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研究(第8辑)(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陈晓律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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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研究(第8辑)试读：

Harry Dickinson　Pat Thane　于文杰

王展鹏　王皖强　刘　成　刘金源　刘景华

向　荣　闵凡祥　吴必康　陈日华　陈仲丹

陈祖洲　陈晓律　张　红　孟广林　金　海

洪　霞　查明建　高　岱　郭家宏　阎照祥

舒小昀　潘兴明本期编辑　刘　成　陈日华序言

南京大学的英国史研究具有较长的历史和深厚的根基。英国史研究是本学科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在国内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学科创始人蒋孟引教授从英国留学归来，开创了中国的英国史研究，同时也奠定了本学科的基础。王觉非教授的努力工作，使世界史学科的英国史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蒋王二公在学科建设的同时，还做了一件具有远见的工作——带出了我国从事英国史研究的众多研究生，其中留在南大历史系的钱乘旦、杨豫、沈汉、陈晓律等人，对本学科英国史研究的传承与拓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经过学科几代人的艰苦努力，本学科在人才培养、队伍建设、科研成果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为中国的英国史研究作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

目前，在国内一些设有英国史研究的学校和科研机构，都可以发现南大的毕业生。同时，南大自身的英国史研究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从原有的政治史、经济史逐步扩展到文化史、思想史、军事史、法律史、家庭史乃至环境史；而国际交往的增多以及从互联网获取资料的便利条件，也使我们的英国史研究具有了相当的深度，一些观点和研究成果受到了国外同行的赞扬与重视。但略有遗憾的是，多年来，南大尽管培养了众多的英国史博士生和硕士生，产生了一批在国内外有影响的英国史学者，却缺乏一个固定的出版阵地，因此，各种英国史的专著往往由不同的出版社出版，以至本专业的成员要想对这些英国史的专著整理归类，都成为一件繁复的工作。当然，由不同的地方出版，对于扩大英国史研究的学术影响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但如果能有一个较为稳定的出版阵地，定期地刊出英国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对于我们的研究工作当然是十分有利的。由于种种原因，南大世界史学人的这个愿望始终未能实现。

斗转星移，在改革开放浪潮的持续冲击下，我国的世界史研究终于迎来了又一个春天。国家对本校世界史重点学科的扶持，也使我们长久以来的心愿得到了实现的机会。借助“211工程”三期项目的启动，南大出版社同仁的慧眼识珠和鼎力相助，以及南大历届校友的无私奉献，我们终于可以将英国史研究的序列丛书付梓出版。这既是本专业的幸事，也是国内关注英国史研究的同行的幸事。

这样的一件大事，落在我辈身上，确有诚惶诚恐之感。值得欣慰的是，《英国研究》第一期出版后，不仅得到了国内同行的热情支持（如厦门大学主办的《人文国际》第二期刊发了《英国研究》出版的消息，一些国内的英国史学者留下了祝贺《英国研究》出版的墨宝），而且也得到了国外英国史学者的肯定，他们还提供了一些自己的最新成果给第二期的《英国研究》发表。同时，本学科的很多老师也十分热心，除提供稿源外，还在审阅和校稿方面主动提供帮助，这使我们更有信心将这项工作坚持下去。当然，《英国研究》在选题、体例编排和封面设计等方面仍有许多值得改进的地方，如有不当之处，烦请前辈和同行不吝赐教。陈晓律2010年10月26日于南京大学目录

序言【南京大学—约克大学英国史研究合作项目】 英格兰移民问题（1330—1550）　马克·奥玛德亨利八世权力与个性　约翰·库珀暴力、公民社会与欧洲文明，1500—1800　斯图亚特·卡罗

尔英属加勒比的非殖民化：一个尚未完成的进程？　亨瑞丝·

艾尔廷克完善社会科学之圈？——威廉·贝弗里奇以及20世纪30年代

伦敦经济学院的社会生物学　克里斯·伦威克2000年以来的工党及其历史研究　劳伦斯·布莱克【福利制度研究】 重读英国一些有关济贫的法律　陈晓律后福利时代英国大学的学生国际化策略评析——以苏塞克

斯大学为例　唐军【政治史研究】 话语与政治制度革新——18世纪英国第四等级话语与政治

制度革新　张妤玟19世纪英国地方警制改革与国家治理的演进　许志强【社会文化史研究】 中世纪英国仆从的特征与身份　王超华节庆与统治：英格兰宗教改革时期宗教节庆活动的演变　张

炜邮政繁荣与英国国家认同（1840—1914）　李迎运　洪霞【海洋史研究】 北海大陆架争端化解　舒小昀　周定瑛【地方史研究】 维多利亚郡志　约翰·贝克特　陈日华【博士论坛】 论古代凯尔特奥必达的职能衍变——基于不列颠考古发现

的探讨　张迅实疾病、贫困与公共医疗——纽肖尔姆与20世纪初英国公共

医疗改革　李亚航对英国《1965年种族关系法》的历史考察　于明波认同政治与伯明翰学派的学术论域　陈磊【英国史学术会议报道】 “英联邦国家与海洋文明”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大学召开　

李娇　张红　刘晓倩英国史研究多方位的新探析——中国英国史研究会第十一

次会员代表大会暨2016年学术年会综述　李　昕【Abstract】

稿约【南京大学—约克大学英国史研究合作项目】编者按：南京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历史系与英国约克大学历史系有着比较密切的学术交流，这既有学者之间的互访、学生培养与交流、资料的馈赠，还有一些具体研究合作项目。下面的六篇文章就是应南京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历史系的邀请，由约克大学历史系的六位老师按照中方的建议写作的论文。我们把这些论文组织翻译出来，供学界同仁交流。时任约克大学历史系主任的劳伦斯·布莱克博士还为该专题写了简短的介绍，一并附上。

我很荣幸能够在南京大学世界历史系主办的杂志《英国研究》刊发论文，展示约克大学历史系英国史研究的内容。在2014年最新出炉的英国高校学术排名中，约克大学历史系在英国所有历史系位列第二。《英国研究》关注英国历史——民族、欧洲和帝国，同时也关注编年史、地理、方法论以及跨学科的范畴。我们希望杂志的读者——教师、研究生和本科生——都能从中获益，得到启发，同时杂志也能够增进约克大学和南京大学间的持续性交流。

这里的许多文章已经在南京大学以演讲形式呈现过。在最近的一个重大项目里，马克·奥玛德教授论述了自14世纪中叶起英国移民的悠久历史。约翰·库珀博士提供了亨利八世统治时期的综述，并评价了他为什么依旧是最著名的君主。在《暴力、公民社会与欧洲文明，1500—1800》一文中，斯图亚特·卡罗尔教授探讨了启蒙期间关于“文明”辩论的起源，以及它们在欧洲历史上直到新自由主义时代的长期发展。亨瑞丝·艾尔廷克博士从进程和历史学两方面分析了英属加勒比地区的非殖民化，重点关注了牙买加。艾尔廷克博士探寻政治独立在何种程度上结束了帝国的存在。克里斯·伦威克博士探讨了在威廉·贝弗里奇的指导下，20世纪30年代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关于生物学和社会科学间的相互作用。劳伦斯·布莱克教授的文章反映了最近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之间关于工党历史的争论，在2016年的夏天，这个故事被带入了政治戏剧。劳伦斯·布莱克　约克大学历史系主任英格兰移民问题（1330—1550）(1)马克·奥玛德撰　卫佳琪译

中世纪时期的英伦三岛政治格局与今天所见到的大为不同。在1603年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成为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以前，尽管历代英格兰国王努力去接管北方领土，但英格兰与苏格兰一直各自为政，各自都是独立的王国。爱尔兰自12世纪以来就被视为英国王权的一部分，并被委托管理。而威尔士地区在13世纪前都由当地公爵统治，到了爱德华一世时期被纳入了国王的统治。这些管理安排由于诺曼征服和英国在法国北部、西部以及西南部分地区的现实情况而变得尤为复杂。海峡群岛被英格兰君主以诺曼底公爵的身份进行统治。当涉及海外属地时，比如马恩岛之类的岛屿，关于究竟是谁拥有主权(2)的问题便成为各方素有争议的谈判焦点。

鉴于宪法的复杂性，所以不难发现，国籍也常常是争议的问题之

(3)一。国籍往往存在于法律意义之中，因为通常来说，一个人的出生地点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他的权利。但社会阶层的分化往往会造成真正的分歧。比如爱尔兰就有一个单独的类别“爱尔兰-英格兰人”，即原(4)来盎格鲁-诺曼人殖民者的后代，成了控制国王政府的重要领主。尽管这种所谓的“退化”破坏了盎格鲁爱尔兰人被视为正统英格兰人的权利，但威斯敏斯特和都柏林行政当局时不时都会表示对这个群体(5)与本地盖尔语族群之间文化互动联系的关注。在之后的中世纪时期，(6)威尔士的贵族中，英格兰人和威尔士人的规模日益显著。即便是在苏格兰地区，这种情况也没有迅猛发展。为了解决生活在交界地区苏格兰人与英格兰人之间的私人纠纷，被称为“三月法律”的缜密仲裁(7)方案因而出炉。那些移居英格兰的苏格兰人也由此被正式冠以外国人之名，甚至被视为国家潜在的敌人。法案声明要求这些以和平方式来到英格兰的人提供相关材料来证明他们的可信，以便享有作为英格(8)兰邻邦友人的一些权利。

可以说，在中世纪晚期涌现的关于“英国问题”的各方面为“英格兰移民，1330—1550”这一重大项目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背景。该项目由W.马克·奥姆罗主持，在约克大学、谢菲尔德大学和英国国家档案馆的共同协作下，探索了在百年战争期间、黑死病肆虐阶段、玫瑰战争时期生活在英格兰的数千人的身份、经历。该项目侧重关注两种类型的实证。首先，该项目采纳的誓词分别来自住在该区域曾对英王宣誓效忠的外国居民（包括威尔士人和爱尔兰人）以及那些能够正式更改其国籍并同时享有与当地土生土长的英格兰人同样权利的所谓“入籍居民”。其次，该项目有赖于一套丰富的财政记录，记载了英国议会于1440年通过了针对居住在该区域内所有外籍人员征税的决议。出生在国外的居民长期以来一直承担着皇家税赋，但这是中世纪以来他们第一次因为是外籍而被征税。由此，充实的皇家国库成了反映15世纪中期英格兰移民现状的详细快照。所有的来源资料都被收录在一个可公开访问的数据库中，并带有完整的搜索功能以及可视化(9)工具，免费向大众开放。

这些移民是什么人？他们来自哪里？他们为何去英格兰？他们抵达英格兰时做的工作是什么？他们与当地其他流亡者聚集在一起生活还是分散在整个王国？当地居民如何看待他们？国家和其他公共权力机构又是如何裁定他们的权利的？新诞生的数据库允许我们能够重新评估关于我们对移民在中世纪英格兰的许多假设、猜想，并让我们重新思考近代早期的整合排斥问题。

关于中世纪早期的研究理所当然地聚焦在了移民主题之上。连续不断的移民浪潮在该时期涌现，罗马人、盎格鲁-撒克逊人、维京人以及诺曼人的到来使得英格兰成为一个“熔炉”，也形成了持久的欧(10)洲性起源及文化遗产。然而，有一种普遍观点认为，13世纪英格兰本土财产的损失到了14世纪，发展演变出了更具凝聚力和排他性的国民意识，进而终结了欧洲大陆大量移民的时代。当然也有公认的例外存在，那就是来自佛兰芒的织工。他们通过爱德华三世授予的鼓励特权进入英格兰。而历史学家长期把14世纪下半叶本地布业的显(11)著发展归因于佛兰芒织工的到来。反之，中世纪晚期的英格兰通常被认为是一个略为封闭的社会，不论是王子及贵族、外交官与牧师，抑或是商人和水手，他们大多都是本地土生土长的居民，偶尔与外界的联系也是与抵达海岸的访客会面交流。只有在16世纪，移民的传统历史才再一次起步，第一次有了罗马人的存在以及宗教难民的到(12)(13)来，甚至包括来自西班牙的马兰诺和来自法国的胡格诺派。事实上，在14、15世纪前，关于移民的历史想象以及历史研究非常有限。

关于1440年外籍居民税收的计算给了我们一个与众不同的印象。现有的数据已统计出16878名纳税人（包括6713名住户与10165名非住户）。另外对于未能在那一年获得正式豁免的区域，我们也进行了一番统计，总计约有18163人（包括7268名住户和10895名非住户）。显而易见，在某些税收领域中评估收集资料的方式显得有些随意和粗略，但这里并没有试图再补充说明。事实上，最大的挑战来自如何处理记录方式的严重不足，即税务员往往只记录了户主，而忽略了他们的并非在本国出生的妻子和孩子。项目小组建议，对估计妻子(14)和儿童的人数应从18163调整为约40000人。

用现代的眼光来说，即便这个数字再放大，看起来可能也小到忽略不计。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在15世纪中叶，英格兰人口数量是很(15)少的，保守估计在200万～250万之间。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发现，第一代移民的调整范围大约占到15世纪中期英格兰总人口的1.6％～2％之间。有趣的是，将这个数字与1841年后英国人口普查开始记录的出生地数据进行比较的话，我们会发现，在1881年和1891年，英国殖民地和外国出生的第一代移民约占当时英国总人口的1％，(16)到了1901年增至1.5％。1440年与1901年之间大致相等的比值给予了我们一个重要提示，移民到英伦三岛的历史以及英伦三岛内部移民这些问题不仅仅是简单的大规模人口转移，更是中下阶级持续不断的世代流动。

毋庸置疑的是，这些数字在1440年得到了人为的膨胀，包括来自英格兰国王统治下的土地集团。威尔士人被正式免除征收税费（虽然伦敦过分热心的官员罗列了六名威尔士人）。爱尔兰人则宣布完全(17)承担责任。他们和海峡岛民提出，他们的特许状便是忠诚的凭证，理应获得豁免权。13世纪40年代期间的税收中，还允许豁免那些出生在法国部分效忠国王的地区，那里的英格兰人仍然保留着徘徊在诺曼底和阿基坦的优柔寡断的特征。而对宽泛领域的反常处理也反映在将马恩岛的男人和女人纳入约克郡东部和德文郡的征收税目清单之中。

事实上，对于谁应该（谁不应该）缴纳税赋在当时是比较混乱的。记录提供了一个明显的英格兰外籍人口地理范围以及他们在全英格兰蔓延的图景。如果我们在1440年的税收记录中将近5000人贴上精确的国家标签，并且根据现代政治边界重新划分的话可以发现，移民英格兰的最大比例来自法国（54％），特别是几个不同的地区——皮卡第、布列塔尼、诺曼底和加斯科涅。排名第二的组别则包括苏格兰地区（25％）。值得思考的是，这些数据来自英格兰与苏格兰这两个独立邻国之间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持续敌对和定期战争结束之后。(18)许多敌对国家的外籍人士出现在英格兰也同样给出了相关税收发展的线索，并且似乎也投入了对国家安全和经济的关注，因为实际上这也是在为政府赚钱。

1440年的税收记录中排在法国人、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后者占总数的18％）之后，紧接着的是荷兰人（5％）和比利时人（5％）。低地国家和西北欧国家的典型代表性往往被低估，其实的该区域的人大量存在着的——另外11％的人国籍被列为“荷兰人”。而这个标签并未带有现代内涵，只是表示任何讲正统日耳曼语言的人都可以被画上这一标签。当我们开始通过1440年之后外国人补贴的记录来追踪人口时，国籍的模糊性变得尤为明显。约翰·皮尔斯（John Piers）是诺里奇的一名玻璃嵌入工，他在1449年时被登记为法国人，而到了1450年则成了佛兰芒人，在1452年则被记录为荷兰人。虽然其中的一些变化可以用英格兰外交关系的波动来解释，但总的来说，它们似乎可以说是国籍界定混乱的结果。更为重要的是，需要考虑地方陪审团提供必要的外国身份证明以汇集他们的相关信息。

出生在英格兰的托马斯·费舍（Thomas Fyssher）是一名在白金汉郡任职的陪审员，他报告了自己一个仆人名叫吉拉姆，但没有告知国籍。托马斯想必也提供了相关证据，证明了住在他隔壁的裁缝是一个外国人，虽然在那种情况下，他甚至不知道对方的名字！

除了相对明确和更大范围内的国家分组之外，其他可以用来界定的地理名称在1440年的记录中甚是罕见。然而，如果我们把关于外国人的全部材料用于15世纪的话，会发现这种扩散力度明显增大了许多。在这里，我们发现了来自冰岛、挪威、瑞典和丹麦的移民，来自葡萄牙、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的记录，还有来自意大利和希腊的身影。13世纪50年代期间，伦敦和沃里克郡都记了着来自德国波罗的海地区成群结队的“东方人”。而在征税的过程中，任何来自日德兰至立陶宛等日耳曼地区的人都会被扣上一顶“条顿人”的帽子。其中最为神秘的记录是在1483年伦敦的两个人以及1484年一个独居于德文郡达特茅斯的人，他们被冠以“印度”，这意味着他们来自圣地以东的某个地方。

这些与欧洲以外的联系提示我们，在这些税收记录中列出的数以千计没有被贴上国家标签的人中，少数民族无疑是其中的代表。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假设英格兰有来自北非和中东地区的移民，并至少推测出从西欧连接印度次大陆和远东的贸易路线中长途移民的存在。虽然犹太人于1290年后被英格兰驱逐，但我们知道穆斯林在之后的中世纪时期进入了英格兰王国，主要的文献涉及了他们被强制改信基督教(19)的证据。在1483年的伦敦发现了来自“印度”的夫妻组合。卡拉曼人可能是这个群体的成员，他们的名字本尼迪克特和安东尼亚就意味着他们自觉宣布他们所获得的基督教地位。“布莱克”和相关术语其实不常作为外国人的姓氏和昵称出现，但他们这样的称呼是否真实表明了他们的肤色仍然是一个需要猜测的问题。

伦敦成为英格兰中世纪最大的外国人聚居地，这点其实并不奇怪，根据发现的数据可以看出，他们大约占了全国总数的10％。根据计算，在15世纪后期，在伦敦的外国人占首都人口的6％甚至更多。(20)他们往往更倾向于住在城市外围，特别是沿着泰晤士河地段，包括南华克郊区河段南边，那里也是一个重要的移民聚居地。伦敦有许多技术熟练的外国人，有的是酿酒师，有的是工匠、皮革工人，还有金匠以及其他工人。甚至在较冷门的专门行业中也能看到他们的身影，如钟表业、仪器制造商、外科医生、校长、音乐家、歌手等。一些外籍仆人居住在英格兰本地房东商人家中，而他们的后代往往都有在低地国家和意大利北部从事国际市场经营贸易的经历。

在伦敦，几个外国人集聚点发展迅速，已经有逐渐成为社区的趋势。在伦敦郊区南华克，“荷兰人”聚集在圣奥拉维教区，而在威斯敏斯特附近的那些人也有自己的行会。在伦敦市，外国鞋匠们由于宗教信仰不同甚至组建了两个宗教公会。然而到了最后，语言成为识别移民与英格兰本土居民身份的重要标识。在1381年的农民革命期间，各种移民团体就被看作伦敦的叛军而被当成发泄愤怒的目标。据说叛军通过要求他们说“奶酪和面包”等词汇来识别佛兰芒人，如果他们不慎用了自己的语言回答，或者带有厚重的口音，那么等待他们(21)的就是死亡的下场。在缓和时期，我们可以轻松想象一个访问者抵达伦敦码头时所面临的种种混合语言，他可能会听到各种形式的夹杂着希腊语、土耳其语、阿尔巴尼亚语、克罗地亚语、捷克斯洛伐克语的浪漫德国方言。而这些方言往往都出自贸易船只上的船员或者主人之口。

然而，这种认为中世纪晚期多元文化主义缘起缘灭的故事均发生在伦敦的设想是错误的。在各个郡，比如在南部海岸就发现了最大的外国人集中地（鉴于北方有苏格兰的存在）。在西南地区，也就是东安格利亚和约克郡也有相对较高的数字比例。而靠近中部的地区则密集程度相对较低，虽然也有着明显的群体，比如出现在考文垂和诺丁汉等地的冰岛人。与此同时，外国人在布里斯托尔、南安普顿、诺里奇、赫尔和纽卡斯尔等一些较大城市和城镇中占有显著地位，但广泛分布正是移民社群的一大特征。数百人（不论男女）的职业在许多情况下都被记录为“劳动者”或是“仆人”，其实他们大多是属于季节性农业工人，合同履行完毕后，他们往往会迁移到其他地方，或是在英格兰就业，或是回到老家中。在诺森伯兰郡，这些人常常被称为“流浪者”——这并非有我们今天对这个词所使用的贬义含义，而是折射了当时临时劳动力的高流动性形式。显而易见的是，在1440年其他农业职业中也处处可见他们的身影。比如在约克郡东部农村社区骑马的苏格兰牧民；一个在林肯郡为圣凯瑟琳修道院服务的爱尔兰农夫尼古拉斯；一个生活在肯特郡布拉斯特德的法国牲畜贩子等。恰恰与我们关于中世纪晚期英格兰文化的假设不同，绝大部分居民可能都与其他民族的外来者有着一定程度的互动。这些散居的移民往往也会发生不少有趣的个人小故事。比如在约克郡北部，在距离相当遥远的小村庄规模大小的地方发现了一两个外国人的踪影。想象一下这位来自挪威北部于1440年住在斯托克斯利的居民所感受的与世隔绝之感。如果我们的来源仅仅是从表面上看而不够确切的话，那么可以探索下他的同胞。事实上，离他最近的挪威同胞在一百多英里之外的林肯市。即便外来移民在整个国家所占的比重很大，甚至可以说他们所形成的移民社群很普遍，但由于居住地点的分散使得他们不可能具有强大的凝聚力。比如说丹尼斯在1466年演绎的有趣的二重奏《法国人》就记录了奥勒顿地区（诺丁汉郡）唯一的外国人。同样的，另一位女性丹尼斯在1471年的作品《法国女人》亦反映了同样的问题所在。即使假设在过去几十年里其他法国人依旧生活在该地区，两位丹尼斯需要徒步几小时穿越八英里的路程才能寻找到他们。

这些个案研究也展示了一些重要问题，生活在中世纪晚期英格兰的外国人究竟能保持多少与其家乡的联系，包括家庭、语言和文化等方面。在15世纪的报税表中，许多外国人被登记了国籍（如法国French、弗莱明Fleming、爱尔兰Irish、苏格兰Scot）或是职业［如布鲁尔（酿酒师Brewer）、弗兰切（铸箭者Fletcher）、哈德威曼（五金工人Hardwareman）、普劳曼（农夫Ploughman）、赖特（工人Wright）］及有关姓氏的事迹。有时候，大量有着类似名字的人会让征税者去采录其他标签以示区别，如在1483年的哈里奇（埃塞克斯），我们会发现到诸如“有着红脸的荷兰人约翰”这样的名字。只有具有相对较高地位的人似乎才能坚持着自己从国外带来的姓氏权利。中世纪晚期英格兰的一些外籍居民与他们的原籍依旧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比如率先于14世纪上半叶定居在诺里奇和其他英格兰城镇的知名商人勒默尼耶家族（Le Moonier）依旧与他们在法国亚眠市的(22)家庭以及商业伙伴有定期接触。但是，即使是那些时常远距离旅行的人们最终往往也会融入当地日常生活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亨利·怀曼，他是一名来自德国北部汉堡的汉萨同盟商人，于14世纪末定居在约克，并与前任市长的女儿结婚，进入了当地的上流社会，最(23)后连续出任了三届约克市市长（1407—1410）。

通过征收移民税收的地理分布图以及关于中世纪晚期英格兰所存在外国人的一些基本信息表明，许多长期居住在英格兰的外国居民很容易失去其被标记为他者的属性，并且他们也确实通过合法的途径在文化上融入了新社会。虽然在百年战争期间，英格兰国王分别在1294年、1324年和1337年，三次下令逮捕法国人聚集地所有的人。然而，伴随着移民人口的增多，政府也试图软化这些所谓逮捕措施的效果，允许在英格兰长期居住的杰出外来人士在当地建立起自己的移民社群，并成为英格兰城镇中的自由人，以确保不受到这种紧急措施(24)的影响。在议会于1378年提出驱逐外国人后，政府开始尝试允许外国人正式加入国籍并宣誓效忠英王等诸如此类的举措，通过专门函件授予他们新的特权，这被称为入籍。虽然在15世纪时期，具有公民身份移民数量仍然很少，但到了16世纪初期，公民数量有了明显的增加，其中一个主要方式便是移民，即通过测试展示了其对英格兰(25)国王忠诚，更改了其身份属性、国籍信息。

因此，在这一时期居住在英格兰的外国人中，最有可能保护其外国身份感的社会单位已经不再是原本移民扩展的社会网络了，而是来自个体家庭。由于1440年制定的税制中包括了外国出生的学徒、仆人以及其他在英格兰生活的雇员家属，我们可以确定某些国内环境可能保留了他们文化遗产的持久性。当然这种保留有多种不同的形式。那些与欧洲大陆有联络的英格兰领主或者夫人有时候会保留外国仆人。比如说参与了英法百年战争的约翰·蒙哥马利爵士在1440年时就有不少外国仆人，其中就包括了一名教师彼得。更为重要的是那些商业家庭。1483年在萨福克的比尔迪斯顿地区，十一名被认为是来自意大利的工人（虽然更有可能是佛兰芒人）同时受雇于一名英格兰校长约翰·斯坦斯比。当家庭成员中的中流砥柱本身是外国人时，他们与原籍之间的身份感联系就会变得格外生动。文森特·托特尔是一位在伦敦塔附近居住的工匠，他在1483年时被认为是德国人（条顿人），他有一个妻子叫安东尼娅以及一个叫玛格丽特的女儿，她们二人国籍相同。而这一家有十二个仆人（其中包括九个德国人和三个法国人），其中一位仆人还有一个德国妻子，而住在他附近的德国人马修也有自己的德籍仆人。这种类型的家庭到了15世纪末已经成为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这些居民被视为“靠自己生活”而不是与更广泛(26)的英格兰社会融合协调并为其服务。

那么，中世纪晚期英格兰的外来移民与本土人士之间紧张冲突的表现证据究竟是什么？上文提到的农民暴动中对外国人的攻击其实暗示了本国居民更深层次的焦虑。许多发生在中世纪后期英格兰城镇中的移民遭到迫害的事件可以说是本地居民对于经济衰退和地方国家政治中某些特定事件的沮丧反应的体现。这些事情的残酷性以及它们所产生的记忆和怀疑是不能被低估的。事实上，从13世纪40年代到13世纪80年代的征收外来移民税收报告中可以看出，相关记录的外国人数量不断减少。这很有可能就是这些事情所引发的部分结果，威胁到了这些外来移民的权利以及安全感，使得他们不得不沮丧地离开英格兰。然而，这种紧张局势不应该被夸大。1517年伦敦五朔节骚乱(27)可以被称为那个时期对外国人攻击最臭名昭著的一起事件。当时伦敦的一大群暴徒开始攻击城里的外国移民。房屋被抢劫烧毁，造成了一定的人身伤害。实际上并没有相关记录证实有移民在这起骚乱中身亡。不过很有讽刺意味的是，秩序恢复后，少数英格兰暴徒被判以(28)叛国罪。

最终，在中世纪的英格兰人如何看待外国人这个问题始终不得而知。因为我们今天知道，政治家的修辞与个人的私人观点之间可能存在着巨大的差别，这其实是在普遍的仇外心理文化和对邻居的睦邻友好行为之间徘徊。尽管至少在14世纪时，英格兰有着相当明显的国家意味，但他们的国籍概念更倾向于分裂成地方特殊主义。英格兰本土人士常用“外国人”与“陌生人”这种词汇以形容来自英格兰其他地区以及来自王国之外的人。由于护照和移民的控制，我们可以发现这在各国移民集团中间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中世纪，自由迁移是正常的，各国的边界通常对所有人开放。而中世纪的数据显示，尽管外来人口经常被怀疑并且偶尔会有歇斯底里的情况出现，但英格兰在14至15世纪时还是能够容忍外国人存在的。(1) 马克·奥玛德，英国约克大学历史系教授；卫佳琪，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研究生。(2) Griffiths，King and Country，33-54；Crooks，Green and Ormrod，‘The Plantagenets and Empire，’1-34.(3) Ruddick，English Identity and Political Culture.(4) Frame，Ireland and Britain，26-27.(5) Duffy，‘The Problem of Degeneracy，’87-106.(6) Griffiths，Conquerors and Conquered in Medieval Wales，30-48.(7) Neville，Violence，Custom and Law，184-99.(8) Thomson，‘Scots in England，’1-16.(9) The project website can be found at：https://www.englandsimmigrants.com.All subsequent examples are drawn from the database，where full archival references are provided.(10) For example：Conway，A Nation of Immigrants；Nicolson，Strangers to England；James Walvin，Passage to Britain；and Windsor，Bloody Foreigners．(11) See，most recently，Lambert and Pajic，‘Drapery in Exile，’733-53.(12) 马兰诺（Marrans）指中世纪时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境内被迫改信基督教而暗地依然信奉原来宗教的犹太人或摩尔人——译者注。(13) Goose and Luu，eds，Immigrants in Tudor and Early Stuart England.(14) The detailed calculations that lie behind this figure are the subject of forthcoming publications by W．Mark Ormrod and Jonathan Mackman.(15) Hatcher and Bailey，Modelling the Middle Ages，29；Goldberg，Medieval England，75.(16) http://www.visionofbritain.org.uk/census/SRC_P/9/EW1901GEN(17) Bolton，‘Irish Migration to England in the Late Middle Ages，’1-21.(18) Curry，Hundred Years War.(19) Kelly，‘Jews and Saracens，’129-69；Ormrod，‘John Mandeville，Edward Ⅲ，and the King of Inde，’314-39；Hirschman and Yates，The Early Jews and Muslims of England and Wales，133-55.(20) For an edi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London material from the alien subsidies，see Bolton，Alien Communities of London．(21) Scales，‘Bread，Cheese and Genocide’，284-300；Spindler，‘Flemings in the Peasants' Revolt，’59-78.(22) Scrase，‘A French Merchant，’131-40.(23) Dobson，‘Aliens in the City of York，’264.(24) Lambert and Ormrod，‘A Matter of Trust，’208-26.(25) Lambert and Ormrod，‘Friendly Foreigners，’14-24．(26) Bolton，Alien Communities of London，35-40.(27) 原文中的Evil May Day of 1517即1517年伦敦五朔节骚乱。根据《编年史》记载，骚乱发生在五朔节（The May Day）的前一天。那天晚上，伦敦圣保罗地区以北街区突然有上千名学徒、水手、帮工等社会人员聚集，开始疯狂地制造破坏活动，形成骚乱。他们在圣保罗街区进行打砸后，又至圣尼古拉斯屠宰场、新门监狱等地打砸抢烧，致使街区一片狼藉。骚乱在持续了五到六个小时候停止。在《编年史》作者爱德华·赫尔看来，此次骚乱便是以攻击居住在伦敦的外国人为目标，属于典型的暴力排外事件——译者注。(28) Archer，‘Responses to Alien Immigrants，’755-74；Carlin，Medieval Southwark，157-162.亨利八世权力与个性(1)约翰·库珀撰　钟毅译

为什么亨利八世是英国历史上最受欢迎的君主之一？在过去，答案很简单：他将英国教会从罗马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以及他创建了皇家海军。对于维多利亚时代和爱德华时代来说，这些是英国最主要的成就。亨利八世有挑战教皇及其他外国势力从而获得独立的勇气，也有提供一本大众版本《圣经》的远见。在他的统治下，英国变成了一个君主制国家，由君主管理，但是君主需要与议会协商，这样就避免了陷入欧洲大陆国家萎靡的绝对主义。考虑到英国的实力主要建立于海军而不是陆军力量，亨利建立了未来保卫英国并且走向海外的重要因素。如果说他的父亲亨利七世像一个中世纪的国王，在强大的教会势力下挣扎着坐稳王位，那么亨利八世更像是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国王，建立了一个强大的、了不起的、自由的国度。

英国教会和大英帝国的传统的正当性已不再。我们不能再肯定英国的体制可追溯到教权、议会和贵族在文艺复兴时代所创。但是直到他女儿伊丽莎白出现，亨利八世一直都是中心人物。亨利五世是一个更好的战士，詹姆士六世和七世是一个神学家，威廉三世是一个可靠的体制管理者，但是亨利八世的画像在英国的每一处历史名迹纪念品商店里售卖。由汉斯·赫伯因描绘的亨利八世的令人赞叹的画像成为整个都铎王朝的代言。亨利和他的王朝在20世纪的课程审查当中仍然留在历史课中。亨利和他的六任妻子的故事不断地生发出新的传记、大众历史、小说和电视剧。亨利八世时代错综复杂的政治、宗教和政府一直是大学学术界的热点。对过去和现在联系的感知从维多利亚时代就渐渐变淡了，但是亨利八世和当代文化的紧密联系胜过英国历史当中的任何一位国王。

亨利八世是一位在他的时代激起了强烈情绪的统治者，或者是忠心，或者是恐惧。他在1509年的继位受到人们欢迎，因为人们都为亨利七世压抑时代的结束和权力的和平过渡松了口气。新国王的骑士样貌以及保持朝议使得他和贵族结成了可靠的联盟。人文主义的历史学家盛赞亨利八世是一个学者，他带着热情去学习。就像托马斯·莫尔在他的加冕礼中用拉丁语所写的那样：“现在是对我们奴役最少的时代，是我们自由开始的时代，悲伤结束的时代，快乐来源的时代。”(2)亨利早期对法国和苏格兰的进攻，以及他对艺术和建筑上最新风格的赞助，都显示出他要和远比他富有的法国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平起平坐的决心。他的父亲通过和西班牙的结盟使得英国在国际版图上有了一席之地，现在亨利八世决心要打破欧洲势力的均衡。在1538年短暂的一段时间中，通过签订世界和平条约，伦敦处在了当时的西方世界的外交中心。

没有一个合法的男性继承人，英国国家利益的稳定性都是表面的，这种稳定性并不真实。对于一个继承人的急切需要使得亨利——一个受洗的天主教徒，试图与罗马教会分裂并且发动了宗教改革的竞赛。国家高于教会的原则给了亨利八世最长久的政治保障，到今日也是英国宪法的重要基石。关于亨利八世宗教改革的性质和程度到现在都一直被争论着。愿意相信亨利八世是一个新教徒的人指出他布道辞和圣经的版本都是英文的，他厌恶神迹和迷信，以及他试图将修道院转变成学校。相反的一方指出亨利烧死福音派清教教士，他对牧师独身原则的保护，以及他自身对弥撒奇迹的信服。当代的史学家爱德华·霍尔以及新教徒约翰·福克斯仍在为这些而相持——就和之后的历史学家所做的一样。亨利八世当然把自己当作一个改革者，但这是在他自己意愿之下改造教会和国家。就像传记作家J.J.斯凯里斯布里克所说的，亨利“有他自己的理论”，他的信仰“是个人化的新与(3)旧的高度混合物”。

如果亨利改革的教义和礼拜仪式所体现出的信息可以解释的话，那么政治上的影响就不是这样了，政治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通过散发印好的辩论材料和公共辩论，通过制造教会内讧，这些宗教上的争论给英国的宗教生活加上了空前的理想主义维度。当古老的任免权和位置混乱的问题因宗教信仰的问题变得更复杂，皇家法庭就被卷入了危险的、狂热的和游移不定的联合与背叛当中。一些失算的人倒下了，就像安妮·博林和托马斯·克伦威尔那样，他们为此付出了生命。诗人、外交大使托马斯·沃特爵士，他很可能在伦敦塔的监狱中看了安妮的(4)行刑，写出了令人痛心的语句：“这些流血的日子让我心碎。”一些少数的极端声音开始将亨利八世比作古代的暴君。数以千计的省份和下属地区被卷入，或者是被新的叛国条例定罪，或者是被激怒而加入朝圣游行的大军，或者是他们由于信仰而被邻居所孤立。他们支持改革，他们反对改革，或者仅仅是他们决定顺从，英国人从未如此政治化过。

在统治期间所发生的事件及其后果，可以解释为什么亨利八世一直如此受欢迎。如果没有继承危机以及对罗马教会的脱离，英国清教徒很可能一直属于敌对和地下状态，只是一个由福音派学生、教士和罗拉德教派所组成的异教。如果没有1530年代的立法改革，成文法以及议会不会取得今后国会议员们时常作为先例所提到的成就。解散修道院及利用教会资源在南方建立防御工事使得英国和法国开始了另一场战争，激起了一场让绅士阶层获利的土地所有权革命。英国历史上的许多大家族由此得到他们的财富以及乡村别墅，成功地在亨利八世对隐士生活方式的攻击当中获得战利品。加上克伦威尔的行政改革（由此产生的许多记录被历史学家用来分析这个朝代），以及将爱尔兰从英国的一个分封地变为由双重领主统治，以及一个逐渐摆脱贫穷的制度，这些都不难让亨利八世的时代成为中世纪和现代世界的转型分界。

为了更完整地解释，我们也必须看到亨利在他的人民和后代面前是怎样展现自己的。亨利八世非常明确地知道形象和权力之间的关系，就像他的父亲亨利七世和祖父爱德华四世那样。亨利八世自己估量，他的成就在程度和光辉上都远远超过了他的先辈。在各种地点以及画像，各种仪式和书面语方面，以及法律和布道所用语言上，亨利和他的政府把他的影响在1530年代发挥到最大化。乔弗里·埃尔顿写到“最大范围的宣传竞争”，尽管如此也反映出我们对它的真实影响知之(5)甚少。关于亨利八世这些华丽的图像文化也一直有疑问被提出：谁(6)看见了它？有多少人真的知道他们看见的是什么？但是很明确的是，亨利选择将他有限资源的很大一部分放在塑造自己的形象上。亨利八世是第一位让人一看图像就能认出的英国国王，这些都归功于铸币上的画像以及1539年版的圣经上的图像。之前没有一个英国统治者这么努力地与他的臣属建立如此紧密的联系。就连国外的访客对此印象都很深刻，就像前来拜访的罗马教廷大使在1517年给曼图阿女侯爵伊莎贝拉的信中所写：“世界的财富与文明在这里；那些被称为‘野蛮人’的英国人对我来说他们把他们自己完全地献给这个国家……他的国王让自己的国家十分显赫，统治的方式也比其他国家更加温(7)和、绅士。”

向当代游客展示的在伦敦塔和皇家武器博物馆的武器和武装可以被当作一个有宫廷气派的兵工厂，这是亨利八世为了达到他在英国上层社会的顶峰以及为了和其他欧洲国家竞争所做的。

我们应当怎样去评价亨利八世的统治呢？16世纪的人们通过圣经、英国历史，受过教育的人们通过他们读到的关于古罗马和希腊善良的和暴戾的君主的故事来判断。亨利八世自己也类似。作为一个年(8)轻的国王，他把自己当作第二个亨利五世，与法国相争并且命令翻译李维的《阿金库尔的胜利》。在几年的改革过后，亨利以旧约当中的大卫与所罗门王作为参考。1542年以亨利八世为光辉主角的诗篇将他比作有坚韧意志的大卫，杀掉巨人之后向天使谦卑地下跪。霍尔拜因1535年的一件画作将他当作示巴女王效忠的所罗门。亨利八世所辖的各处地方都挂着讲述类似故事的挂毯，昭示着当时王权超越了(9)教权。罗马皇帝君士坦丁是他的另外一个潜在偶像，由亨利的顾问(10)们提出，而为他的绝对皇权做支持。这些精心制作的形象和理论背后，有着一些基础的假定。一个伟大的国王在他的统治期内使得正义得到伸张，保护他的人民，以及因为正确的理由而使臣民去作战，并且有王者的威风和虔诚。亨利八世从未怀疑他是被上帝安排到王座上来完成某些使命的。但他的臣民有人将他当作一个解放者那样去欢迎，而有的人将他视作暴君。一、战士

战争在亨利生活的时期持续了很长时间。在其他因素考虑进来的时候他可以是其他的角色：阿拉贡的凯瑟琳的威严的丈夫；在中年时，他又是一个学者和理论家，作为教会的最高头领在一堆卷宗当中找寻自己的权力；在最后他是所罗门式的判罚者，按照叛国罪处决选择信仰天主教的清教徒。但是与法国作战，巡查皇家海军工厂以及海滨炮战，才是亨利最鲜明的形象。他三次将自己的国家带入与法国的战争，分别在1512—1514年与他的岳父、西班牙的费迪南结盟，在1522—1524年与马克西米安的孙子及继任者查尔斯五世结盟，在1544年再次和查尔斯结盟对抗法国。亨利在1513年亲临加莱。领导了与法国的战争，他到帐篷里鼓励他湿透的士兵，以及到被攻陷的城池提洛阿奈（Thérouanne）和托奈里用自己的旋律唱圣诗。他在斯普尔斯（Spurs）之战的胜利当中过于骄傲——一个小的骑兵战役俘虏了几个法国士兵和高级贵族。他再次去法国的旅程表面上看上去更像是一次讲和而非战争，这次旅程就是1520年与弗朗索瓦一世在金衣荒野（Field of Cloth of Gold）的峰会。下一次亨利作为军队将领到法国的时候是1544年，他已经变了一个人：肥胖，情绪不稳定，偶尔会因为腿上的溃烂而疼痛。但是尽管需要椅子抬才能在住所周围转悠，需要器械帮助才能上楼梯，但是他仍然会去巡查军队。他饶有兴味地观赏了对博洛涅的围攻，在那儿他第一次看到了英国的火炮进攻，在攻下城后，他还巡查了驻军。在1545年进攻时，他造访了岸边的防御工事，在“伟大亨利”号上进餐，并且在索伦特目睹了“玛丽罗斯”号的沉没。

亨利对法国的进攻很短暂并且花费巨大，迫使王室增加议会的税收和负债，处理修道院的土地，以及让货币贬值。图尔奈于1518年被赎回，博洛涅在亨利逝世三年后通过条约归还。而法国也享受了属于她的胜利：英国的海滨小镇布莱顿1514年被烧毁，法国的骑兵团也在1514年征服了怀特岛（isle of Wight）。亨利召集的最后一次进攻法国的军队是规模最大的，可能是威廉三世以前最大的一次海外出兵，威尼斯的观察家认为英国士兵的勇气和他们的落后装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好的天气，或者食物和饮品的缺乏，使得英国的步兵团(11)无视军令而离战场较远。在某位历史学家看来，亨利八世的军队“在现代化方面与他们的对手相距甚远”。法国有手枪队和更高比例(12)的雇佣兵，英国人没有在战斗中碰见他们已经算是幸运的了。亨利被认为是当时欧洲的“三巨头”之一，但是酸楚的事实是他的军队资源远远落后于法国国王的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

因为从1337年英国国王就自称为法国的统治者，亨利八世鼓吹了他的名号，图尔奈的造币上刻着“在上帝荣光之下法国和英国的国王亨利”。在1523年他接受了“他的”法国臣属——索姆河畔的萨福克伯爵的结盟。加莱辖区，英国在法国境内最后一个控制区域是由亨利五世创建的，它一直按照英国的城镇模式管理并且于1536年回归威斯敏斯特得到议院的席位。还有另一个瞬间使他对法王称号的兴趣大涨，那就是1525年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在帕维亚被俘的时候。亨利得到这个消息非常开心，但是由于缺少资金和国内的抗议让他不能追求他想要的这个好处。但总言之他对法国的态度更像是机会主义的而非王朝统治式的。到16世纪40年代早期，改革以及英国的外交孤立为占领法国海军基地的勒阿弗尔提供了充足而正当的理由。

对法国作战从某种意义上就意味着与苏格兰作战。尽管苏格兰16世纪40年代早期就已经有“英国式”的政策出现，但是基于军力和外交政策，亨利（对苏格兰）的目的并不明确。苏格兰本来，或者说应该成为更重要的战场，但是亨利总将与法国的作战放在第一位。当詹姆斯四世的先锋部队将亨利八世在提洛阿奈（Therouanne）的军队击败时，亨利留在法国。一个月后苏格兰军队在弗洛顿荒野失败并且詹姆斯四世战死，这次的胜利应当属于索瑞（Surry）的伯爵和阿拉贡的凯瑟琳，他们在亨利不在时做了临时摄政。忠于他的骑士传统，亨利给他的女王送去了战利品和在法国俘获的高阶战俘。而作为回应，凯瑟琳奉上苏格兰国王染血的衣物。在1540年对抗苏格兰的行动又一次落在一个高级将领的身上，那个人就是哈特福德的伯爵，但他没有抓住英军在索尔维沼泽的胜利和詹姆士五世去世的良机。在1544年，哈特福德将爱丁堡付之一炬，而当时亨利正在博尔涅的战场上观战。随后苏格兰进入了爱德华六世的统治，由于苏格兰玛丽女王在婴儿时就与法国皇太子订婚，苏格兰想要联合起盎格鲁-苏格兰人的希望也就没有了。

亨利从幼年开始就对科技和小工具非常有兴趣：钟表、航海装置、自动装置，以及超越他们所有之上的枪支。他为他的大炮十分骄傲。那是由汉斯（Hans Poppenruyter）所造的，并且根据十二使徒来进行命名的攻击武器，在1513年随他去了图尔奈。他的父亲亨利七世开始建立英国的军备制造业，亨利八世在1511年制造了一个加农炮的铸造厂，但是他不定期的军事活动让他不得不从意大利进口武器。在1545年他预订了两百支由英国枪械制造者威廉·列维（William Livet）制造的铁质枪，绝大部分都是为其心爱的海军订制的。海军的建造从他的父亲就开始了，他继承之初的五艘舰船到1544年变成了五十艘。他建造的船像是浮动的炮座，这给“玛丽罗斯”号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它承载了比设计之初更多的火炮。亨利八世自身对航海建造业有着浓厚的额兴趣，他为同法国的最终一战亲自设计建造了小的划桨的甲板帆船。真正的创新并不是在船只本身而是在他们的控制系统和运行方式上。16世纪40年代出现的海军法庭被称作“西欧最有(13)效最精致的海军控制系统”以及后代海军法庭的起源。

将亨利作为一个战士来回顾，我们有一种他总是想要证明些什么的印象。不像他的父亲，他并不是在战场上得到他的王位；不像他的哥哥亚瑟，他并没有在是个男孩的时候就被送到威尔士去学习如何治理国家。在1520年代早期，亨利说他相信上帝让弗朗索瓦一世“会(14)给他留下一条类似理查德国王给他父亲留下的那样的道路”。这句话说明了亨利的某些心理。在博斯沃思原野将理查德三世击败是王朝建立初期的神话，证明了亨利七世以及他的后代是注定要统治英格兰的。亨利八世将他的记忆对应到对法战争的事实，显示他想要模仿并且超越他的父亲和亨利五世的成就，以证明上帝和都铎家族的契约一直很牢固。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像亨利一样对战争如此狂热。人道主义在议院里流行，以及两所英国大学提倡和平（但是仍然欣赏传统的军事美德），托马斯·克伦威尔在1523年的议会当中表示对法国的占领是“肮脏的狗窝勾当”。骑士精神，以及欧洲大陆上国王们的竞争让亨利热血沸腾，而他的政府做不到。枢机主教沃尔西是他找到的一位胜任的军事管理者，以及一个热情地为入侵法国做计划的部长。到1540年代，随着托马斯·莫尔和托马斯·克伦威尔都被处决，就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有足够的权力去提供审慎的建议了。二、荣耀

发动战争和议和使得亨利八世在欧洲的舞台上获得荣耀。当时国家观念才刚刚开始形成，16世纪的战争仍然是作为国王之间为了荣誉的个人之战。亨利的加农炮装饰有王室的盾形纹章，在海岸的城堡上也如此。和平条约上也印着王室的纹章。中世纪的二位一体说认为亨利八世就是英格兰，这在他的外交政策当中再明显不过。但是战争耗费巨大，并且越来越贵，长期来看难以维持并且会带来国内潜在的不稳定。亨利的军队在他在位的38年里有8年在征战，除去突袭苏格兰以及盖尔人的爱尔兰。在其他的时候，王室的突出地位主要是在艺术文化和纪念仪式上，这是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大陆上的通用“语言”。如果说亨利缺少像法国国王那样可支配的人力和资金，但他至少可以制造威严的形象。大卫·斯塔基（David Starkey）总结道：“通过展现(15)得像是有巨大的权力，亨利被接受为一个有巨大权力的君王。”

有很多关于亨利八世发起的赞助艺术的观点，大部分认为亨利这么做是好的。历史学家经常借用一个现代的词“宣传”去形容那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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