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传(下)(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解玺璋

出版社：上海文化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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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传(下)试读：

第十一章 亦敌亦友：梁启超与章太炎

很难说梁启超与章太炎有多少共同之处，无论是禀性、学术，还是政治立场和行动方略方面，他们的差异、分歧之处都要比一致之处多得多。他们最初都是晚清思想领域内开风气之先的领袖，是近代以来启蒙的先驱，他们的文章在当时的舆论界是两面十分耀眼的旗帜，只是后来插在了不同的阵地上。《时务报》两健笔

章太炎是浙江余杭人，名炳麟，字枚叔，号太炎。他是清代大儒俞曲园的学生。俞曲园名樾，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曾任翰林院编修，是自顾炎武、江永、戴震、王念孙、王引之等一脉相承下来的朴学大师，当时是杭州诂经精舍的主持。1890年，23岁的章太炎受业于诂经精舍，“事德清俞先生，言稽古之学”，在这里，他“出入八年，相得也”。（《谢本师》，见《章太炎年谱长编》，11页）他的国学造诣之博大精深，即得益于此，而这是梁启超始终难以企及的。梁启超说，在清代学术处于蜕变、分化、衰落的时期，只有一个人“能为正统派大张其军”。这个人是谁呢？就是余杭的章炳麟。（《清代学术概论》，95页）

与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章太炎走出书斋，也源自甲午年（1894年）中国战败于日本的刺激。他自己讲：“乙未（1895年），康有为设强学会，余时年二十八岁，先是二十五岁始居杭州，肄业诂经精舍，俞曲园先生为山长，余始专治左氏传。至是，闻康设会，寄会费银十六圆入会。”（《章太炎年谱长编》，27页）冯自由也说：“岁甲午，年二十七，闻有粤人康祖诒集公车上书陈请变法，诧为奇士。会康所发起之强学会向浙省各书院征求会友，章乃纳会费十六元报名入会，间或投稿上海报馆发表政见，文名由是日显。”（《革命逸史》上册，50页）

由于有了这段因缘，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时务报》创刊后，汪康年、梁启超就向章太炎发出了邀请。他在《口授少年事迹》中说：“丙申（1896年），二十九岁，梁启超设《时务报》社于上海，遣叶浩吾（瀚）至杭州来请入社。问：‘何以知余’？曰：‘因君前有入强学会之事。’”（《章太炎年谱长编》，36页）冯自由也说：“岁丙申，夏曾佑、汪康年发刊《时务报》于上海，聘章及梁启超分任撰述，章梁订交盖自此始。”（《革命逸史》上册，50页）冯氏所述多有不实之词，但他说章梁的交往由此时开始，倒是真的。章氏与汪康年有旧，此前，他还写信给汪康年，谈到他的办报主张。所以，他在接到梁启超的邀请后，没有迟疑，便答应了。夏曾佑与梁启超关系密切，应该也是他欣然前往的原因之一。为此，俞先生还有些不高兴。《章太炎自定年谱》提到这件事：“至是，有为弟子新会梁启超卓如与穗卿（夏曾佑）集资就上海作《时报》（应为《时务报》），招余撰述，余应其请，始去诂经精舍，俞先生颇不怿。”（《名人自述》，101页）。

丙申十二月（1897年1月），章太炎离开杭州诂经精舍，来到上海，在《时务报》馆任撰述一职。丁酉正月二十一日（1897年2月22日），《时务报》第十八册出版，刊登了章太炎出山后的第一篇文章《论亚洲宜自为唇齿》，接下来，第十九册又刊载了他的《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一文。章氏的学问、才华让人们大为叹服，但也有人指出，他的文章文辞古奥，典雅有余而通俗不足。谭嗣同二月初七日致函汪康年、梁启超时便赞叹道：“贵馆添聘章枚叔先生，读其文，真巨子也。大致卓公似贾谊，章似司马相如。”（《谭嗣同全集》，514页）三月十一日，黄遵宪致信汪康年，也提到了章太炎，他说：“馆中新聘章枚叔、麦孺博均高材生。大张吾军，使人增气。章君学会论甚雄丽，然稍嫌古雅。此文集之文，非报馆文。作文能使九品人读之而悉通，则善之善者矣。然如此既难能可贵矣，才士也。”（《黄遵宪集》，466页）不久，黄遵宪在写给汪康年的信中再次提到章太炎，他说：“章君之文亦颇惊警，一二月中亦可一二篇。”（同上，470页）但黄遵宪的愿望没能变为现实，章太炎在《时务报》的撰述只能到此为止了。章太炎未必不想继续写下去，但他很快就与梁启超产生了分歧，而且闹得很不愉快，有一次甚至因言语不和还动了手。他在给谭献的信中状告梁启超的门人打了他的朋友仲华。于是，丁酉（1897年）三月，章太炎便愤而离开了《时务报》馆，他们这一次合作的时间，最多不超过四个月。章炳麟（1868-1936）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杭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任《时务报》撰述，因参加维新运动被通缉，流亡日本。他在文学、历史学、语言学方面，都有很高造诣。

敬意与敌意之间

其实，此时的章太炎对康梁变法的主张不仅不反对，还是很赞成的，甚至对他们大谈特谈的经今文学，也没有表示特别的反感，虽然说到底他属于经古文学一派，但他撰写文章并不避讳经今文学的某些观点和提法。从他们发生冲突的具体事件来分析，章太炎所不能容忍的，主要是梁启超及其他康门弟子对康有为的态度，以及创立孔教的疯狂举动。他在三月十九日写给谭献的信中讲道：麟（章太炎）自与梁、麦（孺博）诸子相遇，论及学派，辄如冰炭。仲华亦假馆沪上，每有议论，常与康学牴牾，惜其才气太弱，学识未富，失据败绩，时亦有之。卓如门人梁作霖者，至斥以陋儒，诋以狗曲。（原注：面斥之云狗狗）麟虽未遭謑訽，亦不远于辕固之遇黄生。康党诸大贤，以长素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人，谓不及十年，当有符命，其人目光炯炯如岩下电，此病狂语，不值一嗤。而好之者乃如蛣蜣转丸，则不得不大声疾呼，直攻其妄。尝谓邓析、少正卯、卢杞、吕惠卿辈，咄此康瓠，皆未能为之奴隶。若钟伯敬（惺）、李卓吾（贽），狂悖恣肆，造言不经，乃真似之。私议及此，属垣漏言，康党衔次骨矣。会谭复笙来自江南，以卓如（梁启超）文比贾生，以麟文比相如，未称麦君（麦孟华），麦忮忌甚。三月十三日，康党麕至，攘臂大哄。梁作霖复欲往殴仲华，昌言于众曰：昔在粤中，有某孝廉诋諆康氏，于广坐殴之，今复殴彼二人者，足以自信其学矣。噫嘻！长素有是数子，其果如仲尼得由，恶言不入于耳邪？遂与仲华先后归杭州，避蛊毒也。（《章太炎政论选集》，14~15页》）

谭献是章太炎早年在家乡受业的一位老师，二人关系很好，常有书信往还，讨论文章学术，也交流各自的情况。谭献是浙江仁和人，字仲修，同治举人，曾在安徽全椒等县任知县，也是一位信奉常州今文经说的学者。章太炎在《自定年谱》中说他“好称阳湖庄氏”（《名人自述》，101页），这个阳湖庄氏就是清代常州经今文学的创始人庄存与。《清史稿》对谭献亦有记述：“治经必求两汉诸儒微言大义，不屑屑章句，读书日有程课，凡所论著，檃括于所为日记。文导源汉魏，诗优柔善入，恻然动人，又工词。”（转引自《章太炎年谱长编》，12页）谭献当时正在武汉，他在三月二十七日的日记中写道：“闻章生枚叔与同事哄而去，此我所预料，尝尼其行。”看来，不赞成章太炎上海之行的不仅仅是俞樾，谭献也曾试图阻止他。两天之后，即三月二十九日，谭献在日记中又对此事发表了看法，他说：“得章生枚叔书，乱离瘼矣，士人不图树立，无端为门户之争，竭心力而成战国世界，冷眼一笑，热心尤当一笑。”（转引自《章太炎政论选集》，15页“说明”）

章太炎是个非常自负的人，无论学问或文章，他都不大看得起梁启超。然而，梁启超虽比他略小几岁，但由于梁启超追随康有为，倡言变法，创立强学会，主持《中外纪闻》及《时务报》的笔政，比章太炎出道要早，不仅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大大超过了章太炎，而且，其鼓动性和感染力也非章太炎所能比，故章太炎对梁启超也还有几分敬意。特别是，他在此时还把康、梁的变法看作是推翻满人统治，恢复汉人地位的有效途径。后来他在《狱中答新闻报》一文中就曾述及《时务报》期间与梁启超共事的情形：“中岁主《时务报》，与康、梁诸子委蛇，亦尝言及变法。当是时，固以为民气获伸，则满洲五百万人必不能自立于汉土。其言虽与今异，其旨则与今同。昔为间接之革命，今为直接之革命，何有所谓始欲维新，终创革命者哉？”（《章太炎政论选集》，233页）他的意思是说，自己始终都是主张革命的，并非开始主张维新，后来改称革命。那时他之所以没有对康、梁的维新主张提出批评，主要是因为，在他看来，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可以使民气获得伸张，而一旦民众觉悟，满洲人的末日就到了。

尽管如此，他对康有为自谓“长素”——即超越了孔子，以及梁启超言必称康氏，把康有为尊为“教皇”、“圣人”等行为，很不满意，把他们比作邓析、少正卯、卢杞、吕惠卿、钟惺、李贽。这些人都是历史上有名的非圣非孔、离经叛道、不守法度、强言好辩、不从流俗、宁为异端的人物。梁启超与其他康门弟子自然不希望别人这样来贬低自己和自己的老师，他们约了一个饭局，实际上是想和章太炎辩论。章太炎也非寻常之辈，他素以独立不羁、固执己见、敢想敢说、敢作敢为的鲜明个性而著称，人称“章疯子”，对这种称谓他自己倒也并不否认。现在，两伙“疯子”聚集在一起，如果没有一点疯狂的举动，反倒显得不正常了。梁启超的弟子梁作霖或许更年轻，火气也更大一些。他说，在广东的时候，有人诋毁康有为，大庭广众之下就被暴打一顿——言外之意就是说，你们是不是也找打呢？说着他便冲过去要打仲华。这个仲华，是沪上一个教书先生，章太炎的老乡兼朋友，经常参加梁启超等人的聚会，席间喜欢发表议论，却又与康氏一门的学问相抵触，他常常被康有为的这些门徒说得哑口无言，梁作霖曾骂他“陋儒”、“狗曲”。

这样一打一闹，也就伤了和气。三月二十二日，章太炎致信同乡兼老友汪康年，非要离开《时务报》，说什么也不干了：“报馆一席，断难姑留。投我木桃，在他人或未忍此，况彼自谓久要乎？久要而犹不免于此，则复合之后何如也。凡事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常以笔墨相交，则纪念自生，恐又自此开衅，不如早离为要。”（转引自《章太炎年谱长编》，43页）汪康年曾经出面挽留他，但他去意已决，不肯迁就，终于在三月二十七日之前离开上海，回到杭州。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件十分可惜的事。

孔教是个问题

说起来，当时不赞成康有为以教主自居、创立孔教的，并非章太炎一人。黄遵宪、夏曾佑、严复等人，他们与康有为有更多的来往，甚至可以说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但他们都明确反对康氏立教、保教的主张。严复很早就写信给梁启超，告诫他“教不可保”，“亦不必保”。（《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109页）那时梁启超对严复的意见还有所保留。戊戌政变之后，黄遵宪在家乡看到梁启超所作《南海康先生传》，再次提起当年关于保教、尊孔的话题。他对梁启超说，在近代欧洲，重要的思想家都是反对宗教的，无论是个人还是民族，坚持对宗教的信仰都是落后的标志，都表明其落后于时代，落后于社会进步。所以，即使要抵御西方宗教的影响，我们也没有必要弄出一个孔教来。而且，对于极端排外的守旧分子来说，保教之说的盛行，很可能会提供一种口实，担心他们“因此而攻西教”（《致梁启超书》一，见《黄遵宪集》，486页），这对传播、吸收西方文化其实是不利的。他在信中还详细讨论了孔子及其学说与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的异同，说明孔学非宗教，孔子也非教主，启发、规劝梁启超放弃康氏的主张，不要因此而误入歧途。

但无论是严复，还是黄遵宪，他们对梁启超的批评教育，不仅没有酿成不同学派之间的群殴，反而留下了一段文人间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佳话。梁启超在给康有为的信中曾提到严复的来信，仍表示颇受感动。他说：“彼书中言，有感动超之脑气筋者。”（《梁启超年谱长编》，77页）但此时的梁启超对这个问题“固依违未定也”。（《致梁启超书》一，见《黄遵宪集》，486页）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他作《复友人论保教书》，所持观点仍然是：“夫天下无不教而治之民，故天下无无教而立之国。”“故窃以为居今日而不以保国保教为事者，必其人于危亡之故，讲之未莹，念之未熟也。”他还发起成立“保教公会”，“见人必发明保教之义，由斯渐广，愈讲愈明，则此道之不绝于大地，当有望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9~11页）这一系列言行，说明梁启超当时仍然追随康有为，“见人必发明保教之义”。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执教期间，这竟引起当地另一些“保教”人士的不满。王先谦、叶德辉、曾廉等人都是以卫道、保教自居的，但他们却以自己的“保教”，攻击康梁的“保教”。王先谦的学生苏舆还受命将湖南士绅驳斥变法维新的书信、公约、奏牍等文件汇编成册，称之为《翼教丛编》。这里所谓翼教，就是“保教”的意思。在他们看来，康梁有“保教”之名，而无“保教”之实，属于打着红旗反红旗。曾廉在所上条陈则中说得更加直接，他说：臣窃见工部主事康有为，迹其学问行事，并不足与王安石比论，而其字则曰长素。长素者，谓其长于素王也。臣又观其所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诸书，爚乱圣者，参杂邪说，至上孔子以神圣明王传世教主徽号。盖康有为尝主泰西民权平等之说，意将以孔子为摩西，而己为耶稣；大有教皇中国之意，而特假孔子大圣借宾定主，以风示天下。故平白诬圣造为此名，其处心积虑，恐非寻常富贵之足以厌其欲也。……康有为进而梁启超之徒皆相继而进矣。梁启超在康有为之门，号曰越赐，闻尚有超回等名，亦斯驾孔门而上之。盖康有为以孔子为自作之圣，而六经皆托古。梁启超以康有为为自创之圣，而六经待新编。其事果行，则康氏之学，将束缚天下而一之，是真以孔子为摩西，而康有为为耶稣也。（《戊戌百日志》，486页）

这样说来，苏舆、曾廉之流的眼光还是很毒的，一眼就看出了康有为的提倡孔教，捍卫孔教，其实是想自己做教主，不仅取代孔子，而且要取代当今皇上。所以他们认为，康有为与梁启超的“保教”是假，想要天下易主是真，统统应该杀头。这时，偏偏是章太炎出头来为康、梁辩护，他作《翼教丛编书后》一文，针对《翼教丛编》的观点进行反驳。他先肯定该书驳斥康有为的经今文学，说到了点子上；但他认为，硬把康氏的经学观点与其变法维新的做法扯到一起，却是该书的一大缺陷。在他看来，学术是学术，政治是政治，不能说是一回事。“以去岁变法诸条，使湘人平心处之，其果以为变乱旧章，冒天下之不韪乎？”意思是说，去年变法期间实行的那些新政，如果这些湖南人能够心平气和地想一想，那么，他们的改革旧章程是和天下人作对吗？他指出，只有持一孔之见的儒生才会说出这样迂腐的话，诋毁、非议他们所做的事情。他说：今之言君权者，则痛诋康氏之张民权；言妇道无成者，则痛诋康氏之主男女平权。清谈坐论，自以孟、荀不能绝也。及朝局一变，则幡然献符命、舔痈痔惟恐不亟，并其所谓君权妇权者而亦忘之矣。夫康氏平日之言民权与男女平等，汲汲焉如鸣建鼓，以求亡子，至行事则惟崇乾断，肃宫闱，虽不能自持其义，犹不失为忠于所事。彼与康氏反唇者，其处心果何如耶？（《章太炎政论选集》，96~97页）

由此可见，章太炎与康、梁，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他承认与康有为在经今古文方面有分歧，但这种分歧古已有之，并非他们所独有。他也反对梁启超神化孔子，认为孔子只是个学者、教授，而非教主，他更反对把康有为说成是圣人，搞他的个人崇拜。即便是这样，他对康、梁变法的勇气却十分佩服，并不认为想当皇帝就一定是大逆不道。冯自由也曾讲到一件事：“戊戌春间，鄂督张之洞以幕府夏曾佑、钱恂二氏之推荐，专电聘章赴鄂。章应召首途，颇蒙优遇。时张所撰《劝学篇》甫脱稿，上篇论教忠，下篇论工艺，因举以请益。章于上篇不置一辞，独谓下篇最合时势。张闻言，意大不怿。两湖书院山长梁鼎芬一日语章，谓闻康祖诒欲作皇帝，询以有所闻否？章答以‘只闻康欲作教主，未闻欲作皇帝，实则人有帝王思想，本不足异；惟欲作教主，则未免想入非非’云云。梁大骇曰：‘吾辈食毛践土二百余年，何可出此狂语。’怫然不悦。遂语张之洞，谓章某心术不正，时有欺君犯上之辞，不宜重用。张乃馈章以程仪五百两，使夏曾佑、钱恂讽其离鄂。”（转引自《章太炎年谱长编》，65页）

这个时期，章太炎已然有了“革命”思想，但也只是局限于“思想”以及朋友之间的言谈，还没发展到与满清朝廷公开决裂的程度；而康、梁也还没有举起“保皇”的旗帜，他们更多地是在呼吁民权、平等，要求开议院，争取士民参政议政的权利。所以，章与他们或有不和，却并不影响交往，有时还走得很近。有几则笔记写到章太炎的“革命”，一则是汪太冲的《章太炎外纪》，他说，张之洞因为章太炎崇尚《左传》而贬抑《公羊》，对章太炎颇有好感，请钱恂邀章太炎来湖北，“时太炎稍有主张革命名，南皮（张之洞）不敢昼见，匿太炎于念老（钱恂）室中，午夜屏人，见太炎，谈达曙，大服之”。（同上）这里所说章太炎“稍有主张革命名”是实情，说张之洞“大服之”，却未必。

刘成禺的《世载堂杂忆》也有一则记载，说的是张之洞要办《楚学报》，遂请章太炎担任主笔，“太炎乃为《排满论》凡六万言，文成，钞呈总办，梁（鼎芬）阅之大怒，口呼反叛反叛、杀头杀头者，凡百数十次。急乘轿上总督衙门，请捕拿章炳麟，锁下犯狱，按律治罪。予与朱克柔、邵仲威、程家柽等闻之，急访王仁俊曰：‘先生为《楚学报》坐办，总主笔为张之洞所延聘，今因《排满论》酿成大狱，朝廷必先罪延聘者，是张首受其累，予反对维新派者以口实。先生宜急上院，谓章太炎原是个疯子，逐之可也。’仁俊上院，节庵（梁鼎芬）正要求拿办；仁俊曰：‘章疯子，即日逐之出境可也。’之洞语节庵，快去照办。梁怒无可泄，归拉太炎出，一切铺盖衣物，皆不准带，即刻逐出报馆；命轿夫四人，扑太炎于地，以四人轿两人直肩之短轿棍，杖太炎股多下，蜂拥逐之。太炎身外无物，朱、邵等乃质衣为购棉被，买船票，送归上海”。（《世载堂杂忆》，109~110页）

这段记载写得很生动，有很多细节，刘成禺自称当事人，在现场，但所记仍有夸张失实之病。首先，《楚学报》实为《正学报》之误，章太炎参与了该报的创办，还写了《正学报缘起》和《例言》，但该报并未出刊。而且，章太炎也未写过一篇“六万言”的《排满论》，张之洞或者约他写过文章，但只是请他撰文批驳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他因为不喜欢《劝学篇》中“多效忠清室语”（《章太炎学术年谱》，51页），便婉言谢绝了张之洞所请。很显然，这时的章太炎，感情的天平还是倾向康、梁这边的。

戊戌政变后思想分歧加大

事实上，章太炎与梁启超在思想感情、政治主张、革命方略诸多方面的分歧，都发生在戊戌政变之后，源于政变流血的刺激。冯自由讲过，政变发生之后，康、梁亡命日本，章太炎也在日本诗人山根虎雄的帮助下，逃往台湾避难。在台湾的时候，他曾经“著一文忠告康、梁，劝其脱离清室，谓以少通洋务之孙文，尚知辨别种族，高谈革命，君等列身士林乃不辨顺逆，甘事虏朝，殊为可惜等语”。（《章太炎年谱长编》，73~74页）意思就是说，连稍通洋务的孙中山都知道满汉的分别，主张革命，你们身为知识分子，反而不能顺应历史潮流，太可惜了。

在这个问题上，梁启超与章太炎的看法确实不同。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梁启超为其同学徐勤的新书《中国夷狄辨》作序，开篇就说：“自宋以后，儒者持攘夷之论日益盛，而夷患亦日益烈，情见势绌，极于今日，而彼嚣然自大者，且日哓哓而未有止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48页）在他看来，一些儒生“攘夷”攘了一千年，夷未见攘，夷患倒是越来越严重了。持“攘夷”论调的人，都以《春秋》为根据，所谓《春秋》大义。章太炎在其《自定年谱》中讲道：“架阁有蒋之（良骐）《东华录》，尝窃窥之，见戴名世、吕留良、曾静事，甚不平，因念《春秋》贱夷狄之旨，先君不知也。”（《章太炎年谱长编》，5页）其《口授少年事迹笔记》也讲到，他在少年时代就从外祖父那里接受了“夷夏之防，同于君臣之义”的教训，“排满之思想，遂酝酿于胸中”。他说：“余问：‘前人有谈此语否？’外祖曰：‘王船山（夫之）、顾亭林（炎武）已言之，尤以王氏之言为甚，谓历代亡国，无足轻重，惟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余曰：‘明亡于清，反不如亡于李闯。’外祖曰：‘今不必作此论，若果李闯得明天下，闯虽不善，其子孙未必皆不善，惟今不必作此论耳。’余之革命思想伏根于此，依外祖之言观之，可见种族革命思想原在汉人心中，惟隐而不显耳。”（同上）1906年6月，章太炎出狱，同盟会派人接他，东赴日本，在东京留学生组织的欢迎会上，他发表演说，讲到他的经历：“兄弟少小的时候，因读蒋氏《东华录》，其中有戴名世、曾静、查嗣庭诸人的案件，便就胸中发愤，觉得异种乱华，是我们心里第一恨事。后来读郑所南、王船山两先生的书，全是那些保卫汉种的话，民族思想渐渐发达，但两先生的话，却没有甚么学理。”（《章太炎政论选集》，269页）

与章太炎不同，梁启超幼年从祖父那里接受的熏陶和教育，则偏重于忠义、节烈。他家所在的茶坑村，离厓山不远，南宋末年，这里曾经上演过非常悲壮的一幕：蒙古铁骑一路追杀，将南宋小朝廷逼到此地，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面对波涛汹涌的大海，誓死抗元的陆秀夫先将妻子推入海中，然后自己背着小皇帝赵昺投海自杀。后来，人们在厓山之下建了慈元殿，专门奉祀帝、后及死节诸臣。陈白沙、陈独漉等文士学人都曾题诗于此。明朝成化年间，这里修建了大忠祠，祭祀抗元牺牲的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三位忠臣，陈白沙为此撰写门联：宇宙万年无此事，春秋一例昉诸公。此后，厓山还陆续修建了忠义坛、全节庙，祭祀宋元时期的忠义、节烈之士。祖父梁维清便经常在这些场所给儿孙们讲述当年发生在这里的故事，缅怀亡国之痛，张扬民族气节。梁启超从小就感受到这样一种境界与情怀，这为他始终不渝的爱国情操涂上了一层浓重的底色。但他并没有因此觉悟到“种族革命思想”。在当地，影响最大的还是陈白沙，他与王守仁非常相似，直接从陆九渊那里继承了“心即理”的思想，强调道德修养的功夫。在陈白沙看来，立身之道就在于“正心”，也就是陆九渊所说的“知有君臣，知有上下，知有中国夷狄，知有善恶，知有是非，父知慈，子知孝，兄知友，弟知恭，夫义妇顺，朋友有信”。（《陆九渊集》，转引自《新会梁氏：梁启超家族的文化史》，11页）在这种道德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梁启超，基本上是一个中规中矩的谦谦君子形象，他不缺少激情和勇气，但观念中没有“夷夏之大防”的所谓满汉之分。特别是在师从康有为以后，接受了康氏的经今文学，以及“三世三统”的理论，以世界大同为最高理想，当然不认为仇满排满便可以救中国。

针对所谓攘夷是《春秋》大义的说法，梁启超指出：“吾三复《春秋》而未尝见有此言也。吾遍读先秦两汉先师之口说，而未尝见有此言也。孔子之作《春秋》，治天下也，非治一国也；治万世也，非治一时也。”他说到辨别夷和夏的标准：“后世之号夷狄，谓其地与其种族；《春秋》之号夷狄，谓其政俗与其行事。”所以，“《春秋》之中国、夷狄，本无定名，其有夷狄之行者，虽中国也，靦然而夷狄矣；其无夷狄之行者，虽夷狄也，彬然而君子矣。然则，藉曰攘夷焉云尔，其必攘其有夷狄之行者，而不得以其号为中国而恕之，号为夷狄而弃之，昭昭然矣。”他进一步追问：“何谓夷狄之行？《春秋》之治天下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禁攻寝兵，勤政爱民，劝商惠工，土地辟，田野治，学校昌，人伦明，道路修，游民少，废疾养，盗贼息。由乎此者，谓之中国；反乎此者，谓之夷狄。”可见，梁启超所谓夷夏，是根据文明程度来判定的，如果中国不进步，不改革，不行新政，那么，也是有可能变成夷狄的。至于满汉的分别，梁启超看到的是政治，而非种族。他认为，真正能救中国的，还是政治体制的变革；如果不进行政治变革，推翻了满洲的专制统治，还会有别的专制统治。

虽然章太炎很小就有了仇满、排满的意识，却也曾追随康、梁，鼓吹过维新、变法、改良的主张。事实上，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以前，他与康、梁，特别是梁启超，一直保持着藕断丝连的关系。在私下场合，他不仅不否认，甚至还用自己的经历宽慰朋友：陶、柳二子鉴：简阅传文，知二子昔日，曾以纪孔、保皇为职志。人生少壮，苦不相若，而同病者亦相怜也。鄙人自十四五时，览蒋氏《东华录》，已有逐满之志。丁酉入《时务报》馆，闻孙逸仙亦倡是说，窃幸吾道不孤，而尚不能不迷于对山（康有为）之妄语。《訄书》中《客帝》诸篇，即吾往岁之覆辙也。今将是书呈览。二子观之，当知生人智识程度本不相远，初进化时，未有不经纪孔、保皇二关者，以此互印何如？章炳麟白。（《致陶亚魂、柳亚庐书》，见《章太炎政论选集》，191页）

这里的柳亚庐，就是后来的柳亚子。而章太炎的另一位老朋友汪康年，是比康、梁还要保守的维新派，他与汪的关系一直维持得很好，远远超过了梁启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七月十七日他写信给汪康年，汇报其近况，还谈到他与梁启超的关系：“伯鸾（梁启超）旧怨，亦既冰释，渠于弟更谢血气用事之罪。松柏非遇霜雪，不能坚贞，斯人今日之深沉，迥异前日矣。”这里所说，显然是指1897年章太炎任职《时务报》期间与梁启超等人发生的那次冲突，他说梁启超已经向他道歉，冰释前嫌，还劝汪康年也与梁启超重修旧好：“伯鸾尝问弟曰：‘穰卿果何如人？’答曰：‘洛、蜀交讧而终不倾入，章、蔡视木居士何如耶？’自是伯鸾亦念君。”（同上，93页）此后，汪康年与梁启超恢复书信往还，正是章太炎中间撮合的结果。

实际上，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以前，革命党的势力还很薄弱，影响也很小，章太炎除了听梁启超谈论过孙中山，对革命党没有任何了解，也未和革命党中的任何人打过交道，在他周围，几乎所有的朋友都是主张变法维新的，区别只在有的激进，有的保守而已。他的另一位好朋友宋恕（平子）就曾与他开玩笑说：“君以一儒生，欲覆满洲三百年帝业，云何不量力至此，得非明室遗老魂魄凭身耶。”（《自定年谱》，见《名人自述》，103页）意思就是说，难道你被明朝遗老的魂魄附体了吗？所以他后来也曾抱怨：“当时对着朋友，说这逐满独立的话，总是摇头，也有说是疯癫的，也有说是叛逆的，也有说是自取杀身之祸的。但兄弟是凭他说个疯癫，我还守我疯癫的念头。”（《章太炎政论选集》，269页）

如果说，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以前的章太炎，主张革命、排满的思想很少有知音的话，那么，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的日本之行，经梁启超介绍，他开始接触到孙中山及一班革命同志，并从他们的言论中得到了从未有过的共鸣。冯自由记述：“己亥夏间，梁启超主办横滨《清议报》，与孙总理时相过从，遂致函邀章赴日，谓当介绍孙某与之相见。章至东京，下榻于小石川梁寓，初以不谙日俗，误在室内坐席无心涕唾，致为管家日妇所窃笑（时著者亦下榻梁寓，故知其详，日妇名太田，康徒罗某之情妇也）。梁引章同访孙总理、陈少白于横滨，相与谈论救国大计，极为相得。”（《革命逸史》上册，50页）冯自由的记述总是少不了八卦，但他所说章太炎与孙中山的初识还是可信的。此后章太炎开始疏远梁启超，虽然梁启超为他的《訄书》原刊本写了题签，但他还是在该书出版前修改了其中的一些文章，比如《客帝》一篇，就增加了“逐满”的内容。然而这类修改并不彻底，鲁迅先生多年之后就曾指出：“太炎先生是以文章排满的骁将著名的，然而在他那《訄书》的未改订本中，还承认满人可以主中国，称为客帝，比于嬴秦的客卿。”（《病后杂谈之余》，见《鲁迅全集》第六卷《且介亭杂文》，183页）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七月二十六日，唐才常以“保国保种”相号召，在上海张园召开“国会”，给了章太炎一个机会，他以唐才常“不当一面排满，一面勤王，既不承认满清政府，又称拥护光绪皇帝，实属大相矛盾，决无成事之理，宣言脱社，割辫与绝”。（《革命逸史》上册，240页）他的《自定年谱》也记载了这件事：“其夏，宛平不守，清太后、清主西窜长安。唐才常知时可乘也，与侨人容闳召集人士宣言独立，然尚以勤王为名，部署徒众，欲起兵夏口。余谓才常曰：‘诚欲光复汉绩，不宜首鼠两端，自失名义。果欲勤王，则余与诸君异趣也。’因断发以示决绝。”（《自定年谱》，见《名人自述》，103页）不久，他撰写《解辫发》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称自己“断发易服”，“惟支那四百兆人，而振刷是耻者，亿不盈一”，即一亿个人里不超过一个。这在当时，的确有一种振聋发聩的作用。冯自由（1882-1958）原名懋龙，字健华，祖籍广东南海县人。1882年出生于日本，自幼留学日本，1895年在日本横滨加入兴中会，时年十四岁。1900年因反对康有为、梁启超而改名自由。冯自由最初是梁启超的学生，后因政见不同，竟视其为仇人。

革命与改良之争

章太炎拉开架势与梁启超论战，大约始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八月十日发表于《国民报》第四期的《正仇满论》一文。《章太炎年谱长编》也称之为“对资产阶级改良派政治主张批驳的第一篇文章，可视为中国近代史上革命与改良论争最早的一篇历史文献”。该书曾引述《国民报》的编者注说：“右稿为内地某君寄来，先以驳斥一人之言，与本报成例，微有不合，原拟不登。继观撰者持论至公，悉中于理，且并非驳击梁君一人，所关亦极大矣。急付梨枣，以饷国民，使大义晓然于天下，还以质之梁君可也。本社附志。”（《章太炎年谱长编》，121页）《国民报》是留日学生秦力山、冯自由等人创办的一份月刊，秦力山自任总编辑，1901年5月10日创刊于东京，刊登章氏文章的第四期问世不久，就被迫停刊了。秦力山、冯自由最初都是梁启超的学生，后因政见不同，竟视其为仇人。庚子勤王失败后，秦曾纠集一些人，到东京找梁启超算账，梁不胜其扰，只好躲到横滨去。章太炎的文章自然很对他们的胃口，是求之不得的，哪有“原拟不登”的道理？这种说辞只能视为虚晃一枪。

章太炎的《正仇满论》是针对梁启超的《中国积弱溯源论》而作的。梁启超的这篇长达两万余字的文章，深入探讨了中国几千年政治腐败的根源。全文分为四节。第一节：积弱之源于理想者；第二节：积弱之源于风俗者；第三节：积弱之源于政术者；第四节：积弱之源于近事者。首先他指出：“爱国之心薄弱，实为积弱之最大根源。”为什么会薄弱呢？在他看来，“其发源于理想之误”，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不知道国家与天下的差别；第二，不知道国家与朝廷的界限；第三，不了解国家与国民之间的关系。所以他说：“以上三者，实为中国弊端之端，病源之源，所有千疮百孔、万秽亿腥，皆其子孙也。今而不欲救中国则已耳，苟欲救之，非从此处拔其本，塞其源，变数千年之学说，改四百兆之脑质，虽有善者，无能为功。”

其次，他讲道：“以今日中国如此之人心风俗，即使日日购船炮，日日筑铁路，日日开矿物，日日习洋操，亦不过披绮秀于粪墙，镂龙虫于朽木，非直无成，丑又甚焉。故今推本穷源，述国民所以腐败之由，条例而偻论之。非敢以玩世嫉俗之言，骂尽天下也。”他从六个方面探讨了人心风俗作为积弱根源的具体表现：一是奴性；二是愚昧；三是为我；四是好伪；五是怯懦；六是无动。他说：“以上六者，仅举大端，自余恶风，更仆难尽，递相为因，递相为果，其深根固蒂也，经历夫数千余年，年年之渐渍，莫或使然，若或使然，其传染蔓延也，盘踞夫四百兆人人人之脑筋，甲也如是，乙也如是，万方一概，杜少陵所以悲吟；长此安穷，贾长沙能无流涕？”这里所言，应该说，正是二十世纪关于国民性批判之滥觞，梁启超对国民性的认识，不仅影响了几代人，而且，直到鲁迅之前，很少有人能出其右。第三节，他讲到了延续几千年的统治术：“纵成今日之官吏者，则今日之国民是也；造成今日之国民者，则昔日之政术是也。数千年民贼，既以国家为彼一姓之私产，于是凡百经营，凡百措置，皆为保护己之私产而设，此实中国数千年来政术之总根源也。”

他进一步指出说：“吾尝徧（遍）读二十四朝之政史，徧（遍）历现今之政界，于参伍错综之中，而考得其要领之所在，盖其治理之成绩有三：曰愚其民，柔其民，涣其民是也。而所以能收此成绩者，其持术有四：曰驯之之术，曰餂之之术，曰役之之术，曰监之之术是也。”然后他说：“观于此，而中国积弱之大源，从可知矣。其成就之者在国民，而孕育之者仍在政府。”最后他讲到中国积弱的近因，自然与清代统治者有关。他认为，顺治朝开始实行的“严满汉之界”是一个根本性错误，直到清末，还有刚毅这样的人，制造出“汉人强，满洲亡，汉人疲，满洲肥”的十二字诀，仍然是“急于为满洲朝廷计利益，而未暇为中国国民谋进步也”。乾隆时代是当今很多人赞赏的盛世，然而梁启超说：“乃高宗不用其才，为我中国开文明政体之先河，乃反用其才为我中国作专制政体之结局。”他把乾隆比作法国的路易十四，“中国自乾隆以后，四海扰扰，未几遂酿洪杨之变，糜烂十六省，蹂躏六百余名城，其惨酷殆不让于法国之一千七百八十九年矣”。所以他说：“吾诚不愿我中国自今以往，再有如法国一千八百三十年、一千八百四十八年之革命者。”后来，这曾被有些人认为是梁启超反对革命的证据。最后他讲到了光绪，他从光绪身上看到了未来之希望，他说：“今上皇帝以天纵之资，抱如伤之念，藉殷忧以启圣，惟多难以兴邦，天之生我皇也，天心之仁爱中国而欲拯其祸也。”接着又说：“今上皇帝，忍之无可忍，待之无可待，乃忘身舍位，毅然为中国开数千年来未有之民权，非徒为民权，抑亦为国权也。”但那拉氏的昏庸、专制和腐败，使得光绪不能有所作为，“那拉氏之仇皇上，其仇民权耶，其仇国权耶，仇民权则是四百兆人之罪人，仇国权抑亦大清十一代之罪人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13~41页）

梁启超在这篇文章里明确表达了对革命的担忧，以及对光绪皇帝所寄予的希望，但他更明确地提出要改变沿袭了几千年的专制统治，改变一家一姓将国家据为私有的现状。而改变这一切最好的办法，在他看来就是实行君主立宪制度。他在大约同时还有《立宪法议》一文发表于《清议报》，更早一点还有《各国宪法异同论》，这两篇文章更充分地表达了他对君主立宪的看法。不过，对于这个问题，章太炎却不想说得太多，他的《正仇满论》，恰如标题所显示的，关注的焦点只是作者对满洲及其统治者持怎样的态度。这再次证明，章太炎眼中只有“满洲”、“异族”，只有“夷夏之防”，而梁启超看到的却是数千年来民贼窃取民权的历史。这是他们的重要分野之一。而且，章太炎在谈到革命的时候，常常是把革命作为排满的同义语来使用的，他曾经直言，在当今中国，最急需的是“光复”而非“革命”。他在为邹容《革命军》所作“序”中讲到“革命”与“光复”的区别：“抑吾闻之，同族相代，谓之革命；异族攘窃，谓之灭亡；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逐异族，谓之光复。今中国既灭亡于逆胡，所当谋者光复也，非革命云尔。”（《革命军序》，见《章太炎政论选集》，193页）其后，他更以“光复”二字命名他们的组织。可见，“光复”对于章太炎来说，是断然不能放弃的原则。此后他与孙中山发生分歧，经济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仍在于对“革命”的认识有所不同。

所以，他对梁启超“所极不忘者独圣明之主”绝不能接受。他是坚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在他看来，“人情谁不爱其种类，而怀其利禄”，即使所谓圣明之主如光绪皇帝这样的人，也和普通人的情感是一样的，他真的能把满洲已经享有的一切都放弃，让汉人享用吗？也许他没有满汉不同的偏见，但五百万满洲人能答应他吗？“是故汉人无民权，而满洲有民权，且有贵族之权者也。虽无太后而掣肘者什伯于太后，虽无荣禄而掣肘者什伯于荣禄”，所以他说：“今其所谓圣明之主者，其聪明文思果有以愈于尧耶？其雄桀（杰）独断果有以侪于俄之大彼得者耶？由是言之，彼其为私，则不欲变法矣；彼其为公，则亦不能变法矣。进退无所处，而犹隐爱于此一人，何也？”对于梁启超所批评的国民的劣根性，以及官吏的腐败和愚昧，他竟认为，不过是“本陈名夏、钱谦益之心以为心者”，意思就是说，他们对满洲都不是真心，“所为立于其朝者，特曰冠貂蝉袭青紫而已，其存听之，其亡听之，若曰为之驰驱效用而有所补助于其一姓之永存者，非吾之志也”。他甚至把束身自好，优游卒岁，贪墨无艺，怯懦忘耻者，统统看作是“本陈名夏、钱谦益之心以为心者”，以为是一种不合作的态度，这就有点以“仇满”、“排满”、“逐满”为是非了。按照他的设想，满洲人应该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东胡大抵，旷荡鲜人，水草犹多，牧马犹殖，使夫五百万人者，反其故土，林林而立，总总而居，亦犹是满洲之旧俗也”。他以为，这样对待满洲人，已经“至公至仁”了，即使真像当年满洲人对待汉人那样，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也“合于九世复仇之义，夫谁得而非之”？对于梁启超所说的君主立宪，他认为，以中国目前的条件，是做不到的。因为，要对权力进行限制，就必须要有国会和议院，“而是二者皆起于民权，非一人之所能立”。但当今中国的民权在哪里呢？而且，当国民拥有民权之时，为什么还要尊光绪为皇帝呢？（《正仇满论》，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94~99页）

梁启超没有对章太炎的《正仇满论》作出回应。事实上，梁启超虽然也谈保皇，但自流亡海外以来，他的思想从来没有停留在保皇上。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十月，何擎一将梁启超数年所作文章汇编为《饮冰室文集》，这是梁启超的著作第一次结集出版，他在《自序》中说：“以吾数年来之思想，已不知变化流转几许次，每每数月前之文，阅数月后读之，已自觉期期以为不可。”（《梁启超年谱长编》，294页）而此时他的思想正日趋激烈。那时，他不仅鼓吹革命，鼓吹破坏主义，也鼓吹排满，他在民国元年《莅报界欢迎会演说词》里说：“当时承团匪之后，政府疮痍既复，故态旋萌，耳目所接，皆增愤慨，故报中论调，日趋激烈。壬寅秋间，同时复办一《新小说报》，专欲鼓吹革命。鄙人感情之昂，以彼时为最矣。”（同上，298页）不过，就梁启超而言，当时他所面临的局势太复杂了。大约两年前，他与孙中山的合作意向，由于康有为的反对而被迫终止，双方不再往来。这时，章太炎在东京举办支那亡国纪念会，聘请梁启超、孙中山为赞成人，梁启超先是复书赞成的，数日之后，又致函章太炎，表示自己支持他的举动，但不必具名，希望将他的赞成人名义取消，就是考虑到康有为的感受。他在这一年的四月写信给康有为，还说：“至民主、扑满、保教等义真有难言者。弟子今日若面从先生之诫，他日亦必不能实行也，故不如披心沥胆一论之。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弟子誓焦舌秃笔以倡之，决不能弃去者也。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弟子所见，谓无以易此矣。满廷之无可望久矣，今日日望归政，望复辟，夫何可得？即得矣，满朝皆仇敌，百事腐败已久，虽召吾党归用之，而亦决不能行其志也。”（同上，286页）

梁启超说的是实话。从他的文章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他的左右为难。在经历了戊戌政变，六君子蒙难，庚子勤王失败之后，梁启超对清政府已经非常失望。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初，慈禧和光绪一行返回北京之后，并没有表现出变法维新的诚意和决心，而是更加让人失望。这年一月，奉行两百多年的满汉通婚的禁令宣告废除，梁启超写了《似此遂足以破种界乎》，他在其中写道：“今则外忧日迫，民智日开，政府窃窃然忧汉满水火，终酿大患，颇思所以调和之策，顷乃以懿旨诏互相通婚，其用心良善。”但是，“满汉之沟绝数百年矣，其俗不相习，其性不相同，虽日下一诏以敦迫之，吾知其不过一纸空文耳”。他又说：“政府若真欲除汉满之界也，则当自大本大原之地行之，以实利实益示之，虽无通婚，必相安焉矣。不然，虽通何益？”（1902年2月《新民丛报》第2号，见《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79页）

但是，康有为对于梁启超的态度颇不以为然，他当时写了两封很长的信，专门讨论革命自立等问题，一封是《复美洲华侨论中国只可行君主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一封是《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这两封信以《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为题发表于《新民丛报》第16号，章太炎看到后，当即慷慨陈词，写下了名噪一时的雄文《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这篇文章以《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为题，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六月二十九日的《苏报》上发表，巧的是，第二天，清政府便照会上海租界当局，以“劝动天下造反”、“大逆不道”等罪名将章太炎逮捕。邹容闻之，激于义愤，亦主动投案。章太炎的被捕最初也许不是由于这篇文章，但这篇文章在后来的叙事中却被认为是近代史上震惊中外的《苏报》案的导火索。

梁启超游美记

章太炎锒铛入狱之际，梁启超正在美国考察。梁启超对美国向往已久，四年前，美国旧金山的维新会就曾向他发出过召唤，他亦欣然前往，没想到，由于当地的疫情而滞留于檀香山。直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禁令解除，他才获准进入美国，却又因汉口勤王，箭在弦上，电促其立即回国，只好报以遗憾。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正月，美洲保皇会邀请梁启超游历美洲，终于遂了他的心愿。正月二十三日他从日本启程，二月初六日凌晨抵达加拿大的温哥华港口。随行者有黄慧之、鲍炽二人。

关于此行的目的，据《梁启超年谱长编》介绍，主要是三件大事：“第一在开办美洲各地保皇分会；第二在扩大译书局股份，集股开办商务公司，以树立实业基础；第三在筹款发展会中其他各事；此外并附带为大同学校和爱国学社捐款。”（《梁启超年谱长编》，311页）梁启超在加拿大居留两月，四月初三日，由温哥华乘车前往纽约，所行路线即著名的横贯美洲大陆之太平洋铁路。在此期间，他将《新民丛报》交给蒋智由、麦孟华、罗普、周伯勋、蒋方震、汪荣宝等人打理，自己很少再写文章，而专心于美洲大陆的考察。在美国，除了在各地参加保皇会的活动，开展募捐以外，他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谈，一路想，自东而西，历时半年有余，行程不下万里，“所见美国政俗，其感触余脑者甚多”。（《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二，133页）举其大端，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其一，美国的国体、政体、社会、民众自有其特质，这是美国所以实行共和联邦制的社会历史原因；其二，美国的共和政体也不是最完美的，也有其弊端；其三，进一步认识到华人社会的问题，不仅离民主共和很远，甚至离民主立宪也很远，只能实行君主立宪制；其四，革命不会使我们获得自由，倒可能得到专制。他在旅美期间时时处处都拿“我民族与彼民族”相比较，感触不限于这四个方面。徐勤为其《新大陆游记》一书作序，就曾感叹：“且彼以十月间所观察所调查，乃多为吾三年间所未能见及，人之度量相越，不亦远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二，1页）但所有这些归结到一点，对梁启超来说，就是改变对革命的认识和态度。二十世纪被称为革命世纪，中国更是被革命打上了深刻的烙印，是福是祸都与革命有关，可见这不是一个小问题。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以来，尽管梁启超一直在宣扬保皇，宣扬君主立宪，并自称改良主义者，但他在言谈话语及撰写文章的时候，不仅不回避“革命”这个字眼，甚至还表现出对“革命”以及破坏主义的向往。直到踏上美洲大陆，在加拿大，他仍然觉得革命是必要的。这一年的四月初三日，他在写给徐勤的信中还说：“中国实舍革命外无别法，惟今勿言耳。”（《梁启超年谱长编》，318页）勿言是因为康有为听了不高兴，所以不说。半个月之后他再次致信徐勤，仍然表示：“长者（康有为）此函责我各事，我皆敬受矣。惟言革事，则至今未改也。”他不加掩饰地说：“今每见新闻，辄勃勃欲动，弟深信中国之万不能不革命。今怀此志，转益深也。即此次到美演说时，固未言革，然与惠伯（叶惠伯，又名叶恩）、章轩（刘章轩，保皇党，曾与叶恩等开办振华实业公司）谈及，犹不能不主此义也。舍是则我辈日日在外劝捐，有何名目耶？”（同上，320~321页）从这里可以看出，梁启超所说的“不能不革命”，“舍革命外无别法”，既包含着对清政府的失望，也包含着对民众心理的认知，用他的话说就是，不讲革命，以什么名义向民众募捐呢？

狭义的“革命”

不过，梁启超所理解的“革命”从一开始就不是，或不完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一个民族驱逐另一个民族的暴力行动。其实，后面这一点，恰恰是从中国传统的“革命”语境中引申、发展出来的。在古老的中国，自先秦已有“汤武革命”之说，指的就是以武力推翻前朝，建立新政权，恰如《周易》所言：“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周易译注》，172页）这句话来自《周易》革卦的彖辞，它不仅表明了“革命”的合法性，而且指出了它的必然性。其后，在新的语境中，“革命”被等同于进化的历史观，具有了天然的正义性和道德优越感，二十世纪以来的激进主义均被冠以“革命”的名义，其道理或如是焉。但梁启超所说的“革命”，却与此有很大不同。比如他很早就提出了“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概念，在这里，“革命”已非传统语境中的政治暴力、天意民心，而是包含着“因其所固有而损益之以迁于善”（《释革》，《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40页）的现代含义。但他尚未明确反对在传统意义上使用“革命”一词，而是将新义和旧义纠缠在一起混用。这一方面是他在学理上还没有辨析得更清楚，另一方面，也来自现实环境的刺激。事实上，大约到了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梁启超旅美之前，他已经意识到自己所努力传播的“革命”思想在现实中已被误读，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但他还不想就此放弃“革命”，他撰写《释革》一文，试图对“革命”的内涵加以限定，或索性改称“变革”，就是这种矛盾心理的反映。他在其中写道：“中国数年以前，仁人志士之所奔走所呼号，则曰改革而已；比年外患日益剧，内腐日益甚，民智程度亦渐增进，浸润于达哲之理想，逼迫于世界之大势，于是咸知非变革不足以救中国。其所谓变革云者，即英语Revolution之义也。”（同上，第41页）但他又说：“而倡此论者多习于日本，以日人之译此语为革命也，因相沿而顺呼之曰革命革命。又见乎千七百八十九年法国之大变革，尝馘其王，刈其贵族，流血徧（遍）国内也，益以为所谓Revo.者必当如是。于是，近今泰西文明思想上所谓以仁易暴之Revolution，与中国前古野蛮争阋界所谓以暴易暴之革命，遂变为同一之名词，深入人人之脑中而不可拔。然则，朝贵之忌之，流俗之骇之，仁人君子之忧之也亦宜。”（同上）

实际上，即使后来梁启超选择了否定革命的态度，他也仍然回避不了“革命”这个提法。光绪三十年（1904年）他写了《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一文，开篇即言之：“近数年来中国之言论，复杂不可殚数，若革命论者，可谓其最有力之一种也已矣。”（《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五，31页）在这里，他不再反对将Revolution译成“革命”，而是将“革命”做了广义和狭义的区分，他说：革命之义有广狭。其最广义，则社会上一切无形有形之事物所生之大变动皆是也；其次广义，则政治上之异动与此前划然成一新时代者，无论以平和得之以铁血得之皆是也；其狭义，则专以兵力向于中央政府者是也。吾中国数千年来，惟有狭义的革命，今之持极端革命论者，惟心醉狭义的革命。故吾今所研究，亦在此狭义的革命。（同上）

考察美国政体

梁启超这种研究便开始于旅美期间。他在《新大陆游记》中写道：论者动曰：美国人民离英独立而得自由，此知其一不知其二也。谓美国人之自由以独立后而始巩固则可，谓美国人之自由以独立后而始发生则不可。世界无突然发生之物，故使美国人前此而无自由，断不能以一次之革命战争而得此完全无上之自由。彼法兰西以革命求自由者也，乃一变为暴民专制，再变为帝政专制，经八十余年而犹未得如美国之自由。彼南美诸国皆以革命求自由者也，而六七十年来，未尝有经四年无暴动者，始终为蛮酋专制政体。求如美国之自由者，更无望也。故美国之获自由，其原因必有在革命以外者，不可不察也。（《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二，134页）

梁启超曾自谓：“吾自美国来而梦俄罗斯者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86页）为什么会这样呢？梁启超在美国究竟看到了什么，并刺激了他的哪根神经呢？他是四月十六日到达纽约的，在纽约住了两个多月，在此期间，他不断往返于纽约周边的一些城市，包括波士顿、华盛顿、费城等，见了很多人，看了很多地方，也讨论了一些问题。他注意到在美华人地位卑微，原因就在于没有选举权，“使我华人在美者而有此权也，今此下民，或敢侮予”？由此可见，在这个实行民主共和政体的国家，选票是多么的重要。但他也看到了另外一种情况，就像在专制国家人们不敢批评朝廷的缺点一样，在这里，为了拉选票，政治家常常要媚众取宠，迎合选民，故意逃避责任，或伤害民族、国家的利益。他认为：“此亦共和政体一大缺点也欤。”（《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二，34页）

在华盛顿，他拜会了外务大臣约翰海氏和总统卢斯福（编者注：即西奥多·罗斯福，1901-1909年任美国总统）。他发现，除非在战时，美国总统的权力其实很小，没有多少自由行动的余地。其宪法规定，总统及其阁臣是不能向议会提出法律案的，也没有列席国会的权利，看上去只是一个“行政主管”。这一点和英国有很大不同，虽然都以三权分立为权力制衡的原则，在政治上实行的都是宪政，但英国国王却可以高居于行政、立法、司法三权之上，而美国总统的权力，从一开始就受到严格的限制。美国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忧虑，他们总是在想，如何才能避免从一个权力集中的中央政府中产生一个专制暴君的悲剧？这也就是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中所说的：“美国自建国以来，于专制武断政体，深恶痛绝，此等脑识，传数百年，入人最深，其所最惧者，若克林威尔、拿破仑等人物滥用其权力，驯变为僭主专制政体也。”（同上，62~63页）他们所采取的办法之一，就是对权力进行分割。立法、行政、司法三大权力各自独立，已经是一种分割，但美国人认为还不够，他们在此基础上又分割出各州、各市、各县，乃至鸡毛小镇的权力，这些地方权力都是独立的，各自为政的，官员也是由各地选民直接选举出来的。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共和政体虽然源自英国，却没有英国对贵族的依赖，他们在自治和分权方面走得更远，也更加依赖于选民的选票。

美国的这种政治设计自然有其合理性，梁启超不会看不到这一点，他在离开美国以后撰写了《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其中谈到这个问题，他说：美国之能变英国政体而为今政体者何也？彼其未离母国羁轭之时，而共和之原质已早具也。当其初年，其民之去本国而移殖于他乡者，于祖国之议院制度、自治制度，固已久习熟练，怀抱政治心以去，及其至新大陆，又不能复依赖贵族及本国官吏之力，不得不以自助及相济两主义为安居乐业之本原。共和政治之精神，实根于此。及其自助相济之既久，习而成风，一旦而再欲加以束缚，其势自不乐受。（《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77~78页）

很显然，在梁启超看来，美国式的民主和自由之所以在美国行得通，是因为美国国民素质的起点很高，又经过长期的地方自治的训练，相沿成习，不得不如此。他也看到，共和国体相较其他国体，确实具有很大的优越性，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养成国民之自觉心，使人自知其权利义务，且重名誉也。（二）使人民知人道之可贵，互相尊重其人格也。（三）以选举良法，使秀俊之士能各因其材以得高等之地位，而因以奖励公民之竞争心也。（四）凡有材能者，不论贫富贵贱，皆得自致通显，参掌政权，以致力于国家也。（五）利导人生之善性，使国民知识可以自由发达，而幸福日增也。（同上，79页）

于是，他发自内心地赞美道：以故苟为国民者，能于共和所不可缺之诸德，具足圆满，则行此政体，实足以培养爱国心，奖励民智，驯至下等社会之众民，其政治思想，亦日发达以进于高尚。美哉共和。（同上）

尽管如此美妙，但他还是觉得，美国的共和政体也不是十全十美的，至少在两个方面还有所欠缺：一曰贱视下级之国民也。同为公民同有自由平等之权利，但使其教育程度在社会水平线以下者，一律蔑视之，不独待烟剪人黑人为然也，凡与彼辈在同等之位置者，莫不有然。（按，观其待华人可知矣）此亦平等主义万难实行之徵证也。二曰猜忌非常之俊杰也。凡国民之门第学识聪明才力资产挺出于社会水平线以上者，率为公众所嫉忌，而不得自效于政界，惧其含有君主贵族之余质，而将以倾覆国宪也。故共和政体者，最适于养中等之人物，齐国民之程度而为一者也。（同上，79~80页）

共和政体适合中国吗

不过，他更关心的还是美国式的共和国体能否实行于中国。在整个旅美期间，这个问题始终纠缠着他，念念不忘，挥之不去。这种内心的纠结和冲突在旧金山几乎达到了不可调和、不能平复的程度。旧金山是美国华人聚集最多的城市，当时有人口三十四万多，其中华人就占了两万七八千人。这里的维新会成立得最早，注册会员有上万人之多。梁启超抵达之时，人们奏响军乐迎接他，据说，盛况超过了纽约。这使他感到很兴奋，当即表示：吾以为，欲观华人之性质，在世界上占何等位置，莫如在旧金山。何以故？内地无外人之比较，不足以见我之长短。故在内地不如在外洋。外洋华人所至之地，亦分两大类，一曰白人少而华人多者，白人为特别之法律以待我，如南洋诸区是也；二曰白人多而华人少者，我与彼同立于一法律之下，如美洲澳洲诸区是也。其第一类者与内地几无以异，故亦不足研究，所研究者第二类而已。第二类之中，其最大多数之所在，莫如旧金山。（同上，104页）

梁启超在旧金山住了一月有余，他都看到了什么呢？他首先考察了华人的职业以及他们的生活状况；其次，他考察了华人的组织情况，各种名目的社会团体和公共慈善事业；最后还考察了当地华人报馆的情况。他对旧金山华人社会所作的这番考察，使他看到，华人确实有其所长，比如不肯同化于外人，梁启超认为，这种国粹主义、独立自尊之特性，是建立独立自主之国家的元气。又如很有侠义情怀，再如很有冒险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最后还有勤俭守信用的美德，这些都是华人的长处。同时，他也看到了华人的短处，“一曰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他说，“吾中国社会之组织，以家族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所谓齐家而后国治是也。周代宗法之制，在今日其形式虽废，其精神犹存也。窃尝论之，西方阿利安人种之自治力，其发达固最早，即吾中国人之地方自治，宜亦不弱于彼。顾彼何以能组成一国家而我不能？则彼之所发达者，市制之自治，而我所发达者，族制之自治也。”（同上，121页）二者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就在于，一个是宗法的，一个是契约的。前者与君主专制制度可以相安无事，不仅统治者易姓换代，其不受影响，甚至异族入主，都不能使其有所改变。这是因为，在中国，“政府与民间，痛痒不甚相关。无论何姓代有天下，而吾民之自治也如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49页），因而也就很难养成国家意识。而后者却是现代民主共和体制的社会基础，人们为了共同生活而以契约的方式组织在一起，一个乡、一个县、一个市、一个州是这样，扩展到一个国家，也是这样。这种超越了族群、乡里的自治经验，才是中国人最缺乏的。梁启超特别发现，具有乡村自治传统的中国人，一旦“游都会之地，则其状态之凌乱，不可思议矣。凡此皆能为族民不能为市民之明证也。吾游美洲而益信。彼既已脱离其乡井，以个人之资格，来往于最自由之大市，顾其所赍来所建设者，仍舍家族制度外无他物”。（《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二，121~122页）

其二，他认为，中国人只“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考察美国历史可以知道，这种地方自治观念，是美国实行共和制的前提。虽然过分强调地方自治，可能使国家利益受到危害，但这里只是分寸和尺度的问题。如果分寸和尺度把握得好，对于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是有利的，但中国恰恰是在这个方面“发达过度”了，“岂惟金山人为然耳，即内地亦莫不皆然，虽贤智之士，亦所不免”。（同上，122页）

其三，他沉痛地表示，中国人“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由”。这么说也许很不中听，但却说出了实情和真相。他说：吾观全地球之社会，未有凌乱于旧金山之华人者。此何以故？曰自由耳。夫内地华人性质，未必有以优于金山，然在内地，犹长官所及治，父兄所及约束也。南洋华人与内地异矣，然英荷法诸国待我甚酷，十数人以上之集会，辄命解散。一切自由，悉被剥夺。其严刻更过于内地。故亦戢戢焉。其真能与西人享法律上同等之自由者，则旅居美洲澳洲之人是也。然在人少之市，其势不能成，故其弊亦不甚著；群最多之人，以同居于一自由市者，则旧金山其称首也，而其现象乃若彼。（同上）

有人告诉他，旧金山华人也曾有过比较规矩，比较安定的时候，但那恰恰是由于该市警吏“严缉之而重罚之也”。此后，主张严打的前任领事一离开，便故态复萌了。梁启超无奈地表示：“此实专制安而自由危，专制利而自由害之明证也。”（同上，122~123页）他在海外走了几十个地方，所见过的华人组织不外两端，一种是领导者很强势，没有人敢反对他，“众人唯诺而已，名为会议，实则布告也，命令也，若是者，名之为寡人专制政体”；另一种是领导者遇事不能决断，遂成无政府状态，“若是者，名之为暴民专制政体”。或者是寡人专制，或者是暴民专制，几乎成为中国的宿命。这让他感到很失望也很伤心，他说：“此不徒海外之会馆为然也，即内地所称公局、公所之类，何一非如是？即近年来号称新党志士者所组织之团体，所称某协会、某学社者，亦何一非如是？此固万不能责诸一二人，盖一国之程度，实如是也，即李般（即法国学者古斯塔夫·勒庞）所谓国民心理，无所往而不发现也。夫以若此之国民，而欲与之行合议制度，能耶否耶？”在这种情况下，选举之混乱也就可以想见了，“各会馆之有主席也，以为全会馆之代表也。而其选任之也，此县与彼县争；一县之中，此姓与彼姓争；一姓之中，此乡与彼乡争；一乡之中，此房与彼房争。每当选举时，往往杀人流血者，不可胜数也。夫不过区区一会馆耳，所争者岁千余金之权利耳。其区域不过限于一两县耳，而弊端乃若此，扩而大之，其惨象宁堪设想？恐不仅如南美诸国之四年一革命而已。以若此之国民而欲与之行选举制度，能耶否耶”？（同上，123页）

梁启超最终是给出了答案的，他说：“以旧金山犹如此，内地更可知矣。且即使内地人果有以优于金山人，而其所优者，亦不过百步之与五十步。其无当于享受自由之资格，则一而已。”（同上，124页）所以，他只能暂时放弃在中国实行共和的诉求。在他看来，走向共和，就是走向灾难。他说：夫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是多数政体之总称也。而中国之多数大多数最大多数，如是如是。故吾今若采多数政体，是无以异于自杀其国也。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适何。吾今其毋眩空华，吾今其勿圆好梦。一言以蔽之，则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自由。（同上）

这绝不是一时的激愤之词，而是他此时此刻的真实感受。当时，章太炎因《苏报》案而入狱的消息传到美国，蒋智由在写给梁启超的信中也谈到这件事，并提到吴稚晖向江苏候补道俞明震出卖章太炎的传闻。梁启超很震惊，但最初他并不相信。后来收到横滨同人的来信，其中附有章太炎狱中写给朋友的信，也认为他的入狱是由于吴稚晖的告密。虽说蔡元培后来曾出面为吴稚晖开脱，说他是冤枉的，但当时远在美国的梁启超并不知晓，以他当时的心情，在回复蒋智由（观云）的信中乃痛心疾首地表示：“中国之亡，不亡于顽固，而亡于新党，悲夫！悲夫！”并且声称：“弟近数月来，惩新党棼乱腐败之状，乃益不敢复倡革义矣。”（《梁启超年谱长编》，328页）“告别革命”

这当然只是个小插曲，但正当梁启超三十而立之际，他的人生之路，却实实在在地面临着一次巨大的转折。这是所有人（同时代人与后来者）都真真切切地看到和感觉到的。他十月十二日乘中国皇后号自温哥华启程，二十三日抵达日本横滨，立即宣告其宗旨已经改变，他在《新民丛报》第三十八、三十九号连续发表文章，声称已放弃先前所信奉的“破坏主义”和“革命排满”，转向更加稳健、渐进的改良和“立宪”。《答飞生》一文，或许可以看作是他“告别革命”的宣言书。飞生何许人？有人说是蒋百里曾经用过的笔名。他在《浙江潮》第八期发表《近时二大学说之评论》一文，提出一个问题，究竟是有新政府然后有新民，还是有新民然后有新政府？梁启超认为，这个问题与“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是一个道理，都是“互相为因，互相为果，强畸于一焉，均之非笃论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42页）二者所谈虽是同一问题，但心中所存答案却是两端。飞生固然希望先新政府，而梁启超则担心，“非从新民处下一番工夫，其孰从而变置之”？（同上，43页）

所以，他不认为“有一震撼雷霆之举，足以使沉睡之脑一震而耳目能一新”。（《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520页）思想的启蒙不是一两个豪杰做一惊天动地之举所能奏效的，需要耐心地培养和教育。但革命者总是等不及，他们以现政府为万恶之源，以为打倒了现政府，问题就全部解决了。因此，他们往往主张“单易直捷以鼓其前进之气”（同上），梁启超指出：“吾向者固亦最主张‘鼓气’主义，乃最近数月间，几经试验，而觉气之未尽可以恃，气虽扬上，而智德力三者不能与之相应，则不旋踵而瘪矣。”（《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44页）他说，鼓气主义不可不用，亦不可常用，就像大黄、附子这样的猛药，偶一食之可以，天天吃就会出问题。“今日欲改造我国家，终不得不于民智、民德、民力三者有所培养，苟非尔者，非惟建设不可期，即破坏亦不可得也”。他觉得，像《苏报》所掀动的学界风潮，以及东京留学生的抗议活动，都有点儿得不偿失，不仅“不能损满洲政府一分毫，而惟耽阁（搁）自己功课”。“或鼓其高志，弃学而归，归而运动，运动而无效，无效而惧丧，惧丧而堕落，问所嬴（赢）者几何？曰废学而已”。（同上）黄遵宪在写给梁启超的信中也说过同样的话：“仆所最不谓然者，于学堂中唱革命耳。此造就人才之地，非鼓舞民气之所。自上海某社主张其说，徒使反动之力破坏一切。至于新学之输入，童稚之上进，亦大受其阻力，其影响及于各学堂、各书坊，有何益矣。若章（太炎）、邹（容）诸君之舍命而口革，有类儿戏，又泰西诸国之所未闻也。”（《黄遵宪集》下卷，514页）

这样的话，当然都是逆耳之言，不仅当时的年轻人不爱听，现在的年轻人也不爱听。但他还是告诫诸君，他也曾“痛心疾首，恨不得日旋雷霆于其顶上以撼之”（《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44页），那是为了激发气衰者，对于气盛者，这种方式就不适合。而且，“欲民之有气者，非欲其嚣然尘上而已，将以各任一二实事也”。（同上）他那时所谓实事，很重要的一点，即文明的输入，他以《新民丛报》、《新小说报》为宣传阵地，大量译介东西方的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陈三立称他为“输入文明第一祖”（《黄遵宪集》下卷，501页），恐非过誉。章太炎站在他的立场上看梁启超，以为梁启超知道保皇复辟没有希望，“而专以昌明文化自任”（《章太炎政论选集》，162页），却算不得梁启超的知己。

梁启超的这种转变，在外人看来也许发生得很突然，其实是有其内在逻辑的。与其说他的“告别革命”代表了一个新的起点，不如说在他的思想中一直就有对革命的怀疑以及对民族国家的向往，这种转变只能是其某些基本倾向的最终发展。事实上，梁启超的思想从来不是简单的、单一的，而是由许多复杂内容纠结在一起的。你可以说他是个改良派，甚至是个保皇派，但如果你细读他的文章，则不得不承认，他从最初参与变法维新，其思想意识就包括了自上而下的改良与反对王朝专制的革命两大部分，即使在戊戌变法期间，也还有“保中国不保大清”的说法。戊戌政变之后，梁启超逃亡海外，他的言论一度趋向激烈，并与孙中山的革命派探讨过合作的可能性，曾引起康有为的责骂与批评。但他在改良还是革命、立宪还是共和等问题上，并无定见。有时他承认革命的必要性，有时又把革命描绘成盲目破坏的洪水猛兽。他不接受章太炎“攘夷”、“排满”的主张，却只能以《春秋》公羊传的“三世三统”、“天下大同”来立论。《新中国未来记》

梁启超的犹豫不决最突出地表现在《新中国未来记》这部长篇小说中。他承认，这部小说酝酿了五年，但其所作，“似说部非说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论著非论著，不知成何种文体。自顾良自失笑。虽然，既欲发表政见，商榷国计，则其体自不能不与寻常说部稍殊。编中往往多载法律章程演说论文等，连篇累牍，毫无趣味”。（《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八十九，2页）

虽然如此，小说却另有使我们感到十分有趣的地方。比如他所设计的理想的新中国国体和政体，即美式民主共和，其理想的国号，即“大中华民主国”，其理想的开国纪元为1912年，其理想的第一任总统名曰罗在田，第二任总统名曰黄克强。这里所谓罗在田者，即爱新觉罗·载湉。他在许多场合都曾表示，如果中国实行民主共和政体，第一任总统可以由光绪皇帝担任，但这个总统不是终身制，更不能世袭，所以有了下一届总统黄克强。

小说还用很大的篇幅追述了共和国创建之父黄克强与他的朋友李去病之间发生的一场重要争论，这场争论的焦点便是他们应该采取哪一种政治途径，实现怎样的政治目标。李去病是革命派的代表，他主张用暴力的手段，推翻现行政府，建立直接的多数人的政治，舍此不能救中国；黄克强反对李去病的革命路线，他认为，中国人的素养还不具备实行民主政治的条件，中国虽有村社自治的传统，但与现代社会从权利、义务两种思想中生发出来的自治不是一回事，所以，暴力革命只能使中国陷入法国大革命的灾难，造成生灵涂炭的局面。而且，暴力革命还可能引发列强的军事干涉，给列强瓜分中国提供新的口实。他希望能在和平与秩序的基础上，通过教育和改良，开启民智，逐步养成国民的自治力，从而实现民主共和的政治理想。

很久以来，人们常把黄克强当作梁启超的化身，而李去病身上也有孙中山、章太炎的影子。但实际上，这两位主人公恰恰构成了梁启超一身而兼二任的两面性，他们之间所发生的争论，完全可以看作是梁启超内心冲突的一种表达。如果我们将1902年的《新中国未来记》与一年以后的《新大陆游记》对照来读，就会发现，二者有许多相似之处，只是换了一种叙述方式而已。多年来，梁启超一直在撰写介绍西方民主制度的文章，并利用各种场合为实现自由、民主、民权鼓与呼，即便是在《新中国未来记》中，他也没忘记表达对美国式民主共和的向往。但当他置身于这个国家之中，近距离地观察它、研究它的时候，他所看到的不仅没有加强他的热情，反而加深了他的担忧。这样看来，《新大陆游记》不仅成了《新中国未来记》的见证，也恰好印证了梁启超的心路历程。如果说，创作《新中国未来记》时的梁启超在改良与革命的问题上还没有作出明确选择的话，那么，当他写作《新大陆游记》的时候，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明确的解决。

保皇立宪与革命排满之争

这时，革命党与康梁的矛盾已经发展到水火不能相容的程度。章太炎曾经认为，挑拨革命党与保皇党的关系，使二者互相残杀，是张之洞等人的一大阴谋，希望孙、梁二人不要落入张之洞的圈套。但“任公、中山，意气尚不能平，盖所争不在宗旨，而在权利也”。不仅如此，革命党讲到自己的敌人，康梁排在第一，超过了张之洞，可见痛恨之深。他因此担心孙、梁之争可能危害到革命大局。他说：“吾不敢谓支那大计，在孙梁二人掌中，而一线生机，惟此二子可望。”（《章太炎政论选集》，162~163页）可惜，章太炎最不愿看到的两派矛盾，在他入狱后愈演愈烈。革命派还把章太炎写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说成与保皇派公开论战之始。这时，革命派在香港、上海等地所办报刊已有《中国日报》、《广东日报》、《世界公益报》、《警钟日报》及《大陆报》数家，不久，又增加了《民报》一家，成为他们抨击保皇立宪、鼓吹革命排满的主阵地，与梁启超所主持的《新民丛报》展开了大规模的论战。在此期间，革命派这边的笔杆子主要汇集了章太炎、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宋教仁、刘师培等。不过，《民报》创刊时，章太炎尚在狱中，所以，前五期的主笔由胡汉民担任。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四月二十八日，《民报》第三号发行号外，提出了与《新民丛报》论战的纲领，共十二条：一、《民报》主共和，《新民丛报》主专制。二、《民报》望国民以民权立宪，《新民丛报》望政府以开明专制。三、《民报》以政府恶劣，故望国民之革命；《新民丛报》以国民恶劣，故望政府以专制。四、《民报》望国民以民权立宪，故鼓吹教育与革命，以求达其目的；《新民丛报》望政府以开明专制，不知如何方副其希望。五、《民报》主张政治革命，同时主张种族革命；《新民丛报》主张开明专制，同时主张政治革命。六、《民报》以为国民革命，自颠覆专制而观，则为政治革命，自驱除异族而观，则为种族革命；《新民丛报》以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不能相容。七、《民报》以为政治革命必须实力；《新民丛报》以为政治革命只须要求。八、《民报》以为革命事业专主实力，不取要求；《新民丛报》以为要求不遂，继以惩警。九、《新民丛报》以为惩警之法，在不纳租税与暗杀；《民报》以为不纳租税与暗杀，不过革命实力之一端，革命须有全副事业。十、《新民丛报》诋毁革命，而鼓吹虚无党；《民报》以为凡虚无党皆以革命为宗旨，非仅以刺客为事。十一、《民报》以为革命所以求共和；《新民丛报》以为革命反以得专制。十二、《民报》鉴于世界前途，知社会问题必须解决，故提倡社会主义；《新民丛报》以为社会主义不过煽动乞丐流民之具。

号外在最后附有编者按语称：“以上十二条，皆辩论之纲领。《民报》第四号刻日出版，其中数条，皆以解决。五号一下，接连辟驳，请我国民平心公决之。”（以上均引自《中国近代报刊史》下册，401~402页）

旅美归来的梁启超，先是忙于保皇大会的召开，为此，他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正月回到香港，见到了久别的恩师康有为。会后，大约在二月下旬，为了与狄楚青、罗普筹划开办《时报》等事，他又到了上海，隐姓埋名，匿居在虹口一家名为“虎之家”的日本旅馆的三楼上。在他的主持下，《时报》筹备工作进展得十分顺利，并确定于四月二十九日出刊，报名、发刊词及体例都是梁启超事先拟定的。他本人则在一切搞定之后，悄悄地离开上海，回到日本。此后一段时间，他又经历了黄遵宪去世，伯姊去世，以及继母去世等重大变故，这些感情上的波澜，在他心里久久不能平复。所以，《民报》创刊之初，虽然从第一号起便向梁启超下了战书，但梁启超并未匆忙应战。以他对革命党的了解，这些人除了造谣生事，侮辱谩骂，也拿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来。此前，香港的《中国日报》、《世界公益报》就伪造过梁启超写给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一封信，其实，这封信的真正作者是一个叫李宝森的人，而收信人是日本伯爵副岛种臣，该信曾刊登在日本《东邦协会会报》第110号，却被革命党移花接木，利用来攻击梁启超，其手段不可谓不卑劣。当时，梁启超曾在《新民丛报》的第四十四、四十五号上连续刊登《辨妄广告》和《辨诬再白》。他说：该报作此等举动，于鄙人何损，徒伤报馆之德义，而损该报之价值耳！且今日何时耶，国亡之不暇。民间若诚有志者，各尽其力所能及者而自勉焉。方针不同，我败焉，犹望人之成；苟其可成，成之何必在我！真忧国者不当如是耶？堂堂正正以政见相辨难，犹可言也；若造谣诬谤，含沙射人，斯亦不可以已耶？鄙人不能不为该两报惜之。（《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157页）

梁启超是个很书生气的人，他希望双方能“堂堂正正以政见相辨难”，而革命党可不管这些，他们攻击、诋毁梁启超是不择手段的。后来接管《民报》编辑业务的章太炎在其《自定年谱》中也说：“任《民报》编辑。余以胡（汉民）、汪（精卫）诘责卓如（梁启超），辞近诟谇，故持论稍平。”（《章太炎年谱长编》，225页）许寿裳的回忆也证实了这一点，他说：“章先生抵东后，即入同盟会，任《民报》编辑。其中胡汉民、汪兆铭（精卫）等诘难康、梁诸作，文笔非不锋利，然还不免有近于诟谇之处。惟有先生持论平允，读者益为叹服。”（《章太炎传》，40页）

对于革命党的攻击、诋毁，梁启超曾经表示：“鄙人向来不屑与辩，谓今日固非斗此等浪笔闲墨之时也。”（《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159页）但是，他又觉得，在大是大非面前，“仍不能不反驳之，盖不如是，则第三者之观听愈荧也”；针对《民报》上发表的文章，他认为：“强辩如彼，势亦不能不为应敌之师。”（《梁启超年谱长编》，363页）所以，他先作了《开明专制论》、《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两篇长文，分别发表在《新民丛报》上，从而引发了一场长达两年之久，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影响深远的大论战。《民报》第三期号外发表《〈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即上述所谓十二条，起因就在于梁启超发表的这两篇文章。《民报》诸君大为震怒，群起而攻之；梁启超亦奋起应战，以一人而敌十数人，直杀得刀光剑影，难解难分，其针锋相对，壁垒森严，为历来所未见。当时便有好事者，署名“壁上客”的将双方论辩的文章汇集起来，以《立宪论与革命论之激战》为名出版，成为当年的畅销书。

章太炎退守书斋，二人渐行渐远

章太炎的出狱，可谓恰逢其时。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初八日（1906年6月29日），章太炎三年监禁期满，孙中山特派专人到上海迎接。他在《口授少年事迹》中讲到：“夏，余监禁期满，中山自东京遣使来迎，遂赴东京，入同盟会，主民报社。”蒋维乔的回忆就显得更加具体了：“五月初八日，章炳麟监禁期满，将于是日出狱。事前数日，会中先行预备，购定船票，送往日本。是日之晨，蔡孑民、叶浩吾及余等在沪会员十余人，均集于河南路工部局门前守候。十时，炳麟出，皆鼓掌迎之。遂由浩吾陪乘马车，先至中国公学。即晚，等日本轮船。”（《章太炎年谱长编》，209页）孙中山之所以要礼遇章太炎，其目的就是要壮大自己这一党的声势。说起来，这一党人数虽然不少，但是，除了章太炎和刘师培之外，其余都是弘文、法政、早稻田等几个大专学校的青年学生，而刘师培的声望和影响都不是很高，能与梁启超相抗衡的，也只有章太炎了。所以，章太炎的加入，对《民报》来说，的确是增加了一支生力军。查当年的刊物可知，从1906年7月至1908年10月，除少数几期由别人代劳外，《民报》的笔政一直都是由章太炎主持的。两年多来，他为《民报》撰写的文章多达58篇，其中，仅论说和时评就撰写了42篇，成为这个时期《民报》最主要的政论作者。这也是章太炎一生中为报刊写作最勤、发表文章最多的一个时期，他的受人敬重，并赢得很高的社会声望，也是由于这个时期所表现出来的高昂的革命战斗精神。恰如鲁迅在回忆往事时所说：“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和‘××’的××斗争，和‘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鲁迅全集》第六卷《且介亭杂文末编》，546页）

章太炎到了东京，孙中山组织了盛大的欢迎会，像迎接凯旋的英雄一样，迎接这位因反满而入狱的斗士。欢迎会于七月十五日在神田锦辉馆召开，到会的留学生超过了两千人。章太炎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当时正下着雨，由于与会者超过了预计的人数，很多人不能进入会场，大家就站在雨中听他演说。在这次演说中，他颇动感情地回顾了自己的经历，并为“章疯子”这个名字张目。他说：“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近来有人传说，某某是有神经病，某某也是有神经病，兄弟看来，不怕有神经病，只怕富贵利禄当面现前的时候，那神经病立刻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略高一点的人，富贵利禄的补剂，虽不能治他的神经病，那艰难困苦的毒剂，还是可以治得的，这总是脚跟不稳，不能成就什么气候。”（《章太炎政论选集》，271页）他是有资格这么说的。因为，他没有参加过科举，富贵利禄的补剂，对他没有作用；他又坐了三年监狱，艰难困苦的毒剂，于他也奈何不得。他为此感到自豪。

在这次演说中，章太炎提出了近日要办的两件事：“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同上，272页）他这里所说的宗教类似于今天我们所说的信仰，他说：“要有这种信仰，才得勇猛无畏，众志成城，方可干得事来。”（同上，274页）只是对于中国人来说，选择哪一种宗教信仰更好呢？他认为孔教不讲神秘难知的话，是很好的，还算干净，但孔子鼓励学生做官，不敢做“反对党”，不敢说“彼可取而代也”的话，这不好，所以他说：“孔教最大的污点，是使人不脱富贵利禄的思想。”（同上，272页）对革命者来说，这是断不可用的。此后他指责梁启超热衷君主立宪，也是中了孔夫子富贵利禄的毒。那么基督教呢？他认为用于中国，也不相宜。他以罗马为例，“试看罗马当年，政治学术，何等灿烂，及用基督教后，一切哲学，都不许讲，使人人自由思想，一概堵塞不行，以致学问日衰，政治日敝，罗马也就亡了。”（同上，273页）在他看来，中国罗马，可以并称伯仲，所以，基督教对于中国也是有损无益。他主张用佛教，“佛教的理论，使上智人不能不信；佛教的戒律，使下愚人不能不信。通彻上下，这是最可用的”。（同上）但是，现在通行的佛教他觉得不行，有许多杂质，需要设法改良。他的办法是“用华严、法相二宗改良旧法”，以为“在道德上最为有益”。（同上，274页）

他要办的第二件事，就是提倡国粹。“为甚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就是广义说的，其中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同上，276页）他这里所说的，其实就是民族文化。在这一点上，他与梁启超不仅没有矛盾，反而像是殊途同归。所不同的，梁启超强调的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所有民族，而他所强调的只是汉族，但就以文化养成国民精神而言，他们的看法是一致的。还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他们便通信讨论过撰写《中国通史》的计划，当时，梁启超发表了《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和《新史学》两篇学术论文，倡言“史学界革命”，主张以西学新说整理中国旧史。即使是在《民报》与《新民丛报》论战最激烈的时候，梁启超在写给蒋观云的一封信中，还希望章太炎能对他的新著《国文语原解》给予批评指正，甚至想求他写一篇叙言。他说：“东中士夫其粹于此者，惟章太炎，然以政见歧殊，久不闻问，先生能居间以就正于彼，（若太炎肯为叙，亦学问上一美谈）尤所愿望。政见与学问固绝不相蒙，太炎若有见于是，必能匡我不逮，而无吝也。”（《梁启超年谱长编》，378页）

可惜，章太炎没有对此作出回应，否则，真是学术界一佳话也。不过，对于梁启超停止相互攻击，和平发言的请求，却表示“欲为调停”。（《章太炎年谱长编》，208页）先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春天，梁启超赞成徐佛苏的建议，以第三者的名义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一封读者来信，呼吁双方停战，并责成他赶快交稿：“公所谓作一来函登报，以停止论战者，此甚妥，望早成之。”（《梁启超年谱长编》，363页）这封题为《劝告停止驳论意见书》的读者来信，是徐佛苏以“佛公”为笔名撰写的，刊登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新民丛报》第十一期上。但《民报》方面一直不予理睬，于是，梁启超又托徐佛苏找宋教仁帮忙，他们同为湖南老乡。宋教仁日记《我之历史》十一月二十六日（1907年1月10日）记载：四时，至徐应奎（佛苏）寓，坐良久。谈及梁卓如。应奎言：“梁卓如于《民报》上见君文，欲一见君，且向与《民报》辩驳之事，亦出于不得已。苟可以调和，则愿不如是也。《民报》动则斥其保皇，实则卓如已改变方针，其保皇会已改为国民宪政会矣。君可与民报社相商，以后和平发言，不互相攻击可也。”余答以将与民报社诸人商之，改日将有复也。（同上，363~364页）

宋教仁很重视这件事，他马上去找章太炎商议，转达了徐佛苏的一番话，章太炎说“可以许其调和”。他们又一同来到孙中山的寓所，见到了孙中山与胡汉民，但他们“皆不以为然”。（同上，234页）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不过，十二月十九日（2月1日），宋教仁又记：“接徐应奎（佛苏）来信言，将邀蒋观云同往梁卓如处，劝其不加恶口于《民报》事云。”（同上）这说明，大家还在作最后的努力，但无济于事，《新民丛报》最终于1907年7月停刊。多有论者认为，《新民丛报》停刊意味着改良派与革命派的论战以改良派失败而告终。但是他们忽略了当时的具体情形。自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以来，梁启超的关注点已经转移，他兴奋地表示，政治革命已告一段落，现在要做的，是研究过渡时代的一些具体问题。比如民法和经济学，就是他最感兴趣的，还有宪法、行政法、教育等诸多问题，都需要切实地研究，而陷入论战之中的《新民丛报》，已无力承担这个任务，他准备办一份新的刊物，来承载大家的研究成果。既如此，也就不能再兼顾《新民丛报》了。与其让它变成鸡肋，不如使其寿终正寝。何况他还担负着更加重要的组建新党的任务，无论如何没有精力再与革命党人周旋了。

至于说到这场论战的胜败，严格说来，不是论战本身的问题，而是中国社会矛盾发展使然。梁启超在《现政府与革命党》一文中对这个问题有过极为精彩的论述，他说：“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最初看到这句话，很容易想起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培育了它的掘墓人——无产阶级。梁启超说：“革命党何以生？生于政治腐败。政治腐败者，实制造革命党原料之主品也。”这就等于说，政治腐败是制造革命党的温床。这个道理很简单，没有政治腐败，也就没有了革命的理由，革命党也就失去了煽动民众的依据。人民不信任政府甚至怨恨政府，是因为政府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作为政府，它本来有责任、有义务保护人民的权利不受到损害；但它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损害人民的权利，剥夺人民的权利，成了人人得而诛之的独夫民贼。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利，人民只能奋起反抗，“故革命思想不期而隐涌于多数人之脑际，有导之者，则横决而出焉”。这是革命党的宣传很容易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的原因。

再有一点，就是种族问题。满汉是客观存在，华夷是悠久的遗传，现实是满洲以少数族群统治中国，而中国固有之传统，则视君主与政府为一体。所以，政府的政治腐败一定会影响到民族之间的感情，如果仅仅从政治角度动员民众，能够响应的人其实很少，一旦从民族感情入手，其煽动性则是所向披靡的。所以，革命党内部无论有什么分歧，在推翻清朝统治这一点上却是高度一致的。这也是章太炎能和孙中山走到一起的根本原因。为这个国家的安全和稳定着想，所谓刷新政治，治理腐败，第一件事就要打破满汉界限，消除满洲特权，然而政府偏偏不这样做，他们所做的，就是让所有的人都失望，把所有的人都赶到革命党一边去。比如当时，清政府做了什么呢？虽然“号称预备立宪，改革官制，一若发愤以刷新前此之腐败，夷考其实，无一如其所言，而徒为权位之争夺，势力之倾轧，藉权限之说以为排挤异己之具，借新缺位之立以为位置私人之途，贿赂公行，朋党各树，而庶政不举，对外之不竞，视前此且更甚焉……满籍官吏中之一二人，稍得权力，则援引姻亲，布满朝列，致使新官制改革之结果，满人尽据要津，致社会上有排汉政策之新名词出现……则相排之结果，满亦何能终与汉敌？惟有满族先毙，而满汉同栖之国家，随之而亡耳”。为什么很多人仇恨政府，仇恨满洲，“则政府有逼之使不得不相仇者耳”。梁启超认定，一两个煽动家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惟政府所供给之革命的原料，日冲积于人人之脑际，而煽动家乃得以投机而利用焉”。他把政府与革命党的关系，比作不洁之人与虮虱的关系，“天下惟不洁之人，斯生虮虱，亦惟不洁之人，日杀虮虱，方生方杀，方杀方生，早暮扰扰，而虱无尽时，不若沐浴更衣，不授以能发生之余地”。（《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九，45~52页）然而，清政府不会听从梁启超的劝告，他们一意孤行，最终将自己拖进坟墓，也让梁启超的政治实践归于失败，更使中国错失了一百年的良机，至今还跋涉在追求宪政的路上。晚年的章太炎以讲学为业，退守书斋，与革命党及梁启超都渐行渐远。

尽管取得了对于改良派的胜利，但事实上，章太炎主持《民报》期间的表现，并不令孙中山等人特别满意。其原因首先在于他们的革命诉求与章太炎并不完全一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纲领并不被章太炎完全认同。就章太炎而言，他的政治主张，其出发点只是反对民族压迫，实行所谓“民族复仇”，恢复汉族的统治地位，也就是他一再宣称的光复而非革命。此后他与孙中山分道扬镳，联合陶成章等人组成光复会，也基于这种思想。章太炎在《定复仇之是非》这篇文章中说：“今之种族革命，若人人期于颠复（覆）清廷而止，其利害存亡悉所不论，吾则顶礼膜拜于斯人矣。”（《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序言，6页）他在《民报》期间撰写的许多文章，都体现了他的这种思想。《民报》被封禁之后，他则以讲学为业，退守书斋，“其授人以国学也，以谓国不幸衰亡，学术不绝，民犹有所观感，庶几收硕果之效，有复阳之望，故勤勤恳恳，不惮其劳，弟子至数百人”。（《章太炎年谱长编》，295页）然而，对国事及革命党人的失望，也使得他一度想到要去印度出家。至此，他和梁启超也就渐行渐远了。

第十二章 我独怜才：梁启超与杨度

杨度（1874-1931），原名承瓒，字晳子，后改名度，另有别号虎公、虎禅，又号虎禅师、虎头陀、释虎，湖南湘潭姜畲石塘村人。他曾师从一代名儒王闿运，1894年甲午科中举，像谭嗣同、唐才常一样，也是当年名动三湘的青年才俊。

少年意气，时务学堂初较量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即戊戌变法那一年，正月二十二日，杨度辞别母亲，登舟赴京，准备参加戊戌年的科举考试。二十三日，行至省城长沙，船就停泊在城外，他入城去拜见老师王闿运。不巧，老师到衡州去了。闲谈中，他向朋友打听省城中现有哪些知名人士，大家都提到了梁启超，说他是康有为的大弟子，正主讲于时务学堂。当时，梁启超的大名在长沙城里叫得很响，不敢说家喻户晓，至少读书人是言必及之。

杨度只小梁启超一岁，他自恃有才，并不把梁启超放在眼里。而且，在他看来，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曾问学于廖平，而廖平又是王闿运在四川尊经学院讲学时所收的学生，由此论之，康有为算是他的师侄。而这样一论，梁启超就比他小了整整两辈儿。杨度也是年轻气盛，他对梁启超少年得志，借报纸赢得大名，很不服气。那天，他只身前往时务学堂，一定要会会这个在社会上叱咤风云的广东才子。

当时，梁启超正在时务学堂给学生们讲《孟子》，他要求学生从《孟子》所谓“民贵君轻”的思想中，领会关于民权、民主的微言大义，以此作为反对君主专制的思想武器，为变法维新、强国保种，乃至天下大同张目。杨度的到来，打断了他和学生之间的讨论。他有什么反应，我们已不得而知，只有《杨度日记》记载了当时的情形。

他首先对梁启超讳言康有为曾问学于廖平，而廖平曾求学于王闿运大为不满，以为他“欲张其门面以骗馆地耳”（《杨度日记（1896-1900）》，78页），指责他有自立门户，招摇撞骗的嫌疑。

其次，他认为，先讲《孟子》后讲《春秋》，次序是不对的。这是因为，他的老师王闿运治学之初是由《仪礼》进而研究《春秋》，《春秋》的地位高于《孟子》。但是，康有为视《周礼》为伪书，专讲《春秋公羊传》，以为周文王、周武王的传统到周公就断绝了，孔子著《春秋》就是延续这个传统，所以，一切仁政皆本于《春秋》，而《春秋》的意义就在于“损益百王，斟酌三代，垂制立法，以教万世”。（《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15页）这是孟子的观点，也是康有为讲经今文学不同于王闿运之处。杨度不理解梁启超为什么主张学生读书要先读《孟子》，后读《春秋》。其实，在梁启超看来，读书立志是第一位的，这也是以程朱为代表的宋儒教育学生的入手处。在这里，所谓立志，就是立孟子之志，只有立下一个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志向，你才能真正理解《春秋》的大义，才能成为《春秋》大义的实践者与捍卫者。这与杨度从老师王闿运那里得到的帝王之学、纵横之术是不同的，孟子的平治天下，讲的是天下大同，民贵君轻，不是帝王的统治权术。

其三，杨度反对把《孟子》说得这么重要。在他看来，由于宋儒喜欢讲心性，才拔高了《孟子》的地位。他说，孟子生当乱世却没能发挥拨乱反正的作用。那个时候，整个天下都在打仗，你争我夺，孟子却空谈什么“五亩之宅”，一点实际意义都没有。何况，孔子说“性近习远”，“孟氏则曰性善。孺子入井，见者恻隐，习也，非性也，孺子乍见孺子，必无此矣。故《孟子》一书，宋儒所宗，一语可以拨倒，又不足以挟持也。”（《杨度日记（1896-1900）》，78页）

他们的辩论一直持续到夜幕降临，涉及很多问题，杨度形容自己“词气壮厉”，而梁启超“初犹肆辩，后乃遁词”。最后，他不无遗憾地写道：“其人年少才美，乃以《春秋》骗钱，可惜！可惜！”（同上）

杨度此番进京，并没有得到他想要的功名。由于他恃才狂傲，竟以十三篇骈体文应付所有考卷，结果自然是名落孙山，竹篮打水一场空。不过，他没有急于回乡，而是在京城住了下来，每日呼朋唤友，出入于酒肆戏园，以狂士自居，大言不惭，桀骜不驯，在日记中亦沾沾自喜于在京的“广东人多知余在长沙驱梁启超之事”。（同上，87~88页）杨度（1874-1931）字子，号虎公，湖南湘潭人。1907年夏，杨度等在日本成立宪政讲习会。秋，杨度归国建立宪政公会分会。后为鼓吹复辟帝制的“筹安会”六君子之首。

一日，酒席之间，杨度又借机贬损宋儒乃至程朱，引起在座一位朋友的不满。这位朋友多饮了几杯，有些醉了，拍案而起，指着杨度大骂。然而，杨度却并不恼，眼看朋友气得面红耳赤，他却以为“态正妩媚”（同上，92页），完全是一副游戏人生的模样。他很自负地对人们讲：“盖不通《春秋》，不知拨乱。越虽有种而无范蠡，汉虽有何而无张良，大乱之世，未见其能从容变法也。”（同上，93页）这里说得很明白，私下里他是把自己当作范蠡、张良一流人物，而非文种、萧何一流人物的。当今之世，没有他，要变法谈何容易？所以他说：“余诚不足为帝师，然有王者起，必来取法，道或然与？”（同上）王闿运深知这个学生的禀性，曾写信叮嘱他千万要谨慎，“在京多往来少议论，以谓事无可为，徒以获罪”。（同上，89页）但杨度并未把老师的叮嘱放在心上，不久就被牵连到“王祚唐诬控慈母案”中，且被一些京官视为主谋，不仅没有做成帝师，反而，不得不为了求生而逃离北京。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他一直郁郁不得志。庚子年（1900年）七月，恰逢唐才常领导自立军起义，失败被杀的当口，他正居家读书，一天，他以炎暑为由，自己放了自己的假，受到母亲责备。他在当天日记中写下了自己的心情：“以年将三十，迄无成立，闻之悲悚。修名不立，无以为子。日暮步游，出门里许，至汉桥边，山烟向暮，寒水待月，忽觉满目苍茫，欲作穷途之哭。人以我为旷达，不知直以眼泪洗面，士不得志，岂不悲哉！归来闭门向月孤吟，久不能寐。”（同上，177页）

两年后，光绪二十八年壬寅（1902年），杨度不顾王闿运的反对，毅然决然离开家乡，到日本自费留学。在这里，他进了东京弘文书院的师范速成班，与黄兴、杨笃生、周伯勋、张孝准等一班同学不期相遇。在他们的影响下，他对新学发生了兴趣，渐有所得，思想亦日趋激进，并参与创办了留学生杂志《游学译编》，当年十一月发刊于东京。

重会日本，惺惺相惜

第二年，在他们的结业典礼上，日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发表了贬低中国人的言论，杨度当场与他就国民性与教育问题发生激烈辩论，事后又写成文章，并以《支那教育》为题，发表在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上。由于这件事，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都知道了杨度的大名。

在日本期间，他与梁启超重逢。而此时的梁任公已非当年可比，由于《清议报》、《新民丛报》在海内外的巨大影响，他已成为独一无二影响舆论的意见领袖。杨度为了向梁启超示好，把自己的新作《湖南少年歌》拿给梁启超看。据说梁是这篇不朽之作的第一读者。梁启超没有因为杨度当年的张狂而心存芥蒂，他将此诗首发于《新民丛报》，而且以赞赏的口吻写道：“昔卢斯福演说，谓欲见纯粹之亚美利加人，请视格兰德；吾谓欲见纯粹之湖南人，请视杨晳子。”（《饮冰室诗话》，66~67页）

杨度还作了一首诗赠给梁启超，诗是这么写的：志（道）远学（志）不逮，名高实难副。古来学者心，慄慄惟兹惧。噫吾新会子，夙昔传嘉誉。德义期往贤，流风起顽锢。曩余初邂逅，讲学微相忤。希圣虽一途，称师乃殊趣。（原注：戊戌春在长沙论《春秋公羊传》，各主师说，有异同。）杨朱重权利，墨子尊义务。大道无异同，纷争实俱误。（原注：余尝谓湘潭王先生援庄入孔，南海康先生援墨入孔，实为今世之杨墨，而皆托于孔子者也。）茫茫国事急，恻恻忧情著。当凭卫道心，用觉斯民寤。古人济物情，反身先自诉。功名岂足宝，贵克全予素。君子但求己，小人常外骛。愿以宣圣训，长与相攻错。（同上，69~70页）

此时的杨度，对梁启超不仅不再叹为“可惜”，还在诗中称赞他“德义期往贤，流风起顽锢”；回忆当初的争论，也不再自诩为“驱梁”英雄，以“词气壮厉”自诩，而是轻描淡写地说成“微相忤”，是“各主师说，有异同”，是“大道无异同，纷争实俱误”。最后他还建议，当此国事危急之际，大家应该携起手来，共赴国难，不能再纠缠于个人的恩怨。诗的后面还附有一封短信，说得更加恳切：近以国中青年子弟，道德堕落，非有国粹保存之教育，不足以挽狂流，如前数次所面论者。因时取旧书温阅，思欲有所编述，乃每一开卷，则责人之心顿减，责己之念顿增。时一反省，常觉天地之大，竟无可以立足之地。自治之道，其难如此。因思古今社会风俗，其能致一时之醇美者，必由于二三君子，以道相规，以学相历（励），流风所及，天下效之；以躬行为之倡，而因以挽一世之颓俗，此必非口舌论说之功所能比较者。古圣贤之为学，必求其反躬自省，而无丝毫不歉于心，乃为有得。若夫名满天下，功满天下，曾于吾身无一毫之增损者，常人道之，君子不计焉，以其无关于求己之道也。今同处异国，于众人之中，而求可以匡吾过而救吾失者，无如足下，辄以其意成诗一首。知足下亦无取乎便佞，故自附于直谅之末，亦以托于先施而求诲迪，特录以奉呈。诗中追述往事者，欲以纪实，著其离合之迹；君子之道，不贵苟同也。而又必称师者，薄俗忘本，非度等所当出。足下担任一世之教化者，倘以予言为信乎？若能俯赐酬答，而无辜我嘤呜，是所幸也。（同上，70页）

这真是一封情真意切的信，读后足以使人动容。梁启超的确大为感动，他写道：“自万木草堂离群以来，复生（谭嗣同）、铁樵（吴铁樵）宿草之后，久矣夫吾之不闻斯言也，吾之疚日积而德日荒也，十年于兹矣。风尘混混中，获此良友，吾一日摩挲十二回，不自觉其情之移也。”（同上）这里也能看出梁启超心地之单纯，待人之诚恳，他是一个真性情的人。用李肖聃的话说：“其时二人相与，天下之至好也。”（《星庐笔记》，5页）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为了给《游学译编》筹集办刊经费，杨度取道回国。他按照王闿运的安排，去见张之洞，得到张的赏识。这一年，清政府为了网罗新学人才，仿照康乾时的故事，诏开经济特科。杨度也被保荐入京参加了这次考试，并取得了一等第二名的好成绩。排在他前面的，就是后来做了北洋政府财长，与杨共事并成为政敌的梁士诒。好像命运非要捉弄他一样，这一次，他又与到手的功名擦肩而过。戊戌政变之后，慈禧最恨的就是康、梁，对粤籍士人亦深怀偏见。然而，偏偏有人告诉她，梁士诒即梁启超之弟，而康有为又名祖诒，有人编造了所谓“梁头康尾”的说法，故意将慈禧激怒。梁士诒因此被除名，杨度也受到牵连，除了他曾是“湖南师范生”外，在日本，他还有过攻击朝廷的言论，策论中也流露出对朝廷的不满情绪，于是，有人怀疑他是唐才常的同党或革命党。所以，他不仅未能被录取，还遭到了清政府的通缉。

不久，无路可走的杨度重返日本。此时，他与梁启超的关系更加亲密，常常出入于梁家及《新民丛报》社。当时，在日本留学生中，革命、立宪两派已势同水火，互不相让，杨度则游移于两派之间，观望风向，他不想得罪梁启超，同时，又和孙中山保持联系。关于此情此景刘成禺留下了一段记载：杨度在东京，欲谒中山先生辩论中国国是，予与李书城、程明超、梁焕彝介往横滨。孙先生张宴于永乐园，辩论终日。晳子（杨度）执先生手为誓曰：“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功，度当尽弃其主张，努力国事，期在后日，勿相妨也。”晳子回车，喟然叹曰：“对先生畅谈竟日，渊渊作万山之响，汪汪若千顷之波，言语诚明，气度宽大；他日成功，当在此人，吾其为舆台乎？”（《世载堂杂忆》，176页）梁士诒（1869-1933）字翼夫，号燕孙，广东三水人，民国时旧交通系领袖，交通银行总经理，号称“五路财神”。

争取路权与参与立宪，二人密切配合

那时候，杨度在留学生中影响很大，有一种领袖群伦的风范。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他担任留日中国学生会干事长，不久又被推举为留美、留日学生维护粤汉铁路代表团总代表。粤汉铁路即今日京广铁路的南段，从武汉经湖南，抵达广州；北段即北京至武汉路段，当时称芦汉铁路，是贯穿中国南北的铁路干线。丁酉年（1897年）秋冬间，在张之洞的主持下，清政府与比利时人达成协议，将芦汉铁路的铺设权、监造权、行车管理权，统统让与比利时公司，该公司则给予清政府年息5厘、期限30年的450万英镑借款。这一笔生意不仅使中国完全丧失了铁路主权，还在财政上受到巨大损失，为以后帝国主义者利用债款关系控制中国铁路权益开了一个极为恶劣的先例。芦汉铁路既成定局，粤汉铁路就提到日程上来了。比利时公司表现得非常积极，可谓不遗余力，大有舍我其谁的意思。但这一次清政府却将粤汉铁路的承办权卖给了美国人创设的华美合兴公司。不过比利时公司并未因此而放弃，他们先是通过比、法两国驻中国领事向清政府提出抗议，继而又谋求在私下里大量收购合兴公司的股权。到了1901年5月，比利时人在纽约收买的粤汉铁路股权，已占全部股权的一半以上，在公司董事会中所占席位也已达22票之多数，公司总办遂被改选为比利时人信任的何域查将军。

这种情形引起了一些有识之士的担忧，梁启超在《粤汉铁路交涉之警闻》一文中就有很全面的分析，他说：“比利时者，实俄、法同盟之傀儡，全地球所同认也。彼既得芦汉铁路之敷设权，遂欲更扩张之，由汉口经广东以接续安南边境，其北路则经张家口到北京以接俄国西伯利支线，以通俄、法两国之势力范围，使相连络。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者也。”（《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171页）所以，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此事已非“资本问题，而政治问题也”。（同上，173页）而且不是一般的政治问题，在这场路权争夺战的背后，不仅显露出列强急欲瓜分中国的贪婪和不可一世，而且折射出列强在瓜分中国、争夺世界霸权中的矛盾冲突。梁启超在另一篇文章《铁路权之转移》中亦指出：“有间接从经济上图我者，英、美等国是也；有直接从政治上图我者，俄、法等国是也。两者目的不同，而皆以铁路政策为手段。两者结果皆不利于中国，而俄、法所挟持，尤咄咄逼人。”（同上，174页）

在社会舆论的影响下，湖南官绅首先发起“废约赎路”的倡议。他们认为，既然合约中有所谓“此权利不得让与他国人”的规定，那么，合兴公司私自将股权转让给比利时人，就可以视之为违约，合约就应该作废。他们的倡议很快得到了广东绅商的响应，绅商们经过反复商议，决定采取梁启超称之为“创举”的彩票赎路办法，他认为，这种彩票集股的办法虽说采用了西方公债的形式而有所改变，但其精神实质与西方公债却是完全一致的。他甚至预言：“今后之中国，不可不厚集全国总殖与列强决战于经济竞争之场。”（同上，249页）不过他提醒大家，这个办法虽然很好，也很容易被各地仿效，但主办者一定要讲信用，“而不然者，信用一坠，后此引为大戒，蒙其害者岂直一粤汉铁路而已”！（同上）

在这场争取路权的斗争中，杨度也一直冲在前头。他不仅带头请愿，发表了《粤汉铁路议》一文，要求废除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中美粤汉铁路借款续约，主张收回路权，由官绅筹款自办，以维护国家主权。他还以总代表身份回国，向王闿运讨教，督促张之洞负起责任。据说，梁启超在争回粤汉铁路一案中为《新民丛报》和《时报》写了大量文章，其新闻素材就来自杨度收集的电报稿。罗普在《任公轶事》中写道：“任公向杨晳子度觅得全案电稿，一一加以按语，寄由《时报》发表，以促国人之注意，故卒能达其收回自办之目的也。”（《梁启超年谱长编》，337页）

经过民间的不懈努力和官方的一再妥协，1905年8月29日，中国最终以675万美元的代价赎回了粤汉铁路的建路权。在这段时间里，梁启超与杨度配合得可谓相当默契。他们惺惺相惜，同气相求，志同道合，一个自称“少年中国之少年”，一个高唱《湖南少年歌》，“是二人者，均当时新青年中之卓卓者也”。（《亦佳庐小品》，74页）梁启超曾致信康有为谈到他们之间的友谊，他说：“东京中最同志而最有势力者莫如杨晳子度（湘潭人，孝廉，顷新捐郎中）。其人国学极深，研究佛理，而近世政法之学，亦能确有心得，前为留学生会馆总干事，留学生有学识者莫不归之。数年来与弟子交极深……”（《梁启超年谱长编》，369~370页）深到什么程度呢？当时流行这样一个传说，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八月，清政府搞预备立宪，派载泽、徐世昌、戴鸿慈、端方、绍英等五大臣出洋考察。这些终日养尊处优的官僚贵胄，如果是出访游玩，摆谱享乐，他们倒也内行，无师自通。据说端方就从欧洲带回一台电影放映机，在其府中试演，忽然汽锅炸裂，震伤数人，成为当时京城的一大新闻。但他们此行的目的，却是要考察西方各国的宪政。这些人连宪政究竟是什么都搞不清楚，外文更一窍不通，如何考察呢？回来后又如何向皇上交差呢？这很让他们感到为难。随行人员中有一位湖南人，叫熊希龄，是杨度和梁启超的好朋友。当年梁启超在湖南长沙主讲时务学堂，他曾任学堂的总理。这时，他建议请一位精通宪政的人，捉刀代笔，撰写宪政考察报告。那么，这个精通宪政的人又到哪里去找呢？他说：“我国精通宪政的人才，只有两个：一是梁启超，一是杨度。他俩目前都在日本。梁启超是朝廷的罪人，不能找，不如去找杨度，请他代写。”（《从保皇派到秘密党员——回忆我的父亲杨度》，29页）五大臣接受了他的建议，派他到日本找杨度。于是，杨度拉上梁启超一起做枪手。

此事的记述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据《梁启超年谱长编》介绍：“日俄战争停止后，清朝亲贵中一些人也附会风气，标榜维新的倾向，其中尤以端方主张最力，所以才有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事。当日端方频以书札与先生往还。计秋冬间先生为若辈代草考察宪政，奏请立宪，并赦免党人，请定国是一类的奏折，逾二十余万言。”（《梁启超年谱长编》，353页）那时，梁启超还是朝廷通缉的要犯，此事即使进行，一定也是非常机密的，他们之间一定另有联络的渠道，只是那些来往的信札，我们现在很难看到了。不过，在梁启超写给徐佛苏的一封信中，我们还能看到一些蛛丝马迹：尔来送生活于海上者二十余日，其间履陆地者，不过三十余小时。公闻当亦大讶其行踪之诡秘耶。公前周间所惠书，今日始得见，亦此之由。所示秘事，闻之甚喜，惟在内任此事之人，因前此曾与一二它省人共事，颇蒙损害，故非彼稳知者，不欲共焉。今当以书与彼，得彼许可，乃能定也。又顷欲俟彼出洋者，复命后消息如何乃图之，故得彼复书后，亦正不迟也。近所代人作之文，凡二十万言内外，因钞誊不便，今仅抄得两篇，呈上一阅，阅后望即掷返。此事不知能小有影响否，望如云霓也。（诸文中除此两文外，尚有请定国是一折亦为最要者，现副本未抄成，迟日当以请教。）顷新归百事积阁，须以一礼拜之力，方能了之，故现在未能约公来谈，届时当相约也。（此文请万勿示一人，阅毕望即用书留寄返。）（同上，353页）

1929年梁启超逝世后，徐佛苏向编纂年谱的丁文江等人提供资料时，在这封信上写了一段跋注：此函系乙巳年（1905年）发，所谓此文万勿示人者，系梁先生代清室某大臣所作之考察宪政之奏议也。所请余告秘事者，即当日某督有奏请立宪及赦党人之秘奏也。（同上，354页）1905年12月，清政府出国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及随员在罗马合影。

这里所说的某督、某大臣，很可能就是端方。但徐佛苏显然把时间记错了。由于五大臣启程之际，革命党人吴樾在正阳门火车站扔了炸弹，使得考察推迟到这一年的十一月十一日（12月7日），人员则去掉徐世昌与绍英，增加了尚其亨和李盛铎。直到第二年的六月，五大臣考察结束，“分两批回到北京”。（同上，364页）熊希龄四月二十二日（5月15日）先行回到上海，闰四月十一日（6月2日）前后，他以“拟往北海道调查垦务”的名义赴日，六月初五日（7月25日）回到上海，在日本停留近五十天。这时，戴鸿慈和端方已于四天前，即六月初一日（7月21日）抵达上海等他。熊希龄与梁启超见面，请他代拟奏章，应该就在这段时间内，梁启超所说在海上秘密写作二十余日，应该也是这段时间。

熊希龄回到上海，带来了梁启超代拟的奏章，六月十四日（8月3日），戴鸿慈与端方便启程北上回京，并于六月二十二、二十三日（11、12日）接连上书朝廷，介绍西方各国宪法，请求尽快实行立宪。七月初九日（8月28日），清政府召开御前会议，通过了实际上由梁启超起草的《考察各国宪政报告》；七月十三日（9月1日）上谕：“现载泽等回国陈奏，深以国势不振，实由于上下相睽，内外隔阂，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卫国，而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行宪政，取决公论，军民一体，呼吸相通，博采众长，明定政体，以及筹备财政，经画政务，无不公之于黎庶。”所以，清政府下诏宣示“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但由于“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于是又声称，改革“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而又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顿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并且“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同上，364~365页）尽管这只是清政府的一种姿态，且非常有限，但仍然极大地鼓舞了梁启超，他按捺不住由衷的喜悦，在致蒋观云的信中指出：“从此政治革命问题，可告一段落。”（同上）在这里，梁启超也许显得有些着急，或者显得过于乐观，但流亡海外七八年，天天盼、夜夜想的不就是这一天吗？他认为，随着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中国的政体问题已经解决，剩下的就是如何实现由专制政体向立宪政体的过渡，如何将立宪精神落实到具体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去。他很清楚，立宪不是仅凭“一纸法文之所可致”的，即使把宪法写在纸上，也未必能使我国民真正沐浴到“宪政之泽”。而养成立宪国民之资格，更不是一件可以一蹴而就的事情。他预感到，要推动清政府把“预备立宪”进行下去，早日确定立宪之期限，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一定会遇到重重阻力，要做的事情很多，而这正是他责无旁贷的。（《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363页）

成立新党，领导权归属问题引分歧

这时，梁启超与《民报》的论战越来越趋于白热化，他很想尽快脱身出来，集中精力把立宪的事情办好。他在许多场合向革命党建议停止争论，与革命党关系密切的徐佛苏也积极地从中调解，希望能促成双方停战。但是，革命党这边拒绝了梁启超的请求，而清政府的所作所为，又让举国志士大为失望。九月二十日，清政府宣布了厘订内阁官制的结果，过去的中央机关主要由九卿、六部、内阁和军机处组成，新官制规定，除“内阁、军机处一切现制，着照旧行”外，拟设十一部、七院、一府，其中新设之十一部中，“外务部、吏部均着照旧”；所设“各部堂官均设尚书一员、侍郎二员，不分满汉”。（《大清新法令》第一卷，38~39页）然而，在这十一位尚书中，满人占了六人，汉人只占五人，比以前六部满汉尚书各一人还减少一人。很显然，这种不肯放弃既得利益的改革，任何人都不会满意，不仅没有缓和汉人的不平，反而给革命党提供了口实，梁启超等人更因主张“开明专制”而受到猛烈的攻击。徐佛苏在写给梁启超的一封信中倾诉了他们的苦恼：“公一腔热血，空洒云天，诚伤心事也。他党近来势颇发达，久恐有异动，排斥立宪之声，如哇鸣之噪耳，弟近日最受唾骂。黄某（指黄兴）已与我谈判是非，彼此虽百词辩难，终无最后之裁决。渠之直接间接运动我者可谓极矣。加之近日促弟归国办事之人甚多，其中一处为黄所探悉，渠即数次劝驾。总而言之，渠意纵不能强我入党，亦必欲使我归国，不为言论上之障害。”（《梁启超年谱长编》，368页）

梁启超也因此深陷于两难之中，一边是革命党咄咄紧逼，亟欲摧毁一个旧世界；一边是清政府虚情假意，维持其旧制度而不思改革。他清醒地看到，此时此刻，要救中国于危难之中，他只能两面作战。他明白：“要而言之，革命党之举动，可以亡中国者也；现政府之举动，尤其可以亡中国者也。然所以有革命党者，则现政府实制造之，现政府不可不为革命党受过。故革命党亡国之罪一，而现政府亡国之罪二。”（《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九，50~51页）但他有时也表示：“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有彼则无我，有我则无彼。然我苟非与政府死战，则亦不能收天下之望，而杀彼党之势，故战政府亦近日万不可缓之着也。今日有两大敌夹于前后，成立故甚难，然拼全力以赴之，亦终必能得最后之胜利。”（《梁启超年谱长编》，373页）

尽管如此，他还是主动单方面停止了论战，抽身去做他认为更重要、更紧迫的事情。他一方面敦促清政府兑现其承诺，尽早公布预备立宪的年限，一方面积极为立宪派人士提供思想、方略，形成一致的舆论。虽然清政府的预备立宪更多的还是表面文章，若干措施往往有名无实。但“预备立宪”这四个字既然已经出自政府之口，那么不管它是否出于诚心，人民都可以借助这个理由来问责政府，“人民诚进行矣，则政府虽欲不进行而将不可得也”。（1906年7月《新民丛报》第83号，《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364页）怎样才能动员人民，把他们组织起来，成为政府亦不能小觑的势力呢？梁启超从日本改良的经验中得到借鉴，认为舍政党没有更好的办法。所以，从这个时候起，他已把组建政党视为当今第一件大事。他在写给康有为的信中指出：“我国之宜发生政党久矣，前此未有其机，及预备立宪之诏下，其机乃大动。”（《梁启超年谱长编》，369页）

如何筹划组建这个党呢？首先要有人，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同志，梁启超身边恰好就聚集了杨度、蒋智由、徐佛苏、熊希龄这样一批年轻有为的仁人志士。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十月末，梁启超邀请杨度和熊希龄到神户商量组党之事，他们详谈了三天三夜，决定成立一个组织，名曰帝国宪政会。在这三天三夜里他们都谈了些什么？我们从杨度和熊希龄留下的文字中没有看到相关的记载，只有从梁启超写给康有为的一封信中，可以窥见当日发起组织政党的蛛丝马迹。梁的这封信应该作于十一月初，因为，十一月五日，他在接到康有为从瑞典发来的电报后，马上写了另一封信，继续汇报并协商组党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在前一封信中，梁启超详细地逐条陈述了他与杨、熊二人密谈的结果：

其一，成立新党，先要解决保皇会的问题。他们的意见是：“新旧两会名分而实合，始分而终合。”合，不必解释，因为康有为不会有意见；分，却必须说清楚，否则，就容易引起康的误会。那么，为什么分呢？他们主要提出两点理由：第一，海外保皇会的情况，不必让内地人知道；第二，保皇会固然要改名，但不能不对外宣布，所以，“帝国立宪会即旧日之保皇会”并不是个秘密，要“推行内地，究有不便”。因此，他们建议“另立一会，其会拟名曰宪政会”，以示和帝国立宪会有所区别。

其二，还要解决康有为的地位问题。当年与孙中山的合作未能成功，原因之一，即康有为对于安排他“退居二线”大为不满，甚至怀疑梁启超要取而代之。这一次，梁启超吸取教训，先给康有为一个交代。他说，弟子出名作为宪政会的发起人，“先生则不出名。因内地人忌先生者多，忌弟子者寡也”。但他许诺给康有为保留一个会长的职务，不过，暂时不设会长，“先生现时惟暗中主持而已”。他还告诉康有为，自己虽然出名为发起人，但也不在会中担任任何职务。

其三，干事长一职计划由杨度担任。他告诉康有为，“东京中最同志而最有势力者莫如杨晳子度。其人国学极深，研究佛理，而近世政法之学，亦能确有心得，前为留学生会馆总干事，留学生有学识者莫不归之。数年来与弟子交极深”。杨度打算先写一封信给康有为，把自己的政见以及对未来的设想向康有为陈述一番，希望得到他的认可。梁启超则一再叮嘱康有为：“寄到时望先生立刻复之，且加奖励，又须开诚心布公道以与言之，自处当在不卑不亢之间。彼与弟子为亲交，虽无会长之关系，其对于先生亦必修后进之礼，是不待言。但先生总宜以国士待之，乃不失其望。以弟子所见，此人谭复生之流也，秉三亦谓眼中少见此才，先生能得其心，必能始终效死力于党矣。凡有才之人，最不易降服，降服后则一人可抵千百人，愿先生回信极留意，勿草草也。”学生对老师的这一番“谆谆教诲”，说明他是深知杨度和康有为二人禀性的，他不希望组党这件关乎国家前途与命运的大事最后毁于个人意气之争。

其四，党的纲领暂时拟定了三条：一、尊崇皇室，扩张民权。二、巩固国防，奖励民业（此条未定）。三、要求善良之宪法，建设有责任之政府。

其五，发起人除了梁启超和杨度，还有蒋智由、吴仲遥（吴铁樵之弟）、徐佛苏、徐勤、麦孟华、狄葆贤、罗普、汤觉顿等，此外还有学生十余人。为了便于在国内活动，熊希龄也不出名。

其六，计划由徐勤担任会计长，掌管财物。

其七，张謇、郑孝胥、汤寿潜都是极为紧要的人物，而且有意与我党联合。但我党目前的情况是，“下之与革党为敌，上之与现政府为敌，未知彼等果能大无畏以任此否”。为了摸清他们的底细，梁启超准备去一次上海，和他们当面谈谈。

其八，袁世凯、端方、赵尔巽为暗中赞助人，熊希龄负责联络。

其九，准备拥戴醇亲王载沣为总裁，载泽为副总裁，也由熊希龄负责运动，此事须秘密进行，决不能为讨海外会员一时之欢心而公布之。

其十，宪政会不能以筹款为目的，入会者只象征性地收取会费。其活动经费另行筹集。

其十一，海外帝国立宪会的会员是否加入宪政会，尊重其个人意愿。

其十二，开门办会，广收人才，摒弃门户之见，只要赞成党纲，志同道合，就可以吸收入会。（以上参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369~374页）

但是，事情进行得并不顺利。十一月一日（12月16日），东南各省绅商在上海宣布成立立宪公会，推举郑孝胥、张謇、汤寿潜为正副会长。张謇在《啬翁自订年谱》中记载此事：“郑孝胥同议设预备立宪公会，会成，主急主缓，议论极纷驳。余谓立宪大本在政府，人民则宜各任实业教育为自治基础，与其多言，不如人人实行，得尺则尺，得寸则寸。公推孝胥为会长，寿潜与余副之。”（《啬翁自订年谱》卷下，20页）

这一年的十二月间（1907年1月20日），杨度主持的《中国新报》在东京创刊。这是一本以政论为主的刊物，他在《中国新报序》中表示：“夫以责任之人民，改造责任之政府，是之谓政治革命。居今日而谋救中国，实以此为至易至良之惟一方法，而吾人之所笃信欲有以此贡献于我国民者。此《中国新报》之所以作也。”（《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873页）在《中国新报》中，他陆续刊载了《金铁主义》、《请开国会之理由书》、《国会与地方自治》、《中国今世最宜之政体论》、《代议政体论》等文章，主张君主立宪，反对民族分裂，相信只要召开国会，实行宪政，建立负责任之政府，汉、满、蒙、回、藏各族就可以实现共同进步。

对于与革命党鏖战正酣的梁启超来说，《中国新报》无疑是一支生力军，给予他极大的支持。他马上写了《新出现之两杂志》一文，发表于第88期《新民丛报》，文章称赞“此报之宗旨，全在唤醒国民，使各负政治上之责任，自进以改造政府，成完全发达强有力之立宪国家，以外竞于世界”。对于杨度提出的民主立宪可能导致民族分裂，西方强国将借机瓜分中国的理论，也表示十分赞赏，认为“此实最博深切明之言，而予排满之革命派以至难之返答也”。（《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476~477页）杨度也很知趣，他在《中国新报》第四期撰文《致“新民丛报”记者》，写道：“昨读贵报第四年第十六号，有新出现两杂志之批评，于中国新报，录其叙文，且为表明其主义之所以然，至为详允；于工商立国军事立国之处，尤能洞识吾人所以救时谋国之苦心。此吾人所深谢而喜得同情者也。”（《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873~874页）

遗憾的是，梁启超与杨度最终没能走到一起。我们今天很难责备他们中的哪一个，事实上，他们都为双方能够合作成功作出过努力，但有些问题又非他们能左右。最关键的还是领导权的归属问题，即由谁出任会长（总理）。本来，梁启超与杨度已经达成共识，康有为只是作为虚设的会长，不出头，不露名，也不担任实际的职务。这一点，梁启超早在十一月初就写信向康有为汇报，杨度也有信请梁启超转呈康有为。但当时康有为正在北欧漫游，他们的信很晚才寄到康有为手上，而他们收到康有为姗姗来迟的复信，已经是第二年的三月初了。在这段时间里，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先是神户三人密谈后不久，大约那一年的春节前夕，杨度在东京与方表、陆鸿逵等人组织了政俗调查会，并自任会长。不久，政俗调查会改名“宪政讲习所”，随后又改名“宪政公会”。这让梁启超很伤心，他在写给徐佛苏的信中说：“今日得一书，言某君（杨度）特开宪政会（彼既着进行故我亦不容缓），殆即兄所言宪政研究会耶？亦别一物耶？其诡秘真不可思议，与我共事而始终不一告我，意究何居？”（《梁启超年谱长编》，396页）几天后，梁启超再次致信徐佛苏，又讲到杨度：“某君处弟近致数函，不见复，南海有一函与彼（乃复彼函者），寄去已旬日，亦不见复，不知其有何意见否。据公言知其扩张党势，日新月异，而竟毫不相告，岂有相排之意耶？若果如此，将来何以共事，必至分立，而势日薄耳。为中国前途计，能无恸哭？”（同上，397页）

杨度的做法的确有些令人费解。他不久复信梁启超，除了说明收到梁启超的来信及康有为的复信外，还提出有两件事要商量，一为政党成立之时期，二为政党组织之方法。前者是说，目前成立政党，时机尚不成熟，“盖先举事而后造舆论，不若先造舆论而后举事”，“与其早数月而使人疑我无势力，不若迟数月而使人惮我有势力之为愈也”。（同上，398页）他所说的先造舆论，具体言之，即以开国会相号召，这样做容易为人所理解，从而了解组党的意义，“则一言结党，而须臾立成矣”。（同上，399页）接下来，他说到政党组织之方法，先把他们多次讨论的结果推翻了，他说：“吾等前此所议种种方法，实皆不甚妥帖，即兄所拟章程，弟亦不尽为然。”为什么发生这个问题呢？他先是指责蒋智由在其中为个人争地位争权利，“始事者而存此心，将使一党之人，无不以地位权利为先，而以国事为后，则吾辈何所为而组织此党者”。他自言，组党不是为了争地位争权利，“特见中国之危亡在即”，才“思合全国同志之力，以一谋之”，如果只是为了权利和地位，“弟非不能结一特立之小党，以与公等各树旗帜，相与周旋，以为娱乐也”；他说，“吾人所任之事大于曾（国藩）、胡（林翼）数倍，则其道德亦应高于曾、胡数等，虽自问非能有此，然不可不以自勉也”。（同上，399~400页）

虽然杨度一再强调自己不是为了争权利争地位，而是为了国家的安危，但此时梁启超对他已心生疑虑。他与蒋智由、徐佛苏的往来信函多次谈到杨度的问题。三月，梁启超有一封致蒋智由的信，其中就谈到他的担心：“某君（杨度）欲以其所支配之一部分人为主体，而吾辈皆为客体而已。吾辈固非不能下人者，苟有一真能救国之党魁，则投集其旗下为一小卒，固所不辞，但某君果为适当之人物否，能以彼之故而碍党势之扩张否，则不可不熟审耳。又某君之意，必欲于结党式举行后，即自在上海开一大局面，此议先生此前已极反对，弟细审情形，亦益不以彼所主张为然。今当结集之始，势力无一毫之可见，而先有种种意见，不能相下，将来能无破裂以贻外人笑乎？弟甚忧之。”（同上，391~392页）

此时，杨、蒋之争已不是秘密，杨度在给梁启超的信中也曾抱怨：“再弟前函论观云事，其书想由兄与佛苏观之，彼回东京告人，谓杨、蒋争权，各诉于梁。”（同上，401页）他大呼冤枉，认为徐佛苏搞得他很被动，很难面对其他同志的质疑。他提醒梁启超：“徐之为人热诚而识闇，难与深谋。”（同上，401~402页）又说：“兄千顷汪洋固其美质，然处世之际，亦不择人不择言，则实不可以为长处而自护也。”（同上，403页）多年以后，徐佛苏在梁启超给他的一封信上作跋注，也提到杨、蒋争权之事，他说：“及先生（梁启超）邀集余与杨晳子、蒋观云诸友议组宪团，杨、蒋政见至迕，彼此坚愎虚憍之意态，均不可当，余无术周旋其间，亦难左袒何方，惟怵心创议结社，即有此不祥之气，后患叵测。”（同上，397页）

梁启超在感情上倾向徐佛苏、蒋观云更多一点，他对杨度说：“弟初有此志时，除公之外，相与共商者，在东则为观云、佛苏等，在内则为楚青、孺博等。”（同上，393页）如果双方都不肯以大局为重，作出妥协，他加入哪一边都是问题。他劝这些朋友，感情是可以培养的，但决不能互相排斥，而应该互相提携。他甚至希望，即使不能同处一党，彼此也应该是协作的关系，而不要是竞争的关系。“彼此既有共同之敌，则彼此自无相敌之必要，果能循此以行，则异时必有成就联邦之一日，弟所望者在此，未识吾兄为何如耳”。（同上，394页）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双方已经没有合作的可能了。虽然杨度还在提康有为的地位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借口，因为梁启超早在三月给杨度的信中就明确地告诉他：“南海处弟前数月致书，已将吾辈所议详陈，南海暂不入会一节，久已约定，南海复书言一切如我所议，则此节亦在其中，不必再写信往问，其无异言，弟所能保证也。”（同上，392页）

既然如此，到了四五月间，梁启超与杨度分手已成定局。但他不希望自己这边先宣布组党，他在写给蒋智由、徐佛苏二人的信中讨论“正式结党之迟早问题”指出：“某处既有分离之说，弟意谓最好俟其宣布分离后，我乃明建旗鼓，则我有词以责彼，彼无词以责我，在前彼仍多为说词，则不能迁延久待，今彼既有此，则小待之后，我行动更可以自如。”（同上，第404页）六月八日，他写信给康有为，汇报了杨度的情况：“杨晳子初本极热心此事，至今犹然，但征诸舆论，且察其行动，颇有野心，殆欲利用吾党之金钱名誉，而将来得间则拔戟自成一队，故不惟本党旧人不敢放心，即东京学界各省新进之士表同情于吾党者，亦不甚以彼为然。故现在政闻社之组织，杨氏不在其内。”（同上，409页）但直到六月二十二日他还写信给蒋智由、徐佛苏和黄与之，商量如何处理杨度的问题。梁启超一直期待着他的复信，如果他在复信中明确表示不接受梁启超所提之条件，准备另外成立组织的话，梁启超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与他分道扬镳了——“故今欲再加一信与彼，今将原信呈上一阅，若谓可发，请即代发之，发后即着手于组织；若谓不可发，则须俟其复书后乃着手矣”。（同上，411页）但他也担心，一旦杨度在复信中并不明确表态，而是提出新的问题，继续牵扯下去，则必将影响他们组党的进程。“故不如当其未复书前，先以此书堵之，不然万一彼复书承认条件，则吾辈另行组织之议，反难进行也”。（同上）

成立政闻社，夹缝中的艰难努力

六月二十七日（8月5日），梁启超致信蒋智由、徐佛苏和黄与之，再次提到了杨度的复信，并寄给他们一阅。不过，此时双方已没有和解的可能。而且，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也不允许他们再拖延下去。七月中旬，清政府将考察政治馆改为宪政编查馆；八月十三日（9月20日），清政府又颁发了设立资政院的上谕；九月十三日（10月19日），清政府颁发设立谘议局的上谕，要求各省督抚务必在省会筹设谘议局，并预筹各府县的议事会。这些在梁启超看来肯定都是好消息，他急于作出反应。既然当国者已经承诺预备立宪，那么，政闻社的成立也就应和了当日中国时势的必要。为此，他作了《政闻社宣言书》一文，来说明政闻社成立之必然性和必要性。他从三个方面来论证“政闻社之所以发生也”：

其一，今日中国的第一件大事是改造政府，“夫既已知舍改造政府外，别无救国之图矣；又知政府之万不能自改造矣；又知改造之业，非可以责望于君主矣。然则负荷此艰钜者，非国民而谁？吾党同人，既为国民一分子，责任所在，不敢不勉”。

其二，国民对于专制、腐败之政治不满意，亦不肯默认，总要寻找机会表达，但是，往往“苦于无可以正式表示之途，或私忧窃叹，对于二三同志，互吐其胸臆，或于报纸上，以个人之资格，发为言论，谓其非一种之意思表示焉，不得也。然表示之也以个人，不能代舆论而认其价值，表示之也以空论，未尝示决心以期其实行。此种方式之表示，虽谓其未尝表示焉可也。然则正式之表示当若何？曰，必当有团体焉，以为表示之机关”。这就是说，国民要想使自己的意思之表达引起专制政府的重视，进而贯彻实行，就必须组织起来；组织起来的国民人数越多，意思之表达的分量就越重。于是他说：“吾党同人，诚有反对专制政体之意思，而必欲为正式的表示；而又信我国民中其同有此意思同欲为正式的表示者，大不乏人。彼此皆徒以无表示之机关，而形迹几等于默认。夫本反对而成为默认，本欲为立宪政治之忠仆，而反变为专制政治之后援，是自污也。夫自污则安可忍也，此又政闻社之所由发生也。”

其三，立宪政治就是国民政治，所以，国民政治素质的高低，是立宪的关键。要提高国民素质，“其第一着，当使国民勿漠视政治，而常引为己任；其第二着，当使国民对于政治之适否，而有判断之常识；其第三着，当使国民具足政治上之能力，常能自起而当其冲。夫国民必备此三种资格，然后立宪政治乃能化成。又必先建设立宪政治，然后国民此三种资格乃能进步。谓国民程度不足，坐待其足然后立宪者妄也，但高谈立宪，而于国民程度，不一厝意者，亦妄也。”那么，国民政治素质如何提高，这件事由谁来做呢？“则惟政治团体，用力常最勤，而收效常最捷也”；“则政治团体，诚增进国民程度惟一之导师哉”。由此言之，政闻社可谓责任重大。谘议局是晚清政府在辛亥革命前夕“预备立宪”期间在各省设立的议政机关，此为江苏省谘议局创办的“会期日刊”。

他进一步提出政闻社四大任务：一曰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二曰厘订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三曰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权限；四曰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以上均引自《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20~27页）

九月十一日（10月17日），政闻社正式宣告成立，其机关刊物《政论》也随之创刊，并召开成立大会于东京神田区的锦辉馆。他们还邀请了日本维新元勋大隈重信、板垣退助两位伯爵，以及犬养毅、矢野文雄、尾崎行雄等人参会，并在会上发表演说。按说这是一个非常隆重、热烈的场面，与会者超过千人，但其中却有革命青年张继、陶成章等数十人在会场发难，“入场狂呼，几至互殴”。（《梁启超年谱长编》，417页）徐佛苏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形写道：“顷刻，当地警长复率警卒十余人到场查询敌派扰乱情形，并云政治集会结社是经警署特许者，警署即有保护之责，如甲派人开会而乙派人闯入毁物殴人，是违反警律及刑律，本署故特派人来会场调查实情，以便决定是否以法律解决此事。”（同上，第418页）但是，梁启超却不希望中国人之间因政见不同而在异国打官司，让人家看笑话，他让会友向警方说明，只是会中同人发生了一点争论，不是他党袭击，也没有毁物殴人，请他们不要介意此事。日本警察便退走了。“后来，日本名流及报纸颇赞美梁先生之有‘政治德量’云”。（同上）

根据《政闻社社约》所列之发起人，有蒋智由、徐佛苏、黄可权、吴渊民、邓孝可、王广龄、陈高第共七人。（1907年10月《政论》1号，《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512页）按照事先的约定，社长一席为虚设，特别邀请马相伯先生为总务员，常务员则有徐佛苏、蒋智由、麦孟华三人。马相伯与梁启超的交情很深，梁在上海办《时务报》期间就曾在马相伯处学习外文。所以，该社成立后，梁启超便特派社员汤觉顿前往上海迎接马相伯，请他来日本就任。十一月十一日，政闻社在东京召开大会，欢迎马相伯，到会者数百人。《政论》第三号报道了欢迎会的情形，文中称赞马相伯：“深通吾国经世之术，四十年前毕业于法国大学，邃于哲理法政诸学，并旁通拉丁、罗马、英、德诸国文字，本其心得，以见诸躬行，其硕德懿行，皆足为吾国人表率。今以七十高年，冒万里风波之险，专为吾社员全体及中国前途而来，吾辈对之真不胜欣慕。”（《梁启超年谱长编》，425页）梁启超在给蒋智由、徐佛苏和其他社员的一封信里也对马相伯的到来感到欣慰：“马先生已到，此公之持积极主义，（觉顿言与之等见此公后五体投地）其勇更逾吾辈。今日与畅谈一日，已承许以全力担任社务，此真吾社前途最大之幸福也。”（同上）

马相伯的到来，让政闻社的同人备感振奋，每次登台演讲，听众都有数百人，声势更盛极一时。但也引起了革命党的妒忌。十二月十五日蒋智由在给梁启超的信里甚至担心马相伯受到攻击和伤害，乃至要煞费苦心地安排马先生的行程，以防彼辈探知。不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正月，政闻社本部迁至上海，马相伯一行也随之回国。当时，他们活动的最大目标即速开国会，同时筹划在汉口设立《江汉公报》，并开办江汉公学。梁启超在岁末写给熊希龄的信里谈到他的计划：“以武汉为天下之中，畴昔兵家在所必争，政党为平和的战争，其计划亦当与用兵无异，故欲以全力首置基础于武汉，而其下手之法，一曰设一大日报，名曰《江汉公报》，二曰设一法政大学，名曰江汉公学。”（同上，435页）有传闻说，杨度也已经意识到了武汉的重要，正倾注全力在这里经营。

此前，杨度已先期回国。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梁焕奎、范旭东等筹划成立湖南宪政公会，有意拥护杨度为会长。十月中，恰逢伯父去世，杨度回乡奔丧，料理丧事。在此期间，湖南宪政公会宣告成立，杨度出任会长一职，并起草了《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是为晚清国会请愿运动之滥觞。据说，这份请愿书曾请王闿运先生作过修改，湖南不少士绅名流都在上面签了名。第二年春天，袁世凯又与张之洞联合保荐杨度，说他“精通宪法，才堪大用”，于是，举人出身的杨度，以戴罪之身，被授予候补四品京堂，即刻进京在宪政编查馆行走，并兼任颐和园外务公所教习，袁世凯还特意安排他为皇族亲贵演说立宪精义，宣传开设民选议院的主张。

杨度此时还是宪政公会（即宪政讲习所）北京本部的常务委员长。梁启超在给熊希龄的信中曾提到他回国后的情况：“闻龟山（杨度）在湘于吾党颇致微词，弟诚不料其如此，彼濒行时尚与弟抵足作竟夕谈，极陈将来联络之法，今反相挤，使双方社员间生出一重恶感，弟甚为龟山不取也。”（同上，436页）他这时还是清政府悬赏十万元通缉的要犯，不便出名，更不能回到国内，直接参加运动，但事实上，政闻社内外都认可他为社长，大家都愿意接受他的领导，大事小事无不取决于他。作为一个政治团体，政闻社集合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志，他们在立宪这个大旗下走到一起来了。但它又是一个很松散的组织，很大程度上要靠感情来维系组织内部的关系。而个人的性情不同，时间久了，出现分歧、矛盾、误会、摩擦也就难免。具体到一些事务，每个人所处地位不同，看法也很难求得一致。政闻社以开创之际，要做的事情很多，不仅人才有匮乏之忧，在经济上更是捉襟见肘。一些社员因为没有收入来源，日常生活亦发生困难，社内为经济所困扰，竟不能向社员提供任何帮助。加上清政府、革命党，以及宪政公会的压迫，政闻社几乎陷于困境，梁启超亦有内外交困之感，以致他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的春天生了一场大病。徐佛苏二月十七日写信劝他生活要规律，要劳逸结合，不能过度劳累，吃饭的时候不要多说话，睡觉的时候一定熄灯，更要讲究卫生，爱惜自己的生命。

即使这样，政闻社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还是做了许多事，对中国的政治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是运动开国会与推动地方自治，政闻社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该社社员在各省活动颇为积极，二月二十三日，张君劢在写给梁启超和麦孟华的一封信中汇报该社运动请愿速开国会的情形，他说：国会期成会事所运动之省份，以吾社为独多，而总共人数尚不满万。（安徽六七百，山东□□，湖南二千余，江苏现所签者不过四五百。）此间社员觉办事人于此方面并未注意，故此次甚望多得一二万人，为一极大之请愿，以雪吾社不能活动之耻。前在神户所谈，谓合广东西两省，得万余人尚非难事，则致函粤中时，必须得一极热心、极有力之人运动此事，以必达此目的而后已。此最东京社员所希望者也。（同上，453页）

六月初二日，预备立宪公会的郑孝胥、张謇、汤寿潜电请速开国会，以二年为限。紧接其后，政闻社也以该社全体社员的名义致电宪政编查馆，请限期三年召开国会。电文说：北京宪政编查馆王爷中堂军机大人钧鉴：开设国会一事，天下观瞻所系，即中国存亡所关，非宣布最近年限，无以消弭祸乱，维系人心。且事必实行，则改良易；空言预备，则成功难。凡事如斯，岂惟国会？近闻有主张十年、二十年者，灰爱国者之心，长揭竿者之气。需将贼事，时不我留，乞速宣布期限，以三年召集国会。宗社幸甚，生灵幸甚。（同上，454页）

七月中，各省代表陆续来到北京，并将近半年来签名运动的成果，即有数万人签名的请愿书，通过都察院带走。清政府对于各省民众的联合请愿，固不能不闻不问，于是便有了八月初一日（1908年8月27日）的上谕，宣布预备立宪期限为九年，同时，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

政闻社的另一诉求是在武汉创办《江汉公报》和江汉公学。对于政闻社来说，这两件事关系到他们的立社根本。办报自不待言，“至于私立法政学堂，为吾辈造就人才，扩张势力之根据地，较报馆而尤居其要焉。学堂多一学生，即本社多一党员，学生中获一明达之士，即本社中得一用世之才”。（光绪三十四年孙志曾《致梁任公先生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460页）极而言之，“今日为政法之学堂，即他日为政党之舞台”。但这两件事进行得都不很顺利。除了经济上的原因，更为严重的是环境之恶劣。张之洞不准在武汉开设民办的法政学校，而且，杨度领导的宪政讲习所也在争夺武汉这块地盘。上面孙志曾写给梁启超的信中就讲到宪政讲习会咄咄逼人的态势：“现闻宪政讲习所在长沙汉阳之间，以学会形式而实充其宪政之党势，凡足迹所到之处，无不为讲习会之势力范围。”（同上）

看起来，为了遏制政闻社强劲的发展势头，杨度或在袁世凯面前有所表示，做了一些手脚，也未可知。侯延爽是政闻社委派筹办《江汉公报》的人，他致信梁启超汇报其面临的困难，其中就有“他党的倾陷”这一条，他说：“杨晳子于武昌及南京等处遍散谣言，谓政闻社目的专在排袁，延爽在汉之办报，为排袁之先锋，前于沪新任道蔡某前媒孽延爽之短，不遗余力，到南京亦复如是。盖蔡道此次莅沪，乃某军机授意，令其镌刻党人碑者，杨晳子又从而加功焉。（此系督幕中某友密谓爽云云，且谓不速离汉，则祸将及也，党狱若起，必连及岑西林，某军机授意如是云云。）”（《梁启超年谱长编》，461页）对于袁世凯和张之洞，梁启超最初确有联络他们的想法，他在给蒋智由、徐佛苏的信里说：“然西林（岑春煊）、项城（袁世凯）二人，皆为今日重要人物，将来必须提携者，失此时机，相会殊难。”（同上，404页）但康有为却主张倒袁，他在给梁启超的信中一再强调“今先其大者，自以倒劭（指袁世凯）为先”（同上，449页）。并计划从离间袁世凯与庆亲王奕劻入手。这本是极秘密的事，自然不能四处张扬。但社会上有些传言却也在所难免。徐佛苏在《梁任公先生逸事》一文里就对密谋倒袁的事有所记述，他说：“又值康先生有为自海外秘电某当道，请劾奕劻植党揽权，及外间有康梁秘联粤督岑春煊（西林）倒张之洞、袁世凯之谣，于是袁党力促张之洞奏请清后举发康梁乱政秘谋，张氏甚恐留日学界鼓吹立宪，为康梁所利用，乃毅然奏请解散政闻社，通缉首犯，而清廷谕令即下。”（同上，450~451页）

这样看来，倒袁、排袁为确有其事，杨度只是利用了这一点，在袁面前稍事挑拨，以此来阻遏政闻社的发展。陈景仁被革职一事发生后，梁启超致信蒋智由，还说到幕后的一些情形：“昨日雪舫（侯延爽）又有一书来，言慈宫见陈电，初不甚怒，袁面奏政闻社系某某等所发起，因有此谕云。”（同上，469页）然而，真实情况不会这样简单。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陈景仁电奏的全文，但透过将他革职的上谕，还能看到其中的蛛丝马迹：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奉上谕：政闻社法部主事陈景仁等电奏，请定三年内开国会，革于式枚谢天下等语。朝廷预备立宪，将来开设议院，自为必办之事，但应行讨论预备各务，头绪纷繁，需时若干，朝廷自须详慎斟酌，权衡至当。应定年限，该主事等何得臆度率请？于式枚为卿贰大员，又岂该主事等所得擅行请革？闻政闻社内诸人良莠不齐，且多曾犯重案之人。陈景仁身为职官，竟敢附和比暱，倡率生事，殊属谬妄，若不量予惩处，恐诪张为幻，必致扰乱大局，妨害治安。法部主事陈景仁，着即行革职，由所在地方官查传管束，以示薄惩。钦此。（同上，468页）

在将陈景仁革职的上谕发出二十天以后，清政府又发出了查禁政闻社的上谕：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十七日奉上谕：近闻沿江沿海暨南北各省设有政闻社名目，内多悖逆要犯，广敛资财，纠结党类，托名研究时务，阴图煽乱，扰害治安。若不严行查禁，恐后败坏大局。着民政部、各省督抚、步军统领、顺天府严密查访，认真禁止，遇有此项社伙，即行严拿惩办，勿稍疏纵，致酿巨患。钦此。（同上，468~469页）

由此可见，清政府查禁政闻社，主要还是担心其背后有康梁在运筹，欲借国内预备立宪的机会，图谋不轨。陈景仁的电奏只是给清政府提供了一个下手的机会和借口而已。十七日上谕发布不久，政闻社有《通告全体社员》一书，发表于七月二十六日《申报》，其中就讲到：“向例，惟有专折奏事权者，乃能电奏。今陈君一法部主事，何以谕中称为电奏？本社及海内外学界、商界，以电报请愿于政府者，非止一次，何以陈君此电独能上尘天听？”（同上，470页）其实，在陈景仁电奏之前，政闻社曾以全体社员的名义给宪政编查馆发过一封电报，请求限期三年召集国会，并未得到直接的回应。但此时北京的形势已有所不同，预备立宪公会所发动的各省国会请愿代表，正齐聚北京。而康有为又发动海外二百埠中华宪政会华侨向清政府上请愿书，提出九项要求，其中有立开国会以实行立宪、尽裁阉宦、尽除满汉之名籍而定名曰中华、营新都于江南以宅中图大等四条，都是清政府最忌讳的事。清政府的立宪，本来就是摆样子的，并非真心，这时更担心局面失控。所以，政闻社恰好被拿来开刀，杀一儆百。《申报》七月二十八日的报道中就曾写道：“某中堂谓中华帝国宪政会远在海外，难于解散，惟沿海各省分设政闻社与梁启超有关系，不如先查政闻社为下手之地。”（同上，472~473页）

然而，查禁政闻社，恰恰暴露了清政府无意立宪的真实意图。当时颇具影响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曾指出：“盖满洲守旧党皆谓立宪政体利于汉人，而满人历朝所得之权利皆将因此尽失，故竭力反对之，近日《江汉日报》复因登外洋华侨请愿书为鄂督所封。以上两事皆足阻中国革新之举。目下政学绅商已无敢再述及立宪二字，即江苏、江西、安徽、广东、浙江各省公派入京之代表，亦均拟束装会省。据此以观，满洲政府之政策，实欲箝制国民之口舌，使之不言，而严办政闻社社员，不过借端而已。”（见光绪三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申报》，《梁启超年谱长编》，473页）

这是看得很清楚的，可谓旁观者清。政闻社被迫解散之后，梁启超并没有消沉，除了养晦以待时机，他更多地以个人身份，通过撰写文章对国内的立宪运动以及国会请愿给予指导。他在写给徐佛苏的一封信中表达了自己的心绪和志愿：政治生活，此时固无从下手，然谓竟抛弃之，则非惟于义有所不安，即于势亦有所不可。十年来，以虚誉忝负一部分人民之望，社会之恩我不为不厚，此身惟有奉献之于政治界耳。若外界之阻力，则纡曲其途以达之可，时机之未熟，在养晦以待之可也。若夫舍此不治，则此外更有何道以为吾报国之地耶。（《梁启超年谱长编》，473~474页）

这一年的十月，光绪、慈禧先后去世。不久，袁世凯被逐，只有杨度等很少几人到火车站送行。袁世凯走后，杨度亦请假回乡。他与梁启超的关系似乎到此为止，合也好，争也好，不复再有往来。但宣统二年，杨度忽然自上一折，奏请清政府赦免并起用梁启超，他在其中谈到与梁启超的交往：“臣自戊戌以来即与启超相识，因学术各分门户，故政见亦有参差。其后游学日本，相处数年，文字往还，于焉日密，亲见其身屡濒危，矢志不变，每与臣谈往事，皆忠爱悱恻，无几微怨诽之词，是以深识其人，性行忠纯，始终无贰。倘蒙朝廷赦用，必能肝脑涂地，以报再生之恩。此臣之愚，所能深信。倘启超被赦之后，或有不利于国之为，惟乞皇上诛臣，以为臣子不忠之戒。”（同上，527页）这也是一番肝胆肺腑之言。可惜摄政王载沣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他的奏折被留中未发。《字林西报》，1850年8月3日由英国人创办于上海，曾是在中国出版的最有影响的一份英文报纸。

民国“帝师”，退隐逃禅

进入民国以后，杨度一直还做着“帝师”的梦。熊希龄组织名流内阁，请他就任教育总长，他竟以“帮忙不帮闲”为由推辞不就，一口拒绝。此后，他组织宪法研究会，出任参政院参政，并怂恿王闿运先生来京担任国史馆馆长，后来，王闿运南归，杨度遂以副馆长代理馆长之事。1915年，杨度写了《君宪救国论》一文，拿给梁启超看，被梁启超一通好骂。李肖聃对此事有很生动的记载，他说：帝制议兴，杨著《君宪救国论》，议戴袁世凯为皇帝，持以告梁，谓君若反对帝制，势必出亡，使国受损，于事无补。梁言吾于亡命有经验，逊词拒之，杨乃拂衣而去。梁旋作书致杨云：“政见虽殊，交情不改。昔贤芳躅，吾岂敢忘？”著文论国体问题凡数千言，登之上海《中华杂志》。复走云南，赞蔡锷起兵讨袁。袁败，梁请惩罪魁，梁、杨交情始裂。及梁疾病，杨思往候与诀，所亲尼而止。（《星庐笔记》，5页）

关于这件事，梁启超的记述略有不同。他在《国体战争躬历谈》中写道，杨度秉承袁世凯之意，与孙毓筠、胡瑛、李燮和、刘师培、严复发起组织筹安会，自任理事长，为袁鼓吹帝制。梁启超作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文章写成以后，尚未发表，袁世凯已有所闻，他托人以二十万现大洋收买梁启超的这篇文章，梁启超婉言谢之，并且将文章抄录一份寄给袁世凯，“未几袁复遣人来以危词胁喝，谓：君亡命已十余年，此种况味亦既饱尝，何必更自苦？余笑曰：余诚老于亡命之经验家也。余宁乐此，不愿苟活于此浊恶空气中也”（《梁启超年谱长编》，725页）。

不过，李肖聃也不是外人，他与杨度是老乡，世居湖南长沙县，光绪三十年（1904年）留学日本，辛亥年（1911年）归国。1913年，梁启超任司法部部长，请李肖聃担任秘书，他有时还为梁启超代笔。他的大女儿李淑一，与毛泽东多有交往，毛有《答李淑一》一词，脍炙人口。所以，他对梁启超和杨度的看法，应该说，大体不错：杨以文章自负，谓此事不外说理、论事、言情，说理之文，吾不如雷道亨；言情之作，吾不如梁卓如；至于论事，则挟贾、晁廉悍之气，驱苏、王明辨之词，吾于诸贤，未能多让。故杨之挽梁云：“人皆欲杀，我独怜才。”犹以文言也。然梁自谢政以后，往来南北，多所著书。虽未能精思极意，上掩古人，然闳才通识，海内同称，其九牧大名，非虚致也。杨自中年不好读书，晚年欲修国史，《失地》一篇，已十余万言。又遁情禅悦，以自消遣。卒以饮醇近妇，自陨其生。盖杨之才气，较大于梁；而梁之博览古今，非杨所及也。吾以文字获事二公。于梁有挽词，而杨为作家传。（《星庐笔记》，5~6页）

章太炎谈到袁世凯洪宪帝制的失败，认为关键在于“三个人反对三个人”，其中首先就是梁启超反对杨度。黎元洪继任总统，发布惩办通缉帝制祸首令，杨度列第一名。袁世凯死后，杨度心灰意冷，遁入空门，在天津、青岛租界闭门学佛，在出世、超脱的佛学中重新思考人生、反省过去，并以“虎禅师”之名写了不少论佛的杂文和偈语。

第十三章 功败垂成：梁启超与袁世凯

袁世凯几乎可以说是梁启超的克星。在梁启超数十年的政治生涯中，曾有过两次与袁世凯的交往，甚至合作，但是，都未能善始善终，后一次，几乎搞得梁启超身败名裂。

晚清时期的第一次合作

梁启超第一次与袁世凯打交道，是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梁在北京发起创办强学会，袁世凯亦参与其中。民国元年（1912年），梁启超自日本归国，在北京报界欢迎会上演讲时，他还提起这段经历：“乙未（1895年）夏秋间，诸先辈乃发起一政社名强学会者，今大总统袁公，即当时发起之一人也。彼时同人顾不知各国有所谓政党，但知欲改良国政，不可无此种团体耳。而最初着手之事业，则欲办图书馆与报馆，袁公首捐金五百，加以各处募集，得千余金，遂在后孙公园设立会所，向上海购得译书数十种，而以办报事委诸鄙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九，1~2页）

康有为也曾提到此事，他说：“七月初，与次亮（陈炽）约集客，若袁慰亭（世凯）、杨叔峤（锐）、丁淑衡（立钧），及沈子培（曾植）、沈子封（曾桐）兄弟，张巽之（孝谦）、陈□□，即席定约，各出义捐，一举而得数千金，即举次亮（陈炽）为提调，张巽之帮之。”（《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30页）此时的袁世凯刚从朝鲜回国不久，经历了甲午战争的失败，他正在为自己寻找新的机会和出路。他拼命巴结荣禄，向荣禄递门生帖子，还把别人编译的军事著作换上自己的名字，恭请荣禄指教。同时，他又频繁出入于京城文人的各种饭局，与清流和维新人士拉关系，套近乎。据最新披露的徐世昌《韬养斋日记》记载：“乙未（1895年），三十日，晨起。看书。写信。云甫、子封来。午后看书。检什物。慰廷、巽之来，略坐，约同至嵩云草堂（疑即松筠庵），谈至二更后归。”又记：“八月，朔日，晨起。写信。出门。晚赴嵩云草堂巽之之约，议开书局。同座陈次亮、陈养元（疑为陈三立）、康长素（康有为）、叔衡、子培、子封、慰廷。席罢，又谈至三更后归。”（徐定茂：《戊戌年间的徐世昌》，见《北京观察》2011年第三期，51~52页）徐世昌是袁世凯的老朋友，袁在小站练新军，特聘徐为参谋长。他的记载应该是可信的。多年以后，袁世凯当上了洪宪皇帝，康有为发电报请他退位，电文中还有一段叙旧的话，他说：“昔强学之会，饮酒高谈，坐以齿序，公呼吾为大哥，吾与公兄弟交也。今同会寥落，死亡殆尽，海外同志，惟吾与公及沈子培、徐菊人尚存，感旧欷觑，今诚不忍见公之危，而中国从公以灭亡也。”（《康有为政论集》下册，941页）这里的徐菊人，就是徐世昌，菊人是他的号。袁世凯（1859-1916）字慰亭，河南项城人，北洋军阀首脑，辛亥革命后当选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1915年称帝，不久被迫取消帝号，随即去世。此为1899年袁氏任职山东巡抚时留影。

可见，康梁等维新人士最初对袁世凯是有好感的，以为他和荣禄的部下聂士成、董福祥不一样，是个通洋务、讲变法的新式军人。所以，戊戌年（1898年）变法进行到紧要关头，他们意识到了军队的重要性，希望能有一支军队是支持变法的，于是想到了袁世凯。根据王照的记载，最初也想到争取聂士成，康有为曾托徐致靖、谭嗣同、徐仁镜劝说王照，让他去游说聂士成，并许聂士成直隶总督的官职。但王照不同意这种做法，他认为，光绪与慈禧的矛盾“纯为家务之争”，而且，“内政何须召外兵，从来打草致蛇惊”，因此拒绝了他们的请求。（《近代稗海》第一辑，4~5页）

于是，六月初，康有为又派徐致靖的侄子徐仁录（字艺郛，又作义甫）到天津去见袁世凯。这次走的是徐世昌的路子。徐世昌与袁世凯是多年的朋友，有一种说法，袁世凯遇到大事一定先和徐世昌商量。徐世昌在日记中写道：“（六月）初九日，晨起，来客。与延年谈。澄甫仲明、徐艺郛仁录，赵体仁同食，聚谈半日。”十二日又记：“午后到小站。到慰廷家久谈。徐艺郛同来，留宿营中。”十三日又记：“晨起。合大操。归。与慰廷谈。午后沐浴。与艺郛到文案处。”十四日又记：“阴雨。与艺郛、仲远畅一日，云台（袁克定，字云台，袁世凯之子）来。”十五日又记：“晨起。艺郛冒雨行。”（《戊戌年间的徐世昌》，见《北京观察》2011年第三期，51页）

从徐世昌的日记中我们看到，徐仁录在天津停留了大约一周，至于他是否见到了袁世凯，却很难说。据十二日所记，“到慰廷家久谈。徐艺郛同来，留宿营中”，也很难认定，徐仁录只是“同来”，而没有参加谈话。最早认定袁世凯没有与徐仁录相见的人还是王照，他写道：“后乃知往小站征袁同意者，为子静（徐致靖）之姪义甫，到小站未得见袁之面，仅由其营务处某太史传话（即徐世昌），所征得者模棱语耳。”（《方家园杂咏纪事》，见《近代稗海》第一辑，5页）但《康有为自编年谱》则言之凿凿，甚至复述了他们之间的谈话：“先于六月，令徐仁禄（录）毅甫（义甫）游其幕与之狎，以观其情，袁倾向我甚至，谓吾为悲天悯人之心，经天纬地之才。使毅甫以词激之，谓‘我与卓如、芝栋、复生，屡奏荐于上，上言荣禄谓袁世凯跋扈不可大用，不知公何为与荣不洽？’袁恍然悟曰：‘昔常熟欲增我兵，荣禄谓汉人不能任握大兵权。常熟曰，曾左亦汉人，何尝不能任大兵？然荣禄卒不肯增也？’毅甫归告，知袁为我所动，决策荐之，于是事急矣。”（《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57~58页）

康有为一厢情愿

这些话大约是徐仁录告诉康有为的。不管他是否见到了袁世凯，事实上，他都没能摸到袁世凯的底。以袁世凯的老谋深算，对付一个阅历甚浅的年轻人，岂不绰绰有余！但康有为这边却按照他们的理解在行动。“先是为徐学士（徐致靖）草折荐袁，请召见加官优奖之，又交复生递密折，请抚袁以备不测。”（同上，58页）徐致靖所上《密保统兵大员折》是在七月二十六日，当日，光绪皇帝就发了上谕：“电寄荣禄，着传知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戊戌百日志》，464页）二十九日，袁世凯抵京，八月一日，光绪皇帝召见袁世凯，并下谕嘉奖，命袁世凯开缺以侍郎候补，专办练兵事务。而就在前一天（关于此次密诏的颁发时间，各书记载不同，有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和八月一日多种说法，这里采用赵炳麟所录，根据了汤志钧先生的意见），光绪皇帝交由杨锐带出了给他和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四京卿的第一道密诏，另有赐给康有为的密诏，亦由杨锐带出。到了初二日，光绪皇帝明发上谕催促康有为迅速出京，又赐第二道密诏，由林旭带出，令其速往上海，以待“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同上，555页）这一天，袁世凯“谢恩召见，复陈无尺寸之功，受破格之赏，惭悚万状。上笑谕：‘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并令其初五日请训。次日初三，袁世凯就接到荣禄电令，要他速回天津备战，以防英军来犯。当天傍晚，谭嗣同到法华寺去见袁世凯，向他介绍了康有为与梁启超、徐致靖、林旭等人商议的救皇上的全部计划，并请他在天津阅兵时出手搭救皇上。袁世凯亦表示：“若皇上于阅兵时疾驰入仆营，传号令以诛奸贼，则仆必能从诸君子之后，竭死力以补救。”又说：“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梁启超年谱长编》，142页）初五日晨，袁世凯请训，再次被召见，听说还奉有光绪皇帝的密诏。第二天的《国闻报》报道了袁世凯回天津的行踪：练兵大臣袁慰庭侍郎于初五日早赴宫门请训，即于是日出京，乘坐十一点四十分钟火车，至下午三点钟到津圣安棚，茶座在火车站，同城文武各官咸往迎迓，一时颇为热闹。（同上，143页）

袁世凯出卖了维新党吗

这一天，八月初六日，政变就发生了。现在，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是袁世凯出卖了维新党人，但据袁世凯自己表白，昨日回到天津之后，他已向荣禄“略述内情，并称皇上圣孝，实无他意，但有群小结党煽惑，谋危宗社”。（《清廷戊戌朝变记》〔外三种〕，71页）第二天一早，他更将全部内容向荣禄和盘托出，特别是说出了围禁颐和园与请旨杀荣禄两件事，彻底改变了整个事件的性质。如果说初六日慈禧还仅仅是想“训政”的话，那么，当荣禄将袁世凯所言汇报给慈禧之后，戊戌政变很快就演变成了一场残酷而又血腥的政治清洗，“六君子”更于政变发生后的第七天，在未经审讯的情况下，就以“大逆不道”的罪名被杀害。第二天，一道朱笔上谕道出了政变的原委和杀戮“六君子”的经过，其中就曾讲道，“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经觉察，立破奸谋”，这似乎可以证明袁世凯与此事之关系。无论如何，随着光绪皇帝被囚禁于瀛台，“六君子”血溅菜市口，康梁及一批同志流亡海外，更多参与、同情变法的人被关押、革职和流放，袁世凯得到了加官晋爵的回报。徐世昌在日记中写道：“八月初十日……德律风（电话）传，慰廷代理北洋大臣。”（《戊戌年间的徐世昌》，见《北京观察》2011年第三期，56页）

此后，袁世凯就成了康梁及维新党人不共戴天的仇人。如果说他们第一恨慈禧，第二恨荣禄，第三个恨的就是袁世凯。戊申年（1908年）十月，光绪与慈禧死后，爱新觉罗·溥仪登基，他的父亲、光绪皇帝的亲弟弟载沣，做了监国摄政王。一直密切关注国内局势的梁启超非常了解以载沣为代表的年轻的满洲权贵对袁世凯的态度，他以为倒袁的机会终于来了，除了利用各种关系，挑拨当权者对袁世凯的猜忌和不满外，还专门上书载沣，请杀袁世凯。这封书信到目前为止尚未被发现，其中写了些什么亦不得而知。不过，他当时还分别写信给蒋智由和肃亲王善耆，其中都提到了袁世凯的罪状。他在写给善耆的信中将袁世凯的罪状主要归纳为三条：一、甲午战祸，全由彼所酿成。二、戊戌之事无端造出谋围颐和园一语，以致两宫之间常有介介。三、团匪之变时……乃为两面讨好之计，将团匪驱逐出境，以畿辅为其邻壑。（《梁启超年谱长编》，478~479页）

关于第二点，梁启超却不得不多费一些笔墨，因为很多人相信，“谋围颐和园”一语绝不是袁世凯“无端造出”来的，所以他说：“夫德宗皇帝之仁孝与英明，皆天下所共闻也。以仁孝之德宗岂其对于太皇太后而有此悖逆之举？若谓全由康有为主谋，德宗不预知，试思德宗岂昏庸之主，由疏逖小臣之康有为得任意播弄者耶？当时彼以一按察使特授侍郎，全由德宗爱其才，且以为彼久于国外，谙练外事，欲以为维新之助，岂有他意？若谓康与彼有密谋，康何人，敢以此密谋渎德宗之听耶？康又何能使德宗不次拔擢而授以侍郎耶？夫使果如彼贼所言，有谋围颐和园之事，是必德宗与闻康之谋也，否则德宗为康所卖也。使德宗而与闻康之谋，德宗不得为仁孝也；使德宗而为康所卖，是德宗不得为英明也。二者必居其一于是，而德宗岂其然哉？故知此事实毫无影响，而彼贼徒为一人之富贵利禄起见，遂不惜厚诬君父，以致德宗皇帝郁郁引歉，赍志以殁。”（同上，478页）

梁启超的这一番话有几个人听得进去，姑且不论，但他深知，载沣兄弟对光绪皇帝的感情，一定不肯让他背上不仁不孝的黑锅，而肃亲王善耆更是光绪皇帝的同情者。汤觉顿有一封给康有为的信中说：“肃邸纯为帝党，自戊戌以至今日，宗旨坚定，经千曲百折，曾不少变，于贵胄中诚为仅见，徒以平日不修边幅，好下交处士，往往受人指摘。”（同上，448页）所以，梁启超把信写给善耆，也是希望通过他影响载沣。

倒袁成为康梁的主要目标

实际上，自戊申（1908年）以来，倒袁就成为康梁的主要目标。康有为在写给梁启超和麦孟华的信中说：“今先其大者，自以倒劭（指袁世凯）为先。”（同上，449页）他们所担心的是，如果袁世凯在朝中掌权，那么，开放党禁将遥遥无期，他们也就不可能结束海外流亡生活，回国参加正在蓬勃兴起的立宪运动，从而丧失与其他政治力量竞争的机会。事实证明，他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时隔不久，问题就发生了。梁启超推动创建的政闻社于年初迁回上海，并在国内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要求速开国会的请愿运动。慈禧虽然迫于形势压力宣布预备立宪，但实际上并无改革的诚意，一旦威胁到自己和满洲贵族的权利，她就要出手打压，绝不手软。所以，六七月间，清政府借口政闻社社员、法部主事陈景仁发电攻击考察宪政大臣于式枚，下令查禁了政闻社。在这件事上，袁世凯又做得不够光明磊落。庚子（1900年）事变之后，他一直想为自己争得一点维新、进步的名声，对立宪、改革也表现得很积极。但他有他的打算，他的出发点只是保住自己的权势，限制满洲权贵的权势。他并不希望真的实行国会制度，更不希望康梁回国，成为他的竞争对手。于是，他告诉慈禧，政闻社背后是梁启超在主持，他才是政闻社的发起人。慈禧闻其言而大怒，才有了将陈景仁革职、查禁政闻社两道上谕。这件事更加深了梁启超对袁世凯的仇恨。戊申年（1908年）十月，爱新觉罗·溥仪登基，他的父亲、光绪皇帝的亲弟弟载沣，做了监国摄政王。图为醇亲王载沣与其儿子溥仪（右）、溥杰（怀中所抱婴儿）合影。比利时大使柯霓雅男爵拍摄。

庚戌年（1910年）夏秋间，国内立宪派发起一场开放党禁运动。所谓开放党禁，主要是指赦免康有为、梁启超等戊戌党人，但也兼及孙中山等革命党。当时，康、梁采取了多管齐下的策略，潘之博、麦孟华、长寿卿负责运动载涛、载洵、善耆等几个王公权贵，徐佛苏、黄与之、侯延爽负责运动国会请愿代表，罗杰、方还二人在资政院提出议案，御史赵熙、温世霖等人也相继上奏。（《梁启超年谱长编》，515页）但经过各方面几个月的努力，他们并未得到预想的结果。何擎一宣统三年（1911年）一月十九日给梁启超的一封信总结了几个方面的原因：“顷宪子（伍庄，字宪子）自都来，言反对吾党者甚多，单刀直入，以金钱运动宫闱及老吉者，土头也；造谣惑众，肆口乱骂者，革党也；阳甚赞成，而阴施其鬼鬼祟祟之手段者，章、陈、陆诸人也；不见其反对之迹，而人言其甚为反对者，郑（孝胥）、汤（寿潜）、张（謇）三名士也；之数党者，互为利用，务达其目的而后已，最为可畏。日前周公（指载沣）向龙寓（指隆裕太后）提议此事，答曰：非此二人（指康梁），先帝何至十年受苦？此言必有所受之也。”（同上，528页）这里特别提到了袁世凯“以金钱运动宫闱及老吉”，虽说他早已被清廷罢斥，免去了一切职务，息影于彰德洹水（安阳河），做出一种“洹上垂钓”的假象，其实，他一直通过徐世昌等人，暗中窥测朝廷的动向，干涉朝政。所以，开放党禁运动一发生，就遭到了他的阻挠。何擎一信中提到的“土头”，就是袁世凯，而他以金钱运动的人，第一个就是庆亲王奕劻，所谓老吉者是也。

所以，作为倒袁第一线的领导者，梁启超负责组织、协调各方面力量。他们的策略是，首先离间袁世凯与庆亲王奕劻，袁、庆的关系举世皆知，而权贵中痛恨袁世凯的，也就是与奕劻争夺权力的那伙人，其中以载泽最坚决。当时甚至流传着“载泽的失败，往往就是载沣的失败，奕劻的胜利，则意味着洹上垂钓的袁世凯的胜利”的说法。（《我的前半生》，22页）这也说明，离间袁、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他们又寄希望于载泽、善耆、端方、铁良这样一些权贵中的少壮派，利用他们担心袁世凯权力过大的心理，以为“能联二邸三相以行间，计必可成”。而且，他们特别看重载泽，“闻泽公颇厚重有魄力”。（《梁启超年谱长编》，444~445页）

其实，对于袁世凯与奕劻的关系，慈禧亦很担忧。虽然自戊戌政变以来，袁世凯由直隶按察使一直做到直隶总督、外务部尚书，恩遇之隆，汉族大臣中过去只有曾、胡、左、李可以比拟，但慈禧对于这个执掌北洋新军大权的汉人并不放心，特别是在听说袁世凯给贪财如命的奕劻大量送银子后，更提高了警惕。所以，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政府撤销了袁世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职，内调他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这样的安排，表面上他是升官了，地位更高了，实际上是被解除了兵权。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讲到后来的情形，他说：“对他（指摄政王载沣）来说，最根本的失败是没有能除掉袁世凯。有一个传说，光绪临终时向摄政王托付过心事，并且留下了‘杀袁世凯’四字朱谕。据我所知，这场兄弟会见是没有的。摄政王要杀袁世凯为兄报仇虽确有其事，但是被奕劻为首的一班军机大臣给拦阻住了。详情无从得知，只知道最让父亲泄气的是奕劻的一番话：‘杀袁世凯不难，不过北洋军如果造起反来怎么办？’结果是隆裕太后听从了张之洞等人的主意，叫袁世凯回家去养‘足疾’，把他放走了。”（《我的前半生》，21页）

尽管袁世凯没有丢掉性命，仅仅被罢斥开缺，已足以鼓舞海外维新派的士气。但说到底，他们在这件事上的作用并不大。溥仪有一段话说得很好：“那时有人极力保护袁世凯，也有人企图消灭袁世凯，给我父亲出谋划策的也大有人在。袁世凯在戊戌后虽然用大量银子到处送礼拉拢，但毕竟还有用银子消除不了的敌对势力。这些敌对势力，并不全是过去的维新派和帝党人物，其中有和奕劻争地位的，有不把所有兵权拿到手誓不甘休的，也有为了其他目的而把希望寄托在倒袁上面的。因此，杀袁世凯和保袁世凯的问题，早已不是什么维新与守旧、帝党与后党之争，也不是什么满汉显贵之争了，而是这一伙亲贵显要和那一伙亲贵显要间的夺权之争。”梁启超他们只是从中捡了个便宜。（同上）

民国时期再合作

于是，庚戌、辛亥这两年（1910-1911），就出现了一个奇特的回光返照的景象，一方面是满洲权贵以中央集权的名义强行收回各省督抚的权力，对于汉人中的各省疆吏或罢免、或内用，前者如袁世凯、岑春煊，后者如张之洞；一方面提拔满洲权贵中的少壮派，让他们担任重要方面的尚书或重要省份的总督。辛亥四月，朝廷颁布新订内阁官制，取消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新内阁总理大臣由庆亲王奕劻出任，阁员十三人中，满族占九人，其中皇族七人，被时人称作“皇族内阁”。皇族内阁一登场，全国舆论为之大哗，立宪派更是极度失望。次日，清政府宣布了全国铁路干路收归国有的政策，此前批准的干路商办各案一律取消，更引起全国震动，民怨沸腾。自上一年三次国会请愿运动失败以来，国内立宪派对清政府已大为不满，现在更加不抱希望，到七八月间，作为民意民权的代表，各省谘议局纷纷驰电反对铁路国有，并组织大规模民众集会，请政府收回成命。不久就发生了四川总督赵尔丰枪杀请愿民众的惨案，结果，全国舆论更加激烈起来，结果竟促成了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这是出乎清廷预料的，而更让他们想不到的是，不到二十天，又有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等省宣布独立。随即，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和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举行兵谏，要求清政府改组皇族内阁，召开国会，实行宪政。迫于时局，清政府不得不以摄政王载沣的名义下了“罪己诏”。随后，又批准了资政院的奏章，宣布解散皇族内阁，起草宪法，开放党禁，赦免政治犯，并请出袁世凯，以救时艰。

袁世凯重新回到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而九月初九日的上谕也给了梁启超一条生路，其中特别讲道：“所有戊戌以来因政变获咎与先后因犯政治革命嫌疑惧罪逃匿，以及此次乱事被胁，自拔来归者，悉皆赦其既往，俾齿齐民。嗣后大清帝国臣民，苟不越法律范围，均享国家保护之权利，非据法律不得擅以嫌疑逮捕。”（《梁启超年谱长编》，552页）这意味着他们将在这个舞台上再次相遇。

九月初八日，梁启超在给徐君勉的信中详述了他们应对新形势的计划，其中一个大原则就是：“用北军倒政府，立开国会，挟以抚革党，国可救，否必亡。”（同上）北军即北洋军，所以“或须与袁言和，同戡此难亦未可知”。（同上，554页）在梁启超看来，现在最大的危险是孙、黄革命可能造成国家分裂，从而使外国势力坐享渔人之利。“故革命军杀尽满人之时，即中国瓜分之时也。”他说：“夫痛恨满人之心，吾辈又岂让革党？而无如此附骨之疽，骤去之而身且不保，故不能不暂借为过渡，但使立宪实行，政权全归国会，则皇帝不过坐支乾修之废物耳。国势既定，存之废之，无关大计，岂虑其长能为虐哉？吾党所坚持立宪主义者，凡以此也。”（同上，553页）

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利用载涛掌握禁卫军，以对抗载泽和奕劻，必要时进驻宫门，驱逐奕劻和载泽，由载涛自为总理，杀盛宣怀以快天下之心，并立即召开国会。同时联络驻防保定的第六镇，以为己用；因其统制吴禄贞曾在庚子年（1900年）参与唐才常组织的自立军勤王起义，与梁启超也有一些交情。十数天后，情况发生变化，在梁启超启程由日本返国时，吴禄贞已死，滦州起义则在策划之中。他不得不转而实行以张绍曾、蓝天蔚二军恢复北京秩序的计划，临行前又致徐君勉一书，其中明确讲到了“和袁，慰革，逼满，服汉”的八字方针。（同上，558页）而袁世凯出山不久，也在九月二十六日通过的新内阁名单中为梁启超安排了法律副大臣的位置。双方这么快就能放弃前嫌，互致善意，并不说明他们马上就能走到一起，而只能是一种审时度势之后的策略安排。说白了，他们双方都感觉到了，要在此时有所作为，都不能不借助于对方的势力和能力。现在讲到辛亥革命，只讲孙中山、黄兴，袁世凯则被说成反动派、窃国大盗，梁启超和立宪派根本不提或很少提起。其实这是不对的，不是辛亥革命的真面目。事实上，在辛亥革命中，立宪派的势力举足轻重。没有他们，单凭革命党或袁世凯，都不足以颠覆清王朝，结束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而梁启超正是立宪派的精神导师或领袖。他们居于革命党和袁世凯之间，他们倒向哪一边，都将深刻改变当时的力量对比。梁启超看到了这一点，袁世凯也看到了这一点，没有看到这一点的，恰恰是革命党。

中国应该采用何种政体

不过，梁启超最初并不为所动。据十月初六日《申报》载，他致电袁世凯，恳请辞去法律副大臣一职，并建议“速开国民会议，合全国人民代表，以解决联邦国体、单一国体、立君政体、共和政体之各大问题，及其统一组织之方法条理”。（同上，563页）他认为，只有这样，或者可以避免分裂之祸。同一天，他又致信罗瘿公，要罗向袁世凯陈述他不就职的理由以及准备与袁合作的设想。其中写道：鄙人既确信共和政体为万不可行于中国，始终抱定君主立宪宗旨；欲求此宗旨之实现，端赖项城（袁世凯），然则，鄙人不助项城，更复助谁？至旁观或疑为大势已去，引身规避，此则鄙人平生所决不屑者。鄙人既抱一主义，必以身殉之，向不知有强御之可畏。昔者与不法之政府斗，率此精神；今日与不正之舆论斗，亦同此精神。项城若真知我，当不至以此等卑劣怯根性疑我也。至此次所以坚辞不就职者，凡办事贵期于有成，当不惟其名，而惟其实；当用所长，而不当用所短。吾自信，项城若能与我推心握手，天下事大有可为。虽然，当今举国中风狂走之时，急激派之所最忌者，惟吾二人，骤然相合，则是并为一的，以待万矢之集，是所谓以名妨实也。吾自问，对于图治方针，可以献替于项城者不少，然为今日计，则拨乱实为第一义，而图治不过第二义。以拨乱论，项城坐镇于上，理财治兵，此其所长也。鄙人则以言论转移国民心理，使多数人由急激而趋于中立，由中立而趋于温和，此其所长也。分途赴功，交相为用。而鄙人既以此自任，则必与政府断绝关系，庶可冀国民之渐见听纳。若就此虚位，所能补于项城者几何？而鄙人则无复发言之余地矣。此所谓弃长用短也。熟思审处，必当先开去此缺，乃有办法。

他还说：共和之病，今已见端，不出三月，国民必将厌破坏事业若蛇蝎，渴思所以治之。此时，则我辈主义获伸之时也。而此三月之中，最要者需保京师无恙，其下手在调和亲贵，支持财政，项城当优为之。次则因势利导，转变舆论，鄙人不敏，窃以自任。鄙人无他长处，然察国民心理之微，发言抓着痒处，使人移情于不觉，窃谓举国中无人能逮我者。（同上，569〜570页）

梁启超所说不无道理，对于一个试图以言论影响舆论，转移国民心理的人来说，必须与政府断绝关系，确保其独立之身份，才能保证言论的客观公正性，并具有说服力。他最初的理想仍是君主立宪、开明专制，希望通过不流血的和平方式，实现社会的转型。此时，他发表了《新中国建设问题》一文，欲就理论方面贡献其解决国体、政体问题的意见。这篇文章分为上下两篇，上篇论单一国体与联邦国体的问题，下篇论虚君共和政体与民主共和政体的问题。为什么会提出联邦国体的问题呢？梁启超说：“我国之大一统，逾二千年，单一国联邦国之问题，本无从发生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七，27页）但武昌起义之后，在很短的时间里，各省相继宣告独立，于是，有人提出以组织联邦国的方式实现新的统一。他讥笑有这种想法的人，“手段毋乃太迂曲”——绕的弯子太大了，本来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分割成若干小国，再联合成一个大国，这么做意义何在？而且他说：“今日合全国俊髦，以谋构造唯一之新中国，犹惧不给，其更有余力以先构造此二十余邦乎？此不可不熟审也。夫构造唯一之新中国，不过由旧而之新耳，为事虽难而尚易；构造二十余邦，乃自无而之有，为事似易而实难。此不可不熟审也。”（同上，29页）

梁启超最担心的，就是国家的分裂，乃至被瓜分，因此他一直呼吁，今日中国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有一个强固统一的中央政府。于是发生了下面这个问题：这个强固统一的中央政府，是实行虚君共和呢，还是实行民主共和呢？就共和政体而言，梁启超列举了六种，并比较了它们的优劣和利害得失。这六种共和政体分别是：第一种，人民公举大统领而大统领掌行政实权之共和政体。此共和政体之最显著者，美国是也，中美南美诸共和国皆属此种。第二种，国会公举大统领而大统领无责任之共和政体，法国是也。第三种，人民选举终身大统领之共和政体，罗马奥古斯丁时代法国两拿破仑时代曾行之。第四种，不置首长之共和政体，如瑞士联邦是。第五种，虚戴君主之共和政体，英国是也。第六种，虚戴名誉长官之共和政体，英属之自治殖民地。（同上，34~35页）

这六种共和政体，梁启超说，第三种、第四种、第六种可以不必深论，其中我国人所最熟知的，不过第一种和第二种，尤其渴望实行的是第一种，也就是美国式的共和政体。因此他重点谈到对这种共和政体的看法：“此可为诸种共和政体中之最拙劣者，只可以行诸联邦国，而万不能行诸单一国。惟美国人能运用之，而他国人决不能运用。我国而贸然欲效之，非惟不能致治，而必至于酿乱。”（同上，37页）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认为，有四个方面的理由：其一，凡立宪国，于元首之下，必别置行政府，对于立法府而负责任，两府相节相济，而治以康。独美国不然。彼固有行政府之国务大臣也，然惟对于大统领负僚属之责任，未尝对于议会而负责任。盖其系统各不相蒙也。然则为行政首长之大统领，亦对于议会负责任乎？曰：否，否。议会由人民选举，大统领亦由人民选举，所自受者同，不得而相凌也。故美国政府实无责任之政府，而与欧洲立宪国所谓责任内阁之大义正相反对者也。（同上）

为什么美国政府没有流于专制政府呢？美国政府联邦之国也，政权之大部分，为各州政府所保留，其割爱以献诸中央政府者，实至微末耳。而即此微末之政权，其立法权之全部在两议院，行政府并提案权与不裁可权而两皆无之也。所余行政权之重要部分，上院犹得掣肘之。故美国行政府实权限至狭、权力至脆之行政府也。（同上）

梁启超认为，今日之中国正处在一个列强环伺、虎狼当道的世界，不能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他还说，美国的罗斯福总统已经看到了他的政府的弱点，要进行改革，我们为何要蹈其覆辙呢？

其二，既然如此，赋予大统领以广大之权限，怎么样？他说，固然可以，但其结果就是回到专制的老路上去。这一点，只要看看中美南美诸国的情形就明白了。“彼诸国皆袭取美国之成文宪法以建国者也，顾名则民主共和。而民之憔悴虐政，乃甚于君主专制。”（同上，38页）为什么会这样呢？梁启超认为：“美国政治之大部分，出于联邦各州，而彼诸国则全集于中央。大权所集，而他机关末由问其责任，欲其不专制焉，安可得也。”所以他说，如果我们采取美国的办法，政府权限太小，不能适应当今的时势；但如果效法中美南美，政府权力又太大，必定走向专制。“故以美洲之法系施诸我国，实无一而可也。”（同上）

其三，如果采用美洲法系，加强政府权力，还会遇到一个问题，即革命不断发生，国家将永无宁日。他分析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欧洲诸国，有元首超然于政府之上，政府则对国会负责任，人民不慊于政府，则政府辞职已耳。政府更迭太频繁，虽已非国家之福，然犹不至破坏秩序，危及国本也。美洲诸国，大统领即为行政府之首长，而任期有定，不以议会之从违为进退。人民不慊于政府，舍革命何以哉？夫国家元首与行政部首长以一人之身兼之，此实天下最险之事。专制君主国所以易酿革命者以此。美洲诸共和民主国所以易酿革命者亦以此也”。（同上，38~39页）

其四，大统领的选举问题。即使美国，每次大统领选举，依然闹得“两党肉薄（搏），全国骚然”。（同上，39页）多亏美国只有两党，而美国民众的素质又比较高，不致酿成国家动乱。中美南美诸国则每届选举都要闹得“杀人盈野，非拥重兵不能得之”。所以，这些国家往往沦为军人政治，“前后相屠，国家永沈九渊，累劫不能自拔”。（同上）他们所以这样拼死相争，其原因就在于大统领的权力太有诱惑力，即使如美国的大统领，权力受到很多限制，但依然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他因此担心，如果中国实行美式民主共和，那么，其争夺之惨烈将超过任何一个国家。民国初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了梁启超的担忧不是多余的。

他说：综而论之，吾国若欲采用美制，则有种种先决问题必须研究者。（第一）美国之中央共和政府，实建设于联邦共和政府之上，而彼之联邦，乃积数百年习惯而成，我国能以此至短之日月，产出彼巩固之联邦乎？（第二）美国政权之大部分，皆在联邦各州，其所割出以赋与中央者，不过一小部分，我国效之，能适于今日之时势乎？（第三）美国行绝对的三权分立主义，中央立法之权，行政部不能过问，此制果可称为善良之制乎？我国用之，能致国家于盛强乎？（第四）美国由英之清教徒移植，养成两大政党之风，故政争之秩序井然，我国人能视彼无逊色乎？（第五）美国初建国时，地仅十三州，民仅三百万，其选举机关夙已完备，我国今日情形，与彼同乎异乎？吾愿心仪美制者，于此诸问题一加之意也。（同上，41页）

那么，法国的制度如何呢？梁启超对比了法、美两种制度和法、英两种制度，然后指出，法国的制度在四个方面优于美国的制度：一、选举大统领不用全国投票，纷争之范围较狭。二、其大统领与君主立宪国之君主等，缘无责任故无权力。人不乐争之，故纷扰之程度减。三、大统领既超然政府之外，政治有不慊于民心者，其极至政府辞职而止，非如美洲法系之将大统领与政府合为一体，施政不平，动酿革命。四、政府由国会多数党组织，立法部与行政部常保联络，非如美国极端三权分立之拙滞。（同上，41~42页）

然而，美国的制度就没有优于法国制度的地方吗？梁启超认为是有的，主要表现在美国的政府和大统领是一回事，国会即使与大统领政见不合，也很难干扰大统领施政。法国则不同，虽然大统领地位稳固，但政府更迭频繁，难以将一种施政纲领贯彻到底，法国在世界竞争中常常居于弱势，与此不无关系。不过他说：“法制行之而不善，其极则足以致弱耳，美制行之而不善，则足以取乱亡。”（同上，42页）

法、英两种制度比较，他认为，英国的制度在两个方面优于法国的制度：一、英王与法大统领，其超然立于政府与国会之外也虽同，然英王不加入政党，法大统领则藉政党之力以得选。使大统领与总理大臣常为同党，则固无甚窒礙，然此实绝无仅有之事耳。法内阁每数月必更迭一次，安所得常与大统领同党者。苟非同党，则大统领常能用其法定之权，或明或暗，以牵制总理大臣。二、英王名虽为王，实则土偶，此种位置，惟以纨绔世胄处之最宜。法大统领既由选举，其人非一国之才望，不能中选，既为一国之才望，乃投闲置散，使充数年间之装饰品，未免为国家惜。（同上，42~43页）

于是他说，将现行的各种政体加以比较后就会明白，没有比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更好的政体了，“其为制也，有一世袭君主称尊号于兆民之上，与专制君主国无异也。而政无大小皆自内阁出，内阁则必得国会多数信任于始成立者也。国会则由人民公举，代表国民总意者也。其实际与美法等国之主权在民者丝毫无异。故言国法学者，或以编入共和政体之列。独其所以异者，则戴一世袭之大爵主为装饰品”。（同上，43页）

很显然，这是梁启超心目中最理想的政体制度。在他看来，这种制度既能在当今国与国竞争日益激烈之际获得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又能防止政府强大之后流于专制。但是，在这篇文章里，他却没有明确表示中国究竟应该实行哪种制度，他只是说，君主立宪是最好的制度，最适合目前中国国情的制度，是否能够被中国人所接受，他却不敢断言。因为他很清楚，以清朝统治者的所作所为，让中国人接受君主立宪或虚君共和已不可能，其中横亘着一个难以跨越的民族情感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共和制之种种不可行也既如彼，虚君共和制之种种不能行也又如此”，新中国之建设因此而陷入绝境，以梁启超之远见和执著，也只能“尽举其所见，胪陈利病于国民之前，求全国民之慎思审择而已”。（同上，46页）

多方博弈后袁世凯胜出

梁启超的这篇文章发表于宣统三年（1911年）的九、十月间。当时，南北双方组成了议和代表团，南方独立、光复各省的首席代表是伍廷芳（字文爵，号秩庸），北方袁世凯的首席代表是唐绍仪（字少川）。他们二人不仅是广东省广州府同乡（伍是新会人，唐是香山即今中山人），而且都曾担任清政府的部院大臣，是同僚。他们于十月十八日在上海举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议。按照袁世凯的设想，谈判应以君主立宪为底线。这期间，梁启超曾派罗瘿公等人多次与袁世凯接洽，传达其主张，并了解袁的态度。罗瘿公十月三日致信梁启超，还转述袁的话说：“我总抱定十九条宗旨；我自出山即抱定君主立宪，此时亦无可改变。”（《梁启超年谱长编》，567页）这里所谓“十九条”，即宣统三年九月十三日为应付武昌起义而由清政府颁布的立宪纲领。不过，南方革命党既以推翻帝制，推翻满清为目标，对这些也就不屑一顾。其代表伍廷芳在谈判开始前便提出了一个先决条件，即北方必须首先承认民主共和制，否则会谈没有进行的必要。唐绍仪赶紧请示袁世凯，提出了国体问题可留待召集国民会议时表决的主张。经过一番权衡，南方代表勉强同意了北方代表的这一建议。

不久，对于国民会议代表产生的办法，双方又发生了严重分歧。十一月十二日（12月3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的前一天，唐绍仪给袁世凯发了一封密电，其中讲道：“到沪后，民军坚持共和，竟致无从讨论。初经提出国会决议一策，当亦全体反对。多方设法，方能有此结果。今北方议论既成反对，而连日会议所定条款，宫保又不承认，怡等才识庸懦，奉职无状，自明日起，不敢再莅会场。”（《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334页）他的这封电报说明，开始提出国体问题留待召集国民会议时表决，南北双方都不接受，经多方设法，才有了现在这个结果。但议到国民会议代表产生的办法，袁世凯却又不予承认，他只好提出辞职，退出谈判。

袁世凯此举自有其理由。要知道，按照唐绍仪和伍廷芳商定的这个办法，南方将以十四省对北方八省，这样一来，不待开会，北方的劣势则已成定局。所以，他当即通电声明不承认这个协议，并指责唐绍仪的行为超越了谈判代表的职权范围，迫使唐绍仪发表辞职通电。当时，袁世凯的心理活动颇有些微妙之处。第二天，也就是宣统三年十一月十三日（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并改称中华民国元年。虽然，孙在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前，革命党曾与袁世凯达成过默契，只要他正式宣布赞成共和，就同意推举他为大总统。孙中山也曾在就职前致电袁世凯，表示自己只是“暂时担任”，实际上是“虚位以待”。（《孙中山年谱长编》，605页）但孙的就职仍让他感到一丝不快。这时，唐绍仪却又自作主张，同意了国民会议代表产生的办法。老朋友的孟浪也让他很不满意。就在这一天，还发生了两件事，一是北洋军将领冯国璋、段祺瑞等四十八人发表联名通电，“誓死拥护君主立宪，反对共和政体”；二是清政府驻外使节由出使俄国大臣陆徵祥领衔，电请清帝退位。（《武夫当国》第一册，104~105页）这两件事都是袁世凯在背后策划的。一方面，他要使清政府相信，他和北洋军是拥护皇上，捍卫皇室利益的；另一方面，他也向革命党暗示，他并不一定站在清政府一边，但如果不能满足他的要求，他手上还有北洋军可以一战。

有意思的是，南北代表协商产生的国民会议代表产生办法，不仅不被袁世凯接受，孙中山也明确表示反对。孙中山是宣统三年十一月初六日上午（1911年12月25日）乘“地湾夏”号抵达上海的，四天后，十一月初十日（12月29日），就被十七省代表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这一天，南北代表举行了第三次会议，决议召开国民会议，以决定君主民主之国体问题。第二天，南北代表举行第四次会议，决定国民会议组织、名额及召集办法。再过一天，中华民国就将宣告成立，临时大总统也将宣誓就职，而南北代表还在讨论由国民会议决定国体问题。可见，国民会议在未召开之初就已陷入了十分尴尬的境地。所以，袁世凯在民国成立的第三天便致电孙中山：“君主、共和问题现方付之国民公决，所决如何，无从预揣，临时政府之说，未敢与闻。”孙中山立马回电告诉他，我之所以不反对议和，是不愿意看到南北发生战争，生灵涂炭，至于“民主、君主不待在计”。（《孙中山年谱长编》，619页）

这样一来，和谈基本上就陷入了停顿状态。1月2日，袁世凯批准了唐绍仪的辞呈，又电请伍廷芳北上与他直接谈判，遭到伍的拒绝。伍廷芳转而请他南下，他自然也难接受。此后的谈判就以电报方式进行，由他直接与伍廷芳交涉。暗地里，杨度与汪精卫亦加紧活动，使得革命党内主张向袁妥协的人占了上风。尽管孙中山一度曾有与袁决裂、准备北伐的打算，但实际上，双方当时都没有本钱打这一仗，所以，最好的办法还是妥协。于是，袁世凯作了让步，接受孙中山提出的“绝对赞同共和主义”、“誓守参议院所定之宪法”等五项条件（同上，636页）；革命党也基本上接受了袁世凯提出的对清室的优待条件。这期间，1月16日，袁世凯遭到北方革命党人的炸弹袭击，幸免于难；十天以后，清室贵族中的少壮派、禁卫军实际上的统领、宗社党核心人物、力主与革命党进行最后之决战的良弼，被革命党人彭家珍以炸弹击中，延至次日不治而亡。这两颗炸弹帮了袁世凯很大的忙，胆战心惊、坐卧不宁的载沣和隆裕太后最终不得不选择退位来保全性命。

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次日，孙中山提出辞职，但附了三个条件：第一，临时政府地点设在南京；第二，袁大总统来南京就职时，孙大总统及国务各员乃行辞职；第三，袁大总统必须遵守临时制定的约法。孙中山的意图是想用这个办法将袁世凯套牢，确保共和不至半途而废，但袁世凯未必肯上这个圈套。2月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全票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并派出专使迎接他南下就职，就被他婉转地拒绝了。他在2月21日致电孙中山，在讲了若干不能南行的理由后，又耍了个手腕，说：我“反复思维，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世凯退居，盖就民设之政府，民举之总统而谋统一，其事较便。今日之计，惟有由南京政府将北方各省及各军妥筹接收以后，世凯立即退归田里，为共和之国民”。（《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336页）

既然袁世凯赖在北京不肯南下，于是，南京政府派出使团迎接袁世凯南下。领衔者即为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袁世凯自然有他的办法。2月29日，驻京北洋军曹锟之第三镇发动兵变，并陆续影响到保定、天津一带。枪杆子确实有震慑作用，迎袁使团不仅不再坚持袁世凯南行，而且致电南京临时参议院，希望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1912年2月，由孙中山派出的迎接袁世凯到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的专使在北京合影，前排左一为汪精卫、左二刘冠雄，左四起为魏宸组、蔡元培、钮永建。

第二天，孙中山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临时约法》采纳了宋教仁所主张的责任内阁制，给予参议院、国务员很大权力，就是希望能够以此约束袁世凯。孙中山原本是反对内阁制而主张总统制的，他在回国的第二天就在寓所召开同盟会最高干部会议，讨论总统制与内阁制的取舍，为此还与宋教仁产生了分歧，闹得很不愉快。黄兴曾出面劝宋教仁放弃自己的意见，但宋教仁一直坚持己见，不肯妥协。孙中山的理由其实很简单，他认为，既然你们推举我为大总统，就不能再设置防范我的法度。所以，南京临时政府实行的是总统制，大总统有绝对的权力，而《临时约法》却选择了责任内阁制，规定内阁总理向议会负责，大总统的政令须由内阁总理副署才有效。这样做的目的，无非就是要限制袁世凯的权力，不使其恶性膨胀。这时，孙中山便不再反对内阁制了，因为他很清楚，既然把总统的位置让给了袁世凯，那么，就不能不对他加以防范。

这种因人而异制定的法律，从一开始就埋下了争议的伏笔。袁世凯绝不是个容易被约束的人，他也绝不肯做梁启超前面所讲的，超然于政府之外、无责任亦无权力的法国式的挂名大总统，虽然他在和清皇室打交道时是主张内阁制的，因为那时他是内阁总理大臣，他要和皇室争权，不能不利用内阁制。现在则不然，身份变了，他是大总统了，自然不希望别人拿走他将要到手的权力。况且，他手里有枪杆子，还是个很会耍政治手腕的枭雄，所以，他根本就没把《临时约法》放在眼里。他对南下任职提出了异议，却对《临时约法》不置一词，说明他知道一定有办法对付它。民国第一名记黄远庸（笔名远生）在一篇文章里写道：“《临时约法》颁定以后，排袁者谓足以箝制专擅；袒袁者为之扼腕叹息。其实雄才大略之袁公，四通八达，绰绰乎游刃有余。受任未及期年，而大权一一在握，《约法》上之所谓种种限制之不足以羁勒袁公，犹之吾国小说家所言习遁甲术者，虽身受缚勒，而先生指天画地，念念有词，周身绳索蜿蜒尽解。此真箝袁者所不及料，而袒袁者所无用其叹息者也。”（《远生遗著》上册，卷一，6页）实际上，袁世凯就是这样一个人，对他来说，什么君主、民主，立宪、共和，都无不可，只要不影响他获得权力，实行什么他都不会太在意。

梁启超谈财政和政党问题

梁启超从一开始就对袁世凯抱有希望。他很清楚，现在中国这个局面，只有借助袁世凯的力量才能实现其政治理想。但是他没有深究，袁世凯是否能够并且愿意为了其政治理想而放弃自己的权力欲望。所以他颇为乐观地说，如果袁世凯能够与他推心握手，天下事是大有可为的，他也真心实意地为袁世凯出谋划策。2月23日，梁启超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袁世凯，其中谈到财政和政党问题，对袁世凯来说，这些都是关系他今后能否“始终其功名”的大问题。梁启超告诉他：“今大事既定，人心厌乱，虽有殷顽，未从窃发，即一二拥兵自重者，其植基亦甚薄，不足以撼中央之威重。故军事上险艰，殆无复可虑。”但政府财政却陷入了越来越严重的危机，“旧朝税强半应归裁汰，而新税源复无成算”，财政收入几乎走到绝境，政费、军费开支却刻不容缓，而且有增无减。所以他说：“以今日而理中国之财，虽管仲刘晏复生，亦不能不乞灵于外债。”他甚至认为：“今日中国非借十万万以上之外债，不足以资建设。”但是他提醒政府，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经济财政政策，不仅借不到款，即使借到款，用得不好，也会给国家种下新的祸根。他说：“借债而能善用之，固救国之圣药，而不能善用之，即亡国之祸根。”又说：“是故，借债而不得，固不免为今之波斯，借债而即得，又安见不为昔之埃及。”因此他指出，新政府成立以后，应该制定一个“有系统的财政计画”，并尽快“昭示于天下”。这样才能避免列强干涉财政的噩梦变为现实。他原则给出了新的经济财政政策，即“合租税政策、银行政策、公债政策冶为一炉，消息于国民生计之微，而善导之，利用之，庶几有济”。（《梁启超年谱长编》，615〜616页）

应该说，这是梁启超积十年研究所得提出来的富有建设性的意见。据说，两年前，他就针对中国财政改革问题，写过十万字的意见书，托人呈送给载泽，人家读没读尚且不知，采纳就更谈不到了。我们看《饮冰室合集·文集》中所收，宣统二年（1910年），大部分为研究财经问题的文章和著作，计二十七篇，一二百万字，外债问题、发行公债问题、税收问题、币制问题、政府预算与财政经费问题、地方财政与中央财政的关系问题，他都有过深入的思考和研究。袁世凯倒是很看重他的意见，称赞他“于此道研究入微，一时无两”，希望他能“发挥新箸，俾有方针”。（同上，619~620页）梁启超也很用力，1912年6月，就写成了《财政问题商榷书》，由共和建设讨论会付印发表。（这篇文章没有收入《饮冰室合集》，后被夏晓虹先生辑入《饮冰室合集·集外文》，题为《财政问题商榷书初编》。其中乙编《偿还外债计画意见书》，即1910年所作《偿还国债意见书》，已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一。）在这篇文章里，梁启超详细论述了他的经济财政政策，其核心就是重建国家信用。他的办法是创办中央银行与国民银行，由银行发行钞币（今纸币）。而钞币与国家财政发生关系，就在于保证准备。当时，国际上通行的是金本位制，银行发行的钞币与其黄金储备必须是一致的。持有银行发行的钞币的人，随时可以到银行换成现金。这个现金不是现在的纸币，而是货真价实的金币。这种兑换制度的确立，使得政府在财政上得到数万万元内债成为可能。也就是说，银行发行一元钞币，就等于向公众借得一元债务，而且是一种不付利息，永无偿还期限的债务。不过，“虽债主不遽索债，然安可不常思所以应之者？故必有同量之资产或债权与之相消，然后信用乃得孚”。这就要求“银行不可不别有债权以为此种债务之保证也，于是由国家发行公债，而银行引受之。银行一面对于公众为债务者，一面对于国家为债权者”。既然如此，币制一定要统一。中国当时还很落后，不仅没有本位货币，银元、银两混用，所含纯银的分量即成色亦不一样，而且，纸币和铜钱仍在流通。要使这些旧钞币退出流通，在一定期限内悉数换成新钞币，那么，“非吸集现款，无以厚兑换之基础而固其信用也，故宜将所借得之外债，存入中央银行以资其凭藉。对外汇兑现款流出，则兑换之基础摇，故宜储钜（巨）款于外国银行以调节之。外债之为用，专在此两者而已”。（《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册，1310~1312页）

梁启超不反对借外债，他只反对盲目借债和滥用外债。他曾举俄国度相槐特的例子，面对濒临破产之俄国政府，槐特也只能借外债。但他“思虑缜密，规模远大”，所以，“不数年而苏甦之”。（《梁启超年谱长编》，616页）就连袁世凯也曾经感叹：“安得如俄相槐特者而任之。”（同上，619页）可是，中国不仅没有槐特这样的官员，即使有，在民国初年那种情形之下恐怕也很难发挥作用。由于列强在华势力牢牢掌控着借款的主动权，在这里，贷款完全是政治性的，他们借款给袁世凯，只是希望帮助他稳定政局，绝不可能让中国政府用借款来发展经济，实现民族独立。唐绍仪试图利用外国银行之间的竞争，争取条件更加优惠的借款，结果以失败告终，自己却落得辞去国务总理的下场。接替他与六国银行团谈判的财政总长熊希龄，也很快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由于他在与银行团签下三百万两银子垫款合同的同时，还签订了《监视开支暂时垫款章程》，竟在国内掀起了轩然大波。他的行为也被南方革命党人谴责为“卖国”。本来，他签下的这笔借款将主要作为黄兴在南京留守处遣散军队和发放军饷的费用，现在，为了这笔钱，竟然要在财政部附近设立核计处，不仅监督中国的财政，还要监督中国的军队，这是黄兴所不能接受的。他要求参议院责令熊希龄废除这个条约，并建议发行不兑换券，实行国民捐，以解决财政困难。

梁启超看到了国内舆论有反对借外债的倾向，他也认为，外国资本团乘我之危，提出监督财兵的条件要挟我国，是一种横暴的强盗行为，“所深为痛心疾首也”。但他又说：“熟鉴国内情形，苟非暂假外资以为母财，则虽有万全之计画，亦无从着手。”（《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册，1323页）他指出：“抑我国民非必有所恶于外资也，恶夫缘外资而醸（酿）监督财政之恶果而已。然以现政府之漫无计画，而挥霍之跡历然，则人之不我信，毋亦我自取之耶？”（同上，1308页）所以他说：“此吾党所以不敢漫为无责任之言，侈谈拒债以迎合舆论也。”（同上，1323页）至于国民捐、强迫公债、不换纸币这三个办法，在他看来，稍有责任心的政治家是提不出来的。

首先，国民捐是不能强迫的，否则，和强迫收税有什么区别？虽说这个捐“专诉诸国民之爱国心”，但在民穷财尽之时，爱国心所能发挥的作用怕也有限。其次说到强迫公债，他认为，如果“不根据生计上之原则，不应用财政上之学理”，得不到任何效果，操之过急还可能激起民变。于是他指出：“夫国民捐与强迫公债，皆空想而断不能收效，固无论；假使遂能实行，而其影响于国民生计者何如，又不可不熟虑也。吸集全国之游资，以供国家行政之消费，民复何所赖以从事生产者？民业既悴，税源亦涸，即国家又何利焉？”这其实就是竭泽而渔的做法。至于不换纸币，梁启超认为，作为财政的非常手段，在国家危急关头，冒险行之，不是不可以。但毕竟有一个纸币滥发过度的问题，谁能保证现政府具有自我约束的能力和诚意？“非直吾党所不敢保证，恐亦国民全体所不敢保证也。”（同上，1324页）为了进一步阐述这个问题，他还撰写了《吾党对于不换纸币之意见》一文，对于不换纸币所以不能骤然实行的原因，以及强制施行可能带来的危险和弊端，都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虽然他一再强调，应该实行他所提出的一整套经济财政改革方案，但历史没有给他留下机会，无论从主观方面，还是从客观方面，我们也看不到一丝希望。

梁启超在信中与袁世凯讨论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政党的问题。这也是新政府成立以来最为各界所关注的问题。梁启超告诉袁世凯，组建一个自己的党，在当今是一件非常迫切的事。因为，“既以共和为政体，则非有多数舆论之拥护，不能成为有力之政治家”；而且，“善为政者，必暗中为舆论之主，而表面自居舆论之仆”。（《梁启超年谱长编》，617页）他是希望袁世凯实行开明专制的，但开明专制与服从舆论，毕竟有相互矛盾的地方。而所谓开明专制，就是要在专制的同时服从舆论，这就必须要拉拢那些政治上的活跃分子，结成一党，为自己服务。他为袁世凯分析了目前活跃在政坛上的这些人，哪些是可以依靠的，哪些则必须加以防范。他说：今国中出没于政界人士，可略分三派：一曰旧官僚派，二曰旧立宪派，三曰旧革命派。旧官僚派公之所素抚循也，除阘冗佥壬决当淘汰外，其余佳士大率富于经验，宜为行政部之中坚，以入立法部，使竞胜于言论，殊非用其所长？夫以我公之位置运用行政部，非所忧也，最当措意者，思所以博同情于立法部而已。此其道固不可不求诸旧官僚派以外。旧革命派自今以往，当分为二，其纯属感情用事者，殆始终不能与我公合并，他日政府稍行整齐严肃之政，则诋议纷起；但此派人之性质，只宜于破坏，不宜于建设，其在政治上之活动，必不能得势力，其人数之多寡，消长无常，然虽极多，终不能结为有秩序之政党。政府所以对待彼辈者，不可威压之，威压之则反激，而其焰必大张；又不可阿顺之，阿顺之则长骄，而其焰亦大张；惟有利用健全之大党，使为公正之党争，彼自归于劣败，不足为梗也。健全之大党，则必求之旧立宪党，与旧革命党中之有政治思想者矣。虽然，即此两派人中，流品亦至不齐，有出于热诚死生以之者，有善趋风气随声附和者。善趋风气之人，不能以其圆滑而谓为无用也，政党道贵广大，岂能限以奇节，先后疏附，端赖此辈，多多益办，何嫌何疑。然欲植固党基，则必以热诚之士为中坚，若能使此辈心悦诚服，则尽瘁御侮，其势莫之以抗；若失其心而使之立于敌位，则不能以其无拳无勇也而易视之，虽匹夫可以使政府旰食矣。（同上，617~618页）

梁启超的回归与出路

梁启超固然属于旧立宪派，甚至可以说，他是旧立宪派的精神领袖，但他的朋友中既有旧立宪派，也有属于旧官僚派以及旧革命党中有政治思想的人。他们都有各自的打算，故对联合袁世凯及梁启超回国的时间都有不同的看法。梁启超在万木草堂的老同学徐勤、麦孟华等也对梁的下一步计划有种种意见。当时，主张联袁的人有很多，但其中多数人不主张梁启超马上回国，因为时机尚不成熟。在这种情况下，他与袁世凯之间的书信往来与联络，主要通过罗瘿公、蓝公武、汤觉顿、范源濂以及梁士诒等人转交或转述。十月二十九日，蓝公武写信给梁启超，他在信中说，袁世凯有仰助康、梁二位先生之意，“深信二先生有整理中国今日难局之力”。他还说：“推测其意，所以仰望二先生出山者，有二故：一欲借二先生以收罗人才，挽回舆论；一望二先生联络华侨，整理财政。”他于十一月初又致信梁启超，报告袁世凯及南方革命党的情况。他说：“前数函中述及项城欲与先生联络一节，并有资助经费等语，均系李柳溪正式转述项城之语。此事如何办法，尚待函示。惟以武等之见，此时仅宜虚与联络，万不宜轻动，俟战端开后，南方锐气尽时，我辈方可大活动也。盖南方之必败，识者早已料及。项城兵力虽厚，然欲借此以平十四省，则不仅势所不可，力所不能，且亦心所不敢。故南方败后，项城必仍以国民会议为收场地步，我辈活动当在此时。”他告诉梁启超：“武等急欲组织团体，惟以人才四散，在京之人，大都庸流黑暗者，不足以言大计，然反对项城静以待时之士夫，亦不乏其人。至南方士夫，则表同情于我辈者颇多，惟在民军威力之下，不敢轻动，故拟俟时机稍熟，即行发起一极大政党。”（同上，579~580页）

蓝公武，字志先，江苏省吴江县人，早年赴日留学，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回国后师从梁启超。他与张君劢、黄远庸合办《少年中国周报》，时人称为“梁启超门下三少年”，或称“新中国三少年”。他们都是梁启超安排在北京的耳目，南北双方有什么情况，他们会很快向梁启超汇报。与梁启超关系密切的，还有一位罗瘿公。他与梁启超有同门之谊，民国后做过总统府秘书、参议和顾问，有机会接触袁世凯。最初，梁启超与袁世凯之间就由他传递信息，他也是较早主张与袁世凯合作的人。十月三日他致信梁启超，首先报告与袁世凯接洽的情况，然后才谈到时局，谈到南北和议，外人干涉的情形。十月初六日，梁启超复信罗瘿公，请他向袁世凯陈述自己不能回国就职的理由，以及向袁世凯提出的几点建议。十月二十三日，罗瘿公再次致信梁启超，讲到袁世凯入京后如何迫使满人交出军权，迫使载沣退位，以及他对君主、民主的态度，他还提到：“北军将领多袁旧人，甚为固结，只知听袁号令，不知满洲，更不知革命，袁足以自固。”过了两天，罗瘿公又写了一封信给梁启超，信中说到和议的情况，已从武汉移至上海，并且加派杨度为参赞，范静生也被邀同行。他还提到汪精卫的态度，也是主张南北和平的，在双方之间进行调停，作了不少努力，已经引起上海各报对他的攻击。他还说，南方各省代表多系宪友会的人，都是老朋友，据他们来信介绍，“大势已趋共和，君位一层，开口即遭诟詈，恐不能不并入共和，将来解决民主，必举项城为总统，晳子谓项城仍（疑为乃）可为拿破仑云”。而且，据报纸所言，唐绍仪亦力主共和。信中还谈到办报一事，梁士诒说，梁启超是主张君主立宪最有力的人，如果由梁启超主持创办一张报纸，一定可以扭转舆论。他的意思是请袁世凯出资，办一家机关报。对于此事，罗瘿公的态度是“间接为之，未始不可也”。（同上，577~578页）

十一月二十二日，南北和议正陷入僵局，唐绍仪辞职，袁世凯与伍廷芳直接电商，而孙中山的介入让双方几乎决裂，似乎非有一战不可。罗瘿公去信谈到办报之事，说明还要与梁士诒细商，并提醒他此时千万不要去上海，“沪中宣告死刑，各报登遍，公岂不知之？有京官数人在沪，偶诋共和，即或絷或戕，断无明知其火坑而故蹈之理。津中《民意》等报，彼党之明机关也，日描写康梁丑态，昨又登梁微服入都，与袁密商，现匿袁处等。谓公有所计画，必以守定老策为主，若一离公位，危险立见，是非百出，故万无动理也”。到了清帝退位之前，即十二月九日和十八日，罗瘿公两次致信梁启超，详细报告了袁世凯这边的情况，“项城之心，千孔百窍，外人无从捉摸”。（同上，589页）此时的袁世凯，周旋于南方革命党与北方清政府之间，他这边把清政府作为筹码，向南方临时政府要求最大利益；那边又以南方革命党威胁清政府，迫使它交出权力，而他又不想担一个欺负孤儿寡母的恶名，所以，他的行为就显得很不光明磊落。他还谈到清王室的情况：“前两日恭邸甚激昂，泽（载泽）亦甚主持听袁辞职，可以铁（铁良）组织内阁。若辈徒哄闹耳。太后决不敢听袁辞，袁亦必不辞，若辈纷纷主战，非不能战也，若辈战则义和团之故辙，徒增糜烂，以至亡国耳，袁必不肯。观日内袁氏从容之态，而知袁之必不放手也。昨日遂有袁氏封一等侯之事，此极笑话。日昨（疑为昨日），醇王谒太后，出即往告袁氏，即为此事，当系以此安其心，使其效忠，此真妇人孺子之见。皇位存废已在其手，一侯爵岂足以餂之耶。”（同上，589~590页）

这段时间，国内形势日夕万变，纷乱复杂，梁启超一时也难有决断。他在十一二月间曾有过两次回国的打算，最终都没有成为事实。但是，海外的同志都主张他早日回国，积极进取。他们在写给梁启超的信中说：先生才略盖世，尤富于政治思想，古今中外，无与比伦。方天下多事之秋，正赖先生出而谋苍生幸福。海邦久处，十有余年矣，时会未逢，故无所借手，而此心未尝一日忘中国也。同人等组织同志，力为匡助，冀达先生救时之目的而已。现今中国风云四起，正豪杰有为之时，先生不尝云乎，英雄造时势，时势亦造英雄。虽不能为造时势之英雄，亦当为时势所造之英雄，岂俯仰依违，因人成事哉。（同上，593页）

海外同志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等了十几年，终于等到了这样的机会，自然不肯轻易放过。但他们把事情想得太容易了：“先生为海内外人望所归，若能提倡义声，云集响应，十万之师，可刻而集，于整军经旅驰骋中原，召号群雄，息兵争而议宪法，其敢有破坏，举兵诛之，执牛耳而为盟主，岂不伟哉。”（同上，594页）

然而，这种空言大话于实际一点帮助也没有。

在这方面，吴贯因（原名吴冠英，别号柳隅）倒是看得很清楚。他早年加入同盟会，后东渡日本求学，就读于早稻田大学史学系。在此期间，他结识了流亡日本的梁启超，遂成为要好的朋友。听说梁启超有回国的打算，他马上写信劝其审慎从事。他首先谈到以什么名义回国的问题，提倡“义声”固然很好，但现在以什么为“义声”呢？附和民主共和之说？他认为“徒事雷同，有为革党所轻而已矣”。仍标榜君主立宪？他也觉得不妥，一年以前是没有问题的，如今再以此号召国民，就有些说不通了。他说：“盖昔所以主张君主立宪者，谓欲避杀人流血之惨也，今则已杀人矣，已流血矣。将士之暴骨沙场者，不知其几千百，人民之失所流离者，不知其几千万，问其原因何在，则皆由皇室无道所致耳。夫因一人一姓之无道，遂使举国涂炭，今仍欲倡议保全其皇位，其势实不顺。”他还特别讲到清政府滥杀无辜：“且十年以来，一国青年有为之士为政府官吏所杀者，无虑数万人。英暑假回潮州，闻诸乡人，潮州六年来，以革命及革命嫌疑之故为官吏所杀者二百一十余人，此等之家属亲友，皆处心积虑，思乘机以图报复。潮州一隅如是，各省亦皆如是。今者怨毒之气，已弥满全国，若不使其得一泄，而欲以术或以力钳止之，纵或能弥缝一时，而怨毒既深，他日仍必大爆发。故今日皇室之可否保存，只可听之革命之良心，此则俟袁世凯与之交涉可也，非吾党所宜代为言之。”（同上，595页）

既不能标榜民主共和，也不能标榜君主立宪，没有了旗帜鲜明的“义声”，反不如养晦待时，以观后变。在他看来，机会在数月之后一定光临，他说：“盖数月之后，苟新政府尚未成立，则全国糜烂，固渴需建设之人才，即新政府成立，无论居政治之中心者为袁世凯与（疑为或）为黄兴，要之彼辈皆不学无术，欲实施宪政，其缺点必次第暴露。且大乱之后，非用专制手段必不能整齐庶政，而现在人民所以慷慨赴死以事革命者，谓欲求得自由耳。苟新政府成立，仍用专制之手段，必大失人心之所望，窃意数月之后，执政者必厚集天下之怨谤，而为众矢之的，上下冲突之事，或仍（疑为乃）发生于斯时也。借舆论之势力，别树鲜明之旗帜，以号召一切，必有事半功倍者。”（同上，596页）

武昌起义之后，围绕梁启超的回归与出路，康梁一派也有过两次比较集中的争论。大致以民国成立、清廷退位为界限。此前，争论的焦点是速回还是待时，普遍的看法是，速回不如待时，因为南方革命党气焰正盛，难免会有对梁启超不利的举动，甚至会有性命之危。他们有一个基本判断，即认为南北之争，南方必败。袁世凯有军队，有权术，对付革命党绰绰有余，搞建设，还要靠立宪派。他们梦想着“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梦想着袁世凯请他们出来收拾残局，他们低估了革命党，也错看了袁世凯。事实上，吴贯因所期待的机会一直没有如期而至。民初的国家政治始终如一团乱麻，很难理出个头绪。但梁启超对袁世凯似乎还抱有一些希望，他一面为袁世凯献计献策，一面继续策划回国。于是，各种意见又纷纷扬扬传到了蜗居日本的梁启超手里，请他自酌之。

这时已是民国元年（1912年），年初，由孙洪伊介绍，梁启超加入了共和建设讨论会，并先后撰写了《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和《财政问题商榷书》两篇长文交该会印行发表。这是一个由前清立宪派人士以及旧官僚中比较开明的人创建的组织，其中有几位还是当地谘议局的局长，如汤化龙就是湖北谘议局长。他们都是梁启超的老朋友，都奉梁启超为领袖，希望袁世凯召梁回国。这一年的春天，梁启超又动了回国的念头。大约三四月间，他派遣汤觉顿先行回国，探询消息。这时，国内的形势似乎并不明朗，四月二日，汤觉顿写信向梁启超汇报回国后的所见所闻，他说：“同人对于我公行止，主归者多，惟断不可入政界，入党派，结党亦宜少待，但迁《国风》归，或办一法政大学，以为立足点，渐渐与社会接洽，为一无形之团体，待时机已熟，然后生发他种事业。”他也表示赞成这种意见。但他在信中所透露的康有为的态度，倒是希望梁启超能在政府或内阁中占有一席位置，袁世凯想来是不会反对的，如果说有人反对的话，也只有南方的革命党，“今用人之权全是南北协定，而南方议院权特重，岂有容我辈回翔之地耶”？（同上，624页）

在万木草堂的老同学中，身处海外的徐勤最拥护老师康有为的意见，他多次致信康有为，责问梁启超迟疑不决的原因：“究竟远（梁启超，有孟远之称）不知何故，弟子百思不得其解，乞即促其行。港中同志因远不行，无不大愤，各埠亦然，弟子亦不能为之解。当去年十二月和议未成，远如北行，则今日阁席必分一席，今若丧家之狗，无所归宿，言之气结。吾党之弊，全在理想太多，实事全无，不免有文人习气，岂能立于竞争之世耶？”所以，当他听说梁启超已有回国打算时，异常兴奋，马上致书梁启超：“大驾月内返国，合并各党为一党，与黎（黎元洪）为一党领袖，闻之狂喜。”（同上，626~627页）

然而，久在国内的麦孟华却另有看法，他五月二十九日写信给梁启超，反对同人中请他到天津办报的主张：“同人皆主张公至津办《国风》，弟亦期期以为不可。欲办旬报，则仍在东发表政见足矣，何必人在津（原注：人在东与在津何异），然后能发政见耶？若木来，言北中阴象环伏，土（袁世凯）慑于过庭（孙中山）、叔度（黄兴），而唐（唐绍仪）则又利用同记，唐为同所挟，土又不为唐挟制，土且与唐大有意见，今留守一事，直几如两总统，现象如此，大乱即在目前，弟意以为断断不必居津。且天地昼晦，魑魅逢人，绝无益处，何必居此险地乎？又云南北合办一报，邀公主持，此无论必不能成，即成亦两姑之妇，且公之地位，岂有为人喉舌之理，此则不待弟之陈说，公必拒之矣。”（同上，621页）他在同一天还有一封信给康有为，说到当前局势：“南置留守，权极大，俨然两总统，南中又各有势力，各有意见，各有野心，必不肯受制，局势危险至斯而极。借得外债，亦止够兵饷一霎之用，必不足有为。爆发之期，不出二三月外，奈何奈何！”（同上，622~623页）

据说，同人中赞成梁启超回国办报的虽然很多，但对他入政界、入党派，却都持谨慎态度，比如被称为山人的潘之博，就不主张梁启超此时回国。甚至梁的老朋友杨度也表示，这个时候请梁回国，等于害了他。这里面牵涉的问题相当复杂，不仅有梁启超个人的问题，包括他的声誉、安全、出路、前途等等，还有民初的党争，除了同盟会，各派政治力量都在打梁启超的主意，这使他感到颇有些为难。罗瘿公有句话说得很真切：“公之归无论何时，均可自主，若一人电招，即思归来，一人电阻，又不欲归，皆非自我作主也。”（同上，642页）梁启超的处境就是这样，其进退几乎全被别人所左右。但他的确是民初组党活动中的灵魂人物，他的《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则犹如一篇建党宣言。

五月十九日，共和建设讨论会的孙洪伊写了一封信给同会的黄可权，信中详细讨论了梁启超回国可能遇到的问题，他将其归纳为无一名义而有五害，所以“务请吾兄即切实作一书，以与沧公（梁启超），劝其万勿北行”。（同上，629~632页）他还要黄可权敦促何擎一、麦孟华给梁启超写信，劝其缓行。过了两天，他又致信汤觉顿，商量梁启超回国的办法：“惟就日来情形观之，似沧公归计，应俟本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协会并合结果如何，再定行止。”（同上，633页）他还说：“沧公归国之期愈迟重，则社会之欢迎愈至，自行归国，终不如国人迎之以归，能否于社会上占大势力，其关键全在此也。”（同上，634页）五月二十九日，他本人也给梁启超写了一封长信，详细介绍了共和建设讨论会与共和党合并的情形，并告之：“总统聘公之命，日内当可发表（约在南京留守取销之后，至迟不出一月）。副总统通电谅亦可办到。公归不远……然总望我公归时，勿过急速也。”（同上，639~640页）

这期间，麦孟华果然给梁启超和汤觉顿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劝阻梁启超，第一不要急着回国，第二不要加入统一党。他说，这是向构父、孙洪伊、黄可权的意见，他本人也是赞成的。这个统一党是章太炎创建的，最初以章太炎、张謇、程德全、熊希龄、宋教仁为理事；不久，在张謇的主持下，统一党与国民公会、国民协进会、民社、国民党（不是后来同盟会改组的国民党）合并，在上海成立了共和党，选举黎元洪为理事长，张謇、章太炎、伍廷芳、那彦图（蒙古族）为理事。该党的主要诉求即强化袁世凯的权力基础，反对同盟会对袁世凯的制约，这与梁启超在《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中所言颇有相似之处，就是强调国权主义，反对民权主义，主张开明专制。章太炎虽然创建了这个组织，但他对一些共和党人趋炎附势、谋官谋食的做法很看不惯，所以，共和党成立不足十天，他就在北京召集统一党开会，宣布统一党独立。又过了两三个月，他索性退出了统一党，成了一个无党无派的人。再后来，统一党在北京重新开会，选举王赓（王揖唐，后来成了著名的汉奸）、张弧、王印川、汤化龙、朱清华五人为理事。在此之前，他们或许向梁启超发出过邀请，拟举他担任调查研究部部长，时间应在章太炎宣布统一党脱离共和党之际。向、孙、黄、麦反对梁启超加入统一党，应该也在此时。麦在信中讲了不宜入统一党的五大理由，第一条就说，统一党推重梁任公，是为了排诋章太炎；其二是统一党内部纷扰，恐不久还要分裂；其三是说该党党员与梁没有感情基础；其四认为梁启超加入该党，也只能屈尊于五位理事之后，做不成事；其五则许诺共和建设讨论会即将与国民公会和共和统一党合并，并推梁为首领。除了这五条，麦孟华还特别提醒梁启超注意，不要因此伤了大家的心，这些人为你归国，“极力布置，极力运动，皆为公出力，今公忽顾而之他，则彼等种种布置运动，岂非鄙谚所谓巴结不上，彼等自极下不去，公亦太觉不情，且公方函来电来，极力与之拉拢，今忽有此，人亦疑公之有诡诈操纵（公固不必如是，然形迹可疑），大不可也。彼等数人中颇有一二人略有不满之微词，彼等不言，而其词气神色间已可窥见”。（同上，635页）这样的话，如果不是麦孟华，别人一定是说不出来，亦不肯说出来的。毕竟他们是几十年一同走过来的老同学，才能这样说。

不过，六七月间，罗瘿公连续两次致信梁启超，却透露出另外一些信息，说明当时这些人之间，关系是相当微妙和复杂的。他开门见山就说：“近日党争极烈，朝暮变更，所谓政客之推戴，至不可恃，政党之道德太薄，各怀利己之私，不独同盟会为然也。”（同上，641页）这时，似乎有一种在同盟会、共和党之外组织第三党的主张，并且准备拥戴梁启超为党魁。提出这个主张的，主要就是共和建设讨论会与国民协会的人。他们与梁启超关系密切，人所共知，但他们与统一党、共和党的关系却不很融洽，合并之事，久议不决，因此才有组织第三党的打算。但他们的组织都很小，人不多，“思自立一帜，而无以为之招”（同上，643页），于是想拉梁启超作为他们的旗帜、招牌，“所以为此者，恃公为之帜，粤谚所谓村旛竿招鬼来耳。恐非推戴的，乃傀儡的”（同上，641页）。罗瘿公告诉梁启超，徐佛苏不仅不赞成组织第三党，还嘱咐他提醒梁：“第三党党魁之说，渠殊不谓然，嘱公勿遽高兴。”（同上，642页）他们担心，这样做的后果，梁启超可能会陷入两面作战之中，不仅“树同盟之敌，更树共和之敌，必不足以自存”。（同上，643页）但他很清楚：“公之与讨论会关系，既断不能脱，渠等责望于公者至深，而事势又万无公自立一党之理，惟有始终坚持超然耳。”（同上，644页）他所说的超然，其实就是“不入政党，不入政界，以言论潜养势力，俟潜力雄大，不愁不得总理”。（同上，642页）

实际上，民国初年的党争，争信仰，争精神，争纲领的很少，比较多的还是争人事，争权力，争地位，争势力，围绕梁启超的或归或留，或止或行，或南或北，或早或迟，人们争吵了一年有余，可见其党争之一斑。梁启超深陷其中，感觉自然是不很受用。但也不乏朋友的真情，最有代表性的应该是浙江绍兴的周善培，他自称，“我平生的朋友最能受直言的，只有任公”。梁启超去世后，他写文章追念，“我再想找一个能容我的直言的朋友，再也没有了”。（《追忆梁启超》，149~162页）周善培以眼光长远著称，据说，梁启超是很看重他的意见的，民国元年（1912年）四五月间，他数次致信梁启超，为他出谋划策。他在五月二十三日给梁启超的信中还说：“公归亦我所赞，顷所歧者，则公主北，而我主沪。”（《梁启超年谱长编》，636页）他的意思是反对梁与袁世凯合作。由于六月二日是他母亲寿辰，他要回去为母亲祝寿，于是约好六月四日到日本与梁启超面谈，同行还有他的老师——以文章、学问著称的赵尧生。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形写道：壬子（1912年，周善培终生不用民国年号）二月，我由四川到上海；五月，汤觉顿奉任公（梁启超）之命，到上海征求我的意见，说：“袁世凯请任公到北京，任公决定要去了”，并问我的意见如何。我想此事太大，由觉顿转达是无用的。这时候，赵尧生师也在上海，我立刻去请教他，说：“任公是万不能去的，但非我当面去说不清楚。我想明天就到日本去。”赵先生说：“任公曾经寄给我很多诗，请我替他改订，我也替他改订了不少，他都能虚心接受。我也想去见见此人。”于是，我就买了票。第二天，就同赵先生同船到了横滨，立刻到任公家里，从午前九时谈到十二时。我提出：“对德宗（光绪）是不该去；对袁世凯是不能去。”任公也辩论了几句，最后说：“我不是不听你的话，却不能不听南海先生（康有为）的话。你有什么意思，应当先去同南海先生说清楚。”赵先生说：“南海先生也主张你去吗？”任公说：“我不必多说，你们见了南海先生自然明白。”这时，南海先生住在武子，距东京只有三十分钟火车。午后二时，我就同赵先生到了武子。不但我对南海表示一种敬意，赵先生起初也是极尊敬他的，想不到谈到七点钟，我同他反复辩论不知多少，他竟坚决主张任公要去。在他家里吃了晚饭，我还同他辩论，而最后一班到横滨的火车要开了，赵先生也劝我说：“朋友交情尽到为止，再说下去就要妨害交情，不是我们的来意了，我们走吧。”回横滨旅馆住了一夜，次晨，任公到旅馆来，我对他说：“这一次，你的命运交给南海先生了。我们既是朋友，以后总有志同道合的机会。我要陪赵先生到东京箱根和西京游览几天，就由神户上船，少受几天风浪，不再到横滨看你了。”这样，我们就分手了。游了几天，就回到上海。赵先生九月就回四川去了，临行，还对我说：“任公是可爱的朋友，现在已到了身败名裂的时候，你还得想法救他。”任公到了北京，就做起司法总长来，我从此同他既不见面，也不通信了。（《追忆梁启超》，151~152页）

梁启超归国，仿佛英雄凯旋

实际上，到了这一年的六七月间，各方面呼吁梁启超归国的声音更多起来，不仅朋友间的意见渐趋一致，昔日的敌对阵营中也有人通电敦请他归国。五月二十八日，当年在日本对梁启超大打出手的老同盟会员张继，就联合刘揆一发出通电：“国体更始，党派胥融，乞君回国，共济时艰。”（《梁启超年谱长编》，644页）官方反应也很积极。六月十七日，副总统黎元洪致电袁大总统及参议院，“谓民国用人应勿拘党派，梁启超系有用之才，弃之可惜，保皇党诬说，不应见之民国”。（同上，645~646页）昔日的学生、云南都督蔡锷也向各省都督发出通电，欢迎梁启超回国，并得到多数人的赞成与响应。八月间，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合并为国民党，共和建设讨论会也与国民协会合并为民主党，实现了成立第三党的愿望。于是，梁启超终以九月末由神户乘日本大信丸号启程归国，结束了历时十三年的流亡生活。

梁启超归国，可谓极一时之盛。各党各派、政府民间、各行各界，都派出代表来天津迎接，仿佛英雄凯旋一般。按照预定行程，大信丸号将于十月初五日抵达大沽口，但由于梁女令娴发电报时错将五日写作三日，故先期由北京赶赴天津的欢迎队伍在初二那天已经聚集了数百人，大街小巷的客栈也搞得人满为患，“自初二日各人麕集，客邸俱满”。（同上，651页）其中既有袁大总统派来的代表，也有参议院、内阁的代表，还有报界、学界、政府各部门，以及军队的代表，民主党本部及各支部都派了代表和党员前来，共和党也派了张謇为代表，国民党方面则有以稳健著称的黄兴参加。这个庞大的欢迎队伍，有天津本地人，更多的人则来自北京。六日下午二时，大家聚集码头，迎候梁启超登岸。但由于海上风大，邮船无法靠岸，虽然都督府派出小火轮，驶出大沽口，准备接引梁启超，但仍未成功。大家只得扫兴而归，当天便有数十人因盘费用尽而回京。张謇、黄兴也因为要赶在十日那天回湖北参加开国纪念活动，故只好于七日先行离津赴鄂。梁启超在舟中困守了三天，直到八日才弃舟登岸，到达天津。

梁启超在天津住了十几天，这些天，梁启超家里“无一刻断宾客”。仅前三天，“门簿所登已逾二百人矣”。（同上）还有一场接一场的欢迎宴和演说会，除了共和党、民主党，国民党也来凑热闹，又是请他入党，又是请他做理事。北京大学的学生也向政府要求，任命他为新校长。此时此刻，他得到了一种万人瞩目的满足：“此次项城致敬尽礼，各界欢腾，万流辏集前途气象至佳也。”（同上，653页）在这种种热闹的背后，梁启超积极策划共和党与民主党的合并，其目的，就是要造成一个可以在议会和国民党抗衡的大党。十月十一日，他给女儿令娴写了到达天津后的第一封信，信中也流露出一种轻浮的满足感：“共和、民主两党合并已定，举黎为总理，吾为协理，张（謇）、伍（廷芳）、那（彦图）皆退居干事，大约一月内（现甚秘密）成立发表，国民党亦曾来交涉，欲请吾为理事，经婉谢之，彼必愤愤，然亦无如何也。入京期尚未定，项城颇盼速往，吾约以两旬后或竟俟新党成立后乃往，亦未可知。”（同上，651页）

此事最初进行得似乎很顺利，梁启超也很乐观，“连日两党议合并大略就绪，吾准二十日入京”。进京前，总统府为迎接他的到来作了充分准备，出于安全的考虑，最初曾打算以军警公所为行馆招待梁启超，就因为听他偶然说起，曾国藩、李鸿章进京都住贤良寺，袁世凯马上派人将贤良寺收拾妥当。对袁来说，这不过是一种礼贤下士的姿态罢了，梁却大为感叹：“此公之联络人，真无所不用其极也。”（同上，653页）不过，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一些同志认为，梁启超住在贤良寺仍有不妥，在他们看来，梁既“以个人资格受社会欢迎，不宜受政府特别招待，以授人口实，故别借一宅，以作寓所”。（同上，655页）

到京以后，应酬自然就更多了。“在京十二日，而赴会至十九次之多，民主、共和党各两次（一次演说会，一次午餐会），统一党、国民党各一次，其他则同学会、同乡会、直隶公民会、八旗会、报界、大学校工（国学会政治研究会）、商会，尤奇者则佛教会及山西票庄、北京商会等”，有时甚至一天四场演说，“每夜非两点钟客不散，每晨七点钟客已麕集，在被窝中强拉起来，循例应酬，转瞬又不能记其名姓，不知得罪几许人矣。吾演说最长者，为民主党席上，凡历三时，其他亦一二时，每日谈话总在一万句以上，然以此之故，肺气大张，体乃愈健”。此时，他正在兴头上，尽管一再抱怨应酬之苦，但这种被人簇拥的感觉，心里还是很受用的。他对女儿言道：“一言蔽之，即日本报所谓人气集于一身者，诚不诬也。盖上自总统府、国务院诸人，趋跄惟恐不及，下则全社会，举国若狂。此十二日间，吾一身实为北京之中心，各人皆环绕吾旁，如众星之拱北辰，其尤为快意者，即旧日之立宪党也。”在女儿面前，他竟有些飘飘然了，自我感觉甚好。他继续言道：“此次欢迎，视孙、黄来京（孙中山、黄兴曾于1912年8月来京，与袁世凯会谈）时过之十倍，各界欢迎皆出于心悦诚服，夏穗卿丈引《左传》言，谓国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盖实情也。孙、黄来时，每演说皆被人嘲笑（此来最合时，孙、黄到后，极惹人厌，吾乃一扫其秽气），吾则每演说令人感动，其欢迎会之多，亦远非孙、黄所及。”陶醉之憨态，可见一斑。不过，他的积极活动和演说，的确鼓舞了旧立宪派的士气，“为国中温和派吐尽一年来之宿气矣”。（同上，655~657页）

经济不独立，则政治不能独立

此次进京，他与袁世凯“密谈一次，赴宴一次”，10月28日，总统府又召开欢迎会，国务员全体作陪。不过，梁启超也明白，他们之间“仍虚与委蛇而已”。（同上，655页）但他对袁世凯馈赠的每月三千大洋，却没有拒绝，其理由是：“一则以安反侧，免彼猜忌；二则费用亦实浩繁，非此不给也。”（同上，658页）说到底，人穷难免志短。他还透露，袁世凯向他许愿，如果他能成功地组建一个政党，还将赞助他二十万元。梁启超甚至希望能更多一些，比如五十万元，不知有没有可能。他表示到那时还要和袁世凯继续交涉。这一点暴露了梁启超以及所有党派、社会政治势力的软肋。经济上如果不能独立，又怎能祈盼政治上独立呢？实际上，除了梁启超尚未觉悟到主动寻求社会力量的支持外，客观上，当时中国的现代工商业还很薄弱，资产阶级也很薄弱，中国的城市市民阶层与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发生时的第三等级根本不是一回事，他们还不足以支持梁启超所要创建的以立宪议会政治为纲领的政党，他们即使不靠袁世凯，也要靠地方军政势力的支持。早在1912年初，徐佛苏在给梁启超和汤觉顿的信中就提议“加入黎（元洪）党”，其理由之一，即“彼系军队要人，吾国将来毫无阶级，纯系平民政治，然同为平民，各党相持又无可判其胜负，于是不得不挟军队以卫其主义，故吾国之政治可名之曰平民的军队政治也”。（同上，599页）

同年五月二十九日，麦孟华致信康有为，也曾提到本党与黎元洪的合作，以及可能遇到的问题：“推黎公为名誉长以张势，亦无可奈何之事。然名誉则可，万不可令直接，令有实关系，黎虽不必有野心，而海外人势必趋彼，倘有一人利用之（今陆乃翔已令黎照会陆逸君在澳筹款，逸电闻即是此事。），则吾直以全党奉送与人。势虽张而党非我有，（康批：孺真深议！此次推举，深为人作嫁，而党非我有也。）即有款可筹，亦为人作嫁，于我无与矣。”（同上，622页）其实，无论是徐佛苏的建议，还是麦孟华的担忧，都说明了一个问题，在现有条件下，中国的政治现实，共和也罢，立宪也罢，最终只能走向军人政治，实力政治。袁世凯如此，孙中山亦如此。不久爆发的二次革命，不就是孙中山和国民党“挟军队以卫其主义”的证明吗？

就当时的形势而言，梁启超清醒地意识到，无论如何，都要把自己的政党尽快地组织起来。在他看来，“共和国政治之运用，全赖政党”。他在十月二十二日民主党全体党员参加的欢迎会上发表演说，特别提到国外舆论以为中国人没有运用立宪政体的能力，究其原因，“则谓中国人之性质，不能组织真正之政党”。（《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九，14页）然而，梁启超急于组织政党，绝非要向外国人证明什么，以雪此辱，而是国内政治斗争的迫切需要。当时，国会中活跃着四个党，即国民党、统一党、共和党和民主党。先是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等几个小党组成了国民党；而统一党成立较早，是章太炎最先发起的，主要是同盟会中对孙、黄不满的异己分子，最初叫中华民国联合会，后与昔日预备立宪公会的领袖张謇等人合作，组成了统一党；晚清资政院时代主张君主立宪的立宪派有个宪友会的组织，这时也发生了分化，汤化龙、林长民率领一部分人成立了共和建设讨论会，不久，孙洪伊又拉出一部分人成立了共和统一党，而北方的籍忠寅、周大烈等人又成立了国民协进会，到后来，统一党与籍忠寅的国民协进会，还有湖北孙武、孙振武等人的民社联合，组成了共和党；没过几天，章太炎又宣布了统一党的独立，这时，正式国会的选举已近白热化，汤化龙、孙洪伊辈自然也想在正式国会中取得重要的政治地位，于是，他们千方百计动员梁启超回国，推举梁启超作为本党的领袖，就在梁启超回国前夕的民国元年（1912年）八月，汤化龙的共和建设讨论会与孙洪伊的共和统一党，以及共和促进会等几个小党合并，组成了民主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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