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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5-28 18: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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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彭秀良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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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士珍传

王士珍传试读:

故里情深

任新石

位于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市以北十五公里处的正定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曾与保定、北京并称为“北方三雄镇”。正定还是国务院命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有着众多的名胜古迹和流芳千古的历史名人。

上个世纪初,由于京汉铁路和正太铁路的相继开通,正定的地位一落千丈,逐渐被新兴的城市———石家庄所取代。但是,正定的发展脉络并没有中断,风云激荡的岁月里仍然出现了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著名人物,被称为“北洋三杰”之龙的王士珍就是他们当中的佼佼者。

现今,在正定县城的西门里街有一处生意红火的饭店,店名就叫“王家大院”,这里便是王士珍的旧居———昔日的“王公馆”。虽然岁月磨蚀了以往的光彩,但这座看上去古香古色的两进四合院还是很气派的,在身后高楼的映衬下依然显得端庄稳重。正面大门上,王士珍自撰自书的对联昭示着主人的性格:求名求利只求己莫求人;惜衣惜食非惜财实惜福。

王士珍并不是在正定城内出生的,他的出生地在城北五公里的牛家庄。今天,在牛家庄已然找不到王士珍的生活遗迹了,只有新近简易修复的王士珍墓仍静静地坐落在碧茵翠绿的原野上。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王士珍的历史地位很长一个时期没有得到人们的承认,于是他渐渐地淡出了历史和社会的记忆,偶尔也淡出了牛家庄人的记忆。

历史是不应该忘记的,也不容忘记。近些年,随着政治环境和学术环境的宽松,又加上国家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力度的加大,王士珍重新进入了历史研究者和历史爱好者的视野。尽管我不是王姓人,但对这样一位前辈乡贤的事迹还是听说过不少,尤其是他在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期间劝阻张作霖劫宝的义举,使我深受感动。现在看到有人给王士珍作传,而且是一位外乡人,心里想说的话首先是感谢,其次还有些酸溜溜的。

这位我并不熟悉的作者要我代表牛家庄的乡亲们写上几句话,我只能从我的观感出发,表达一下乡亲们对王士珍的敬意。我辈出生也晚,既无机会亲识王士珍,连听到的关于王士珍的传说也是残缺不全的。村里的老人都说王士珍是一个做事很低调的人,为人却很和善,注意保护乡邻的利益,从无飞扬跋扈的行为。大家更加敬仰的是他的嗣母刘太夫人和生母丁太夫人,妯娌两人守着王士珍一个孩子,勤加教诲,当时已有人以“双节”称之,可谓实至名归。两位母亲的慈爱与王士珍恪守孝道,都应成为我们学习的典范。在大力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今天,王士珍淡泊名利、一心向善的品行值得我们学习。

牛家庄是一个比较大的村庄,目前全村有五千二百多人,经济实力也排在正定县的前列。在牛家庄村人的眼里,王士珍是很有影响力的人物,他不仅做过民国北京政府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这样的高官,更以高尚的个人修养赢得了人们的尊重。“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洗尽铅华,历史的素颜依旧,我们终于能够领略到王士珍超脱宦海、无欲则刚的卓然风采了。

最后,对这本书稿的写作者深情地说一声:谢谢了!

第一章 绪论

在开始叙述王士珍的生平事迹之前,我们首先来解决几个基础性的问题,因为这几个问题关系到对王士珍历史地位的认识。这几个问题分别是北洋派的含义、军阀的来历与本义、北洋军阀的确切定义。我们只有将北洋军阀的所指厘清,才会对王士珍这个人的所作所为有一个清晰而准确的认识,也才能从单一性的历史思维定势中解脱出来。北洋和北洋派

北洋最初只是一个与南洋相对的地理概念。鸦片战争前,学者包世臣在一篇文章中说:“出吴淞口,迤南由浙及闽、粤,皆为南洋;迤北由通海、山东、直隶及关东,皆为北洋。南洋多矶岛,水深浪巨;北洋多沙碛,水浅礁硬,非沙船不行。”吴淞口在上海,是黄浦江与长江的汇流处。也就是说,长江入海口以北的海域称为北洋,以南则称南洋。

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清政府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下设三口通商大臣及五口通商大臣,负责处理对外通商(包括外交)事务。三口通商大臣驻天津,管理牛庄、天津、登州三口通商事务。开始是专职,首任大臣是崇厚。同治九年(1870年)改三口通商大臣为北洋通商大臣,简称北洋大臣,由直隶总督兼任。管理直隶、山东、奉天三省通商、洋务,办理有关外交、海防、关税及官办军事工业等事宜。李鸿章是第一任北洋大臣,他在此任上干了二十八年,后由王文韶、荣禄、袁世凯相继接任,“北洋”一词逐渐带上了政治色彩。

北洋派是1912年民国建立后形成的政治名词。张一麐概括其源流说:“北洋派之结合,始于李鸿章,而成于袁世凯。鸿章督直二十余年,当时虽无派系之名,实已蓄成北洋派之势力,即为北洋派之胚胎。袁世凯继李鸿章为直督,于小站练兵时,多以北洋武备学生为军官,段祺瑞为皖派领袖,王士珍、冯国璋为直派领袖。惟籍贯虽殊,初无门户之见,同属袁氏部下,统称北洋派。”北洋派在袁世凯时代本来是一个团体,后来才分化出直皖两派,至于将王士珍也归为直派领袖,并不妥当。王士珍与直系的冯国璋、李鸿章

李纯、陈光远等人关系比较密切,但他自己从没有要当直系领袖的念头。

北洋派中人后来也自己称自己为北洋派,吴虬曾记述说:“自北洋派三字为世人习见,于是乎北洋大学、北洋医院、北洋商店先后出现。最可笑者,北洋武人,类多出自舆台,故伧俗鄙野之笑史,层出不穷。北洋元老王士珍与人通函,常用‘我北洋团体’之句;王占元在公庭广众中,自称‘我们北洋派’,并不知此系私人党援之名,决不宜自承,更不应见诸正式文牍也。”虽说自己称自己为北洋派不太恰当,但是出于圈子认同的考虑,倒也不无道理。王士珍给别人写信有“我北洋团体”的用语,可惜著者没有找到相关的信件,所以无法做出确证,就算他真的用过此类话语吧。而从王士珍的资历和地位来看,袁世凯死后,他已经名副其实地成为了北洋派元老,这一点毋庸置疑。需要说明的是,王士珍自始至终都没有要当北洋派首领的想法,这一判断可从后面的章节中看出来。军阀的由来与本义

关于“军阀”一词的由来,目前考证得还不是很清楚。根据徐勇的说法,“可以确认‘军阀’是来源于日本,而且可以确认它出现在大正初年(1912年),其后于1917年前后在中国得到传播运用”。我们姑且认定徐勇的说法是可靠的,并以他的论述为基点,进而考察“军阀”一词的演变过程与社会运用,或许会对民国前期的历史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来新夏先生指出:“‘军阀’这一称谓从其产生和使用情况看,只是用作贬义的政治性通俗名称,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学概念,因此,要对它做科学的界定,殊属不易。”在我们平常人(即非学术研究者)看来,“军阀”一词确实是贬义的,一旦沾染上就不免有被歧视的意味在内。从目前国内大众传播媒体对“军阀”一词的使用上来看,实实在在也是贬义的成分居多。那么,“军阀”这个概念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根据徐勇的文献调查结果,李大钊是最早将“军阀”概念移植到中国来的人。李大钊于1917年8月15日发表的《辟伪调和》一文中,首次使用了“军阀”概念:“东邻有政友会者,常与军阀相结以当局者,舆论多鄙薄之。”李大钊发表这篇文章的背景是,中国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张勋复辟失败不久,段祺瑞重新掌握北京政府的实际权力,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偏袒热衷于武力统一中国的段祺瑞,“伪调和”是李大钊批判梁启超等人的用语。李大钊所说的“东邻”系指日本,“政友会”是1900年由伊藤博文创立的代表日本地主和财阀利益的政党,1940年解散。“政友会”与军阀相勾结,故而很受日本舆论的轻视,李大钊的意思再明白不过,“军阀”不是一个好东西。

两个月后,1917年10月15日,李大钊又发表《暴力与政治》一文,将“军阀”一词运用于指称国内的军事势力派:“苟有依力为治者,一夫横暴,固为吾侪所弗许,即在太半豪强,亦为吾侪所不容;一系军阀,固为吾侪所深疾,即在多数党人,亦为吾侪所痛绝。质而言之,即使今日倡言自由、反抗暴力之党人,一旦得势,挟其强力陵轧其余,以暴易暴,与今日之暴者相等。”李大钊反对使用武力、推崇民主政治的思想于此表露无遗,而对于文中“军阀”一词的具体所指,历来众说一词,皆以为指的是北洋军阀。事实上,李大钊所说的“军阀”不仅是指北洋系的各派军事势力,也指向“挟其强力”的南方革命党人。在李大钊眼里,只要是破坏国家统一、推行武力造成内战冲突的军事势力,均应入“军阀”之列。他在1919年3月写就的《现在与将来》一文中更是对军阀大加鞭挞:“试看那强盗军阀,那个不是忙着搜刮地皮,侵扣军饷,拿到他家,盖上些比城墙还坚的房子,预备他那子孙下辈万世之业?”李大钊在此指出了军阀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忙着搜刮地皮,以为自己聚敛钱财。

在李大钊之后,梁启超、陈独秀、孙中山等人也相继使用“军阀”一词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1918年10月26日,梁启超对记者发表谈话时,首次使用了“军阀”一词。他说:“试问中央对于北方诸督威信何在,愈主战而愈倒持大阿,以授彼在外拥兵之军阀,以此言威信,失将谁欺?”梁启超所维护的是段祺瑞政府的中央权威,他指称的军阀还仅限于北方的军事势力派别。

陈独秀使用“军阀”一词要稍晚于李大钊和梁启超,在1919年2月16日发表的《我的国内和平意见·裁兵问题》一文中,陈独秀做了如此陈述:“我看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根本要点,不在南北分立与否,而在能否合舆论的内力和友邦的外力,铲除这南北军阀的特殊势力。”陈独秀作此论的主要意图在于批评段祺瑞借助日本军阀的帮助训练参战军,告诫段祺瑞要洁身自好。但是,陈独秀也把与革命党人合作的西南军事势力派视为军阀,即西南军阀。

而把北洋与军阀连在一起并针对袁世凯死后北洋派军人继续掌握全国军政大权的事实,是孙中山在1919年11月中旬的《与留法学生的谈话》中:“袁世凯现在虽然死了,北方政府仍然在北洋军阀、官僚、政客的手里。所以我非在广东组织护法政府,重新革命,不能挽救中华民国。”此后,北洋军阀的称谓不胫而走,逐渐成为报章杂志上的常见词。比如,左翼的《向导》杂志就这样评说:“‘打倒军阀’这一句话,是充满了全国,差不多个个人都有一种印象在脑筋上。”

1926年6月开启的国民革命运动,以强大的宣传攻势使“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口号深入民间,此时所指的军阀就纯然是北洋军阀了。1928年7月7日,完成北伐、踌躇满志的蒋介石致信他曾经的老师段祺瑞,表达了师生情分与双方政治立场的区别:“先生几度秉国大政,备极煊赫,中正始终追随先总理,奔走革命,致力于扑灭奉先生为领袖之北洋军阀,历经艰苦,而未尝偶一修音问者公也。今烟云收复,北伐即告完成,中正身临旧都,未遑宁处,上书敬候起居私也。公私之间,截然有鸿沟在。”又说:“先生所拥护者乃共和虚名,所培成者尽军阀余孽,此必非先生始愿所及。”蒋介石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为北洋军阀的终结画上了一个句号,但他仍然没有忘记段祺瑞拥护共和的初衷,也算是为北洋军阀的历史地位做了一点肯定的表示。王士珍不应被称为北洋军阀

要弄清楚王士珍究竟算不算军阀的问题,首先需要澄清军阀的定义是什么。徐勇归纳国民党人对“军阀”的定义并做了进一步的延伸说明:“它确认‘军阀’的性质特点是:割据地盘,军队私有,勾结帝国主义,搜刮钱财,压迫民众等要点,从而将‘军阀’内涵模式化、固定化,也是50年代以后迄今,在大陆学界通用的、评判军阀的基本定义要素。”其实,这是从政治运动的角度设定的军阀定义,在学术界,人们对军阀的定义有很多种。我们选择几种有代表性的比较一下:

李国祁论述军阀的标准:“军阀是指以武力乱政或割据的军人,其构成的条件,就我国历史而言,是:一、多粗鄙武夫,知识程度不高。二、一意依恃武力,不知民政及文教为何物。三、缺乏国家民族观念,行事以个人喜好及私利为标准。四、不知爱民从事建设,追逐最原始的酒色物欲,所部亦多军风纪荡然。五、军中尊崇个人关系,缺乏严密组织及现代化观念。民初的所谓军阀显然亦是如此,除武器较为进步外,并无其他的任何不同。”李国祁给出的这几条标准,有些属于人们头脑中想象的成分,历史个案研究证明,民国时期的军阀不全是粗鄙武夫,也不完全是毫无国家民族观念的庸人。

张玉法曾考察多家观点,综合出军阀的定义有三:“(一)凡以军队为私有,以军队达到个人目的,罔顾法律秩序,或不孝忠国家者,为军阀。(二)军阀并非完全独立于中央政府之外,有时控制中央政府,没有控制中央政府的军阀,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若即若离,有好处就即(如发饷、给官),有害处即离(如派去打仗、调动不好的职位),但有中央政府所赋予的军职或官位。(三)有固定的地盘,或游动的地盘,以获得资源,供养其军队。在此定义下,1916年至1928年间,许多团长以上的统兵军官,或恃军队为后盾的许多中央或地方大吏,都是军阀。”张玉法归纳出的判断军阀的三条标准,比李国祁的更加精炼,也更符合历史事实。但是,他说许多团长以上的统兵军官也是军阀,似乎有些说不过去。

我认为,以清代军制研究著名的王尔敏,对军阀的定义最具代表性,他说:“军阀一词的命意,应至少具备以下几种条件:一、对于中央政府有极大的离心力。这须包括:不受节制,任意扩张,和充分的人事任命权。二、据地自雄。这须包括:占据一定区域之土地,拥兵自卫,和地方财政的任意搜刮支配。三、军事行动为个人目的,而非为国家利益,或中央政策。这须包括:地方领袖之间的攻伐,对弱小的兼并,和对外国的勾结与妥协。总之,军阀统治的实质,已经不是分权,而是分裂。”比较起来,王尔敏给出的判断军阀的三条标准要好于张玉法的,不仅更加全面,而且更加精确,使人具有明晰的判断准则。

以王尔敏对军阀的定义来衡量,王士珍不应该被称作北洋军阀。纵观王士珍一生的行事方式,进入民国后,他除去在短暂的时间内出任过国务总理和陆军总长以外,长期游离于政府之外,并没有对中央政府保持离心力;他也没有个人的军队用以拥兵自卫,形成地方割据局面,更无从组织过基于个人目的的军事行动。王尔敏所谓构成军阀的三个必要条件,王士珍一个也不具备,怎可称其为军阀呢?所以,我们给王士珍的历史定位是,北洋派的首领之一,而不是北洋军阀。

再以公认的判断军阀的标准条件之一的“私兵”来说,王士珍自入民国后就没有自己的直接武力,其实就连被称为直系军阀的冯国璋和皖系军阀的段祺瑞,他们拥有“私兵”的时间也不是很长。冯国璋的直系,一般认为1917年8月1日冯国璋在北京就任代理总统,6日调李纯为江苏督军,陈光远为江西督军,所控兵权迅速膨胀,直系“私兵”体系才正式形成。段祺瑞则一直没有自己直接控制的武力,以至于张勋复辟时几乎找不到一支可以立即调动的军队。1918年开始编练参战军,段祺瑞才算初步有了自己的嫡系军队。但就是这支参战军,也是在对德参战的形势下,由中央决策建立、名义上属于国家的中央化军队,与其他军阀势力的“私兵”有着很大的区别。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参战军改为边防军,徐树铮率领其中的一个混成旅入蒙,利用科布多都护使陈毅原有的对蒙交涉基础,迫使蒙古王公取消独立,这可看作参战军实际发挥过的国防作用。因而,我们在识别“私兵”的问题上,一定要依据史料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切不可乱下结论。

1939年6月5日,曾为北洋派首领之一、被称为“文治总统”的徐世昌在日本占领下的天津病逝,香港《大公报》发表了题为《徐世昌死矣》的社论。社论在评价徐世昌生平的同时,也论及北洋系各派人物的人格品行:“历来政局治乱,世道消长,每视秉政者之人格以为转移。贤哲之士秉政则国治,利禄之徒秉政则国乱,功名之士秉政则国可治可乱。……北洋派又承淮军骄惰之余,虽有一二杰出之才,如袁、徐、段(祺瑞)、王(士珍)一流人物,平心而论,此辈何尝不爱国,惜乎,国家民族在世界上之位置如何?国民对国家民族之关系如何?大都未能彻底明了,以是虽有爱国忧民之心,终不如其爱己忧家之切。”信哉斯言,王士珍等人“虽有爱国忧民之心,终不如其爱己忧家之切”,那是时代的错误,而不能完全归结为个人的错误。

王士珍在民国政坛无所作为,或像时论所说做了“名流”,不再参与政治活动,乃是来自于他对国内政治形势的清醒认识。在他出任国务总理时,曾有一名记者问其政见,王士珍太息曰:“余少年时,意气不可一世,视建功立业,直寻常事。比追随李合肥,以彼勋望之隆,才猷之富,阅历之深,凭藉之厚,而见其行事多扞格,每郁郁不自得,始叹天下多难事,非可妄自矜许。从此遂不敢放言高论。后渐跻高位,闻见更广,益知建树之不易,惟兢兢自持而已。自由江北提督解任归里,即无宦情;辛亥一出,已为蛇足。其后以项城敦迫,故交牵率,勉相周旋,毫无裨补。今复以河间推挽,忝尸揆席,而国事则久无可为,岂余之才力所能有济,不过聊徇友谊,暂维门面,有何政见之可谈乎!惟私心默祝和平统一早日实现,兵祸不作,举国宁谧。余得为一太平之民,安居乡里,于愿足矣;然颇虑此愿之不易偿也。”看来王士珍少年时也是意气风发之辈,及至看到晚清重臣李鸿章都行事艰难,自己也就心灰意冷了。他自认为“由江北提督解任归里,即无宦情”,倒是颇合实情,于是民国史上的王士珍就没有什么作为了,充其量当个“和事老”,调解调解军阀间的矛盾纠纷罢了。像这种行为处事的人,又怎可称其为军阀呢?

但是,由于王士珍个人留下的文字数量极少,我们无法对他的心路历程做出精确的推断,这应该说是本书的最大弱点,希读者诸君阅读时注意。王士珍

第二章 乡土和身世

王士珍的家乡在河北省正定县牛家庄村,王家曾是当地的一门望族。后来家道中落,到王士珍那一代已然穷困潦倒。由于伯父王如松没有子嗣,出生不久的王士珍便过继给了伯父,在嗣母的抚养下长大。

第一节 古城正定

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十四日,王士珍出生于河北省正定县牛家庄村。

今天的正定是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市管辖下的一个县,但王士珍出生时的正定还是一座府城,即正定府所在地,辖一州十三县。一州即晋州(今晋州市);十三县为正定(今正定县)、获鹿(今鹿泉市)、井陉(今井陉县)、阜平(今阜平县)、栾城(今栾城县)、行唐(今行唐县)、灵寿(今灵寿县)、平山(今平山县)、元氏(今元氏县)、赞皇(今赞皇县)、无极(今无极县)、藁城(今藁城市)、新乐(今新乐市)。

当时,石家庄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庄,隶属正定府获鹿县留营乡,距正定府城十五公里。清光绪年间的《获鹿县志》记载:“石家庄,县东南三十五里,街道六,庙宇六,井泉四。”20世纪初,石家庄村的面积还不足零点一平方公里,仅有二百户人家,六百余口人。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由法国和比利时投资兴建的卢汉铁路(京汉铁路)修到了石家庄,并在石家庄设立了车站,因石家庄名气不大,以相距不远的振头镇命名,叫振头站。第二年,正太铁路(今石太铁路)动工兴建,为了减少费用,避免在滹沱河上架桥,将正太铁路的起点由正定改为振头站。因缘际会,石家庄成了两条铁路的交汇点,而由此带来了一个区域在世纪之初的重大变故,一个乡野小村被隆隆的车轮托起,使一个区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南移,先取代正定,后取代保定,成为控燕京南门、扼冀晋咽喉、连齐鲁中原的华北重镇。千年故垒

发源于山西省繁峙县泰戏山下的滹沱河,流过晋中黄土丘陵,横穿太行山,在山前形成了广袤的冲积扇平原。正定就坐落在滹沱河的北岸,因其地处要冲,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东晋十六国时期,各少数民族政权在河北一带反复征战,滹沱河沿岸的战略地位格外突出。350年,后燕大将慕容恪进攻常山郡城真定(东垣),在滹沱河的北岸修筑了军事堡垒———安乐垒。398年,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攻克后燕国都中山后,来到常山郡城真定,兴致勃勃地登临北望,看到河对岸那座堡垒,而且还有一个那么优美的名字,马上生出一个念头,将常山郡治搬到安乐垒。于是,常山郡的中心城治真定(东垣)就迁到了安乐垒,甚至连城市的名字都沿袭了去。自此以后,真定一直是郡治、府治所在,尽管期间有过短暂的变化,但真定的区域中心城市地位没有多大变化。直到清雍正元年(1723年),因避世宗胤禛讳,改真定府为正定府,真定的名字才废弃不用。1913年,废府存县,县名沿用至今。

一千多年来,正定一直是府、州、郡、县治所,是当时中国北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重镇之一,与北京和保定并称为“北方古镇三雄”,正定南城门上至今还镶有“三关雄镇”的石刻匾额。13世纪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留下了关于真定城的精彩记述:“又南行四日,到达一座白色的城(即真定)。这座白色的城是一贵城,居民多是偶像教徒(信仰佛教、道教),人死焚其尸。他们是大汗之臣民,使用大汗的纸币(至元宝钞)。持工商为生。盛产丝织品,能织金锦丝罗,其额甚巨。此城领治广大地域,所辖环墙之城及村镇甚多。”“其南有一大河绕城而过,大量商品由此沿水路运往汗八里。因开掘甚多运河,此城和汗八里河川相连,交通便利。有甚多道路分向各省,路名即以所趋向之省为名。此诚为极聪明之计划。”那时的正定可真是繁华之地呀。其实,到了王士珍出生的年代,正定依然是远远超出于石家庄的区域中心城市。正定南门先进乡贤

千年故垒的正定,自然有着绵延不祚的城市文脉。构成那绵延不祚的城市文脉的,是无数先进乡贤的侠骨柔肠。“常山赵子龙”,是三国名将赵云自报家门时的口头禅。赵云不仅浑身是胆,久历沙场无一败绩,且为人忠义,不徇私情。东汉初平二年(191年),赵云受常山郡人民推举,率领本郡义兵投奔公孙瓒。公孙瓒对赵云说:“听说冀州的人都想要依附袁绍,怎么唯独你能迷途知返呢?”赵云回答说:“天下大乱,不知道谁是明主,百姓有倒悬之危,鄙州经过商议讨论,要追随仁政所在,并不是因为我们个人疏远袁绍而偏向于将军您。”赵云自此随公孙瓒四处征讨。

当时刘备亦依附在公孙瓒处,见赵云,奇之,深加接纳。公孙瓒与袁绍交战,派遣青州刺史田楷占据山东附近的土地,袁绍亦派数万大军前来争地,公孙瓒便上表将刘备提升为别部司马,派刘备前去帮助田楷抵抗袁绍,赵云随刘备出征,为刘备掌管骑兵。后来,赵云因为兄长去世,向公孙瓒请辞归乡,刘备知道赵云此去便不会再回来,因此握着赵云的手不舍得分别。赵云感动之余,向刘备辞别说:“终不背德也。”(我永远不会背叛您的恩德)“终不背德也”,一诺千金,赵云跟随刘备征战至死,忠肝义胆,流传千古。

建安七年(202年),刘备投靠刘表,屯兵于新野,曹操派夏侯惇、于禁等领军进攻刘备,双方战于博望。刘备以伏兵计击破曹军,赵云于战斗中生擒了敌将夏侯兰,而赵云与夏侯兰是同乡,自小相知,知道夏侯兰明于法律,因此为他向刘备请命,并推荐他担任军正。赵云不将这位同乡为自己所用,免除结党营私之嫌,由此可看出赵云谨慎、明智的处事态度。赵云的事迹虽不如后来借《三国演义》传得家喻户晓,幼年的王士珍恐怕也听说过这位乡贤的可敬品德吧。

梁梦龙是距离王士珍更近的一位乡贤前辈。梁梦龙(1527—1602年),字乾吉,号鸣泉,北直隶真定诸福屯人,明朝政治家、军事家。据《梁氏族谱》载,梁氏原是山西蔚州之巨族,明洪武初年为避战乱徙至真定。至七世梁梦龙时,其家族大显。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中进士,任顺天府丞、河南副使。治理黄河决口有功。隆庆时巡抚山东,迁右副都御史,巡抚河南。明神宗初为户部右侍郎、兵部左侍郎,总督蓟、辽、保定军务,坚持抗清,加兵部尚书,后遭弹劾,去官。

梁梦龙为官清正,刚直不阿。晚年遭弹劾丢官后,即返回家乡正定,“在城西雕桥村修建别墅,幽游林泉20年后去世”。致仕还乡,是明清官员退休生活的常态,这会不会也对王士珍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呢?

梁梦龙的曾孙梁清标(1620—1691年),也是一位经历过宦海沉浮的名士。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进士,清顺治元年(1644年)补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累迁侍讲学士。顺治、康熙两朝历任兵部、礼部、刑部、户部尚书,后授保和殿大学士。梁清标一生才华横溢,著述甚丰。他的文学作品非常注意贴近生活,反映劳苦大众的苦难,因而受到人们的喜爱。在《落日行》一诗中,他替农民哭诉:“往日水旱苦谷贵,今年倾囊不能完官租”;“谷残伤农古所叹,鬻儿卖女死道途。”在《换船曲》中替船夫呼号:“宁为官道尘,勿为官道人,尘土践踏有时歇,人民力尽还戕身。”梁清标感怀时事,忧国忧民,心为天下苍生系的博大情怀,是否给王士珍留下了心灵的烙印,我们无法考证清楚。但是,先进乡贤的这些品格都在王士珍的身上有所体现,或许这就是正定人杰地灵的又一个表征吧!淳朴民风

正定地处太行山东麓的冲积扇平原上,滹沱河从中部流过,自然形成了河北、河南两个区域。河南岸的土地比较肥沃,水井虽够不上星罗棋布,但一般的土地都能浇上水,一般年景收成较好,大部分村庄都比较富裕。河北岸西邻灵寿,北靠新乐、行唐,东与藁城、无极相接,土地贫瘠,又有许多沙薄漏地,乡民的生活都比较苦。王士珍的老家牛家庄,就属于河北岸的区域,也是生活条件相对比较艰苦一些的地方。

滹沱河可说是正定的母亲河,但它却是一条兴风作浪的河流。已故著名历史学家赵俪生是这样评说滹沱河的:“一条河在山谷窄道里是规规矩矩的,一到大平原,它就像一条蟒蛇样,滚来滚去,‘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句话就是由此而来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俗语是否由此而来,我们不得而知,但滹沱河的肆虐却是很有名的。就是在滹沱河河水连年泛滥的威胁下,正定人的性格变得坚韧起来,淳朴的民风也荡漾开来。梁清标曾有《渡滹沱》诗一首:“沙路垂鞭客兴殷,故园鸟语隔堤闻。人归赵苑颜初定,马渡滹沱树乍分。亲旧下车询过岭,书生短后学从军。盈盈一水浑如昔,北望晴开大茂云。”

直到晚近时候,正定县的农村仍是一个重要的产棉区,因而人们穿衣戴帽,大都靠自纺自织。高昭一回忆小时候摘棉花的往事,可添作一个注脚:“庄稼成熟季节,家中就更忙了。除去收割以外,还要每隔五日摘一次棉花。摘棉花非常热闹。棉田因离家远,要坐车去,往往赶两辆大车,拉着家里和本村里事先约好的摘花人,尽是些姑娘和年轻媳妇。她们腰间打着挎包(缚在腰间的斗状包袱),在棉田里,她们真是个个眼尖、手快,动作很优美,在大田里用双手采花,不多时间就摘满了一挎包,每人找一个堆棉花的去处,到摘完收工时,再由长工逐个过秤,看谁摘了多少,按斤量发钱或发棉花。记得是摘一斤棉花一大枚铜圆,要是发棉花就是一斤给一两花(十六两秤)。在那个场合,往往是姑娘们的交际场所,大家说说笑笑,传播一些新闻或故事。我跟着摘花,总是看不见棉花,最后摘一丁点儿,被人嬉笑一阵,当然也得不到任何报酬。不要小看了这摘花的事,乡村妇女们的积蓄,多半是靠摘棉花的代价累积起来的。收工回来时就麻烦了,大车要装棉花,妇女们只好走着回家。我因为小,被准许到棉花包上,由大车拉回家去。这样有规律的摘花工作,我顶多去两趟,稀罕够了就再也不想去了。”

正定农村的姑娘们不只是摘棉花。她们从八九岁开始,第一件女工,就是要学纺棉花。首先把从棉田里摘回来的棉花放在房屋上晒干,拣去叶子和僵瓣,用手工轧车轧出棉籽(皮棉),再在弹床上弹成棉絮。拿一光滑像指头粗细的小木棍(有用高粱穗头下面一尺长的疙瘩)撕一小块棉絮放在木板或砖上,搓成一尺来长内有空心的像蜡烛一样的集结,一把一把扎在一起,准备纺线用。

农村中一般都在村子中央或是空地上挖一个大地窨子,里面能放十几辆甚至二三十辆纺车。不分昼夜,姑娘、媳妇们,还有上年纪的大娘大婶们,坐在自己有稻草或是麦秸编拧的大蒲墩上,一面说一面笑地各自纺着自己的棉花。那时候,农村没有电,由每个纺线者轮流出灯油(棉籽油)。快手每夜能纺二两棉花,一般的只能纺个一两半两的。

妇女们把纺得一头粗一头细、形似葫芦的棉穗,用竹签挑着慢慢拐在纺车上,拐成一拐一拐的棉线,经过一番打捞就可以织布了。村中一般人口多的户大都有手工操作的织布机,完全是用脚蹬手拽,利用梭子来回地穿动,一线一线织成布的。这种布面宽一般为一尺二或一尺三,长度为三丈六或四丈二,三丈六的谓小布,四丈二的谓大布。织成布后,就要由妇女裁衣,一般女子在出嫁前得学会做最简单的衣服。那时候没有缝纫机,全靠妇女一针一线地去缝制。理解这些习俗,对于后面了解王士珍小时候的成长经历很有帮助。

正定人的厚道朴实,还可以从高昭一的回忆中窥见一斑:“秋末,最热闹的一次收成,就是‘打枣’。枣成熟了,一颗颗红的、绿的挂满了枝头,把树冠都压低了。此时,由长工同大舅母商议,选择一天打枣。这个活儿大家都乐意干。对此最感兴趣的是我的小舅父,他是外祖母的老生子,比我只大十岁,以为典型的土地主少爷。大舅母指派他带头儿,我们这些小人儿都是拾枣的,不在话下。孩子们都盼望这一天早日到来!话说一天清早起来,每人发给一只篮子、一个斗笠,大家吆喝着,跑着,跳着,一起奔往大园子里去。男孩儿们最积极,尤其是我哥哥,又有了合法的爬树机会。小舅父是总指挥,先发令关大门!然后将长杆竿一根一根地发给能爬树的工人们、我哥哥同表兄们,还有小舅父本人也在其中。他们一个个爬上大树,手持竹竿朝枝叶稠密果实累累的枝干打去,园子里顿时沸腾起来了,枣子像下冰雹一样的落了下来,因为下得太密集,我们不敢去拾,头上戴着斗笠不怕砸,可砸到脊背上还是挺疼的。只好耐心等着,枣落得稀疏了,我们小孩家就一齐弯腰拾枣子了。此时,园子外边的孩子们呐喊声很大,‘继成叔!(小舅父乳名)给我们些!老聪叔!(长工名)给我们些!’此时此刻,小舅父和老聪一起打招呼喊着:‘竿子朝外打!’听见墙外的孩子们,也在一片欢腾着抢枣子。”高昭一们打枣的时节,王士珍已是成名好久的大人物了,但是,淳朴的民风一直没有改变,邻里守望相助的传统仍在延续。

第二节 书香门第

王士珍的祖上是从山西逃荒来到正定牛家庄村的。但是,在牛家庄定居下来以后,王氏祖先慢慢走上了读书路,因而说王士珍出身于书香门第是不错的。但到王士珍那一代,早已家道中落,贫困不堪了。牛家庄

牛家庄在正定县城北,距县城五公里,现今的人口有五千二百人,是个大村子。随着石家庄城区的北移,牛家庄有被圈进市区的趋势。该村在唐代叫刘下庄,明为寿阳乡。后村内有一姓白的回民在朝居将军之职,因故乡的回民爱吃羊肉,按民族习惯更名为牛家庄。

可牛家庄并没有姓牛的,王姓是大姓。高昭一回忆小时候的牛家庄印象很是生动:“外祖家的村庄在正定城北,距县城十里,村名叫牛家庄,可村子里并没有姓牛的。只是两大姓,姓王的和姓任的,我外祖家姓王氏。在当时,家族内出了功名或坐大官的,就觉得荣耀得了不起。我记得两个舅父(都是母亲的堂兄)都是当大官的,故而牛家庄也曾成为煊赫一时的大村庄。从村外老远处望去,看到村子里黑压压的,葱郁的树林,高大宽敞的住宅,附带着大园子(不以种花为主,树木占地百分之九十)。园子很大,少说有二三十亩地,里边尽是大树,其中有松、柏、槐、杨,更多的是枣树,有甜枣、酸枣(不是丛科,而是乔木),还有乌柏、桑葚……”高昭一所说的做大官的舅父,其中之一就是王士珍,牛家庄的名声是借着王士珍增大的。

我们现在去牛家庄,从石家庄沿着一○七国道北行,大约只有二十分钟的车程。在王士珍的少年时代,石家庄根本算不上地标,他们是以正定城为中心计算路程的。即使是到了1948年,高昭一随丈夫赵俪生转到设在正定的华北大学第四部(研究部)工作时,她去牛家庄也还是以正定为坐标原点的。“出了北关,是通往牛家庄的路。当年有东西两路,两路均柳树成林,车行于夹道中。

尤其是西路,树木种类比较多,记得小时候站在车上,用鞭子够摘杜梨儿(是一种酸涩的小果子),现在那些丛林哪里去了?”今天,我们既找不到那条西路,也看不到成片的树林了,一○七国道旁是连片的厂房。

那么,东路呢?“走东路要穿过一个小村庄,名五里铺。记得那时每路过此,就得背诗一首:‘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而今,这个诗意般的小村子也杳无踪影了。可不要轻视这个小村,著名的《王定保借当》这出戏就破败不堪的正定西门是发生在这个村庄,姑娘为了替王定保辩冤,约邻居小妞,两个姑娘进正定城告状,其中有跑沙滩一折,正是正定城北至五里铺的沙窝地。当年旧时代这出戏不能在正定上演,谁敢演出,正定老乡就要掀台子。”《王定保借当》是山东吕剧的代表剧目,怎么跑到正定来了呢?但我们不能怀疑高昭一的记忆不准确,小时候听过的戏,而且就发生在当地,那是一辈子也无法忘怀的。《王定保借当》可曾是元曲的一种?须知,正定也曾经是元曲作家辈出的地方。牛家庄可曾出过其他的名人,我没有做过考证,但有一个王士珍就足够了。王氏家系

王树枏撰写的《双节祠碑阴记》中说:“正定王氏初籍山西,明弘治间始迁正定城西胡村。清顺治初,聘卿之十一世祖胡村公,再迁正定城北牛家庄,避滹沱水患也。”据王氏后人考证,王士珍的十一世祖王守业(胡村公)是在清顺治二年(1645年)农历六月二十三来到牛家庄的。当年,滹沱河发大水,王守业用扁担挑着两个儿子外出逃难,逃到牛家庄,给人扛活谋生。因为王守业勤劳肯干,村人便让他在村里定居下来。后来在牛家庄生下两个儿子,这样王守业就有了四个儿子。王家的人丁逐渐兴旺起来。

王士珍本来的曾祖父叫王朝栋,字良臣,是个读书人(诸生),性情威严直爽,喜欢施舍救济穷人,亲戚乡党都对他又敬又怕。王朝栋一生娶了三个妻子,即马氏、徐氏、高氏,儿女众多。但他的弟弟王朝凤却没有儿子,于是他就把自己的一个儿子、高氏所生的王履安(王士珍的祖父)过继给了王朝凤。因此,可以说王士珍的曾祖父也是王朝凤。

王朝凤,字和鸣,是国学生,精岐黄之术,能文能画,在画画方面颇能出新意,他还能自己设计、制造自行车等机器。王朝凤娶妻王氏,无子,因此以兄王朝栋的三子王履安为嗣。王履安,字知机,综合了王朝栋和王朝凤的优点,也是读书人,为人仗义,喜爱交友,又精通医学,善于击剑,有“戎马书生”的雅号。可见,王士珍的祖上是有读书根底的,因而说他出身于书香门第是不错的。

王履安娶周氏,生有三子。老大王如松,字茂斋,性格仁爱和缓,酷爱读书。由王履安做主,娶了王履安的好友、正定县城刘承翼之女刘氏为妻。刘承翼的性情与王履安相仿,文武兼备,既擅长书法绘画又长于骑马射箭,有儒将之风,王如松之妻是他的第三个女儿。刘夫人幼而聪颖,娴于女训,个子高而端庄,能识大体,没有娇贵习气,非常健谈且富于理性。刘氏与如松的感情非常好,但如松体质较差,刚过二十岁,便于咸丰八年(1858年)十一月十一日病逝。因王如松生前无子,刘氏孤苦,故而以老二王如柏的儿子王士珍为嗣。因此,王士珍的父亲是如松,母亲是刘氏,而本生(生身)父亲是如柏,本生(生身)母亲是丁氏。

老二王如柏,字寿嵒,娶藁城县小屯村丁应鹤之长女为妻,丁应鹤曾在县学读书(庠生),以孝悌为时所称。如柏性情刚直,遇到不中意的事情就爱与人争辩,丁夫人总是温婉相劝,贤淑之名遍于家庭。丁夫人更是一个有主见的人,庚子年间,王士珍在山东,丁夫人住在天津小站,当时义和团已经蔓延到了北方数省,小站也有义和团在活动,为了避乱,丁夫人决定到济南去投奔儿子。有人劝她取道于天津城,丁夫人认为天津城会更乱,便执意不听,事实证明这个决策是对的。一路之上避乱的人使道路拥堵。在德州,风声鹤唳,谣言纷起,有人说山东的义和团比天津还厉害呢,家人主张不去济南了,由德州直接返回正定老家。丁夫人处之若素,决意赴济南见王士珍,祸福莫测,均所不计,终于安全到达济南。其果毅明达,非常人之所能及。因见兄长如松病逝却无人承嗣,如柏便将自己的儿子过继给嫂子。同治三年(1864年)七月十五日,王如柏阵亡,剩下丁氏守寡。因唯一的儿子士珍已经过继给了老大,自己膝下竟无儿子,就将老三王如云的儿子鉴珍过继过来。

老三王如云,字唐臣,娶了黄氏、乔氏两位妻子,生下仲珍、鉴珍二子,鉴珍过继给了老二如柏。王如云何时去世,由于缺乏相关的记载,今天已无从考证,只好付之阙如了。

后来,王士珍发达了,他的嗣父如松和生父如柏被清廷追赠为光禄大夫,曾祖母汪太夫人、祖母周太夫人、嗣母刘太夫人、生母丁太夫人均被追赠为一品夫人。家道中落

王家的世运到了王士珍的父亲王如柏那一代,已经没落了。家道中落的原因或许有很多,但王氏兄弟的英年早逝显然是最重要的原因。如松二十岁故去,如柏比其长兄在世的年头多一点,他是二十一岁弃世的。过去的年龄算法是以虚岁为主的,所以如松只在世上活了十九个年头,如柏凑足了二十年,但他们的寿命都过于短暂了。失去了家里的“顶梁柱”,只留下两个妇人养家,家道又如何能够兴旺呢?

其实,在如松、如柏兄弟活着的时候,王家的经济状况就已经很糟糕了。王士珍自己回忆儿时家境窘困的情形,毫无掩饰:“后家道渐落,凡炊爨井臼等事,皆先妣躬自任理。若所固习,卒无劳怨之色,并出奁资供给先考膏火。先考攻举业劬苦,复悲家道之零落,慨事业之无成,乃以忧劳致疾。”“先妣”是过去对母亲的尊称,“先考”则是对父亲的尊称。王士珍过继给了伯父王如松,就以父亲、母亲称他们二老。刘太夫人以奁资供王如松读书,可见家境的窘困已到何种程度!王如松英年早逝,看来不只是体质太差的缘故,忧虑家道衰落,也许是更重要的原因。“悲家道之零落,慨事业之无成”,心理上的压力实在太大,又怎能安心读书呢?

在为生身母亲丁太夫人写的事略中,王士珍同样提到了家境的艰难:“是时家道渐落,奉嫂一如奉姑,凡井臼针黹等事必先服其劳。”“家道渐落”四个字,道出了王士珍心里的悲凉与无奈,而生母除了打理日常生活之外,还要照顾寡居的妯娌,更多出一层辛苦。

王家家境窘困的程度,从王士珍的另一处回忆中可看得更清楚:“同治三年甲子,先本生考弃世,贫无以殓,先妣毅然引为己任,倾其所有,仍不足,则遍拜戚族求助以完葬事,不重累翁姑忧贻弟妇痛也。”王士珍的生身父亲王如柏去世,家里穷得连葬埋人的钱都凑不齐,还要劳动刘太夫人“遍拜戚族求助”,何其可怜!早年的家境窘困,给王士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后来发奋努力,争得出人头地,跟他早年的这段经历不无关系。

第三节 过继长房

由于王士珍的伯父王如松没有儿子,根据当时的传统,王士珍出生后就过继给了伯母,让他承祧伯父的家业。可是,如柏去世时也未能留下另外的男儿,虽说过继了弟弟如云的儿子鉴珍,但王士珍也没有忘记照顾自己的生母。两位母亲

前面交代过,王如松是二十岁病逝的。王如松去世时,他的夫人刘氏才二十三岁。年纪轻轻就开始守寡,刘氏的心情一定非常糟糕,她甚至想到了死。王士珍追述说:“时先妣年甫二十三,自念己既无嗣,两叔年幼,婚娶无期,翁姑健壮足自给。乃决计从夫地下。先祖妣及外王母张太夫人默审其情,嘱多人防卫之,凡刀剪绳索之属悉搜索去。”刘氏想自杀,被婆母和亲娘看住,不得下手,可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还没有完结。

等到王如松的丧事办完后,刘氏自杀的念头更重了,这一次幸亏又是王士珍的祖母看出了苗头,而搬到刘氏的邻间居住。“入夜,先妣遣先姊就乳媪于别室。先祖妣益有所感,遂和衣息。甫交睫即梦先考急告曰:‘请母速视儿妇。’先祖妣惊起,急诣先妣室门,已内鐍,呼之不应。家人毕集,先祖妣倚门泣曰:‘尔果不启门者,余死门外矣。’先妣不得已始启门,延先祖妣入,乃慰之曰:‘妇室熟寐,无他故也。’先祖妣检室内,则衾未展,泪痕渍枕函,环结梁上矣。先祖妣乃牵环抱女泣涕曰:‘无子殉夫,诚是也。奈余老,及此提抱之女,何况两叔有子,必先嗣长房也。’先妣乃强从之,自是刻以立嗣为念,境愈窘而志愈坚。”王士珍所说伯父如松托梦给他的祖母,只是一个想象,不可当真。但士珍的祖母小心提防,不让儿媳做出蠢事,却应该是真实的情景。为了稳住儿媳的心,士珍的祖母允诺无论哪一个小叔子先生了男孩,都会过继给她,刘氏才打消了殉夫的念头,而一心一意怀着立嗣的想法,顽强地活下去。

王如松去世时,他已有一个孩子,不过是个女孩儿。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观念影响下,刘氏不欲独自活在世上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你如果读过《儒林外史》,看到里面描写的未过门的年轻女子为病死的夫婿“殉节”的情节,刘氏的想法就显得很正常了。王如松入殓时,刘氏悲痛得昏死过去,可见其夫妻感情甚笃。刘氏十八岁嫁到王家,与如松共同生活了五年的时间,“克尽妇道,谐和闺室,家庭长幼无间言”,得到全家人的赞赏,因而她的婆母才百般劝解她想得开一些。

不只是家里人对刘氏夸赞有加,乡里乡亲也赞佩她的为人。王士珍追述说:“先妣赋性明达,遇事了解。近而姊妹娣姒,远而族党乡邻,凡事之疑难纠纷者多就商,往往数语裁决立得解而去。此尤闺阃所鲜能,庸众之不数觏也。”族党乡邻遇到不好解决的事,就教于刘氏,只几句话就能停息纷争,这样的聪明才智着实了得。王士珍过继给她,也正是士珍的福气,有这样的母亲调教,才有成才的机缘。

王士珍出生后,他的祖母立命为长房承嗣。惜襁褓中的婴儿不能离开生母,但刘氏负起看护的责任,丝毫不逊于己出。她惟一的女儿染病死去,却不尽露悲伤,“戚党或唁慰之,先妣恒语人云:‘吾有嗣子奉天祀,女殇无忧也。’”后来,高昭一说王家重男轻女,是一点也没有夸张。但是,在嗣母的谆谆教导下,王士珍的个人品德修养也得到了提升,他在总结自己一生取得成就的原因时,对刘氏充满了感激之情:“士珍之稍有成就,不为当世君子所摒弃,实母教之启其始也。”

王士珍的生母丁氏也是十八岁嫁到王家的,与刘氏一样,也是二十三岁守寡。王士珍对丁氏的回忆同样是心怀感恩之情的:“先本生考性刚直,遇事之不衷理者好争辩。先本生妣恒以大义相劝勉,每于几微之中平其忿悻之念,故贤淑之誉遍于家庭乡闾间。”由此看来,王士珍的生父如柏脾气不大好,每次发火或与人争辩,都是丁氏劝解开来。如此说,丁氏的贤惠之名也是传遍了全村的。

刘氏虽然照顾士珍的时间比较长,但仅仅跟随士珍到过一处任职地点,即山海关。丁氏不只随士珍驻守榆关(即山海关),还去过山东和江北,她受王士珍的反哺倒多于刘氏,盖因为生活的年代不同而已。王士珍能够得到两位母亲的悉心照顾与培养,他可真是有福气的人。王氏双节祠

王士珍的嗣母刘氏与生母丁氏,全是二十三岁守寡,拉扯着士珍这一个孩子,妯娌之间的感情颇为和睦。刘氏活到六十岁去世,死在王士珍在山海关的任上。“自先妣之亡以及先考之殁,中阅三十八年。欲殉节者三,志虽未遂,而事亲抚孤坚苦卓绝,历人生至不堪之境。”守寡三十八年,历尽了人世沧桑,事亲抚孤坚苦卓绝,活得可真不容易。丁氏去世时六十四岁,王士珍正做着江北提督,是与巡抚平级的地方大员,还算是亲眼看到了王士珍的飞黄腾达。“先本生妣自来归吾家,家道已日趋窘困,中阅四十九年。先本生考又早年弃世,翁姑兄嫂相继殂谢,其艰苦节操与先妣如出一辙。”她比刘氏多守寡十一年,虽说有过继出去的儿子奉养晚年,但也受尽了人间的疾苦。

刘氏与丁氏共同抚育着王士珍,且和睦相处,于是有了“双节”的美称。“公妣刘太夫人、本生妣丁太夫人,年皆二十三而寡,抚育嗣子,恩勤笃至,劬苦倍尝,世所称双节者也”。“恩勤笃至,劬苦倍尝”,此评语可谓字字珠玑,鞭辟入里。王士珍发达以后,就琢磨着为两位母亲建双节祠。“惟念两堂先妣,一门双节,为世罕见,每以懿行未彰为惧,日月不居,丰阡未表”。他的这一愿望在1920年冬天终于得以实现。

落成的王氏双节祠在正定西门里,规模较大,坐南面北,分正院和东西两院,原有房屋四十余间。现在我们看到的双节祠,正门为面阔三间、进深一间,青瓦硬山顶建筑,设正脊和博脊,明间辟一券一伏石门脸。穿过大门,便是一所开阔整齐的四合院,院中央矗立着一座贞节牌坊。牌坊建于民国九年(1920年),为青石质,四柱三间式,通面阔6.85米,进深2.07米,高大挺拔,气宇轩昂。正中石匾额上镌刻楷书大字“诰命一品夫人王母刘太夫人丁太夫人节孝之坊”,上首镌刻“表孝率礼蹈和”,下首镌刻“称诗纳顺”,落款为“中华民国九年夏历庚申年六月吉辰承嗣男出嗣男士珍敬立”。

牌坊内侧正中石匾额上阴刻“钟郝垂型”四个大字,落款为“民国九年庚申四月徐世昌题”。“钟郝垂型”出自一个历史典故,是说晋司徒王浑之妻钟氏,为魏太傅钟繇的曾孙女,与弟湛妻郝氏皆有德行。钟虽门高,与郝相亲重,郝不以贱下钟,钟不以贵陵郝。时称钟夫人之礼,郝夫人之法。徐世昌用“钟郝垂型”的典故来比喻刘氏和丁氏两妯娌之间和睦相处的融洽关系,确是最恰当不过的了。王氏双节祠正门

穿过牌坊,迎面便是正厅,面阔三间,宽敞高大。厅内正面为王氏宗祠牌位龛楼,内供王氏祖宗牌位。龛楼前分立四尊汉白玉石雕仙女像,像高1.5米,雕工细致,形态逼真。厅内四周墙壁上悬挂超度亡灵的壁画诗文和挽联、挽帐。最醒目的是当时军政名人、亲朋、同僚馈赠的手书牌匾共计七十二块。如徐世昌题的“慈孝恭和”,黎元洪的“双节凌霄”,华世奎的“庸训同传”,曹锟的“冰清玉洁”,吴佩孚的“松筠媲美”等。牌位前供桌、供具摆放齐全。正厅外侧有耳房一间,是祭祀时盛放杂物的地方。西院则是师爷蔡寿山的住宅。蔡寿山为正四品衔,十五岁起便跟随王士珍直至王士珍去世,历时三十五年,卒于1954年,终年七十五岁。东院为马号,是饲喂使役人员和看守祠堂等佣人的住处。贞节牌坊

王士珍的嗣母刘太夫人及生母丁太夫人又是怎么被封为“诰命一品夫人”的呢?据说1905年,清廷调集两万余新建陆军,在直隶河间举行秋操,王士珍任总指挥。当时光绪皇帝、慈禧太后、朝廷大臣、各国驻中国使节都在场观看。这次军事演习非常成功,大家对王士珍的组织指挥能力大为赞赏。之后,慈禧太后召见了王士珍,当面一一质询,王士珍不卑不亢,回答振振有词,慈禧太后大悦,下意识地说了一句:“我要是有这样一个儿子多好哇!”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王士珍马上叩头谢恩,声呼“皇太后万岁”。慈禧太后破例授王士珍为蒙古副都统,赏一品顶戴。朝廷为了表彰两位母亲为国家培育出了栋梁之材,特封两位夫人为“诰命一品夫人”。这一传说的真实性如何,现今已无法考证,但是却传得神乎其神。王士珍自己说:“光绪三十四年恭逢覃恩,始奉朝命晋赠一品夫人。”晋封“诰命一品夫人”的时间与传说中的一致,可王士珍并没有给出幕后的那些“花絮”,我们还只好把那些传说当故事听吧。

第三章 读书与从军

幼年的王士珍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既有慈母的教诲,又有良师的训诫,可惜他读书的详情已无法还原。十六岁那年,为减轻两位母亲的负担,王士珍选择了弃文从军,从此走上了辉煌的人生之路。

第一节 入塾读书

早年失去父亲的王士珍,跟着嗣母刘太夫人搬到正定城内读书。虽然牛家庄距离正定县城不远,但是,城内的学习环境肯定要好于乡下。况且,历史悠久的正定古城人文荟萃,潜移默化的熏染也对王士珍的成长助益很大。在两位母亲的训勉之下,幼年的王士珍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慈母教养

王士珍幼年时身体羸弱,“公幼多疾病,九岁疾已,始入塾读书”。按照中国民间的传统算法,九岁是虚岁,也就是说王士珍八岁开始进入私塾。八岁开始读书,在当时年龄已经不小了。“入塾读书”,说的是私塾,哪里的私塾呢?却没有人说得清楚。

我们对王士珍幼年读书的情况,只能通过他自己的零星叙述做出大体上的推断。王树枏在《双节祠碑阴记》中说:“同治中,刘夫人携聘卿就学城内,遂家焉。”“聘卿”是王士珍的字,王士珍还有一个号,叫冠儒。清同治元年就是王士珍出生的那一年,1861年,同治皇帝在位十三年,王树枏所说的“同治中”大约就是王士珍六七岁的时候。王士珍六七岁就跟着嗣母刘太夫人移居正定城内,住在哪里呢?他本人没有交代过,尚秉和也没有提及,所以有人猜测是“寄居在正定城内东门里刘氏娘家”。按照当时王家的经济状况来说,这一猜测是合理的。年纪轻轻守寡的刘氏完全可以借抚养嗣子的名义住回娘家,更何况王家上上下下都认为刘氏贤淑,一定会把教育下一代的重任压给她。

王士珍的生父王如柏去世时,士珍还只有四岁。由于家境窘困,幼小的士珍营养不良,“因乳食不足,早谷食得痞疾。先妣虑其弗瘳四岁,即令过房亲自抚育。早兴晏息,按摩腹背,舒展骨节,并佐以药饵。时历三年冬夏无间,虽宿疾赖以就痊,而鞠育之艰苦则莫可名状”。这段话交代了三件事情:一是王士珍四岁时才真正过继给了刘太夫人,生父弃世,嗣母才决定亲自抚育;二是嗣母刘太夫人早兴晏息,把所有心思都花费在了王士珍身上,最终使体弱多病的小士珍变得健壮起来;三是小士珍的病一直持续了三年,也就是说到七岁时才彻底痊愈。

尽管七岁时王士珍身上的病已经完全治愈,但刘太夫人“虑其疾之复作也,九岁始令入塾”。慈母的殷殷之情流露无遗,这是王士珍的造化。可我觉得,刘太夫人带士珍回正定城内娘家居住,不会是在士珍九岁那一年,应该提前一些时日,以便让士珍熟悉家里和城内的环境。依照刘太夫人看护士珍无微不至的表现来说,她应该是会这么做的。因而,王树枏所说的“同治中”大致是在士珍七岁病愈到九岁入塾读书之间的某个时间,这样的推算才符合情理。

王士珍在正定城内上私塾这件事,是毫无疑问的,他自己就说过:“先妣抚士珍就塾于正定城内,产出不足供束脩。先本生妣悉以针黹余资尽力补助,未尝以子已出嗣遂分畛域也。”孤儿寡母哪里有什么收入呢,上学又是花费较多的,刘太夫人靠着为人做针黹挣些微薄的收入,的确不足以供给先生的束脩。再加上刘太夫人望子成龙的心思特重,“所延师均邑名宿,以针黹余资供束脩必求丰腆,未尝因艰窘而稍懈”。延请的塾师均为正定名宿,束脩又求丰腆,一个人所做的针黹活儿要养家吃饭,剩下的还能有多少呢?这时,妯娌间的亲密感情就体现出来了,丁太夫人也把自己的“针黹余资尽力补助”,不计较自己的亲生儿子已经出嗣出去。在这里还需要澄清一个基本史实,丁太夫人不可能随着士珍一同搬到正定城内居住,一是因为士珍已出嗣,二是不可能与刘太夫人一起住到她的娘家去吧。

接下来的问题,我们却无法做出清楚的回答,那就是王士珍上的是哪家私塾,延请的塾师又是谁。我们只能根据清代塾馆的学习内容做出一些猜测,借以推断王士珍在私塾的受教育情况。清代塾馆的学习内容是有分界的:低幼儿童多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年龄稍长,开蒙的儿童朗读《孟子》《论语》等经书。这些塾馆多讲究“师道尊严”,学生要绝对服从先生,如有不勤或犯规即受严处,轻者罚跪、罚站,重者或尺打手心。王士珍是九岁入塾读书的,他的理解能力比低幼儿童要高出很多,学《三字经》《百家姓》等启蒙读物的速度应该比较快,因而我们推断,他在私塾里会学到“四书五经”的部分或全部内容。

王士珍回忆说:“先祖考家训尝曰:‘家虽贫,书香不可以断也。’先妣志之不敢忘,课余之暇,恒以忠信孝友人生立身之大体相勖勉故。”祖父的家训是不可以不遵守的,刘太夫人也谨遵教诲,并在课余时间教给士珍做人的道理,使得小士珍明理懂事。我们可以这样说,王士珍的启蒙教育很大程度上是刘太夫人助以完成的。恒阳书院

念完私塾之后,王士珍是不是还到别的地方上过学呢?他本人没有交代,其他的人也没有提到过。据王氏家族后人讲,王士珍还在恒阳书院读过书,但也是语焉不详。照常理推测,当时的小孩子是在发蒙之后才可进入书院读书的,王士珍究竟是否进过恒阳书院呢?

让我们先来看看恒阳书院的历史。正定恒阳书院始建于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时为尊闻书院,在正定府文庙东。清道光十年(1830年),知府关炳改其名为恒阳书院,清末停办。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在恒阳书院旧址改设正定府中学堂,民国后改为直隶省立第七中学、河北省第七中学。

恒阳书院因培育出梁清标、梁清远、魏裔介(柏乡人)等名仕而闻名全国。尤其是梁清标、魏裔介(1616—1686年)二人,明末曾同时就学于恒阳书院,分别于明崇祯、清顺治年间考中进士,先后入阁,成为清顺治朝的要臣,又先后拜为保和殿大学士。同一书院先后造就了两位保和殿大学士,这在恒阳书院教育史上可算是值得夸耀的成就。

但是,王士珍并没有在恒阳书院读过书。因为没有留下文字记载,我们花费了一些时日来检索恒阳书院的史料,但始终没能找到王士珍就读于此的任何记录。只是1920年王氏双节祠落成的时候,时任直隶省立第七中学校长李云锦送过一副对联:“築里怀清与日炳,扶桑翼教为国光。”联语本身虽没有牵涉到王士珍与恒阳书院的关系,可当时题额送匾者均为军政要人、亲戚故旧,身为第七中学校长的李云锦为什么也要表示一番呢?个中原因值得追问,我们猜测李云锦是作为地方名流而参与其事的。后来,我们又到正定中学(其前身就是河北省第七中学)查阅校史资料,也没有这方面的记录,故而认定王士珍根本未在恒阳书院读过书,此一悬案就此打住吧。

第二节 投笔从戎

王士珍从九岁开始入塾读书,十七岁投笔从戎,有八年的求学时间。从军,是王士珍迫于家境窘困做出的无奈选择,初衷只是养家糊口,讵料却成就了一代英豪。倘若没有当初弃文从军的壮举,也许就不会有后来叱咤军政两界的王士珍了。无奈投军

在王士珍读书的年代,走科举之路方是读书人的正途。太平天国起义已被朝廷扑灭,“同治中兴”的局面方兴未艾,外敌的威胁虽然日趋严重,但尚未引起读书人的神经紧张。康有为“公车上书”,士子干预朝政还在十多年以后。恪守祖训的刘太夫人怎么会舍得让王士珍抛却读书路,转而吃粮当兵呢?这其中实在有不得已的苦衷。

刘太夫人和丁太夫人两位寡母,靠着微薄的收入供养王士珍读书,赔累多多。年龄稍长、已谙世事的王士珍不忍看着两位母亲为自己操劳,而谋养家糊口的途径。“士珍年十六,因家贫读书不能养亲,反为亲累,辄欲改图投笔从戎,冀得饷糈以奉菽水。先妣恐堕书香不许,士珍请兼习,始诺。复为延名师习弓马,投入正定镇标。练习两军藉饷糈以赡家,先妣窘况始稍减”。对嗣子期望甚殷的刘太夫人自然不愿王士珍荒废学业,士珍只好请求嗣母,允其读书学习之余兼习弓马,这才迈出从军的第一步。“年十六习弓马,次年考入正定镇标,是为公从戎之始。”习弓马,只是从军的预备阶段,十七岁入正定镇标才是当兵的开始。尚秉和用一个“考”字,似乎在提醒我们,王士珍到正定镇当兵,是应考而至。

不过,有的回忆文字中讲到,王士珍投正定镇总兵叶志超,是通过他姨夫王辰的介绍。王辰在叶志超手下当文书,“1878年(光绪四年),王士珍十八岁,由王辰介绍,给叶当差,后充当卫兵”。这段文字有两处值得质疑,一是说王士珍十八岁入军营,显然与尚秉和及王士珍本人的说法不相符,系记忆有误所致;二是说王辰是王士珍的姨夫,那一定是刘太夫人或丁太夫人姊妹的丈夫,可没有谁特意交代过王辰的情况,自然他为王士珍介绍的真实性要打一些折扣了。有此两处疑点,我们不好判定王士珍究竟通过什么途径进入正定镇标的。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王士珍当兵后很快得到叶志超的赏识,才会有推荐他进入北洋武备学堂深造的因缘。进入北洋武备学堂,是王士珍一生事业的原始起点,没有那段经历,王士珍的人生也不会那么精彩。

这里还要说一说叶志超这个人。叶志超(?—1901年),字曙青,安徽合肥人。早年以淮军末弁从刘铭传镇压捻军起义,积功至总兵。赐号额图浑巴图鲁。捻军失败后,得李鸿章赏识,留北洋。光绪初,署正定镇总兵,率练军守新城,为大沽后路。后移防山海关。光绪十五年(1889年),擢直隶提督。十七年(1891年),奉檄率军镇压热河金丹道教,杀教首李国珍。事平,赏黄马褂、世职。王士珍在叶志超手下服役的时间比较长,也经历了一些阵仗,但他并没有取得太多的实惠。叶志超对王士珍个人成长帮助最大的,就是推荐他入北洋武备学堂学习。真假王士珍

王士珍进入北洋武备学堂,还有一段历史公案,即真假王士珍的问题。陶菊隐一直认定王士珍是假冒的,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一册里,他写道:“聂士成编练武卫新军时,曾向朝阳镇总兵杨瑞生(杨度的伯父)调用军事人才,杨总兵开了一张保单,有个守备王士珍在内。王士珍因老告退回籍,而保单又已送了出去,杨总兵就叫一个姓王的马弁冒名顶替到武卫新军,不久又由武卫新军选送到武备学堂肄业三年。他曾经参加甲午年中日战争,战后跟随聂士成驻军芦台。他后来一直冒用王士珍的名字。那个真王士珍却因年老失业,晚年在湘潭杨瑞生家做烧饭司务。”

依照陶菊隐的说法,进入北洋武备学堂学习的那个王士珍铁定是假的,而真王士珍晚年穷困潦倒。在其他文章里,陶菊隐更把所谓真王士珍的晚年写得有声有色:“曾任守备之真正王士珍于解职还乡后,贫无以自存,佣于湘潭杨家,终其身不改。人问之曰:‘子之化身已贵显矣,子盍往求之,必得当。’其人微笑不答。”那么,为什么会有一个假的王士珍来顶替真王士珍呢?陶菊隐交代说:“湘潭杨瑞生军门为朝阳镇总兵时,王士珍隶麾下为马弁,勤勉得主人欢。会聂士成训练武卫新军,向杨求将才,杨推彀多人,王亦预焉。士珍非其本名,以位卑不足当选,有守备王士珍乞退,遂命顶名以进。”就是说,假王士珍早年曾是杨瑞生的马弁,因为机灵勤快受到主人赏识,遂保荐其入北洋武备学堂。这个说法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陶菊隐却没有交代假王士珍的真实身份,仅以一句“士珍非其本名”搪塞过去,显然不具有说服力。再者,陶菊隐没有给出假王士珍说法的来源,更令后人难以相信。为王士珍作行状的尚秉和根本未提到过王士珍给杨瑞生当马弁的事,王士珍自己也说从军开始就在正定镇标,跟随叶志超。既然王士珍从未跟随杨瑞生当马弁,杨瑞生将其推荐给聂士成的说法便无法成立。再有,聂士成训练武卫新军是在王士珍小站练兵出名以后,怎会向杨瑞生借调王士珍呢?

但王士珍是否冒名进入北洋武备学堂的呢?常年从事王士珍研究的王发敬给出了这样的解释:“光绪十一年(1885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在天津建立武备学堂,从各军中选调中下级军官,集训深造。叶志超部下有一个叫王士珍的福建籍军官被选入册,临近入学堂时,王士珍不辞而别,于是就让王士珍顶替了福建籍的王士珍进入天津武备学堂。”叶志超的部下竟然有两个同名同姓的王士珍,也够奇怪的,可谁也无法否认后来成为民国总理的王士珍确有其人。这个历史公案,我们就暂时存疑吧,但这丝毫不会影响我们对王士珍事迹的追述。

第四章 崛起军界

王士珍在晚清军界崭露头角,是在袁世凯小站练兵期间。在此之前,进入北洋武备学堂肄业,为他日后的发展铺垫了良好的人脉关系。

第一节 北洋武备学堂

进入北洋武备学堂是王士珍人生道路上的第一个转折点。在这所为培养新型军事人才而开办的近代化军校里,王士珍不仅学到了现代西方军事理论,而且结识了一批有抱负、有作为的年轻学员,这为他日后的发展铺垫了良好的人脉关系。尤其是与冯国璋、段祺瑞结下的深厚友谊,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20世纪前二十年的政治进程。北洋武备学堂

北洋武备学堂是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二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在天津创设的。北洋武备学堂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陆军军官学校,是李鸿章为扩充其嫡系淮军部队的实力而开办的。

淮军是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在曾国藩的指示下,由李鸿章招募淮勇编练的一支军队,是袁世凯“小站练兵”编练新军以前清政府的主要国防力量。咸丰十一年(1861年),太平军向上海进军,上海守备清军无力抵抗,而作为外援的英军尚未赶到。是时曾国藩为两江总督,总督江苏、安徽、浙江、江西四省军务,他所训练、统率的湘军驻扎安庆,上海地方官绅派代表向他求援。曾国藩早有用湘军制度练两淮勇丁的计划,即命他的得力幕僚李鸿章招募淮勇,于同治元年二月(1862年3月)在安庆编成一军,因为兵员及将领主要来自安徽江淮一带,故称“淮军”。其后,淮军乘英国轮船,闯过太平天国辖境,前往上海,与英、美各军合作对抗太平军。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淮军被大量裁撤,但仍保留下五万人的规模,后又作为清军主力与捻军作战。吴长庆、叶志超、聂士成等人均是淮军的高级将领。

李鸿章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淮军又肩负起海防重任,并增建了新式炮队十九营,武器配备,营制操练,全部因袭德国成法。于是,淮军的训练任务便加重了。除聘请德国军官李劢协(Lehmayer)来华教习三年以外,并选派官弁七人,随李劢协赴德学习水陆军械技艺,以三年为期,学成回国后分拨各营教练,这是中国在役军官出洋学习的最早记录。淮军虽然派员弁出洋,吸收兵学新知,却仍不能满足当时的需要,而必须做大规模地传习方可。适光绪十一年(1885年),中法议和之后,有一批前一年聘雇的德国军官留在天津。周盛波、周盛传乘机禀请李鸿章,仿照西国武备书院之制,于天津设立陆军武备学堂。

李鸿章认为可行,就在光绪十一年五月初五日(1885年6月17日)给朝廷上了一份奏折,内中阐明了创办北洋武备学堂的目的:“臣查泰西各国讲究军事,精益求精。……当其肄业之初,生徒比屋而居,分科传授,其于战阵攻守之宜,直视为身心性命之学,朝夕研求,不遗余力,而枪炮之运用理法,步伐之整齐灵变,尤为独擅胜场。我非尽敌之长,不能致敌之命,故居今日而言武备,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若仅凭血气之勇,粗疏之才,以与强敌从事,终恐难操胜算。”从学习西方的军事教育制度入手,改变只凭“血气之勇,粗疏之才”与敌作战的现状,最终达到提高清军士兵战斗力的目的,这是李鸿章创办北洋武备学堂的最初想法。朝廷允李鸿章所请,遂设校址于紫竹林,定名为天津武备学堂,习称北洋武备学堂。

北洋武备学堂以道员李宗濂为首任总办,以荫昌为首任会办,军事教习多聘用德国退役军官。学堂初设步、马、炮、工程四科,1890年后增设铁路科。课程设置分学、术两科,学科教授中国经史、天文、舆地、格致、测绘、算学、化学、战法、兵器等;术科教授马、步、炮队操演阵式,枪炮技艺和营垒工程等。学堂取德国教学法,注重实际演练和考核。每日教习以德语授课,学生靠翻译听讲。隔三五日到军营一次,演练筑垒、操炮技术和步、马、炮、工各队攻守战法,检验所学军事知识。

北洋武备学堂定有完整的学规,对学员在校期间的各种活动做出了详尽的规定。择其要者,一是注重学员的精神教育,其第五条规定:“每日由汉教习摘录经史一则,书于黑板,令诸生照录,讲解透澈,感发忠义之心。”第二十九条又规定:“闲书小说,除《三国演义》外,一概不准偷看。”二是严格考勤纪律,其第十条规定:“该学生一日不到,即少一日之课程,倘有托病及借故不到者,记过一次;如有一月之中无一日间断者,即记功一次。”三是严格考试制度,其第十二、十四条规定,每一个月小考一次,称为月课;每三个月考试一次,称为季考;一年期满,大考一次。四是明确了考绩奖励制度,其第十四条规定:“考列优等者,遇有哨官、哨长缺出,先尽拨补;如本系哨长,记升哨官;本系哨官,循资作为帮带。”光绪十二年六月的《续订章程》中又进一步:“考列一等者,遇有哨官、哨长缺出,先尽拨补;如本系哨长,记升哨官;本系哨官,即擢为帮带。”去掉了“循资”两个字,突出了考绩的作用。这是激励学生努力学习,力图打破原有“循资”晋升的惯例,是为建设新式军队的衅端。

北洋武备学堂被当作培养将才的场地,即所谓“陆师将才,以武备学堂为根本”。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北洋武备学堂被焚毁。首期学员

北洋武备学堂的学员都是从淮军中选拔的“精健聪颖”弁兵,首期约有一百人,以后更番迭进。王士珍应是首期学员的一个,《行状》中说:“光绪十一年,直督李公鸿章奏设武备学堂于天津,檄各军选送学员。公遂解军职,入武备学堂肄业,三年期满,仍回山海关督办随营炮队学堂。”北洋武备学堂的学规最初规定训练期限为一年,毕业后发回各营任用。学习优等者,留堂做帮教习(助教),或回营做教师,转相传授,使得淮军各兵营“全晓西洋近日行军制胜之方”。北洋武备学堂开办不久,学员名额由原来的一百多人增加到三百人,学制由原设一年改为两年,然后又改为三年,课程安排也渐入正轨。中国当时无后膛快炮及海岸要塞各种重炮,所以对于炮术的训练特别重视。

王士珍在北洋武备学堂肄业三年,期满仍回军中效力。与王士珍同为首期学员的段祺瑞、冯国璋,经历上却有很大不同。王士珍入北洋武备学堂时,年已二十三岁;那一年,段祺瑞二十一岁,冯国璋二十六岁。段祺瑞是从山东威海军营被推荐入武备学堂的,肄业三年期满,以最优等奉派赴旅顺监修炮台,后又被派赴德国留学。作为“老大哥”的冯国璋,则是从驻扎大沽口的淮军军营走进学堂的,求学期间他还回到家乡河间参加科举,考取秀才第一名;又参加了顺天乡试,未中,才又返回武备学堂继续攻读步兵科。因为参加两次考试耽误了上学时间,他直到光绪十六年(1890年)才毕业,因考试成绩优秀而留在学堂当教习。

北洋武备学堂的影响还在于它带动了其他武备学堂的创办,两广总督张之洞援例经奏请在广州设立了广东水陆师学堂,淮军系还创办了两所随营学堂,即威海卫武备学堂和山海关武备学堂。山海关武备学堂是直隶提督叶志超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前后创设的,校址在天津山海关防营,课程以枪炮操练技术为主,王士珍就是在这里任教习的;而自德国学成归来的段祺瑞则在威海卫武备学堂任教习。

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学生多数成为各省新军骨干,其中很多人后来成为北洋派的首领。因为在以后的内容中还会经常出现北洋武备生的名字,兹将北洋武备学堂肄业者中之著名者且与王士珍关系密切者开列如下:曹锟、段芝贵、陆建章、李纯、李长泰、鲍贵卿、陈光远、王占元、何宗莲、田中玉、雷震春、言敦源、卢永祥。“北洋三杰”

王士珍与段祺瑞、冯国璋的关系都很不错,他们三人还有“北洋三杰”的美誉,他们又都是北洋武备学堂的同学,故而在此先交代一下他们的关系。“北洋三杰”的说法是在他们三人跟随袁世凯在小站练兵以后出现的。“清季中日之役,国威新挫,朝野岌岌图强,特诏前总统项城袁公,创练新建陆军于天津小站,精整票姚,为诸省冠,实为袁开基之始。究其著速效者,袁公盖得三人焉:曰正定王公、合肥段公、河间冯公,世号‘北洋三杰’者也。三人者,雄才并驾,壁垒斩新。而运筹密勿,进退群才,纲目宏纲,肆应不器,尤王公一人是倚,余子或莫敢望焉。”小站练兵,我们下面还要专节叙述。时人将他们三人并称,这本身就表明他们之间是存在着某种默契的。

冯国璋的四子冯家迈回忆说:“我父亲和王士珍、段祺瑞三个人号称‘北洋三杰’。从天津的北洋武备学堂起,就是同学,并且还成了结义兄弟(我父亲居长,王居次,段最小)。后来,袁世凯在‘小站练兵’,他们又开始在一起做事。因此,他们之间的感情,向来是亲密融洽的。他们三个人中间,我父亲和王士珍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友谊关系,在我父亲就任代理总统以前和段祺瑞也还是友好无间的。”原来,他们三人还是结拜兄弟,无怪乎要以“北洋三杰”称呼他们。但是,“北洋三杰”的称号据说却是外国人赠给的。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秋,跟随袁世凯驻扎在山东的武卫右军举行秋操,观操的德国胶州总督称他们为“北洋三杰”。从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后,“北洋三杰”的人生之路发生了分歧。王士珍仍然回到叶志超的部队,充武备学堂教习;段祺瑞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被派往德国留学,先入军校,后又入克虏伯炮厂实习炮工,归国后才去威海武备学堂担任教习;冯国璋先是留在北洋武备学堂任教习,光绪十九年(1893年)入聂士成军中当幕僚。直到袁世凯练兵小站,他们三人才又聚到一起。段祺瑞

第二节 赴朝作战

回到叶志超军营的王士珍,在主办随营武备学堂的同时,还参加了一些军事行动,其中以赴朝作战影响最大。在此之前,他参加了镇压金丹教起事的军事行动。头脑敏锐的王士珍,在实际作战行动中表现出了良好的军事素养。镇压金丹教起事

金丹教(俗称“红帽子”)是金丹道和在理教的总称,兴起原因为蒙古王公贵族对当地农民的盘剥压迫,创始人是杨悦春。杨悦春系今敖汉旗金厂沟梁杨家湾子村人,起事时年五十一岁。杨年轻时,江南一化缘敦姓道人来此地,传授杨悦春《梦首经》等六种道经,杨再传给同乡齐灏、王福、杨连元、郭洛九和朝阳李广、李斌、张富及平泉惠代铎、惠代耀等人。此圣道取名为“金丹教”,主旨是劝人学好,并无邪术。杨悦春是乡村郎中,得道后既看病又传道,人称“杨四老师”,在当地很有名气。

杨家一向耕种敖汉王府旗份地。该王爷达克沁自升任昭乌达盟长后,租课屡增,又纵其子色二爷、喇嘛四爷“借势横行勒索,奸淫拷打、杀戮等无恶不作,受累百姓不敢告官伸冤,怀恨甚深,欲图报复泄忿”。正当王爷调蒙古兵,要“杀民(汉人)腾地”。杨悦春与王增等人商议,如此坐以待毙,“不如先发制人”。于是便以“金丹教”名义,暗聚八百余人,决定“先捣毁王爷府”。

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十月初九夜,杨悦春率众弟子杀入敖汉旗达克沁王爷府,将昭乌达盟盟长、敖汉旗固山贝子达克沁、福晋及其家人二十三口杀死(色二爷、喇嘛四爷未在家,侥幸脱逃),又闯入东府杀个净光。杀掉两府百余人后,他们又到固伦端敏公主坟,掘墓扬尸。接下来他们将王府改为“开国府”,众推杨悦春为首领,打出“扫胡灭洋”旗号,出示安民,造枪掠马,欲与蒙古人及清兵对抗到底。

起事迅速扩大,啸聚数万之众,攻王府,烧教堂,很快蔓延到朝阳、平泉、建平、赤峰四州县。赤峰“环县数十里内村镇被强占,被围紧急”。清廷闻讯震惊,急命直隶总督李鸿章饬令提督叶志超统兵进剿。在叶志超军中服役的王士珍,理所当然地率领武备学堂学生随同大军出征。

十一月八日,叶志超率军在今宁城县检查树林子与金丹教接战,打死金丹教徒二百余人。十一月十日,金丹教四五千人占领乌丹,以北大庙为据点,与来剿的清军对战,至十一月十五日皆战死。十一月二十七日,杨悦春在其家乡一山洞中被缚,金丹教起事平息。

平定金丹教起事后,叶志超上奏清廷:“喀喇沁一带蒙民,在‘红帽子’剿平之后,借搜拿‘红帽子’余匪为名,残杀老幼客民(汉人)甚多,请饬令禁止。”清廷照准。热河都统奎斌令富龄管带带骑、步兵各一百人驻赤峰,会同知县李鸿猷,率地方团练搜捕金丹教余孽,制止蒙民乱杀无辜汉人,维持社会治安。

镇压金丹教起事中,王士珍做了哪些工作,我们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无法做出详细评说。但是,这一次军事行动肯定对王士珍的心理产生了不小的震动。一来金丹教教众将仇杀蒙古人作为起事目标,许多无辜的蒙古妇孺惨遭杀害;二来金丹教浓厚的宗教迷信思想导致起事失败,教徒迷信刀枪不入的谎言,从而造成重大的伤亡;三来蒙汉民族间的血腥屠杀,使得民族冲突的问题凸显,如何处理民族矛盾、实现社会稳定便成为了一个重大现实问题。所有这些,都可能对王士珍日后处理棘手的社会问题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可以说,镇压金丹教起事,对于王士珍只是一次短暂的实战训练。赴朝作战

光绪二十年(1894年),朝鲜东学党起事,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出兵协助镇压。六月,直隶提督叶志超奉命赴朝助战,王士珍带领随营炮队官兵一起开赴朝鲜牙山。“二十年,中日战起,公率学生随提督叶志超赴牙山,退平壤,国军皆失利,走保义州”。这几句话虽然很简单,但是对王士珍赴朝作战的来龙去脉交代得很清楚。

清政府出兵朝鲜助剿东学党人,是应朝鲜国王的请求。清廷乃派叶志超、聂士成率军二千五百人,分别由山海关、大沽出发,经海路赴朝,驻于牙山。清军入朝后,日本政府以保护使馆与侨民为借口,大举派兵侵入朝鲜,并于七月二十三日发动政变,成立以大院君李昰应为首的傀儡政权。二十五日派入侵汉城的混成旅团四千人向牙山进犯。在日军到达牙山前,叶志超与聂士成商议,以牙山绝地不可守,分别转移至成欢和公州。聂士成率军守成欢,叶志超驻公州为后援。七月二十九日,日军进攻成欢。经过激战,聂士成以寡不敌众,弃守成欢,退往公州。时叶志超已弃公州,中途与聂士成相遇,合军北退平壤。

在叶志超等退到平壤之前,清政府见朝鲜局势紧张,于八月间檄调大同镇总兵卫汝贵、高州镇总兵左宝贵、毅军总兵马玉昆、侍卫丰升阿等率军二十九营,一万四千余人由陆路入朝,驻防平壤。叶志超率牙山败军到达平壤与诸将会合后,兵力共达两万人。叶志超谎报战功,饰败为胜,吹嘘牙山“大捷”,蒙蔽清政府,得到明令褒奖,并被委派为驻平壤诸军总统(总指挥)。但叶志超庸劣无能,毫无斗志,诸军会合后,既不南下进攻,也不择险分屯,而以大部兵力聚守平壤城内外,日与诸将置酒高会,坐待日军来攻。在防守平壤的战术选择上,王士珍给叶志超出了一个好主意,但未被采用,“公建议宜于城外山上设奇布防,敌至方能应战。志超以公幼也,易其言弗听。”他的建议不被采纳,原因倒也简单,是因为年轻。年轻阅历就少,似乎是常理,可统军之将也应根据地形地势做出自己的判断,何以由于年纪轻就轻易加以拒绝呢?“俄日军大至,果围平壤”。日军在丰岛、成欢战役胜利后,继续大举向朝鲜增兵,扩大战果。于九月初以一万七千余人的兵力,分进合击,向平壤进犯,于九月十二日完成了对平壤的包围。叶志超在日军包围平壤后,更无斗志。十四日晚,召集众将会议,竟提议弃城北退,被左宝贵阻止。十五日凌晨,日军从南、西南、北、东北四个方向,对平壤发起总攻。清军分路迎敌,叶志超以主帅居城中指挥调度。

决定甲午中日之战胜负关键的第一场战役—平壤之战于九月十五日发生,这是中日陆军的首次大规模作战。当时双方的兵力旗鼓相当,战斗在三个战场同时展开:其一为大同江南岸战场。晨三时,日军第九混成旅团在大岛义昌少将的指挥下,首先向大同江南岸清军发起进攻。太原镇总兵马玉昆督队英勇抗击,日军官兵死伤惨重,无力再战,大岛义昌负伤,只得下令退却,午后二时全部撤离战场。其二为玄武门外战场。玄武门为日军的主攻方向,因此集中了优势兵力,由立见尚文少将的第十旅团(又称朔宁支队)和佐藤正大佐的第十八联队(又称元山支队)担任主攻。高州镇总兵左宝贵登玄武门指挥,亲燃大炮轰敌,官兵感奋,英勇杀敌。激战中,左宝贵不幸中炮牺牲,其部下三位营官也先后阵亡,午后二时玄武门遂被日军攻陷。日军企图向城内推进,遭到清军阻击,只得退守玄武门。其三为城西南战场。晨七时,野津道贯中将亲率日本第五师团本队,从平壤西南用炮火掩护步兵冲锋,清军马队进行反击。至中午,野津道贯见难以得手,下令暂停攻击,退回驻地。

在保卫平壤的激烈战斗中,王士珍在做什么呢?“公率学生在城上血战数昼夜,既而奉天练军统领左公宝贵阵亡,公额亦受弹伤,遂溃围出走义州。”从尚秉和的记述中,王士珍应该是在玄武门外战场上参加战斗的,且额角中弹受伤。王士珍晚年回顾这段经历时也说:“甲午中东战事起,士珍率队赴朝鲜。路阻无音耗,先妣常慰部曲家属曰:‘食国之禄,忠国之事,分内事也,亦报国时也。’其各勿戚。而先妣则午夜焚香长跪虔祷以祝嗣子平安,并切誓曰:‘倘吾子战有不测,则吾惟有行殉夫之初志耳。’及士珍入关,见额受弹伤,为之大恸者累日。”王士珍额受弹伤,应该是不争的事实,也反映出平壤战役的激烈程度非同一般。清军在甲午战争的失败是很多因素造成的,但不能因为失败而抹杀清军将士的战斗意志。

此时对清军来说,战事尚有可为,但清军总统叶志超贪生怕死,于午后4时树白旗停止抵抗,并下令全军撤退。六天里,清军狂奔五百里,于二十一日渡鸭绿江回国,日军遂占领朝鲜全境。清军溃退的过程中,王士珍表现出了一个统军将领应有的基本军事素养:“官路日兵节节设关卡,不能过,国军苍黄崩溃,莫知所向。独公有地图,遂按图指道,残军星夜行,安抵义州,未遇一敌。”众人皆不知退回国内的路线,仅王士珍手里有地图,率残军星夜疾行,才安抵义州。这个事例也说明王士珍具有很高的军事天赋。

到达义州后,王士珍又处理了一件关乎军纪与清军威严的大事。“始,公率残军赴义州也,饥渴甚。得一村憩焉,或于乱柴下掘得二缶者,一装衣服一麦粉。公即命食麦粉,食已将行,公向僚属借银数两,置缶中,仍旧封掩而后去。”饥饿难耐的士兵在一个村子休息时,从农户乱柴下发现埋藏的两个大缸,里面装着衣服和面粉,王士珍让士兵取面粉充饥,临行前他向僚属借银数两放置缸中,依旧封严,而后离去。那时候,虽没有严密的纪律规定,可王士珍很注意维护朝鲜百姓的利益,显示出其超出常人的政治智慧。

归国后,王士珍仍回原防,统率山海关炮队,只不过直隶提督已经易人。“是年冬,改统榆防炮队。和议成,随直隶提督聂公士成移驻芦台”。叶志超率军由平壤溃退的情形暴露后,清廷震怒。光绪二十年(1894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下令将“叶志超先行革职,以肃军纪”。接替叶志超担任直隶提督的是聂士成。聂士成是安徽合肥人。咸丰年间,聂士成由武童投效庐州军营,初隶李鸿章淮军,积功以提督记名简放,其后驻防北洋。光绪十年(1884年),法国人占领基隆,士成赴援,台防解严,仍回北洋。十七年(1891年),调派统领淮练等营,驻芦台。接任直隶提督后,带队入关,挑足淮军马步三十营改为武毅军,仍驻芦台。此后,王士珍就在聂士成的武毅军服役,直到小站练兵追随袁世凯为止。

再来交代一下叶志超的下落。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清廷将叶志超“械送京师,下刑部鞠实”。二月十八日,刑部以叶志超合依“守边将帅被贼攻围城寨不行固守而辄弃去因而失陷城寨者斩”律,拟斩监候,秋后处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获赦归,岁余卒。

第三节 小站练兵

王士珍在军界崭露头角,是在袁世凯小站练兵时期。甲午之役,中国竟败于蕞尔小国日本,清廷上下大为震惊,于是编练新军的呼声日盛,这才有小站练兵之举。工程营管带

小站距天津东南七十里,原名新农镇,是天津至大沽站中间的一个铁路站。原淮军部曾在此驻扎屯田。光绪二十年(1894年),在李鸿章的军事顾问汉纳根(VonHanneken)的建议下,清廷派遣长芦盐运使胡燏棻在小站以德国陆军操典编练“定武军”十营,计四千七百五十人,包括步队三千人,炮队一千人,马队二百五十人,工程队五百人。“定武军”的各级军官多为淮军将领,另外还选拔了天津武备学堂毕业生何宗莲、吴金彪、曹锟、田中玉、刘承恩等担任教习或军官,并购买西洋先进武器,期望以新式装备、新法训练形成新的军队阵容。不久,胡燏棻被调去督办津芦铁路。袁世凯奉旨接替胡燏棻后,立即将“定武军”进行扩编改造;全部用洋枪洋炮武装起来,即成“新建陆军”。

袁世凯在小站设立了“新建陆军督练处”,除了起用当年随李鸿章来北方驻防的淮军旧将外,又派天津武备学堂毕业的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等分任各处总办或统带。王士珍等人是荫昌推荐给袁世凯的,荫昌与袁世凯的私人关系一直很好。《行状》里说:“公气度深沉,毅勇内敛,寡言笑。时居刘太夫人忧,体羸面削,摄敝衣冠,口讷语简,袁公未之奇也。及计事始大重,公即檄充督操营务处会办、右翼第三营步队帮统兼步队学堂监督,擢工程营管带兼德文学堂监督。”王士珍的外表使袁世凯产生了轻视的念头,及至看到王士珍的办事能力,才对他刮目相看。看来,才具真是一个人立身的根本呀!

王士珍究竟办了哪些事,使得袁世凯对他刮目相看呢?我们还不究竟所以,应该是处理人际关系方面的吧。新建陆军完全采用西式方法训练,原有的湘、淮军的勇营兵制已然过时,必须依照德国军制重新设计、编定新的陆军军制。“百务草创,公与本职外统筹兼顾,袁公亦委心听信。凡全军人才绩效、长短、升降、黜陟,无不密咨于公。人皆服袁公之明,而不知其发自公也。”虽有溢美之词,却也可以看出王士珍心思缜密、调处有方。因而,袁世凯才对他委以重任。新建陆军总部分为参谋、执法、督操三营务处,其中参谋营务处总办是徐世昌,执法营务处总办是王英楷,督操营务处总办是梁华殿。但这个梁华殿算是有才无命,不幸于某夜演习野战渡河时,失足坠河而死。想必王士珍是给梁华殿当副手,同时兼任右翼第三营步队帮统兼步队学堂监督,梁华殿殁后就离开了督操营务处。

王士珍后来又被调为新建陆军工程营管带,手下队官有鲍贵卿、李长泰。当时的工程营,分为桥梁司、地垒队司、电雷司、修械司、测绘司和电报司。其中,桥梁司包括木工队四、绳工队二、水工队二;地垒队司包括筑工队四、石工队、筐队二、土工队二;电雷司包括雷兵队三;修械司包括炮铁工队、枪铁匠队二、械木工队;测绘司包括测绘兵队、印化兵队;电报司包括工匠队。以上共计官兵五百二十一人,马六匹。即便是以最挑剔的眼光来看,当时的工程营亦是很完备的新式陆军了。得受荣禄赏识

正是担任工程营管带这一职位,使得王士珍声名鹊起,缘由竟是御史参劾袁世凯有以成之。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四月,有一个名叫胡景桂的御史采取“舆论”,没有调查,缺乏证据地以袁练兵“克扣军饷”、“诛杀无辜”等罪名上奏弹劾之,所谓“徒尚虚文,营私蚀饷,性情谬妄,扰害一方”。

五月二十七日,清廷见胡景桂“拾多款参奏”,遂准其奏,并令北洋大臣荣禄前往查办此案,兵部司员陈夔龙偕同前往查办。陈夔龙有机会到小站视察袁世凯练兵,返京却惊喜地发现:该军仅七八千人,勇丁身量一律四尺以上,整肃精壮,专练德国操。部队五营,各按方辨色。较之淮、练各军,避垒一新。文忠(荣禄)默识之。谓余曰:君观新军与旧军比较如何?余谓素不知兵,何能妄参末议。但观表面,旧军诚不免暮气。新军参用西法,生面独开,毋庸置疑。———迨参款查竣,即以擅杀营门外卖菜佣一条,已予严谴。其余各条,亦有轻重出入。余拟复奏稿,请下部议。文忠谓一经部议,至轻亦应撤差。此军甫经成立,难易生手,不如乞恩姑从宽议,仍严饬认真操练,以励将来。复奏上,奉旨俞允。

荣禄极力维护袁世凯,不只是袁世凯对其做了很大功夫,也有王士珍的功劳在里面。为迎接荣禄的视察,袁世凯及新建陆军全军上下作好了充分的准备,步伐整齐,虎虎有生气。王士珍还将其自制的水雷、地雷及浮桥等进行了实际演习,精彩的演习使荣禄目瞪口呆。“会协办大学士荣禄奉诏检阅新建陆军,时公方统工程营,凡水雷、旱雷、踩雷及各种制造,独运精思,创制奇诡。荣相阅视,尤为嗟叹。翌年二月,荣禄荣相复奉命来镇检阅。荣相之往来须过海河,见公所制帆布桥,步骑炮车行过如履坦途,而散则为舟,可游泳,事过拆卸卷藏。荣相深为惊异,及复来,公复为架布桥。时将解冻,荣相危之。公曰:‘勿虑,三日后冻方解。’已而果然,荣相深服公料事精核,特命至寓会餐,谈宴竟夕。后与袁公书,谓公负治国大才,不第长于兵事也。”见惯了擅骑射的八旗子弟兵,乍看地雷、浮桥这些新鲜玩意,荣禄怎能不吃惊呢?同年冬,荣禄推荐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赴日本阅操。工程营装备

有了荣禄的吹捧,王士珍的名声自然大了起来。“他日,张文襄北上,与公深语,亦目为才识无双”。张文襄即张之洞,时任湖广总督,也在训练新军,名为“自强军”。惜才如命的张之洞一定是听说了王士珍的军事才干,才与他做深入交谈的。

在小站练兵时期,王士珍还负责官兵的在职教育。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五月初六日,袁世凯开办讲武堂,专门抽调在职的哨官和哨长学习,规定步队五营各哨官长三人,每日轮调一人来讲武堂听讲行军攻守各法,由王士珍等人进行讲解,切实考询。“新建陆军”的演变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十月,练兵大臣、大学士荣禄督练武卫军,这是清廷“集权中央”的一种做法。荣禄创建的武卫军,最大的特点是将主帅统辖的权力付与满人,削弱汉人掌兵的权力。因此,荣禄把直隶提督聂士成的武毅军调驻芦台,改其番号为武卫前军;把甘肃提督董福祥的甘军调驻蓟州,改其番号为武卫后军;把四川提督宋庆的毅军调驻山海关内外,改其番号为武卫左军;袁世凯的新建陆军被改为武卫右军。荣禄则另募亲兵一万人,号武卫中军,驻防南苑。这就是荣禄编练的武卫五军,明的是加强京师外围的警备实力,暗的则置于交通便利、耳目易周的地方,以便控制。

在此武卫五军中,聂士成武毅军、董福祥甘军、宋庆毅军,皆以旧将练新兵,战斗力不强。义和团运动风起,聂士成殉难天津,董福祥遣戍新疆,毅军无所作为,荣禄的武卫中军亦溃败不能成军,硕果仅存者只是袁世凯的武卫右军。武卫右军调驻山东,得以保存其原有的实力。

新建陆军改番号为武卫右军后,袁世凯又创设随营武备学堂,王士珍为工程队学堂监督。工程队学堂分桥梁、电雷、土工(或曰沟垒队)、测量四队,以德国人魏贝尔为教习,卫兴武、李长泰等任队长。王士珍干的还是老本行。

第五章 跟随袁世凯

自从小站练兵得受袁世凯赏识以后,王士珍在袁世凯身边的地位日益显要,在帮助袁世凯剿山东义和团、编制北洋常备军营制饷章方面出力颇多。辛亥风云乍起时,王士珍又辅助袁世凯组建参谋班底,并断断续续地辅佐袁世凯到帝制失败。

第一节 剿抚义和团

如果说小站练兵期间,王士珍展示给荣禄的只是操演上的东西,那么,他在处理义和团问题上所表现出的圆滑手段,则属于政治智慧,袁世凯更加看重王士珍。留守小站

我们把小站练兵作为王士珍在军界崭露头角的起点,其实他那时已得到袁世凯的信任。袁世凯受命署理山东巡抚后,王士珍在新建陆军中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二十五年十月,袁公晋京祝嘏,擢山东巡抚。命未下,即檄公往东视察一切。公即携骑卒二人,历勘登莱青沿海各要阨及屯兵处所、海防与地方情形。戎马驰驱,风餐露宿,月余齐事。比袁公赴东抚任,归遇于德州,望见,讶曰:‘胡归速如此乎?’既始知公于沿海要塞无不履勘,驻兵计划无不周详,则又惊喜过望,即檄公为小站留守司令官,指挥各军依次移拔。”

袁世凯被提升为山东巡抚,是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其实在前一年,袁世凯的武卫右军已经有一部分移驻山东德州了。“二十四年,德既租胶澳,其传教士屡与居民龌龊,德兵遂藉口侵我青州。诏新建陆军为先锋移驻德州,聂公士成移驻沧州备战”。德国强租胶州湾以后,清廷为防止德军继续内侵,便调派作战能力较强的武卫右军一部驻防德州,含有监视德军、严守租约的意思。受命署理山东巡抚后,袁世凯上奏获准,带领武卫右军七千人全部移防山东。袁世凯事先命令王士珍先行勘察地形,安排一切。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王士珍即将山东沿海要隘军营情况全部勘查清楚,返回后被任命为小站留守司令。袁世凯即指挥各军依次开往山东。从这件事上看,王士珍确实是不可多得的参谋人才。

善后工作并不好做,因为不只是涉及武卫右军内部,还牵涉到与当地百姓错综复杂的利益纠纷。“小站自淮军屯驻二十余年,人类复杂,奸尻充斥,事端蜂起。自公留守,市民转相告:‘王统领夙慈祥爱人,今留守,勿犯规约。’讫公去四五月间,奸猾盗劫无一发,商民安堵”。王士珍在小站人民中间的口碑着实不错,不与其为难,善后工作就好做多了。至于说“讫公去四五月间,奸猾盗劫无一发,商民安堵”的话,未免有些夸张,不足为凭。参与编纂《训练操法详晰图说》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四月十一日,袁世凯率部开往山东的途中向清廷上奏,揭示练洋操的弊病及改正办法,并请在全国范围内公布统一的军事规章。四月十五日,清政府秘密指示袁世凯草拟一份报告以备参考。袁世凯即于五月间亲自主持编撰《训练操法详晰图说》,据末附的名册统计,参与编纂绘缮的人员共有四十六人之多,为首的是段祺瑞、王士珍、冯国璋、阮忠枢、言敦源等人。言敦源为之写了《题记》:“以下各叶,皆光绪己亥夏秋之交,督办新建陆军时幕僚给事之作。商榷文字,以徐公为首,而合肥段公、正定王公、河间冯公皆在给事之列。”据此看,全面主持编纂工作的是徐世昌,而写作班子由言敦源担任主稿,王士珍是参与者之一。《训练操法详晰图说》于同年七月十八日完成呈进。全书凡二十万言,三百六十四目,分装二十四册,从训和练两方面详细记载了武卫右军训练,攻守,驻扎,步队操法、枪法、阵法、战法,炮队操法、炮法,马队操法、阵法、战法,工程队操法及沟垒《训练操法详晰图说》封面说、电雷说、测绘说,并练兵要则、格式、饷章、规则律令及条教等。《训练操法详晰图说》大量抄袭西方国家的军事操典,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军事上具体运用的典型,而且图文并茂,通俗易解,士卒不用太多的文化就能看懂。《行状》中也对这件事做了简略记载:“公乃与段公祺瑞、冯公国璋编篡《新建陆军训练操法详细图说》及《兵略录存》奏上,政府嘉奖。”《兵略录存》是《新建陆军兵略录存》的简称,也是袁世凯主持编写的一部兵书,王士珍亦参与其中。但是,关于这部兵书编写的详细情况,我们知道的不多,无法多做评述。镇压义和团

义和团最早兴起于山东境内,“二十六年,拳匪起,其孽牙本萌自山东。前抚臣毓贤等庇纵之,且荐其渠于朝,济西、济南数十州县,所在骚然”。袁世凯的前任李秉衡、毓贤等人对义和拳取纵容、支持的态度,以至于义和团日益坐大。

袁世凯调任山东之初,也是对义和团采取扶植的态度,后来才发生转变,一反毓贤支持义和团的态度,主张加以痛剿。据说,袁世凯态度的转变跟其幕中的一个人有关系:“闻项城初奉此诏,立即通行所属遵旨办理。其时,抚署主办洋务文案为候补道徐抚辰,湖北人,字绍五,向来牵涉洋人案件,均经彼手,而此事竟未及寓目,闻之大愕,立见项城谏阻,谓此乱命万不可从。项城不听,徐退后即可摒装出署,留书告别,益剀切申明利害。项城阅之顿悟,亟招人召还,面向谢过。而檄文已发,乃以飞骑分道追回,遂毅然一变宗旨,护洋人而剿拳匪,因是竟得盛名。”吴永这里所说的“初奉此诏”,“此诏”就是慈禧太后命令依靠义和团、对各国宣战的诏书。

其实,在袁世凯对待义和团取何种态度的问题上,王士珍也起了一定作用。“袁公至,主剿,官绅率一意主抚。公建议先劝解,继威以兵,弗悛则诛魁,而宥其胁。袁公从之,匪绝迹矣”。《行状》的记述与此相同,“袁公主痛剿,地方官绅主抚。公建议,先行劝解,继威以兵,如仍不从,再捕诛首犯,解散协从。袁公从之,以公参谋山东全省军务。未一月,拳匪绝迹。”王士珍的建议被袁世凯采纳,而且袁世凯还让他参谋全省军务,信任之深,武卫右军将领中无人出其右。

但在袁世凯对义和团取坚决镇压的态度后,掌握中枢权柄的端郡王和庄亲王却不干了。“袒拳之端、庄二王,闻之恚甚。六月,突有匪首自京持令箭上谒,云端王特遣设坛以来”。端郡王载漪极力主张利用义和团来对抗洋人,他的儿子被立为储君,大有接替光绪帝继承皇位的势头。朝中大臣,凡反对支持义和团的轻者被罢官,重者丢了性命,生杀予夺的大权就掌握在端、庄二王手里。此时,他们派人来山东设坛,袁世凯怎会不紧张呢?

这次又是王士珍帮助他解决了难题。“袁公大惊,集僚属会议,佥曰:‘许,则地方糜烂。违,必立获严谴。奈何奈何?’公遽起曰:‘请先付吾鞫之可耳。’引匪首出,谓曰:‘尔盗王家令箭乎,杀勿赦。’顾左右斩,竟斩以殉。时集议犹在座,公遽前曰:‘盗令箭者处决矣。令箭封还端王使。’袁公闻而错愕,少间,则又抚掌称快。是役也,始则山东免罹匪祸,继与联军约不入境,公力为最”。王士珍以盗窃令箭的罪名诛杀了端王派来的使者,既避免了义和团重新在山东设坛的企图,又堵住了端王的嘴,袁世凯最担心的事情被他化解于无形间。此事平息以后,袁世凯对王士珍就更加倚重了,虽然我们没有找到直接的材料来证实这一点,但做出这样的判断当不为过。

袁世凯在山东取镇压义和团、保护洋人合法权利的做法,得到了外国人的极大信任。于是,“外国人避鲁者络绎不绝,公特编便衣队沿途保护,代赁舟车,资以衣食川费”。对于前来避难的外国人,王士珍特别派遣便衣队负责保护,代雇车船,供给衣食川资,极尽地主之谊。在保守的国人看来,他的行为几近卖国,可在那个社会秩序极其混乱的时期,避免地方糜烂应为最大的政治利益。王士珍深明大义,不可妄加指责。后来,八国联军入侵京津、畿辅,百姓受害者不计其数,但山东则免遭蹂躏,王士珍居功大焉。“公预令山东村镇邻直境者,以白垩大书于壁,曰‘此山东境’。联军望见,辄不犯”。这一条记述过于突出王士珍在保境安民方面的作用了,事实上,八国联军之所以没有侵入山东,是袁世凯与刘坤一、李鸿章等人采取“东南互保”措施的结果。不过,王士珍刷写告示,让联军知晓哪里是山东地界,却也用心良苦,此处所收到的效果当归于王士珍名下。

八国联军占领京津后,又有法国人恃强取利,王士珍以迂回手段解除了危机。“联军之据天津,法人装津盐数十万并其国旗数十方,牒东抚将各属盐肆迁让,植其旗售其盐,否则临以兵。袁公驳之,还其旗。法人仍不从,势危甚。公建议仍严词驳诘,而暗示津商以贱值收其盐,从之,事立已”。不讲道理的法国商人居然要在山东强行出售食盐,如若不从,以用兵相威胁。袁世凯据理驳斥,但法国人不依,局势骤然紧张,还是王士珍巧施计策,摆脱了困境。他也像袁世凯那样“严词驳诘”,私底下却让天津的盐商以低价收买法国人的食盐,一个釜底抽薪,法人就无法逞其威了。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硬碰硬肯定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莫若以迂回手段断其食盐来源,难题就迎刃而解了。

王士珍在镇压义和团运动中的出色表现,也给他带来了仕途上的快速升迁。王士珍在义和团运动前是候选知府衔,义和团运动后袁世凯保举他为“免选本班,以道员归部尽先选用并赏戴花翎”,系武兼文职。此时,王士珍的官职已然超过了段祺瑞和冯国璋。义和团运动前段祺瑞为“指分山东试用同知”,义和团运动后袁世凯保举他“以知府仍留原省补用并加三品衔”,同知是知府的佐官;而冯国璋在义和团运动前为20世纪20年代模仿“红灯照”“分省补用直隶州知州”,义和团运动后的女子照片袁世凯保举他“请免补本班,以知府仍分省补用并加盐运使衔”。直隶州知州与知府平级,但义和团运动后冯国璋才实授知府,分省补用。从他们三个人的官秩品级上,也可以看出他们各自在袁世凯心目中的位置。陈家窑堵口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黄河山东段有两次决口,一次是在六月,决口处在惠民北岸五杨家,九月塞;一次是在章丘南岸陈家窑,十一月塞。

陈家窑堵口,王士珍带队参加,而且还出了大力。当时,王士珍仍然带领工程营,“公以营兵往堵,日夜巡视。上游数十里外有荒滩,即调兵平其凹凸,令能受水,而以铲出之土堤以四周。既竣工,命河官储料,期五日合拢。河官笑曰:‘合拢非十月天冻不可。’公不听,及五日料备,公命启口泄水入滩,下流弱,果合拢。于是,荒滩数十百顷皆变为膏壤,放民耕种,人始服计划之精。”这是聪明过人的一个表现,其实更是注意实地调查得出的针对性措施。天冻才利于决口合龙,自是常理,但王士珍勘察清楚陈家窑的地形,看到有机可乘,何用等得天冻!

对于陈家窑堵口的详细方案,袁世凯在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初九日(1901年10月20日)的奏折里讲得非常清楚:“陈家窑仍照原议,由临河分溜口门堵筑。总办该工降调道员丁达意相度地势,先因东坝旧滩坍塌十数丈,对河北岸淤咀日大,逼溜直入口门。赶就东滩盘筑坝基,接近裹头占,并于坝根上下首,接做护坝及扇面鱼鳞等埽,固其根本。西坝新淤较前加多,筑成土坝九十丈,即作西坝坝头,现复淤出二十丈,恐新淤不甚足恃,从坝头下接做五小占趋至水边,并修建顺水柳坝三道,大溜渐已外移,而口门溜势尚有四分余,中洪水深处二丈四、五、六尺不等,仍虑金门收窄,水必抬高,致生溃后之患。复于两坝坝基,接做小埝,斜至大堤。东坝筑五百丈,西坝筑一百八十二丈。武卫右军及先锋队,分归两坝经理,将次工竣。此后东西两坝大占并进水深处,拟用双占中加土柜,以保万全。其大堤口门,取土较远,当派工程营,在两坝分设载土铁车铁轨,挽推运送,节节进筑,并积多土。一俟临河口门合龙,即限两日内赶将大坝决口堵合。此陈工内外之情形也。”有地理知识或对治黄有兴趣的读者可认真读一读袁世凯的这段文字,揣摩一下王士珍的成功之处。

第二节 北洋常备军

经历了镇压义和团运动后,王士珍无论从军事才能上还是政治阅历上都有很大的进步,也得到了袁世凯更大的信任。所以,袁世凯调升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编练北洋常备军时,又委王士珍以重任。先是担任第二镇和第六镇统制官,练兵处成立后,又担任军学司正使,王士珍在清末军界的地位日益尊崇。北洋常备军左镇翼长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十月,袁世凯由山东巡抚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又开始了新的一轮扩充北洋军实力的努力。袁世凯“整军经武”的活动正逢其时,因为在他升任直隶总督的第二年,清廷就下谕,要求“各省督抚整顿兵制,期归一律”。对于这一上谕,袁世凯积极响应,很快就制定出募兵章程十九条上报清政府。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袁世凯又向清政府上奏说:“直隶幅员辽阔,又值兵燹以后,伏莽未靖,门户洞开,亟须简练师徒,方足以销萌固圉。”“惟入手之初,必须先募精壮,赶速操练,分布填扎,然后依次汰去冗弱,始可兼顾,而免空虚。现拟在顺直善后赈捐结存项下,拨款一百万两,作为募练新军之需。”清政府批准了他的要求。于是,袁世凯在保定创办北洋军政司,作为北洋常备军总部。军政司督办由他本人自兼。军政司下设兵备处、参谋处、教练处,分别以刘永庆、段祺瑞、冯国璋为总办。

王士珍也随着袁世凯来到直隶,“以公充步队第一协统领兼督理全军操防营务处,专司训练,俾划一整齐”。其实,王士珍跟随袁世凯到直隶以后,最初是被袁世凯派往正定、大名、广平、顺德、赵州、深州、冀州等地精选壮丁。袁世凯奏称:“委武卫右军营务处候补道王英楷、王士珍等,分赴正定、大名、广平、顺德、赵州、深州、冀州各属,会同各该地方官按属均派精选壮丁六千人,分领训练,兵必合格,人必土著,按名注册,由地方官备案,以便稽考。”他先是帮助袁世凯招兵,总共招了六千人,集中在保定进行训练。这支军队被称为“新练军”(即北洋常备军)。这次招兵与以往多有不同,最大的差别就是“按名注册,由地方官备案”。兵源根据,一一注明,又开了募兵制的新路子。

不久,袁世凯在这支军队的基础上又增募了两个营,同时又陆续添充马队、炮队各一标,工程队、辎重队各一营,这样就新编成了北洋常备军第一镇,驻永平府迁安县。北洋常备军第一镇营制,分左右两翼,各设翼长一人。每翼步队六营,共十二营,又炮队二营、马队四营,又工程、辎重各一营。每营设营长一人。王士珍担任左镇翼长,以王英楷充右镇翼长。王士珍、王英楷分别担任翼长,是在招兵时就埋下了伏笔,招来的六千壮丁,“分领训练”,不正是自己训练的士兵归自己带么?北洋新军训练

北洋常备军第一镇共有六个营,步队第一营营长何宗莲,步队第二营营长鲍贵卿,步队第三营营长沈青山,步队第四营营长卢永祥,步队第五营营长曹锟,步队第六营营长张永成。后来在中国近代史上一时叱咤风云的人物,有这么多在王士珍的手下带兵,所以进入民国以后王的地位仍然尊崇,跟他的这段经历大有关系。

后来,袁世凯又编练京旗常备军,定为近畿第一镇,以满人铁良为统制。原先的北洋第一镇就改为近畿第二镇,王士珍充第一任统制官,继其后者是王英楷(第二任)、马龙标(第三任)、张怀芝(第四任)、王占元(第五任)。

王士珍在担任北洋常备军左镇翼长时,还与段祺瑞、冯国璋等一同编订了常备、续备、后备各军章制。关于常备兵、续备兵、后备兵的区别,袁世凯在奏折中做了说明:“伏查各国兵制,不由招募,计丁抽练,入伍当差,是为常备兵。在营三年,遣回作为续备兵,又四年作为后备兵,又五年出伍为平民,不预征调。”服现役的军队为常备兵,服役的期限为三年,支全饷、厚饷;续备兵就是三年服役期满还乡的老兵,每月支饷一两;再三年退为后备兵,月饷减半。续备兵、后备兵平时在家各司其业,冬季农闲时操练一个月。后备兵四年期满后退为平民,但遇有战事时,仍将应征入伍,为国效力。这样,把北洋常备军分为现役和预备役,是从国外引进并首次在中国推行的近代化先进军制,彻底打破了传统的勇营制度。

需要说明的是,北洋常备军不仅在军制饷章方面突破了旧有的制度,而且在对士兵的精神教育方面也下了很大力气。比如,颁布了《简明军纪二十条》,规定“擅取民物”、“强奸民女”等都是死罪。又如,以灌输“保家卫国”思想的《练兵歌》:一要用心学操练,学了本事好立功;二要打仗真奋勇,命该不死自然生;三要好心待百姓,粮饷全靠他们耕;四莫奸淫人妇女,那个不是父母生;五莫见财生歹念,强盗终究有报应;六要尊重朝廷官,越份违令罪不轻;七莫赌博吃大烟,官长查出当重刑。这首体现着中华民族传统道德规范与人性的《练兵歌》,成为清末军队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北洋常备军具有空前战斗力的最大精神因素。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十月十六日练兵处设立,北洋军政司改为督练公所,调王士珍为督练公所总参议。公所机构分为三个处:一曰兵备处,二曰参谋处,三曰教练处。督办,由各省抚宪兼任,不领薪金。其下设总参议一员,参议官一员,副参议二员,总文案一员,司书四人,先锋官二人,卫兵司令长一人,马弁二人,号目一人,号兵二人。在督练公所的组织架构上,总参议就是实际上的总负责人。练兵处正使

练兵处是清末新军编练的领导机关,在清末新军编练、促使中国陆军近代化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自清廷下达编练新军的谕令,全国新军编练正式开始后,各省除了直隶总督袁世凯、湖广总督张之洞外,其他督抚对朝廷谕旨或敷衍塞责,或应付了事,所编练的新军,或由绿营、防军、练军改头换面,或临时募集以充其数,致使“新军”领导不一,训练不力,装备不齐,五花八门,与清廷改革武备,创立新的国防力量的目的格格不入。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设立了练兵处,“于京师特设总汇之处,随时考查督练,以期整齐,而重戎政。着派庆亲王奕劻总理练兵事务,袁世凯近在北洋,着派充会办练兵大臣,并着铁良襄同办理”。

练兵处是督练新军的国家机关,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但奕劻昏庸不知兵,实际主持人为袁世凯。练兵处设军政司、军令司、军学司三个部门,每司设正副使各一人。这三个部门的职责分别为:军政司负责“考查官兵,筹备军需”,下设考功、搜讨、粮饷、医务、法律、器械等科;军令司负责“运筹机宜,筹划防守,赞佐本处出纳号令及用兵机密事务”,下设运筹、向导、测绘、储材等四科;军学司负责“训练各军操法、整饬武备学校、订期选员、呈请分派各处、校阅队伍、考试学堂等事”,下设编译、训练、教育、水师等四科。由此可见,“练兵处的职权是非常广泛的,凡新章制操法、将领奖惩升迁、军官培养、派员留学、枪炮弹药、后勤马匹等无所不包。练兵处既是新军编练的最高领导机关,又是新军编练的督察机关”。

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1903年12月),袁世凯荐王士珍任军学司正使,副使是陆建章;军政司正使刘永庆,副使陆嘉谷;军令司正使段祺瑞,副使冯国璋。“时练兵处训练大臣皆王公及宰相兼领,其编定营制、厘订饷章及军屯要扼,皆公及冯袁世凯段诸公主之,王大臣画诺而已”。练兵处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而以袁世凯为会办、铁良为襄办,这是仿光绪中期创建海军设海军衙门以醇亲王奕譞为总理、李鸿章为会办的前例。但奕劻不是奕譞,对练兵事一无所知,在袁世凯贿赂和巴结下,任袁意为之;铁良初出茅庐,人微言轻。于是练兵处事权,实际上落在袁世凯一人之手,间接又为王士珍、刘永庆、段祺瑞、冯国璋等人所把握。

后(似应是1905年),王士珍“调军政司正使兼充陆军第六镇统制官,授正黄旗蒙古副都统,赏头品顶戴。”到1906年彰德秋操时,“公以军令司正使充总参议”。可见,王士珍先后担任过练兵处军学司、军政司、军令司正使,为晚清新军军制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

王士珍“授正黄旗蒙古副都统”时,受到了光绪皇帝的召见。王照在他的笔记里记下了这么几句话:“上虽久知韬晦,而英锐之气往往不能自抑。王士珍之补副都统也,上曰:‘你这要与旗人共事了,他们都糊涂哇。’”光绪对满人大员的评价如此,也正好从反面说明对王士珍办事能力的赞赏。

练兵处从设立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11月合并到陆军部,共存在三年时间。在这三年的时间里,统一了全国新军的营制饷章。为改变新军编练中的混乱状态,练兵处成立伊始,就参照西方营制,结合中国实际,开始制定新军营制饷章的工作。光绪三十年(1904年)9月12日,练兵处会同兵部,将制订的新军营制饷章上奏清廷批准。该营制饷章是中国陆军近代化的重要军事文献,它将新军训练中的一切,从招募、训练、立军、分军、征调、奖惩到武器、运输、营舍、卫生等条理化、制度化、法律化,是一部庞大的军事法典。从此,各省新军编练即以此为蓝本,新军编练走向统一和正规。

在这三年的时间里,练兵处制定了新军军官制度和军衔制度。新军官制军衔分三等九级。上等军官第一级为都统,秩视提督,阶从一品;第二级为副都统,秩视总兵,阶正二品;第三级为协都统,秩视副将,阶从二品。中等军官第一级为正参领,秩视参将,阶正三品;第二级为副参领,秩视游击,阶从三品;第三级为协参领,秩视都司,阶正四品。下等军官第一级为正军校,秩视守备,阶正五品;第二级为副军校,秩视千总,阶正六品;第三级为协军校,秩视把总,阶正七品。新军官职军衔提高了新军军官的社会地位,使其与对应的文官相等,这是清政府观念的一大变化。至于练兵处取得的如许成就中,哪些是王士珍做出的,现在已很难查考清楚,但他作为担任过练兵处三司正使的唯一一人,无疑是出力多多。

在练兵处任职期间,王士珍自身的实力开始积聚。“整个练兵处几乎全是徐世昌小站班底和北洋人物。但班子里成员与袁、徐之间,似并不是有的学者所说‘双方相依为命,共存共荣’的关系,而是具有相当的独立性的,具备了一定规模,可自立于世的时候,便可自谋发展了”。从王士珍后来的发展来看,这一说法不无道理。列队的北洋新军北洋第六镇统制官

北洋第六镇,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成镇,由武卫右军一部和江南自强军合编而成,初称北洋常备军第四镇,不久改成陆军第六镇,王士珍是第一任统制官,继其后者为段祺瑞、赵国贤、吴禄贞、李纯。驻地原在山东潍县,后移北京南苑。北洋第六镇实际上是甲午战争后中国最早训练的新式军队。

根据新军营制饷章的规定,每镇辖步兵两标,骑兵、步兵各一标,工程、辎重各一营,军乐队一队。一步兵协辖两标,一标分三营,一营又分前后左右四队,每队辖三排,每排辖三棚。每棚设正副头目各一人,正兵四人,副兵八人,共十四人。每镇官兵定额一万二千五百一十二名,实际都不满额。那时的镇、协、标、营、队、排、棚,就相当于现在的师、旅、团、营、连、排、班。北洋第六镇辖步队第十一协和步队第十二协,统领分别是陆建章和周麟符。第六镇是袁世凯的嫡系步队,且装备最为精良。计装备有步枪六千八百四十九枝(六五口径)、马枪一千四百八十三枝(六五口径)、路炮三十六门(七生半)、山炮十八门(七生半)。“六五式”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日本制造的最新式马步枪,七生半炮是法国克鲁苏最新炮。第六镇军官佩刀四百五十二把,军佐佩刀九十七把,书记佩刀四十六把。军官手枪四百五十二杆(六响和七响),军佐手枪九十六杆,跑目兵手枪三百五十五杆,马兵刀一千零四十六把。四倍光千里镜二百八十四个,八倍光千里镜一百八十个,侧视镜二百一十九个。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北洋第六镇共有军官七百四十七人,士兵一万一千信百四十六人,总数一万二千五百九十三人。从这组数字来看,北洋第六镇是满员的。但王士珍统领第六镇的时间很短,只有一年零三个月,旋即被段祺瑞所代替。王士珍任第六镇统制官,正是第六镇编练成军的关键时期。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11月),清廷发布上谕:“现在专设陆军部,所有各省军队,均归该部统辖。”练兵处与太仆寺并入兵部成立陆军部,王士珍以军政司正使署陆军部右侍郎。陆军部的主官是尚书,以铁良充任,而以左侍郎、右侍郎为辅官,下设二厅十司。袁世凯奏请将第一、三、五、六四镇“归陆军部直接管辖”,而第二、四两镇,则以“客军尚未尽撤,大局尚未全定,直境幅员辽阔,控制弹压,须赖重兵”为由,“拟请仍归臣统辖督练,以资策应”。结果朱批:“现在各军,均应归陆军部统辖,所有第二、第四两镇,著暂由该督调遣训练。”⑤清廷欲夺袁世凯兵权的目的终于达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9月),清廷内调袁世凯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就在这一年,王士珍诏

授江北提督。彰德秋操总参议

秋操,是中国古代军事学的一个独特名词,意为秋天里的操练。在冷兵器时代,骑兵是战斗力最为强悍的兵种之一。三秋季节,草盛马肥,历代帝王选择此时举行骑兵或骑步兵结合的军事操练,是为秋操。

为检验新式陆军的编练成果,清政府先后计划了三次大规模的秋操: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的河间秋操———参演人数最多;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的彰德秋操———参演将领阵容最为豪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的太湖秋操———是一次流产的秋操,秋操万事俱备,但最高观众(当然是间接的)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双双驾崩,观众没了,戏也就无法上演。

练兵处调动数万名新军先后在直隶河间、河南彰德进行的两次规模巨大的会操展示了清末军事改革新军编练的成就,在中国军事史上是空前的。参加河间会操的为清一色的北洋新军,参战部队为二镇四混成协共四万五千零二人。彰德会操是南北新军联合举行军事大演习,袁世凯的北洋新军组成北军,湖北新军和河南新军组成南军,南北两军总兵力为两镇两混成协,三万三千九百五十八人。河间、彰德会操是近代化的军事演习,会操的成功说明练兵处的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

张之洞私下曾把彰德秋操视为南北洋新军编练成果的竞赛,湖北新军不仅提前准备,而且一路走一路练,先是在湖北境内举行一次小规模演习,坐火车到达郑州后,和河南新军合兵一处再次演习,路上途经卫辉、淇县时也多次演习。袁世凯也丝毫不敢大意,由于参演的北洋陆军是从各镇抽调,各部队汇合后也进行了多次小规模演习,加强各部队协调配合能力。

彰德秋操依然延续以前南攻北守的方针。由北洋陆军组成北军,段祺瑞担任总统官,陆锦为总参谋官。北军总兵力为一个镇加一个混成协。具体为:从驻扎山东的第五镇内抽调步队一协、马队一标、工程队一营,从驻扎南苑的第六镇内抽调步队一协,从驻扎直隶的第四镇内抽调炮队一标,编成混成第五镇,任命张怀芝为统制官;从京旗第一镇内抽调步队一协、马炮队各二营、工程队一营,编成混成第一协,任命曹锟为统领官。而由湖北新军第八镇和河南新军第二十九混成协合编成南军,任命张彪为总统官,黎元洪为第八镇统制官,王汝贤为第二十九混成协统领官。

彰德秋操的时间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10月22日至25日。南军防地在马头镇、宜沟驿,北军防地在卫家营、三十里铺。两军交战地点在汤阴县,大会战地点在汤河附近。兵部大臣铁良、直隶总督袁世凯任阅兵大臣,各省派有观操大员,各外国驻华使馆也大多派武官参观。

在彰德秋操时,王士珍充总参议。总参议是干什么的呢?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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