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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5-28 08:5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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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志勇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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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政策媒体话语研究

教育政策媒体话语研究试读:

本书概要

本书是基于大众媒体的教育政策话语研究。以《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和搜狐网站教育论坛(BBS)三种媒体关于国家“治理教育乱收费”政策议题的报道、讨论和论述为典型案例,运用“框架分析”这一量化的定性研究方法,从文本、话语行为和政策过程三个角度,对大众媒体报道、反映教育政策问题时所展现出来的媒体话语构成和话语特征进行了经验性分析。通过研究,主要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大众媒体对于教育政策议题的报道与论述,主要存在“教育政策动员”“教育政策论辩”和“教育政策诉求表达”三种话语形态。从整体上看,《中国教育报》代表了公共权力机构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教育政策论述,构成了一种政策信息传播、正面典型宣传报道的教育政策动员话语空间。《中国青年报》构成了对国家教育政策进行讨论和质疑的教育政策论辩话语空间。搜狐网站教育论坛则构成了一个部分政策相关人群表达切身政策诉求的批评性话语空间。

在教育政策过程中,教育政策相关群体的媒体构成及其媒体接近权呈现为非均匀的分布状态。政策制订者、执行者、民意代表等的意图或观点主要在《中国教育报》这一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主管的主流教育专业媒体上体现,研究者或评论者主要利用《中国青年报》这一社会类主流媒体话语平台表达自己的观点或意见;而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一部分政策相关群体如教师、学生、家长等,在主流媒体上则很少有自己表达诉求的空间,他们更多地利用相对自由的网络论坛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并希望得到主流媒体和公共权力机构的回应。

政府内外的教育政策相关群体的政策话语构成和话语特征,存在显著的界别差异。在教育政策过程中,各种政策相关群体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利用大众媒体这一公共话语平台,展现或传递自己的政策意图,表达自己的观点或诉求。对于同样一个议题,不同的教育政策相关群体会基于不同的立场与利益诉求,采取不同政策评价的观点取向,并且利用不同类型的媒体来表达自己的政策意图、观点或诉求。

在教育政策议题发展阶段中,与公共政策和其他教育政策议题发展周期相比,媒体话语的若干方面也呈现出了一定程度的周期性。在报道、呈现、论述教育政策议题时,平面主流媒体《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通过与政府议程周期契合、媒体间议题联动、议题显著性设置、正面与负面典型报道、政策动员与政策论辩、讯息来源与修辞基调等方面的选择、凸显、重组等框架方式,为教育政策议题赋予某种重要性,旨在影响公众认知,维持教育政策议题的社会能见度,促进政策动员和实施,或为展开教育政策论辩提供公共平台。

在国家教育政策过程中,大众媒体展现的政策话语形态和话语特征具有了一定的多源流性质,在发挥政策信息传播通道的同时,实际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关于教育政策的一种公共意见领域。通过本论题的研究,为揭示大众媒体在教育政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提供了一种新视角;并为理解教育政策过程中的媒体话语图景,提供一种参考性分析框架;同时,通过分析大众媒体上的教育政策话语形态及其框架机制,拓展了从媒体议程的角度来考察教育政策过程的研究路径。

Abstract

This thesis is an educational discourse analysis based on mass media. With the method of Frame Analysis, a quantitative analytical technique based on the qualitative coding of media texts, this thesis analyzes the discourse struc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s report, review and discussion about the n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issue of "solving the problem of Unreasonable Charge for Education", presented on China Education Daily, China Youth Daily and Education BBS on SOHU networks. This research comes to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There are three main patterns of education policy discourse on mass media while framing education policy issue: Education Policy Mobilization, Education Policy Argument and Education Policy Interest Expression. China Education Daily constitutes the discourse patterns of Education Policy Mobilization. China Youth Daily constitutes the discourse pattern of Education Policy Argument. And Education BBS on SOHU networks constitutes the discourse pattern of Education Policy Interest Expression.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right of access to media among education policy related actors is not homogeneous. The intentions or views of policy makers, executants and public opinion representatives are mainly presented on mainstream print education-specialized media. Researchers and media reviewers express their views and opinions mainly on mainstream-society print media. Some education policy actors who are in a disadvantageous status in education system, such as teachers, students and their parents, with little chance to express their voice on mainstream media, mainly make use of Internet BBS to express their policy appeals.

There are distinctive differences in policy discourse struc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among the education policy related actors inside or outside the government. In the education policy process, Different education policy actors express or communicate their policy intentions, opinions and appeals consciously or unconsciously by making use of the public discourse platform of mass media. And in face of the same issue, based on different standpoint, different education policy actors are likely to adopt different rhetoric preference to evaluate a given policy problem or behavior, and to make use of different media to express their intentions, opinion or appeals.

There is a periodic development in some aspects of media discourse of education policy. In order to influence the public cognition, keep the social visibility of education policy issue, or provide public sphere for policy argument, mainstream print media make use of frame strategies such as corresponding to governmental agenda, consonance effect among media, positive/negative report of typical model, policy mobilization and argument, news resources selection and rhetoric mood to set education policy issue salience on media agenda.

With Frame Analysis of patterns of education policy discourse on mass media, this thesis provides a referenced framework to analyze media discourse and media function in education policy process; and at the same time, explores the research procedures to analyze media agenda of education policy issues.

导论

本论题是基于大众媒体的教育政策话语研究。本书通过分析大众媒体报道、反映或论述特定教育政策议题时的话语构成与话语特征,来探讨教育政策的话语形态,在此基础上分析不同类型的媒体在教育政策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同时,对教育政策相关群体的媒体分布、教育政策话语特征的界别差异、媒体话语周期等问题进行探讨。

通过本书的研究,旨在为理解教育政策过程中展现的媒体话语图景、媒体角色提供一种参考性分析框架,并拓展教育政策的媒体议程分析路径。

一、研究背景

(一)社会政治生活的媒体化是现代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

根据中国新闻传播业统计数据,至2012年底,全国共出版报纸1918种,总印数482.26亿份;出版期刊9867种,总印数33.48亿册;2012年,全国共有广播电台169家,电视台183家,广播电视台2185家,广播人口覆盖率达到97.51%,电视人口覆盖率达到98.20%;至2013年底,我国互联网用户已达到6.18亿人,网站总数约为294万个。[1]

这组数据意味着,在广袤的国土上,大众媒体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信息传播网络。这一网络在传播政治信息、监测政治环境、形成社会舆论、促进政治监督、塑造政治形象、传承政治文化诸领域都发挥着重要的功能。政治生活的“媒体化”(Mediated Politics)是现代[2]民主和公共生活的一个重要且显著的特征。在现代国家,大众媒体[3]与政治体系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共生关系”,“几乎进入和影响到[4]了所有的现代政治场景和现代政治活动”。(二)大众媒体在教育政策过程中发挥着广泛的影响作用[5]“教育政策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政治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众[6]媒体作为体现各种社会权力结构的政策参与者或“行动主体”,广泛介入到了公共教育政策的制定、执行、传播、监督和反馈诸环节之[7]中,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并塑造着教育政策过程的公共话语图景。在促进教育政策议题的公共化、构建社会公众对教育政策的认同、满足公众知情权、显示与表达政策相关人群的需求和偏好、促进政策有效性与政府回应等方面起着积极的或消极的作用。探讨当代中国的公共教育政策过程,我们无法忽略大众媒体的这种广泛影响。[8]

从政策传播的视角看,现代国家的教育政策过程,是一种多向扩散的传播事件。大众媒体作为一种公共传播通道,通过报道教育政策问题,传播政策信息,多角度呈现政策相关群体的政策论述和要求,从不同侧面映射出了教育政策的议题场域。大众媒体报道、构架与呈现教育政策问题的方式和话语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政策相关群体和社会公众对于教育政策问题的认知,进而影响到政策效果,并关[9]涉教育行政部门和教育行业在社会上的整体形象。(三)大众媒体与公共教育政策的交叉领域研究具有广阔前景

随着技术进步和国家治理方式的转型,在西方国家,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大众媒体与公共政策的关系,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到政治学、政策学、政治传播学、媒体社会学等领域的研究视野,在媒体的政治与社会功能、媒体在政策过程中的作用机制、媒体与民主制[10]度发展等领域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关于大众媒体与公共教育、教育政策的关系,多年以来,一直是国际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领域。[11]2002年,联合国国际教育规划局(IIEP)出版了“Ministries of Education and the Media:Close Encounters-Mixed Emotions”一书,对于大众媒体在各国教育改革、处理公共教育危机、教育政策规划与[12]发展等方面的作用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

在我国,近十年来,伴随着市场化改革、社会转型以及互联网技术的兴起,人们才开始关注政治、政策传播领域的问题,在危机报道处理、媒体接近权与公众知情权、民意表达、政策传播与政策监督等[13]方面取得了诸多具有本土色彩的、具有启发意义的重要研究成果。具体到大众媒体与公共教育政策之间的关系,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化和拓展,围绕特定的教育政策议题,“政策语言、学术语言、公众语言和媒体语言等方面相互交织,形成了‘横看成岭[14]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话语景观”。进入21世纪以来,已经有研究者对大众媒体在教育政策议程设置、媒体上的话语框架竞争策略、教育政策相关群体的话语互动进行了较为深入的、非常具有启发[15]意义的探索;也有一些研究对互联网上的教育政策话语特征进行了[16]初步分析。但总的来看,在我国学界,立足于特定议题,考察教育政策过程中的公共传播及媒体话语作用机制相关领域的研究,还处于肇始阶段,存在着较大的深入与拓展分析的空间。注释[1]数据分别来自: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012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2013年7月25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广播电影电视发展报告(2013)》,2013年7月4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3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4年1月16日。[2]W.Lance Bennett,Robert M.Entman,Mediated politics:communication in the future of democracy,ed.,Cambridge,UK;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3][美]斯蒂格利茨:《自由、知情权和公共话语——透明化在公共生活中的作用》,宋华琳译,《环球法律评论》,2002年秋季号。[4]刘华蓉:《大众传媒与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前言,第1页。[5]张力,《教育政策制定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政治过程》,《关注两会,共话2005中国教育》搜狐网站“对话的逻格斯”(http://learning.sohu.com/xingkong.shtml)第五期,2005年3月17日。[6]Benjamin I.Page,The Mass Media as Political Actor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Vol.29,No.1(Mar.),1996,pp.20-24.[7]濮岚澜,陈学飞:《话语运动与议题建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的议程设置分析》,《高等教育研究》,2004年第2期。[8]段林毅,王官仁:《政策传播论》,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0页。[9]《如何认识和对待媒体对教育问题的报道》,《中国教育报》记者蒋建华采访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张斌贤教授,2005年9月12日;《江苏省委书记请媒体为教育“洗脸”》,搜狐网站教育频道(http://learning.sohu.com),2005年10月10日。[10]参见Harold D.Lasswell,Communications Research and Public Policy.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Vol.36,No.3(Autumn),1972,pp.301-310;David Str.mberg,Mass Media and Public Policy.European Economic Review,45,2001,pp.652-663;[美]塞伦·麦克莱(C.McCullagh):《传媒社会学》,曾静评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等。[11][法]雅克·德洛尔:《教育——财富蕴藏其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教育丛书,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0页、第151页。[12]Gudmund Hernes,Ministries of Education and the Media:Close Encounters-Mixed Emotions,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ducation Planning(IIEP),Paris,pp.20-21,June 2002.[13]参见刘华蓉:《大众传媒与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李希光,赵心树:《媒体的力量》,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谢岳:《大众传媒与民主政治》,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汪凯:《转型中国:媒体、民意与公共政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等。[14]张力:《素质教育:国家政策层面的思索》,《中国教育报》,2004年12月6日第3版。张力:《素质教育:21世纪中国教育的主导理念》,《中国教育学刊》,2006年第2期。[15]濮岚澜:《中国教育政策的议程设置过程研究——一个信息互动网络的视角》,北京大学高等教育学科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5月。[16]徐志勇:《试析网络上的教育政策话语形态——以对搜狐网站“教育评论”栏目的分析为例》,《中国教育学刊》,2006年第2期。

二、概念界定

本书为教育政策的媒体话语研究,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基本概念:教育政策、大众媒体和政策话语。下面逐一解析这三个概念的内涵。(一)教育政策

在解析教育政策概念前,先来界定其上位概念“公共政策”的内涵。所谓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通常也被简称为政策,是指“国家机关、政党及其他政治团体在特定时期为实现或服务于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目标所采取的政治行为或规定的行为准则,它是一[17]系列谋略、法令、措施、办法、方法、条例等的总称”。[18]

在现代国家的治理过程中,公共政策居于重要地位。公共政策“可能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成为对部分人的奖赏或剥夺。公共政策可以对一个国家或一个小团体的资源实行管理、分配或再分配。它建立在法律和权威的基础上,因而通常被认为具有合法性,也是可以执行的”。而教育政策(Education Policy)则是公共政策的一种类型,是指“与人们获取知识和职业技能的过程有关的政府法规和程序”。[19]对于教育政策的内涵,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描述:第一,制定教育政策的目的是解决教育领域所产生的公共问题;第二,教育政策的制定主体包括国家机关、政党和其他政治团体,各种其他各种利益相关者也可以借由某种途径参与到教育政策过程中来;第三,教育政策实质上是对全社会内的教育资源进行分配和再分配的过程。

特定的教育政策选择,通常是各种政策行动主体之间利益表达、[20]利益互动与利益综合的产物。有研究认为,相比于一般公共政策,教育政策在“社会公益性”“教育政策活动”和“教育政策利益分配”等方面存在自身的特殊性。教育政策的社会公益性主要通过“非营利性教育组织提供非商品性的教育服务”来实现。教育政策活动领域与社会公众的“相关性更强”,权利更为分散;教育是一种培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因而教育政策更应尊重人的“主体地位”和“价值选择”。教育政策的利益分配主要体现为“人身心发展机会”的分配,公正、有效的教育利益分配对人们获取教育权利和终身发展机会至关[21]重要。教育政策的制定、实施和评价应充分考虑到教育领域的公众相关性、权利的分散性、社会公正与教育机会的不可替代性等方面的因素。(二)大众媒体

大众媒体(Mass Media),也可以称为大众传播媒介、大众传媒、大众媒介,或简称为媒介、媒体等。概括起来,大众媒体主要有两种[22]含义:一是指以各种技术手段形成的、向社会广大受众传递信息的工具形态,即大众传播信息的载体、渠道、中介物或技术手段,包括报纸、杂志、书籍、电影、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形式;二是指大众传媒机构,主要包括报社、出版社、电台、电视台、网络公司等社会组织。

在现代社会,经由大众媒体报道政策问题,引起社会公众的普遍关注,形成公众议程,即较强的政策舆论压力和情境,使决策机构响应这种压力把解决这一问题列入政府的制度性议程,从而采取政策决策行动,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政策传播途径。而且,在政策形成后,决策机构在利用组织传播政策的同时,也经过新闻发布或直接把政策文本发送给媒体,再由媒体将这些信息加工后“辐射传播”给社会公众,并形成一种有利于政策实施的公共舆论。同时,在教育政策过程的各个阶段,人们还可利用大众媒体这一共同通道,展现政策观点,表达政策诉求。这样,大众媒体实际上还发挥着一种政策利益表达与[23]综合的功能。

本论题的研究,主要在上述第一种意义上使用大众媒体的概念,即把大众媒体看作是政策信息传播的一种载体或通道,旨在探讨平面媒体和互联网媒体反映教育政策问题的话语形态及其特征。(三)政策话语[24]

对于话语(Discourse)一词,可以从“形式的(Formal)”和“结构的(Structural)”角度界定,也可以从“功能的(Functional)”角度界定。从形式来看,话语一般是指大于句子(Sentence)的语言单位。从功能看,话语是指使用中的语言(Discourse is language in use),语言的意义是根据语境(Context)来确定的,同一个语言单位在不同的使用语境中具有不同的意义。从文献上看,绝大多数学者[25]都采用话语的功能定义,只是在措辞上有所不同。在特定语境中,话语结构、话语功能和话语特征等方面共同型构了话语形态(Patterns of Discourse)。在媒体研究领域,话语理论的研究主要是“致力于对传播活动的各种符号、象征、文本及话语进行解剖,从表[26]象发现其中隐含的深层次寓意与真实用意”。[27]

诺曼·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认为,“任何话语‘事件’(即任何话语的实例)都同时被看作是一个文本,一个话语实践的实例,以及一个社会实践的实例。”“文本”向度(the Text Dimension)关注文本的语言分析;“话语实践”向度(the Discursive Dimension)说明了文本生产过程和解释过程的性质,即什么类型的话语被利用了,它们又是怎样结合的;“社会实践”向度(the Social Practice Dimension)则“倾向于关注社会分析方面的问题,诸如话语事件的机构和组织环境,话语事件如何构成话语实践的本质,如何构成话语的假设性或建构性效果等”。

公共政策话语(Public Policy Discourse)是一种话语的实践领域,也可以称之为一种“话语事件”。公共政策话语就是在公共政策过程中形成的政策文本、各种政策主体所表达的政策意图、政策观点、政策诉求等的政策语言形态。依据话语研究的基本理论,政策话语研究者杨正联(2004)认为,一种完整的公共政策话语事件由“政策[28]话语构成”“政策言说行为”和“政策语境”三个基本向度组成。政策话语构成包括政策陈述、政策价值评价、政策行动指向、政策后果断言四个方面。政策言说包括政府言说和非政府言说。政府言说主体主要是指那些具有合法权威去制定公共政策的主体,包括立法者、行政官员、行政管理人员和司法人员等;非政府的政策言说主体则包括政府机构外部的人或组织,包括利益群体、社会组织以及作为个人的公民等。政策语境则包括制度语境、理论语境和组织关系语境三方面。

本书为“教育政策的媒体话语”,是一种基于大众媒体的教育政策话语分析,通过从文本、话语实践和政策过程三个角度,对大众媒体报道、反映教育政策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媒体话语结构和话语特征进行分析,来描述与刻画呈现在大众媒体上的各种教育政策相关者的媒体分布情况,并考察其政策言说构成和政策话语倾向性。在此基础上,归纳出大众媒体报道、反映某种特定的教育政策问题时所展现出来的教育政策话语形态。同时,依据媒体话语形态来探讨不同类型的大众媒体在特定的教育政策过程中,在媒体议程、政策宣传、政策讨论、意见表达等方面所承担的角色及其发挥作用的话语机制。注释[17]陈振明:《政策科学——公共政策分析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版,第50页。th[18]Thomas Dye,Understanding Public Policy,10 edtion,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2004,pp.1-5.[19]张金马:《公共政策分析:概念·过程·方法》,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50页、第782页。[20]祁型雨:《利益表达与整合——关于教育政策的决策模式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4月。[21]刘复兴:《教育政策的价值分析》,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2~44页。[22]黄晓钟等:《传播学关键术语解读》,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20页。约翰·费斯克等(John Fiske et.al.):《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Key Concepts in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Studies),李彬译注,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61页。[23]汪凯:《大众传媒与当代中国公共政策——转型时代的状况与趋向》,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4月。[24]在话语分析文献中,常看到Discourse和Text同时出现。我国学者大多数把Discourse译为“话语”,把Text译为“语篇”或“篇章”;但也有人把Text译为“话语”,而把Discourse译为“语篇”。不同的学者对于二者关系的看法不同。Brown & Yule(1983)认为,Discourse是一个过程(Process),是说话者或作者在某个语境中用来表达自己的意思或实现自己的意图的词、短句和句子;而Text是成品(Product),可以是书面的,也可以是口头的。而梵·迪克认为Text是一个抽象的理论结构体,Discourse就是它的具体体现,二者的关系就如同Sentence(句子)与Utterance(话语)的关系一样。也有学者认为,“一般来说,Discourse侧重指口头语言,而Text则侧重指书面语言。”但是,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则不严格区分,把二者都用来指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桂诗春,1997;黄国文,1988)。在本书中,也在宽泛的意义上同时使用两个概念。[25]黄国文:《语篇分析的理论与实践——广告语篇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6页。另见结构功能学者M.A.K.Halliday,Linguistic studies of text and discourse,London:Continuum,2002,p.23,50.James Paul Gee,An Introduction to Discourse Analysis:Theory and MethodLondon:Routledge,1999.[26]黄晓钟等:《传播学关键术语解读》,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4页。[27][英]诺曼·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话语与社会变迁》(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殷晓荣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28]杨正联:《公共政策话语研究》,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3月,国家图书馆博士论文文库。

三、问题提出与研究假设

在《作为话语的新闻》(News as Discourse)一书中,梵·迪克(Van Dijk)提出:“迄今为止,话语分析是与语言学平行而立的。但是,新闻文本并不仅仅只具有单个的词语或独立的句子的特点。它们[29]的结构还体现在更高级、更复杂或更大的范畴和角度上。”诺曼·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也指出:语言分析并不限定为对“句子和更小的语言单位”进行研究,而是“侧重于对话的高级结构属性,或书写文本的高级结构属性”,重视对“话语和书写的生产与[30]解释过程”进行研究。他们认为,包括新闻报道、评论等在内的媒体话语是一种具有社会性、制度性和意识形态属性的实践活动,对媒体话语进行研究,不仅要分析媒体文本的微观结构,更重要的是基于特定语境,对媒体话语的言说主体、言说意图、话语结构和言说特征等话语的宏观意义方面进行分析。

大众媒体上关于教育政策议题的报道文本,如新闻、消息、采访、评论、专栏、通稿等平面媒体文本或多媒体、互动媒体文本,与其他类型的文本相比同样具有语音、语调、词汇、句法、时态、语态等基本语言特征。但很显然,大众媒体文本意图向人们传递和展示的不仅仅是各种词汇、句子或语法规则,更重要的则是文本所蕴含的宏观社[31]会意义、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媒体文本毕竟不是静态的、抽象的语言,而是新闻工作者、媒体机构在一定的社会政治、文化等语境中[32]运用语言叙述与构架社会现实的产物,具体到教育政策问题的报道来说,则是公共权力机构、媒体及其采编者与教育政策相关群体互动的产物。媒体关于教育政策议题的报道文本形成了教育政策的媒体话语。本书的分析与论述即是基于这样一种事实或观点:大众媒体作为一种公共传播通道,构成了教育政策过程的一种话语空间;各种教育政策言说主体、媒体话语构成与话语特征等共同型构了国家教育政策的公共传播生态。“以问题为中心”是现代公共政策研究的基本路向,在政策研究[33]中,对问题的构建居于核心地位。本书作为一种基于大众媒体的教育政策话语的探索历程,旨在寻求解答以下问题(Research Questions):(一)在大众媒体这一教育政策话语平台上,主要呈现了哪些政策主体或相关人群的教育政策言说?

在现实的媒体运作体制下,不同类型的媒体隶属于不同的政府机构、社会组织或企业组织。所有者控制的差异是否会导致在报道、反映教育政策问题时,大众媒体有选择地呈现某种教育政策主体或相关人群的话语?进而,在不同类型的媒体平台上,各种教育政策群体之间的利用大众媒体来表达自己声音的机会或权利,即媒体接近权(the Right of Access to Mass Media)是否为均匀分布?如果是非均匀的,那么呈现何种分布特征?媒体接近权分布实际上标示着教育政策过程中不同主体之间话语权的分布情况,这种分布对于教育政策的制定、执行、传播等环节具有何种潜在的抑或现实的意义?(二)大众媒体上教育政策话语构成如何,呈现何种话语特征?

大众媒体通过报道、构架教育政策问题,呈现教育政策议题,主要执行着以下双重角色:(1)大众传播媒体自身作为一种机构型的教育政策的参与者,介入到教育政策传播、宣传、议程设定等诸方面;(2)呈现在大众媒体上的政府内、外的教育政策相关群体,包括政府与行政干部、立法机构、民意代表、利益团体、公众、政策目标群体等机构、人群或个人等,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利用大众媒体这一公共话语平台,基于某种立场或利益取向,展现或传递自己的政策意图,表达自己的观点或诉求。[34]

在“权力转移”的现代社会,思想与社会系统不断趋向开放,[35]社会主体的话语也经历着一个逐渐多元化的过程。在一个逐步趋向多元报道的时代,不同的媒体不会只发出同一种声音,在执行以上两种角色的过程中,隶属于不同政府或社会组织的媒体如何报道与反映教育政策问题,是否会在议题的选择上存在差异,并表现出某种报道的倾向性,包括肯定、证实或否定、批评某种政策情境、行为、观点的合理性或合法性等?呈现在大众媒体这一公共通道上的不同教育政策相关群体,对于特定教育政策议题的哪些方面或侧面进行论述,呈现出了何种政策话语特征?哪些政策相关者在论证或阐释政策措施或情境的合理性,哪些政策相关者在质疑或批评某种政策行为和状况,哪些政策相关者在利用大众媒体来表达自己的切身诉求并期望获得公众与政府的回应?如何描述这种教育政策话语的界别差异,形成这些特征背后隐含的价值和利益取向是什么?(三)在教育政策议题发展的不同阶段,媒体话语呈现何种分布?

从时间序列的角度看,一项公共政策议题的发展通常表现出阶段[36]性或某种形式的周期性,有学者将政策议题周期分为“潜伏/临近期”——“流传/扩大期”——“关键期”——“解决期”——“睡[37]眠期”五个发展阶段。与公共政策议题一样,特定的教育政策议题[38]的发展也呈现出了某种形式的阶段性或周期性。在教育政策议题发展的不同阶段,大众媒体的报道是否也呈现某种周期性,不同类型的大众媒体上主要呈现了哪些教育政策相关群体的政策话语?大众媒体作为一个政策相关者在报道教育政策议题时其侧重点和价值取向是否也会随时间发生变化?教育政策话语的界别差异是否也会随时间发生变化?如何表述这种变化,并立足于教育政策过程来解释这种变迁的可能原因及趋势?

为在经验性媒体文本分析(Empirical Analysis of Media Texts)过程中解答上述研究问题,在相关研究文献梳理总结的基础上,本论题相应提出以下三个研究假设(Research Hypotheses):1. 在报道、论述特定教育政策议题时,在不同类型的大众媒体上,教育政策相关群体及其媒体接近权呈现为非均匀的分布状态;2. 大众媒体上的教育政策话语构成和话语特征,存在媒体差异与教育政策相关人群的界别差异;3. 在议题发展的不同阶段,大众媒体报道、反映教育政策议题的话语框架的若干方面,呈现出一定程度的阶段性或周期性。

本书的研究,主要围绕上述所提出的三个方面的研究问题和研究假设展开分析与论述。注释[29][荷兰]梵·迪克(Teun A.Van Dijk):《作为话语的新闻》(News as Discourse),曾庆香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原书1988年版),第182页。[30][英]诺曼·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话语与社会变迁》(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殷晓荣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31]Mark Aronoff & Janie Rees-Miller,The handbook of linguistics,ed.,Malden,Mass.:Blackwell,2001,p.428.[32]曾庆香:《新闻叙事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版,第105-147页。[33]Dunn,W.N.,《公共政策分析》(Public Policy Analysis:An Introduction,Prentice-Hall,Inc.,1994.),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7页。[34][美]阿尔温·托夫勒:《权力的转移》,刘江等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35]陈卫星:《传播的观念》,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页。[36]James Lester & Joseph Stewart,Public Policy:An Evolutionary ndApproach,2 edition,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2004,pp.5-8.[37]蔡炯青,黄琼仪:《公共政策议题的议程设定研究——以“台北市垃圾费随袋征收”政策为例》,中华传播学会年会(台北)论文,2002年6月。[38]袁振国:《教育政策学》,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版;张钿富:《教育政策分析——理论与实务》,五南图书出版公司(台湾),1985年版。

四、研究意义

教育政策研究可以分为“经验性的理论研究”和“规范性的理论研究”两种基本类型。“前者需要以经验资料来验证理论设计,后者主要是从理论到理论的推导”,“目前这两种类型的教育政策学或研究都是存在的,但正出现由过去以规范的理论为主向经验的理论研究[39]转变的趋势”。媒体理论研究认为,可以从“文本、机构与受众”三个经验性视角展开媒体研究;而“文本分析”则是经验性“媒体研[40]究的出发点”。本书立足于教育政策过程,对大众媒体报道文本所呈现的教育政策话语形态进行分析,实际上是一种经验性的教育政策理论研究。通过分析大众媒体反映教育政策问题的方式及媒体话语特征,本书可在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取得研究收获与创新。(一)通过分析大众媒体反映教育政策问题的话语形态,为揭示媒体在教育政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话语机制提供一种新视角

公共政策的研究表明,在政策过程中,人们对于政策问题的界定,政策备选方案的提出与确定,议程建立、政策制定与执行等方面具有[41]政策价值取向的“多源流”性质。与公共政策过程一样,教育政策[42]过程是一种对社会价值进行权威性分配的政治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内外的教育政策相关者基于不同的利益与价值立场,通过利用大众媒体这一公共话语平台,来界定教育政策议题,表达自己的政策意图、政策观点与利益及价值诉求,以影响公共舆论、进行政策动员、促进政策执行,或希望公共权力机构采取行动回应自己的诉求,是公共教育政策过程中,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的一项新兴的实践与理论研究课题。具体到不同类型的大众媒体以及某项具体的教育政策议题,大众媒体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发挥的功能,包括设定政府与公众议程、进行政策宣传动员、为教育政策的公开辩论提供平台、为政策诉求提供表达通道等方面存在差异。通过对媒体上的教育政策话语形态进行分析,为揭示大众媒体在教育政策过程所发挥的“教育政策动员”“教育政策论辩”与“教育政策诉求表达”三方面的功能及其话语机制提供一种新视角。(二)为考量大众媒体对教育政策问题的报道,提供一种参考性分析框架

研究政策的大众传播问题,基于媒体文本的分析是重要的枢纽。[43]从对近十年来西方国家政策传播研究的硕博士论文检索情况来看,相关研究基本上坚持了以文本为出发点的研究模式。在传播研究领域,语言即是意义。关涉教育政策问题的文本一旦写出来,便具有了自己的“生命”,它的意义取决于“话语流转”的条件以及它在不同的空[44]间和时间中使用的情况。日常经验和研究表明,不同的媒体对于同样的教育政策问题,呈现出不同的议题重构和形象重塑的作用。通过本论题的研究,可以通过揭示媒体文本的话语特征来分析教育政策的媒体议程的构成机制,回答在报道教育政策问题过程中,大众媒体从议题的哪些方面选择或报道,并呈现何种报道倾向等问题。进而揭示在教育政策过程中,哪种媒体执行了政策的论证者或阐释者、政策的质疑与批评者、诉求的表达者等类型的行动角色。为在教育政策过程中,认识与分析大众媒体对教育政策问题的报道,提供一种参考性的分析框架。(三)通过分析大众媒体上的教育政策话语,拓展从媒体议程的角度来考察教育政策过程的研究路径

资源稀缺是社会的基本特征,大众媒体的版面和文本容量,同样是一种稀缺资源。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提出,媒体报道是“在封闭系统中的强迫选择过程”,通过“记录下新增事件和被放弃的[45]事件”,不但可以了解社会变迁过程本身,还可以预测未来。通过研究大众媒体反映教育政策问题的话语特征及其界别差异,并通过考察大众媒体文本的连续性变化情况,在教育政策的组织传播之外,拓展了教育政策的大众传播研究领域,打开了从公共议程的角度来研究教育政策演进的新路径。

关于大众媒体与公共政策之间关系的研究,是“政策过程理论”[46]研究的重要领域。从国内1994—2006年研究资料的检索情况来看,政策过程的公共传播与话语框架研究还是一个相对较新的领域。要获得对于事物和问题的新洞见,常需要从不同的视角进行考察。从公共传播与媒体话语框架切入教育政策研究,对于丰富中国本土化的政治传播和政策传播生态的理论研究,具有一定积极意义。

进入21世纪以来,大众媒体在“教育热点问题形成”“促进教育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舆论监督和社会动员”等方面发挥着越来[47]越重要的作用。这也是当代中国公共教育政策过程中基本的时代特征和社会特征。通过研究大众媒体反映教育政策问题的话语特征和机制及其成因,为科学探讨大众媒体在教育政策过程中担当的话语角色、认识与分析大众媒体对于教育政策议题的报道机制,提供一种基于媒体议程的经验性分析路径,并尝试在政府政策议程、媒体议程与公众议程之间寻求一种良性的话语互动机制。注释[39]茶世俊:《以发展学科理论为导向的教育政策经验研究》,《北大教育经济研究(电子季刊)》,2004年第3期。[40]Lisa Taylor and Andrew Willis,Media Studies:Texts,Institutions and Audiences,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4,pp.13,27.[41][美]约翰·W.金登(John W.Kingdon):《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第二版),丁煌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42]刘复兴:《教育政策的价值分析》,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7页。[43]李彬:《符号学透视:传播内容的本体诠释》,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7页。[44]米歇尔·福柯:《作者是什么?》,《后现代主义的突破:外国后现代主义理论》,逢真译,敦煌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70-292页。[45][美]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梅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页。[46][美]保罗·A.萨巴蒂尔(Paul A.Sabatier):《政策过程理论》(Theories of the Policy Process),彭宗超等译,三联书店,2004年版;米切尔·黑尧(Michael Hill):《现代国家的政策过程》(The Policy Process in the Modern State),赵成根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47]张力:《从教育热点问题的成因看教育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教育研究》,2001年第1期。

五、研究路径

本书是基于大众媒体的教育政策话语研究,旨在对大众媒体报道、反映教育政策问题的话语构成与特征进行探讨。在具体的分析过[48][49]程中,遵循大众传播、政治传播、教育政策话语的经验性研究路[50]径,立足于实证研究资料的收集和定量、定性分析,注重研究程序和步骤的可操作性和可重复性。在经验性文本分析的基础上,从教育政策话语行为、国家教育政策实践与变迁过程的角度,对经验性研究资料进行阐释,以揭示大众媒体反映教育政策问题的话语构成及其特征,并对不同类型的大众媒体在教育政策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进行探讨。接下来,从研究定向、研究资料的选择与收集、研究方法的确定、分析技术路线等方面具体说明本书的研究路径。(一)研究定向

在本论题的研究定向阶段,在观照已有研究资料和多种政策文本的基础上,对我国公共领域和公共教育政策过程的特征与结构转型、政治与政策话语研究、教育政策与大众传播媒体的关系等问题进行学理性梳理分析,以此作为本论题研究的实践与理论背景。

在教育政策、大众媒体与政策话语研究进路梳理分析的基础上,确定本研究的大方向即探讨教育政策的公共传播问题。通过广泛收集和阅读与教育政策的公共传播问题相关的文献资料,确定具体的研究问题,把研究范围框定在基于大众媒体的教育政策话语研究这一领域。同时,继续深入阅读已有文献,探索研究方法,提出研究问题和研究假设,确定写作思路等。(二)选择研究资料

本书是关于大众媒体反映教育政策问题的话语构成和话语特征的研究,是一种基于媒体文本的分析,这就要求所选择的样本媒体必须关注教育政策问题,同时,在对媒体文本的检索、获取和分析等方面具有可行性。下述给出了本研究中媒体样本选择、议题选择、文本抽样的具体方法及步骤。

1. 媒体样本选择:《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与搜狐网站教育论坛(BBS)

依据媒体的宗旨、内容特征、媒体声誉、发行(浏览)量、读者群、可得性和时间、精力与花费的可行性等方面的标准,本研究选择《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和搜狐网站教育论坛(BBS)三种类型媒体文本为样本,来分析教育政策话语空间的构成情况。《中国教育报》(国内统一刊号CN11-0035)创刊于1983年7月,是教育部主办的以教育新闻为主的全国性日报。它的宗旨是全面、准确、及时地宣传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及工作部署,传播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信息和经验。是一份在我国教育界很有影响力的教育专业类报刊。《中国青年报》(国内统一刊号CN11-0061)创刊于1951年4月,是中国共青团中央机关报,属综合性报纸,以推动社会进步、促进青年发展为职责。发行对象为青年人,主要为高中和大中专院校学生等[51]青年知识分子,是我国影响很大的综合类报刊之一。

搜狐网站教育论坛(BBS)是搜狐门户网站(ww.sohu.com,创立于1998年2月)的教育频道中“教育评论”栏目(http://learning.sohu.com/xingkong.shtml)下设的一个BBS讨论区。“教育评论”栏目的主旨是“关注教育,就是关注世界的未来”。这个栏目包括“教育观察”“论坛(BBS)”“对话的逻格斯”“煮酒论教”“经典阅读”“中国教育思想库”和“媒体评论”七个子栏目。其中,该栏目下的教育“论坛(BBS)”是一个相对开放的讨论区,网民参与非常活跃,如2005年1月1日—9月30日期间,论坛共发主帖子1707个,总的浏览量达1 716 882次,回复总数为25 040次,对各种教育政策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本研究以搜狐网站教育论坛(BBS)为例来分析网络上的教育政策话语。

2. 教育政策议题选择:“治理教育乱收费”

基于媒体文本的经验性研究,通常有两种方式:一是对某一时段中特定媒体所报道的社会问题的全部文本进行汇总研究,从中梳理、归纳出社会议程、政治议程或公众议程的总体变化情况及发展趋势。[52]二是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者对特定媒体在某一时段所报道的典型议题进行分析,揭示出某种议题的媒体议程的特征、发展趋势。第一种方式需要收集长时段的大量媒体报道文本,进行编码分析,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一般会建立专门的研究机构进行大规模、长时段的综合研究。第二种方式只对特定议题的媒体报道进行专门分析,资源耗费量相对较少,学科与问题领域边界清晰且便于操作,从“JSTOR期刊数据库”“ProQuest学位论文全文检索系统”“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和“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历年文献检索结果看,在媒体话语研究、公共政策与教育政策、政治与政策传播、国际传播研究过程中,通常采取第二种媒体文本的经验性研究方法。

本书采取上述第二种媒体文本的经验性研究路径,即选取大众媒体对教育政策中某一典型议题的报道进行分析。从历年《教育部政报》、全国人大与政协关于教育问题的提案、教育部历年工作要点、历次全国教育发展五年规划、国家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等政策文本可以看出,在各个时间段,教育都面临着数目众多、纷繁复杂的政策议题。选取何种类型的教育政策议题作为典型研究案例,主要基于以下考虑:第一,社会公众、政策相关群体必须经历或体会到了某种教育政策问题的存在,这一问题在“当前”是客观存在的教育热点问题,为社会公众和政策相关人群所广泛关注。同时,不同的政策相关者基于某种利益、价值、文化传统等方面的认知,对该项教育政策议题的性质界定、对政府实际或可能采取的解决问题的方法、途径等也存在观点与立场差异。第二,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公共权力机构采取行动,并且公共权力机构“正在”采取行动着手解决。本论题不研究已经解决或未来将会出现的教育政策问题。第三,大众媒体必须关注这一教育政策问题,并进行了持续的、具有一定深度的报道或讨论。

依据上述标准,“中小学课程改革”“国家助学贷款”“义务教育制度”“教育公平”“高考改革”“校园安全”“治理教育乱收费”等议题都可以作为研究的典型案例。应当说明,选择不同的议题进行典型案例研究,由于各种议题的性质、所涉及的相关人群、解决方案等的不同,所得出的结果会有所不同,研究结果与结论的外推应当考虑研究问题的边界。

本论题选取《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与搜狐网站教育论坛(BBS)对“治理教育乱收费”议题的报道和讨论文本为典型案例进行研究。

根据《2005年中国教育绿皮书》的定义:“教育乱收费,是指在教育领域中出现的无法律和政策根据的收费项目以及超出国家政策规[53]定标准的收费。”根据《国务院纠风办、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做好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的意见》(国纠办发〔2001〕10号)、《教育部、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坚决治理农村中小学乱收费问题的通知》(教电〔2001〕46号)、《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做好2003年学校收费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教财〔2003〕4号)、《教育部、国务院纠风办、监察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审计署、新闻出版总署关于2003年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03〕59号)、《教育部、国务院纠风办、监察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审计署、新闻出版总署关于2004年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的实施意见》(教监〔2004〕3号)、《教育部、国务院纠风办、监察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审计署、新闻出版总署关于2005年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的实施意见》(教监〔2005〕8号)等政策文件的规定,教育乱收费主要包括以下项目:

各级各类学校违反国家和省级人民政府规定,擅自增加设立收费项目,提高学杂费、住宿费收费标准;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超过“一费制”限额的收费标准;以勤工俭学等名义向学生家长索要或摊派财物;学校巧立名目向学生收取任何性质的押金;以“建校费”“教育基金”、偿还“普九”达标欠款、统一着装等名义向学生收取费用;通过学生征收教育费附加和各种名目的集资费及强制学生购买保险;学校代收费项目过多过滥;以各种名目举办收取费用的“实习班”“补习班”“提高班”“超常班”等;强制学生购买和使用除教育部与省级教育部门公布的用书目录以外的教辅参考书、习题集、测试手册等各种复习资料,及各种文具用品和其他商品;学校和教师向学生推销或组织学生集体购买教辅材料;强行要求学生购买课外读物、报刊、学习用具、生活用品等;地方各级政府和部门违反规定向学校乱集资、乱摊派和搭车收费,如强制订阅报刊图书、推销商品、摊派乡村公路或水利建设费等;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校不按照省级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接收符合条件的借读生时收取高额借读费;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越权设立向学生收费项目;公办高中招收“择校生”违反“三限”收费政策(即限分数、限人数、限钱数),把捐资助学同录取学生挂钩,或向择校生收取赞助费或建校费等;学校擅自扩大“择校生”招生比例、降低录取分数线、提高收费标准或在限定金额外收取其他任何费用;高等学校招生“双轨”收费,普通高校在计划外招收学生收费;以各种名义向学生收取“赞助费”“扩容费”“括招费”“定向费”“一次性建校费”“跨地区建设费”“补考费”“专升本费”“假期住宿费”“转专业费”或“捐款”以及向学生强制服务,以按学分制收费为名变相提高收费标准;普通高等学校将国家下达的计划内招生指标转到所属民办二级学院而变相高收费等方面的收费项目,即属于教育乱收费。

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教育乱收费屡禁不止,已成为教育的一大顽症。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的价格举报热点显示,“从2000年开始,教育乱收费成为各类价格举报之首。此后,除了非典时期药品及防治非典相关商品价格问题一度居价格举报之首外,教[54]育乱收费一直居各类价格举报之首。”对于教育乱收费这一社会公众和大众媒体广为关注的教育特点问题,近20年来,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进行规范和治理,但是由于教育乱收费的成因、动机、表现形式的复杂性以及各地教育、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这一问题一直未得到根本解决。

在整个治理教育乱收费的政策过程中,作为教育部机关报、共青团中央机关报,《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持续深入的报道和讨论。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的兴起,网络媒体的新闻报道和网民讨论(BBS)也对教育乱收费问题给予了很高的关注度。传统平面媒体、网络媒体的报道与讨论是形成治理教育乱收费问题的媒体议程的重要方面,通过对媒体报道议程进行典型案例分析,可以揭示大众媒体反映教育政策问题的话语特征、大众媒体在教育政策过程中所承担的角色及话语作用机制。

这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对“大众媒体反映治理教育乱收费议题的话语”进行研究与对“治理教育乱收费的政策议题”本身进行研究,在学术上是两个问题。探究教育乱收费的成因、所制定的政策是否与现实相符合、取得了什么样的效果、怎样出台政策措施才能更为有效地根治乱收费等方面,是“教育政策分析”需要研究的问题。显然,教育政策的媒体话语研究作为一种“教育政策话语分析”,虽然也关注到了这些方面,但是更为侧重对媒体反映这一议题的“话语内容构成、话语特征、话语形态、言说者的媒体接近权、政策话语周期、政策话语界别差异”等方面进行研究。当然,作为副产品,如果在治理教育乱收费的政策制定、执行过程中需要考察媒体报道,本研究也给出了一种参考性的分析框架。

3. 文本检索方法:饱和抽样

为了从整体上考察教育政策的媒体话语空间构成,防止遗漏,本[55]研究采取了“饱和抽样”(Saturation Sampling)的方式,检索了[56]“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中2001—2005年间《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关于治理教育乱收费议题的直接报道文本;同时,还检索了2005年搜狐网站教育论坛(BBS)上网民关于治理教育乱收费议题的讨论帖子。具体文本检索方法说明如下:(1)《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检索说明第1步,按年份检索出2001—2005年间全部报道文本;第2步,在各年全部文本中,以“乱收费”为检索词在“全文”中进行“精确”检索;第3步,在各年全部文本中,以“一费制”为检索词在“全文”中进行“精确”检索;第4步,在各年全部文本中,以“三限”为检索词在“全文”中进行“精确”检索;第5步,按年度将由上述检索步骤得到的报道文本汇总。需要指出的是,三种媒体关于治理包括中小学、高等学校在内的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乱收费的报道、论述的文本全文中,一般都会在标题或正文中含有“乱收费”这一关键词;而且,在关于治理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乱收费和非义务教育阶段的高级中学乱收费的报道、论述文本中,一般都会在标题或正文中分别含有“一费制”“三限”两个关键词。将上述第3步、第4步检索所得的媒体文本从第2步检索所得文本中分离出来,即可得到只关注高等学校及其他类型的教育乱收费问题的报道文本。所以,通过上述检索步骤,基本上能够检索到2001—2005年三种媒体中关于治理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乱收费政策议题的全部报道、论述文本。在通读通过上述步骤检索到的文本的基础上进行筛选,合并相同文本,剔除不直接报道治理教育乱收费的文本,之后确定2001—2005各年中《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关于治理教育乱收费议题的直接报道文本数量。(2)搜狐网站教育论坛(BBS)检索说明

在搜狐网站教育论坛(BBS)关于治理教育乱收费问题的各讨论帖子中,以“乱收费”“一费制”“三限”为关键词进行全文检索,含有上述1个或多个关键词的文本,即被确定为关涉到论述“治理教育乱收费”议题的文本。

2001—2005年间,《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和搜狐网站教育论坛(2005)三种媒体上,关于治理教育乱收费政策议题的报道与讨论的文本数量分布情况,由表1给出:表1 三种媒体关于治理乱收费政策的报道与讨论分布

经饱和抽样,本研究取得的关于治理教育乱收费的媒体文本数量分别为:《中国教育报》211则,《中国青年报》88则,搜狐网站教育[57]论坛(BBS)217则讨论发帖。样本文本数量合计为516篇。

关于教育乱收费问题的直接报道,《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主要采取以下五种类型的报道方式:(1)纯新闻,如《高校收费标准今年继续保持稳定》(《中国教育报》,2005-5-11)等,主要是传播治理教育乱收费议题的相关政策信息,报道力求及时、准确、简捷;(2)采访报道与深度分析,如《国家禁收“专升本费”,下了命令执行难》(《中国青年报》,2005-6-10)等,是记者对治理教育乱收费的现状及治理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进行的实地采访,并对其成因、后果进行深入探讨;(3)评论员文章,旨在体现报社编辑部的立场、观点与态度,如《充分认识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中国教育报》2003-8-30)等;(4)新闻评述性稿件,如《互相查账难破高校乱收费困局》(《中国青年报》,2005-9-1)等,针对治理教育乱收费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采取的政策措施、教育行政领导干部言论等发表的短评,一般为一事一议,篇幅短小,立场倾向鲜明,重在分析评论。(5)读者来信,如《教育乱收费如何治本?》(《中国教育报》,2003-12-7)等,一般为政府外部的教育政策相关人群通过寄信的方式反映乱收费问题,或发表自己关于如何治理教育乱收费的观点或主张等。

在《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关于教育乱收费议题的299篇报道文本中,有296篇能够确定所采取的报道方式(文本缺失值为3)。表2给出了两种报纸关于教育乱收费问题所采取的5种报道方式的分布情况:表2 《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报道方式分布

2001—2005年期间,《中国教育报》关于治理教育乱收费的报道与论述中,以纯新闻报道、记者采访与深度分析为主,分别为132篇和57篇,评述性文章为12篇,另外,还有2篇社论,6封读者来信;《中国青年报》关于教育乱收费议题的报道或论述文本,以评论性文章、采访报道及深度分析为主,均为33篇,另外,还有21篇关于治理教育乱收费的纯新闻报道。

2005年,搜狐网站教育论坛(BBS)上关于治理教育乱收费议题的讨论,主要存在以下四种论述方式:(1)网友转发的关于治理教育乱收费政策信息的帖子,如《中央三部门剑指教育腐败,从严查处以权谋私者》(2005-8-19)等;(2)网民对于治理教育乱收费问题提出的政策建议或发表的某种观点的帖子,如《择校费标准各省自定,乱收费找到挡箭牌》(2005-8-29)等;(3)网民所发表的没有明确目标指向、情绪化的意见表达或灌水帖子,如《专升本收费问题就这样了了?》(2005-9-7)等;(4)基于自身的经历举报“乱收费”行为的帖子,如《关于中北大学分院对专升本学生乱收费的情况》(2005-9-14)等。

在217篇关于教育乱收费的发帖论述中,上述4种论述方式的帖子数量分别为12篇、102篇、50篇与52篇(文本缺失值为1)。《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和搜狐网站教育论坛(BBS)三种媒体关于治理教育乱收费政策议题的516篇报道、评论和论述文本的篇幅,除了原文转载国家教育行政领导干部的讲话稿之外,一般为1000字左右,“一事一报道”或“一事一议论”,主题集中,观点鲜明。同时,重视说明消息出处与信源。这些文本特征为进行深入编码分析提供了有利条件。(三)确定研究方法:框架分析

本书是一种对大众媒体报道、反映教育政策问题的话语构成与话语特征的研究,采用“框架分析(Frame Analysis)”作为研究方法。

美国社会学家高夫曼(Erving Goffman)于1974年出版的《框架分析》(Frame Analysis: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58]Experience)一书中首次提出了系统的框架分析理论。高夫曼认为,框架是人们定向、感知、鉴别和标识信息的方式,也是人们理解和阐释社会、生活事件的基本方式。在不知不觉中,人们用某种框架监测着社会环境,并根据某种认知框架和环境的变化来调整期望和自我行为。通过框架,人们才得以理解社会现实。对于大众媒体的框架研究基本上源自高夫曼的思想。

根据斯弗金(Deborah Schiffrin,2004)等主编的《话语分析手册》(The Handbook of Discourse Analysis)一书的观点,“框架”(Frames)实质上是“形构政治思想、政策和话语的概念结构或信仰[59]体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作为一种量化的定性研究方法,框架[60]分析被广泛引入大众媒体、政治传播和国际传播研究。在传播和社会学理论中,框架(Framing)是指“对媒体内容和公共传播的一种选择性控制过程”。对于传播学来讲,框架实际上是构建和加工媒体话语的策略方式。框架决定了媒体内容及其语艺(Rhetoric,也被译为修辞)呈现方式,并基于某种目的给事件以特定解释,同时排除其他解释。“媒体框架(Media Frames)的建构者可以是大众媒体,也可以是特定的政治或社会运动(Social Movements)、政治或社会组[61]织。”

对于大众媒体研究来讲,框架就是一种意义建构活动,大众媒体通过选择、强调、忽略和重组某些事件并采取某种措辞和风格来构架[62]公共议题,塑造公众对于社会现实和所发生的各种事件的理解。框架由报道持续时间、报道(数目)显著性、版面布置、栏目尺寸、标题大小、插图、信息来源、主题类目与关键词、修辞基调与立场、象征、范例、事件场景等要素构成(Kim,1999)。

框架分析方法被视为“分析媒体文本对受众建构真实时可能影响的利器(Gamson,1992)”。框架理论和方法已被广泛地用来讨论[63]新闻媒体对政治运作的影响。在大众媒体研究中,使用框架分析方法,能够揭示深植于媒体文本中的社会意义,并能够对各种社会主体[64]之间进行论辩的“权力关系”作深层描述,也有助于“显示新闻媒[65]体如何通过措辞来达到报道的目的”。近年来,把框架分析方法运[66]用于教育政策及行政领域,已经有研究者对于我国教育政策的政府议程与媒体议程设置、教师工会公共议题的语艺框架、互联网反映教育政策的话语框架等进行了一些具有启发意义的研究。(四)确定框架分析指标

在《媒体话语研究路径》(Approaches to media Discourse)一书中,阿兰·贝尔(Allan Bell,1998)提出了系统的“分析新闻话语结构的框架”(A Framework for Analysing the Discourse Structure of News)。贝尔提出,可以从“What”(含标题、导语、事件概述等),“Who”(含新闻源、行动主体等),“Where”(含事件发生地等),“When”(含时间、背景、相关评论、后续事件等)和“Event and Discourse Structure”(含事件结构、话语结构、语篇联结、语言确定[67]性等)五个方面对新闻话语框架进行分析。戴元光(2004)认为,根据贝尔的研究,媒体文本的话语结构主要涵盖了以下10种要素:1. 主要事件:由角色和行动构成,是新闻事件的主要内容。2. 位置:新闻刊载的版面位置。3. 时间:主要事件发生的时间。4. 地点:主要事件发生的地点和新闻发布地点。5. 消息来源:在任何新闻中,消息来源都是塑造框架的重要变量,不同媒体往往会为了支持自己的说法而寻找不同的消息来源。6. 结果:由主要事件引起的非言语后果,包括主要事件的结果和当事人对主要事件采取的行动。7. 口语反应:其他各方对主要事件的言语反应,包括对该事件的评论、预测和评述。8. 评估:记者本人或媒体组织对主要事件的评价。9. 预测:记者本人或媒体组织对主要事件未来发展的判断。[68]10. 先前片段:距离主要事件较近而与主要事件有间接关系的背景。

著名话语研究学者梵·迪克(Van Dijk,1988)在《作为话语的新闻》(News as Dicsourse)一书中提出了一个较为系统的新闻话语图[69]式框架。见图1:图1 新闻话语框架

梵·迪克认为,一则新闻报道主要由“概述”和“故事”两大方面构成。1. 新闻的“标题”和“导语”共同构成了新闻报道的“概述”部分。2. 新闻的“故事”由“情景”和对情景的“评价”两方面构成。其中,新闻“情景”由“新闻情节”(包含“主要事件”及其“后果”)和“新闻背景”(包括新闻发生的“语境”“历史”“以前事件”等)组成。“评价”由“口头反应”“结论”(包括“预测”和“评价”)两方面组成。

梵·迪克进一步说明:“以上提到的图式范畴都只是在理论上存在,但是很明显许多新闻文本只有其中的集中范畴。严格地说,在篇幅最短小而形式完整的新闻话语中只有标题和主要事件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背景、口头反应和评论等图式范畴则可有可无。”在有的新闻报道中,有的要素也“可能重复出现几次”。

韦默与多米尼克(Wimmer & Dominick)认为,框架分析实质是[70]对“媒体怎样去选择描述它们所报道的事件”进行分析。对于大众媒体呈现的政策论述进行框架分析,主要从以下“三个层次”来进行:第一,“高层次结构”:对于每一事件主题的界定,如标题、导言或直接引句等进行分析;第二,“中层次结构”:指对媒体上呈现的主要事件、先前事件、历史、结果、影响、归因、评估等方面进行分析;第三,“低层次结构”:指对语言符号的使用,包括由字词等组合而成的修辞与风格,如句法结构与用字技巧等进行分析。(刘念夏,2002)本研究依据大众媒体的话语框架构成要素、大众媒体反映政策议题的论述层次结构以及公共政策话语研究的文本、话语实践与政策语境三个向度,同时考虑到2001—2005年间《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和搜狐网站教育论坛(BBS)三种媒体关于治理教育乱收费政策议题的报道、评论和论述的文本特征,以上述三种媒体上的每一篇文本为分析单元,确定以下9种媒体文本的主要框架分析单位和统计指标:

1. 媒体类型

对《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和搜狐网站教育论坛(BBS)三种媒体反映治理教育乱收费议题的话语特征进行比较分析。

2. 报道时间

对2001—2005年期间上述三种媒体关于治理教育乱收费的报道与讨论文本进行历时性分析。

3. 议题周期

根据国家出台的治理教育乱收费的政策文件,从2001年至2005年,新一轮治理教育乱收费经历了“政策试行期”“扩大治理期”“全面治理期”、“维持治理期”与“巩固期”五个议题发展阶段。与政府议程周期相对应,《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关于治理教育乱收费议题报道的媒体议程也经历了潜伏期(2001—2002年)、大规模动员期(2003年)和持续关注期(2004—2005年)三个阶段。在不同的媒体议程阶段,大众媒体的关注点和报道方式存在一定差异。

4. 讯息来源

通常也被称为新闻源和消息来源,指那些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或者媒体报道的个人和组织。在2001—2005年间,上述三种媒体对于治理教育乱收费议题的报道,主要有中央政府与中央政府行政领导干部、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行政领导干部、“两会”代表与委员、研究与评论者、媒体采编者、学校管理者、教师、学生和家长等9种主要讯息来源。

5. 修辞基调

大众媒体在构架报道文本时,通常会运用一定的措辞来体现报道的倾向性,或为所报道的议题赋予某种情感色彩,这就是媒体的修辞基调。本书依据媒体所持的修辞基调将《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和搜狐网站教育论坛(BBS)关于教育乱收费议题的构架基调分为3类:褒义或肯定基调、中性基调、批评或否定基调。

6. 议题显著性

实际上是指在特定时段某种媒体报道或讨论教育乱收费议题的数量。大众媒体通过选择、凸显媒体议程,设定议题显著性以影响人们对政策议程的认知。

7. 报道及论述方式《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对治理教育乱收费议题的报道主要分为纯新闻、采访报道与深度分析、社论、评述性稿件、读者来信5种方式;搜狐网站教育论坛(BBS)中网民关于教育乱收费议题的讨论主要可分为政策信息传播、观点与意见表达、情绪化的言论、切身诉求表达4种类型。

8. 叙述框架

本研究所选择的样本媒体在报道、反映治理教育乱收费议题时,主要采用两种框架方式:(1)事件性框架(Episodic),即用具体的事实或语境来表现治理教育乱收费议题的各种事件、个人经历或以事件为导向的报道。(2)主题式框架(Thematic),即把治理教育乱收费这一政策议题放到更一般或更抽象的政策语境中来理解或报道,不[71]指向具体事件,而是指向一般性的结果或情境。

9. 论述主题

在三种样本媒体关于教育乱收费议题的报道与讨论中,主要有4种主题:(1)传播国家出台的各种治理教育乱收费的政策措施;(2)对于各地治理教育乱收费所取得的成效或存在的典型问题进行宣传报道;(3)从论证、中立和质疑三种立场对治理教育乱收费的政策过程中的各种政策主体、政策行为或观点进行公开讨论或批评,并提出自己认为合理的治理教育乱收费的政策主张。(4)公开自己遭受的不合理际遇,希望得到社会舆论的支持和公共权力机构的有效回应以解决面临的问题。不同的论述主题的媒体文本的话语构成存在差异。在很大程度上,论述主题的这种差异也形塑了媒体话语特征的差异。

依据上述9种框架分析单位,本研究对2001—2005年期间《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和搜狐网站教育论坛(BBS)三种媒体报道、反映治理教育乱收费议题的话语构成和话语特征进行编码、统计计量分析。(五)指标可靠性分析

指标可靠性分析(Inter-coder Reliability),也称为信度分析,是指依据某些指标或分析单位对媒体文本进行重复编码测量,“能够获得相同结果的程度”。采取不同的计算方法将得出不同的信度指数。在本研究中,采用信度测量的“检验—再检验信度”的方法,计算两次框架分析的重复编码信度,以确定框架分析指标和编码的可靠

[72]性。如果证明统计指标通过了可靠性检验,则可接着进行下一步的分析。如果未通过检验,则需要重新校正编码单元和统计指标以及分析模型,通过预分析检验后方可进入下一阶段分析。本研究的指标可靠性分析通过以下步骤进行:第一步,抽取《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和搜狐网站教育论坛(BBS)每月第一篇关于教育乱收费的报道或讨论帖子。如果当月没有教育乱收费的报道或讨论帖子,则略去该月,直接抽取下月的第一篇报道。抽取完毕之后,按年份、月份的顺序做成报道与帖子列表,并为各文本排序编号。第二步,在第一步的基础上,再在《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的报道列表中抽取排列为单数的报道文本。考虑到搜狐网站教育论坛(BBS)只有2005年的数据,则不进行第二步抽样了。第三步,将依据上述两个步骤抽取的《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和搜狐网站教育论坛(BBS)的关于教育乱收费的报道和讨论帖子文本汇总,共计59篇文本。第四步,以“讯息来源”与“修辞基调”两个分析单元对抽取的上述文本进行重复编码。第五步,把之前的原有编码与本次重复编码一一对应列表。采用定序相关分[73]析方法,计算出原有编码与此次重复编码的Kendall’s tau-b定序相关系数r、1Spearman’s rho定序相关系数r分别为:r=0.872、r=0.886,双尾显著性概率212[Sig.(2-tailed)]p <0.01。这表明,重复编码的信度系数达到了非常显著的水平。

重复编码的信度系数实际上表示了两次编码之间一致性的范围和程度。辛格尔特里(Michael Singletary,2000)认为,影响编码信度的因素主要有三个:一是“编码者”的知识基础、见解和经验;二是“框架分析指标和编码单元”定义的内涵清晰程度、外延周全程度,只有在分析指标的定义足够清晰和完整的情况下,才可能对所有媒体文本进行确定的重复编码、归类和统计分析;三是“随机误差”,即这类误差不能由编码者本身的系统误差或框架分析指标、单元的定义误差所解释,如工作条件、外界影响、疲劳等因素都可能带来随机误差。信度是证明一个研究的操作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以重复的”,计量信度的目标是“在研究中使错误和偏见最小化”。在实际研究中,通过采用判断标准明确、区分度高、归类维度少的编码原则,同时保留原始编码表以备后续比较分析等规范的方式来保证编码的信度。

在框架分析编码操作时,通常所采用的信度计算方法包括“检验—再检验信度”“折半信度”“霍尔斯提(Holsti)公式”“斯科特Pi指数”“克雷格Kappa指数”等。采取不同的方法计算出的信度指数有所不同。一般认为,重复编码的相关系数大于0.70是一个可以接受的[74]水平。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编码的信度系数通常超过0.80,一些[75]研究的编码信度系数则超过了0.90。在本研究中,重复编码的信度系数达到了非常显著的水平,这说明本研究所采用的框架分析单位的内涵与外延是确定性的,经验性的编码与分析过程是可靠的、可重复的,对《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和搜狐网站教育论坛(BBS)三种媒体报道、反映治理教育乱收费议题的文本进行重复编码和统计分析,可以基本得出同样的结果。

在保证、确定了框架分析指标的编码信度的基础上,进入到对《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和搜狐网站教育论坛(BBS)三种媒体文本的具体框架分析阶段。(六)框架编码、统计分析和典型文本分析

依据上述框架分析指标对《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和搜狐网站教育论坛(BBS)三种媒体文本进行具体编码,分别建立3个媒体文本分析数据库。同时,在合并上述3个媒体文本数据库的基础上,建立本研究总的媒体文本分析数据库。

分别对以上9个分析单位进行描述统计、分布分析,并进行简单的对比分析。视需要制作各种条形图、线图、直方图、时间序列图等。依据研究主旨和媒体的内容特征,将上述9个分析指标配对进行差异性分析、独立性分析和相关性分析,并进行可靠性检验和置信度检验。同时,选取三种媒体上若干报道作为典型文本分析材料进行话语构成特征的参照分析。以统计分析和检验、典型文本分析为基础,探讨在治理教育乱收费议题发展的不同阶段,《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和搜狐网站教育论坛(BBS)三种媒体反映教育政策问题的话语构成与话语特征,同时探讨不同的教育政策相关者如何利用大众媒体这一话语平台来呈现自己的政策意图、政策主张与政策诉求。图2 研究的技术路径(七)研究归纳与总结

对《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和搜狐网站教育论坛(BBS)三种媒体报道、反映教育政策议题的话语构成与话语特征进行归纳总结和对比分析,在此基础上归纳出治理教育乱收费过程中的主要的媒体话语形态,并分析各种媒体话语形态的构成机制和话语特征。

在对上述三种媒体反映治理教育乱收费的话语形态进行分析的过程中,着重从教育政策的媒体话语的文本构成、政策言说行为和教育政策的宏观语境三个向度进行,对大众媒体反映教育政策议题的媒体文本进行统计计量分析,同时立足于教育政策过程的变迁来对媒体话语行为进行适当解释,并探讨大众媒体在社会意识形态、权力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基础上,如何构架教育政策话语,同时对三种类型的媒体在教育政策过程中所承担的角色分别进行探讨。

在对教育政策的媒体话语进行框架分析和解释的基础上,对研究发现、理论创新和方法进行评估与总结。并指出进一步研究的思路和方向。

把上述7个研究步骤图形化,即得出本研究的技术路线图,见图2。在技术路线图中,右侧一列以实线标出的箭头和方框标示出了本研究的7个具体步骤,左侧一列以虚线标出的箭头和方框则标示出了在每一个步骤中所达到的研究目标。注释[48]戴元光,苗正民:《大众传播学的定量研究方法》,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49][美]仙托·艾英戈,唐那德·金德(Shanto Iyengar & Donald Kinder):《至关重要的新闻:电视与美国民意》,刘海龙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50]李钢:《话语、文本与国家教育政策分析》,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4月。[51]中文维基百科全书:www.cnic.org/wiki,2006年1月15日。[52]柯惠新,祝建华:《传播统计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472页;[美]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梅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53]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2005年中国教育绿皮书——中国教育政策年度分析报告》,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版,第74页。[54]刘铮:《教育乱收费去年仍居各类价格举报首位》,新华网(www.xinhuanet.com),新华社北京2006年3月27日电。[55]邓丽萍:《谁来主导媒介议题?——探讨八卦杂志与主流报纸之间的议题传散》,中华传播学会2003年会论文(台湾政大新闻所)。[56]中国知网(www.cnki.net):“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http://e40.cnki.net/kns50/)。[57]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搜狐网站BBS于2005年下半年缩短了论坛发帖的保存时间,在检索到的文本中不包括2005年10月1—12日的关于教育乱收费的讨论发帖。从2006年3月1日,搜狐网站教育论坛(BBS)恢复了检索,可以检索到这段时间缺失的16个帖子。但考虑到本研究是采用百分比来计算的,因缺失的样本不影响统计结果,故不再另对这些帖子进行编码统计分析。。[58]Erving Goffman.Frame Analysis: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Boston: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1974.pp.10-15,573-574.[59]Deborah Schiffrin,Deborah Tannen and Herdi Hamilton,The Handbook of Discourse Analysis,Blackwell Publishing,2004,p.360.(Frames:“Conceptual structures or sets of beliefs that organize political thought,policies,and discourse.”)[60]金苗,熊永新:《美国25家日报要闻版伊拉克战争报道新闻构架分析》,《新闻与传播研究》,2003年第3期。[61]Wikipedia(Encyclopedia in English),Framing(communication theory),http://en.wikipedia.org,2005-12-25.[62]Tuchman Gaye,Women’s Depiction by the Mass Media.Signs,Vol.4,No.3(Spring),1979,pp.528-542.[63]张卿卿:《竞选新闻框架与广告诉求对选民政治效能与信赖感的影响》,《新闻学研究》(台湾),2002年1月刊,第70期。[64]范婷:《媒介框架建构的“新台湾人论述”》,中华传播学会(台湾)论文,2003年6月。[65]李希光,赵心树:《媒体的力量》,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第130-155页。[66]濮岚澜:《中国教育政策的议程设置过程研究——一个信息互动网络的视角》,《高等教育研究》,2005第6期。张辉山:《“教师工会”语艺的框架与论证策略》,“国立”台南启聪学校教师会(http://ta.ptnd.tn.edu.tw/v2),2005年1月25日。徐志勇:《试析网络上的教育政策话语形态——以对搜狐网站“教育评论”栏目的分析为例》,《中国教育学刊》,2006年第2期。[67]Allan Bell,The Discourse Structure of News Stories.In Allan Bell and Peter Garrett(eds.),Approaches to media Discourse(edited by Allan Bell & Peter Garrett),Mass.:Blackwell Publishers,1998,pp.64-104.[68]戴元光:《传播学研究理论与方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9-250页。[69][荷兰]梵·迪克(Teun AVan Dijk):《作为话语的新闻》(News as Discourse),曾庆香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原书1988年版),第57页。[70]Roger D.Wimmer,Joseph R.Dominick,Mass media research:an introduction(6th Edition),Thomson Learning,2000,p.391.[71]Shanto Iyengar,Donald Kinder:《至关重要的新闻:电视与美国民意》,刘海龙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译后记:《议程设置研究发展的重要一环》)。[72][美]迈克尔·辛格尔特里(Michael Singletary):《大众传播研究:现代方法与应用》,刘燕南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44页、第94-96页、第287-289页。[73]余建英,何旭宏:《数据统计分析与SPSS应用》,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年版,第170页。[74]胡幼伟:《核四何事?公共议题的报导取向与民众反应》,财团法人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国政研究报告”,教文(研)091-022号,2002年7月18日。该研究对报道主题、消息来源、报道立场三种类目的编码信度为0.84。[75]陈忆宁:《公共议题之游戏框架初探:以核四议题为例》,《新闻学研究》(台湾),2002年7月刊,第72期。

第一章 政策与媒体话语研究进路

本书“教育政策的媒体话语”实际上是一种基于大众媒体的教育政策话语研究,同时涉及政策话语、大众传媒与政治传播等学科及其交叉研究领域。本部分内容主要从“政策话语研究”“大众传媒研究”“媒体话语研究”“政治、政策传播研究”“媒体、话语框架研究”等相互关联的若干方面,对“政策、教育政策话语”“大众传媒经验/批判研究”“媒体话语研究理论/方法”“政治/政策传播”“政治/政策动员”“政策论辩与利益表达的话语框架”等领域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学理分析和归纳,梳理出媒体、话语与政策研究的演进路径,以之作为本论题研究的理论背景。

一、政策话语、教育政策话语研究

话语理论(Theories of Discourse)是“一种广义形态的符号理论,注重研究语言与意识、知识、意义、权力、机构、行为、仪式和文明制度之间的勾连互动关系”。话语理论“既涉及符号学和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又涉及文本意义和话语的深层次意义以及作为背景的规[1]则、权力、社会语境等”。人们关于话语现象的研究历史悠久,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的修辞学可以说是话语研究的前身,但把话语现象作为一个独立领域来研究,却是最近半个多世纪的事情。1952年,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哈里斯(Z.Harris)在“Discourse analysis”一文中首次提出“话语分析”这一术语,标志着现代话语研究的发[2][3]端。1980年以来,在人文社会学科领域中,诸如语言学、社会[4]学、社会语言学、文学批判、文化研究、人类学、政治学、政策学、传播研究、心理语言学和计算语言学,甚至在哲学等学科中,话语都已成一个重要的概念和研究领域,与话语现象相关的理论研究更是蓬[5]勃发展。

话语分析与研究学者由于各自不同的语言观念及理论侧重,对话语现象进行了不同侧面的观察和分析。著名语言学家韩礼德(1977)分析了文本与语境的关系,认为“文本是一种社会语义的过程(Sociosemiotic Process)”,是“在社会情境中的语义选择”,注重从结构、功能和社会情境相互关联的角度来分析话语现象及话语行为。[6]詹姆士·奇(James Gee)认为,对于话语的分析,应把话语看作是社会成员的社会活动,重视语义、上下文、社会文化语境以及话语各个成分和层次的联系,研究“人们如何在具体语境中使用语言来进行[7]社会活动,构建自身的社会身份”。布朗和尤尔(Gillian Brown & [8]George Yule)则强调话语和话语研究的“过程性”,提出话语分析是对语言使用的分析,在语境中分析语句的意义,同时研究语句形成的社会过程。话语分析研究的主要任务基本上有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日常语料分析揭示超句和社会交际的结构。二是揭示言说各方在语境中理解意义的过程。也即是说,话语分析不仅关注对“文本”进行研[9]究,而且关注“话语行为和互动事件”本身。真实语料是话语分析研究的生命力所在。李悦娥(2002)等认为,我国的话语分析研究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目前仍然处于引进介绍阶段,理论探讨多[10]而实际分析少,尤其是缺乏对真实状态下收集的语料分析。

公共政策话语是话语理论研究的重要领域。杨正联(2004)在借鉴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普遍语用学”观念、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普通语言学和诺斯(Douglas North)制度理论的基础上,在其博士论文《公共政策话语研究》中,提出了一个相对系统的公共政策话语概念系列,构建出了关于公共政策话语研究[11]的理论模型。杨正联认为:“哈贝马斯提出‘普遍语用学’观念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摆脱纯粹语言学分析所限定的语音分析、语义分析和句法分析,他从影响人际关系建立的诸多因素出发,把话语分析拓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公共政策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制度形式,其“语言形式即是公共政策话语”。在《公共政策话语研究》一文中,杨正联采用模型方法和文本分析法,从政策事实(Fact)、政策评价(Evaluate)、政策行动(Action)和政策后果(Result)四个方面讨论公共政策的“语言构成”,构建了公共政策话语构成分析的“FEAR”模型;以围绕着政府组织成员和社会大众的公共政策言说行为和参与行为,从利益主张(Interest)、政策信息传播(Communication)、制度(Institution)和资源分配(Resource)四个要素构建了公共政策“言说行为”分析的“ICIR”模型;从公共政策理论与观念(Theory)、制度环境(Institution)和政治组织关系(Relation)三个因素的角度构建了公共政策“语境”分析的“TIR”模型。运用上述三个模型,分析了政府言说主体与非政府言说主体所掌握的话语资源的差异,并从话语角度分析了执政党与政府的关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提出为了“寻求改善公共政策语境”,应以“组织投入的途径,现实地改进非政府组织成员在公共政策话语行动中的对话能力”。“政策应该由谁来制定?制度应该由谁来执行?公共机构应该由谁来控制?”对于这些问题,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探讨。亚当·西蒙(Adam Simon)的研究表明,精英话语(Elite Discourse)构[12]架(Framing)和塑造(Programming)了美国的公共政策。辛奈[13]德与杰克比(Schneider & Jacoby)研究了公众对美国福利政策的支持程度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呈下滑趋势的原因,运用对美国大选研究的相关数据作为分析基础,指出公共舆论对福利支出态度的变化源自其政治动机的变化。这种变化间接表明,精英话语引导和塑造了大众舆论。迈勒尼·莱维(Meloney Levy)运用批判性话语分析理论,探讨了20份WTO的法律文本,分析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自由贸易(Free Trade)”话语,提出这一话语体系本身充斥的乐观主[14]义色彩并不能掩盖世界经济不平衡发展的现实。世界秩序仍然被一些主要发达国家所控制,自由贸易的话语体现了他们的利益。指出所谓的繁荣目标、自由贸易目标,都是发达国家意识形态导向的,但这些话语却被人们认为理所当然。

在《公共行政的合法性:一种话语分析》中,麦克斯怀特(O.McSwite)以公共行政的合法性问题为切入点,对各个时期公共行政理论的缘起、发展和话语架构进行了批判性分析,反思了公共行政与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基础,对传统公共行政的话语结构尤其是“理性[15]人”的意识形态作了全面的检讨。认为根本不存在所谓科学的、客观的、中立的学术话语,理论表述只不过是精英意识形态的投射,公共行政学科本身也是一种政治立场的伪装,它使自身所代表的政治意识形态合法化。麦氏希望公共行政的理论界改变研究的对话模式,相互保持开放的态度,从学理的角度推动政策话语的合法化。

在现代科层制政府体系中,政治与政策词汇、符号与象征与政治、政策现实正在疏离,政治与政策话语“表示的固定或持续事物的功能在一天天地下降”。福克斯和米勒(C.Fox & H.Miller)在其作品《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指向》中,将公共政策研究置于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基础之上,致力于建构一种全新的公共政策“话语”理论。他们认为在既有行政治理模式日益失范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关注后现代状况的理论成果来改变思考公共政策的方向,形成新公共政策话语机

[16]制。他们倡导多元价值观念的融合、重视能量场的影响,倡导公共政策对话的民主参与途径,以确保公共政策的有效实施。他们的努力[17]被人们称为“重塑公共政策话语机制的后现代尝试”。

在教育政策分析中应用话语理论与话语分析方法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在詹姆士·马歇尔和麦克尔·彼得斯(James Marshal & Michael Peters)主编的《教育政策》(Education Policy)一书中,汇集了斯蒂芬·鲍尔(Stephen Ball)、约翰·高德(John Codd)、希拉里·詹克斯(Hilary Janks)、桑德拉·泰勒(Sandra Taylor)等研究[18]者关于教育政策话语分析的研究成果。鲍尔提出了教育政策话语研究的关键问题,即教育政策的性质、什么是文本以及文本如何在教育政策过程中得以应用。指出在教育政策话语研究中,“话语不仅意味着人们能够说、能够思考什么;而且关注谁有资格说,在何时、何处以及拥有什么样的权威才会有话语权”。高德分析了架构教育政策文本的方式,认为通过分析政策话语所得到的政策文本传播的讯息可能与政策文本表面意图正好相反;不同的政策文本在不同的受众身上所产生的作用存在差异性;提出对政策文本进行解构分析在教育政策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詹克斯和泰勒等则运用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的批判性话语分析方法,从描述(Description)、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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