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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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试读：
前言 耶利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对于世界上不同地区的各个民族来说，历史的发展进程是很不相同的。在上一次冰期结束后的13000年间，世界上的某些地区发展成为使用金属工具的、有文字的工业社会，另一些地区仅仅发展成为没有文字的农业社会，还有一些地区则仍然保留着使用石器的狩猎采集社会。这种历史上的差异对现代世界投上了持久的阴影，因为使用金属工具的、有文字的社会征服了或消灭了其他类型的社会。虽然这些差异构成了世界史的最基本的事实，但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始终是不确定的和有争议的。关于这些差异的由来这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是在25年前以一种简单的个人形式向我提出来的。
1972年7月，我在新几内亚这个热带岛屿的沙滩上散步，当时我正在那里研究鸟类的演化。在这之前我已听说过有一个叫做耶利的当地知名政治家，这时候他正在这个地区旅游。那一天，耶利和我碰巧沿同一个方向散步，而且他追上了我。我们在一起走了一个小时，始终在交谈着。
耶利身上焕发着领袖的气质和活力。他的眼睛闪耀着迷人的光芒。他充满自信地谈论自己，但他也问了许多尖锐的问题，并且全神贯注地听我说话。我们的谈话从当时每个新几内亚人都关心的问题，即政治事态的迅速发展开始。耶利的国家现在叫做巴布亚新几内亚，那时仍然是联合国的一块托管地，由澳大利亚管理，但独立已是迟早的事。耶利对我说，他的任务就是使本地人作好自治的准备。
过了一会，耶利话锋一转，开始考问起我来。他从来没有去过新几内亚以外的地方，他的最高学历是中学，但他却有着一种无法满足的好奇心。首先，他想要了解我对新几内亚鸟类的研究工作（包括我做这工作拿多少报酬）。我就告诉他，在几百万年的过程中，不同种群的鸟是如何移居新几内亚的。接着，他又问我，在过去的几万年中，他的人民的祖先是怎样到达新几内亚的，以及在过去200年中，欧洲的白人是如何开拓新几内亚的。
谈话始终是友好的，虽然我们俩都了解耶利和我所代表的两个社会之间的关系是紧张的。两个世纪前，所有的新几内亚人仍然“生活在石器时代”。就是说，他们仍然使用着几千年前即已在欧洲为金属工具所取代的类似的石器，而他们所居住的也不是在集中统一的政治权威下组织起来的村庄。白人来了，他们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府，带来了各种物资，从钢斧、火柴和药品到服装、软饮料和雨伞，应有尽有，而新几内亚人立刻认识到这些东西的价值。在新几内亚，所有这些物品被一概称之为“货物”。
许多白人移民公开蔑视新几内亚人，说他们是“原始人”。在新几内亚人的白人“主子”（他们直到1972年还被这样称呼）中，甚至是最无能的人，他们的生活水准也远远高于新几内亚人，甚至高于像耶利这样的极有性格魅力的政治家。然而，耶利就像当时考问我那样考问过许多白人，而我也曾考问过许多新几内亚人。他和我都十分清楚地知道，新几内亚人通常至少和欧洲人一样聪明。耶利想必考虑过所有这些问题，因为他又一次用他那炯炯有神的眼睛洞察一切似地瞥了我一眼，问我道，“为什么你们白人制造了那么多的货物并将它运到新几内亚来，而我们黑人却几乎没有属于我们自己的货物呢?”
正像耶利所体会的那样，这是一个虽然简单但却切中要害的问题。是的，在普通新几内亚人的生活方式和普通欧洲人或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之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类似的差异同样把世界上其他民族的生活方式区别了开来。这些巨大的差异必定具有人们可能认为显而易见的重要原因。
然而，耶利的看似简单的问题，却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我当时就回答不出来。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专业的历史学家们仍然意见不一：大多数人甚至不再问这样的问题了。在耶利和我进行那次谈话后的许多年里，我研究并用文字说明了关于人类进化、历史和语言的其他方面的问题。在25年后撰写的这本书就是试图对耶利的问题作出回答。
虽然耶利的问题只涉及新几内亚人和欧洲白人的生活方式的差异，但它可以推而广之，联系到现代世界上更大规模的一系列悬殊差异。来自欧亚大陆的民族，尤其是仍然生活在欧洲和东亚的民族，以及移居到北美的民族，控制着世界的财富和权力。其他民族，包括大多数非洲人，已经摆脱了欧洲人的殖民统治，但在财富和权力方面仍然远远落在后面。还有一些民族，如澳大利亚、美洲以及非洲最南端的土著居民，甚至已不再是自己土地的主人，而是遭到欧洲殖民主义者大批杀害、征服，有时甚至被斩尽杀绝。
因此，关于现代世界的差异问题可以再次系统地阐述如下。为什么财富和权力的分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而不是某种别的方式呢?例如，为什么不是印第安人、非洲人和澳大利亚土著杀害、征服或消灭欧洲人和亚洲人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回顾一下历史。从公元1500年开始，当欧洲在全世界的殖民扩张刚刚兴起时，不同大陆上的民族业已在技术和政治组织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欧洲、亚洲和北美洲的许多地区成了一些用金属装备起来的国家或帝国的基地，其中有些已经呈现工业化的端倪。两个印第安民族——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统治着一些使用石器的帝国。撒哈拉沙漠以南的一些地区被划分为一些使用铁器的小国或由酋长管辖的部落。其他大多数民族——包括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许多太平洋岛屿、美洲的许多地区以及撒哈拉沙漠以南小部分地区的所有那些民族——都是一些农业部落，甚至仍然是一些使用石器的靠狩猎采集为生的族群。
当然，从公元1500年开始的这种技术和政治上的差异，是现代世界不平等的直接原因。使用钢铁武器的帝国能够征服或消灭使用石制和木制武器的部落。然而，这个世界又是如何成了公元1500年时的那种模样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根据历史记载和考古发现，再一次毫不费力地回顾一下更早的历史。直到大约公元前11000年上一次冰期结束时，各个大陆上的各个族群仍然都是靠狩猎采集为生的人。从公元前11000年到公元1500年，不同大陆的不同发展速度，成了导致公元1500年时技术和政治差异的原因。虽然澳大利亚土著和美洲印第安人仍然靠狩猎采集为生，但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美洲和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许多地区，已逐步地发展起农业、畜牧、冶金技术和复杂的政治组织。欧亚大陆的一些地区和美洲的一个地区，还独立地发明了文字。然而，这些新的发展中每一个发展，在欧亚大陆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出现得更早。例如，青铜器的大规模生产于公元1500年前的几个世纪在南美洲安第斯山脉一带还刚刚开始，而在4000多年前已经在欧亚大陆的一些地区开展起来。欧洲探险家是在公元1642年首次接触到塔斯马尼亚人的，那时他们的石器制作技术比几万年前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普遍使用的制作技术还要来得简单。
这样，我们最后就能用别的措辞把现代世界的差异重新表述如下：为什么在不同的大陆上人类以如此不同的速度发展呢?这种速度上的差异就构成了历史的最广泛的模式，也是我这本书的主题。
虽然这本书归根到底是要讨论历史和史前史问题，但其主题不光是具有学术性，而且在实践上和政治上也是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的。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作用的历史，就是通过征服、流行病和灭绝种族的大屠杀来形成现代世界的。这些冲突产生了回响，而这些回响在经过许多世纪后仍然没有消失，并且在今天世界上的某些最混乱的地区仍在活跃地继续。
例如，非洲的广大地区仍在与近代殖民主义留给它的余孽进行斗争。在其他地区——包括中美洲、墨西哥、秘鲁、新喀里多尼亚和前苏联的许多地区，以及印度尼西亚的一些地区——社会动荡或游击战争，使甚至更多的本地居民起来反对由外来征服者的后代所控制的政府。其他的许多本地居民——如夏威夷的本地人、澳大利亚土著、西伯利亚本地人，以及美国、加拿大、巴西、阿根廷和智利的印第安人——由于灭绝种族的大屠杀和疾病，他们的人数已经锐减，现在在人数上已被入侵者的后代大大超过了。虽然他们因此而不能发动内战，但他们仍然日益坚持维护自己的权利。
除了各民族之间由于过去的冲突而引发的当前这些政治和经济反响外，当前还存在着语言方面的反响——尤其是现代世界上现存的6000种语言中的大多数语言即将消亡，而由英语、汉语、俄语和近几个世纪以来使用人数大大增加的其他几种语言所取代。现代世界的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由于耶利问题中所暗含的不同历史轨迹造成的。
在为耶利的问题寻找答案之前，我们应该先停下来考虑一下根本就反对讨论这个问题的某些意见。有些人见到别人仅仅提出这个问题就会生气，这有几方面的原因。
一种反对意见如下。如果我们成功地说明了某个民族怎么会统治另一民族的，那么这会不会就是为这种统治辩护呢?这会不会就是说这种结果是无可避免的，因此在今天试图改变这种结果可能是徒劳无益的呢?这种反对意见的根据是一种把对原因的说明同为结果辩护或承认结果混为一谈的普遍倾向。怎样利用历史的阐述是一个和阐述本身完全不同的问题。为了努力改变某个结果，了解是比再现或保持这种结果更经常使用的方法。这就是为什么心理学家要努力去了解杀人犯和强奸犯的心理，为什么社会历史学家要努力去了解灭绝种族的大屠杀，为什么精神病学家要努力去了解人类疾病的起因。这些人之所以去调查研究，并不是想要为谋杀、强奸、灭绝种族的大屠杀以及疾病进行辩护。相反，他们是想要利用他们对因果链的了解来打断这个锁链。
其次，回答耶利的问题是否就必然涉及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方法，涉及对西欧人的美化，并念念不忘于西欧和欧化了的美国在现代世界中的突出地位呢?这种突出地位是否就是过去几个世纪的一种短暂现象，而现在正由于日本和东南亚的兴起而变得暗淡起来呢?事实上，本书大部分篇幅将要讨论的是某些民族，而不是欧洲人。我们不只是把重点放在欧洲人和非欧洲人之间的相互影响上，而是还要研究不同的非欧洲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尤其是发生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东南亚、印度尼西亚和新几内亚内部的和发生在这些地区的土著人之间的相互影响。我们绝不是要美化来自西欧的民族，而是要看到，他们的文明的最基本因素是由生活在别的地方的其他民族发展起来并在以后输入西欧的。
第三，诸如“文明”之类的字眼和“文明的兴起”之类的词语是不是传达了虚假的印象，即文明是好的，以狩猎采集为生的部落人是悲惨的，而过去13000年的历史已经朝着人类更大的福祉前进了?事实上，我并不想当然地认为工业化国家就一定比狩猎采集部落“好”，不认为放弃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来换取以使用铁器为基础的国家地位就是代表“进步”，也不认为就是这种进步为人类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幸福。根据我在美国城市和新几内亚村庄不同的生活体验，我的印象是：所谓的文明的福祉是由正反两方面的因素构成的。例如，同狩猎采集部落相比，现代工业化国家的公民享有更好的医疗照顾，他们被人杀害的风险较低，他们的寿命也较长，但他们从朋友和大家庭那里得到的社会支持却要少得多。我对人类社会的这种地理差异进行调查研究的动机，不是为了赞美一种类型的社会和贬低另一种类型的社会，而完全是为了了解历史上到底发生过什么事。
耶利的问题是不是真的需要用另一本书来回答?我们是不是已经知道答案了呢?如果已经知道了，那么答案是什么呢?大概最普通的解释就含蓄地或者明确地假定民族之间在生物学上的差异。在公元1500年后的几个世纪中，由于欧洲探险者们认识到世界各民族在技术和政治组织方面的广泛差异，他们就想当然地认为，这些差异来自天生能力的差异。随着达尔文理论的出现，原来的一些解释就按照自然选择和演化遗传有了新的含义。在技术上原始的种族被认为是人类从与猿相类似的祖先那里遗传而来的演化遗存。由来自工业化社会的移民来取代这些种族，正是适者生存的例证。随着后来遗传学的兴起，这些解释就按照遗传学的字眼又一次被重新叙述。从遗传学的角度看，欧洲人被认为比非洲人聪明，而比起澳大利亚的土著就尤其如此。
今天，西方社会的某些人在公开地批判种族主义。然而，许多（也许是大多数！）西方人私下里或下意识地在继续接受种族主义的解释。在日本和其他许多国家里，仍然有人在公开提出这种解释，而且是毫无愧疚之感。甚至是受过教育的美国白人、欧洲人和澳大利亚人，每当提起澳大利亚土著这个话题时，总是认为澳大利亚土著的身上有着某种原始的东西。他们看上去肯定与白人不同。在这些土著的仍然健在的后裔中，有许多人虽然在欧洲殖民时代活了下来，但现在却发现在澳大利亚白人社会中难以在经济上取得成功。
一个看似有理的论据是这样的：到澳大利亚来的白人移民建立了一个以金属工具和食品生产为基础的、有文字的、工业化的、在政治上集中的民主国家，这一切都是在对一个大陆进行拓殖的100年中完成的，而生活在这个大陆上的土著至少有4万年之久一直是一些没有金属工具的狩猎采集部落。这是对人类发展的两个连续实验，实验的环境相同，唯一的变量是居住在这环境中的人。澳大利亚土著与欧洲人社会之间的差异是由民族本身的差异产生的，这一点难道还需要进一步来证明吗?
对这种种族主义解释的反对意见，不仅仅是因为这种解释令人生厌，而且也因为它们是错误的。人类在智力上存在着差异，但并没有可靠的证据足以证明这种差异是与技术上的差异平行发生的。事实上，我马上还将说明，现代的“石器时代”的部落通常可能比工业化的民族更加聪明，或至少一样聪明。虽然这听起来可能有点荒谬，但我们将会在第十五章看到，对于建立一个具有上述其他优点的、有文字的工业化社会来说，来到澳大利亚的白人移民对于通常给予他们的荣誉是受之有愧的。此外，直到最近在技术上仍很原始的部族——如澳大利亚的土著和新几内亚人——只要给他们机会，一般是都能掌握工业技术的。
一些认知心理学家以巨大的努力研究了生活在同一国家的来自不同地理区域的民族之间在智商方面的差异。尤其是，有许多美国白人心理学家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试图证明，非洲裔美国黑人在智力上天生地就低于欧洲裔美国白人。然而，众所周知，用作比较的这两个民族在社会环境和教育机会方面是大不相同的。这个事实使检验智力差异引起技术差异这种假设遇到了双重的困难。首先，甚至我们成人的认知能力也要受到社会环境的严重影响，而我们在孩提时代就已经历了这样的环境，因而难以觉察先天遗传差异的任何影响。其次，认知能力的测验（和智商测验一样）往往都是测量文化学习，而不是测量纯粹的天生智力，不管这种天生智力究竟是什么东西。由于童年环境和所学得的知识对智商测验结果所产生的这些无庸置疑的影响，这些心理学家迄今为止所作的努力，都未能找到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证明非白人民族的智商中被视为当然的遗传缺陷。
我对这一争议的观点，是我和新几内亚人在他们的未受外界影响的社会里一起工作了33年的结果。从我刚开始和新几内亚人一起工作的时候，他们给我的印象是，他们通常都要比一般欧洲人或美国人更聪明，更机敏，更富表现力，对周围的事和人也更关心。对有些工作，人们完全可以认为是反映了脑功能的某些方面的，例如在脑子里对陌生环境勾画出一幅图像的能力。在做这样的工作时，新几内亚人在很大程度上显得比西方人更加出色在行。当然，对于那些西方人从小就训练去做而新几内亚人从来没有做过的工作，新几内亚人也常常做得不好。因此，来自偏远村庄的未上过学的新几内亚人在进城时，在西方人看来他们显得呆头呆脑；反之，当我和新几内亚人一起在丛林中时，我表现得连做一些简单的工作（如沿着丛林小路行走或搭建一个遮蔽物）都不能胜任。在这种时候，我始终明白，我在新几内亚人看来又是多么地呆头呆脑。对这些工作，新几内亚人从小就接受了训练，而我则从来没有。
为什么我觉得新几内亚人比西方人聪明这种印象可能是正确的，有两个理由容易得到认可。首先，几千年来，西方人一直生活在有中央政府、警察和法制的、人口稠密的社会里。在这些社会里，稠密人口中传染性的流行疾病（如天花）在历史上是导致死亡的主因，而谋杀则比较罕见，至于战争状态则是例外，而不是普遍情况。大多数逃脱了致命的传染病的欧洲人，也逃脱了其他一些潜在的死因，并把他们的基因传给后代。今天，西方大多数存活的婴儿同样逃过了致命的传染疾病，而且不管他们的智力和携带的基因如何，一样地传宗接代。相比之下，新几内亚人所生活的社会，由于人口稀少，稠密人口中发生的那些流行疾病无法形成。相反，造成新几内亚人传统的高死亡率的，是谋杀、长期的部落战争、意外事故和在获取食物中出现的问题。
在传统的新几内亚社会中，聪明人比不那么聪明的人更有可能逃脱导致高死亡率的死因。然而，在传统的欧洲社会中，流行性疾病造成的死亡率的差异与智力几乎没有任何关系，而是与取决于人体化学细节的遗传抵抗力有关。例如，血型为B或O的人比血型为A的人对天花有更强的抵抗力。就是说，促进智力基因的自然选择，在新几内亚比在人口稠密、政治上复杂的社会可能要无情得多，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对人体化学组成的自然选择反而更有效力。
关于为什么新几内亚人可能会比西方人聪明这一点，除了这种遗传上的原因，还有第二个原因。现代欧洲和美国的儿童花费大量的时间，被动地接受电视、广播和电影所提供的娱乐。在一般的美国家庭中，电视机每天开7个小时。相比之下，传统的新几内亚儿童几乎没有机会去接受这种被动的娱乐，而是把他们醒着的时间几乎全部用来从事积极的活动，如和其他儿童或成年人谈话或游戏。几乎所有的对儿童发展的研究全都强调童年刺激和活动在促进智力发展中的作用，同时着重指出了与童年刺激减少相联系的不可逆转的智力障碍。对于新几内亚人表现出来的这种较优越的一般智力作用，这种影响无疑提供了一种非遗传成分。
这就是说，就智力而言，新几内亚人可能在遗传方面优于西方人，他们在逃避对成长极其不利的条件时也肯定优于西方人，而工业化社会的大多数儿童如今就是在这种条件下长大的。当然，关于新几内亚人在智力方面的任何不利条件，没有丝毫可以用来回答耶利的问题。遗传和童年成长这两个因素，可能不仅区别了新几内亚人同西方人，而且也区别了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以及技术上原始的社会成员同一般说来在技术上先进的社会成员。因此，必须把种族主义素来的那种臆断颠倒过来。欧洲人尽管在遗传方面存在着不利条件，而且（在现代）他们在成长中也毫无疑问存在着不利条件，那么为什么他们最后却能生产出很多货物?而对于新几内亚人，尽管我相信他们具有较高的智力，但为什么他们最后在技术上还是那样原始呢?
遗传学上的解释不是对耶利问题的唯一可能的答案。另一种受到北欧人欢迎的解释是求助于想象中的气候作用，说什么他们家乡的寒冷气候对人的创造力和精力具有刺激作用，而炎热、潮湿的热带气候则对人的创造力和精力具有抑制作用。也许，高纬度的这种季节性的多变气候比不随季节变化的恒定的热带气候提出了更多的各式各样的挑战。也许，寒冷的气候要求人们为了生存必须具有更多的创造才能，因为人们必须建造保暖的住宅和缝制保暖的衣裳，而在热带人们只要有较简陋的住房并且不穿衣服就能生存下去。或者，可以把这种论点颠倒过来以得出同样的结论：高纬度地区漫长的冬季使人们有大量时间可以坐在家里搞发明创造。
虽然这种解释以前曾流行一时，但它同样经不起推敲。我们将要看到，直到最近的1000年前，北欧各民族对欧亚大陆文明没有作出过任何极其重要的贡献；他们只是由于运气好才生活在某一个地理位置上，使他们有可能接受在欧亚大陆较温暖地区发展起来的一些先进的东西（如农业、轮子、文字和冶金）。在新大陆，高纬度的寒冷地区则甚至更是人类的一个落后地区。唯一的发明了文字的印第安人社会出现在北回归线以南的墨西哥；新大陆最古老的陶器来自位于热带的南美洲赤道附近；而通常被认为在艺术、天文学和其他方面最先进的新大陆社会是在公元第一个一千年中位于热带的尤卡坦半岛和危地马拉的历史上有名的马雅社会。
对耶利的问题的第三个答案提出了所谓干燥气候下低地河谷的重要性问题，因为这种地方的高产农业依赖于大规模的灌溉系统，而这又需要有权力集中的政府机构。之所以提出这种解释，是因为有一个事实是无庸置疑的，即已知的最早帝国和书写系统出现在新月沃地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以及埃及的尼罗河流域。在世界上的其他一些地区，包括印度次大陆的印度河流域、中国的黄河和长江流域、中美洲的马雅人居住的低地和秘鲁的沿海沙漠，水利系统也似乎与中央集权的政治组织密切有关。
然而，详尽的考古研究表明，复杂的灌溉系统并不是同权力集中的政府机构一起出现，而是在过了相当一段时间之后才到来的。就是说，先是由于某种原因出现了政治集权，然后才有可能建设复杂的灌溉系统。在世界上的这些地区，在政治集权之前发生的至关重要的发展，没有一个是同江河流域或复杂的灌溉系统有任何联系。例如，新月沃地的粮食生产和乡村生活源于丘陵和山地，而不是源于低地河谷。在乡村粮食生产开始在新月沃地的丘陵地带兴旺发达之后3000年左右，尼罗河流域仍然是一个文化落后的地区。美国西南部的江河流域最后还是对灌溉农业和复杂社会起了支撑作用，但只是在有了许多为社会所依赖的发展成果之后才做到这一点的，而这些发展成果却是从墨西哥引进的。澳大利亚东南部的河谷仍然为没有农业的部落社会所占有。
然而，还有一种解释列举了使欧洲人能够屠杀或征服其他民族的直接因素——尤其是欧洲的枪炮、传染病、钢铁工具和工业制成品。这种解释是正确的，因为显而易见，这些因素都是造成欧洲人征服的直接原因。然而，这种假设是不全面的，因为它仍然只提供了确定直接原因的一种近似的（初级阶段的）解释。它使人不由得想去寻找终极原因：为什么最后带来枪炮、凶恶的病菌和钢铁的竟是欧洲人，而不是非洲人或印第安人?
至于在确定欧洲征服新大陆的终极原因方面，虽然已经取得了某些进展，但非洲仍然是一大难题。在非洲这个大陆上，原人进化的时间最长，解剖学上的现代人可能也起源于那里，那里的地方病如疟疾或黄热病使欧洲的探险者失去了生命。如果长期的领先优势有什么价值的话，那么为什么枪炮和钢铁不是首先出现在非洲，从而使非洲人和他们的病菌得以征服欧洲?同时，又用什么来说明何以澳大利亚土著未能超越使用石器的狩猎采集阶段呢?
在世界范围内对人类社会进行比较所出现的问题，曾经引起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们的极大关注。说明这方面的努力的最著名的现代例证，就是阿诺德·汤因比的十二卷本的《历史研究》。汤因比对23个先进的文明民族尤其感到兴趣，这23个民族中有22个是有文字的，19个是欧亚大陆民族。他对史前史和比较单纯的没有文字的社会兴趣较少。然而，现代世界不平等的根源却要追溯到史前阶段。因此，汤因比没有提出耶利的那种问题，也没有去认真讨论我所认为的最广泛的历史模式。其他一些研究世界史的可资利用的书，同样会把重点放在以往5000年中先进的、有文字的欧亚大陆文明民族身上；这些书都是十分简略地提到哥伦布以前的印第安人文明，除了谈到最近与欧亚大陆文明民族的相互影响外，它们对世界其余地区的讨论甚至更加简略。在汤因比的尝试后，全世界对历史因果关系的综合研究已经受到大多数历史学家的冷遇，被认为提出了一个显然难以解决的问题。
来自几个学科的专家对他们的问题提供了全球性的综合研究。尤其是一些生态地理学家、文化人类学家、研究动植物驯化的生物学家和研究传染病对历史的影响的学者们在这方面已经作出了有益的贡献。这些研究已经引起了人们对这个难题的某些部分的注意，但它们所提供的只是那一直阙如的必要而广泛的综合研究的零碎片断而已。
因此，对于耶利的问题不存在可以普遍接受的答案。一方面，这种近似的解释是清楚的：有些民族在其他民族之前就已有了枪炮、病菌、钢铁和带来政治与经济影响力的其他因素；而有些民族则根本没有过这些带来影响力的因素。另一方面，这种终极解释——例如，为什么青铜器很早就在欧亚大陆的一些地区出现，在新大陆是很晚才在局部地区出现，而在土著人的澳大利亚则从来没有出现过——仍然是不清楚的。
我们目前缺乏这种终极解释，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知识缺口，因为最广泛的历史模式仍然是这样原因不明。然而，更为严重得多的是道德缺口没有得到充填。对每个人来说，不管他是不是明目张胆的种族主义者，至为明显的是，历史上不同民族的情况是不同的。现代美国是一个按照欧洲模式创建的社会，它占有从印第安人那里掠夺来的土地，吸纳了数以百万计的作为奴隶运到美洲来的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黑人的后裔。现代欧洲却不是一个由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黑人塑造的社会，他们并没有把数以百万计的印第安人作为奴隶运入欧洲。
这种结果完全是一边倒的：这里的情况不是51％的美洲、澳洲和非洲被欧洲人征服，而49％的欧洲被印第安人、澳大利亚土著或非洲人征服。整个现代世界都是由一边倒的结果来塑造的。这些结果必须得到不容变更的解释，这些解释应该比几百年前谁碰巧打赢了某个战役或谁在某一次发明了什么东西这些细节更为基本。
假定历史模式反映了民族之间的天生差异，这似乎是合乎逻辑的。当然，我们得到的教导是，公开地这样说是不礼貌的。我们读到了一些声称证明了天生差异的专门性研究成果；我们也读到了声称这些研究具有专门性谬误的反驳意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在发生征服和奴隶贩运的几百年之后，有些被征服民族仍然构成了下层社会。我们听说，这一点同样不应归咎于任何生物学上的缺陷，而应归咎于社会不利条件和有限的机会。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得不感到疑惑。我们始终看到的是所有那些引人注目的持久不变的民族地位差异。有人向我们保证说，这种对公元1500年以来世界上的不平等所作的貌似清晰的解释是错误的，但却没有人告诉我们正确的解释是什么。在我们对历史的广泛模式有了某种令人信服的、详尽的、得到一致同意的解释之前，大多数人将继续认为，种族主义的生物学解释终究是正确的。对我来说，这似乎就是写这本书的最强有力的论点。
新闻记者总是要求作者用一句话把篇幅很长的书加以概括。对本书来说，这样的一句话就是：“不同民族的历史遵循不同的道路前进，其原因是民族环境的差异，而不是民族自身在生物学上的差异。”
当然，环境地理和生物地理影响社会发展，这并不是什么新的观念。然而在今天，这种观点已得不到历史学家们的青睐；它被认为是错误的或过分简单化的，或者被讽刺为环境决定论而不屑一顾，或者把企图了解世界范围内的差异这整个问题看得太难而束之高阁。然而，地理显然对历史产生了某种影响；有待回答的问题是这种影响的程度如何，以及地理是否能够说明历史的广泛模式。
由于有几门从表面上看似乎与人类历史毫不相干的科学学科所提供的新的知识，以新的眼光来看待这些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这些学科首先包括遗传学、分子生物学和涉及农作物及其原始野种的生物地理学；这些学科再加上涉及家畜及其原始野种的行为生态学；研究人类病菌及有关动物病菌的分子生物学；研究人类疾病的流行病学；人类遗传学；语言学；对所有大陆和主要岛屿进行的考古研究；以及对技术、文字和政治组织的历史研究。
这种学科的多样性向想要写一本书来回答耶利的问题的未来作者提出了一些问题。这样的作者必须具有包括以上各学科的广博的专业知识，这样才能把相关的各种先进知识加以综合。每个大陆的历史和史前史都必须同样地加以综合。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历史，但所用的方法则是科学的——尤其是诸如演化生物学和地质学之类历史科学的方法。这样的作者必须根据直接体验来了解一系列人类社会，从狩猎采集社会到现代的太空时代文明，都要有所了解。
这些条件初看起来似乎是要求多个作者协同工作。然而，这种办法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因为这个问题的实质是要建立一种统一的综合体系。这种考虑就规定了只能有一个作者，尽管这样做会引起种种困难。不可避免的是，这个作者为了从许多学科吸收材料将不得不浑身冒汗，并且将会需要许多同事对他进行指导。
甚至在耶利于1972年向我提出他的问题之前，我的经历已经使我涉足这些学科中的几门。我的母亲是教师兼语言学家；我的父亲是儿童遗传疾病专科医师。由于有了我的父亲做榜样，我怀着当医生的志向完成了我的小学和中学学业。在7岁时，我还成了一个狂热的观察和研究野鸟的人。因此，在我大学本科的最后一年，我很容易地就从起初想要从事医务工作这个目标转向生物研究这个目标。然而，从小学一直到大学，我的训练主要在语言、历史和写作方面。甚至在决定要取得生理学博士学位之后，我在研究院的第一年还差点放弃科学而去做一个语言学家。
1961年我完成了博士学业后，就把我的科学研究分成两个领域去进行：一个是分子生理学，一个是演化生物学和生物地理学。演化生物学是一门历史科学，只能使用一些不同于实验科学的方法，这对于我写作本书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帮助。要设计出一种研究人类历史的方法会有许多困难，但我在这方面的经验使我对这些困难了然于胸。从1958年到1962年，我在欧洲生活，我的一些欧洲朋友的生活曾经遭到20世纪历史的严重伤害，生活在他们中间使我开始更加认真地思考在历史的展开中因果链是在如何起作用的。
在过去的33年中，我作为演化生物学家的现场调查工作，使我同范围广泛的人类社会产生了密切的接触。我的专业是鸟类演化，我在南美、南部非洲、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特别是新几内亚，曾经做过这方面的研究。通过同这些地区的土著人在一起生活，我熟悉了许多技术上原始的社会，从狩猎采集社会到不久前还依靠石器的部落农民和渔民们的社会。因此，大多数有文化的人认为不可思议的、遥远的史前期生活方式，却是我的生活中最鲜明生动的部分。新几内亚尽管只占世界陆地面积的很小一部分，但它所包含的人类多样性却大得不成比例。在现代世界上的6000种语言中，有1000种只在新几内亚使用。在我研究新几内亚鸟类的过程中，由于需要用近100种新几内亚语言列出一些鸟类的俗名，我对语言的兴趣被重新激发出来了。
所有这些兴趣产生了我最近的一本书，这是对人类进化的一种非技术性的描述，书名叫做《第三种黑猩猩》。这本书的第十四章叫做《意外的征服者》，是试图了解欧洲人同印第安人接触所产生的后果。在我完成了这本书之后，我认识到无论是史前时代还是现代，民族之间的接触产生了同样的问题。我明白，我在那本书的第十四章中努力解决的问题，实质上就是1972年耶利问我的那个问题，只不过把问题搬到世界上的一个不同的地方罢了。就这样，在许多朋友的帮助下，我终于可以试一试去满足耶利的——也是我自己的好奇心。
本书分为4个部分。第一部分题为《从伊甸园到卡哈马卡》，它由3章组成。第一章提供了一次关于人类进化和历史的旋风式的旅行，从大约700万年前我们刚从类人猿分化出来时开始，一直延续到大约13000年前上一次冰期结束为止。我们将追踪人类的祖先从我们在非洲的发祥地散布到其他大陆，以便弄清楚在那些常常用“文明的兴起”一语来加以概括的事件开始前世界是什么情形。结果表明，某些大陆上的人类发展经过一段时间后取得了对其他大陆上的人类发展的领先优势。
第二章简要地考察了岛屿环境在较小的时空范围内对历史的影响，从而使我们为探究过去13000年中大陆环境对历史的影响作好准备。当大约3200年前波利尼西亚人祖先向太平洋迁移的时候，他们碰到了一些和他们原来的环境大不相同的岛屿。在几千年之内，波利尼西亚人祖先建立的这个社会在这些形形色色的岛屿上产生了一系列子社会，从狩猎采集部落到原始帝国，形形色色，应有尽有。这种辐射性进化可以起到模式的作用，用来说明自上次冰期结束以来，在不同的大陆上时间更长、规模更大、但更少为人所了解的社会辐射性进化，为什么有的成了狩猎采集部落，有的却成了帝国。
第三章通过同时代目击者的描述，再讲一讲历史上最具戏剧性的诸如此类的遭遇，从而向我们介绍来自不同大陆的各民族之间的冲突。历史上的这次遭遇是：独立的印加帝国的末代皇帝阿塔瓦尔帕在自己的整个军队的护卫下，在秘鲁城市卡哈马卡被弗兰西斯科·皮萨罗和他率领的一小撮西班牙入侵者俘虏。我们可以确定一些近似因素的锁链，正是这些因素使皮萨罗得以俘虏阿塔瓦尔帕，并在欧洲人对美洲印第安人的征服中发生了作用。这些因素包括西班牙的病菌、马匹、文化、政治组织和技术（尤其是造船和武器制造）。这种对近似原因的分析是本书中容易做到的部分；困难的部分是确定终极原因，因为正是终极原因产生了近似原因，产生了实际结果，而不是产生可能相反的结果，即阿塔瓦尔帕到马德里俘虏了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
第二部分题为《粮食生产的出现和传播》，包括第四章到第十章。这一部分专门讨论我认为是最重要的一组终极原因。第四章概述了粮食生产——即通过农业种植和畜牧来生产食物，而不是靠狩猎和采集野生食物——是如何最终产生了使皮萨罗取得胜利的直接因素。但是粮食生产的出现情况在全世界是不同的。我们将要在第五章看到，世界上某些地区的民族靠自己来发展粮食生产；另一些族群在史前期从这些独立的粮食生产中心学会了粮食生产；还有一些族群在史前期既不发展粮食生产也不从别处学会粮食生产，而是直到现在仍然过着狩猎采集生活。第六章研究了只是在某些地区促使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向粮食生产转变的诸多因素。
接着，第七、八、九章说明在史前时代农作物和牲畜是如何从原来的野生植物和动物经过驯化而来的，而做这种驯化工作的早期农民和牧人连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可以用作驯化的当地一批批动植物在地理上的差异，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只有几个地区成为独立的粮食生产中心，为什么粮食生产在某些地区比在另一些地区出现得早。从原来的这几个中心，粮食生产向某些地区的传播比向另一些地区的传播要迅速得多。造成粮食生产传播速度差异的一个重大因素原来竟是大陆的轴线方向：欧亚大陆主要是东西向，而美洲和非洲则主要是南北向（第十章）。
因此，第三章概述了欧洲征服美洲印第安人的直接因素，第四章则概述了这些因素从粮食生产这个终极原因发展而来。第三部分（《从粮食生产到枪炮、病菌与钢铁》，第十一章到第十四章）从密集人口所特有的病菌的演化开始，对从终极原因到近似原因的联系进行了考察（第十一章）。欧亚大陆的病菌杀死的印第安人和其他非欧亚大陆民族，比欧亚大陆的枪炮或钢铁武器所杀死的要多得多。相反，在新大陆，很少有或根本没有任何危险的病菌在等待未来的欧洲征服者。为什么病菌的交流这样不相等?在这里，近来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成果在把病菌和粮食生产的出现相联系方面是富于启发性的，而这两者的联系在欧亚大陆要远远超过美洲。
另一条因果链是从粮食生产到文字，文字可能是过去几千年中最重要的一项发明（第十二章）。在人类历史上，文字只经历过少数几次进化，而发明文字的地区又是各自区域中粮食生产出现最早的地方。所有其他有文字的社会也都经历了同样的进化，或者是由于文字的传播，或者是由于文化的传播，而这种文化又是来自最初的少数几个中心之一。因此，对于研究世界史的人来说，文字这一现象对研究另一组重要的因果关系尤其有用，即地理对思想和发明的传播的方便程度所具有的影响。
适用于文字的情况也适用于技术（第十三章）。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技术创新是不是完全依赖于少数发明家——天才，依赖于许多具有特质的文化因素，以致不可能去了解技术的世界模式。事实上，我们将会看到，奇怪的是，大量的这类文化因素使了解技术的世界模式变得更容易了，而不是变得更困难了。粮食生产使农民能够生产出多余的粮食，从而使农业社会得以养活专职的从事手工艺的专门人材，因为这些人的工作不是种植他们自己吃的粮食，而是发展技术。
除了养活抄写员和发明家外，粮食生产还使农民能够养活政治家（第十四章）。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流动人群相对而言都是平等主义者，他们的政治活动范围局限于自己的地区以及改变与邻近人群的结盟关系。随着稠密的、定居的、从事粮食生产的人口的出现，酋长、国王和官员也出现了。这种行政体系不但对管理幅员广阔、人口众多的领地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对维持常备军、派遣探险舰队和组织征服战争也是至关重要的。
第四部分（《在5章中环游世界》，第十五章至第十九章）把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所讲的内容应用于每个大陆和一些重要的岛屿。第十五章研究了澳大利亚本身的历史，以及原来和澳大利亚相连、属于同一大陆的新几内亚这个大岛的历史。澳大利亚是近代技术最简陋的人类社会的所在地，也是其自身没有发展粮食生产的唯一大陆。澳大利亚的情况是对关于人类社会的洲际差异理论的一次决定性检验。我们将会看到，甚至在邻近的新几内亚的大多数族群成了粮食生产者的时候，为什么澳大利亚的土著却仍然以狩猎采集为生。
第十六章和第十七章把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的发展结合成整个地区的一幅画面，这个地区包括东亚大陆和太平洋诸岛。中国粮食生产的出现，引起了史前期的人口或文化特征的几次大迁移，或两者的同时迁移。其中有一次迁移发生在中国本土，造成了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中国这个政治和文化现象。另一次迁移在几乎整个热带东南亚地区导致了最后来自中国南部的中国农民取代了以狩猎采集为生的本地人。还有一次迁移是南岛人的扩张，这次迁移同样取代了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以狩猎采集为生的本地人，并扩大到最遥远的波利尼西亚诸岛，但未能在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大部分地区殖民。对研究世界史的人来说，东亚和太平洋各民族之间发生的所有这些冲突具有双重的重要性：这些冲突形成了现代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生存的国家，在这些国家中，经济权力正日益集中；这些冲突还为了解世界其他地方一些民族的历史提供了特别清晰的模式。
第十八章又回到第三章里提出的问题，即欧洲民族和美洲印第安人之间的冲突。总结一下新大陆和欧亚大陆西部地区过去13000年的历史，可以弄清楚欧洲对美洲的征服只不过是两条漫长的通常互不相干的历史轨迹的顶点。这两条轨迹的差异表现在这两个大陆在可驯化的动植物、病菌、定居年代、大陆轴线走向以及生态障碍方面的差异。
最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历史（第十九章）与新大陆的历史不但存在着悬殊的差异，而且也具有显著的相似之处。造成欧洲人与非洲人的冲突的那些因素，同样造成了欧洲人与印第安人的冲突。结果，欧洲人的征服并没有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建立大片的或长期的殖民地，只有非洲的南端是例外。具有更持久意义的是非洲内部大规模的人口转移，即班图人的扩张。这都是由许多同样的原因引发的，也就是在卡哈马卡、在东亚、在太平洋诸岛以及在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自始至终都在发生作用的那些原因。
我不抱任何幻想，以为本书已成功地说明了各大洲过去13000年的历史。显然，要想在一本书里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即使我们真正地了解所有这些答案，我们也不可能做到，何况我们并不了解呢。至多，本书确定了几组环境因素，我认为这些因素提供了对耶利的问题的大部分答案。承认这些因素也就是突出了原因不明的剩下来的几个问题，而了解这些问题则是将来要做的事。
后记题为《人类史作为一门科学的未来》，列出了剩下来的几个问题，包括欧亚大陆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问题，与环境无关的文化因素的作用，以及个人的作用。也许，这些未解决的问题中最大问题是确立人类史作为一门历史科学的地位，就像演化生物学、地质学和气候学这类已经得到承认的历史科学一样。对人类历史的研究的确会碰到一些真正的困难，但这些已经得到承认的历史科学也碰到一些同样的挑战。因此，在这些不同领域中发展起来的方法在人类史这个领域中也可能证明是有用的。
然而，我希望我已经使读者相信，历史并不“就是一个又一个讨厌的事实”，就像一个愤世嫉俗者说的那样。的确存在着适用于历史的广泛模式，而寻找对这些模式的解释不但令人陶醉，也是大有裨益的。图1. 新几内亚北部沿海低地（锡亚尔岛）的妇女和儿童图2. 帕伦——新几内亚福雷族高地人。第二—五幅是我的4个新几内亚朋友，我谨以此书献给他们。图3. 伊萨——新几内亚福雷族高地人图4. 卡里尼加——新几内亚南部图达辉族低地人图5. 索阿卡里——新几内亚北部沿海低地人图6. 一个新几内亚高地人图7. 澳大利亚土著平图派族（澳大利亚中部）的一个男人图8. 澳大利亚阿纳姆兰（澳大利亚北部）土著图9. 塔斯马尼亚土著妇女，欧洲人到达前出生的最后一批幸存者之一。图10. 西伯利亚通古斯妇女图11. 日本人：庆祝59岁生日的明仁天皇图12. 收割稻子的日本妇女。第12幅和第13幅均为说南岛语的人。图13. 瓜哇岛以东7000英里处热带太平洋中拉帕岛上的波利尼西亚妇女图14. 挖竹笋的中国女孩图15. 北美印第安人：大平原波尼部落斑点马酋长图16. 又一北美印第安人：美国西南部纳瓦霍族妇女图17. 南美洲北部热带地区的奥亚纳族印第安男人。第17—20幅均为南美洲印第安人。图18. 南美洲北部热带地区的雅诺马马族印第安女孩图19. 南美洲南端弗伊治亚族印第安男人图20. 南美洲安第斯高原的盖丘亚族印第安男人图21. 西欧（西班牙）男人。第21—24幅为欧亚大陆西半部说印欧语的人。图22. 又一西欧人：法国前总统夏尔·戴高乐图23. 上：两个斯堪的纳维亚妇女（瑞典女演员英格丽·褒曼和她的女儿）下：西亚亚美尼亚男人图24. 中亚阿富汗士兵图25. 非洲南部博茨瓦纳卡拉哈里沙漠科伊桑妇女图26. 非洲南部博茨瓦纳卡拉哈里沙漠科伊桑男人图27. 赤道非洲伊图里森林俾格米女孩图28. 赤道非洲伊图里森林的一群俾格米人图29. 说一种尼罗撒哈拉语的东非人：苏丹的努埃尔人图30. 说一种阿非罗-亚细亚语的东非人：埃塞俄比亚的海尔·格布雷斯拉西，在1996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男子1万米赛跑中稍稍领先于肯尼亚的保罗·特格特而获得冠军。图31. 说一种非班图语言的尼日尔的东非人：苏丹的赞德族妇女图32. 一个说班图语言的尼日尔-刚果人：南非前总统纳尔逊·曼德拉
第一部分 从伊甸园到卡哈马卡
第一章 走上起跑线
用以比较不同大陆的历史发展的合适起点是公元前11000年左右。这个年代大致相当于世界上一些地区村社生活的开始。这时，美洲毫无疑问已第一次有人定居，更新世和上一次冰期已经结束，地质学家所说的全新世已经开始。在那个年代的几千年内，动植物的驯化至少在世界上的一个地方开始了。从那时起，某些大陆上的族群是否已经比其他大陆上的族群领先一步或处于明显优势呢?
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这种领先优势经过13000年的扩大，也许可以为耶利的问题提供答案。因此，这一章将要对各大陆的人类历史进行一次旋风式的旅行，从我们作为一个物种的起源开始，经过几百万年，直到13000年前。这一切现在将要浓缩在不到25页的篇幅里。当然，我对细节忽略不计，只谈谈在我看来与本书最相关的一些趋势。
我们活着的近亲是现存的3种类人猿：大猩猩、普通黑猩猩和矮脚黑猩猩（也叫倭黑猩猩）。这3种猩猩只生活在非洲，那里又有丰富的化石证据，这就表明人类初始阶段的演化是在非洲进行的。人类的历史与动物的历史分道扬镳，大约在700万年前开始于非洲（据估计在500万至900万年之前）。约当此时，非洲猿的一个种群分成了几个种群，其中一支继续演化成现代大猩猩，一支演化成两种现代黑猩猩，还有一支则演化成人类。大猩猩这一支的分化显然稍早于黑猩猩与人类之间的分化。
一些化石表明，我们的直系祖先到了大约400万年前基本上已能直立，然后在大约200.5万年前身体开始长高，相对脑容量开始增大。这些原人通常叫做非洲南方古猿、能人和直立人，他们显然是按照这个顺序进行演化的。虽然大约在1.7百万年前即已达到了直立人这个阶段，但直立人也只是在身材方面和现代人接近，他的脑容量几乎仍然不到我们的一半。石器在大约2.5百万年前已很普遍，但它们仍然不过是最粗糙的石片和石头砍凿器。就动物学上的含意和鉴别来说，直立人已不再是猿了，但与现代人仍相去甚远。
人类在这方面的全部历史，在人类于大约700万年前起源后的最初500万或600万年中，仍然局限于非洲。首先走出非洲的人类祖先是直立人，这已从东南亚爪哇岛上发现的化石得到证明，这些化石通常称之为爪哇人（见图1.1）。年代最久远的爪哇“人”化石——当然，它们实际上可能是爪哇女人的化石——其年代通常被认为约100万年前。然而，最近有人认为，其年代实际上是1.8百万年前。（严格地说，直立人这个名称属于这些爪哇化石，而归入直立人一类的非洲化石也许应该有一个不同的名称。）目前，对于欧洲人类公认的最早证据产生在大约50万年前，但也有人认为时间可能更早。人们当然可以假设，人类既然可以移居亚洲，自然也可以移居欧洲，因为欧亚大陆是一个大陆板块，没有什么重大屏障把它分隔开。图1.1 人类在全世界的扩张
这说明了一个将在本书中反复出现的问题。每当某个科学家宣布发现了“最早的X”——不管这个X是欧洲最早的人类化石，是墨西哥引种归化的玉米的最早证据，或是任何地方最早的任何东西——这一宣布又刺激了其他科学家去发现更早的东西以便更胜一筹。事实上，必定有某个真正“最早的X”，而所有宣布的更早的X都是假的。然而，我们将会看到，几乎对于任何X来说，对所谓更早的X每年都会有新的发现和宣布，并驳斥了前几年所宣布的某些或全部更早的X。对这类问题，常常要花几十年时间去仔细探究，考古学家们才能达成共识。
到了大约50万年前，人类化石的头骨变得较大、较圆、也较少棱角，这已和较早的直立人的骨骼有所不同。50万年前的非洲人和欧洲人的头骨与我们现代人的头骨已相当近似，所以被归入我们智人这一类，而不是归入直立人一类。这种区别是带有任意性的，因为智人是从直立人演化而来的。然而，这些初期的智人在头骨的细节上仍和我们不同，他们的脑容量比我们的小得多，他们的制造物和行为更是明显地和我们不同。现代的制造石器的民族，如耶利的曾祖父这一辈人，会对50万年前的石器嗤之以鼻，认为极其粗糙。对于如今可以有把握证明的我们祖先当时的文化业绩，唯一可以用浓墨重彩加上一笔的是火的使用。
最初的智人除了他们的残骸和那些粗糙的石器外，没有给我们留下艺术品、骨器或其他任何东西。澳大利亚仍然没有人类，这原因显而易见：从东南亚到达那里必须乘船。在美洲也没有人类，因为可能要等到占据欧亚大陆最靠近美洲的地方（西伯利亚）先有人烟，可能还需要造船技术。（现在分隔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的白令海峡，随着冰期海平面的不断升降，有时是一片海峡，有时是一座洲际陆桥。）然而，无论是造船或是在寒冷的西伯利亚生存，对最初的智人来说仍然是力所不及的。
从50万年前往后，非洲和亚欧大陆西部的人类彼此之间以及和东南亚人类之间，从骨骼的细节来看在继续分化。从13万到40万年前，欧洲和亚洲西部人口的集中体现是特别众多的骨骼化石，他们被认为是尼安德特人，有时被归入一个单独的人种——尼安德特人。尽管尼安德特人在许多漫画里被描绘成住在洞穴里像猿一样的野蛮人，但他们的脑却比我们的还要稍大一些。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他们还是第一批懂得埋葬死者、照顾病人的人。然而，同现代新几内亚人的磨光石斧相比较，他们的石器仍显得粗糙，他们还不曾造出形制标准、形状多样、每件都有其明确功用的工具来。
现在保存下来的、与尼安德特人同时的少数几个非洲人的骨骼残片，与其说像尼安德特人的骨骼，不如说更像我们现代人的骨骼。我们知道，甚至更少的东亚人的骨骼残片被保存了下来，但他们似乎与非洲人和尼安德特人也不相同。至于当时的生活方式，保存得最好的证据是非洲南部一些遗址上堆积的石头制品和被捕食动物的残骨。虽然这些10万年前的非洲人和与他们同时代的尼安德特人相比，他们的骨骼更像现代人的骨骼，但他们所制造的石器基本上和尼安德特人的石器同样粗糙，仍然缺乏标准的形制。他们也没有任何保存下来的艺术品。从他们捕食的各种动物的骨头这个证据来看，他们的狩猎技巧平常，他们主要捕杀那些易于捕杀、毫无危险的动物。他们还不曾干过猎杀野牛、野猪和其他危险猎物的事。他们甚至不会捕鱼：在他们的紧靠海岸的遗址中没有发现鱼骨和鱼钩。他们和同时代的尼安德特人仍然不能算作完全的人。
人类历史终于在大约5万年前开始了，也就是在我所说的“大跃进”时期。这种大跃进的最早的明确迹象是在东非遗址出土的标准石器和第一件保存完好的首饰（鸵鸟蛋壳做的珠子项链）。同样的情况不久又出现在近东和东南欧，然后（约4万年前）又出现在西南欧，那里大量的人工制品与称作克罗马努人的完全现代人的骨骼一起被发现了。此后，保留在考古遗址中的人类遗物变得越来越令人关注，使人毫不怀疑我们正在与之打交道的是在生物学上和行为上的现代人。
在克罗马努人的遗物堆积中不仅有石器，而且还有骨器。骨器易于成形（如做成鱼钩）这一点显然是以前的人所没有认识到的。有些工具做成了各种不同的特殊形状，就像现代的工具一样，有针，有锥子，有雕刻工具，还有其他等等，对它们的功用我们全都一目了然。出土的不仅仅是单件工具，如手持的刮削器，出土的还有多件组合的复合工具。在克罗马努人遗址上可以认出来的复合武器包括鱼叉、梭镖投掷器，最后还有弓箭，这些都是步枪和其他现代复合武器的前身。这些能在安全距离内进行捕杀的有效手段可以用来猎取犀牛、大象之类的危险猎物，而发明了用来结网、做钓鱼线和陷阱的绳子，就使我们的饮食又增加了鱼和鸟这样的美味。房屋和缝制服装的残迹，证明了人类在寒冷气候下生存的能力大大提高了，而残留的首饰和仔细埋葬的骸骨，则表明了革命性的审美观和精神层次上的发展。
在一直保存完好的克罗马努人的物品中，最著名的是他们的艺术作品：壮丽的洞穴壁画、雕像和乐器，这些东西我们今天仍然当作艺术品来欣赏。任何人只要到法国西南部拉斯考洞穴去一趟，看看那里画的和实物一样大小的野牛和野马，直接体验一下壁画所产生的那种难以抗拒的力量，他立刻就会了解，壁画的创作者不仅在形骸上而且在心灵上必定都已现代化了。
显然，从大约10万年到5万年前，我们祖先的能力发生了某种重大的变化。那次大跃进提出了两个未解决的主要问题，即其触发原因及发生地点问题。至于原因问题，我曾在《第三种黑猩猩》一书中主张，是喉的完善为现代语言提供了解剖学的基础，而发挥人的创造力是要大大依靠语言的。而另外一些人则提出，在当时脑容量不变的情况下脑组织发生的变化，使现代语言成为可能。
至于这个大跃进发生的地点问题，它是不是发生在某一个地理区域，发生在某一群人当中，因而使他们能够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并取代了世界上其他地方以前的那些人?或者，它是不是在不同地区同时发生，而今天生活在这每一个地区的人可能就是大跃进前生活在该地区的人的后代?在非洲出土的、看上去相当现代的、大约10万年前人的头骨，一直被用来支持前一种观点，认为大跃进明确地发生在非洲。（对所谓线粒体DNA的）分子研究起初也是用现代人发源于非洲这种说法来解释的，虽然这些分子发现的含义目前仍然值得怀疑。另一方面，千百万年前生活在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人的头骨，则被一些体质人类学家认为分别显示了仍可在现代中国人和澳大利亚土著居民身上发现的一些特征。果真如此，那么这一发现可能表明现代人的平行演化和发源于多个地区，而不是发源于一个伊甸园，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主张现代人发源于一个局部地区，接着向外扩散，到后来又取代了其他地方的人，这方面最强有力的证据似乎是在欧洲。大约4万年前，克罗马努人带着他们现代人的体格、优良的武器和其他先进的文化特征进入欧洲。不出几千年，尼安德特人不复存在，虽然几千年来，他们作为欧洲唯一的居民，一直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这个结果有力地表明了，现代的克罗马努人以某种方式利用他们的远为优良的技术和他们的语言技能或智慧，用病菌传染、杀害或取代了尼安德特人，而又很少或根本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尼安德特人和克罗马努人之间的混合现象。
这种大跃进同我们的祖先在欧亚大陆定居以来第一次被证实的人类地理的重大扩张，在时间上不谋而合。这次扩张包括占据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这两个地方在当时还连在一起成为一个大陆。许多用碳－14测定的遗址证明，从4万年到3万年前（还有那照例必有的对正确性提出质疑而认为时间多少要早一些的主张），人类已在澳大利亚/新几内亚出现了。从开始有人居住的很短时间内，人类已扩散到整个大陆，并对那里形形色色的栖息地，从新几内亚的热带雨林和高山地区，到澳大利亚干燥的内陆和潮湿的东南角，都已能适应。
在冰川时代，海洋中大量的水被锁闭在冰川中，因此全世界海平面要比现在低几百英尺。结果，现在亚洲和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婆罗洲、爪哇和巴厘这些岛屿之间的浅海当时成了干燥的陆地。（其他一些水浅的海峡如白令海峡和英吉利海峡情况也是如此。）东南亚大陆边缘比现在的位置要往东700英里。然而，在巴厘岛和澳大利亚之间的印度尼西亚中部诸岛仍然为一些深水海峡所包围和分隔。那时候，要从亚洲大陆到达澳大利亚/新几内亚，仍然需要渡过至少8个海峡，其中最宽的一个海峡至少有50英里宽。被大多数这样的海峡分隔开的岛屿彼此隔海相望，但从澳大利亚看不见印度尼西亚，即使最近的岛屿——帝汶岛和塔宁巴岛。因此，对澳大利亚/新几内亚的占有是一个重大事件，因为那需要有水运工具，因此这一点显然提供了关于历史上使用水运工具的最早证据。直到大约3万年后（13000年前）才有了除地中海外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出现了水运工具的有力证据。
起先，一些考古学家认为，向澳大利亚/新几内亚移居可能是意外的结果：有几个人在印度尼西亚的一个岛屿旁的木筏上捕鱼时被卷入海中。有一个极端的设想把首批移民描绘为其中有一个怀有男性胎儿的年轻孕妇。但是，相信这种偶然移民论的人却由于最近的一些发现而大吃一惊，这些发现表明，到了大约35000年前，在新几内亚东面还有一些岛屿紧接在新几内亚本土之后也有人移居了。这些岛屿是俾斯麦群岛中的新不列颠岛和新爱尔兰岛，以及所罗门群岛中的布喀岛。布喀岛即使从西边最近的岛屿也无法看到，因此到达这个岛屿的唯一办法就是渡过大约100英里宽的水口。因此，早期的澳大利亚人和新几内亚人可能是有意识地渡水前往一些看得见的岛屿，同时由于经常使用水运工具，他们不断地在无意中抵达了甚至看不见的、遥远的岛屿。
除了人类自到达欧亚大陆以来第一次使用水运工具和扩大活动范围外，对澳大利亚/新几内亚移民还与另一个重大的第一次联系在一起：人类第一次大规模灭绝大型动物物种。今天，我们把非洲看作是大型哺乳动物的大陆。现代欧亚大陆也有许多种大型哺乳动物（虽然数量显然没有非洲塞伦格蒂大平原上的那样多），如亚洲犀、大象和老虎，以及欧洲的驼鹿、熊和（在古典时期前的）狮子。今天的澳大利亚/新几内亚没有同样的大型哺乳动物，事实上连大于100磅重的袋鼠的哺乳动物也没有了。但澳大利亚/新几内亚以前也曾有过它自己的一批多种多样的大型哺乳动物，包括大袋鼠，和其状如犀、其大如牛、叫做古草食有袋动物的有袋类动物，以及有袋类的“豹”。它以前还有一种体重400磅状如鸵鸟的不会飞的鸟，以及一些大得吓人的爬虫，包括一种一吨重的蜥蜴、一种巨蟒和陆栖鳄鱼。
澳大利亚/新几内亚的所有这些巨型动物在人类到达后全都消失了。虽然对于这些动物灭亡的确切时间一直存在争议，但有几个澳大利亚考古遗址，其年代绵延几万年之久，动物遗骨沉积惊人地丰富，在经过仔细地发掘之后，竟没有发现有关过去35000年中现已灭绝的巨型动物的一丝痕迹。因此，这种巨型动物大概在人类到达澳大利亚不久后就灭绝了。
如此众多的大型动物几乎同时消失这一点引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什么造成了这种情况?一个显而易见的可能答案是：它们被首批到达的人类杀光了或间接消灭了。请记住：澳大利亚/新几内亚的动物曾经在没有人类猎杀的情况下演化了几百万年。我们知道，加拉帕戈斯群岛和南极的鸟类和哺乳动物同样也是在没有人类的情况下演化的，并且直到现代才看见了人，所以今天仍然温顺得不可救药。如果不是环境保护主义者采取了保护性措施，它们可能已经很快灭绝了。在其他一些最近才发现的岛上，由于保护措施没有很快实施，消灭动物的事的确发生了：一个这样的受害者就是毛里求斯岛的渡渡鸟，渡渡鸟实际上已成了一种绝种的象征。我们现在还知道，在史前时代已有人移居的、如今得到详细研究的每一个海洋岛屿上，人类的移居导致了一阵灭绝动物的行动，这个行动的受害者包括新西兰的恐鸟、马达加斯加岛的大狐猴和夏威夷的不能飞翔的巨型野鹅。正像现代人向不知害怕的渡渡鸟和海岛海豹走过去并把它们杀死一样，史前人大概也是向不知害怕的恐鸟和大狐猴走过去并把它们杀死的。
因此，关于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的巨型动物消失的一个假设是，它们在大约4万年前遭到了同样的命运。相形之下，倒是非洲和欧亚大陆的大多数大型哺乳动物活到了现代，因为它们已和原人一起共同进化了几万年或几百万年。因此，由于我们祖先开始时并不高明的狩猎技巧提高得很慢，它们就有了充裕的时间来逐步形成对人类的恐惧。对渡渡鸟、恐鸟，也许还有澳大利亚/新几内亚的巨型动物来说，它们的不幸是在毫无演化准备的情况下，突然遭遇了入侵的、狩猎技巧已经充分发展起来的现代人。
然而，就澳大利亚/新几内亚的情况而言，对这种所谓过度猎杀的假设也并非没有人提出异议。一些持批评意见的人强调指出，迄今还不曾有人用文献证明这是澳大利亚/新几内亚某种绝种的巨型动物的遗骨，也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它是被人杀死的，或甚至曾经同人类生活在一起。为过度猎杀的假设进行辩护的人则回答说：如果这种灭绝行动完成得十分迅速，而且是在很久以前，例如大约4万年前的几千年内就完成了，那么你几乎不可能找到猎杀的遗址。那些持批评意见的人则回敬以一种相反的理论：这些巨型动物是死于气候的变化，例如在本已长期干旱的澳洲大陆发生了严重的旱灾。这方面的争论仍在继续。
就我个人来说，我无法理解的是，澳大利亚巨型动物在其澳大利亚的几千万年的历史中何以历经无数的干旱而不死绝，后来却决定几乎同时倒毙（至少在几百万年这个时间范围内），而时间又正好和第一批人类到达的时间碰巧一致。这些巨型动物灭绝的地方不仅有澳大利亚中部的干旱地区，而且还有潮湿的新几内亚/澳大利亚东南部地区。它们灭绝于一个个栖息地，从沙漠地带到冷雨林和热带雨林，无一例外。因此，在我看来，极有可能的是，这些巨型动物确实是被人消灭的，直接地（被杀来当食物）和间接地（由于人为引起的火灾和栖息地的改变）。但是，过度猎杀的假设也好，气候变化的假设也好，不管哪一个假设证明是正确的，我们将会看到，澳大利亚/新几内亚所有大型动物的消失对其后的人类历史带来了严重的后果。这些动物绝种了，本来可以用来驯化的所有大型野生动物也就被消灭了，这就使澳大利亚土著和新几内亚人再也没有一种属于本地的家畜了。
因此，人类移居澳大利亚/新几内亚差不多到大跃进的时候才实现。随后接着发生的人类活动范围的又一次扩张，是进入欧亚大陆的最寒冷地区。虽然尼安德特人生活在冰川时代，对寒冷的气候已经适应，但他们再没有向北进一步深入，只到德意志北部和基辅为止。这并不奇怪，因为尼安德特人显然没有针，没有缝制的衣服、温暖的住房以及其他为在最寒冷气候中生存所必不可少的技术。从解剖学看，确实掌握了这种技术的现代民族，在大约2万年前进入西伯利亚（对此通常都有一些认为时间还要早得多的说法）。这一扩张可能就是欧亚大陆长毛象和长毛犀绝种的原因。
随着人类在澳大利亚/新几内亚的定居，现在人类已占据了可以居住的5个大陆中的3个。（在本书中，我始终把欧亚大陆算作一个大陆，我没有把南极大陆计算在内，因为南极大陆直到19世纪才有人到达，而且从来没有任何自给自足的居民。）这样就只剩下两个大陆：北美洲和南美洲。它们无疑是最后两个有人定居的大陆，这原因很明显，因为从旧世界到达美洲要么用船（甚至在印度尼西亚直到4万年前才有证据表明已有了船，而欧洲要晚得多才有船）去渡海，要么得先占有西伯利亚（直到大约2万年前才有人居住）以便通过白令陆桥。
然而，不能肯定的是，在大约14000年前到35000年前这段时间里，美洲究竟于何时第一次有人移居。美洲最古老的没有争议的人类遗存是公元前12000年左右的阿拉斯加遗址，随后是加拿大边界以南的美国和墨西哥的大量遗址，时间是公元前11000年以前的几百年。后一种遗址称为克罗维遗址，是按照新墨西哥州克罗维城附近的那种类型的遗址命名的。这些遗址上具有代表性的巨大的石制矛头第一次得到确认。现在已知有数以百计的克罗维遗址散布在北美南部的美国本土全部48个州，往南直到墨西哥。在那以后不久，关于存在人类的没有争议的证据出现在亚马孙河地区和巴塔哥尼亚高原。这些事实提供了这样的解释，即克罗维遗址用实际材料证明了美洲第一次有人移居，这些人迅速繁衍、扩张，布满了这两个洲。
人们开始时会感到惊讶：克罗维的子孙们竟能在不到1000年的时间里到达美加边界以南8000英里处的巴塔哥尼亚高原。然而，说得简单一点，就是平均每年只向前推进8英里，这对于那些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人来说简直是小事一桩，因为他们平常在寻找食物时，在一天之内也可能走这么远的距离。
人们开始时同样会感到惊讶：美洲显然很快就布满了人，所以他们就有目的地不断往南朝巴塔哥尼亚高原推进。如果人们停下来考虑一下实际人数，这种人口增长也就不足为奇了。如果美洲最终容纳以狩猎采集为生者的人数，达到平均人口密度稍低于每平方英里一个人（对于现代的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高的值），那么整个美洲地区最终就能容纳1000万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但是，即使最初的移民只有100个人，而他们的人数以每年百分之一点一增加，那么，不出1000年，人口最高可达1000万人。每年百分之一点一的人口增长率又是小事一桩：在现代，当人们向处女地移民，就像英国皇家海军“邦蒂”号上的反叛者和他们的塔希提妻子向皮特凯恩岛移民那样，曾经观察到的人口增长率高达每年4.3％。
克罗维猎人在到达后的开头几百年内留下的大量遗址，类似于得到考古证明的有关毛利人祖先在较晚近时期发现新西兰后所留下的大量遗址。解剖学上的现代人在更早得多的时候已经向欧洲移民以及在澳大利亚/新几内亚定居，有关这方面的大量遗址也已得到了证明。这就是说，关于克罗维现象及其在美洲扩展的每一件事，都是和对历史上其他一些没有争议的向处女地移民的发现是一致的。
克罗维遗址突然出现在公元前11000年前的几百年中，而不是出现在公元前16000或21000年前的几百年中，这可能会有什么意义呢?请记住：西伯利亚终年严寒，在更新世冰期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里，连绵不断的冰原在整个加拿大成了无法通行的障碍。我们已经看到，对付严寒所需要的技术，要到解剖学上的现代人在大约4万年前大批进入欧洲之后才出现，而人类向西伯利亚移民还要晚2万年。最后，这些早期的西伯利亚人到了对面的阿拉斯加，或是由海路渡过白令海峡（甚至在今天也只有50英里宽），或是在白令海峡还是干燥陆地的冰川时代徒步走过去的。白令陆桥在其几千年的间歇存在期间可能宽达1000英里，覆盖着一望无际的苔原，适应了寒冷条件的人是容易越过的。最近一次，当大约公元前14000年后海平面上升时，陆桥被水淹没，又一次成了海峡。不管这些早期的西伯利亚人是徒步走到阿拉斯加的还是划船过去的，阿拉斯加有了人迹的最早的可靠证据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2000年左右。
在那以后不久，加拿大的冰原上出现了一条由北向南的没有冰雪的走廊，使首批阿拉斯加人得以从中通过，来到了现代加拿大城市埃德蒙顿周围的北美大平原。这就为现代人消除了阿拉斯加和巴塔哥尼亚高原之间最后的严重障碍。埃德蒙顿的这些开路先锋们可能发现大平原上到处都是猎物。他们就在这里繁衍生息，他们的人数增加了，于是逐步地向南扩散，最后占据了整个西半球。
克罗维现象的另一个特征和我们关于加拿大冰原以南首次出现了人类这一推测不谋而合。和澳大利亚/新几内亚一样，美洲原来也是到处都有大型哺乳动物。大约在15000年前，美洲西部的情形很像今天非洲塞伦格蒂大平原，有成群的大象和被狮子及猎豹追逐的野马，还有许多诸如骆驼和巨型地懒之类的奇异动物。正和在澳大利亚/新几内亚一样，在美洲大多数这样的大型哺乳动物也灭绝了。这些动物的灭绝在澳大利亚大概发生于3万年前，而在美洲则发生在大约17000年到12000年前。这些已经灭绝的美洲哺乳动物留有大量的骨骼，其年代也已得到精确的测定，因此可以确认它们的灭绝发生在公元前11000年左右。也许，灭绝时间测定得最精确的两种动物是沙斯塔的地懒和大峡谷地区哈林顿的石山羊；这两种动物的种群在公元前11100年前后的一两百年内就消失了。不管是否是由于巧合，这个年代同克罗维的猎人到达大峡谷的年代是一致的，即使有误差，也是在实验的许可范围之内。
在许多毛象骨骼的肋骨之间都嵌着克罗维人的矛头，这一发现表明，上述年代的一致并非巧合。克罗维的猎人们在美洲向南推进，遇到了以前从未见过人的大型动物。他们可能发现这些美洲动物很容易杀死，于是就把它们消灭了。一种相反的理论说，美洲的大型动物之所以灭绝，是由于上一次冰期结束时发生的气候变化，而这一气候变化（对现代古人类学家来说，是解释混乱）也是发生在公元前11000年左右。
关于美洲大型动物灭绝的气候理论和关于澳大利亚/新几内亚大型动物灭绝的气候理论，就我个人而言，是同一个问题。美洲的这些大型动物已经熬过了前面的二十二次冰期。为什么它们中的大多数却要在面对所有这些可能无害的人类时选定第二十三次冰期一齐死去呢?为什么它们在所有栖息地都消失了，不仅在那些缩小了的栖息地消失了，而且也在上一次冰期结束时大大扩大了的栖息地消失了?因此，我推测这是克罗维猎人干的，但这一争论仍然没有解决。不管哪种理论证明是正确的，本来可以由美洲土著驯养的大多数种类的大型野生哺乳动物从此被消灭了。
同样没有解决的问题是：克罗维猎人是否真是最早的美洲人。事情总是这样：每当有人宣布发现了什么最早的东西时，就会不断地有人作出新的宣布，说是在美洲发现了克罗维人以前的人类遗址。每一年，这些新的宣布中总有几项在当初作出时的确显得令人信服而又激动人心。接着，关于如何去解释这些发现，这个不可避免的问题产生了。所报道的在遗址中发现的石器真的是人工打造的，或者不过是天然的特定形状的石块?所报道的用碳-14测定法测定的年代真的很正确，而不会由于可能困扰碳-14测定法的许多难题中的任何一个难题而变得毫无价值呢?如果这些年代是正确的，那么它们是不是真的和人类的制品有关，而不恰好是一块15000年的木炭落在了实际上是在9000年前打造的一个石器旁边?
为了说明这些问题，请考虑一下下面的一个常被引用的所谓比克罗维更早的发现的典型例子。在巴西的一个叫做佩德罗弗拉达的岩棚上，一些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些无疑是人画出来的洞穴壁画。他们还发现，在一处悬崖的底下有一堆堆石头，其中有些石头的形状表明它们可能是一些粗糙的石器。此外，他们还在无意中发现了一些被认为是炉灶的东西，里面烧过的木炭用碳-14测定法测得的年代是大约35000年前。关于佩德罗弗拉达的论文被发表在权威的有高度选择性的国际科学杂志《自然》上。
但是，在那悬崖底下的那些石头中，没有一块石头像克罗维人的矛头和克罗马努人的石器那样一眼就可看出是人类制造的工具。如果几十万块石头在几万年的过程中从高高的悬崖上落下，其中有许多在撞击下面的石头时变成了屑片和碎裂开来，有些会碰巧像人工削凿成的粗糙的石器。在西欧和亚马孙河地区的其他地方，考古学家们用碳-14测定法测定了当时在洞穴壁画上所使用的颜料，但在佩德罗弗拉达没有这样做。在周围地区经常发生森林火灾，大火把木头烧成了木炭，而木炭又经常被风和溪水卷进洞穴。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把35000年前的木炭同佩德罗弗拉达的无庸置疑的洞穴壁画联系起来。尽管原来的发掘者们仍然深信不疑，但一群虽未参加发掘但能迅速接受比克罗维人更早这种说法的考古学家不久前访问了这个遗址，又带着满腹狐疑走了。
当前北美有一处最可信的被认为可能是克罗维人之前的遗址，这就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梅多克罗夫特岩棚。据报道，这里的人类遗址用碳-14测定法测定的年代为大约16000年前。在梅多克罗夫特，没有一个考古学家否认确实在许多仔细发掘的堆积层中发现了许多人类制品。但是，这些用碳-14测定法测定的最早的年代是讲不通的，因为与这些年代相联系的动植物是最近生活在气候温和的宾夕法尼亚的一些物种，而不是可能生活在16000年前冰川时代的那些物种。因此，人们不得不怀疑，被测定的为人类使用的年代最远的木炭样品可能是克罗维人之后的木炭，不过混进了一些时间较早的碳罢了。在南美，最有可能证明是克罗维人之前的遗址的是智利南部的蒙特维第遗址，年代至少在15000年以前。现在有许多考古学家也似乎认为可信，但鉴于以前的种种失望，还是小心为妙。
如果美洲的确曾经存在过比克罗维人更早的人，为什么仍然这样地难以证明他们的存在呢?考古学家们在美洲已经发掘了数以百计的、年代明显在公元前2000年至11000年之间的遗址，其中包括北美西部的几十个克罗维人的遗址，阿巴拉契亚山脉中的一些岩棚，以及加利福尼亚州沿海的一些遗址。在许多这样的遗址中，在所有那些明确显示存在过人类的考古层下面，又对更深的、时间更久远的堆积层进行了发掘，结果仍然只发现动物的遗骸——但找不到关于存在过人类的进一步证据。在美洲找到的比克罗维人更早的证据的弱点，同在欧洲找到的证据的优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欧洲的数以百计的遗址证明了远在克罗维猎人于公元前11000年出现在美洲之前，现代人就已在欧洲存在了。甚至更加引人注目的是来自澳大利亚/新几内亚的证据，那里的考古学家人数几乎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但就是很少的这几个考古学家却发现了散布在整个大陆上的一百多个明确属于克罗维人之前的遗址。
早期人类当然不会乘直升机从阿拉斯加飞往梅多克罗夫特和蒙特维第，而置沿途整个风景于不顾。主张在克罗维人之前就已有人类定居的人提出，由于世界上其他地方前所未闻的原因，克罗维人以前的人类在几千年甚至几万年中人口密度一直很低，或在考古上始终行踪难觅。我发现，这种意见比另一种意见更其严重地不合情理，这后一种意见是：对蒙特维第和梅多克罗夫特的遗址最终将会予以重新解释，就像已经对其他一些所谓的克罗维人之前的遗址重新予以解释那样。我觉得，如果美洲的确在克罗维人之前就有人定居了，那么到现在可能已在许多地方找到明显的证据了，而我们也不必继续争论下去了。然而，对这些问题考古学家们的意见仍然存在分歧。
不管哪种解释证明是正确的，都不会影响我们对美洲后期史前史的了解。要么是：美洲在公元前11000年左右首次有人类定居，并很快地布满各地；要么是：人类首次定居发生的时间要稍早一些（大多数主张在克罗维人之前就已有人类定居的人提出，定居的时间不迟于15000年或20000年前，可能是30000年前，几乎没有人认真地认为时间会更早）；但直到公元前11000年左右，这些比克罗维人更早的移民人数仍然很少，或者不引人注目，或者几乎没有发生过任何影响。不管是哪种情况，在可以住人的5个大陆中，北美洲和南美洲是人类史前史最短的两个大陆。
随着人类在美洲的定居，各个大陆和陆边岛屿以及从印度尼西亚到新几内亚东面的洋中岛，凡是可居住的大多数地区都有人类在生活。在世界上其余岛屿的定居直到现代才完成：地中海诸岛如克里特岛、塞浦路斯岛、科西嘉岛和撒丁岛约在公元前8500年到4000年之间；加勒比海诸岛从公元前4000年左右开始；波利尼西亚群岛和密克罗尼西亚群岛在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1000年之间；马达加斯加岛在公元300年到800年之间；冰岛在公元9世纪。美洲印第安人可能是现代伊努伊特人的祖先，他们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遍布北极附近地区。这样，在过去的700年中，唯一的无人居住、等待欧洲探险者光顾的地区就只剩下大西洋和印度洋中那些最偏远的岛屿（如亚速尔群岛和塞舌尔群岛）和南极大陆了。
各个大陆人类定居的年代有先后之分，这对其后的历史究竟有何影响?假使有一架时间机器把一个考古学家送回过去，让他在公元前11000年左右来一次环游世界。考虑到当时世界的情况，这个考古学家是否能够预测到各个大陆上人类社会会接二连三地发展出枪炮、病菌和钢铁，并从而预测到今天世界的情况呢?
我们的这位考古学家也许考虑过可能的领先优势。如果这种领先优势能够说明什么问题的话，那么非洲就是处于巨大的优势了：非洲大陆出现独立的原人比任何其他大陆至少要早500万年。此外，如果现代人类的确是在大约10万年前出现在非洲，然后向其他大陆扩散，那么其他地方在这期间积累起来的优势都会被一扫而光，从而使非洲人取得新的领先优势。而且，人类遗传的多样性以非洲为最高；也许更多样的人类集体会带来更多样的发明创造。
不过，我们的这位考古学家那时可能会想：就本书的论题来说，究竟什么是“领先优势”?我们切不可拘泥于这个与赛跑有关的比喻的字面意义。如果说，领先优势的意思就是在最初几个开路先锋的移民到达后人类大批居住于一个大陆所需要的时间，那么这个时间是比较短的：例如，在不到1000年的时间里就布满了甚至整个新大陆。如果说，你认为领先优势的意思就是适应当地条件所需要的时间，那么我承认，适应极端的环境的确需要时间；例如，在人类于北美的其余地方定居后还要花9000年时间才在北极附近地区定居下来。但是，一旦现代人的创造力得到发展，人们就能探索并很快适应其他大部分地区。例如，毛利人的祖先在到达新西兰后，他们显然花了几乎不到100年时间就发现了各种有价值的石材资源；又花了仅仅几百年时间就在世界上一些最高低不平的地区把恐鸟全部杀死；又花了仅仅几百年时间分化成一系列形形色色的社会，从沿海狩猎采集社会到进行新型粮食贮藏的农民社会。
因此，我们的考古学家也许会在察看了美国后作出结论说，尽管非洲人拥有巨大的领先优势，但他们可能会在最多1000年内被最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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