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字汇》中的《官话类编》词汇(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孙华先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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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字汇》中的《官话类编》词汇试读：

《语言科技文库》总序

当代语言学已经进入了一个科学与技术的互补时代，信息处理水平成为衡量国家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知识世界的载体是语符系统，信息处理的根本对象是语言信息处理。与计算机的出现使得语言符号有可能成为数据处理对象相似，神经科学实验仪器设备的应用，使得在大脑神经层面探讨语言机制成为可能。这些无疑都引导语言研究走向科技化，“语言科技新思维”（李葆嘉2001）应运而生。所谓“语言科学”包括理论语言学、描写语言学、历史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等分支学科，所谓“语言技术”指语言研究的现代技术手段，包括语言信息处理、语音实验分析，以及语言的神经、心理和行为实验分析的技术手段等。就语言信息处理而言，又可以分为语料库研制技术、知识库研制技术、知识挖掘和抽取技术、句法信息处理技术、词汇信息处理技术、语音信息处理技术、语义信息处理技术、语用信息处理技术等。

2001年5月，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创办了史无前例的“语言科学及技术系”，率先迈出了从传统文科教育范型向现代科技教育范型转变的步伐。“十五”期间，南京师大“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语言信息处理与分领域语言研究的现代化”（陈小荷教授主持），以基础平台建设、资源建设和理论探索等为主，迈出了语言科技研究的一大步。“十一五”期间，南京师大文学院、外国语学院和国际文化教育学院联袂申报“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该项目以“语言科技”为引导，以“多学科交叉、跨院系整合、开放型营运”为理念，建设具有前瞻性、原创性、成长性的语言科技高级工作平台。以典型课题的工作原理为核心，进行资源开发和系统研制，拓展语音科技、二语习得的神经机制研究、言语能力受损儿童的语言能力研究等新方向。同时造就新一代学术领军人物和培养一批高层次复合型人才，以期形成一支高水平的交叉学科团队。该项目设计，体现了工作平台建设、理论创新、应用研究、人才培养、团队建设的学科发展一体化思路。其旨趣在于，加速语言研究从传统文科范型向现代科技范型的转变，以引领21世纪语言科技的新潮流。

作为新兴交叉学科项目，通过教育部组织的专家匿名评审，“语言科技创新及工作平台建设”（2008~2011）获批，总投入1 000万元。总体而言，这一“语言科技创新”团队，分支学科齐全，专业知识互补。涵盖了理论语言学、计算语言学、语义科技、语音科技、实验方言学、历史语言学、神经语言学、二语习得研究、话语行为语言学等领域。这一期间，项目组成员获批的国家级基金项目达20多项。该项目理念之前瞻、实力之雄厚、工程之浩大、经费之保障，为学界瞩目。

2008年秋，本项目以南京师范大学语言科技研究所为实施单位正式启动。主要有三大任务：建设一个领先性的语言信息科技实验室、建立一个独创性的语言科技工作平台、撰著一套有特色的语言科技文库。

从实验室方案设计到设备招标采购，再到实验室用房改造，经过8个月的努力，2009年12月，语言信息科技实验室建成，为语言研究从传统范型向科技范型的转变提供了基本保障。该实验室划分为实验工作区、科研工作区和管理服务区。实验工作区建有语音实验与计算室、神经认知实验与计算室、课堂话语实录室三个专门实验室。科研工作区建有语义科技工作室、语音科技工作室、方言实验工作室、知识工程工作室Ⅰ（先秦词汇）、知识工程工作室Ⅱ（中古词汇）、知识工程工作室Ⅲ（敦煌俗语言文字）、语言习得神经机制工作室、语言习得中介机制工作室，以及参研工作室。管理区服务包括办公室、管理室、编辑室和交流室。出席“语言科技高层论坛暨语言信息科技实验室落成仪式”（2009年12月14日）的专家认为，该实验室体现了语言学跨学科研究的当代性和先进性，具有整体性、科技型、开放型三个特点，处于全国领先地位，是“语言科技新思维”的又一体现。同时认为，该实验室的科研工作涵盖了四个二级学科、四个博士学位点，有稳定明确的研究方向，有合理的设计规划和很好的科研基础；整体设计合理，功能齐备。以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建设标准衡量，很多方面超过了指标。

语言科技工作平台是基于工作原理（课题定位—理论方法—技术路线—关键技术—评估方式）而建设的高级平台。一方面，从语言信息、语言知识和语言机制三个层面，围绕典型课题进行设备配置、资源建设和软件开发；一方面，将典型课题研究与工作平台建设融为一体，依据典型课题建设的子平台应具有解决同类课题的功能。

建设语言科技工作平台的目标是要实现语言研究手段的技术化和模型化，总体设计包括三个二级平台和八个子系统。

一、语言信息工作平台1. 语义科技工作系统（李葆嘉教授主持）：基于词汇语义-句法语义的一体化研究思路，开发“人-机交互语义标注工具”，研制“深度语义标注信息库”；研制“幼儿（2~6）日常话语跟踪语料库”，完成幼儿语义系统和话语行为分析研究。2. 语音科技工作系统（顾文涛教授主持）：研制“多语言、多语境、多语用的语音语料库”，基于声学信号分析、感知实验和数学建模，完善语音韵律理论与相关技术应用。3. 方言实验工作系统（刘俐李教授主持）：完成“网络版汉语方言有声语料库”，拟定系统的可操作性语音、词汇、语法实验模型和研究方法，进一步完善新兴交叉学科“实验方言学”。

二、语言知识工作平台1. 先秦词汇统计与知识检索系统（陈小荷教授主持）：研制“先秦文献语料库”、“专名知识库”、“汉语词汇档案库”等，开发先秦文献自动分词算法、古籍版本异文自动发现算法、同指专名检索软件工具等，完成“先秦汉语词汇统计与知识检索”。2. 中古词汇统计与知识检索系统（董志翘教授主持）：研制“中古文献语料库”、“专名知识库”、“中古汉语词汇档案库”等，开发中古文献自动分词和标注工具等，完成“中古汉语词汇统计与知识检索”。3. 敦煌俗语言文字统计与检索系统（黄征教授主持）：研制“敦煌文献资料库”、“敦煌文献俗词语档案库”，开发相应工具，完成“敦煌文献资料与知识检索”。

三、语言机制工作平台1. 二语习得的神经机制研究系统（倪传斌教授主持）：研制“英语受蚀词汇库”等，基于行为学、脑成像和脑电三维度模型，进行中国人英语习得与磨蚀的神经机制研究，完成“基于神经机制的英语个性化学习分析系统”。2. 二语习得的中介机制研究系统（肖奚强教授主持）：研制“留学生汉语口语中介语语料库”，基于中介语理论、对比分析理论、偏误分析理论以及二语习得影响因素等，完成“留学生汉语习得的中介机制研究”。

这一工作平台，既是科技研究平台，也是人才培养平台，即一个现代化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体系。

作为本项目的文本成果，《语言科技文库》包括计算语言学研究、语义语法学研究、汉语方言学研究、古代汉语学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语言新专题研究六个系列。其总体特征为：领域的开拓性、理论的原创性、选题的新颖性、方法的交叉性、考据的精审性、成果的应用性。在研究过程中，除了数据采集分析、资源建设和软件开发，更重要的还是要有新思路、新理论和新材料。陈小荷提出的先秦文献信息处理新方法，从先秦典籍注疏文献中挖掘出用于自动分词和词义消歧的知识，再注入已开发的古汉语分词和词性标注工具中去，所取得的先秦古籍版本异文自动发现、先秦词汇知识自动挖掘等成果均具开拓性。李葆嘉提出的语义语法学理论和话语行为理论，基于研制专用语料库或语义信息库和技术手段，开拓了语义网络建构、深度语义分析和话语行为研究等新的领域。刘俐李建构的实验方言学理论和方法，为方言学向现代科技方法的转型研究提供了新路，并取得了一系列新成果。黄征多年来从事敦煌文献及其俗词语文字研究，古代汉语学研究系列中的敦煌文献校录整理，以及敦煌写本字词考释、以古佚和疑伪经为中心的敦煌佛典词语和俗字研究、两汉声母系统研究等新见迭出。肖奚强基于汉语中介语语料库的二语习得研究，在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界已经产生了影响。钱玉莲的汉语介词与相应英语形式比较研究等专著各有亮色。倪传斌依据语言测试和认知实验等数据，从行为学、生理学和语言学三个层面分析影响中国英语学习者外语磨蚀的相关因素。刘宇红基于隐喻的理论探讨，对各类隐喻形式的结构、特性和解读规律进行了多视角的深入探讨。《语言科技文库》所收论著，由作者在2008年12月申报选题，2011年始逐步完稿。系列主编审读了书稿，主要就其学术价值、章节安排、内容关联、行文表述、图表绘制等方面，提出审阅意见。此后，作者们对书稿又进行了修改和润色。《语言科技文库》的作者，大多数是具有博士学位的年轻教师。对于我们这些20世纪80年代走进语言学研究领域的而言，出版论著可能已不足为道。然而，对于年轻学者而言，其论著的出版既是几年来研究的结晶，也是对其继续探索的促进。换而言之，“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的目的之一，就是为年轻教师搭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科研和教学平台。学科带头人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提携后进。

尽管从根本上来说，科学或学术研究是一种个人的探索行为，然而复杂问题的研究，无疑需要群体协作。“学科建设”或团队合作模式，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出现的一个新概念。这种模式涉及总体规划、多方协调，是需要付出精力和心血的。2008年，通过投票方式推举我担任该项目总负责时，就意识到自己成了一个“劳动班委”。2009年，前往安徽大学拜访黄德宽教授时，曾谈到“学科负责人的任务就是规划设计，争取项目经费和提供科研设备设施”，得到黄教授的赞许。2010年，申报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时，评审专家柳士镇教授提问的“作为一个交叉学科项目，各学科之间的协调是怎么考虑的，有什么做法”，可谓一语中的。作为后学，深知交叉研究之艰、学科整合之难。相关学科之间的整合协调需要借助行政机制，但凭借行政方式并非就能完成。当时的回答是，目前做到的是建成了一个可以合作研究的场所，至于学科之间的进一步沟通合作应有较长过程。有一点很明确，只有通过交叉项目，相应学科才能渗透，合作者才能逐步磨合。我们只是在一步步探索。

十一五期间的“211工程”建设项目即将完成，但是学科建设的任务并没有结束。2010年，“语言信息科技研究中心”被评审为江苏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为“语言科技”这一交叉领域注入了新的建设活力。重点研究基地建设，除了“跨院系整合、多学科交叉、开放型运行”理念，需要凸显“合作性攻关”。围绕交叉性项目，实施计算语言学、语音科技、神经语言学、语义科技等力量的联合攻关计划。只有通过全面开放以及和与国内外同行的合作交流，才有望建成具有影响的语言科技研究、人才培养和学术交流基地。

十年前，我（2001）曾写道：“语言科技”的内涵是以理论研究为指导，以描写研究为基础，以应用研究为枢纽，促使语言研究向计算机应用、认知科学和现代教育技术领域等延伸，沟通文理工相关学科以实现语言研究过程及其成果的技术化。“语言科技”的外延为语言工程科技、语言教育科技和语言研究科技。其中，“语言研究科技”是将语言研究活动与资源建设、软件开发相结合，其目标是实现语言学自身的科技化。还应包含语言实验、数据处理这些实验语音学、神经语言学研究的科技手段。

虽然语言学家不可能也不必要都转向语言计算或实验研究，尽管描写、考据和内省始终是最基本的方法，但是具有一定的语言科技意识却非常必要。语言学家只有了解有哪些可供利用的资源、软件或仪器，才能提高其研究深度、精度和效率。语言学家也只有了解到信息处理的语言研究需求，才有可能为之提供可资应用或参考的基础成果。“语言科技”是21世纪语言学研究的潮流。

此为出版缘起。是为总序。2011年8月谨识于南都

总论

一、《南京字汇》与南京音系研究

屈耐特是高本汉之前汉语研究方面的一位重要的西方学者。高本汉在《中国音韵学研究》中总结在他之前对汉语历史作过研究的西方学者的时候，提到了屈耐特。罗常培的《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举出了几位对于中国音韵学研究的逐渐进步有贡献的近代西洋人，“如J. Edkins, Z. Volpicelli, Kühnert, S. H. Schaank以至于马伯乐（H. Maspero），高本汉（B. Karlgren）等”，也包括了屈耐特。日本学者赖惟勤监修的《中国语音韵研究文献目录》的音韵史部分列有“高本汉”一章，这一章的第一节是“高说の先驱”，也收录了屈耐特的Zur Kenntniss der älteren Lautwerthe des Chinesischen。我们知道，包括屈耐特在内的“先驱”们就像高本汉的“郢中质”，经常成为高本汉在《中国音韵学研究》中论难的对象，屈耐特的学术观点不止一次地在这样的论难中被提及；这些观点即使不引自《南京字汇》，也会在《南京字汇》中有所表现。

赵元任于1928年在中国科学社第13次年会上宣读了描写当时南京方音的论文《南京音系》。《南京音系》举出的参考书籍有两种，一种是高本汉的《方音字典》，即《中国音韵学研究》第四卷；另一种就是屈耐特的《南京字汇》。《南京字汇》以音汇字，是为“字汇”（syllabar），以字汇词——字下退格列出词语，是为“词汇”（vocabular）。长长的书名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特色，其中既有syllabar又有vocabular，所以，以《南京字汇》为简称。

关于南京官话的音系，屈耐特分元音、辅音、声调三部分介绍了他所设计的标音符号。元音依次介绍了共32种符号。其中下加一横线表示暗元音，下加一小点表示合口或撮口，下加一浪线表示鼻化，i上的一点变成两点表示短i。这32种符号有的直接就是韵母，有的仅仅是韵母的一个部分。

辅音依次介绍了’这22种符号，j上的一点变成两点表示短j。辅音符号里面没有n，可能是因为南京方音中没有n这个声母。可是，就像要有nɡ一样，辅音符号里面应该有n，因为韵母中要用到这个n构成鼻韵母。作者不在辅音部分介绍这个n是失误。《南京字汇》的零声母中有一部分标以“’”，所以辅音部分介绍了它。这个“’”并不与旧有声母［ŋ］相当，因为所有非齐撮二呼的零声母都被标上了“’”，可以把它看作非齐撮二呼零声母音节的一种标志——一种多余的标志。

声调符号有五个，平声1（即阴平）、平声2（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五声的调号分别是：

1. 平声1　符号标在主要元音正上端，如妈

2. 平声2　符号标在主要元音正上端，如麻

3. 上声　符号标在主要元音正上端，如马

4. 去声　符号标在主要元音正上端，如骂

5. 入声　符号标在入声音节右上角，如抹

在《南京字汇》中，屈耐特根据读音来排列所收单字以及词语。声韵组合相同的单字放在一处，同一个声韵组合内的单字再按照平声1、平声2、上声、去声、入声的次序排列。文中列有377个声韵组合，这些声韵组合的排列顺序大致按照拉丁字母的顺序；有附加符号者放在相应的无附加符号者之后，如放在en之后；k、p、t打头的声韵组合则分别放在ɡ、b、d打头的声韵组合之后。

下面按照书中次序将其377个声韵组合汇列如下，每个声韵组合后附一例字。

尽管像人们所说的，这套标音符号有些奇特繁复，但是基本上自成体例，能够满足标音需要。不过，也确实存在缺陷。Kühnert用下加一小点表示合口或撮口，又把别人通常记作u的元音记作，于是出现冲突，例如，既可以是加nɡ［uŋ］，也可以是的合口［uəŋ］，这时，符号的所指就不是符号自身所能明确的了。

本书中条目后面方括号内附有该条目的国际音标注音。这个国际音标是《南京字汇》原有注音的转写。《南京字汇》原有注音，公认为奇怪，难以读懂。为提高可读性，我们把原有注音转写为国际音标。

声母：b［p］；p［ph］；m［m］；f［f］；d［t］；t［th］；l［l］；ds［ts］；ts［tsh］；s［s］；ɡ［k］；k［kh］；。

如果加上零声母，南京官话共有21个声母。本书不标零声母，音节以元音开头的，就是零声母音节。

从《南京字汇》377个声韵组合中可以整理出44种韵母符号，但这并不意味着《南京字汇》中可以整理出来的南京方音韵母系统中正好有44个韵母。根据《南京字汇》的内部线索以及同时代的各种参考材料，我们可以从《南京字汇》整理出36种韵母：

南京话有五个调类。对于这五声的调值，屈耐特和Hemeling一样，通过与西语的语调相比较来加以描述。南京方音中五声的调值很具稳定性，而且没有派别的差异。所以有了赵元任先生对南京调值的科学分析以后，屈耐特和Hemeling的那些往往是语焉不详的比况性描述基本上已经失去参考价值。

必须强调，《南京字汇》原有注音缺乏可读性并不意味着缺乏科学性。我们愿意证明，在赵元任建立的标音多能性理论的观照下，《南京字汇》更大的学术贡献正在于“音的分析”，而不是“音的分类”。譬如加点表示合口，就很能说明问题。

加点表示合口，与屈耐特对合口的认识有关。高本汉说：“像u式二合音这么普通的现象，却给屈耐特机会说出些极无稽的理论。”高本汉介绍了屈耐特的“极无稽的理论”：“关闭的音，换言之，就是用一种特别的方法闭起声门来说的……在南京很清楚的听得出来，元音音彩的变化是完全从声带的关闭来的。中国‘黄’的读音是这样造成的：hɑnɡ，换言之，就是起头儿是德文的ch，跟着停顿了一下儿（就是声带关闭起来），然后就使劲冲出一个带上述作用的影响的ɑnɡ（ɑnɡ）。”高本汉说此段摘自《南京字汇》，但我们在《南京字汇》没有发现这段文字，高本汉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提及屈耐特所用的有关符号，但与《南京字汇》所用略有不同。此段文字或另有出处。

高本汉接着批评道：“这个从语音学的观点看起来很古怪的理论，对于南京话以及所有别的方言都是绝对错误的。由屈耐特的这个幻想就产生了这些个极奇怪的标音法。他避免u，w字母而把ua等音写作‘a’。那么赶他要译u元音本身的时候，他就得找一个另外的元音而在这个元音的底下加一个点儿，所以屈耐特就把mu写作。他这种拼法就变成怪物了。”译者注补充说：“案屈耐特把‘威海卫’拼作（德文‘ch’）。”

屈耐特在《南京字汇》中也避免u，w字母，但把ua等音都写作元音底下加点的样子；译u元音本身的时候，他找的是一个暗e加点来表示。高本汉认为，拿合口当作声母音质上的一种类别，则导致“在语音学的观点上完全不能成立的结论”。可是，高本汉似乎不应该无视这样一个事实：汉语合口呼音节中的声母确实是圆唇辅音。例如，“光”的声母是［kʷ］，它是/k/的一个条件变体，它的圆唇不是一个有辨义功能的因素，所以在音位系统中通常忽略不计。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否认它的存在。

这个圆唇辅音后面的合口介音有时很短，有时甚至弱化成不带音的元音或半元音。再看前引屈耐特的描述：“中国‘黄’的读音是这样造成的：hɑnɡ，换言之，就是起头儿是德文的ch，跟着停顿了一下儿（就是声带关闭起来），然后就使劲冲出一个带上述作用的影响的ɑnɡ（ɑnɡ）。”这段描述中所说的那个小短横，以及“跟着停顿了一下儿（就是声带关闭起来）”那句话，想说明的，可能就是合口介音所弱化成的不带音的元音或半元音。

有时合口介音甚至就不出现了。赵元任先生在《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中恰巧就举出了这样一种例子：“英语的sway（摇动）通常标为［swei］，而汉语的‘岁’标为［suei］。表面上，‘岁’的头两个要素似乎比英语的sway分得清楚。其实相反。sway中［s］的大部分延续过程一点儿也不唇化，‘岁’的［s］却是完全唇化的，而且［ei］几乎在舌头一离开［s］的位置时就开始，不给［u］或［w］留下任何可以觉察的延续而让它单独存在。因此‘岁’的严式标音可以是［sʷei］……”可见，“从语音学的观点看起来”，屈耐特的这个“极无稽的理论”中存在合理因素，并非“无稽”，不能说它“对于南京话以及所有别的方言都是绝对错误的”。

在语音分析方面，屈耐特的看似佶屈聱牙的描写应该能够提供一些有价值的信息。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这样的努力难能可贵。

此处国际音标转写在一定程度上属于“有损转写”——它会把屈耐特想要描写出来的语音信息丢失掉。那么，为什么不做“无损转写”？“无损”就意味着再去创设一套同样缺乏可读性的标音系统。换言之，屈耐特的手段与目的是相称的。又，转写不是再处理。屈耐特注音系统需要再处理，以构建恰当的音系，但这是转写以外的工作。

二、《官话类编》及其语言学价值

鲍康宁（F.W. Baller）也是一位汉学功底非常深厚的传教士，著有对外汉语教材《华文释义》（Lessons in Elementary Wenli，1912），用文白对照的方法专门教有一定汉语基础的外籍人士学文言文。Wenli、Wenli或“文理”是当时汉学家频频使用的一个专有名词，相当于后来通行的“文言”；“文言”这一术语当时未见行用，好像还没有诞生。他也有名以idiom的官话教材《日日新》（An Idiom a Lesson，1921），也称得上精致，但较之《官话类编》要单薄许多。换言之，《官话类编》是更加用心、厚重的大制作。

因为有从更基础学起的需要，狄考文编写了《官话类编》的“学前班”级的补充教材《初学课》（A Short Course of Primary Lessons in Mandarin，1901）。对蹒跚学步者的耐心教导可以第一课识记“先生”二字之法为例：“先”析作“牛”+“儿”，“生”析作“牛”+“一”。因为有速成的需要，狄考文又发行了《官话类编》的仅有前一百课的节本“A Course of Mandarin Lessons (abridged ed.): Based on Idiom”（1916）。这些都可以说明这部教材需求很大，广受欢迎。

优秀的语言教材，这是其语言学价值之一端。我们还想指出其方言学价值。因为是在山东登州（今山东蓬莱市）传教，狄考文原先想编出一部山东官话的教材，但后来决定编写一部普遍适用于官话地区的官话教材。为达到此目的，狄考文联络官话地区的对外汉语教师，群策群力。

狄考文和他的同事们不是方言学家，其志不在方言研究，传教布道才是他们的使命、他们的追求。但是，成功的传教布道需要与大众密切联系、有心与心的交流。这时，传教对象的日常口语就是最理想的心灵通道，这是方言纳入他们的视野，甚至成为他们关注的焦点的基本原因。如果为他们准备一种教材，让他们教、学一种跟他们的目标方言不切合的话语，所教所学不能致用，这是不可能被接受的。所以，普遍适用的官话教材必须兼顾各地变体，与各地的教者、学者相兼容。

限于当时条件，他能兼顾到的官话地区除了他所在的山东地区以外，基本上集中在北部官话地区和南部官话地区。其结果是，《官话类编》中对以山东东部为代表的中部官话、以北京为代表的北部官话、以南京为代表的南部官话多有描写。

试以“司务”为例看其方言学价值。《官话类编》第9课有一个与“师傅”义同，仅用于南方官话的“司务”。狄考文在附注中说，长江沿岸的教师拒绝“师傅”一词，认为那儿说“司务”而不说“师傅”；而北方普遍认为只说“师傅”，不说“司务”。长江沿岸的南方官话和吴语一样，多有把“师”读如“丝”的情况，老南京话的“师”就有卷舌和不卷舌两派读音；“傅”是古浊母字，吴语读如“务”也很常见。可以估计，“司务”是吴音“师傅”向长江沿岸南方官话的扩散。确实，我们在吴语材料中找到了其踪迹。许宝华等1999年的《汉语方言大词典》中有“司务”，报告地区有宁波、上海等地，均属吴语地区。

睦礼逊惠理（William T. Morrison）出版于光绪丙子年（1876年）的《字语汇解》（An AngloChinese Vocabulary of the Ningpo Dialect）显示宁波话有“司务（p27、p211、p291），司务匠人（p27），大司务（p95），馒头司务（p34），铁司务（p45），铜司务（p51），小炉司务（p51），木司务（p64），木匠司务（p64），石司务（p289），泥水司务（p289），泥刷司务（p53），花司务（p285），绳索司务（p96、p404），棺材司务（p80），合材司务（p80），伞司务（p495），鞋司务（p425），皮鞋司务（p425），薙头司务（p35），钟表司务（p522），印书司务（p364）”等等。也有Mahometan义的“大师父”，与前者字有别，记音却没有不同。

而从更早的出版于1869年的艾约瑟（J. Edkins）的“A Vocabulary of the Shanghai Dialect”中，我们可以看到，上海话则既有“师傅（sz fú‘）”，又有“司务（sz vú‘）”，教师义用“师傅”，“司务”见于“匠人司务”、“裁缝司务”、“剃头司务”等，可谓字、义、音都有区别。

直到2007年出版的钱乃荣等的《上海话大词典》，仍有与艾约瑟大致对应的描写。《上海话大词典》的一般称谓类中有“师傅”，音［sɿ55 vu21］（按，数字表示调值），并指出，也写作“师傅”或“司务”；职业称谓类中有“裱画师父”，“父”音［vu21］，还有“出店司务”、“（烧）饭司务”、“裁缝司务”，“务”均音［ɦu21］。

艾约瑟描写的上海话声母系统中，谓浊擦音“v”有两个变体，通常读v，也会读f。概括地说，从艾约瑟到钱乃荣等的描写可见，“师傅/父”的“傅/父”有一个更接近官话的语音变体，“司务”的“务”有一个更本地口语化的语音变体。值得注意的是，书写区别和语音变体具有相关性，那就不仅仅是文字系统中的分别文的问题，而是语言系统中“分别词”或“异体词”或“骈词”的问题。也许可以这样说，上海话中来自官话或书面语的“师傅”和来自口语的“师傅”有分化的现象。长江沿岸南方官话教师报告的“司务”可能就是借自吴音的“师傅”。《官话类编》的“师傅/父”出现了10次，除了上面所说第9课的“木匠师傅”南方官话说成“木匠司务”之外，第187课的“厨师傅”南方官话也说成“厨司务”。对于其他8个“师傅”，狄考文长江沿岸的同事保持沉默，并未提出异议。它们是第11课的“林师傅（按，林是姓）”、第15课的“我的大师傅”、第38课的“大师傅”、第66课的“师傅（领进门……）”、第103课的“师傅（不明徒弟拙）”、第108及143课的“孙师傅”、以及第112课的“（八戒道、若是背着）师父（浮水……）”。可以看出来，“木匠司务”、“厨司务”相当于上海话口语性很强的“非白领行当+司务”这样的职业人称呼用语，也只有这样的用语才以“司务”的形态扩散到南方官话中。可以想见，如果《官话类编》的课文中还有“裁缝师傅”、“剃头师傅”这样的用语，长江沿岸的教师们应该还会把南方官话标为“裁缝司务”、“剃头司务”的。“师父”与“司务”的骈立，在《儒林外史》这样的传统作品中已经存在，若要究其所以然，《官话类编》这样的汉学著作的记录可以提供很大的帮助。

狄考文用了一种特别的方法兼顾各地官话：并列。有两行并列的，通常右行是北京、北方官话的用法，左行是南京、南方官话的用法；有三行并列的，通常右行是北京、北方官话的用法，中行是山东或曰中部官话的用法，左行是南京、南方官话的用法。双行并列的较多，有两千多例。三行并列的较少，不到三百例。并列所呈现者，不乏珍贵的方言语料。上面所说“师傅”与“司务”就是用并列方式呈现出来的。

再例如第18课的“凉、冷”并列：（1）客嫌酒、再要热的。狄考文注云：In the South凉is very little used，冷quite taking its place. If冷were used in this connection in the North, it would imply that the wine was not only not hot (as it should be according to Chinese ideas), but cold—excessively cold.

狄考文简明扼要的注解很值得我们加以阐释：中国人有温酒习俗，如果酒没有温到中国人的温酒习俗认可的温度，北方官话谓之“凉”，南方官话谓之“冷”。北方官话的“凉”和南方官话的“冷”在这样的上下文中是等值的。北方官话也可以说“冷”，但那就有不同的意思了，那不是指没有温到合适温度，而是指温度比“凉”的程度明显低。

还有几处并列用例，北方官话是“凉”的，南方官话都是“冷”：（2）孩子的两只手、都冻的。（第38课）（3）洗脸有爱热水的、有爱的。（第54课）（4）昨天新心口疼、手脚都发了。（第73课）

上列第54课的用例中，出现了北“使”、南“用”的并列，狄考文解释说：“In Southern Mandarin用is used almost exclusively，使being rarely heard.”确实如此，这样的分野描述非常符合方言事实，《官话类编》中有20多个这样的并列用例，是很好的例证。还有的时候，北方用“使”，南方用“弄、讨、下、丢”等对应，《官话类编》中有之：（5）别人不能、这一准是王锦芳。（第116课）（6）错过是干爹你来、任谁也不了这个脸去。（第135课）（7）……刘代书既然是他干老子、还能不为他吗。（第156课）（8）……他向我们了一个眼色、叫我们不要言语……（第165课）

关于并列，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首先，所并列的，不都是“左：南，（中：中），右：北”。也举一个“使”的用例：（9）今日洗了一天衣裳、实在的慌。（第168课）

看起来，似乎北方官话用“使的慌”，南方官话用“累的慌”，其实不然。狄考文注云：“使的慌”多用于山东方言，“累的慌”是通行用语（t'unghsing）。

再举另一个“使”的用例：（10）你实在不肯、有什么法子你罢。（第60课）

这不是说南方官话用“使”了，这是“V去”和“去 V”的并列。

再如：第25课的“地处、地方”并列，按顺序应该是“地处：南方官话，地方：北方官话”，可是，词语解释中，“地处”标记为使用地区未明的方言用语。再例如：第27课的“中上、中时、晌午”并列，按顺序应该是“中上：南方官话，中时：中部官话，晌午：北方官话”，可是，课文注释却是：“晌午用于北方，中时和中上用于南方。”

其次，所并列的，不都是区域性差异。例如：第21课的“底里、底细”，按顺序应该是“底里：南方官话，底细：北方官话”，可是，词语解释中，“底里”标记为书面用语。再例如：第199课的“一锯两开、一句两开”这样的双关歇后语，虽然用了并列方法，但是毫无方言差异的因素可言。再有“不至于、不致于”，“由是观之、由此观之”，“台甫、大号”等等，虽有不同选择，但是这样的差异没有明显的方言学意义。而“皆说、都晓”，“少见少见、彼此彼此”之类，不但没有方言学意义，意思也有差异，并不能够相互平行。从狄考文对“使的慌”和“累的慌”的说明看出来，这些他是知道的，所以不是失误，而是并列方法的宽松使用。

最后，这样的并列还导致一个问题：有的句子成了四不像。方言性并不总是仅仅体现在字、词、短语的不同，也常常体现在句子的不同。具有方言性差异的句子如果仅仅就某个局部进行替换，可能会嫁接出有兔子耳朵的狐狸或是有狐狸尾巴的兔子。由于官话之间高度的共性，这样的问题并不那么显眼、突出，但问题确实存在。这时我们只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就耳朵论耳朵，就尾巴论尾巴。

狄考文对这些是有所认识的，他对“并列”的介绍比他的弟子邹立文周到多了。我们要留意这些并且做到审慎对待，让“并列”中的方言材料恰当而充分地实现其学术价值。

狄考文在提要、释词、附注中时有精辟的方言性说明（其中也包含对并列法的补充、修正），非常值得关注。

三、《南京字汇》中的南京音词汇

当时中外学者研究南京方言的论著都没有专门研究词汇，收录大批词汇是《南京字汇》的一大特色。但《南京字汇》所收的词汇，是不是南京方言词汇？我们的回答很肯定：不是。《南京字汇》所汇词语六千三百多条，近六千条来自狄考文的1892年出版于上海的《官话类编》。几乎可以说，《南京字汇》的词汇即是《官话类编》词汇，而《官话类编》词汇显然不是专门的南京方言词汇。

那么，屈耐特为什么要如此移用狄考文的《官话类编》词汇？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对《南京字汇》作个分解：《南京字汇》的语音部分是创新性、开拓性的学术研究，而《南京字汇》的词汇部分则几乎就是应用了其语音研究成果的、《官话类编》的教辅或教参，亦即：《南京字汇》＝纯学术的语音研究 + 纯应用的词汇手册

屈耐特在《南京字汇》的前言中说：

Mein einziger Vorgänger, welcher dem NankingChinesisch etwas näher gerückt war als alle anderen, Rev. C. W. Mateer, D. D. LL. D., widmet in seinem Werke von 714 Seiten: 'A course of mandarin lessons：based on idiom,' Shanghai 1892 der Aussprache desselben lediglich zwei Seiten（pg. XLXLII Introd.）. Ich legte deshalb vor allem dieses Werk meinen Studien zugrunde.用了近六千条词语的《官话类编》竟然仅有两页被视为参考，即《官话类编》前言中的南京官话语音表。但是，屈耐特不是在掠美，甚至可以说是助人为乐。因为，“移用”的受益人不是屈耐特，而是狄考文。屈耐特给狄考文做了一回助教。《官话类编》是洋人书籍中节约用纸的模范。在每一页上面部分总是左右排列着汉语课文和英语翻译两个部分，这是雷打不动的。其余的要点、词释、附注三个部分就“随机应变”了，总会被毫不留情地切成小碎块，保证把留下来的空白版面填得满满当当——版面的“得房率”高到无以复加。虽然这样，词释部分在每个条目下面还是很奢侈地留下了空间。为什么？留给学生注音用。注什么音？注他所学方言的方音。为了方便学生注音，狄考文在前言列出了几种官话方言的声韵调表。狄考文希望学生们注上他无暇注出的所学语音。屈耐特编写南京音词汇，帮着狄考文为学生们注上了比北京音更典雅、更普及的南京音。

再看《南京字汇》长长的全名。关于词汇，其文为“Vocabular zum Studium der Hochchinesischen Umgangssprache”。就像Hochdeutsch宜译作标准德语一样，Hochchinesischen指的是标准汉语。Umgangssprache或colloquial字面上是口语，但在当时汉学家那儿，它们与指文言文系统的Wenli或Wenli或“文理”相对，指白话文系统，这个Umgangssprache或colloquial既有口语系统又有书面语系统。我们觉得，很接近我们今天用的“现代汉语”。但是，那时还不能叫“现代”，所以还不能用“现代汉语”。我们把der Hochchinesischen Umgangssprache译作“标准中国话”或“标准官话”。Studium在这儿不指“研究”，其义是“学习、课程学习”。所以，“Vocabular zum Studium der Hochchinesischen Umgangssprache”就是“标准中国话学习用词汇”或“用于标准官话学习的词语汇编”。

可以用今天很多中国人非常熟悉的英语教科书《新概念英语》加以类比。“新概念英语”似指“概念英语之新者”，即“新概念英语”，可大家都乐于读为“新概念英语”。在那个时候，它确实以许多“新概念”滋润着莘莘学子的心田。起初，大家都觉得理所当然的是：既然学英语，当然是学英国的英语啦。可是后来很快发现，当今世界，美国英语才是首选。于是，选择美国英语成了潮流。由于来自英国的《新概念英语》仍然深受欢迎，于是，出现了美音版《新概念英语》教材、美音版《新概念英语》词汇手册等等教参和教辅材料。《南京字汇》词汇之于《官话类编》，犹如美音版《新概念英语》词汇手册之于《新概念英语》。

当然，二者有方向上的不同：美音版新概念是追求新潮，南京音词汇是追求典雅。屈耐特颇迂，他的佶屈聱牙的记音符号连研究界都不耐烦去读，怎可用于教科书。

上述种种，只是力求澄清《南京字汇》产生的语境，绝无贬抑其词汇部分的意思。可以说，南京音词汇仍然拥有厚重的学术价值。

还是和新概念英语词汇手册相比较。屈耐特的工作，与新概念英语词汇手册的编写者们的汇编工作大相径庭。《官话类编》（还有《拉汉对话》）的词汇，犹如一个调查底本，屈耐特用方言学田野调查的方式，做了严谨而艰苦的采录工作。他在前言中说：

Der Hauptsache nach beruht dieses Syllabar auf der Aussprache meines chinesischen Literaten Tong, eines eingeborenen Nankingers, und wurde, soweit möglich, durch die Aussprache anderer Nankingleute kontrolliert.他选择了一位姓董（如果Tong之中的“T”像威氏拼法那样，表示舌尖中不送气清塞音）或姓童（如果Tong之中的“T”像屈氏南京音研究中所用，表示舌尖中送气清塞音）的南京人做南京方言的发音人，并尽可能以其他南京人的发音作参考。

他对实际调查和发音人提供的材料的重视可以从一些细节看出来。例如“肮脏”和“腌臜”，字与词的对应当时并未稳定下来。对“腌臜”条目的义注是：“fett（schmierig, schmutzig, garstigGiles, Mateer, auch Tong schreib mitunter so）.”“fett”之释可能来自发音人“油拉拉、拉里拉呱”之类的描述，括号里面的“schmierig, schmutzig, garstig”是翟理斯（Giles）和狄考文的解释，估计屈耐特认为这样的解释应该用于“肮脏”，而不应该用于“腌臜”，所以只是放在括号里。但屈耐特随后在括号里指出，发音人童有时也这么写——虽然和他的想法不一致，但他也如实做了记录。这样的实际调查和尊重发音人意见的如实记载有利于了解当时的实际情况。

再看“哈喇”。《官话类编》释作“broadcloth”，狄考文附注云：

哈喇probably the result of an attempt to say "cloth". The pronunciation of哈is very various. In Nanking, cloth is called ha la.屈耐特的记录是：

"feines Tuch (russisches Tuch) *So gab Tong die Shengs an."

屈耐特的“feines Tuch”相当于狄考文的“broadcloth”，屈耐特的“russisches Tuch”是狄考文所没有的。根据狄考文的分析，“哈喇”是“cloth”的借词，指西来的细织布料。在当时的生活模式中，一般人对布料的关注度可能不亚于柴米油盐，所以洋火、洋油、洋布之类用语应该是日常用语。可是，狄考文得到的资料是，南京把这个“哈喇”读作“ha la”。屈耐特和他的发音人没有受这一提示的影响，给出了［khɒ3 lɒ5］的读音，与狄考文的借词分析可以对应起来。这一读音应该是可信的。但是可能屈耐特感到发音人提供的声调比较特别，所以附注“*So gab Tong die Shengs an.”。我们分析，“喇”其实是一个读如入声的轻声。在南京话中，口语性比较强的“上声+轻声”模式的词语有的读如“上声+入声”；如“嘴巴”，如果“巴”读轻声的话，“嘴巴”可以读如“嘴八”。由此可见，“哈喇”在当时南京话中可能就是日常用语。那么，狄考文得到的“ha la”读法可能有误，也许与另外一个“哈喇”混淆了。屈耐特的调查记录可以正狄考文之误。《南京字汇》、《官话类编》给词注音其实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注。如“姊妹”这样的词，狄考文在词释部分往往分成三个条目解释。像“姊妹”就分成“姊”、“妹”、“姊妹”三个条目。“姊”注音“tsi3”，然后释义；“妹”注音“mei4”，然后释义；“姊妹”不再注音，直接释义。如果“姊妹”也注音，那就是把“姊”、“妹”的注音搬过来再写一遍；节约用纸的狄考文可不愿意这样浪费。可见，在狄考文的意识深处，给词注音就是分别地给其中的每一个字一一注音。这不是狄考文、屈耐特的个人问题，那个时候大家都这样，这是时代局限。

屈耐特时不时有超出音类格局的记音，其中固然有些就是失误，产生于编辑排印、语料汇总、听写记录时的讹误，甚至是产生于发音人的误读。但不尽然，有些不在其类的发音，屈耐特已经注意到，并且附加说明。我们认为，其中有些正是因为屈耐特如实记录轻声、变调等等语音信息的努力，如上面所举的“哈喇”。这是突破时代局限的努力，虽然这样的努力仍然局限在字音的框框里。

就词汇而言，《南京字汇》、《官话类编》并非词汇学著作，其“词汇”之“汇”尚非“set”，但其参考价值不应忽视。例如，“绝密”是现代汉语中很年轻的新词，连台湾地区都未见行用（台湾《重编国语辞典》：“大陆地区指绝对保密。如：‘绝密文件’。”），但《南京字汇》、《官话类编》有“绝密”。这不是穿越，《南京字汇》、《官话类编》的“绝密”义为“极其细密（ausserordentlich fein, delicat./extremely fine or close, delicate.）”。——《南京字汇》、《官话类编》不乏这样富有启示价值的同字异词或同素异词现象。

再如，《南京字汇》、《官话类编》有“坏蛋”一词，长泽规矩也的《明清辞书俗语集成》、松浦章等2005年的《遐迩贯珍》和沈国威2006年的《六合丛谈》无之。我们也想在我国的《汉语大词典》这部大型词典中找到近代用例，可是搜遍整个《汉语大词典》，搜得叶圣陶、老舍、周立波等的十八个含有“坏蛋”一词的用例。其中有一例采自《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历史歌谣选·让外国坏蛋离开人间》：“米米古宅的房子里面，住着一群外国坏蛋。”仅这一用例勉强称得上疑似近代用例。再查，查到刊于1959年5月5日《人民日报》署名单超的《英雄城》。该文介绍藏族人民1904年在江孜城抗击英国侵略者的故事，其中有这样一段：

当时江孜的人民曾唱着这样的民歌：米米古宅的房子里面，住着一群外国的坏蛋；坏蛋们，你们不要着急叫嚣：“二十九日”让你们一起离开人间！（“二十九日”系藏历12月29日赶鬼节。）可见，即令这是1904年民歌的真实记录，这应该也是一首由作者翻译成汉语的藏语民歌。《汉语大词典》里关于“坏蛋”的近代汉语用例一个都没有。而在《官话类编》的课文中，就已经有三个“坏蛋”的用例了（第76、157、190课）。

如果要做近现代汉语词汇的科学而全面的“人口普查工作”，《南京字汇》和《官话类编》的词汇，以及当时的同类汉学成果，应该纳入视野，不该成为被遗忘的角落。

四、南京音与“正音”的关系

在《南京字汇》长长的全名中，还有“der Correcten Aussprache（正音）”，在这里，“正音”是被翻译者，“der Correcten Aussprache”是“正音”的德语意译。——“正音”是关于汉语官话的一个术语，指汉语官话的标准音，屈耐特，还有其他学者，径指南京音。屈耐特在《南京字汇》前言中说：

Vor allem war für diese Arbeit massgebend, dass gerade das NankingChinesisch weiter im Reiche verstanden wird als das in der Jetztzeit so gern gepflegte PekingChinesisch, sowie dass es die Laute des reinen Chinesisch mehr erhalten hat als das PekingChinesisch, welches in nicht geringem Masse durch das Mandschu beeinflusst wurde.虽然当时人们已经更加重视北京官话，但他仍然认为，没有受到满语影响的南京官话更纯、更易懂。这不是屈耐特个人意见，当时有这种看法的西人比比皆是：

W. W. Wood的 Sketches of China（1830年，第200页）：

This court dialect is exclaimed against as barbarous, but being in use at Pekin, is of course the fashion. The pure Chinese is usually termed the Nanking dialect, or the Kwanhwa, the mandarin tongue…

Robert Montgomery Martin的China: Political, Commercial, and Social（1847年，第1卷第72页）：

That most prevalent in Peking among the people about the court, differs considerably from that once dominant, and still extensively used, known as the Nanking dialect, or the language of the southern court.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的The Methodist quarterly review（1856年，第16卷第361页）：

The Nanking, or court dialect, has five tones,…

艾约瑟（J. Edkins）的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colloquial language（1864年，第10页）：

The Peking dialect is more fashionable, but that of Nanking is more widely understood, and is better suited by its central situation to the scope of this work, which aims to collect and compa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any dialects.

卫三畏（S. Wells Williams）的“A Syllab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初版于1874年，卫三畏在序言中也说：

In this wide area, the Nanking, called南官话and正音or true pronunciation, is probably the most used, and described as通行的话，or the speech everywhere understood. The Peking, howevor, also known as北官话or京话is now most fashionable and courtly, and like the English spoken in London, or the French in Paris, is regarded as the accredited court language of the empire.

现在找寻这方面的史料颇为方便，可是以前，学界于这方面颇隔。鲁国尧先生以其开创性的研究指明这一研究路径并且率先打开了探索的大门。鲁先生1985年发表《明代官话及其基础方言问题——读〈利玛窦中国札记〉》，首次用史实论证官话的基础是南京话。这以后，与南京话的基础地位有关的史实才越来越多地被发现，这一段历史的真面目得以逐渐清晰。

再回到利玛窦时代，看另一位名叫曾德昭（Alvaro Semedo）的西儒所作的《大中国志》，其第六章“他们的语言文字”已有这样明确的表述：“中国今天只通用一种语言，即他们称呼的官话（Quonhoa），也即曼达林语。……它柔和而不生硬，如果说得完美，（如主要在南京地区）是极悦耳的。”（何高济1998年汉译本）

曾德昭语中的曼达林于英语是“Mandarin”，来自葡萄牙语的“Mandarim”。有说Mandarim来自“满大人”，这不是现代才有的说法，Antonio Vieyra出版于1773年的“A Dictionary of the Portuguese and English Languages”释Mandar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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