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视野——现代学校教育与乡村民众生活(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叶哲铭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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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视野——现代学校教育与乡村民众生活试读：

1　导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一个社会的发展程度要从社会中下层的实际生活状况来判定，因为普通民众才是历史的主体。从历史上看，“中国原是一个大的农业社会。在它境内见到的无非是些乡村；即有些城市(如县城之类)亦多数只算是乡村，说都市的很少”[1]41；甚至“许多地区级的城市，县首府，只不过是一些带有围墙和衙门当局的大乡村”[2]3。自晚清以来，中国走上了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导向的早期现代化道路，但是如果面积和人口占绝对优势的乡村不能及时跟上发展，那么中国的现代化事业终将被乡村的危机所抵消。所以，我们无法撇开庞大的乡村民众搞现代化；恰恰相反，从晚清以降中国社会的变迁来看，只有那些理解乡村社会并能有效地动员乡村民众的改革乃至革命方案，才有成功的可能。目前，中国仍然是一个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以工业化、城市化为导向的现代化进程，能否如欧美发达国家那样吸纳乡村庞大的剩余劳动力还是个未知数①。因此，关注乡村、研究乡村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长期任务。那么，面对这一任务，教育何为？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知道教育已经做了什么。在注重“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中国古代社会，以儒学为主干的官学和各种形态的私学，在对民众实施伦理教化、满足文化需求、保持社会流动、维护社会结构等方面基本发挥了作用。晚清以来面对诸多内、外部危机和挑战，传统教育越来越应对乏力。因此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教育走上了步履沉重的早期现代化之路。到1904年，清政府终于正式颁布实施“癸卯学制”，1905年又废除了科举制度，这标志着以城市化和工业化为导向、以培养各种专门人才为目标的教育现代化进程正式启动：1905年后，第一波兴办新式学堂的热潮出现了；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的教育改革又带来了第二次发展契机；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着力发展教育，在“抗战”中也不曾停辍，由此为1949年后的发展打下了一定基础。这一历史变迁的宏观图景，通过诸多教育史著作我们已经比较熟悉了。然而，这个图景能代表近代中国教育变迁的全部吗？

①温铁军等人认为，从中长期的人口增长情况和资源紧缺情况来看，“中国农村并不随工业化、现代化而能够有效地实现城市化”[3]29－38。

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曾用海洋来比喻他所理解的历史，“在巨大而沉默的大海之上，高踞着在历史上制造喧哗的人们。但恰恰像大海深处那样沉默而无边无际的历史内部的背后，才是进步的本质，真正传统的本质”[4]408。借用这个比喻，我们同样可以对中国教育的早期现代化历程提出这样的疑问：除了上述在历史海洋表面喧嚣奔腾的教育体制变革的浪花，大海深处那些沉默无边的底层乡村民众的生活与现代教育有什么关系？对于这个问题，“大历史”的宏观叙述是无法回答的。因为全国范围的整体考察往往只能得出各种教育历史现象粗线条的、总结式的“最小公分母”。如果满足于此，那我们至多只能获得对教育发展历史均匀、单一的理解，而不能明了这幅历史画面中更生动、更细腻的内涵。要突破这种局面，一个可行的选择就是“潜入底层”，通过“注重基层经验和生活细节的‘小历史’，从细微事件和平常人物重构历史，让人们更加了解历史基层的生猛绚烂”[5]138－145。

1917年，刚回国的胡适发现“学校只管多，教育只管兴，社会上的工人、伙计、账房、警察、兵士、农夫……还只是用没有受过教育的人”[6]227－228。这句话我们可以从两层意思来理解：一是现代学校教育确实在发展，二是这种发展与普通民众无涉。1935年夏天，费孝通在江苏吴江县的开弦弓村考察时发现，很多乡村小学的学生不去上学而是帮家里割草养羊，“缺课人数与村里养羊的头数相关”，因为“文化教育的价值在人们眼里，还远不如孩子们割草直接为家庭收入做出的贡献大”。同时他还观察到，江苏的浒墅关蚕业学校在当地设立了一个蚕丝业技术推广部，指导乡民科学养蚕，并在村里开办了一家合作丝厂。乡民虽然很欢迎，但是由于文盲率高，该厂训练女工很吃力[7]177－178，189，201－202。通过这两种现象的对比，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乡村民众基于实用理性对不同类型的学校教育会采取不同态度：就基础教育而言，家长对子弟入学的经济预期很低，在花一笔钱送子弟入学和不让子弟入学而得到一个农事帮手的选择上，家长往往倾向于后者；而对于能直接改善他们经济生产的职业技术推广教育则很欢迎。但是忽视前者恰恰成为参与后者的障碍。

从上述例子可见，对于现代教育精英阶层与社会下层民众的观念并不一定统一，甚至可能处于“两个世界”。如对于普及义务教育，精英阶层大多从提升国民素质、富国强兵的角度予以高度重视和着力推行，但乡村民众则很现实地考虑求学的“性价比”问题，结果发现子弟在现代小学求学不但价钱贵、学程长，而且所学的东西脱离生活需要，于谋生少有帮助。因此现代学校出现在乡村相当长时间之后，仍然有不少乡村民众不愿送子弟入学，而依然青睐比较适应乡村生活的私塾。也就是说，乡村民众一般从“管不管用”或“有没有出路”的角度去理解现代教育，从而决定自身态度和参与程度。这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教育活动的本质使然，但也是我们在考察教育事业发展时必须充分重视的。从本质上说，教育总带有理想化色彩，尤其是晚清以来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现实，更要求现代教育肩负培养新式人才，培育民众国民意识和素质，以拯救国运、推动现代化发展的理想和使命。这与传统儒学教育强调维护既有秩序的稳定有很大不同。从这个层面来讲，现代教育不可能单纯以被动适应民众生活需求、满足眼前利益为指归。但是如果现代教育不能较好地从乡村民众的实际情况出发，在满足民众生活需求的前提下引导民众发展，那么现代教育也将变成空中楼阁。所以，后世的研究者如果仅仅把目光定位在由上层精英人物规划出来的现代教育制度形态，或者仅从全国性的各种统计数据来说明现代教育事业的发展，而忽略乡村民众基于生活所塑造的现代教育实际形态，就无法发现这“两个世界”的差异，也无法估计现代教育对民众生活实际影响的大小，更无法思考这“两个世界”可以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以什么样的方式实现统一。

此外，教育与社会之间存在着规律性联系：一方面，教育受到生产力、政治经济制度、文化传统、人口等社会因素的制约；另一方面，教育又对上述社会因素有能动的反作用。但这种反作用主要是通过间接方式实现的。教育总是通过对个体身心素质的培养、并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他们原有的生活状态来实现对社会的反作用的。所以，在教育和社会之间，民众生活是一个“中间环节”。我们应该将视角下移，从乡村民众的生活中去考察现代教育变革的大潮到底在哪些方面和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这样我们才可能获得更细腻、也更接近实情的中国现代教育发展图景，也才能更深入地理解教育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总之，要研究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历史，就离不开对现代教育与乡村民众生活关系的研究。否则，我们就没有充分的信心就现代教育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做出评估；也就无法为我们研究当前的乡村问题提供更多历史借鉴。

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研究已取得了很大成绩，逐步改变了以教科书编写和通史类著作纂写为目的的研究格局，涌现出一批专题性研究成果。但是，相对于近代中国教育变迁的丰富内涵而言，已有的研究成果大多是在“上层建筑”或者精英文化层面进行叙述和分析，而将社会下层的“原生态”排斥于研究视野之外，从而造成对近代中国教育实态研究的缺失。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一开篇就指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8]1，那么，从乡土的视野来看现代学校教育到底给民众生活带来了什么，也应该是近代教育史研究的重大任务。本研究就以一个区域中20世纪上半期乡村民众生活的变迁为切入点，去思考和尝试回答“现代学校教育在哪些方面和在多大程度上对乡村民众的生活发挥了影响”这一问题，以努力回应现实的挑战和促进研究的深入。

1.2　学术史回顾

1.2.1　早期社会人类学研究中的乡村教育图景

用“底层视角”进行微观研究一直是人类学研究的方法论特征之一①。20世纪初期，中国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先后设立了社会学和人类学系或专业，并展开了对中国乡村社区的初步研究，一批社会人类学研究成果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纷纷出版②。这些著作大多就某个乡村社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状况展开共时性的结构描述和功能分析，其中少数著作涉及现代学校教育与乡村民众生活关系的考察。

廖泰初的《变动中的中国农村教育：山东汶上县教育研究》(1936)在访谈调查的基础之上，揭示了20世纪30年代汶上县私塾强大、学校势弱的情况。廖泰初认为，在当时的乡村社会条件下，私塾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政府与其一味强调取缔，还不如积极改良和利用；对于现代学校而言，则需要地方化和本土化，“适合环境需要，适合人民口味，得多数人的同情拥护”，才能真正成为乡村建设的新力量[10]1，11－12，23，34，85－87。杨懋春的《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1945年)用社会学中初级群体和次级群体的概念描述了家庭和村庄、以及在两者之间(宗族、邻里、宗教团体等)和两者之上(村庄群、集镇等)的社会组织中民众的生活方式。其中杨懋春观察到，台头村的两所学校(村小和教会小学)在村庄的组织、冲突、领导等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认为现代学校教育是受儿童欢迎也是能造就人才的，但是成年村民并不理解现代教育体制的意义，认为读书如果不做官就不能给家族带来荣誉，所以他们依旧怀念科举时代的功名[11]140－144，153－158，183。

①所谓“底层视角”原是社会学常用的一个观察方法，即不以宏大叙事为研究对象，而以乡村民众的日常生活、风俗习惯等所谓“民间琐事”来关注文化变迁和历史发展的进程。这一特点也是人类学田野调查方式和研究初民社会的传统所致[9]84－90。

②这些著作有D.H.库尔普的《华南乡村生活》(1925)，李景汉的《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1929)，林耀华的《义序的宗族研究》(1935)，廖泰初的《变动中的中国农村教育：山东汶上县教育研究》(1936)，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1939)，杨懋春的《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1945)，林耀华的《金翼》(1948)等。

从这些早期人类学著作(包括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中我们可以获得如下认识：

首先，现代学校教育在乡村的实施，不同地方差异巨大。汶上县和台头村同在山东省，前者位于西南部，后者位于东南部，然而两地在学校教育上的情况差异极大。前者私塾占统治地位，现代学校势弱；而后者则通过乡绅明智而积极地努力，将原有的私塾成功地改造成现代学校，并被政府纳入到公立学校系统而得到了资助，从而在与村中教会小学的竞争中居于优势地位。

其次，乡村民众从实用性出发对不同类型的教育会采取不同的态度。如前所述，在费孝通考察的江村，“文化训练并不能显示对社区生活有所帮助”[7]50，学生家长并不愿意让子弟接受初等教育，但是又很欢迎那些能直接帮助他们提高生产水平的职业技术教育。在汶上县，私塾可以满足民众识字、打算盘、写毛笔字等实际需要，由此民众宁可花比读小学更多的钱也要进私塾。

再次，乡村中的现代学校有可能成为不同势力争夺社会地位的工具或“战场”。比如，台头村的村小由一个强势宗族办的私塾转变而来，教会小学则是其他宗族借外来文化之力显示自身存在的产物，两所学校把村庄分成了两个群体。村小教师在传统上享有很高的威望，因为他们的身份兼具学校教师、宗族族长、乡绅和地方学者多重角色，是村庄中非官方领导之一。在教育现代化的趋势中，村小的主持人也能跟上时代变化，由此新一代的村小教师仍然是重要的村庄领导。在汶上县，办私塾的“塾东”大多是乡村中的权势人物，有时甚至就是负责推广学校教育的乡长、镇长，这些人认为办私塾是获得和加强社会影响力的方便办法。这些情况都提醒我们，除了从经济角度看学校教育对乡村民众生活的影响外，还应该从乡村文化和权力结构的角度来理解现代学校在乡村的处境。

1.2.2　民国时期教育界对乡村教育的关注和社会调查的展开

1920年，余家菊在《中华教育界》上发表的《乡村教育的危机》中指出，在乡村中现代学校并未取代旧式私塾，旧式文人仍然是乡村教育的主导，乡村教育处在危机之中。该文引发了教育界对乡村教育问题日渐深入的关注。此后在一些杂志上，关于乡村教育及乡村社会状况的文章日渐增多，比如：王晋三的《乡村教育漫谈》(《新教育》第9卷第4期，1924年)，何有文的《关于乡村小学几个特殊问题之商榷》(《中华教育界》第17卷第4期，1928年)，李楚才的《小学教师的生活问题》(《中华教育界》第17卷第6期，1928年)，古楳的《发展乡村教育的中心问题》(《教育研究》第13期，1929年)，傅葆琛的《我国乡村小学课程的几个缺点》(《教育杂志》第23卷第2期，1931年)，厚之的《中国农村经济的衰退与乡村教育》(《平民杂志》第1卷第3期，1932年)，傅葆琛的《乡村小学教师的进修问题》(《河北教育公报》第7卷第21、22期，1934年)，杨效春的《普及农村教育的困难和我们的做法》(《教育杂志》第27卷第1号，1937年)，王丙辰的《乡村小学儿童缺席的原因》(《教育杂志》第27卷第6号，1937年)，陆德音的《中国农村教育的回顾与前瞻》(《教育杂志》第27卷第6号，1937年)等等。这些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对乡村现代教育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设想，给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观点。

面对现代学校教育与乡村民众生活疏离的情况，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一批知识分子发起了乡村教育运动和乡村建设运动。在这个过程中，各实验区在不同程度上展开了对乡村社会和教育的调查研究，比如李景汉主编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1933)就对河北定县的社会状况、尤其是教育状况进行了较为专业的量化考察，用94份表格介绍了该区域教育的详细情况[13]182－250。除了定县实验区外，其他如邹平、无锡、徐公桥、乌江、镇平、江宁等实验区也都把调查教育现状、发展乡村教育事业作为乡村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所以也留下了详略不等的乡村教育实况资料。此外，一批介绍乡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实践的著作也先后出版。比如杨效春的《晓庄学校与中国乡村教育》(1928)介绍了晓庄学校的概况和作用；吴雨农的《定县牛村的平民教育》(1929)介绍了牛村在扫盲、社会工作、生计教育、卫生教育等方面的情况；汤茂如的《定县农民教育》(1932)分9章介绍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定县实验区筹备期间的教育工作。这批调查报告和著作使我们了解了实验区乡村教育的展开情况和工作方式，为我们从教育的角度思考乡村教育和民众生活的关系提供了参考。

除了上述实验区的社会调查之外，20世纪上半期还有大量由政府、社会团体、学术机构、个人进行的社会调查，特别是乡村社会调查。李文海组织力量对这些调查报告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并以《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的形式在2005年出版了第一批193份调查报告。这193份调查报告共分10卷，为我们提供了民国时期社会生活各个侧面的直接记录。比如文教事业卷共包含25份调查报告，涉及到江苏江宁县、南京市郊、安徽和县、山西省等区域的乡村学校教育情况，也涉及到中小学教师生活、教学、健康等方面状况，以及对民众教育运动的调查等[13]。另外，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设立的“农村复兴委员会”也在各省展开乡村调查，其中对浙江乡村的调查于1933年7、8月间在龙游、东阳、崇德、永嘉等4县33村展开，《浙江农村调查》于同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4]。

可以说，1949年前学术界对中国乡村教育以及乡村民众生活是高度关注的。这其中，人类学的相关研究虽然不多但是富有启发；教育界不但有舆论上的呼吁更有“见之于行事”的激情。一批教育家积极投身到乡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中，在大量社会调查的基础上，把改造学校教育以适应乡村生活、从而发挥改造乡村的力量视为重要工作。

1.2.3　20世纪后半期海外学者的相关著作

20世纪50、60年代，少数海外学者撰写的有关中国乡村的社会学著作相继出版①。其中周荣德的《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一个社区中士绅身份的研究》较多地涉及了现代学校教育与民众生活变迁的关系。作者采用“个人生活史”的研究方法，于1943—1946年间通过访谈搜集了云南省昆阳县47个士绅的生活史案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普通农民家庭如何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上升到士绅阶层的过程。在这些案例中作者高度关注人物的受教育状况，把接受教育作为促进社会流动的首要方式，并认为现代学校教育在帮助一个农家子弟社会升迁上不如传统教育。因为现代学校教育不但学程长、成本高，而且会改变个人生活的整个观念，使得这个人不能再过传统的生活[15]19－20，154－155，163－164。

①这些著作有：柯鲁克夫妇的《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1959)，周荣德的《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一个社区中士绅身份的研究》(1966)，威廉·韩丁的《翻身：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纪实》(1966)，等等。

20世纪70、80年代，有3位美国学者利用“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等资料对近代华北乡村经济和社会状况进行研究①，其成果先后问世。他们分别是马若孟的《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1970)，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和社会变迁》(1985)和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1988)。前两部著作涉及乡村学校教育活动的内容很少。杜赞奇则在其著作中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概念并作为最主要的解释工具②，他认为兴办现代学校作为一项重要的现代化事业深刻地影响了乡村社会原有的权力结构。

这些海外学者的研究给了我们如下启发：

首先，近代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是复杂的，绝不仅仅是儒家士绅一元控制的社会。周荣德根据居住和活动空间把士绅阶层分为村绅、乡绅、县绅、省绅4个层次，这意味着士绅阶层内部的差异。而杜赞奇等人进一步指出，除了拥有各级科举功名的士绅外，在乡村权力舞台上还活跃着很多草根精英。各村庄的“首事”往往只是相对富裕的普通村民或宗族首领，各种水利管理组织的“会首”、各种宗教组织的“香头”等也大都没有什么科举功名，但这些人也通过文化权力网络控制着乡村，并应对着来自外部的各种挑战。其次，对近代乡村兴学过程中给民众带来的经济负担必须充分认识。“村摊学款”是乡村民众在未得到现代学校教育的好处之前首先面对的事物。由于近代以来各级政府财政长期疲弱，国家在乡村社会推行各种现代化措施所需要的庞大经费绝大部分是由乡村民众承担的。上述三本著作都在不同程度上研究了各种“摊款”对华北农村经济带来的各种影响。尤其是杜赞奇，将摊款不断加重视为乡村政权内卷化的关键因素。可以说，研究近代乡村学校教育，就必须考虑民众的经济负担及其连带的政治效应。再次，乡村中现代学校教育的出现是国家权力向乡村社会延伸的大背景中进行的。学校代表了国家的权力意志，也意味着一种以现代文化改造乡土文化的设想。但是这种进入和改造从一开始就不是一帆风顺的或者单向的，各种乡村的文化权力都在以各种方式捍卫着自身的生存权力，也抗拒或消解着国家的企图，最终结果可能是国家权力和乡村力量之间的相互改造。

①“中国农村惯行调查”是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在1939—1943年间对河北、山东两省的若干村庄的调查，共汇编成6卷本。

②“权力的文化网络”由乡村社会中多种组织体系以及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构成。它既包括在宗族、市场等方面形成的等级组织，也包括血缘关系、庇护关系、信仰关系等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网[16]5，13－14。

1.2.4　20世纪后期国内相关学科的部分研究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对近代乡村社会及其民众生活的研究开始复苏。经过20余年的发展，目前该领域已经成为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研究热点，出现了一批富有特色、颇具启发性的研究成果。

有关近代乡村民众社会心态研究方面，程歗的《晚清乡土意识》(1990)对晚清时期乡村民众的日常生活意识、政治意识、民族意识、宗教信仰意识进行了研究，可视为较早的一部心态史研究著作。作者认为，民众意识对先进社会思潮，既有促进、推动作用，又处在互不协调的状态[17]5。张鸣的《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1997)考察了从1840年到1920年这80年间中国农民走过的心路历程。作者指出，中国农民为了生存而具有丰富的经验理性，在前近代“教育程度也不像我们过去想象的那么低，……城乡教育水平并无多大差异”。然而，中国现代化的程序却基本上遵循西方的路径：由城市到农村，以农村的破败换取近代都市化的完成。由此“中国农民基本上是在被近代化抛弃的情况下”走完了80年心路历程，到20世纪20年代，“他们的心态终于进入了近代化的临界点……从抗拒转为顺从”，从而具有了接受现代事物的可能性[18]106－107，217－221。在研究方法上，程歗、张鸣的著作是以传统的文献法为主的，而周晓虹的《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1998)则在文献研究基础上展开实地调查和访谈，从个案研究入手解剖了20世纪百年来江浙区域农民的社会心理、思维方式、行为模式演变的情况。作者将现代学校视为现代性渗入与生长的重要因素，认为学校在开启民智、传播新思想和新文化、促进当地社会与外部世界的交流与联系，以及培养农村经济与社会人才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19]23，30－31，105－115。

从上述著作可见，在乡村社会中推行现代学校教育，既是一种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的渗透，也是一种对乡村民众心态的改造。要探讨这个改造的过程，其前提条件就是必须了解乡村民众原有心态特征及其变迁特点。程歗指出：“思想家们所传播的先进文化信息与晚清农业社会之间，横跨着一层弥漫了农民乡土意识的文化带。”[17]5对这种文化带的忽视，是造成上层精英发动的社会变革在下层应者寥寥局面的原因之一。现代学校教育在乡村的推行同样如此，当现代学校凭政府之力，以居高临下、拯救乡愚的姿态进入乡村时，首先遭遇的就是对乡土意识的忽视而导致的阻抗，从而造成与乡村生活格格不入的局面。

有关近代乡村社会变迁研究方面，社会史学界此类著作较多，但是其中涉及现代学校教育的很少。就笔者目前所见，主要是小田的《江南乡镇社会的近代转型》(1997)和郑起东的《转型期的华北农村社会》(2004)等著作。小田的著作描述了长江三角洲区域乡镇社会的近代变迁，将“乡土生活的转型”与“现代工业的成长”和“市场体系的发育”同列为近代江南乡镇社会转型的三个重要方面，并将乡村教育运动视为一种有计划推动乡土生活转型的力量[20]275－289。郑起东的著作是一部系统研究从晚清到“抗战”前华北区域乡村社会变迁的著作。与那种从晚清到民国国家权力在步步深入地控制乡村的观点不同的是，作者认为在国家权力对农村的整合过程中，中央政府不仅未能改造国家、士绅、村庄三层权力结构，反而因中间权力层次的梗阻而逐渐削弱，甚至被逐出了乡村。至于乡村社会组织，其“基本内核”是农村自治组织，其他各种社会组织(包括教育组织)都是由乡村自治组织演化而来。但是，近代以来国家力图整合乡村社会，使其纳入“国家建设”轨道，结果不但不能完成“国家重建”，反而将乡村自治组织改造成了“寻租”组织[21]前言3－4。从这两部著作的比较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区域的社会变迁不一定与国家整体部署相协调，而往往会基于本区域的社会特征作出反应，从而显示出不同区域的特征。郑起东对近代华北乡村教育变迁的描述恰当地说明了这一点。

有关乡村建设运动研究方面，郑大华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2000)详尽描述了乡村教育和建设运动兴起的背景、运动的过程，分析了两种有代表性的乡村建设思想，具体考察了定县、邹平、无锡和徐公桥、乌江、镇平及江宁等地典型的乡村建设实验区，并且探讨了这场运动的性质和成败得失。乡村教育的改良以对民众生活的实际影响，是各地乡村建设运动的重要内容，该书在这方面进行了内容丰富的描述[22]473。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学的社区研究法越来越受到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学者的青睐。因为任何一个学科要对中国社会展开深入研究，大多需要进入某个特定的社区展开实证调查；而要获得对某一社会现象的深度理解，又必须适当回溯该社区的历史。由此人类学与历史学等学科的广泛“结盟”出现了，并产生了一批独具学术个性的成果。

比如，王铭铭的《社区的历程——溪村汉人家族的个案研究》(1997)，将历时性引入进来，利用田野调查方法获得观察记录，结合民间文献和口述史料，以“国家与社会”理论作为研究框架，叙述了福建溪村陈氏汉人家族从明代到20世纪90年代宗族变迁的历史。作者把在乡村中兴办现代学校放在中国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背景中，将现代学校视为政府用公民文化替代传统社区文化的工具。然而，由于战争的频繁和国民政府的无力，民国期间一系列“规划的社会变迁”实际上无法完全改造并取代乡土传统，而可能被区域性的传统权力网络所吸收。在溪村，标志着乡村走向文化现代化的“教美国民小学”虽然在1931年成立了，但是几年后就由陈氏家族人员取代政府派来的校长，学校财务和管理也基本上由陈氏的族房长负责，资金来源也由陈氏家族的公田和家族成员捐助[23]84－85，94－101。

吴毅的《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2002)以四川省东部地区的双村为个案，运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和民族志的叙述框架，详细地描述了该村在20世纪一百年中的村治变迁历程。该著叙述了双村传统私塾被“保国民学校”取代的过程，并通过对这两类教育机构不同运作方式的比较，将现代学校教育在乡村权威与秩序变迁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阐发。作者认为，现代学校教育与科学技术一样，是一种以“理性”和“科学”为合法性理由的意识形态权力。整齐划一的国民教育在将科学、技术、文化这些现代性的普遍性知识导入村庄，以取代特殊的“地方性知识”的同时，实际上也在文化和心理空间上重新域化了国家与村庄的关系。在这种重新域化中，传统国家与底层民间社会之间的遥远距离被极大地缩短，国家有可能通过现代教育来实现对村庄社会的现代化整合、开发与动员[24]1，131，136。

通过对这两部人类学研究著作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民国时期乡村利用宗族资源兴办现代学校是一个重要策略(两个村的学校都办在宗祠里)；两位学者都将现代学校在乡村的出现视为一种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的进入。这种进入不但要压制地方性知识，而且要拉近乡村民众与国家、民族等想象共同体的距离。所不同的是，在溪村宗族势力有强大的反改造能力，而在双村则成一边倒态势。这些著作更进一步地提醒我们在研究乡村教育时，要将现代学校教育在乡村的出现放在多学科的背景中去理解。

1.2.5　20世纪后期教育史学科的相关研究著作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教育史学界对乡村教育的研究逐渐深入，这其中的少数著作在不同程度上对本文有参考价值。

在由田正平主编的《中国教育近代化研究》丛书中，有两种区域教育近代化研究著作，其一即张彬所著的《从浙江看中国教育近代化》(1996)，该著作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一个从现代化理论视角出发、以省为单位的区域中观图景，且对浙西南区域现代学校教育的最初发展和特点有了一个概要性的认识[25]。在田正平主编的另一套丛书《近代教育与社会变迁》中，刘正伟的《督抚与士绅：江苏教育近代化研究》(2001)对士绅群体与地方行政长官之间在发展现代教育过程中的互动关系予以了重视[26]。而商丽浩的《政府与社会：近代公共教育经费配置研究》(2001)则是国内教育史界第一部专门研究近代公共教育经费问题的著作。该著第4章为我们提供了从清末兴学到抗战前夕县、乡级教育财政体制的演变过程和实态表现，从而为我们理解办理学校的“学款”在怎样的财政组织和制度构架下发展变化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27]271－277。

由李国均生前主持的区域教育史系列研究导入了文化人类学和区域研究的一些理论，对教育活动的区域性特征进行分析。其中吴宣德的《中国区域教育发展概论》(2001)讨论了区域教育史的研究方法。该著作通过对中国文化与教育中心的迁移、空间结构以及影响区域教育发展因素的揭示与解释，试图从整体上显示中国教育地域分化的一般情形，为当代的区域教育发展战略提供基本的历史背景认识。作者认为：“一个地区教育之所以具有特色，不在于它在一般的制度或观念上与国家的整体教育部署相协调，而在于这个地区独有的地理、人文、社会诸条件对当地教育发展的制约。因此，研究这些条件如何在不同的时代条件下发挥作用，从而导致一个地区教育发生不同的变化，才应该是地方教育研究所需要优先关注的事情”[28]17。

另外，苗春德的《中国近代乡村教育史》(2004)对中国近代乡村教育思潮和运动的成因、发展轨迹、经验教训、历史地位及启示等进行了综合分析，并通过对著名教育家及乡村教育流派的个案研究，论述了乡村教育运动发展中的共性和个性[29]。

1.2.6　小结

对乡村民众生活的研究是20世纪初以来海内外相关学术领域的学者们普遍关注的课题。从20世纪上半期的各种社会人类学研究到20世纪中后期海外学者的乡村经济史研究，再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内乡村史研究的兴起，各种研究成果举不胜举。但是就研究的具体领域而言，最受学者关注、成果最多的是乡村经济生活领域；其次是对乡村政治、文化生活的研究；至于对乡村现代教育的专题研究则很少。在王先明于2002年所做的20世纪近代乡村史研究回顾中，没有提到任何以近代乡村学校教育为直接研究对象的论文或专著[30]259－289。除了1949年前极少数学者如廖泰初、杨懋春曾对一个特定区域的乡村学校教育有过不同程度的研究之外，1949年后的史学界、人类学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一直很少，少数学者的关注也大多停留在学术论文的水平，就私塾改良、乡民毁学、华北乡村教育、宗族办学等问题展开研究。值得一提的是郝锦花的博士论文《新旧之间——学制转轨与近代乡村社会》(2004)从文化冲突的角度对近代乡村社会中新式学校与私塾的冲突进行了分析，接着从现代学校教育与乡村现代化的启动和受挫两个方面分析了现代学校教育给乡村社会带来的积极和消极影响，最后对现代学校教育带来的“乡村精英离乡”现象进行了分析[31]。但是该论文还是缺乏对乡村民众生活变迁的微观研究。

就教育学界而言，20世纪20年代以来对乡村教育危机的关注，不仅引发了学者们的理论思考，也促使一批学者投身到乡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中，以实际行动改造乡村教育和民众生活，并从中产生了一批丰富的调查研究成果和学术著作。自1949年以来，乡村学校教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教育史界对近代乡村教育的关注却明显减弱。20世纪80年代后，教育史学科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得到了复苏和发展的机会，但是近代乡村教育领域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对于现代学校教育如何影响乡村民众生活这一问题，基本没有关注。进入21世纪后，教育史界开始引入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尝试从微观层面对乡村学校教育展开研究，并形成了初步的研究成果。司洪昌的博士论文《嵌入村庄的学校——仁村教育的历史人类学探究》(2006)即是一个典型①。该论文以华北地区一个村庄——仁村为研究对象，把口述史与田野调查相结合，探索了仁村的学校教育在一个多世纪(主要是20世纪后半期)以来的变迁，为我们提供了一幅乡村教育变迁微观图景[32]。应该说，这个有关仁村教育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它预示着在教育史研究领域借鉴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开始。

总体而言，对近代乡村学校教育与乡村民众生活关系的研究，是一个各学科共同“忽视”的领域，目前的态势是社会史领域关注甚少、人类学领域偶尔涉及、教育史领域深入不够。面对这种状况，本研究将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努力：

首先是拓展教育史的研究领域。教育史学科经过20余年的发展，已经构建出了一个由各种通史、专题史和地方史构成的宏观和中观图景，但是欠缺基于微观实证研究所提供的图景。本研究力图就一个特定区域里现代学校教育与乡村民众几个主要生活侧面的关系深入考察，从中发掘学校教育所起的实际作用，并对作用方式进行分析，对作用效果做出估计。通过对反映底层世界资料的挖掘和利用，力求描绘出生动的、相对更为精细的历史图景。

其次是尝试新的研究方法。从中外学界来看，学者们早已将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及历史学的多种方法和技术引入到中国乡村社会的研究之中。可以说，打破学科界限、积极引进方法、深入社会基层、注重实态分析是近代乡村教育研究获得突破的关键。为此，本研究将努力摆脱对近代乡村学校教育做形而上的空疏议论，借鉴社会史、人类学等领域中的一些方法和概念范畴，将现代学校教育放在乡村社会变迁和乡村民众生活这个框架中分析，跳出就教育而论教育的窠臼，尝试将传统的教育史研究方法与社会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实现“嫁接”。

①该论文已于2009年3月由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

1.3　范畴界定

1.3.1　现代学校教育

本研究所指的“现代学校教育”，是指从清末“癸卯学制”颁布实施以来中国建立的初等、中等、高等学校教育体制及其教育实践活动。

发端于欧洲的现代学校教育是一种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导向，以培养适应现代社会分工的专业人才和具备基本现代素养的国民为目的的教育。这种教育形态与中国古代教育有明显区别。比如在教育目的上强调培养具有国家民族观念的专业人才和合格公民；在制度上建立三级学校体系；在教学组织形式上以班级授课制为基本形式，强调如机器化大生产一样“批量生产同一规格的人才”；在教学内容上自然科学课程占很高的比例，强调传授实用的知识和技能；在教学方法上注重启发、实验操作；在师生关系上以民主、平等为价值取向等。

当然，在近代中国上述意义的学校教育形态有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19世纪40年代以后渗透进来的教会学校是中国现代学校最早的形态。到19世纪60年代后，清政府办的洋务学堂也在不同程度上具有现代学校的特征，体现出“新旧杂糅”的面貌。19世纪90年代以后，已经有先行者尝试创办新式学堂。但是真正自觉地、全面地将现代学校教育进行规划、建立三级学制，则是在1904年“癸卯学制”颁布实施之后。因此，这一年份是本研究研究时段的上限。本研究时段的下限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949年，此后不但国体和政体发生了变革，教育体制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然，这一研究时段是相对的，会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地扩展或收缩。

1.3.2　乡村民众生活

首先，所谓“乡村”并不是一个个孤立的村庄，而是包括集镇(或乡镇)在内的一个“以家庭为单位，以村为中坚，而以集镇区为其范围”的“乡村社区”[33]49，58。袁镜身指出，“乡村，是相对于城市的、包括村庄和集镇等各种规模不同的居民点的一个总的社会区域概念。由于它主要是农业生产者农民居住和从事农业生产的地方，所以又通称为农村”[34]前言1。王先明也从社区结构的视角给出相同的观点：“乡村是相对于城市的包括村庄和集镇等各种规模不同的居民点的一个总的社会区域概念”[30]259－289。

其次，虽然我们现在更习惯于用“农村”一词，但是这个词带有较重的产业特色，它是与工商业相对照而言的，标志着产业布局的区域差别；“乡村”则是与城市相对照而言的，标志着社会活动方式的区域差别。其实，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就职业而言住在乡村的人并不全是农民。乡村既有种地者，还有手工业、加工业、服务业、商业和自由职业者，而且不少是兼营。同时在社会身份上，乡村里也不全是农民，还有士绅、地主、商人等①。正是考虑到“乡村”这一概念比“农村”具有更大的兼容性，所以本研究用“乡村”而不用“农村”。由此本研究所谓“乡村民众”也就不单指在村庄中务农的“农民”，还包括生活在村庄和集镇中的士绅、手工业者和商人等。

至于“乡村民众生活”则更是一个大而无边的范畴，因为“生活”无所不包，一切人类活动都可以称为某种生活。但是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生活”则必须加以界定。一般地说，我们可以把民众生活分为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等。在具体的研究中，本研究将重点就这些生活范畴中受学校教育影响较大的几个方面展开分析。

①正如王先明所指出的，虽然“农业是乡村产业的主体，乡村主要是农业居民的聚居地，但乡村不仅仅是农业。农村的概念不能等同于乡村。作为中华文明孕育和发展根基的乡村社会，是包含了士、农、工、商各业和各阶层的集合体，也是聚集了经济、文化、政治、风情、习俗等民族性、区域性极强的各种规范的生活共同体。”[30]259－289

1.3.3　浙西南山区

浙西南山区是一个区域地理概念，泛指浙江省的西南部山地。这一带是浙江省地势最高的区域，洞宫山脉和仙霞岭东北－西南走向横亘其中，省内最高峰黄茅尖(海拔1921米)和百山祖(海拔1857米)均在其境内。从行政区划上说，在明清时期主要是指处州府所辖的丽水、缙云、青田、云和、松阳、宣平、遂昌、龙泉、庆元、景宁10县，旧时简称“处属十县”。

本研究将浙西南山区作为考察的区域基于下列四点原因：

第一，作为一项中、微观研究，将视野放在一个特定区域，能使研究较为精细、深入。区域社会是整体中国的一部分，解剖一个具有特色的区域社会，本身就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整体中国的认识。而且乡村民众总是生活在具体的区域社会中，我们要关注下层民众，重建社会生活的实态，都离不开区域研究[35]总序1－2。为此，笔者选择了浙西南山区这一区域，尝试对该区域乡村民众社会生活中学校教育所扮演的角色进行考察，努力重建这一区域乡村民众生活实态的某些侧面。

第二，浙西南山区群山环抱，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区域内有瓯江流域及其支流形成的小块河谷或低地。该区域相对封闭，内部由于水系的存在而联系密切，逐渐形成了经济、社会、文化上的同质性和内聚力。根据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的区域研究学说，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中心－边缘”结构，适合展开区域研究。由于社会经济条件的落后，该区域民众绝大多数生活在村庄中，少数生活在集镇，县城里的更是极少数。即便是县城，也只是联结周围若干个村庄、并为村民提供定期的资源和信息交流平台的“集镇”。直到民国后期，浙西南十县仍然是“十县九无城”，多数县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城墙，在外人看来，一些县城无非就是个“大村落”①。据学者对清雍正年间浙江各府县市民(城镇)人口比例的考察发现，处州府各县市民比例没有超过10%的，并指出在山区城镇人口一般只占5%左右，甚至更低[37]120。当然到了民国期间，城镇人口会有增加，但是直至1949年浙西南山区9县(不含宣平县)的城镇人口也仅为9.49万人，占总人口数的8.09%；农村人口则为107.72万人，占总人口数的91.91%；从职业上来看，到1949年非农业人口仅为9.02万，占总人口数的7.7%，农业人口则为108.19万人，占总人口数的92.3%[38]71。可以说在本研究所关注的清末到民国期间，浙西南山区的人口绝大多数是农村人口，我们可以将整个浙西南山区视为一个乡村区域。为此，本文除了研究需要而在局部章节将县城和周边乡村有所区分外，一般情况下会综合利用所有涉及浙西南山区村落和城镇在内的资料；在具体章节中也将同时使用“乡村民众”与“山区民众”这两个称谓，两个称谓所指称的是同一群体。

①1938年时，同济大学学生李家骥到云和从事战时乡村建设工作，他对云和县城的印象就是“一个大村落，商店很少，只比景宁、庆元县城还大些。”可见，景宁、庆元的县城就更是一个“村落”了[36]111。

第三，中国的现代学校教育首先发生于沿海、沿江的大中城市，清末兴学以来学校教育在内陆或乡村地区的推广也遭遇到重重阻力。即便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人们意识到了这一问题而开展的乡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其成效也局限在一些实验区而已，相对于全国广大的乡村而言可谓沧海一粟。然而，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迫使政治、经济、军事中心撤退到内陆和乡村地区；各种教育机构也大量内迁，从而推动了内陆和乡村地区教育事业的迅猛发展。就全国而言，大西南、大西北是大后方；就浙江而言，浙西南山区就是大后方。“抗战”爆发后，临时省会以及各种行政机关、军事单位、经济实体、文教机构纷纷迁入浙西南山区，使这一区域文化教育水平获得了迅猛发展，民众的社会生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此可见，浙西南山区在1904—1949年的现代学校教育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全国的一个缩影。认真考察该区域在该时段的现代学校教育和民众生活变迁情况，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人们对20世纪中国教育变迁的认识。

第四，浙西南山区是笔者的家乡，要了解乡村民众的生活，进入比较熟悉的区域总比进入别的区域要可行一些。浙西南山区的山川形胜、风土人情、历史沿革，笔者虽不能称了如指掌，但毕竟是熟悉和亲切的。浙西南山区的学校教育在经历了抗战期间的兴盛后重又走向沉寂，至今仍在全省处于落后位置，这一事实更迫使笔者去探寻其历史原因。

1.4　研究方法与框架

1.4.1　研究方法

本研究尝试将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与社会人类学研究方法结合，尽力搜集各种文字史料、口述史料，为研究的展开提供支持。

1.4.1.1　历史文献分析

本研究拟对浙西南区域的政府档案、县志、地方文史资料等文献史料进行广泛地搜集和利用。

政府档案乃是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从事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以及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诸多活动中形成的文字图谱记载，是考察历史发展轨迹的重要依据。关于政府档案的利用价值，黄宗智曾经谈到：“今日国内不知有多少地方政府档案，仍埋藏在县、省或市政府机关之中。中国历史学家如果能够用上这些资料，将可兼有欧洲历史学和第三世界历史学所分别享有的有利条件——即长时期的政府机关档案和现代人类学的调查研究资料”[39]50。本研究重点搜集县级档案资料。通过对县级档案的搜集和解读，我们可以获得政府与乡村、国家与社会之间如何互动的更直接的史料。

地方志是储量巨大的信息资料库，已有许多学者利用方志资料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目前已查找到浙西南地区1949年前的县志23种，其中民国时期修撰的有4种，清代修撰的有19种。1949年后，新编的地方志数量更是巨大。从1983年到1998年丽水地区九县市共有148种新修志书问世，其中(地区、市)县志10部，教育志10部，学校志4部，村志1部①。通过这批方志不但可以了解近代浙西南山区学校教育发展基本情况，还可以掌握这一区域的历史地理和人文特点。

①浙江省图书馆官方网站之“地方志联合目录”，http：//www.zjlib.net.cn/show.asp？id=3224，丽水市地方志官方网站http：//dfz.lishui.gov.cnerxzt20041210_28732.htm。

各级政协所编的文史资料，大多数由亲历、亲见、亲闻者自撰或口述。截至2000年，丽水地区各级政协共编印了132辑、1332万字的文史资料[40]前言1。这些文稿从不同角度回忆了浙西南地区近现代历史上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社会、地理诸方面的情状和重大事件的始末，以及形形色色的人物活动情况；尤其是涉及乡村社会和民众的经济、文化生活方面的资料相当丰富，可以为本研究提供生动的微观信息。

1.4.1.2　社区研究法

社区研究法来源于马林诺夫斯基对西太平洋岛屿土著部落的人类学研究。这一方法后来被费孝通等人改造为针对本土社会的社区研究方法，并逐渐成为一种对社会生活获得微观认识，并由此窥见宏观社会变迁的有效方法。20世纪70年代后的研究实践中，社区研究法逐渐从作为方法论的单位向作为社会现象和社会透视单位的结合体转变，促使人类学者在从事小社区研究的同时，注视大场域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从而表现出以“小地方”论“大社会”的优势[41]20－21，35，47－49。前述王铭铭与吴毅的著作都表现出这种特征。这种通过社区研究，从“地方故事”的脉络中去理解国家政策在特定区域的特定表现的研究方式，能帮助研究者追求“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史诗”的研究目标[42]23－27，很值得教育史研究者借鉴。实际上，近年来教育史界已经展开了初步的、富有成效的研究，前述司洪昌的博士论文即是新近出现的一个典型。本研究拟借鉴这一方法，通过对一个乡村的社区研究努力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经过先期了解，本研究将松阳县佳村作为社区研究对象。1906年，佳村一位留日回来的学生发起创办了新式学堂，从此现代学校就在该村生根发芽并一直延续到21世纪初。通过先期调查了解到该村有宗谱、村志等文字资料，并且有一些1949年前在村小接受教育的老人可作为访谈对象。另外，松阳县是笔者的家乡，佳村就坐落在笔者所生活的小镇以北不到10公里的地方。作为一位“当地人”，语言上的障碍不存在，一些当地熟人的帮助又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作为陌生人不被信任的局面。就本研究而言，进行社区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全面分析这个村落的结构、功能或者变迁史，而是致力于揭示学校教育与村民生活变迁之间的关系。

1.4.1.3　个人生活史研究

所谓“个人生活史”，是指“一个人如何进入一个社会群体和成为能符合社会传统和习俗要求的活动分子的记录。它显示由其他人的行为而传递给一个人的社会传统如何影响他的态度、情绪和愿望”，“这是个人适应社区环境的产物，凭借生活史的记述，可以看出社区和个人之间复杂的互动”[15]19－20。这是一种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前面提到的周荣德就是利用这种方法展开研究的。这个研究范例启发我们，通过对一定数量个人生活史的搜集和整理，可以发现教育与民众社会流动之间的互动关系。如果能由此对乡村民众按不同身份群体分别研究，那么就更能从社会学意义上揭示教育与民众生活的关系。

1.4.2　研究框架

本研究将以20世纪上半期浙西南山区现代学校教育发展与该区域乡村民众生活变迁的关系为线索，围绕“现代学校教育在哪些方面和在多大程度上对乡村民众的生活发挥了影响”这一问题展开研究。这一中心问题可以分解下述研究框架：

第1章“导论”。介绍研究目的和意义，述评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界定研究范畴，介绍研究方法和论文框架等。

第2章“浙西南山区的区域背景”。作为一项区域研究，首先必须对该区域的整体背景有所掌握。这里主要涉及浙西南山区的地理环境、社会历史变迁、清末兴学前传统教育的情况等方面的背景。社会历史变迁主要关注浙西南山区的行政建制沿革、人口繁衍、经济发展等方面内容；传统教育主要梳理官学、书院、学塾的办学情况。

第3章“现代学校发展与乡村民众受教育情况”。要探讨现代学校教育对乡村民众的影响，首先必须对现代学校教育规模和民众受教育情况有一个基本掌握。本章拟分别考察不同历史时期现代学校办学规模的发展、学校兼办成人教育这两个方面的情况，之后对这一时期浙西南山区民众的受教育状况进行数量估计和质量评价。

第4章“现代学校教育对乡村民众经济生活的影响”。本章拟先梳理曾在浙西南山区出现过的各种职业教育机构，然后对各种学校毕业生和学校教育机构所从事的经济改良活动进行梳理，最后就现代学校教育对这一区域乡村民众经济生活的影响程度进行估计。

第5章“现代学校教育对乡村民众政治生活的影响”。本章准备围绕以下问题展开研究：所谓“乡村精英”在学校教育的作用下“离乡”的现象在浙西南山区是否明显？不同时期的乡村精英除了“离乡”有没有“返乡”？学校教育在传播现代政治观念方面的努力效果如何？那些受过学校教育的乡村民众参与乡村政治生活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第6章“现代学校教育对乡村民众文化生活的影响”。学校是一种文化机构，其所拥有的现代文化特征在进入乡村社会后，总会在不同方面对民众文化生活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本章试图选择浙西南山区发生的一些较为典型的文化变迁现象，探讨现代学校教育的出现对乡村民众某些日常生活观念、习俗及其生活方式的影响，并思考这种影响背后的文化变迁意义。

第7章“村落个案：佳村和震东小学”。将乡村民众的生活划分为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是出于研究需要，其实对于乡村民众的实际感受来说，生活是一个整体，没有政治、经济、文化那么严格的区分。民众对接受教育最直接的衡量标准就是“有没有出路(或出息)”。因此，要深入研究本文提出的总问题，对村落进行个案考察就有重要意义。本章拟以松阳县佳村作为考察对象，借鉴人类学的社区研究法，在对这个村落的地理位置、宗族构成、传统文化等背景展开分析的基础上，就现代学校教育的发展轨迹和学校教育在村民生活变迁的作用等问题进行“深度细描”。

第8章“结语”。本章拟对中国现代化与学校教育的使命、学校教育与乡村民众生活的现代转化等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力求站在更高的理论层次对全文的研究进行深入思考。

总之，笔者力求将教育学基本理论、历史研究基本方法与人类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就现代学校教育对乡村民众一些主要的社会生活究竟发挥了多大程度和什么性质的影响进行区域研究和社区研究，从中探寻教育与社会发展的规律，并努力为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提供一个更细腻、更真实的研究案例。

参考文献

[1]宋恩荣.梁漱溟教育文集[C].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

[2][美]明恩溥.中国乡村生活[M].陈午晴，唐军译.北京：时事出版社，1998.

[3]温铁军.中国大陆的乡村建设[J].开放时代，2003(2).

[4]张广智、张广勇.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

[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

[5]韦兵.问题隐含了时代的脉动[J].读书，2006(6).

[6]田正平.中国教育史研究·近代分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7]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8]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9]王纪潮.药方的文化解读[J].读书，2006(4).

[10]廖泰初.变动中的中国农村教育：山东汶上县教育研究[M].北京：燕京大学出版社，1936.

[11]杨懋春.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12]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R].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13]李文海.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文教事业卷)[R].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

[14]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农村调查[R].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

[15]周荣德.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一个社区中士绅身份的研究

[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

[16]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17]程歗.晚清乡土意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18]张鸣.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1997.

[19]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20]小田.江南乡镇社会的近代转型[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7.

[21]郑起东.转型期的华北农村社会[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22]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23]王铭铭.溪村家族——社区史、仪式与地方政治[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

[24]吴毅.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25]张彬.从浙江看中国教育近代化[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

[26]刘正伟.督抚与士绅：江苏教育近代化研究[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27]商丽浩.政府与社会：近代公共教育经费配置研究[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28]吴宣德.中国区域教育发展概论[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

[29]苗春德.中国近代乡村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30]王先明.中国近代乡村史研究及展望[J].近代史研究，2002(2).

[31]郝锦花.新旧之间——学制转轨与近代乡村社会[D].博士学位论文，山西大学，2004.

[32]司洪昌.嵌入村庄的学校——仁村教育的历史人类学探究[D].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6.

[33]杨懋春.近代中国农村社会之演变[M].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80.

[34]袁镜身.中国乡村建设[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35]唐力行.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C].上海：商务印书馆，2004.

[36]云和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云和文史资料(第4辑)[Z].浙江云和：内部发行，1989.

[37]叶建华.浙江通史·清代卷(上)[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

[38]《丽水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丽水地区志[Z].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

[39]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和社会变迁[M].北京：中华书局，2000.

[40]丽水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丽水文史集粹(上册)[Z].浙江丽水：浙内图准字(2004)第137号，2004.

[41]王铭铭.人类学是什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2]周大鸣.迈向21世纪的中国人类学[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

[43]赵世瑜.历史人类学：发现历史时期女性的历史记忆是否有了可能？[J].历史研究，2002(6).

2　浙西南山区的区域背景

作为一项区域研究，首先必须对该区域的背景进行描述，本章主要涉及浙西南山区的地理环境、社会历史变迁、清末兴学前的传统教育这三方面的情况。

2.1　浙西南山区的地理环境

浙江省位于我国东南沿海、长江三角洲南翼、北纬27°12′～31°30′东经118°～123°之间。浙江省地形以山地为主，全省10.18万平方公里内陆面积中，山地和丘陵占70.4%，平原和盆地占23.2%，河流和湖泊占6.4%，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称[1]7。陈桥驿曾将浙江地形概括为三个特征：西南高东北低、山地多平原少、海岸曲折岛屿众多[2]52。这里所谓的“西南高”是指浙江省西南部地势最高，海拔均在千米以上，其中1500米以上的山峰多集中在龙泉、庆元、遂昌等县境内①[2]52，91－92。所谓浙西南山区，就是指浙江省西南部由仙霞岭、洞宫山和括苍山西段所包围的区域；从行政区划上说，主要是指现在的丽水市(地级)所辖的莲都区、缙云县、云和县、遂昌县、松阳县、庆元县、青田县、景宁畲族自治县、龙泉市9个区、县、市①。全市土地面积17298平方公里，其中山地占88.42%，耕地占5.52%，溪流、道路、村庄等占6.06%，是一个“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区域②。

①龙泉县境内海拔1921米的黄茅尖是全省第一高峰，庆元县境内海拔1856米的百山祖则是第二高峰。

浙西南山区在地理环境上最大的特点就是“多山”。该区域地形以中低山为主，间有丘陵和小面积河谷平原，地势自西南向东北倾斜。该区域的山脉属于武夷山系，该山系分两支：北支由福建省浦城伸入龙泉市、遂昌县为仙霞岭；南支由福建省戴云山－鹫峰山伸入龙泉市、庆元县为洞宫山；洞宫山向东延伸，过瓯江为括苍山。这三座山分别位于浙西南山区的西北部、西南部和东北部，其中仙霞岭是瓯江水系和钱塘江水系的分水岭；洞宫山是瓯江水系与闽江、灵江、飞云江、交溪水系的分水岭；括苍山是瓯江水系与灵江水系的分水岭[3]1，37。浙西南山区就是这样一个“三山围一江”(仙霞岭、洞宫山和括苍山包围着瓯江)的相对封闭的自然地理区域。

瓯江水系是浙江省内仅次于钱塘江水系的第二大水系。它发源于龙泉市的黄茅尖，流经龙泉、云和、莲都、青田、温州、永嘉、瓯海、乐清等区、县、市于温州湾入东海；干流全长376公里，流域面积17958平方公里；其中在浙西南山区境内的干流长316公里，流域面积12985.47平方公里，占全区总面积的78%③。瓯江以港和以上为上游，港和至圩仁之间为中游，圩仁以下为下游。瓯江在浙西南山区的支流主要有小溪、松阴溪、好溪等。小溪是瓯江最大支流，发源于庆元县的洞宫山，流经云和县于青田县汇入干流；全长187公里，流域面积3700平方公里。松阴溪发源于遂昌县黄峰洞北麓，流经松阳县于莲都区港和汇入干流；全长114公里，流域面积2055平方公里[2]174－176。好溪发源于磐安县大盘山，自东北向西南纵贯缙云县全境，于莲都区水东汇入干流[4]587。

①另外，明景泰三年(1452)设置的宣平县于1958年被撤销，大部分划入位于金衢盆地的武义县，少部分划入现在的莲都区。但是从区域地理角度来看，该县全境都属于瓯江支流宣平溪流域，在语言和民俗上也属于浙西南山区范围，从明清到民国时期一直是“处属十县”之一，故本研究将该县也列入研究范围。

②丽水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http：//www.lis hui.gov.cnxslsls gl/

③丽水市政府门户网站之“丽水概览”网页，http：//www.lis hui.gov.cnxslsls gl/

施坚雅的区域研究理论指出：在传统欧亚农业社会中的大区域经济，一般在那些与流域盆地相联系的自然地理区域中形成，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关键性资源(如可耕地、人口和资本投资等)集中于这个区域经济体系中位于近河低地的中心地带，越靠近边缘地带(大部分是山地)此类资源越稀缺[5]中文版前言2。浙西南山区虽然只是一个小型区域，且多数地方山高谷深，大型河谷平原没有广泛发育①，但同样遵循这一规律。瓯江水系干、支流冲积下形成的小规模山间河谷平原，是这个区域的核心地带，各县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大多位于各个山间河谷平原上，离河谷平原越远，发展水平也越落后。

浙西南山区最大的河谷平原是碧湖平原，它是由瓯江干流扫荡出来的一块冲积平原，面积约60平方公里[2]59。该平原的中央部位——今莲都区水阁镇发现有汉代土坑墓，出土过汉代文物，说明这里在汉代就出现了人类聚落②[7]99。从隋代开始，这一平原就一直是浙西南山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隋开皇九年(589)所建的处州州治就设在此地。

瓯江支流松阴溪在松古盆地底部发育了古市西屏段冲积平原，俗称松古平原，是浙西南山区的粮食基地之一。这一平原在汉朝就是浙南重要的聚落发展区域。在今松阳县赤寿乡发现了汉至南朝墓葬群。东汉建安元年(196)，孙策在此设立了浙西南山区最早的县——松阳县；建安二十三年(218)又分太末县之南界设置平昌县(后改名遂昌，是浙西南山区第二个县)[7]194－195。瓯江的另一条支流好溪在缙云县境内发育了好溪河谷平原，从当地出土的文物来看，在汉代这一流域的聚落也有一定的发展[7]99。除了前述的莲都、松阳、遂昌、缙云之外，浙西南山区其他各县的中心区域也大多位于河流冲积出来的山间河谷平原上。比如青田县城鹤城镇位于瓯江干流冲积出来的河谷平原上；云和县城云和镇位于瓯江支流浮云溪冲积出来的扇型冲积平原上；宣平县城柳城镇位于瓯江支流宣平溪冲积出来的小平原上；龙泉县城龙渊镇位于瓯江支流龙泉溪冲积出来的河谷平原上；庆元县城松源镇位于由松源溪(属闽江水系)冲积形成的小河谷平原上；景宁县城鹤溪镇位于瓯江支流小溪冲刷出来的沿岸溪谷低陷地带“鹤溪垟谷地”上。

①河谷平原是指河流横向扫荡出来的谷底平原。

②所谓“聚落”，是指人类活动的中心，它既是人们居住、生活、休息和进行各种社会活动的场所，也是人们进行劳动生产的场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聚落的形态可以分化为村落和城市，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集镇[6]184。

概言之，山脉的阻隔使浙西南山区相对封闭，与外界的交流相对困难；“九山半水半分田”的特点，又制约了农业生产活动的展开。相比于浙北、浙东、浙中来说，该区域开发较晚，经济相对落后。但是瓯江水系的存在不但为该区域提供了宝贵的河谷平原，使农业经济的发展有了基础，而且使浙西南各地的聚落能够通过瓯江的干、支流联系起来，并与外界有沟通的渠道。这又是不利中的有利条件。在这样的地理条件下，浙西南山区逐步形成了具有一定同质性、呈“中心－边缘”格局的区域。浙西南山区的社会历史变迁，就是在这样的地理条件下展开的。

2.2　浙西南山区的社会历史变迁

自秦代确立郡县制以来，县一直是历代行政区划的基本单位。谭其骧认为，知道了一个地方是什么时候开始设县的，就大致可以断定在那个时候地区的开发程度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标准。弄清了一个新县是从哪一个或几个老县分出来的，也就大致可以肯定开发该县的动力是从哪里来的[8]1－2。所以，对一个区域的行政建制沿革进行考察和分析，可以把握该区域人类开发过程的基本脉络。

2.2.1　建制沿革

先秦时代，浙西南山区尚处在原始部落及后来的酋邦王国自治时期。夏、商、周时期，浙西南山区主要生活着“瓯人”和“闽人”这两个原始族群，考古学的证据表明两个族群的关系比较密切。春秋战国时期，越国在诸侯争霸过程中走向衰弱，一些贵族携部众退向浙南、福建，与当地的瓯人、闽人土著融合，在浙南的瓯江和椒江流域建立了瓯越国(又称东瓯国)，在福建闽江流域建立了闽越国。原始的瓯人和闽人演变为“百越”中的“瓯越”和“闽越”。由于当时没有后世郡县制那么明确的行政区划，所以瓯越和闽越两个王国的统治边界是模糊的，浙西南山区属于哪个王国的统治也就比较模糊了。

秦汉时期是浙西南山区被纳入封建郡县制的时期。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秦将王翦先降越君，设会稽郡；之后又南征百越，将越族的两个分支瓯越和闽越国的首领摇和无诸“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9]825。闽中郡的辖境相当于今浙江省的台州、温州、丽水和福建全省。需要说明的是，闽中郡并不是严格意义的郡，秦统治者只是做了废除王号和更换地名的纸上文章，并没有委派官吏而是仍由摇和无诸治理，属于藩臣关系。至此，浙西南山区在形式上进入了郡县制的框架，实质上是虚置，大部分区域仍由瓯越(又称“东瓯”)首领摇统治。秦汉更迭的战乱之中，闽中郡被废置。摇和无诸起兵反秦和佐汉反楚，为建立汉朝立下功劳。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闽越首领无诸被封为闽越王，统治原闽中郡范围，王都设在东冶(今福建省福州市)；汉孝惠帝三年(公元前192)，东瓯首领摇被封为东瓯王，其控制区域包括现今的台州、温州、丽水地区，浙西南山区由此从闽越国中划出，归入东瓯国版图。东瓯国的存在标志着东瓯族群共同体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共同体的存在[10]122－127。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在闽越国的军事压力下，东瓯国王于同年“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8]826。东瓯徙国后，原东瓯国所辖的浙西南山区逐渐被闽越国所占。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闽越王郢因为攻击南越而被汉王朝讨伐，其弟余善杀郢降汉，被立为东越王，重新统治原来东瓯国的属地。东越国的建立，标志着瓯人与闽人亲密的地缘关系和族群的进一步融合，浙西南山区也转由东越国统治。元鼎六年(公元前111)，余善又举兵反汉，次年被诛。汉武帝以“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覆”为由，“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9]827。至此，东越这个越人统治的诸侯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不复存在，“瓯越”和“闽越”成为一个历史的概念。始元二年(公元前85)，汉王朝又以鄞县南部的回浦乡设置隶属于会稽郡的回浦县，控制椒江流域、瓯江流域和闽江流域的一部分，以加强浙南与浙北的联系[7]42。东汉章和元年(87)，改回浦县为章安县。至此，浙西南山区走出了诸侯分封统治的历史，真正被纳入汉朝郡县制的统治框架中。

从东汉末年到南朝末年近400年间，是浙西南山区行政建制得到初步发展的时期。东汉末年孙策、孙权兄弟致力于江东地盘的拓展，他们在原来汉朝统治所不及或统治薄弱的丘陵山地，相继增置新县。东汉建安元年(196)①，孙策分章安县南乡地设立松阳县，县治位于松古平原今松阳县古市镇，属临海郡。建安二十三年(218)②，孙权又分太末县(辖区为今衢州、龙游地区)之南界建遂昌县，县治在今遂昌县妙高镇，属东阳郡[7]194－201。这两个县都位于瓯江流域支流松阴溪上游，距秦代已经置县的太末(今龙游县)较近，故孙氏兄弟在控制了金衢盆地后，在此设立两县作为控制浙西南的桥头堡。松阳为浙西南山区建县之始，浙西南其他县大都由松阳县辗转分置而成。今丽水市所辖9县市中除了遂昌和缙云部分地区外，其他直至隋代以前几乎全属松阳县，可以说是浙西南山区的“母县”。遂昌是浙西南山区的第2个县，县域跨钱塘江和瓯江两个水系，是两大水系的分水岭所在。这两个县的设立，使浙西南山区不再是“不可郡县”的化外之地，为此后该区域的汉化打下了基础。到了东晋太宁元年(323)，临海郡南部的永宁、安固、横阳、松阳4县被析出，独立设置为永嘉郡，建郡治在今温州市鹿城区。至此，瓯江流域出现了郡级行政区。这是全国政治中心南移后中央政府加强东南地区统治的表现[7]207，同时也反映了瓯江流域，社会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至此，除遂昌县属东阳郡外，其余均属永嘉郡。

隋唐五代时期是浙西南山区行政建制大发展的时期。隋开皇九年(589)分松阳县东乡建括苍县；将旧东扬州所属的临海、永嘉二郡设置为处州，管辖括苍、松阳、临海、永嘉、安固、乐成6县(其区域包括今丽水、台州、温州三市)，州治设在括苍县。开皇十二年(592)，安固、乐成2县并回永嘉县，处州则因州治设在小括苍山巅而改称括州；大业三年(607)括州改称永嘉郡①[3]3。处州在当时全国撤并郡县的背景下破例增设，反映了当时瓯江中游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开发[7]6。唐武德四年(621)，松阳县升格为松州，分括苍县新置丽水县，另分括苍县和永康县部分新置缙云县。但是随着唐王朝在浙江地区统治的确立，到了武德八年(625)松州又降格为松阳县，丽水县和缙云县也被撤销；同时将隶属东阳郡的遂昌县并入松阳县。上元二年(675)，划永嘉、安固县建温州，处州(当时称括州)的辖区开始限于浙西南山区范围。周(武则天)万岁登封元年(696)，又重置缙云县，但属婺州(现金华市)。景云二年(711)复置遂昌县并改隶属处州；分括苍县地建青田县。乾元二年(759)，分松阳、遂昌县地建龙泉县。大历十四年(779)，括苍县改名为丽水县。至此，浙西南山区设有松阳、遂昌、丽水、缙云、青田和龙泉6县，所覆盖的区域已和现在基本一致[14]49，60－61；[15]卷一4；[3]大事记1－2。

①关于松阳县的建县年份，光绪版《松阳县志》载为建安八年(203)[11]卷一2，光绪版《处州府志》载为建安四年[12]卷一63。本书据《浙江通史·秦汉六朝卷》的分析从建安元年说。另，松阳在东汉至北宋期间，曾先后易名为松州、长松、白龙等，北宋复名为松阳县，沿用至今[11]卷一2。

②关于遂昌的建县年份，光绪版《遂昌县志》和《处州府志》均认为是赤乌二年(239)，且称建县时名称为平昌县[12]卷一64；[13]卷一8，。《浙江通史·秦汉六朝卷)则认为是建安二十三年，且一建县即名为“遂昌”，赤乌二年(239)是“遂昌”改名“平昌”的年份。本书从建安二十三年说。

宋元明清时期是浙西南山区的行政建制趋于完善并奠定近代格局的时期。南宋庆元三年(1197)，分龙泉县松源乡等地以皇帝年号为名设庆元县。至此，浙西南山区共有7县，这一行政格局历元代而未变。明初，庆元县曾一度被裁撤，到洪武十三年(1380)重建[16]40。明洪熙、宣德年间(1425—1435)，浙西南的丽水、青田、闽浙边境爆发大规模矿工暴动和农民起义，直至景泰初年才被平定。之后为加强对当地的控制，景泰三年(1452)中央政府同时设立了宣平、云和、景宁、泰顺(属温州)四县，意即“宣抚平定了云和之后，景泰天下，平静宁谧，国泰民安，人心效顺”[3]3；[1]589。至此，处州府所辖已有松阳、遂昌、丽水、缙云、青田、龙泉、庆元、云和、宣平、景宁10县；此后基本没有较大的变动，“处属十县”的行政格局一直延续至民国。

从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设闽中郡、浙西南山区在形式上被纳入到郡县制开始，经过东汉末年第一个县的设置，到明代浙西南山区已经由一片“不可郡县”的蛮荒之地演变成了建制完整的“处属十县”。这一行政格局在清代和民国长期保持稳定，为这一区域现代学校教育事业的开展供了基本的制度保障。

①唐武德四年(618)改回为括州；唐天宝元年(742)又改括州为缙云郡，乾元元年(758)复名为括州；大历十四年(779)复名为处州。此后“处州”二字一直沿用，元时为处州路，明清时为处州府[11]卷64－65。

2.2.2　人口繁衍

浙西南山区的人口状况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都不确切。在先秦时期，目前只能从考古学的角度证明在今遂昌、松阳县境内有人类聚落存在，但数量不详。秦汉时期，秦朝对闽中郡只是虚置，所以编户制度(即户籍制度)并没有在该郡实施，也就没有人口数据。西汉虽然对东瓯和闽越实行过两次大规模的移民虚地政策，且我们可以从《史记》知道从东瓯国迁移到江淮地区的人有4万余①，但这4万余人主要是从东瓯国的核心地区——今台州和温州地区迁出的，至于在浙西南山区到底还有多少土著越人隐匿在山野之间，全属未知。东汉末年，孙吴政权在浙西南山区设置了松阳、遂昌两县，当时由于人口很少，不足千户，所以均为小县。

魏晋南北朝是浙西南山区首次得到大规模开发的时期。北方的战乱驱使大批汉人迁入浙江并不断由北向南开拓。这不仅提高了浙西南山区人口的数量，而且移民带来的先进生产技术也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到了南朝宋大明年间(457—464)，由于人口已经增加到5000户以上，松阳、遂昌两县均升格为大县。根据大明八年(464)的数据，当时松阳县所属的永嘉郡户均人口数为5.87，遂昌县所属的东阳郡户均人口数为6.74[7]223，271。需要注意的是，当时的松阳县覆盖浙西南绝大部分地区，遂昌所辖区域半属浙西南地区，按照较为机械的切分，浙西南山区的人口数的底线应为7500户，根据不同的户均人口数计算则至少约为46200人。

隋唐五代时期是浙西南山区人口大繁衍的时期。唐开元年间(713—741)，括州所辖的括苍、松阳、缙云、青田、遂昌5县有33278户约200157人；天宝元年(742)有42936户258248人，户均6.01人；元和年间(806—821)经安史之乱后降为19726户约118646人[14]95。即便此时人口规模下降了一半多，但比起南北朝时期已经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另外，随着北方汉人的迁入，隋唐五代时期浙江的人口结构中汉族已经占据了绝对多数的地位。在儒家礼乐文明主导下的侨居士族及汉人与土著越人的通婚、融合或同化过程中，浙西南山区也实现了“汉化”[17]总论36。

①《史记》卷二二有“东瓯王广武侯望，率其众四万余人来降，处庐江郡”的记载[9]826。

宋元时期，浙西南山区人口数量继续增长。处州所辖6县在元丰元年(1078)有89358户，崇宁年间(1102—1106)有108523户、260536人[3]68。到元代至元二十七年(1290)，有132754户、493692人[18]49。

明清时期，浙西南山区人口数量经历了增长、回落、重新增长的过程。明天顺元年(1457)，“处属十县”已全部设齐，共有人口114400户。到了明代万历初年(1573)，官方登记的人口数量出现了反常锐减。处州府所辖10县有885个里，共编户114791户、246362人。当代人口史专家几乎一致认为，明代洪武以后各朝人口统计数据是不可信的，所以上述数据亦不可信，姑且存之[16]38，66。清朝建立之初，战乱导致浙江境内人口锐减、大量土地抛荒。对于浙西南山区来说，发生在康熙十二年(1673)的“三藩之乱”造成的破坏极其惨重，处州府有7县被叛军割据3年，导致“自闽回处，惟见百里无人，十里无烟”。到康熙二十年(1681)，处州人口规模下降到118189人[3]68。战乱平定后，浙西南山区迎来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移民和土地开发热潮。据方志记载，清代处州府各县客民“历年滋蔓”、“结茅山麓”。这些外来移民多在山地搭棚以居，垦荒种地，当地居民称之为“棚民”。外来移民的迁入及其海外作物的引进，导致浙西南地区人口快速增长。到乾隆六十年(1795)，处州府有22690户、174216人；到嘉庆二十五年(1820)人口首次达到百万级数，共有227215户、1150088人，人口密度达到76.67人/平方公里[19]90－91，116，是元代至元二十七年(1290)人口数(493692人)的2.3倍。这一人口急剧膨胀的趋势到了道光年间趋于缓和，到光绪二年(1876)，浙西南山区10县有254828户、935586人。此后一直到清末，人口数量持续增长，到1912年时10县人口总数约为1322829人[3]68－69；[20]卷一67。此后一直到抗战全面爆发前人口规模大致保持稳定，各县境域也无变化。

总之，从原始社会有人类活动开始，浙西南山区的人口繁衍经历了一个由缓到急、不断膨胀的过程。从先秦到东汉末年之前，浙西南山区一直人烟稀少，是越人活动的领地；东汉末年这一区域开始开发和汉化，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规模开发之后，历经隋唐、宋元和明清，人口规模越来越大；到了清朝末年，发展成为一个以汉人为主体、人口达到130多万规模的区域。大致上东部的丽水、缙云、松阳、青田、宣平、云和6县人口密度较高，西部的龙泉、庆元、遂昌、景宁4县由于地处浙西南主要山脉的核心地带，所以人口密度较低。当然，从横向比较来看，由于浙西南山区的“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地理特点，其人口规模和密度与浙江省其他地区相比一直是很低的。比如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处州府10县人口为1150088人，面积约为15000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为76.67人/平方公里，是全省11个府州中最低的一个[19]116。直到2007年的数据依然表明，在浙江的11个省辖市中，位于浙西南山区的丽水市9县人口总量倒数第二，人口密度全省最低①。

2.2.3　经济发展

在传统农业社会，一个区域的人口状况与当地的经济状况密不可分。首先，人口数量的多寡本身就是劳动力强弱的指标；其次，人口结构的变化又意味着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的变化，从而影响劳动效率和经济结构的变化。

先秦时代，生活在浙西南的瓯越人和闽越人处于原始部落阶段，经济活动应该是原始农业和渔猎并重。到了秦汉时期，从整个浙江来看，矿冶业、陶瓷业、造船业、制盐业、酿造业等手工业均有发展。但具体到浙西南山区，由于“不可郡县”思想的影响，先进的生产技术无法随着中央王朝政治控制力的深入而产生影响，因此比较落后。从出土文物来看，有汉朝铜器的仅今遂昌县、丽水市莲都区、松阳县，有汉朝铁器的仅今松阳县，但不能证明有冶炼生产活动。随着手工业的发展，商品流通也得到了发展，今丽水市莲都区出土有秦半两钱、汉五铢钱，今松阳县出土有汉半两钱、五铢钱、货布、货泉等[7]116－120，133。这也说明松古平原和碧湖平原是当时经济活动的中心，此后也一直是浙西南山区经济发展的核心地带。

魏晋南北朝是浙西南山区首次得到大规模开发的时期。北方汉人的迁入带来的先进生产技术，促进了碧湖平原及松古平原经济的发展。南朝梁天监四年(505)，浙西南山区最著名的古代水利工程“通济堰”修成。该堰坐落在今丽水市莲都区碧湖镇堰头村松阴溪与瓯江汇合处，为拱形大坝，灌田2万多亩，至今仍是碧湖平原主要的引水灌溉工程。通济堰的修建是这一区域经济开发划时代的标志，它顺应了水稻在浙西南山区种植面积扩大的需要，也反映了农业技术的进步。此后，碧湖平原经济发展水平开始超过松古平原，成为“处州粮仓”。除了水稻种植之外，北方旱地粮食作物麦、粟、菽等也被引进和推广，促进了丘陵山地的开发。手工业方面制瓷业大发展，出产“缥瓷”(一种淡青色的瓷器)的窑址主要分布在今丽水市莲都区吕埠坑村和今龙泉市查田镇下保村等。随着碧湖平原经济地位的提高，整个浙西南山区的重心开始由松阴溪流域中上游向瓯江中游转移。隋朝开皇九年(589)括苍县和处州在碧湖平原的设置都是建立在东晋南朝人口和经济大发展的基础上的[7]359，369，390，410。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浙西南山区经济发展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阶段，为隋唐时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①详见浙江省人民政府官方网站，http：//www.zj.gov.cn/gb/node2/node50/node51/index.html。

隋唐五代时期既是浙西南山区人口急剧增加的时期，又是经济大发展的时期。在农业水利建设上，除了维护好通济堰之外，唐宣宗时期(847—859)刺史段成式治理了今缙云县境内的恶溪，在溪上建堰灌溉万余亩农田。从此当地民众改称恶溪为“好溪”，该堰也称为“好溪堰”[14]120。手工业方面，浙江是当时全国金属矿产的主要采冶地区之一。在浙西南山区的丽水有铜矿，松阳县则发现了10多处唐代银矿遗址。纺织业方面，到了唐代后期浙江所属11个州郡中除了台州临海郡之外，其余10个州郡全部都有丝、棉上贡品种。其中处州上贡的是棉、小绫、纱、绢、棉绸等，甚至时人有处州“茧丝之税，重倍他郡”的抱怨，但也由此可见浙西南山区蚕桑业有了很大的发展[14]139－140，144－148。

宋元时期，浙西南山区的农业经济进一步发展。北宋靖康元年(1126)，龙泉知县主持建蒋溪堰，灌田4000亩。乾道五年(1169)，知州范成大主持整修通济堰。元至元六年(1340)，松阳县建京梁堰，灌田4000亩[3]大事记3。农作物方面，宋元时期除了水稻已是“高下皆田，稻色多种”之外，麦属种类也随着北方移民的迁入而推广。麦子忌涝喜旱，适宜在高田山地生长，所以它更多地集中在多山丘陵地带。这一时期更具意义的是棉花种植的推广。宋代浙江已经开始植棉，元朝统一中国南北之后，由海南岛、广东、福建等地传入的棉花在江南的种植日益增多。浙西南山区与福建毗邻，虽然山区耕地面积有限但还是适合“喜高亢，恶下湿”的棉花生长的。另外，在人口压力之下，浙江内陆山区出现了“辟山为地”的情况，不少地方都有梯田垦辟。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土地单位面积产量也得到了较大提高，一般亩产稻谷可以达到3石，即便是在多山的浙西南地区如龙泉，亩产稻谷也能达到2石左右。手工业方面，南宋时期龙泉县的陶瓷业进入兴盛期，出产的青瓷与真定红瓷、景德镇瓷器并列为南宋三大名瓷。到了元代，龙泉窑生产规模继续扩大，并从瓯江上游迅速向中下游和流入福建的松溪两岸拓展，覆盖了今龙泉、武义、云和、永嘉、庆元诸县，总数达到200处以上，其产品顺瓯江和松溪而下分别运到当时南方两个重要的通商口岸——温州和泉州，运销国内外市场。另外，浙西南山区蕴藏的银、铁、铅、锡等矿产资源也持续得到开发，处州的铁冶业在当时有一定地位[18]70－78，84－89，129－130，139。

与宋元时期相比，明清时期浙江的农业无论在水稻、麦子种植还是蚕桑业方面，生产的集约化程度都有了较为显著的提高；番薯、马铃薯、玉米、烟叶等旱地农作物新品种也在明代从海外经福建传入浙西南山区。另外，在浙西南山区各县山民还种植蓝靛等染料作物，其中遂昌县则是漆的产区[16]215－217。手工业方面，浙西南的陶瓷业和采矿业延续了宋元时期的繁荣。龙泉、丽水两县的青瓷依然驰名中外。明代前期，处州府的遂昌、云和、庆元、宣平等县设立了银矿局开采银矿[16]233－234。清代浙西南山区荒山丘陵的开发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玉米、番薯、马铃薯这些能够在山坡丘陵上高产的作物随着移民的涌入而在浙西南山区迅速推广。比如番薯，青田县在嘉庆时邑民已经“大半依以为粮矣”。缙云县也在道光时“城乡多种之”；至于玉米在浙西南山区各县的种植更为普遍，道光《宣平县志》记载，“乾隆四五十年间，安徽人来此向土著租贷垦辟”，以至“陡绝高崖，皆布种”。清代中期以后，在浙西南山区玉米、番薯已经超过稻、麦，成为人们的主食。这种粮食结构的重大变化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因人口增长而引起的口粮供应紧张状况；同时也使荒山野岭中的土地资源开发利用成为可能[19]208－209，212－213。此外，随着外省流民大量涌入浙西南山区，苎麻种植得到迅速发展和普及，许多山民种麻出售，从事商业性农业。比如缙云县“农田之外，少蚕桑，多种棉、苎，女红之利，居田租之九”。另外，采矿业、冶炼业、窑业在浙西南山区也有发展，采铜、炼铁、开矿十分普遍，龙泉产铜，松阳产银、铅、锡，宣平产铁[19]223，259。

从魏晋南北朝时期首次得到大规模开发开始，浙西南山区的经济生产活动随着外来人口的迁入和先进生产技术的推广而不断发展，并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山区特色。但是总体而言，这一区域的经济发展动力大多来自外部，再加上地理环境不适合展开大规模的农耕作业，所以长期以来一直落后于浙江其他区域。这一点也严重制约了当地现代教育事业的发展水平。

2.3　浙西南山区的传统教育

2.3.1　官学

浙西南山区的官学发端于唐代，州学和两所县学在此期创建。唐武德四年(621)，浙西南山区最早的官学——松阳县学创建，校址在当时的县治(今松阳县古市镇)东南百步之地。北宋宣和三年(1121)毁于火，南宋建炎三年(1129)重建。此后历代地方官员和当地士绅多有修葺、增扩或迁址重建，到清代已规模完整。唐武德四年缙云县建置后，唐上元二年(675)县令李阳冰创建缙云县学，校址在县城东门(即今缙云中学校址)，此后历代均有重修，清初曾两次毁于兵，康熙二十年(1681)重修，之后又有多次重修。处州州学的创办要晚于松阳县学近两百年。唐元和十三年(818)，处州刺史李繁在府治西南的檡山之巅建孔庙，置讲堂，创州学。北宋康定元年(1040)，知州孙沔在府治南迎秋林(即现今丽水中学校址)另建州学。北宋宣和三年(1121)毁于兵，五年(1123)知州黄葆光重建。此后历代地方官员多有增扩或重建[21]47。

到了宋代，随着“右文”政策的推行以及南宋定都杭州，浙江的地方官学获得了长足发展。在浙西南山区先后有5所县学依次创建。北宋雍熙二年(985)，遂昌县地方官员在县城西郭创建孔庙，设学其间；皇祐年间(1049—1053)，县学在县城东南隅正式设立；明清两代该县学曾多次被毁和重修，最后一次重修是在清同治四年(1865)。龙泉县学创建于宋天禧二年(1018)，校址在金鳌峰之东(即今龙泉一中校址)，此后历朝兴废不一、多次重建，最后一次重修是在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北宋康定元年(1040)，丽水县学在处州州学的原校址(檡山)上设立，此后多次被毁和重建，最后一次重建是在清同治九年(1870)。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青田县学在县城东门外崇阜之巅建立，后校址多有变动，经历数次被毁和重建，最后一次重建是在清同治二年(1863)。南宋庆元三年(1197)，随着庆元县的设立，庆元县学也在城北渎田上村设立，此后校址多有变动，明崇祯三年(1630)迁于城隍庙左(即今庆元中学校址)，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重修[21]47－48。

明景泰三年(1452)，随着宣平、云和、景宁、泰顺(属温州府)四县同时设立，县学也在处属3县随之设立。1452年，景宁知县杨殖宗将县内的贯道书院改建为县学，校址在县城外西北里许之地，此后曾多次迁址，最后一次迁址新建是在清咸丰元年(1851)。明景泰七年(1456)，云和县学设立于县治西，此后清代多次重建，最后一次重修是在清同治六年(1867)[21]48。宣平县学也是在1452年建县之时由县令李叶创建的，此后明清两代地方官员和学生多有添置或重修校舍，最后一次重修是在清同治十一年(1872)[20]卷六1－2。

从上可见，浙西南山区各州县地方官学的办学过程并不稳定，都经历过多次重修或重建。这种办学稳定性差的特点也是我国传统官学教育的通病。另外，因为要对学生(廪膳生)供应膳食补贴，官学的学额历来不多，招生规模很有限。比如，明代的生员学额定为府学40人，州学30人，县学20人。清代又根据各县的大小分成若干等级，以此规定不同的学额。浙西南山区各县中，丽水县学为第1等，学额25人；缙云县学为第2等，学额20人；青田、松阳、龙泉3所县学为第3等，学额各为16人；遂昌、庆元、云和、宣平、景宁5所县学为第4等，学额各为12人；10所县学的总学额仅153人。另据《重修浙江通志稿》记载，清代浙江省11府的府、州、县、厅学的学额总计1850人，各府由多到少分别为：杭州府258人，绍兴府210人，嘉兴府190人，金华府183人，处州府178人①，湖州府169人，宁波府139人，严州府139人，台州府134人，温州府126人，衢州府124人[22]246。清代处州府所辖的县在全省11个府中是最多的，故在学额规模上能排名第五。但即便如此，区区不足两百人的规模仍属狭隘。再考虑到清代官学教育的科举化倾向日益明显，学校授课日益减少、专重考试，官学所发挥的教育作用就更有限了。

①处州府的178人应包括了各县县学和处州府学的学额，故比前面计算的153名县学学额要多。

2.3.2　书院

作为对官学教育的补充乃至对官学浓厚的功利化色彩的纠偏，书院就显得尤其重要了。书院这一教育机构的兴盛始于宋代。北宋初年，政府无意兴办官学，于是私人创办的书院开始了第一次兴盛。经过北宋中后期政府的三次兴学运动，官学大盛，书院转而趋于沉寂。宋室南渡后，官学有名无实，书院在朱熹等人的倡导下，重新兴盛并获得大发展。浙西南山区的书院就是在南宋出现的，较知名的有缙云独峰书院、龙泉桂山书院、龙泉笏洲书院、缙云美化书院、松阳明善书院、龙泉仙岩书院、青田介石书院、青田习坎书院等[23]337－338。美化书院到元代成为浙江10所著名书院之一。另外青田县在元至元三十一年(1294)建有石门书院[3]2。

明朝初年，在朝廷文化专制的高压下书院一度沉寂。明中后叶，在浙籍大学者王阳明等人的努力推动下，书院重新兴盛。浙江也与全国各地一样，涌现出一大批书院。其中处州府的书院有：府城内的紫阳书院，青田县的混元书院、心极书院、新建书院、瑞龙书院，遂昌县的凤池书院、兑谷书院，龙泉县的仁山书院，庆元县的松源书院，景宁县的崇正书院等[16]299。清雍正年间，书院在政府的认同和鼓励下获得大发展。据统计，清代浙江全省共有568所书院，其中的476所为清代所建，比明代增加1倍多。各府书院数量由多到少依次为：台州府107所，温州府70所，金华府68所，处州府56所，宁波府52所，绍兴府49所，杭州府和衢州府均为48所，嘉兴府31所，严州府19所，湖州府17所[23]254－255(从宋代至清代浙江各府书院的发展概况见表2.1)。

从表2.1中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元代浙西南各县的书院比前代有所下降外(这也与元代历史偏短有关)，明清以来书院数量均呈明显上升趋势，尤其是到了清代，处州府所辖10县均有书院，平均每县有5.6所，其中青田县多达13所。书院的学生是不定额的，少则几人，多则几百，但无论如何都比学额有限的地方官学规模要大；加之书院教学一般比官学扎实认真，所以书院实为传统学校体系中的重要部分。

2.3.3　学塾

学塾是指社学、私塾等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各类教育机构。社学源自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当时元朝政府下令全国各地农村每50家组成一社，每社立学校一所。明代继承了这一做法，于洪武八年(1375)下令地方办社学，要求地方官在其辖区内的城镇厢坊、乡村里甲，每50家设立“社学”一所，让8至14岁的乡民子弟入学就读。私塾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家塾，由教师在自己家里设馆招生授课；二是义塾(义学)，由士绅、富商或者宗族出资兴建，利用祠堂庙宇等公产做校舍，聘请教师教育地方清寒子弟；三是专馆，即有钱人家聘请教师到自己家中设学馆教授子女。对于底层乡村子弟来说，免费入学的义塾是他们最有可能获得基本文化知识的渠道。

①其余依次为：宁波府24所，杭州府21所，衢州府15所，湖州府13所，金华府8所，严州府7所，绍兴府和台州府均6所，嘉兴府5所。

浙江民间兴办私塾的风气，自唐宋以来一向比较兴盛。元、明、清三代浙江地方官绅富翁捐资办学、宗族置族田办学等情况在地方志里留下了大量记录。地处偏僻、经济落后的浙西南山区也不甘人后，出现了一批以义塾为主的私塾(见表2.2)。这些私塾规模大小、新旧各异，知名度也有高低，但其中多数义塾都有数量不等的田产作为办学资金来源，所以往往比较稳定。

相比之下，自元代以来由官方出面创办的“社学”就不那么稳定了。受经济等条件的制约，各地的社学时兴时废。据明嘉靖《浙江通志·建置志》记载，明代浙江社学办学情况比较稳定的几个府中(温州府无数据)，浙西南的处州府所属各县数量最多，为27所①。这27所社学在各县的分布为：丽水县3所，青田县1所，松阳县1所，庆元县5所，宣平县1所，景宁县9所，遂昌县2所，龙泉县5所。社学的校舍大多设在废弃的庙宇里，一些办学较稳定的社学一般也置有若干亩学田作为办学费用来源。比如，遂昌县在明正德六年(1511)由知县张钺撤慈仁庙、安乐王庙，创东西二社学，各置学田70亩。后来又增设南北二社学，其经费均由原有学田的收入中支出。后来社馆倒塌，社学停办[16]293－295。社学在清朝初年也曾延续。据雍正年间的《浙江通志》记载，全省有社学410所，各府的具体情况见表2.3。

应该说，在封建社会中后期浙西南山区的传统教育并没有显得落后。特别是清代前期，无论是从官学的学额和书院、社学的数量来看，浙西南山区的处州府在全省各府中均处于中等甚至偏上的水平。至于办学质量，我们可以从历代浙江籍进士在各府的人数分布中进行判断(见表2.4)。

从表2.4可见，处州府从唐到清的进士总人数在全省各州、府中排名第7，处于中下水平。就具体的朝代而言，处州科甲最盛的时期是在两宋，在各州、府中均排名第3。总之，清末兴学前浙西南山区的传统教育在数量和质量上总体处于浙江省的中等地位，并未因地处偏僻、经济落后而居于下游。

2.4　落后的经济与并不落后的传统教育

从新石器时期一直到东汉末年前，浙西南山区长期被视为“不可郡县”的蛮荒之地，瓯越、闽越等越人生活在这一区域，成为“百越文化区”的组成部分。自东汉末年设立松阳、遂昌县之后，浙西南山区的“汉化”开始了，经济上也得到了开发。魏晋南北朝以来，浙西南山区不断析地设县，行政管理的触角也不断地向莽莽群山深处延伸。伴随着这一进程的是人口的不断繁衍，农业、手工业技术的不断进步。到了明清时期，浙西南山区已经基本完成了“汉化”的历史进程，成为一个以汉族为主体、以农耕和山林经营为生产方式的区域。但是与浙江省其他区域相比，由于“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地理条件，浙西南山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长期落后，直至今日，在全省各地级市中浙西南山区的丽水市仍然是经济总量最低的欠发达地区。

伴随着浙西南山区的开发，传统儒学教育也自唐代开始萌发。此后每增设一个县，地方官就创办1所县学，培养儒学人才、实施地方教化，但与全国各地的官学一样兴废无常，而且学额很少，乡村民众可望而不可及。自宋以来，书院开始出现，历经元、明、清三代浙西南各县的书院数量渐增，与浙江其他府、州相比也并不逊色，对官学教育起到了很好的补充调节作用。对于乡村民众而言，他们可以指望的受教育渠道是学塾。元、明、清三代浙西南山区的社学和私塾数量同样并不比其他府、州少，在明代浙江社学办学情况比较稳定的几个府中，处州府数量还是最多的。总之，在清末兴学前的封建社会中后期，浙西南山区虽然由于地理环境的制约而在经济上落后于省内其他区域，但是传统教育并没有显得落后。特别是发展到清代前期，无论是从官学的学额和书院、社学的数量来看，浙西南山区的处州府在全省各府中均处于中等甚至偏上水平。从历代科甲及第的人数上看，处州府从唐到清的进士总人数在全省11个州、府中排名第7，处于中下水平，但是在两宋时期也曾排名第3。如果我们再考虑浙西南山区人口总量长期居全省最少的情况，当会更加显现这一区域传统教育位居中游的成绩。

当然，这种经济发展水平与传统教育水平之间的不一致，并不是什么罕见的特例。实际上，传统教育在科举制度的帮助下成功地实现了“寓教于民”。“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科举之梦对乡村民众具有莫大的吸引力，是他们追求社会地位提升的主要渠道。而且，越是贫穷的地方这种愿望越强烈，全国各地大多如此。何况，传统教育教材高度稳定，教学方法单凭口说耳听、阅读书写；与现代学校教育的课程繁多、学程漫长，讲究声光化电、实验操作相比，办学成本实在很低。这也使得经济落后的浙西南山区能办起数量不少的书院和学塾。

浙西南山区的现代学校教育，就是在这种地理环境恶劣、经济发展水平低下、但是传统教育水平不低的历史背景下发端和发展的。

参考文献

[1]浙江省测绘局、浙江省建设厅.浙江省地图册[Z].上海：中华地图学社，1999.

[2]陈桥驿.浙江地理简志[Z].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

[3]《丽水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丽水地区志[Z].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

[4]浙江省地名委员会.浙江地名简志[Z].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5]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M].北京：中华书局，2000.

[6]徐建春.浙江通史·先秦卷[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

[7]王志邦.浙江通史·秦汉六朝卷[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

[8]谭其骧.浙江各地区的开发过程与省界、地区界的形成[A].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历史地理研究第1辑[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

[9]司马迁.史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8.

[10]林亦修.东瓯的族群迁徙与融合过程述论[J].贵州民族研究，2005(2).

[11]支恒春等.松阳县志[Z].清光绪元年(1875)刻本.

[12]潘绍诒等.处州府志[Z].清光绪三年(1877)刻本.

[13]史恩纬等.遂昌县志[Z].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刻本.

[14]李志庭.浙江通史·隋唐五代卷[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

[15]何乃容.缙云县志[Z].清光绪二年(1876)刻本.

[16]陈剩勇.浙江通史·明代卷[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

[17]林华东.浙江通史·史前卷[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

[18]桂栖鹏，楼毅生.浙江通史·元代卷[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

[19]叶建华.浙江通史·清代卷(上)[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

[20]皮树棠.宣平县志[Z].清光绪四年(1878)刻本.

[21]《丽水地区教育志》编纂委员会.丽水地区教育志[Z].丽水：内部发行，2000.

[22]张彬.浙江教育史[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6.

[23]沈冬梅，范立舟.浙江通史·宋代卷[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

[24]《浙江省教育志》编纂委员会.浙江省教育志[Z].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

3　现代学校发展与乡村民众受教育情况

提高民众文化教育水平是教育的“本职工作”。在古代社会，以儒学为主干的教育体系在科举制度的支撑下，成功地实现了“寓教于民”。特别到了明清时期，私塾遍地、成本低廉、学程灵活、“分档计费”，对于乡村民众识字需求的满足非常灵活方便[1]107－109。那么，现代学校的出现和发展究竟给乡村民众提供了多大程度的受教育机会呢？

本章将先按清末(1899—1911)、民国前期(1912—1936)、民国后期(1937—1949)对浙西南山区各县的现代学校规模进行考察，以期把握当地青少年儿童受教育情况；再对各个时期学校所从事的成人教育工作进行考察，重点关注1940年国民教育制度实施后成年民众受教育的情况；最后对20世纪上半期浙西南山区乡村民众的受教育水平进行整体评估。

3.1　现代学校办学规模的发展

满足青少年儿童受教育的需求，提高这一群体的入学率，是现代学校教育的基本任务。清末以来，浙西南山区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开始创办现代学校，到民国后期形成了一定的办学规模。

3.1.1　清末新式学堂的发端

浙西南最早的新式学堂，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青田县留日学生孙日彰在浮冀村创办的“倡明简易识字学堂”，有学生10多人。光绪二十七年(1901)青田县又有人在县城文昌阁创办了“守约小学堂”[2]12。同年，清廷颁布兴学诏，通令全国改书院为学堂。在浙西南山区，光绪二十八年(1902)处州知府赵亮熙将府属莲城书院改为中等程度的“崇正学堂”。随着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1904年1月)“癸卯学制”的颁布实施，浙西南山区的现代学校教育也正式启动。

小学堂方面，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处属各县共计创办了7所；次年各县共创办了25所；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各县(不含宣平)共有小学堂117所，在校学生3568人[3]93－94(见表3.1)。

中学堂方面，前述府属“崇正学堂”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改名为“处州中学堂”，宣统三年(1911)又改称“浙江省立第十一中学堂”。另外，宣统元年(1909)谭献等人在丽水城内创办了“处州第一女学堂”，这是浙西南山区第一所女子中学堂，该校民国后改办为师范学校并一直延续到1936年。师范学堂方面，光绪三十二年(1906)三月，处州中学堂附设了师范速成科，学制一年，招收了58名学生。次年，师范速成科从处州中学堂析出，成立府属“处州初级师范学堂”独立办学。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该师范学堂学生增加至116人。实业学堂方面，光绪三十一年(1905)在丽水县创办的“利用织布学堂”是最早的实业学堂。次年丽水县又有人创办了“私立实业预利学堂”。光绪三十三年(1907)，云和县有人创办了“公立女子蚕桑小学堂”。次年“处州工业实业学堂”预科班创办，招生59人。宣统元年(1909)，“处州利用实业学堂”创立。但是这些学堂办学时间都很短。办学时间较长的是宣统二年(1910)知府萧文昭创办的府属种植学堂，该学堂后来不断改名，直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才停办[3]156，238，274。总体而言，清末浙西南山区中等教育发展缓慢，长期稳定的中等学堂总共只有4所。

总计到宣统三年(1911)浙西南山区10县共有约152所新式学堂，其中中学堂4所，小学堂148所。就全浙江省而言，到宣统元年(1909)，全省12个府(厅)共有中学堂46所(普通23所，实业14所，初级师范9所)。到宣统三年(1911)，全省共有小学堂(含各类女子学堂)2966所[4]200，271，382，581。宣统元年浙西南山区中学堂有3所(“处州府中学堂”、“处州初级师范学堂”和“处州第一女学堂”)，占全省总数的6.5%；宣统三年浙西南山区有149所小学堂(含各类女子学堂)，占全省总数的5.02%。根据光绪三十四年(1908)的人口资料，浙西南各县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5.7%[3]93。按照这一比例，清末浙西南各府县在办理中学堂的数量方面并不落后，但是在小学堂数量方面则略显落后。由于现代学校教育还在草创阶段，所以教育供给能力不强，质量不高，有入学机会的乡村民众子弟也很少。

3.1.2　民国前期学校规模的发展

从民国建立到“抗战”全面爆发前，浙西南山区的现代学校规模缓慢增长。

中等学校方面，1912年浙西南山区的最高学府“省立第十一中学堂”改称为“省立第十一中学”；1923年省立第十一师范学校并入，学校分中学和师范两部；从1912—1925年学校累计毕业中学生611人、师范生348人，办学规模并不大；1927年曾增设高中部，但于次年撤销；1933年改名为“省立处州初级中学”。宣统元年(1909)创办的“处州第一女学堂”于1916年改办为“旧处属县立女子师范学校”，每年招收1个班，共招了4个班，培养了60余名毕业生；1923年根据新学制规定改为“旧处属联合县立女子中学”，设师范部办3年制师范讲习所，共招了8个班，培养了160余名毕业生；到1935年该校与“旧处属联立农业职业学校”合并，改办为“旧处属十县联立简易乡村师范学校”，招收了3个班的新生，但是到次年暑假即因经费无着而停办了。创办于宣统二年(1910)的“府属种植学堂”在1912年改为“处州农业学校”，后来不断改名直至1935年与上述“旧处属联合县立女子中学”合并办学，并于次年停办[3]156，238，273－274。至此，清末创办的4所中等学堂经过分合裁并，到1936年仅留下一所包括中学部、师范部和职业科的省立处州初级中学。

除了创建于清末的中等学校外，在民国前期浙西南各县还新办过几所中等学校。1921年，云和籍辛亥革命志士魏兰回到家乡，在县城孔庙办起了“私立云和中学”，但未满一年即停办。创办于1926年的“松阳县立初级中学”是浙西南山区最早的长期办学的县级中学，首届招收男生80名入学，分两班；次年除续招两班新生外，还增招女生一班，教师聘到20多位，开始走向正规办学。到1936年时，该校有学生137人，历年毕业生206人。1928年，青田县阜山的陈瑛和陈梓芳两名留学生倡议创办师范学校，1930年9月招收学生50名开学；1932年经省核准定名为“私立阜山乡村简易师范学校”，至此共招收了4期学生约120人，毕业约100人；1935年又根据私人不得办师范学校的规定改名为“私立阜山初级中学”[5]222－225，238－244。1929年，缙云县创办“私立五云初级中学”未获批准立案，于是同年改办“私立仙都初级中学”[3]156－157。到1936年时，浙西南山区共有“省立处州初级中学”、“松阳县立初级中学”、“私立阜山初级中学”和“私立仙都初级中学”4所初级中学，学校数量上与清末相比没有增长，但学生规模呈上升趋势。比如省立处州初级中学历年中学毕业生人数即从1912年的16人增长到1925年的96人[6]4－11。因此，在办学规模上还是略有扩张的。

相比之下，这一时期浙西南山区的小学规模扩张更为明显。

1912年浙西南山区9县(不含宣平县)共设小学校185所，比光绪三十四年(1908)增加了58.1%；在校小学生总数6501人，同比增长了82.2%。1913年，处属各县无自然灾害，农业增产，办学形成高潮，小学校达到419所，相当于上一年的2.26倍，在校学生达17704人，相当于上一年的2.72倍，发展速度高于全国(全国两项均为1.24倍)。到1923年，小学校增至937所，在校生数增至32702；到1924，学龄儿童入学率为20%[3]95。

1927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浙西南各县的初等教育进一步发展。到1936年前后浙西南山区10县的办学规模大致为：丽水县1936年有小学138所，学生13000人①[7]46－47；缙云县1936年有小学170所(学生数不详，但1932年169所小学有8078人可供参考)[8]48－49；青田县1936年有小学172所，学生5865人[2]19；云和县1936年有小学81所，学生3278人[9]72，77；松阳县1936年有小学124所，学生5482人[10]39－41，45；宣平县1936年有小学83所，其中57所有学生2038人[11]卷六11－16；遂昌县1936年有143所小学，学生4673人[12]37－38；龙泉县1936年有小学81所，学生3570人[13]40，45；庆元县1937年有102所小学，学生4889人[14]30，58；景宁县1933年有小学60所，在校生1979人[15]84；总计到1936年前后，浙西南山区10县约有1154所小学，在校学生数大约为52852人②，绝大多数是办在乡镇和村庄的初级小学。

由上可见，民国前期浙西南山区的初等和中等教育发展并不平衡：初等教育发展较快，学校数与学生数的扩充都明显；中等教育发展缓慢，学校数停滞不前，学生数有所增加。

①丽水县的小学生数由1935年的5014人增加到1936年的13000人，一年之间暴增2.6倍。1936年的数字似不可信。

②缙云、景宁和庆元3县的学生数据分别是1932、1933和1937年的，宣平县的数据缺20所小学。

我们再从纵横两方面对民国前期浙西南山区初、中等教育的发展规模进行比较和评价。初等教育方面，1936年的1154所小学、52852名在校学生与光绪三十四年(1908)的117所小学堂、3568名学生相比，学校数增长了约9.2倍，在校学生数则增长了约14.2倍；与1912年的185所学校、6501名学生相比，也分别增长了约5.8倍和7.8倍①。因此从纵向上来看，在民国前期24年左右的时间里，浙西南山区初等教育事业的规模扩充是非常巨大的。横向比较上，1936年全浙江省的小学数达到15913所，在校学生1204475人[4]207；浙西南山区的小学校数约占全省的7.3%，学生数约占全省的4.4%②；学校数所占比例较之宣统三年(1911)的5.02%有了一定的提高。1932年，浙西南山区10县的人口数(1314033人)占全浙江省总人口数(20331737人)的5.9%[16]政30－32。按照这个5.9%的比例，浙西南山区的小学数量比较多，但是在校学生数比较少。这与该区域地处山区，人口密度低、道路交通不便有关，民国时期流传的一首打油诗就对交通不便刻画得很生动：“伸手摸着天，下看心发颤。叫叫听得见，走走大半天”[13]6。浙西南山区虽然乡村数量多，但是单村人口少，再加上交通不便导致学生入学不便，就形成了校均学生人数少的局面，也造成了普及4年义务教育的困难。我们以数据比较充分的1932年为例来了解浙西南山区学龄儿童的入学率(见表3.2)。

①因光绪三十四年和民国元年的数据均不含宣平县，故这里也将宣平县的数据从1936年的总数据中扣除再进行计算。

②这两个比例将宣平县的数据一并纳入计算得出。

1932年全省人口总数为20331737人，学龄儿童总数为3328546人，其中入学儿童总数为1018124人，失学儿童总数为2310422人[16]政28，教21，故全省学龄儿童的入学率约为30.59%。从上表可见，1932年浙西南10县的学龄儿童平均入学率低于全省，仅为25.36%，除了缙云、遂昌、松阳3县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外，其余7县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最低者为龙泉县，仅12.84%。

总体上看，民国前期浙西南山区各县的初等教育在办学规模上有明显扩充；在办学格局上也延续了清末的特点，即办在县城的学校规制较整齐、层次较高，但数量很少，办在乡镇和村庄的学堂则层次较低，多为初等小学；而且与清末相比，到1936年前后初等小学的数量已经在小学总数中占绝对多数，应该说乡村民众子弟的入学数量得到了明显提高。但是，由于浙西南山区的地理环境和整体社会经济条件的落后，适龄儿童的入学率低于全省水平。这一时期浙西南山区的中等教育则发展缓慢，到1936年时10个县仅有4所初级中学，远不如初等教育的发展水平。与清末兴学时期相比，中等学校在数量上没有任何变化。1936年全浙江省普通中学达到83校[4]276，浙西南的学校数仅占全省总数的4.8%，比宣统元年(1909)6.5%的比例有所下降。不过，中等学校在学生规模上有所增长，另外中等学校不再仅仅集中于丽水一地，而是扩散到4个县。

3.1.3　民国后期学校规模的超常增长和回落

在民国后期(1937—1949)的大部分时间里，浙西南山区的初、中等教育都得到了发展，中、小学校规模扩充，青少年儿童的入学比例提高。这一时期又可以分为“战时”(1937年至1945年8月)和“战后”(1945年8月至1949年四五月间)两个阶段。

在“战时”阶段，随着战局的变化浙江省政府各机关以及重要企事业单位先后内迁到浙西南山区，丽水、云和先后成为临时省会；各级各类原来办在浙北、浙东、浙中的学校也先后内迁到这一区域，由此该区域成为抗战8年中浙江政治和文化教育的中心。同时伴随着外来人口的流入，浙西南山区人口总量明显增长①。为了满足新增人口的教育需求以及维持浙江教育的水平，浙西南各县以及各内迁机构又积极创办新的学校；再加上1940年后国民教育制度的实施，种种因素都刺激了浙西南山区这一时期办学规模的超常增长，当地青少年儿童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受教育机会，教育水平达到民国时期的顶峰。

在“战后”阶段，首先是外来机构和学校纷纷复员，这导致浙西南山区中、高等教育规模一时间急速回落，本地学生面临失学之虞。当地人士积极利用各种遗留资源创办或者扩充学校，从而使战后本地的中等教育规模略有增长。牵涉面最广的初等教育事业则在战后各县的发展中很不平衡，有些县份规模继续扩大，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民国时期的最高值，有些县份则日渐萎缩。到1949年春夏政权更迭之际，浙西南各县大批小学停办，初等教育事业一时跌入低谷。

①1935年，浙西南山区10县的人口规模是330149户、1350254人。到1941年，该区域的人口规模达到民国时期最高峰值，为339687户、1442403人，比1935年增加了9538户、92149人[17]69；[18]93。

3.1.3.1　“战时”浙西南山区的外来学校

浙西南山区的地理特点在和平时期不利于地方经济建设，但是在战争期间却是极佳的后方。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着浙江省政治、文化中心迁入浙西南山区，一批外地学校也迁入该区域，同时各种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等也在浙西南的驻地新办一些学校。除了需要特别说明的地方之外，这两类学校统称为“外来学校”。

战时学校的内迁和新建与战局变化直接相关。根据浙江境内爆发的大战役，外来学校在浙西南山区的办学情况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37年到1941年。1937年11月，日军入侵杭嘉湖地区，到年底这一带的重要城镇相继沦陷。战火迫使这一区域的省立中等学校撤往浙西南山区。另外，由于省内几所高校纷纷外迁它省，为了使不能远赴他省求学的青年仍能继续深造，1938年浙江省政府决定筹建省立战时大学，后来为了纪念辛亥革命先烈陈英士又改名省立英士大学，并于1939年10月在丽水和松阳两地开学，首届学生171人[19]46。此外，还有一些私立学校也内迁到浙西南继续办学，一些内迁的政府机构和企事业单位则在驻地办起了子弟学校。第二阶段为1941年至1946年。1941年和1942年，日军先后发起浙东战役和浙赣战役，浙东、浙中和浙南重要城镇相继沦陷，有14所省立中等学校被迫搬迁，另有少数学校被迫暂时停办[20]5。此期间又有不少私立中学迁入浙西南山区继续办学，一些内迁的政府机构和企事业单位继续在驻地创办子弟学校(详见表3.3)。

以上表可见，抗战期间浙西南山区总计有52所外来学校(高校3所、各类中等学校29所、小学17所、其他3所)，其中从外地迁入的29所(高校1所、中等学校22所、小学5所、其他1所)，外地迁入的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新办的23所(高校2所、中等学校7所、小学12所、其他2所)。

对于抗战期间的浙西南山区教育事业而言，外来学校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首先，外来学校丰富了浙西南山区的办学层次。

战前浙西南山区的最高学府仅为省立处州初级中学。抗战全面爆发后，各种外来学校使浙西南山区的学校层次极大地丰富起来。其中3所高校的出现是浙西南山区前所未有的，国立浙江大学龙泉分校又在龙泉当地长期办学，成为当时整个浙江省的“教育重镇”。29所各类中等学校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战前浙西南山区中等教育发展缓慢的局面，为当地青少年创造了难得的接受中等教育的机会。当时浙西南的丽水、云和、龙泉、松阳、缙云5县都曾出现过大、中、小学门类齐全的盛况。特别是丽水，省立处州中学于1938年秋季开始增办高中部，为浙西南第一所完全中学；同年暑期英士大学开始筹办，并于次年开学，从此丽水有了高等学校；此外，当时先后有11所各级各类内迁学校设于丽水。1944年《浙江教育》载文称：“当时之丽水，教育文化机关及民众教育的推进为全省之冠”[7]3。

其次，外来学校帮助浙西南各县提高教育质量、扩大办学规模。

浙西南山区偏僻的地理位置和落后的经济条件长期以来制约着优秀师资的引进，但是抗战爆发后随着全省政治、文化中心的迁入，大批文化教育界的优秀人才也涌入了浙西南，使这一区域一度出现了名师云集的盛况。比如，曾在处州中学执教的有胡伦清，王季思、吕漠野、吴梦非等，曾在联师执教的有蒋伯潜、俞子夷、刘质平、姜丹书、顾西林，另外还有周百皆、罗绳武、赵迨今、周天初、祝其乐、唐兆祥、袁恒初、张同光等均到联师任过教。联高校长崔东伯是著名数学教师，联师校长徐旭东是名教育家，高商校长张之桢是商科教育专家，私立大陆测量学校校长蒋一德是测量专家。这些名家在过去都是不可能出现在浙西南山区的[7]3，454。这些优秀师资除了在各外来学校执教外，往往还会应聘当地学校或协助地方政府创办新学校。云和简易师范的创办依靠的就是外地教师，如唐文梓、杭苇、陈怀白、蒋伯潜、俞子夷、沈寿金等，都是抗战时期来到云和的思想进步、学识渊博、热心教育的知识分子[9]182。

在外来学校的帮助下，浙西南山区各县也积极创办或提升当地学校。比如，松阳县在1939年为解决来自沦陷区学生继续求学的问题创办了私立国强战时初中补习学校，招收4个班的学生。同年，该县的县立初级中学也扩大招生，学生来自浙江、台湾、河北、湖南、江西、广西等6省23县。抗战期间，英士大学农学院、湘湖师范、浙江战时第二儿童保育院等在该县办学多年，特别是湘湖师范在当地有口皆碑。在湘湖师范办学精神鼓舞和人力资源的支持下，私立俭公中学和县立简易师范相继创办。由此，一个10万人口的山区小县，幼儿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师范教育、高等教育等各级各类学校齐全[10]2，75。又如，青田县在1939年4月创办战时初中补习学校，1944年县立海口初级中学创办；加上原有的私立阜山初级中学、迁入该县的省立温州中学和新建的省立浙东第三临时中学分部，到1944年全县有2所省立中学和3所县属中学，成为民国时期中学最多的一年[2]29－31。另外，从1938年秋季开始，丽水的处州中学开始增办高中部，成为一所完全中学[7]3；缙云县仙都中学也在1944年春增办高中，成为该县第一所完全中学[8]109。

再次，外来学校提高了当地青少年儿童的受教育水平。

办学层次的增多和学校数量的增长必然会增加当地青少年儿童的求学机会。外地迁入的学校在保证原有学生能继续求学的同时，积极面向当地招生。比如，1942年到1945年间，云和县成为临时省会，迁入的教育机构有英士大学、建国中学、杭州高工、临时联师等13所。这使云和当地的青少年有机会进入这些水平较高的学校，培养出了不少人才。同时，由于各省属机关在战乱中许多职员流散，又使云和当地一批受过教育的青年有机会被大量吸纳进政府机关[23]64。又如景宁县，1942年7月省教育厅从丽水迁来，省立临时联合初中、湘湖师范、绍兴私立稽山中学也随后来到该县。这三所内迁学校为这个没有中学的偏远小县青少年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入学机会，中学生骤增1000余人。其中，绍兴私立稽山中学迁到该县预章村后，当年即向该县招收了初中新生84名；到1945年该校迁回绍兴时，3年为景宁县培养了250余名中学毕业生。省立临时联合初中也培养了140余名景宁籍中学生[15]2，133－134，171。而湘湖师范学校于1943年迁到景宁县道化村，1944年春、秋两届就招收了100余名景宁籍学生。据当年的学生回忆，“记得我们班里就有30多位同学是沙湾、标溪、东坑、鹤溪、北溪、上标、大地等乡村来的”。湘湖师范良好的教育质量，加上“读师范吃饭不用钱”的待遇，对贫寒的乡村子弟来说是千载难逢的求学好机会，当地学子甚至说：“要不是抗战、逃难，我们这些穷孩子哪能进湘师的大门啊！”道化村传颂的一句白话诗真切地反映了这些内迁学校的办学功绩和当地人的感激之情——“湘湖迁道化，造化景宁人”[5]262。在其他县，外来学校如省立锦堂乡村师范学校、省立建国中学、晓声学园、私立杭州树范中学龙泉分部、私立杭州大陆高级测量科职业学校等都招收过数量不等的当地学生。

当然，外来学校招收当地学生尚不是提高该区域民众受教育机会的主要力量，它们带来的主要是一种示范推动作用。当地学校在种种条件下教育规模的扩展和质量的提高，才是民众增加受教育机会的主要原因。

3.1.3.2　“战时”浙西南各县学校教育规模的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南京国民政府确定了“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教育方针，强调在战时环境下依然要努力推进教育事业的发展。1940年后实施的国民教育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浙西南山区各县的学校规模的快速发展，并积极影响了战后这一区域的教育事业格局。抗战胜利时的1945年8月与抗战爆发前的1936年相比，浙西南山区10县的初、中等教育办学规模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详见表3.4)。

据统计，到1945年8月，浙西南山区10县共有2053所小学，其中本地小学2039所、约103547名在校学生，另有14所外来小学。各类中等学校共有41所，本地19所(普通中学10所，简易师范学校9所)，其中的16所共有不少于3061名在校学生；另有22所外来中等学校(普通中学14所，师范学校4所，职业技术学校4所)，其中的15所共有不少于5254名在校学生，并招收了不少于800人的当地学生①。这41所中等学校的类型和在各县的分布见表3.5所示。

3.1.3.3　“战后”学校资源整合与规模变化

抗战胜利后，外地迁入浙西南山区机构和人员纷纷复员离去，浙西南山区的人口规模从1941年的峰值1442403人下降到1945年的1280884人，人口缩减了16万余人[17]69；[18]93。由于外来学校复员或者停办，一时间浙西南山区的学校数量出现回落。特别是中等学校，1945年8月抗战胜利时在浙西南境内10县办学的41所中等学校中外来学校就有22所。这些学校的离去或解散导致中等学校数量大幅下降，在其中就读的当地学生也面临失学之虞。另外，外来人口的离去也使少数当地学校的生源萎缩，面临危机。比如创办于1932年的青田私立阜山初级中学，抗战爆发后外来生源逐步增多，1940年后班级由6个增加到11个且每班名额饱和；附属小学也由100多人上升到300多人，学校进入全盛时期。而抗战胜利后大批机关复员，学生也随家长离去，在校学生由500人降到300人左右，办学形势急转直下[5]243－244。

①据已有资料显示，省立湘湖乡村师范学校在松阳和景宁两地分别招收了100余名当地学生，私立稽山中学在景宁招收了250余名当地学生，省立临时联合初级中学在景宁招收了140余名当地学生，省立建国中学在云和招收了30余名当地学生，这4所学校就共计招收了不少于620余名当地学生。另外，私立永康崇实初级农业职业学校迁入遂昌后在当地新招5个班、187人，私立杭州大陆高级测量科职业学校迁入遂昌后也新招了4个班(大致为每班20余人)，生源大部分来自遂昌本地。按照三分之二比例计算，这两所私立学校至少招收160余名当地学生。另外，如省立锦堂乡村师范学校1943年规定招生时至少有10个名额录取缙云当地考生，晓声学园开办之初招收的200多名学生中小顺村及附近农民子弟占有20%，私立杭州安定中学在缙云、私立树范中学在龙泉办学，也都大规模招收过本地学生。所以不少于800余人还是个保守数字。

上述情况既是压力，也是机会。政府和文教界人士纷纷设法整合遗留资源创办新学校或改善办学条件，以维持教育水平。比如，1945年省教育厅决定利用省政府在云和县瓦窑村留下的一批较好建筑创办省立处州师范学校，以容纳原在省立临时联合师范、湘湖师范、锦堂师范等学校求学的当地学生，并将原省立浙东第二临时中学解散后并入该校[5]149－151。又如私立杭州安定中学在1945年迁回杭州后，为数最多的缙云籍学生无法跟随学校继续求学，于是当地人士利用安定中学留下的校产创办了安定中学分校初中部，次年改办为缙云县立初中壶镇分部，容纳5个班、150名学生。到1947年，省教育厅批准该校改办为缙云县私立崇正初级中学，规模扩大到7个班、302名学生[8]109，139。实际上在抗战胜利前，一些地方人士就已经意识到外来学校终会离去，所以也有早作打算的。比如松阳的叶芳在1942年时就开始筹划私立俭公中学，得到了湘湖师范校长金海观的大力支持，介绍湘师推广教育部主任孔祥明任俭公中学校长，学校也在1944年顺利开学[5]218。

经过战后的调整，浙西南山区境内中等学校数量固然无法恢复到抗战时期的水平，但是本地学校的规模还是得到了扩大。普通中学方面，战后浙西南山区有4个县增设了4所私立中学，到1949年4月共有14所，在校学生总数4187人。中等师范学校方面，省立处州师范学校和丽水县立简易师范学校的创办使数量从9所增加到11所。中等职业学校方面，1946年2月旧处属联立农工职业学校在丽水县城内创办，次年该校迁到松阳县西屏镇原省农业改进所办学，1948年7月改名为省立处州高级农业职业学校，从此浙西南山区有了第一所省立职业学校。另外1948年省立处州医院创办了附属高级护士职业学校①[7]206，274－275。总计到1949年4月解放前夕，浙西南10县共有中等学校27所、约6372人，其中：普通中学14所(3所完中，11所初中)，约4187人；师范学校11所(1所省立师范，10所县立简易师范)，约2105人；职业技术学校2所，不少于80人[3]157，274－275，240－241，比1945年8月的19所增加了8所，在校学生数至少扩大了1倍，而且在职业技术类学校方面填补了空白。各县具体的学校数量变化见表3.6所示。

初等学校方面，浙西南山区10县的主体还是各县自办的2039所学校，外来小学只有14所，所以抗战胜利之初外来学校复员所造成的影响很小。1946年，浙西南山区各县(宣平县不详)合计有学校1981所，其中：210个乡镇中有中心国民学校262所，2363个保中有保国民学校1674所，另有其他学校45所；在校学生有儿童99784人，成年男女29274人[3]97。但是，随着内战的爆发，国统区政治经济形势急剧恶化，到1949年春夏政权更迭之际，浙西南各县很多小学停课关门，初等学校规模呈明显回落趋势(见表3.7)。

①此外，1945年秋还有一所以省保安处为背景的“私立武德农工职业学校”在丽水县城西郊的桃山开学，招收5年制农科1个班，51名新生入学。次年，该校迁到碧湖镇原省立联师校址办学，增招3年制工科1个班48人、畜牧科1个班13人入学。1947年秋，该校迁往杭州[8]461－462。

从上表可见，到1949年浙西南山区多数县份的初等教育规模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回落。这与1949年政局动荡所造成的冲击密不可分，而且小学多数为乡镇村庄所办，经济基础较差，比中等学校更容易受时局影响。另外，1947年各县都经历了一次乡镇整编，在整编过程中也借机对各乡镇中心学校、保国民学校、私立小学进行了整顿，一些办学基金不足、设备不充实的学校就无法被政府核准从而继续招生办学了。如此以来，多数县的学校数量都出现了小规模下降。

当然，从1945—1949年的发展轨迹来看，并不是每个县都呈直线下降趋势，像丽水、青田、云和、松阳、庆元5县初等教育在整个民国时期的发展高峰反而出现在战后的1946—1948年间(见表3.8)。

①丽水县1945年和1946年的入学率是推算出来的。该县1944—1948年的人口总数分别为148585人、119209人、118209人、118888人、119958人。1944年的学龄儿童为19129人，占人口总数的12.8%[2]75。如按此比例推算，则1945—1948年丽水县的学龄儿童数分别约为15259人、15131人、15219人、15355人，由此根据已知的这两年入学儿童数，我们可以大致得出1945年和1946年的学龄儿童入学率分别约为54.5%和62.0%。

②云和县1946年和1947年的入学率是推算出来的。该县1945—1948年的人口总数分别为69337人、62085人、61150人、61565人[26]60。1945年和1948年全县学龄儿童分别为10185人和11008人，分别占这两年人口总数的14.7%和17.9%，两者的平均值是16.3%。按照这一比例计算，1946年和1947年的学龄儿童数分别约为10119人和9967人，由此根据已知的这两年入学儿童数，我们可以大致得出1946年和1947年的学龄儿童入学率分别约为57.9%和59.8%。

③松阳县1946—1948年的入学率是推算出来的。该县1945—1948年的人口总数分别为120085人、113999人、112262人、119658人[27]68－69。该县1945年有学龄儿童13996人，占全县总人口数120085人11.7%的比例。根据这一比例计算，则1946—1948年松阳县的学龄儿童数分别约为13338人、13135人、14000人。由此根据已知的这3年入学儿童数，我们可以大致得出1946—1948年的学龄儿童入学率分别约为75.5%、77.9%和51.6%。

从表3.8可见，庆元县初等教育规模发展的高峰出现在1946年；青田县、云和县和松阳县都在1947年达到办学规模的最高峰；丽水县到1948年时，全县有小学217所，达到民国时期丽水县初等教育发展的最高年份[7]48。

3.1.3.4　本期小结

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无论对于国家还是乡村民众而言，都是一场灾难。然而，事物的发展是辩证的，抗日战争这场近代以来最严重的民族生存危机也激发起了民众空前的团结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因此对于某些社会事业或某些区域而言还是有所发展。比如全国的学校教育事业规模在抗战结束后反而比战前有所发展②。又如浙江省的中等教育事业，战前全省有普通中学83所、师范学校11所、职业学校20所，共计114所；1946年全省计有省立中学13所、省立师范11所、省立职业学校7所、县立中学51所、县立职业学校4所、县立简易师范及师范67所、私立中学60所、私立职业学校9所、私立补习中学6所，共计228所，较之战前刚好翻了一番[30]6，8。考虑到8年抗战中艰苦的办学环境，虽然在办学质量方面不尽如人意，但学校数量确实有快速增长，因而从总体上看仍是在发展的。这种发展是在颠沛流离的战时环境中实现的，而实现的条件之一就是有一个大致稳定的后方。对于战时的浙江教育事业来说，浙西南山区就是其获得生存和发展的后方。而后方的重要地位，则促进了浙西南山区在抗战期间学校规模的大发展。

①庆元县1946年和1948年的入学率是推算出来的。该县1947年学龄儿童总数为15650人[28]8。如按照这一数据推算，则1946年该县学龄儿童的入学率为60.1%，此后1947年(54%)、1948年(56%)均未超过这一数值。

②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1936年全国中等学校有3264所、627264人，到1946年10月增加到4226所、1495874人；1936年全国高等院校有108所、41922人，到1947年增加到207所、155036人[29]425－427。

浙西南山区1945年的初、中等教育规模与抗战前的1936年相比数量增长非常明显。从表3.4可见，初等教育方面1936年前后浙西南山区10县约有1154所小学，在校学生数约为52852人；而到1945年时则有2039所本地小学、约103547名在校学生，分别是1936年的1.8倍和2.0倍，规模将近翻了一番。办学规模的扩大也意味着学龄儿童入学率的提高。根据已有数据，我们把1945年6县的入学率与1932年做比较，当能获得一个直观印象(见表3.9)。

中等教育方面则可称得上实现了飞跃。战前浙西南的中等教育比较落后，1936年10个县仅有4所初级中学。到1945年8月各县本地办的学校就有19所，数量增长了4.8倍；战前的4所学校分布在4个县，而战后10个县均有至少1所，其中缙云和松阳两县最多，各有4所；而且有了第1所完全中学、9所简易师范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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