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升泉,李茂林
出版社：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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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背上的共和国试读：
引言
1坐落在莫斯科兹维尼果罗德镇的塞列布若耶别墅，绿树成阴，清幽而宁静。这里原是沙俄一家贵族消夏的处所，革命改变了它的主人。1928年初，共产国际决定，它的中国支部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是年6月，一百四十二名中共代表陆续抵达。别墅内外开始变得热闹起来，特别是小轿车的出出进进，更是增添了几分神秘。
会前，苏共领导人斯大林特意召见了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项英、张国焘等人。在众人敬佩与激动的目光包围中，斯大林用浓重的格鲁吉亚口音向中共的负责人讲了有关中国革命性质和革命形势等问题。在座的人都洗耳恭听，有的还不断地在心里默默重复着每句译语。
担任翻译的叫王明，是由共产国际东方部长米夫推荐给大会的。一年前，他随米夫组成的共产国际代表团来中国了解过情况，现在虽然只是个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留校生，但已成为党支部局的宣传干事、翻译和联共党史教员，同时协助米夫研究中共给共产国际的文件和报告。这一年，他才二十四岁。在座的人，谁也没有过多地注意这个体态肥胖、个头不高的安徽六安人，更没有想到，他的出现将会影响中共的历史发展……
两天后，布哈林又以共产国际的名义会见了他们。作为第三国际的总书记，布哈林把这次会见的规格提高到了与斯大林同等的地位。当然，中共代表不会想到，九个月以后，这位在“六大”主席台上作过《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报告的列宁的亲密战友，会被斯大林批判为“共产国际中的机会主义者”而丢掉了所有的职务。“六大”的代表，多数是由中央委派，有的是共产国际直接指定的，如瞿秋白、周恩来、张国焘等。毛泽东没有参加大会，被大会选为中央委员。
尽管如此，毛泽东在当时的名声已经是如雷贯耳了。
这年1月，他在江西成立了遂川县工农兵政府；将井冈山袁文才、王佐的部队正式升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以后与朱德、陈毅的部队会师，合编为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他任党代表，接着，胜利地粉碎了赣敌对井冈山根据地的“进剿”。此后不久，在宁冈茅坪召开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书记，还当选为新成立的六县红色政权的最高行政机关一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主席。
布哈林没有忘记毛泽东。他在“六大”讲坛上，提到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赞赏了作者的才智和胆略，但又有些莫名其妙地讲道：“中国的苏维埃、红军运动只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会妨害老百姓的利益，会把他们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
代表们对他幽默的讲话，发出了一片笑声。
负责为大会起草军事工作决议案的周恩来没有笑。他熟悉毛泽东，国共合作期间，他曾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学，那时，他就对这位湖南来的中年人的独到见解有着深刻的印象。对布哈林提出的“分散存在”，他有不同的想法。自从南昌起义、广州暴动失败之后，井冈山红军的斗争形势，是令人振奋的。当时，湘南的耒阳，江西的赣县、雩都（今于都），福建的龙岩，地处粤赣边界的寻邬（今寻乌）都有暴动，这将造成大面积的武装割据。如果有一天能和井冈山连成一片，那将是一个何等壮观的局面！到了那时候，怎么会妨害老百姓的利益，“吃掉他们最后一只老母鸡”呢？但他还是从积极一面理解，也许布哈林的担心是出于不赞成对农民过高的评价，因为农民的旧思想直接影响着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他暗暗警告自己，对于共产国际的指示，万万不能曲解，特别是在这个时候……
对于瞿秋白来讲，布哈林的批评淡化不了他对莫斯科的感情。他多次到过苏联，其俄语熟练程度已达到翻译果戈理、托尔斯泰作品的水平。他曾三次见到列宁，在莫斯科经张太雷介绍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后转入中国共产党。可惜张太雷在七个月前的广州暴动中牺牲了。他的死，给瞿秋白心里蒙上了一层阴影，使他有一种负罪感……1927年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撤销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由瞿秋白接替。三个月后，由他亲自主持通过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案》，措辞激烈地反对右倾，它的第一个产物就是广州起义和广州公社的成立。但代价沉重，公社主席兼陆海军人民委员长张太雷在暴动的第二天饮弹身亡……
这是几个月以前的事情。“六大”召开，共产国际点名要他提前赴苏，可见他的过失已经得到谅解。大会还要求陈独秀也来参加，不知他是出于胆怯，还是清高，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拒绝了邀请。
瞿秋白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抨击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他自己也检查了盲动主义的错误，他的态度受到了共产国际和与会代表的赞赏。
尽管大会也有争论，但共产国际和莫斯科对中共领导人的信任是一致的。新的中央委员会的组成，布哈林和莫斯科的意见是起决定作用的。2
二十三天的中共六大结束以后，瞿秋白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他和周恩来、张国焘、项英等人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那些来自广东、湖南、江西、湖北、江苏、顺直、河南、山东、陕西、四川、福建、浙江、满洲等省的代表们，一致接受了“六大”提出的口号：在总的新高潮下，使革命先在一省或数省之内胜利。针对中国农村形势，大会指出：农民的武装暴动只有在都市中革命潮流高涨并受工人阶级指导的时候，才有可能胜利。令人费解的是，大会规定：那些帮助过我们并且已经参加了革命队伍的土著武装组织，要视为土匪看待，惩处首领，争取群众。对于富农，也强调决不让步，认为他们走入反革命营垒是不可避免的。
这些决议，没有人提出异议，在表决时一致举手同意。
但在对中国总形势的评估上，大会出现了争执。过激地辩论使共产国际第一次看到东方人粗犷的性格。不少代表不承认中国革命高潮已经过去，他们以不断兴起的起义暴动为依据，想从理论上加以论证。斯大林显得十分耐心，他用了一天半的时间，三次接见大会主席团成员。他左手拿着烟斗，右手用铅笔在纸上画着曲线，以表示高潮和低潮，然后在曲线的最低点又画上表示浪花的圆圈。
他威严而又缓慢地说：“年轻人，我不否认在中国发生的革命现象，但要提醒的是，低潮时也会有几朵浪花。”年近五十的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不愿多费口舌，在他眼里，中共还没有自己的领袖，这些年轻人，多半还是孩子。他沉静地扫视了大家一下，把目光停留在一个刚才还激昂争论的年轻人脸上。
年轻人叫李立三，二十九岁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从瞿秋白接替陈独秀主持中央工作以来，他心里就窝着一股火。南昌起义他是前敌委员会委员，周恩来是前敌委员会书记。南昌起义后，瞿秋白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给前委全体人员以纪律处分。李立三从心里不服，竭力想从理论上寻找平衡。现在，见斯大林给大家讲解高潮和低潮，他也只好认可。但他也从斯大林的善意目光中，感到对他的观点并无太多厌恶之感，对方似乎在说：年轻人，我喜欢这样的坦率……
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给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开出了一张中国革命的验方，也给了他们智慧和力量。他们每一个人都鼓足了信心，准备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舞台上，去导演一出威武雄壮的活剧来……第一章莫斯科回来的年轻人，走上中共政治舞台1
在中国东北，有一段丁字铁路：一条西起满洲里，东到绥芬河；一条从哈尔滨南达大连、旅顺港。追溯起来，这是沙皇政府和大清王朝用了六年时间修筑的，原称东清铁路，后又改名南满铁路，到民国期间叫中东铁路。由于历史的原因，从1924年起，铁路业务由中苏两方共管。1929年5月，国民党政府以苏方宣传“赤化”和垄断路权为由，命令东北张学良当局用武力搜查哈尔滨苏联领事馆，驱逐在中东路工作的苏联职员，接管了中东铁路。事隔两个月，苏方宣布同国民党政府断绝外交关系。又过三个月，不平静的边界终于响起枪声……
消息传到莫斯科。斯大林认为，中苏武装冲突的背景，决不是中方对苏方使用铁路的不满，而是日本人教唆张学良挑起的事端。事端的企图何在？苏联首脑们多次分析认为，这是日本人为发动反苏战争制造根由。这样，全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紧张地感到了战争威胁，共产国际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武装保卫苏联”，中国共产党在这场斗争里具有非同一般的战略地位。
很快，共产国际执委会发出了《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信中宣称，中国已进入深刻的全民族危机时期，要求中国共产党准备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也就是说，中国革命的现状已经到了斯大林画曲线的高点。对于共产国际如此迅速地要求中共变军阀战争为国内战争，连当时留在苏联工作、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的瞿秋白、张国焘都感到突然。
当时在国内领导中央工作的是李立三。这个湖南汉子生性刚烈，十三岁就带领同学罢课被学校开除。他熟读《三国演义》、《水浒传》，自幼崇拜豪情侠义、除暴安良的人物。他曾去法国勤工俭学，后因“不规”被军警遣送回国。1921年底，他和蔡和森到上海会见了党中央书记陈独秀，经中央批准为中共党员。后来，他成为上海五卅运动的总指挥、南昌起义的前敌委员……“六大”上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来，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回国主持领导全党工作。由于工人出身的总书记向忠发水平低，周恩来又忙于组织党的特科网络，领导重担就落在担任中央秘书长的李立三肩上。
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像一根火柴丢进干草堆里一样在中共领导层中产生了剧烈反响。政治局立即通过了贯彻的决议，为了排除反对盲动主义给全党带来的心理障碍，决议在“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下，要求全党开展反右倾的斗争。不几天，措辞激烈的《中央通告第七号》下发各地：
……目前总的政治路线就是动员全党，变军阀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战争，以推翻国民党统治，以建立苏维埃政权……在这一总路线下，党应集中力量积极进攻，确定组织工人政治罢工，组织地方暴动，组织兵变，扩大红军，为目前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准备暴动的中心策略……只有坚决地执行这些中心策略，革命才能争取到全国胜利，首先拿到一省或几省的胜利……
共产党人在中央的召唤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走向斗争第一线，只有陈独秀明确地表示了异议。“六大”召开前，他拒绝了共产国际要他去参加“六大”的要求。此前不久，他被开除出党，但他自认为是党的“左派”。他先后向中共写了三封信，表示对武装保卫苏联和中国革命高潮的质疑。中央复信驳斥了他，并在中央机关报《红旗》上发表专号，批判陈独秀的机会主义。批陈的兴起，使得一些对中央决策有疑问的人也只好沉默不语了……
不久，中东路事件以苏方武力获胜而平息，事件本身也证明绝非日本人作祟，显然，莫斯科发生了判断的错误。“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很快销声匿迹。2
李立三却没有及时刹车。他的精力全部放在城市工人武装暴动上。他觉得中国工人阶级应该展示其无与伦比的力量，这一天已经近在咫尺。当然，他对莫斯科错发警报的事情仍一无所知。
1930年夏，蒋、阎、冯中原大战爆发。李立三认为夺取一省或几省胜利的时机已到。中央政治局通过了由他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并全文电告当时在莫斯科的周恩来，要其转呈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批准。
周恩来拿着决议，觉得沉甸甸的：是啊，他何尝不想中国革命有一个大的转折，年轻的共产党人有一番惊人的创造呢？但现实力量能做到吗？
决议呈上去了，共产国际也不赏识李立三的宏图。尽管莫斯科正在开展反对布哈林右派的运动，但对中共中央的“左”也是反感的。接替布哈林的曼努意斯基和库西宁，把中共中央的决议送给斯大林。斯大林含着烟斗，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来回踱着步子，他的眉头皱紧了……
很快，共产国际复电它在上海的机构远东局，责令中共中央政治局停发决议。远东局在中东路事件爆发时，还鼓动李立三尽快行动起来，现在又一反常态变成另一副面孔……
李立三感到迷惑不解，他甚至怀疑最新指示的可靠性。他以一个叛逆者的心态向全党公布了决议，并正式部署了南京兵暴、武汉暴动和上海总同盟大罢工。接着，又调动各路红军进攻南昌、武汉、九江等城市，以配合城市武装暴动。这些，他并没有对共产国际隐瞒，他将他的部署致电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恳请批准。报告里他还讲了一个特别诱人的情况：在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共产党员曾中生掌握着一个学兵营，他已通过中共南京市委部署学兵营起义，目标是夺取国民党中央机关，一举占领南京城，这将是中国式的“阿芙乐尔”号炮击冬宫，十月革命在中国的再现……
共产国际接到来电后，马上召开执委会讨论。中共国际代表团成员瞿秋白和周恩来，也对李立三的固执表示了不安。会上，大家拟定了新的决议案，再次命令中共中央停止执行原来的“决议”。
但是，晚了。
李立三接到莫斯科发回的决议案时，红三军团彭德怀已率部攻占了长沙，这位平江起义的领导人，用自己的拼杀为中央的决策作了佐证。刚成立的湖南省苏维埃政府，李立三被选为主席。现在，他更加感到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已指日可待。他立即主持了政治局会议，决定将党、团、工会合并起来，组成中央行动委员会，领导各地武装暴动。在中央行动委员会之下，决定成立北方局、南方局、长江局和江苏局四个行动分会。他要求南方局在广州、香港组织暴动，把英国人卷入斗争；满洲省委发动哈尔滨、大连暴动，以引起日本和苏联冲突，这样，将爆发帝国主义和苏联交战，中国革命将在世界革命的爆发下获得成功……
苏联当时正竭力避免战争，李立三的计划显然是同斯大林的想法格格不入的，这不啻是让斯大林为中国革命火中取栗。
有时候，热情也会使人想入非非……
这次政治局会议，竟建议共产国际迅速采取进攻路线，苏联红军应进攻东北，蒙古人民共和国出兵进攻北方……
李立三的发言很有鼓动性，他把到会的人带进神话般的境地。但当冷静以后，有人又提到共产国际的来电时，大家都看着李立三。
李立三一挥手：“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革命发展的趋势。”他站起身，大有中流砥柱之势，“忠于共产国际、遵守共产国际的纪律是一件事，而忠于中国革命又是一件事”。
说出这句话需要见识、胆略和勇气，李立三对当时中国革命形势的认识是不正确的，在对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上却又是勇敢的。
会议没有异议了，但大家的沉默仍然表示着担心。
李立三看穿了大家的心思，他十分有把握地对着自己的政治局伙伴说：“同志们，当我们占领武汉以后，就可以用另外的方式和共产国际说话了！”
什么方式，他没有解释，但言外之意很清楚，一旦会师武汉实现，共产国际就会立即改变现在的态度。
会后，政治局向共产国际报告，说中国有五百万有组织的武装农民，加入了各种组织的人数至少有三千万……这些数字是怎样统计出来的？也许，李立三有他的依据和办法。
他们把总行动的日期定为9月7日，并把暴动计划呈报斯大林批示。
事情闹大了，也闹僵了！3
上海远东局的负责人罗伯特，对李立三的行动计划未予支持，受到上海中共中央的谴责。现在，他见形势已到了这个地步，忙亲自到武汉秘密考察，他连续两次将看到的情况向共产国际报告，主要内容是：武汉驻有大批国民党军队，共产党员只有二百人，赤色工会只有一百五十人……
共产国际觉出了问题的严重，它停发给中共中央的活动经费，又立即派得力人员回中国解决问题。谁回去呢？瞿秋白和周恩来。
瞿、周回国后，主持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因为是共产国际派来的“特使”，加之，攻占城市的形势又很糟，特别是攻进长沙的彭德怀仅占据该市十天就被迫退走。之后，由毛泽东任总政委、朱德任总司令的红一方面军再度猛攻长沙，始终未能突破湘军何键的防线，数名高级干部战死，三千士兵伤亡……李立三和他的血气方刚的战友们，不得不低头认错了。4
对立三问题的处理，并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承认。9月底刚刚结束了三中全会，不到半个月，共产国际就匆匆发来信函，称李立三的错误是一条反共产国际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路线。他本人则具有共产主义运动的“左”、右叛徒的反马列主义的立场和敌视布尔什维主义的行为。
莫斯科的强硬态度使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目瞪口呆。他们不得不纠正三中全会的定论，而按照共产国际的口径把立三的错误改定为路线错误。
理论上的争执预示着一场新的斗争。
事情牵连到了瞿秋白……
在莫斯科，米夫以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名义，上书国际执委主席团，围绕三中全会和李立三的错误点名批判瞿秋白犯了“调和路线”和“小团体”的错误，甚至是“两面派”。
米夫当时已是共产国际研究中共问题的权威。因此，中共中央里已没有敢对他的意见提出异议的人。
这一年，他三十一岁。“米夫”一名是俄共（布）党内从1917年后对他的称呼。至于有什么含义，已无从知道。他十五岁开始投身革命，十六岁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二十岁时，当过红军，上过前线，又进入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学习，毕业后专门研究远东革命问题。二十六岁那年，他被调回莫斯科，成为中山大学的副校长，从这时起，他就开始和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有着密切联系。在苏联国内反托洛茨基派斗争中，米夫站在斯大林一边，这就使他能够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参加讨论中国革命问题，有机会成为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来华了解情况并宣讲党的建设工作，还出席过中共在武汉召开的“五大”，后来，接任了拉狄克中山大学校长职务。
米夫校长在学校看中和发现了王明。
由于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中山大学形成了两派，一派以教务部门的阿古尔为首，一派以联共党支部书记谢德尼可夫为首。许多学生不愿参加任何一派，故出现了第三势力。王明不是第三势力，但他提出掌握第三势力，联合支部派，搞垮教务派。在复杂的斗争中，王明的见识符合了米夫的心愿。
当时，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为了加强对留学生的管理，成立了“中共旅莫斯科支部”。米夫则认为不妥，有意提出“中大”支部到底该谁领导的争论。但绝大多数留学生主张由旅莫支部领导。正当米夫骑虎难下之时，王明提出一个新的主张一共产党不分国籍，他主张归莫斯科一个区委领导，并联合以他为首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反对中共旅莫支部。这样，王明的精明和聪颖得到了米夫的赏识和器重。
世事又一次为米夫提高自己的声誉带来了机会。
这一年，在庆祝十月革命十周年时，游行队伍刚进入红场入口，队伍里突然传出了反对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的口号。当中国留学生走到列宁墓前时，一些“中大”的学生也呼喊了同样的口号。这一事件，加剧了联共（布）反对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的斗争，七天以后，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被开除出党。斯大林当然不会原谅“中大”学生在红场的骚乱，指令米夫在学校彻底清查，并将结果报告苏共中央。米夫完成了斯大林交给的任务，王明在斗争中也经受了新的考验。
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的瞿秋白，在这种背景下没有追随米夫，自然米夫是不满意的。
还有，李立三在执政期间，王明、博古等人，曾指责李立三右倾而受到李立三给予的留党察看和严重警告处分。瞿秋自在纠正立三错误时，不但未给这几位“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及时免除处分，而且在对李立三的处理上，也仅撤去其中央宣传部长和中央秘书长的职务……
于是，瞿秋白被莫斯科谴责为无原则地领导了三中全会，采取了两面派的态度对待共产国际，三中全会表现出领导机关有两面三刀的风气。显然，中央政治局的成分又面临着新的变动。
既然共产国际说了话，中共中央立即取消了对王明等人的处分，并委派王明代理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博古担任团中央组织部长，但仍没能改变党中央被多数人攻击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召集一次中央紧急会议，就像当年“八七会议”那样，成了当务之急。5
1931年1月7日下午，上海麦特赫司脱路一座围有篱笆的小洋房里，中共中央的会议即将举行。三个月前，六届三中全会也是在这里召开的。
今天，负责门卫的是陈赓和顾顺章，他俩是中央有名的特科成员，他们的亲临，无形中给会议增加了紧张、神秘的气氛。来的人都显得严肃、谨慎、心事重重，在上楼的时候，一个个都加快了步子。
然而，会场上的气氛却是轻松的。提前到会的一些年轻人，正围着一个外国人在谈论着。有人认出，这是米夫和从莫斯科回国不久的中山大学学生。
米夫的身份是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他能亲临会议，可见这次会议确实是非同寻常的。也有些到会者，脸上露出疑问的神情，他们对身着大褂、头戴瓜皮帽、正在夸夸其谈的王明，明显表现出一种反感。知道底细的人清楚，这个喝洋墨水的年轻人，前些日子在上海英租界被捕，他竟违反党的白区工作纪律，买通巡捕到全总宣传部机关送信求救，结果暴露了机关……这样的人，取消处分没几天，还高谈阔论什么！
主持会议的向忠发在自语着清点人数：“中委和候补中委二十二人……全总、海总、铁总党团代表、中华苏维埃准备会的代表，共三十七人……翻译徐冰……”他核对完人员后，宣布：“各位同志，原先通知召开中央紧急会议，现在改为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因为情况复杂，本会只开十五个小时，要求每人发言不得超过十分钟……”
这位船工出身的总书记，掏出怀表看了一眼，然后用征询的目光望着米夫，请他先说几句。
这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有人突然站起质问：“为啥临时改变会议性质？”
会场内响起一阵议论：“要开四中全会，缺了多少中委和候补中委？这怎么行……”
向忠发愣住了，他没想到，当着共产国际代表的面，还有人敢说长道短。但他心里明白，现在切忌纠缠更多的头绪，而应该一锤定音。至于这次会议，米夫早已给他交了底，主要是把立三路线的人物从中央开除出去，把一大批年轻有热情的回国人员吸收到中央来。米夫还为中国同志起草好了《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并以远东局和中共中央的名义拟定了改组后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补选的中央委员名单……
向忠发用不满的表情望着提出问题的人说：“共产国际有权召开党的中央全会！”
会场上一下静了下来，有谁敢挑剔《党章》的规定？
代表中也有认真的人物。全总代表罗章龙和江西省委的何孟雄等人仍对突然改变会议性质、限制会议时间、不吸收有实际斗争经验的同志参加会议等项问题表示不满，并提出应尽快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当然，他们在阐述自己的意见时，避开了共产国际，以表示拥护共产国际的政治立场。
米夫见大家情绪很难平静，便站起来发言了：“朋友们，这次会议是经过共产国际来电批准的，它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他没有过多地注视反对会议的人，而是把目光停留在还未发表意见或正准备发表看法的那些人身上，“我可以坦率地保证，共产国际有充分的依据和理由，将同志们要求的紧急会议改为扩大的四中全会……”
正在这时，全国铁总负责人徐兰芝闯进了会场，他大声喝问：“你们开什么会？”
向忠发忙答：“六届四中全会。”
徐兰芝“啪”地一拍桌子，气呼呼地说：“我是候补中央委员，为什么不通知我参加？”
向忠发被问得张口结舌。
米夫也呆住了。这次会议采用突然袭击的办法，临时通知开会日期，致使一些人没能及时通知到……
王明立即上前拉住徐兰芝，把他领进另一间屋子，这才消除了尴尬的局面。
米夫竭力调整着自己的情绪。对于生性刚烈的人，他在“中大”早有较量，但这一次，他原谅了对方，伟大的共产国际使命需要他忍辱负重。
他继续讲起来：“同志们，我们的注意力不要停留在无聊的争论上。你们的党，面临着新的考验。就说立三路线，它是用‘左’的词句掩盖了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它的实质是右！”他瞅了一眼瞿秋白，继续说：“立三路线与国际强调的进攻路线是不相容的！我们批评他，不是因为他是热烈的革命家，而是因为他是一个盲动主义英雄，这是最无耻的机会主义与最卑鄙的悲观主义！”也许是一种时代的风尚吧，米夫的演说颇有一点列宁的语言风格。他接着说：“因此，国际指示中共组成新的临时中央，这是改造中国党的必要手段……”
他的发言，说服了一些人，但罗章龙他们，还是要求召开紧急会议而不是四中全会。
王明见会场又乱了，提出用表决的方法来确定会议的名称。
米夫赞成，但同时宣布：“这是在特殊情况下召开的，凡从莫斯科‘中大’回来的，不论是不是中央委员，都有表决权！”
对米夫的规定，大家用沉默表示了同意。
表决结果，十九票赞成，十七票反对。这样六届四中全会就合法地留在党的史册上。6
米夫对会议的结果是满意的，但也有很多不安。尤其是会上相当一部分代表并不同意他拟定的人选名单。尽管最后也是以多数通过，可那个“少数”，绝不可轻视。一周之后，米夫把持反对意见的二十多位同志召集到英租界泸西花园洋房里，开了一个疏导会。他握着大家的手，用保证的口吻说：“同志们，新选出来的中央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是中共队伍里马列主义水平很高的同志，他们百分之百能够执行国际路线。”说话中，又松开大家的手，严肃地板起面孔：“谁反对四中全会谁便是反国际，像你们，都应该受处分……”
罗章龙等人还是不服，后来，成立了“中央非常委员会”，最终被认定为分裂党，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罗章龙对这段历史定论耿耿于怀，四十七年后，他在北京碰见了在那次会议上被挤出政治局的李维汉，坚持说自己的举动是反王明和米夫的。李维汉同是那次会议的受害者，八十高龄的老人一边回忆着当年激烈争辩的情景，一边诚挚地对罗章龙说：“你反对王明是对的，但四中全会经共产国际批准是合法的。你建议召开紧急会议是可以的，但你搞第二组织，这是党纪不允许的。”
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政治局名单，去掉了瞿秋白、李立三的名字，新增加的有王明，还有从莫斯科回来不久的任弼时、刘少奇……
周恩来的位置没有变动。会后，他和向忠发、张国焘三人为中央常委，并由他兼任中央军委书记，开始了主管军委和苏区的工作。
王明成了政治局委员，时隔不久，又被任命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他去了莫斯科，在他开始自己政治生涯的地方，又被共产国际任命为国际执委会委员、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书记，成为中共在共产国际头衔最多、权力最大的人。
米夫完成了改造中国党的任务，凯旋而归。这样一位为共产国际繁忙奔波的人，七年后被苏联专政机关处决，以悲剧形式结束了年轻的人生历程。7
新的中央领导人决心要开创新的工作局面。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了江西苏区，那里，没有直接参与上海党内斗争的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领导的红一方面军已和蒋介石的军队进行了三次大的较量，厮杀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但上海中央也感到江西苏区暴露出不少问题，如何把他们统帅在四中全会的旗帜下，已经是迫在眉睫了。在这之前，为了加强那里的领导，中央曾宣布成立苏区中央局，由周恩来、项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毛泽东、朱德等九人组成，项英任书记，但多数成员并未到职。这时，中央决定，组成以任弼时为首，包括王稼祥、顾作霖的三人代表团，即刻前往江西苏区。
任弼时等装扮成商人，从上海乘船到香港，又取道汕头，经潮安、大埔到青溪，这是中央特科开辟的一条秘密交通线。沿途虽有人接待，但为安全起见，仍在月暗风劲的夜间行走。当他们穿越在杂草丛生的羊肠小道上时，三个人猛地觉得上海已经朦胧了，在前面等着他们的，是一片陌生的大地……
这期间，从莫斯科回国的张国焘，根据中央决定，前往另一个大根据地一鄂豫皖根据地去组建中央分局，和他同往的是陈昌浩，他们将分别担任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和分局常委兼团的书记。
在四中全会被选为中央委员的“中大”学生夏曦，被派往洪湖苏区担任中共湘鄂西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
这一年4月，中共发生了一次重大事件。领导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很快供出了中央机关和重要领导人的地址，迫使中央尽快转移或撤离上海。
这样，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在上海的活动范围被迫缩小，留在那里的政治局委员只有周恩来、向忠发等三四个人。没几天，总书记向忠发又遭逮捕。这样，中共中央根据远东局的提议，决定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六人组成，并由博古负总责。后经共产国际批准同意。这样，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博古、张闻天，一下成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出生于江苏无锡的二十五岁的博古在“中大”学习时和王明就有深交；同为江苏籍的三十一岁的张闻天，这之前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也和米夫十分熟悉。他们能这样快地进入中共的核心领导层，没有王明和米夫的推荐与支持，是绝没有可能的。
是忠实于某一个人，还是忠实于某一个组织，抑或是忠实于自己的信仰，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正面临着选择……第二章风风雨雨中，诞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1
1930年底，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在龙冈战斗中取得俘敌九千人，活捉敌前敌总指挥张辉瓒的空前胜利，粉碎了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
1931年11月，“富田事变”和闽西肃反基本平息，这时的瑞金叶坪已是秋临叶黄的时节。月初，由中央代表团主持，召开了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这就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赣南会议。
坐在主席台正中央的是毛泽东，但决定大会的人却是他两侧的任弼时、王稼祥、项英。按说，项英在“富田事变”上和中央代表团大相径庭，会受到代表团的指责，但这恰恰能说明他对毛泽东有看法，在这一点上，他和中央代表团完全相同。
根据中央的指示，会议通过了五项决议案，这些文件是在会议上形成的，还是由三人代表团按照中央的意见早就起草好的？现在不好猜测，但六天的会期，要拿出那么多的文稿，显然要有事先的准备。
其中，政治决议案指责中央根据地不仅地方党部，就是红军中的党的领导机关都是执行立三路线的，阶级斗争没有充分发展反而模糊，工农积极性没有发扬，而使阶级异己分子混进了政权……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把苏区一贯实行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不消灭富农，按人口平均分田的土地政策指责为向地主豪绅富农让步的右倾机会主义……决议案点名批评毛泽东在改造红军的成分上，模糊了阶级路线。对于苏区肃反，仍认为AB团、改组派、社会民主党满布于赤区……
毛泽东没有想到中央代表团会这样指责他，但他没有申辩，用忧郁的目光接受着大会的批判。30年代初的会风，盛行众口一词，中央定了调子，毛泽东是有口难辩的……
之后，毛泽东担任不到三个月的中央局书记职务，被撤销了。据资料记载，他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也同时被取消了。
但毛泽东没有离开政治舞台，也不可能离开政治舞台，上海的临时中央和远离中国的共产国际，还需要他。他的部队，他的农民，也不能缺少他……何况，在他的手头，还有一份《政治问题报告》。
这是准备在即将举行的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要作的报告，现在，他的苏区中央局书记没有了，这份报告还作不作？
党代会结束的第二天，便是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1931年的11月7日，召开了全国苏维埃代表会议。从这一天起，在中国的版图上，中国共产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国家主人的身份开始了和蒋介石的对抗。
至今还无法想像那时惊人的工作效率，来自全国各根据地的六百多名代表，跋山涉水，云集瑞金。在十四天的时间里，连续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劳动法》、《土地法》、《红军法》、《经济政策草案》、《少数民族问题草案》……
苏区中央局代表毛泽东给大会作了《政治问题报告》，面对一个崭新的国家实体的诞生，毛泽东的心情是激动的，他几乎忘记了两天前的遭遇。他脚下的这片国土，已经包括二十一座县城，五万平方公里土地，二百五十万人口，并拥有五万名红军战士……
毛泽东阐述了未来国家的性质是工农民主专政的国家，它的全部权力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它的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让苏维埃政权在全中国胜利！
毛泽东的讲话激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他浓烈清脆的湖南口音和富有鼓动性的手势，把全体代表、包括苏区中央局刚刚批判过他的那些人，都带到一个理想的境地……似乎让人们强烈地感到，这种场合，只有毛泽东讲话才能达到这种效果……
大会进行了选举，候选人名单由中央提出，到会代表举手表决，会议选举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博古等六十三人为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
毛泽东致闭幕词，正式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了，这和他在1949年北京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样，成为两件划时代的创举。值得惊叹的是，两件划时代的创举却是由一个人宣布，中间又相隔了十八个年头……
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的第一次会议是在叶坪谢家祠堂的场院里进行的，代表们坐在笨重的长条板凳上，通过了毛泽东为执委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的表决。毛泽东同时担任了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的主席。这次会议还决定将瑞金改名为瑞京，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并设立外交部、军事部、财政部……会议还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象征着几千年封建主义最顽固的堡垒瓦解了……
会议接到中共中央指示，成立了国家军事委员会，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毛泽东为军委委员，但他没有料到，随着军委的成立，原红一方面军的番号被取消，这样，毛泽东失去了他在军队中的惟一职务：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中央代表团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这年年底，周恩来来到了中央苏区……
人事的变动带来的是权力的更易，毛泽东，他较早创建军队，现在却不能领导一兵一卒……2
共和国迎来了1932年的春天。
去年年底，国民党参加“围剿”中央苏区的二十六路军有一万七千人在宁都起义，随着春天的到来，新生的共和国壮大了力量，也注入了新的生机。
博古的临时中央这时感到，中国革命形势图上斯大林画在曲线高点的浪花出现了，于是，一份《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由上海传到了苏区中央局。
刚从上海到达这里的周恩来，在瑞金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他已经接替了项英的代理书记，成为正式的苏区中央局书记。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打不打赣州。根据中央指示精神，要是打下这座江西的大城市，中央政府就迁到那里，实现一省胜利也就有了象征和标记。
周恩来阐明了攻取赣州的意义，用他特有的目光，期待着大家的发言。
沉默。
大家心里都明白，这一仗的胜负，关系非同一般，将直接影响中央的决心和威望。
一阵沉默之后，任弼时发言了，打！
王稼祥发言了，打！
顾作霖发言了，打！
原中央代表团发表了意见，于是，主张打的发言接踵而来……
只有毛泽东没有发言。他比别人想得更实际一些，他感到这一仗有它难打的地方。望着向他投来的各种内含的目光，毛泽东缓缓地说：“赣州是敌人必守的坚城，凭我们的装备，很可能久攻不克……”“可能……”有人立即反驳，“可能久攻不克，也可能一攻即克！”
毛泽东没有理睬，继续分析道：“要打，就得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
不等他说完，有人嘲弄道：“围魏救赵，老一套！”又有人接着说：“现在中央的精神，要的是进攻！”
毛泽东一怔：怎么能把战术和战略混为一谈，这分明是不让人讲话嘛！
刚才发言的同志，还想发挥引申一下，被朱德制止了。
四十六岁的军委主席朱德，自知肩头的分量，不能说他反对打，但他愿意听完毛泽东的意见。
毛泽东见多数人求战迫切，势必会和自己形成对立，他想到了彭德怀，也许他对决策能起到作用，他在攻打长沙中，一次破城而入，一次城外受阻……想到这里，他便提出，希望能让实际指挥作战的同志来商量。
周恩来采纳了毛泽东的提议，彭德怀被召到瑞金。
彭德怀听了双方的意见，又问了赣州守敌的兵力，当得知只有两个团守城时，表示可以打。并用有把握的口气对大家说：“我看，二十天就能打开赣州！”
这出乎毛泽东的预料，他无话可说了。
经过表决，主张打的占了上风，彭德怀被任命为前敌总指挥，带领红军向赣州挺进。
赣州位于赣江上游，章、贡两水会合处，三面环水，不利用兵。加之，城墙高大，难攻易守，故有“铁赣州”之称。当时城内驻有受南昌行营直接指挥的十二师三十四旅两个团，还有赣南十七县民团指挥部，连同赣州本地的武装力量，合计有枪万条以上。这与红军当时得到的情报差距很大。
参战红军仅两万人。
临时中央原以为采用袭击和强攻的战术，就可以一举拿下赣州。但事与愿违，红军苦战一月，连续四次爆城强攻，均遭失败。加上敌机成天低空轰炸扫射，红军伤亡很大。
战事进行到第三十二天时，援敌十一师深夜从坑道潜出，向红军阵地偷袭，久战不胜的红军，意志松懈，仓促应战，结果代价沉重……
满面烟尘的彭德怀只好下令撤围赣州。
在瑞金的周恩来，因赣州不克而心情沉闷。但他又不愿意因挫折而影响中央的决定，便主张夺取赣江流域其他中心城市。3
毛泽东没有沉默，他在中央局的扩大会议上，愤慨地批评了攻打赣州的决策，当然，他的情绪主要还是针对着中央的决定。他的发言没有改变任何军事行动，相反表明了他和中央格格不入的战略观念，结果会议不欢而散。红军仍按中央命令，分为中、西两路，沿赣江而下去夺取两岸城市。而毛泽东提出的向敌人薄弱环节发展的正确主张，压根就没有进入会议的议题。
毛泽东奉命随中路军一、五军团行动。一军团的林彪和聂荣臻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并直接出面向中央局建议，将中路军改为东路军，并向闽西发展。林、聂是冒了风险的，在那个年月里敢替孤立无援者讲话，很不容易。
周恩来同意了林、聂的建议，毛泽东这才实现了去攻打难守易攻的漳州。仅十天功夫，东路军便攻占了漳州，随后又相继占领了漳州以外的几座城镇，歼敌约四个团、缴获飞机两架，还筹款一百多万，使一、五军团一万六千将士的军需服装得到解决。
就在东路军把大量的布匹、食盐、钱物运往中央局的时候，4月号的《斗争》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的文章，这篇标题冗长的长文，指责毛泽东不打赣州是浓厚的等待主义。《斗争》报的主办人是陆定一，这位曾在莫斯科担任少共国际代表的中央机关报负责人，暂时还不会支持毛泽东。《斗争》作为党中央的机关报，首先把中央局内部的斗争公布于众了。接着，上海中央又给瑞金发来一份长电，直接批评毛泽东在三次反“围剿”战争中，采取的战略是“游击主义”，当前党的极大危险是“红军中游击主义的坏的残余……”。
如果不是因为毛泽东刚刚取得漳州战役的胜利，那他真要大难临头了；不过这也给毛泽东敲了警钟，促其在瑞金和上海的共同压力下，放弃自己的意见。
正当毛泽东面临重重压力的时候，彭德怀率领的西路军在湘粤赣边遇到了麻烦。蒋介石调集六个师的兵力，在何应钦的指挥下，对三军团实施围攻。三军团被迫撤出上饶、崇义根据地，广东敌人又乘势以两个师的兵力，侵占了赣南西部大片地区，中央根据地受到粤敌的巨大威胁。
中央只好命令毛泽东、朱德率红一、五军团回师赣南，保卫中央根据地。此时，又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的建制，朱德兼任方面军总司令，但没有设总政委。一、五军团归红一方面军指挥，毛泽东仍是以没有军职的共和国主席的身份，随军行动。
但是，战争再次给了他发挥才干的机遇。
这年7月，蒋介石以五十万兵力对各根据地发动新的“围剿”，他把兵力先用在进攻鄂豫皖和湘鄂西根据地。那里的红军，一个由张国焘坐镇，一个是夏曦指挥。蒋介石打算在这两个地方得手后，再集中兵力向中央根据地进攻。
为了迅速策应两个根据地的反“围剿”战争，中央令红一方面军由驻地北上。
一方面军刚在水口圩和粤军打过一场恶仗，虽然击溃粤敌二十个团，但缴获不多，实属一次消耗战。毛泽东认为，此时北上，牵动军心，只有先攻打守敌薄弱的乐安等地，然后才能再图进展。但中央局认为他老调重弹，仍令红一方面军佯攻赣州，三军团乘机在赣州上游渡河，沿西岸北进，向蒋军主力发动进攻。
毛泽东无可奈何。
这时，关心战事的周恩来让项英暂代苏区中央局书记，他赶来随方面军总部行动。经实地考察，发现赣州上游敌人密集，三军团渡河出击，有被敌截断的危险。他立即向中央局发电，说明情况并建议毛泽东担任总政委。这份电稿事关重大，签名的还有朱德、王稼祥。
后方中央局负责人项英，担心改变战略方针招致上海的反对，不同意毛泽东复出，而提出周恩来出任总政委职务。
周恩来没有同意。他见项英不通，便亲笔致函这位代书记，详尽阐述了理由。
项英暂时未予答复。为了最后确定北上部署，打破军事被动局面，中央局召开了兴国会议。会上争论激烈，最后，进攻派在接连失利的军事形势面前，不得不采纳毛泽东先打弱敌的方案，毛泽东也因此接受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空缺。
毛泽东虽被任命为一方面军总政委，但实际上，部队的指挥仍属前方军事会议，这个会议由周、毛、朱、王四人组成，周为主席，负责解决一切行动方针与作战总计划。
不论怎样，毛泽东的作战意图在军事上显示了效果，红军一周内连克乐安、宜黄、南丰三城，缴枪四千支，俘敌五千人，军心大振，也迫使蒋介石将胡宗南主力师从武昌调往南昌，鄂豫皖和湘鄂西根据地的压力明显缓解。
胜利，验证了毛泽东的军事天赋；胜利，也给急于夺取大城市的中共中央注射了兴奋剂。
后方中央局的领导们，围在军事地图前，兴奋地展望着……
这时，红军抵达南城近郊。按计划，这是红军攻占的对象，但前方指挥员发现该城工事坚固，内有十七个团的兵力，便决定停止攻击。
决定报到瑞金，中央局十分生气，他们认为这是毛泽东怯敌情绪所致，仍坚持攻为上策。
前方四人军事会议，不愿上次攻赣州的悲剧重演，毅然改变计划，放弃进攻南城。
中央局来电指责这种改变，并强硬要求红军绕至乐宜一带，从侧面给敌以沉重打击。
四人军事会议见前后方的争论到了互不相让的地步，只好遵命。结果，三军团在宜黄遭敌袭击，有一个团失去联络遭致歼灭。之后，红军作战很不顺利，致使乐安、南丰相继丢失。
为了摆脱困境，四人军事会议致电中央局，准备调整作战方针，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中央局则坚持要红军与敌军主力决战。
周、毛、朱、王不敢再违心顺从，也不愿让分歧长久拖延下去，当日回电中央局，提议即刻在前方召开中央局全体会议。实际上是想让纸上谈兵者到前线看看后，再议决策。
第二天，后方中央局复电前方，除坚持原来意见外，不同意立即举行中央局会议，理由是项英、邓发去了闽西。
当日，前方周、毛、朱、王四人再电中央局，指出他们的军事要求的不妥之处，并再次提出，待项、邓归来后，中央局全体会议仍到前方召开。
由于军情紧迫，前方四人不等中央局回电，就以朱、毛名义发布了《敌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命令部队北移乐安、宜黄、南丰一线，部署第四次反“围剿”的战场。
临时中央和后方中央局对四人会议的做法大为恼怒，对未经他们批准的《训令》更是百般挑剔，他们当即电令前方，停止执行《训令》。两天后，又去一电，表示他们反对《训令》的坚决态度。
事已如此，不召开中央局全体会议是不行了。4
1932年10月，赣南山区已是秋风萧瑟，黄叶遍地了。月初的4日至8日，在宁都小源村一座被叫作榜山的祠堂里，苏区中央局举行了全体会议，史称“宁都会议”。会议以总结打赣州以来七个月工作为名，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斗争。
毛泽东让警卫员牵着马，他迈着他那特有的大步，踏着一路落叶走来。一进会场，就感到气氛有些异样，人们用一种让他很难接受的目光看着他。
毛泽东的脸沉下来，他本想通过全体会议，再次阐述一下《训令》的意图，现在看来，他的这一目的恐怕难以实现了。
面对人们的冷漠，毛泽东用手捂着口，止住自己的咳嗽。这些天来，他已经很虚弱了，唉，真想躺倒休息两天。但他还是平静地坐下了。
会上的发言者对几次战斗进行了评估，观点、分析、结论十分一致，这令毛泽东很是愕然。如打赣州一事，说他执行中央精神不坚决；向赣东北发展是对夺取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至于对《训令》的指责，则上纲上线为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
毛泽东实在听不下去，他霍地站起，大声说道：“实践已经证明，中央和中央局过去七个月的军事路线都是错误的！”
这样公开指责中央和中央局，招来的反驳不仅是刺耳的批判，不少人的言语里已夹杂着攻击……
有人提到张辉瓒之死，气愤地断言：“人民是不信任你毛泽东的！”
对这件事，毛泽东记忆犹新。张辉瓒是第一次反“围剿”抓获的国民党师长，那天押到大坪时，张老远看见毛泽东就双手拱拢，口称润之先生，随之就是钦慕、敬仰的言词。毛泽东问了一些情况，张都如实回答。张当时一再表示，情愿捐款、捐药、捐枪弹，要求免他一死。毛泽东也答应了。张辉瓒的家属很快在上海找到中共的关系，表示按许诺立即兑现。但谁知示众张辉瓒时，有的人迁就东固群众，公开把张处决了，并把张的脑袋砍下来，投入赣江，想让它冲到南昌去……杀张辉瓒，是有人同我毛泽东为难了，但怎么能扯到人民信任不信任……
最后，会议为了保证前方军事指挥专一独断，决定由周恩来负责前方，毛泽东回后方主持政府工作。
王稼祥觉得这样欠妥，在批评毛泽东的同时，提出：“我看，还是让泽东在前线……有的仗，是打得不错的。”
有人马上反对：“一仗两仗说明不了问题，井冈山不是也丢了吗？”
周恩来不想让毛泽东离开前线，提出一个折中方案，他说：“我看，让泽东同志留在前方。一种由我负全责，他任助理。另一种由他负全责，我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他对战争有兴趣，这样可以贡献不少意见……”
朱德既不违背中央进攻的决策，又不愿给毛泽东强加不实之词，他俩长期共事，友谊和意见并存。他是一个厚道人，无论别人怎么说，他决不给井冈山的战友落井下石。因此，在会议发言中，他大讲了一通认识中央精神……他听了周恩来的提议，忙催着大家：“研究吧，一切为了战争嘛！”
人们的发言又集中在周恩来的提议上，十分认真地对比着论证，似乎在这个问题上稍有疏忽就会给未来造成严重后果。最后，勉强同意让毛泽东当个助理。
但毛泽东却不愿意戴罪立功，他没有更多地说明，面对大家只淡淡地说：“我，请假回后方养病去。”
大家怔住了，没料到中央给他一个台阶，他还拿起架子来……毛泽东不想听到更多的斥责，他整整衣袖，走出了榜家祠堂。
会后，周恩来找过毛泽东，毛泽东没有任何改变主张的反应，只是说：“真需要我，打个招呼我会来的。”
笔者曾经走进榜家祠堂，这里已全然没有了当年的模样，岁月留给我们的已经是断壁残垣了，面对时间的冲刷，宁都县党史工作者悄悄说：“中央专门来人调查了这个专题，我参加了……”
笔者希望得到新的内容，忙问：“有什么新发现？”“会是这里开的。”他肯定了这一点后，又吞吞吐吐地说：“上面说了，调查内容不能讲给任何人，这是纪律，情况只能由中央掌握……”
历史尽管扑朔迷离，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上被剥夺了军权。5
既然作为一场反倾向斗争，运动就不会停留在中央局周恩来、项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邓发、朱德和毛泽东等几个委员之间。
1933年初，临时中央由上海迁到中央根据地。这一举动，有人说是白色恐怖所迫，实则是执行共产国际的建议。
临时中央政治局的成员很快到达了瑞金，他们有博古、张闻天、陈云。
年轻的博古在上海就十分了解苏区上层的情况，忠于共产国际的苏区中央局，不断地给他提供这里的动态和变化，这就使他和他的伙伴在进入苏区以前就心中有数了。
博古是带着压力和雄心来到瑞金的。
在共产国际的王明，已经在莫斯科打开了新的局面。去年9月，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第十次会议上，王明作了三个问题的长篇发言，汇报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在苏区工作中的成绩，他的讲话得到大会的充分肯定。接着，在第十三次会议上，王明被破格选为大会的执行主席，主持了这次会议。这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在共产国际历次举行的大小会议上从未有过的荣誉……
共产国际对王明的信任，就是对临时中央政治局的信任，就是对他博古的信任。只有迅速开创苏区工作的新局面，才能不辜负莫斯科的期望……
博古提出的基本路线是：以革命的进攻来粉碎反革命的进攻。当然，这并不只局限在军事上，而应该在苏区的各条战线，都充满进攻精神……
两年前，党的总书记向忠发被捕，中央为了营救他，发表了《为反抗帝国主义国民党逮捕向忠发同志宣言》，谁能想到，中央的努力竟被戏弄了，最近得到确切消息，向忠发被捕之后当即就成了叛徒。
严峻的现实使博古下决心在中央苏区开展新的斗争，以便彻底清除一切消极因素……
博古一进入苏区，就敏锐地发现这里的气氛和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的环境极不相容。在闽西，他听取了闽粤赣省代理书记罗明的汇报，才知道他们至今仍热衷于搞地方游击战争，想依靠牵制敌人来粉碎敌人进攻。经询问，原来是毛泽东率东路军攻陷漳州后，在医院治病时见过他，毛泽东向罗明介绍了三次反“围剿”的经验，指出福建和江西一样，应加紧开展广泛的地方游击战争……
博古很不高兴，听汇报时就批评罗明：“你是省委代理书记，怎么张口游击，闭口游击？游击的性质就不是进攻……”
罗明不理睬，还掰着指头论证：“游击战争打开了闽西的新局面，第一，我们攻克永定县城，消灭了部分敌人，保护了交通站；第二，我们攻击了上杭县城，迫使敌撤退；第三……”
博古生气了，拦住他的话：“当领导的，一定要站高一点……”他收住口，突然问，“现在党的总路线是什么？”
罗明是搞农民运动的，在厦门办过农民训练班，后又领导过闽西农民暴动，虽然曾在广州上过大学，但对当时一天一个变化的口号，也不知该回答哪一个为好，只好思忖起来……
博古替他悲哀地说道：“你们，在理论上就吃不准，难怪在工作中稀里糊涂！”
现在，在博古的办公桌上，放着两份报告，这都是罗明的作品。一份是《对工作的几点意见》，一份是《关于杭永岩情形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两份材料里，叫了不少苦，特别对于扩红，说在闽西动员三千人入伍都有困难。认为群众愿意参加游击队，进行游击战争，而不愿意参加主力红军。报告里有这样一段文字：
……那就请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项主席、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或者到苏联去请斯大林同志或者请列宁复活，一齐到上、下溪南，或者到其他已受摧残的地方去对群众大演讲三天三夜，加强政治宣传，我想也不能彻底转变群众斗争的情绪。
博古觉得，罗明走得太远了，这样的省委代理书记，怎么能开创一个新的工作局面？为了堵住别人的嘴，还请出斯大林、列宁……还把刚刚受到批判的毛泽东也拿出来……称什么“最好的领袖”……
问题如此严重，中央特派员立即前往汀州检查福建省委工作。
接着，一些迹象出现了：苏区中央局领导人在一方面军师以上党团员积极分子会议上，以中央局代表身份，作了《在粉碎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四次“围剿”决战前面的党的紧急任务》的报告，群情激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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