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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5-29 14:5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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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管成学,赵骥民

出版社: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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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中国古代科学文明的使者:李约瑟的故事

传播中国古代科学文明的使者:李约瑟的故事试读:

序言

十一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前院长、两院院士

放眼21世纪,科学技术将以无法想象的速度迅猛发展,知识经济将全面崛起,国际竞争与合作将出现前所未有的激烈和广泛局面。在严峻的挑战面前,中华民族靠什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靠人才,靠德、智、体、能、美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今天的中小学生届时将要肩负起民族强盛的历史使命。为此,我们的知识界、出版界都应责无旁贷地多为他们提供丰富的精神养料。现在,一套大型的向广大青少年传播世界科学技术史知识的科普读物《世界五千年科技故事丛书》出版面世了。

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研究所、清华大学科技史暨古文献研究所、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和温州师范学院、吉林省科普作家协会的同志们共同撰写的这套丛书,以世界五千年科学技术史为经,以各时代杰出的科技精英的科技创新活动作纬,勾画了世界科技发展的生动图景。作者着力于科学性与可读性相结合,思想性与趣味性相结合,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结合,通过故事来讲述科学发现的真实历史条件和科学工作的艰苦性。本书中介绍了科学家们独立思考、敢于怀疑、勇于创新、百折不挠、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和他们在工作生活中宝贵的协作、友爱、宽容的人文精神。使青少年读者从科学家的故事中感受科学大师们的智慧、科学的思维方法和实验方法,受到有益的思想启迪。从有关人类重大科技活动的故事中,引起对人类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密切关注,全面地理解科学,树立正确的科学观,在知识经济时代理智地对待科学、对待社会、对待人生。阅读这套丛书是对课本的很好补充,是进行素质教育的理想读物。

读史使人明智。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华民族曾经创造了灿烂的科技文明,明代以前我国的科技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涌现出张衡、张仲景、祖冲之、僧一行、沈括、郭守敬、李时珍、徐光启、宋应星这样一批具有世界影响的科学家,而在近现代,中国具有世界级影响的科学家并不多,与我们这个有着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并不相称,与世界先进科技水平相比较,在总体上我国的科技水平还存在着较大差距。当今世界各国都把科学技术视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把培养科技创新人才当做提高创新能力的战略方针。我国也不失时机地确立了科技兴国战略,确立了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提高全民素质,培养适应21世纪需要的创新人才的战略决策。党的十六大又提出要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形成比较完善的科技和文化创新体系。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需要一代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需要更多更伟大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才。我真诚地希望这套丛书能激发青少年爱祖国、爱科学的热情,树立起献身科技事业的信念,努力拼搏,勇攀高峰,争当新世纪的优秀科技创新人才。

非凡的童年

福冈是日本九州的一座美丽的海港城市,这里风景秀丽,气候宜人。1990年8月4日,由福冈市政府等创立的首届福冈亚洲文化奖特别奖获奖者纪念讲演会在该市政府15楼会议厅举行。会场内600余位各界人士济济一堂,气氛热烈。

一位满头银发的九旬老翁坐着轮椅,在讲台上,作了简短而精彩的演讲。他深情地回顾了自己所经历的长达90年的人生旅程,及其致力于中国科技研究的概况,最后充满感情地表示:“我谨向那些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在我受教育的过程中,倾注心血的每一位,其中有我的父母,有在昂德尔公学的我的校长先生,以及在我的人生道路上给予我帮助、支持的所有人表示我的谢意!”话音刚落,全场报以经久不息的热烈的掌声。这位老翁就是我们要向大家介绍的英国著名的科学家、20世纪的伟大学者——李约瑟博士。

1900年12月9日,李约瑟出生在英国伦敦南区的一个信仰基督教的知识家庭。他的父亲约瑟夫·尼达姆原来是伦敦的一个开业医生,在哈里街有了自己的房子后,便专门从事外科麻醉,成了一位有名的麻醉师。在当时伦敦的几家大医院里,没有人不知道他的大名。老约瑟为人和蔼,知识渊博,办事严肃认真,对幼年的李约瑟产生很深的影响。老约瑟的妻子是一位作曲家兼乐队指挥,她娴静聪慧,在音乐上有很高的天贼,但十分浪漫,好出风头。李约瑟是他父亲第二次结婚后生的独子。老约瑟的前妻及其十几岁的女儿在伦敦流行的一次白喉中双双病故,这对老约瑟显然是个极大的打击,因此,现在对小约瑟这根“独苗”格外疼爱,全力加以培植,希望他能早日成材,继承他的事业。

每到风和日丽的假日,老约瑟就带儿子去海边游玩,这也是李约瑟最快活的日子。蔚蓝的大海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烁着诱人的银鳞般的波光,天际还不时吹来清新的海风,此时此景,十分令人陶醉。父子俩身着游泳衣,时而跳入海中嬉水,时而在松软的沙滩上尽情地追逐奔跑,体验着与大自然浑然一体的感觉。平时一贯表情严肃的老约瑟,此时也不禁童心焕发;远离城市的喧闹,享受着难得的天伦之乐,好像整个世界都是他俩的。老约瑟不但同儿子玩耍,而且也懂得在游玩中让儿子增长知识。这位精通医术的父亲,知识广博,好学深思,除自己本行外,还懂得不少工程技术之类的知识。老约瑟常常教儿子在沙滩上架桥,筑水坝,挖掘运河,建造水利工程;在游玩中向他灌输各种工程常识,努力培养儿子的广泛兴趣。与父亲的这番苦心相比,当音乐家的母亲虽然也疼爱儿子,但往往是给他买一些高档玩具或礼物,一送了事,很少真正关心他,教导他。记得有一次,她带小约瑟到伦敦的一家陆海军用品商店,他以为母亲会送他一套“士兵”玩具,结果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母亲却买了一整套“野战医院”的玩具给他,什么“帐篷”呀,“运输车”呀,“医生”呀,“护士”呀一大堆,使他十分扫兴。

李约瑟自小生性聪慧,心灵手巧。由于父亲母亲的鼓励和诱导,他很早就学会了认字、打字、骑马和做外科医师的助手等。在他8岁时,就已能独立在家中的一台老式的约斯特打字机上打字。显而易见,这一基本技能对他后来从事科学事业的作用非同一般。老约瑟又是当地一支志愿骑兵分队的军医,他时常随骑兵队去参加野外演习,常常带儿子同去,李约瑟因此从小就学会了骑马,为他后来到中国大西北的千里戈壁长途考察打下了基础。最使李约瑟难忘和引以为自豪的是,童年时父亲给他的一次奖励。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之际,因各医院的外科医生严重不足,小约瑟常常在学校放假时,跟父亲去医院当手术助手,后来也竟成为一名英国皇家海军志愿后备军少尉军医。有一次,协助一位爵士做阑尾切除手术,手术进行中,擦拭刀口鲜血的纱布一块接一块,助手要在盐水碗里不断清洗再递给医生,有些从未有过这种经历的人,在这种场合往往见血会晕过去,但李约瑟却相当沉着。老约瑟见9岁的儿子在手术台上如此镇定自若,心中暗自欢喜:这小子有出息,没在爵士面前给我丢脸!手术结束后,老约瑟赏给儿子几枚金币,作为对他的奖励。不用多说,此时的李约瑟不知有多高兴。这次“大奖”使李约瑟终生难忘,直到他90岁时,在日本福冈接受这次真正的国际大奖时,还记忆犹新。

一位伟人说过,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在老约瑟漂亮的书房里,收藏着古今中外的许多书籍,各种各样的图书不但排满了四周墙壁,而且还一直延伸到屋子里面。这些珍贵的藏书对李约瑟的童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藏书中有一本《古代埃及人的风俗习惯》,曾激发起李约瑟的极大兴趣。还有一册《哲学的历史》,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本书至今仍保存在李约瑟的书房里。有人说过,一本书或一句话,可能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李约瑟就是这样受影响的人。从小就对书籍怀有酷爱之心的李约瑟,后来一直为失去父亲的图书室而深感惋惜,他只是留下了仅有的几本书作为纪念。

李约瑟的外祖母是法国人,父亲因此常常带他到法国去,并不时地给他讲述法国文化的优点和精神,介绍法国科学家的故事。有时在送儿子上学的马车上,父亲还教他读法文版的文学书,讲法国的寓言故事给他听。由此,老约瑟慢慢地在他幼小的心田里撒下了鉴赏法国文化的种子。老约瑟不但教儿子书本知识,而且更注重教他如何做人。除了经常带他去教堂做礼拜外,在生活中,老约瑟常常教他一些富有哲理性的格言,好比“空手不上楼”、“再好的东西,不吃三份”、“今日事,今日毕”等等。这些人生的道理,影响了李约瑟的一生。每天放学后,李约瑟必定到一家店铺去买巧克力薄饼充当点心,在回家的公共汽车上,他很乐意与售票员共同分享,车上的乘客纷纷向这个慷慨的孩子投来赞许的目光。在家庭良好教育的熏陶下,李约瑟从小就养成了敬老怜贫的优良品德。

在李约瑟童年的生活中,美中不足的是,学者型的父亲与浪漫型的母亲常常显得格格不入,并时常发生矛盾和冲突。在这三口之家,李约瑟虽然受到双亲的疼爱,但父母的不和常常使他处于两难的境地。对此,他感到十分苦恼,甚至有时有些绝望。最明显不过的是李约瑟那个一串长长的洗礼名,这是父母双方互不相让的结果。李约瑟对此非常讨厌;后来他干脆将名字省略成现在的“约瑟夫·尼达姆”,这与父亲的名字完全相同,虽然这是为了方便,但也或多或少显示了他偏爱父亲的性格。“李约瑟”则是他后来来中国所取的汉名。

李约瑟6岁那年,父亲在诊所里教他认字,不知怎么被当音乐家的母亲发觉了,她认为让这么小的孩子认字,岂非苦了他!她感到心疼而无法忍受,于是就在锁了门的诊所门窗上乒乒乓乓地敲打,边敲打边嚷嚷:“你这个做父亲的,这不是要折腾他吗?赶快给我出来!”老约瑟闻声,心中怒不可遏,气得连八字胡也竖了起来,但毕竟不能难为自己的孩子。回敬夫人几句后,便无可奈何地开了门,类似的争吵和冲突在家中时有发生。

为了躲避这种令人沮丧的不快场面,李约瑟常常孤独地跑到屋顶的育儿室去消遣,那里虽然有着各种各样的玩具,但丝毫不能引发他的兴趣。这个独生子,在这种情形下,显得十分孤单无援,加上父母几乎同他们双方的家庭断绝了一切往来,想要找个调解劝说的人也想不出一个办法来。问题很简单,也很明确,除了他自己,家中没有第二个人能来充当调解者。他想起了父亲在沙滩上教他如何架桥的情景:人们要想跨越大江大河,沟通两岸,不是设法在大江两岸架设一座桥梁吗?从此,他决意充当调解人、“架桥”者。李约瑟后来回忆说:“一个小孩子处于这样的环境,要不偏袒任何一方是很痛苦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同情父亲医学和科学的心理状态胜过同情母亲的浪漫豪放。”“后来我又觉得从母亲那里受益不浅。”可见,幼年的李约瑟无意识地从父亲那儿学到了科学的头脑和全力以赴的工作热情;从母亲那儿学到了宽大的胸襟和有谋略、有创造的精神。而为了使父母能和睦相处,他又使自己成为调和对立方的“架桥者”。李约瑟的这一独特的本领,可说是他童年时代的特殊收获。正由于这种调和和沟通的本领,才使他在以后沟通科学与宗教、东方与西方等方面大显身手,成就卓著。

桑德森校长

桑德森是李约瑟中学时代昂德尔公学的校长。多年来,李约瑟一直深深地怀念着他。李约瑟说,他自己对科技、历史等各方面的兴趣是从小慢慢培养起来的。对他影响最深的是他在昂德尔受教育的校长桑德森先生。1990年9月,李约瑟在日本第一届福冈亚洲文化奖特别奖授奖纪念演讲会上还感慨地说:“回顾我的一生,我觉得我的事业很大程度上受益于给我人生带来很大影响的桑德森这位昂德尔公学校长和他对我的忠告——‘要以广阔的视野思考问题和要找到能激励自己去执著追求的东西。’”

正当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时,14岁的李约瑟被父亲送到爱尔兰诺普顿郡的昂德尔公学去读书。这所名为“公学”的学校实际上是一所民办的私立学校,它以高质量的教学水平而吸引了不少学生家长送自己的子女前来求学,在当时已小有名气。公学的教育方法独特,它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本领和广泛兴趣,因而颇受家长们的欢迎。公学培养的目标是未来的工程师,学生中有不少是北部“家庭工厂”的儿子,他们几乎都准备日后当工程师来继承家业。

从小即有文才的李约瑟进入公学学习后,如鱼得水,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特长。当时,他在学校担任了学生的《宿舍杂志》的编辑,为他日后编写《中国科学技术史》作了初步的训练。在公学的四年时间实在使李约瑟获益匪浅。

昂德尔公学十分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为此,它设立了一个出色的工厂。工厂里配备有各式各样的机器、车床、蒸汽机等,学校规定每个学生每周都必须到金工车间工作数小时,让他们去操作各种机器,并按照各种机器制图,去铸造车间学铸件,学木工活,培养动手能力。李约瑟当时因牙齿不好,常常要到离校很远的彼得巴勒去看病,在烦人的等车的空闲,他从火车司机那里学会了驾驶火车的本领。这些经历,使李约瑟自然获得了大量的工科基础知识,对他后来编写中国机械工程史带来极大的帮助。

公学还非常重视写作,尽量让学生阅读原著、博览辞书,指导他们写作读书心得和有关的作品。李约瑟还记得写过一篇关于20世纪欧洲一个圣殿骑士团兴废史的文章。在古典文学的教学方面,学校也作了一些改进,在学习希腊、拉丁语法和语言学的同时,还鼓励学生广泛学习古希腊的哲学著作,以开阔学生的视野。昂德尔公学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要求学生全面发展,扩大知识面。如学习古典文学的学生,学校竭力鼓励他们努力钻研生物化学或化学方面的基础知识。此时的李约瑟,因而也接触了生物化学的某些基础知识。有一次,他在学校颁奖典礼上向来宾说明各种不同动物的红细胞问题,说来也巧,李约瑟当时心目中的英雄韦尔斯正好坐在来宾席上聚精会神地听他讲解,从而导致了他与这位英雄的第一次见面。H.G.韦尔斯是桑德森校长的朋友,他的科学小说和社会哲学著作对少年李约瑟的成长影响颇深。虽然他的父母总要他阅读简·奥斯丁和勃朗特姊妹等作家的作品,但李约瑟心目中的伟大英雄却是韦尔斯。在这次授奖典礼上,也是李约瑟同他后来的生化实验室上司霍普金斯初次见面,并被霍普金斯的伟大品德所深深吸引。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李约瑟的科学史意识及兴趣最早萌芽于昂德尔公学。在桑德森筹建的一所“求索博物馆”中,陈列着不少历史文物和学生自己绘制的历史图表,以此来说明各朝代的兴盛衰亡及其科学文化方面的成就。当时,李约瑟就曾绘制一幅《生化和生理学史图解》,这幅图表至今仍保存在剑桥,并得到众人的高度赞扬。桑德森常对他的学生们说,你对过去的理解越透彻,你对未来的景象就越有正确的推测。例如,你看到原始部族联结而成域邦、国家,再进而越来越大,其组织机构越来越复杂、越高级,你就能看出社会组织的步步上升。这种贯通古今未来的思想后来成为李约瑟世界观基础的组成部分,使他对社会进化有了明晰的认识。

由于桑德森校长喜欢畅谈古往今来的历史,并且讲得十分动人,毫不枯燥,以至引起学生对历史发生浓厚的兴趣。桑德森上《圣经》课,并非从宗教角度而是从历史和考古方面来论述《圣经》的,并十分强调历史图表。因此在李约瑟当时读过的《圣经》中,至今还保存着贴在书里的不少国家历史的复杂图解。桑德森的“历史主义”教学法逐渐将李约瑟的兴趣吸引到了科学史方面来,他在学生时代对不少科学史著作发生浓厚兴趣,显然是受到桑德森校长多年影响的结果。桑德森是一位有天分、有社会主义信念的老师,他对李约瑟一生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他常常对李约瑟说:“思考问题要有广阔的视野”、“如果你能找到唤起自己执著追求的东西,那么你就能把它干好。”李约瑟在这位天才校长不断的教诲和影响下,对历史的发展逐渐养成了韦尔斯式的广阔视野并坚信实验研究的价值。他机智地把这种观点与从母亲那儿学到的性格融合在一起,终于大胆构思出了《化学胚胎学》和《中国科学技术史》那样的巨著。当他在90高龄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时说:“中国科学技术史这个研究课题,我想就是‘以广阔视野思考问题’的最好实例了”,“中国的科学与技术就是我找到的能唤起我执著追求的东西,而且也可以说实现了。”

昂德尔公学以有桑德森这样办学有方的校长而闻名,它也以培养出像李约瑟这样的杰出学生而为荣。1986年,昂德尔公学将一间教室以“李约瑟”来命名,当时已86岁高龄的李约瑟的夫人李大斐,在同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谈起昂德尔的桑德森校长时,也倍加称赞,并充满无限敬意。

大器早成

剑桥是在英国伦敦正北80多千米的一个大学城。她风景优美,尤其是位于流经城中的剑河西岸,绿树成荫,碧草如茵,加之小楼、桥影,以及高耸的哥特式教堂,古色古香,犹如一幅色彩斑斓的油画。举世闻名的剑桥大学是英国国王亨利三世于1209年创建的,它与牛津大学同为英国历史悠久、英才辈出的著名高等学府。世人常将这两所著名大学相提并论。剑桥大学在全市分布有几十个学院,最古老的学院集中在剑桥市的市中心。剑河河面不宽,有5座小桥横跨河面,古老的圣约翰学院的“叹息桥”与年轻的达尔文学院对着的“数学桥”,似乎成了这个高等学府南北的界标。剑桥大学在历史上出了很多名人,如培根、弥尔顿、牛顿、拜伦等,为这所古老的大学赢得很高的荣誉。青年李约瑟的大学生活正是在这所具有历史传统的高等学府中度过的。

1918年10月,年仅18岁的李约瑟由叔父阿尔弗雷德资助进入剑桥大学冈维尔—基兹学院学习,他最先选择的专业是生物医学,以便将来能继承父业,做一名受人尊敬的医师。这个学院是剑桥大学几十个学院中最古老的学院之一,它素以培养众多的医学家和神学家而著称。学院的名称就是以诺福克教区牧师爱德蒙·冈维尔和名医约翰·基兹这两个创办人的姓氏命名的。李约瑟十分敬仰的血液循环的发现者、伟大的医学家威廉·哈维也出自该学院,毫无疑问,李约瑟对进这样的学院学习显然是感到十分自豪的。

刚进学院时,李约瑟只打算学解剖学、生理学和动物学等生物学科。但他的指导老师、富有浪漫色彩的威廉·哈代爵士却竭力劝他兼习化学。哈代对他说:“不,不,我的孩子,那绝对不行。未来是在于原子和分子,我的孩子,原子和分子。你必须搞化学。”

李约瑟听从了他的劝告,果真学起了化学。通过一段时期的学习,他不但通过了二次医学学士考试,而且还获得化学、生理学和解剖学的优等生学位。没有多久,他又被在昂德尔公学见过面的、伟大的生化学家霍普金斯爵士所讲授的课程所吸引,最后听从他的指导,为了进一步学好医学,而去从事生物化学的研究工作。这个重要的转折,是李约瑟日后从事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关键。他常常为自己未能继承父业学医引以为憾,并说:“假如我搞了医学,我就不会碰到这些中国科学家,也就不会受到启发来从事这项占了我整个后半生的工作。”

大学生活中的李约瑟,喜欢博览群书,并兴趣广泛,诸如打球、游泳、莫里斯舞蹈等等,无所不能,同时他又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宗教生活也是他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暑期到了,他常去剑桥的乡村原野读书。那儿的水塘水平如镜,清澈见底,四周草木茂盛,姹紫嫣红,十分宁静,是一个理想的休息之地。李约瑟常常一去就是一整天,在那风景宜人之地读了不少名人传记和诗歌作品。

李约瑟的课余生活是异常丰富的,自然也使自己很紧张忙碌。在高年级阶段,他结交了一些知名科学家,并参加了高级的学术团体以及医生和医科学生的学术活动,诸如讨论生命的性质和起源、波斯和阿拉伯医学及其历史、摩尼教及其历史等演讲,更使本来就热衷于科学史的李约瑟兴趣大增。这些激动人心的演讲向他展示了学问的伟大和思想史的史诗般的风采,使他终生难忘。

1921年,作为研究生的李约瑟进入了剑桥大学霍普金斯爵士主持的生化实验室。他身穿被硫酸烂穿了许多孔的工作服,不是手拿试管,就是气喘吁吁地东奔西走。无论怎么说,李约瑟都是幸运的,他先是当学生,后来作研究人员,再后来是实验指导,最后是威廉·邓爵士生化讲座高级讲师,同时又取得了辉煌的学术成就。

富有演讲魅力的霍普金斯爵士是伟大的生化学家、英国现代生物化学的真正创始人,有“生物化学之父”之称。他个儿不高,平易近人,天性敦厚,并有坚定的信念,1929年因在研究蛋白质及维生素方面的特殊贡献,与荷兰的艾克曼分享了该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不久,他就任英国皇家学会会长。他善于用友谊而不是权威来实行管理。他更不爱支配别人、控制别人,也从不向别人提出课题,“这是一个听其‘沉浮’的研究所”,对李约瑟来说,这显然是个一展身手的理想之地。

1924年夏,李约瑟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并被选为基兹学院研究院士。也在这一年,他结束了只有宗教色彩的独身生活,向比他大4岁的、前途无量的青年生化学家多茜西·玛丽·莫伊尔小姐(即李大斐)求婚成功,从此他们同舟共济,一起生活了63个春秋。

自幼便学会“架桥”本领的李约瑟,在他大学生涯时就试图在生物化学和神经生理学、神经心理学之间进行沟通,如同调和科学和宗教间的隔阂一样,虽然当时未获成功,但他并未气馁。此时他却把精力放在另一对几乎无法调和的对立物上,即生物化学与形态学。不久他出版了一系列论文集,如《怀疑的生物学家》、《伟大的两栖类》、《历史在我们一边》和《时间——更新的长河》等。这些成果越来越清楚地表明,科学史、思想史和历史学正成为李约瑟越来越感兴趣的研究领域。当然,这同他的思想发展轨迹是正好相符的。

此时的李约瑟已隐隐感到,实现自己的多年愿望的曙光已显露,“架桥”成功有望。在那些埋头“架桥”的日子里,李约瑟终日守在自己的打字机前工作,到了必须休息的时间,他热情地欢迎同事到他的房间一同吃茶点。他总是从写字台旁一跃而起,拨一拨炉子里的煤炭或木柴,给同事煮茶,一边哼着民歌,一边把他在打字机上打好的一堆稿子给同事看。功夫不负有心人。1931年,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化学胚胎学》三卷本终于问世了。《化学胚胎家》的问世,受到学术界一致的称赞。全世界100多种重要科学、医学刊物发展评论,欢呼这部著作的出版。有人将李约瑟誉为“胚胎生物化学之父”。有人评论说:“这本书自成一部经典名著”。“它阐明了他的先驱者在这新的领域所已经达到的学说的深度,确定了它的范围。用这一部分巩固另一部分,向全世界宣称:生物学的这门分支学科,将从此完全有权利在它自己的领域中名正言顺地树立起来。”

与此有关的是,李约瑟在写《化学胚胎学》时,认为有必要评论一下从最早的年代直至1800年的胚胎学历史,作为该书的序言。这篇长序后来被题为《胚胎学史》在1932年单独出版。这可视为李约瑟又向科学史研究靠拢的一个大胆的举动。

由此生物化学和实验胚胎学这两门学科的界线在20世纪30年代初发生重大突破,这一根本性的发现,又一次引起李约瑟浓厚的研究兴趣。在10年之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又出版了另一部巨著《生物化学和形态发生》,再次在世界上引起轰动。有人评论说,该书将在科学史上列为李约瑟的杰作而流传下去,必将成为达尔文以来生物学上一部真正划时代的名著。

由此可以看出,李约瑟在专业资料上的非凡的组织能力和记忆力,同时也可明白无误地感觉到他的追求科学史研究的酷爱之心此时跳动得如此强烈,以至只要稍加引拨,他就立即会转到科学史研究的大道上来。

在一般正统的学者眼里,科学史仅仅是退休在家而无事可干的人的一种消遣,是个不登大雅之堂的玩意儿,而一个年轻有为的科学家对此是不屑一顾的,否则岂非舍本求末、“不务正业”吗?据作者1996年5月在北京采访李约瑟的挚友、著名植物生理学家汤佩松教授时获知,忍气吞声在霍普金斯门下未被重用,因而郁郁不得志,从而使他萌生专事研究科学史的勇敢念头,乃至最后因三位中国留学生的引发,改变了自己后半生的事业,并获得巨大成功。李约瑟是一个从不说别人坏话的人,在他的著作里找不到对霍普金斯稍稍流露不满的痕迹,当时在生化实验室,他和他的同事甚至还编过一本《霍普金斯和生物化学》的书,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一见钟情”

1937年8月13日上午,日本侵略军在上海闸北发起进攻,由此为期三个月的上海保卫战爆发。就在这形势十分险恶的日子里,黄浦江上出现了扣人心弦的惊险一幕:一艘载着几个中国人的小船在外滩离岸,正急切地向吴淞口驶去,突然,侵华日机在江上不时盘旋、俯冲,正在寻找攻击目标。敌机在小船上空呼啸而过,并向小船发动攻击,炸弹纷纷向小船飞来,情况十分危急。正在此时,一艘英国驱逐舰向小船驶近,水手们从小船上救起了几个幸免于难的中国人。在被救的中国人中,有一位面目憔悴的青年女子,她来自上海雷士德医学研究院,此番是准备去吴淞口换乘英国客轮赴剑桥大学留学。动身前,她还患着伤寒症呢!正是这位看来平常的东方女子,后来却改变了当时已饮誉国际生化学界的年轻科学家李约瑟后半生的轨迹。乍听起来,简直有点不可思议。

就在这一年,剑桥先后来了三位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他们是沈诗章、王应昧和鲁桂珍,后者就是上面所说被英舰从小船上救起的那位东方女子。不久,紧张的学习生活开始了,燕京大学的沈诗章跟随李约瑟研究动物卵的呼吸问题,金陵大学的王应昧先后师从海里斯教授和戴维·凯林教授研究维生素和蛋白质,鲁桂珍则由李约瑟的夫人、生物蛋白质专家李大斐带领,从事生化研究。三位留学生相互间并不陌生,王应昧和沈诗章原是燕京大学的校友,鲁桂珍与王应昧则在国内曾共事过一个月,而现在他们又为同一个目标会合在一起,三人的感情无疑又深了一层,闲暇时的交谈也就日益频繁。

由于相同的生化专业以及中国留学生之间的频繁往来,李约瑟也同王应昧和沈诗章建立了个人友谊,并经常同他们讨论儒家和道家思想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而李约瑟与其夫人指导的学生鲁桂珍则更少拘束,以至成为李约瑟夫妇的挚友。夫妇俩经常同她一起喝下午茶或共同进餐,席间常常讨论中国古代文明等学术问题。原先,李约瑟同多数欧美学者一样,自认为只有他们才有科学和科学传统,而其他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东方几乎是一片空白,毫无科学而言。欧美人也总是认为自己的民族才是聪明、优等的民族,而其他民族则不值一提。端庄、活泼并有几分固执的鲁桂珍使李约瑟不断了解中国古代科技的辉煌成果,古代东方隐藏的璀璨的宝藏竟使李约瑟大为惊讶。在与这位东方女子的闲聊中,李约瑟常常会发出惊叹:“这些发现在西方是很晚才知道的,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鲁桂珍则莞尔一笑说:“我怎么知道西方人那么晚才知道,这在中国人看来都是常识。”

久而久之,李约瑟和中国留学生之间产生了一种“奇异的磁力”,他后来说:“越和这些年轻科学家接近了解,越明确认识到他们的智慧能量与我并驾齐驱,这就把问题显得尖锐突出了,为什么近代科学伽利略时代这个新的实验的哲学,与早期的皇家学会只发生于欧洲文明,而不产生于中国或印度?”

再过了许久,在和鲁桂珍一起开始研究中国历史之后,“第二个问题随之出现:为什么在早先的14个世纪里,中国对于自然现象的知识和用以造福人类方面也远远胜过欧洲呢?”这个问题使李约瑟对中国古代文明产生了景仰与探究之心,并决心彻底清除西方汉学家的种种偏见,以还历史的真实面貌,从而使他的后半生经历发生戏剧性的改变。

鲁桂珍出生于南京一个来自李时珍故乡的药商之家。她的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的信念来源于其父鲁茂庭对她的长期熏陶的影响。李约瑟后来多次说过,他们给他的影响远比剑桥大学给他们的为大。尤其是鲁桂珍,对他的中国科技史研究起了激素和诱导物质的作用。不管他们从剑桥带走了什么,他们留下了一个宝贵的信念,中国文明曾经在科学技术史上起过迄今未被人充分认识到的多方面的巨大作用。因此,后来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出版后,李约瑟顺理成章地将它献给了这位南京药商——鲁茂庭博士。

从此,李约瑟像换了个人似的,发生了信仰上了的皈依,就像《圣经》上圣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改过自新后皈依真谛那样,而坠入中国古代文明的爱河,一发而不可收。要研究和探索中国文化,对李约瑟来说,第一道难关是语言文字关,这也是过去汉学家的一个基本功。当时虽已38岁的李约瑟,对此并不气馁,他决心向他的研究生学习。

追根溯源,李约瑟对汉语的兴趣,主要是受鲁桂珍等三位中国留学生的影响。鲁桂珍后来说,由于他同中国朋友的交往,他认识到自己有许多关于中国文明的东西需要学习,所以他和中国学生相处是作为学生,而不是以先生自居。大概就因为这种与一般西方科学家不同的开明的谦虚态度,所以他那么快就同中国人民结下了友谊,他能同他们谈话,也能阅读他们的文字,这一点我想那些同他共事的英国外交人员一定会觉得惊奇。这里面原有神秘的原因,原来他没有来到中国之前,早已同中国朋友们建立了精神上的友谊。

在语言问题上,不少人都知道,偶尔有一些西方人见到了中国的奇异的表意文字,会发生一种不可自制的强烈的欲望,不惜一切代价地要学习汉字,这类例子举不胜举。李约瑟后来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中曾提到19世纪时的一位著名传教士伟烈亚力,这位曾在上海活动的西方人,原来是学做细木工的。有一次,他在旧书店找到一本泼雷麻尔写的《中国文字的学习途径》,从中得到巨大的启发,鼓励他发愤学习这种奇异的表意文字。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刻苦学习,伟烈亚力后来终于成为一位研究中国科学的传教士兼数学家,一位著名的西方汉学家。李约瑟还经常对鲁桂珍讲起他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的一位叫迈克尔·黑格蒂的朋友。这位上了年纪的朋友,原先是个书籍装订商。有一天,有人拿来一堆中国书叫他装订,他一见这种奇特的文字,心中大为震惊,便爱慕不已;他觉得自己非要拼命学习这种奇妙的文字不可。于是他夜以继日地拼命学习,并对中国植物学作了很深的研究,后来终于成为华盛顿的农业部主要译员。李约瑟从上述二人的传奇式事迹中得到莫大鼓舞,他常常用“皈依”二字来形容自己对中国文化的信仰及对汉字的酷爱。

从此,李约瑟手不离中文书,口不离汉语。就像刚上学的小学生学语文一样。鲁桂珍等三位中国留学生自然成了他的导师,尤其是鲁桂珍,她像教导幼儿园儿童一般,帮助他学习汉语,并经常接受和回复一些简单的中文书信。李约瑟从未受到过正规的汉语教育,只是出席过几次汉语研讨会,那是二次大战开始后在伦敦东方研究学院撤并到剑桥的时候。李约瑟更没有像读剑桥大学东方学科荣誉学院的学生那样修毕全部正常课程,因而他后来一直声称自己并不是专业汉学家。这对李约瑟来说也许是件好事,因为有许多汉学家虽有高深的语言知识,都很漠视中国的文化和人民。真正对他有帮助的是当时剑桥的一位汉语教授捷克学者古斯塔夫·哈隆。哈隆是捷克苏台德人,原任德国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所长,对中国古代文化诸如甲骨文、诸子百家及西藏史地等均有精深的研究,出版过多种汉学著作。他为人正直和蔼并乐于助人,曾与当时留德的中国学者季羡林结下深厚友谊。但哈隆在哥廷根大学未受到校方的重视,故而郁郁寡欢,闷闷不乐,常常同他的妻子一大早从家里赶到研究所图书馆,哈隆便埋头于学问之中,妻子则做针线或随意阅读以便打发时间。如此年复一年地度过了数个春秋。1938年,哈隆终于离开哥廷根大学来到李约瑟所在的剑桥大学任汉语教授。

哈隆感到一个年近40、正在积极工作的科学家决心要学习汉语,用通常的教学方法是行不通的,因为时间不容许。因此,哈隆就为他安排了每周两个小时,同他一起讨论自己翻译并准备出版的中国哲学及经济的古典著作——《管子》。哈隆认为这对李约瑟来说是学习汉语引人入胜的最佳途径。于是,每逢星期天,李约瑟便冒着蒙蒙细雨骑着自行车去西德维克大街哈隆家学习汉语。在跟随哈隆学习汉语的数年时间里,李约瑟获益匪浅。有一次在他们共同阅读《管子》时,哈隆建议李约瑟不必细读某章的某些材料,因为其中似乎只包括一些关于动物的荒诞无稽的传说。可是,李约瑟不以为然,他都仔细地研究了它。结果发现,其中有一段文字谈到某些海洋动物受到月亮周期的影响,它们的大小随着月亮的盈亏而增大或缩小。这使李约瑟大为惊奇,因为他记得亚里士多德曾说过完全相同的话。李约瑟后来对道家一见倾心,发生浓厚兴趣,并深入到中国古代文明的“金矿”中探宝,这不能不认为同他当时接触的这部中国古籍有关。

与此同时,李约瑟在学习汉语过程中,自己还创造性地发明了一套学习方法,并用新的检字法编了一部自己学习用的词典,用于学习。有人曾在基兹学院的研究室里看到一本旧练习簿,发现李约瑟从某部汉英字典中抄录了每一个汉字,这需要何等的勇气与毅力啊!他就是这样刻苦钻研,发愤学习,并为此持续了10多年时间,终于学习和掌握了足够的汉语知识,以致后来来能在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时直接利用中文的原始资料。

在李约瑟学习汉语过程中,还有一则令人发笑的趣闻逸事。有一年夏天,李约瑟夫妇同一群朋友在诺福克的林斯泰德磨坊度一天假期,这显然是个难得的休闲的好机会。但正当大家准备要出去散步的时候,李约瑟突然“头痛”得十分厉害,连连说“对不起!我只得留下了。”说毕便躺在沙发上休息,朋友们感到非常遗憾,只得离他而去,待朋友们散步结束返回时,他们看见李约瑟仍躺在沙发上,并避着光线以保护眼睛,但桌上都摊着汉语字典和练习簿。夫人李大斐似乎一切都明白了。她虽然像往常一样对丈夫极富同情心,但也不乏科学的怀疑精神,便走过去摸摸桌旁的那把椅子,发现椅子暖烘烘的,说明它刚有人坐过。李大斐此时真有些哭笑不得,但又若无其事地走到丈夫面前,体贴地问道:“好些了吧?”李约瑟此时捂着头答道:“好些了。”这件趣闻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李约瑟一贯的突出的个性——“坚持”,正是这种可贵的个性,李约瑟日后方能创造出经天纬地的不朽业绩。

他后来说:“我一直觉得,为了东亚研究的课题,以优异成绩通过语言考试而在教室学习汉语,和不带功利目的、作为一件有趣的事而学习,这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自那以后,我阅读汉语开始摆脱初级的‘ABC’阶段,进入了如夏日遨游江河那样的畅快阶段。”

科学城昆明

自从李约瑟从鲁桂珍等中国留学生那里得到启迪: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金矿”,他便夜以继日地贪婪地苦读中国的经、史、子、集,立志要从这个金矿中发掘出珍贵的宝藏来,一扫西方人在世界文明史中的霸道行径。1939年,鲁桂珍在剑桥提前毕业,获得博士学位,由于当时严重的战况,无法使她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她在与李约瑟合作撰写了他们的第一篇中国医学史的论文后,便受中国研究院之托,与语言学家赵元任一起赴美国出席第6届太平洋科学大会。李约瑟在同她分手时相约,今后两人要在中国科技史方面做一番事业,其决心犹如当年罗马国会上的主张:“迦太基不灭,我们就要被灭亡。”

他们未来的蓝图是撰写“一本过去西洋文献中旷古未见的关于中国文化中的科学技术和医学的历史专著”,这就是后来震惊寰宇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胚芽。

1942年秋,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重要的关键阶段,英国政府决定派遣科学家和学者访问和支援战时中国的科学界和大学。当时,掌握中文的英国学者犹如凤毛麟角,初通中文并对东方文明有着强烈兴趣的李约瑟因而被选中,他和牛津大学的希腊文教授E.R.多兹博士组成“英国文化科学赴中国使团”,代表英国皇家学会和英国学术院前往中国进行科学文化交流。

1943年2月,肩负援助战时中国使命的李约瑟,在考察了美国和印度的一些科学机构后,从加尔各答出发,飞越著名的“驼峰”——喜马拉雅山,抵达中国的昆明。四季如春的昆明给李约瑟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说,昆明无疑是整个自由中国的首要科学技术中心。这座美丽的城市位于一片辽阔的盆地形高原,群山环抱。就其高度和亚热带纬度而言,昆明气候宜人,优于加利福尼亚。昆明也建有许多漂亮的庙宇,有孔庙、佛寺和道观。由于它与法属印度支那和缅甸的交往,昆明有一种特别的世界都市的气氛。

位于大后方的昆明一带,集中了战时南迁的大学及科研机构。

西南联大虽然是由三校所组成,但他们的研究仍保持相对独立。在昆明市郊疏散有清华大学的近10个研究所及其他一些研究机构,它们都是李约瑟需要考察的重要对象。3月1日下午,李约瑟由清华生物实验室主任、著名植物生理学家汤佩松陪同,骑着自行车从滇缅公路起点去郊外大普吉村的研究所考察。滇缅公路是当时运送欧美援助的战略物资的“大动脉”,它从昆明经下关、保山、龙陵,芒市至腕町出国境,达缅甸的腊戍,全长1146千米,线路险峻曲折,为抗战时期西南重要的国际通道。他们沿着铺得很好的碎石公路上骑行,经过一座土地庙和一个村庄,然后转向一条河流边的林间道路,道路两旁的苍翠的松树使李约瑟不禁想起英国通往豪斯隧道的一条路来。

在大普吉村,许多研究所的实验室往往都和科学家的寝室混在一起。房屋是四合院形式,建筑材料是泥砖和灰泥。李约瑟所住的一间有客厅的外室,里面除了床、桌、椅之外,几乎什么都没有,可见战时条件之艰苦。但庆幸的是,因后来受到盟国美国空军的严密保护,那时昆明郊外的空袭较少,这对需要宁静的环境进行科学研究的科学家来说,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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