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理洵
出版社：未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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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未销集试读：
铁未销集
自序
正是岁末阴冷的天气里，把五、六年来所写的文字打量一过，除去《与书为徒》以及《猎书记》所录文章而外，就还有些看得过去的文字，于是动手辑录了这个书话随笔集子《铁未销集》。书名实别无他意，是我喜欢唐代诗人杜牧《赤壁》诗中的一句，“折戟沉沙铁未销”，而截取其中半句借用了。 出书为我小时候的梦想，待梦已做完，却并没有感受到梦境的美好，大致数年日子里，心情是不大畅快的，忧生忧时，强颜欢笑，托无能之辞，遣有涯之日，将琐碎的时光与精力，都消磨在其间了，前人谓因寄所托，许正可以抒写我怀，亦为无奈的消解。读书于我，总还算是能让人感到充实而愉快的事情，沉潜下去，便能暂时地忘却人世的不快与相争，些许亦如刘伶的醉酒，自性是畅快而清明的，虽世俗的目光并不如此相视，而我心里明白，本意分明就不是为世俗所看的。《铁未销集》中的文字，自性的腔调似乎太多了一些，但好在还是真实，因而就是十分地看重它了。 先贤尝为自己的文字作序说，书前实在也没有什么好说的，要说的都在书里，这实在是高明的措辞，能省俭了很多尘世的缛节，而我虽是远远的不愿意体贴尘世，却还是不得不活在人世的尘埃里，仍是摆脱不了心中的俗气，作着这序，心情亦如为画好的龙在点睛，草草地投笔上去，亦权作是了却了自家的一桩心事罢。 理洵于古长安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第01章 知唐桑艾
“知唐桑艾”这个语词终究陌生，倘若在网络上百度一回，结果亦是较为有限，看到较多的、也能让人明白这词意思的，恐怕要数北大学者白化文老先生的一篇文章了，他是在《光明日报》上看到有人使用这个词语，觉得冷僻，有向大众作进一步解释的必要，就写了篇《“推潭仆远”和“知唐桑艾”》的文字发表在二〇〇九年第十一期《文史知识》上。 这篇文章被收录在先生新近出版的学术小品集子《退士闲篇》中，题目换作《知唐桑艾》，其中的文字说，“据我所知，起码在清季民初，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为应付题辞需要，准备一些条目熟记，临时应用。《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中取自《远夷乐德歌诗》的几句直译成汉字并意译为汉语的词语，常被使用。”很有些当今所谓《书法家手册》的味道。“知唐桑艾”，意译就是“所见奇异”，有点类似于英语口语中常用的惊叹用字：“Wonderful!” 它的用途相当宽，只要是耳目所见，用之无不相宜。作者还另外列出两个词语，“莫穉角存”，意译是“子孙昌炽”；“推潭仆远”，意译是“甘美酒食”。后者举例说启功先生曾为北京功德林素菜馆所写横披挂在该馆三楼雅座墙上，书中附有图片，图片中元白先生将“仆”字写成了“擈”。 其实，《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中所录的这首诗，共分三章，分别为《远夷乐德、慕德、怀德歌》，合称《白狼歌》。《列传》记载，东汉明帝永平年间，西南边陲益州刺史梁国宁陵人朱辅大力宣传汉朝政策，对附近的少数民族影响很大，白狼人以及周边部族就感恩戴德，作诗歌颂中央政权的统一领导，并让一个叫田恭的官员译其辞语，由从事史李陵与田恭护送到都城洛阳，进奉汉帝。就是这样一首使用藏缅族语言写作的诗歌，《后汉书》把它记录下来，却成为现存反映藏语族语言特点最早的历史文献了。 不过，像这种以“外来”语词音译或直译而作为书法艺术表现形式、且能流行于一时的现象，比如过去老北京与江浙大城市里的大餐馆中常见“推潭仆远”四字，我觉得在中国书法史上还是比较特殊的，尽管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加速发展外来词让普通大众接受已并不困难，但它以书法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还是曲高和寡的，尤其是在目下越来越多的古籍正为大众遗忘的时代。写字总是要让人看得懂、感觉到美才是好，即使不是写字，像清宋伯鲁有一个谈论书画的集子，称《知唐桑艾录》，竟是那样的阳春白雪，仅看书名，亦会让人觉得云里雾里、不知所云，何尝又能给人一点点的美感？第02章 避讳
避讳现象的起源很早，一直有人在做着这方面的研究，一般认为它起源于西周，因为《左传·桓公六年》中有“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的话。至后来的大一统，几乎就成了一种制度沿袭下来，唐宋最为讲究，清代则更加完密，只是民国，才勇力一反，彻底废除，但，百余年来，却还有影响，可见，世人所说的深入骨髓，积重难返是怎样的一回事了。 避讳一词在《辞海》中的解释是，封建社会对于君主或尊长的名字，避免写出或说出叫避讳。我觉得它的词义还应该进一步地扩展和延伸，比如因为道德、审美的原因或可能遭到危险，以及考虑对方听到某些会引起不愉快的字眼而不愿说出，都应该是避讳的范畴。《公羊传·闵公元年》里说，“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大致也把要避讳的对象表述清楚了，后人把它具体了一下就是，帝王，历朝历代的帝王；长官，下属要讳长官本人及其父祖的名字；圣贤，孔子孟子黄帝老子等；长辈，父母及祖父母等。因而有人也把避讳现象大致分为三类，亦即国讳、家讳、圣贤讳，当然还有更为细致的分类。 历朝历代有关避讳的故事很多，有些是血淋淋的，以清代文字狱最为惨烈。湖州南浔庄廷鑨《明书》案，为清初第一宗文字狱，因直书努尔哈赤之名，株连冒名出版者以及修订、写序、印刷、藏书、官员等千余人入狱，审讯后死刑七十余人，其中十八人被凌迟处死；雍正朝主考官查嗣庭摘用《诗经》中的“维民所止”作为试题，被人告发称“维止”二字为“雍正”去头，遂病死狱中，儿子处斩，兄侄流放。至于有宋一代，苏轼的“乌台诗案”就很有名了；太平天国则小兵只要与首领姓名一致，也要去死的。 有些故事则幽默而有趣。汉吕后名雉，文书上只要遇到雉字，都要用“野鸡”二字取代的；唐代的那个大诗人李贺，因为他的父亲叫晋肃，“晋、进”同音，要避父讳因而就不能参加进士考试了，郁郁寡欢，二十七岁时死了，人称“诗鬼”，后来韩愈作了篇《讳辩》，其中就反驳道，“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而五代时的冯道，历四朝十君，拜相二十余年，人称官场“不倒翁”，在给门客讲《道德经》时，就把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因避己讳讲不下去了，门客灵机一动，改为“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也是令人啼笑皆非的。 前几天读至《晋书·王恭传》，有一段也颇有意思，说朝廷要给王恭封以“平北将军”的称号，“初，都督以‘北’为号者，累有不祥，故桓冲、王坦之、刁彝之徒不受镇北之号，恭让表军号，以超受为辞，而实恶其名，于是改号前将军。”东晋小朝廷偏安建康一隅，北土五胡乱华，虽有收复失地的愿望和动作，但几次都是以失败告终，弄不成事嘛，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于是士族阶层都忌讳“北”这个字了，即使朝廷要给个“平北将军”的荣誉称号，也是羞于接受的。因而伤人自尊的话，是要避讳的，即使要说，也可以委婉地说，中国的语言艺术非常丰富，避讳是修辞，修辞的方式方法正多，条条道路可以通罗马的。 避讳的本质还是在维护封建等级观念，一些有权有势的阶层为了显示自己的威严和自尊而乐于延续这一习俗，有人以陋习视之，指出它种种的不足，但它也确实在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家庭伦理道德方面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它关涉的内容太多，社会学、民俗学、心理学等等，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人类的延续它恐怕还要发挥一定的作用，在延续中改良恐怕也是最为重要的途径。第03章 不遇
今年《读书》第八期的封二上，看到了陈四益的文章《牢骚不朽》，说“离骚”者，牢骚也，古音离、牢同音，《离骚》是屈原发牢骚的作品集子，是千古绝唱了，一般人做不出；但他重点还是在说西汉时人颜驷的故事，这是一则很有名的故事，颜驷到老了还给汉武帝廊下当差，汉武帝有天就问他何时为“郎”的，颜驷发牢骚说：臣在文帝时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武帝怜惜他，就给他“会稽都尉”做了。一个“军分区司令”的待遇还算可以吧。其实作者真正的意图还在借古讽今，文末说现在的用人制度。 我说说别的。大致“不遇”，应该算作是一种人生的常态，人在生活中，总在期盼、追求一种能给自己带来好运的机缘，但世间之不如意总十之八九，各种不可预测的因素相互影响，导致了这样的局面。悠悠千古，个人的力量终究微小，象颜驷一样，人人对于外界，都有着让人“临幸”的心，得不到，当然就要发牢骚了，写《离骚》了。其实古之大多数有名的文学作品，多少都有些“离骚”的味道，也许这样，才能更加突显文学的人文关怀特征吧，文学本质上就是人学。 有了这样的心态，也许才让人能活得更加从容些，“遇”与“不遇”，终究还要有些淡然的心理，这样也才不至于让自己太受内伤，活得那么不自在。颜驷三世不遇，后来通过偶然的机缘，发了一回牢骚，正巧也就碰上了理解他牢骚的主子，算是“遇”了，因而皆大欢喜。倘使任何一个环节出一个小小的差错，那牢骚终究还是牢骚，人生终究还是人生，日子总还得过下去吧，不淡然一些，洒脱一些，岂不是自寻烦恼么？ 没有淡然的心态当然也好，说不定也能象《离骚》一样，创造一些别致的人类文明了。说不定，琴棋书画等艺术的生成，都有这样的成分在里边。创造不出文明的发泄方式也不打紧，消费一下别人创造的文明成果也是很好的事情，比如读读《庄子》，打打太极拳，据说都很有效。 读了一篇文章，思想跑了野马，说不定哪天也要读读《庄子》，打打太极拳了。天哪，真是疯了。 “遇”还是“不遇”，这是一个问题。第04章 看相
我的书架上插了几本有关看相的书，被朋友们看见了，他们就觉得我能看相，其实我从来就不看这类书，买的时候有兴趣，买回后就懒得看了，我书架上的好多书，都是这种命运。但我常常还要受到他们的尊重，喝茶聊天的时候总须看看伸过来的不一样的手，我也总是一句话：你爱过不止一个人。对谁都说这句话，因而他们都笑。大致时代风气，调侃亦不会太错。这也让我想起上学时的一位女同学，大家称作“半仙”，她为同学看相时最常说的也只有一句话：你小时候得过一场大病。但谁也不知道这病到底应该有多大，应该怎样去质疑她。 作家贾平凹在文章中说他是能看相的，特别是看手相，有自己的一套独特的手法，特别强调说是他有一种特有的感觉，太抽象，恐怕外人就很难学到了。汪曾祺游索溪峪，写了篇《猴王的罗曼史》，其中就有他给猴王看相的一节，他说：“谁是猴王？一看就看得出来。”他从体型、毛色、脸形、眼睛，以及猴王身边的猴后看的，得出的结论果然是八九不离十，有些意思。人是从猴子进化来的，这种相法大致也适用于人，但人终究退化去了尾巴，真正看起来总应该是有些吃力吧。 给动物看相最有名的故事是伯乐相马，不过读起来总让人感觉是不得志的文人编出来的故事，惨兮兮地说什么“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昏话，实在没有多大意思。《吕氏春秋》上记载过一位极善“相狗”的“伯乐”，不但为邻人相中了一条善于捕鼠的好狗，而且出点子让主人“掣其后足”，以出色完成捕鼠的任务，让人觉得除了相术的高明之外，还有为人处事的险恶。 画家是应该懂得一些相术的，尤其是专攻人物画的人，不能仅仅满足于弄通一本《艺用人体解剖学》，还要会看相，不然就很难把握好人物的精气神，而画出栩栩如生的人物来。东汉王充《论衡》中有好多篇目都和相术相关，如骨相篇、命禄篇等，但读它决不能以相术看，以相术看，便是唯心。看相的人多推崇一本神秘的经典之作，叫《麻衣神相》，前些年曾国藩的《冰鉴》也热过一段时间。画家范曾曾有篇《骨相刍议》的文章，是一位画家的心得体会，是好文章，但也只能看看罢了，当不得真。而伍立杨的一本书，《男女相貌奇谈》，则是八卦得厉害，夏天到了，沏茶摇扇，消遣消遣，倒是不错。 看相听起来似乎很神秘，其实泛泛众生都有这样的能力，《世说新语·容止》篇中的匈奴使，愣是看出了崔季珪后边站立着的曹阿瞒，气质使然，大家都看得出。少男少女之间的相对象，也多少有些看相的味道。至于说相信骗子是某某要人的儿子，或者是某某局的局长，不是人家的演技太高，就是自己鬼迷了心窍，看相的水平变低了。第05章 姓名传奇
前些天参加一个招聘活动，分数审核时一串串的名字与得分念得人昏头昏脑，不过偶尔也会有个别奇特的名字会刺激人的兴奋点，让人拍案惊奇，如有一姓名为“王杲”的，“杲”字很少见，搞不清它的读音，核分时就在哄笑声中被念作“日木”，后来有人说应念作“gao”，唐时颜真卿有位堂兄叫颜杲卿，就是这个字，电脑输入果然就是。 刘绍铭《取名的艺术》一文中，说郑培凯《取名的学问》一文有“警世”作用，也引用了其中的一些例子放在自己的文字中，如说郑氏小学时有一女朋友取名“槑”，是“梅”之异体，很是古雅，只是没有多少人能认识它，于是就“呆呀，呆呀”地呼喊她，而她的妹妹名“喆”，为“哲”之异体，比姐姐亦好不到哪里去，常被人喊作“吉吉”，都是被文字害得凄惨。 当然这些都只是姓名中文字读音或书写给当事人带来了一些麻烦，字义方面产生的影响在历史或现实中亦为常见。唐时李隆基喜欢《道德经》，在状元预选名单中忽然看到“常无名”三字，于是就钦点他为本朝状元了。明朝嘉靖皇帝就因为晚上做了个西北方天上响着雷声的梦，看到“秦鸣雷”的名字，也就录取了他为状元郎。而江苏人“王国钧”就很不幸，中了头名状元，慈禧太后因其名字却联想到“忘国君”三个字，状元的事，就只好泡汤。 还听说过有人名字叫“胡冉”的，谐音了秦地方言“胡然”，就是说话不清楚，更有狡辩、强词夺理的意思，每次选举的时候，他的票数总是要高过长官票数的，大致也是一种心理暗示，迎合了大部分选民的恶作剧式的逆反心理期待，这件事就一直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像姓名这样通过谐音表述，而产生歧义的现象，在生活中是非常多见的，也常常能满足一种社会群体的心理愉悦感。 我的一位朋友曾经给自己的孩子取名“赛毛”，显而易见就是要超过一位伟人的，但后来还是放弃了这个名字，我怀疑他觉得自己的目标定得有些高了。衡水张进良曾经寄我一册他的《半瓶庐闲话》，里面有一则逸事说一钟姓人家，生有双胞胎，分别取名“钟共”、“钟央” ，到户籍管理部门申报户口的时候，终究还是被拒绝了登记。 这些都是姓名的传奇故事，正是道可道，非常道了。第06章 想象的魅力
北宋文人范仲淹脍炙人口的名篇《岳阳楼记》，描景状物，极尽声色之美，且骈散兼行，偶亦用韵，自成一格，尤其是文末提出的忧乐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直为世人所称道，大忠者以其为灵丹妙药养心励志，大奸者以其为虚言假语粉饰太平。有着完美的艺术形式，有着深刻的思想内容，优秀文学作品的标准算是达到了。不过，有学者考证说范仲淹当年写作此文时并没有去过岳阳楼，并且，滕子京的治内也并不像他说的那样“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滕子京本人为官亦并不是那么清爽，范仲淹此文明显是有“文人之间靠相互抚摸来取暖”的味道。当然，范仲淹的文章肯定是作得好，是想象的魅力在起作用。 无独有偶，像这样自己不亲历现场也能做出锦绣文章而抒发一己之情怀的例子也有。中唐诗人刘禹锡的绝句《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也算是妇孺皆知的名诗，当年诗人写它的时候，并没有去过金陵，此诗本为《金陵五题》之一，诗前有小序可以说明诗人对金陵的向往，就是说此诗也是诗人靠想象的魅力而得之的。后来，诗人果真到了金陵，看《罢和州游建康》一诗，诗人因罢官心情也许不好，建康，亦即金陵的实况就实在没有原来想象的好了。因而瞿蜕园在《刘禹锡集笺证》中说：“由此可见，前人怀古之作，不能即定为其人之行踪，论诗者所不可不慎也。” 此二作问世之后常能让世人误读、误解，一方面是读者对其写作背景不太清楚；另一方面也应该包含着些“诗无达诂”的因素，假作真时真亦假，读者也发挥了想象的魅力。文人们让想象插上了翅膀，驰骋在自己心中的“乌托邦”里，带给了读者无限美好的向往和追求。在表现手法上，有时不仅仅局限于实境虚写，他们还虚境实写，如屈原，想象着他的天上王国，香草美人；陶潜营造了自己的理想天地桃花源，大雅至纯，大美至朴；安徒生则描绘了栩栩如生的童话王国，都能给人以美的享受。 朱光潜在《文艺心理学》中说，“文艺是欲望的满足，作者不满意于现实世界，才创造理想世界以弥补缺陷，因此要了解作品，必须知道作者的内心生活，尤其是他的隐意识的生活。”艺术给我们带来了美的享受，也同时带来了美的向往，拂去美的面纱，我们也才真正地看到了想象的魅力之所在。第07章 桃花源
东晋时陶渊明所写的《桃花源记》，相信很多的人都能对它的内容有所了解，其实它只是作者在《桃花源诗》前写的一篇序言，种瓜得豆，《桃花源诗》也许并没有多少人能记得下来，但《桃花源记》却是妇孺皆知了。这篇《记》，大致写于南朝宋武帝永初二年，亦即刘裕弑君篡位的第二年（公元四二一年），东晋王朝也不复存在了，天下正是乱得一塌糊涂，人民，谁还记得起有个人民，正要忍受兵荒马乱之苦的年月。这一年，北凉攻打西凉，敦煌城遂有屠城之灾，而哥特人也在欧洲大肆侵略，当地市民就躲到利雅尔托群岛的环礁湖上避难，这就成了后来的水上城市威尼斯；和尚们无事，昙无谶译出了《大般涅盘经》，如觉贤译出了《华严经》；当然，细读史籍，也许有趣的事情还多。 陶渊明这时也不作什么县令了，他也就五十五、六岁的样子，距离作古的时日，亦仅六年，彼时所想，就在诗文中营造自己的理想国了，后来的人称它为“乌托邦”式的，和做梦与空想几乎没有区别，与世隔绝，没有赋税徭役，生活淳朴，安乐自足，当然亦不必担心强拆或环境污染，实在是不在人间，每为人所称道，而后所谓的“世外桃源”，亦正成为一种升华了的天上人间，过去千多年了，似乎还是不见踪影，夸父亦正在追赶日头，驴子亦正在扑抓吊在眼前的胡萝卜。诗人们倒好，李白、王维、韩愈、刘禹锡、梅尧臣、王安石，则是一代接着一代，写着他们的《桃源行》，近人陈寅恪则苦心孤诣地考证陶氏笔下的桃花源到底身在何处，而有人则说，陶潜所谓的桃花源，其实就是《老子·不徙章》中所说的“小国寡民”。 记得看过的一篇资料说，一九七五年末，毛希望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统一认识，提出由邓主持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分缺点，七分成绩”，邓推脱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 而事实上，到了一九八〇年，仍然是这个“不知有汉，何论魏晋”的桃花源中人，主持写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最主要的部分，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看来确乎是没有真正的桃花源了，无关乎大与小，无关乎国与家，只在于内心的执与念。《桃花源记》中，渔人虽“处处志之”，但亦难免迷失而“不复得路”；而南阳刘子骥，计划着要去寻找，竟以病终，“后遂无问津者”，真如黄粱一梦了，等着回过神来，真要大呼一声，原来这家伙害有狂想症。 其实，读来读去，陶潜之所谓桃花源，不过是人人心中的桃花源罢了。第08章 如是我闻
青在座，我放下《柳如是诗词评注》，北京古籍的本子，仍然躺着，对她说：柳如是小时候被人诱拐，卖给妓院，好在她投靠的是明末浙江名妓徐佛，在她点拨下习字作画，十四岁时被返乡宰相周道登强索为妾，她年龄小且聪明，主人常把她放在膝上教以文艺，后来群妾都嫉妒她，加害于她，不到一年天气，她又被卖为娼妓，但她心高气傲，以“相府下堂妾”的身份浪迹吴越，过着游妓生活，十五岁冬天给名士陈继儒拜寿，和许多名士名姝相识而后来往，初次见到陈子龙，二人从此多有酬咏唱和。此时松江才子宋征舆曾追求过她，没有结果。十八岁时她和陈子龙相恋相知而同居，却受到陈之正妻及家人追迫，分开了。其后六七年间没有意中人。二十一岁时出了诗集《戊寅草》。后来见到当时名儒学士钱谦益的诗词文章，大为惊叹，对人说：“吾非才学如钱学士虞山者不嫁。”钱也听人说过柳，象是遇到知音，说：“今天下有怜才如此女子者乎？吾非能诗如柳是者不娶。”二十四岁时她和钱结为夫妻，钱六十岁。婚后钱为她修“绛云楼”读书，“绛云楼”是有名的藏书楼。生活也还算好。许有三年的光景，清兵入关，一切就乱套了，南京失陷时，柳劝钱殉国以保名节，钱怕水冷跳下水又上来了，柳投水被人拦住，钱当时做着南明弘光小朝廷的礼部尚书，率群臣降清。二人后又暗中反清复明，义军失败，终究没有指望了，钱于一六六四年病故。此前绛云楼失火，珍书秘籍几乎烧完了，柳曾在女儿出嫁后祝发入道。钱死后，钱氏家人索逼钱财，侮辱她，她以三尺白绫自尽，才活了四十七岁。 青翻着书前插页柳如是的字和画，说，很安静。我说，她小时侯命不好，后来想好也不容易了。她虽有才，世人总是不把她看了。陈寅恪眼疾，看不见世人，只看见她。她的名字很多，我最喜欢柳隐如是这个。 我这时忽然想到胡兰成，就起身拿了他的《今生今世》，在《民国女子》一篇中给青读了一段： “我与爱玲只是这样，亦已人世有似山不厌高，海不厌深，高山大海几乎不可以是儿女私情。我们两人都少曾想到要结婚。但英娣竟与我离异，我们才亦结婚了。是年我三十八岁，她二十三岁。我为顾到日后时局变动不致连累她，没有举行仪式，只写婚书为定，文：‘胡兰成张爱玲签定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上两句是爱玲撰的，后两句我撰，旁写炎樱为媒证。 我们虽结了婚，亦仍像是没有结过婚。我不肯使她的生活有一点因我之故而改变。两人怎样亦做不像夫妻的样子，却依然一个是金童，一个是玉女。” 读完，我对青说，乱世不好。清代张潮在《幽梦影》里有段话：“值太平世，生湖山郡，官长廉静，家道优裕，娶妇贤淑，生子聪慧，人生如此，可云全福。” 青无言。第09章 怕水冷
钱谦益和柳如是，一位是名流，一位是名妓，他们二人的结合，在明末清初，是十分引人注目的。有关钱氏投水的事，终究还算是有着滑稽色彩的趣闻。清人江熙《扫轨闲谈》之《蘼芜记闻》云：“乙酉王师东下，南都旋亡。柳如是劝宗伯死，宗伯佯应之。于是载酒尚湖，遍语亲知，谓将效屈子沉渊之高节。及日暮，旁皇凝睇西山风景，探手水中曰，冷极奈何！遂不死。”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中引用了这段文字，但他对此基本持否定态度，考证说：“尚湖西山皆在常熟，当南都倾覆时，钱柳皆在白下，时间地域，实相冲突。此妄人耳食之谈，不待详辨。”看来是靠不住的。 黄裳先生在《关于柳如是》一文中说，明清易代之际，野史笔记特别喜欢记载有关柳如是的佚闻逸事，她一时竟成了新闻人物，大抵和牧斋关系密切的人还肯说些好话，此外大量的则是丑闻。但他对这则趣闻却还是持肯定态度，他说，“当然，这也是野史传说，难保没有出入。但我总想这也是假造不来的。钱牧斋的走下水池，试了试又走了上来，是典型人物的典型动作，不是任何‘天才’所能想象得出的。” 这件事，在《虞阳说苑》里也有记载，《虞阳说苑》是民国年间常熟人丁初我编印的一种丛书，收入了记录当地晚明清初社会种种形态的几十种笔记、纪事，但对这件事的记录却似乎更加突出了柳如是。“乙酉（即顺治二年）五月之变，柳夫人劝牧翁：是宜取义全大节，以副盛名。牧斋有难色。柳奋身欲沉池水中，持之不得入。是时长洲沈明抡馆于尚书家，亲见其事，归说如此。”似乎是钱氏并没有下水，而柳隐则是想下水却被人拦住了，且有目击证人。还有就是没有指明投水地点。 不过，《说苑》中还记录了一件逸事，似可和此事互相参补。其《牧斋遗事》云：“后牧斋偕柳游拂水山庄，见石涧流泉，澄洁可爱，牧斋欲濯足其中，而不胜前却，柳笑曰：此沟渠也，岂秦淮河耶？牧斋有恧容。”用黄裳先生的话说，柳冷笑着问钱：你当这是秦淮河么？只一句话，就吐露了她对钱牧斋的鄙视，厌恶。 另外，清人顾公燮《消夏闲记》中说，“宗伯暮年不得意，恨曰：要死，要死。河东君叱曰：公不死于乙酉，而死于今日，不已晚乎？柳君亦女中大丈夫也哉！”当钱牧斋剃发降清后，与诸降臣及妻室北行去燕都时，柳隐是没有追随的。 从上面的几则笔记可以看出，钱谦益的投水事件基本上是可信的。与钱谦益一样在朝廷更替的政治考验中表现的极为无耻的人物还有一位，龚鼎孳，同是晚明政坛的重量级人物，他纳妾名妓顾横波，余怀《板桥杂记》中的勾人心魂者，有人问他为何不当日殉难，他说：“我本欲死，奈小妾不肯何！”连几百年后的诗人郁达夫也吟诗说了：“莫怪临危难授命，只因无奈顾横波。”钱的怕水冷和龚的怕小妾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看来女人能做出来的事情，作为大丈夫的男人，是不见得就做得出的，呜呼哀哉。第10章 不忍相认
张岱《陶庵梦忆》中提到王月生这个名字，大致有四篇文字，以篇目排序，卷二《燕子矶》一篇说他归浙，闵老子、王月生为他送行，并饮于石壁下；卷四《牛首山打猎》一篇说他与族人等打猎，王月生、顾眉、董白、李十、杨能等人陪同，还一同换了行头；卷五《柳敬亭说书》中则前后提过两次，意思是说南京城娱乐界中王月生、柳麻子的生意很好，很是叫座，可以说是大众情人。 到了卷八，专门有一篇，题目就是《王月生》，说她出身于低档妓院，但风度与才艺却是高级青楼女郎所无法相比的，“面色如建兰初开，楚楚文弱，纤趾一牙，如出水红菱，矜贵寡言笑，女兄弟闲客多方狡狯嘲弄咍侮，不能勾其一粲。善楷书，画兰竹水仙，亦解吴歌，不易出口。”秀外慧中，虽身处在风月场中，却清净高洁，常与品茶高人闵老子期友啜茶，平日里不爱说话，“寒淡如孤梅冷月，含冰傲霜，不喜与俗子交接；或时对面同坐起，若无睹者。”和一位“同寝食者半月”的公子，一直不说话，有一天忽然觉得她像是要说话了，众人大喜，力请再三，她却就蹇涩着说了两个字，“家去。” 张岱在《自为墓志铭》中说自己，“少为纨裤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谲谑、书蠹诗魇。”这些在《陶庵梦忆》里都能找到踪迹，但他在不同的文字中多次写到与朱市名妓王月生的交游，还是能让人感到这位周作人所称的都市诗人对一位名妓的款款深情的，他对她的风度与才情是倾心的欣赏与珍惜，已不在乎她的出身以及社会对她的偏见了。他还专门写过一首诗《曲中妓王月生》，被录入《张子诗粃》卷三，其中有句云，“及余一晤王月生，恍见此茶能语矣。”将王月生比之于茶，亦能算作是破天荒的出彩的比喻。有时想想，张岱文字，何曾见过妻妾的身影，而王月生三番五次地出场，红颜知己般的惊鸿频现，实在是让后来的读者要生些羡慕的好奇心了。 王月生到底是怎样的女子呢？清余怀《板桥杂记》卷中《珠市名妓附见》里倒是详细记录了一位名叫王月的妓女，“王月，字微波。母胞生三女：长即月，次节，次满，并有殊色。月尤慧妍，善自修饰，颀身玉立，皓齿明眸，异常妖冶，名动公卿。”很多的张岱研究者都考证说二者为同一人，大致地名、人事、名物、典故等等方面都有其可靠的一面，因而夏咸淳、程维荣校注的《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中“王月生”条下索性注说，“王月生，又名王月。秦淮名妓。”其实还有一种考证的理由说，清王士禛撰刻的《徐虹亭编本事诗》载有明袁宏道《伤周生》一诗，诗下题注云，“吴人呼妓为生，盖亦沿宋旧耳。”钱谦益就曾称柳如是为“云生”，也都是按照旧规矩走的。 但这位余怀所说的王月，她的命运却是极其悲惨的。因为殊色，被贵阳蔡香君以三千金从别人手里夺了回来，余怀写道，“香君后为安庐兵备道，携月赴任，宠专房。崇祯十五年五月，大盗张献忠破庐州府，知府郑履祥死节，香君被擒。搜其家，得月，留营中，宠压一寨。偶以事忤献忠，断其头，蒸置于盘，以享群贼。”文字实在都是让人看不下去的。 这样的结局，是相当悲惨的。不过张岱笔下的王月生，她的结局到底是怎样的，从张岱的文字中，没有找到任何痕迹。他们牛首山打猎是在戊寅冬，亦即明崇祯十一年，距离余怀笔下王月死的明崇祯十五年，也就三、五年的样子，而张岱是在明亡三十六年后才死的，他的笔下为什么就没有再出现王月生后来的影子呢？而他在《王月生》篇首即说，“南京朱市妓，曲中羞与为伍；王月生出朱市，曲中上下三十年决无其比也。”是怎样一种笔法？王月生到底活了多少岁呢？ 不忍看到二人同为一人的结局，不只是年岁上的困惑，亦有别的学问家做着其它的考证，是感情上觉得王月的死太过于凄惨，为王月生作结，实为太苦，即使二者不为同一人，还是不忍看到这样惨烈的文字。第11章 “闷骚男”雍正
这是孟晖《唇间的美色》中一篇文字的题目，该书山东画报出版社二〇一二年五月出版，书中这篇文字之后还有一篇文字亦是有关雍正日常生活的内容，可以看做是前者的姊妹篇。文章因清人画作《雍亲王题书堂深居图》而起，《深居图》十二幅，原张贴于圆明园福海深柳读书堂内陈设的围屏上，雍正十年朝廷传旨拆下，“着垫纸衬平，各配做卷杆”，图中景致一般认为应是圆明园初期实景的真实写照。 孟晖说，图中每一个细节都描摹仔细，在文物或文献中，这些细节基本上都可以找到具体的实物对应。因而，雍正皇帝的日常生活通过这些细节就能窥一斑而略观全豹了，似乎也能看出这位皇帝的另一面，因为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为世人塑造了一位干练、勤政的人物形象，而这些生活的琐碎，却正和这些相反。他甚至在自己的王府里试烧彩色玻璃、珐琅片，图中人物时尚化的发式、服饰、首饰，以及对镜、望归、梧桐纨扇之类的主题，实在充满了闺阁心情，仕女所表现出来的雌雄同体性的气质，亦与周围的环境不相协调。“雍正简直就像某一类生理周期之前处于情绪紧张期的女人，对于奢侈品有一种近乎偏执的热衷。”他还亲自充当设计师，很细致地为自己构想了一个象牙式的花篮式帽冠，用以鲜花薰冠，让皇冠总是保留鲜花的香气。 “这位人类历史中最勤奋的皇帝，一生‘忙碌’，未曾南巡、没有出狩围场，任内甚至没有到过承德避暑山庄。圆明园主人最花费的工程便是修整康熙皇帝所赐的圆明园。”一本书中有这样说他的句子。但他生活的另一面，通过文物档案的漂洗，让他勤勉、苛严、焦虑的形象，一去政治化的神采，回归到本来的生活，就像他批示奏折时的脾气一样，絮叨，繁琐，似乎还有着十分严重的强迫症，却是真真的回到了人间，用孟晖的话来说，如果启用当今的网络流行语，这位其貌不扬、即使在激情时也难脱刻板的大叔，其实是个内心里闭锁着一园郁勃繁华的“闷骚男”。不过我想，顺着这样的线索下去，对这位政治强人的研究，说不定亦能得出“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的有关私生活的结论，历史的细节总能给人充满想象力的快感。 孟晖在读扬之水《奢华之色》后，说作者是“历史流星的捕手”，通过文物、器皿的细节呈现，还原历史的真实，捕捉历史的流逝的美，给人能带来愉悦的享受。其实两位女史在这方面都有大量的着述，偶尔翻翻，让人会想到汪曾祺看到《韩熙载夜宴图》就会探究五代时夜宴中的食物，而沈从文则从《韩熙载夜宴图》中人物的服饰推测绘图所反映的生活应在北宋初年南唐投降以后，因而作者是否为五代南唐顾闳中亦成疑问的趣事，都是让人感到费解而高兴的。第12章 友谊路上的法桐
庚寅年的秋天里买了本胡兰成写的《山河岁月》来读，虎年已经走得远了，到了龙年，才在书堆里又翻腾出来，一时情境，真如作者在序里写的那样，“打天下亦只是闲情，我此书能被当作闲书，无事时有事时可以常看看，即是我的得意了。”似乎是沾了些胡氏得意的气，也便是有些“我的得意”的意思了。 胡兰成是怎样看重他的这本书了，“此着是我的思想与文章之始，其中的发想已树立了我一生学问的体系。”在上世纪的四、五十年代里，他就开始写，因战乱逃到了日本，还是在写，就写了六年，以至于五易其稿。二〇〇三年九月有台湾远景中文繁体版，先前似乎也应该有不同的本子面世，略嫌太远。我看到的本子是二〇〇六年二月广西人民出版社印行的，后来才知，与远景版相较，目录上就少了五节，写下来就是，民国世界的王气、国民革命军北伐、抗战岁月、解放军兴废记、伐共建国。少下来才见得正常，不少就显得多余，这仍然是世态的铁律。而且还知道，近年颇为知名的朱天文姊妹对于胡氏文字的爱怜，是很深的，印行亦是出力不少。 书为闲书，有人谓之为“正经的闲书”，以纷乱杂陈的意象尝试着说透中国文明与世界的纠葛，三皇五帝以至于辛亥五四，两河流域抑或希腊罗马，大国小民，精神食色，天意人事间水流花影，礼乐治世而又让人缠绵悱恻，是端的的媚态十足的很有狐狸性情的文字，心底里反感而又喜其糖衣的香甜，取舍亦成为纠结的事。 “爱玲也说鲁迅的小说与三闲集好，他的滑稽正是中国平人的壮阔活泼喜乐，比起幽默讽刺，他的是厚意，能调笑。他常把自己装成呆头呆脑，这可爱即在於他的跌宕自喜，很刁。而他却又是个非常认真的人，极正大的。鲁迅的毛病是他教育青年之心太切，而他的思想其实许多不对。可是今之崇拜鲁迅者惟知校对思想，且以为在时代的阶段上他们远比他又进了几步了，真是呆子！”这是少有的评论鲁迅的文字，称之为稀见的短评亦未尝不可，虽然胡兰成氏还有鲁迅、知堂之比较的专论，但这一段话仍然是不失稀见的好了。《三闲集》是鲁迅辑录了一九二七至二九年间写成的部分文字，编讫于一九三二年，首篇是在香港青年会上的演讲，《无声的中国》。张爱玲能够说鲁迅的文字好，亦见得她赏评水平高。 正是深夏的时节，蝉声鸣树，友谊路上的法桐隔天蔽日，浓荫里倒是有些许寒意，一路地延伸开去，像是一条绿色的通道承载着时光的踪影，五十年前苏式的援助就留下了这样一些渐行渐远的印迹，而法桐的愈是葳蕤，更能使人产生些胡乱的联想，错杂里亦有了胡兰成氏的纷纭的意象，倒是要将鲁迅、知堂、张爱玲等人的身影投影于一个画面之间，尽管亦觉得“隔”，但终究知道，“隔”倒还有“隔”的好，时光竟没有将他们“隔”起来，礼乐的人间还须存将下去。第13章 所见
昨晚回去太晚，躺在沙发上看着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在电视上讲《史记》，不知不觉中睡着了，醒来已是凌晨一点，王教授早走下了台。客厅的灯倒是亮堂，后半夜尤其显得亮，是日光灯的冷光，我不喜欢人在家里，家是黑的。再醒来已是清晨五点半了，就顺手拿了胡兰成的《中国文学史话》来看。 这位和宣统同年的夫子先生，戴着眼镜，穿着长袍，秃秃的顶，自信地笑着看看你，你也说不出他的好或者他的坏，他仍然对你笑着。我不时地要看看折页上的他的像，想从他文字的背影里搜寻浮在他面部的思想的痕迹，我对着他竟也笑了。 这位张爱玲托付一生的人，终究是负了她了，民国年间走出来的奇女子，一辈子有着让人说不尽的冷艳的美，一生的爱恨情仇，都给了这张笑眯眯的脸。我对张爱玲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爱和恨，想着她在异乡的公寓里，离开人间那么久了，人间的人才发现了她，我就痛心而酸楚，也会心里骂上一回这个老是笑眯眯地看着人的人。他说张爱玲，“因为懂得，所以慈悲。”明明是一只寄生在她心里的虫子了。一九七九年他还评论张爱玲的小说《相见欢》说，“《相见欢》笔致极好，只是作者与书中人物相知尚不够深。张爱玲是《赤地之恋》以后的小说，虽看来亦都是好的，但是何处似乎失了衔接，她自己也说给写坏了，她自己也只是感觉得不满意，而说不出是何处有着不足。这样一位聪明才华绝代的人，她今是去祖国渐久渐远了。”明明是一个用枪瞄准目标的猎人了。一个人和自己作品中的人物相知不深，坏的是自己的作品，和自己倾心的人相知不深，坏的就是自己的一生了。 他的文字，感性是多于理性的，他的感觉敏锐而细腻，又善于驾驭文字，在同时代的文人里，他的文字是非常个性化的，你通读了《今生今世》、《中国文学史话》，是不难感觉到的。至于说他晚年之后，思想有了变化，文风有了变异，我总觉得，褪了色的衣服，仅仅是褪色而已，色总是没有变的。他年轻时热衷于女人和政治，到老来奔波流浪，却大谈礼乐文章和天道人世，总说着中国古典的好，如同孔圣人老来修《易》，很有悔晚的意思了，然而，我又一回总觉得，两位圣人之叹，还是异曲而同工的，孔圣人是政治不喜欢他了，所以他才那么说，胡兰成是政治和女人都不喜欢他了，所以他才那么说。《中国文学史话》中最后一篇《女人论》，是他一九八一年写的，老成精了，他说，“学问是男人创造的，女人不曾沾得手，所以在于女人，只觉其是不亲切，凡女人都是反理论的，女人一旦上场她一定亡国，江青的无理其实凡女人皆多少含有的。”真不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 书中《随笔六则》一篇也是挺有意思，把中国人的名字和号说的那么好，既热闹又酸苦，只有他扛鼎之笔才能写出。后边还说，“茅盾的《子夜》久而久之没有人看了，虽是革命文学批评家也说不出其所以然。巴金的作品还有人看，也犹之乎张恨水的作品还有人看。那点子烟士披里纯倘使加在《江湖奇侠传》上，也一定还有人看的，不过如此。” 清晨上班从林荫道下走，车来车往，人也多了，可看者亦甚多，只见一人由东向西走过，裸了上身，将衣服手里提了，象是好几天没有洗脸，上身也更不消说，口里乱喊乱叫，谁也听不清他在说什么。我也觉得纳闷儿，但忽然就想起胡兰成在《礼乐文章》一篇中记着旧小说上的话：“那秀才自于潜到临安去，一路上的景致，山是真山，水是真水，他看之不足，观之有余。”我觉得自己也是那秀才了。第14章 念张
张爱玲最出文章的时段，胡兰成从苏青那里要了张的地址，就到上海静安寺路找她去了，时在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七年张给胡写决绝信的时候，张的作品数量仍然是惊人的多。这是研究张爱玲的学者专家值得关注的现象。文学即是人学，这话总有它的道理。 一九六八年台湾掀起过一场“张爱玲热”，直到一九八一年，大陆才出现了第一篇有关张爱玲的文章，张葆莘在上海《文汇月刊》上发表的《张爱玲传奇》。我接触张爱玲的文字较晚，是在一九九二年，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的那本《张爱玲散文全编》，绿色的封面。据说当年贾平凹曾受到过张的文字的影响，贾是我很喜欢的作家，这也许是我找寻张的文字的重要原因。不过后来，张的个人身世、气质对我的影响，似乎要远远超过她的文字，我猜想很多的张迷也都是出于这样的心理。 张爱玲一九九五年九月在美国洛杉矶的一个公寓里悄然离世，我当时看到消息时，心里的失落感是十分强烈的。我后来找到过好多她不同时期的照片翻看，她的影像就深深地镂刻在我的脑海里了。近些年的影视片也不时地炒炒她，她好像就很普及了。不过目下平静了许多，这才是生活的常态。前些天在公交车上，看到一位女士，觉得她很像张爱玲，尤其是从侧面看面部，就是更像了，她下车走了，我还看了很长时间，心想，让她去演张爱玲，一定很好。 上午随手翻了翻去年购买的《旧闻新知张爱玲》消遣，看到她的年谱简编部分，忽然就想起了她。一九四四年她和胡兰成结婚的时候，婚书是这样写的：“胡兰成、张爱玲签定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前两句是张所写，后两句是胡所撰。以当时的情况看，胡真是一派胡言，柔和的文字里似乎就隐藏了阴险。“岁月静好，现世安稳”，这是多么好的世相啊。 走在初春的阳光下清风里，看着树枝发芽，繁花缤纷，偶然地想想美女才女张爱玲，心里也是惬意的。春天，宜相思，宜踏春，宜访友，宜养清气正气，以备一年之所需也。第15章 圆周圆心
吴晗得知自己当选北京市副市长时，正在苏联访问，他当即电报给周恩来总理，表示辞谢，说愿意留在清华大学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回国后总理与他彻夜长谈，他被说服了。这件事情，是吴中杰《海上学人漫记》的末篇《文人的误区——吴晗的悲剧》一文中披露的。吴晗从此是真正意义上的从政了，他做了官。他早年写的据说是影射蒋介石的《由僧钵到皇权》，即后来《朱元璋传》的初版本，虽然是学术研究，和政治终究有些联系，但不能算作是真正意义上的从政，尽管与他后来的经历应该是有关系的。 读《读书》二〇〇八年第三期上黄裳的文章《忆吴晗》，作者也对吴晗从政的事情有着朋友的关心和看法，但他体谅着吴晗作为一位文人从政的难处，如说副市长因北京旧建筑的拆改存废问题在会议上与梁思成拍案争论，“可见一登仕版不可避免带来的变化”，“作为北京市的副市长，不得不放弃历史学家的信念，紧跟国家政策的步伐。吴晗作为书生从政的内心痛楚，是可以想见的”。直到后来的“三家村”、《燕山夜话》等事件，是文人陷入了政治的旋涡而不能自拔的必然结局，是悲剧性的。 吴中杰说到文人的从政，引用了鲁迅先生的一段话，“学者文人们正在一日千变地进步，大家跟在他后面；他走的是小弯，你走的是大弯，他在圆心里转，你却必得在圆周上转，汗流浃背而终于不知所以，那自然是不待数计龟卜而后知的。”（《碎话》）吴氏发挥说，“对于民众来说，学者文人是处于圆心，对于政治家来说，他们又是处于圆周了，也是跟着转得汗流浃背而终于不知所以然。”因而吴晗是进入了一个误区，他始终在圆周上转得汗流浃背而终于不知所以然。鲁迅对中国人人情世态的观察，是何等的精深，他自有着他的剖析，他自有着他的批判的力。 黄裳说他喜欢《由僧钵到皇权》，尽管有人评它为“影射史学”，“其实是战斗的檄文，也是掩盖不掉的光辉。”从根本上来说，吴晗从最初，就已经是参与政治了，他的后来的命运，是他想摆脱也不能摆脱得了的，他以文人的身份在政治的圈子里混，就只能是在圆周上转得汗流浃背而终于不知所以然了。第16章 局外的温馨
这两年一直在慢慢地闲读王仲荦着《魏晋南北朝史》，实在也不觉得有什么压力之下的窘迫，只是看到有关魏晋南北朝史方面的书籍，就想参照着翻翻，前些日子去书林，看到周一良着《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几乎没有任何思索就买回来了。 周一良是着名的学者，曾经任教于清华、北大两校，懂好几门外语，是魏晋南北朝史方面研究的专家，据说邓之诚是引他进门的师傅，在日本史、亚洲史研究方面，也很厉害。他年轻时，陈寅恪等许多知名的大学者很器重他，傅斯年还曾写信给胡适，推荐周一良，为北大网络人才。他在本世纪初去世了，据说，他身后大量的书籍很大一部分卖给了中国书店，前几年网上就有周氏藏书流出的消息，今天又在网上看到一位网名为小书商的人晒出了他所淘到的周氏藏书十五种，几乎全有周氏题签和钤印，其间很多的细节，读来都相当感人，比如钤印，内容就很有趣，像“书生上了毛泽东当”、“时间是真理的儿子”、“黑帮劳改大院双院士”等。 毕竟是书生，这恐怕是能够触动周一良内心深处最为紧要的一句话。文革后期，中央文革小组从清华、北大两校，抽出专家学者组成写作班子，署名“梁效”，积极批林批孔，周一良成为这个班底的中坚力量，他那时似乎也乐于被改造，平时西装革履，系着苏格兰格子图案的围巾，这时也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鼓囊囊的棉衣，斜挎军绿色书包，白毛巾随意扎在脖子上，完全一幅革命者的形象，而内心深处，也是很自豪的，说，“几十年前古典文献的训练，今天居然服务于革命路线，总算派上用场了。”及至文革过后，审查他的时候，他还懵懂着说，“从未意识到批儒是指周总理，也未听到任何暗示。”因而他的儿子周启博说自己的父亲，“对所受非人待遇甘之如饴。”后来有人写了条幅，“无耻之尤”，送给他，他亦是无言地接受，就还压在办公桌玻璃板下，每天要看上好几遍，慢慢地反省着自己。有一次参加一位“梁效”成员的追悼会，他看到一幅挽联，其中有这样的一句，“五十年风云变幻，老友毕竟是书生。”为之深深地触动，书生的灵性忽然间迸发，似乎才明白了社会与人生的一些道理，毕竟是书生，噩梦醒来已暮年，索性拿它来作了自己一本书的名字。回头再去看看他在自己的藏书上边所钤印章的内容，当然就很容易理解了。 然而，这些都应该算作是局内的事，局外，在小书商的文字中，还是读到了是真实的能够打动读者内心深处的一个细节，“这些书中有一本《英语语法》，上面写着：‘送给懿过生日 一良 五七 四 一七’。这是周一良送给他妻子邓懿的生日礼物，书中夹了一枚枫叶，这枚枫叶大约也有五十多年了。” “这枚枫叶大约也有五十多年了。”分明是局外的温馨了。第17章 书生意气
一九四五年秋天，毛泽东飞赴重庆谈判，当时在渝地报社工作的聂绀弩很自然地就想起了一九三八年春天他与萧红等人受邀到延安，还曾亲眼目睹过一回毛公演讲的旧事，并把这个场面写了下来，文章的题目是《毛泽东先生与鱼肝油丸》，此时萧红已经死去三年多了，作者说。 那次演讲场面，是在一个广场上，他见到了毛先生，看其仪表，不免失望，文字里写到，毛先生身材不高，背不直，脸不长，脸上还有些虚胖，颜色也不怎么健康，光着头，穿了一件褪了色的灰布棉军装，上面显然有些各种各样的污痕，风纪扣也不扣，这身衣着，并没有把他装扮得一表非凡，演讲时还不停地咳嗽，但内容与语气却很是有亲和力。演讲结束后，在回招待所的路上，丁玲喊他，他回头看时，才发现和丁玲一起走的还有毛先生，于是他们一起走着说话，毛先生不威胁人，不使人拘谨，不使人觉得自己渺小，自己不矜持，也不谦虚，没有很多应酬话，却又并不冷淡，初次见面，谈起来就像老朋友一样。这当然是很好的印象了。 毛先生的亲和，终于还是让作者想到不快的事情了，就是鲁迅当年常说中国人的话，一阔脸就变。他说他在狭巷里碰见某司令，一个几年前同在一张桌上上课的同学，卫士跟着，装作不认识他了；又曾到另一同学的公馆门口求见，知道他正一个人在家，却又退回名片，说正在开会云云，如此种种，实在让这位黄埔二期毕业的聂先生慨叹无已了，觉得以毛先生的地位，他的态度，做算并不全部真诚，也未尝不是和蔼可亲的。于是看到报刊上登载消息，说有人捐钱替毛先生买鱼肝油丸，他也就担心起毛先生的健康状况了。 《对镜检讨》是由薛原编选的一本聂绀弩作品集子，青岛出版社二〇一一年五月出版，收文二十八篇，聂诗二十二首，要和聂的所有文字比较，字数应是很小的一部分，但它却基本上能体现出作者的生存状态和文学水平了。《毛泽东先生与鱼肝油丸》就是其中的一篇。《天安门》记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天以作者的视觉观察到的场面，很是平民化，没有了常见的威严和神圣味道，个别剪影里还有些滑稽的色彩。《记周颖》则感人至深，周颖在当时民有菜色的条件下为了别人家的孩子能吃上鱼肝油，而不用自己的权力，甚至苛刻地不平等地对待自己的孩子，舍不得给她吃她应该吃上的鱼肝油，让聂绀弩心里不快。《在西安》则很有些小说的笔调，叙说萧红的感情故事，苍凉的味道很浓。检讨和历史交代部分的文字，很是平实，严谨而又善良，唯恐交代不清，不细，不实，唯恐惹祸上身，推己及人，对于读者理解那个变态的年代很有帮助，让人有泪往心里流。《七十年前的开笔》一文，其实主要写文章做法，发人深思，为文者应该明白其中的道理。 在作者离世的那一年，他在《我与杂文》一文中说，他写杂文，受了鲁迅的影响，“常言道，文如其人，人如其文。杂文写多了，人也便有点杂文性格。近十一二年来，我偶尔写写旧诗，也写点古代小说评论，不少人都说我的旧诗和评论也有杂文气，看来是有那么一点意思吧。”岂止旧诗和评论，就是前文中所列的那些文字，亦多少都有些杂文的味道在里边，也应该是有个性的文字，书生意气不时显露，满腹里的不合时宜，嘲讽与挖苦的腔调夹杂其间，这种杂文性格，给他带来了盛名，但个人的灾难也是沉重的，别的且不说，就说一件事，多年的牢狱之灾，出狱后第一次理发，竟不认得镜子里的自己了，亦是让人感喟无已的。第18章 望气
张岱《陶庵梦忆》首篇《钟山》读着让人有神秘感，描绘钟山云气，仅仅用了八个字：浮浮冉冉，红紫间之。而后用别人的口气说：人言王气，龙蜕藏焉。效果就出来了。再后来记载了高皇帝定寝穴的遗事及中元祭期祭祀活动中自己的见闻，是很庄严辉煌的，王气要从纸上出来了。 读这段文字，不知为什么，我却想到了曾国藩，想到他还写了一本《冰鉴》，也许十余年前我浸淫其中不能自拔，影响太深的缘故。两本互不搭界的书忽然能联系在一起，我寻找原因，是三个字，神秘感。有关“气”，是由《钟山》这篇文章引出来的。《冰鉴》据说是一本奇书，是封建统治者用来观察人、使用人的经验总结，是曾文正公“相人”方面系统化的心得体会。还是很有趣的。里边有“望气”的成分，神秘感很强，涉及声音、面相、骨相、神态等，实践性也强，再联想到李鸿章、胡林翼、左宗棠等一时豪杰俱出曾门，读进去就放不下了。 记忆里，上世纪九十年代，真是个好玩的年代，社会上常能集中一段时间集中兴一阵子什么热的，其中就有一段时间兴易经热，有一段时间兴曾国藩热，还有许多热的，热跟热又很是不同，但这两种热，我都凑热闹了，打发了自己一段苦闷的岁月。曾国藩热的时候，我把他的家书，就买了好几种版本，还有很多相关的资料，后来索性买了几十大本的曾氏日记。曾氏日记没有读多少，只记得那时为了写一篇有关曾氏《百家经史简编》成因的文章，读了一部分。现在似乎没有兴趣再读他的日记全本了。听说很多大人物都推崇曾文正公，象毛泽东、蒋介石等，蒋中正总统还把曾氏家书作为子弟的教科书来使用的。其实曾氏《百家经史简编》这本书，也曾经是曾国藩为了方便子弟学习经史而编写的一本速成教科书，原来规模很大，后来为了“速成”，就“简编”了，整体风格正经有余，潇洒不足，跟曾氏做人一样。 曾氏写《冰鉴》这样的书，给人的感觉，好像他就很喜欢搞什么迷信活动似的，其实不是这样，在他的家书里边，就有很多地方告诫子弟不要搞迷信活动的话语，说那样就会消磨人的意志，不会有什么出息的。多种田，多栽树，多读书，他一直在念叨。他教育子女还是很成功的。 曾氏观人的“望气”之说，其实也很容易理解，就是一种感觉，这种感觉一般人也有，只是没有他那么强烈，那么准确，那么有经验，而且也那么会总结。“气”终究是一种难以捉摸的物质形态，但又是能够时时刻刻感觉到的，我们就生活在很多“气”的“场”中，每天这种“气场”都在影响着我们。曾氏观人，就有如书画鉴定家观画，其实“望气”才是最靠得住的，只是，同样是炒菜，一样的料，关键是由谁来炒了。钟山有王者气，你我能看得到么？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