问他的动机是什么；它所解开的谜是，为什么他未能完成他的工作，而是留给我们一堆堆的杂乱无章的手稿，尽管有人情愿费多大力气，也不能将其纳入令人满意的形式。

第三，我们了解的情况确保可以这样说：在他到巴黎去以前，他已经是一个很像样子的哲学家，涉猎一点社会学和政治学（像许许多多的哲学家所做的那样）；他在巴黎进步得很快，并且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站住了脚跟；在这个时候，他和恩格斯合写了《共产党宣言》（1847年；1848年刊行）；这就是说，在29岁的时候，他已经掌握了构成“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一切必不可少的东西，唯一的重要空白是在技术经济学的领域内。至于以后，他的学术生活的主要路线可以描述为苦心完成那种“社会科学”和为填补那些空白所作的一系列的努力——这种任务，我相信马克思不曾预期会包含任何不可克服的困难，虽然他曾经预期，对于在那个宏大的构造物中将要安置进去的一切东西一一加以清理和调整，是需要进一步去进行大量工作的。

这种解释不是一般通常的解释。它认为马克思对于他的思想体系中一切根本的东西早就有了一种构思，并且除了在比较细小的地方以外，他在展开这种构思时保持了很大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是从在主要之点上从来没有改变过的一种理论宗旨和计划中产生的。即使是同意这种看法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会觉得这种解释过于简单了；而马克思的批评者则会宣称这种解释是根本错误的。因此，必须作一些辩护。有关的事实如下。马克思在1859年刊行了《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显然是当作一种广泛的说明的第一部分，因而可以作为证明，他必定认为自己是已经有了充分准备来撰写这部著作的。他放弃了这部未完成的作品，这一事实证明，他并没有这种准备，并且他感到他作了一次不能令人满意的开端。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在那样一种规模宏大的事业中——而且，在经济学方面，它包含了大量的细节，理论上的比事实上的更多——这正是必须预料会要发生的事情，不能拿来证明在基本的东西上出了什么错误。他重新开始，经过奋斗——这最有教益地反映在他的一些手稿中，这些手稿最后由考茨基作为三卷刊行（《剩余价值学说》，1905—1910年）——之后，得出了一个新的第一部分（《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在马克思活着的时候并没有出版第二卷，而恩格斯不得不从未完成的手稿中去编订第二卷（1885年）和编辑第三卷（1894年），这个事实被反马克思主义者解释为意味着承认失败：他们说，马克思已经意识到，在他的体系中存在有不可调和的矛盾（特别是在他的价值理论中），因而不肯继续出版。可是，从《剩余价值学说》能够看出，当马克思刊行《资本论》第一卷时，他完全知道，并且计划好了从他的批评者看来似乎是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的东西。诚然，他的通信证实了这个事实：他的耽误了第二卷完成的理由，读来是不太令人相信的。但这肯定能够用一个年龄日增因而畏惧作出新的努力的有机体所具的日益增长的阻力来解释。可见，上述事实不能用来证明我的解释不对。我宁愿作出这种解释的正面的理由，是在上面已经提到过的他的工作方法，以及我自己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对于马克思的理论上的困难究竟是什么所具有的了解——从他的观点来看，这种困难并非是不可克服的。这同我所持有的马克思的体系有着严重错误的信念自然是毫不冲突的。我只是说，他可以不违背逻辑——那他就总得要违背事实——而提出一种广泛的经济理论。

Ⅲ.既然我们决定要做马克思主义者所——也许是正当地——不满意的事情，即把马克思的构造物拆成一片片，并且在它们所应属的地方一片一片地加以讨论，我们对于这个构造物就不能在任何地方得到一个全面的鸟瞰了。下面的评论，就是用来部分地代替这样一种鸟瞰的。

这些“片片”分成两类，一类是社会学方面的，另一类是经济学方面的。在社会学的片片中，包括像“经济史观”这种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贡献，这可以——像我将要论证的——看作是马克思自己的，完全像达尔文关于人的起源的思想是达尔文自己的一样。

但是马克思社会学——即像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他为了自己的经济理论而需要的社会学的骨架——的其余部分，在客观上既不是新的，在主观上也不是具有创见的。特别是他对资本与劳动关系的性质所持的先人之见，只不过是从在他那代的激进文献中已经居于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拿过来的东西罢了。可是，如果我们想要进一步追溯这种先人之见的来源，我们是不难做到的。一个很可能的渊源就是《国富论》。亚当·斯密关于资本与劳动的相对地位的思想必定会对他有感染力，特别是因为这种思想是和一个关于地租与利润的定义——“劳动产品的扣除”（第一编，第八章，《论劳动工资》）——联系在一起的，这个定义强烈地暗示着一种剥削理论。但是这种思想在启蒙运动时代是很普通的，它的真正故乡是在法国。法国的经济学家，打从布阿吉尔贝尔起，就用暴力来说明土地的所有权，卢棱和许多的哲学家也曾就这个题目加以发挥。可是，有一个作家，即兰盖，他比其他人更加清晰地绘出了马克思认为是自己绘出的那幅图画：这不仅是一幅对乡村农奴实行压迫和剥削的地主的图画，而且也是一幅对表面上自由而实际上是奴隶的工人作出完全相同的事情的工商业雇主的图画。

这种社会学的骨架，提供了马克思所需要的大部分木钉[借口]，他要有些什么东西来悬挂他的强烈的辞句。既然历史学家们的主要兴趣是在这些辞句，不问他们对这些辞句是加以赞美还是感到震惊，那么，关于马克思体系中那些纯粹经济学的片片的性质如何的一种明显的真理，是难于得到一致赞同的。这种明显的真理是：就纯粹理论而言，必须把马克思看作是一个“古典”的经济学家，更明确地说，是李嘉图学派的一个成员。李嘉图是马克思当作者师看待的唯一的经济学家。我恐怕他是从李嘉图学到他的经济理论的。但远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使用了李嘉图的工具这个客观事实：他采用了李嘉图的一套概念工具，而他的那些问题是以李嘉图所赋予的形式向他呈现的。无疑地，他改变了这些形式，而且他在最后得到了大不相同的结论。但他总是通过从李嘉图开始并批评李嘉图来得到他的结论的——在他的纯粹理论工作中，批评李嘉图就是他的方法。这里只能提及三个突出的实例：马克思在实质上接受了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参阅后面，第六章），并用李嘉图的论据来为之辩护，但由于认识到不能预期李嘉图的价值会同价格成正比例，他就试图就二者的关系提出一种不同的理论；马克思追随李嘉图之后，也像李嘉图一样碰到了剩余价值的问题，但认识到李嘉图的解决办法实际上并不是一个解决办法，他就从李嘉图的构造中发展出他自己的剥削理论；马克思全部接受了李嘉图的技术失业的理论，直到细节，但看到它不足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就试图把从李嘉图看来只不过是一种可能性的东西变成一个普遍的“规律”。我希望，当我们往下看时（第五章和第六章），这些论点会变得更加清楚。在这里之所以预先提到它们，是为了赋予我的下列陈述以明确的意义：李嘉图是马克思的老师；马克思虽然改变了他所找到的理论素材，但他是用他所找到的工具而不是用他所创造的工具来工作的。这只是下列陈述的另一种表达方式：不管马克思在某些方面是一个多么“不朽的”神人，他作为一个理论技术家实质上是受到时代束缚的——这是后来对他的信徒们造成了许多困难的一个事实，他们感到不能承认，马克思竟能在任何一方面变得过时。

可是，为了清楚地说明一个似乎很重要的论点，我在上段严格地把自己限制在马克思的理论技术上。但是，马克思的理论有两个超越于技术之上的特点。而这两个特点是不受时代限制的。一个是他的“经济表”。在马克思分析资本的结构时，他再一次发展了李嘉图。但其中有一个因素，不是来自李嘉图，而可能是来自魁奈：马克思是试因为资本主义过程建立清晰模型的第一个人。另一个特点更为重要。马克思的理论具有一种为其他经济理论所没有的意义，即它是进化的：它企图揭示这样一种机制，仅仅由于这种机制的作用，不借外部因素的助力，就会把任何一定的社会状态转变为另一种社会状态。

Ⅳ.关于马克思体系的一般情况，以及对这个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将在本书中加以讨论的方式，由于篇幅所限，我们所要说的就仅止于此了。现在应当提出的，是一个读书指导。但我感到提不出这样一个东西。马克思是那么一个啰啰嗦嗦和说了又说的作家，而他的理论著作，除了《资本论》第一卷之外，又反映了他在论证上所处的那么一种未完成的状态，所以不可能有丝毫信心地指出，哪些东西是最重要的。我不打算去尝试这种不可能的事情，而是向我的读者们推荐斯威齐博士的一部书（这是一位很有造诣的理论家所写的著作和一个无限忠诚的纪念品），它对马克思经济学的介绍是最容易使人看懂的，除此之外，就我所知，它还是一部最好的关于马克思文献的入门书。仗着有这样一部参考书，我自己只提出下面几点忠告。

读读马克思著作的选录，或者甚至是单单读读《资本论》第一卷，都是没有什么意思的。任何一个想要对马克思稍稍进行研究的经济学家，必须定下心来仔细阅读整个的《资本论》三卷和《剩余价值学说》三卷。其次，没有事先的准备就去研究马克思也是没有一点意思的。他不仅是一个难于理解的作家，而且由于他所使用的科学工具的性质，如果不具备有关他那时期的经济学——特别是李嘉图——以及有关一般经济理论的必要知识，是不能了解他的。由于这种知识的需要并不能从表面看出，所以它就格外重要了。再次，读者必须提防被少数的黑格尔专门术语引入歧途。下面将要论证，马克思不曾让他的分析为黑格尔的哲学所影响。但他有时使用的字眼是具有特殊的黑格尔含义的，一个从通常的意义去理解这些字眼的读者，就不能体会马克思的意思。最后，一个想要得到除教训之外的任何东西的读者，当然必须学会把事实和逻辑上健全的推理同意识形态上的幻想区别开来。马克思自己在这一方面帮助了我们：有时候，当他模糊地意识到意识形态上的幻想时，为了防卫，他的骂人的话也就格外激烈，因而这就指点出了不对头的那种地方。

第二章　社会政治背景

1.经济的发展

2.自由贸易与对外关系

3.国内政策与社会政策

4.格拉德斯通的财政

5.黄金

在法国革命前的最后十年左右，一种社会和政治形态的某些特点已经可以看得出来，这种社会和政治形态是在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以及它们的直接后果成为过去以后，在十九世纪剩下的时间内或多或少地确定下来的。似乎需要提一提它的几个主要特点，即使仅仅是为了纠正读者心中可能具有的某些误解，并使由各种意识形态的传统所给它插上的那些不现实的明确色彩变得柔和一些。

在这样做时，我们必须同一种对我们来说并不是新的困难作斗争。我们将要试图想象一种经济的和社会的结构——自然是处于不断的变化过程中——以及这样一种文化的上层建筑，它或者是与前者联在一起的，或者，根据马克思的学说，是由前者造成的。我们把它称为时代文明：或者称为时代精神，即Zeitgeist。但是这种时代精神从来就不是一种结构上的单位。它永远是一种彼此斗争的成分的不完全的综合，决不是用少数前后一致的“原则”就能够真实地加以描述的。其所以如此，最明显的理由是：在任何特定的时间，一种社会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与其时代精神两者均包含有来自历史上居先的各种状态的因素。但是也还有其他更为重要的但比较不容易说明的理由，使得不可能根据符合于一个社会有机体状态的内在逻辑的过程，或者是根据残存者的抵抗所引起的过程，去分析这个社会有机体内所发生的事情，或者更肤浅地说，就是不可能用“进步”或“反动”去加以解释。我们将要使用的概念上的安排，证明存在有这种困难。

可是，大体说来，可以断言：资产阶级上升的顶点虽然要到下一时期才能达到，但正是在我们所考察的这一时期内，工商阶级的上升几乎丝毫未受到阻碍，也几乎丝毫未受到挑战。在各个大国，当时资产阶级都没有在政治上占据统治地位，最重要的例外是美闰以及路易·菲力普统治（共十七年）下的法国。但在所有的国家，不管在起源和结构上是怎样非资产阶级的政府，包括被资产阶级反对派宣布为最“反动”的政府在内，全都几乎是当然地拥护工商阶级的经济利益，并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保护这种利益。更重要的是，他们这样做是采取一种放任主义的精神，即是说，根据这样一种理论：促进经济发展和公共福利的最好方式，就是取消对私营企业经济的束缚，让它自由自在。这就是在本书中所称的“经济自由主义”。我请求读者把这个定义记在心上，因为这个名词从1900年左右起，特别是从1930年左右起，获得了一种不同的——

在事实上几乎是相反的——意义：私人企业制度的敌人觉得把它的标签据为己有是聪明的，这是一种最高的——虽然是无意作出的——恭维。

我们所说的“政治自由主义”——正如我们的脚注所充分表明的，它必须同“经济自由主义”区别开来——指的是议会政府负责制，选举的自由和选举权的扩大，言论出版自由，世俗政府与宗教政府的分离，陪审制，如此等等，包括节约政策与和平的——虽然不一定是和平主义的——对外政策。这是“法国革命”第一阶段的纲领。一种将其付诸实施的趋势，最后在到处都表现出来了。但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前进的速度大不相同，使得采取每一个步骤的力量和环境的结合，亦复不同。

工商阶级本身转到政治自由主义的速度，不仅在不同的国家之间，而已在资产阶级以内的各个集团之间，均有很大的不同。甚至经济自由主义也不是在到处都受到欢迎的，也不是为整个工商阶级所欢迎的；政治自由主义对工商阶级的大部分人来说，就像生了一个本来不打算要的孩子一样。1811年“西班牙宪法”的拥护者——他们是最先自称为自由主义者的人——并没有得到整个资产阶级的支持。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法国的自由主义者亦复如此。法国的自由主义者只是一个派别，把政治自由主义的纲领强加于一个不十分情愿的大多数——这一派别只得到了部分的承认，但也获得了非工商界即知识分子和群众的支持——虽然这个大多数在最后还是转变了。在英国，这从首先是辉格党人，然后是帕麦斯顿派的人，都被称为“急进派”的一小群人推着走的方式中看得十分清楚。这一群人，或者至少是它的知识分子核心，即“哲学急进派”，对于我们来说是特别重要的，因为某些最重要的英国经济学家就属于这个核心，或者对它表示同情。但与他们后来的继承者不同，这些急进主义者根本不是我们在经济政策方面所应称为急进派的人。其中有一些，特别是约翰·穆勒，的确曾经想象到，在或多或少是遥远的将来，会有一种不同的经济活动组织。可是，在当时，他们还是我们在上面所说的那种意义上的经济自由主义者，或者是我们今天应当称为保守主义者的人。他们的急进主义在纯粹政治领域内发现有许多要做的事情。而且，在这个时期之初，放任主义——特别是自由贸易——还不是已经确立了的政策。那是一种需要为之奋斗的新鲜的而不是陈旧的东西，这种东西人们觉得是“进步的”。它吸引了大多数的知识分子，而不是让他们感到讨厌。他们的改革理想，就是清除经济制度中被他们看作是非本质的“弊端”，以便让放任主义充分发挥作用。他们是新“济贫法”的拥护者，而不是“宪章运动”的朋友，更不是任何一个当时已经存在的社会主义小组的朋友。

可见，工商阶级的利益和态度同自由主义之间的联系是一点也不密切的。此外，像我们已经注意到的，资产阶级决不仅仅是被自己的左翼在推着走。在向着经济自由主义迈进的过程中，保守的政府——不仅是专制的政府，还有英国的保守党政府——也起了决定的作用。而且，并非源自资本主义的那些集团、阶层、政党和态度，虽然它们偶尔也不得不屈服，却在大体上固守着阵地。这一个时期的政治史可以证明这一点。该时期的宗教史也可以证明这一点。诚然，在这个时期的开头十年和结尾十年，盛行的是对宗教的淡漠，甚至是坚决敌对的还俗主义。但在拿破仑战争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之间，天主教教会的活动和权力有了显著的恢复，基督教各国的情况亦与此类似，特别是在英国（一方面有福音新教运动，另一方面有牛津运动）。这个时期的宗教领域以外的思潮，也不能纳入任何简单的图式。托利党的民主政治出现了。天真的急进主义——而哲学急进主义者的主要特征就是天真——肯定曾经把所有这一切东西解释为残存之物。只有下一个时期才能表明，当他们自以为是在同过去作斗争时，他们实际上是在同将来作斗争。

在下一章，我们将要对这个时期的知识背景以及经济学家特别感兴趣的各个学科的发展作一鸟瞰。本章余下的篇幅，将用来考察一下这个时期的政策。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几乎完全以经济政策和英国的范例为限。1.经济的发展

自由主义的插曲到处都有，但在英国看来最为壮丽，这是同一种——就我们所能判断的而言——空前的经济发展，即铁路时代初期和中期的全部成就相联系的。很容易把那些令人惊叹的一系列的不可否认的成功归之于经济自由主义的政策，认为这种政策是这种成功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原因。读者可以体会到，这种理论不管是多么不充分，却远远不是完全错误的。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在那个时代的历史条件下，把束缚工商业活力的桎梏除去，并采取政策保证工商业者安稳地享受成功，同时使他清楚地了解到，在失败时，他不能期望得到援助，这种作法事实上必定起到了打气的作用，而这种作用则一直受到赞美，直到这个理由因为反复申述而变得陈旧为止。这样，这种制度在当时大多数观察家的心目中，甚至在对它不怀好感的人——像约翰·穆勒——的心目中，看来一直是有理由存在的。这样一种心安理得的“进步”记录，在我们这些人看来似乎是不可理解的，因为我们是从不同的观点，以不同的心情回顾那个时代，并且憎恶新兴工业家的惶遽匆促的家庭气氛差不多就像憎恶当时工人的肮脏住所一样。但是我们要记住，所有那些现在使我们感到不愉快的东西，有许多具有幼儿疾病的性质，其中有一些甚至在马克思进行激烈控诉时就已在消失，而自由企业制度对一切人的经济许诺并没有落空：群众的生活水平依然很低，却几乎一直在不断地提高着；日益增多的人口被吸收到了工作中，而实际工资亦在不断上升；英国自由贸易派的“早餐食物免税”，在政治家们所创造的口号中也许是最不骗人的一个。还有，当时的以及后来的批评家们，不论是保守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从来没有充分认识到，下一时期的福利政策，在多大程度上是得助于十九世纪开头七十多年的发展以及促成这种发展的政策，才有可能采取的。就此而论，我们没有理由低估当时经济学家的诚实或能力，没有理由把他们看作是意识形态上的幻想的牺牲品。2.自由贸易与对外关系

英国的自由贸易论者声称，他们的论证具有完全的普遍意义。对他们来说，那是适用于一切时代和一切地域的绝对的和永恒的智慧；拒绝接受它的人就是一个傻瓜或是一个坏蛋，或者两者都是。但是，正如已经多次指出的，英国的特殊历史情况——它清楚地表明了应当采取自由贸易政策——对于英国的转变也许比自由贸易论中的一般真理因素关系更大。这样的一种希望，即一个光辉的范例也会促使其他的国家转变，也可能起过某些作用。可是，决定性的因素和理由，是同任何这样的希望完全无关的。1840年英国工业所占的优势，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是不会受到挑战的。而比较低廉的原料和食物，对于这种优势有百利而无一弊。这些并不是幻想：英国是如此满足于它所认为是这一政策造成的结果，以致在八十年代的萧条以前，批评几乎完全止息了。甚至在几十年中，上述的希望也没有落空。虽然英国一直是全心全意拥护自由贸易的唯一大国，但所有其他国家在或长或短的时期内，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也都表现了自由贸易的倾向。例如，普鲁士和后来的德意志帝国，从1818年颁布“普鲁士关税税则”起，到1891—1894年签订各项卡普里维条约为止，是在一条从来没有同自由贸易原则离开很远的路线上前进的。1860年的英法条约（科布顿——舍伐利埃条约）标志着法国的一般说来是保护主义政策的一个重要的——即使是短暂的——中断。可是应当注意，自由贸易或半自由贸易政策在大陆上从来没有像在英国那样受到舆论的强烈支持：它是由宫僚政府——如在德国——或统治者——如拿破仑三世——所强加的，后者在这种事情上是教条主义的自由主义者。

那些像法国的大多数经济学家那样主张自由贸易的经济学家，从公众那里得到的反应是不多的。在美国也是一样，除了在经济学家——而且不是所有的经济学家——方面，自由贸易从来就不受欢迎。国家情况的不同自然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而这种不同情况也使得我们能够对于这些国家的保护主义经济学家的观点给以比热心的自由贸易论者惯常所给予的更为有利的解释。英国转向自由贸易的戏剧性的故事无须在此重述了。但它有两个方面是我们所不能忽视的。

第一，从一种议会的观点来看，自由贸易政策的采行完全是保守党的功劳。以自由贸易为方向的最初的一些有效的步骤，是在法国革命爆发以前由谢尔本勋爵和小皮特采取的。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时，赫斯基森重新采取了向自由贸易前进的步骤。自由贸易（实质上）是由罗伯特·皮尔爵士的保守党政府实行的，较为困难的一点——废除谷物进口税——也包括在内。虽然他的内阁和政党遭到困难垮台了，以下一点依然是真实的：一个主要是由地主组成的政府，执行了显然不但同他们与之有密切联盟关系的阶级——农民——的经济利益相违背，而且同他们本阶级的经济利益也相违背的政策。对于此事你爱怎样解释都可以，但是不要忘记，对于政治社会学上的这一个最有趣的现象要多多想一下。至于提供政治上的动力的制造业家和商人，那是另外一回事。这里应提到1820年的“商人情愿书”，因为它是由这个时代的主要的科学经济学家之一——托马斯·图克起草的。而这是我们仅有的机会，在一部分析史中提到“反谷物法同盟”的两位英雄——理查德·科布登和约翰·布赖特。

但是，第二，自由贸易政策的含义，远远不是仅仅限于在对外贸易问题上采取一种特殊的处理方式。事实上，可以认为：这是它的最不重要的方面；一个人即使很少想到主张自由贸易本身的纯粹经济的理由，他也可能是一个自由贸易主义者。很容易看到——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不久就会看到——自由贸易政策同其他的经济政策是这样联系在一起的：不仅由于经济上的理由，而且也由于政治上的理由，没有自由贸易政策，那些其他的政策是难于实行的，反之亦然。换言之，自由贸易只是一个广泛的经济政策体系中的一个要素，决不应当孤立地去加以讨论。不仅如此，要提出的真正重要之点是：这种经济政策体系决定了某种更具广泛性的东西，并且是被这种东西所决定的，这就是在国内和国际生活的各个部问中表现出来并且的确可以同功利主义连在一起的一种一般的政治与道德态度或眼光。被其敌人称为曼彻斯特主义[Manchesterism，即自由贸易主义]的这种态度，事实上是科布登和布赖特的态度。在它的许多表现中，殖民政策和对外政策对我们来说是特别重要的。获得殖民地的唯一目的，常常是为了宗主国的利益去实行统治和剥削，并排斥其他国家去做同样的事情。从曼彻斯特学派的观点来看，这样做甚至在经济上也是没有理由为之辩护的。在政治上就更没有理由了。殖民地是为它们自己而存在的，就像任何其他一个国家是为它自己存在一样；它们应当是自治的；它们不应当给与宗主国任何特殊的商业利益，宗主国也不应当给予它们任何特殊的商业利益。所有这一切也不是停留在哲学或运动的范围以内的。朝着这个目标已经有了某些实际的进展。英国的加拿大政策，如在“德勒姆报告”中所略述的，此时就是最重要的一步。自然，有着许多倒退的事实。

对于这个时期的对外政策，不论是“神圣同盟”时候的还是以后的，不能简单地加以分析。可是，就英国来说，我们可以举出少数的事实，它们虽然不足以代表通行的作法，却表明存在一种同自由贸易的较广的涵义相适合的趋势。其中最重要的是废除“谷物法”的第二届皮尔政府的实际作法：它在处理对外事务上的稳健的和负责的态度，它的拒绝承认在地球上任何一处所发生的任何事件中都有英国的利益存在，就是这个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另外一个重要标志是采取这样的原则（坎宁），即同“正当地为自由而斗”争”的国家，甚至同争取全国统一的国家（在德国的情况则略有保留）站在一边，因为民族主义当时还不具有它在后来所获得的涵义，它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或者比自由主义还左一点的东西（马志尼）的同盟者而不是它的敌人。其次，这个时期中虽然也发生了几次战争，其他的战争却为这种新态度所防止了：在“南北战争”时期英国同美国的关系就是一个例子。最重要的是，通过激起一种侵略的或者怀疑的情绪来散播战争种子的企图——这自然一直都在继续着——也一直受到批评：作为举例，我提一提科布登为争取更好地了解法国而作的非常独特的斗争，以及他同厄克特所作的同样独特的斗争。在议会中，格拉德斯通变成了——并且一直是——这种新态度的最有力的代言人，他的演说把这种新态度赞扬备至。3.国内政策与社会政策

我们必须记住，即使指导原则相同，但由于各个国家的情况大不相同，因而所采取的政策也就不同，经济学家所抱的态度也就不同。例如，俄国的废除农奴制以及德国与奥地利的土地改革——

所谓“农民解放”——肯定都是以经济自由主义的精神去设想和执行的，但在英国，使农民成为自由财产的自由所有主和听凭他自己去办而不加援助的想法，则肯定激进得叫人不可思议，激进得荒唐透顶。然而在法国，在“革命”中就这样做了；英国的土地制度暂时还没有出现什么迫切的问题；而爱尔兰的土地问题则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同样地，束缚或者庇护手工业行会以及其他的经济部门的规则，在这个时期以前在英国就已经废弛了；在法国，又是“革命”把它们摧毁的；在别处，它们在不同的时间内被废除了，而在某些地方要比在其他的地方废除得更彻底些；例如，在普鲁士，是在那拿一役之后由施泰因——哈登堡的改革予以废除的。可是，有些不同并不是什么经济原则的不同，虽然作家们有时候可能这样去对它们作理论解释。它们只是由于社会状况的不同，由于在本时期初在不同国家所存在的经济结构的不同。其次，英国彻底改革了它的股份公司法。在某种程度上到处也都这样做了；在到处，都表现了一种使公司法“自由化”并减少国家控制的趋势（直到1873年的崩溃以前；在这一年，从前采取的一些步骤又被放弃了）。但结果是大不相同的。

不仅在不同的国家之间，而且在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之间，我们看到在诸如宗教、出版，刑事和民事诉讼、教育等等事项方面采取了极其不同的政策，这不仅是由于当时存在的状况不同，而且也是由于原则的不同。例如在英国，古老的公民自由在“拿破仑战争”后既已得到恢复，在非经济领域内为日常政治提供必要资料的，就是天主教的解放、议会改革——首先是自由党的专利权，后来这种权利也被迪斯累里的保守党人侵犯了——和爱尔兰。但我们主要是对这个时期英国的社会政策感兴趣。

英国的劳动立法是沿着三条路线发展的。第一是工厂立法——可是，保护实质上仅限于妇女和儿童。第二，禁止工人联合的各种法规是在1824年废除的，虽然拖到1871年和1875年才使工会完全合法化。第三，“济贫法修正案”是在1834年通过的，这对我们很重要，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它是以埃德温·查德威克和当时的主要经济学家之一西尼尔合写的一个报告为基础的。这个法规有两个方面必须仔细地加以区别。一方面，它大大改善了济贫工作的行政机构，并制止了即使在那时也会认为是虐待的许多作法。

这一点差不多是被普遍承认的，虽然某些批评家认为这个法规中所规定的行政方案还有缺点。不管怎样，这一方面在这里同我们没有关系。另一方面，这个法规采用的某些经济原则，却同我们有关。这些原则决不是新的。事实上，它们同济贫法的论争一样古老：这个法规只是采用了争论中的一方的看法。这就是说，它把济贫工作限制在济贫院中的维持生活，并在原则上禁止户外救济，着眼点是，陷于困境的有劳动能力的失业者，诚然不应当让他挨饿，但是应当将其维持在一种半属惩罚的状态中。

对于这些政策加以解释是一件十分费力的事情。我们至多也只能想象一下产生出来的各类问题。首先，对于这些政策决不应孤立地加以考察。它们是一种还提供其他的东西给工人阶级的制度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将这种制度的真正重要性放在自由贸易政策对实际工资总额的影响上，放在“早餐食物免税”所包含的全部意义上，我们就会对这个时期的社会政策的成就具有完全不同的看法。第二，这些政策究竟怎样同经济自由主义相适合，这决不是很清楚的。例如，在工厂立法方面，要主张它是经济自由主义的逻辑的一部分，就像要主张它意味着同这种逻辑相背离一样地容易。我建议，就对妇女和儿童的保护而论，我们采用前面的意见。第三，决不应忘记，这种类型的工厂立法虽然得到了某些自由主义者或急进主义者的支持，例如科布登就强烈表示站在儿童方面，但使之付诸实施的政治力量绝大部分却是得自保守党人（阿什利勋爵，第七代沙夫茨伯里伯爵），他们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态度来处理这一整串的问题。这个事实是意味深长的，不管我们怎样去回答社会立法同经济自由主义逻辑如何适合的问题。

当时的和以后的批评家，特别是德国的社会政策代表者，谴责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对劳工命运抱着冷淡的漠视态度。关于这一点，第一件要说的事是，这种控诉透露出缺乏历史观念，这在属于德国历史学派的批评家是特别奇怪的：在1847年不赞成十小时工作法案的人，在现代美国就很可能是“新政”的拥护者，而我们没有任何权利去责怪他前后不一致。但我们还能够作进一步的辩解。大多数的“古典”经济学家是赞成工厂立法的，特别是麦卡洛克。各种反对工人联合的法规的废除是由边沁派的一个成员（普莱斯）大力促成的。而“济贫法修正案”——它几乎为经济学家全体一致地拥护——除了从我们看来似乎是对困难中的人们的粗暴对待以外，也还有其他的方面。同时，我们也不要说得太多了。“古典”经济学家给予这个法规的支持，由于下述事实而获得了额外重要的意义：这种支持所根据的理论完全符合于他们的经济和政治思想的一般图式，即与他们的天赋自由的图式是完全符合的。

也符合于他们关于人口和工资的看法，更加符合于他们几乎是荒唐可笑的信心，即相信个人有能力去劲头十足地、富于理性地行动，去负责地照顾他们自己，去找到工作，并去为老年和困难的日子而储蓄。这自然是边沁的社会学，因而是不好的社会学。在这一点上，批评者是对的，不管他们把一颗不纯洁的社会良心归之于“古典”经济学家是多么错误。4.格拉德斯通的财政

在财政政策领域内，我们比通常更容易有把实际上是属于马的功绩归之于骑师的倾向。P.J.刚本是一个能干的理财家，但是读者关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财政可能知道的一切，就是它的纸币的崩溃。F.N.莫利昂是一个理财艺术的大师，但在拿破仑统治的情况下，他没有机会提出“伟大的”财政政策——另外还有几个人是值得我们尊敬的，虽然他们留下的记录是波折重重的。然而有一个人，他不仅把卓越的能力和空前的机会结合起来了，而且还知道如何把预算转变成政治上的胜利，他作为最伟大的英国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财家而名垂青史，这个人就是格拉德斯通。我们最好是单独地来看看他。

格拉德斯通财政的最大特点——它同所有的“伟大财政”共有的特点，也可以说这个特点给“伟大财政”下了一个定义——就是根据它所适用的国家的条件，极其充分地表达了那个时代的整个文明和需要：或者，稍稍改变一下说法，它把一种社会、政治与经济的看法——这种看法不但是在历史上正确的，而且是广博的——译成了一套协调的财政措施的条文。这既适用于这些措施本身，又适用于带来这些措施的直觉，但不适用于当时的议论，连格拉德斯通自己的议论也包括在内，这种议论是十足的教条。我们感兴趣的，不是这些措施的细节，而只是其中所包含的原则。现在就让我们来试图陈述这些原则。

格拉德斯通的财政是一种“天赋自由”、放任主义和自由贸易的制度的财政。从这种制度所包含的社会与经济看法来看——对这种看法我们现在必须历史地去理解，而不问所有一般的赞成与反对的理由——最重要的事情是消除对私人活动所加的财政障碍。为此，又必须使公共支出保持很低的水平。紧缩开支是当时的胜利口号，急进主义者——例如约瑟夫·休漠，“财政方面的不眠的守夜狗”——甚至要比辉格党人或托利党人更欢迎紧缩开支。紧缩开支意味着两件事情。第一，它意味着把国家的职能减到最低限度；这被后来的、特别是德国的批评家称为“守夜人国家”的政策，例如，在那种社会看法之中，有关艺术或科学的公共支出就几乎没有任何地位：促进艺术与科学的途径——而它们确实被有力地促进了——就是让人们去赚钱，以便他们有钱购买图画或享受研究的余暇。第二，紧缩开支意味着使国家保留下来的职能合理化，其中包括尽可能减少军队。据认为，这样造成的经济发展，另外还会使社会支出大部分成为多余的。要再一次注意，所有这一切如果变成没有时间性的一般原则，那就是完全错误的，但对1853年的英国却包含有很大的真理因素。

从关于经济机会与机制的同一看法来看，同等重要的是，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征收那些依然必须征收的赋税：使经济行为尽可能地少偏离它在没有一切赋税时会走的原道（“征税只是为了收入”）。而既然利润动机和储蓄偏好被认为是对于一切阶级的经济进步都是极端重要的，这就特别意味着，征税应当尽可能地少干预企业的净收益。因此，就直接税而论，不应有累进。在原则上，如果不是在实践上，格拉德斯通在1853年甚至比这走得还远。拿破仑战争带来了所得税（从英国的意义说）。在这次紧急事变过去之后，立即把它取消了（1816年）；但又由皮尔重新采用（1842年），以便弥补预料由于他降低进口说而会产生的赤字。但格拉德斯通在1853年提出在七年之内再把它取消。关于间接税，最小限度干涉的原则被格拉德斯通解释为意味着，赋说应集中在少数重要的物品上，让其余的免税。这种意见与克里米亚战争期间的财政大臣乔治·康沃尔·刘易斯爵士的意见针锋相对，一直占着上风，后者喜欢一种数目多而在其接触到的每一点上负担都很轻的赋税制度。

最后，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我们看到有平衡预算的原则，或者毋宁说，既然公债必须减少，这就是格拉德斯通时代的财政大臣之一罗伯特·洛在他的关于财政部长的定义——“一个应当有赢余的生物”——中所体现的原则。其次，从现代的观点去批评预算平衡政策或公债偿还政策，都是毫无意义的。即使我们同意现代赤字财政拥护者所主张的一切，我们也应当承认，在一个充满了“投资机会”的世界中，两种政策都不能认为是纯粹的胡说。5.黄金

关于这个时期的通货与银行政策就我们的目的需要说的一点点东西，打算留到本编的最后一章去说。因此，在这里只有一点要谈。当拿破仑战争引起的货币紊乱——通货膨胀——结束后，所有国家便都争取回到公认的正常状态。这在像奥地利一类的国家需要好几十年，但在英国和法国则迅速地、比较容易地办到了。在大陆上，正常状态意味着银本位制或复本位制，但英国在使十八世纪建立的事实上的金本位制合法化以后，在滑铁卢之役以后的几年中就恢复了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的黄金兑现，很像它在我们时代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按战前平价（虽然采取一种稍稍不同的形式）回到金本位一样。而且，那是一种完全“自由的”或“自动的”金本位制，除了在中央银行——即“最后可以依靠的贷款者”——的调节权力中所包含的东西以外，不容许进行任何其他管理。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这种措施引起了许多方面的攻击，甚至引起了某些经济学家的攻击。有势力的土地利益集团把使得他们遭殃的萧条归之于这种措施——现在别管他们是对还是错。失业多到使政府（卡斯尔雷，1821年）提出公共工程——一个几乎是罗斯福的纲领——作为一种救济手段。商人并不欣赏遭受的损失，银行家也不欣赏冻结的资金——而两者都是很多的。还有，我们将要看到，有许多有资格的人赞成采用一种管理纸币。然而，金本位政策在政治上从来没有处于实际的危险中，而如果直到很久以后，它才为所有的工业国家采用，那也因为这不是一件可以听凭它们选择的事情：不管所有的反对理由如何，“自动的”金本位制几乎在一切地方都依然是奋斗的和祈求的理想，不管在什么时候。我们重又要问：为什么？

在现在，我们被教导去把这样一种政策看作是完全错误的——看作是一种不能予以合理解释的拜物教。我们也被教导不要去完全相信实际上可以引来为之辩护的、一切合理的和一切纯粹经济的理由。但是完全不问这些理由如何，金本位制有一点是会把它从被指摘为愚蠢的境地中解救出来的，即使不存在任何纯粹经济上的好处——当时还有许多其他的看法在这一点上是和我们不同的。一种“自动的”黄金通货是一种放任主义和自由贸易的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把每一个国家的通货比率和价格水平同所有其他实行金本位国家的通货比率和价格水平连结起来。它对政府支出，甚至对不直接包括支出的态度或政策，例如对外交政策，对某种税收政策，并且，一般说来，对真正是所有的违背经济自由主义原则的政策，都是极为敏感的。这就是黄金在现在为什么如此不受欢迎的理由，也就是黄金在一个资产阶级时代为什么那样受欢迎的理由。它加诸政府或官僚政治的限制，要比议会的批评有力得多。它是资产阶级自由的标志和保证，所谓资产阶级自由，不仅是为了资产阶级利益的自由，而且是从资产阶级的意义来说的自由。从这种观点看，一个人可以十分合理地为它而奋斗，即使他完全相信根据经济的理由提出来反对它的一切主张都是正当的。从国家主义和计划的观点来看，一个人或许可以同样合理地谴责它，即使他完全相信根据经济的理由提出来赞成它的一切主张都是正当的。

第三章　知识背景

1.这个时期的时代精神及其哲学

2.浪漫主义与编史工作

3.社会学与政治科学：环境决定论

4.进化论

5.心理学与逻辑学

[（a）观念联想论的和进化论的心理学]

[（b）逻辑学、认识论以及相关的学科]

[（c）约翰·穆勒的逻辑学]

6.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

[（a）协会主义的社会主义]

[（b）无政府主义]

[（c）圣西门的社会主义]1.这个时期的时代精神及其哲学

当我们转向一个时期的哲学潮流，以便发现社会科学的哲学渊源——如果有的话——时，我们对于下述命题的真实性就会更加深信不疑了：一个时期的时代精神是决不能依据一个由许多彼此一致的思想或信仰所组成的单一体系去加以说明的。（a）功利主义。在这种渊源中，最明显的就是同英国功利主义的关系。功利主义诚然是十八世纪的产物。但它所经历的最好的一段时间，却是在十九世纪的上半叶。从技术的意义说，它根本不是哲学，作为一种“人生哲学”又是无比的肤浅，但它同与自由主义或商人心理可能有联系的那种唯物主义的（反形而上学的）唯理论的气味却是十分相投的。然而，实际上英国工商阶级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接受它；不管是圣公会教徒还是非国教徒，都是坚持教会的或教堂的宗教哲学。功利主义的领袖们显然知道，为什么他们是如此小心翼翼地不去公开触犯宗教。而所有的主要政治家都知道，为什么他们对功利主义是敬而远之。它的选定的使徒，哲学上的急进主义者，起初是围在边沁和詹姆斯·穆勒周围的一个很小的圈子，不能把约翰·穆勒无条件地称为功利主义者。在某些方面他超越了这种信条；在另外一些方面他使之更臻完美了，但他从来没有明确地抛弃它，正是由于他对十九世纪五十和六十年代的后起各代的影响，一种更为驳杂的功利主义在一些学术中心，特别是在剑桥大学建立起来了。但它却不曾居于统治地位。分析一下当时或者后来成为剑桥生活和思想的领导人物的立场，特别是西奇威克的立场，似乎就可以明白这一点。

稍后我们将要提到，称李嘉图为功利主义者是没有必要的，虽然他同这一派人有私人交往，对这一派的信条也可能表示赞同。只有边沁、詹姆斯·穆勒和（有条件地）约翰·穆勒三人既是杰出的经济学家，同时又是杰出的和好斗的功利主义者，像十八世纪的贝卡里亚和维里那样。边沁和穆勒父子很自然地会觉得在经济学中自己应当起到哲学保护人的作用，并对经济学与功利主义的联盟承担责任，这种联盟为许多后来的经济学家如杰文斯和西奇威克等所默认；但是这种联盟既不是必要的，也不是有用的。为什么在经济学家的关于十九世纪思想的图画中，功利主义显得那样的大，比它作为一种哲学或是作为时代精神的一个要素所应具的重要性要大得多，这种联盟是唯一的原因。我们必须稍稍离开本题，来看看这个联盟对经济学所产生的影响。读者可以回忆到，就较早的各时期说，我们已经谈到过这个问题了。

既然经济学家们，特别是非理论家，关于哲学背景对实证经济分析工作所具的重要性很容易，并且一向总是容易抱夸张的看法，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这种联盟使得英国的经济理论在许多地方不受欢迎。特别是对某些德国作家来说，只要是穿着功利主义外衣出现的理论，就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加以谴责。可是，比这种态度——它显然是由于误解，毫无其他根据——更有趣的是这个问题：功利主义哲学对“古典”经济学的内容究竟有过什么真实的影响。我们必须把对于政策建议的影响、对于经济社会学的影响和对于经济分析本身的影响三者区别开来。在“古典”建议方面，毫无疑问，有许多建议就任何的人生哲学来说是完全中立的：一个人不一定要成为功利主义者然后才建议爱尔兰采用农民土地所有制，或是在拿破仑战争以后建议或谴责回到金本位制。但另外一些建议，例如无条件的自由贸易，则确实包含了有关一般政策和人生态度的看法，这种看法似乎至少可以说同功利主义比同任何其他的人生哲学联系得更紧密。在经济社会学方面，只能说功利主义遭到了完全的失败，因为它的关于个人行为与社会制度的理性主义概念，显然是根本错误的。但在用理性图式来进行经济分析的这一部分，功利主义的哲学虽然是肤浅的，却并没有造成损害。而这个事实——这是批评家们会承认的，如果他们是有资格的经济学家——把功利主义者在经济分析上所做的大部分工作抢救了出来。

英国的专业哲学，主要是苏格兰的常识派哲学，只是一般地受到功利主义的影响，并且大体说来，对于功利主义处理个别哲学问题的方式是不怀好感的。但在那个时期，没有一个英国哲学思想的领袖是强大到能对哲学急进主义者的能干的和有力的宣传加以抵制的。在某种程度上曾经抵制它的思想领袖是由浪漫主义运动（参阅后面，第2节）和几次宗教运动产生的。属于另外一种类型的一个领袖可以在这里提到一下，即卡莱尔。对经济学家来说，他是那个时期的整个文化界的最重要和最独特的人物之一——以英雄的姿态挺立着，对他那时代的唯物主义的藐小之辈信口讽刺，手里劈里啪啦地摇着鞭子，用来痛打特别是我们这门沉闷的科学。这就是他怎样看自己的，也就是他的时代怎样看他并且喜欢这样去看他的。他完全不能理解定理的意义，忽视一切科学对艺术家都是“沉闷的”这个事实，自以为抓住了一个应当挨打的孩子。大部分公众都喝采，某些对于什么是“科学”和“科学”是做什么的不比他懂得更多的经济学家也喝采。但是上面关于功利主义经济学的插叙表明，他并不是完全错误的。功利主义经济学家确曾提倡过具有人生哲学色彩的政策，那是完全应受卡菜尔的一切鞭挞的。

而读者应当停下来想想主要是由于我们有那么多徒劳无益的争论而产生的那种困难，也就是说，专业人员和一般读者在把这些问题的分析方面同与之牵连在一起的文化哲学区分开来时，以及在看到对于前者的不利批评和对于后者的赞赏（或者相反）完全共存时，在心中所感到的困难。可是，甚至从分析的观点也可以替卡莱尔说一些话：他有一种关于经济社会学的看法，比起功利主义的看法来要现实得多，虽然他没有方法去使之在分析上明白清楚。一个国家是什么，它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它的命运的真正决定因素又是什么，他比边沁要看得清楚得多；从他的著作中可以提炼出来的分析会考虑到若干重要事实，这些事实是边沁所不理睬的，或者无论如何是他所忽视了的，因为从他的信条着眼，这些都是无关的变态。约翰·穆勒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渐渐认识到，功利主义的理性图式，除了对于有限的一些问题以外，是十分不够的。但他不是一个对此能有任何作为的人，由此可见，一个人的眼光同另一个人的分析能力从来就不曾在一起来共同发挥作用。卡莱尔影响了另一个但（对我们来说）重要性要小得多的预言家，即拉斯金，因此，虽然拉斯金的有关经济问题的著作属于下一时期，我们也要在这里提到他。

几乎在我们所讨论的这一整个时期中，约翰·拉斯金（1819—1900；任何一种参考书均会给予读者以体会本段所提出的论点所需的一切东西）是对艺术——绘画，建筑，雕刻，还有诗歌——进行创造性解释的人之一：他的解释本身就是艺术作品，这种作品有其自己的生命，即使（像我这样）不相信它们是解释的人，也会对其加以赞美。对我们来说，特别重要的是注意他对普通艺术社会学所作的贡献，他试图分析产生伟大艺术作品或有利于这种作品产生的社会条件。可是，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开始，他转向使得他不仅在具有急进倾向的作家方面而且在群众方面那样受到欢迎的使命——对于资本主义的罪恶给以愤怒的和外行的批评：读者只要涉猎一下《直到最后》（1862年）、《微薄的礼物》（1872年）和《持钉的命运女神》（1871—1884年），均见《拉斯金全集》，对于这种批评就可以得到一个充分的概念。我只有一点要说的。我有一明确理由反对拉斯金处理经济问题的方式（我所谈的自然不是他为了大众的福利和文明所做的慷慨而富有成效的实际工作）：他在这个领域内，未能做他在艺术领域内实际所做的事情。我们知道，他为自己作为一个艺术解释者的生涯做过极其小心周到的准备工作；他按照学术的规范掌握了技术并研究了历史的细节。在他的解释中所流露出来的是“天才”，然而是经过教导的并且是由于学习而变得有效的天才。在经济学领域内他却没有做这类事情；他所做的，只不过是把满腔的愤怒加在一知半解的观察和没有经过消化的片断阅读上。正是这一点，而不是他所作的评价（对这种评价，我们中有许多人会表示赞同），使得他不受重视，除了对霍布森那样的作家外。我对他所作的评价——而他是代表着那么多的人——，就同他本人会对任何这样一个作家作出的评价是完全一样的：这种作家试图评论例如特纳的画，而不通过一种在道德上中立的研究，预先去充分掌握有关的事实和技术。（b）德国哲学。读者大概已经知道，在我们所讨论的这个时期的头一阶段，德国思辨哲学的成就已经达到了最高峰；康德、谢林、费希特、黑格尔和叔本华的名字，也会立即在读者的脑海中涌现出来。但是，不管读者对他们是了解得多还是少，我们在这里都不可能讨论他们著作的纯粹哲学方面。关于康德、谢林和叔本华，我不作举证而能说出的东西只有下面这些。第一，他们的创造是独立的哲学思维的惊人实例：试图把他们的学说同那些可以和，资产阶级或任何其他成分的阶级地位联系起来的态度连在一起，那是没有成功之望的。第二，在三人之中，康德是唯一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人；但在德国，他们三人对几代人的思想都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在这些人的思维方式中，哲学这个组成部分在那时比在下一时期关系更为重要。然而，不管这种影响波及到或形成了其他什么东西，它都不曾波及到德国——更不要谈德国以外的国家——经济学家的专业著作。在这些经济学家中，无疑地有许多人会自称是康德派的成员。但是他们在研究经济学中所使用的方法和所得到的成果，是同样可以和任何其他哲学相容的。在费希特和黑格尔方面，这种影响问题则表现得略有不同。

对费希特之所以需要加以评论，是因为他把一种社会的和政治的哲学加在他的思辨哲学——依这个名词的技术意义来说——上面，前者自由地侵入到经济学的领域，并且因为下述两个原因而必须予以注意。他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经济组织的计划勾勒出了一个轮廓，这将在后面论述社会主义的一节中谈到。而且，他在O.史盘的“全体主义经济学”的早期发展中，占据有关键性地位。

费希特诚然不是边沁派意义上的个人主义者，但他也不是主张放任主义的人。如果这就构成一个“全体主义者”，那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人，而唯一要说的是，这样一来，这种人就会多到使人感觉不舒服的程度。如果这还不足以构成一个全体主义者，我们就剩下了费希特的超个人的和“超意识的”群众心理——个人的意识也参加进去——的构想。他强调了“社会”这一现象对“国家”这一现象的独立性，如果单纯这样做的话，那么，这种做法除了同经院哲学的做法一样古老之外，肯定并不包含有什么特殊的“全体主义”。

诚然，这种构想同“全体主义”的看法是一致的，但它同许多其他的看法也是一致的，例如同迪尔凯姆的完全实证主义的看法也是一致的。通过浪漫主义去假定在费希特与史盘之间有着联系，也许不像把迪尔凯姆的思想追溯到费希特那么不现实。对于这种纯粹用语上的关系的深信不疑，无论如何是放错了地方，它只会妨碍对于真实的关系的理解。

对于黑格尔，由于三种考虑而需要加以评论：第一，因为他的了不起的成功；第二，因为他的国家理论，和因为他的哲学构成我们将称为进化论的东西的一个重要分支；第三，因为他对于卡尔·马克思的思想形成有过影响。

关于第一点，我所能说的只是：这种成功使黑格尔的哲学成为我们所试图考察的时代精神的因素之一。比这更多的我就不能说了，因为这种成功是我所无法解释的。我对于这样一个哲学家在德国的暂时成功是能够加以说明的，据说他说过：“在我的所有学生中只有一个人理解我；而这一个人还把我理解错了。”也许我还能够说明，部分地根据黑格尔哲学能够作极其不同的解释这个事实，为什么黑格尔对德国思想的影响不仅证明是持久的，而且在二十世纪还经历了一次强大的复兴。但超过了我的理解能力的是，他为什么在英国、法国、意大利和美国，这就是说，在不利于这种植物的土壤上，也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可是，这个事实本身是无可置疑的。第二点将在本章第4节中谈到。第三，即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乃是我们立刻要谈的。

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是那些具有哲学头脑的马克思主义者，几乎都认为：马克思主义植根于黑格尔主义；这种关系既然是一种依存的关系，接受“辩证法”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正统观念的一部分。马克思自己的意见却不同。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的序言中，他告诉我们：作为一个哲学家，他曾经是一个黑格尔派；他从来没有失去他早先对黑格尔哲学的爱好；而那种他认为是对黑格尔哲学的肤浅的批判，只是加强了他对它进行“玩弄”的嗜好；但在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事实进行实证的研究中，从来没有让自己去受它的指导。我建议接受这种声明。作家们常常把自己的程序解释错了，而马克思也有可能是错的。但是能够证明，他并没有错。因为，不但他对整个资本主义过程的看法，而且他的每一个命题，不论是经济学的还是社会学的，或者是可以追溯到哲学以外的起源，例如李嘉图的经济理论，或者是可以理解为他自己的全然是经验分析的结果。他的表述中的黑格尔主义只不过是一种形式，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均能将其抛在一边，而不影响他的论证的实质。可以认为是有疑问的唯一的一种情况，将在下面讨论。“唯心主义”（即形而上学）哲学的统治，从来不是没有受到挑战的。当这个时期渐渐消逝时，我们认为与资产阶级理性相关联的唯物主义倾向就表现出来了，这是同功刊主义思潮无关的。特别是，这种倾向鼓励了人们对黑格尔作唯物主义的解释。一些人发现，他的形而上学概念对于他的一般推理方式并不是真正必要的，后者没有前者也能站得住脚，因而将其抛弃了。在这样作并发展成为纯粹唯物主义者的黑格尔派哲学家中，最重要的也许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有一群不高明的“自由思想家”，即机械唯物论或感觉唯物论的鼓吹者，在这个时期的最后几十年中曾经刊行著作，他们之所以具有重要性，仅仅因为他们受到群众欢迎是这个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些人同费尔巴哈不无关系，但是这种关系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少，也比许多历史学家所想象的要少。再说一遍：在分析思想的主流时，我们是太容易认为从同一缺口中涌现出来的泡沫彼此之间都有关系了。（c）孔德的实证论。当然，这个时期的哲学思想的形态，比我们在上面的考察中所表明的要丰富得多。但我们从中只能再取一个成分，它不仅体现了这个时期的时代精神的另一个主要构成部分，而且对经济学家也是特别重要的。在法国，专业哲学继续维持笛卡儿的传统，但却同另外一些思想奇妙地交织在一起，这些思想来自英国的经验主义者，来自孔狄亚克，来自（作为对孔狄亚克的反动的）苏格兰“常识派”。我将把这个反形而上学的成分称为实证主义的成分，不管这个词还可能有其他什么含义。当时这个成分在许多方面都有所表现，但它最充分的表现还是见诸由圣西门所暗示、而又由奥古斯特·孔德（1798—1857）——在教养上是一个理论物理学家——在他的《实证哲学教程》中付诸实行的一个建议中，这个建议是用来满足两种不同的并且在逻辑上彼此无关的需要的：第一，需要有一套一般的思想，用来填补正在衰落的形而上学思辨所留下的真空，即需要有一种代替哲学（或宗教）的东西；第二，需要有一套一般的思想，用来把专门化研究的蓬勃发展纳入某种秩序。赫伯特·斯宾塞的《综合哲学》——的确是综合的！——从1862年起分册出版（《基本原理》、《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和《伦理学》），从一种意义说，是满足这两种需要的另一个尝试。

孔德的《教程》共分六卷，在1830—1842年间陆续出版。在孔德的其他著作中，只有他给约翰·穆勒的信（《奥古斯特·孔德致约翰·穆勒的书信集，1841—1846年》，1877年出版）属于我们的范围。至于其余的，则说得越少越好。应当记住，在谈到孔德和他的著作时，我所指的全然以这两种著作为限，因为他晚年衰老而丧失常态时，“实证论”和“孔德主义”还获得了完全不同的意义。

正如在上面已经说明的，《教程》表现了两个方面，必须小心地予以区别。第一，它解释了这样一种学说：我们的全部知识都是关于一定现象之间的不变关系的知识，对于这种现象的性质或因果关系去加以思辨是没有意义的。这种实证论使早先的趋势发展到了顶峰，而又在某些方面预示了属于下一时期的更加有趣得多的经验批判论。这是一种严格意义上哲学学说，不过也是一种消极的哲学学说，从而它对任何一门特殊科学的研究都不曾产生、也不可能产生什么影响。

但是，第二、孔德主要关心的，并不真正是这种哲学。《教程》以这样一个问题开始：在一个专门化成为不可避免的时代，我们怎样才能抢救全人类知识的有机统一体——这在博学者的时代是如此重要的一个现实。他的答复是，我们应当如此创立另一个专门科学，即普通学这门专门科学。这个计划的意义是与一个人可能具有的任何哲学见解完全无关的，它在后来再一次被提出来了。《教程》是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并按一种独特的见地去执行这个计划的。

孔德的独特方式是：他试图把一切科学知识的总和（他不承认有得自科学来源以外的知识）排成一种科学的等级体系，或者换一个比喻，构成一种建筑物，它的每一层楼均为一门不同的科学所占据，它从逻辑和数学的基础一直上升到人类社会的问题。楼高六层，分别指定给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心理学由于没有地位而显得很突出——社会学，即关于社会的科学。并且他实际上进而——如果我可以继续使用同一个比喻——为每一层楼准备他所认为是在每一门科学中对位于次一层楼的科学最关重要的那些因素。关于这种计划或其执行的宏伟和缺点，不能说什么，也无需说什么。

孔德对于一般社会科学、特别是对于经济学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并且当这个世纪渐渐消逝时，这种影响越来越大。这并不是由于他的“哲学”，而是因为他自己曾从事于社会学的研究。在本章的剩下部分以及在以后各章，我们将不得不接触到他的贡献——建设性的和批判性的。可是，最好先列举四个最重要的贡献，并且立即说明其中的两个：（一）孔德为新生的社会学命名，并为它草拟了一个研究计划，这个计划预示了“社会心理学”中后来的发展；（二）我们将要看到，这种社会学是同一种十八世纪的关于社会进化的概念连结的；（三）他把，‘静态学”和“动态学”的概念引人了社会科学；（四）他发晨了一种方法论，这导致他依这样一种方式去攻击“古典”经济学的程序：这种方式也是后来的许多批评所采用的。我将进而就（三）和（四）加以评论。（三）孔德所关切的主要是社会进化（参阅后面第4b节）。但他充分认识到，进化的观念不能概括社会有机体所呈现的一切问题。还有非进化的现象或方面，需要作不同的处理。因此，他收集了另一套有关“社会本能”的事实和命题，这些本能彼此发生作用和反作用，从而通过一种达到平衡的过程去造成“社会的自发秩序”；他把这套事实和命题与进化论这个复合物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自然进步”的理论并列在一起。他告诉我们，他采用了动物学家德·布兰维尔的术语，称前者为“静态学”，称后者为“动态学”。约翰·穆勒是把这两个名词引入经济理论的作家，他十分熟悉孔德的思想，自然可以假定，他是从孔德那里把这两个名词拿来的，虽然他没有这样说。如果事情是这样，那么，当穆勒说（《原理》，第四编，第一章）“一个数学用语的巧妙的一般化”时，就是错误的了。既然许多未能了解那种区别的重要性的人，企图把它妄称为一种机械思维方式的不合法的转借语，现在就是指出以下事实的时候了：如果谈转借——就名词的本身而言，而不是就在任何情况下迫使我们承认的这种区别本身而言——

还有意义的话，最后的借出者不是机械学，而是动物学。我们将要不止一次地回到这个题目。可是，必须提到，就我所能看出的而论，穆勒的静态学和动态学的定义同孔德的定义是一致的；但是这两个名词后来获得了几种不同的意义，而在现今使用它们时，意义更有所不同。（四）在方法论上，孔德的计划是要观察历史的和人种学上的事实，用综合这些事实而得出的结论来建立他的关于社会的科学。这自然是一个极其平常的计划，为当时和以后的许多作家，特别是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所采用。更加重要的是，要认识一个似非而是的事实：虽然历史学派经济学家采用这样一个计划是非常自然的，孔德这样作却是一点也不自然的。历史学家，因而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不相信任何企图把社会生活中的经济因素“孤立起来”的理论。对他来说，理论的确是思辨的和非现实的。它甚至是更坏的一种东西：它是这样一种思辨的结构，其方法是假诸物理科学的。对他来说，只有在其一切历史方面——对经济的、伦理的、法律的和文化的方面全部同时考虑到——表现出来的真实现象，才是社会研究的真正对象，因此，这种研究所应用的方法同物理学家所应用的方法必须有天壤之别。但是孔德不能这样来主张。相反地，他需要采用物理学家的方法。当他以非科学的思辨责备“古典”经济学家时，他的意思同历史学派经济学家的意思刚刚相反。而在这里，正如约翰·穆勒所认识到的，他是完全错了。但除了在批评方面他是错误的以外，他在自己的方法选择上也是错误的。因为物理科学并不接受未加分析的事实：不论是在实验室中还是（在不能进行实验室试验的场合）通过心内的体验，物理学家们确实是把各个个别方面分开或孤立起来，然后大胆地就它们提出理论，其大胆的程度远远地超过了经济学家从来所敢于尝试的。假若孔德想在这种意义上是“科学的”，那他就不能采取任何同边沁、萨伊和后来约翰·穆勒所遵循的方法有所不同的方法。他采用了由于错误而采用的一种方法（从未加分析的历史的或人种学的事实，去得出一般的结论）；如果说他预示了历史学派后来提出的某些论点，那他也同样是由于错误而预示了这些论点——对于经济学的真正的无知，和以圣西门式的偏见去反对经济学，自然是两种错误的心理根源。当我们认识到，更严重的是，他自己也沉溺于真正的形而上学的思辨时，那么，他的错误的喜剧就达到高潮了。这样澄清一下，可以使我们对于孔德的影响的想法大大减少：后来的施穆勒学派的历史经济学家根本不是孔德主义者；他们的哲学的和方法论的渊源是完全不同的；他们从自己的学术立场的逻辑得出了反对“古典”理论的论证，即使从来没有孔德这个人他们也会得出这种论证；至于这些论证，或其中的某一些，在历史学家看来事实上就像孔德的论证，那只不过是一种偶合。对历史主义的其他代表来说，孔德的影响则较为显著。（例如，对英格拉姆，参阅后面，第四编，第四章。）2.浪漫主义与编史工作

假如有可能的话，考察一下该时期的文学潮流，我们可以由此而对时代精神有许多了解。例如，从狄更斯、萨克雷或福楼拜的小说的成功，就能够得出一些非常有趣的推沦；这些小说也是真正的社会学论文——受到我们通常并不认为阅读它们的人都会具有的那样一种意识形态的高度渲染。或者，再举一个关系极其疏远的例子：分析德国从十八世纪开始（但维持到十九世纪很久）对希腊艺术迸发出来的热情，我们也可能学到许多东西。我们必须限制考察范围。但是有一个文学运动，即浪漫主义，是我们所不能忽视的，部分地由于它对社会科学的发展确实重要，部分地也由于错误地归之于它的重要性。（a）浪漫主义。像文化上的另一极——功利主义一样，浪漫主义运动是在十八世纪开始的：我们主要是对它在分析上的成就感兴趣，最好是选定赫尔德这个伟大人物作为我们的界标。与功利主义不同，浪漫主义不是一种哲学，不是一种社会信条，也不是一种政治或经济的“体系”。它主要是一种文学风尚，同对待生活与艺术的某种态度连在一起：一方面，这个运动完全限于知识分子的圈子中——没有一个浪漫主义者不属于知识阶层；另一方面，这个运动在国际上的重要性，主要是在纯文学的领域内以及在文学批评和语言这些邻近学科中。对于绘画、建筑和音乐，它的意义要小些，虽然它在这些方面也开了新的风气，例如，某些“哥特式”的可怖的建筑物就可以作为证明，而它对它所接触到的任何其他东西，都只有一些表面的影响。但从文学史中，的确可以列出一个给人印象深刻的名单，例如拜伦、阿尔菲那里、雪莱、华兹华斯、科尔律治、斯科特、朗费罗、夏多布里昂、戈蒂埃、雨果、荷尔德休、诺瓦利斯、布伦但诺、阿尔尼姆和两个施莱格尔。我们必须从这些人中寻找浪漫主义的成就和浪漫主义者的重要著作。他们无疑地从那个根据地踊跃地走了出来，像知识阶层将要做的那样，并在哲学与社会科学中那些偶然吸引他们的地方到处漫游。我们在这里所关心的，是他们在这种漫游中所完成的功绩。但是我们必须记住，在谈论这些功绩时，我们并不是在谈论浪漫主义成就的核心，而且我们应预料到，在外行人的粗糠之中，我们也能找到一些谷粒。

可是，即使在纯文艺方面，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在我们列举的小小名单中的确已经显然可见，而在任何更为扩大的名单中就会看得更加清楚：在这种或那种意义上可以称为浪漫主义的著作和人物，彼此常常很少有共同之处，而将其并列在一起，就显得很奇怪。但一当我们试图解释浪漫主义的态度究竟是什么时，这一点就不再使我们感到奇怪了。在表面上，这种态度意味着反抗古典的艺术准则，例如，反抗亚里士多德的戏剧三一律（时间，地点和行动的统一）。但是在这个表面之下，还有某种更为重要的东西，即对习俗、尤其是对据理解释的习俗[rationalized convention]的反抗：感情（可能是真正的）起而反对冷酷的理性；自发的冲动起而反对功利主义的逻辑；直觉起而反对分析；“心灵”起而反对理智；国民历史传奇起而反对启蒙运动的人造艺术品。让我们称这种态度为反理智主义，虽然这个名词在后面还将应用于一种不同的意义。记住浪漫主义运动是限于知识分子以内的——

因而是和我们可以称为普通人的反理智主义十分不同的一种东西——我们对于这个表面上荒谬的名称，即理智的反理智主义，就不会回避了。采取这种看法浪漫主义现象实际上就是人们所熟悉的了：像其他工人一样，知识分子似乎也不时对于自己的工具感到厌恶，一心想“丢下”工具，而改用自己的拳头。

这个诊断特别说明了为什么不可能把浪漫主义系统化，使之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为什么不可能定出一套规则来，使我们能够像辨认例如功利主义的思想或计划那样，很容易地辨认浪漫主义的思想或计划。浪漫主义运动具有一种激励作用。主要正是由于这个事实，它才如此丰富多产。感受到其冲击的个人，在被激励起来之后，就可以自由地走向任何一个方向。这特别适用于各个浪漫主义者的政治和经济观点，对于这些观点，以后的历史学家们，如果他们是表同情的话，就试图按照他们自己所赞同的方向去加以统一；如果他们是反对的话，就按照他们所不赞同的方向去加以统一。在两种情况下，得出的图画都是不真实的。有人把浪漫主义同政治上的“反动”等同起来；诚然，有许多浪漫主义者，追随他们时代的趋势，当环境适宜时，变成了保守主义者或“反动派”，其中有些人甚至卖身投靠“反动”政府；但是这个运动的本质上革命的性质却从来没有完全丧失，这从那个强有力的舆论领袖约瑟夫·冯·格雷斯的身上便可以看出来。有人把浪漫主义者的意识形态同边沁主义者关于自由与民主的思想对比；毫无疑问，浪漫主义者的自由并不是约翰·穆勒的论文中所说的自由，而且浪漫主义者的民主也不是边沁的那种机械的东西；但却可以认为，某些浪漫主义者对于自由和民主之于人民——按照他们的实际以及他们所想象的和他们所感觉的——究竟意味着什么的理解，要比功利主义者或任何一个试图把自己的逻辑图式加诸现存的社会形态之上的人要深刻一些。也有人认为浪漫主义对于罗马天主教信仰有一种强烈的嗜好——嗜好是一个合适的字眼，因为我们所谈的是知识阶层；的确，浪漫主义者带着他们的活生生的现实感，对于那个强大的结构必定会有同功利主义者十分不同的感觉，而且的确，至少在十九世纪初，他们的运动同天主教的复兴是平行发展并且与之有关的；但把两者混淆起来，则是十分错误的。天主教运动的真正领袖（格雷斯是最重要的例子，而夏多布里昂则是一个可疑的例子）当中，几乎没有哪一个在浪漫主义运动中占有突出地位；他们大都对浪漫主义运动抱漠不关心的冷淡态度。最后，如果说浪漫主义曾经和“全体主义”的社会哲学有联系，那也只是因为浪漫主义者反对功利主义类型的理性主义的个人主义；但是他们所颂扬的感觉、直觉和冲动是主观的和个人的感觉、直觉和冲动——这种没有任何约束的极端主观主义正是使得歌德反对他们的东西。

读者很可能要问，这样一种运动，对于经济学究竟能作出什么贡献呢？答复自然是随着我们所想的是对待实际问题、意识形态的光环、心情等等的态度呢还是技术分析而有所不同。一个浪漫主义者，或任何一个受到浪漫主义态度影响的作家，自然会以一种非资产阶级的精神去看工业生活及其问题，并采取与边沁主义者完全不同的观点。更为一般地说，他对于把丰富多采的各种社会形态和过程简化为少数几个关于彻底合理化的享乐主义的利益的大胆概括这种功利主义趋势，会感到极端的厌恶。于是他会在功利主义留下真空的地方——或者在功利主义为从自己的观点看来简直是胡说的那些东西设置了垃圾箱的地方——为历史上的独特无比的东西或是为超理性的价值（虽然，正如上面的讨论所表明的，这些价值在一个浪漫主义者的眼中同在另一个浪漫主义者的眼中大有不同）建立起一个神龛。从某些浪漫主义作家所说的话来看，这有许多听起来并不真实。但很显然，这并不完全是文学上的杜撰。适用于一部科学真理寻觅史的观点，对于一种广泛的评价就不适用。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列举出浪漫主义运动对实证分析所作出的确定无疑的贡献。

就技术经济学而论，没有什么东西可供记载。考虑到这个运动的性质，这只不过是我们应该预料到的，甚至并不构成一种批评。浪漫主义的热诚爱好者坚持存在有这种性质的贡献，在我看来，他们似乎是犯了一个策略上的错误，特别是因为这使得他们不得不去吹捧像亚当·米勒（1779—1829）这样的人。说到这里，应该坦白承认，一向根本就没有所谓“浪漫主义经济学派”。

我想，是w.罗雪尔通过他的《德国国民经济学的浪漫主义学派》一文（载《总体经济学杂志》，1870年）使得这个名词传播开来的，他对米勒作了不应有的恭维。现代的“全体主义者”感到没有办法去为这个“学派”找到其他的成贝，就采用三种手段：第一，他们把像根茨和哈勒（感兴趣的读者可在任何一种参考书中查到他们的事迹）这样的人也包括进去，这些人根本不是经济学家；第二，他们把像F.李斯特这样著名的人物也算作这个学派的成员，这些人即使同这个学派真有关系，那也只是极其淡薄的关系；第三，他们专心致志于发现真正是名符其实的天才那种额外成员，例如弗兰茨·冯·巴德（《社会哲学》，见他的《全集》，1854年），他还可以算得上是一个社会学家。至于亚当·米勒自己（主要著作有：《政治术基本原理》，1809年，新版，1922年；《一种新货币理论的探讨……》，1816年，新版，1922年；《论总体政治学的理论基础的必要性》，1819年；雅各布·巴克萨博士曾编过一本他的论文选集，还写过一部米勒传，附有一关于其全部著作的目录，1930年），只要说明这一点就够了：他的经济学，就是对亚当·斯密提出的——关于放任主义、自由贸易、劳动分工等的——一部分事实和论证进行消极的重新评价（这是他的事情，而不是我们的事情），并引入一些完全不能应用的形而上学概念。

即使假定以下说法是有意义的，例如，货币只在它从一个人手中转到另一个人手中的那一刹那才是货币，而在这一刹那它不是私有财产（他称之为allod），而是公有财产（他称之为feod），或者说，这是“国家价值”或“国家力量”的表现——那又怎么样呢？这种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解释，就经验世界中已经存在的关系来说，本来就不能够告诉我们任何不是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另一方面，我不想比这一点说得更多。不理解分析的任务与方法是愚昧无知，不理解对意义进行哲学上的想象或解释的任务与方法也同样是愚昧无知，我无意在这两者之间划等号。只要能使读者理解以下一点，我就感到满足了：这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它们在任何一处均无接触之点，没有一个世界能够告诉我们关于另一个世界中的现象——或者不管应当使用什么字眼——的任何事情而不使它自己的论证归于无用。为了使这一点显得特别突出，我抑制住自己不去问以下问题：A.米勒的理论，当其被当作哲学来看待时，究竟是好还是坏。

可是，似乎可以说有一种浪漫主义的社会学，或者至少可以说浪漫主义作家对经济的、政治的和普通的社会学作出了确定无疑的贡献。其中一种贡献前面已经提到过了，我们可以这样来加以复述：这种贡献是，在对制度和制度内的行为所作的分析中，插入了非理性的——不一定是无理性的——人类意志、习惯、信仰等等的混合物，主要是由于这种东西，某一社会才成为它所是的那种样子，没有它，一个社会及其反作用的形态就不能被人理解。可以提出赫德和诺瓦雷斯这两个人来作为例证。对于心理上的关系和反作用的强调，特别是由于浪漫主义中的艺术成分所造成的；这个事实使这样一种看法似乎带有几分真实性，即浪漫主义者是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先驱。这一类贡献的显著例子是这样一些概念：民族精神、民族性和民族命运。这种概念很容易为知识分子所接受，并且在他们那里获得感情的涵义。但是感情，以及任何哲学的幻想，都是可以抛弃的，于是民族精神表现为一种承受器，盛着若干非常重要的事实。甚至作为一个实体，它也激发了许多后来的群众心理类型的社会学家。能够把它变成一个多么“实证”的东西，由这一事实表明出来了：在孔德这样一个彻底的非浪漫主义作家那里，我们也发现有它。

但是浪漫主义运动对于分析经济学之所以重要，主要在于它给予所有各种历史研究以刺激。它教导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的文明以外的各种文明，例如中世纪以及欧洲以外的各个文化世界。这意味着新的展望，更加广阔的眼界，新鲜的问题，特别是，伏尔泰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对“这个开明时代”以前的一切东西所表示的愚蠢鄙视的终结。让我们来看一看浪漫主义影响和民族精神等等至少在表面上表现得最为明显的那一事例，即法理学历史学派的出现。这个学派对于我们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帮助在经济学中造成了一场相同的运动。

解放战争以后，在许多或多或少直接主张德国统一的建议中都表现出了民族意识。有些建议主张使德国的法律法典化。其中由卓越的法理学家蒂鲍提出的一项建议，在萨维尼所写的一本引起全国注意的小册子中受到了非难。这本小册子的议论远远超出了就事论事的范围，而等于提出了一种有关法律的普通社会学。

它认为，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是其作为一个国家的个体生活的一部分，是其整体的表现，是其整个既定历史情势的表现；这些法律制度体现了这种生活的一切密切关系和需要，这种生活在这些法律制度中得到了或多或少是充分的表述；它们像人体的皮肤一样适合于这种生活；用一部靠理性编纂出来的法典去代替它们，就像剥去一个人身上的皮肤，而代之以一种人造物一般。因此——这是与我们有关的——有必要不是从少数理性原则的观点去研究法律，而是在法律同民族精神或民族性的全部联系的框架中去研究法律。由此得出了与边沁派刚好相反的结论，即科学的法理学所应采取的唯一方法，就是历史的方法。用一句话来说，这就是法理学历史学派的信条和纲领。由于使用了民族精神和民族性这个概念，这种历史的法律社会学与浪漫主义特有的思想之间的关系就表现得十分强烈，也许比应有的关系更为强烈。因为常识告诉我们，即使从来没有什么浪漫主义，也会有历史的法理学。这也适用于这样一些德国经济学家，他们曾受过法学的训练，或者具有所谓制度主义的（后来的美国术语）倾向，因而无疑地受到了法理学历史学派的影响。（b）编史工作。该时期专业历史编纂的蓬勃发展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应当归功于浪漫主义思想，是争议更多的问题。诚然，浪漫主义情绪刺激了对历史研究的兴趣，并增加了公众对于这种研究成果的接受力。于此之外，如果只有对浪漫主义普遍影响的一般信念而没有更为特殊的理由，那么，再要多说就不可靠了。但在我看来，似乎实际上存在有这样一个理由。这个时期的确有大量的历史学家，他们为一个东西辩护，即为一个国家或为一个政治制度或为一个政党而辩护，或是以此作为自己的职责：按照他们自己的道德的或文化的标准，去对所报道的人物或事件划分等级——是的，就像一个教员在他的学生名册中划分等级一样。可是，也表明有采取一种不同方针的趋势：按照事实的本来面目去加以陈述，让事件的出现就像它们出现在曾经经历过它们的人们面前一般，把时间和地点的色彩与精神保持下来。这种对历史过程的“内在解释”，显然引起了非常严重的方法论上的问题，即它所包含的对个人和文明的直觉理解的性质。这种解释对我们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它的原则同马克斯·维伯的原则极为近似。它主要是同列奥波特·冯·兰克的名字相联系的。它的一个法国提倡者是奥古斯坦·梯叶里。这些人以及其他人的著作，在治学态度方面，是独立于浪漫主义的，在其它方面，甚至同浪漫主义是敌对的。

但是他们对每一种文化的独立性，以及对每一种文化的独特色彩的尊重，则与浪漫主义思想相近似，这是我们所不应忽视的。

至于其他方面的情况，因为我们不可能报道这个时期的全部编史工作，不能向人们提供一完整的印象，所以就应该只简单地考察其与经济学最有关系的那些特征。第一，出现了新的资料和新的批评标准。正是在这个时期内，编史工作确定无疑地走出了以书籍作为史料的圈子，并且系统地和大规模地开始利用原始文件以及隐藏在纪念物、碑文、钱币等背后的信息。楔形文字和象形文字再也保守不住自己的秘密了。利用史料的技术得到了传授，并已着手广泛刊行史料。《巴黎文献学院学报》、《英国档案汇编》和《德国历史纪录》的出版，就是这种有目的、有计划的活动的例子，这在经济学领域内是没有可以与之比拟的。考订史料的工作达到了新的水平，正是这一点，再加上新的材料，造成了尼布尔和蒙森的成就。但是对原始文件的强调是非常普遍的。它构成了米希勒治学上的主要优点。在我们主要不是当作学者看待的作家，例如在梯也尔这个政治家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优点。甚至在现实主义小说的创作者，例如龚古尔兄弟身上，我们也可以发现它。

第二，历史学家养成了进行社会学分析的倾向，这种分析由于接近事实而获益不浅。尼布尔注意制度问题，注意政策与改革的效果问题，梯叶里注意民族因素，都可以作为例子。这很少达到明确的理论化，但它常常包含有社会学的理论，虽然，不用说，这些理论决不因为没有得到适当的表述而就更好一些。此外，比以往更多地，我们看到人们对经济现象本身越来越感兴趣。这种兴趣甚至在我们最不会预料到的地方也表现出来了：一方面，在古代史的领域中；另一方面，在这个时期的“图画式的”历史中。麦考莱勋爵的《英国史》（1848—1861年）充分表明了我所谓的图画式的历史，该书集中注意于生动的军事或政治事件，并从动人心魄着眼去叙述它们的历史。但是麦考莱的这本书也有描述经济和社会状况的篇章，这些篇章诚然是生动的图画，但也是完全不同的图画。类似的说法对L.A.梯也尔的《法国革命史》（法文初版，1823—1827年；英译本，1838年）也是适用的。

第三，有一种文献可以称作是法理学历史学派纯粹科学一翼的产品，或历史学家中制度主义者一翼的产品。这种文献由于其本身的成就而很重要，但作为后来发展的基础则更为重要。我将举出四个著名人物来说明这种文献，他们的研究范围彼此虽有很大的不同，但全都属于我们所考察的这个类型。莫勒在中世纪德国社会组织方面是一个主要的虽然不是没有受到挑战的权威，他的理论的影响在整个十九世纪是广远的——甚至在它们已经变得陈腐以后。菲斯特尔·德·库朗热斯的那本著名著作，渗入了受过教育的人们的一般阅读范围之内（但就我所知，并没有渗入经济学家们的一般阅读范围之内），该书把学术研究的成果环绕一种理论来排列，该理论认为，宗教是影响一个社会的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最重要的因素；由于国民生活各个部门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这种理论是决不会与事实相抵触的，即使它是错误的或不恰当的。亨利·梅因爵士（1822—1888）是在下一个时期发挥领导作用的，但是确立其声誊的著作则是在本时期发表的。该书是历史学家在建立理论方面所完成的一部最有教益的著作。最后应提到J.J.巴霍芬的那本历史人种学著作，虽然该书也是在下一时期产生影响的。

最后，第四，文化史虽则自然不是一种新东西，也作为一门公认的专门科学建立起来了。它同我们学科的关系是很明显的。

对于文化史，既可以从大处落墨，也可以从细微之处着墨。下面的脚注提到了这两种形式的杰出大师，即伯克哈特和里尔。3.社会学与政治科学：环境决定论

我们知道，社会学肇始于经院哲学家，甚至渊源于希腊人。但直到下一时期（参阅第四编第三章），社会学作为一独立研究领域的地位才得到人们的承认。在我们所讨论的这个时期内，正如我们在上面所说的，社会学的确是由孔德命名的，但对这个事实不应赋予巨大的重要性。诚然已经进行了许多重要的社会学研究工作，但这些工作仍然是彼此不协调的，缺乏系统的。其中绝大多数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了。我们可以说，有一种哲学家的社会学，有一种法律学家的社会学，有一种历史学家的社会学。其中每一种都采取了许多彼此极为不同的形式，这些形式相互之间的关系亦千差万别。把这些形式勉强归入若干大类是很危险的。但是，为了作一个扼要的说明，可以把它们分为“抽象的”和“历史的”两种混合体。从实际上的重要性来看，边沁派的功利主义在前者中居于首要地位，历史法理学在后者中居于首要地位。在这一节中，我们将尽可能地采用这种先验图式，另外，我们将试图通过从这个时期的论述政府与政治的文献——对于这些文献，那时已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政治科学”一词——中所能搜集到的东西，并通过简要论述会使经济学家特别感兴趣的一个思想流派即“环境决定论”，来补充我们的社会学成果。（a）政府与政治的自然法社会学。让我们回忆一下，以前在我们前进途中的不同阶段已经确立了三种结果。第一，一切社会科学的历史起源都是在自然法这个概念中，自然法从最初阶殷起就是同“利害共同体”或“社会”这种或多或少是明确的概念相联系的。希腊人可能把后者同政府的概念混在了一起。在城市国家的条件下，他们这样做是很自然的。但经院学者是不会犯这种分析上的错误的，因为他们时代的实际问题以及他们自己在社会有机体中所处的地位会使他们看得很清楚：“国家”或“政府”——或“国君”——是一个不同的行为者，它有它自己的利益，这种利益不一定同人民或利害共同体的利益（共同利益）相一致。“社会”究竟是自然法哲学家的发现，还是浪漫主义者的发现，抑或是更晚的派别的发现，这是社会学史中的传奇之一。第二，我们已经看到，功利主义是一种自然法的体系。像所有的自然法体系一样，它在原则上是无所不包的，在实际做法上也几乎是如此。它被设想为一种单一的社会科学，既是规范的，又是分析的，包括伦理学，政府和法律制度，直至诉讼程序和犯罪学实践——对这两者边沁本人至少是同对任何经济问题一样非常感兴趣——的全部细节。第三，我们知道，这种功利主义的统一社会科学是个人生义的、经验主义的和“理性主义的”，最后一词在这里只是意味着，这种体系在它的分析方面和在它的规范方面，都严格地排除一切不能由功利主义的或快乐主义的理性标准检验的东西。读者如果对下述两个主要事实给以适当的注意，就会给自己省去许多麻烦，并大大地增进他对于学说史的理解。其一，个人主义不一定包含经验主义或这种意义上的理性主义：经验主义不一定包含个人主义和这种意义上的理性主义；而这种意义上的理性主义也不一定包含个人主义和经验主义。但是，其二，像边沁那样的强有力的综合，不但在朋友们的心目中，而且在敌人们的心目中，必然会造成在这种综合中的所有因素相关联，以致即使不相关联，也会给人以逻辑上相关联的印象。

而且，由于其本身的性质，这种体系无法考虑到政治生活的事实以及国家、政府、政党和官僚机构实际起作用的方式。我们已经看到，这种体系的基本的先入之见在像经济学这样的领域中害处是很少的，因为在经济学中，“马厩和谷仓逻辑”可以被认为是关于实际趋势的一种还算过得去的表述。但是把它应用于政治的事实，就意味着对政治结构和机制的实质——真正的逻辑——的非经验主义的和不科学的漠视，只会带来一厢情愿的幻想，而且这些幻想也不是十分令人鼓舞的。公民都是有理性的、都意识到了自身的（长远）利益，都可以自由投票，政府则都是按照这种利益行动、表达这种意志的代表，这难道不是童话的极好例子吗？因而，我们可以预期，这种体系对于一种有用的政治社会学不会作出任何的贡献。而这种预期几乎被可悲地证实了。有力的常识在某种程度上挽救了边沁在《政府论断片》（1776年）中所陈述的政府哲学，当然也挽救了他许许多多关于司法程序之类的实际建议。但是詹姆斯·穆勒的《政府论》只能说是一种没有得到挽救的胡说，虽然看来也是难于根绝的胡说。而且，该书纯粹思辨的性质——与同一作者在其经济理论著作中表现出来的无疑是抽象论证的性质大不相同——是很明显的。这在当时就被许多非功利主义作家例如麦考莱认识到了。但远为重要的是：约翰，穆勒（不提他父亲的名字）把“不科学的”这个意义明确的形容词加在了边沁派的政治理论上（《逻辑学》，第六编，第八章，第三节）；此外，他还急切而又有所克制他说出了关于这种政治理论需要说的几乎其他一切东西。在这方面，像在许多其他方面一样，约翰·穆勒超越了他早期的边沁主义。但是他从来不曾完全摆脱功利主义的桎梏：他的《论自由》与《关于代议制政府的考察》这两篇论文，虽然无疑地由于较广阔的眼界和较深刻的识见而部分地得到了挽救，但仍然是“哲学上的急进主义”，这样，约翰·穆勒的理论究竟是放弃了还是改进了他父亲的理论，就永远是历史学家见仁见智的问题了。

非功利主义的和反功利主义的哲学家们也不断提出自然法体系和相应的国家哲学，但所涉及的范围却要狭窄得多，其中大多数反映了浪漫主义情绪的影响，要不然就是反映了康德或者黑格尔的影响。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从这个领域所能收集到的果实确是很少的。法律学家也在继续创造自然法的纯理论。可是，最有价值的纯理论是在特殊领域，例如宪法或刑法中。这种类型的涉及范围较为广泛的计划，由于历史学派日益上升的威望而迅速受到阻抑。可是，还是应该提及属于这一类型的一本极有影响的著作，即施塔尔的那本著作。其余的讲演者则表现出了一种重要趋势，就是把自己关于法律。哲学的演讲转变为关于法律哲学的历史的演讲。（b）历史学家的政府与政治社会学。身为专业历史学家或者至少是注视历史现实的作家们，就政治方面而论，一定会比功利主义的或其他的理论家做得更好，因为要忽视明明白白摆着的事实，在历史学家是比较难于办到的。例如，埃德蒙·伯克就是一个满腔热情地观察具体情势的人，不论在耽于忿怒的爆发，还是在提供冷静的忠告时，都是这样，并且知道如何据此提炼出一般的结论，后者已使他的著作得到政治智慧宝库的名声，即使对于不喜欢他的政治学的人们来说，也是如此。可以说，他是用实例法讲授政治学，而且正如每一个人所知道的，其效果是很好的。其次，从来没有人以思想的深刻去称赞麦考莱勋爵。但就对政治过程的性质的洞察力来说，他却比詹姆斯·穆勒不知强多少倍，并且他对后者在《爱丁堡评论》（1829年）中所作的功利主义政治理论陈述进行的批判，就其已经谈到的而论，都是完全恰当的，虽然批判得不够深入。政治学对他来说仍然是一门“科学”（而不是科学的对象），虽然是一门“实验”科学。他使用“实验”这个词，只不过是意味着：功利主义的政治原则是脱离政治实际的；只有观察政治实际，才能得出一般的结论。他不曾试图明白地作出这种一般的结论。

假若他曾经这样作，我们可以肯定，这些一般的结论会是理想化的辉格党政治。那些不曾试图作出有关政治的一般结论的历史学家，情形亦复如此。最后，让我们回忆一下德·托克维尔的《美国的民主》（1835—1840年），我认为该书是这个时期政治分析文献中最美丽的花朵。产生这个时期的“巨著”之一的这种成就的性质是怎样的呢？它没有表述什么新发现的事实或原则；它没有使用任何精巧的技术；它没有做任何事情去取悦于公众（特别是美国公众）。由古老文明的果实培育出来的一个极为聪明的头脑，不辞无限的辛劳去从事观察，并且卓越地使观察结果服从于分析的目的。

全部奥妙尽在于此，但那是很了不起的，并且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的书，会使我们在成功地进行这样一种政治分析的艺术中得到更好的训练。

但是，这个时期的政治社会学领域中的最大成就，是由卡尔·马克思的名字来代表的。我们此刻还没有掌握为证明这一点所必要的事实，这种事实将在下一节（第4b节中提供。在这里我只想预先说一说，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社会阶级理论和国家（政府）理论，一方面是使国家从茫茫云雾中落到地面上来的首次严肃尝试，另一方面实际上是对边沁派理论的最好批评。不幸的是，这种科学的国家理论，像马克思主义思想中那么多的其他东西一样，由于其作者的特别狭窄的意识形态而几乎被糟蹋了。这是多么可惜，但同时，又是多么好的一个教训和多么大的一个挑战！举两个例子可以说明另外一种类型的政治分析，这种分析从十八世纪的微不足道的萌芽开始，在本时期内得到了某些进展，虽然它不曾走得很远。政治分析一经感觉到有应用科学方法的必要时，它必然会碰到批评的问题——即逻辑意义上的批评，而不是政治意义上的批评，也就是对政治概念和政治推理进行批评——和机制的问题。

一个本人就是卓越的政治家的人，乔治·康沃尔·刘易斯爵士（1802—1863）所写的一本书，说明了对于批评意识的觉醒。另外一个有几分像政治家但主要是学界领袖的人，弗朗茨·冯·霍耳岑多夫（1829—1889）的稍后的一本著作，表明人们已日益感到有必要分析舆论的机制问题。（c）环境决定论。一种包含有机械唯物论——或者几乎等于是相同的东西，感觉唯物论——成分的时代精神，必定会精确地按照这个成分的相对力量，促进那种强调环境因素的解释价值的社会学理论。因此，我们看到有一种环境决定论的思想，可以称其为孟德斯鸠思想的庸俗化形式。举两个例子就够了。哲学家（不是那个法律学家）费尔巴哈认为，人是其物质环境的产物，如果我们加上为了把这个命题提高到还可以对它进行讨论的水平所必须加上的限制，在这里我们就有一种理论，它在我们自己的时代又已经明显地或是暗暗地惹人注意了。费尔巴哈在环境因素中强调食物这个因素，这在我们的第二个例子布克尔那里也是很明显的。如果篇幅允许的活，我们将分三个方面来考察布克尔的著作，但事实上只能略为提到一下。第一，有这样一种想法：通过对观察到的事实进行“归纳”，可以得到同他所恕象的物理学“规律”完全相同的那种规律，从而将历史变成一种科学。在意图上，布克尔不是马克思对历史的解释才是真正“唯物主义的”解释：这种解释后来自然是完全归功于马克思了。可是，一旦我们钻研布克尔的著作，就会无比清楚地看到：这种想法在性质上纯粹是空想的；尽管他想付诸实施这一想法，然而他实际上被一种纯粹的空论所支配，后者自始至终都把事实勉强纳入一种预想的图式中。第二；对这种想法作了概念上的补充，这是由决定社会状况及其变化的三种规律——物质的，道德的（即关于人类行为的命题）和智力的——构成的。后者（主要是技术对物质环境日益增强的控制）提供了“进步”的动力，这是一个同我们即将称为孔多塞与孔德的进化论有联系的原则。就这些方面即分析的方面而论，甚至我们关于这本书所已经说过的一点点也嫌太多了：它的重要性全部在于为分析的失败提供了一个例案研究，可以告诉我们在一个非空论的计划背后如何寻找空论的倾向，和在表面上很大的一套科学器械背后如何寻找外行艺术。但是还有第三，这本书在所有类型的人——富人和穷人，受过教育的人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英国人和外国人——那里都取得了几乎无法令人置信的成功。只是由于这种成功，才抬高了这本书的地位：当时许许多多外行人都读了这本书，对那一时期公众的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因而，该书提出的学说在我们所试图描述的知识背景中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像其他“理论”一样，环境决定论能够被很容易地驱向极端，以至变成明显的胡说。但在其范围以内，它却是社会现象分析家的不可缺少的帮手，例如，对米什莱说来，就是如此。这种情况，可以由（在这方面）类似的“种族论”的情况来说明。这里要提出的一个可悲的然而很重要的看法是：在社会科学中：有些因素总是在发挥作用，从而迫使理论走到胡说的地步，并且几乎总是使得它们成为各种意识形态和各种政治党派斗争的原因，环境决定论和种族论两者均适合于那么多的书籍，以致这两种理论没有一种能对我们理解社会过程作出贡献——它们的朋友和它们的敌人总是共同致力于防止它们做到这一点。让我们提及这个时期的另外一部著作，即F.T.（不是乔治）韦茨的《原始民族人类学》（1859—1864年），特别是第一卷，该书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偏见，终于使环境因素和种族因素彼此平衡，而且就此而论，平衡得令人十分满意。4.进化论

社会现象是有史时期中的一种独特过程，而无止总的和不可倒转的变化就是这种现象的最明显的特征。如果我们所说的“进化论”只不过意味着承认这种事实，那么所有关于社会现象的推理一定是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它本身就是进化的，或者它是同进化有关的。可是，在这里，进化论的含义并不以此为限。一个人可以承认上述事实，但却不把它当作自己思想的枢轴和自己方法的指导原则。功利主义体系可以用来说明这一点。如果有人问詹姆斯。

穆勒，他是否意识到社会变化的发生，他会一笑置之，并且还会认为这个提问者的智力未免太低了。然而，他的各种体系，不论是经济理论体系，政治理论体系，还是心理学理论体系，都不是进化论的，即他的思想在上述任何一个领域中并不是以进化为枢轴而旋转的。而对我们来说，这将是进化论的标准，不论是在哲学方面（也包括纯粹形而上学的恩辨），还是在任何“科学”领域方面。这：

种意义的进化论在十八世纪就得到了发展，但在十九世纪才达到’并且超过它的最高水准。

但是要注意，存在一种扰乱的因素，其影响将在许多方面被感觉到，而不仅是在这一节中。除了在明白规定的标准以内，进化这个概念本身是同任何评价完全无关的。就此而论，我们只承认：

如果人们喜欢一种变化，就将其描述为进步；如果他们不喜欢，就将其描述为退步或退化。但在十八世纪，进化被天真地同——向着理性统治的——进步等同起来了，即是说，它在定义上就包含一种价值判断。而这种天真的观念联合在整个十九世纪一直继续存在着，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严肃的研究工作中表现出来了它逐渐解体的迹象。生意兴隆和阶级地位不断上升的资产阶级，对于某些类型的“进步”曾有过一定的信心，而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心理的书面说明者都表现了一种可悲的趋势，即把这种对于自己所希望发生的某种变化抱有的信心同某种推动文明甚或推动宇宙的不可抗拒的力量连在一起。但是我们必须努力避免这种幼稚病，不论共作为时代精神的特点是多么重要。

为了把事情讲清楚和作具体说明，最好把进化主义的思想分成五种不同的——虽然常常是部分重叠的——类型，在这一个时期的以及在下一个时期的知识背景中，它们全都显得非常重要：以下所述均指两个时期，虽然例子是从我们现在考察的这个时期找出来的。（a）哲学家的进化论。黑格尔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尽管我可以为这种大胆行为百般道歉，我还是要把同本书目的有关的一点提出如下。让我们假定存在有一种形而上学的实体，不管我们怎样称呼它，总之那是最后的和绝对的实在，并且让我们因此而站在一种极端唯心主义哲学的立场上。让我们，在同一个时候并且在同一种意义上，把同一的实在明确规定为全部实有的和可以观察到的事实的总和。这怎么可能呢？这是可能的，只要我们把这些可以观察到的事实看作仿佛是体现（表现）那种实体的魔术符号，就像如果我们信奉通常意义上的泛神论，我们会做的那样。现在，那个实体被假定要在一种正、反、合的本质上是逻辑的过程中经历一种内在的进化。而可以观察到的实在也是如此。这是这样一种东西，它总是投合一种人的心意，而绝对不会投合另一种人的心意。我们将进而提出一个定义和一点评论。定义是：根据一种形而上学的实体——它在表露自己的内容时就在经验的实在中造成一系列的变化——概念所作的推理，我们称之为放射性的。评论是：读者会注意到，在黑格尔关于进化的这个放射性的概念中。即使我们把这个概念的形而上学的装饰都抛弃掉，也还留下某种东西，即这样一种看法，或者也许是发现：我们从经验中所了解到的实在，其本身可能就是从内在的必要性引出的一种进化过程，而不是一组寻找一种确定状况或水平的现象，如果是这样的现象，那就需要有一个外部因素——或者至少是一种不同的因素——去把它们推动到另一种状态或水平，像同牛顿力学的类比所表明的那样。如果这种看法站得住脚的话，那它自然是极端重要的，例如，在哲学方面，由此而有可能从本来意义上的“黑格尔主义”发展成为可以称作是黑格尔唯物论的东西，许多所谓“青年黑格尔派”就是这样做的。在社会学方面，它对于社会变化的事实提出了一种新的探讨途径。

在往下讨论以前，我们可以指出，有另外两种方法，有时被哲学家用来赋予他们的哲学以进化的色彩。“进步”很是流行，哲学家像其他人一样，也欢喜自己变得时髦，无神论者或唯物论者，特别是半通俗的那一种，倾向于用知识的进步去代替他所抛弃的实体，也就是说，倾向于从下面（d）将要描述的孔多塞与孔德的进化论中借用某种东西；或者倾向于把生物进化论（e）用于哲学的目的。这种东西，作为一种哲学不管我们对它作何评价，仍不失为通俗的文献。（b）马克思主义的进化论。我刚刚提到过一种物质化的黑格尔哲学对于社会学可能具有的含义。这一点表明，在这里，黑格尔对马克思毕竟产生了并非仅仅是用语上的影响。然而，如果我们主张马克思的所谓“唯物史观”对黑格尔主义具有实质上的独立性，如果我们把它列为另外一种进化论，我们这样作是由于两种考虑。第一，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的发展，是与马克思同黑格尔的关系不相牵涉的。我们知道，他的分析是从批评这样一种当时的（并且显然是永远的）错误开始的，即创造历史的行为是由观念（或“人心的进步”）决定的，而这些观念又是由于纯粹心智的过程而侵入行为者的。从这种批评开始，是一个完全正确和极其实证的方法，但同黑格尔的思辨毫无关系。第二，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在性质上是一种工作假说。它同任何哲学或信条都是可以相容的，因而不应当把它同任何一种特殊的哲学连在一起——不论是黑格尔主义或者唯物主义，对它都是不必要的，或者是不够的。所剩下的又只是马克思对于黑格尔的用语的偏好——以及他自己和大多数（虽然不是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听起来是反宗教的任何东西的偏好。

在那个假说中所体现的成就以及这种成就的局限性，可以通过对它的主要之点作简要的和大胆的说明来最好地得到表述。（1）“文明社会”——用一个十八世纪的名词——的全部文化表现，从根本上说乃是共阶级结构的函数。（2）一个社会的阶级结构，最后地和主要地是由生产结构支配的，即是说，一个人或一个集团在社会阶级结构中的地位，主要是由他或它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决定的。（3）社会生产过程显示出一种内在的进化（改变它自己的经济的事实、从而也改变社会的事实的趋势）。除此之外，我们要加上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理论的主要之点，这个理论在逻辑上是同说明经济史观的（1）至（3）点可以分开的，但在马克思主义的图式中构成了经济史观的一个组成部分。（1’）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可以分解为两个阶级：拥有物质生产手段的资产阶级和不拥有这种手段的无产阶级，物质生产手段由雇主拥有就是“资本”，但是如果由使用这种手段的工人拥有，则不是“资本”。（2’）由于这两个阶级在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地位，他们的利益必然是互相冲突的。（3’）从而引起的阶级斗争或阶级战争提供了实现经济进化趋势的经济和政治机制，这种趋势在于改变（变革）各个时代的每一种社会组织和社会文明的一切形式，所有这一切我们可以用三个口号来概括：政治、政策，艺术、科学、宗教的和其他的信仰或创造，全都是社会经济结构的上层建筑；历史的进化是由经济的进化推动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用极简单的话来说明马克思的社会进化论，我们所能做到的公平的表述就是如此，这种成就具有头等的重要性；虽然其中所包含的各种成分的价值是彼此非常不同的，或者毋宁说，它们受到明显的意识形态偏见的削弱是彼此非常不同的。除了达到煽动的目的以外，对于任何目的来说：价值最小的，是马克思将其同自己的经济史观联系在一起的社会阶级理论：对于认真的分析，两个阶级的图式几乎是毫无用处的；单单强调阶级矛盾，如同凯里和巴师夏单单强调阶级调和（参阅后面第四章）一样，显然是错误的，并且显然具有意识形态色彩；这样的命题，即社会组织形式的进化，是由只有根据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才能说明的一种机制所造成的，是过于简单化的东西，它把实际发生作用的机制所具的要素都消除了。可是，必须加上一个限制：尽管我们从马克思那里得到的是一个关于阶级和阶级矛盾的受到意识形态歪曲的定义，尽管我们因此而得到的对政治机制的描述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但我们却也得到了一种非常有价值的东西，即对于阶级现象的重要性有了极为充分的了解。假如在这个领域内存在过任何没有偏见的研究，那么，马克思的提示老早就应当引导人们提出一种令人满意的理论了。

然而经济史观却是一种不同的东西。如果我们使它只起工作假说的作用，如果我们小心地表述它，把“历史唯物主义”或“历史决定论”这些用语所暗示的一切哲学上的雄心都抛开，那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强有力的分析上的成就。于是（1）点和（3）点就可以针对反对的意见来加以辩护，这些反对意见大部分证明是出于误解。第（2）点则不那么可靠；它可以很好地应用于某些历史形态，而却根本不能应用于其他一些历史形态。这个问题马克思似乎没有根认真地进行研究。但还有另一个问题，为了求其解决，马克思付出了自己余生的大部分巨大能力。显然，以经济史观作为基础的宏大建筑物，在没有充分分析整个人类文明进化所依赖的经济部门的内在进化以前，不得不继续处在未完成的状态中。因此，对他来说，经济史观依然是一个计划，而不是一种本身具有价值的成就。

我们已处于一个正确理解马克思著作的十分重要的关头。一方面，我们现在能够想象出他的一元论的“社会科学”，这是源于功利主义的唯一无所不包的重要体系：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以什么方式以及在什么意义上把社会学的一切部门和经济学结合成为一个单一而均匀的整体的——这是一种大胆的尝试，致使其现代信徒们头晕目眩，甚至比当年站得太近的恩格斯晕得还厉害。另一方面，我们现在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真正面目。它的一个个特征，或某些特征，将在适当的地方谈到和评价。在这里，我只想指出，这种构思是极伟大的，马克思的分析是这个时期产生的唯一真正进化的经济理论。不论是它的假定还是它的技术，都难免要受到严重的反对，虽然部分地是由于它还没有完成。但是，在最有力的批评给予了它最严重的打击以后，一种经济过程内在进化的伟大景象依然存在，这种过程以某种方式通过积累发生作用，以某种方式摧毁了竞争性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并以某种方式造成了无法维持的社会局面，后者将以某种方式让位于另一种类型的社会组织。正是这个事实，并且仅仅是这个事实，使我们有权把马克思称为伟大的经济分析家。他不只是一个经济分析家，我们在本节中已经看到了。他不只是一个分析家，那是无需再加以说明的。

[关于马克思和熊彼特两人对本节所涉及的问题的看法的讨论，参阅O.H.泰勒：《熊彼特与马克思：熊彼特体系中的帝国主义与社会阶级》，载《经济学季刊》，1951年11月。这是一篇评论熊彼特的《帝国主义与社会阶级》（英译本，保罗·M.斯威奇编并著有导言，1951年）一书的文章。]（c）历史学家的进化论。仅仅专注于描述不断变化的世界中的事件，并不意味着本节所称的进化论。因此，专业历史学家就并非由于其职业而就是进化论者。只有当他们试图把社会的状态——经济的状态，政治的状态，文化的状态或一般的状态——排成序列，并认为其所以有此必要是因为每一个这样的状态是下一状态发生的必要的和充足的条件时，他们才成为进化论者，一种不同的进化论者。这样做的最古老和最原始的方式，就是构想一种经济所必须经历的典型阶段。这种方法在这个时期是由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所代表的，他的图式——狩猎，农业，农业加制造业，农业和制造业加商业——从卡尔·克尼斯那里得到了应有的批评；如果不是由于下述事实，我们确实应当把这种图式看作是毫无价值的：它可以用来（李斯特就是用来）作为一种简单的说明手段，使初学者（或公众）把这样一个训诫深印脑海，即经济政策是同变动中的经济结构有关的，所以不能由一套不变的处方构成。另外一个例子是布鲁诺·希尔德布兰德的图式：交换经济，货币经济，信用经济。除此之外，在这方面便没有什么好报道的了——越是好的历史学家，越不喜欢这样的构造——只不过在那个时期的历史著作中经常可以遇到一种对于进化顺序的模糊信念，这种进化顺序被认为类似于个人的青年、成年和老年这种历史顺序。就我所知，有一个眈于这种信念而又不被它引向错误道路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那就是w.罗雪尔。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经济史规律”的信念构成了他的方法论同施穆勒的方法论的主要不同点之一，不过后者也有他自己的类型序列：农村经济、城市经济、地区经济和国家经济。（d）孔多塞与孔德的唯智主义的进化论。孔多塞比任何其他作家都更多地从事于这样一种社会进化理论的推敲，这种理论同启蒙运动的思想有着明确的联系，并且在理性的一切拥护者的著作中都隐隐地或者明显地存在着：让我们称它为唯智主义的进化论。这是最简单不过的东西。就其主要内容而言，这种理论简单说来是：人类的理智是一种一定的力量，它对人的物质环境，并且在任何一定的阶段，对人类在自己历史的以前各阶段上所获得的信仰或思想习惯进行着不断的征服战。这种不断的斗争所造成的结果是，一方面，对于自然的真正规律的洞察有无止境的增进，从而对于自然力的生产技术上的控制更加完善了；另一方面，人类不断摆脱错误的和反社会的信仰与偏向：人类的智能在使自己臻于完善的过程中，使得整个人性也臻于完善，从而使人类的制度也臻于完善，没有可以指定的限制。既然许多读者的心中大抵都充满了这种理论——也许达到了认为这种“人类心智的进步”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事情的地步——我们最好是确实说明，我们了解到有反对它的理由：这种理论之所以站不住脚，是因为它假定了它所要加以说明的东西。在信仰方面，在知识与技术的总和方面，在思想的习惯方面，变化——适应性的变化，也可能是自动的变化——无疑地在历史上是同社会进化的其他表现相联系的。但它们至少是为一种不断变化的社会结构的事实所制约的，而它们起作用的方式也是如此。如果我们把例如现代实证论或现代的飞机归之于人类心智的进步，我们显然对于解释它们并没有做什么事情。事实上，我们什么也没有做：我们只是把问题换了一个提法。如果我们为了挽救这一点而乞灵于人类智力的可以臻于完善的性质，我们仍然什么也没有做：我们只是假设了解决办法。而如果在认识到这一点后，我们引入其他解释因素，例如生物学上的因素，那我们也就离开了唯智主义的进化论这个停泊所了。

但是，尽管有着明显的不足之处，这种理论在继承启蒙运动传统的自由人士或进步人士的圈子中仍旧残存了下来。可以再次提出莱基和布克尔来证明这一点，不管他们的立论是多么不同。可是，对于我们来说，孔德的见解是特别有意思的。根据他的三个阶段的先验图式或“规律”，文明是从一种宗教的或魔术的阶段演进到一种形而上学的阶段，然后又演进到一种科学的阶段。这种图式显然是得自启蒙运动的思想，同孔多塞的思想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而且，它不仅令人难以置信地狭隘，并且按孔德自己的意义来说，还是思辨的和不科学的：按照他的“实证”计划的路线进行研究，立即就会发现，有一些因素和机制是不能归并为那种“规律”所体现的那一个因素的。可是，要注意，从表面上看，那种规律似乎很容易证明：合理的科学程序（虽然不是在政治中）事实上是我们自己时代的特点之一；而魔术则在事实上是原始智力的特色——问题只是，这究竟有多大的意义，以及对于这种关联在多大的程度上可以作因果关系的解释。

需要注意的另外一点是：宗教的、形而上学的和科学的态度显然是社会现象，而不单纯是个人现象。因此，孔德的阶段可以说是一种集体心理或集团心理发展中的阶段。孔德比起孔多塞来要明确得多，他在事实上采用了这个概念，并且还做了一些工作去加以精制。在他的集体心理和浪漫主义者的民族精神之间，自然是有着天壤的差别。可是，当作分析的工具来看，两者都差不多是相同的东西。并且两者都影响了后来的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的工作。（e）达尔文的进化论。这是需要在此予以注意的唯一的一种生物进化论。拉马克的影响虽然不是全部但大部分被达尔文的影响代替了（不过，达尔文提到拉马克的次数是很多的）；而孟德尔虽然在1866年公布了他的三条定律，却根本没有产生任何直接的影响。达尔文在《物种起源》第三版以及以后各版中所增加的《历史概略》会把那些有决定意义的观念逐渐出现的迷人故事告诉读者，因而在此毋需赘述。然而，关于这本书的社会意义以及它对于社会科学的意义，必须提出下面的评论。

首先，《物种起源》和《人类的由来》两书在我们的这个时期的时代精神图画中，构成了最大的一块色彩。它们对于人类的宇宙概念的永久重要性，足以与太阳中心说相比拟，它们被一般公众非常广泛地阅读着，热烈地讨论着，并且在资产阶级心房的重新装饰中是惹人注目的，尽管在大多数场合，这件新家具似乎并没有排挤掉仍然存在的形而上学的家具，只不过是占据了空下的地方罢了，我们的根本的信仰和态度，不是任何书籍的力量所能造成或动摇的；特别是，我不认为任何有教养的人会发现自己的信仰由于阅读达尔文而被摧毁，只要那个人还有可以被摧毁的任何信仰的话。

其次，尽管我们对于达尔文主义在说明原因方面所起的作用可以认为是很大或者很小，但它作为一种象征所具有的重要性却是无可置疑的。它出现了，并且迅速取得了成功，这都恰恰发生在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上层建筑理论来说它应当是这样的时候。

而且它只是一条更广阔的大河之中的一股水流，正如地质学中的独立的然而又是类似的发展足以表明的。这也是裹挟着上述其他各种进化论的同一条大河。但在所有其他方面，那些进化论在逻辑上既与达尔文主义无关，亦与其他任何生物学理论无关：十分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一点，以便避免那种威胁到我们对这个时期的知识史的理解的混淆。在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出现时，马克思可能感到很满意。但是他自己的进化论同这种进化论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彼此都没有给予对方以支持。

再次，达尔文主义或达尔文主义的议论在后来确曾侵入社会学和经济学。这将在我们考察下一时期的知识背景时涉及到（第四编，第三章）。就我们现在所讨论的这个时期来说，除了我们可以设想达尔文主义对于人民的一般思想习惯曾有过影响以外，

我找不出对于社会科学还有什么重大的影响。达尔文和斯宾塞两人对心理学均有所贡献，而后者更表现了一种把前者的学说应用于社会学方面的倾向。但是仅此而已。在结尾时，我想要评论一下达尔文的这个说法：他从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得到了启示。不同意一个人关于他自己的心理过程的说明，看起来的确是很危险的。但是，极其不重要的事件或暗示是可以引导出某种思想潮流的；达尔文自己不曾把马尔萨斯的著作包括在上面提到的《历史概略》中，虽然他在自己的导言中曾经提到它；而且仅仅是“在每一类中出生的个体比能够活下来的更多”这句话（并且，它算不算马尔萨斯主义还有疑问），其本身也不过是一种老生常谈。因此，我恐怕，经济学对达尔文学说的发展所提供的服务，也同那群著名的鹅对罗马所提供的服务有些类似。5.心理学与逻辑学

在心理学领域内，这个时期的工作的最有意义的产品，是抢在下一时期发展之前的、或者至少是预告下一时期发展的那些产品。

我所指的，是P.J.卡巴尼斯、F.J.加尔（他的著作也包括反射动作的最初理论）、查尔斯·贝尔爵士和P.P.布罗卡的大脑解剖学；是特腾斯和博内的生理心理学或实验心理学，以后经约翰尼斯·P.米勒、E.H.韦伯、R.H.洛茨、G.T.费克纳继续加以研究并取得了更大的成就；是克劳德·贝尔纳所研究的有关方面；并且，如果我们坚持把民族心理学包括在心理学中的话，我们所指的还有F.T.韦茨的著作，在前面讨论“环境决定论”的一节中曾经提到过他。其次，如果我们把关于集体心理的哲学也包括进去，并且如果我们喜欢称之为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先驱的话，则我们一方面需要加上孔德，另一方面需要加上赫德和许多其他“浪漫主义[（a）观念联想论的和进化论的心理学。]但是同技术经济学可能具有的心理学基础——如果这样一种基础对于我们确实有用处的话——比较直接有关的，还是赫尔巴特（1776—1841）和贝内克（1798—1854）的心理学。前者研究出了一种简单的概念工具来分析心理现象，这种现象不是求助于生理学，而是从内省观察得来的。经济学家可能从他那里学到了一点什么，虽然更多地是向他的方法学习，而不是向他的成果学习。不过，除了少数没有丝毫意义的引证之外，我没有能够找出任何例子来证明：他的心理学或是他的普通哲学对于经济学家的专业著作产生过任何影响。我不知道，对于这个时期的心理学著作中的一个因素、并且从经济学史的观点来看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因素，即哈特莱的观念联想论，应否作出同样的断定。这种观念联想论到当时应该已经过时了，但由于哈特莱著作的新版（1791年）和我们自己的同行詹姆斯·穆勒的卓有成效的重新阐述而又复苏了：心灵，就是洛克说的一张白纸；精神生活，就是联想的机械体系。甚至约翰·穆勒也感到不能满足于这种解释，而A.贝恩则把它同达尔文的因素以及得自德国生理心理学家的因素结合起来，把它变成了一种远远不合乎观念联想论正统观念的东西。但对我们却产生了这样的问题：既然这种观念联想论的正统观念是边沁派的正统观念的。一部分，难道它就不会影响作为功利主义正统观念另一部分的这一集团的经济学吗？自然，我们是这样预料的，但是我们将会感到失望：这个例子很好他说明了一个广泛的体系同其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所具有的性质。心理学的观念联想论同功利主义的哲学或者功利主义的伦理理论或一般行为理论是完全一致的，并且从这种意义上说，的确补充了功利主义。但是，如果根据这一点，我们进而考察詹姆斯·穆勒的关于经济理论的那部篇幅不大的论著，我们会发现，它的命题同观念联想论者的心理学完全没有关系，并且同任何其他心理学是一样可以相容的：功利主义的经济学虽然是边沁帝国中的一个省，但却是一个自治省，即使同帝国分离，也能够生活得同样好。这证实了我们在其他方面已经得到的一个结论。

唯一需要加上的东西，就是进化论的心理学。正如已经提到的，达尔文和斯宾塞都想回答人类心灵如何获得每一种“心力”的问题：他们都试图建立关于“本能”、感情、好奇心、记忆、注意、信仰、道德观念、社会美德等等起源的理论。应当指出，这种努力并不属于普通意义上的心理学：例如，分析“记忆”的能力是一回事，而关于我们是怎样才具有这种能力的假说则是另一回事。可是，关于起源的假说是可以启发真正的心理学理论的，因而达尔文的影响很快就开始在专业心理学中表现出来乃是一件可以理解的事情。可是，经济学家并未着手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尽管这种研究同经济行为问题，同经济行为在例如社会主义社会组织中所具有的适应性问题有着明显的关系，这确是一件值得深思的事情！

[（b）逻辑学，认识论以及相关的学科。]在这些学科中，不论是在哲学基础方面（康德；黑格尔的《逻辑学：》从任何技术的意义讲都不是逻辑学，虽然在某些方面同逻辑学有关），还是在形式上的和实质上的发展方面（洛茨，德·摩尔根），可以说都取得了很大进展，从我们的观点来看，重要的是要提到一个人的著作，这个人在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些学科的历史上占有主要地位，这个人就是理查德·惠特利（英国圣公会的都柏林主教）。对于这个时期的时代精神的图画有着巨大意义的，是另一个主要人物即惠厄尔的《归纳科学史》（1837年）一书，这是为实现一种一再被表述的——在我们自己的时代，是由J.杜威表述的——迫切要求所作的努力，也就是使逻辑学更加接近于科学的实际程序。现代经验主义逻辑学，如卡尔纳普、弗兰克、理查德·冯·米塞斯、施利克等维也纳大学的实证主义者所讲授的那种现代经验主义逻辑学，其纲领是要分析科学的程序，并抛弃其他一切东西，特别是所有“形而上学”，认为这些东西不仅与科学程序毫不相关，而且是毫无意义的，在主观上，惠厄尔同这种纲领或是用来执行它的概念结构自然都是离得很远的，但是从客观上来说，他的著作由于对穆勒的《逻辑学》产生了影响，所以是走向逻辑实证论的漫长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

[（c）约翰·穆勒的逻辑学。]以上所作的简短叙述，使我们有了准备，可以进而讨论我们主要感兴趣的一部著作。从我们的观点来看，约翰·穆勒的《逻辑学》是应当受到尊崇的，这不仅因为我们认为该书的作者是我们自己的人，也不仅因为我们经济学家阅读它比阅读那时候的任何其他方法论著作的可能性都要大，而且还因为它是那个世纪的伟大著作之一，它是那个世纪的时代精神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对于一般读书界的影响是其他逻辑学著作所从来不曾有过的。它在我们的图画中虽不是像《物种起源》那么惊人的一片色彩，却是同样不可少的一片色彩，尽管当我们回顾在各自的领域内造成今天情势的历史上一系列的成就和思想时，它不像《物种起源》那样鲜艳，尽管穆勒的著作已经失去了生命，不像达尔文的著作那样还具有生命。

对经济学家们来说，说明穆勒的成就的性质的最好办法，就是指出他的《逻辑学》和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这将在下面适当的地方（第五章）详细讨论——两书具有隐约的相似之处。在两本书中，穆勒均以令人赞美的谦逊态度，否认自己要“为世人提供一种关于心智运行的新理论，’或关于经济过程的新理论（参阅两书第一版的序言）。在两本书中，他的目的都是要协调已经存在的知识要素，发展它们，并且，像他所喜欢说的，把结子打开（即已有的绳子上的结子）。在两本书中他都没有完全成功；但在两本书中他都做了极为有用的工作，这种工作也许由于包含着使人兴奋的学理上的矛盾而更加富于启发性。

两本著作除了属于同一类成就外，还以同样的方式透露了作者的精神境界和——也许可以说是“道德的”——倾向。在他所能理解的范围以内，他是极其公平的，并且有充分的决心，把心灵的门户向来源极为不同的各种观念敞开——在《逻辑学》中他甚至（通过从孔多塞那里引证的一段话）对经院哲学的成就表示了应有的敬意。他是“实事求是的”：虽然他的心灵并非在这个词的每一意义上都是“注重实际的”，但他的意向却总是“注重实际的”，甚至是实用主义的，实际有用的结果比每一种其他的东西更先引起他的注意。就《逻辑学》一书来说，他的实际目的是分析科学的程序，其用意是，第一，证实科学程序的有效性（即“鉴定证据”）；第二，定出一套能够鼓舞和指导研究活动的规则。这就使我们很难按照现代“经验主义”或“实证主义”的逻辑去描述他的根本观点或诸观点，因为现代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所特有并使其信奉者分裂（特别是在数学的基础探讨领域中）的问题和方法，大部分是超出他的视野和兴趣范围的。（因此顺便说说，从现代的观点去批评他的似乎同现代争论有关的零碎话语，是不公道的。）但是《逻辑学》的这种主要是实用的目的，也使我们难于按照较老的各种哲学去描述穆勒的基本观点。康德革命的重大意义他几乎不曾领悟到。大体可以这样说：他的哲学是植根于洛克和休谟传统的英国经验主义中的，尤其是，他的哲学具有一种观念联想论的心理背景。但是我认为，尽管我不能在此处证明，这两个说法都不是完全正确的。无论如何，穆勒并不是严格的经验主义者或严格的观念联想论者：在《逻辑学》中，哈特莱的观念联想论受到了批评，特别是在第四编的一个战略要点上。

这本书的目的，几乎使得它成为惠厄尔的著作的一种补充，它在事实上也深深得力于后者。让我们这样来说吧：穆勒的《逻辑学》主要是一种关于科学知识（推断）的理论，同惠厄尔的书比较起来，实质上是理论性的，而同关于任何个别科学的任何论著比较，尤其是如此；但同关于纯粹逻辑或纯粹认识论（可是，对穆勒来说，两者差不多就是同一个东西）的论著比较，它主要则是注重实际的。至于逻辑的基本原理，穆勒主要是根据R.惠特利，甚至在他与之意见不同的地方，亦复如此。

在哲学基本问题的某些方面，穆勒虽然是谨慎的，没有发表意见，在关于他个人的贡献方面，他虽然是谦虚的，然而在一个方面池却是既不谨慎又不谦虚的：正如在他的《政治经济学》中一样，他对于他所阐述的结果，以一种使我们深深感到是莫名其妙的天真方式，兴高采烈地声称这些结果是人们所能得到的最后得不能再最后的定论。他似乎在对我们说：要知道呀，我已经把这个开明时代的最好的思想，即由开明时代最富于才智的思想家所宣布的或者为他们所遵守的原则都搜集到一起并使之系统化了——还能够有什么事情可以留下来要做的呢？他的充满信心的教诲，在逻辑学中出现得和在经济学中一样多。

第一编《论名称及命题》（包括“分类”和“定义”；其中有些段落今人想起现代的“语义学”）和第二编《论推理》（“三段论法”；“演绎科学”，这种科学穆勒认为就它们的前提是通过归纳程序从经验得来的而言，实在是归纳的）涉及的问题，是穆勒感到很好论述的：对于他这样一个很少深入到表面现象之下的人来说，没有产生什么阻碍道路的严重问题。对于第三编《论归纳》（或经验的综合，这是科学程序的核心，也是穆勒的成就的核心）所包括的东西，他的感觉就不同了。这一编包括自然进程一致性原理、得自这个原理的有效归纳理论、因果关系哲学以及有名的“四种方法”（“类同法”、差异法、“剩余法”、“共差法”），这一切都部分地受到了思想上或表述上的错误的损害，这种错误只有根据以下假设才能予以解释，即：甚甚在第三编中，虽然他是就使他极为感兴趣的题目进行写作，他也是像往常那样，草草从事。但恰恰是因此之故，在若干场合下，他可以无损于主要论旨而对有关理论作出实质上的改进。大体上说，毫无疑问的是，第三编是对科学知识理论的巨大贡献之一。实质上是辅助性的第四编和第五编中的许多有趣之点必须忽略过去，但是第六编《论精神[社会]科学的逻辑》，对我们却具有头等重要意义。应当把这一编连同穆勒较早的（在成为孔德主义者以前的）关于经济学方法的论文（1836年）一道阅读，后者收入了那本名为《若干未解决的问。题》的书中。

为了公平看待这种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有两件事情必须记在心头。第一，作为穆勒一般认识论的较为根本的缺点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第六编中有许多东西是可以加以反对的。但是这些东西并没有严重损害这一编的论证。例如，他把物理科学的方法推广应用于社会科学，包括推广应用科学规律和因果关系等概念，远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么要不得，因为他已大大冲淡了物理上的因果关系，以致将其推广应用于社会科学实际上是无害的：他的“自然主义”是拨掉了牙齿的自然主义。第二，我们决不应忘记，穆勒著作的名声和影响使得他的观点广泛流行，以致许多读来像是从《哈姆雷特》援引的话那样陈腐的东西能够流行，乃是由于他自己的成就所使然。

当我们把以上所说的一切记在心中时，除了钦佩以外，就没有可说的了。在同孔德进行的连续战斗中，穆勒胜利地捍卫了经济学家的实际程序，同时承认了——实际上是吸收了——一切应当承认或吸收的东西。经济学的标准方法是我们所称的“具体演绎法”，而辅之以“反演绎法”或。“历史法”，以便研究整个社会结构的历史变动。假如适当了解了这一点，那么，后来的经济学家们关于归纳法同演绎法的无谓之争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有关“纯理论”的那些问题，由他的“抽象的或几何学的”方法照顾到了，他对错误地把这种方法直接应用于实际问题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穆勒把“经验规律精密地划分为同在的一致和变化的一致，他赋予这种规律的地位，是我们很难加以非议的。他充分认识到，不可能得出普遍适用的实际原理，同时充分认识到，在研究人类的实际行为时，必须考虑到地点和时间的不同，这应当能使经济人永远免于被诅咒。他的生态学的中级原理提供了至今仍没有加以充分利用的启示。在《逻辑学》一书中，穆勒已把以下两种问题区别了开来，一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一定的原因所产生的结果问题，一是决定这种社会条件本身的“规律”问题，而六十年后人们仍在为把这两种问题区别开来而斗争。穆勒实际上是想使最纯粹的纯粹理论同最具体的制度研究和平地合作，同时又不使两者遭到阉割。当然，杰文斯即使说的是陈词滥调，读起来也很新鲜而富于启发性；而穆勒即使说的是至理名言，读起来也总是缺乏新鲜感，缺少启发性。这是由于他早年所受的训练之故。但至于《逻辑学》的第六编，虽然它没有包含什么后来的人例如老凯恩斯说得更好的东西，但在结束本节时，我还是要劝读者再去读读它。6.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

在前面第二章里，我们几乎没有谈到这个时期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派别或社会主义运动。我们是从大处落墨的，因而很少有机会谈到它们。这种疏忽可以用几句话来加以弥补。十八世纪下半叶产生了若干孤立的社会主义（或半社会主义）著作，但在法国革命以前，并没有能够称为社会主义运动的东西。法国革命本身，在起源、性质和观念形态上都是资产阶级的。但是，1791年后它的政治结构和政治思想两方面的解体却同这样一种文献连在一起，这种文献本身虽然无足轻重，却表明了在法国知识界的一部分人中间具有一种并非暂时性的社会主义情绪，并且帮助了这种情绪在拿破仑统治时期在暗地里保持活跃。这就为在第二帝国出现以前，我们在法国所看到的具有一种社会主义（或半社会主义）

性质的文字宣传活动和其他宣传活动的爆发奠定了基础，1848年的革命在起源上虽然也是资产阶级的，但迅速地表明了存在着可以说是革命社会主义部队的参谋本部的东西，甚至存在着管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或多或少是明确的计划。资产阶级集团被吓得要死，它们做了路易十六所决不可能被说服去做的事情，即在还不太晚的时候，用武力镇压革命，这样，在现代社会主义文献方面，法国在时间上就抢先了一步；而在所有各国的工商阶级中，法国的工商阶级在这个时期是唯一面临着严重的社会主义革命可能性的阶级。英国1836—1839年的和1840—1848年的宪章运动，都从来没有达到这样的地步，尽管这种运动在早期的工会组织中有着基础，这就使得它从另一种更为根本的意义上来说，更加严重。唯一重要的另外一种社会主义劳工运动是德国的劳工运动，它产生了两个有组织的政党：拉萨尔的德国总工人协会（1863年）和倍倍尔与李卜克内西的社会民主工党（1869年），二者在1875年合并了。这里之所以提到第一国际的建立和经历（1864年），仅仅是因为马克思发表了著名的“就职演说”。

[（a）协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现在，我们应当记在心里的一件重要事情是，社会主义思想的马克思主义阶段，在下一时期开始之前，还不曾到来。我们所讨论的这个时期中的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协会主义的。协会主义这个名词用来表示所有各种各样采用下列原则的社会主义计划：由工人协会来管理生产，并通过生产者合作社来进行社会改造。因此，协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是超乎科学之外的，因为它本身所关切的主要并不是（批判的）分析——而马克思主义则是——而是一定的计划和将其付诸实行的办法。此外，协会主义的社会主义还是不科学的，因为这些计划包含了根本经不起科学分析的关于人类行为和关于行政管理与工艺技术可能性的假设，由于这两个缘故，马克思把协会主义的作家纳入他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范畴之中并同他们进行激烈的斗争是极其正当的。因为他认识到，他们是在损害严肃的社会主义的威信。到1840年时，他们已经在事实上使得“社会主义”这个名词具有一种空想的意味，这有助于说明法国经济学家所特有的对待社会主义的态度：对他们来说——而这是有理由的——社会主义开始意味着两种东西，那就是暴力和胡说，“乌托邦主义者”的某些想法实际上是十足的胡说，在一些场合下，肯定是病态的胡说，几乎不能十分认真地看待它们，虽则L.勃朗（1811—1882）也许应当算作例外。对我们来说，这诚然不是据以忽视他们的充足理由：在奇想和梦想中也可能隐藏着正确的分析。可是，根据这种精神所作的探索，得到的结果是不多的。并不是我们没有在这里或那里找到正确的推理或正确的观察；但是所能找到的东西绝大多数都是无足轻重的。因此，我只准备提到罗伯特·欧文（1771—1858）和沙尔·傅立叶（1772—1837）这两个突出的例子，他们和圣西门一道曾一度使美国人倾倒。

我们借此机会略微看看“美洲的（而不仅是美国的）社会科学运动”。“科学”一词同这个运动联在一起时，必须从类以它在“基钎教科学”一语中的那种意义而不是从通常的意义去理解，因为几乎没有真正科学的努力。一个造成富裕阶层比造成文化传统更快的社会，除了很容易接受外来移民的影响外，还很容易接受各种思想的不平衡的渗入，少数人享有闲暇——即有一些悠哉游哉的文人——并具有开阔的心胸，这可以用热情和急进主义去补偿生意中的精明，这些人在除生意外的所有其他事情上都是豁达大度而又不加批判的。这种热情中的最具特色的一种，就是外行人对“科学”的喜爱，特别是对社会炼金术的喜爱，因为对充满了无法利用的精力的那种没有受过训练的头脑来说，真品还不及赝品的一半那么令人兴奋。这就是这个运动的社会学。在给予美国的经济学和社会学以推动方面，它的重要性如何，这是难以评定的，就像欧洲的浪漫主义运动对于认真的研究究竟具有多大重要性难以评定一样。实际上，我们可以把社会科学运劝看作是欧洲浪漫主义运动在美国特有的对你物。我看不出它同最后在美国建立起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成就之间有什么关系，并且倾向于认为，它在南北战争时代的逐渐消失，比它的出现更有利于社会研究。但是读者很容易看到能够用来证明相反论点的全部东西。

但是我们怎样才能说明，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无疑应加以认真对待的协会主义的鼓吹者呢？这呀，首先，有着由法国协会主义肯定是成功地创造出来的文学风尚的影响。其次，协会主义的社会主义作为一项广泛的社会改造计划，有着从实际的合作运动及其文献所得到的——自然是完全不合乎逻辑的——支持。我想，这两个因素就是产生拉萨尔的协会主义的原因。这种协会主义提出了生产协会计划，生产协会将由国家给予补助，由于有这个有利条件，生产协会将在竞争中击败私人企业。但是还有另外一些原因：对马克思和对我们中间的许多人来说，协会主义可能是胡说；

但对边沁主义者来说，它并不是胡说。事实上，看一看功利主义者关于人心和关于社会关系的性质的看法，即足以表明：一旦承认了关于个人的地位——和实质上的平等——的那些假设，协会主义者的希望就不再是荒谬的了。而这也是产生约翰·穆勒的谨慎的协会主义的原因。

[（b）政府主义。]如果我们把协会主义的原则推广到政治领域，并想象不仅工业企业已分解成为工人合作社，而且民族国家也已分解成为自愿组成的“公社”，那么，我们就得到了无政府主义——其最明白的，但不是最正统的或最一贯的解释人，是P.J.蒲鲁东。在这里，不论是对于他的政治的无政府主义还是对于他的哲学，我们都不感兴趣。他自己称其哲学为黑格尔哲学，虽然我觉得更容易把它同费希特的哲学联系在一起。我们只是对于他的经济学感兴趣，因为它为在一个没有威望的科学中不幸经常遇到的一种类型的推理提供了一个绝妙的例子：这种类型的推理，由于完全没有能力进行分析，也就是说，由于完全没有能力去使用经济理论的工具，而达到了无疑是悖理的、并且为作者所完全承认是悖理的结果。但是作者不是由此推论说，在他的方法上可能有某种错误，反而推论说，他所研究的对象一定有某种错误，以致他的错误被以极大的自信心宣布为得出的结果。蒲鲁东的《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1846年）就是这种精神状态的杰出作品。例如，他提不出一种可以运用的市场价值理论。但他得出的结论不是“我是一个蠢人”，而是“价值是极端愚蠢的”。马克思的严厉批评（《哲学的贫困》，1847年）完全是应该的，虽然并不是在每一方面都切中要害。可是，应当指出，蒲鲁东是否能称作一个他所谓的无政府主义者，这还是有疑问的。因为，虽然在为他树立名声的一本小册子（《什么是财产？》，1840年）中，他重复十八世纪的一句话，把财产说成盗贼，但他的计划却是免费信贷而不是消灭私有财产：用一个公共银行的银行券来发放无息贷款，从而使每一个人都可以获得生产手段并成为所有主——某些现代的“社会信贷”计划还将重新提出这种想法。

米哈伊尔·巴枯宁（1814—1876）这个马克思所最厌恶的人，在分析史中是没有地位的，正如他自己会首先承认的一样。但是另外有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共产主义者或共产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却提出了一项分析，这个人就是设在威斯康星州的“公社”的创办人魏特林。他的具体计划同我们无关，但他的贫困理论则确实同我们有关，因为它似乎享有一种不朽性：它总是一再出现。这种理论属于社会批评的类型，它像亨利·乔治或F.奥本海默的理论一样，把贫穷迫溯到土地私有制。按照魏特林的意见，只要有自由的土地，每个人都可以得到土地，那么就没有任何理由反对其他生产手段的私有制，也没有任何理由反对私人经营企业。一切麻烦的产生，任何一种财产成为可诅咒的东西，只是在土地变得稀少，因而成为财产权的客体之时。我想要读者从这一点取得的教训有二。头一个是经济思想的社会学方面的教训。即使像洛克那样一个吹毛求疵的思想家，对于下述命题的分析价值也没有什么挑剔：上帝把土地赐给所有的人共有。而这个想法在所有的时代都表现出来了，虽则形式极为不同，甚至在声称要表述严格经验主义的思考结果的著作中亦复有之。另一个是从错误的分析中得到的教训。在许多实际的和可能的场合下，农业部门的制度结构的确可能是要对群众的贫困负责，即是说他们的生活标准比在一个不同的结构下可能会有的标准要低些。为了证明这种可能性，我们只要设想这样一种状况就行了：土地是如此之多，以致可以成为一种自由财货，但它却被单独一个土地持有公司所垄断（从这个词的严格意义来说），这个公司定出了使用土地的垄断价格。于是比这个例子略见真实的那些例子就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命题的证明：仅仅由于土地私有制这个事实，就必然减少了实际工资总额。这个一般的命题能够被一个相当简单的论据所驳倒，任何一个人，只要用几分钟去想想为什么私有财产会产生那种结果，就必定会碰到那个论据。但是从来没有一个有这种怪念头的人肯花这几分钟的时间，并且即使他这样做了，他也宁愿——像卢梭在奇迹问题上一样——发疯而不放弃那个安慰他的感情生活的想法。而某种这样的怪念头，虽然不一定是这一个，却是就经济问题进行写作的人们中多得可悲的人所最珍爱的东西。

如果我们不去触动民族国家，不是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为在原则上自给自足的小小的自由集团，而是组织成为比较像（虽然不一定是十分像）中世纪的工匠和商人行会的职业集团，那么我们就得到了“合作国家”的思想。这种思想是由费希特和像巴德那样的许多天主教作家提出来的。主要之点是：这些计划并没有假定国家应当管理这些社团，而无宁是刚好相反：因此，不应把它们同现代法西斯主义等同起来；与后者不同，它们在构想上是反国家主义的。这些作家中没有人肯在经济方面去费许多心思。有趣的是他们的文化幻想。从我们的观点看，无须作什么评论。

在这里，我们可以顺便提一下卡尔·马尔洛的著作，他是被诸如罗雪尔和舍夫勒这样的非社会主义作家评论得很多的作家。

他不是一个彻底的社会主义者，他计划在自由主义的“昔拉”和共产主义的“卡利布底斯”之间走中间航线，通过对工业实行大规模国有化以及在不实行国有化的那部分经济中建立社团组织，来保证真正的平等和真正的自由。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使马尔洛很关心他的制度的效率，关心人口问题，关心保险问题，正是这种责任感使他受到了资产阶级的赞扬，而且在一个主要是计划者的人身上具有这种责任感是十分令人惊奇的。但在此处使我们感兴趣的唯一一点，是他对竞争资本主义所作的分析。一方面，他描绘了一幅工人阶级状况的图画，和恩格斯的图画一样阴暗。另一方面，他不是把这种状况归之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阶段通常——虽则不是必然——具有的特定历史情况，而是归之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逻辑，如果听任这种内在逻辑发生作用，总是会使劳工的命运陷入日益悲惨的境地。第一，我们可以看到，即使从1850年左右的情形来看，这幅关于事实的图画也是有偏见的。因为，即使在那时，已经有了统计数字，任何一个外行人都可以看到，关于奴役和饥饿的风谈，尤其是关于大众贫困化日益增长的风谈，除特殊情况外，实际上是没有根据的。第二，我们可以看到，马尔洛所作的分析努力也具有同一方向的偏见。因为马尔洛对于竞争资本主义的分析，完全没有考虑到关于奴役的命题的明显代替物是什么，也始终不去注意在资本主义过程中倾向于从另一个方向发生作用的那些机制。但是这种惯常的偏见同指数的偏差或者个别消息来源中的偏差显然是不同的。这是一种典型的由意识形态幻觉产生的偏见，这种偏见是从作者的超分析的信念中产生的，不论是事实还是论据都影响不了它。驳斥这种偏见的事实和论据所遇到的，是道德的愤怒。

正是从这一点着眼，我们才认为马尔洛还值得一提。虽然他个人并没有多大的重要性或影响，他却是许多这样的作家之一：这些作家在十九世纪中叶左右，促进了关于资本主义过程的思想意识的凝固化。这种思想意识的主要特点到1776年就已经全部出现。它们在以后的七八十年中，通过这样一些作家例如李嘉图派的社会主义者、恩格斯、马尔洛和许多其他的人的努力，而变得日益明确。于是这幅图画便固定下来了。这就是说，对于很大一部分经济文献和公众来说，它达到了“人所共知”的状态，在日益众多的人们的心目中不再受到怀疑，而被认为是当然的了。在这些人们的思想中，它代替了资本主义的现实，后者日益与之脱离了。这就是马克思所分析的那幅图画。这也是肤浅的急进主义直到今天仍赖以获得力量的图画。

[（c）圣西门的社会主义。]我们能够无止境地谈下去，但是，既已从三个例子中了解到为了我们的目的从这种文献中应该了解的一切东西，我们如果再谈下去就不会有大大的收获了。可是，还有一个名字必须加上，那就是圣西门。大体说来，这个病态的天才——用艾米尔·法盖的话来说，是“极端疯狂的聪明人”——只是提供了另一个例子，说明一个人对于经济思想史的重要性和他对于经济分析史的重要性两者是不同的。圣西门的名字在经济思想史中是永垂不朽的，这是由于一种半宗教性质的启示和由于门徒们把这种启示——不是没有更改它——变成了一个宗派的信条。关于圣西门身后的成功，著述很多：不仅在法国，而且也在英法、德国，特别是在美国和拉丁美洲，出现了圣西门主义集团，甚至还出现了一种范围远更宽广的圣西门主义的学术风尚。但是这种集团都有小小的核心，它们迅速地驱散了严肃的成员，并由于对信条作了异想天开的发展而使自己名誉扫地。在这些核心的周围有着人数更多的信徒，他们的归依并不是十分真诚的，而主要是口头上的。至于对那种学术风尚究竟应赋予多大重要性的问题，像在所有类似的场合下一样，直到世界末日以前，人们的意见将是不同的。一旦我们看出了这种启示的两个主要特点，那种风尚也就解释清楚了，这两个特点结合在一起，产生了从任何其他信条中所找不到的某种东西：一方面，是它的强烈的人道主义的乐观主义；另一方面，是它对“科学”（技术）和工业制度的赞美。在其他的人道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工业会给全人类提供一种什么样的前途感到愁眉不展和疑虑重重的时候，圣西门却提供了安慰。在其他热心于工业进步的人士严厉苛刻和冷漠无情的时候，他却宣称为一切人所共有的黄金时代将到来。正是这两种特点结合在一起，使得圣西门主义一时很受创办企业的金融家的欢迎，例如很受以创办“动产信用社”而闻名的皮埃尔兄弟的欢迎。但是，难道读者能够受到唯智论者的错误想法的严重影响，以致相信，如果没有圣西门的教导，动产信用社就不会恰好像实际情形那样建立起来和经营下去，就不会恰好像实际情形那样垮台吗？

可是，还有一些别的东西。圣西门的看法虽没有用分析工作去加以补充，但它在两个方面仍然同我们有关。第一，有一种社会变化的构想，这可以说是隐约地预示了经济史观。圣西门对旧制度的崩溃和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有一种敏锐的现实感，用威廉·詹姆斯的话来说，对于任何一个不是卢夫罗阿家族的人，这种感觉不会这么自然地产生。圣西门把现实简化为封建世界的崩溃和在经济（技术）发展的压力之下的工业制度时代的到来，从而抓住了社会组织永远变化以及在其中的经济阶级的斗争的某些要素，他的想法是，他要用“科学”的惊人成就去领导人类摆脱这种斗争，这一半是说大话，但是这种大话中也闪烁着深刻的悟力。第二，有一种对于资本主义过程的真实性质的理解或瞥见，这是马克思和他的同时代的资产阶级人士所都没有的，因而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圣两门看出了实业领导的关键作用。诚然，他把企业家同设计新工艺技术的“科学家”混同起来了。并且他把他的看法用于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组织，而不是像马克思如果处于他的地位会做的那样，用于解释实际社会过程。但是，他引入一个新因素，这一新因素本来应革“古典”经济学的命，并且可能使分析的——有别于规范的——平等主义归于终结的。然而，从他的看法中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他的社会主义——如果他的“体系”还能够称为社会主义的——是教阶制度的而不是平等主义的。而经济学家也就完全未能开发这个矿藏。

第四章　部队的检阅

1.超越自己的时代而写作的人们

2.李嘉图派

3.马尔萨斯、西尼尔和一些也参加了竞赛的人

4.法国

5.德国

6.意大利

7.美国

8.事实调查工作

根据计划，我们将在第五章考察这个时期的分析经济学的一般情况，而以约翰·穆勒的《原理》一书作为大本营。把比较重要的人物和派别拿来在本章评论，是为了那些除了最著名的人物以外一切均不熟悉的读者的方便。这一章所包括的人名，只以一般确定方位时所必要者为限。其他的则将在我们进行叙述时便中介绍。1.超越自己的时代而写作的人们

我们已经着重指出了经济学在所考察的这个时期内所达到的相对成熟性。它的相对不成熟性可以由下述事实来衡量：有许多重要的成就，其有权威的独创性是后来都承认的，但在当时，经济学界完全未能或者差不多是完全未能予以承认。库尔诺以及发现边际效用原理的各个作家，特别是杜皮伊、戈森和劳埃德的遭遇就是如此。我们将把这些人物移到第四编，此刻只是讲讲这种忽视的可悲的含义：它表明了这个时期的经济学家缺乏警觉和纯粹科学的兴趣，这又足以说明为什么经济学不曾有更为迅速的发展。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成就，其运道稍许要好一些，但从下述意义讲，也是超越它们的时代的：根据事后的判断，我们认为它们在当时未能受到应有的注意，未能产生应有的影响。在这种著作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发展了边际生产力原理的著作。既然当时的某些领袖人物也在它的势力范围之内行动，我们更要立即向这个原理的特别重要的两位早期阐述者朗费尔德和杜能致敬。我们还要附带说说另外一位超越他的时代来写作的人，即约翰·雷。

蒙蒂费特·朗费尔德（1802—1884）在教养上是一个律师，是主持都柏休三一学院政治经济学讲座——由惠特利主教所设置——的第一个人。他也就济贫法和其他题目进行写作，但我们所要注意的他的唯一出版物是《政治经济学讲演稿》（1833年讲授，1834年刊印，1931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重印）。任何愿意看一看这本书的人，都很容易明白，为什么它在表述和内容上虽然具有优点，却未能留下名声，以致其作者不得不同其他人一道，要由塞利格曼教授在其应享盛名的《论若干被忽视了的英国经济学家》（《经济学杂志》，1903年）一文中加以发掘，对于这篇文章，所有研究经济学史的人均有一切理由要永远心怀感激。但是只有在我们体会了下面这一点时，这种忽视才容易理解：能够打动经济学舆论的东西是什么，经济学史家通常所寻找的东西又是什么，即是说，一方面，是一个人关于他那时代的实际问题的看法，另一方面，是他运用在他那时代通用的理论工具的方式。新的想法，除非经过谨慎的推敲，辛苦的辩护，并强行提出，简直是不会发生影响。朗费尔德的例子极好地说明了“什么东西奏效以及怎样奏效和为什么奏效”这个重要问题，因为他能够同李嘉图的学说保持接触——他使李嘉图派有一切机会披渐渐地引导到一种更为完善的分析，而不发生任何突然的断裂——还因为他找到了继承人：他实际上建立了一个地方性“学派”（关于这一点，参阅R.D.布莱克，《都柏林的三一学院与价值理论，1832—1863年》，载《经济学》，1945年）。接替他主持惠特利讲座的艾萨克·巴特（《地租、利润与劳动》，1838年），公开宣称是朗费尔德的信徒，并且——我认为是正确地，如果我们只考虑纯理论的话——把他和亚当·斯密相提并论。

朗费尔德的功绩总起来说是，他仔细考察了全部经济理论，提出了一种在1890年也会站得很稳的体系。特别是，他为驳斥劳动价值论所作的论证是曾经写出来的最好的论证之一。不过，我们只能讨论他的两个独创性贡献。他是预示庞巴维克理论要素的人士之一（把“迂回的”生产过程作为他分析资本的枢轴）。他还提出了一种相当完整和相当正确的分配理论，该理论不仅以边际成本原理为基础，而且还以边际生产力原理为基础。也就是说，他用向生产组织增加最后一个单位的资本（工具）或劳动对总产品所作的贡献来解释“利润”（物质资本的报偿）和工资二者。至少这样来解释他似乎是公道的，虽然在细节上他的论证会受到许多批评（特别是，他未能清楚地区别最后增加的工人和效率最低的工人，正象许多作家甚至在1900年以后也未能做到的那样）。他的论证之所以仍然值得一读，因为它很好地表明了经济学家的头脑在为使用一般边际原理铺平道路时是怎样运用的。

约翰·海因里希·冯·杜能（1783—1850），这个A.马歇尔宣称“同我的所有其他老师相比我最喜爱”（《艾尔弗雷德·马歇尔回忆录》，1925年，第360页）的人，对他那时代的重要性自然要比李嘉图小得多。但这是由于后者对政策的才气焕发的鼓吹。如果我们单单根据体现在他们著作中的纯理论才能的大小来评价这两个人，那么，我想，杜能应当位于李嘉图之上，而且实际上位于这个时期的任何一个经济学家之上，只有库尔诺可能是例外。杜能是个北德意志的容克地主，从事北德意志Junkertum（正确的译法是“乡绅”）的典型职业：在他一生的大部分岁月里（在他毕业于一个农业学院并在格廷根大学读了两个学期以后），他经营着他那中等地产上的劣质土地，勉强做到收支相抵，并牺牲其他的一切，来维持他在冬季进行的学术研究。可是，这个务实的农夫是个天生的思想家，他在监督工人给他犁地时必然会把这个过程的纯理论研究出来。从幼年的时候起，他在思想上就常常作出种种荒诞不经的概括，但首先，他是个受过泰尔思想熏陶的农业家，是个农业经济学家。作为这样的人，他确曾得到他本国人的承认。后来，他也获得了更普遍的承认，但其方式是很特别的。例如，罗雪尔认为，杜能的著作是在严密经济学的领域内在德国所写出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但是他完全未能理解它的真实意义。评论者们都是恭维的。但是除了列入下面（Ⅲ）的那一部分以外，他们没有一个人懂得这种著作。至于其余的方面，杜能不象库尔诺，从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因为，他虽然不断被人引证，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却是后来独立地重新发现的，而他的理论只有当读者看到的都是它的缺点时才能完全被人理解。他的《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一书的第一卷是1826年出版的（第二版，1842年）；第二卷的第一编是1850年出版的。第二卷的其余部分和第三卷是由H.舒马赫于1863年根据尚未完成但已经整理得很好的手稿印行的。在《社会科学大师集刊》（第八卷，1910年）中有一个新版，由亨里希·温蒂希写了一篇导言。第三卷包括《确定地租、适度轮作期和各种年龄的冷杉木的木材价值的原理[这是J.A.熊彼特的意译]。标准的传记也是舒马赫所写的那一本（1868年），但读者从E.施奈德教授的《约翰·海因里希·冯·杜能》（载《经济计量学》，1934年1月）一文中也可以找到有关的事实。

杜能的贡献可以归结如下：（Ⅰ）他是头一个使用微积分作为经济推理的一种形式的人。（Ⅱ）他从数字资料中得出了他的概括或者某些概括，他辛辛苦苦地花费了十年的时间（1810—1820年）来认真执行一项综合计划，即给他的农场记帐，以便让事实本身提供对于他的问题的答案。由于他以理论家的精神从事这项独特的工作，他成了经济计量学的守护神之一。在以前或以后，没有一个人为此深刻地懂得“理论”与“事实”之间的真正关系。（Ⅲ）但是，这个如此看重事实的人，同时又知道怎样设计出巧妙的和想象力丰富的假设图式。他在这种艺术上的最高成就，是他的这种构思：一个圆形的土质均一的孤立国，在运输上没有任何的阻碍，也没有特殊的方便，有一个“城市”（对农产品的唯一需求来源）位于其中心。假定技术、运输费用以及产品和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均为已知数，他从而得出了各种农业活动——制酪业、林业和狩猎包括在内——的最适宜的位置（这在上述假设之下都会是环状地带）。作为一种副产品，还得出了一种地租理论，这种理论在某些方面要优于李嘉图的地租理论。虽然有许多人反对这种大胆的抽象，这却是他的著作的一部分，是他那时代的人所了解和承认的。就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种抽象的卓越创造性。李嘉图或马克思（或在读者心目中受到尊崇的那个时期的任何一个理论家）应用早就已经铸好的分析工具，来解决从外面向他们提出来的问题。只有杜能是用事实和想象这种没有成形的粘土来工作的。他不是在改建。他是在建筑——而就他的著作来说，即使当时和以前时代的经济文献根本不存在，那也没关系。（Ⅳ）从完全相同的精神来说，他是第二个（第一个是库尔诺，至少在出版的年代上）想象出一切经济量的普遍依存关系和有必要用一个方程式体系来表现这个宇宙的人。（Ⅴ）他明白地引入了一种分析工具，这自然是李嘉图实际使用的，它可以称为经济过程的“稳定状态”——马歇尔的长期正常状态——与其说它同“古典”理论的静止状态类似，不如说它同静力学类似。（Ⅵ）他象朗费尔德一样充分地，有时是更加正确地，发展了一种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至少就资本同劳动、利息以及工资之间的关系来说是如此。但是这个基本概念本身（他依据偏微分系数，用文字加以说明，这样做是很对的，见温蒂希版，第584页）在他环绕着它所聚集起来的大量问题中几乎只是一个次要的因素。我们不能介绍这些问题都是什么。但是我们必须提到另外一点，不是因为它本身有什么重要性，而是因为它吸引了人们过多的注意，即杜能关于“自然工资”的著名公式。他一定把它看得很了不起，因为他将其刻在了自己的墓碑之上。

为了简单起见，假定生产过程为时一年，唯一的生产费用为工资。称国民净产品的货币价值为P，工资总额为W，从而利润（杜能同其他的人一样，把利润同利息等同起来）总额为p—w，利润（利息）率为设工资收入者每年消费一个固定的数额，而将其余的即awa—按当时的利息率即进行投资。在这种投资上，他们显然将赚得如果要求得这个公式的最大值，我们必须有（P和a视为常数）。2

由此得出了杜能的公式，w=ap，或这种工资会使工人得自投资的收入最大。这种思想不无有意义的启示，特别可以应用于某些利润分配计划。但是，这种工资当然不是这样一种意义的“自然”工资，即自由市场机制会帮助造成的工资。这个公式没有体现杜能的工资理论。它也不是那种理论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可是，那种极端不现实的假定不应促使我们去宣称：这种论证是错误的。在它的假定之下，它是十分正确的。

约翰·雷（1796—1872；不要把他同本书中所提到的另一个约翰·雷——亚当·斯密的传记作家混同起来）是苏格兰人，过高的才智和神经质的敏感使他在他所接触的每一件事情上都是一个失败者。他毕业于阿贝丁大学和爱丁堡大学，是优秀的古代希腊和拉丁语学者和数学家，并且是至少受过部分训练的生物学家和内科医师。从1821年起，他就在加拿大、美国和包括夏威夷群岛在内的其他国家漫游，在这些地方他不得不过着艰苦的生活（在他所尝试过的一切职业中，只有两次担任学校教师是最为适意的），直到他临死之前不久，才抱着折断的桅杆漂流到斯塔腾岛的克利夫顿，在一个友善的家庭中找到了避难之所。可是，他一直还在同在当时的情况下要算是最大的不幸搏斗，那就是同他在生物学、语言学、人种学、航空学以及其他种种题目上所具有的不可胜数的想法搏斗，所有这些，或者其中的大部分，都是他在幼年时所想出的关于一部人类“哲学史”的宏大计划的组成部分。直到此刻为止，读者会觉得我在谈论一个尽人皆知的人。如果读者这样认为，那他就错了。因为一个完美而精巧、又具有惊人威力的成就，驳斥了读者可能具有的这种看法。这种成就恰巧是在我们的领域内。在想象力和创造性上，雷远远地超过了那些成功的经济学家。《有关政治经济学这个主题的若干新原理的陈述：对自由贸易制度和＜国富论＞中所主张的若干其他学说的谬误的揭露》是1834年在波士顿出版的。在这个短注中，我们只是试图评价这种成就的性质和重要性并记录其遭遇。

雷的经济学知识是不算丰富的。很显然，他所有的那点训练，主要是得自他加以攻击的那部著作。但他却掌握了这部著作的一切方面、前题和含意，这只有一个类似的心灵才能办得到；在他经常参考这部著作来发展自己的想法以后，他就进而建立了一个和它差不多的构造物。我们在雷的著作中所看到的，是另外一部《国富论》，或者更正确地说，是如果再加上十年静心的研究，辅之以足够的收入，就能逐渐变成另一部——并且是更深刻的——《国富论》的某种东西。因此，详细谈论这部著作中的许多次要的好东西是极不恰当的——有几个将在适当的地方提到。主要的东西是生产过程的概念，这大大地超出了这样一种平凡的看法：推进资本主义机器的，是资本本身的积累。第一编中所发展的概念装置，由于这种新的看法而增加了光采，但在其他方面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第三编也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该编讨论的是那个想象的实体即“立法者”的“作用”。自然，雷的不同意斯密的反对国家主义的看法，将使研究经济思想的人首先感到兴趣。可是，第二编却吸引了后来的经济学家给予这部著作的大部分注意力。它可以称为一种资本理论，其构思的深度与广度都是前所未有的。要说它表现了庞巴维克的整个理论，那就表明我们没有能力理解庞巴维克。但是后者的构造物中的两个柱石——其中之一也是西尼尔的构造物中的柱石——事实上已经在那里了：一个命题是，“延长”生产过程（推迟）通常会增加最后产品的实物量（第五章）；另一个命题是，“欲望的直接客体的实际存在”，在我们的评价中，将使得它对预期在某一将来日期会得到的——即使这种预期是完全肯定的——完全相同的客体具有决定性的优势。

按照惯例，一部提出新颖见解的著作，如果不是由于它出自一个著名作家的笔下因而得到一种支持，就不会引起什么反响。因此，我们应当对它所获得的反应感到惊奇，而不是对它没有获得更大的反应一事感到惊奇。约翰·穆勒注意到了它，并且——也许是因此之故——在1856年还有一个意大利文译本。那么，怎么还能够有必要去“发现”雷，象米克斯特教授所正当地主张的那样呢（参阅C.W.米克斯特，《庞巴维克的一个先驱者》，载《经济学季刊》，1897年1月，和《庞巴维克论雷》，同上，1902年5月，以及同一作者出版的雷的著作（重新整理过的），书名为《资本的社会学理论》，1905年，有一篇传记作为序言，本书上面有关雷的生平的叙述即取村于此）。答案也许可以作为一部科学社会学的题词。约翰·穆勒总是公平的，并且甚至是宽大的。发觉了这本书的美质，他就乐于用一种友好的态度去提到它，不仅是从它摘取恰好符合他的思想路线的一个用语（“有效的积累欲望”），而且还大量地引证它（第一编，第十一章）。穆勒甚至拿雷在积累问题上的成就去同马尔萨斯在人口问题上的成就比较。而所有这一切，虽然写在一本将要成为四十年中最有影响的经济学教科书上西，却不足以把雷介绍给经济学界，不足以引起对于他的著作其余部分的任何好奇心！或者，这个印象是错的，穆勒的很多读者看过雷的著作，但他们当中却没有一个人认识到它的真正重要性。不过，注意到以下一点也是有意义的，即西尼尔知道这本书（参阅《约翰·雷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一封通信》，载《经济学》，1943年8月，第255页）。2.李嘉图派

在所考察的这个时期内形成和解散的所有集团中，只有李嘉图集团值得单独叙述。它的中心人物的显赫名声，它在一个时期所享有的国际威望，它在公共辩论中所占有的突出地位，它的成就和它的失败——所有这一切以及更多的东西，均可以用来证明，我们力图使读者尽可能清楚地了解它是对的。而且，这个集团是道地的从我们的意义来说的学派：有一个宗师，一个学说，私人之间的结合；有一个核心；有势力范围；有边缘末梢。让我们先来看看它的核心。这实际上只是由李嘉图本人、詹姆斯·穆勒和麦卡洛克组成的。但是我们还应加上韦斯特和德·昆西。由于稍后将要说明的理由，我们没有加上约翰·穆勒。更不待言，我们没有加上福西特或卡尔尼斯。

大卫·李嘉图（1772—1823）在十四岁的时候就开始从事商业（先是场外经纪人，然后是股票交易所的经纪人和买卖人，始终活跃在货币市场上），并且发了大财。这一点之所以和我们有关，是因为它意味着：（1）虽然他出生于一个有文化的家庭，他却几乎没有受过学校教育；（2）既然这样一种生涯需要全神贯注，在1814年他四十二岁退休以前，他可以用来从事分析工作的就只不过是他的智慧和精力的很少一部分。然而，到这一年的时候，他已经完成了他的分析工作的绝大部分，这是就他的心灵这个工场（不是就出版）而言的。这是他的卓越才能的一个显著证明，但也是为什么他的分析工作——事实上没有受到人生第三个十年精力完全集中的益处，而这十年在一个思想家的生涯中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除了从形式的和技术的意义讲处于完成得很不好的状态以外，从来没有深入到最深处的原因：摆在我们前面的是这样一个摔跤家的记录，他在和人竞技时，右手被绑在了背后。在说了这一点之后，读者在读到我对于他的分析工作所作的某些评论时，当不致怀疑我对于他这个人不够佩服。我还要更进一步。针对某些毫无根据的厌恶，有必要来为这个我们有理由为之感到骄傲的人物辩护。有些作家毫不羞愧地提出，李嘉图的金钱利益——作为一个“空头”——决定了他参加当时关于通货政策的争论。我回答说，不但在行市下落的时候，就是在行市上涨的时候，李嘉图也是足够有能力捞一把的；除此之外，我要重复一句，这样的作家似乎没有认识到，当乞灵于这样的“解释”时，他们是什么意思，实际上他们能够直接观察到的唯一的动机作用图就是他们自己的。另外一些作家要客气一些，他们称李嘉图为“金融利益集团”的代表，认为他是被一种对地主阶级的“憎恨”所鼓舞的。这一点，除了同他的著作的科学内容毫不相干以外，自然是纯粹的胡说，它只不过是证明了——如果它能证明一点什么的话——这些作家没有能力理解一项分析工作。如果我愿意浪费篇幅的话，我能够就每一种情况证明他们缺乏这种能力。

有一天，我们也许可以看到斯拉法教授所编的李嘉图全集的完成，我们已经热切地等待了二十年[到1952年4月，前五卷已经出版。——编者]。在这期间，麦卡洛克编辑出版了李嘉图《选集》（第一版，1846年），该选集以李嘉图的传记作为序言。此刻，既然我们把有关货币的著作留待本编的最后一章去谈，我们所要提到的就只是李嘉图的《论谷物低价对资本利润的影响》（1815）和他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我将使用的是1821年第三版；读者大概会使用E.C.K.冈纳1882年的版本，最后一次印行是1929年）。任何彻底的研究，均应细读下列文献作为补充：他写给萨伊、马尔萨斯、哈奇斯·特罗尔和麦卡洛克的书信（关于版本，参阅J.H.霍兰德在《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中所写的关于李嘉图的文章，这篇文章对李嘉图的著作作了简短的但是正确的素描和评价），以及他的《马尔萨斯人口论注释》（J.H.霍兰德和T.E.格雷戈里合编，1928年；参阅E.S.梅森的书评，《李嘉图对马尔萨斯的注解》，载《经济学季刊》，1928年8月）。在所有一般的解释中，最重要的是：K.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说》中的解释；J.H.霍兰德的《大卫·李嘉图》（1910）；和K.迪尔的《大卫·李嘉图的基本法则的社会科学注释》（第二版，1905年）。对我们的目的来说，更有教益的，是E.坎南在《有关生产与分配的各种理论》（第三版，1917年）中所作的评述。有关李嘉图的文献是非常之多的，特别是如果我们象应当做的那样把理论著作（例如庞巴维克的或陶西格的）中提到他的所有地方都算进去的话。可是，我想挑出两种比较晚近的由优秀理论家所作的研究，来说明最卓越的批评家对于李嘉图成就的性质和价值这个问题可能发生多么大的分歧：F.H.奈特教授在《加拿大经济学和政治科学杂志》第一卷（1935年2月）上发表的论《李嘉图的生产和分配理论》一文，和V.埃德尔伯格博士在《经济学》第十三卷（1935年）上发表的《李嘉图的利润理论》一文。

上面的讨论已经稍稍说明了李嘉图著作的性质。我将极其简略地加上以下评论，但愿能给读者提供一些用来思索的要领。李嘉图通常被称为功利主义者，但他并不是一个功利主义者。这不是因为他有另一种哲学，而是因为繁忙而注重实际的人是根本没有什么哲学的。他同哲学急进派交情很好，主要是通过詹姆斯·穆勒。他大概也常常表示同意功利主义的教义。历史学家很容易夸大这类事情的重要性。但是这类事情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同样，不是他的社会学不充分，而是他根本没有社会学：有某些经济问题吸引了他的强大的智力，但是社会学的构架他是认为理所当然的——这不是一件可以责备的事情，而只不过是一种分工罢了。他的理论既然具有这种性质，就是披上社会学的美丽外衣也不会有什么改进：那些找不到制度方面的专题论文的批评家，简直是找错了地方。但是这种说法自然是只适用于他的作为理论的理论，而不适用于他的建议。在这些建议中，我们的确觉得没有对社会过程的原动力的洞见，也没有历史感。

可是，另外有两点是同李嘉图的作为理论的理论直接有关的。第一，虽然马克思持有相反的看法，李嘉图的头脑却不象杜能的那样，是运用粘土来从事分析工作的。他的工作方法实质是抓住时代向他提出来的问题，并运用他通过批评所得到的工具去解决它们。前者在他所有的著作中，除了《原理》一书以外（在那里只不过是不那么明显），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后者从他的《原理》中可以看得清楚。即使我们不知道李嘉图1799年在一个休养地闲得无聊的时候，偶然拾起了《国富论》，不知道他的思想受到了这本书的启发，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原理》的论证是从批评亚当·斯密开始的，这种批评实际上贯穿于全书。我们可以十分有把握地重现他的思想——就其不是由他对现时事件的兴趣（分析的和实际的）所决定的而言——的发展：他研读了《国富论》；他对于在他看来似乎是一种逻辑上的混乱感到震惊；他着手去清理这种混乱；而《原理》一书就是这种创造性批评工作的最后结果。让我们记下这一点：李嘉图的理论构造物代表着改写《国富论》的一种特殊方式；马尔萨斯的理论构造物代表着这样做的另外一种方式。作为一个推论，我冒昧地说，李嘉图得力于任何其他作家的东西是很少的，虽然他后来对萨伊和马尔萨斯的研究以及他同这两个人和詹姆斯·穆勒进行的讨论无疑地有助于澄清他的思想——关于这一点马上还要谈到。第二，李嘉图的头脑不是那种主要对根本原理或是对广泛性的概括感兴趣的头脑。时常紊绕在杜能脑海中的那种关于经济体系的一切要素均具有普遍依存关系的综合景象，也许从来不曾使李嘉图耽误多至一小时的睡眠。他的兴趣在于具有直接实际意义的明确的结果。为了获得这种结果，他把那个总的体系切成一片一片的，尽可能把它的大部分包捆起来，放进冷藏室里，以便使尽可能多的东西冻结起来，成为“既定的”。然后他把使事情简单化的假设一个个堆砌起来，直到通过这些假设实际上使一切都安排妥当以后只剩下几个集合的变数，在它们之间，根据这些假设，他建立起简单的单向关系，以便所希望的结果在最后显露出来，几乎就象同义异语反复那样。例如，李嘉图的一个著名理论就是利润“取决于”小麦的价格。而在他的绝对的假设之下，从这个命题的措辞所包含的特殊意义来说，这个理论不仅是真实的，而且它之为真实是无可辩驳的，实际上也是毫无价值的。利润不可能依存于任何其他的东西，因为其他的每一样东西都是“既定的”，即是说，都是冻结了的。一种决不可能被驳倒的、除了没有意思之外什么都不缺少的理论，诚然是妙不可言的理论。应用这种性质的结果去解决实际问题的习惯，我们将称之为“李嘉图的恶习”。

一会儿，我们将要评价这个学派的成功。现在，我们想要描述李嘉图个人的成功，并看一看他是怎样能够形成那个学派的。第一步是很容易的：毫无疑问，不但在他的同行经济学家方面，而且在公众方面，他的名声都可能是他关于当时重大经济问题的著作造成的，首先是关于货币政策的著作，其次是关于自由贸易的著作。在他所接触到的一切问题上，他都站在无论如何终归是要胜利的那一方，但是对于这一方的胜利他贡献了有用的论证，赢得了相应的赞扬。虽然其他的人也在这样做，他的辩护却比他们的更为出色，更为动听：在他的著作中没有一句多余的话；没有什么限制条件——不论是怎样必要的——会削弱他的论证；而其中所包含的纯正分析在分量上正是恰到好处，足以使人在实际上相信，同时又足以满足高度学术标准的要求，但又不会使人望而却步。其余的地方则得力于他的辩论才具，后者又在一种完全不平常的程度上同敏捷、有力和真正的教养结合在一起。人们喜欢他的理论，是因为他们赞同他的建议。他变成了一批人的中心，这一批人仰仗他的指导，而又捍卫他的意见。使得他直到今天在某些人的心目中成为古往今来的第一个经济学家的，既不单单是他对将要胜利的政策所作的鼓吹，也不单单是他的理论，而是两者的巧妙结合。

但是，他对科学经济学的贡献是怎样的呢？最重要的贡献，我认为，是他的宝贵的领导才能。他使得人心神爽快，也使得人急躁暴怒。在两种场合下，他都使得人惊醒过来。他的推理的成果使得不曾看出我在上面试图描述的那种技巧的人们感到兴趣。他的教导，在其中间一层和较高一层，作为一种新东西确立起来了，同它一比较，其他的东西没有一样不是低劣的，过时的，陈腐的。他的那批人很快就造成了这样一种态度——看起来是那么可笑而又，唉，那么可悲——一群得到了一种新玩具的儿童的态度。他们把它看得异常之重要。对他们来说，它具有无法衡量的价值，只有过于愚蠢以致不能升到李嘉图的高度的人，才不能欣赏它。而所有这一切意味着争论，兴奋，新的热情，新的生活，而这些东西本身就构成了有价值的贡献。但是还不只于此。经济理论并不是一批政治处方；借用琼·罗宾逊夫人的一句中肯的话来说，它乃是一箱分析工具。而这些工具并不是一堆拆开的零件，而是组成一部机器。这部机器在广大的限度内会磨出结果来，不管放进它里面去的具体问题是什么。它在外表上是按同一个方式运转的，不管这个问题是一项赋税的效果，还是工资政策的效果，还是一个规定所产生的效果，还是保护政策或其他什么东西的效果。因此，在这种限度内，这部机器可以一劳永逸地构造起来，以便随时用于各种不同目的的需要。这一向被人们本能地感觉到。坎梯隆和重农主义者公开说出了这种想法。但是在李嘉图以前，并没有人象他那样有力地抓住过它。在《原理》的头两章里，他着手来构造这样一种通用的机器。这意味着决定性的进展。但是，自然，虽然一部有缺陷的机器也偶然得到了成功，那种进展却很容易被证明是一条弯路。我要立即说：李嘉图的分析正是一条弯路。

这样一种分析机器的建立所引起的后果是，构成普通经济学的各个要素被焊接在一起，成为一个有系统的统一体，而它们在过去却从来不是这样。尽管李嘉图的《原理》一书在形式上是没有系统的，它在实质上却是一个第一流的系统的成就。在这些要素本身中，没有一项是可以把发表的优先权肯定地归之于李嘉图的。

在上面我曾经表示过这样的意见：李嘉图得自亚当·斯密者虽然很多，得自其他作家的却极少。事实上，我相信他的主观创造性是第一流的。而且他在承认得自别人的东西上是坦白而又大方的：

虽然我曾经以承认别人的东西不足批评亚当·斯密并将以此批评A.马歇尔，我却并不认为应对李嘉图提出这样的批评。但是在客观上，《原理》中的一切想法都分别在以前见到过的，我们所能归之于李嘉图的，只不过是有效的综合，除非（1）我们决定说，在随着亚当·斯密一同外出猎取海狸和野鹿之后，李嘉图把斯密的启示牵强附会成为劳动价值理论，这是他自己的东西；（2）我们决定驳回在第149页脚注②中所提到的托伦斯的要求权。

提供一“读者指南”很容易，但是，由于李嘉图的论述（从形式上说）缺乏系统，做起来却不那么容易。分析机器在《原理》的头两章陈列了出来。每一行文字都是重要的，而第一章的第四、第五两节或许是读者在经济文献中所碰到的非常难于吸收的东西。第三版（这个指南只是根据这一版）增加的第三十一章《论机器》，在一重要方面上补充了那些原理。所有其余的东西实际上就只不过是发展（第三——六章）、应用（第八——十八章和第二十九章，全是论赋税的）、辩护和批评（第二十、二十一、二十四、二十六、三十、三十二章），但是，很不幸，它们包含了那么多有关原理的附论，以致跳过去不看是非常危险的。例如，第二十七章“论通货与银行”和第二十八章所讨论的东西，在研究李嘉图的普通理论的人是不免要忽视的，却包含了这样一些段落，这些段落对于了解李嘉图如何对待边际成本等于价格这一原则，对于了解他在什么意义上完全掌握了这一原则提供了非常必要的说明。对外贸易是在有名的第七章讨论的，这一章实际上也是对第一、二章的补充（它本身又由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五章加以补充）。第十九章（从某种意义说，还有第二十一章）证明李嘉图是忠于萨伊法则的。

这么灿烂的亮光自然会吸引飞蛾，于是出现了一定数量不出名的李嘉图派作家。并且还有许多人，包括非经济学家在内，自称是这个亮光的信仰者，尽管他们只是朦胧地感觉到了这个亮光，正象今天的许多凯恩斯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根本没有读过凯恩斯或马克思的著作那样。此外，一些中立派人士，甚至少数象托伦斯那样持异议的人，对于他们所反对的这位卓越的经济学同行仍然表示了相当的尊敬，并且只要他们觉得能够办到，他们立刻就会使用他的话语和命题。最后，后代的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和A.马歇尔就是显著的例子——或许会用这样一种方式来对过去的一个伟大人物表示敬意，那就是使他们自己和其他的人看不见把他们同他隔离开来的鸿沟的整个宽度。所有这一切都容易使向后的回顾发生错觉，并使得李嘉图和他的学派的影响看起来比实际的影响要大一些。为了得到一幅关于经济分析史的真实图画，必须还这种影响以本来面目。

我们已经看到，这个学派的核心，除了李嘉图本人之外，只是由四个人组成的。我的意思是说，唯独詹姆斯·穆勒、麦卡洛克和德·昆西是李嘉图学说的无条件的信徒和斗志昂扬的拥护者，他们所赢得的声誊，足使他们名垂后世。韦斯特——部分地由于他去了印度——则站在一旁。韦斯特——并且他自己也这样觉得——不是任何一个学派的成员，而是李嘉图的一个平辈，是李嘉图学说要义的独立发现者。他对李嘉图所抱的明显的怨恨也许是没有理由的。但是他抱憾李嘉图的巨大影响和喧赫名声把他从他认为是自己应有的地位上撵走，则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他的《论资本用于土地……》实际上不仅包含了“李嘉图”地租理论的系统表述，而且也包含了报酬递减律对利润理论的应用，因而也就包含了李嘉图体系的枢轴。所以，虽然我们不得不把他包括在“李嘉图”学派中，我们将偶尔用韦斯特与李嘉图学说这个名称来稍稍补救这种不公道的作法。

詹姆斯·穆勒肯定应被看作是光辉四射的人和领袖人物，不管我们对于他所散发的光辉和他所给予的领导二者的价值可能有什么看法。麦卡洛克受到了马克思和其他人，特别是庞巴维克的极为粗暴的对待，因而这里似乎应该强调他的功绩，而不应强调他的才能虽然是最有用的却不是第一流的。他收集资料的工作是一项重大成就，这将在以后提到。他的热心于社会改革——其中有一具有一定分析价值的要素：他是“工资基金理论”的一个主要阐述者，但却认识到这个理论并不能证明工会工资政策的无用——应当使他受到现代批评家的注意。而且，他地位很高，是那时经济学界最著名的人物之一，并且在几乎所有其他经济学家均离开了“李嘉图主义”的时候，仍能使“李嘉图主义”的旗帜继续飘扬，这是颇为难得的。最后，他写的一本教科书是英国十九世纪头四十年所出版的最成功的普通经济学论著，该书尽管有许多缺点，却不是无足轻重的；这本书对于公众比李嘉图的著作有更大的直接影响，并且实际上由此而形成了所谓低水平的“李嘉图主义”。

德·昆西——以“鸦片烟鬼”著称——的情况却有所不同。他喜爱精密的逻辑学，这使他同粗率而敏捷的麦卡洛克成为不同的两极。

但是他只接触到经济学的边缘。他的贡献虽则不无趣味，却是华而不实的。

这三个人都没有增加什么重要的东西，就是他们所增加的那一点点，特别是詹姆斯·穆勒和麦卡洛克所增加的东西，其价值大部也是可疑的。他们甚至没有能够正确地总结概括李嘉图的理论，也没有能使人对于李嘉图的《原理》一书中所包含的丰富启发得到一个概念。他们所传达的是一种变得很肤浅的音信，还在他们手上的时候就已经枯萎了，实际上是立刻变得陈腐和无用了。

李嘉图的体系一开头就没有得到英国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赞同，而不象李嘉图派力图相信的那样，只是没有得到低能和迟钝的人的赞同，这并不是詹姆斯·穆勒、麦卡洛克和德·昆西的过错。这是由它所固有的弱点造成的。这个体系不能经历长久而不败，也不是他们的过错。但是，失败来得那么快，却是由于他们的过错。李嘉图死于1823年。贝利于1825年就发动了攻击，就事情的是非曲直来看，那应当算作定论了。实际上那还不是，因为学派都不是那么容易被摧毁的。但是李嘉图学派的衰落必定是不久就显而易见了，因为我们在1831年刊行的一本小册子中读到“还有一些李嘉图派成员仍然残留着”。无论如何，很明显，当时“李嘉图主义”已经不再是一种有影响的力量了。而普通的印象则与此相反，这是很容易说明的。有一些坚持李嘉图立场的忠实追随者继续讲授已经被推翻的学说，就象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那样。舆论也落在了后面，它迟迟未能认识到一个旧学说已经消逝，正象它迟迟未能认识到一个新学说已经诞生那样。而且还有另外一些更重要的东西，可用来说明为什么几乎没有历史学家会同意我的看法：有着李嘉图的个人威望，即比他的著作保留得更长久的伟大名声。正如已经指出过的，李嘉图在获得直接的信徒方面虽然不是特别幸运，但在另一方面却较为幸运。约翰·穆勒自始至终强调他早年的“李嘉图主义”，既没有认识到，也没有向读者说明，到他写他的《原理》一书时，他实际上离开它已经多么远了。并且，在稍小的程度上，甚至马歇尔和埃奇沃斯的情况也是这样。此外，李嘉图的名气也不单是靠他的理论构造物。一方面，有他对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的贡献以及他的国际贸易理论。另一方面，那个构造物的某些个别要素证明要比整体更为经久一些。最重要的例子是他的地租理论，虽然从逻辑上讲，它应当和其余的一道被抛弃掉。外国的势力范围部分地呈现了一幅不同的图画。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在维持李嘉图思想的继续存在上，出了不少力气。部分地由于他们的影响，部分地由于本国竞争的微弱——并且在后来，也由于对奥地科理论的普遍憎恶——对具有理论野心的大多数德国经济学家来说，直到十九世纪末，李嘉图依然是最伟大的理论家：瓦格纳、迪策尔和迪尔等人就是显著的例子。就所讨论的这个时期（但不超过它）来说，类似的说法也适用于——或者几乎适用于——意大利的经济学。在费拉拉的著作中以及在教科书中，有受到李嘉图影响的明显痕迹。罗西提供了另外一个例子，如果我们把他算作意大利人的话，但是如果我们称他为法国经济学家的话，那他几乎就是法国方面唯一重要的例子。法国遵循自己的传统，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坚决地抵抗了李嘉图的影响。在美国，麦卡洛克的教科书占据了很大地盘——在教学中和萨伊的教科书一道占据首要的地位。而且一直到下一时期，在较高的水平上还有李嘉图的影响——在一流人物中，陶西格就是一个例子。

我所谓的李嘉图学派的“边缘末梢”，可以通过指出属于这个名词涵义范围之内那个最重要的集团得到最好的说明，即所谓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当然，马克思是最大的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但是通常把这个集团描述得更为窄狭一些；即是说，只包括若干作家，他们主要是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根据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这个命题，来为工人阶级辩护。虽然这个命题渊源于洛克和斯密而不是渊源于李嘉图，但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很可能鼓舞了这些社会主义作家，并给了他们以启发。既然这个集团——它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自然占有重要的地位——的著作所提供的同经济分析史有关的东西很少，我们就只提及对于我们来说似乎较为重要的两个人物。威廉·汤普森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1824）是个很好的例子，在较高水平上说明了这个集团是如何进行论证的，说明了它的温和的平等主义，并说明了它如何习惯于考虑分配理想，而不管这些理想实现之后，对于生产会产生什么影响。边沁派的影响打上了深刻的烙印。托马斯·霍吉斯金的《反对资本而为劳动辩护……》（1825）和《通俗经济学》（1827），至少使人感到作者具有真正的分析意图。应该指出，一个作家一旦把以下两种想法结合在一起，一种想法是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所有商品的价值均能用劳动时数来表示，另一种想法是劳动本身是一种商品，他就不可避免地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市场机制从工人那里夺走了“他的”产品的劳动价值与投在该产品上面的工作数量的劳动价值两者之间的差额。除细节外，这就是马克思的剥削理论。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有几个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一直被称为马克思的先驱。“先驱”这个词可以意味着很多的东西，也可以意味着很少的东西，如果使得它意味着的东西不是太多，那么，上面的说法可以算是通得过的，虽然我找不到任何例子（即使是汤普森和霍吉斯金），说得上是完全预言了马克思的剥削理论在马克思体系内的全部含义。但是，如果没有其他理由，剽窃的指控是没有根据的，因为任何研究李嘉图的人，如果按照马克思发展李嘉图学说的方向去发展这种学说，就一定会把前面说的那两种想法结合在一起。意味深长的是，这种指控虽然常常为经济学家所重复，但最先提出这一指控的那个人安东·门格尔（1841—1906；那个经济学家的兄弟）却不是经济学家，关于安东·门格尔的其他主张，请读者参阅他的《劳动对全部产品的权利》（1886年；英译本，1899年，附有H.S.福克斯韦尔写的一篇重要的导言）一书。这个集团较重要作家的理论，在埃丝特·洛温撒尔的《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1911年）一书中有比较详尽的叙述。3.马尔萨斯、西尼尔和一些也参加了竞赛的人

虽然我们反对按国家谈论学派，但我们将按国别来评述其余那些必须提到的人。就英国来说，既然我们已经提到了朗费尔德，既然我们把约翰·穆勒和卡尔尼斯留待下一章再谈——当然，还把杰文斯留待下个时期再谈——剩下的主要就是马尔萨斯和西尼尔了。但我们不应只谈历史上著名的成就，而让所有其他人默默无闻。这会造成一幅错误的图画。因为历史上的成就很少象平原上的漂石。它们更象是耸立于群山之上的最高峰。换句话说，一门科学是通过点点滴滴的汇集发展起来的，后者创造出一个共同的思想宝库，从它涌现出进入荣誉之宫的著作，这种著作的出现，不仅是由于功夫到家，而且也是由于机会凑巧。因此，我们至少必须加上几个这样的作家，他们虽然未能获得历史上的名声，却曾经做过重要的工作，对于分析的发展有过影响，这些工作虽然没有署名，却不是可有可无的。在叙述他们时，我们也就证明了以下命题：韦斯特和李嘉图学派在英国经济学中从未居于统治地位。（a）马尔萨斯。马克思对他大肆嬉笑怒骂。凯恩斯对他赞扬备至。很容易看出，辱骂和颂扬都是出于偏见。马克思——或者从内心上说，他这个世俗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急进派——对于担任过牧师的人是恨之入骨的。此外，对于赞成粮食自由贸易的人他虽然从来不给予赞扬，对于不赞成这种自由贸易的人他却要给以苛刻的侮蔑。对马克思来说，以及很自然他对于他的忠实信徒来说，这些人只不过是土地利益集团的佣仆。用这种方式勾销马尔萨斯的贡献，比起其他人借口李嘉图是犹太人、是“金融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而勾销李嘉图的贡献来，不过是伯仲之间罢了。不过，凯恩斯对马尔萨斯的偏爱虽然在道德上是令人钦佩的——因为称赞先驱者的人究竟是少数，而凯恩斯则相信马尔萨斯是自己的一个先驱者——但他却走向了极端，比起马克思的憎恨来，其不合理的程度并不稍逊。从《人口论》问世之日起，直到今天，马尔萨斯很幸运雷德的信》（1807年）；（3）《论实行谷物法的效果》（1814年）；（4）《地租的性质与发展的研究》（1815年）；（5）《主张实行限制外国谷物输入政策的理由》（1815年）；（6）《政治经济学原理》（1820年；即在西斯蒙第的《原理》出版后一年）；（7）《价值的尺度》（1825年）和（8）《政治经济学定义》（1827年）——其中（4）和（6）两种又是最重要的。特别参阅J.博纳的《马尔萨斯及其著作》（1885年，第二版，1924年；这是论述马尔萨斯的标准著作，在纯理论方面，略有不能令人满意之处），以及凯恩斯勋爵在《传记集》（1933年）中所写的关于马尔萨斯的饶有趣昧的文章，这篇文章读者是一定会欣赏的，它也使得我在“背景和影响思想形成的因素”这个题目上无需再说什么。让我简单地说一说马克思对马尔萨斯提出的三种有关剽窃的指控。第一种我们已经知道了：指的是在人口理论方面马尔萨斯的先驱者，特别是汤森。第二种是关于他的地租理论（报酬递减）。马克思十分肯定，马尔萨斯剽窃了安德森·但是举不出任何充分的理由来说明其所以然：在这个问题上把马尔萨斯说成是剽窃者的那种论据，如果成立的话，也可以把马克思说成是剽窃者。第三种是关于过剩理论的，马尔萨斯被认为剽窃了西期蒙第。两个人的理论有着很大的差异，此外，没有理由认为，马尔萨斯不能从至少是1814年就已在他心中具有的那些想法，得出他在《原理》一书中所持的见解（参阅凯恩斯，前引书，第141页）。地——因为这是一种幸运——是同样不合理的、彼此矛盾的评价的主题。有人说他是人类的恩人。又有人说他是恶魔。有人说他是深刻的思想家。又有人说他是笨伯。

一个人的著作激动了人们的心灵，以致引起如此带有感情色彩的评价，这个人实际上就不是庸碌之辈。一个人认识到某些经济问题类似于微积分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问题，这个人就不是什么笨伯。他的情形说明了能力与才气两者之间的区别。倘若不是因为他和许多——大多数？——经济学家所共有的一个弱点，给予他的评语就是很有眼力。他有几个得意的想法，执意要拿来应用在实际问题上。而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的常识却每每变成了胡说。此外，他也不是一个优秀的辩论家。

对于公众以及对于经济学界的大多数人说来，马尔萨斯在过去和现在主要是撰述《人口论》的马尔萨斯。他享有声誉的第二项权利，即他对货币分析所作的贡献，几乎没有受到历史学家的注意。他的第三项权利，也就是使得他的名字在我们自己的时代惹人注目的那项权利，是他的储蓄与投资理论，或者说就是他的“一般过剩”理论。此刻，我们所关心的只是他享有声誉的第四项权利，即是说，他是这样一种经济理论体系的作者，这种理论是《国富论》理论的翻版，从翻版来说，李嘉图采取的是一种方式，而马尔萨斯采取的是另一种方式。先不去考虑他的地租理论和其他比较细微之点，我们现在必须把这一点弄个明白。

我们已经看到，李嘉图的工作，就普通理论而言，是从分析《国富论》开始，并用一种以价值概念为中心的方法，改铸了《国富论》的理论内容。就马尔萨斯的《原理》来看，他的工作显然也是完全一样。除了他的储蓄与投资理论——从表面上看来，这种理论似乎是马尔萨斯自己的——之外，这部著作的分析器械中所包含的一切要素，甚至所使用的名词术语，都令人想起《国富论》第一编。只是，李嘉图用劳动量的价值理论去改铸《国富论》的学说，而马尔萨斯则用亚当·斯密实际上所使用的价值理论，即供给与需求理论去改铸它，在选定劳动作为价值单位上也遵循亚当·斯密的先例。

所以，马尔萨斯采取了最后得到胜利的路线，比李嘉图的路线更为直接地指向马歇尔的体系，虽则马歇尔力图保持接触的是李嘉图而不是马尔萨斯。这对两人间的另一不同之点也是适用的。我们已经看到，李嘉图的分析器械是同分配问题，即同相对份额的解释连结在一起的。马尔萨斯则又一次回到亚当·斯密并且又一次走在A.马歇尔的前面，把他的器械同整个经济过程的分析连结在一起。因此，他不象李嘉图那样，把总产量（马歇尔的“国民收入”）当作一个已知数，而是把它看作一个有待解释的主要变数。所以，在分析史中，马尔萨斯不仅应当以李嘉图理论的一个有效替换物的制作者，而且应当以那个得到胜利的理论的创始人（或者毋宁说是创始人之一）而名垂千古，虽则我们所持的理由同引导凯恩斯勋爵得出同样结论的理由是不相同的。这是了不起的。但也仅止于此。这是同承认下述事实一点也不矛盾的：用在马尔萨斯的分析图式中的发明才能，比用在李嘉图的分析图式中的要少得多；

前者一直处在一个经济学家所能遭遇的最不今人羡慕的境地，即是说，针对着另一个人的无益的然而又是巧妙的闪烁其词，他不得不为明白的道理而辩护。（b）特利主教和西尼尔教授。其次，我们来看西尼尔和曾经做过他的导师的人，即惠特利。后者对于我们的重要性是很大的，又是难于捉摸的。他不是学问渊博或者很有学问的。他不是有独创性的，甚至也不是有才气的。但是他的条理清楚而又强有力的理智则把它在非常广阔的兴趣领域内所领悟到的一切东西抓得很稳、很紧。而且在他的时代、他的国家和他的世界中，他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领袖，是一个所谓关键人物的理想实例。他凭借他的人格和他的劝告的分量而悄悄地领导着，外表上却看不出是在领导，正是这种藏而不露的领导才具有价值。因为在宗教政治中，也象在经济学中一样，明显的东西有时候正是人们所最不愿看到的。可是，他对经济学的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他陶冶了西尼尔，后者的整个治学途径表明了惠特利的影响。

许多经济学家较为轻视西尼尔，还有一些经济学家则毫无道理地嘲笑西尼尔。由此引起的反作用是，另外一些人把他看作是“天才”，他的确不是天才，如果我懂得这个词的含义的话。在我们的图画中，他将同马尔萨斯和李嘉图合成一个三人小组：有三个英国人的著作是从亚当·斯密到约翰·穆勒的主要垫脚石，他就是其中的一个。但是，约翰·穆勒虽然是逻辑学家，却没有看到西尼尔的伟大成就。关于西尼尔的不朽业绩（或许应该与惠特利分享），应该记录下来的，有以下各点：第一，他试图根据假设法的要求去统一和表述经济理论，也就是说，试图把经济理论表述为从四个归纳性或经验性假设得出来的一系列的推论，这我们将在第六章加以讨论。这虽然远远不是完善的，却的确使得他成为那个时期的第一个“纯粹”理论家——从而永远把库尔诺和杜能排除在外，也许还把朗费尔德排除在外——并足以谴责那些拒绝对他表示尊敬的人。第二，他勾画出了一种大有改进的价值理论的轮廓和一种大有改进的资本与利息理论的轮廓。第三，他还建立了各种各样较小的功绩，其中有一些将在同它们有关的地方提到（人口，报酬递减，地租）。第四，将在本编最后一章提到的他对货币理论作出的辉煌贡献，作为纯智力成就来看，并不亚于李嘉图的货币理论。

我想把他的主观创造性看得和李嘉图的一般高。从客观上说，在他作出贡献的大多数方面，他也象李嘉图一样，被人抢在前面了。

那么，为什么很少有经济学家赞成同等看待西尼尔和李嘉图呢，为什么他的影响实质上只限于约翰·穆勒从他那里所接受的那些呢？

其所以如此，有三个极好的原因，它们说明了如果我们想要描述科学情况而不得不对经济学家作一点比较评价的话，我们会遇到多大的困难。第一，即使我们下定坚强的决心，只估计分析的功绩，我们也容易忘记，李嘉图是站在受人尊敬的地位上对我们讲话，这个地位就是他在公共政策的公开讨论中所建立的名声。西尼尔这个人物则没有这样的地位。他只不过是一个分析经济学家。他的有关政策问题的写作都深藏在蓝皮书中，几乎没有一个人去读。他的公开言论没有树立什么名气，对一般公众来说，他是或者几乎是一个无名小卒。第二——这完全是他的精神气质的毛病——他是，用一个什么字眼好呢？懒惰的？我用这个词，并不是想要说他不曾进行大量的工作，而毋宁是想要说，他缺乏那种有意追求肯定结论的精力。李嘉图好比这样一匹马：它咬住嚼头，仰起鼻子，拼命地奔驰。西尼尔则好比这样一匹马：它吐出嚼头，鼻子朝地，动也不肯动。他的《大纲》在结构上比李嘉图的《原理》还要糟，它讨论着，批评着，支吾着，躲闪着。它未能象后者那样，通过热情来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更糟的是，西尼尔的读者得到了这样的印象，不，读者被用那么多的话告诉说：全部经济分析就在于寻求和前后一致地使用一种方便的术语。这是惠特利的过错？无论如何，这种说法离真理太远了，太令人沮丧了。另外一些经济学家——事实上整个十九世纪的大多数经济学家——使用了并且捍卫了这样一种研究方法，即探求文字的意义。但是没有一个人象西尼尔走得那么远，他似乎想要通过下定义来解决他的“政治经济科学”中的全部问题。这样一种“方法”在敌对的批评家的心目中必定会造成怎样的印象，我们是不难理解的。第三，他有一种“自陷于窘迫境地”的奇怪本事。甚至贤明的荷马也偶尔打打瞌睡，象一个古代格言所说的。但是西尼尔打瞌睡的时候太多了，也就是说，蠢话说得太多了。他是漫不经心的。他虽然是能干的，却并不是聪明的。例如，只举那个最有名的例子：他实际上写道（《有关1837年……工厂法的信件》），棉纺厂的利润假定是百分之十，如果把工作日缩短十一分之一，利润即将化归乌有，因为全部利润都是在最后一小时创造出来的。这种事情在李嘉图是不会发生的，虽然我们在其他方面可能把西尼尔置于李嘉图之上。（c）一些也参加了竞赛的人。由于在本节开头已经说明的理由，我现在要另外加上几个人的名字。其他的作者无疑地会提到其他的名字，至少是部分地有所不同，但是我所选定的人是：贝利、查默斯、劳德戴尔、拉姆赛、里德、斯克罗普和托伦斯。他们的成就在性质上彼此极为不同，难于使之调合一致，虽然他们确实使得我们的图画完整无缺了。不管我多么想避免用开一览表的方式，我还是得按照字母顺序来介绍他们。

正如已经提到过的，贝利在一条广阔的战线上攻击了李嘉图、穆勒和麦卡洛克的分析，并获得了完全的成功。他的《论文》，就根本的东西来说，说出了实际上能够说的一切，因而要算是我们领域内的批评文献中的杰作，应足以使其作者在科学经济学的历史中居于第一流或者将近是第一流的地位。他的著作也不是没有人注意到的。有几个作家，里德是其中之一，承认曾受益于他，并且效法他：因而可以有把握地假定，他的影响超过了公开承认的范围。可是，直到今天仍未能给予贝利以应有重视的历史学家，则只是看到当时的表面现象。麦卡洛克于1845年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文献》中写下下面的话时，并没有冒引起哄堂大笑的危险：贝利未能正确地理解李嘉图的理论，没有“能丝毫地动摇它的基础”，而事实是，如果让1826年至1845年间有关价值问题的作家进行投票，会证明大多数人是赞成贝利的。我所能提供的解释如下。

第一，在科学中，也象在艺术中特别是象在政治中一样，有所谓来得太快这种事情；时机未成熟的时候采取的行动，结局通常是失败，比贝利的失败更要大得多。第二，贝利的批评的确是建设性的，并实际上暗示了他所攻击的体系怎样能够被一个更为令人满意的体系所代替；但他自己不曾试图这样做，而追随他之后去试图这样做的人们，在名望上又敌不过李嘉图。他们无疑地削弱了李嘉图的体系，并从而有助于约翰·穆勒改造它，但他们是经由一种缓慢的消耗过程而不是经由一次辉煌的胜利做到这一点的。

在这个消耗的过程中，查默斯起了很大的影响，至少是在苏格兰。作为一个理论家，他是彻底的非李嘉图派，他所遵循的路线，是我们所谓马尔萨斯对《国富论》的重铸。他在一般过剩和资本供给过多等事情方面，也是追随马尔萨斯。如果可以说在普通理论中有一个马尔萨斯学派（我怀疑是否可以这样说），查默斯的地位就相当于麦卡洛克的地位——这实际上并不象读者可能会感觉到的，是一句那么不真实的恭维话。

劳德戴尔勋爵站得离开队列稍微远一点，他在经济学史中只居于一种次要的地位，但是他的这种地位是完全应得的，与因为他反对公债偿还的论点（《给惠灵顿公爵的三封信……》，1829年）——这是以反对过分储蓄和赞成过分支出的论点为基础的——而现在应当给予他的额外表彰无关。他对价值、资本和利息这些主题均有所贡献，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但比这些贡献本身更为重要的，是他所给予的精神上的激励：他是一个独立思考的人，不肯接受由斯密的传统所传给他的基本东西，虽然是一个业余爱好者，并且从这个新生的专门职业的观点来看，是一个局外人，他却是一个有说服力的作家，并且在大多数场合下，是一个锐敏的作家。

给予过拉姆赛公道待遇的唯一作家是马克思，他在《剩余价值学说》中对他作了详尽的讨论。甚至塞利格曼教授——他使人记起了拉姆赛（前引书）——强调拉姆赛依赖于法国作家我认为也过分了一些。诚然，特别是在他的企业和利润理论上，他已经被萨伊抢在前面了。也诚然，他不是第一个把这些想法引入英国经济学的人，并且他还甚至可能是从第二手“抄来”的。但是他所作的综合比其他人所作的要好一些；更重要的是，有许多带启发性的细节是他自己的。很容易看出，他为什么没有出名。但是必须附带说明，他几乎出了名，而他没有获得成功，与其说是由于他具有一些非常严重的缺点，还不如说是由于他不得人心地反对取消农业保护。因此，没有理由小看他。

里德由于某些怪脾气而破坏了成功的机会，特别是由于他有关“财富权”的含糊的空论。他对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的攻击，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可是，他的著作对于我们之所以仍有某种重要意义，第一是因为它证明了贝利的影响，里德在批评李嘉图时，是追随着贝利的，也证明了在1830年左右反李嘉图潮流的汹涌；第二是因为它具有一些优点，从而又产生了一些它自己的影响，特别是在利润和利息的分析上。在它直接影响到的作家中，最杰出的是斯克罗普，斯克罗普是以指数著名的货币改革家，他不仅写有关于货币与银行、济贫法、农业劳动和其他题目的许多小册子，而且还是一个颇为重要的经济理论家。可是，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33年）是为一般人写的，根本没有对他的分析作出今人满意的发展。很容易看出来，他有关人口和“物价指数”的想法是具有独创性的。但这些并不是我在此刻想要说的。对我们远为重要的，是他洞察到了经济均衡的性质：他看出了供给与需求机制是以每个人追求最大收益的倾向为基础的，看出了这种机制是如何解决资源配置（生产）问题和收入形成（分配）问题的，由此而附带地处理了韦斯特和李嘉图的整个构造物。在利息和利润的分析方面，他也取得了进展：正是在这里，他似乎有些要感谢里德的地方。

这一节至此所叙述的成就——我们开列的清单是很不完全的——都是非李嘉图派或反李嘉图派的；而要就李嘉图派的著作开出一个乎行的单子来，那是完全不可能的。而且，它们全体所表现出来的同韦斯特与李嘉图的图式的对抗，主要是科学的而不是政治的：里德对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的敌视，也可能使得他反对李嘉图的价值理论，但是除此之外，我找不出在这些作家与李嘉图派之间有作为动机的政治对抗。把经济学家之间的一切分歧归结为他们政治上的分歧并总是寻找“一个人代表什么利益”的理论，在这个场合失败了，正象在下一时期在边际效用理论胜利的场合它也要失败一样。最后，我们作为例子提到的那些著作，使人可以用新的眼光来看待以后的发展：凡是注意到这些著作的人，都会看到分析努力是连续不断的。这些著作完全淹没在了通常人们所讲述的有关李嘉图主义盛行的故事中，在这种故事中，约翰·穆勒扮演的是李嘉图派的角色。李嘉图主义是被1870年左右的经济理论“革命”彻底粉碎的。

我要提到的最后一个作家托伦斯，不能算是反李嘉图的。但他也不能算是一个李嘉图派。塞利格曼教授曾为托伦斯辩护，认为他独立地发现了“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对马尔萨斯和韦斯特有优先权；独立地发现了比较成本原理，对李嘉图有优先权。一方面，这就足以使他在分析史中占据一个地位；另一方面，这似乎把他包括在李嘉图的集团中。可是，他在一般理论中的功绩，如果不是反李嘉图的，显然也是非李嘉图的。但这些功绩是难于评价的，因为托伦斯在表述上漫不经心，不是一个很好的技术专家，所提供的精华大多和糟粕混在一起。他没有接受李嘉图的主要学说，该学说得自利润完全取决于工资这个命题。但是他反对它的论据有力地表明，他并没有领会李嘉图所主张的这种学说的原意。他所理解的是另外一种意思，那或许在实质上是正确的。但就其实际情况来看，并不是特别有启发性的。他需要有一个解释人，为他来做象1890年左右李嘉图的赞美者为李嘉图所做的那种工作。直到这样一个解释人出现并得到成功以前，要象在一个场合下所做的那样——大概是由于托伦斯在其他场合下受到的蔑视所引起的反动——把他和李嘉图与马尔萨斯一道，列为“古典学派的奠基人”之一，至少还为时尚早。4.法国

如果要使这个时期的法国经济学按其本来面目呈现在我们面前，有两件事情必须记在心头。第一，正如我们所知道的，直到1848年，巴黎的舞台一直为各个社会主义集团的著述活动和其他活动所占据，其范围之广，是当时任何其他地方无与伦比的。不那么壮丽但从长期看来同等重要的，是信奉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1789年原则”）的天主教批评家的著述活动和其他活动，不过这种活动超越了批评的范围，指向了天主教社会改革的目标。信奉极端自由主义的世俗资产阶级形成了第三个集团。所有这一切，对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的社会学说来都是引人入胜的材料。但对科学经济学史说来，却不是好材料。第二，这个时期完成了出色的资料工作，勒普莱的伟大成就创造了极可钦佩的最高记录。可是，在其余方面，就只有两个一流人物要提到（自然是除了库尔诺以外），即J.B.萨伊和西斯蒙第。

让-巴蒂斯特·萨伊（1767—1832）体现了以下两个重要的虽然略为显得荒谬的真理：第一，为了正确地评价一个人并把他放在恰当的地位，有时候不仅必须反对他的敌人而且必须反对他的朋友甚至反对他自己来为他辩护；第二，表述上的浅薄和思想上的浅薄两者之间是有着根本区别的。萨伊使读者首先感到的，实际上就是浅薄。他的议论在文笔上是那么平易流畅，以致读者很少会停下来想一想，也很少会觉得在这个乎滑的表面之下或许有更深刻一些的东西。这就使得他在许多人那里得到了彻底的成功；这也使得他丧失了少数人的好感。他有时确实看到了重要的和植根深处的真理；但当他看到它们以后，他就用读来好象是平淡无奇的话语去指出它们。他从来没有用心——甚至还不及李嘉图所做的——去对它们加以锤炼，以便使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出它们的分量，并使它们经得住批评和磨损。还有，在争辩中他总是杂乱无章地回答批评，不肯在上面下必要的功夫，从而使自己的理由得不到正确的表述。因此，历史学家必须替他来重新陈述他的论证，在这样做时，必须常常忽视不恰当的措辞，甚或干脆抛弃那些只是由于疏忽才造成的糊涂的推理。每一个人都应认识到，对李嘉图和马克思也必须这样做，因为就他们说来，表面上的凹凸不平也是有待于加以铲除的。但是能够并愿意为萨伊提供这种服务的经济学家，的确是很少的。

这样，他就从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他的巨著《概论》作为教科书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在别处都没有在美国那么大——只不过是证实了当代的和后来的批评家的诊断：他仅仅是亚当·斯密的普及者。的确，这本书之所以深受欢迎，是因为它似乎可以为性急的和基础不好的读者省去死啃《国富论》的麻烦。这实质上是李嘉图派的意见，他们由于从他那里接受了“市场法则”而有一些尊敬他，但在其余的方面则认为他是这样一个作家（参阅麦卡洛克在《政治经济学文献》中对他的评价）：他刚刚够得上斯密的智慧水平，但却没有达到李嘉图的智慧水平。对马克思来说，他仅仅是“乏味的”萨伊。对于后来的批评家来说，他只是经济自由主义的说明者之一，单凭这一点，就应把他抛弃。在他继续活着的领域，即在商业循环理论中，他的法则也被认为是错误的，或者是一种没有价值的同义反复。在我们自己的时代，他经历了一种奇异的复活。他的“市场法则”被宣称为——我们将要看到，这是弄错了的——凯恩斯所指的（参阅前面，第一章，第1节）古典经济学的整个结构的基础。这赋予他一种于他不利的重要性——但至少这赋予了他一种重要性。

然而甚至他的朋友们也被那种虚伪的浅薄外衣所欺骗了。即使对于那些有决心来保护他的身后之名的法国历史学家来说，他也主要是亚当·斯密学说的说明者——其中有一个人说他是亚当·斯密学说的“庸俗化者”。诚然，除了这项功绩之外，他们还加上了种种其他功绩，这些我们可以预先提一下：萨伊把经济学的研究主题铸成了这样一种图式，即生产、分配和消费；经济学的方法论有一些要归功于他；他有主张效用价值理论的倾向；他帮助建立了生产三要素（土地、劳力和资本）说；他强调了企业家的作用，并使用了这个名词（它出现在坎梯隆的著作中）；自然，他是“萨伊市场法则”中的那个萨伊。所有这一切，如同通常所说的，只不过形成了一种中等的请求权，因为这些功绩本身的重要性不大，甚或有无价值尚可怀疑。我们将在适当的时候对它们一一加以评论。现在，我们所要谈的是一根本性错误，这一错误损害了对萨伊在经济学史上的地位所作的评价，也就是要谈人们通常对他和亚当·斯密的关系所作的解释。

萨伊的著作纯粹是以法国来源为根基的，如果我们把坎梯隆看作是法国经济学家的话。他所继承的乃是坎梯隆和杜尔阁的传统，正是从这种传统，他才能够发展——不管他实际上所做的是什么——他的分析的一切主要特征，包括——顺便说说——他的系统图式和他的企业家。这些特征中的最重要的一个，以及他对分析经济学的真正伟大的贡献，就是他的经济均衡的概念，虽然它在表述上是模糊不清的，不完善的：萨伊的著作是从坎梯隆和杜尔阁到瓦尔拉这个链条中最重要的环节。

在他的生活中只有两件事情同我们的目的有关。除了法国革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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