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意)切萨雷·帕韦塞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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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与篝火试读：
前言
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作家、诗人、翻译家切萨雷·帕韦塞(Cesare Pavese，有人译为帕维泽，帕韦塞较接近意大利语的发音)的代表作《月亮与篝火》终于由陆元昶先生译为中文，这是一件很值得高兴的事。这部小说写于一九四九年九月到十一月，第二年一出版即引起广泛反响，很快于六月二十四日获得斯特雷加奖，作者被认为是战后意大利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人们普遍认为他与蒙塔莱(一九七五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是意大利当时最伟大的两位作家。因此可以说，这部小说直接从意大利文译为中文填补了意大利文学译介方面的一个空白。《月亮与篝火》以回忆的方式描写了鳗鱼的回乡之行，故事简单，文字简洁，但内容极为丰富，值得反复琢磨品味。“鳗鱼”是个私生子，不知姓氏和名字，更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什么人，人们以这一外号称呼他。儿时他被领养，因养父破产，十三岁就到一个农场做工。成年后服役到大城市热那亚时结识了反法西斯战士，为躲避当局追捕移民到美国。虽然赚了钱，却不能缓解对故乡的眷恋，他决定结束漂泊，返回故乡，寻找自己的根，寻找自我存在的感觉，寻找使自己感到安定、赋予生活以意义的某种东西。正如小说一开始所写的：“一个人疲倦了，于是努力扎下根，为自己创造土地和家乡。”人们认为，这部小说含有很多自传成分，作家于一九五零年八月二十六日自杀后，人们在他的日记中看到，作家曾多次自问：到底应采取什么样的生活态度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摆脱孤独，走向幸福；一个人应该为谁而活，为什么而活，怎样生活才有价值。因此，这部小说可以认为是作家思考人生价值的结晶。
小说以无顺序的方式描写这个四十岁的游子的返乡之行，大致可分为三大部分。从开头到第十三章回忆儿时情景。他返乡后遇到的儿时朋友中唯一活着的人是努托，由他带领着到处看，所见所闻成为回忆的由头，回忆不断变化，比较杂乱，像镶嵌画的碎片，拼接起来成为一幅色彩斑斓的风情画。回忆中夹杂着对目前情景的描写，展现出物是人非的凄凉和过去与现在的巨大差异。第二部分由对加米奈拉的回忆转为对莫拉做工时期的回忆，比前一部分的回忆较为有序、细致、清晰，也更有逻辑，眼界更开阔：打工的劳累、生活的艰辛、对异性的朦胧关注等等，有时整章叙述一个女性的故事。鳗鱼到热那亚后接触到了大城市，到美国后接触到了“新世界”，这是与自己原先的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在那个新世界，“所有的人都是私生子”，人的根没有价值。返回故乡后的对比使他得出结论：回到故乡生活已不可能。这一结论使这一部分的叙述以痛苦的语调结束，开始了第三部分。第三部分描写了青少年时期认识的所有人物的悲惨结局，尤其是马泰奥三个女儿的经历和死亡，这些描写甚至比对鳗鱼养父母的描写还要详尽。最后写到小女儿桑蒂娜的曲折经历和死亡，这使他感到，他与故乡的最后联系已不复存在，同故乡的情感联系已不复存在，根本不可能再回到故乡，寻根、寻找安定已不可能。所有这些像拼图游戏，将最后一块拼上之后就成为一幅完整的画。其实，读者没有必要费这份心思，因为回忆中的每一个片段、每一种思索和感受都可以看作是独立的，不必去考虑它们相互之间的关联，这样做并不会影响对整部作品的理解，反倒可以品味出更多的东西。另外，任何艺术作品都是开放的，不同的读者在这样的拼图面前有不同的感受，甚至同一读者在不同时间阅读时也会有不同的感受。作家描绘的这个复杂、无穷无尽的农民世界使读者像游览一座城市一样，可以反复游览，可以去辨认一些面孔，去理解一些人物，获得不同的感受，得出不同的结论，取得对这一世界的更深入的了解。可以说，拼图的“碎片”越多，拼接成的画面就越丰满，给予读者的东西也就越多。这部不到十万字的小说正属于这种情况，作者十分惜墨，内容却极为丰富，给予读者的东西并不亚于一部长篇巨著。
小说描写的时间跨度约在三十年左右，这正是意大利二战前后最困难的时期。法西斯专政和穷兵黩武给国家造成重大灾难，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取得了重大成绩，但也因政党间的分歧造成社会种群间的不同意见和相互敌视，战争结束后，人们极力想忘记战争的恐怖，竭尽全力争取创造新未来。这一段的后期正是为未来的经济奇迹创建基础的年代，也是很多人移民美国寻求新生活的年代。小说所描述的事件的背景有两个基本要素和灵魂：农民的贫困和悲惨命运以及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第一个因素贯穿于整个回忆过程，瓦利诺的故事最为典型，这个人因贫穷而暴怒，无端殴打家人，最后杀死全家，放火烧毁家园，上吊自杀，只有钦托因鳗鱼赠送的刀子救了自己。他的命运就是当地农民悲惨命运的集中体现，这样的命运在当地一直循环往复，没有多大变化。值得一提的是，在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描写农民的贫困和悲惨命运是一项重要内容，但绝大多数写的都是相对落后的南方地区，而这部新现实主义小说勇敢真实地再现了北方地区的真实状况，难能可贵。第二个因素的描写也与大多数新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有所不同，不是直接描写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战斗生活，而是描写这一运动在这一地区的影响。从努托身上反映出，这一运动并没有带来人们所希望的变化，新意大利的诞生是不可能的。
小说的叙述风格非常特殊，不按时间顺序进行，而是按回忆和与努托的对话展开，议题不断变化，有时偶然想起一件事，即以此为由头展开回忆。现在与过去交替进行，但两者并非互不关联，而是互相呼应。现在是回到过去的由头，同过去的对比又可回到现在，展现发生的巨大变化，更显出过去的遥远以及与现在的反差，熟悉的故乡成了一个不认识的世界。回忆、感受、思索、推测、真实的故事等等因素频繁变幻，既增强读者的好奇感，吸引读者，又生动地描绘了一个遥远神秘的世界，鲜活地记录了一个时代：山川大地，草木庄稼，家禽动物，民间风俗，神秘信仰，宗教活动，节日庆典，辛苦劳作，家庭悲剧，生活的艰辛，地主的盘剥，农民的闭塞，神父的圆滑，女人的不幸，纨绔子弟的骗钱骗色，努托等年轻人的愤慨、不甘和抗争，如此等等。字里行间饱含着鳗鱼对儿时亲友的惦念，对贫苦农民的同情，对公平正义的渴望，深情地将一幅色彩斑斓的风情画，一个神秘、遥远、封闭、人们的命运循环往复个人无法支配无法改变的世界以及鳗鱼返乡后的真实感受和挫折感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使读者可以清清楚楚地感受到这一世界的气息和物是人非的变迁。小说对这一世界的描绘是那样清晰、纯真、精细、切身、沉痛，那样令人痛心，那样令人绝望，那样折磨人，那样富有诗意，那样具有感染力。几乎可以说，这部小说就是作家的忏悔录，甚至可以从中找到作者在小说出版后不久自杀的原因。小说的叙述有快有慢，有张有弛，故事有长有短，叙述有繁有简；回忆中夹杂着对比、推测和思考；既有普遍的场景，又有特殊事件，对一些细节以及细节所触发的感受和思索进行详尽描写，展现令人难忘的社会状况，反映出农民的典型生活；一件事中间又插入另一件事，使节奏放慢，特别是结尾，交代了所有人的结局后戛然而止，并不交代鳗鱼是去是留。作家的结论很明确，只是没有明写出来，留给读者自己去思考，让人感到值得回味咀嚼。
鳗鱼的返乡是有原因的，小说用一定的篇幅描写了他在美国的生活。在美国，他生活于完全被城市价值主宰的环境中，为追求物质的满足而不断迁徙奔波，无所归依，缺乏归属感，只有疏离感和寂寞。车辆故障后在荒漠中孤立无援就是这种生存状态的集中体现，反映了工业化社会人们道德缺失、人性扭曲的真实状态。即使是那里的农民也丧失了自然世界的韵律，那里的女孩子们骑着自行车或乘坐汽车到城市，不知道一头山羊、一条河岸是什么东西，与鳗鱼故乡的情况完全不同，所以他才产生了返回故里的愿望。但是，返乡后发现已经物是人非，本是去寻根，却发现已经没有植根生存的土壤。小说写到故乡的山水和大环境时，将鳗鱼返乡后的感受写得淋漓尽致，但写到人时则是完全沉痛的笔触。这让他感到，这里既有变化，又好像没有变化，变的是人，没有变的是物和生活节奏，是人无法摆脱的悲惨命运；他所熟悉的那个世界及其和谐的生活已经被破坏，他原先所熟悉的农民世界已经十分遥远，不变的农民世界就要消失。鳗鱼从这两个世界的不同看到了工业化社会与农民世界的对立以及前者给后者造成的破坏。后者是舒缓的，合理的，按自然时刻劳作，依时而为，相信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拥有手足之情；前者是快捷的，严厉的，不按自然时间作息，而受以工业生产为首要目标的社会的制约，以强大的机器为手段去“征服”自然，将生产者变为消费者，使人被扭曲，被异化，成为生活的奴隶。因而得出的结论是，农民世界是在城市文明和现代化的冲击下走向消失的，虽然这种冲击显得说不清道不明，但它一露头就显得那么危险，加米奈拉被烧毁就是这种危险的证明。在战后意大利经济恢复刚刚开始的时刻，真正的现代化还处于起步阶段之时，作家就敏锐地看到了农民世界与城市和工业化之间的对立。他曾指出，都市化和文明化是进步和美好的象征，但历史在前进过程中会给人们带来痛苦和约束。这些看法在这部小说中已充分体现出来。他的这一思想与卢梭的思想一脉相承：文明和进步腐蚀人类，使人难以痛快。文明进步和现代化无疑使人类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应该看到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只看到积极的一面而忽视消极的一面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这一点从一只小小的节能灯也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节能灯节省了能源，有利于可持续发展，但一只节能灯废弃后会污染一百八十吨水。只看到节能的一面，无疑会忽视后续处理，会带来一系列新问题，其他更大的科学发明和文明进步就更值得认真思考了。作家只有对人的生存和人类的发展进行深入思考，写出的作品才有可能给读者以具有哲学意味的启迪，而不是使读者像小孩子看电影一样只知道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
小说几乎完全是鳗鱼的叙述，通过叙述不仅描绘了一个时代和农民世界的变迁，也塑造了很多活生生的人物。比如在贫困中挣扎的农民和马泰奥的三个女儿等等，所有这些人个个命运悲惨，摆脱这一命运活下来的只有努托和钦托。钦托因家贫致残，却顽强生活，家人的死亡使他成熟起来，努力摆脱无知和可悲的命运。他捡到两张纸牌，他希望能再捡到另外那些牌，以凑成一整副牌。这不仅使读者读来感到心酸，更反映了这个孩子的坚强与乐观。鳗鱼(真正的鳗鱼生活在河川之中，洄游到海洋产卵，生命力极强，作者给这个私生子起这样一个外号，看来并非随意)从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身影，因此对他格外关注，想方设法帮助他，使他开阔眼界，最后将这个可怜的孩子安排好之后才离开故乡，表现出了对这个孩子的关心和对他寄予的期望。对努托的描写更为细致，使之成为小说中最为复杂的一个人物。他机智聪明，对农民世界了然于心，从儿时到成人始终是鳗鱼的一个参照物。他是一个社会党人，社会和政治意识很强，他了解农民的艰辛，清楚农民贫困的原因和他们在各个方面所持的立场，对法西斯分子和反法西斯游击战士也很熟悉，常同圆滑的神父争吵，对战后的局势有清醒的认识。他始终坚信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得到尊重，将全部精力投入实现自我的过程之中，努力设法改变农民循环往复的命运。这是因为，他坚信现在的世界“被造得错了，所有的人都有义务去改变它”。鳗鱼返乡后遇到的努托更成熟，更明智，更理解农民生活的艰难，可以带领鳗鱼游览故乡，回顾过去。他是农民世界的代表，是鳗鱼的朋友和导师，像《神曲》中的维吉尔一样，在人生旅程的中途充当了但丁的带路人。但是，努托也有缺陷，他不知道河的另一岸发生了什么，他仍然闭塞。他还说，月亮“不管愿意不愿意，必须相信它”，他也和当地的农民一样相信月亮和篝火的神秘力量。这样一来，这个人物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那种不食人间烟火、无比高大的正面“英雄”。
人们推测，努托这个人物的原型是反法西斯游击战士、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史专家、作家的朋友皮诺洛·斯卡廖内，他在一九四九年收到帕韦塞的很多信，要他澄清过去的很多事，特别是，一些家庭为什么要领养私生子等等。斯卡廖内当时并不知道作家要这些东西的用意，作家死后，他才理解，作家不想编造故事，而是要写现实中实实在在的事。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作家的主张正是如此，他们认为“生活就是艺术”，要按生活的原貌反映生活，创作不是编故事，而是生活的实录，要表现真实的人及其社会关系，通过故事、人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等反映事物的内在本质，而不是只去写浪漫主义的幻想。帕韦塞也深受真实主义作家维尔加的影响，真实主义认为，生活像一匹花布，剪下一块就可以缝制成衣服，不需增减图案，无需改变色彩。这部小说完美地体现了这样的主张。文学创作不同于政治宣传和政府公文，如果先立一个主题，然后根据主题的需要去编故事，或者编故事直接去解释政策，会造成故事虚假，人物脸谱化，各类人物都有“标本”，无须作者塑造，照葫芦画瓢就可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格式化、简单化、政治化，“好人”“坏人”一目了然，看了开头就可猜到结尾。这样的“文学作品”只会使读者感到弱智，不能促使人成熟，创作的路子也会越走越窄，黄世仁后再无鲁四老爷那样的地主，大春之后难见闰土身影。说是要为政治服务，但因缺乏感染力，效果大打折扣。而《月亮与篝火》正是由于如实地记录现实生活才使故事真实，人物栩栩如生，人物之间的关系细腻、复杂，无论故事本身还是其中的人物都更有感染力。
小说包含了很多隐喻和象征，树根、水井、锄头、马厩、阳台、广场、打谷场、加米奈拉山的轮廓等等，都是某种含义的外表象征，读者能从对这些事物的描写中体味到一种含义。小说的名字更为明显，月亮和篝火都具有象征意义。月亮在古代代表众神，向月亮献祭时要用篝火，月亮的亏盈也是农民耕作的重要参照。篝火是农民生产生活中的重要因素，放火烧荒是施肥的一种方式。农民认为，篝火可以祈雨，增加收成。没有月亮和篝火，鳗鱼所惦念的那个农民的世界就没有意义，他自己的生活也就没有意义。无论是瓦利诺烧毁家园的大火，还是烧死桑蒂娜的火，都可以说是旧意大利死亡的象征，但是，游击队员们用生命换来的新意大利并没有就此而诞生。小说的最后以火结尾，桑塔被烧死，“第二年这里还有痕迹，就像是一堆篝火的底子”。这一结尾无疑使鳗鱼十分痛心，象征着他将与这个世界永远告别。因此，这部小说的名称并非只具有田园意味，而是包含了小说的深刻主题：回到过去已不可能。这一结尾是痛苦的，鳗鱼的结论似乎也是痛苦的、消极的：在认识了文明、进步、工业化的世界之后，再回到农民那样简单原始的生活已不可能，那种生活已很遥远，已被摧毁。但是，结论也可以是积极的：如果鳗鱼只想回来看看，做一次“了解之行”，而不是“回归之行”，那么，这次返乡之行应该说很有成果，使他更加成熟。读者读过这部小说之后不是也会更加成熟吗？
帕韦塞是意大利战后初期一位重要作家，他的诗歌和小说创作对当时以及随后一段时间的意大利作家影响很大。但作家本人很不幸，正值创作高峰时突然自杀，令人惋惜。帕韦塞一九零八年出生于意大利北方库内奥省圣斯泰法诺-贝尔波小镇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儿时随父母居住在都灵市。六岁时父亲去世，母亲管教严厉，母亲去世后又在姐姐家生活，这使他形成忧郁内向的性格。在都灵读中学和大学时，他常回故乡度假，家乡所在的地区是风光秀丽的朗盖丘陵地区，《月亮与篝火》描写的就是这一地区。乡间的风土人情和农民的辛苦劳作给他留下深刻印象，而在大城市生活使他体会到城市对人的异化，这些都深深地影响到他以后的文学创作。在都灵大学文学系学习时，他的老师是俄罗斯文学专家、文学评论家莱奥内·金兹伯格，其妻是著名作家纳塔莉娅·金兹伯格。一九三二年毕业后从事英美文学翻译，他翻译介绍的作家有笛福、乔伊斯、狄更斯等，他翻译的美国作家梅尔维尔的长篇小说《白鲸》在意大利至今仍是经典译本，他的博士毕业论文谈的是惠特曼的诗，他的翻译促进了意大利文学的发展。他还翻译了弗洛伊德、荣格等名人的作品，为繁荣意大利的文化作出了贡献。二零零八年九月九日，意大利邮政发行了一枚纪念他诞辰百年的邮票，算是对他的贡献的承认。大学毕业后他曾在私人学校教授英文，在著名的艾瑙迪出版社工作，任《文化》期刊编辑。一九三五年因查封《文化》时发现他与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的通信，被流放到南方，返回后发现，他在“自由与正义”这一反法西斯组织中活动时认识的恋人已同别人成婚，为此他曾想自杀。一九四六年他加入了意大利共产党。帕韦塞三十年代即开始写诗，四十年代出版了第一部小说，一九四七年的小说《同志》获斯特雷加奖。《月亮与篝火》是他的代表作，出版后很快获得同一奖项。但是，报刊对此没有过多报道，反而大报特报他同一个美国女演员的恋情，这使他感到极为失望，认为人们不关心他的文学成就，不承认他的业绩，在四十二岁生日前两周在都灵的罗马旅馆303号房间上吊自杀。可以说，正是那些不讲道德的八卦小报的记者引发了他的自杀念头。去世前五天他给好友卡尔维诺写信说：“您在我书中发现的那种对过去平静生活的回忆和思念，是以我一生的清苦为代价换得的，为此我今天晕倒在地。”这对理解他的自杀和他的这部代表作有一定参考价值。他的突然死亡令人惋惜，他的作品译介到我国来的很少，只有翻译家吕同六和钱鸿嘉从意大利文翻译过他的十几首诗，而这两位先生都已过世，这也令人叹息。应该感谢出版社策划选题的同志和陆元昶先生，希望这次只是一个开头，以后能有更多的帕韦塞作品由意大利文直接译为中文出版。刘儒庭献给安杰罗·卡斯泰利为了一次仍然要做的旅行。仍然！
第一章
我为什么回到这个村镇，这里，而不是回到卡奈利、巴尔巴莱斯科或阿尔巴，有一个理由。我不是生在这里，这几乎是肯定的；我生在哪里，我不知道；在这些地方没有一栋房屋，没有一块土，没有一些骨头，我可以说“这是我出生前的样子”。我不知道我是来自丘陵还是来自谷地，来自森林还是来自一幢有阳台的房子。将我留在阿尔巴的大教堂的台阶上的那个女孩，也许也不是从农村来的，也许是一座宫殿的主人的女儿，或许是两个穷妇人将我装在采葡萄用的篮子里带到那里的，她们来自蒙提切罗，来自奈伊维，或者为什么不是来自克拉万扎纳？谁能说出我是由什么肉做成的？我走遍了世界，足以知道所有的肉都是好的和彼此相同的，但正是由于这样，一个人疲倦了，于是努力扎下根，为自己创造土地和家乡，以便使他的肉有价值，并忍受某个比季节的一次普通转换更多的东西。
如果说我在这个村镇里长大，我必须要感谢维尔吉利亚，感谢教父，所有这些已经不在了的人，虽然他们抱了我并养大我，只是因为亚历山德里亚的医院付给他们每个月的费用。在这些山丘上，四十年前，有些被罚下地狱的人，他们为了要看见一块银斯古多，就在他们已经有的子女之外，使自己负担起医院的一个私生子。有人领养一个女孩，为的是以后使自己有个用人并且能更好地使唤她；维尔吉利亚想要我是因为她已经有了两个女儿，而当我长大了一些时，他们希望能够进入一座大农场大家一起劳动并且过得好。教父当时有加米奈拉的小房子——两个房间和一个牛圈，山羊和长着榛子树的河岸。我和女孩们一起长大，我们相互抢玉米糊，我们睡在同一张床垫上。大女儿安乔利娜比我大一岁；只是在十岁时，冬天里，维尔吉利亚去世时，我才偶然知道我不是安乔利娜的弟弟。从那个冬天开始，懂事的安乔利娜就不得不放弃和我们一起在河岸上和树林里转；她操持着家，做面包和奶酪，她去市政府取我的那个斯古多；我对朱利亚吹嘘说自己值五个里拉，对她说她结不出任何东西来，并且问教父为什么我们不再领一些私生子来。
这个时候我知道我们是些穷人，因为只有穷人才养医院的私生子。在这之前，我上学的时候，别的孩子说我是私生子，我以为这是个和胆小鬼或流浪汉一样的名字，就立即也这样回答他们。但我已经是个长大的男孩，市政府不再付给我们那个斯古多了，而我还没有很好地明白，不是教父和维尔吉利亚的儿子就意味着我不是生在加米奈拉，不是像女孩们一样从榛子树林下或从我们的山羊的耳朵里钻出来的。
前年，当我第一次回村里时，我几乎是偷偷地来重新看看榛树林。加米奈拉的山丘，一道由葡萄园和河岸构成的长长的不中断的山坡，一道抬起头来看不到顶的难以感觉到倾斜的斜坡，就像是被冬天剥了皮，展示出土地和树干的裸体画。而在坡的顶上，谁知道什么地方，又有别的葡萄园、别的树林、别的小道。我在干燥的光亮中清楚地看到，巨大的山丘向着我们的山谷最终到达的卡奈利降下来。我沿着贝尔波河边的小路，到达小桥那里的葡萄架，到达芦竹丛。看到在路边的窄田上那用被熏黑的大石块砌的小房子的墙，歪斜的无花果树，空空的小窗户，我想到那些可怕的冬天。但是在周围，树木和土地都有了变化；茂密的榛树林消失了，变成一片高粱的残株。从牛圈里传出一声公牛的叫，在夜晚的寒冷中我感觉到一种牲畜粪便的气味。此刻在小房子里的人不再是如同我们这样的乞丐了。我一直指望着见到某种类似的东西，或者说是希望小房子已经垮掉；有许多次我在桥的栏杆上想象着问自己，怎么可能在那洞穴里，在这不多的几条小路上，放着羊，寻找着滚到河岸边的苹果，坚信世界就在道路俯临贝尔波河的那个拐弯处结束，就这样度过了这么多年？但我没有预料到会再也找不到榛树林。这意味着一切都结束了。这一新奇事使我沮丧得不喊叫，也不进打谷场。我渐渐地明白，不生在一个地点，不在自己的血液中拥有它，不与老人们一起已经被半埋在这里，意味着什么，而一种耕作的改变并不重要。当然，还有一些榛树林留在那些山丘上，我还能在那里重新找到我自己；如果我是那河岸的主人，也许我自己会把它细细耕耘并种上庄稼，但在当时，河岸对我起到的是城市里那些房间的作用，在城市里人们租借房子，在那里生活一天或几年，然后当搬家后，房间仍然是空的、可支配的、死的壳子。
幸好那天晚上当我将背转向加米奈拉时，我面对着贝尔波河那边的萨尔托山丘，它的各个小山顶，那些一直到山顶才消失的大草地。而在更下的地方，也是遍布着被河岸分割成小块的贫瘠的葡萄园，树林、小路、分散的农场就和我曾经坐在小房子后面的梁上或是在桥栏杆上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看到的一样。后来，在我为位于贝尔波河那边的肥沃平原上的莫拉农场做仆人，而教父在卖掉了加米奈拉的小房子后带着女儿们去了科萨诺的所有那些年，一直到征兵，在所有那些年里，只要我从田地里抬起眼睛，就看到天空下的萨尔托的葡萄园。这些葡萄园也朝着卡奈利，朝着铁路的方向，朝着从晚到早沿着贝尔波河奔跑，使我想到奇迹，想到车站和城市的火车的汽笛方向降落下来。
就是这样，这个我并不出生于此的村镇，我在很长时间里一直相信它就是整个的世界。现在，在我已经真正地看过了世界，并且知道世界是由许许多多的小村镇构成的之后，我不知道是不是从童年时我就弄错了，然后错得更多。在海上和陆地上转一圈，也就像我那个时候的年轻人去到周围村镇的集市上，跳舞，喝酒，斗殴，把旗子和打破的拳头带回家。采了葡萄，把它拿到卡奈利去卖；蘑菇收集了，被送到阿尔巴。这里有我在萨尔托的朋友努托，他供应整个山谷直到卡莫的大木桶和葡萄压榨机。这意味着什么？需要一个家乡，即使只是为了那种想要离开它的爱好。一个家乡意味着你不是单独的，意味着你知道在人群中，在树林里，在土地里，有某种你自己的东西，这东西就是当你不在这里时，也一直在等待着你。但是安心地住在这里是不容易的。我紧紧地盯着有一年时间，当可能时，我逃离了热那亚，我逃脱了。这些东西要靠时间和经历才能被理解。怎么可能到四十岁，等看过了整个世界后，还不知道我的村庄是什么？
有某种东西令我不能相信。在这里，所有的人都认为我回来是为了给自己买一幢房子，他们喊我美国人，让我看他们的女儿。对于一个在离开时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的人来说，我应该感到高兴，确实我感到高兴。但是还不够。我还喜欢热那亚，我喜欢知道世界是圆的，喜欢一只脚放在舷梯上。从我还是个孩子，在莫拉的栅栏边，倚着铁铲，听着大路上经过的游手好闲者们的闲谈那时起，对于我来说，卡奈利的小山丘就是世界的大门。与我相比，努托从来没有远离过萨尔托，他说想要做到生活在这山谷里，根本不需要走出去。正是他还是个小伙子时，就已经能够在比卡奈利更远处的乐队里吹低音单簧管，一直到斯皮尼奥，到奥瓦达，在太阳升起的那地方。我们不时地谈论这些，他笑了。
第二章
这个夏天我在天使旅馆住下，在镇里的广场上。在镇子里不再有人认得我，因为我又高又大。我在镇子里也不认得任何人；我小的时候，人们不常来镇子里，他们在大路上，沿着街道，在打谷场上生活。镇子在谷地的高处，贝尔波河的河水在我的那些山丘下变得宽阔起来之前半小时，在教堂前流过。
我来是为了休息半个月，恰好是在八月的圣母节。那更好，外地人的来去，广场的混乱和嘈杂，这一切甚至都能把一个黑人掩藏起来。我听到人们喊叫，唱歌，踢球；天黑时，是焰火和鞭炮；人们喝了酒，狂笑了，游行了；在广场上连续三个夜晚，整夜都是跳舞，响着汽车声、短号声、气枪的爆炸声。和以前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酒，一样的脸。在人们的大腿之间奔跑的小男孩是以前的那些小男孩；大围巾，一对对的公牛，香水，汗水，女人穿在黑色大腿上的袜子，还是以前的那些。还有在贝尔波河岸的那些欢乐，那些悲剧，那些许诺。在从前，手里拿着第一个月的工资四个索尔多，我冲进集市，冲到射击场，冲到秋千上，我们使那些扎着辫子的女孩哭泣，我们中没有一个知道为什么男人和女人、油头粉面的小伙子和高傲的女孩会相互见面，相互喜爱，面对面地笑，并且在一起跳舞。在现在，我知道了这些，而那个时间已经过去了。我离开谷地时，刚刚开始知道这些。留在这里的努托，萨尔托的木匠努托，我最初逃到卡奈利的同谋，后来十年里，在谷地所有的节庆、所有的舞会上吹单簧管。对于他来说，世界是一场持续十年时间的节庆，他知道各个村镇所有的醉鬼、所有的卖艺者和所有的欢乐。
一年以来，每次我逃跑，都去找他。他的家在萨尔托的半山腰，面对空旷的林荫道，有一股新鲜木头、花和刨花的气味。在莫拉的最初那些年里，对于来自一间小房子和一块打谷场的我来说，这气味就像是另一个世界：这是大路的，歌唱艺人的，我从来没有去过的卡奈利的那些别墅的气味。
现在努托已经结了婚，是个成熟的男人，劳动并且给别人事情干。他的家仍旧是过去那个房子，在太阳下发出天竺葵和苏铁的气味，窗子上和房屋的前面就垂挂着这些植物。单簧管挂在橱柜上；人走在刨花上；他们整篮整篮地把刨花抛在萨尔托山下的河岸——一条长着金合欢、蕨类和接骨木，在夏天总是干燥的河岸。
努托对我说过他不得不做出决定——或者木匠，或者歌唱艺人——于是在过了十年的节庆之后，他在父亲死时放下了单簧管。当我告诉他我去了哪里时，他说他已经从热那亚的人们那里知道了一些事情，并且告诉我在村子里人们曾经讲述说我离开之前在桥墩下发现了一只金座钟。我们开起了玩笑。“也许现在，”我说，“连我父亲都要跳出来了。”“你父亲，”他对我说，“你就是。”“在美国，”我说，“有一个好处，就是所有的人都是私生子。”“这也是，”努托说，“一件需要改变的事。为什么必须有人是没有名字没有房屋的？我们不都是人吗？”“随他去吧。我成功了，尽管没有名字。”“你成功了，”努托说，“没有人敢再对你谈这个了；可是那些没有成功的人呢？你不知道多少不幸的人仍然在这些山丘上。当我带着音乐到处转时，几乎所有的地方，面对厨房，都能发现白痴、呆子和弱智。醉鬼的和无知女佣的孩子，人们使他们仅仅靠吃卷心菜菜帮和菜皮生活。还有人开他们的玩笑。你成功了，”努托说，“因为你以前好歹找到了一个家，你在教父家吃得不多，但你吃了。不是必须说，别的人正在成功，必须帮助他们。”
我喜欢和努托说话，现在我们是男人了，我们相互了解；但是之前，在莫拉的那个时候，在农场劳动的那个时候，比我大三岁的他已经会吹口哨和弹吉他了。他被人找，被人听；他和大人、和我们这些男孩子辩论，向女人们挤眼睛。我那时就已经跟在他后面，并且有时从田地里逃出来，为的就是和他一起跑到河岸上或跑进贝尔波河里，搜寻鸟巢。他告诉我要怎么做才能在莫拉受尊重；后来在晚上他来到小院子里和我们一起监视农场。
现在他向我讲述他当歌唱艺人的生活。他曾经去过的那些村镇，就在我们周围。白天在太阳下明亮而多树，夜里是黑色天空中星星的窝。他和他那些星期六晚上在火车站的站台棚子下教导的乐队同伴一起，轻松敏捷地来到集市上；然后，两三天的时间里，他们再也闭不上嘴巴和眼睛——单簧管去了是酒杯，酒杯去了是叉子，然后重新又是单簧管，短号，鼓；然后是另一场吃，然后是另一场喝和独奏曲，然后是午后点心，丰盛的晚宴，熬夜直到早晨。有聚会，游行，婚礼；有和对手乐队的比赛。第二天、第三天的早晨，他们从小包厢里直着眼睛走下来，把脸插到一桶水里，并且最好在大车、双轮马车和马厩牛圈之间倒在那些草地的草上，这是一种快乐。“谁付钱？”我问。“市政厅，一些家庭，野心勃勃的人，所有的人。而要吃饭，”他说，“总是同样的那些人。”
他们吃什么，应该听听。我回想起了他在莫拉讲述过的那些晚餐，别的村镇和别的时间的晚餐。但饭食总是同样的，听着讲述它们，我觉得又进入了莫拉的厨房，重新看到女人们在擦丝，揉面，塞馅子，掀开锅盖和点火，那种味道回到我的口中，我听到折断茎秆的断裂声。“你在这方面有激情。”我对他说，“为什么你放弃了？因为你父亲去世了？”
于是努托说，首先一件事，弹琴带回家的东西很少，然后，所有那些浪费和从来也不知道谁给钱，这些最终令人厌恶。“后来有了战争，”他说，“也许女孩们的腿还在痒，可是谁还会再让她们跳舞？在战争那些年里，人们喜欢的东西不同。”“可是我喜欢音乐，”努托想了想继续说，“只有这事叫人烦恼。这真是一个坏主人……它变成一种罪恶，必须放弃。我父亲说罪恶比女人好……”“行啊，”我对他说，“你和女人们怎么样？你曾经喜欢她们。跳舞时她们全都来这里。”
努托有一个边吹口哨边笑的习惯，尽管是严肃地这样做。“你没有为亚历山德里亚的医院贡献什么？”“我希望没有。”他说，“虽然有你这样一个幸运的人，可是更多的人都是不幸的。”
然后他对我说，在两者之中，他选择音乐。加入一个群体——这有时成功——夜里很晚回家，吹奏，吹奏，他，短号，还有曼陀林，在黑暗中走在大街上，远离房屋，远离女人，也远离发狂一般回答的狗，就这样吹着。“小夜曲我从来不弹。”他说，“一个女孩，如果美丽，她寻找的不是音乐。她在朋友们面前寻找她的满足，她寻找男人。我从来不认识有哪个女孩明白演奏是什么东西……”
努托发现我在笑，立刻说：“我给你说一个女孩。过去有一个唱歌的人，阿尔波莱托，他吹中音号。他吹了那么多的小夜曲，以致我们说他：这两个人互相根本不说话，他们相互吹……”
这些话我们是在大道上说的，或是在他家的窗口一边喝着一杯酒时一边说的。在我们下方，有贝尔波的平原，为水流做出标志的树木。在巨大的加米奈拉山丘面前，全是葡萄园和河岸上的灌木丛。我有多少时间没有喝这种酒了？“我已经对你说过了吧，”我对努托说，“科拉想要卖？”“只是卖地？”他说，“你要当心他把床也卖给你。”“麻袋的还是羽毛的”我咬着牙说，“我已经老了。”“所有的羽毛都会变成麻袋。”努托说。然后又对我说：“你已经到莫拉去看了一眼？”
事实是，我没有去。那里离萨尔托的房子只有两步远，而我没有去。我知道老头、女儿们、男孩们、仆人们，所有的人都分散了，消失了。有的死了，有的远离了，只剩下尼科莱托，那个曾经多少次踏着脚叫我私生子的傻瓜外甥，而一半的财物已经被卖掉了。
我说：“我有一天会去的。我已经回来了。”
第三章
在美国——多少年前？——我就有关于音乐家努托的新鲜消息。那时我还没有想要回来。那时，我离开铁路上的那帮人一站一站地到达加利福尼亚，看着太阳下那些长长的山丘，说：“我到家了。”美国也是在大海里结束的，而这一次不必再上船了，我就这样停在松树林和葡萄园之间。“看到我手里拿着锄头，”我说，“家里的那些人会笑的。”可是在加利福尼亚不用锄头挖地。这更像是做园丁。我在这里发现一些皮埃蒙特人，于是我厌烦了：穿过那样大的世界，就为看一些和我一样的人，并且他们还恶狠狠地看着我，这不值得。我在奥克兰种田并当送奶工。晚上，穿过海湾，可以看到圣弗朗西斯科的街灯。我去了那里，受了一个月的饿，当我从监狱里出来时，我甚至都嫉妒那些中国人。这时我问自己，是不是值得为了看随便什么人而穿过世界。我回到山丘上。
我在那里生活了一段时间，并为自己弄了个女孩来，从她和我一起在小栎树街的小饭馆里劳动时起，我就不再喜欢她了。由于一再来门口接我，她使自己被聘为收款员，于是现在她整天通过柜台看着我，而我则在炸猪油和倒满杯子。晚上我出门，她用鞋跟跑在沥青路上赶上我，挽起我的手臂，希望我们叫停一辆小汽车，以便下到海里，以便去电影院。刚走出饭馆的灯光，人们单独地在星星之下，在蟋蟀和蟾蜍的一片嘈杂声中，我更想带她到那个农村，在苹果树下，小树林里，或者干脆就在悬崖上短短的草之间，使她倒在那地上，给予星星下的所有嘈杂声一个意义。她对这意义不感兴趣。她像女人们通常做的那样喊叫，要求进到另一个小饭馆里。为了让自己被人碰——我们在奥克兰的一个小巷里有一个房间——她希望自己是醉着的。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夜里我听到有人讲到努托。是从一个从布比奥来的人那里。在他开口之前，我就从他的身高和步伐看出他是布比奥来的了。他拉着一卡车的木头，人们在外面给车加油时，他向我要一杯啤酒。“也许一瓶更好。”我用方言说。
他的双眼笑了，看看我。我们说了一晚上的话，一直到外面不再有汽车喇叭声。诺拉从收款处伸长耳朵，晃来晃去，但诺拉从来没有在亚历山德利诺住过，所以听不懂。我甚至给我的这位朋友倒了一杯被禁止的威士忌。他告诉我说他在家就做过司机，那些村镇他都已经跑遍了，所以他来到了美国。“可是如果我早知道人们就喝这东西……虽然能喝，可是并不好，加热，可是没有佐餐酒……”“什么都没有，”我对他说，“就像月亮一样。”
诺拉生气了，梳理着头发，在椅子上乱动，打开收音机放跳舞的音乐。我的朋友耸耸肩，向柜台俯下身子，手指着背后：“你喜欢这些女人？”
我用破布擦着柜台。“是我们的错，”我说，“这个国家是她们的家。”
他不说话了，听着收音机。我在音乐的下面还听到蟾蜍的声音。诺拉挺着胸，鄙夷地看着他的背。“就像这音乐，”他说，“有比较吗？他们从来就不会演奏……”
于是他告诉我有关去年尼扎的竞赛，当时所有村镇的乐队都来了，从科尔泰米利亚，从圣马尔查诺，从卡奈利，从奈伊维。他们弹了又弹，人们都不再动了，赛马不得不推迟举行，本堂神父也在听舞曲，人们喝酒只是为了演奏音乐，半夜里还在演奏，奈伊维的乐队提贝里奥赢了。可是发生了争吵，逃跑，向头上扔酒瓶。按他的意见，应该得奖的是萨尔托的那个努托……“努托？我认识他。”
于是这位朋友告诉我努托是谁，他干什么。他说就在那个夜里，为了让那些无知的人看看，努托在大路上演奏，一直到了卡拉芒德拉纳才停止。他一直在月光下骑自行车跟着他们，他们演奏得那么好，以致从那些房屋里，女人从床上跳下来拍手，这时乐队停下来，开始演奏另一个曲子。努托在当中，用低音单簧管带领所有的人。
诺拉喊着要我去让喇叭停下来。我给我的朋友又倒了一杯，问他什么时候回布比奥。“就是明天都行，”他说，“如果我能够的话。”
那个夜晚，在去奥克兰之前，我到草地上抽了一支烟，远离汽车来往的大道，在空空的悬崖上面。没有月亮，只有一片星星的海，还有蟾蜍和蟋蟀的叫声。那个夜晚，即使诺拉让自己被掀翻在草地上，我也觉得不够。蟾蜍们不会停止叫喊；汽车不会停止顺着下坡路加速冲下来；美国也不会停止以那些大道，以那些在海岸下被照亮的城市结束。我在黑暗中，在花园和松树林的气味中明白，那些星不是我的星，明白它们就像诺拉和顾客们一样令我害怕。油煎鸡蛋，好的工资，像西瓜一样大的柑橘，这些东西什么也不是，它们就像是这些蟋蟀和蟾蜍。值得辛苦来到这里吗？我还能去哪里？把自己从防波堤上扔下去？
这时我知道了为什么时不时地在一辆汽车里，或是在一个房间里，或在一个小村子的深处，会发现一个被勒死的女孩。是不是他们，也就是这些人，也想扑到草地上，与蟾蜍们和谐一致，做一小片和一个女人一样长的土地的主人，真正地睡在那里，没有恐惧？然而这国家是巨大的，所有的人都有份。有女人，有土地，有钱。可是没有人感到满足，没有人由于有了那么多而停下来，而农村，还有葡萄园，就像是公共花园，像是和车站的那些假花坛一样的假花坛，或者干脆就是未种东西的花园，被烧过的土地，废弃的山。它不是个让一个人能够感到甘心，能够低下头对别人说“不管发生什么坏事你们仍然认识我，不管发生什么坏事你们仍然让我活”的国家。这是个使人害怕的国家。就是他们相互之间也不认识；穿过那些山时，在每一个拐弯处，人们都明白，没有任何人曾经在那里停下来，没有任何人曾用手触过那些山。为此，人们把一个醉汉一顿饱打，把他带到山里，让他像死了一样地留在那里。他们不光有醉汉，还有坏女人。有一天一个人为了碰某个东西，为了使自己被人认识，扼死一个女人，在她睡觉时朝她开枪，用一把活动扳手弄破她的头。
诺拉从大道上叫我，为了去城里。她有一种远远听起来像是蟋蟀声的声音。当我想着她是不是已经知道我想的是什么时，我忍不住笑了。可是这些东西不会对任何人说，没有用。某天一大早她就再也看不见我了，这就够了。可是去哪里？我已经到了世界的尽头，在最后的海岸上，我感到够了。这时我开始想我会重新翻过那些山。
第四章
即使是为八月的圣母节，努托也不愿把单簧管放在嘴上了，他说这就像抽烟，当决定不再抽时就必须真的不再抽。他晚上来到天使旅馆，我们在我房间的小阳台上乘凉。小阳台朝着广场，而广场就是个世界末日，不过我们是在看着房顶之外月亮下的那些白葡萄园。
在一切事情上都想要让自己有道理的努托对我说这个世界是什么东西，他想要从我这里知道人们做的是什么，说的是什么，他下巴托在栏杆上听着。“如果我能像你一样演奏，我就不会去美国了。”我说，“你知道在那个年龄是什么样的。看见一个女孩，和别人动拳头，在大清早回到家，就够了。一个人想要做事，想要是个什么东西，想要做出决定。你不肯过以前的生活。一边走着就觉得更加容易。听到那么多的谈话。在那个年龄，一个像这样的广场就像是世界。一个人相信世界就是这样……”
努托不说话，看着那些房顶。“……谁知道这下面的男孩中有多少个，”我说，“希望走上卡奈利的大道……”“可是他们没有走，”努托说，“而你走了。为什么？”
这些事人们知道吗？因为在莫拉人们说我是鳗鱼？因为一天早晨在卡奈利的桥上我看见一辆小汽车撞到了那头公牛？因为我甚至连吉他都不会弹？
我说：“我那时在莫拉过得太好了。我那时以为全世界都和莫拉一样。”“不，”努托说，“在这里人们过得不好，可是没有人离开。这是因为有一个命运。你去热那亚，去美国，你去了解世界，你必须做什么事，必须明白可能和你有关的什么东西。”“只是与我有关？可是并不需要一直去到那边。”“也许是什么美好的东西，”努托说，“你没有挣到钱吗？也许你甚至都没有发现是什么事。可是对所有的人来说都发生了什么事。”
他低着头说话，声音出来时撞在栏杆上变了样。他让牙齿在栏杆上滑动着。好像是他在演奏。突然他抬起头，“有一天我会向你说这里的事。”他说，“某些事和所有的人都有关系。你看到一些小伙子，看到一些人，他们什么也不是，不做任何坏事，可是会有那么一天，他们也……”
我感觉到他累了。他吞着唾液。自从我们重见以来，我还没有习惯把他看得与那个鲁莽的、那样能干的，教我们所有的人，并且总是善于说自己的事的努托有什么不同。我从来也不记得我现在已经赶上了他，并且我们有同样的经历。我也从来不觉得他有过改变；他只是多了一点厚实，少了一点幻想，那张猫脸更加平静和阴险。我等着他鼓起勇气，解除这个重负。我常常看到，只要给他们时间，人们就会倒空口袋。
可是这天夜里努托没有倒空口袋。他改变了话题。
他说：“你听，他们是怎么跳的，怎么辱骂的。为了让他们来向圣母祷告，本堂神父必须任他们发泄。而他们为了能发泄自己，必须向圣母点灯。他们双方谁占了谁的便宜？”“他们轮换着占便宜。”我说。“不，不，”努托说，“本堂神父胜利了。是谁为照明、爆竹、修道院长职务和音乐付钱？是谁第二天嘲笑那节日？穷人，他们为了四拃的土地累断自己的背，然后让人们吃了这些地。”“你不是说最大的费用落到那些最有野心的家庭头上吗？”“可那些有野心的家庭从哪里弄钱？他们让用人、女仆、农民劳动。还有土地，他们在哪里得到土地？为什么必须有人有许多土地而有人什么都没有？”“你是什么？共产党员？”
努托斜着眼轻松地看着我。他让那帮人发泄完了，然后一边仍然斜着眼看着我，一边小声说：“我们在这个村镇里都太无知。共产党不是谁想是就是的。以前有一个，人们喊他叫阴沉脸，他自以为是共产党员。他在广场上卖辣椒。他喝酒，然后在夜里大喊大叫。这些人做的坏事比好事多。需要一些不无知的共产党员，不会败坏名声。那个阴沉脸，人们很快就让大家都欺负他，再也没有人向他买辣椒了。他不得不在这个冬天离开了。”
我对他说他是对的，可是在四五年，当铁是热的时，人们必须行动起来。在那时，就是阴沉脸也会是个帮助。“在回到意大利时我认为确实在这里发现了什么东西。你们有带把子的刀……”“我只有一把刨子和一把凿子。”努托说。“我在到处都看到不幸，”我说，“有的国家，那里的苍蝇都比基督徒过得好。但是还不足以进行反抗。人们需要一个推动。而你们有推动和力量……你也曾经在山丘上？”
我以前从来没有问过他。我知道村子里的一些人——在我们还不到二十岁的时候来到这个世界的小年轻——中有死去的，在那些大街上，在那些树林里。我知道许多东西，我向他问过这些东西，但没有问过他是不是曾经带着一块红围巾，拿着长枪。我知道那些树林里满是外来的人，逃避兵役者，城市的逃跑者，疯子——而努托不属于这些人中的任何一种。但努托就是努托，他比我更知道正义的东西。“不，”努托说，“如果我去了，他们会烧了我的房子。”
在萨尔托的河岸边，努托曾经将一个受伤的游击队员藏在一间小屋里，在夜里给他送吃的。他妈妈对我说了这件事。我相信这事。是努托。仅仅在昨天，他在大街上遇到两个男孩，他们在折磨一只蜥蜴，他从他们手里夺走了蜥蜴。对于所有人来说，二十年已经过去了。“如果是马泰奥先生在我们去往河边时对我们做了那件事，”我对他说，“你会如何回答？那个时候你毁了多少鸟巢？”“都是无知者的动作，”他说，“我们两个人都做了坏事。让小动物们活着吧。它们已经为冬天而受苦了。”“我不说了。你是对的。”
第五章
“再说，以这样开始，最终就会自相残杀并烧毁村镇。”太阳照在这些山上，发出我已经忘记的一种贫瘠土地和凝灰岩的反光。在这里热不是从天空降下来而是从下面出来——从土地，从葡萄树之间的深处，好像所有的绿色都被吃了下去以便全部进到枝条里。这是一种我喜欢的热，它有一种气味：我也在这气味里，这里面有那样多的摘葡萄和收草料和落叶，有我早已不知道自己还负有的那样多的滋味和那样多的愿望。因此我喜欢从天使旅馆走出来，向农村看；我几乎希望没有过过我的生活，希望能够改变我的生活；希望认为那些看着我走过并且相互问我是不是来买葡萄或什么东西的人的闲谈是有理的。这里，在镇子里，不再有任何人记得我，不再有任何人注意到我曾经是个仆人和私生子。他们知道在热那亚我有几个钱。或许有某个当仆人的小伙子，就像我曾经是的那样。某个在关闭的百叶窗后面感到苦闷的女人，想到了我，就像我过去想到卡奈利的那些小山丘；想到那边的、世界上的人们，他们挣钱，享乐，远远地到大海上去。
已经有各种人，或是出于玩笑或是认真的，向我提供了一些农场。我双手放在背后听着，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我对这些东西很在行——他们向我说到这些年的巨大收成，可是现在需要有一次深耕，一道墙，一次移苗，而他们没有能力做这个。“这些收成在哪里？”我对他们说，“这些收益？为什么你们不把这些收益用在田产上？”“肥料……”
我就是做过批发卖肥料的，我打断了他们的话。可是我喜欢这种谈话。而当我们去到田产上，当我们经过一块打谷场，造访一间马厩，喝一杯时，我更是喜欢这种谈话。
在我回到加米奈拉的小房子的那天，我已经认识了老瓦利诺。努托在广场上当着我的面把他拦住，问他是不是认得我。一个又干又黑的人，一双鼹鼠般的眼睛，他仔细看了看我，而当努托笑着对他说我是个曾经吃过他的面包喝过他的葡萄酒的人时，他慌得呆在那里不敢下决心。于是我问他是不是曾经砍过那些榛树，是不是在那牛圈的上方一直还有那排麻雀葡萄。我们告诉他我是谁和从哪里来；瓦利诺没有改变那张阴沉的脸，只是说河岸的土地很贫瘠，每年大雨都要带走一部分土地。在离开之前，他看看我，看看努托，对他说：“你到那上边来一次。我想让你看看你丢掉的那只小桶。”
随后努托对我说：“你在加米奈拉不是每天都吃东西……”他这时不再开玩笑了。“可是也不该由你们来分。现在那小房子，别墅的夫人买了它，她来用天平分收成……一个已经有了两个农场和店铺的女人。然后他们说乡下人偷我们，乡下人是些邪恶的人……”
我自己回到那条大路上，我在想瓦利诺在他作为分益佃农劳动的这么多年里——六十年？也许还不止——所能够有的那种生活。在这里睡过、吃过、伴着太阳和寒冷锄过地之后，从多少人家，从多少土地出来，将家具装在一辆不是他自己的小车上，走上一些也许不会再走的大路。我知道他是个鳏夫，他的妻子在这个农场之前的那个农场时死去，他的儿子中大的那几个在战争中死去，他只剩下一个小男孩和几个女人。他在这个世界上还做别的什么？
贝尔波的山谷他从来没有走出过。我不由自主地停在小路上，一边想，如果二十年前我没有逃走，那也就是我的命运。然而我在世界上，他在那些山丘上，我们都转了又转，却永远不能说：“这些是我的财产。我将在这根横木上变老。我将死在这个房间里。”
我来到无花果树下，就在打谷场前，我又看见那条在两座多草的山冈间穿过的小路。现在人们已经在这里铺上石头做成台阶。从草场走上大路就像是一个转变——柴堆下的枯草，一只破篮子，一些被压扁的烂苹果。我听到狗在上面沿着铁丝跑。
当我从台阶上伸出头时，狗发了疯。它不停地用后腿立起来，大叫，喘不过气来。我继续往上走，于是看见那柱廊，无花果树的树干，靠在大门口的一把耙子——同样的带结的绳子从大门上的洞口挂下来。在墙上的葡萄架周围的是同样的铜绿斑。在房屋的角上是同样的迷迭香。还有气味，房屋的、河岸的、烂苹果的、干草的和迷迭香的气味。
在一个平放在地上的车轮上坐着一个男孩，穿着大衬衣和破鞋子，单独一根背带，一条不自然地斜长着的腿向旁边叉开。那是一种游戏吗？他在太阳下看看我，他手里拿着一块干兔子皮，闭上瘦弱的眼皮以节省时间。
我站住了，他继续眨着眼睛；狗在狂叫并扯着铁丝。男孩没有穿袜子，在眼睛下有一个痂，瘦得看到骨头的肩膀，腿不动。突然我回想起有多少次我也曾有过冻疮、膝盖上的痂，干裂的嘴唇。我想起我过去只在冬天才穿木鞋。我想起维尔吉利亚妈妈如何在把兔子剖开肚子后剥皮。我动了动手，做了一个手势。
在门口出现了一个女人，两个女人，黑色的女人，一个又老又弯曲着身子，另一个比较年轻而瘦得皮包骨头，她们看着我。我喊着说我找瓦利诺。他不在，他去河岸上了。
那位不年老的女人向狗叫喊并抓住铁丝，拉住它，狗发出嘶哑的喘气声。男孩从轮子上站起来——他艰难地站起来，斜着伸出腿，他站立着，朝着狗慢慢拖着步子。他是个瘸子，佝偻病患者，我看见他的膝盖不比手臂粗，他把一条腿拖在身后，像是拖着一件重物。他大概有十岁，看见他在这个打谷场上也就像看见我自己。就在我朝柱廊下、朝无花果树后、朝那些玉米看一眼的那一瞬间，出现了安乔利娜和朱利亚。谁知道她们现在在哪里？如果在什么地方她们活着，她们也该有那个女人的年龄了。
狗安静了，她们什么也没有对我说，看着我。
第六章
于是我说，如果瓦利诺回来，我等着他。她们一同回答说有时候他回得晚。
两个女人中把狗系住的那个——她没有穿袜子，皮肤被太阳晒得黑黑的，甚至在嘴上有一点点毛——用瓦利诺的那种阴暗和小心谨慎的眼睛看着我。这是他的小姨子，现在和他睡在一起的女人；因为和他在一起，最后也就变得像他了。
我走进打谷场(狗重新扑过来)，说我小的时候就是在这片打谷场上的。我问那口井是不是仍然还在后面。那年老的女人，这时候坐在门槛上，不安地嘟哝了一下；另一个女人弯下腰，拾起倒在门口的耙子，然后向男孩喊话，要他朝河岸那边看看，是不是看到爸。于是我说不必了，我从这下边经过，突然想要重新看看我在那里长大的房子。我认得所有的田产，认得一直到核桃林的河岸，我能自己去转转，在那里找个人。
然后我问：“这孩子是怎么回事？是不是跌到一把锄头上了？”
两个女人从我看向他，他又笑了起来——又不发出声音地笑起来，并且立即闭上双眼。我也知道这种游戏。
我说：“你怎么了？你叫什么？”
那瘦瘦的小姨子回答我了。她说门蒂娜死的那年，医生看过了钦托的腿，那时他们还在奥尔托——门蒂娜躺在床上喊叫，医生在她死前的一天对她说了，这个孩子由于她的过错，没有好的骨头。门蒂娜回答他说那些当兵死去的儿子都是健康的，可是这个儿子生下来是这样，她知道是因为那条想要咬她的疯狗使她失去了奶水。医生训斥她，说根本不是因为奶水，而是因为柴捆，因为在雨里赤着脚走路，吃鹰嘴豆和玉米糊，搬筐子。必须事先就想到，医生说了，可是现在已经来不及了。于是门蒂娜说可是别的儿子都是健康地来到世上的，第二天她就死了。
男孩倚在墙上听我们说，我发现他并不是在笑——他有着向外突出的颌骨，稀疏的牙齿，和眼睛下的那个痂——像是在笑，其实是在注意听着。
我对那两个女人说：“那么我去找瓦利诺。”我想一个人离开。可是那两个女人向男孩喊：“动一动。你也去看看。”
就这样我到了牧场上，沿着葡萄园的边走着，在葡萄树的行之间现在是一些被太阳晒干的小麦茬。尽管在葡萄园的后面，由于山坡上不是榛子林的黑影，而是一片低矮的高粱，只要睁大眼睛，那片田野就非常小，像一块手绢。钦托在我身后一瘸一拐地走着，过了一刻，我们到了那棵核桃树前。我觉得不可能曾经在这里转过和玩过，在大路那里，不可能曾经下到河岸寻找落地的核桃和苹果，曾经和山羊和女孩们在草地上度过整个整个的下午，曾经在冬天的日子里盼望着一点点晴以便能够回到世界——甚至这连一整个村镇都不是。如果不是在十三岁时，当时教父去住到了科萨诺，我偶然走了出来，现在我还会过着瓦利诺的或者是钦托的生活。我们怎么能够弄到吃的，这真神奇。当时我们啃苹果，南瓜，鹰嘴豆。维尔吉利亚能够让我们吃饱。但是现在我明白了瓦利诺阴沉的脸，他干活干活，仍然必须分配。但愿人们看到他的劳动的果实，那些狂暴的女人，那个残疾的男孩。
我问钦托他是不是还认得榛子树。他用那只好的脚站住，不相信地看着我，对我说在河岸的尽头还有一些这种树。由于回过头来说话，我看到在葡萄树的上方那皮肤黑黑的女人正从打谷场注视着我们。我为我的外衣，为衬衣，为鞋子感到羞愧。我有多少时间不再光脚走路了？要让钦托相信我曾经也是像他一样，就这样对他谈加米奈拉是不够的。对他来说，加米奈拉是世界，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对他谈到加米奈拉的。如果在我小时，在我面前出现一个像我这样的大块头，并且我陪着他到田产中去，我会说什么呢？一时间我有一个幻觉，好像在家中，女孩们和山羊在等着我，我光荣地向她们讲述伟大的事情。
现在钦托有了兴趣，来到我身后。我把他一直带到葡萄园的顶端。我再也认不出葡萄树的行了，我问他谁做了移栽。他口齿不清地说着话，显得很严肃，对我说别墅的夫人就在昨天来收了番茄。“她给你们留了吗？”我问。“我们已经收过了。”他对我说。
在葡萄园，我们这时在的地方还有些草，山羊用的新鲜的水罐，山丘继续在我们头顶延伸着。我让他说谁住在那些远远的房子里，我告诉他以前是谁在那里，他们有什么狗，告诉他那时我们都是些孩子。他听着，对我说那里现在还有人。然后我问他在从河岸直长到我们的脚下那么高的那棵树上是不是一直有那个苍头燕雀的巢。我问他有没有去贝尔波河里用筐子捕过鱼。
奇怪的是一切都是已改变的却又仍是相同的。没有一棵葡萄树是那些老的葡萄树中留下来的，也没有一头牲畜是过去的牲畜；现在草场上是草茬，草茬一行一行的，人们从这里经过，长大，死去；被冲进贝尔波河里的倒塌的树根；而看看周围，加米奈拉山丘的巨大的山侧，在萨尔托的山丘上的远远的小道，打谷场，水井，人声，锄头，所有的东西一直是相同的，所有的东西都有那时的那种气味，那种味道，那种颜色。
我让他说他是不是知道周围的村镇。他是不是曾经到过卡奈利。当爸去卖从岗齐亚来的葡萄时，他曾经坐在马车上去过那里。有几天他们和皮奥拉家的男孩们穿过贝尔波河到铁路上去看火车经过。
我告诉他在我小时候这条山谷更大，有人坐着四轮马车在山谷里转，男人在西服背心上戴着金链，而镇子里和火车站的女人们带着阳伞。我告诉他人们过去举行聚会——结婚，洗礼，圣母节——人们从远处，从山丘顶上来，奏乐的人，打猎的人，市长们。那时有一些房子——带庭院的小楼房，就像卡奈利山丘上的鸟巢那样的房子——那些房子有些房间，在房间里，人们十五个，二十个在一起，就像在天使旅馆里一样，整天吃饭，演奏。我们小孩在那些天里也在打谷场上过节日，夏天我们玩造房子游戏；冬天，在冰上转圈。玩造房子游戏是只用一条腿跳，就像他这样，在用卵石摆成的条纹上跳而又不碰到卵石。打猎的人在收葡萄之后在山丘和树林里转，他们从加米奈拉，从圣格拉托，从卡莫上山，回来时浑身污泥，累得半死，但满载着山鹑、野兔和各种野味。我们从小房子里看着他们经过，然后，一直到晚上，在镇子里的那些房子里，人们听到举行聚会，在山上鸟巢的那楼房里——那时能看得到，那时没有那些树——所有的窗子都亮着灯，就像点了火一样，可以看见客人们的影子在走过，一直到早晨。
钦托张着嘴听着，带着眼睛下的那个痂，靠着栏杆坐着。“我那时是个像你一样的孩子，”我对他说，“我和教父住在这里，我们有一只山羊。我把它带到牧场上去。冬天当打猎的人们不再经过时，是很糟糕的，因为甚至连河岸都不能去，有那么多的水和树挂，有一次——现在不再有了——狼从加米奈拉山丘下来，因为在树林里再也找不到吃的东西，早晨在雪地上我们看到它们的脚印。像是狗的脚印，可是要更深。我那时和女孩们睡在后面的那房间里，我们夜里听到狼在呻吟，因为它在河岸上感到冷……”“在河岸上，前年有一个死的。”钦托说。
我站住。我问什么死的。“一个德国人，”他对我说，“游击队员们把他埋在加米奈拉山里了。他被剥光了皮……”“离大路这么近？”我说。“不，他从上游来的，在河岸里。河水把他带下来，爸在烂泥和石头下面发现了他……”
第七章
这时从河岸传来修枝刀在木头上发出的折断声，每响一声钦托都眨一下眼。“是爸，”他说，“他在这下面。”
我问他为什么先前当我看着他时以及女人们说话时他要闭着眼睛。他立即本能地又闭上眼睛，否认这样做过。我笑了起来，对他说我是个孩子时也做这游戏——我就是这样只看见我想要的东西，并且当我重新睁开眼睛时为发现那些东西仍是原样而感到开心。
于是他高兴地露出牙齿，说兔子们也是这样做的。“那德国人，”我说，“也许已经被蚂蚁吃光了。”
女人的一声喊叫从打谷场传来，她喊钦托，需要钦托，诅咒钦托，让我们笑了起来。这声音在那些山丘上一直响着。“谁也不明白人们是怎么杀死他的，”他说，“他在地下有两个冬天了……”
当我们在底下的肥厚树叶、荆棘和薄荷之间要倒下时，瓦利诺刚刚抬起头来。他正用一把修枝刀在一棵柳树的树干顶端处剪那些红色的枝条。和过去一样，当外面已经是八月时，那下面还是冷的，几乎是阴暗的。在这里只要河岸一有水，在夏天就形成水坑。
我问他今年这么干燥，他要把柳树放在哪里晾干。他停下来看着我，一边用脚给树枝培上土，一边把修枝刀系在裤子后面。他那条裤子和那顶帽子上沾满了污泥，几乎是天蓝色的，他穿戴它们是为了施碱性碳酸铜。“今年葡萄很美，”我对他说，“只是缺一点水。”“总是缺点什么东西，”瓦利诺说，“我原来等着努托来取那只小桶的。他没有来？”
于是我对他解释说我正巧从加米奈拉经过，想要再看看乡下。我都不再认得乡下了，因为已经被加工过了。葡萄园是三年的新葡萄园了，不是吗？在家里——我问他——他们在家里也加工过了吗？当我住在那里时，有那个已经不再通风的烟囱——他们后来把那墙拆了吗？
瓦利诺对我说是女人们在家里。她们，她们应该想这事。他朝上顺着河岸看着树木的叶子的正中。他说农村和所有的农村都一样，要让它出产东西需要有人手，而现在再也没有人手了。
于是我们谈到战争和死去的人。关于儿子他什么也没有说。他含糊不清地说着话。当我说到游击队和德国人时，他耸了耸肩。他说那时他在奥尔托，他看到人们烧了齐奥拉家的房子。整整一年再也没有任何人在乡下做任何事，而如果所有这些人都回到家——德国人回到他们自己的家，男孩们回到田产上——那该是一件不错的事。那么多的脸，那么多的人——都是外来的人，从来没有见过，就是在他是个小伙子时的集市上也没有看见过。
钦托张着嘴巴听我们说。“谁知道有多少人，”我说，“还被埋在树林里。”
瓦利诺阴沉着脸看着我——眼睛浑浊冷酷。“有的是，”他说，“有的是。只要有时间去找他们。”他的声音里既不带憎恨，也不带怜悯。似乎他谈的是去采蘑菇，或是去农场。有一刻他兴奋起来，然后说：“他们活着时没有做什么好事。死了也不做好事。”
正是这样，我想，努托也许会认为他愚昧，可怜，也许会问他世界是不是应该一直和从前的一样。努托已经看见过那么多的村镇，知道周围所有人的不幸，努托也许从来也不会问这场战争有什么用。他只需要参加战争，这差不多是一个命运。努托非常有这种想法，即一件必须发生的事对所有人都有影响，世界被错误地造了出来，需要重新造它。
瓦利诺没有问我是不是和他上去喝一杯。他收好柳树枝捆，问钦托是不是已经去割过草。钦托一边移开身子，看着地面，不回答。于是瓦利诺上前一步，用那只空着的手拿着一根柳树枝抽了一下，钦托跳开了，瓦利诺绊了一下，站直了。钦托在河岸的底部，这时在看着他。
老头不说话，抱着柳树枝，沿着河边走起来。一直到了顶上也没有回一下头。我觉得自己是个来和钦托一起玩的孩子，老头因为不能对我发火就朝他抽树枝。我和钦托不说话，笑着互相看看。
我们在冷冷的树木拱顶下下到河岸，但是只要在暴露在外的水坑里、阳光下走过，就能感到闷热和出汗。我研究着凝灰岩壁，就是我们的牧场对面的那堵，它支撑着莫罗奈的葡萄园。在墙顶上，荆棘的上方，能看到那些最早的浅色的葡萄树和一棵带着一些已经红色的叶子的美丽的桃树伸出来，那棵桃树就像是我小时候长在那里的那一棵，一些桃子落在河岸里，看上去比我们的桃子要好些。这些在夏天有着红色或黄色叶子的苹果树、桃树，就是现在还使我流口水，因为树叶就像一个成熟的果子，人在那下面，感到幸福。对我来说，所有那些树都应该是能结果的；在葡萄园里就是这样。
我和钦托谈到了玩足球的人，然后又谈到玩纸牌的人；于是我们来到大路上，在河岸边的矮墙下，金合欢丛中。钦托已经看见过一个在广场上摆牌局坐庄的人手中的一副牌，他对我说他在家里有一张黑桃二和一个红桃国王，是什么人丢在大马路上的。有点脏了，但还是好的，如果以后找到其他的那些张，就能用了。我对他说有的人玩牌是为了生活，他们赌房子和土地。我对他说，我曾经在一个国家里，那里人们桌上放着一堆金马棱戈，西服背心里怀着手枪玩牌。以前在我们这里，当我是个孩子时，农场的那些主人，卖掉了葡萄或小麦后，套好马，趁着晚上凉快出发了，他们去尼扎，去阿奎伊，带着小包小包的马棱戈，玩整整一夜，他们赌马棱戈，然后是树林，然后是牧场，然后是农场，第二天早晨，人们发现他们死在小酒馆的床上，在圣母画像和橄榄树枝下。或者坐着双轮马车出发，再也没有人知道他们怎么样了。有的人还赌老婆，就这样孩子孤单地留了下来，他们把孩子赶出家去，这就是那些被称为私生子的孩子。“马乌利诺的儿子，”钦托说，“是个私生子。”“有人收下他们，”我对他说，“总是穷人收养私生子。可见马乌利诺需要一个男孩……”“要是人们对他说这个，他就发火。”钦托说。“你不应该对他说这个。如果你父亲把你赶走，你有什么错？只要你愿意劳动就够了。我认识一些私生子，他们买了农场。”
我们已经走出了河岸，钦托快步走到我前面，坐到矮墙上。在大路另一边的那些树木后面，有贝尔波河。就是在这里，在把山羊带到河岸和河滩上转了整个下午后，我们出门到这里来玩。大路上的卵石还是同样的那些卵石，树木的茎有着流水的气味。“你不去为兔子割草了？”我说。
钦托对我说他去。于是我走了，一直到拐弯处我都感觉得到那双从芦竹丛看着我后背的眼睛。
第八章
我决定只和努托回到加米奈拉的小房子，这样才能使瓦利诺让我进家。可是对于努托来说，这条大路不在他控制范围内。而我时常经过那里，有时碰到钦托在小路上等我或是从芦竹丛中钻出来。他靠在矮墙上，腿向旁边叉开，让我说话。
但是在最初的那几天之后，节庆和足球赛结束了，天使旅馆又变得安静了，当我在苍蝇的嗡嗡声中一边在窗口喝咖啡一边看着空荡荡的广场时，我发现自己就像一个从市政厅的阳台上看着城市的市长。在我是个孩子时，我是不会这样说的。人们被迫远离家乡去劳动，不情愿地发财——发财也就意味着走了很远并且这样回来，富有了，大了，胖了，自由了。当我是孩子时，我还不知道这一切，尽管我经常眼睛盯着大路，盯着路过的人，盯着卡奈利的那些别墅，盯着天边的那些山丘。这就是一个命运，努托说——与我相反，他没有移动过。他没有去闯世界，没有发财。就像在这山谷里对许多人都发生的那样，对他也会发生这样的事，像一棵树一样长大，像一个女人或一头公山羊一样衰老，从不知道在波尔米达河的那一边发生了什么，从不走出由家、葡萄园、集市构成的圈子。但是，就是从来没有移动过的他也该有某种东西，一个命运——他的那种想法，也就是需要明白事物，修正事物，也就是世界被造得错了，所有的人都有义务去改变它。
我明白在小时候，甚至当我赶着羊跑，当我在冬天把脚踏在柴捆上愤怒地把它踩开时，或者玩时，我闭上眼睛，想试试看重新睁开眼睛时山丘是不是已经消失——甚至在那时我就在为我的命运而做准备，准备没有一个家地生活，准备盼望着在山丘的那边有一个更美更富有的国家。我觉得天使旅馆的这个房间——那时我根本没有在这里过——总是知道，有一个先生，一个带着装满马棱戈的口袋的人，一个农场的主人，当他坐着双轮马车出发去看世界时，一个美丽的早晨发现自己在这样一个房间里，在白色的洗脸盆中洗手，在那闪着亮的旧桌子上写一封信，一封去到城市里，去往远处的信，一些猎手，一些市长，一些拿着小阳伞的太太读它。现在发生的就是这种事。早晨我喝着咖啡，写一些信到热那亚，到美国，操纵着钱，和一些人保持着联系。也许一个月之后我又重新到了大海上，在我的那些信后面跑。
一天我与骑士在楼下，面对着灼人的广场喝咖啡。骑士是老骑士的儿子，在我小时候老骑士是城堡的土地和许多磨坊的主人，在我还没有出生时，他甚至都在贝尔波河里筑了一条坝。他有时坐着由仆人赶着的两匹马拉的车在大路上经过。他们在镇子里有一所小别墅，周围有花园环绕，还有些外国的植物，没有人知道它们的名字。当我在冬天跑着去学校，在栅栏前停下来时，别墅的百叶窗总是关着的。
现在，老骑士已经死了，骑士是个秃头的小律师，他不干律师的事：土地，马，磨坊，都被身为城市单身汉的他消耗光了；城堡的巨大家庭已经消失了；他只剩一小片葡萄园，一些破衣服，他拿着一根带着银的圆头的手杖在镇子里转着。他友善地与我说话；他知道我从哪里来；他问我是不是还去过法国，他翘着小指头、身子向前弯着喝咖啡。
他每天在旅馆前面停下来，和别的顾客谈话。他知道许多事情，比年轻人，比医生，比我知道得都多，但都是些与他现在过的生活不相符合的东西——只要让他说话，就足够明白老骑士死得是时候。我想到他就有点像是别墅的那个花园，满是棕榈树，异国的芦竹，带着标签的花。骑士也曾以他自己的方式逃离过家乡，去游历过世界，可是没有发到财。亲人们抛弃了他，妻子(都灵的一位女伯爵)死了，儿子，唯一的儿子，未来的骑士，还在服兵役前就因为女人和赌博的一堆麻烦而自杀了。然而这个老人，这个与他最后的葡萄园的那些农民睡在一间小饭厅的穷人，却总是有礼貌，总是很整齐，总是个老爷，每次遇到我都摘下帽子。
从广场上可以看见他有田产的那个小山丘，在市政厅的屋顶后面，一个被维持得很糟的葡萄园，满是草，并且在上面，对着天空，是一丛松树和芦竹。在下午，那群喝咖啡的游手好闲的人常常就他的那些分益佃农和他开玩笑，佃农们都是圣格拉托半山中的那些田产主，他们留在他家里只是为了靠近镇子的便利，他们从来也记不得为他给葡萄园锄地。但是他，坚信地回答说他们，那些分益佃农，知道一座葡萄园需要什么东西，再说，过去，那些老爷，那些田产主，把一部分田地抛荒，为了去那里打猎，或是为了什么荒唐念头。
所有人都为骑士的去打猎的想法笑起来，有人对他说，他最好还是在那地里种鹰嘴豆。“我种了树。”他带着突然的发怒和热情说道，声音颤抖了。他由于那样有礼貌，都不知道为自己辩护，于是我也插进来说点什么东西，以改变话题。谈话改变了，但是看得出老骑士并没有完全死去，因为这个穷人理解我。当我站起身来时，他请求对我说一句话，于是我们在其他人的眼睛下在广场上走远。他告诉我说他老了，太孤单了，他的家不是个能接待任何人的地方，不过，如果我上去造访他，如果方便的话，他将会非常高兴。他知道我已经到别的人家看过地，所以，如果我有一刻……我又弄错了：我对自己说，看起来，这一位也想卖地。我回答他说我在镇子里不是为了做交易。“不不，”他急忙说，“我不说这个。一次简单的访问……我要让你看看，如果你许可，这些树……”
我立即就去了，以免除他为准备接待我的麻烦，于是，在那条高于那些暗黑的屋顶，在那些人家的院子之上的小路上，他向我说，由于许多原因，他不能卖葡萄园——因为这是带着他的姓的最后一块地，因为不然的话它就将会落到别人的家里，因为这对于分益佃农是合适的，因为他很孤单……“您，”他对我说，“不知道在这一带地方没有一块地生活是什么东西。您，您死去的家人在哪里？”
我对他说我不知道。他沉默了一刻，觉得有趣，感到惊讶，摇摇头。“我感到，”他慢慢地说，“这是生活。”
他不幸地有一个不久前死去的家人在镇子的墓地里。已经十二年了，在他看来像是昨天。不是一个就像人都不免于一死的死者，一个顺从死亡的、带着信仰想着死亡的死者。“我犯过许多愚蠢的错误，”他对我说，“一生都在犯。老年的真正疾病是悔恨。但有一件事我不能原谅我自己。那个孩子……”
我们来到小路的弯处，在芦竹林下。他停下，结结巴巴地说：“您知道他是怎么死的？”
我点点头。他说话时，双手紧紧地抓着拐杖的圆头。“我种了这些树，”他说。在芦竹林的后面可以看到一棵松树。“我希望在这里，在山丘的顶上，土地是他的，因为他喜欢，它自由而野性，就像他是个孩子时的那个公园……”
这是个想法。这一丛芦竹，以及后面的，带红色的松树和底下的茂盛的草，使我想起在加米奈拉的葡萄园的顶上的凹地。但这里的美好之处就是山丘的尖顶，并且一切都结束在虚空之中。“在所有的农村，”我对他说，“都需要一块这样的地，被不耕种地放着……但是葡萄园要耕作的。”我说。
在我们脚下可以看到这四排不幸的葡萄树。
骑士做了个幽默的鬼脸，摇摇头。“我老了，”他说，“那些乡下人。”
第九章
现在需要下到他家的院子里，给他这个快乐。但是我知道那样一来他就必须为我开一瓶酒，并且过后向他的分益佃农付这瓶酒的钱。我对他说，已经晚了，有人在镇子里等着我，在这个时候我从不吃任何东西。我把他留在他的林子里，在松树下。
每次从加米奈拉的大路上去往桥边的芦竹丛，我就又想着这个故事。这里我也曾经和安乔利娜和朱利亚一起玩过，并且为兔子割草。钦托经常在桥上，因为我送了他鱼钩和鱼线，并且告诉他人们如何在大海上钓鱼和射海鸥。在这里看不到圣格拉托也看不到镇子。但是在加米奈拉和萨尔托的巨大的背脊上，在比卡奈利更远的山丘上，有一些暗色的树林，芦竹林，灌木丛——总是同样的——就和骑士的那些相似。在孩子时我从没有能够上到那上面去；在青年时我劳动和满足于集市和跳舞。现在，我不能作出决定地反复思考，在那上面，在台地上面，在那些芦竹和那些分散的农场的后面，应该有什么东西。会有什么东西？上面是不耕种的并且被太阳烤焦的。“今年人们点篝火了吗？”我问钦托，“我们以前一直都点的。圣乔万尼节的夜里整个山丘都被烧着了。”“小事情，”他说，“他们在火车站点大篝火，可是在这里看不见。皮奥拉说有一次烧掉了那里的几个农场。”
皮奥拉是他的努托，一个又高又聪明的大男孩。我曾经看见钦托在贝尔波河里瘸着腿跟在他后面跑。“谁知道为什么，”我说，“点这些火。”钦托在听。“在我小时候，”我说，“老人说这样能让下雨……你爸爸点过篝火吗？今年本来需要雨水的……到处都在点篝火。”“看起来对田地有好处，”钦托说，“给地施了肥。”
我觉得自己是另外一个人。我和他说话就像努托曾经对我说话一样。“可是，如果这样的话，怎么人们总是在耕地的外面烧火？”我说，“第二天你发现篝火的底子在大道上，沿着河边，在荒地里……”“千万不能烧到葡萄园。”他笑着说。“是的，可是又要把粪肥放到好的……”
这种谈话从来没有结束过，因为那个愤怒的声音在喊他，或者一个皮奥拉家的或莫罗奈家的男孩经过，于是钦托站起来，就像他父亲会说的那样，说：“那么我们去看看。”便走了。他从来也没有让我明白他是出于礼貌还是因为自己愿意而和我一起停下来的。当然，当我向他讲述热那亚的港是什么东西，人们如何装船，船上的汽笛声和水手们的文身，以及多少天全在大海上时，他带着敏锐的眼睛听着我说。这个孩子，我想，由于他的腿，将永远是农村里的一个饿死鬼。他永远不能使锄头或是抬筐子。他更不能当兵，因此他将永远不能看见城市。但愿至少给他一点愿望。“大船上的这种汽笛，”那天我谈到汽笛时，他对我说，“是像战争时候人们在卡奈利吹的那种号声吗？”“你听到过？”“当然。他们说比火车的汽笛声还响。所有人都听得到。夜里人们出来看他们是不是在轰炸卡奈利。我也听到了，还看到过飞机……”“可是如果他们还抱着你……”“我发誓我记得。”
努托，当我对他说我告诉那孩子什么时，就像是要把低音单簧管放到嘴上吹一样撅起嘴，用力摇了摇头。“你做错了，”他对我说，“你做错了。你为什么要让他有愿望？只要事物不改变，他就将一直是个不幸的人……”“至少他该知道他失去了什么。”“你希望他能用它做什么。当他看到在世界上有人过得好有人过得不好，这会对他造成什么结果？如果他能够明白这个，你只要看看他父亲就够了。只要在星期天到广场去，在教堂的台阶上一直有一个人在乞讨，像他一样是瘸子。而在里面，则有专为富人设的凳子，用黄铜写着名字……”“越是唤醒他，”我说，“他越是明白东西。”“但把他送到美国是没有用处的。美国已经在这里了。在这里就有百万富翁和饿死鬼。”
我说钦托应该学一种职业，为了学它，他必须从他父亲的爪子下走出来。“也许他生来是个私生子还更好些，”我说，“应该走出来，并且摆脱困境。在进到人群之前，他会像他父亲一样长大。”“有些东西需要改变。”努托说。
于是我对他说钦托是聪明的，对于他来说，也许需要一个农场，它对于他就像莫拉以前对于我们一样。“莫拉就像世界一样。”我说，“是一个美国，一个海港。有的人去有的人来，人们劳动和说话……现在钦托是个小孩，但以后要长大。将会有女孩……你愿意估价认识聪明女人的意思吗？像伊莱奈和西尔维亚一样的女孩？……”
努托什么也不说。我已经发现他不愿意谈到莫拉。尽管告诉了我什么有关当乐师的那些年的东西，最老的话题，也就是当我们还是孩子时的话题，他任它落下。或者也许是在开始讨论时以他的方式来改变话题。这次他沉默着，向前伸着嘴唇，只是在我向他讲述在庄稼茬里的篝火的故事时，他抬起头。“他们做得对，”他跳起说，“他们唤醒土地。”“可是，努托，”我说，“就是钦托也不相信这个。”他说，尽管他不知道这是什么，热或烈焰或情绪是不是被唤醒了，事实是，所有那些在其边缘上被点了篝火的耕地都给出一个更加多汁更加鲜亮的收成。“这是新的，”我说，“那么你还相信月亮了？”“月亮，”努托说，“不管愿意不愿意，必须相信它。你试着在满月时砍一棵松树，虫子就把它吃光。一只小桶，你必须在月亮年轻时去洗它。一直到那些移栽嫁接，如果不在月亮的最初几天做，它们就不扎根。”
于是我对他说在世界上我听到许多这种故事，但是最粗俗的就是这些。关于政府和教士言论尽管他觉得有那么多该说的东西，可是如果随后他就像他祖母的那些老人一样相信这些迷信，那是没有用的。就在这个时候，努托渐渐平静下来，对我说，迷信只是那种做了坏事的东西，如果一个人使用月亮和篝火是为了偷窃农民并使他们处在黑暗之中，那么他将是个无知的人，并且应该要在广场上枪毙他。可是在说话之前我必须重新变成乡下人。一个像瓦利诺一样的老人将不会知道别的什么东西，但土地，他认识它。
我们像发疯了的狗一样争论了一段时间，但是人们在锯木厂里喊他，我笑着走下来到了大路上。我有一半的欲望想要去莫拉，但是随后天就热起来了。朝着卡奈利看看(这是个色彩生动的，宁静的白天)，我只看一眼就看到了贝尔波的平原，正面的加米奈拉，侧面的萨尔托，鸟巢的小楼房，在它的悬铃木林当中呈红色，出现在极远的山丘的边上。如此多的葡萄园，如此多的河岸，如此多的被烧过的几乎是白色的山坡，使我想要依然还在莫拉的那个葡萄园里，在收葡萄的时候，看着马泰奥先生的女儿们带着小篮子来到。莫拉在那些朝着卡奈利而生长的树木的后面，在鸟巢的山坡下。
然而我在便桥上穿过贝尔波河，并且一边走，一边反复地想，没有什么比一块很好地锄过，很好地捆扎过，有着合适的叶子和被八月的太阳烤焦的土地的气味的葡萄园更美的了。一片被很好地耕作过的葡萄园就像是一个健康的身体，一个活的身体，它有它的呼吸和汗水。并且，我一边再一次看看自己的周围，一边想着那一丛丛的树和芦竹，那些小灌木，那些河岸——周围的村镇和地点的所有那些名字——它们是没有用的，不给予收成，但是这些东西也有它们的美——每片葡萄园有它的污渍——使人乐于将眼睛投向这里并且知道这里的鸟巢。我想，女人们身上就有某种类似的东西。
我真愚蠢，我说，二十年来一直在外面，这些村镇在等待着我。我想起了第一次走在热那亚的大路上的那种失望——我走在路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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