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教九流大全集(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翟文明

出版社：中国画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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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九流大全集试读：

前言

在中国长达两千五百多年的社会发展史和思想文化史上，儒、释、道三教地位非常重要。儒是一切学术思想的根源和基础，而且成为国家管理和人们生活依照的原理、原则和规范，对社会结构、典章制度、思维方式、思想观念等方面都有深远的影响。道教和释教都曾在中国历史上得到过统治阶级的官方尊崇，深入中国民众内心，是传统文化多元结构中的重要部分。“九流”的说法，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指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墨家、道家、法家、杂家、农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等学术流派。在春秋战国风起云涌的社会变革中，各种思想纷纷走上历史舞台交相争锋，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儒家、道家、墨家、纵横家、杂家、阴阳家等传统文化思想在辩驳交锋的过程中优势互补，融合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与根基。

后来，“三教九流”逐渐演变为对古代社会阶层和职业的拆分。这时候，“三教九流”的内涵发生了变化，特指封建社会各个阶层从事不同职业的人。人们把“九流”分为三等：

上九流：帝王、圣贤、隐士、童仙、文人、武士、农、工、商。

中九流：举子、郎中、巫士、丹青（卖画人）、书生、琴棋、僧、道、尼。下九流：师爷、衙差、升秤（秤手）、媒婆、走卒、时妖（拐骗及巫婆）、盗、窃、娼。古代职业的形成源远流长，个个都有一个独特的发展历程，蕴含着一段生动有趣的故事，也因此，成为一种超越时空、贯通古今的文化现象，成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三教九流”呈现给我们一幅鲜活的社会历史画卷，反映出中华文化中的平民色彩和士人特色相互交融的独特风貌。通过对其文化内涵的挖掘，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华传统文化多元融合的特征，获得更多的社会文化知识。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为了满足读者对这方面知识的渴求，我们组织编写了这本《三教九流大全集》。

本书全面而细致地介绍了儒、释、道三教的起源、教义、重要人物及其影响，详细介绍了帮会、商贾、娼妓、宦官、赌徒、优伶、风水先生与算命先生、师爷、乞丐、土匪盗贼、流氓、私塾先生、郎中、画工、武侠与镖师等十几种最具代表性的封建社会职业。书中摈弃了将三教与九流截然分开、旧九流分等级的观点，详细地阐述了中国传统三大宗教的起源、教义、重要人物及其影响；同时，选取了十几个最典型的古代职业，描述了这些职业的产生、发展、主要职业特征以及这一行当的著名人物，以客观的态度来探讨社会职业的文化内涵，集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体，雅俗共赏。另外，编者还精选了100余幅契合文意的插图，图文并茂，让读者耳目一新，既学到了知识，又获得了精神上的愉悦体验。本书力求通过通俗流畅的叙述语言，结合科学的体例、丰富的图片、简约的版式以及别具匠心的设计，呈现给读者一份新鲜的文化大餐，希望能对读者的人生有所助益。

第一章 道冠古今，德牟天地——儒教

儒学自汉代成为官学后，由于其学说中维护宗法制度的本质内涵从根本上适应封建统治者的需要，经过不断的继承与发展，儒学逐渐演变成为儒教，成为国家宗教。在此后两千余年里，儒教思想成为了中国的正统思想，儒教的地位也因此上升，并超过佛教、道教，成为位居第一位的宗教。

不过，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位居“三教之首”的儒教也一直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学术界有很多学者认为儒教不能算作是一种宗教，而只能算作一种学说派别。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什么是宗教？宗教有很多定义，比较复杂。但一般认为，相信且信仰现实世界之外存在着一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或实体，就是宗教。宗教本身有许多特点，其中最重要、最突出的一个本质特点，就是承认并且信仰神，认为世上万物由他创造和主宰。人们对神只能虔诚崇拜，一切依赖、听命于他，不能有任何不敬和违逆。

如果按照这种说法，儒教不能算是一种宗教，因为儒家并没有受到崇拜的人格神，没有一个类似基督教的“天国”或者佛教的“极乐净土”那样的彼岸世界，也没有超脱凡俗的出世思想。儒教信奉的是“天地君亲师”，天地是君权神授的神学依据，君亲是中国封建宗法制度的核心，师相当于解释经典、代天地君亲立言的神职人员。也有人说儒教的“教主”是孔子，这也不符合实际，鲁迅就说过：“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其实在中国，无论是传授儒家学说的教师或是学习儒家经典的生徒，虽然敬仰孔圣人，但自觉地认知孔子是人而不是神，绝没有像一般宗教徒那样，把孔子视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灵、上帝。

除了上述条件，这些学者还列举其他一些特点以证明儒教不是宗教。第一，没有神仙派系。道教除有“三清”、“四御”等天神之外，还有天仙、地仙、散仙，等等；佛教的神灵更为复杂；儒教庙宇中虽然也有“四配”、“十二哲”等，但其作用类似于今天的纪念堂。第二，神秘成分少。佛教有天堂、地狱、生死轮回、因果报应之说，相比之下，儒教的神秘成分少得多。第三，没有专门的神职人员。佛教寺庙、道教宫观、基督教教堂、伊斯兰教清真寺都有专门的神职人员，还有严格的等级和不同称谓，入教有一定的程序、仪式。儒教信徒则无须举行仪式，也没有专职祭司的神职人员。

当然，相对于不承认儒教是宗教的学者们，更多的学者认为儒教就是一种宗教，这也是中国两千多年来封建正统的一个共识。儒教之所以可以称为宗教，是因为有如下几条：

首先，儒教有自己的宗教仪礼。宗教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有一套祭祀的礼规仪式。两千年来，儒教最重要的宗教典礼是天子祭祀天地的郊社，其中又以泰山封禅级别最高、最隆重。再者，儒教有祭祀孔子的祭孔大典和祭祀社稷为代表的诸物百神祭祀。在祭孔大典中，东汉时期章帝还专门制“六代之乐”，作为祭孔的专用乐章，现在人们在祭孔大典中逐渐加入佛教、道教的宗教仪式，使祭孔大典在发展中日臻完善，宗教色彩也愈加浓厚。此外，儒教还有祭祀祖先的宗庙祭祀及其他忠烈志士等各种形式的祭祀活动。孔子像

其次，儒教有祭祀的场所。凡是宗教，均有供教徒活动的祭祀场所，儒教也不例外。天子举行郊社时，会在国都南郊筑圆形祭坛，称“圆丘”；在北郊筑方形祭坛，称“方丘”。北京的天坛和地坛，就是明清时期天子举行南北郊社的场所。而儒教最高的宗教典礼封禅的场所位于山东泰山，在泰山上筑坛祭天，在泰山附近的梁父山筑坛祭地。祭孔的场所则更多，在孔子去世后第二年（公元前478年），鲁哀公就将孔子的三间故宅保护下来，作为祭祀场所。从汉代起，孔庙不断增多，规模也越来越大。到了20世纪初，中国几乎每个县都有一座孔庙，总数达到两千左右。不仅在中国，在外国，随着儒教的传播也出现了许多祭祀孔子的孔庙。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均有祭祀孔子的孔庙，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也深受儒教的影响，在其礼堂中放置孔子的画像，朝夕礼拜。此外，儒教祭祀的土地庙、海神庙、山神庙等百神庙，以及为忠烈之士、节义之士所立的专祠更是遍地开花。

再次，儒教有自己的教义。儒教以“三纲”、“五常”为教义，提倡“存天理、灭人欲”，“十三经”（即《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是儒教经典。儒教实际上是把儒家学说当成宗教来信仰，这种信仰体现在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中，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得以长期延续的重要因素。儒教把封建宗法制度与神秘的宗教观念融为一体，如在《论语》中就承认人死为鬼，要人敬事鬼神，这也更容易使儒家学说宗教化。

通过上面的阐述，我们可以看出，儒教的教义，或者说儒学的观念主张，已经深深植根于几千年的中华文化土壤之中，成为了所有炎黄子孙共同的文化根基所在。无论是王侯将相、平民百姓，还是现在那些不承认儒教是宗教的人，都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由于儒教已经渗透到了每个家庭，所以再争论儒教是不是宗教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儒教文化的源头——周公制礼

儒教的创始人是孔子，但儒教文化并非创自孔子。孔子是在继承周朝传统礼乐制度的基础上，对周礼进行重新阐释以适应新的时代，从而发展出一种个人赖以“安身立命”，天下赖以“万世太平”的德教，即儒教。由此可见，儒教文化的源头是来自周朝的传统礼乐制度。周朝的礼乐制度的制定者周公，也成了孔子一生最为崇拜的圣人。那么周公是何方圣人？他又是如何制礼作乐的呢？下面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

大家都还记得曹操有首非常著名的诗中有一句“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吧，这句诗就是赞扬周公的忠诚与认真的。周公姓姬，名旦，亦称叔旦，是周文王的次子，周武王的弟弟，周成王的叔父。公元前11世纪中期，周公旦以太师之职，辅佐兄长周武王号令天下，伐纣灭商，建立了周朝。但是到了第二年，周武王便得了重病，身体日渐衰弱，最终撒手人寰。周武王死后，年幼的成王继位，周公辅政。周公处事大公无私，求贤若渴，如果有人求见，而恰好他正在吃饭，他会立刻把口中的食物吐出来接待来人，有时一顿饭吃了三次，又吐了三次，这便是“周公吐哺”的由来。

周王朝初期，为了加强统治，周武王实行了“封诸侯，建同姓”的政策，把周王室贵族分封到各地，建立西周的属国。武王死后，周公旦辅佐成王东征叛国、平定三监，之后大行封建，营建东都。东都洛邑建成之后，周公召集天下诸侯举行盛大庆典。在这里正式册封天下诸侯，并且宣布各种典章制度，也就是所谓“制礼作乐”。

为了使国家有一个完整的体制，让后代子孙有所遵循，周公在“分邦建国”的基础上“制礼作乐”，总结、继承了从黄帝以来的治国思想和典章制度，系统地建立起了一整套有关“礼”、“乐”的完善制度。周公礼乐制度主要有“畿服”制、“爵谥”制、田制、法制、嫡长子继承制和乐制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嫡长子继承制和贵贱等级制。在商朝时，君位的继承不像后来由父传子，大多的情况兄终弟及，这也就导致在君位的继承上十分不稳定，从而也影响国家的稳定。对此，周公确立的嫡长子继承制，即以血缘为纽带，规定周天子的王位由长子继承。同时还把其他庶子分封为诸侯卿大夫，他们与天子的关系是地方与中央、小宗与大宗的关系。周天子是天下大宗，而姬姓诸侯对周天子说来是小宗。而这些诸侯在自己封国内是大宗，同姓卿大夫又是小宗，这样组成一个金字塔形结构，它的顶端是周天子。周公旦还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君臣、父子、兄弟、亲疏、尊卑、贵贱的礼仪制度，以调整中央和地方、王侯与臣民的关系，加强中央政权的统治。与此同时，实行“明德”、“慎刑”、“明罚”的德政。

当成王长大时，周公旦已经摄政6年了。看着长大的成王已经能够胜任君主的职责了，周公旦做出了一个决定——还政。他怕成王不懂得父辈创业持家的艰辛，特地写了一篇《无逸》（即不要贪图安逸），以殷商的灭亡为前车之鉴，告诫成王不要骄奢，一定要谨慎，不然的话国家将不保，百姓也不能安生。周公旦退位后，把主要精力用于制礼作乐，继续完善各种典章法规。周公旦死后，成王悲痛不已，为了表彰周公旦的大公无私与功劳，以天子的礼乐仪式来祭祀他。

周公所制定礼乐制度其实就是一种等级制度，他所谓的“礼”，实质上就是一种区分贵贱的等级教条，包括各种维护统治者等级的政治准则、道德规范和各项典章制度。“乐”则是“礼”的配套仪式，舞乐的规模必须同享受的等级保持一致，如天子的舞队用八佾（即六十四人），诸公六佾，诸侯四佾，士二佾。西周的礼乐制度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礼乐文化与礼乐文明，对后来历代的中国文化都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孔子正是对周礼有着一种强烈的认同感，继承了这种天命神学和祖宗崇拜的传统，并将其加工发展成为强调“尊尊”、“亲亲”的儒家学说，而这些学说也就成了儒教的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到了西汉，汉武帝以儒家学说为根据，开始重建大一统的国家宗教及礼乐制度。由此，儒家演变成国家宗教，一直延续到清王朝退出历史舞台。儒教的创始与继承

秦汉之前的儒教，从严格意义上讲并不能称之为“教”，先民说“鲁人以儒教”中的“教”其实是“教化”之意。而孔子开创的儒家学说其宗旨也在于教化天下臣民。

任何一种宗教或意识形态的出现都不会由某个大彻大悟的圣人凭空臆造出来。儒教的正源是孔子及其创立的儒家学说，但在此之前，“儒”的某些思想、观点已经萌芽。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在长江、黄河流域繁衍生息，远古时期就产生了类似宗教的信仰。早期多以崇拜部落神、氏族英雄人物为主。一些现实中的人物被神化，连同祖先，以及人们想象中的“天帝”一起被供奉、祭祀。随着社会组织的成熟和日趋完备，人们意念中的天国也逐步建立起来。它以“天帝”为中心，由已被神话的人物构成组织体系。久而久之，祭祖先，敬天神，二者紧密结合，凝为一体，并发展成为中华民族早期信仰的核心—“敬天、法祖”。“敬天、法祖”的思想信仰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逐步将其规范为“礼乐之道”。尤其是周文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的思想和周公在《康诰》等文中反复提到的“康民”、“保民”、“裕民”、“庶民”等观点，以及二者共有的“天命”观对后来儒学的形成影响很大。春秋时期“周礼”发生了质的飞跃。孔子继承了这种天命神学和祖宗崇拜的传统信仰，并将其加工发展成为强调“尊尊”、“亲亲”的儒家学说，以期巩固专制的宗法制度。这些学说基本上构成了儒教的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但此时的儒学、儒家还仅仅作为一种政治伦理学说流派与当时的“诸子百家”进行争鸣，尚且不能称为“教”。

然而，由于儒家学说维护宗法制度的本质内涵从根本上适应封建统治者的需要，稍加改造就可以为其统治服务，于是儒家学派的后继者顺应时代潮流，在继承了“儒”家思想精华的同时对其加以改造，使儒家不仅发展成为儒教，甚至一度成为实际上的中国国教。

继承和发展儒学的人物首推孟子。这位鲁国贵族后裔继承了孔子的天命思想和德治思想，并将其与政治联系到一起，即把“亲亲”、“尊尊”、“长长”的原则运用于政治，以此作为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统治的手段。他曾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这就是“修身，齐家，平天下”的渊源。可见，孟子的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是很大的。

汉代的董仲舒在汉武帝的支持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不再与“百家”为伍，一跃成为主导意识形态。自此，儒教的哲学思想体系与中央集权封建宗法国家政体紧密结合，形成绵延数百年的汉学。汉末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三纲”、“五常”被儒教说成是万世不变的规范。宋明时期，儒教的思想学说积极配合中央集权的强化，这时兴起的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等儒教的新教义强调对统治者尽“愚忠”，对个人则要求“存天理，灭人欲”。这些学说一直影响到后来的中国社会，在很大程度上钳制了人们的思想，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落后、挨打。有鉴于此，清末的民主志士激烈地反对儒教学说，以至于五四运动中新民主主义者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儒教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基干部分。我们应该以批判继承的科学态度看待儒教，站在历史的高度对其进行分析、评判，最终达到吸收其精华、扬弃其糟粕的目的。儒教的祖师——孔子

孔子是当之无愧的儒教祖师，因为儒教是从他那里发端而来的，然而这绝对是他自己始料未及的。因为孔子登上祖师的位子走过了一个漫长的历程，从生前的不得志，到死后不久的被抬高，再到后世的被神化，最终才被奉为祖师。孔子出生图鲁哀公二十二年十一月庚子（公元前551年）孔子诞生之时，传说有二龙绕室、五老降庭。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生活在春秋时期的鲁国。据考证，孔子的祖上原是宋国人，做到过大司马的职位，后来避乱逃到鲁国的陬邑，并在此定居。孔子的父亲叫叔梁纥，母亲叫颜征在。叔梁纥能征善战，是鲁国当时的名将，官至陬邑大夫。66岁那年娶了不足20岁的颜征在，后在陬邑昌平乡（今山东曲阜城东南）生下孔子。据说，夫妻二人曾为生子而祷于尼丘山，故名孔子为丘，又因孔子排行老二，故字仲尼。孔子很命苦，3岁时父亲亡故，其母颜征在不得不携孔子移居曲阜阙里，艰难度日。孔子17岁的时候，母亲颜征在又去世了。

孔子少年就勤于读书，并精通礼、乐、射、御、书、数之术。他学习的突出特点是学无常师，既请教过郯子，又问礼于老聃，还向苌弘、师襄学习过音律， 30岁时就以博学而闻名，开始讲学。后从政，曾任鲁国的司空、大司寇等。54岁时曾率弟子周游列国，却四处碰壁。年老后返回鲁国，致力于教育事业及文化典籍的编纂。晚年的孔子被尊为“国老”，受到尊重。

孔子对教育的贡献是巨大的，他首创私人讲学，倡导“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和“温故而知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学如不及，犹恐失之”等学习精神，对后世影响很大。他一生桃李满天下，俗称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整理过的文献典藉有《诗》、《书》、《礼》、《乐》、《春秋》等。他提出“仁”的主张，反对苛政，倡导周礼。他的主张还包括遵“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执两用中”的中庸之道。同时孔子也倡导“尊天命”、“知天命”、“畏天命”的思想。

尽管孔子生前其这些思想没有受到重用，但从汉代开始，儒家学说从争鸣的百家中脱颖而出，陡然上升到统治地位，孔子也随之被不断抬高、神化。汉平帝封孔子为“褒成宣尼公”；唐玄宗封其为“文宣王”；元代封为“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明朝又加封为“大成至圣先师”；清朝统治者又别出心裁地封孔子的先世五代为王。在追封的同时，历代帝王还不忘亲自到曲阜拜谒孔庙。

孔子在国内不断被加封的同时，在国外也享受着“至圣先师”、“万世之表”的尊号。他开创的儒教文化，西汉之后被奉为官方意识形态，直至封建社会终结，而且早已超越国界，在亚洲东部一带广为传播，甚至一度受到西方思想家的强烈关注。儒教真正的创立者——董仲舒

董仲舒，河北广川人，在汉景帝时曾被立为博士。据说，在他任博士期间，专心治学，三年不窥园圃，而且威仪行止，一丝不苟，很受当时士林敬重。董仲舒以“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观点，推出了道德教化的策略；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策术，首次开创了以儒学为正统官学的局面，并把“三纲五常”作为儒教的基本教义，使之成为人们信奉、践行的准则。他的这些思想被汉武帝所采纳，使儒学成为中国封建统治的正统学派，儒学由此演变为儒教，董仲舒也因此获得了“汉代孔子”的地位，成为儒教的真正创立者。

西汉初年，由于刚刚经历楚汉战争，山河破败，经济萧条，到处都是一片荒凉的景象。为了尽快恢复社会经济，汉高祖及其后的文帝、景帝等，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减轻农民的徭役和劳役等负担，注重发展农业生产。到了文景时期，因为这两位皇帝非常重视“以德化民”，所以社会比较安定，经济得到发展，历史上称之为“文景之治”。所以在这种背景下，整个朝廷都崇尚无为而治，以黄老之学作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尽量不去干扰人民的生活。

但到了汉武帝时期，这位雄心勃勃、精力旺盛的皇帝认为朝廷不能再这样无作为，应该有一种积极的精神，因此他打算用儒术治国。不过，此时窦太后还在世，窦太后是文帝皇后，景帝母亲，武帝祖母，她崇尚黄老，憎恨儒学，菲薄五经，而朝廷大事都得奏请她首肯，汉武帝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推行儒学。这一时期，儒学一度受到压抑，在艰难中挣扎。董仲舒在此期间亦韬光养晦，政治上一无建树。但他并没有消极适世，他一方面广招生徒，私相传授，为汉朝培养了一批推行儒学的合格人才。《史记》说董仲舒弟子通经学者“以百数”，而且都很出色。另一方面，董仲舒又潜心地研讨百家学说，其中对汉初以来一直占统治地位的黄老之学更是深入地进行研究。在这段韬光养晦的日子里，他积极地为他的梦想而努力着。他的梦想便是构建一个前所未有、兼容诸子百家的新儒学体系，以适应西汉社会大一统局面。董仲舒像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5月，窦太后去世，黄老之学的最后一个顽固堡垒消除，儒学开始复苏。而真正为儒学确立为正统官方思想作好理论准备和舆论准备的，则是第二年董仲舒对答汉武帝的三次策问而得名，因其对策中讲述了天人关系，故后人称其为“天人三策”。“天人三策”是董仲舒悉心研究孔子所编的《春秋》等著作之后阐发的儒家思想，在“天人三策”中，他以“天人感应”说为基础，系统阐释了儒教教义，如“任德不任刑”、“三纲五常”等，并将这些教义神化为天意，声称“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董仲舒以“天人三策”为对，提出了一整套巩固封建统治的理论，并且，他以《春秋》“大一统”思想为依据，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这一建议正好迎合了汉武帝的统治策略，由此开始，儒家学说成为国家宗教，开始向“儒教”演变。

董仲舒的思想主要有三部分：天人相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三纲五常。“天人相通”具体表现在“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两个方面。董仲舒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人格神，不仅创造了万物，也创造了人。因此，他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和人一样“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人与天是相合的。这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此外，他认为天人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微妙的。国家政治有失，天就出现灾害来谴责他；如不知道自我反省，又出怪异现象来警告他；如果还不知悔改，天才改变成命，使其丧邦失国。这就是“天人感应”。

董仲舒在政治上坚持“大一统”原则，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并被汉武帝所采纳，由此打破了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以法家思想治国和汉初崇尚黄老之术而使儒学一度受到压抑的局面。此时的儒家学说所提倡的“以德去刑”、“德治”、“仁政”等思想对于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和集权统治秩序是十分有利的。

为了进一步把儒家学说系统化，董仲舒把儒学与阴阳五行学说结合，提出了“三纲五常”的道德哲学。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即仁、义、礼、智、信。由此开始，“三纲五常”成为我国古代维护历代封建皇朝统治的工具。

这些思想被汉武帝采纳后，董仲舒本人也受到汉武帝的器重，被任命为江都易王刘非国相，达10年之久。元朔四年（公元前125年），董仲舒任胶西王刘端国相，四年后辞职回家。此后，居家著书，留下了一部《春秋繁露》。儒教的最后完善——宋明理学

宋明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它是在唐代三教融合、渗透的基础上孕育、发展起来的。宋明理学以儒学的封建伦理为主要内容，同时吸收了佛教和道教思想，把人的自我完善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强调“存天理，灭人欲”，对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做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道德规范和修养方法。宋明理学的形成，标志着儒家思想的成熟。

北宋的周敦颐、程颢、程颐等是理学的创始人，程颢著作《定性书》中宣扬的“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这与佛教禅宗的一些修炼方法是一脉相承的，程颐在其著作《颜子所好何学论》论述了宗教禁欲主义。到南宋时，朱熹发展了二程的学说，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理学体系，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后世把他们的学说称为“程朱理学”，程朱理学的中心观念是“理”，把“理”说成是产生世界万物的精神的东西，又把“理”说成是“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宣传“存天理，去人欲”的说教。

明初，朱元璋和明成祖大力提倡程朱理学，以此来加强对民众的思想统治。在这种背景下，程朱理学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但是发展到明朝中期，封建统治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政治危机，王阳明认为程朱理学崇尚空谈，不务实际。于是他在陆九渊学说的基础上创立心学，以克服人们心中的“私欲”，挽救封建社会的政治危机。心学，又称“良知之学”，是理学的一个流派。它与程朱理学不同的是，心学主张以人“心”为宇宙的本体，这一体系强调自心，主张修生养性，返身而诚。

宋明时期的理学、心学相对于以前的儒学出现了几个明显不同的新特点：

首先，进一步思辨化。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儒学面临着外来佛教和本土道教在文化上的严重挑战。对此，宋明的理学家们一方面借鉴佛教和道教在哲学本体论方面的成果，一方面在传统儒学中寻找能够利用的因素，如《周易》、《孟子》与《中庸》中关于“性”与“天”的内容。利用这些外来的和传统的文明成果，在消化吸收的同时，他们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富有特色的儒学概念，并给予系统的论证，如周敦颐的“无极”、邵雍的“太极”、张载的“太虚”、二程和朱熹的“天理”、王安石和二苏的“道”、王阳明的“心”等。

其次，更加强调伦理道德为思想核心。理学家们标榜自己的学说为“实学”、“实说”，批评佛道的学说以及汉唐的章句之学和讲求诗词歌赋的词章之学为“虚学”、“虚说”。虚实之别，就在于是否讲求义理。理学所强调的义理，实质上也就是儒学的伦理道德学说，它包括儒家所提倡的伦理道德即理学家所强调的义理。宋明理学家在儒学的伦理道德学说上，提出了一系列非常有逻辑层次的哲学范畴和理论结构。无论是理学各种各样的本体论、作为道德基础的人性论、“存理去欲”或“存心去欲”的修养论、“格物”或“格心”的认识论、成贤成圣的境界论、由修齐而治平的功能论，均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内容。

再次，更多吸收了佛、道因素。宋明理学作为儒学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更多地吸收了佛、道学说，带有明显融合佛道思想的特点。宋明理学的佛道化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是吸收借鉴佛教与道教的形而上学，建构儒学的伦理道德形而上学；其二是借鉴佛道二家的传教谱系，创立儒家学说的传道体系，即儒学的“道统”；其三是把佛、道的禁欲主义思想吸收进来，把它作为理学的核心思想，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主张。

儒学在宋明理学之前就已经具备了宗教的雏形，只是一些作为宗教的特征尚未得到完善。而宋明理学则是以封建伦理为中心，吸收佛、道教一些宗教修行方法而建立的新儒学，通过烦琐的思辨形式的论证，形成了一个体系严密、规模宏大的宗教结构。它既是宗教又是哲学，既是政治准则又是道德规范，形成了儒家所提倡的封建宗法制度与神秘的宗教世界观之有机结合。虽然宋明理学还缺少一些宗教的外在特征，但是已经具备了宗教的本质属性，如禁欲主义、“原罪”观念、蒙昧主义、偶像崇拜、注重心内反省等，这些都属于宗教范畴的内容。

宋明理学吸收佛教、道教的思想，按照维护封建宗法制度的要求进行改造，把“天理”说成是人们应该毕生追求的目标，是唯一的精神出路，并且设计出一套完备的主敬、静坐、“存天理，灭人欲”的修养方法，这也标志着儒教的宗教体系已经发展成熟。宋明理学是儒教在清末及近代西方启蒙思想传入前的最后完善，此后，1919年反帝反封的五四运动对儒学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批判，最终结束了儒教的独尊地位。影响深远的儒教伦理观

儒教之为教，其主旨就在于教化“愚民”（古代统治者对老百姓的惯称）。而教化愚民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则是为其建立起一定的伦理观。儒教的伦理观简而言之，就是“三纲”、“五常”。

三纲、五常的提法最早见于西汉初年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书中说“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乃《春秋》之大义也”。由此可见，这与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说有一定的联系。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子也曾指出，“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为“天下之常道”。“三纲”、“五常”的连用则始于宋代的朱熹，其实“五常”的内容—仁、义、礼、智、信在先秦诸子百家的学说之中早已有所体现。“三纲五常”在宋代明确提出，其根源可以上溯到先秦、两汉，然而它出现的直接原因是程、张“天理”和“气学”的进一步发展。朱熹在继承和改造该理论的基础上，融进了佛、道的思辨观念，提出“理本气末”、“理先气后”的哲学思想。根据这一思想，他说，“仁义礼智，岂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岂不是天理？”最后在其《文集》中归结为“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三纲五常”的伦理观自此确立。但朱熹又指出，不仅要讲“形而上之道”，而更重要的是将这些“道”实践于“形而下之器”，即应用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三纲五常”产生后逐步地成为人们生活中的行为规范，在一定程度上为稳定封建社会的社会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三纲”中也是有轻重、主次之分的，君为臣纲为重、为主；而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为轻、为辅，是君为臣纲的补充。与“三纲”并称的“五常”—仁、义、礼、智、信作为其辅助和补充，是封建社会处理除了三纲涉及的君、臣、父、子、夫、妻之外的社会关系的主要标准和尺度。

如此以来，封建统治者就为自己建立了理想的统治秩序，同时也把广大劳动人民的思想和言行牢牢束缚起来，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正常发展。“三纲五常”构成了儒教伦理观的核心和主体，为巩固封建社会，促其稳定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后来演变僵化为进步思想的桎梏，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宗教思想和修养方法

两宋时期，儒教正处于形成和成熟期。这一时期的儒教思想在封建社会内部处于统治地位。其代表人物程颢、程颐和朱熹将儒教学说进一步发展，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

那么，何为“天理”、“人欲”呢？所谓“天理”、“人欲”是二程（程颢、程颐）、朱熹从“道”、“气”、“理”与“器”中演绎出来的。在他们看来，“理”就是“天”，即“天者理也”，简而言之就是“天理”。二程认为是“天理”生化的“气”，创造了世间万物。朱熹在阐述这一问题时，基本同意二程的观点，但又吸收了“太极”的概念。他说，“太极乃天地万物之理，太极生阴阳，理生气也”，继而“气之轻者便为天，地处中而不动，非为下也”，然后，“天地生，五行独先，继生万物”。经过一番周折，天地万物终于生化出来。程颢像北宋哲学家、教育家。曾与其弟程颐同求学于周敦颐，并为北宋理学的奠基者，世称“二程”。他和其弟的学说为朱熹所继承和发展，形成程朱学派。

这时还有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有待解决，那就是人的生化。二程以为“人生于气”，人自始至终受“气”的规定和制约。朱熹则说，“人生于二气五行运行之际”。同时，朱熹还指出，“理一分殊”，万物由“太极”生化而来，是为“理一”；“太极”又生化出万物常理，即所谓“分殊”。在这个问题上，二程提出，天理“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这就是“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思想。朱熹发展了这一思想，认为“天地之性”体现于“理”，是善的；而当“理”赋予每个人身上时，要与这个人初生时的“气”相交融，才生成“气质之性”。所以“气质之性”有善和不善之分。

朱熹把人性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那么，这二性又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他认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都体现在人心，“心，主宰之谓也”，“无心则无以见性”。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人只一心，知觉从耳目之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觉从义理上去，便是道心”。朱熹还说，“道心者，天理也”，“人心者，人欲也”。有鉴于此，为了使人树“道心”，去“人心”，就不得不“存天理，灭人欲”，或者说“革尽人欲，复尽天理”。

二程、朱熹等人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使得“三纲五常”神秘化，并成为儒教的正统思想和儒家学者的修炼方法。这是封建统治者最希望看到的，因为他们用这种方法达到了蒙蔽民众的目的。这种思想对中国后世社会贻害无穷。独具特色的儒教教义

儒教既然作为宗教，就要有自己的教义，以此规范、引导信仰者的思想和行为，同时也作为传教的载体。具体而言，儒教的教义就是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儒家学说。

儒教是一种宗教，而又不同于一般的宗教。这一点体现在教义上就是，儒家学说不仅被儒家学者信奉并以此作为立身行事的规范，而且日益成为中国人思维模式、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的主体部分。儒教教义中的条条框框潜移默化地渗透到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影响着每一个人的言谈举止。

那么，儒教的教义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魔力呢？究其根源，在于儒教自始至终将神秘的宗教世界观与占主导地位的封建专制宗法制度融为一体。这种政治神学伦理观归纳起来就是“天地君亲师”。“天”是世间万物的主宰，对其旨意只能顺从，不能违背，简言之“顺天者昌，逆天者亡”。西汉初，董仲舒在倡导“独尊儒术”的同时，就提出了“天人感应”以神化皇权。皇帝称天子，上天的儿子也就理所当然应该主宰人间。

另外，人们在陷入绝境以后，就只能哀叹“天不佑我”。历史上楚汉之争，最后项羽失利被围垓下，万般无奈之际还没有忘记说：“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三国蜀汉诸葛亮六出祁山未获成功，马上要死了，只得仰天长叹：“悠悠苍天，曷其有极！”可见，“天”在人们心目中占有何其崇高的地位。

地与天相对，天“尊”则地“卑”，但地仍然排在人之前，所以有“天地人”之说。天为阳、为刚，地为阴、为柔。天地交合而生万物，地是世间万物的承载者，因此也不能小觑。一般“天地”并称，此所谓“上有天，下有地”，信天、尊天怎么能不信地、尊地呢？

天地之间，就是人，人分尊卑长幼。谁为尊呢？自然是“君亲”。“君”当然就是君主、皇帝、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亲”指的是亲祖，即祖上先人或长辈。“君亲”构成了封建宗法制的核心，人生在世，要以“忠君孝亲”为本事。其实这正是儒教提出“天地君亲师”的本意所在，甚至可以说前面的“天地”也仅仅是为了烘托、渲染后面的“君亲”而已。因为这里的天和地仅仅是意念上的东西，而“君亲”可是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君亲毕竟是两个概念。孰前孰后，孰重孰轻？儒教的大师们早注意到这个问题，老早就提出“君”在“亲”先，忠孝不能两全时，自然要先“忠君”而后“尽孝”。在封建社会，这似乎已经是千古不变的成理。“忠君孝亲”的关键目的达到以后，“师”又作何用呢？在儒教的教义中“师”的地位也是非常崇高的，自古就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之说。因为“师”是“天地君亲”的代言人。“师”有时具体指孔子，有时又指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他们担负着向人们，尤其是下一代讲解、灌输“天地君亲”的神圣使命。鉴于此，儒教不断地强调“师道尊严”。

为了使儒教的教义更加体系化，更加具体化，南宋的朱熹把经典的儒家著作《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定为“四书”，又把《诗》、《书》、《礼》、《易》、《春秋》定为“五经”，并称“四书五经”，尊为历代读书人的必修科目。神道设教“神道设教”是儒教的基本教义之一，简单地说，神道设教就是以鬼神之道立教。“神道设教”一词最初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周易·观卦》：“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从这里看，神道是“天之神道”，表现为四季循环等自然秩序。圣人制立敬天祭祖的礼仪，将天之神道彰显出来，意义在于实现人道教化。钱钟书先生曾说过：“神道设教，乃秉政者以民间原有信忌之或足以佐其为治也，因而损益依傍，俗成约定，俾用之倘有效者，而言之差成理，所谓‘文之也’。”（《管锥编》第一册）意思就是说设道设教是统治者借用民间已有之宗教信仰，对其加以改造后，用作治民的工具。

神道设教作为一种社会教化形式有着十分久远的历史，可以说它与鬼神观念的出现同步。原始时期，世代相传的敬神事鬼的形式中就包含着神道设教的意义，但那时的“神道设教”并非由统治者命令所形成，而是社会习俗的表现。商周时代众神所在的“天国”观念的发展使得神道设教有了更强大的思想背景，“百众以畏，万民以服”，神道设教影响巨大。后来，儒家学派将神道与礼俗融汇。由于儒教历来被统治者所重视，这就使得神道设教对中国的社会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儒教的一些圣贤人物对“神道设教”思想的建立与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他认为“君子有三畏”，首先就是“畏天命”。他对弟子这样说：“如果懂得祭天祀祖的意义，就可以运天下于手掌之上。”而另一儒家代表人物荀子虽不信天命之说，但是他也认为圣人必须借鬼神以为治。儒家的“五礼”（吉、凶、军、宾、嘉）要以祭礼（吉礼）为首。汉代董仲舒在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也是从天人合一的宗教观念来论证儒家伦理道德的现实合理性的。不过话又说回来，尽管许多儒教圣贤非常重视祭祀的宗教仪式，但是对于鬼神的有无他们却持着一种“存而不论”的折中主义态度。如孔子说：“子不语怪力乱神。”在《中庸》他又说：“鬼神之为德，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可见孔子对于鬼神，措辞含蓄，不绝对主张其有，亦不绝对主张其无。在圣贤们看来，“神道”只是一种策略，一种工具，“设教”才是目的。关于“神道设教”之目的，钱钟书以为有二：一是“为治人者言，法令之力所不逮，得宗教以裁约之”；二是“治于人者……，遭荼毒而不获申于人世，乃祷诸鬼神以冀疾苦之或苏”。也就是说，从统治者的角度来看，用“神道设教”之法治天下很是得心应手；从被统治者的角度来看，则为解脱疾苦的途径之一。这就是“君子以为文，小人以为神”（《荀子·天论》）的最直接体现。

儒教“神道设教”的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可以说上至帝王圣贤，下至黎民百姓，几乎无处不在。历代帝王在登基时都会称“受命于天”，并且会创造出许多帝王传说来加以神化。如汉高祖刘邦是他的母亲梦见蛟龙，与蛟龙交合而产下；明朝朱元璋诞生时则是红光满室、夜如白昼。历史上一些揭竿起义的英雄们，如陈胜、洪秀全等都是通过装神弄鬼等活动来建立自己的威信与权力的。

儒教最隆重的宗教仪式泰山封禅也是“神道设教”的一种体现。中国古代帝王宣传“君权神授”的理论，为了使这种理论得以证明，便有了封禅泰山的活动。关于封禅，班固在《白虎通义》说：“王者受命，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教告之义也。始受命之时，改制应天，天下太平，物成封禅，以告太平也。”这表明封禅是用来表示帝受王命于天，向天告太平，对佑护之功表示答谢，亦要报告帝王的政绩如何显赫等。班固《白虎通义》又说：“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禅梁父之基，广厚也；刻石纪号者，著己之功绩以自效也。天以高为尊，地以厚为德，故增泰山之高以报天，附梁父之阯以报地，明天地之所命，功成事遂，有益于天地，若高者加高，厚者加厚矣。”可见，帝王封禅的目的与象征，都包含着王命在天、君权神授意识；沟通天人关系，使之达到上帝意志与人君的和谐统一，使君王更有威权。

帝王借泰山封禅这样一种“神道设教”的形式来巩固皇权，也使得泰山在民众眼里变得更加伟大、崇高。后世也出现了许多与泰山有关的熟语，如“重如泰山”、“稳如泰山”、“有眼不识泰山”、“泰山北斗”等。在民间习俗上，人们还把泰山看做是扶正压邪、保佑平安的神灵，如设有“泰山石敢当”、“泰山在此”等碑碣。从这一侧面我们也可知儒教“神道设教”的影响有多大。儒教诸神

有人说儒教不是宗教，其主要理由之一就是认为儒教不信神，没有超越的神灵。这是一家之说。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儒教信徒，从帝王到士大夫到普通百姓，都虔诚地信仰天神、天命和天道。在儒教经典中，有许许多多关于天神、地祇和人鬼的内容。

儒教神灵，简称为“天地君亲师”。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天神。以“上帝”为主，日月星辰诸神为辅。“上帝”是儒教的至上神，是宇宙世界的创造者和万物的主宰。第二，以社稷为代表的诸物百神，社是土地神，稷是五谷神。社稷神是儒教大神，位格仅次于昊天上帝。第三，以孔子为代表的儒教圣贤神灵。依儒教经义，孔子为儒教大神，位格仅次于昊天上帝，与社稷同格。第四，以黄帝为代表的民族先王神灵，包括黄帝、伏羲、神农、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第五，家族祖先神灵。第六，历史上有功德于民者如殉国殉道的忠烈之士和节义之士，均可列入祀典，成为儒教神灵。

其中，昊天上帝是儒教的至上神，是宇宙万物和人间世界的创造者。孔子与祖先神灵是儒教的配天大神，位格仅次于昊天上帝。

上帝

上帝是“昊天上帝”的简称，是儒教的至上神，是宇宙世界的创造者和万物的最高主宰。儒教的上帝观念并不是来自西方的基督教，而是华夏民族固有的宗教观念。早在《尚书·尧典》中就有了关于上帝的记载：“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所以在明朝中后期，西方来华传教的基督教传教士尊重中国人的传统信仰，把基督教的神译为中国儒教的至上神“上帝”。这也导致后来一般的中国人认为“上帝”一词是来自西方基督教的原因。

关于儒教的至上神，历代以来有不同的称谓。以“天”称之，则称上天、苍天、昊天。以“帝”称之，则称上帝、天帝。以“神”称之，则称天神、太一神。隋代依《周礼》称“昊天上帝”，沿用至今。昊天上帝是儒教的至上神，至尊至大，至神至明，君临下界，主宰万物。千百年来，儒教从教主到普通圣徒都始终保持着对昊天上帝的敬畏。敬天畏天，遵从天命，顺乎天意，循天道，存天理，这也是儒教的基本教义。

儒教教义中的“天”有“人格之天”与“义理之天”之分。义理之天是内在于生命的心性之天，即所谓性与天道。人格之天是外在的主宰之天，即所谓人格神。《诗经》、《尚书》、《春秋》及儒教经学所讲的天，则主要是人格之天，即昊天上帝。而《大学》、《中庸》、《孟子》、《周易》及宋明理学所讲的“天”主要是义理之天。宋明理学讲天道性理、尽性知天、天人合一，天即是理中的“天”也是义理之天。

圣人

由于儒教的基本功能是所谓“救世”，所以在社会层面的祭祀中，特别重视对圣人的尊崇，因为圣人是代天传言的，他们的言行代表着天帝的意志。在儒教经典中，被称为圣人的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和孔子。其中孔子是唯一一位不是帝王的圣人。

孔子被尊为圣人，是因为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他首开私学之风，把本是王官文化的“六经”传到民间，他的弟子有三千，更是把儒教文化广泛传播。因此，孔子受到了后世的推崇。两千多年来，历朝历代无不崇儒尊孔。儒教被定为万世一统的国教，而孔子则被奉为至圣神明，孔子作为儒教的集大成者，被中华民族奉上神坛，成为中国文化至高无上的至圣神明，成为中华民族的先知。

据《阙里志》载：“灵帝建宁二年，诏祀孔子，依社稷。”“依社稷”就是依照社稷神的祭祀等级和规格来祭祀孔子。依社稷之礼祀孔子，就说明在儒教祀典中，孔子被奉上神坛，是儒教大神，位格仅次于昊天上帝，与社稷同格。自东汉以后，孔子就永享国家祀典，从未间断。除了孔子，孔子的弟子颜回、荀子、曾子、子思、孟子等多人陪祀。

祖先神灵

尊祖、敬祖、崇祖是儒教的基本教义。在儒教史上，祖先神灵位格仅次于昊天上帝，与社稷和孔子同格，是昊天上帝的配享神灵。依儒教教义，祖先包含民族祖先与家族祖先。民族祖先是指华夏民族的开族先王，即以黄帝为代表，包括青帝伏羲、炎帝神农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在内的民族始祖及民族先王。家族祖先则是百家姓氏的列祖列宗。

综上所述，昊天上帝为儒教至上神，是百神之主，而孔子与祖先神灵为配天大神。传统儒教中国，家家户户立“天地君亲师”牌位，以承祭祀，沿袭千百年，至今圣火不断。由此可见，儒教神灵系统十分完备，而且神灵信仰十分虔诚与普及，并不是有些人所说的没有神灵和不敬神灵。形式各异的祀神庙坛

儒教祀神庙坛，是指祭祀儒教诸神的场所。儒教是多神教，不是一神教，儒教信仰的神灵不止一个，它有一个庞大的神灵体系。因此，儒教的祀神庙坛种类繁多且形式各异。儒教主要的祀神庙坛有天坛、地坛、宗庙、祠堂、孔庙、书院等，此外，土地庙、海神庙、山神庙等百神庙，以及为忠烈之士、节义之士所立的专祠，都是儒教的庙宇，是儒教的祀神庙坛。

一般来说祭祀天地和神的典礼多在露天的一座高台上举行，称为“坛”，如天坛、地坛、日坛、月坛、社稷坛等。而祭祀祖先多在室内，称为“庙”，如太庙、孔庙、关帝庙等，也常称为祠，如司马迁祠、武侯祠、各地的先贤祠和家庭祠堂。但也有些神的祭祀放在室内，此时也被称为庙，如祭祀泰山的岱庙，祭祀嵩山的中岳庙等。在这些庙坛中，最重要的是祭天地的天地坛，祭祖的宗庙、祠堂，以及祭孔的孔庙。孔庙杏坛杏坛为纪念孔子办学设教而修建。此处原为孔子旧宅教授堂遗址。东汉明帝东巡，过孔子故宅，亲御此堂，命皇太子及诸王讲经堂上，成为孔庙正殿殿基。宋天禧二年

天坛、地坛是祭祀天地的场所。根据儒家教义的规定，祭天地是天子的特权，每年的冬至日在国都的南郊举行祭天大典，每年的夏至日在国都的北郊举行祭地大典。古人认为，南方为阳位，北方为阴位，所以祭天必须在南郊举行，祭地必须在北郊举行。另外，他们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所以在南郊的祭坛筑成圆形，称为“圆丘”；在北郊的祭坛筑成方形，称为“方丘”。北京的天坛、地坛，就是明清时举行祭天、祭地时的场所。北京天坛是明朝永乐十八年（1420年），永乐皇帝仿南京天地坛所制建，用来祭天地，当时祭祀活动是在大祀殿举行。每年冬至、正月上辛日和孟夏（夏季的首月），帝王们都要来天坛举行祭天和祈谷的仪式。如果遇上少雨的年份，还会在圜丘坛进行祈雨。在祭祀前，通常需要斋戒。祭祀时，除了献上供品，皇帝也要率领文武百官朝拜祷告，以祈求上苍的垂怜施恩。明朝前期祭天与祭地是合并在天坛内举行的，直到明嘉靖九年（1530年）定立四郊分祀的制度以后，决定天地分祭，在大祀殿南圜丘祭天，在北城安定门外另建方泽坛祭地。嘉靖十三年（1534年），方泽坛改名为地坛。

宗庙、祠堂是祭祀祖先的场所，是后人在阳间为祖先建立的寄居所。儒教以孝亲为德之本，而孝亲又以祖先崇拜为基础。祖先崇拜的前提是相信祖先的在天之灵可以祸福子孙，所以子孙必须慎重地办理父母丧事，立庙并虔诚地祭祀远代祖先。在祖庙中，不但要设立先祖的牌位，还要供奉祖先的遗像。古代中国，皇帝臣民都可以立庙祭祖，但庙制却有等级之分。帝王的宗庙制是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不准设庙。宗庙的位置也有区别，天子、诸侯设于门中左侧，大夫则庙左而右寝，庶民则是寝室中灶堂旁设祖宗神位。天子的祖庙称太庙，公卿大臣的祖庙称家庙，民间则以宗族为单位设屋祭祖，称祠堂。

孔庙则是我国历代封建王朝祭祀儒教的开创者、儒家先圣先师孔子的庙宇，有关孔庙详情请见本书后面相关章节。儒教的祭祀场所——孔庙

在传统文化中儒教文化是主体，是根源。而孔子是儒教的开创者，在受儒教文化影响的人们的心目当中的地位至高无上，理所当然要受到膜拜、供奉和祭祀。祭祀的场所就在孔庙，而孔庙无论是选址还是建筑都比较讲究。

孔庙在全国各地都有，海外也多有分布，亚洲地区孔庙的总数约为两千多座。其中最为正式、规模最大的当属孔子故里山东曲阜的孔庙。它位于曲阜城的中央，最初是在孔子故居的基础上改造、建设起来的，后来发展为一座庞大的古代建筑群，气势雄伟、格调清新、色彩斑斓，尽显东方建筑的魅力。孔庙的主体建筑处在一条南北中轴线上，院落分前后九重，布局分为东西三路。南北全长超过1300米，宽近150米，占地总面积达到14万平方米。庙内的建筑有建于金、元、明、清各代的殿阁、门坊、亭堂，共一百多座。孔庙还保存着孔子当年亲手栽种的桧树和开凿的水井。庙内至今还有鲁壁碑和其他碑刻共计一千余块，以及杏坛和诗礼堂。

孔庙的历史极其悠久，孔子逝世的第二年，故居就被改造为庙宇。经历朝历代的多次扩建，规模越来越大，到明代中期初具现在的规模。孔庙作为推崇孔子、光大儒学的宗庙，主祭孔子的同时还以孔子弟子、孟子弟子—“四配”、“十二哲”以及历代的名儒从祀。历代皇帝为表示对孔子和儒学的尊崇还亲赴曲阜祭奠孔子，大致有汉高祖、光武帝、明帝，北魏的孝文帝，唐高宗、玄宗，宋真宗，清圣祖、高宗等12位皇帝到曲阜拜谒。

孔庙在国内受到上至皇帝下至黎民的朝拜，在国外同样广受当地人的拜谒。在韩国，首都首尔景福宫的东北有一处成均馆，馆内的文庙中就供奉着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等儒教的先圣。在那里，每年春秋两季都举行盛大的“释奠大祭”，以祀孔子，弘扬儒教。另外，分布在韩国、朝鲜、越南、新加坡、印尼、日本、美国等国的近两千座孔庙每年都要接受成千上万人的朝拜、参观。

现在的孔庙不仅是儒教的祭祀场所，还是儒教学者和热爱儒学之人的朝圣之地。同时，孔庙还是我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儒教的宗教仪礼——祭孔大典

儒教像其他宗教一样有着自己的礼规仪式。它的宗教仪礼主要是祭孔大典，这种仪礼源远流长，从古至今，影响也很深远，从中国到东亚，直至世界各地。

祭孔大典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汉武帝时，由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实施，儒家学说从此独领风骚。儒家学者和崇尚儒学的人便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兴祭孔大典，在祭祀的过程中还刻意地吸收了一些其他宗教的仪规，使之宗教色彩更加浓郁。经过历代沿革、继承，祭孔大典的仪式日益复杂化，到了东汉章帝（公元76～88年）时，朝廷还命人特制了“六代之乐”在大典上演奏，以彰显孔子的功德。再到后来，祭孔大典在人们心目中不仅仅是对孔子的祭奠，更成为一种崇敬先贤和传统文化的象征性仪式，渐渐地被称为“国之大典”。李唐王朝的玄宗皇帝加封孔子为名正言顺的文宣王，从此祭孔活动更加升级。出于加强中央集权和对人们的思想控制，从宋代开始祭孔的规模扶摇直上，明代已达帝王的规格。清代，统治者是满族人，为了笼络人心，使祭孔达到巅峰。但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学已成旧思想，不断受到批判，祭孔大典便随之销声匿迹。

历史总是不断向前发展的，近些年来，随着对传统文化批判继承的观点的确立，人们经过反思，认为孔子及其代表的儒学有诸多可取之处，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中国乃至东亚古典文化的基础和灵魂，于是又恢复了祭孔大典，以弘扬传统文化。2004年9月，中国大陆的祭孔大典第一次由民间自发组织祭祀改为官方公祭，这也体现了政府对传统文化的重视。28日（孔子诞辰2555周年纪念日）上午，在孔子故里山东曲阜孔庙内举行了盛况空前的祭孔大典。就在孔老夫子生前讲学的杏坛之上，再现了“千古礼乐归东鲁、万古衣冠拜素臣”的历史盛况。整个祭祀大典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大体上分为开庙、祭孔游行、乐舞表演以及各界人士的祭拜等几部分组成。这次祭孔大典不仅有国人参加，而且还有二十多个来自世界各个国家（地区）的孔子诞辰纪念观礼团参与其中。可见，孔子和儒学的影响早已冲出国门走向了世界。跳八佾舞“佾舞”是一种行列整齐的祭祀舞蹈。按规矩，皇帝太庙才能使用八佾舞制，但因孔子受封为文宣王、至圣王，而且为万世师表，所以也采用八佾舞。八佾，每列八人，共八列六十四人。东西佾面向北，为正立；乐舞生左手执笏，右手执雉翟，依乐章之字，每字一动，八音齐奏。

在中国的祭孔活动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邻邦韩国每年也在春秋两季举行盛大的“释奠大祭”，纪念中国孔子诞辰。在韩国，孔子也被尊奉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受到顶礼膜拜。与此同时，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加州也于每年的教师节举行祭孔活动，以此勉励教师诲人不倦。

由祭孔大典的规格和广度不难看出，孔子及其代表的儒学已经成为中华儿女精神内涵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且不断向周边地区、海外扩展，是世界文化的重要渊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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