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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欧阳悟道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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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那些范儿试读：

序言

逝去的时代总让人感怀，即便是民国这样的乱世也是如此。对于今人来说，民国是个特殊的时代，有人曾这样形容它：“不旧不新又又旧又新，不古不今又又古又今，不中不外又又中又外，不东不西又又东又西。”那是一个思想自由、学术活跃的年代，也因此出现了很多大师。他们曾经的理想，他们的面容和言行，他们的风度、气质、胸襟、学识和情趣，无不令人高山仰止。重读大师，他们高风亮节的行止也无不于此间一一复活，细微的文字将这些“大家”们所处的那个真实的时代背景予以还原，展现出他们独特的生命历程和探索精神，其间矍然触目的，是一个个“达则兼济天下”的倔强的挺拔的背影。

那些背影背负的，是真正的大家，是令人仰止的大师。身历那样波诡云谲的历史时期，他们用自己的智识和才情，书写了属于自己的伟岸人格，发出了超凡绝俗的时代巨响。中国历史的某些方面的改变，因为他们的贡献而加快了进程。他们外表朴素而内心高贵，心怀天下而汲汲于行。他们那么平凡地生活在芸芸大众之中，却无时无刻不关注着全民族的命运，他们钻研于学问之里，却笑谈于人际之外。他们的思想离凡常生活很远，却关乎家国命运。作为文明的标竿，他们让文化立体化，让精神自由化，他们身上带有明显时代烙印的理想抱负，而书卷气息却难以掩饰，也不需要掩饰；否则，他们，就不是他们了。当然，西方文明强烈冲击中国后留给中国读书人“格物致知”的理念，也无时无刻不荡涤着他们的心房。凝望那些背影，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站起来不仅是身体，还有永远屹立的精神。

这里展示的，并不是一个个全面的人，不是一部部传记，而是一些人的侧面或者点滴。要将他们的一生全面展现给读者，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我们撷取的只是他们生命中一些鲜活的片断，一些令人动容的瞬间，也是一些最令人难以忘记的部分，带给我们阅读与感慨的同时，更留无限思考。在平和的描述中，穿插其间的大量历史资料和鲜为人知的故事，成为我们关于他们最独特的记忆，他们的形象也因此而变得更加清晰——我们慨然于胡适被蒋介石参加总统选举，却莞尔于他在国外大捞博士帽；我们快意于章太炎气煞袁世凯，而叹服于他第一个在报纸上征婚；我们会心于黄侃屡屡与胡适过不去，更笑谈于他“下雨不来”，“降雪不来”，“刮风不来”……

重读他们，令人心生热望；仰望大师，我们除了精神上得到砥砺，思想上也会变得更加坚强。让我们走近大师，走近那些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来一次心灵和精神的愉悦之旅……

胡适：言动出于常轨，大儒堪忍重负

胡适（1891.12.17—1962.2.24），徽州绩溪县上庄村人。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其中，适与适之之名与字，乃取自当时盛行的达尔文学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典故。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给后进“指示一条应走的路”

1928年3月，上海吴淞海边的中国公学发生风潮，至4月底尚未解决，校长何鲁辞职。校董会推胡适继任，希望他能出面维持，平息风潮。胡适因母校的关系，慨然允诺，于4月30日就任中公校长，并很快平息了学生风潮。

在任大学校长期间，胡适非常重视学生智能的培养。他在中公设立了奖学金，奖励学生读书；并积极提倡写作及各种学术研究会、演讲会等活动。胡适认为，这些活动可以引起学生读书的兴趣，帮助他们形成自己的思想，并有益于日后从事的学问。他曾说：“我们相信，文字的记录可以帮助思想学问，可以使思想渐渐成条理，可以使知识循序渐进……商家的账簿上往往写着‘勤笔免思’；其实勤笔不是免我思想，正是助我思想。”

在胡适的提倡与鼓励之下，学校创办了《吴淞月刊》，学生中也办起了《野马》等许多刊物，出现了一种自由、主动、活泼的读书风气。

胡适也相当重视体育，曾亲自为全校运动会写了一首短歌：

健儿们大家上前。

只一人第一，要个个争先。

胜固然可喜，败亦欣然。

健儿们大家上前。

健儿们大家齐来。

全体的光荣，要我们担戴。

要光荣的胜，光荣的败。

健儿们大家齐来。

他不仅看重学生体格的锻炼，而且重视运动场上对学生品格的培养，希望青年们养成一种堂堂正正的运动员风度。

对于校中成绩突出的青年学生，胡适非常热心培养扶持，甚至有些偏爱，却也相当严格。在他看来，后进之辈皆可提携。当时文理学院的学生罗尔纲，平时一点也不活跃，在校中无声无息。但他成绩优秀，得过学校首届奖学金，文化史的论文也作得不错，很得胡校长的赏识。1930年夏，罗尔纲要毕业了。毕业前夕，他给胡适写了一封信，请求他介绍工作。胡适便约请罗尔纲做家庭教师，并收他做“徒弟”。罗氏在胡家先后五年，除指导祖望、思杜兄弟俩读书外，又帮助抄录整理胡铁花先生的遗集，并在胡适的指导下研究史学。后来，罗尔纲写了一本《师门辱教记》的自传，记述这五年跟胡适做“徒弟”的生活，颇为亲切生动。其中写道：“我一入师门，适之师就将‘不苟且’三字教训我，我以前谨遵师教。到了妻儿来北平后，为了要卖稿补助生活，一大部分文章不得不粗制滥作了……至今想起来还是一件痛心的事。”“我十分惭愧，又十分感激，当我每次发表这种文章的时候，就得到适之师给我严切的教训。”

胡适对罗尔纲的几次批评的确是很严厉的，但严厉之中却也能给人以启迪；而对罗氏的成绩，胡适也多有称许和鼓励。罗尔纲后来研究史学颇有成就，成为太平天国史的著名学者。他自己认为，跟胡适的指导与严格要求是分不开的。

吴晗，当年名春晗，也在中国公学念书，也是胡适的一个得意门生。在胡适讲授中国文化史课程时，吴晗得到胡适的指导和帮助，写出了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西汉的经济状况》，也得到胡校长的赏识。后来，胡适被迫离开中公，吴晗也离校北上，考入了清华大学历史系二年级。胡适又介绍他在学校谋得当“工读生”的机会，解决了经济困难，又亲书一副对联送给他：

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多谈问题，少谈主义。

胡适还写信勉励吴晗，要他“训练自己作一个能整理明代史料的学者”；并在《大公报》上撰文，希望大学生们以吴晗为榜样，“埋头读书，不问政治”。吴晗那时确实深受胡适的影响，不仅把胡适送的对联挂在自己的房间里，也给胡适办的《独立评论》写文章，并且按照胡适的指导和要求，成了专治明史的著名学者。但是，作为热血青年的吴晗，看到黑暗腐败的现实，他又怎么坐得下图书馆而无动于衷呢？他给胡适写信说：“处在现今的时局中，党国领袖卖国，政府卖国，封疆大吏卖国……翻开任何国任何朝代的史来看，找不出这样一个卑鄙无耻、丧心病狂的政府，也很难找到这样一个麻木不仁、浑浑噩噩的国民。”

他这些痛苦，不敢“向有党籍的人吐露”，因此只能向胡适倾诉，说自己“过去备受先生的训诲指导”，也希望这时能给他“指示一条应走的路”。而此时的胡适却难以为力。后来吴晗思想转变，走上了与胡适相反的道路，成为一位坚强的民主斗士。

当时中国公学的学生中，还有一位吴健雄女士。后来她留学美国，胡适对她仍经常关心指导。她终于成了名满天下的物理学家，胡适常常以有这样的学生而自豪。吴健雄呢，对胡适的教导也终生不忘。1985年，她应邀回祖国参加母校南京大学校庆纪念，对青年后生谈治学经验时，还说到胡适先生对她的教导和关心，是她后来积极进取的动力。

为了培养学生，大学最重要的是要聘请好的教授。胡适接掌中公以后，虽受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还是努力延聘，罗致了一批英美留学生到校任教，使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教授较为齐整。他聘请教授，有蔡元培的作风，不限资格，不分派系。如中国文学系，有王运闿的弟子马宗霍教先秦文学与《说文》，有左派作家白薇教戏剧，有陆侃如、冯沅君教古典诗词考释，有郑振铎、梁实秋教西洋文学等等。胡适又聘请高一涵先生任社会科学院院长，胡适自兼文理学院院长，还兼授“文化史”一门课程。他每周除了来校上课、洽商校务及主持各种会议和活动之外，大部分时间仍住在沪西极司斐尔路寓所，从事学术研究和写作。在任中公校长的两年间，出版了《白话文学史》上卷、《庐山游记》、《人权论集》，编校了《神会和尚遗集》，还写了收在《胡适文存三集》里的许多文章。这样一位饱学而勤奋的校长，在研究和写作方面有这许多成果，对教员、对学生、对学校的学风，影响深远，不言而喻。

胡适不拘资历，破格延聘沈从文来校任教，在中国公学曾传为美谈。

沈从文是湖南凤凰人，只念过小学，大兵出身。后来刻苦自修，创作小说，多发表在《现代评论》和《晨报副刊》上，成了《现代评论》的台柱子，颇得读者的喜爱。1928年春天，沈从文来到上海，与丁玲、胡也频夫妇合办《红黑》杂志和红黑出版社。他们三人有很深的友谊。后来胡也频被国民党政府逮捕杀害，沈从文曾多方奔走，协助丁玲设法营救。

那时候，教授的社会地位远比作家高，因为自学可以当作家，搞创作；却很难成学问家，当教授。沈从文也想当教授，但他没有学历，小说虽然写得好，却不能算学问，因此难进大学的门槛。

胡适原来就很器重沈从文，出任中公校长后，便聘请他来校教“小说习作”，破格提拔他当了教授。沈从文讷于言辞，小时候读书也很不认真，但教书却很认真。

为了给学生作习题举例，他随时用不同的艺术手法，写了表现不同生活题材的许多作品，在艺术上做了多方面的探求。这些作品，大多发表在《新月》杂志和《小说月报》上，是他在中公教书的一项相当大的收获。

沈从文在中公的最大收获，是找到了他的终身伴侣——夫人张兆和女士。据说这事也与胡适校长有些关系，得到过胡适的帮助。当时中公已实行男女同校，但女同学为数不多。张兆和女士心地善良，性格纯朴、沉静，又擅长球类体育，富于健康美，被公认为中公的“校花”。许多男同学争相追求，都被她一概拒绝，不予理睬，因此都知难而退了。惟有教师沈从文锲而不舍，写了许多情书给张。她起初也不理睬，后来被缠不过，便去极司斐尔路找胡校长。进门时，张女士腋下夹着一个包裹。胡适见了，笑着说：“你何必送东西呢？”她打开包裹送到校长面前，说：“不是礼物，是沈先生寄来的一大堆信。请校长你看看。”显然，张女士此行的目的，是求校长干预，回绝沈先生，并且说：“他是老师，不能对学生这样！”胡适知道了张女士的来意，便笑着说：“师生恋爱并不犯法，在外国亦是常事，校长是不能干涉的。”谈了半晌，张兆和起身告辞，胡适送她到门口，将那包信退还给她，并劝说道：“你不妨回他一封信，以后仔细观察，如认为他并无恶意，做个朋友也好。否则，婚姻是不能勉强的。”胡校长侃侃一席话，无意中做了冰人，后来沈张恋爱居然修成正果，于1933年9月9日结婚了。

“你还是多管管正事吧”

胡适赴欧洲游说期间，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连续致电胡适，敦请他出任驻美大使。胡适颇有些踌躇。他曾经打定主意20年不谈政治，20年不入政界。他的夫人江冬秀也总是劝他不要走到政治的路上去。这一年（1938年）恰恰是他们结婚20年。这20年中，胡适早谈政治了；政界虽然也沾些边，却始终不曾正式出山做官。现在出山，觉得对不住妻子；但是国难当头，眼见民族危亡，炎黄子孙能不勉力奔走吗？经过反复考虑之后，胡适还是复电政府，答应出任。

1938年9月17日，国民政府发表特任胡适为中华民国驻美利坚特命全权大使。10月5日，胡适赴华盛顿就任。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当官，是在国家民族最困难的时期，当最困难的官。他曾作白话小诗一首，其词云：

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

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10月21日广州沦陷，25日武汉失守，胡适可谓是“受命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时”。10月23日，胡适勉励使馆人员“不要灰心”，他说：“我们是最远的一支军队，是国家的最后希望，绝不可放弃责守。我是明知国家危急才来的。国家越倒霉，越用得着我们。我们到国家太平时，才可以歇手。”

胡适作为学者任驻美大使，全无政客的深沉和韬略，而是以“诚实和公开”的态度，赢得别人的理解和信任，所以，人们赞誉他为“学者大使”。对于胡适使美的业绩，时人就有不同评价。王世杰认为胡适的“人格与信望”使他在驻美任上“较任何人为有效”；胡适的学生吴健雄说，她的美国朋友告诉她，“华盛顿政府上下人员”对胡适“都是崇敬备至”。王世杰也说，他亲见罗斯福给蒋介石的信上写有“于适之信赖备至”的赞语。日本政界听到胡适任驻美大使的消息后也给予了异常的关注，代表日本官方的《日本评论》曾发表评论说，日本需派出三个人一同出使，才可能抵抗得住胡适。那三个人是鹤见佑辅、石井菊次郎和松冈洋石，分别是文学的、经济的和雄辩的专家。而与上相反的是孔祥熙放言：“适之不如儒堂”；宋子文则斥胡适之讲演为“空文宣传”，且隐喻其非“外交长才”。胡适出任驻美大使，颇有几分无奈。出于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感，他才临危受命。由于外交是讲究利害关系的，没有纯粹的道义，它是一种务实的艺术，不是宣播道义的表演。而胡适毕竟只是个书生，因而他在大使任中便不免带有几分书生气。

珍珠港事变前，北平图书馆将数百部善本书运至华盛顿委托美国国会图书馆代为保存。后者认为这是件文化大事，所以当该批书籍在国会图书馆开箱时，美国国务卿和该馆馆长特地敦请中国大使胡适，并派大员相陪，同往书库查看。谁知这位大使是个书迷，他一进书库，便如入宝山，情不自禁地席地而坐，旁若无人地看起书来。胡适一看就看了个把钟头，把那些陪他前来而与善本无缘的外交大员和图书馆馆长冷落在幽暗的书库走廊，踱其方步。最后大使才从书堆里提着上衣笑嘻嘻地走了出来，和这批要员们大谈其善本的经纬。这件小事，在他们所谓外交使节的圈子里都被认为是有失身份的事，但是胡适我行我素而不自觉。当然也有人认为他是位学者大使，因而他的怪行反而传为佳话了。真所谓“真名士而自风流”！

事实上，胡适在美引人瞩目且发生较大影响的并非其外交活动，而是作为文化使节和一位杰出的演说家所从事的活动，即所谓的“行万里路，讲百次演”。1942年上半年，美国《华盛顿邮报》载：“中国驻美大使胡适，最近六个月来遍游美国各地，行程达三万五千里，造成外国使节在美旅行之最高记录。胡大使接受名誉学位之多，超过罗斯福总统；其发表演说次数之多，则超过罗斯福总统夫人；其被邀出席公共演说之纪录，亦为外交团所有人员所不及。”胡适做大使时也每向好友倾吐他行万里路、讲百次演的苦差事：“今年体质稍弱，又旅行一万六千英里，演讲百余次，颇感疲倦。我在此三年，不曾有过一个周末，不曾有一个暑假。”据他自己回忆：“本人在美任大使数年，赴全美各地演讲四百次之多。”胡适把讲演看成自己作为一个学者从事外交的最佳手段。应该说，中国抗战的决心和意义能被美国所了解并得到普遍的同情和支持，胡适的演讲是功不可没的，但一位处于关键职位的驻美大使却仅仅将演讲作为自己的主要工作，这里多少也体现出胡适大使的书生气。胡适热衷于演讲也被时人所诟病，宋子文就曾在公开场合对胡适的演讲表示不满，他对胡适说：“你莫怪我直言。国内很多人说你讲演太多，太不管事了，你还是多管管正事吧！”而更显胡适书生气的是，当他作行程三万五千里的旅行，到处发表演说并传播中国的良好愿望和理想时，国民政府给了他三万美元作宣传费用，他将此款全部奉还并解释说，我的演说就是足够的宣传，不需要任何宣传费用。

胡适在驻美大使任内，另一为时人所诟病的话柄是“只好个人名誉，到处领学位”。这也不无根由。胡适任大使以后，美国的一些大学慕名而来，纷纷赠以荣誉博士学位。据统计，胡适四年大使期间竟领得二十七个荣誉博士学位。当然，如若此事是在和平时期，或者胡适只是一个单纯的学者，各大学赠以荣誉博士之学位，胡博士欣然受之，本也无可厚非，或许也是一段佳话。但作为战时的驻美大使，公务缠身，却花费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接受学位，怎么说也有不务正业之嫌。正如他的学生傅斯年婉言批评的那样：“此自非坏事，但此等事亦可稍省精力，然后在大事上精力充足也。”对于荣誉博士学位，胡适自己也知道并无多大实际价值，“这些玩意儿，毫无用处，不过好玩罢了。”但胡适博士对此却依然乐此不疲，我行我素。胡适如此行事，却也不脱书生本色，单纯得可爱。又据时人传言，胡适主持大使馆馆务，用的是无为而治的办法，让各部门的人各司其职，自己向来不亲细事。傅斯年曾写信提醒胡适注意此事：“当时熟人中之传说，有可注意的几点：馆中staff（职员班子）始终未曾组织好，凡事自办，故efficiency（效率）难说……又言馆中纪律亦缺乏……此事似值得考虑也。”此事也显出胡适大使的书生气。

1942年8月15日，胡适收到免去他大使职务的电报。他本来无心做官，是因为国家民族的危难才勉力出来任事的；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他便想寻一个机会，决心求去。收到免职电报的当天晚上，即复电国民政府，表示感谢。9月8日，便交卸了差事。18日便离开双橡园使馆，告别华盛顿，移居纽约，重新开始他的学术生涯。

被骗参加总统候选

1947年12月中旬，蒋介石为了搞好同美国的关系，力劝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再次出任驻美大使。美国则基于对蒋介石的不满，便想在华扶植“第三势力”，希望国民党政府能够容纳“自由主义分子”。为此，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便借国民党“行宪”之机，极力怂恿胡适出来竞选总统。1948年1月中旬，同样得到美国支持并准备参加副总统竞选的李宗仁也致信胡适，劝其“参加大总统的竞选”。但胡适却表示：“我从没有作竞选总统的打算和考虑”，并主张“总统应由政党的代表产生出来”。

3月29日，“行宪”国大开幕后，蒋介石为应付来自美国的压力，将计就计，表示准备请胡适出任总统，自己出任行政院长。为此，3月30日下午，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受命向胡适传达了蒋介石的意见，但胡适一直摇摆不定。

蒋介石见胡适犹豫不决，决定于4月3日夜亲自找胡适谈话。这使胡适受宠若惊，终于上了圈套，答应了蒋的请求。

4月4日，国民党举行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总统提名人选问题。会议一致推举蒋介石为总统候选人，但蒋介石却拒不接受，并明确表示，第一任总统应具有下述之条件：①了解宪法，认识宪政，确保宪政制度；②富有民主精神及民主思想，且为一爱国之民族主义者，根据宪法，实现三民主义，建立民有、民享、民治之中国；③忠于戡乱建国之基本政策；④深熟我国历史、文化及民族传统；⑤对当前之国际情势与当代文化有深切之认识，借而促进天下一家理想之实现，并使中国成为独立自尊的国家，处于国际大家庭中之适当地位。为此，蒋介石建议：“吾人可提一具有此种条件之党外人士出任总统候选人，并支持其当选。我愿担任政府中除正副总统外之任何职责，协助总统以实现宪法中之民主原则。为国家人民利益之故，我深信我不应竞选总统。此不仅为谦让之故，而是诚恳之信心。总而言之，我建议我党提出一卓越之党外人士为总统候选人。”

蒋介石之所以“谦让”，并非真的要让胡适当总统，而是其惯用的以退为进的一种手段。他在推举胡适的同时，就曾明确表示：“中正身为本党领袖，为本党当然之总统候选人。”但按照1946年底“制宪”国大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规定，总统权力要受到诸多限制，这是一直习惯于大权独揽的蒋介石所不满意的。因此，他才表示宁愿屈就有“实权”的行政院长，也不愿当“有职无权”的总统。但是国民党的大多数党员已长期习惯于以党的领袖与总统置于同等地位，把总统与控制政府置于同等地位了。因此，蒋委员长的提议极遭反对，理由是国民党对政府的控制将因此而削弱，而且目前的危机是要使国家有一个有力的舵手。

既然国民党人认为总统非蒋莫属，而蒋介石又不愿当“有职无权”的总统，这就需要找出一个解决办法。当然，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就是修宪，扩大总统职权。但“宪法甫见施行，如即予以修正，亦多不妥之处”，而且“尤为少数党所不愿”，怎么办？程思远回忆，在4月5日上午的国民党中常会上，张群表示：“总裁并不是不想当总统，而是依据宪法的规定，总统并没有任何实际权力，它只是国家元首，而不是行政首长，他自然不愿任此有名无实的职位。如果常会能想出一种办法，赋予总统以一种特权，则总裁还是愿意当总统候选人的。”于是，中常会随即推举张群、陈布雷、陈立夫三人去见蒋介石，当面征询意见，得到首肯。下午，王宠惠据此在中常会上提出：“我们可以避开宪法条文的规定，在国民大会中通过一项临时条款，赋予总统在特定时期得为紧急处分的权力。”随后，国民党中常会做出决议：“总裁力辞出任总统候选人，但经常会研究结果，认为国家当前的局势，正迫切需要总裁的继续领导，所以仍请总裁出任总统，以慰人民喁喁之望。常会并建议在本届国民大会中，通过宪法增加‘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规定总统在戡乱时期，得为紧急处分。”这样，蒋介石在经过一番“谦让”，得到“紧急处分”之权的保证后，终于答应出任总统候选人，而胡适的总统梦则由此迅速破灭。

蒋介石的目的达到以后，随即让王世杰转告胡适，说自己的计划因国民党中委们的反对而无法实现，从而安抚空欢喜一场的胡适，尽快了结这一骗局。于是，王世杰再次奉命来看胡适，“代蒋公说明他的歉意”。

4月8日晚，蒋介石约胡适到官邸吃饭，当面向胡适表示歉意。

4月18日，国民大会正式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授予蒋介石超越宪法之外的“紧急处分”之权。19日，国民大会又以2430票的绝对多数选举蒋介石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这样，蒋介石终于如愿以偿地通过“民主”方式当上了“合法”的实权总统。5月20日，蒋介石宣誓就职后，随即开始行使总统职权，提名行政院长组织政府。当时，国民党中常委黄宇人曾就此发言道：“何以不提胡适之？”蒋介石听后面色一沉说：“书生不能办事。”此言可谓一语中的，真正表露了蒋介石的真实想法。由此可见，胡适在蒋介石眼中不过一介书生，根本“不能办事”，哪能做什么总统呢！

“胡说”与“著作监”

1917年7月，26岁的胡适完成七年的留美学业，于9月10日就任北京大学英文学、英文修辞学和中国古代哲学三科教授。

胡适就任教授后，把自己苦学奋进得来的深厚的英文和中国古代哲学之基础，运用于教学实践，特别是以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为主线，充实提高，自编讲义，打破了大学教坛的习惯教法，并在1919年2月出版了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名闻全国，大受称赞。

胡适一完成留美学业，即就任北大教授，是由北大文学院长陈独秀和校长蔡元培鼎力提携而破格聘用的。蔡元培和陈独秀两人同岁，都是1879年出生，按中国生肖属相为属兔。而后生胡适，是生于1891年12月，刚好少于他俩12岁，也属兔。当时有人戏称：“北大添个年青人，玉兔常伴月照明。”北大是我国首屈一指的名牌大学，年轻胡适初露头角，是治理北大的“三大台柱之一”。

胡适就任北大教授，以最好的“教书匠”著称，但他更能“快友”交谈，加上个能说会道的嘴巴，讲得比写得更好。胡适当年在北京大学红楼内外，聚天下英才而讲之。讲台之下，笑声四起，掌声如雷。有时“说瘾”大发，对学生讲起课来，与朋友吹起牛来，天花乱坠，南腔北调，天空海阔，文白齐鸣，白话口语，之乎者也，也全然不顾了。有一次，胡适应邀到某大学讲演，他引用孔子、孟子、孙中山先生的话，在黑板上写：“孔说”、“孟说”、“孙说”，越说越来瘾，最后他发表自己的意见时，竟在黑板上写了“胡说”，引起一场“哄堂听胡说”的大笑话来。

胡适曾有“酒醉上海滩”的历史。1910年3月22日夜，在上海一家堂子里喝醉了酒，回家途中与巡捕厮打，被带进捕房，关了一夜，罚款五元，心里百分懊悔，想起“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诗句，发誓从此改过。此后闭门读书，7月考取第二期“庚款”留美官费生。但他的嗜酒习惯仍时有发作，胡适有一句口头禅：“宁要大碗酒，不要小碗茶。”因为古老徽州，他家乡绩溪好客礼貌，喜迎贵宾，先要泡上一碗“碗头茶”，是用一种高级的景德镇瓷碗配有瓷盖、瓷托或金黄铜托，小巧玲珑，一派古雅。胡适在北大任教之余，曾作“旧瓶新酒”一词的考据，他说“旧瓶新酒”是西洋古谚，其出处在《马可福音》第二章。据此可见胡适之喜酒了。1930年12月，胡适40岁生日，又恰逢北大建校32周年，举行了庆祝。据当时报载，在胡适的寓所宴会上，其妻江冬秀赠夫“止酒”戒指一枚，力劝戒酒。被称为“两代学人，一对挚友”的张元济先生，大了胡适24岁，张在上海读到报纸后，特制联语一副补赠胡适之先生四十大庆。其联语云：

我劝先生长看蓄贤间戒指从今少喝些老酒，

你做阿哥好带了小弟北大享个无限的遐龄。

胡适一生获得多少博士及荣誉博士学位，大陆与台湾学者说法不一。见于报章杂志的文字也不一致。据说台湾学者认为胡适有39个博士学位，大陆也有36个博士学位的异言。多数学者认为是35个博士学位，有待进一步考证。

胡适的别号、笔号、绰号有多少个，少见于报端。已知有40余个，多于他的博士学位。以下几个则鲜为人知。

一为“子供”。1906年夏，胡适考入中国公学，时年只14岁，而中国公学第一期中，他的年纪最小，个子矮，多数同学都比他大，使他得了一个日本人的绰号“子供”，即小孩的意思。

二为“大书箱”。胡适5岁时开始念“四书”、“五经”、《孝经》、“小学”和《百家姓》、《千字文》。8岁就能懂《资治通鉴》。在二三十年代里，海内外学者和留学生，都认为书读得最多的，在一班读书人中，数不出几个，如果严格地讲，恐怕要数胡适首屈一指了，所以当时胡适得了一个“大书箱”的绰号。

三为“黄蝴蝶”。1916年8月，胡适写了一首“窗上有所见口占”的“尝试”白话诗。开头两句是“两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当时写白话诗，有大逆不道之嫌，常为人攻击与讥讽。国学大师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中，大骂白话诗为“驴鸣狗吠”，直呼胡适为“黄蝴蝶”。

四为“著作监”。1917年胡适留美回国，即受聘北京大学任教，时年26岁，是最年轻的教授，颇有点名气，又因他积极提倡白话文，曾经与旧派文人黄侃有过交锋。黄侃时为赫赫有名的国学大师，一生重视国学，最反对胡适所提倡的“白话文”，他认为白话文虽然浅显易懂，但如大力提倡白话文，将来就没有“文人”了。黄、胡同在北大任教，就更有“文人相轻”之意。黄侃不但在教师、文人圈内外，一有机会就要贬胡适，且语言尖酸刻薄。有时在学生中，也戏称胡适是“著作监”。学生不懂什么意思，就请教老师。黄侃即说：“著作者，写书著书也；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面没有也！胡适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而下册没有也，故曰著作监也！”一时在北大校园内外“著作监”的绰号也不胫而走。

五为“候博士”。胡适于1917年4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完成《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的博士论文。5月22日，进行了博士学位的最后考试——口试，其实未得正式的博士证书。回国后胡适博士的名声在外，就这样胡适博士的荣名提前用了十年。哥大于1927年才正式补发博士学位证书。在1939—1941年胡适任美国大使期间，穿梭如织地来往于外交礼节和公共场所。据说外国人对胡适的名字发音难于确切，就被喊作“候博士”、“候大使”了。胡适自己也大大方方地默认和答应，于是又有一个“候博士”的绰号。

现代版“三从四德”之首倡者

胡适13岁时，由母亲做主与大他一岁的乡下姑娘江冬秀订婚。之后，胡适赴美学习，前后14年不曾见面，直到1917年，学成归国方才回家乡完婚。婚后，胡适回到北京大学教书，江冬秀在家照顾母亲，直到隔年夫妻才团圆。自此以后，江冬秀总是伴随着胡适，胡适亦对她不离不弃，以致友人曾戏言：“胡适大名垂宇宙，小脚夫人亦随之。”这对学识和个性天差地别的夫妻，从吵吵闹闹到认命厮守，有趣的故事实在不少。

江冬秀出身于安徽绩溪邻县旌德江村书香世家。她的父亲和哥哥江泽生都是“瘾君子”。她的母亲吕贤音出身（旌德）庙首官宦世家，其祖父吕朝瑞是一科一甲探花，其父（江冬秀的外公）吕佩芬，进士出身，任翰林院编修，光绪末年，曾筹划安徽铁路有限公司。江冬秀的外公本家吕凤岐、吕碧城父女文才名传一时，尤其是碧城女士一代巾帼，是秋瑾好友、女权运动先驱、慈善家……传统的世家名门、杰出人物的熏陶，使自幼就缠了小脚的江冬秀在待人处世作风上倒是恢弘大度，不乏大家风范。

胡适与江冬秀联姻，纯粹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式的封建包办婚姻。在胡适13岁那年，胡母冯顺弟与江母吕贤音一次乡间庙会上认识了，各自说起了自己即将成年的孩子，然后由塾师说媒，再由算命先生神乎其神地推算“八字”，然后到灶神爷前求签，一桩旧式婚姻就这么给定了下来。

胡适聪明活泼，相貌端正。江冬秀相貌平平，短腿，小脚，眼有翳子。但江家经济上比胡家优越。

订婚后的一个月，胡适走出皖南大山，到上海求学，继而留学美国，一直到14年后，也就是1917年12月30日结婚的时候，才与未婚妻第一次谋面。

14个春花秋月轮回，是何等漫长！在胡适去美国读书期间，江冬秀每年不定时到上庄村去伴婆婆，像童养媳似的，早上起得很早，在天井里扫地。一位亲戚觉得很奇怪，问她为什么要自己扫地。她眼泪掉下来了，说：“这里全家大小都做事，我怎么好意思不做事？”后来江家知道了，买了个丫头送来，但冯氏仍要她做事。1911年5月21日，胡适留美的第二年，在康奈尔大学农学院给江冬秀写了第一封信。

冬秀贤姊如见：

此吾第一次寄姊书也。屡得吾母书，俱言姊时来吾家，为吾母分任家事。闻之深感令堂及姊之盛意，出门游子可以无内顾之忧矣……前曾于吾母处得见姊所作字，字迹亦娟好可喜。惟似不甚能达意，想是不多读书之过。姊现尚有工夫读书否？甚愿有工夫时能温习旧日所读之书。如来吾家时，可取聪侄所读之书温习一二。如有不能明白之处，即令侄辈为一讲解。虽不能有大益，然终胜于不读书，令荒疏也……

之后，胡适还好几次给他的未婚妻写信，写得文质彬彬，温存体贴，并且循循善诱地要求她“读书”与“放足”。

远在美国的胡适一度坠入与韦莲司的精神之恋网。消息离奇地传到深山小村上庄，说什么胡适与洋女子结婚，生了小孩……冯氏赶紧去信询问。胡适十分认真地给母亲写了封长信表明：“儿久已认江氏之婚约为不可毁，为不必毁，为不当毁……”他在美国毕业前夕，将毕业照直接寄给了江冬秀，以表心迹。

梁实秋曾说：“‘五四’以来，社会上有很多知名人士视糟糠如敝屣，而胡适先生没有走上这条路。”

45年夫妻生活在动荡的岁月里，是一个漫长但也是一个有趣的、耐人寻味的人性磨合过程。江冬秀给胡适的“见面礼”便是对“西湖烟霞洞事件”的反击。结婚泯灭不了胡适的本性。胡适年方而立，风度翩翩，是一颗多情的种子。1923年，胡适与在杭州师范读书的同乡、当年婚礼上的伴娘曹诚英，在西湖烟霞洞演了一出荡气回肠的恋情话剧，随着时光的流逝，此事被新月诗人徐志摩（在北大讲学，住在胡适家）讲出去了。当年跟在胡适身边养病的侄儿思聪也一不小心露了口。

这时的主妇江冬秀已经老练了，得知这个“飞来横祸”，她不号啕大哭，也不作河东狮吼，只见她操起一把菜刀，一手搂住只有2岁的小儿子思杜，一手拖住大儿子祖望，顷间将刀勒向自己的脖子，对胡适声泪俱下叫道：“你好！你好！你要那个狐狸精，要和我离婚！好！好！我先杀掉你两个儿子！再杀我自己！我们娘儿仨都死在你面前……”

这恐怖凌厉的场面把胡适镇住了，他既不敢开口提半个“离”字，也不敢同曹家妹子公开来往，安心与江冬秀琴瑟相调过日子。

有时江冬秀发脾气，嗓门高了，要面子的胡适就躲进卫生间，借漱口故意把牙刷搁进口杯里，将声音弄得很响，以作“掩耳”。

其实胡适的脾气是最好不过的，除了从母亲那里继承来的“忍耐”之外，还大肚量地为他人着想，何况是自己的太太，“情愿不自由，便是自由了”。衍生他的家庭哲学“三从四德（得）”。“三从”者，一谓“太太出门要跟从”；二谓“太太命令要服从”；三谓“太太说错了要盲从”。“四德（得）”者，一曰“太太化妆要等得”；二曰“太太生日要记得”；三曰“太太打骂要忍得”；四曰“太太花钱要舍得”。

胡适的怕老婆并非猥琐、可怜，而是富有情味、颇有乐趣的。不仅如此，他还积极付诸行动——在世界范围内收集“怕老婆的故事”。胡适自己说过，在他赴美做大使任上，有位记者来采访他，说他是个“收藏家”，一是收藏“洋火盒”（火花），二是收藏荣誉学位（名誉博士），云云。其实他真正的收藏，是全世界各国怕老婆的故事。这个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很有用，的确可以说是他极丰富的收藏。在收藏中，胡适还悟出了一点儿道理——“在这个（怕老婆的故事）收集中，我有一个发现，在全世界国家里……凡是有怕老婆故事的国家都是自由、民主的国家；反之，凡是没有怕老婆故事的国家，都是独裁的或者极权的国家。”

胡适收藏“怕老婆的故事”同时，还收藏“PTT”（“怕太太”）铜币。此举缘起一位朋友从巴黎寄给他十几枚法国钱币，币面铭有“PTT”字样，胡适一下联想起“怕太太”三个字的拼音首字母，于是就发起成立“PTT”协会，会员证章就是这枚“PTT”钱币。胡适晚年还在热衷此事。1961年，他的朋友李先生在巴黎收集到了十几枚“PTT”币，托叶先生带给在台北的胡适。胡适同时买了六七本意大利怕老婆的故事书，连同“PTT”币交董显光转给华盛顿“PTT”俱乐部会长。他给他的秘书胡颂平还讲了抗倭名将戚继光怕老婆的故事。

江冬秀真是那么个“悍妇”吗？非也。抗战之初江冬秀还不到50岁，五短身材，体形发福，讲话一口京腔，穿着朴素，看上去总是很整洁，脸上常常带着慈祥的笑容，又很讲礼貌，雍容大方，有点贵妇人的气派。

旁人都爱议论的，是江冬秀那双小脚。她的小脚只是肥了一点，小脚上总是穿一双有后跟底的很小号的皮鞋——穿那种皮鞋，鞋头要塞一些棉花才合脚。在20世纪30年代，缠小脚的老太太还很普遍，流行的是穿平底绣花鞋。大概穿皮鞋她才觉得有点时髦。

胡适手指上有枚“止酒”戒，那是在他40岁生日时，他太太专门定制，给他戴上去的。因为胡适患有心脏病，江冬秀苦心孤诣想出了这一招。

江冬秀文化不高，老写白（别）字。不写白字，不是满口熟练的京片儿，那就不是江冬秀了。这里有一封这位“大名垂宇宙”的博士太太1938年12月8日，从上海写给在美国大使任上丈夫的一封家书（白字或病句括号内做了更正）：

xing（骍）：

今早报上说你因身体不适，进某医院疗养，我看（了后）吓我一大跳！盼望不是大病。但是你要（是）没有几分病，不会住医院，是（使）我很不放心。盼望老天爷开眼，就（让）病好了罢。是不是牙痛病见（现）痛凶了？我只有靠天福保佑你，祝你康健。我实在不能回想（忆）了。你（以前生）一两次的病，大半我都在（你）身边多（“多”字应删去）。回（否）则在国内，信电都方便，现在心想打（发）个电报都不敢（能）。可怜到我们这个地步，做人太难过了。

开门见山，直白自己的感情，女性特有的爱怨五味俱下，比起那个时代套用典故，文绉绉的尺牍，不知高明多少了。怪不得胡适曾说：“病中得她书，不满八行纸。全无紧要话，颇使我欢喜。”就在这封慰问信中，江冬秀还老实不客气地直奔另一个主题：“你的脾气好胜，我一晚不睡觉，望你平身（心）气和，修养修养罢。你的师姐师妹要把我们全全（全家）送掉，也是前世遭击（造孽），现世出这一班宝贝。想开点罢！干（甘、安）心完了。”

江冬秀丝毫没有忘记当年胡适康奈尔大学时期的“师姐”韦莲司、哥伦比亚大学时期的“师妹”莎菲以及曹诚英“这一班宝贝”。接着笔调又一转，回归正题，江冬秀始终主张胡适教书做学问，反对胡适出去做官，她直白道：“你现在好比他们叫你进虎口，就要说假话，他们就爱这一套。你在大会上说老实话，你就是坏人了。我劝你早日下台罢，免受他们这一班没有信用的（小人）加你的罪，何苦呢……你看了我这封信，又要怪我瞎听来的，望你不要见怪我吧。我对与（于）你，至少没有骗过你呀。”

江冬秀有个异于胡适的特殊爱好，就是搓麻将。江冬秀的搓麻将是出了名的。她做了胡适太太后，除露一手烧徽州菜、指挥保姆干活外，就无限制地战“围城”，从北京搓到战时上海，战后又搓到北平，再搓到纽约，战线绵延她的大半生。战绩嘛，她可以说战无不胜。

如果说胡适和江冬秀的婚姻有秘诀，那就是一个“怕”字。对于胡适来讲，有时怕，有时不怕，有所怕，有所不怕，这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这其中滋味，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章太炎：民国祢衡，“疯子”傲世

章太炎（1869.1.12—1936.6.14），名炳麟，字枚叔，初名学乘。后改名绛，号太炎。早年又号“膏兰室主人”、“刘子骏私淑弟子”等。浙江余杭人，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中国近代著名朴学大师、著名学者，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等等，著述甚丰。

“流血从我起”

章太炎出生于浙江余杭的一个书香世家。其祖父章鉴、父亲章涪皆是知书达理之士，章太炎自小便接受了较好的传统教育。然而，传统封建教育并未使他成为一名忠于满清统治的“顺民”，革命反满的观念很早便在章的脑中扎根。章太炎12岁时，一日外祖父领着他阅读《东华录》，当读到曾静案时，外祖父说：“夷夏大防，同于君臣之义。”章太炎问：“前人有谈此语否？”外祖父答道：“王船山、顾亭林已言之，尤以王氏之言为甚，谓历代亡国，无足轻重，惟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祖父这番话激起了少年章太炎的思绪，他愤然曰：“明亡于清，反不如亡于李闯！”外祖父急忙说：“今不必作此论耳。”可见，革命思想已潜伏于年幼的章太炎心中。

成年后，章太炎拜师于诂经精舍的经学大师俞樾，研习经史，度过了八年寒窗苦读的求学生涯。然而，内忧外患，时变日亟，动荡的政局已迫使章太炎不能再安心地稳坐书斋了。1897年的夏天，他告别恩师，奔赴上海，开始了自己倡言革命的历程。

初出茅庐的章太炎先后担任《时务报》、《正学报》、《经世报》等刊物的编辑，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才情与思想。直到1903年，他开始主笔《苏报》，一改该报以往保守的政治立场，大张旗鼓地宣传革命主张。此时的章太炎才思泉涌，一篇篇战斗檄文如出膛炮弹，炸向清政府的要害。在一篇文章中，章太炎对慈禧太后奢华铺张的寿典进行了无情地冷嘲热讽：

今日到南苑，明日到北海，何时再到古长安？叹黎民膏血全枯，只为一人歌庆有；

五十割琉球，六十割台湾，而今又割东三省，痛赤县邦圻益蹙，全逢万岁祝疆无。

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他更是毫无忌惮地写道：“载混小丑，不辨菽麦。”直呼当今圣上之名，且斥其无能，这在当时不啻是石破天惊之论。按照刑律，当属杀头之罪。正因此故，清政府认定章为“反清匪人”，密电上海道照会会审公廨出票拘人。别人劝他躲避，他却说：“革命流血起，流血从我起。”与革命知己邹容一道慷慨入狱，而他“章疯子”的外号也得于此时。

在狱中，尽管受尽狱卒的百般折磨，但章太炎苦中作乐，斗志高昂。为了鼓舞年轻的邹容，他特意写下一诗：

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

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

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

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

邹容也回赠章诗一首：

我兄章枚叔，忧国心如焚。

并世无知己，吾生苦不文。

一朝沦地狱，何日扫妖氛？

昨夜梦和尔，同兴革命军。

身陷牢狱，二人却心系反清大业，互相往来唱和，此种大无畏之气概实令人景仰！

可惜天不假年，一年后，邹容身患重疾，瘐死狱中。两位革命挚友，不久前还赋诗共勉，转眼间却已分隔阴阳两界，章太炎怎么也无法接受这一事实，抱着邹容的尸体，他不禁悲不自胜，痛哭失声。

三年的刑期很快过去，章太炎出狱后东渡扶桑，继续从事革命事业。由于在狱中坚贞不屈的表现，此时章在士林中之声望日隆，俨然成为义薄云天之楷模。众人对其敬仰备至，大有“平生不识章太炎，访尽名流亦枉然”之架势。

“我是有神经病”

流亡日本后，章太炎看到日本人鄙视中国人，很是愤慨，然又因密谋革命，不能不尽力忍耐，气无处可泄，有时只好用诙谐幽默的办法出这口恶气。一天，日本警察到其寓所调查户口，要他填一份表格。章太炎写的是：

职业：圣人

出身：私生子

年龄：万寿无疆

这是因为人家都称他为“圣人”，而私生子则以日本为最多，面对章这份充满调侃意味的回答，日警们哭笑不得。

1906年7月15日，章太炎在东京神田町锦辉馆举行演讲，两千多人慕名而来，一时间会场内外人头攒动，甚至有人爬到屋檐上，以一睹这位传奇人物的风采。在演讲中，章太炎就所谓“疯癫”谈了一下自己的看法：

大概为人在世，被他人说个疯癫，断然不肯承认，除那笑傲山水诗豪画伯的一流人，又作别论，其余总是一样。独有兄弟却承认我是疯癫，我是有神经病，而且听见说我疯癫，说我有神经病的话，倒反格外高兴。为什么缘故呢？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近来有人传说，某某是有神经病，某某也是有神经病，兄弟看来，不怕有神经病，只怕富贵利禄当现面前的时候，那神经病立刻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略高一点的人，富贵利禄的补剂，虽不能治他的神经病，那艰难困苦的毒剂，还是可以治得的，这总是脚跟不稳，不能成就什么气候。兄弟尝这毒剂，是最多的。算来自戊戌年以后，已有七次查拿，六次都拿不到，到第七次方才拿到。以前三次，或因别事株连，或是捕拿新党，不专为我一人；后来四次，却都为逐满独立的事。但兄弟在这艰难困苦的盘涡里头，并没有一丝一毫的懊悔，凭你什么毒剂，这神经病总治不好……但兄弟所说的神经病，并不是粗豪鲁莽，乱打乱跳，要把那细针密缕的思想，装载在神经病里。譬如思想是个货物，神经病是个汽船，没有思想，空空洞洞的神经病，必无实济；没有神经病，这思想可能自动的么？

演讲将毕，章太炎大声疾呼：“我要把我的神经病质，传染诸君，传染与四万万人！”听过这番“疯言疯语”，我们不难发现，对于“章疯子”的外号，他非但没有丝毫自卑不满，反而处处显得自鸣得意。他的这次演讲有激情，有学理，且不乏幽默，战斗性也极强，堪称近代演讲中之精品。他那富有魅力的“有学问的革命家”的形象也由此呈现在众人眼前。难怪章之好友宋恕曾半开玩笑地说：“像章君这样手无缚鸡之力的儒生，竟欲颠覆满洲三百年的帝国基业，为何会如此的不自量力呢？莫非是明末遗老们的魂魄附体了不成？”

章太炎在日本的主要活动是主编《民报》，这成为他一生中非常辉煌的一个时期。在孙中山的盛邀下，章太炎出任《民报》社长。至《民报》终刊，他亲手主编16期，并发表文章83篇。可以说，《民报》所到之处，也就是章太炎的文章和思想影响所及之处。正如鲁迅后来回忆所言：“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章）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和××的×××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往！”的确，章的文章革命性浓厚，攻击力十足，无时无刻不在搅乱着统治者们脆弱而敏感的神经，自然又成为清政府的眼中钉、肉中刺，使他们咬牙切齿，寝食难安。

为了封禁《民报》，清政府专门派人赴日与日本政府就此事进行密谋。据野史记载，清政府为促成此笔交易，不惜出卖主权，“慷慨”地送日本政府一个“大礼包”。这“大礼包”包括间岛（延吉一带）的领土，抚顺、烟台的煤矿和新法铁路（新奉到法库门），真是无耻之尤！得到好处之后，日本政府立即命令警署查封了《民报》社。

章太炎得知此事后，义愤填膺，决定抗争到底，拼个鱼死网破，揭露日本政府的真面目。于是，他到地方裁判厅起诉日本政府。日本专门派出辩护律师五六人，妄图以车轮战围攻章太炎，使其屈服。

论辩那天，章太炎有理有据，振振有词，其情景实在令人难忘。章问裁判长：“扰乱治安，必须有证，若谓我买手枪，我蓄刺客，或可谓扰乱治安。一笔一墨，几句文字，如何扰乱？”厅长无语。

章又问：“我之文字，或煽动人，或煽惑人，使生事端，害及地方，或可谓扰乱治安，若二三文人，假一题目，互相研究，满纸空言，何以谓之扰乱治安？”厅长又无言。

辩护专家们连忙给厅长打圆场，欲以《民报》言论妨碍日本社会秩序之罪名来压制章太炎。章太炎反问道：“吾言革命，吾革中国之命，非革贵国之命，吾之文字，即煽动人，即煽惑人，煽惑中国人，非煽惑日本人，鼓动中国人，非鼓动日本人，于贵国之秩序何干？于贵国之治安何干？”众位辩护专家无言以对。

章太炎越说越激动，他怒吼道：“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文明国法律皆然，贵国亦然，吾何罪？吾言革命，吾本国不讳革命，汤武革命，应乎天而顺乎人，吾国圣人之言也。故吾国法律，造反有罪，革命无罪，吾何罪？”顿时，整个裁判厅内鸦雀无声。最后，裁判厅厅长强制性以危害社会秩序之名目查封《民报》，并罚款120元。虽然《民报》半途夭折，但章之斗争为它涂上了最后的一抹辉煌。

“袁贼烧死矣”

民国伊始，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其所言所行令拥戴者大失所望。他先派人刺杀宋教仁，后出兵镇压“二次革命”，其倒行逆施让章太炎忍无可忍。章不顾亲友劝说，毅然决定深入虎穴，挽救危局。他理直气壮地说：“我决定要去面质包藏祸心的袁世凯，明知是虎穴，可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临行前，他留诗一首，颇能反映当时之心境：

时危挺剑入长安，流血先争五步看。

谁道江南徐骑省，不容卧榻有人鼾。

此诗内含两个典故。前两句出自《战国策》，乃战国掌故。谋士唐雎受安陵君所托，孤身赴秦，结果不辱使命，迫使秦王放弃侵犯野心；后两句出自《类说》，是北宋旧事。赵匡胤兵临南唐都城，后主李煜派徐铉求和。赵匡胤拔剑厉声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举兵进攻，南唐遂亡。章作此诗，显然是欲仿效唐雎，挺剑入京，不管他袁世凯是霸道之秦王还是强悍之赵匡胤，章皆决心以“伏尸二人，流血五步”之举，来警醒世人，践履自己民主共和之理想。

入京不久，章便上演了大闹总统府之好戏。一日，章身着油烘烘的破棉袍，手持折扇，故意将袁世凯颁发的二等勋章缀于扇柄，大摇大摆来到总统府，打算与袁世凯好好理论一番。门卫借故阻止其见袁。此时，次长向瑞琨却接到通知要进府面见袁世凯，章太炎怒不可遏，身上那股“狂”劲儿顿时发作：“向瑞琨一个小孩子，可以见袁世凯，难道我见不得吗？”从清晨至傍晚，章将总统府上上下下1000人等悉数痛骂一通，并抡起手杖将府内器物砸个稀里哗啦。袁世凯躲在内室，目睹章太炎之“胡闹”，却怒不敢言，任其发泄。由此可见，章之狂士风采，较之祢衡，有过之而无不及也。最后，袁世凯实在没办法，派出军政持法处处长陆建章（此人当时以抓捕和处决革命党人的屠夫形象而闻名）出马，谎称总统在居仁堂见章，将其带到军队营房，软禁起来。后又将其移到北京南城陶然亭附近的龙泉寺及城内的几处深宅大院，辗转之间，章太炎开始了一段颇为漫长的幽囚岁月。

刚开始，章太炎极不适应这种毫无自由的生活。他在屋里大骂大闹，曾狂书：“杀、杀、杀、杀、杀、杀、杀，疯、疯、疯、疯、疯、疯、疯”的对联。其友陈干相当欣赏这“七杀七疯”的对联，请石匠刻成石碑立在家祠中。此碑现仍在陈家乡山东昌邑白塔村桥头上。此外，章太炎时常与友人狂饮，以致酩酊大醉后出口怒骂，甚至在窗纸墙壁上遍书“袁贼”两字以泄愤，或用大篆、小楷、行草等字体写满“袁贼”二字，将纸埋而焚之，大呼：“袁贼烧死矣！”

更有趣的是，章太炎召集寓所里所有仆役，定下六条规矩：

第一，每日早晚必向我请安；

第二，在外面见到我，必须垂手而立；

第三，称我为“大人”，自称曰“奴仆”；

第四，来客统统称“老爷”；

第五，有人来访，无论何事，必须回明定夺，不得径行拦阻；

第六，每逢朔望，必须向我行一跪三叩大礼。

章太炎向仆役宣布这六条规则之后，说：“这六条，你们能遵守的，就留下来；不能遵守，就请离开。”仆役无法，只得顺从照办。章门弟子钱玄同觉得好奇，便问老师缘何要立此家规。章太炎的回答更是让人忍俊不禁：“我弄这个名堂，没别的缘故，只因‘大人’与‘老爷’都是前清的称谓，至于‘先生’，是我辈革命党人拼死获得的替代品。如今北京仍是帝制余孽盘踞的地方，岂配有‘先生’的称谓？这里仍是‘大人’、‘老爷’的世界，让他们磕头，不是合情合理吗？”

时间一长，章太炎感到单靠嬉笑怒骂并不足以震慑袁世凯等人，于是，他决定绝食抗议。在寄给夫人汤国梨的诀别信中，章写道：“以吾憔悴，知君亦无生人之趣。幽居数日，隐忧少寐。吾生二十三岁而孤，愤疾东胡，绝意考试；故得精研学术，忝为人师。中间遭离乱，辛苦亦至矣。不死于清廷购捕之时，而死于民国告成之后，又何言哉！吾死之后，中夏文化亦亡矣。言尽于斯，临颖悲愤。”

文中既有其因民主共和理想尚未实现的不甘心之情，又不乏对自己国学水平的自信，实乃至情至真之言也！

章太炎绝食，身体一天比一天羸弱，精神也一天不如一天。这不仅使袁世凯大伤脑筋，也令章太炎的诸位高足弟子心焦不已。他们千方百计设法使章太炎改变死志，立即进食。关于弟子旧友们苦劝章太炎放弃绝食念头，重新进食的记载，历来有两个版本。

第一个是吴承仕版。得知章太炎绝食的消息后，章的旧友马叙伦，弟子吴承仕、钱玄同等人急忙前去看望。从早到晚，弟子们一直劝先生进食。章太炎只是躺在床上，两眼翻白，一味摇头。无可奈何之下，吴承仕忽想起三国里的故事，便问：“先生，你比祢衡如何？”

章太炎两眼一瞪，说：“祢衡怎么能跟我比？”

吴承仕忙说：“刘表要杀祢衡，自己不愿戴杀戮国士之恶名，而借黄祖之手。现在袁世凯比刘表高明多了，他不用劳驾黄祖这样的角色，叫先生自己杀自己！”“什么话！”章太炎听到此处，翻身跳下床来。弟子们赶紧端出早已做好的荷包蛋，请老师吃了下去。章太炎就此停止绝食。

第二个是马叙伦版。马去探望章太炎，好友相见，章太炎精神为之一振，除了谈论眼下不堪收拾的人事与国事外，马叙伦使出浑身解数，与章太炎忽而谈孔孟，忽而谈老庄，忽而谈佛学，忽而谈理学。二人天马行空，谈兴极浓，自午及暮，意犹未尽。马叙伦看看天色，起身告辞，他说：“我得走了，中午出来太急，没有吃饭，现在已经饥肠辘辘。”章太炎说：“这事好办，让我的厨子给你准备饭菜。”马叙伦连连摇头，说：“使不得，使不得，你正在绝食期间，我在你面前大吃大喝，有违仁道，怎能下咽？我真要吃下这顿饭，传出去，岂不是为天下士人君子所不齿？”章太炎一心要挽留马叙伦，遂当即答应同他一同进食。

吴承仕版中的章太炎与袁世凯不共戴天，自认比三国之祢衡更为清狂，在吴的激将法下显得颇为可爱；而马叙伦版的章太炎则究心于学术，因与马畅谈正酣而放弃绝食，其视学术为生命的精神十分可敬。两个版本，实际上恰恰反映出章太炎身上两种最为可贵的品质：胸怀苍生，心系学术。

袁世凯定年号为“洪宪”后，欲物色德高望重者为其撰写元旦草诏，有人推荐章太炎，认为他是独一无二之人选。袁世凯叹道：“何必为人所难呢？你们难道忘记了他绝食之举？如果以此事逼迫他，是加速其死之志啊！我不愿意让太炎为祢衡，我岂能成为变相之黄祖呢？要是他真的死了，最起码也是方孝孺，我可不能成全其美名。等他日帝国勃兴，再处置章太炎也不迟，现在不是动他的时候。”

此话传到章太炎耳中，他轻蔑地说：“人家大明的天子姓朱，洪宪天子姓袁，我既不是祢衡，也不是方孝孺，袁世凯更不是明成祖朱棣，仅仅是乘乱而起，过一把皇帝瘾的袁术而已。”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上下的一片讨伐声中惶恐死去，章太炎重获自由。回顾这一段刺刀威逼下的生活，章太炎虽几度与死神擦肩而过，却依然故我，不屈不挠。难怪鲁迅在回忆文章《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由衷地赞叹道：

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上海人都知道我是章疯子”

民国元年，章太炎进京后，遇见时任北洋大将的陈宦，章太炎便直率地对陈说：“哎呀，你陈宦真是当时之奇才啊！”冷不丁听到章太炎这句话，陈宦自然喜出望外，刚要答话回谢，章太炎又说：“此后民国必亡于你手！”这下子陈宦脸色忽而变得铁青，他强压怒火，作揖告辞。实际上他已是怀恨在心，后来在软禁章太炎的阴谋策划中，为了出一口恶气，可谓是竭尽全力！不成想等章太炎去世后，或许是良心发现，陈宦不仅大力表彰章太炎的学说，还哀叹道：“唉，章大师一走，天下就没有真正了解我的人了！”

章太炎精通医学，著有《霍乱论》、《章太炎医论》（原名《猝病新论》）。曾有人问章太炎：“先生的学问是经学第一，还是史学第一？”他答道：“实不相瞒，我是医学第一。”

胡适著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出版时特送了一本给章太炎，上写“太炎先生指谬”，下署“胡适敬赠”，人名旁边便用标点符号。章看到自己名旁加了黑杠，不禁大骂：“何物胡适！竟在我名下胡抹乱画！”及至看胡的名旁也有黑杠，才消了气说：“他的名旁也有一杠，就算互相抵消了罢！”此传说实不可信，章太炎在晚清时出版的《訄书》（铅印本）等著作就曾采用旁线作为人名、书名号。所谓新式标点，在晚清以及明治时代的日本就已经发端了，不至于对此感到惊讶。

结束幽囚生活，章太炎离开北京，移居上海。有一次，他从同福里寓所坐黄包车到三马路旧书店去买书。从书店出来回家时，叫住一辆黄包车，坐上车后，示意车夫向西面走。车夫按照他的话，向西走了很长一段路后，心存疑惑，问道：“先生，你究竟要到哪里去？”章说：“我自己也不知道，上海人都知道我是章疯子，你只要拉到章疯子的家里就是了！”这话说得车夫一头雾水，出于无奈，车夫只好仍旧把他拉回旧书店，让他另想办法。章的家人焦急万分，派20余人在市里四处寻找，终于在旧书店门口发现了他。

还有两则趣闻皆与章太炎的题字有关。章太炎写得一手千金难买的好字，世人无不想得其片纸数字。然而章太炎脾气古怪，并不轻易赏字于人，于是他的墨迹愈发显得珍贵。当时上海有一位画家名叫钱化佛，很善于投章老爷子所好，哄他开心，也因此从章那里讨得不少真迹。章太炎最喜欢吃的东西，是带有臭气的卤制品，尤其是臭豆腐，臭到全屋人掩鼻躲避，而唯独章老爷子吃得津津有味。一次，钱化佛带来一包紫黑色的臭鸡蛋，章太炎见后欣然大乐，当时桌上有支笔，他深知钱的来意，就问：“你要写什么，只管讲。”钱化佛立即拿出预备好的几张斗方白纸，每张要写“五族共和”四个字，而且落款要用“章太炎”三字。章太炎倒也爽快，不出一声，一挥而就。隔了两天，钱化佛又带来一罐臭得出奇的苋莱梗。章老爷子竟然乐不可支，对钱说：“有纸只管拿出来写。”钱仍要求写“五族共和”四字，这一回章太炎竟一口气写了40多张。后来钱又带来过不少臭花生、臭冬瓜等东西，章老爷子自然回回慷慨赐字，前前后后共计100余张，却从来不问这些字有何用处。原来，上海一家番菜馆新到一种“五色旗”酒，此酒倒出来时十分浑浊，沉淀几分钟后，就变成红黄蓝白黑五色，这在当时十分轰动。钱化佛灵机一动，想出做一种“五族共和”的条幅，汉文请章老爷子写，裱好之后，就挂在番菜馆中，以每条十块大洋售出，竟然卖到脱销。钱化佛也因此大赚了一笔。

像钱化佛这样好运气的人毕竟是少之又少，绝大多数人是千金难换章老爷子一字。更有甚者，则被章太炎好生戏弄一番。曾有一个姓王的暴发户，附庸风雅，求章太炎为其题字，章太炎自然置之不理。但这暴发户仍不死心，愿出高价托人代为说情，章太炎实在是不耐烦了，又鄙夷其为人，于是大笔一挥，写下一联：

一二三四五六七，

孝悌忠信礼义廉。

暴发户拿到章老爷子的亲笔联语，甚是得意，马上命人将对联悬于高堂，逢人便讲：“这可是国学大师章太炎为我题的字！”一天，有位明眼人含笑对暴发户说：“写倒写得很好，可惜上联忘八，下联无耻，似乎有点取笑伤人之意。大概意思就是说‘王八，无耻也！’”暴发户听后，气得七窍生烟，羞愧不已。

1934年秋，章太炎迁居苏州，开办国学讲习会，招徒授业，培养了一大批国学人才。他常说：“大国手门下，只能出二国手；而二国手门下，却能出大国手。”弟子们听后，大都不甚理解。章解释道：“大国手的门生，往往恪遵师意，不敢独立思考，学术怎会发展？二国手的门生，在老师的基础上，不断前进，故往往青出于蓝，后来居上。所以一代大师顾炎武的门下，高者也不过潘笑之辈；而江永的门下，竟能出现一代大师戴震。”由此可见，章太炎并不主张弟子们株守自己的学术路径，而是鼓励他们自由发展，不断创新，勇于突破前人，自成一家。

在传道授业解惑之余，章太炎还不失幽默地与弟子们调侃。章门弟子在学问上各有所长，各具特色。章太炎一次偶然兴起，模仿太平天国的封号，戏封其弟子为王。他封黄侃为天王，汪东为东王，朱逖先为西王，吴承仕为北王，钱玄同为翼王。封门下弟子为王，虽属戏言，从中亦可见章对弟子的喜爱之情。

虽然已从政坛隐退，但章太炎依然关注政局民生，一有机会便大力抨击时弊。1925年3月，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病逝，1929年6月，灵柩运到南京。在中山陵举行奉安大典时，章太炎专程来到南京吊唁。想起沿途所见所闻。他深感许多革命党人已腐化变质，心中很是气愤。章太炎是革命元勋，达官贵人们自然要设宴为他接风洗尘。席间，有人附庸风雅，请他题字留念。他有感而发，挥笔写下对联一副：

诸君鼠窃狗跳，斯君痛哭；

此地龙盘虎踞，古之虚言。

众人见了，面面相觑，但碍于章的元老身份，又不能发作，只好任凭章太炎的数落了。

1935年，国民政府代表何应钦同日本梅津美治郎签订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章太炎对此十分愤慨，当即作诗寄予友人，加以讽刺：

淮上无坚守，江心尚苟安。

怜君未穷巧，更试出蓝看。

此诗妙就妙在借古事言今事。国民政府在淮河一带不设防坚守，竟把中原轻易丢掉，而仍无动于衷。这就好比南宋小朝廷无耻的大臣，大敌当前，却还在江心寺觥筹交错，自在逍遥。可惜南宋的汪伯彦、黄潜善卖国伎俩不高明，更试看今朝南京诸位官老爷，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也。

史上第一个登报征婚的人

章太炎说：“人之娶妻当饭吃，我之娶妻当药用。两湖人甚佳，安徽人次之，最不适合者为北方女子。广东女子言语不通，如外国人，那是最不敢当的。”后来续娶汤国梨，能诗善文，虽是浙江人，并非章太炎理想中的两湖人，却能操鄂语。

之前，章太炎只娶一妾王氏。从他的自订年谱，可以看出，他在汤国梨之前并未娶正妻。他的自订年谱对家务私事写得非常简略，特别关于他的婚事，最早只写出一行字：光绪十八年，25岁，纳妾王氏。章太炎的门生汪旭初所撰《余杭章太炎先生墓志铭》中提到他的最初婚事，有“先置室，生女子三人”，“室”指“妾”。据说章太炎早年患癫痫病，加上动辄言反满，被人认为是个“疯人疯言”的疯子，无人愿将女儿嫁给他，他母亲只好将自己陪嫁丫头许配给了他。这种婚姻无媒介聘礼，故不能算正式结婚，按当时习俗只能算“纳妾”。

章太炎是最早的登报征婚的人，光绪二十九年，章太炎的妾王氏过世，章太炎不顾一切，抱着革命精神，要开风气之先河，所以他就在北京《顺天时报》上登出一段广告，公开征婚。当时，日本人武田熙有过一篇《章炳麟的结婚》，又有一个日本人叫做高田淳写的《章炳麟传》中，都提及章师征婚条件的详情。

这两段文字，大致是说：章太炎征婚广告，是有史以来登报征婚的滥觞，他的征婚条件有五：第一条：以湖北籍女子为限。第二条：要文理通顺，能作短篇文字。第三条：要大家闺秀。第四条：要出身于学校，双方平等自由，互相尊敬，保持美德。第五条：反对缠足女子，丈夫死后，可以再嫁；夫妇不和，可以离婚。

章太炎这段广告登出之后，国内各地报纸，纷纷写成新闻，认为一时奇谈，所以他的广告虽只登《顺天时报》一家，而各地报纸改写新闻，成为义务广告，遍及全国。当然有许多迂腐的士大夫，认为夫死之后，不令守节，可以再嫁，是一件极荒唐的事情。

章太炎的征婚广告刊出之后，当时是否有人应征，不得而知。据日本发行于昭和十一年（1936年）八月的《中国文学日报》载云：“吴淑卿女士，19岁，志愿加入革命军，称为革命女志士，为当时轰动一时的新闻人物。彼愿作章炳麟伴侣，有意示爱。章氏懵然，未曾介意。黎元洪见此情形，愿意做媒。章氏以革命为重，结婚为次，未成事实。”被拒后，吴淑卿一时激动，写了一篇《吴淑卿投军文》登载在《民立报》，时在辛亥九月十日（即阳历10月31日），也曾有日文的记载，现意译如下：“……愚生虽学问浅薄，但对国事稍知一二，今不以男女有别为畏事，但愿我国四万万同胞，同心协力，负起振兴中华大汉之人权，发扬黄帝后裔之光辉……”

据说，章太炎和汤国梨的婚礼上，章又闹出了不少笑话。章太炎一生习惯了穿布底鞋，而他们举办婚礼的地方，则是在上海有名的洋派地方爱俪园，所以章太炎就不得不西装革履。家人给他买了一双皮鞋，也是办事的人粗心大意，没有指导他穿皮鞋，结果他穿出来的时候连左右都分不清，穿反了，让一众来宾狂笑不已。他穿衣着袜不讲究是出了名的。有一次家里人看到他鞋子里脚背上隆起一块东西，叫他脱鞋下来一看，却是将袜子底背朝天地穿着，原来当时以机器织就的袜子袜底特厚，以保耐穿，而传统手工织出来的袜子是不分底面的，章太炎一概不理会这些，不只鞋子可以不分左右，连袜子也难辨里外底面。

当日六时之后，在一品香大厅宴客情况，来宾一百数十人，座位排定左边为新娘及女宾席，右边为新郎及男宾席。（足见那时还是男女分坐。）席上男女两方举行余兴，请新郎即席赋诗。否则罚酒十觥，章太炎在20分钟内即席成诗四首，而且亲自朗诵。新娘只写了一首旧作《隐居》，新郎章太炎也抢来朗诵，可惜章是近视眼，看错了八个字，那八个字是“章童汤妇，国圆炳柄”，章太炎读时，他的门生某某对旁人作耳语说这八个字，章师看错了。女宾席上大起骚动，要章罚酒八觥，但是饮到一半，他的门生黄季刚（黄侃）和汪旭初抢着代饮。这个笑话闹出，令到笑声震天。有三人以上笑得过分，罚酒八觥；五人以上，举杯高歌。而太炎先生却面目严谨，毫无笑容，反而令到满场大笑，于是又闹罚酒，新娘表示踌躇，大家又轰动了。但为了尊重女权起见，男宾方面表示反对向新娘罚酒，新娘席上有四个女生唱歌助兴云云。

章太炎这次结婚的介绍人有两个，一个是张继，还有一个介绍人是沈和甫。沈是汤女士的同乡，相知有素，所以由他推介给张继，因为汤女士认为章师学识渊博，已有许嫁之意。张继也看过汤女士的诗词，所以经过介绍之后，一拍即合。谁知到了结婚那天，张继因有要事不曾到场，而章在爱俪园举行婚礼，孙中山先生和黄兴、陈其美等都到场，门禁森严。沈和甫是吴兴文士，有些土头土脑，见到了爱俪园前门雄伟，已经畏怯非常。况且要求进园参观的人成百成千，司阍的许福，以为他是陌生的参观者，拒不许入。沈和甫说的是软软糯糯的湖州话，许福也听不懂他说的是什么。章师的婚礼延误了一些时间，两个介绍人都不来，在不得已情形之下，就临时拉人，权充介绍人，才完成了这个结婚大典。

章太炎与汤国梨结婚后夫妇唱和之乐，为章太炎一生最欢乐的时期，从后来发表的84封家书看来，怪不得日本作者高田淳称章师为“大情人”。

可是章太炎那时革命的热情比夫妇的热情还高一些，婚后一月匆匆告别，被袁世凯软禁。章太炎被困的时间极长，屡次求速死，又长期绝食，在这种情况之下，留在上海的师母汤国梨女士的心境，当然是坏到极点，她为章师的生命担忧，那是可想而知的。

汤国梨嫁予章太炎是很感委屈的，她自己说：“关于章太炎，对一个女青年来说，有几点是不合要求的：一是，其貌不扬；二是，年龄太大，他长我15岁；三是，很穷。”章太炎又穷，又丑，还老，汤国梨则被时人誉为务本女学（汤国梨就读的学校）的“皇后”，她嫁予章太炎真可以说是“下嫁”，不过一是看重章太炎的才华和民国元老的身份，一则也是负气。因为嫁的时候就有些怨望，婚后大概不免时时数落章太炎的穷蔽。

黄侃：末代醇儒，才与天高

黄侃（1886.4.3—1935.10.8），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初名乔鼐，后更名乔馨，最后改为侃，字季刚，又字季子，晚年自号量守居士，湖北省蕲春县人。曾任教于国内多所名牌大学的黄侃绝对称得上是一位国学大师，其在文字学、音韵学等方面的造诣令人叹为观止。但他同时又随意骂人、反对白话文、脾气古怪、贪嗜美食、放浪形骸，令人瞠目结舌……

“好酒好菜，放马过来”

黄侃最讲究吃喝，喜好美酒佳肴。他只要得知有某物自己未曾品尝，必千方百计得到，以饱口福，并且为了吃上这些美味佳肴不惜出尽洋相，并自诩为美食“专业户”。

黄侃是同盟会会员，有一天听说一些相识的会员在某处聚会，席间有不少好吃的，但并没有请他。他知道是因为自己过去曾骂过其中一些人，可是怎奈肚中馋虫作怪，他便不请自来。刚一进门，那些人见来的是他，吓了一跳，随后又装得很热情，邀他入座。黄心知肚明，二话不说，脱鞋坐下，就挑好的吃。吃饭之后，他一边提鞋，一边回头冲他们说：“好你们一群王八蛋！”说完，便赶紧跑了。

还有一次，某人请客，席间有熊掌、蛇羹、八珍等美味。黄侃得知后，极想食之而后快。但是，他曾经骂过主人，不便前往，但美味佳肴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两难之下，他请好友刘成禺想办法，并保证从入席到终席都一言不发。刘成禺就去与主人商量，主人当即下请帖请黄侃赴宴。席间，黄侃果然光吃不说话，全然没有往日眉飞色舞、高谈阔论的样子。众人都觉得奇怪，说黄侃善变，其实是不知他另有打算，那就是——不动嘴皮子，装满空肚子。

1913年，黄侃的恩师章太炎触怒袁世凯，被软禁在北京钱粮胡同的一所徐姓大宅中。黄侃前往陪住，顺便将中国文学史中的若干问题向恩师请教。章氏向来不重口腹之欲，饭菜很不讲究，厨子手艺差，菜式单调，黄侃举箸难下，根本吃不消，于是他怂恿章太炎换了个四川厨子。哪知这样一来，他无意间得罪了那位假扮厨子的警察（此公贪冒伙食费，恨黄侃断其财路），没多久就被扫地出门。

即使后来身为人师，黄侃也没能改掉这个“馋嘴”的毛病，并且毫不理会学校的规定。经常变换借口要学生替自己“买单”。学生们慢慢摸透了黄的脾气，知道在黄侃老师这里，“有菜一切好说，无酒寸步难行。”黄侃讲课时，有一个习惯，每每讲到紧要之处就戛然而止，对学生说：“这里有个秘密，专靠北大这几百块大洋的薪水，我还不能讲，你们要我讲，得另外请我吃饭。”

有一天，有个学生在同和居请客，碰巧看见黄侃也在隔壁房间请客，他赶紧过去向老师问好。不料，黄侃对他批评起来，直到这个学生请的客人都到齐了，还不让他走。情急之下，这个学生灵机一动，就把伙计叫来交代说：“今天黄先生在这里请客，无论花多少钱都算在我的账上。”黄侃一听，正中下怀，就对学生说：“好了，你走吧。”学生这才得以脱身。

黄侃讲授《说文解字》，学生都觉得晦涩难懂。因此，每次期末考试时，都有学生不及格。后来，有学生上他的课时，就投其所好，凑钱办了一桌酒席，请他赴宴，黄侃欣然前往。这一招果然立竿见影，期末考试时，学生全部及格。校长蔡元培知道这件事后，责问他为何违反校规，吃学生的请。黄理直气壮地说：“他们这些学生还知道尊师重道，所以我不想为难他们。”

就是凭着这股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和“好酒好菜，放马过来”的精神，黄侃成为一名地地道道的美食家，也是一个出色的美食“专业户”——川菜、鲁菜、粤菜、闽菜、苏菜、苏州船菜、湘菜、东洋菜、法国菜、俄国菜、德国菜，他皆要一饱口福；茅台、杏花村、汾酒、泸州老窖、五粮液、女儿红、白兰地等各式陈年佳酿，他统统豪饮一番；北京、上海、沈阳、南京、太原、苏州、武昌、成都等地的著名酒楼，他都曾到此一吃。无论是刮风下雨，头疼脑热，只要是有酒有菜，黄侃立马就精神百倍，左右开弓地大嚼起来，推杯换盏，来者不拒，颇有些吞食天地的架势。难怪有人戏称他为“老饕餮”。然而，食多伤胃，酒醉伤肝，黄侃饮食从不节制，贪恋碟中之菜、杯中之物，导致身体健康每况愈下，他仅得中寿，与此不无关系。

胡适“往哪里去”

黄侃自视甚高，恃才傲物，固守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方法，对于新派的主张很是反感，时常为此破口大骂，其好骂人的名声多半是由此而来。在他的人生字典里，无不可讥骂之人，无不可诅咒之事。

黄侃在中央大学任教时，同时也在金陵大学兼课。每周六小时。金大农学院院长某君，刚从美国获农学博士头衔归来，炫耀不可一世。有一天，他忽来雅兴，宣布在大礼堂公开表演“新法阉猪”。海报张贴出来，大肆宣扬，轰动全校。

到那天，前去围观的学生特别多。黄侃碰巧那天也有课，他走进教室，发现只剩下稀稀拉拉几个人，知道学生都被“洋博士”吸引去了，便说：“今天上座不佳，大家是不是去凑一下热闹？”剩下的同学欣喜万分，都高兴得要往外走。黄侃平生对“假洋鬼子”教授素来瞧不起，这回“新法阉猪”的宣传，使他也起了怀疑，便道：“好！咱们也一起瞧去！”

谁知道进大礼堂一看，一只活生生的猪，被紧缚在手术架上，肚破膛开。这位院长因所学的洋玩意儿不到家，手忙脚乱，却始终找不到猪卵巢的部位。阉猪变成了宰猪，旁观者笑成一片。黄侃看在眼里，笑在心上。回到课堂上，他即兴填了一首词：

大好时光，莘莘学子，结伴来都。佳迅竟传，海报贴出；明朝院长表现阉猪。农家二彘牵其一，捆缚按倒阶除。

瞧院长，卷袖操刀，试试功夫。渺渺卵巢知何处？望左边不见，在右边乎？白刃再下，怎奈它一命呜呼？看起来，这博士，不如生屠。

这阕词嬉笑怒骂，滑稽至极。全校争相传诵，读者无不捧腹。这位当众出丑的院长，自然耳闻，羞愧难当，只好悄悄辞职而去。

有一天，黄侃不巧碰见国民党元老戴季陶。戴问他：“近来有什么著作？”

黄回答：“我正在编《漆黑文选》，你那篇大作已被编进去了。”黄侃最擅长教《昭明文选》，这里的“漆黑”是由“昭明”反意而来，意指戴平日为人做事不够光明磊落，讽刺意味十分明显。

戴季陶当场被奚落，很是尴尬，但又无可奈何。

1908年的一天，陈独秀来到东京民报社，拜见章太炎。这时，正值章的弟子黄侃、钱玄同在座，听到有客人来，他们就到隔壁的房间去。可是隔着两扇纸拉门，主客的谈话还是可以听得一清二楚。主客谈起清朝汉学的发达，列举段玉裁，戴震，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等人，多出于安徽、江苏两省。后来，话题不知怎么一转，陈独秀忽然提到湖北，说那里没有出过什么大学者，章太炎也敷衍道：“是啊，没有什么人。”这时，隔壁的黄侃忍不住了，大声喊道：“是谁在那胡说呢，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主客一听，都非常扫兴。不久，陈独秀就告辞了。无巧不成书的是，黄侃回国之后，在北京大学中国文学门（系）当教授。1917年，陈独秀受校长蔡元培之邀，也来北大当文科学长。两人因而成为同事。陈独秀以北大为阵地，主办《新青年》，宣扬白话文和新文学，倡导新文化运动。黄侃也不甘示弱，主办《国故》月刊，倡导国故，企图与《新青年》相抗衡。陈、黄二人各自成为新旧两派的首领，展开了轰轰烈烈的论争。

其实黄侃同陈独秀的恩怨还不算什么，“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被黄侃骂得最惨、取笑最多的当属年纪轻轻便“暴得大名”的胡适大博士。胡适和黄侃同在北大任教，但两人分属新旧阵营，素不相识。黄侃每次见到胡适，总要嘲讽、奚落一番，胡适知道他平日好发“疯”，且比自己年长，于是每每谦让。

一次，黄侃对胡适说：“你口口声声说要推广白话文，未必出于真心。”胡不解甚意，问何故。黄说：“如果你身体力行的话，名字不应叫胡适，应称‘往哪里去’才对。”胡适听了，啼笑皆非。还有一次，他上课时谈到文言文的简明，就说：“白话文与文言文的优劣和价值，假如不以字多为优，不以花钱多为贵，请看下面的例证：某留学生在美，其母死在家乡，电催奔丧。如用文言文发电报，有‘母死速归’四字足够了。无论识字与否，一看一听就明白，不必多加解释。如用白话文，则必云：‘你的妈妈死了呀！赶快回来吧！’四字变成了十一字，再加上两个叹号，电报费几乎增加了两倍，孰优孰劣，不辨自明。”很明显，他将矛头对准了大力提倡白话文的胡适。这简直比骂人还令他难受。

还有一回，胡适去赴宴，刚好黄侃也在场。宴席中间，胡适偶尔和人谈起墨学，滔滔不绝。黄侃听得不耐烦了，突然在一旁骂道：“现在讲墨子的，都是些混账王八蛋！”胡适知道黄侃“疯子”脾气又发作了，假装没有听见。黄佩见胡适不加理会，于是心生一计，又接着骂道：“便是胡适之的尊翁，也是混账王八蛋。”胡适听后，忍无可忍，指责黄侃不该骂他的父亲。黄侃却微笑着说：“你不必生气，我是在试试你。墨子是讲兼爱的，所以墨子说他是无父的。你心中还有你父亲，那你就不配谈论墨子。”结果全座哄堂大笑，弄得胡适十分尴尬。

胡适一生著述颇丰，洋洋数千万言，学界中人十分佩服。但是他也有一个缺点，就是许多具代表性的著作都没有写完。《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等都只有上半部，没有下半部。原因之一是太忙，二是兴趣太多太杂。黄侃等旧派中人常以此诟病笑他，有人还呼他为“上卷博士”。

对于胡适文学革命的主张，黄侃更是不遗余力地加以反对，一有机会便提出来大骂。据曾在北大读书的罗家伦回忆，黄侃有一次在课堂上大声地说：“胡适之说做白话文痛快，世界上哪里有痛快的事，金圣叹说过世界上最痛的事，莫过于砍头，世界上最快的事，莫过于饮酒。胡适之如果要痛快，可以去喝了酒再仰起颈子来给人砍掉。”

平心而论，黄侃站在旧派立场上反对胡适等人的新文化主张，实在是逆潮流而动，不太光彩。加之黄出言不可谓不恶毒，着实有损其国学大师的形象。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黄的这般举动倒也颇能体现他真性情、无城府的一面，也算是一名“另类君子”吧。20多年后，1946年清华大学校庆时，校方特邀胡适讲话。谈到他与清华大学的关系，有一年，清华请他当校长，他回了个电报，说：“干不了，谢谢！”他解释说：“我提倡白话文，有人反对，理由之一是打电报费钱。诸位看，用白话，五个字不也成了吗？”在场的同学们都笑了。可是此时，黄侃已经死去11年了，再也不会出来和胡适唱对台戏了。

“今天天气黄不到”

黄侃脾气古怪，行事怪异，经常做出一些出人意料的事情，让旁人感觉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黄侃同居正是湖北老乡，且曾在辛亥革命时期并肩战斗，关系极“铁”，堪称至交。有一天，黄侃偶尔去拜访已经高升为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的居正。居正每到下班之后，总是避不见客，由门房挡驾，在家中剪树莳花，自得其乐。

门房见黄侃的外表和衣着有点儿土头土脑，不太像有身份的贵客，照例回以“院长不在家”。可黄侃却是旁若无人，长驱直入。门房慌了，赶紧跑上去紧拉黄的衣袖，一边吆喝道：“你是什么人？出去！”

黄侃性烈如火，受不得一点儿委屈，当下大怒，一边骂“你是什么东西，你管不着！”一边挣脱继续往里走，不料用力过猛，衣袖拉破了个大口子。这下惊动了里面的居正。

他三脚两步跑了出来，一看是黄侃，自知不好收场，连声叫道：“季刚！不要理他！”又回过头来斥责门房说：“我早就关照过你，这位黄先生来的时候，立即通报，你怎么忘了！”

门房也还机灵，赶忙回道：“怪我多吃了两杯酒，糊里糊涂的。”

居正大笑，牵着黄侃的手说：“快进去坐，有两瓶茅台，请你尝尝。”黄侃嗜酒如命，这一来怒气全消。

黄侃的这种怪脾气在其晚年执教南京中央大学时更是显现得淋漓尽致。黄侃刚受聘于中央大学时，与校方有“三不来”之约，即“下雨不来”，“降雪不来”，“刮风不来”。人称“三不来教授”。因此，学生每逢下雨下雪的天气就以今日天气不好，不知黄侃到不到校上课作为谈笑之资。有学生还戏言：“今天天气黄不到。”

有一次，上课铃响了，学生坐满了教室，等待老师上课。但黄侃却安坐在教员休息室，没有丝毫起身往教室走的意思。学生等了一会儿，见老师未到，赶紧报告了教务处。教务处职员知道黄侃名士脾气发作了，马上跑去请他上课，说：“上课时间到了，该上课了。”

谁知黄侃两眼望天，冷冷地说：“时间到了哦，钱还没有到呢。”

原来，学校没有及时发放薪水，黄侃表示不满。教务处赶快代他领了薪水，他才去教室上课。看来，身为民国文人的黄侃，还真有些如今大力宣传的“维权意识”呢！

黄侃曾在中央大学开设“文学研究法”课程，用《文心雕龙》作课本。他平时只管讲课，一向不给学生布置作业。临到期末考试，他又不肯看考试卷子，也不打分数。此做法在教务处那儿可过不了关，于是教务处一再催促。最后，黄侃被逼急了，就给教务处写了一张纸条，上书“每人八十分”五个大字。他的意思是学生总想得甲等，给九十分嫌多，七十分又非甲等。八十分正合适。教务处也无可奈何，就不再提起这事了。

还有一则趣闻颇能体现黄侃不拘小节的秉性。中央大学为严肃校纪，规定师生进出校门一律要佩戴校徽。黄侃忙于自己的学问和教学，对这些细枝末节常常不太注意。有一天，他到校上课，新来的门卫不认识他，见他没有佩戴校徽，就拒绝让他进校门。

黄侃说：“我是教授黄季刚，来校上课的。”

门卫说：“你又没戴校徽，我怎么知道你是教授。”

黄一听，气得把装有讲义的皮包往门卫面前一推，说：“你有校徽我没有，那你就去上课吧！”

门卫一听，感觉此人来头很大，口气有所缓和。说没有校徽有名片，也行。黄侃说：“我本人就是名片，你把我拿去吧！”争执中，校长碰巧路过，赶紧过来调解，才算了事。

著名辞章家吴梅是黄侃在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的同事，两人关系不错。有一天，黄侃请吴梅和一些同事喝酒。黄侃本是善骂之人，酒酣耳热之际，一肚子牢骚更是倾泻而出。骂着骂着，言语牵涉到了吴梅身上。吴梅酒也喝多了点儿，与黄侃辩了几句，并说：“你黄侃不要太不讲理！”黄侃此时已醉，闻言大怒，一个巴掌打了过去。吴梅急忙躲避，未被打中。他一时冲动，也回敬了一掌，被同事挡住。于是两人离席而起，准备大打一番。同事们好说歹说，最后把他们拉开了。

第二天酒醒之后，两人居然又和好如初，根本不计较前一日的不愉快。

名师与高徒的转换

除去黄侃那些令人瞠目结舌、哭笑不得的逸闻趣事外，他那博大精深的学问似乎更值得我们后人铭记，实际上，狂徒怪人的表象下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国学大师、博雅醇儒。

常言道：“名师出高徒。”黄侃师从清末民初学问独步一时的古文经学大师章太炎，可谓是师出名门，二人的学问之大，创获之深，被后人合称为“章黄学派”。而关于章、黄二人如何结识的经历，许多著作中都采用了这种说法：

1906年，黄侃在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就读时，和国学大师章太炎恰好同寓，黄住楼上，章住楼下。一天晚上，黄侃内急，来不及去楼下厕所，就从楼上窗口往外洋洋直泻。此时，楼下的章太炎夜读正酣，突然发觉一股腥臊的尿水如瀑布般往下飞溅，禁不住怒骂起来。楼上黄侃毫不示弱，也报之以骂。黄本贵公子出身，年轻性躁，盛气凌人；章太炎性好骂人，两人都有“疯子”之外号。章疯子遇到黄疯子，越骂越起劲，不骂不相识。

双方通名报姓之后，都久仰对方的大名，顿时惺惺相惜。后来，两人的话题转到学问方面，章太炎是学识渊博的朴学大师，人称清学殿军。黄侃被他的学问深深折服，赶紧自称弟子，拜章为师。

此种说法看似颇合章、黄二人个性，很有些机缘巧合的意味。但仔细推想一下，其情节过于偶然和戏剧性，而且存在一个明显的破绽，即当时黄侃仅是一名年纪轻轻、默默无闻的留学生而已，在国内无甚名气，章太炎不可能事先对其有所耳闻，也就更谈不上“久仰”了。加之把二人都描写成犹如泼妇骂街般的疯子，实在有牵强附会之嫌，想必是后人据章、黄平日言行特色杜撰而成。

其实根据章、黄二人遗世文字及师友杂忆，不难查找到当时二人相识的真实情形。

1906年，黄侃得到晚清大吏张之洞的资助，东渡扶桑求学。适值章太炎刚刚摆脱牢狱之灾（1903年苏报案爆发，章太炎被英租界巡捕房关押三年），亦来到日本避难。当时留日学生皆慕章太炎之大名，前去求学拜访。黄侃当然也不想错过这个机会，一睹这位经学大师和革命英豪的尊容。于是，黄侃一天偕同好友多人一道谒见章太炎。走到章宅门口，看见墙壁上写有一段话：“我若仲尼长东鲁，大禹长西羌，独步天下，谁与为偶！”（此句出自东汉戴良）

看罢此句，生性孤傲的黄侃感到此人必定俯视一切，不易接近，于是马上打消了求见之意，掉头回府。

1907年9月19日午间，由章太炎主编的第17期《民报》出版了。由于经费困难，章太炎只能买两个烧饼坐在椅子上边啃烧饼边看报纸。这一期刊有他自撰的《国家论》、《祭徐锡麟、陈平伯、马宗汉、秋瑾文》、《秋瑾集序》和时评，还刊有笔名“运甓”（黄侃的笔名）的《专一之驱满主义》、《哀贫民》。章太炎看完后两篇，他“啊”了一声，自言自语，说：“险些忘记了。”他要找“运甓”来谈谈。当即修书一封，遣人送给黄侃。

黄侃得到报馆通知，来到了章太炎的寓所。章太炎在同黄侃谈话时，对文章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特别赞赏其中所包含的那股子“不自由，毋宁死”的精神。那时黄侃年仅21岁，文笔犀利，热情奔放，表现出一个青年革命者反对封建压迫无所畏惧的革命气概。章太炎嘉许黄侃为天下奇才，这给黄侃以很大的鼓舞。自此以后，二人时相过从。

不久，章太炎闻黄侃将归国省亲，便对他说：“务学莫如务求师。回顾国内，能为君师者少，君乡人杨守敬治舆地非不精，察君意似不欲务此。瑞安孙诒让先生尚在，君归可往见之。”黄侃都未即答。章太炎接着说：“君如不即归，必欲得师，如仆亦可。”黄侃惊起，当即准备拜师礼品，往章太炎处，叩头称弟子。自此和章师日日相随，虚心求教。由于黄侃天资颖异，经过章太炎的授业解惑，进步很大。太炎不禁赞曰：“恒言学问进益之速，为日行千里，今汝殆一日万里也。”

辛亥革命成功后，黄侃离开恩师，回到国内，开始教书授徒，自立门户。1914年秋，黄侃到北京大学中国文学门（系）任教，主讲辞章学和中国文学史等课。他学问很好，上课时有许多同学都来听，甚至连在哲学门就读的冯友兰也来旁听。黄侃善于念诗、念文章。他讲完一篇文章或一首诗，就高声念一篇，抑扬顿挫，很是好听。以致后来他在上面念的时候，下面听讲的学生也高声附和。同学中间戏称为“黄调”。

学生都称黄侃是一个“特别教授”，在堂上对《说文解字》一个字一个字地讲，一不带原书，二不带讲稿，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口若悬河，头头是道。学生对引用的经典论据，下课以后去查书，一字不漏，一字不错，引得全班同学啧啧称羡。有一天，黄的学生为他拿皮包时发现内有许慎的《说文解字》，打开一看，那书上画得太特别了：书头蝇头小字，密密麻麻，有墨笔写的，有朱笔写的，还有各种各样的符号，全书9353字，每个字都有自己的讲法、别人的讲法，有的他肯定，有的他否定，也都记在了上面。据说，他对《说文解字》读了五次，每一次都有新的收获、新的体会。他去讲授的时候，每一次都有新的内容，同学们说：听黄先生的课，百听不厌，常听常新。

一个学生看了黄侃所读的那本《说文解字》后，对他说：“黄先生，你这批在书头上、书边上的东西，颜色各异，字又那么小，谁还认得呢？”

黄侃半开玩笑说：“我要人认得干什么呢？别人要知道了上面的内容，我就不是第一了。”

大家都哄地笑了。

据他的学生回忆，黄先生教学还有更特别的，他不是光用语言教书，而是带着感情教这个书。《说文解字》是一本很枯燥的书，要是一般地讲授知识，谁也难久坐下去、久听下去，可黄先生在讲每个字时，是带着爱憎的感情来讲的，他把自己变成书中的人。书中的人笑了，他笑了，书中的人哭了，他也哭了。所以他讲起每个字来，同学们都和老师同呼吸，和书中的字同呼吸。因此，他每次登堂讲课，听课的人非常多，不仅是本班的，还有外班的，不仅是读文科的，还有读其他科的。

不过，黄侃同这般学生只能算是泛泛之交，他们也仅得到黄学问的一些皮毛而已。要想学到黄的真本事，必须天赋极佳，同时要进行正式的拜师仪式。如果不拜师，即使你资质再好，黄侃也绝不理会。1932年春天，黄侃来到北京，学者杨树达与其是好友，就要他的侄子杨伯峻去拜师。礼节是：奉上红纸封套装十块大洋，还得向他磕个头。杨伯峻是新式青年，本不愿磕头，但是杨树达说：“季刚学问好得很，不磕头，得不了真本领。你非磕头不行。”出于无奈，杨伯峻只好去了黄侃家。他到上房之后，将红封套放到桌上，跪下去磕了一个头，表明拜师的诚心。黄侃便说：“从这时起，你是我的门生了。”他又说：“我和刘申叔，本在师友之间，若和太炎师在一起，三人无所不谈。但一谈到经学，有我在，申叔便不开口。他和太炎师能谈经学，为什么不愿和我谈呢？我猜想到了，他要我拜他为师，才肯传授经学给我，因此，在某次只有申叔师和我的时候，我便拿了拜师贽敬，向他磕头拜师。这样一来，他便把他的经学一一传授给我。太炎师的小学胜过我，至于经学，我未必不如太炎师，或者还青出于蓝。我的学问是磕头得来的，所以我收弟子，一定要他们一一行拜师礼节。”

说完这番话后，他就要杨伯峻回去预习功课，准备明日开讲。杨伯峻这才明白叔叔和黄侃要他磕头拜师的用意，以后更是用功努力，后来成为我国现代著名的语言学家。

别瞧黄侃招收徒弟的仪式古里古怪，老套守旧，但他培养学生时却是一丝不苟，严格苛刻，其教学方法很值得我们后人借鉴。

成名之后，黄侃也并未故步自封，而是时时向同仁学友虚心求教，甚至不惜执弟子之礼。袁世凯复辟称帝阴谋破产之后，依附于袁的刘师培也成了众目睽睽的罪人，许多朋友都不愿与他来往。他身体并不很好，老生病，长期没有工作，生活极为窘迫。黄侃不念旧恶，为其言于蔡元培，聘到北京大学授课。

1919年，刘师培患肺结核已到晚期。黄侃去刘家看望，见刘正与一位学生谈话。面对学生的提问，他多半是支支吾吾。学生走后，黄侃问刘为什么对学生敷衍了事。刘说：“他不是可教的学生。”黄问：“你想收什么样的学生呢？”刘拍拍黄的肩膀说：“像你这样的足矣！”黄并不以此为戏言。

第二天，黄侃果然预订好上好的酒席一桌，点香燃烛，将刘师培延之上席，叩头如仪行拜师大礼，从此对刘称老师。当时许多人很奇怪，因为黄比刘只小一年零三个月，两人在学界齐名，有人还认为在学问上黄胜于刘。黄侃对此解释说：“《三礼》为刘氏家学，今刘肺病将死，不这样做不能继承绝学。”一时间，黄侃“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之举传为美谈。

三十不发文，五十不著书

黄侃授徒有一套自己独特的方法：在每日授课之前，他总是先命学生圈点十三经，专力章句之学，每天直到深夜方命归寝。如此日积月累，经时一年有余，才把十三经圈点完。黄侃于是告诉学生，继此之后，可以把必读之书增广至24种。后黄侃又要求学生在30岁之前一定要读完唐以前的典籍，因为唐以前留传下来的典籍为数不多，容易读完，又是非读不可的书。有了这样的功夫，往后研究任何门类的中国学，就都好办多了。并且他告诫学生不要轻易在报刊上发表文字，一则学力不充分，一则意见不成熟，徒然灾梨祸枣，遗人笑柄，于己无益，于世有损。

黄侃更是以身作则，50岁前不著书，自认从知天命之年开始，方是学术研究的收获季节，可惜天不假年，先生英年早逝。

反观今人，大都抱着“出名要趁早”之观念，稍有所得，即唯恐世人不知，急于发表，以博取功名金钱。长此以往，他们常常将一孔之见放大为普世真理，不假思索地拿来西方的理论框架加以套用，忽视其所需的必要语境和适用范围，其学说看似天马行空，热闹非凡，实则原地踏步，无甚创获，并未走出前人设下的“五指山”，学术竟成为追名逐利之工具，痛哉！

其实，黄侃所言30岁前不发文，50岁前不著书，除去忠告学人要潜心读书，做大学问、真学问外，另有一层深意隐含其间。这便是关涉学者如何做学问层面的问题。在黄看来，学人写文章，一方面要立说，另一方面，或许同样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善于藏拙。毕竟任何知识体系都不会尽善尽美，人文研究更需要长时间的潜心磨炼，方有可能得出些许真知灼见，这往往比的是慢功夫，谁坐得下，耐住寂寞，谁才有可能攀上学术高峰。因此，每出一言，每撰一文，必须慎之又慎，因为若是轻下结论，暴露自己学问不扎实之事小，而误导后辈学子盲从之事大。所以学者好似闯荡江湖的剑客，再精妙的剑术也必须既有攻招，又有守式，才能历经百战而不致方寸大乱。因此，学人们如果功利心过重，有五分水平，恨不能在所写文章著作里完全体现，甚至奢望超水平发挥，以收到八分、十分以致十二分的效应。在如此心理驱动下，学人们往往沦为“快手”、“高产学者”，一年论文一二十篇，不论质量如何，先以数量胜人。但不容忽视的是，锋芒毕露的同时也时常意味着破绽百出。将文章一并公布于世，其水平高下自然尽收于同行眼底，优劣得失判然分明。而其中之败笔、硬伤更会让他人记于心间。“欲速则不达”，这往往是此类快手、高产学者们最应牢记却最易忽视的金玉良言。“慢工出细活”，或许做学问的真谛不过如此，又唯有如此。

黄侃读书，喜欢随手圈点。他圈点时非常认真，许多书都不止圈点了一遍。如《文选》圈点数十遍，《汉书》、《新唐书》等书三遍。《清史稿》全书100册、700卷，他从头到尾，一卷一卷地详加圈点，绝不跳脱。因此，他把读书时只随便翻翻、点读数篇辄止者称作“杀书头”，很不以为然。关于黄侃读书之苦，许多学者津津乐道，但他并不以为苦差事。

有一次，黄侃与学生陆宗达闲聊，黄问陆：“一个人什么时候最高兴？”陆不知道老师此问何意，就乱猜一通，说这个最高兴，又说那个最高兴。黄侃听后，都只是摇摇头。最后，陆问老师答案是什么，黄侃笑着说：“是一本书圈点到最后一卷还剩末一篇儿的时候最高兴。”这次谈话让陆宗达终生铭记在心。

而且黄侃视书如命，每次都是因为买书而弄得自己囊中羞涩。他一生最大的家私，便是书籍。章太炎为他作的墓志铭说：“有余财，必以购书。”但凡好学之人，大都有这种癖好。当然，世上的书，实在读不尽，也买不完，而文人的钱财，更是有限，以有限的钱财，去购买无尽的书籍，自然是天天要闹穷了。一次，黄侃跟他学生聊关于买书的趣事。说他的太太，常常责备他拼命去买书，有时把钱汇到外埠去买，钱寄出后，天天盼望包裹，等书真的寄来了，打开包裹，匆匆看过一遍后，便把书往书架上一放，甚至从此便不再翻阅，这实在是太浪费了。黄侃却回答道：“要知我买书的快乐，便在打开包一阅之时，比方我俩结婚吧，不也就在新婚燕尔之时最乐吗？”由于藏书甚多，如何放置这些“珍宝”及搬家时怎样装书便时常困扰着他。黄侃的书全是散放在架上的，甚至地板上几案上也一堆一堆放着。有一次，广州中山大学请他去教书，无论校方怎样苦劝，开出的待遇多么优厚，黄侃都不答应。别人问他为何不去中大教书，黄侃淡淡地答道：“我的书太多，不好搬运，所以就不去了。”然而，黄侃辛辛苦苦收藏的书籍最终却横遭他人糟蹋。“一•二八”事变的时候，黄侃举家搬迁，仓促中装了八卡车书，运到采石矶暂存，不料被当地居民盗出，成筐论斤地当作废纸卖了。实在是暴殄天物！

“恃才泡妞”

别看黄侃脾气古里古怪，长相其貌不扬，但却也是一位风流好色的“多情种子”。他的韵事秘闻数不胜数，足足可以装上一箩筐，实在让人拍手称奇。

据时人不完全统计，他一生结婚竟多达九次。黄侃的发妻是王氏，两人聚少离多，有名无实。他曾担任同族女子黄绍兰的塾师。后来，黄绍兰从北京女师肄业，去上海开办博文女校，黄侃便到上海追求她。当时发妻尚未下堂，黄侃于是心生一计，哄骗黄绍兰与自己办理结婚证书，用的是李某某的假名。黄侃的解释是：“因你也明知我家有发妻。如用我真名，则我犯重婚罪。同时你明知故犯，也不能不负责任。”谁知好景不长，黄侃回北京女师大教书，与一苏州籍的彭姓女学生秘密结合，此事被黄绍兰的好友侦知。黄绍兰闻讯，欲哭无泪，因为婚书上男方的姓名不真，又如何对簿公堂，讨一公道？更可悲的是，她与黄侃生有一女，其父恨她辱没家风，一怒之下，与她断绝父女关系。后黄绍兰投在章太炎门下，深得章夫人汤国梨的同情，但她仍然摆脱不了黄侃给她心灵投下的巨大阴影，变得疯疯癫癫，最终悬梁自尽，借以解脱。汤国梨在《太炎先生轶事简述》一文中公开表明她看不惯黄侃极不检点的私生活，骂他“有文无行，为人所不齿”，实乃“无耻之尤的衣冠禽兽”。

然而，虽说制造孽债不少，黄侃却并未有收手之意，继续追求“窈窕淑女”。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任教时，原配夫人王氏去世，黄侃恢复了自由身。当时有个大三女生黄菊英，与黄侃的大女儿同级，假日常到他家里来玩，以父师之礼事黄侃，黄侃对她也很好。两人日久生情，终于传出“二黄师生恋”的艳话。但是，黄菊英的家庭比较守旧，根据“同姓不婚”的习俗，他们难能成为连理。黄侃为表示对黄菊英的情意，就填了《采桑子》一词，云：

今生未必重相见，遥计他生，谁信他生？缥缈缠绵一种情。

当时留恋成何济？知有飘零，毕竟飘零，便是飘零也感卿。

手捧这么煽情缠绵的佳句，试问天下有几个女子会不动心呢？黄菊英看后，大为感动，毅然决定脱离家庭和他成婚。此事很快传遍武汉学界，顿时成为丑闻。依照黄侃我行我素的个性，怎会害怕别人骂他伤风败俗？他居然要学生收集骂他的小报，以供蜜月消遣，真是匪夷所思也。

钱玄同：性格教授，疑古宗师

钱玄同（1887—1939），原名钱夏，字德潜，号疑古，汉族，浙江吴兴（现浙江湖州市）人。语文改革活动家、文字音韵学家、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著名思想家。曾主张废除汉字。

纸上“双簧戏”

在“五四”文学革命的前驱者中，钱玄同可说是一员骁将，一位急先锋。他虽然并不是发难者，但却最早给发难者以强有力的支持。1917年初，当胡适在《新青年》2卷5号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之后，钱玄同立即在该刊2卷6号发表《通信》作为声援，内云：“顷见5号《新青年》胡适之先生《文学刍议》，极为佩服。其斥骈文不通之句，及主张白话体文学说最精辟……具此识力，而言改良文艺，其结果必佳良无疑。惟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见此又不知若何咒骂。”此后，钱玄同又发表了《论应用文之亟宜改良》等重要文章，提出了文章应加标点符号，数目字可改用阿拉伯号码，凡纪年尽量改用世界通行的公元纪年，书写方式“改右行直下为左行横移”等主张。钱玄同的助阵，使陈独秀、胡适在寂寞中深受鼓舞。陈独秀对钱玄同的“崇论宏议”表示“钦佩莫名”。他在复钱玄同信中说：“以先生之声韵训诂学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学，何忧全国不景从也。”胡适说，钱玄同对他的赏识使他“受宠若惊”，“自信心更强了”；又说，“钱教授是位古文大家。他居然也对我们有如此同情的反应，实在使我们声势一振。”尤其重要的是，钱玄同将“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确定为文学革命的对象，击中了当时模仿桐城派古文或《文选》所选骈体文的旧派文人的要害。钱玄同认为：“六朝的骈文满纸堆垛词藻，毫无真实的情感，甚至用典故代替实事，删割他人名号，去迁就他的文章对偶，打开《文选》看，这种拙劣恶滥的文章，触目皆是。直至现在，还有一种妄人说，文章应该照这样做。《文选》文章为千古之正宗。这是第一种弄坏白话文的文妖。”可见，钱玄同是从更新文学观念和促使文章发展与时代发展步调一致的角度反对“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

在文学革命的大旗树立之初，旧文人们采取了漠视不屑的态度，一时间没人出来叫阵论战。因此，新文化人必须采取对策，引蛇出洞。正如鲁迅所言：“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没人来赞同，而且也还没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

于是乎，经过商议，由钱玄同演“黄盖”，刘半农演“周瑜”，二人一唱一和，上演了一幕令守旧人士坐立不安的“苦肉计”。在《新青年》第4卷3号上，钱玄同化名“王敬轩”，站在旧文人立场上，如同作策论一般，罗织了许多有关新文学的罪状，以尖刻叫嚣的笔调，大放厥词地把新文人教训了一通。而刘半农立即回长信一封，借清新简练的笔锋，将王文中的观点驳得体无完肤，并且称旧文人就好比“那既要偷汉，又要请圣旨，竖牌坊的烂污寡妇”，既无气魄，也无意境，却处处掩饰，不许新文人露锋芒。他们的眼光又好似“乡下老妈子，死抱了一件红大布的嫁时棉袄，说它是世界间最美的衣服，却没有见过绫罗锦绣的面”，将旧文人之丑态刻画得入木三分，淋漓尽致。真可谓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这等文章，措辞激越，议论精警，可以说是招招戳到旧文人痛处，让他们看了，不把他们鼻子气歪才怪呢！

果然，没过多久，旧文人阵中大将林琴南便坐不住了，他在上海《新申报》上写了一篇文言小说《荆生》，咬牙切齿地影射攻击了《新青年》的几位主要人物。其中当然便少不了“形友实敌”的钱玄同。在小说里，林琴南塑造了一个浙江文人金心异，金对钱，心对玄，而异对同，实际上就是暗指钱玄同。在林的笔下，金心异嗜财如命，常常“为伤天害理之言”，并且目光短浅，畏首畏尾，被所谓的“伟丈夫”荆生将军所镇压。可以说，小说里充斥着人身攻击与卫道谬论，透露出林仇视新文化的近似歇斯底里的心理。这也恰好说明封建顽固势力在理论和道义上已是无力还手，只能求助于谩骂和影射攻击，做最后的绝望挣扎，不过是困兽般的哀鸣罢了。

也就是自此之后，新文化派人士无论在气势上，还是在学理上，都已经明显处于压倒性优势，钱玄同和刘半农于此间的努力功不可没。

作为文学革命的声援者和呐喊者，钱玄同并不兼事创作，一生未做过一首新体诗。但是，钱玄同却有很深的文学造诣。早在清末留学时期他就跟章太炎先生合办《教育今语杂志》，用白话文撰写论文。坊间流行的《章太炎的白话文》一书，文章多出自钱玄同手笔。归国后他又在浙江办过《通俗白话报》。第一篇近于白话的论学书，就是钱玄同与陈独秀在《新青年》3卷6号发表的通信。《新青年》杂志从4卷1号起刊登白话文章，使用标点符号，也是钱玄同宣传、鼓动、争取的结果。此后，钱玄同用白话撰写了大批杂文，对守旧文人和封建遗老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他的文风慷慨豪放，有如长风穿谷、奔流击石，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均有较高建树。

在废弃文言文、采用白话文的运动中，钱玄同则是当之无愧的先行者和最有力的推动者。作为海内知名的文字学家，钱玄同在改革汉字方面居功甚伟。1917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对文学刍议的反应》，激烈反对作文“用典”，倡导不用典的胡适主张“工者偶一用之，未为不可”，但钱玄同走得更远，他说：“凡用典者，无论工拙，皆为行文之疵病。”他提出“文学之文，用典已为下乘；若普通应用之文，尤须老老实实讲话，务期老妪能解，如有妄用典故，以表象语代事实者，尤为恶劣。”他还主张改革书写格式，提倡用标点符号，还采用和西方书写方式相同的左起横写的书写习惯，这一主张率先在《新青年》杂志得到应用。著名语言学家黎锦熙在《钱玄同先生传》一文中说：“《新青年》用新式标点符号，是从民国七年（1918年）4卷1号起的，这是中国直行汉字而用标点符号排印的第一本书，出版时，许多人一见就哈哈大笑……”蔡元培对这一成就，曾公允地评价说，这结果是出自“玄同提倡白话文的努力”。

当时不少学者都激烈偏执，但像钱玄同这么极端，还真不多见。他自号“疑古玄同”，对过去的大师，常持坚决否定态度。作为古文派大师章太炎的入室弟子，钱玄同受老师影响，有非常高的古文经学造诣，然而他后来也拜今文经学大师崔适为师，并自称“乃始专宗今文”。实事求是地说，对于古文和今文，钱玄同都是背离师门的逆徒。20世纪20年代初，钱玄同和大学刚毕业的顾颉刚讨论今古文，以《聊斋志异》上的故事举例，说明他们这一代学人治学应该有的态度。书生桑生先后接纳了两名女子，这两个不安分的女人，老是互相攻击，一个说对方是鬼，一个说对方是狐，桑生起初以为她们只是妒忌，说着玩玩，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发现她们果然是鬼是狐，事实证明两个女人说得都对。这个故事正好可以用来面对今古文之争，今文学家说古文经过刘歆伪造，说得是对的；古文学家说今文不符合孔子的意思，也是对的。因此，现代学人今天要做的事情，就是用古文学家的观点来批评今文学家，用今文学家的观点批评古文学家，从相互指责之中，把各自的假面目戳破。

钱玄同的旧学十分了得，像他这样的弟子，做老师的想恨都恨不起来。他提倡废除古文，甚至要废除汉字，不是因为自己不行，而是为了要让后人学起来方便，是纯粹为后人着想。钱玄同能写一手漂亮的隶书和篆字，曾用小篆抄写章太炎的《小学问答》刻印出版，这事遭到了鲁迅的指责，认为像他这样激烈的人，不该这样复古。

钱玄同不仅呼吁提倡白话文，简化汉字，他还提倡世界语，因他的提议，北京大学一度还真的设立了研究世界语的研究机构。世界语的未来虽然至今还不好说，但世界越来越呈现出需要通用语言的趋势却是不争的事实。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以说，钱玄同绝对是具有超前的世界眼光的大学者。

钱玄同曾说：“我所爱的中国是欧化的中国！”这很容易使钱玄同被误认为是一个崇洋媚外的家伙，但这显然不是事实，否则就不能理解钱玄同晚年的抗日行为。实际上，钱玄同不是当时普通的“全盘西化”论者，他对“欧化”有自己独特的解释：“所谓欧化，便是全世界之现代化，非欧洲人所私有，不过欧洲人闻道较早，比我们先走了几步。我们倘不甘‘自外生成’，唯拼命去追赶这位大哥，务期在短时间之内赶上。”他认为，只要不三心二意，左顾右盼，就一定能赶上这位大哥，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和他们并辔前驱，笑语徐行”了。从这我们可以看出，钱玄同激烈的反传统行为，其实是对当时祖国的落后和混乱怒其不争，因爱之深才痛之切的正常反应。

《狂人日记》催生始末

钱玄同在向《新青年》撰稿的同时，也在为该杂志寻求合适、优秀的撰稿人。他自然不会忘记在东京的同窗好友周树人（鲁迅）、周作人两兄弟，认为他们是国内少有的文学人才。钱玄同经常到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的补树书屋，劝说周氏兄弟为《新青年》撰稿。周作人很快就有稿子交来，而其兄鲁迅却迟迟没有动手。钱玄同做事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为能约到周家兄弟的稿子，不厌其烦经常拜访他们。他与鲁迅又都十分健谈，常常是下午四五点钟开聊，一直要聊到深夜十一二点方散，中间的晚饭也从未使他们的谈话中断。

一天，钱玄同穿着长衫拎着一只黑色皮包来到绍兴会馆，看到鲁迅正在屋里埋头抄录古碑，便不解地问：“你抄这些碑有什么用？”“没有什么用。”“那么，你抄它有什么意思呢？”“没有什么意思。”“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在钱玄同一再催促下，鲁迅终于松口了。“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一发而不可收……”（《呐喊•自序》）这件事，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也作了证实：“……鲁迅个人，从前那么隐默，现在却动手写起小说来，他明说是由于金心异的劝驾，这也是复辟以后的事情。”“这篇《狂人日记》不但是篇白话文，而且是攻击吃人礼教的第一炮，这便是鲁迅、钱玄同所关心的思想革命问题，其重要超过于文学革命了。”“五四”时期，鲁迅与钱玄同过从甚密，不仅常常一起吃饭喝酒聊天，还经常书信往返。据沈尹默回忆，当年鲁、钱二人在一起高谈阔论，常常占据了说话的中心，别人只有洗耳恭听的份儿，没有插嘴的余地。鲁迅在日本时曾给钱玄同起了个“爬来爬去”的绰号，简称“爬翁”，钱玄同也给鲁迅起了个“猫头鹰”的绰号，可见两人关系非同一般。

然而，就是这样一对朋友，后来却因种种原因逐渐疏远了。

思想上的分野是他们彼此疏远的主要原因。“五四”以后，钱玄同钻入了当年自己所反对的故纸堆中，满足于当文字学家和音韵学家，潜心做学问，当年的战斗激情渐渐消失了。1924年《语丝》创刊，虽然钱玄同、鲁迅、周作人、林语堂等人都是创办人，但同人聚会时鲁迅却很少参加。鲁迅对钱玄同的不满主要是因为“他们已忘记了《新青年》时代的精神而成了学者了”。等到1926年鲁迅南下厦门时，二人关系已经十分疏远。

1927年9月12日，钱玄同40岁生日，他的几个朋友胡适、周作人、刘半农等人准备在《语丝》上为他编一本“钱玄同先生成仁专号”，以文人独特的方式为他祝寿，此事几乎弄假成真。这显然属于文人的雅玩。鲁迅认为这种名士作派十分无聊，非常反感，认为在当时情况下很不合时宜，便写了一首《教授杂咏》加以讽刺：“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何妨赌肥头，抵当辩证法。”因为钱玄同身体肥胖，又曾发过“人过四十，便该枪毙”的怪论。鲁迅对钱玄同的不满已经跃然纸上。

钱玄同的老友黎锦熙说钱玄同确实署过“疑古玄同”，也印过这样的名片，但钱玄同后来没有承认。关于钱、鲁在孔德学校的偶遇，黎锦熙有一段文字很有意思：“钱先生不悦，适有一客来，是钱先生最要好的而鲁迅先生最不喜欢的，因此两人更愣住了。不久鲁迅匆匆离平，以后两人就更无说话的机会了。”（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这多少透露了二人疏远的某些信息。

“钱二疯子”

钱玄同出身于清末一个旧官吏家庭，所受封建礼教颇多颇严。所以，他对三纲五常等旧礼教最痛恨，反对也最坚决，激烈的言论很多，是一个敢于向旧礼教宣战的先锋大将。但是，他自己却是一个极守礼法的人。

钱玄同出生时，父亲已62岁，哥哥已34岁，父兄对他管教甚严。他少年时父母双亡，一直跟随兄嫂生活，凡事必禀命于兄长。他对兄嫂十分尊敬，每到阴历年必携妻、儿一起到哥哥家拜祖先。钱玄同到晚年，已80高龄的嫂子编著关于清代闺媛诗文，他亲自去复印、校对，并为此书编了一个依“广韵”排列姓名的索引。他对与自己年龄相差无几的侄子们也十分友爱。

钱玄同反对包办婚姻，主张自由恋爱。但他与由哥哥包办的妻子徐琯贞关系非常和谐。妻子身体不好，他关心体贴，照顾周到。旧社会文人嫖娼、纳妾都是平常事，钱玄同从不嫖娼，说“如此便对学生不起”。有人以他妻子身体不好为由劝他纳妾，他严词拒绝，说：“《新青年》主张一夫一妻，岂有自己打自己嘴巴之理。”他还说：“三纲像三条麻绳，缠在我们的头上，祖缠父，父缠子，子缠孙，一代代缠下去，缠了两千年。新文化运动起，大呼解放，解放这头上缠的三条麻绳。我们以后绝对不许再把这三条麻绳缠在孩子们头上！可是我们自己头上的麻绳不要解下来，至少新文化运动者不要解下来，再至少我自己就永远不会解下来。”

章太炎是“五四”时期公认的国学大师，影响广远，桃李天下。其间分为门人、弟子和学生三种。据周作人称，1932年章太炎北游时，章门弟子印《章氏丛书续编》，共有14人参加，大约算是章太炎认可的弟子，其中最受章太炎器重的一个是黄侃，另一个便是钱玄同。“弟子中自然当以黄季刚居首，太炎也很看重他，可是说到真是敬爱老师的还须以钱玄同为最，虽然太炎曾经戏封他为翼王，因为他‘造过反’，即是反对古文与汉字。”（周作人《琐忆钱玄同》）

钱玄同是在日本留学时认识章太炎的。钱玄同1906年赴日留学，当时章太炎流亡日本，在东京创办同盟会机关报，钱玄同在《民报》社结识章太炎，因为此前就读过章太炎的文章，对章太炎极为佩服，遂对章执弟子礼。据周作人回忆：“钱玄同从太炎先生听讲，最初是在东京大成中学的国学讲习所，后来在《民报》社特别听讲《说文》，有时便留下不走，与太炎‘抵足而眠’，彻夜谈论文字问题，结果逼得先生承认写字非用篆字不可。”可见章、钱师生关系十分亲密，第二年在章太炎介绍下钱玄同加入同盟会，不久为反清，给自己取名夏，意“中匡之人也”。

人本事大了，难免恃才傲物，章太炎就常常不可一世，他的几位弟子，老实说脾气都不小，搁一起便磕磕碰碰。先是大弟子黄侃和几位闹文学革命的师弟斗气。20世纪30年代初，章太炎带着黄侃到北京讲学，钱玄同对老师毕恭毕敬、小心翼翼，对师兄却根本不买账。有一天，在章太炎住处，黄侃开玩笑地对钱玄同说：“二疯，你来前，我告你！你可怜啊！先生也来了，你近来怎么不把音韵学的书好好地读，要弄什么注音字母，什么白话文。”钱玄同顿时翻脸，拍着桌子厉声说：“我就是要弄注音字母，要弄白话文，混账！”章太炎闻声赶来，哈哈大笑，排解说不许再争什么注音白话文，都给我念日语字母。章的意思十分明显，想想当年在日本一起学习的同门之谊，有什么好吵的。

钱玄同与黄侃虽同出章门，但志趣并不一致。回国后，钱玄同参加了新文化运动，主张白话文，与黄侃分道扬镳。一次，黄侃在一本杂志上填了一首词《北海怀古》，其中有：“故国颓阳，坏宫芳草，秋燕似客谁依？笳咽严城，漏停高阁，何年翠辇重归？”同人认为这首词有点“遗老”“遗少”的味道，流露出复辟的意思。钱玄同对此有不同看法，为此写了一篇随感录：“我知道这位某先生当初做革命党，的确是真心的；但是现在也的确没有变节。不过他的眼界很高，对于一般创造民国的人，总不能满意，常常要讥刺他们。”文章并未点黄侃名，还有替黄侃辨析的意思，黄侃看到后仍大怒不已，骂他们连词都看不通。钱、黄早年关系很好，也互相尊重，在音韵学方面合作也很成功，但“黄侃的脾气比较乖僻，有时说话随便，甚至在课堂上骂街。钱玄同虽然个性也很强，但和黄的性情、思想很不一样，两人‘时有违言’（钱玄同语）”。

1926年，钱玄同因妻子患重病，请假半年，请黄侃来师大国文系任教授。当时系主任是吴承仕先生，吴承仕也是章门弟子。吴、黄二人相处并不融洽，一次黄侃在课堂乱说话，女学生很有意见，吴承仕向他委婉指出了，黄侃与吴承仕遂生冲突，黄侃愤而写了一首诗讽刺，其中二句是“芳湖联蜀党，浙派起钱疯”，钱疯即指钱玄同。当初在日本留学时，黄侃曾戏称钱玄同为“钱二疯子”。黄、吴吵架，居然捎上了钱玄同，这正是黄侃性格乖僻的地方。

据说黄侃去世后，《立报》曾刊登了一篇《黄侃遗事》，上面一则《钱玄同讲义是他一泡尿》，中间有一段文字：“黄以国学名海内，亦以骂人名海内，举世文人除章太炎先生，均不在其目中也。名教授钱玄同先生与黄同师章氏，同在北大国文系教书，而黄亦最瞧钱不起，尝于课堂上对学生曰，汝等知钱某一册文字学讲义从何而来？盖由余溲一泡尿得来也。当日钱与余居东京时，时相过从。一日彼至余处，余因小便离室，回则一册笔记不见。余料必钱携去。询之钱不认可。今其讲义，则完全系余笔记中文字，尚能赖乎？是余一尿，大有造于钱某也。”此语北大国文系多知之，可谓刻毒之至。

周作人曾把这篇文章寄给钱玄同，钱玄同复信说：“披翁（按：黄侃在旧同门中，别号为披肩公）轶事颇有趣，我也觉得这不是伪造的，虽然有些不甚符合，总也是事出有因吧。例如他说拙著是撒尿时偷他的笔记所成的，我知道他说过，是我拜了他的门而得到的。夫拜门之与撒尿，盖亦差不多的说法也。”（周作人《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古》）黄侃恃才傲物，性格乖张，他有一句名言“八部书外皆狗屁”，经常“泼妇式骂街，特别是在讲堂上尤其大放厥词”，他“不但是章太炎门下的大弟子，乃是我们的大师兄，他的国学是数一数二的，可是他的脾气乖僻，和他的学问成比例，说起有些事来，着实令人不能恭维”。（周作人《知堂回想录》）

1935年10月8日，黄侃因纵酒过度死于南京量守庐，时年50岁，被认为是国学一大损失，章太炎更是慨叹“天丧我也”！黄侃去世后，钱玄同并未因为二人之间过节而意气用事，仍满怀深情写下一首挽联：“小学本师传，更细绎韵纽源流，黾勉求之，于古音独明其真谛。文章宗六代，专致力深思翰藻，如何不淑，吾同门遽丧此隽才。”可谓情真意切，也显示了钱玄同宽以待人的胸襟。

从不判卷的教授

钱玄同不仅在经学研究和新文化运动中敢于引领风气，他在历史研究和教书育人方面的标新立异也毫不逊色。

众所周知，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史学领域崛起过一个新派别：古史辨派。该派的代表人物除了顾颉刚和胡适，另外一个重要人物，就是钱玄同。该学派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假说，推翻了旧有的由“盘古开天”、“三皇五帝”往下说的旧历史学说体系，取得了空前的成绩。钱玄同毫无疑问是这一学派的肇端者，而这发源于他对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两派的超越性思考。顾颉刚明确提及正是钱玄同的启发，才使他走上了疑古的治学道路。他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说：“十二（1923）年，玄同先生给我一封长信，论经部的辨伪。我和他已经一年多不相通问了，忽然接读这一封痛快淋漓的长信，使我精神上得着一种兴奋。我就抽出一个星期日的整天工夫，写了一通复书……”这封复信，正是顾氏多年来蕴积于心中的关于中国古代史的系统看法。后来以《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发表于胡适主持的《读书杂志》，正式向学术界提出了“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学说。可见，这一学说之所以能出现，钱玄同居功甚大。更重要的是，当顾文发表后，钱玄同还给予了大力支持，马上在同一刊物上表态，称该学说“精当绝伦”，由此激发了当时的史学大论战。这一论战的后果是很明显的，至少，它瓦解了旧的史学系统，使中国的经、史研究可以跳出先入之见为准传统，而只把经学和史学当成单纯的学术来研究。

钱玄同在教学上极为重视引发学生的思考，而不重视学生的考试等技术问题。钱玄同曾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等处任教，各校对这位大学者的这一“陋习”虽说无可奈何，但也各有对策。北京大学为此特意刻了一枚木质图章，上书“及格”二字。钱玄同收到考卷后，即直接送到教务室，由教务室统一盖上及格的图章，而后按照各人的名字分别记入学分档案。

北大的宽容态度，使钱先生对自己的做法愈发地得意，竟向外四处推广，及至他到燕京大学兼课时，仍旧照此办理。不料此番他碰了个钉子：学校方面竟将他送上的未判考卷原样退回。钱先生登时也来了脾气，毫不退让，又将考卷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校方很是生气，警告钱先生，如再次拒绝判卷，将按照校纪对他进行惩罚，扣发相当数额的薪金。钱先生对此立即作书一封，言道：“判卷恕不能从命，现将薪金全数奉还。”信内附钞票若干。

这场官司的结局究竟如何，我们今天已不得而知，但钱玄同从不判卷的大名，却从此在北京城内四处传开。

钱玄同虽说在判卷方面架子极大，但说到治学求知，钱先生则是虚怀若谷，常常不耻下问，充分体现了一位著名学者严谨的治学风范。

钱玄同在北大讲授的是音韵学。他口才流利，思维敏捷，讲课时滔滔不绝，风趣诙谐，深受学生们的欢迎。但是，在一堂讲授广东音韵的课后，他竟收到了一位广东籍学生李锡予的信，对他的讲授提出了不同意见。

钱玄同认真地阅读了李锡予的来信，认为李讲得有道理。下次上课时，钱先生当众宣读了李的来信，他不仅表扬了李锡予，还坦率地承认，自己不是广东人，对广东音韵确实是不甚了解。同时，他还希望同学们都能独立思考，对他讲课中的不当之处，多多提出批评与纠正。钱玄同作为闻名中外的著名人物，竟能不耻下问，虚心向学生求教。他这种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深深地赢得了广大师生们的尊敬。

刘半农：“教我如何不想她”

刘半农（1891.5.29—1934.7.14），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文学家、语言学家和教育家。名复，原名寿彭，字半农，江苏江阴人。早年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后旅欧留学，获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1925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所作新诗多描写劳动人民的生活和疾苦，语言通俗。他一生著作甚丰，创作了《扬鞭集》、《瓦釜集》、《半农杂文》，编有《初期白话诗稿》，学术著作有《中国文法通论》、《四声实验录》等，另有译著《法国短篇小说集》、《茶花女》等。其中《汉语字声实验录》荣获“康士坦丁语言学专奖”。

中学肄业的北大教授

在常州府学堂毕业前一年，出于对学校保守的教育体制的不满和失望，刘半农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决定，放弃到手的大好前程，毅然从学校退学。

刘半农的退学在家乡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不仅刘父大为震惊，家乡人也议论纷纷。刘半农决定离开家乡到外地发展。1912年，刘半农只身前往上海，经朋友介绍，在时事新报和中华书局谋到了一份编辑工作，并业余在《小说月报》、《时事新报》、《中华小说界》和《礼拜六》周刊上发表译作和小说。为了迎合读者口味，他给自己起了几个艳俗的名字，如半侬、寒星、范瑞奴等，而用得最多的笔名就是半侬。由于中文功底好、悟性高，再加上勤奋和才情，刘半农很快成为上海滩文坛上一个十分活跃的小说新秀，拥有了一批读者。5年时间发表了40多篇艳情小说，内容包括言情、警世、侦探、滑稽、社会等等有闲阶级阅读的消遣小说，如《失魂药》、《最后之跳舞》等等，他的名字经常出现在《小说月报》、《小说大观》、《礼拜六》等杂志上，受到许多读者的追捧。苏雪林晚年回忆说：“半侬的小说我仅拜读过三数篇，只觉得滑稽突梯，令人绝倒。”

经过几年奋斗，刘半农在上海滩声名鹊起，被人称为“江阴才子”、“文坛魁首”，他已经可以靠着每月几十元的稿费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而且约他写稿的杂志越来越多，就连赫赫有名的报人和小说家严独鹤都来向他组稿，刘半农终于用一支笔为自己闯出了一片新天地。

1917年夏，刘半农从上海返回江阴，一方面在家中赋闲，一方面思考着自己未来的人生道路。由于没有固定收入，只好靠变卖家中物品度日，经常穷得揭不开锅，最困难的时候连猫食都无钱购买，妻子不得不经常到娘家去借贷。就在一家人贫困潦倒的时候，忽然接到了一封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寄来的聘书，正式聘请他担任北京大学预科国文教授。一个连中学都没有毕业的人突然接到全国最高学府的聘书，不仅妻子难以相信，他自己也不敢相信。只有弟弟刘天华相信，他一向佩服哥哥的才华，相信以哥哥的天资早晚会出人头地，做出一番大事，现在机会终于来了。开始刘半农还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怎么也不相信这样一步登天的好事会落到他的头上，想了半天才想到不久前在上海与《新青年》主编陈独秀的一次难忘的会面，现在看来一切都是那次会面时的结果。事实正是如此，那次会面，陈独秀慧眼识珠，不仅看出刘半农身上的锐气，更看出他是一个可造之才，北大正需要这样的人，于是向不拘一格选人才的蔡元培先生作了大力推荐。就这样，一个籍籍无名的连中学都未毕业的乡村青年一个鲤鱼跃龙门，跨入了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随着一纸聘书，刘半农这个连中学都没有毕业的人，一步跨入了北大这个全国最为显赫的高等学府。同时执教的还有钱玄同、周作人、胡适等人。最初他教授诗歌、小说、文法概论和文典编纂法等。虽然连中学都没有毕业，好在他国学功底并不逊于他人，而且又长于写作，阅读广泛，上课又认真准备，不久就站稳了脚跟，得到了学生的认可。很快人人都知道北大来了一个中学肄业的国文教授刘半农。一个偶然的机会，醉心于通俗小说创作的刘半农在《新青年》杂志上看到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大受震动，决定与旧文学决裂，投向新文学。1918年起，刘半农开始向《新青年》杂志投稿，表达自己文学改革的愿望。署名时斟酌再三，觉得自己以前用那种香艳媚俗的笔名“半侬”十分可耻，毅然去掉了偏旁，改为“半农”，以示与过去决裂。1918年1月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应用文之教授》一文时，正式署名“半农”，从此“半农”成了他正式的名字。

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也是新文化思想的中心，进入北大后，刘半农变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仅在《新青年》杂志上写写文章，他觉得还不过瘾，他希望与复古派守旧派来一次彻底的对决，给他们以迎头痛击。在上海时他曾进过剧团做过编剧，所以他首先想到了双簧戏。觉得这是一个十分理想的形式。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好友钱玄同。钱玄同和他一样，也是个大炮筒子性格；曾经骂“桐城巨子”和“选学名家”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由于两人性情相近，在教授圈子里一向过从甚密，无话不谈。刘半农提议两人合演一曲双簧戏，一个扮演顽固的复古分子，封建文化的守旧者，一个扮演新文化的革命者，以记者身份对他进行逐一驳斥。用这种双簧戏的形式把正反两个阵营的观点都亮出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一开始，钱玄同觉得主意虽不错，但手法有些不入流，不愿参加。但刘半农坚持说，非常时期只有采取非常手段，才能达到目的。经他反复动员，最后钱玄同才同意与他一起演一出双簧戏。这出双簧戏旗帜鲜明，在文坛引起强烈反响，不仅真的引来了“王敬轩”那样的卫道士，如林琴南等人的发难，更多的却引起了青年学子和进步人士的喝彩。鲁迅对此也持肯定的态度。这一正一反两篇文章同时出现，结果“旧式文人的丑算是出尽，新派则获得压倒性的辉煌胜利”。一些原来还在犹豫的人都开始倾向新文化了，连朱湘和苏雪林都说他们是看了这双簧戏才变成新派的，可见双簧戏影响之大。

刘半农导演的这出双簧戏已经成为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富有戏剧性的插曲。关于刘半农对新文化的贡献，苏雪林认为：“虽不足与陈、胡方驾，却可与二周并驱。事实上，他对新文学所尽的气力，比之鲁迅兄弟只有多，不会少。”作为新青年的健将刘半农对新文学的贡献是很大的。但这样的评价，就未免过誉了。

发奋读成“国家博士”

刘半农到北大后，自知资历浅，所以十分勤奋，讲课很受学生欢迎，创作也十分活跃，但在北大这个学院派占统治地位的地方，像他这样一个连中学都没有毕业的大学教授依然被一些人视为“下里巴人”，对他能否胜任教学工作常常表示怀疑。一次在《新青年》编委组成人选上，胡适就直接提到了人选的学历问题，这对刘半农无疑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同时，刘半农在上海滩染上的才子气，包括衣着打扮等作派也遭到一些人的诟病。鲁迅后来在《忆刘半农君》中也指出：“那些人批评他的为人，是：浅。”“但这些背后的批评，大约是很伤了半农的心，他的到法国留学，我疑心大半就为此。”

都说愤怒出诗人，对于刘半农则是发奋读博士。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刘半农考上了官费赴英留学的资格。1920年2月7日携夫人朱惠和女儿小蕙自上海启程，乘坐日本货轮“贺茂丸”赴英留学。

当时伦敦生活费昂贵，一家三口仅靠他一个人的官费生活十分拮据。半年后，又生下一对龙风胎，刘半农因地取名，把“伦敦”一拆为二，男孩先生名育伦，女孩后生名育敦。家里又多了两张嘴，经济压力更大了，穷得连摇篮都买不起，只好把从国内带去的柳条包拆成两截，做成两个简易的摇篮。穷则思变，听朋友说法国国家图书馆藏书丰富，生活费用也比英国便宜，于是1921年6月全家迁居法国，转入巴黎大学学习。

巴黎的生活费虽比伦敦便宜，但对一个仅靠官费养活五口之家的人来说也实属不易。在给友人信中，刘半农这样写道：“我近来的情形，真是不得了！天天闹的是断炊……留学费也欠了数个月不发……我身间有几个钱时，便买只面包吃吃，没了便算。”穷且益坚，刘半农出国时本来准备研究文学和语言学的，到了国外才知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于是忙把文学舍去，专攻语言学。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决定专攻实验语音学。出国前，刘半农有一个宏大理想，希望从理论上弄清从齐梁以来沈约等人提出的四声原理。此前国人一直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他决心揭开这个千古之谜。巴黎的名胜古迹，他无暇顾及，塞纳河风光他无意欣赏，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巴黎图书馆里。业余时间，他还得给国内杂志翻译写稿，挣钱养家。他的《扬鞭集》、《瓦釜集》中许多作品都写于这一时期。

实验语音学需要一些记音仪器，记音仪器不仅价贵且无处购买，于是他就自己动手，从废旧市场买来各种材料自己组装。凭着顽强的毅力，他硬是发明了研究语音学必需的仪器音高推算尺和音鼓。法国的博士学位一向要求极严，没有过硬的高水平论文想都别想，所以他一点也不敢马虎。所有的语音实验都一丝不苟，为了用科学的方法测验中国语音的有关数据，光是一篇两百多字的文章，就用了三个月的时间！经过三年的努力，他终于完成了《汉语字音实验录》，首次对四声原理做出了科学的论述：指出决定汉语四声的主要因素是高低。1924年冬天，刘半农终于通过了巴黎大学的各项预试科目，获得了参加国家博士考试的资格。

1925年3月17日，刘半农参加博士学位答辩的日子。这一天，全家人早早地起来了，朱惠给全家准备了丰盛的早餐，又给三个孩子穿上了最漂亮的衣服。赵元任一家和蔡元培夫妇也前来助阵。考场设在阶梯教室，台上坐了一排身穿着深黑色长袍、肩披彩色绶带的巴黎语音学专家。考试分两场，上午口试，接受教授专家的提问；下午做实验示范演示。答辩一共进行了七个小时，最后专家组宣布：“刘先生做了一番惊人的科学工作，经过认真的讨论以后，我们一致认为应该授予他国家博士学位！”一位青年教师给刘半农戴上了圆形的博士帽。仪式结束，刘半农从台上走下来时，已经精疲力竭，几乎被人扶着走了出去。

刘半农的博士论文于1925年获得康士坦丁•伏而内语言学专奖，因成绩突出，刘半农还被吸收为巴黎语言学会的会员。这是中国人乃至亚洲人第一次获得这种法国国家博士学位，刘半农对此十分自得，经常得意地称自己是“国家博士”。寒窗苦读，总算有了扬眉吐气的一天。

“教我如何不想她”

刘半农从法国学成归国，受到北大热烈欢迎。在蔡元培的关心支持下，成立了我国第一个语音实验室。他制订了一个宏大的计划，决定完成一部《四声新谱》、一部《中国大字典》和一部《中国方言地图》。

1917年刘半农翻译英国戏剧《琴魂》，最早采用女性第三人称代词“她”，以取代过去习惯用的“伊”。1918年8月15日周作人在《新青年》杂志第5卷第3号发表史特林堡的《改革》译文，在《前记》中写道：“中国第三人称代名词没有性的区别，很觉不便。半农想造一个‘她’字和‘他’字并用，这原是极好……”后来刘半农去英国留学，又到法国巴黎大学深造，写了一篇《“她”字问题》，寄回国，1920年8月9日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文中说：“一、中国文字中，要不要有一个第三位的阴性代词？二、如其要的，我们能不能就用‘她’字……除了‘她’字外，应当再取一个‘他’字（即现在的‘它’字），以代无生物。”首创“她”字应是刘半农的功劳。

有趣的是，刘半农还为此写了一首白话诗，题为《教我如何不想她》：“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啊！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教我如何不想她？/月光恋爱着海洋，海洋恋爱着月光，啊！这般蜜也似的银夜，教我如何不想她？/水面落花慢慢流，水底鱼儿慢慢游。啊！燕子你说些什么话？教我如何不想她？/枯树在冷风里摇，野火在暮色中烧，啊！西天还有些儿残霞，教我如何不想她？”诗写得缠绵婉约，情丝缕缕，令人心软。赵元任教授把这首诗谱成曲子，由百代唱片公司灌制唱片发行，曾风靡一时。而“她”作为第三人称女性代词，更为人们所接受，由此流传开了。据说某青年读诗听歌后想入非非，以为刘半农肯定是位风流倜傥的才子，总想求见，一次在赵元任教授家中会面，发现刘半农竟是一个老头，大吃一惊，脱口而出：“原来他是个老头啊！”惹得大家捧腹大笑。

刘半农也真诙谐，事后还作了一首打油诗：“教我如何不想她，请进门来喝杯茶；原来如此一老叟，教我如何再想她！”

1934年6月19日，刘半农带着学生白涤洲、沈仲章等五人，携带大量语音设备利用暑期前往内蒙和山西一带考察方言和民间习俗。原定计划一个月左右，途经包头、呼和浩特、百灵庙、大同、张家口。此行主要任务是完成瑞典地理学会为纪念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七十诞辰而征集的论文，同时为他的《四声新谱》和《中国方言地图》补充资料。一路上采访十分顺利，收获颇丰，不料在绥远中学演讲时，被当地一种毒虫咬了一口，不幸感染上回归热，体温一度升到38.5度。就在这种情况下，他还坚持叫来一名学生，亲自记录了他的发音。回到北京后，多方医治无效，于7月14日下午2时病逝于协和医院。时年43岁。

像这样因公殉职的名教授，刘半农差不多要算北大历史上第一人，因此学校破例在其遗体上覆盖了北大三色校旗，以示哀荣。校长蒋梦麟及马幼渔、胡适等北大名教授及全体师生员工几乎都参加了他的葬礼，规格之高据说在北大历史上没有第二人。蔡元培亲自为他撰写了碑铭：“朴学隽文，同时并进；朋辈才多，如君实仅；甫及中年，身为学殉；嗣音有人，流风无尽。”这是对刘半农一生忠实的评价。老友赵元任的挽联是：“十载凑双簧，无词今后难成曲。数人弱一个，叫我如何不想他！”亦庄亦谐，更令人称绝。

“我写的都是骂人的，你敢登吗”

1905年，14岁的刘半农从翰墨林小学毕业，以江阴考生第一名的成绩考取由八县联办的常州府中学堂。同期录取的还有后来蜚声海内外的国学大师钱穆。刘半农天资聪颖，每次考试各科成绩平均都在90分以上，深受学监（校长）屠元博的喜爱。一次，刘半农到屠家拜访，偶然结识了屠元博的父亲屠敬山。屠敬山是远近闻名的史学家，交谈中，屠敬山发现这个少年学子才识双全，可堪造就，于是破例将他收为弟子，此事在当地一时传为佳话。枪打出头鸟，出于嫉妒，有人说他好钻营取巧，这让他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没有理睬别人的造谣，决心用实力证明自己。不久机会就来了。一次，知府到学堂视察，临时出了一道命题作文，想考察一下学生的成绩。结果刘半农又以第一名的成绩再夺花魁，并得到知府亲自嘉奖。这样一来，连原先嫉妒他的人也心服口服。

刚入常州府中学堂第一年，刘半农每次考试几乎都名列第一，被学校列入“最优等”，一时声名大噪。钱穆晚年回忆说：“不三月，寿彭连中三元，同学争以一识刘寿彭为荣。”

就这样，刘半农才子的名声一下子传开了。

刘半农是个典型的江南才子，多才多艺。刘半农去世后，周作人特别撰文回忆说：“其一是半农的真。他不装假，肯说话，不投机，不怕骂，一方面却是天真烂漫，对什么人都无恶意。其二是半农的杂学。他的专门是语音学，但他的兴趣很广博，文学美术他都喜欢，作诗，写字，照相，搜书，讲文法，谈音乐。”

刘半农不仅写一手好文章，工诗书，而且还是中国现代早期的一位业余摄影家。这一点知道的人并不多。他最早的摄影活动可以追溯到他从常州府中学退学之后。他从中学退学后，一时没有找到职业，为了生计，就买了一只照相机在家乡代人照相，这要算是江阴历史上第一家照相馆。由于只此一家，生意还不错，多少可以补贴家用。到欧洲留学，是他业余摄影的第二个阶段，真正投入精力从事业余摄影是留学归国后。从法国回来，刘半农加入了北京大学摄影爱好者组织的摄影团体北京光社。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业余摄影团体。刘半农最喜欢照风景照，经常与同人一起切磋技艺，先后参加了四五次摄影展览。

刘半农虽是北大名教授，但却绝不是一个学究。从骨子里，刘半农是一个洒脱达观敢作敢为的人，有几件小事可以证明。

1930年5月，刘半农被教育部任命为北京大学女子学院院长，到任不久，刘半农就针对学生中存在的不良习气，颁布了《禁止女生入公共跳舞场布告》，禁止学生跳舞，同时还禁止女生间互相称Miss，而要改称姑娘。禁令一出，沸沸扬扬，但他坚持不为所动。

刘半农身为名作家名教授，许多报纸都以能刊登他的作品为荣。一次，老友成舍吾见面时抱怨他很久不给他的报刊写文章。刘半农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我写的都是骂人的，你敢登吗？成说，只要你敢写我就敢登。刘半农就真的写了一篇讽刺考试院院长戴传贤的文章《南无阿弥陀佛戴传贤》，文章讽刺戴只念佛不做事。《世界日报》收到就发了，戴看到后大为光火，他不敢拿刘半农出气，只好拿报纸开刀，结果报纸被停刊三天。

刘半农去世前最“出格”的举动，就是采访名妓赛金花。堂堂的北大名教授去采访一个名声不佳的妓女，这样的事情也只有刘半农做得出来。早在几年前，刘半农就从报上了解了有关赛金花的事迹，但众说纷纭，蒙在她身上的迷雾一直让人不辨真假，有人把她说成“民族英雄”，有人认为她就是一个出卖肉体和灵魂的妓女。刘半农觉得她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传奇人物，应该趁她活着时调查清楚，揭开事情真相。于是，刘半农便带着自己的得意门生商鸿逵前往北平居仁里的“江西魏寓”亲自采访。风烛残年的赛金花没有想到大名鼎鼎的刘半农会来采访她这样的人，非常激动，决定接受采访，公开讲述自己的生平事迹。通过多次采访，结合研究历史，刘半农基本拂去了蒙在她身上的历史迷雾。刘半农采访名妓赛金花的事件再次引起了轰动，赛金花一时又成了社会热门话题。投桃报李，刘半农去世后，赛金花一袭黑衣专门前往追悼，一时传为奇谈。刘半农去世后，《赛金花本事》才由他的学生整理出版。

“我不希望她缠足吃苦头”

刘半农和朱惠是一对理想的又是患难与共的恩爱夫妻。这是一个温馨的家庭，生活于其中的孩子们总是感到无比的快乐和幸福。《教我如何不想她》这首歌词是刘半农受到朱惠的影响而作的，它是从内心迸发出来的歌声，感染力极强。后来这首歌词被著名作曲家赵元任谱了曲，在全国歌唱流行，成了20世纪30年代青年人最爱唱的浪漫歌曲，并受到世界文化界的重视。

刘半农和朱惠都是江阴人，出生在晚清，尽管身上有许多旧社会的印记，可是在儿女们的心目中，他们却是新时代的恩爱夫妻和开明父母。年轻时按照当时的风气，刘半农和朱惠都不能进行公开的社交活动，所以互不相识，要等待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来撮合。刘半农的母亲和朱惠的母亲都是信佛的，她们常到离刘家不远的一座庵堂去进香拜佛，在那里相见认识，日子久了，建立了友谊。有一次，刘母带了年轻的刘半农，朱母带了年轻的朱惠和她的妹妹同进庵堂，两老相见以后，都非常高兴。刘半农和朱惠虽然是初次相见，但彼此印象都不错。以后次数多了，渐渐熟悉起来，加深了印象。有一天，朱母忽然向刘母提起了这一对青年男女的婚姻，提到她的大女儿，也就是美丽贤惠的朱惠，和青年才俊刘半农相配正是天生一对。最初刘母同意，可是刘父不赞成，理由是两家的门户不相当。实际上刘父嫌朱惠年龄比刘半农大三岁，认为不太理想。可是朱母却非常喜欢年轻的刘半农，觉得他相貌端正，聪明活泼，意欲必成，既然男方以年龄为由推辞，遂提出将她的二女儿许配给刘半农，因为两人年龄相当。这样婚事竟谈成了，双方便订立了婚约。不料订婚不久，朱家二小姐竟然因病去世，婚约关系中断了。过了一段时间，朱母又旧事重提，极力促成她的大女儿与刘半农联姻。为了妥当起见，朱母更进一步征求刘半农本人的意见。事情谈得很顺利，刘半农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这样一来，刘父也就不再坚持己见，男女双方终于订了婚约。

根据当时的社会传统，订婚男女并不直接来往接触，以免受社会舆论的非议。可是年轻的刘半农是个性情十分开朗的人，在新时代思潮的影响下，态度与众不同，他敢于打破常规，独自去女方家走动，并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有一次，刘半农去朱母家，进入院子便瞥见年轻的朱惠正倚着井栏边打水。刘半农缓慢地上前想与朱惠说话。不料朱惠惊慌起来，急忙离开井边，回到上房。她跨进门槛时，裙下露出了裹足的红绣鞋，刘半农见了顿生怜悯之情。他回家以后就问刘母为什么女子要缠足。刘母回答说：“女孩不缠足如何嫁得出去？”可是刘半农则大不以为然地说：“她现在已经是属于刘家的人了，用不着担心嫁不出去，我不希望她缠足吃苦头。”刘半农嘴上这么说，心里就决意要做到。他要求刘母去通知朱母不要让朱惠缠足。朱母听到这样的话，既赞成又担心，答应试试。事实上年轻的朱惠因为缠足痛苦，心有不甘，常独自流泪，早就偷偷地早裹晚拆，以避人耳目。现在听说刘家不要求她缠足，真是高兴。由此朱惠对刘半农的慷慨大方、关心体贴，万分感激。所以婚后俩人相亲相爱，朱惠对刘半农的忠贞不渝，是真正的知己相报的表现。

刘半农和朱惠订婚不久，朱惠就被迎回来当养媳妇，侍奉两老。辛亥革命前夕，刘母突然患病，刘半农被叫回家，就在刘母病危期间，依照传统风俗和朱惠结了婚，俗称“冲喜”，以期重病的刘母速愈。此后刘母去世，朱惠就担起了全部的治家责任。辛亥革命爆发以后，学校关闭了。刘半农和二弟一起到清江的军队中去工作，刘半农当文书，他二弟吹军号，兄弟俩开始接触到新时代的革命活动。以后他们发觉革命军队内部情况混乱，思想复杂，心里感到不满而回了家。接着刘半农又和二弟同去上海谋生。当时家里的烧、洗、缝、补等家常事，都靠朱惠独自操持，甚至还要照顾小叔的梳洗。当生活困难时，朱惠还要从外面承接一些零活在家里做，以贴补开支。

刘半农和朱惠婚后过着恩爱愉快的生活，只是因为家务负担很重，朱惠一人独挑，十分辛苦，曾两次怀孕流了产，引起刘父的不满。他听信了卜卦先生的胡说，以为刘半农命中无子，并断定朱惠不能生育，要求刘半农把朱惠休去或者娶妾以传宗接代。刘父甚至进一步施行家长权威，认真地物色了对象，趁刘半农1913年夏天从上海回江阴时，想说服他娶妾，可是遭到刘半农的坚决反对。因为在江阴家里不能摆脱掉刘父的重子孙、轻感情的消极影响，刘半农就在刘母的帮助下，把朱惠接到上海居住，开始了独立的小家庭生活。那时刘半农已在上海中华书局担任编辑工作，有稳定的收入可以养家。

1920年8月9日，刘半农在上海《时事新报》的《学灯》上，刊发《“她”字问题》，第一次系统阐述用“她”字指代第三人称的阴性。此时的刘半农已是北京大学教授，在新文化运动中也打了几个漂亮的硬仗，但由于他仅有高中肄业学历，因而一些人对其略有微辞。为此，1920年2月，他携妻带女，到伦敦大学留学。他学习语音学，颇为辛苦，但诗情不辍，1920年9月4日，创作了《教我如何不想她》（初标为《情歌》，刊于1923年9月16日北京《晨报•副刊》），第一次在诗中用了“她”字。这首诗颇有民谣之风，读起来琅琅上口，其中“微云”、“微风”、“月光”、“鱼儿”、“燕子”、“暮色”、“残霞”等，入诗即美，予人以“欲寄相思千里月”、“梨花一枝春带雨”的遐想。那么，谁是刘半农的有情人“她”呢？有人说，此诗是献给夫人朱惠的一阕心曲，这或许有些想当然，但正如他的女儿刘小惠所言，它是受其母影响而作的。作为患难夫妻、恩爱夫妻，二人有摄影同好，刘半农的诗句“暗红灯下的蜜吻”，堪为其爱情的鉴证。

赵元任：专精他业的语言大家

赵元任（1892.11.3—1982.25），汉族，字宣仲，又字宜重，江苏武进（今常州）人，生于天津。他是中国现代语言和现代音乐学先驱。赵元任兴趣广泛，乐于求知，勇于创新，涉猎语言、方言、音乐、数学、天文、哲学等诸多领域，而且能够在每一个领域都取得很高的成就。他以融会古今、贯通中西的广博学识和新颖精湛的学术思想以及严谨科学的研究方法，开始了现代方言学研究领域的全新局面，成为开风气之先的现代语言学大师。

就喜欢琢磨

赵元任自幼就流露出对一切新鲜事物的敏感，也因之有了广泛的兴趣爱好。他凡事都喜欢琢磨，是那种一琢磨起来就忘了世界的人。少年时，他在语言方面的天赋就逐渐开始崭露头角。赵元任对新的事物有着近乎狂热的追求，正是他对真理的渴求、探索和追求新事物的性格奠定了他卓越的一生。

赵元任6岁时，他的祖父正在做冀州直隶州的知州，那时出现了月全食。大家拿着锅、桶子等器物，乒乒乓乓地打，好把吃月亮的天狗吓倒再把月亮吐出来。当地方官的，穿起官袍一次一次地行礼，外头挂着许多旗子、幔子之类的东西，像过年似的那么热闹。而小赵元任的兴趣却是观看月亮，他发现那月亮好像月牙儿似的，可是又不像平常的月牙儿。那月牙儿越变越小，后来小到应该没了的时候，却出乎自己的预料，反倒变成了个红红的一个大圆盘的月亮。他很想知道为什么是这样，但是那时候没有人能够解答他的疑问。从此他养成了观看天象的习惯，对天文的兴趣成了他一生的嗜好，后来他上大学选修了天文学课程，考试成绩获得了100分。

除了自然现象，赵元任从小还表现出对科学的兴趣，喜欢自己琢磨，自己动手试验。6岁时，有人送给他一个三寸放大镜，他竟完全靠自己琢磨而发现放大、倒影、阳光下聚焦取火的几种功能，并自己用透镜组装了望远镜和显微镜。

童年的赵元任对一切事物都充满了好奇，充满了求知的渴望。童年的他不曾想到，对于方言的兴趣——他自己后来回忆说是为了“好玩儿”，竟会成为他一生的事业。

赵元任的第一位私塾老师陆轲轩反对读书不求甚解，经常讲解课文生字，使学生尽可能多理解，在他的教育下，赵元任养成了好问求解的好习惯。

14岁，赵元任又回到了常州，入读溪山的一家私立学校，开始接触现代科学知识。他开始走出私塾的狭窄圈子，不仅学习了科学知识，系统地学习了英文，还参加了丰富多彩的课余活动。他自己把这一年称为身心发展的转折点。

从15岁到18岁，赵元任第一次离家到南京的江南高等学堂预科学习。这一时期，他学习勤奋，兴趣也更加广泛，经常自己做科学实验，天文学知识也不断得到丰富，对观察彗星越发有兴趣。他还选修了德文。在南京学习期间，他学会了福州话——年轻的赵元任已经逐渐显露出他的语言天才。凭着中小学时期的勤奋学习和自己的天赋，他3年预科未读完，就到北京准备报考清华的留学官费生。为了应付考试，他在考试前自修了拉丁文。1910年7月21日，他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留美考试。这次考试一共录取了70名学生，赵元任以优异的成绩名列第二。

赵元任后来回忆说：“心理学家说，一个人的性格在早年便已形成，或许在学习说话之前。我并非心理学者，可是据我记忆，在我第二个9年当中，我自己以及围绕我四周的人们，改变得较我一生其他时期都要多。”

留学美国，对赵元任性格的形成及一生的道路选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的出国是由中国当时特定的社会文化走向（中西文化撞击产生的学习西方的潮流）和他对真理的渴求、探索及追求新事物的性格决定的。

在留学期间，赵元任仍然保持着自己广泛的兴趣，并且集中发展了适合自己的几项，如语言、音乐、天文等。留美10年，是他的知识飞速增长的10年，更是他的性格开始发生变化并且日趋成熟的10年。他敏于创新的性格使他在一些方面做出了前所未有的突破。

到达美国后，赵元任进入康奈尔大学，集中精力学习数学与物理，但他仍然保持了自己广泛的兴趣，尤其喜欢自己琢磨。

由于对中国各地方言颇有兴趣，他与同宿舍的胡明复互相学习方言，并在修毕康奈尔需要的语文学分后，又主动从宾州史克兰顿城的国际函授学校学习法文。当时正值世界语运动的初期，赵元任成了“世界语俱乐部”的积极分子。他在学校里选修了戴维森教授的语音学课程，学习了国际音标和比较系统的现代语音学理论知识，这给他后来的方言调查和语言学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他对哲学的兴趣也不小。在康奈尔第一年，他的兴趣就从数学转移到哲学。他喜欢罗素，在课外阅读了很多罗素的著作，他在日记里曾说罗素的《哲学论文集》与他的想法很符合。

他4年的学习成绩极其优异，数学得过两个100分，一个99分，天文学得的也是100分。据说，他这两门功课的成绩是康奈尔大学历史上保持了好几年的平均成绩的最高记录。1914年夏天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赵元任在留美期间的出色表现，不仅得到了学校老师的好评，也深得留美同学羡慕佩服。同在康奈尔大学的胡适，在他的留美日记中有七处关于赵元任的记载，在这些记载中，他提到了赵元任的学习成绩、音乐天分、广泛的兴趣爱好、在语言上的天赋以及他“元任辨音最精细，吾万不能及”的感慨。他对才华横溢的赵元任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以后的历史证明这些评价都是很准确的。

语言就是个“好玩儿”

1915年以后，赵元任一直在考虑学成回国做什么，自己最适合做什么的问题。他时常和同学讨论中国语言的问题。他觉得自己也许适合研究中国语言问题，又想到自己一生的工作也许是国际语言、中国语言、中国音乐和认识论家。

在1916年元月的日记中他写道：“我大概是个天生的语言学家、数学家或音乐家。”在他的日记中，他也曾表示“索性做一个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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