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费正
出版社：河北美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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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走西看（全2册）试读：
前言
我接受艺术教育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从本科到研究生，将近七年光景，其中后四年时间是在董希文教授工作室学习。受业于董先生门下，是我人生中一段珍贵难忘的经历。在他的指导和启示下，我逐渐理解了艺术、领悟了艺术，艺术道路的起点正是从那里开始的。
当时，董希文先生画的中国风油画《开国大典》和《春到西藏》，已成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他曾在敦煌对中国历代洞窟的壁画做过多年的研究和临摹，积累了丰厚的创作经验。1960年，他亲自带领我们赴敦煌进行教学实习，让我们从丰富鲜活的民族艺术中，通过自己的视觉感受去了解艺术法则和表现力。
董希文先生凭借自己对艺术的领悟，在教学中高瞻远瞩地提出将后印象派画家塞尚作为我们学习的出发点。塞尚的画是一种结构风格，不仅整幅画有一个可以感觉的结构，并且画中每个物体都有坚实的造型。他用移动的目光观察物体，把每个局部综合成几何造型，再加以组合。后来的立体主义也正是从塞尚这里受到启发。中国古代画家也是以移动的视点来观察对象，用散点透视法去表现自己心目中的世界。董先生在提倡学习塞尚的同时，也将西方现代艺术与中国传统绘画的理念联系起来。就这样，我们逐渐脱离当时盛行的苏联教学法，把习作中的被动描摹转变为主动表现。
方法的改变引起了观念的变化。在塞尚的引领下，我渐渐触摸到一些现代艺术的气息，兴趣也与日俱增。工作室有几个观点接近的同学常在一起探讨，有时还去图书馆翻阅所收藏的现代绘画复制品。在课堂作业中，我开始有意识地使用一些现代技法进行尝试，一旦有了成功，董先生看后也会高兴地加以鼓励：“喔，很有新意！”
我在董希文工作室学习的四年中，从董先生那里获得许多宝贵知识。这四年，基本确立了我的发展方向，为我未来的事业奠定了基础。这是我在艺术生涯中遇到的第一个变革。接受西方现代艺术是对现代生活、对现代人的精神的向往与追求，现代人的精神则是寻求自由的精神。从那时起，我的绘画观念便在东西方文化之间穿行。
走出校门之后，由于当时的社会背景及各种政治运动等原因，我只能画一些顺应形势的领袖像和宣传画，做一些美术普及工作。而那时正是我一生中最好的年华，精力最充沛、最旺盛的时候。
20世纪60年代造就了我，那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也是我无法更改的治学背景。我需要重新学习。在喧闹的时代，心境却安静了下来，在我的作品中体现我自己、我的全部，这是我应该做的。我需要从我的时代走来，不愿固守在旧的躯壳中。
80年代中期，所谓的“八五新潮”在全国各地萌动，画坛开始动荡。我十分关心它，也很理解年轻人的心情，这不正是60年代初我和几位同学所经历、所追求的吗？在艺术上，我们都有这种冲破束缚去追求自由、追求艺术真理的精神。这时的我已年近五十，但深感还有这样的活力，于是我又重新开始。但我不再重复过去，也不去追求新潮，在创作中一旦有某种契机，便会全力以赴地抓住它。
90年代遭遇了“后现代艺术”，命运让我再次遇到一个变革，一个让我要花费更多精力去理解的变革。
后现代艺术像一个怪物，从西方悄悄地来到了东方。从外表看，有些作品怪诞、丑陋、凌乱、费解，但是它们启发人们去思索。它们有声有色，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也引起了中国绘画的真正变化。工业文明的光芒在今日已逐渐黯淡，媒体、网络、电脑等新鲜事物已经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人类将要迈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后现代艺术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面对后现代艺术，我思考良久。我感受到一个新的艺术形态的活力，并从感情上接受了它。1962年毕业时的师生合影（左一为董希文教授，右一为费正）
我牢记董希文先生的教导，从塞尚出发，将西方的现代艺术和我们的传统艺术结合起来。我的创作立足于本土，没有盲目地去和西方接轨。我只是把西方艺术中对自己有用的元素吸收过来，以丰富我的艺术表现。我的作品依然是中国的。
几年前，我购买了一批中国古代名画高仿真印刷品，其中有一幅西晋画家顾恺之的《女史箴图》。画中有一段山水，这是中国最早的山水画。《女史箴图》中的山水，虽然只用线描，但是它有一种平面效果，这反而有了一定的现代感。《女史箴图》中的人物多为帝王的女官和嫔妃，她们神采奕奕，亭亭玉立。这幅中国早期的人物画体现着中华文明的原生文化。而画家从“神形兼备”这方面去展示女性崇高的人格魅力与精神力量，是我以前不曾见到过的。
我从这批古画中汲取营养，画过几幅仿古山水的油画。在画面结构上，我参考了宋代的巨嶂山水，也用了散点透视画法。在一幅《〈女史箴图〉中的山水》里，我就是采用了油画这种西方的艺术手法，来表现这段中国最早的山水，把东西方两种元素和谐地融在了一起。我还画过一幅《树与石》，在近处画了松树与山石，这些都是地道的中国元素；而在远处画了布达佩斯多瑙河上的链子桥和矗立在山顶上的胜利女神像。我把东方与西方不同的景观并置在了一起，使作品产生了新的寓意。《水乡系列》是我心目中分量最重的一组作品，也是我最感兴趣的一个题材。我的故乡在江南水乡，儿时曾在乡间的田埂、草丛、河边、桥头嬉戏。20世纪90年代我开始画水乡。最初的作品以怀旧开始，但是画到后来，逐渐摆脱了外在的内容，也不再是一张单纯的风景画了。我在画中融入了一些西方绘画的抽象元素，使它产生了一定的想象空间，于是作品便有了更多的语言难以表达的含义。水乡是我生命中一个遥远的呼唤，是我对故土、对乡土中国的恋情和记忆，也是我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密切联系。画水乡，如同在画自己，水乡是我，我是水乡，既熟悉，又亲切。
我的一组水乡作品，参加了在巴黎举办的“ChiFra 2013中法艺术展”。西方观众对我画的水乡很感兴趣，他们不仅能读懂，而且喜欢。最令人感动的是，一位法国现代舞女舞蹈家在看过我的水乡之后，特地在画前表演了一段舞蹈。舞蹈与绘画产生了共鸣，东西方艺术在这里得到沟通，让我深深感到艺术是没有国界的。
我还创作过多种题材的作品，不同的题材常常使用一些不同的表现方法。看似好像风格不统一，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语言系统，但这让我摆脱了政治和商业的左右，可以随心所欲地去画，不必人为地画成一个鲜明的品牌。
在画画中，我常常遇到新的挑战，也不断遭遇一些难题，如同解一道数学难题。一幅画进行到难以为继时，便搁置起来。某日，忽然受到一件不相关的事物或图像的启发，于是天机萌动，这幅画从此获生。
细看我所有的作品，外在形式不同，但内里一致，都比较阴柔。中国古代文化属阴性。讲人心向善，讲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我十分尊重这个特性。
已是古稀之年，问君尚能饭否？答曰：须认真对待每日饭食，以保持活力。我愿像个老顽童，面对新的挑战。2015年春于北京流星花园绘画生涯老友费正詹鸿昌
人生短暂，一辈子难得有几个好朋友，费正是我一生中最知己的朋友之一。
1957年，我们一同考上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同窗五年，同住一宿舍，同在一教室学习创作，又一同留在美院当研究生。毕业二十年后，一同参加了“半截子画展”。后来中国美协派我们赴巴黎吕霞光画室进修，一同参观游学。在21世纪初，又同游江南水乡，皖南古镇，东欧七国……从进入美院起，我与费正的友情延续了半个多世纪，这友情又传到了下一代，我们最终成了亲家，我的外孙女喊他爷爷。
费正的瘦是出了名的，这辈子没有胖过，似乎一阵风就可以把他吹跑。他的用功也是出了名的，他意志顽强、极为自信、聪明敏锐又善于学习。他还是一个非常自我的人，凡事有见地、敢想敢干、毫不犹豫，作起画来胆大手快、不要性命。
他善于思考、不因循守旧。现在我还会想起当年在美院图书馆偷偷阅读“禁书”时的兴奋。我们翻阅细看，毕加索、马蒂斯、莫迪尼阿尼、库图索和里维拉的艺术让我们惊讶，使我们耳目一新。记得费正还用他父亲的莱卡照相机翻拍。他所在的董希文工作室，曾有一个艺术小组，我常常跟随他们走访一些教授，听董希文先生讲毕加索和塞尚的画。那些经历，在60年代中是难得的收获。
毕业实习期间，他在长江轮船上深入生活，画了不少油画写生；每天还在船上与水手一起干活，刷洗甲板。他的毕业作品就是表现长江。那时，我与他共用一间画室，他的创作过程给我印象深刻。他常常在三米长的画布前静坐沉思，突然起身动笔，动作飞快。他的画布每隔两三天就有一次突变，画面的构图和色调也常有出人意料的变化。他越画越好，最后评得五分。
费正毕业后分到空军部队，下连队锻炼，还参加过抗美援越战争。在越南打仗时，他是高射炮的七炮手，一次要传递二十多公斤重的炮弹。我难以想象，形瘦羸弱的他连续传递那么重的炮弹，身体怎么吃得消。但不管怎样，他立了功，得了一枚胡志明勋章。我暗暗钦佩，他真能吃苦！
当年，年轻的他，虽然很瘦，但个高而帅气。他家邻居的少先队员小妹妹常到美院来，很喜欢这位哥哥；费正也常从自家楼上的窗户悄悄欣赏她。他为了小妹妹，心甘情愿转业到地方，当了锅炉工。后来这位小妹妹成了他的妻子，全心全意陪伴在他身边，支持他画画。
毕业二十多年后，1985年我们美院十位老同学相聚北京，举办“半截子画展”。画展上他的作品已经显示特色，画风淳朴、厚重，还吸收了中国民间艺术风格及其色彩，走在我们同代人的前列。第二年，费正和我到巴黎吕霞光画室进修，参观了欧洲各大博物馆、画廊，此行真是大开眼界。回国后，费正开始回味在欧洲所看到的绘画原作，经过思考后，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绘画语言。
又过了二十年，2005年初夏，我们几个老同学相聚在上海，一同开车去乌镇、西塘、朱家角等地的水乡写生作画，还在学长张自申的画室写生模特儿，我们仿佛又回到大学时代。一次大家在石桥边支着油画架忙着写生，而费正却用油画棒画些小画。只见他走来走去，不知在想些什么，或许在他看来思考比急于动手更重要。后来见到他的“水乡”油画系列，以黑白为主色调，简化的空间和线条，极具创意。
2011年春，我们应邀去石家庄看他的画展。我站在展厅中亲眼目睹了一百张扇面画，很是吃惊。中国传统扇面画在宋人画册中是见过，百看不厌，是我国古代艺术的一个高峰，但是用西画在扇面中展示恐怕是费正的首创。我以激动的心情向他祝贺。没过多久，他来电话告诉我，他开始在创作屏风画了。这个费正真是跟当年一样，说干就干！仅一年多时间，就完成一百多块屏风画。看到他用电脑传来的图片，我不禁感叹：真了不起！与美院同学詹鸿昌结下五十多年的深厚友谊
费正曾经多次跟我说，现在的年轻画家很有干劲、有创造性，胆子大、画得好。他们那样画，不知是怎样想出来的。看来这老头子是不甘示弱了！“人生七十古来稀”，借此机会说些老友之间的心里话，希望大家身心健康，多画些画，把路走得更远些。（本文作者系上海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童年·少年费正
我的童年是在昆明度过的，那里是我的第一故乡。
当时正值抗战时期。我在昆明的八年，也正是抗日战争从开始到结束的八年。
那时，父亲在昆明海口的兵工厂工作，是工程技术人员。父亲同济大学机械系毕业后留校工作，因抗日战争爆发，他怀着满腔爱国热情，来到新组建的海口兵工厂。不久，父亲被派往德国、丹麦等地学习机枪制造技术。
1938年我在重庆出生，出生时父亲在国外。母亲原本住在上海，为躲避战乱，她独自一人来到重庆生下了我。一年后，她与回到国内的父亲重逢，带着我来到了昆明。
父亲所在的兵工厂位于海口的山脚下，生产抗击日寇的机关枪。因为日军飞机常来轰炸，所以工厂的车间都建在山洞里。那时，我们也住在海口，家离厂区不远，曾被敌机炸毁过。
我从两三岁起，喜欢汽车。父亲从德国为我带回一辆很大的玩具汽车，那是我童年时最心爱的玩具，晚上睡觉也要放在枕边，视为宝贝。我除了喜欢汽车，还喜欢画画，涂鸦的“作品”往往都是汽车。晚上躺在床上不肯睡觉，常吵着要父亲为我画汽车。母亲拿着我的小画板，交给坐在绘图桌边忙碌的父亲。这时，父亲会停下手中的工作，为我画汽车。父亲画汽车要用直尺，就像制图一样规规矩矩、认认真真。我看到父亲画的汽车和真的汽车一模一样，非常喜欢，常常看着那些汽车入睡。有时父亲画的汽车被我抹坏了，就让他重新再画。父亲也乐此不疲。我想，也许这就是我最早的绘画启蒙吧。
我家的后窗紧贴着山。上学之后，我经常逃学，这山便成了我逃学的好去处。吃完早饭，我背着书包假装去上学，却绕道上山去玩。山下的一切都历历在目，快到中午时，看到路上有放学回来的孩子，就赶紧下山回家。那时我很淘气，经常在外面闯祸，如往别人家的酱缸里撒尿，把不知谁家的一整根甘蔗扔到井里……为此，常有人到家里来告状。在昆明的童年上海外滩速写
在海口的日日夜夜，虽然是抗战时期，日子过得还算和平安宁，但是每月仍有几次“逃警报”的日子。只要警报一响，我们就要钻进山洞里躲避半天。后来搬到昆明小东门外的岗头村，就相对安全了，那里的乡村生活也比海口丰富多彩。
岗头村是一个美丽、淳朴、洁净的小山村。村后有山，山中有泉水。村中灰色的瓦房鳞次栉比，小巷的路面铺着石子或石板。我记得街上有一家豆腐坊，远远就能闻到豆浆浓香的气味。母亲经常打发我去那里，我拎着一只锅打回热气腾腾的豆浆或豆腐脑。我们住的院子里有两棵高高的棕榈树，树上挂着淡黄色的花穗。院墙上栽满了带刺的仙人掌。后院很大，是放养鸡群的地方。
父亲在岗头村的一个大院子里租了两间房子，院子里还有两户邻居，都很富有。一户祝姓的可能是地主，另一户颜姓的主人抽大烟。我常在他的床榻边看他烧烟泡。
一日，一衣衫褴褛的妇人领着一个年龄与我相仿的小女孩来到祝家。那孩子破衣烂衫，蓬头垢面，一副战战兢兢的样子，不安地坐在石阶上。这是祝家买来的孩子。女孩梳洗换装之后，开始为祝家干杂活。不几日，她的面色开始慢慢红润起来。女孩有个好听的名字叫丽华。因为院里只有我们两个孩子，所以就成了好朋友。我们俩常在一起交谈，她在厨房烧火，我就陪她坐在灶台边说话，说着孩子间的悄悄话。
又一日，村中的石路上走来两匹大象，村民们都跑到路边看热闹。只见一少年稳稳坐在大象背上，一青年牵着绳子踽踽前行。他们穿村而过，不知要去往何方。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大象，大象的脊背比房顶还要高。
山里有一眼泉水，清澈甘甜，母亲常派我去拎泉水。途中要经过一个美国兵的空军基地，后来我才知道那就是陈纳德将军支援中国抗日战争的“飞虎队”基地之一。基地的跑道上长着一层青草，不十分明显，在远处不易被发现。我常见美国军人在一些用木头和帆布制作的飞机模型中来回穿行。休息时，飞行员也到通往山里的小路上散步。我去拎泉水时，时常会与他们相遇。一次，一名飞行员给我一卷十分漂亮的降落伞绳子；还有一次，一名飞行员给了我一大块没有包装纸的巧克力。这是我第一次吃到巧克力。
父亲休息的日子，便带领全家坐着马车出游，我们先来到滇池边，然后再乘船去西山。西山龙门是昆明著名的风景区，当年山上的情景我已忘记，只记得路边的小摊儿上有许多竹子做的玩具。
一日夜晚，我听见外面爆竹齐鸣，空中升起五颜六色的礼花。我和父亲急忙奔出房间，在后院拾到一顶小降落伞，伞下吊着一盏闪亮的小灯。
这天，日本投降了！
抗战胜利后，父亲离开了兵工厂，想搞一番自己的事业。他在养鸡的后院办起了“工厂”，开始生产电话机的摇柄。祝家的儿子有残疾，站不起身，只能拖着个竹凳行走，父亲便雇他来拉风箱。父亲这个“厂长”当得十分劳累辛苦，每天在炉火边守着烤着。等到锡块熔化后立刻铸模，压出一串摇柄。压模时还有一些碎锡的颗粒喷射出来，如放焰火一般，我在一旁观看，觉得十分壮观。那些撒落在地上的碎锡颗粒，竟被鸡们抢着吃掉。
不久，全家重返江南。父亲与同事因工作先我们而行。母亲和眷属们共乘一辆卡车，经史迪威公路（二十四弯盘山道）绕道缅甸，辗转半月才到重庆。史迪威公路于1944年修通，与缅甸公路相接。这条公路在抗战期间运送了无数国内急需物资，被称为“抗日生命线”。
1946年抵达重庆后，我们住下休整。重庆是一座山城，这里的街道坡峭路陡，楼房依山而建，一层一层重叠错落，从江上看去颇为壮观。嘉陵江在这里与长江汇合，朝天门码头那长长的台阶一直通往市区。
我有一位舅妈是小学校长，住在重庆附近一个叫“山洞”的地方，后来我们在那里住了两个月。离她家不远是蒋介石在北歌乐山的公馆，前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陵墓也在那里。我们常去墓地玩耍，有时能遇到蒋介石的车队鱼贯而过。记得在重庆时正逢过年，晚上我们在自家院里燃放鞭炮。正玩得高兴，一名卫兵前来敲门，说放炮影响了蒋委员长的休息。卫兵走后，大人不准我们再放炮，让我们十分扫兴。
1947年从重庆再次出发时，母亲等人又和另一批同事的眷属搭伴，包乘一只大木船，顺长江而下。每日走走停停，常遇到麻烦。有一天遇到盗匪，要上船抢劫，幸亏上船时带了几名荷枪实弹的士兵，鸣枪警告后才转危为安。
一日，木船驶进三峡，船上气氛顿时变得异常紧张，大家都觉得要过鬼门关了。只见泥汤般混浊的江水，急速奔泻，从瞿塘峡、巫峡，朝着秭归的西陵峡一路狂奔而去。巨浪不断地上下翻卷，拧出一个个深深的旋涡。面对惊涛骇浪，一船人提心吊胆，只盼着老天爷保佑，能让我们平平安安闯过去。而此时，船上的老艄公像一个极其镇静的将军。他站在高处，眼看前方，掌舵行进。木船飞速前行，老艄公小心翼翼地躲避着各种险情。如稍不小心，船就会被卷入七十米深的江底。终于，我们闯过了长长的峡江！
穿过急流，木船来到了平静的江边，大家在此停泊休息。江边的小贩们叫卖着各种鱼虾。大人们上岸买了鱼虾，回到船上去煮；而孩子们则用竹篮在附近的小河沟里捕捞小虾，嬉戏玩耍。
木船继续前行，过宜昌、过荆州，再过城陵矶，江面越来越宽阔。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大家都已入睡，突然船体发生猛烈的震动，大家立即被惊醒。原来木船被一艘大轮船撞了一下。事发后轮船竟然逃逸，士兵们立刻鸣枪逼回了轮船，并上船要求索赔，还强行拿走了轮船上的大绳。这时大家以为木船即将沉没，纷纷拖儿带女仓皇奔出船舱，颤颤巍巍地从一块木板登上轮船。第二天清晨，沙滩上出现了这样一个情景：被撞伤的木船倒扣在江边，像一个奄奄一息的病人趴在那里，等待着抢救。
三天后木船修好，我们继续前进，不久来到了武汉。辽阔的江面已看不到远处的江岸。大江尽头，水天一线。远处的帆船好像吊在半空中，在天际线上漂移。近处的江面上穿梭着各种船只，越江的轮渡忙碌往来，码头前成群的木船整装待发、扬帆远航，江上一片生机盎然。江水滔滔不绝、奔向东海。这番景象记忆犹新，日后成为我在美院毕业创作的一幅画。
在宽阔的江面上行船，仍有许多艰险，特别是在风浪大作的时候。江面上时常漂过被江水浸泡得发白的尸体，看得让人触目惊心、毛骨悚然。
这天，木船终于到了目的地——南京，父亲在码头迎接我们。父亲工作很忙，于是由他的一位朋友陪我们游玩。南京古称金陵，是六朝古都，名胜古迹很多，而我们只游览了玄武湖。这时正值盛夏，湖水一片碧绿，茂密的荷叶中荷花掩映，满湖清香。大家荡舟湖中，喝着清凉的饮料，一路的疲劳和担忧都烟消云散，顿感一身轻松。休息数日后，我们即赴上海。
到上海后，我们住进位于施高塔路（今山阴路）一套政府机关闲置的豪华别墅，楼上楼下房间无数。楼前有青青的、毛茸茸的草坪，散发着清幽的芬芳。后院树木繁茂、浓荫匝地，绿叶间透着远处星星点点的光亮，树缝间有隐约的车影闪过。时隔五十四年后，在中央美院“历史的温度”油画展上，又见到了自己的毕业创作
后来，我家搬到杨浦区，父亲在中国纺织机器厂任工程师。我所在的区，不像歌曲《夜上海》里所唱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上海，而是一个朴实无华的工业区。那里是中国纺织工业的聚集地，还有一座中国最早的发电厂之一——杨树浦发电厂。杨浦区的人民生活节俭朴素，我的同学和朋友多是工人、市民及附近农民的子弟，也都淳厚质朴。我在那里住了将近八年，直到迁居北京。
我所住的家属宿舍与厂区仅一墙之隔，有小门相通。宿舍是抗战时期日本人所造。工厂按照职务等级严格分配住房，厂长和副厂长都是独立的别墅，工程师和技术员住连体别墅。
宿舍的院内种着许多樱花树、枣树和柳树。每年4月，樱花盛开，一片绚丽灿烂。院里还有许多留居的日侨，到了樱花节，他们就把家中的许多吃食搬到树下，一堆堆、一群群，又吃又喝、又唱又跳，热闹非凡。有几个神情严峻的男人近乎赤身裸体，相互格斗比武。中国女人看到这场面，纷纷掩面而过，而我们这些男孩子却看得津津有味。
院子里还有大片空地，成了全院孩子玩耍的好去处。宿舍里住着一群与我年龄相仿的男孩子，大家常常聚在一起，逮知了、抓蛐蛐、掏鸟窝、上树摘枣，还用弹弓打鸟。
有时我们整日打弹子（即小玻璃球）。按照游戏规则，一个洞、一个洞地打过去，就像后来北岛在文中所说：像打高尔夫球，而且更具优越性。我有一个小布袋，装满了各种各样的彩色玻璃球，放在一起五光十色，十分可爱。
我们玩得较多的是抽陀螺。鞭梢上绑一根绳子，不停地抽打陀螺，使它在一个事先画好的圈内快速旋转。倘若输了就很悲惨，要把陀螺放在圈内，像受刑一样任同伴将自己的陀螺钉角狠砸下去，把它砸成麻子。
逮蛐蛐则是最投入、最忘我的事情。晚上我拿着手电筒到树下、墙边去翻烂砖头。循着蛐蛐的叫声，掀起一块砖头，砖下潮湿的泥土上蠕动着各种昆虫：最先跑出来的是多脚蜈蚣，还有一些有毒性的昆虫，如蚰蜒等等，都惶惶然四处逃命。蛐蛐有一公一母，向不同方向跳去。此时，我必须眼疾手快，用纱罩把公的罩住，捉住后放进一个纸筒。家中的蛐蛐罐一摞一摞，小友之间经常相约，互斗蛐蛐。胜者名扬四邻，求斗者源源不断。
过年了，我们拿着压岁钱到小摊儿上买空竹。顿时，院子里一片此起彼伏的“嗡嗡”声。我抖空竹的技巧日渐高超，竟玩出了许多花样。从双轮空竹进步到单轮空竹，让它在地上或竹棍上旋转，还能高高地抛向空中，再用抖空竹的绳子把它接住。
女孩子常玩跳房子一类的游戏，男孩有时也偶尔涉足。男孩女孩相处友好，没有隔阂。
每年春天，学校都要放假几天外出春游。近处可以步行至黄浦江中的复兴岛，一路走去，花红柳绿，春意甚浓。江南的春天令我怀念，气候温和潮湿，没有北方肆虐的风沙。一次，我们背着小小的行李，乘船来到苏州。只见两岸杏花桃花怒放，金黄色的迎春花点缀在那白色与粉色之间。杏花桃花远远望去，犹如妇人脸上的胭脂，妖艳无比。在苏州游览三天，我画了一张虎丘塔的速写，稚嫩的作品中留下了对春天的美好印象。
我曾经是一名童子军战士。当年，我们的小学成立了童子军，令我兴奋无比。最吸引我的是那一身西式的童子军制服。大家头戴船形帽，佩戴蓝领巾，右肩上斜挎着佩带，腰带上挂一把佩刀、一卷绳索。每人还发一只圆柱形的紫铜哨，吹出的声音浑厚而嘹亮，就像疾风穿过山谷。这身服装很昂贵，我记得是要四块“袁大头”（即银圆）。如果买不起这身服装，就不能参加童子军。童年少年
童子军中有一位教官，他年轻体健，充满活力，深得我们的爱戴与尊敬。教官经常带领我们外出训练，爬山、上树、露营、野炊，还学习战地救护、识别野生植物等常识。对于童子军的野外演练，我们都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参加这类活动，对于正在成长中的我来说，不啻为最快乐的玩耍。
童子军是1912年从英国传入中国的，它没有任何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倾向。它的宗旨是：使青少年成长为一个机警、灵敏、有创造力、富有冒险精神、并能热心助人的人。
可惜，我当童子军的时间不是很长，因为上海不久就解放了。
上海解放后，我从童子军变为一名少先队员，但是童子军给我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如今，我仍以一名40年代的老童子军而骄傲！
上海临近解放，局势已日渐紧张。外白渡桥拥挤着逃难的人群，他们背着行李和孩子，奔向十六铺码头，再乘船逃离上海。这时的上海物资紧缺匮乏，金圆券不断贬值。虽然每日都有大量新币发行，但这些大面值的新币实际上一文不值。家中的金圆券成为我的玩意儿，就像玩香烟壳子一样叠着玩耍。买米要用麻袋装钱，但往往难以买到。米店老板囤积了大量大米，却不投放市场，于是抢米的事件不断发生，老百姓的生活已岌岌可危。
解放前夕的上海，局势越来越紧张。街上不断传来“老虎车”（警车）恐怖的吼叫声，四处抓捕地下共产党人。特别是夜深人静的时候，“老虎车”的吼声更加频繁，也更刺耳，就像尖刀刺向人们的心中。记得那时在我们学校附近的杨树浦发电厂，有一名叫王孝和的工人被捕了，此案震动了全上海。王孝和是一名坚强不屈的共产党员，在牢中受到严刑拷打。就义前，他穿着一件血迹斑斑的白衬衣，高呼口号、昂首挺胸走向刑场。夜晚我们在昏暗的灯光下，看到刊登在报纸上的这条新闻，一家人都心情沉重、默默不语。
就在这个时候，小表哥倪福康从老家来了。
福康是姑妈家的小儿子，住在启东乡下。当时，启东所在的江北地区，是新四军和国民党军拉锯战的战场，局势变幻不定。福康的两个哥哥早早就参加了新四军，他独自一人在家待不下去，就到上海来投奔我父亲。就这样，福康在我家住了下来。
福康比我大七岁，穿一件长衫，以后不论冬夏一直是这个装束。他性格腼腆，走起路来有些拘谨。但是我们两人一见如故，立刻就亲切交谈起来，他操着浓重的家乡口音，而我说的是上海方言。我和福康相处得很好，我在家时常和他闲聊，有时也一起在门口玩耍。那时我最喜欢看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还有《鲁宾逊漂流记》《漫画画报》及一些儿童读物，去四马路（今福州路）买书是我最感兴趣的事，然而福康似乎没有闲钱带我去逛四马路。
因为福康在上海没有事情可做，母亲就派他到学校给我送午饭。从此他天天中午拎着一个多层饭盒，出现在我的教室中。有时最后一节课只上了一半，他就来了，便与许多送饭的家长坐在教室侧面的休息椅上，听我们上课。福康为我送饭，风雨无阻，一送就是一年多。
福康在这段时间里，一直在等待着时机改变自己的处境。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不久，福康考上了华东军政大学。穿上军装的福康，与当年那穿长衫的小表哥，无论是外表形象，还是精神状态，都判若两人，给人一种阳光向上的感觉。半个多世纪后，与小表哥福康再度重逢
从此，福康的命运发生了转折，他的生命开始绽放出华彩！军校毕业后，他相继在几个部队做机要工作，也曾在“喀秋莎”火箭炮师任过职。1951年他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在前线极其艰苦的环境下，仍然做机要工作，在朝鲜一直坚持到1957年才回国。福康回国后被分配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工作，亲眼目睹了中国航天运载火箭不断升空，不断把一颗颗卫星送入轨道。这期间他来过北京，也来过我家，遗憾的是每次我都不在家。几十年来，我一直怀念这位在上海与我相伴、为我送饭的小表哥，一年多里我与他结下了深厚难忘的友情。
言归正传。再说那时的上海，已到了解放的前夜。母亲认为杨浦区是工业区，肯定会有激战，于是带领我们兄弟四人来到静安区的和安小学。母亲的一位朋友是那里的教师，我们就在学校躲避。不料，我们的投奔之处，却发生了激烈的巷战。母亲和我们四个孩子在一间教室的讲台下躲了整整一夜。这一夜，枪声不断，躲在讲台下的我们心惊胆战，不敢合眼。后来听说沿街的高楼顶上都有国民党军队把守，他们向冲进上海的解放军战士射击。
黎明时分，母亲带着我们跑出教室，来到大楼底层，向在此躲避的人群汇拢。忽然一个戴着红袖章的士兵持枪冲了进来。他示意喧闹的人群安静，向我们询问了楼顶的情况后，飞速奔上楼去，向对面楼顶的国民党残军射击。他，就是我见到的第一个解放军战士！看着他严肃果断的面容，望着他飞奔上楼的背影，我心里涌起一种对英雄的敬意。不曾想十几年以后，我也成为了这支军队中的一员。此是后话。
不久，此起彼伏的枪声停止了。天亮了，经过了一夜鏖战的上海终于平静了下来。
我们平安返回家中，得知杨浦区竟安然无事，再回想一夜惊险，犹如自赴炼狱一般！
上海解放了！
二表哥倪绍康来看望我们。精神抖擞、容光焕发的表哥好不神气！他穿着一身发黄的军装，腰间束着的皮带上挎着一把盒子枪。出入我们厂区的大门时，卫兵恭敬地向他立正敬礼。我跟在表哥后面得意扬扬，似乎也受到礼遇。二表哥被派到上海做接管工作，并在一家大工厂担任党委书记。后来我们搬到北京，他多次来京参加中央的会议。我曾到他下榻的北京饭店去看望他，并借机在北京饭店的高处眺望长安街和天安门。
驻厂的解放军组织了一个业余美术组，由文工团一位名叫高阳的同志教大家写美术字。我作为家属子弟也参加了学习。每天吃完晚饭，我就拿着笔和练习本，早早坐在教室等候上课。高阳老师教给我们写美术字的规律，我认真听讲、练习，高老师也给我指正错误。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我熟练地掌握了美术字的写法。“文革”期间，我在出版社画宣传画，需要用美术字书写标题，我驾轻就熟，得益于当年高老师的教导。那个时期，我画过不少宣传画，出版后在全国各地发行。
倪康是我的大表哥，他个子高高、皮肤白皙、长相俊美、神情爽朗。上海刚解放时，他在一所小学当校长。那时我上初中，每天放学路过他的学校，都要进去看看他。我经常看到他在下班后翻石膏模子，他翻制的有马恩列斯毛的侧面头像，也有文化名人的肖像，如高尔基、鲁迅等。读初中的那三年，我几乎从不间断地去找他。有时他给我一些画片、纪念邮票，还有有趣的徽章。在大表哥那里，我也算受到一些艺术的启蒙。
不久，上海人民广场举办城乡物资交流大会，二舅家的表哥带我去参观。广场上的高音喇叭里播放着歌曲，“……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好地呀方。好地方来好风光，好地方来好风光，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郭兰英那甜美歌声响彻四方，给我印象很深。这首歌令我想起解放前在小学里唱的另一首歌：“山那边呀好地方，一片稻田黄又黄。你要吃饭得做工，没人为你当牛羊。织青布，做衣裳，年年不会闹饥荒。”这首歌的内容、曲调与《南泥湾》很相近，也是当年解放区的歌曲。我不知道教音乐的老师是不是地下党员？
偌大的广场上人头攒动，人们穿梭于琳琅满目的展台之中。来自全国各地的农副产品、工艺制品、民间玩具、图片照片等，分布在各个展区，还有拖拉机、播种机在草坪上作现场表演。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么丰富的展览、这么宏大的场面。傍晚时分，广场灯火通明，南北小吃五花八门，应有尽有。闻到诱人的香味，顿时饥肠辘辘。表哥说：“还是吃一碗酒酿汤圆再接着看吧。”
我上初中后，便能独自去外滩、四马路了。四马路有一家外文书店，出售外国的油画画册，常令我驻足观看、流连忘返。永安公司楼下有卖哈定的风景油画，明亮逼真的画面非常好看。不久，我买了几支油画颜料，在家里找了一块棉布，钉在木框上，跃跃欲试、开始作画。可是那颜料画起来又干又涩，棉布吸满了油渗透到背面。当时我不懂画油画要用亚麻布，而且还要一遍遍做好底子再画。我花费了不少工夫才完成了这幅油画，挂在墙上，勉强能看。这是我的第一幅油画！没想到，几天后画面变黑，难看极了！
那时，我喜欢画领袖像，除了画马恩列斯毛以外，也画其他共产党领导人的肖像。在我的小屋里，挂满了伟人头像。初中二年级时，我们的班级被命名为“卓娅班”。命名会召开的那天，我画的巨幅卓娅全身像悬挂在黑板中间，为命名会增添了气氛。校长吕型伟看了很高兴，提议让我谈谈画英雄的体会。而我却沉默不语，羞涩地低着头，脸涨得通红。
我们教室的墙上悬挂着三幅苏联画家作品的印刷品，不知道中队辅导员从哪里弄来的。其中有两幅是描绘苏联十月革命的，另一幅也是革命题材，画面上有三个法国少年，在街角的墙上用刷子写“paix（和平）”，一个少年趴在地上，另一个站在他背上刷写，还有一个在墙边望风，警惕地观察街上的情况。这三幅画挂在教室，与我朝夕相处，给我印象很深。教室的另一面墙上挂着我画的一幅宣传画《要好好学习》。
我们的中学是一所非常好的学校，建于1916年，是蔡元培先生在上海创办的最早的中学。原名为聂中丞中学，1941年改为缉规中学，我就读时叫市中中学。学校的老师，包括音乐、美术老师都很优秀。学校的校舍也极其讲究，尤其是主楼建筑，造型精致、风格古典。楼内的地板细密结实，门和门框、走廊的灯以及桌椅板凳用的都是极其讲究的材料，正如我后来在欧洲见到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样式。图书馆内有丰富的藏书，我曾借阅过一本《世界名画集》，画上的圣母抱着圣子冉冉升向云间，一群群插着翅膀的小天使围绕着圣母，在空中飞翔。那时我很诧异，为什么画册中的神话人物都画成裸体的？图书馆还有许多旧版图书，书中有精美的插图、图案，还有用各种花边精心构成的装饰。每次走进教学大楼和图书馆，我都会情不自禁地安静下来，就像虔诚的信徒走进神圣的教堂。
初二寒假，我有机会到上海少年宫参加美术组活动。少年宫原来是宋庆龄的一座宅院，豪华得如宫殿一般。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富丽堂皇的地方，就像乡下人踏进了皇宫。我不停地在各处画速写，记录下它的辉煌。不久，这批速写和我刻的斯大林木刻头像，被选送参加世界儿童画展，并到苏联及东欧各国巡展。后来上海的《新少年报》刊登了我画的斯大林木刻头像和其他几幅作品，都是我在少年宫画的。我把这张报纸拿去给王小雄先生看，他对此嗤之以鼻。
王小雄先生是我初中时的美术老师。他从日本留学回来，唇上有一小撮黑胡子，很像日本人。他目光炯炯，常穿着西装，打着紫红色领带，即使穿别的衣服也是整洁笔挺。他在课堂上谈艺术，充满激情、时常忘我，有几次竟晕倒在讲台上。据说他的头部曾被日本人击伤，不知是在日本时被打，还是在上海被日军所伤。一次上课，他把自己的小油画箱拿来展示，我这才第一次看到油画颜料。在班上我和张竞宇画画最好，他就重点培养。他让我们星期天到教室来学习，从家里带来一个用布包着的石膏头像。他把那个不是很大的石膏头像放在桌子上，指点我们画画。整整一个上午他就这样陪伴着我们。
我上美院后，因画毕业创作去了上海，顺便去看望王小雄先生。他仍然住在重庆南路弄堂里的一套两居室房子里。王小雄先生见到我十分激动，还拿出自己的画给我看。有一幅画挂在床内的墙上，因为要让我看这幅画，他竟然穿着皮鞋，径直走上床去取画，然后兴致勃勃地与我谈论起来。
到了吃饭时间，他拿着粮票、点心票带我上街吃饭。那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食品供应紧张，他还有家小，这顿饭我们吃掉了孩子们的点心。
1954年，我初中毕业，全家搬往北京，我开始迈入青年时代。高中往事费正
20世纪50年代初，因父亲工作调动，我们举家迁至北京。于是我从上海——这个被西化了的大都会，来到了首都。
初到北京，我对这里的生活极不习惯，比如饮食、气候不适应，语言交流有隔阂。特别是到北京六中读高中后，与上海的学校相比，感觉反差很大。上海的学校有一幢幢讲究的西式楼房，有宽敞明亮的教室。而六中的校园则是一个挨一个的四合院。四合院里是低矮潮湿的平房，地上铺着方砖，显得很是土气。这就是我们的教室。那时北京的许多中学都是男女分校，颇有些封建意识色彩。此外，冬天的教室冷如冰窖，来得早的同学每天还要为大家生炉子取暖。陆续到来的同学将带来的馒头、窝头放在炉台边，烤热后在课间吃。上课时，教室里弥漫着烤干粮的香味……
我的青年时代和高中学业就这样开始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经过一次次的磨合、再磨合，我慢慢适应了北方的生活。
渐渐地，古老的首都为我开启了大门。那时的北京是个古朴、安静的城市，这里有许多皇家园林、许多名胜古迹，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胡同。
渐渐地，我开始喜欢北京了。我喜欢每天上学时路过的紫禁城，还有它旁边那两座植满百年古柏的公园；我喜欢遍布全城的青灰色瓦房的四合院、矗立在街口高大神气的牌楼、一群群带着哨声掠过蓝天的鸽群，还有马路上、胡同里那些绿荫浓浓、挂满串串白花、香气四溢的老槐树；我喜欢上了那些质朴淳厚、说话京味十足的同学，还有六中的校园。我起初认为很“土气”的校园，竟有着深远厚重的历史。它在清代曾经是内廷乐部，住着皇帝的内勤人员，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住着专为皇上创作乐曲的宫廷艺术家。原来六中是建在这片艺术的土壤之上啊！喜欢艺术的我，和这里真是有着缘分！升入高中那年，从上海来到北京
终于，我融入了这座城市，融入这所学校和这个新的集体。
六中位于京城的中心，有着独特的地理位置。它离中央首长办公的中南海仅一墙之隔，天安门、中山公园也近在咫尺。从天安门金水桥进去，就是皇城故宫。放学后，我常去故宫的午门和中山公园，或写生或看书，受益匪浅。那时感受最深的是，每天上学、放学，都走在天安门前的长安街上，我时常会停下脚步，默默眺望着远方的朝阳或晚霞，凝视着眼前这座金碧辉煌的皇宫，我的心弦被扣动了。北京，你是这样雄伟神圣，这样瑰丽璀璨！
在北京，我的视野不断地扩大，我的生活逐渐地丰富，在学校还参加了一些社会活动，而这是在上海念书时所没有的。
每年的国庆节和“五一”劳动节，天安门广场都有盛大的庆典活动。由于六中毗邻天安门，每次活动我们都要参加。当东方的天空出现第一缕曙光时，我们早已在天安门广场的中央列队排成一个方阵，静静地等候那个激动人心时刻的到来。此刻的广场庄严肃穆，气势恢宏。彩旗、鲜花、气球、鸽子组成一个壮观的画面，这使我想起画家董希文先生画的油画《开国大典》，他真实地表现了这个令全世界瞩目的隆重场面。
入夜，天安门广场上还有盛大的晚会。由各大、中学校的学生拉起一个个大圆圈，演出或联欢。记得我们六中与女一中的学生在一个圈里联欢，大家随着扩音器播放的音乐跳起集体舞。广场上空几十束探照灯光交织出各种图案，或明或暗的光波在人群中缓缓移动；那升腾绽放的礼花，五彩缤纷、绚烂多姿，映红了首都的夜空，也映红了我们一张张充满青春、充满朝气的脸庞。大家忘情地跳着、唱着，直至深夜。那些热烈狂欢的场面令我十分激动，当时真想用画笔记下这难忘的一刻。
六中因与中南海为邻，所以还时常有欢迎外宾的任务。遇到外国元首访华，学校便组织学生到新华门东侧的长安街上列队等候。迎宾的车队一到，我们便挥动国旗、花束，高呼“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记得1957年4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国家领导人亲自到机场迎接。毛泽东陪同伏罗希洛夫乘坐敞篷汽车在最前面，几十辆迎宾车队紧随在后，从机场到中南海，一路上受到首都人民的夹道欢迎。当车队缓缓行驶到我们队伍前时，同学们激动地拥上前去，热烈高呼着“毛主席万岁！”我也情不自禁地跟了过去，生平第一次这样近距离地看到了毛主席。伏罗希洛夫白头发白胡子、面目慈祥，顿时让我想起一张他与斯大林站在克里姆林宫阳台上的苏联油画。这时只见毛泽东作了一个请大家让开的手势，同学们心领神会，立刻后退。汽车又继续前行，我们目送着车队驶进了新华门，心里仍是按捺不住的兴奋与激动。后来听说，毛泽东的汽车在天安门那里也被欢迎的人群围住，好不容易才开了出来。
我们班有位同学叫季德，也喜欢画画。我与他成了最亲近的朋友，经常一起去北京各处写生，特别是天安门、午门一带。蓝天、白云、红墙、金色的琉璃瓦，这些色彩鲜艳的景色赫然跃入我们的画面之中。春天的中山公园，金黄的迎春花、洁白的玉兰花、粉红的桃花妩媚艳丽、争相开放；到了秋天，唐花坞有菊展，那一盆盆菊花姹紫嫣红、千姿百态。这些都成为作画的好题材。有一年夏天，我们还一起到颐和园及周边景区写生。
我们不断地在各处画画，久而久之，积累了许多习作。有一天，我们俩带着这些习作，壮着胆子来到中央美术学院找名家指点。那时我很喜欢画家李宗津画的一幅红军战士抢渡泸定桥的油画，于是我们便找到李宗津先生在中央美院的宿舍。李先生很客气地将我们请进屋去，并认真地看了我们的画，提了一些意见，最后还对我们加以鼓励。这是我第一次走进中央美院的大门，第一次得到画家的指点，心情激动不已。五十多年后，与同学季德共同回忆高中往事
读完高二的那年暑期，中央美院举办了一期“高中画室”，对北京爱好美术的中学生进行培训。我带着六中为我开的介绍信，拿着作品前去报名。一位老师看了我的画后，便发给我一张学习证。“高中画室”由几位年轻的教师给我们上课，对我们的习作进行指点。这个培训班还使我有机会结识了一批和我一样爱好美术的学生，我们在一起学习、交流。著名画家王式廓的女儿王荻地也在班上，我通过她把作品带去请她父亲指教，她将父亲的话一一记下，然后再转告我。除了意见之外，王式廓先生对我也有一番鼓励的话。
又过了一年，我高中毕业了，准备报考中央美院。那时我压力很大，倍感紧张。因为这年美院附中的第一届学生也毕业了，他们已接受过四年的专业训练，使我在考试中遇到了强劲的对手。这年中央美院面向全国招生，油画系只招九名学生。发榜那天，我忐忑不安地去看榜。得知录取的九名学生中有六名是附中的毕业生，普通学校的考生只有三名，而我就是其中之一。我暗暗庆幸：在“高中画室”的学习，无疑是帮助了我。
中央美院的本科学制是五年。那时有很多全国一流的画家直接教我们，特别是学业的最后两年及研究生期间，是由当年画《开国大典》的董希文先生亲自教我。董先生由于创作出色，曾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他有一批画作热情地讴歌了新中国新时代，他还两次沿着当年红军的长征路线写生作画，带回了一大批精彩的作品。我在他门下受业，为我以后的艺术道路、发展方向奠定了基础。2010年3月，我在北京接到六中同学的电话，邀请我参加同学聚会。光阴如梭、岁月荏苒。从毕业到现在，已经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老同学相见，分外感慨、分外激动。我们已从一个个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青年，成为霜染两鬓、年过古稀的老人。但是说起当年在学校的情景，一幕幕往事仿佛就发生在昨天，那么清晰、那么亲切！
几个月后，我到国家大剧院看展览，顺便去看望母校。听说六中已和附近一所中学合并。正值暑期，校门紧闭。只看到校园里绿树更加高大繁茂，而门口的牌子已不见“六中”二字。浮生杂忆费正
有许多事情已经过去很久很久了，不知为什么我会经常想起它们。
1957年我考上中央美院油画系。入学伊始，全院师生正在开展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我们立刻被卷入这股政治洪流，不由自主地随着浪涛奔流起来。一年级五个系的新生全部被安置在礼堂里，于是偌大一个礼堂成为我们日夜奋战的战场，常常是通宵达旦、灯火通明。我们准备各种材料、抄写大字报、参加大大小小的批判会，一眼望去礼堂里热火朝天，还真充满着战斗气氛。其实我们这些新生对所谓的“右派分子”们都不认识，只不过去看看高年级同学写的大字报所揭发的材料或者听听别人的发言，回来之后再发挥一番。美史系的新生有一定的理论水平，有些人能说会道，因此他们在运动中表现得很出色。
记得报考美院时，创作课也是在这个大礼堂里考的，所有的考生按照报名号依次入座。排在我前面的是几名美院附中的首届毕业生。我心中不禁暗暗叫苦：“这下可完了，遇到强劲的对手了！”附中有位个子高高、长相俊朗的学生叫艾民有，听说是附中的高才生，是美院油画系一位教授的儿子。看到他风华正茂的样子、从容淡定的神态，顿时让我自惭三分。没想到后来我们成为同学，在同一个画室里开始了大学的课程。同窗五年，他给过我许多帮助和指点，后来我们成为终生的朋友。“反右”运动进行了几个月，终于盼到开课了，大家能够坐在画架前画素描了！然而我班一位附中毕业的学生被定为“右派分子”，从此离开了学校。记得那天，他刚刚选好作画的角度、摆好画架，教务处便派人来把他叫走了。一直到此次作业结束，这名同学也没有回来，只有画架还静静地支在那里。忽然，我对这位同学动了恻隐之心。
在美院的最初两年，学习中穿插着各种运动。那时开始了对红专问题的讨论会，批判只埋头画画，不问政治，走白专道路的学生。我们班的艾民有和于国良，成为批判的对象。晚上全班开批判会，由班主任侯一民先生主持，他神情严肃，会上气氛严峻，大家积极踊跃发言。最后轮到我，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得勉强含糊了几句，批判得很不得力。说心里话，我只是觉得他们的画很好，懂得也多，而我却不如他们，还想向他们学习呢！我之所以没有遭到批判，是因为我画得还不够好，至少还不够“专”。五年之后，艾民有和于国良都被分配到海军部队从事美术创作。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这两个所谓的“白专”学生，他们做出的贡献、取得的成就，远远大于当年那些积极批判他们的同学。和同学在中国美术馆（左二为费正）在美院的画室里在美院读研究生时期
二年级教学改革时，我们班和一年级作为试点，搬到农村去上课。我们在石景山附近的模式口村租了两个大院，作为教室和宿舍。课堂作业画农村的老大爷、女孩子，画农具和瓜菜。由于模特儿和静物都摆放得比较单调，因此大家的作业平平。课余时间我们除参加农业劳动，还到附近的石景山钢铁厂去跟班劳动，在转炉车间扒钢渣。有时我也住在钢厂，结识了一些工人朋友，我以他们为模特儿，画了一批速写和素描。
在美院学习的前三年，我对艺术理解得还很肤浅，在学习上一直很盲目、很被动。同学们认为这画好，我就觉得不错；认为那画不行，我也就觉得很差。大家看我的画，指出某处画得不好，我就按照他们说的去改，直到他们认可了为止。
步入高年级以后，系里让我们选择工作室。当时油画系开设了三个工作室：第一工作室由吴作人先生主持，画风偏向传统，崇尚西方博物馆里的经典；第二工作室由罗工柳先生主持，他从苏联学习归来，带回很多他在博物馆临摹的俄罗斯绘画精品，还有他在苏联的许多习作，同学们观摩后都非常喜欢。这样，选择第一、二工作室的同学就比较多，而我却选择了董希文先生主持的第三工作室。一开始，工作室只有三位同学，后来就有插班生陆续到来。石景山钢铁厂速写一、二玉门油田速写
在董希文先生的教导下，我才开始了真正的绘画生涯，从此逐渐摆脱了懵懵懂懂的状态。在工作室学习了两年之后，我于1962年毕业。之后又经过董希文先生的挑选，我十分荣幸地成了他的研究生。
其他工作室的研究生，也都与我一样，有着相同的幸运感。研究生时期的学习丰富、自由，也十分快乐。董先生经常让我到他家去，让我欣赏他的新作以及收藏的画册和文物。他对我寄予着很大的希望，时不时对我的画给予指导，使我受益匪浅。
那时，我与几个趣味相投的同学常常在一起寻求、探讨，我们初次叩开了西方艺术的大门，看到了古典主义、印象派、现代派的作品。好奇与惊讶之余，我们找到了一条通往自由的艺术之路，于是便有了新的追求。记得这年初夏，我们骑着自行车，在京城吐满槐花清香的林荫大道上飞奔。年轻的我们，朝气勃发、心高气盛，好像整个世界都属于我们！
研究生的学习生涯很快结束，这时北京军区空军文化部准备成立美术创作组，来学院物色人才，我被选中。从此我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一员。
好景不长，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美院的大字报铺天盖地，一些老师把我们这些探寻西方艺术的“另类”学生作为批判对象。一次我去美院，看到一张署名“油画系全体教师”的大字报，被批判的学生里我名列榜首。大字报揭发了我们在校时的种种“罪行”，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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