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栎宇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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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志成城：中国取得防治非典型肺炎工作全面胜利试读：
前言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新中同已走过了60年的风雨历程。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多视角、多侧面对其进行解读。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技、社会、民生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0年是短暂的，但这60年带给中国的却是极不平凡的。60年的神州大地经历了沧桑巨变。从开国大典到60年同庆盛典，从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到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三位，从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从宜将剩勇追穷寇到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军，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双百”方针到体制改革后的文化事业欣欣向荣，从扫除文盲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新型国家，从翻身解放到实现小康社会，凡此种种，中罔人民在每个领域无不留下发展的足迹，写就不朽的诗篇。
60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沧海一粟。其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怎样发生的，过程怎样，结果如何，却非人人都清楚知道的。对此，亲身经历者或可鲜活如昨，但对后来者来说却可能只是一个概念，对某段历史的记忆影像或不存在或是模糊的。基于此，为了让年轻人，特别是青少年永远铭记共和国这段不朽的历史，我们推出了这套《共和国故事》。《共和国故事》虽为故事，但却与戏说无关，我们不过是想借助通俗、富于感染力的文字记录这段历史。这套500册的丛书汇集了在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深刻影响的500个蘑大历史事件。在丛书的谋篇布局上，我们尽量选取各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或深具普遍意义的若干事件加以叙述，使其能反映共和国发展的全景和脉络。为了使题目的设置不至于因大而空，我们着眼于每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缘起、过程、结局、时间、地点、人物等，抓住点滴和些许小事，力求通透。
历史是复杂的，事态的发展因素也是多方面的。由于叙述者的视角、文化构成不同，对事件的认知或有不足，但这不会影响我们对整个历史事件的判断和思考，至于它能否清晰地表达出我们编辑这套书的本意，那只能交给读者去评判了。
这套丛书可谓是一部书写红色记忆的读物，它对于了解共和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时，这套丛书又是一套普及性读物，既针对重点阅读人群，也适宜在全民中推广。相信它必将在我国开展的全民阅读活动中发挥大的作用，成为装备中小学图书馆、农家书屋、社区书屋、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职上图书室、连队图书室等的重点选择对象。编者2010年1月
一、非典来势汹汹
●一辆从广东省河源市疾驰而来的救护车上，一名34岁的重症病人，被抬到了主任医生黄文杰和他的同事面前。
●一名患者出现呼吸衰竭，需要立即插管抢救，一插入管子，患者肺部的痰液像喷雾一样飞溅出来，在场不少医护人员脸上、手上、身上被溅得到处都是。
●面对着高度的传染危险，面对死神的威胁，陈燕清每天多次进入“毒王”的病房，动态观察呼吸机、心电监护仪的数据变化，面对面为病人吸痰、取痰、采集口腔分泌物。
广东发现非典病例
2002年11月16日，广东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接诊一位特殊的肺炎患者。
紧接着，广东的河源、中山、江门、广州、深圳等地相继有此类病例发现。
11月28日，广州军区总医院呼吸内科，下午快要下班的时候，一辆从广东省河源市疾驰而来的救护车上，34岁的重症病人黄杏初，被抬到了主任医生黄文杰和他的同事面前。
负责护送的医生无奈地说：“他已经发高烧整整7天了！”
当时检查发现，黄杏初高烧39.8度，明显的呼吸困难，全身发紫，同时，还神志不清，躁动不安。
护士无法打针给药，医生无法采取治疗手段，只好叫几位医师来把他按住。但是，由于病人身体强壮有力，四五个医生好不容易把他固定住，打上适量的镇静剂，黄杏初才安静下来，医生们马上采取治疗措施。
上呼吸机！插管！呼吸内科主任黄文杰当机立断，决定要给黄杏初进行机械呼吸改善病人通气。
第二天，病人神志清醒，呼吸困难有所缓解，情绪逐渐稳定。但是，面对如此重症的“肺炎”，医生们不敢有丝毫的懈怠，继续对症下药，采用抗病毒、抗菌药物进行系统治疗。
一个医生加一个护士，夜以继日地监护病人，广州军区总医院最贵重的呼吸机和监护仪器都用上了，黄文杰和其他专家们，一天无数次查看他，严密检测生命体征等病情。
入院后四五天，黄杏初的情况终于有所好转。
呼吸内科参与救治病人的李医生后来回忆说：
当时什么都不知道，对非典型肺炎病人的传染性一点认识都没有，只是按照重症肺炎病人的措施，采取一定的防御，没有特别的措施，直到出现河源医务人员感染才意识到该病的传染性。
在第七天，就在黄杏初的体温逐渐变得正常的时候，黄文杰接到广东省卫生厅的通知，让他立即和地方5名专家赶到河源市人民医院，因为与黄杏初接触过的有11人遭到感染，其中有8名医护人员。
黄文杰和他的同事多少有些后怕，但是，医护人员和军人的双重天职，让他们一次次义无反顾地踏向“雷场”。
为正确诊治这类病人，他们冒着风险，为病人查咽喉、听肺部呼吸音的变化，在抢救危重病人时，一次次冒着被气管里喷出的分泌物感染的危险。黄文杰一次次叮嘱他的战友：进病房一定要戴口罩、手套，每做完一次检查或治疗都要清洁洗手，病房要随时通风……
为避免有些重症病人气管插管后所带来的损伤和继发感染，黄文杰大胆地采用了无创通气法。即面罩通气、营养支持、静脉注射胸腺肽和免疫球蛋白等措施对症治疗，使许多病人转危为安。
首例病人黄杏初在10天后，便拔下呼吸管，脱离了死神的纠缠。23天后，黄杏初康复出院，他和同事们无一人感染。
黄杏初出院后没有再传染给别人，身体又恢复了往日的强壮，复查三次没有发现任何后遗症，黄杏初和他的家人特别感谢黄文杰等医务人员，多次专程到广州向医务人员致谢。
广东进入发病高峰期
从2002年12月中旬开始，河源陆续有类似肺炎患者被转到广州军区总医院治疗，其中包括一名被感染的医生。
至2003年1月17日，广州军区总医院已经收治了来自中山、清远、深圳的大约10例类似肺炎病人。
2003年1月18日，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开始收治8名病人，病人病症与广州军区总医院收治的病例相近，分别来自顺德、东莞和广州市芳村区。
从1月31日19时开始，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也陆续收到外院转来的3名类似肺炎患者，其中包括一名10岁的广州男孩。
3人病情都十分严重，一入院就要上呼吸机。中山三院集合了儿科、传染科、呼吸科等科室专家，从除夕夜一直通宵达旦抢救到次日上午，大家连续工作长达12小时。
据一位参加急救的医生称，当时一名患者出现呼吸衰竭，需要立即插管抢救，一插入管子，患者肺部的痰液像喷雾一样飞溅出来，在场不少医护人员脸上、手上、身上被溅得到处都是。
2月3日晚，病情最严重的10岁男童不治身亡，这是此次类似肺炎事件中死亡年龄最小的患者。
在本次肺炎事件中，收到类似肺炎患者的医院还有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广州市第一和第二人民医院、广东省中医院、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广州市胸科医院和一七七医院。
可以说，广州几乎所有大型综合医院都收到病人。
接触到类似肺炎病例的不少广州医生，最初并没有意识到或还没来得及意识到这一疾病的传染性，救治第一批患者的医护人员开始陆续被感染上。
1月30日，中山二院因接收了一名病情特别重的患者，加上医护人员防范措施不足，导致前后45名员工染病，医院不得不开设15、16、17、18四层楼为专门隔离病区，并成立专门治疗小组进行应对。
紧接其后，2月3日中山三院12名医护人员也相继出现剧烈头痛、高烧等症状。
从2月5日至10日，这6天是广东的暴发期，省内传播达到每天50宗以上。
医护人员纷纷病倒的消息通过电话、手机短信、电子邮件悄然在广州市大面积扩散，越传越耸人听闻。有的人称与这类肺炎患者“打个照面就死”，甚至“上午传染上，下午就死”，还有人称“不少医护人员死亡”。
2月8日，众多单位员工节后正式上班，传言立即“升级”，走在广州街头随处可见戴口罩的人。
2月10日，传言进入高潮，并从广州市向深圳、珠海等珠江三角洲其他地区蔓延，随后又向海南、福建、江西、广西、香港等邻近地区传播。
2月10日起，抢购板蓝根、白醋等风潮以异常的速度登陆广州。一个多月前对河源人疯抢抗生素还觉得不可思议的广州人，愿意花70元买一包原价只有十分之一的板蓝根，20元一瓶的白醋都被百姓一抢而光。
广东省、广州市后来公布的有关数据表明，在此次事件中，不少河源、中山等地的病人都被送到广州市救治，广州本地患者人数也不少，这使得广州成为此次事件中最令人关注的地方。
组织专家调查研究
在2003年1月2日，广东省卫生厅接到河源报告，出现“有传染性”的过去从未见过的肺病。
在当天，省卫生厅就派了一个以广州医学院呼吸疾病研究所副所长肖正伦为组长的专家小组前去调查。
在第二天早晨，调查小组就写出了一个报告，认为是一个局部爆发的不明原因的肺炎，而且肯定这个病有一定的传染性，并提出了最初步的诊断、处理、消毒、预防、隔离方法。
半个月后，中山市开始报告该市3家医院收治了一批以发热、肺部感染症状为主、病因不明的患者，且有多名医务人员感染。广东省卫生厅再次组织专家小组前往调查。
1月21日，专家组在写出了《关于中山市不明原因肺炎调查报告》，命名该病为“非典型肺炎”即“病因未明，病毒性感染可能性大”。
1月23日，广东省卫生厅以“粤卫办2号文”将这份报告，印发至各地级以上市卫生局和省直、部属驻穗及厅直属医疗卫生单位。
当时，中国已经临近一年一度最重大的传统节日春节了。当时，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种病的严重性，直到1月底，报告才到达广州各大医院。
春节假期之后在广州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不明病毒袭击广州”的传言，市民大规模抢购药品、板蓝根及醋的现象。
2月上旬，在广州不少大医院，已经住了许多“非典”病人，全省总共有上百名医护人员受到感染。
广州医院抗“非典”最艰苦的阶段至少持续了一个月。其间，广州的呼吸疾病专家在研究治疗方案上花了很多功夫，相互之间也进行了很多经验交流，总结出广州的非典型肺炎推荐治疗方案和临床诊断标准。
2月13日，广东省卫生厅组织专家总结前阶段非典型肺炎救治工作经验，研究完善非典型肺炎病例临床诊断标准、推荐治疗方案、预防措施指引和消毒隔离措施。
在临床治疗方面，广州的确取得很大成绩。广州的经验后来也在全国及海外推广，特别是在香港。广东的“非典”病死率不到4%。而世界卫生组织对世界SARS患者病死率的估计曾是14%至15%。
广州市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钟南山，将之归功于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
向中央紧急报告病情
2003年2月7日，广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李鸿忠接报，旋即报省委、省府主要领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张德江作重要批示。
2月8日，春节长假后开工日。非典型肺炎报告向北京急送中央，国务院领导作出批示。
2月9日，国家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受命，率专家组抵粤，经国家和广东省医疗卫生专家研究分析，初定为非典型肺炎。
2月10日，各种传言鼎沸，广州市民中出现恐慌心理，抢购板蓝根等抗病毒药品及白醋风潮起。这天晚上23时30分，省委书记张德江作出决定：第二天去省卫生厅现场办公。
2003年2月11日，上午，张德江在省委常委、秘书长蔡东士和副省长雷于蓝陪同下至省卫生厅。
张德江指出：
非典型肺炎发病高峰已过，病情初步得到控制，但绝不能掉以轻心，要尽快召开记者见面会，请专家回答记者提问，用权威的声音引导舆论，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恐慌。
2月11日10时30分，广州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广州市卫生局局长黄炯烈对广州地区发生非典型肺炎病例的情况向传媒作了通报。
广州市副市长陈传誉、市政府副秘书长张火营代表市政府承诺：“在现代科学技术的指导下，广州有信心有能力应对任何疾病的挑战。”
同日下午，广东省卫生厅及佛山、珠海等地，也先后召开了类似的情况通报会。
省市两级政府承认广东省、广州市发现“非典型肺炎”患者。
2003年2月12日，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黄华华主持有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钟阳胜和副省长雷于蓝参加的省政府工作会议。黄华华指示：“须不惜代价抢救在接诊病人时被传染的医护人员。”
下午，副省长雷于蓝和广州市副市长陈传誉携花篮，至中山大学附属二院、三院及市八院，慰问看望一线医务人员。
2月18日，中国疾病研究中心宣布，广东严重呼吸道综合征的病原基本可以确定为衣原体。
同日，在广东卫生厅召开的紧急会议上，广州各大医院专家一致认为，不能简单认定衣原体就是唯一病原。
3月15日，世界卫生组织将此疾改称“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即“SARS”。
广州第八医院抗非典
2003年2月1日，大年初一清早，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院长唐小平就召开中层干部会议。
各位同仁，广州正流行一种叫“非典型肺炎”的传染病。上级指令我们市八院，从明天起，就开始接收这类传染病人……
唐小平个子不高，黑黑实实的。单看唐小平的相貌，看不出他是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导师、美国佛罗里达大学访问学者、病毒性肝炎及艾滋病优秀专家，2002年“广州十大杰出青年”。
唐小平院长原准备与父母亲一起到深圳过春节，疫情一来，一切让路。“今晚就是不睡觉，也要把明天收治传染性肺炎病人的全部准备工作做好。现在离明天8点，不到20小时了，开始行动吧！”唐小平下了动员令。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也叫传染病医院，几里远也可以看到病房大楼上的这个招牌。除了收传染性肝炎病人之外，还专收艾滋病人。这两种病都是接触性传染病，你不接触病人及其物品，就不会传染上。
现在要收的却是呼吸性传染性，病毒弥漫在空气中，如何进攻和防守，对于他们来说，无论官还是兵，都是一场从未经历过的战斗。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是战争，说什么时候上就什么时候上，刻不容缓。
初二早晨，一辆辆呼啸着的急救车，把第一批“非典”病人送进了医院，战斗正式打响了。
感染科主任蔡卫平首当其冲。他对病区里每一位病人都细心检查，认真处置。那时，对非典型肺炎的认识，还处在初级阶段，既不知道它的来源，也看不清它的面目，诊断标准更没有形成，全凭医生的仁心仁术。“非典”病人如潮涌来，短短几天就升到150多人，仅2月6日8日两天，每天就收治30人。
病区的医生护士全都踩着秒针上班，一直干到深夜1点。每天不知道走了多少路，即使穿着最柔软的鞋，脚也打起了泡；而且，许多路是推着导弹一样的氧气瓶跑的。
2月，是广州最寒冷的月份，被汗水湿透了的内衣，被寒风一吹，冷得又不由得直打哆嗦。护士胡嘉茜、郑淑芳，护士长农菲、医生何凯茵由于加班过度疲劳，累得晕倒在病房，醒过来后，又投入紧张的战斗。
病房很快爆满了。2月8日，遵照卫生局指示，马上开辟第二“非典”病区，由博士医生张复春主任挂帅。
张复春受命于危难。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要招20多名精干的护士、医生。消息一传出，报名者竟然超过了50名。
为了少出现一个“非典”患者，他们义无反顾地来了，带着一颗救人于水深的火热之心。
就在张复春开辟“非典”第二病区这一天，“毒王”要从中山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转过来。
这个“毒王”姓周。1月30日，也就是年廿九，他高热咳嗽，呼吸困难，危在旦夕，住进了中山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后确诊为非典型肺炎，按有关规定转到三院传染病区。就那么不到48小时，他不仅把抢救过他的医生、护士传染，甚至连运送他转院的司机，也被他严重的毒性击倒了。这位司机就是后来以身殉职的范信德。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毒王”要转到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
收，还是不收？这是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不收嘛，当然可以找到顺理成章的理由：本院床位告满，正组建新病区，目前无法再收治了。
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唐小平对大家说：“我们是传染病专科医院，救治传染病是我们的天职，怎能拒收呢？如果我们不收，他就没有地方去了，只有等死了。”
绝不能让“非典”病人等死，即使“毒王”也不例外。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我们就要尽百分之百的努力。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上上下下达成共识，终于把这个撂倒了两个大医院的“毒王”收了下来。
市八院不仅收了“毒王”，紧跟着，还把被其传染上的18名家属也收下来了。“毒王”驾到，唐小平立即率领张复春、蔡卫平等将士披挂上阵。
打头阵的是张复春主任，他第一时间到病房现场指挥抢救。
在抢救众多非典型肺炎病人过程中，张复春发现，死亡病例均合并二重感染，且病人的T淋巴细胞亚群显著下降，率先提出了细胞免疫缺陷及损伤，是造成多器官损害以及合并感染的重要原因。据此，他们对“非典”病人试用增强剂治疗，收到较好的效果。这项发现在多家医院推广后，提高了危重病人抢救的成功率。“毒王”被镇住之后，在唐小平的红色方阵中，杀出一员女将，她就是陈燕清主治医生。别看她弱不禁风，性格却活泼开朗。果然，她进出SARS敌阵中，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竟毫发无损。在院长唐小平的指挥下，她和张复春、蔡卫平、农菲等医护人员一起，与“毒王”展开浴血奋战。
这里没有刺刀见红的拼杀声，但敌人都是看不见摸不着、不知来自何方的隐形职业杀手；这里没有冲锋陷阵的号角声，无声的战斗却十分惨烈。
连续作战13天、日夜奋战疲惫不堪的蔡卫平主任开始发烧了；与病人作零距离支纤镜检查、一做就是10多个的陈劲锋主治医师也中招了；跟着，有20多位医务人员相继被传染上。
身体魁梧的蔡卫平，刚发烧时还不太在意。病人一双双求生的眼睛，令他不忍心离开病房去休息。他坚守岗位，坚守阵地，直到2月19日病情加重，确诊为非典型肺炎，才不得不住入自己的医院。
即使在隔离病房里，他还念念不忘他的病人。他躺在病床上，用手机遥控指导科里的医生工作，回答各病区甚至外院医生的咨询。
但是，到了住院第十天的时候，高烧回升。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到了上氧气罩和呼吸机都不见好转的程度。蔡卫平心里很清楚，这一次加重预示着非典型肺炎的第二波高峰来了。
作为医生，蔡卫平很清楚地意识到，如果在SARS最猖狂的时候顶不住，那就完了。此时此刻，他真有一种自己快不行了的感觉。
躺在病床上的日子，蔡卫平看着同事们穿着笨重的防护服在身边忙碌着，他恨不得立马拔掉针头继续回到这支队伍中去。然而，他只能老老实实地躺在那里，用眼神、手势和同事们交流。
在这之前，他从来没有想到这洁白的病房、洁白的被褥是为自己准备的，那一段时间他体验到了作为病人的痛苦，尤其是作为“非典”患者的那种悲壮。
他才41岁，生命难道就这样结束了？难道就这样离开远在湖南读书的女儿，连最后见她一面的机会也没有？难道就这样离开志同道合、并肩战斗、相亲相爱的妻子，让她留下永远也无法愈合的创伤？难道就这样离开每日颤颤巍巍给自己送汤水的老母亲，让她老人家白发送黑发？
有多少事还没有做啊，国家正是用我的时候；有多少病人还在等着我，等着我去重唤他们生命的光彩……
SARS无情人有情。21时，蔡卫平的妻子，同院护士长倪仁芳，尽管看见戴着呼吸罩的丈夫，像往常那样，一再打手势叫她走，赶她尽早回家休息。
但是，此时，倪仁芳明显预感到，丈夫的生和死就在这一夜了。对付恶魔SARS，眼下还没有特效药，挺得过去就生，挺不过去就死。今晚，怎么也不能走！
就这样，倪仁芳坚持留下来，陪丈夫度过了最危重的一夜。
万幸！蔡卫平最终病情好转！
当战友纷纷被传染上时，并没有把身体纤弱的陈燕清医生吓倒。面对着高度的传染危险，面对死神的威胁，她每天多次进入“毒王”的病房，动态观察呼吸机、心电监护仪的数据变化，面对面为病人吸痰、取痰、采集口腔分泌物。那都是极毒极传染的东西呀，但为了救死扶伤，为着收集第一手临床的宝贵资料，她明知山有虎，也向虎山行了。
经过几天舍身忘死的奋战。终于把“毒王”从死神手里抢了回来，“毒王”苏醒了！
这位迈出地狱之门的水产商哪里知道，为了抢救他，先后60多个医护人员倒下了，中山二院的范信德，中山三院的邓练贤甚至献出了生命。他们付出的代价，世界上有什么东西能够衡量？！
当周先生得知他18个家人也住进医院后，十分忧心。陈燕清医生马上到有关科室病房，逐一了解他家人的病情，逐一向他作详细的交代，消除了他的焦虑，鼓励他树立最终战胜病魔的信心。
陈燕清总是第一个上班，最后一个下班。每天下班前，她总是逐一巡查危重病人，调整、查对呼吸机和心电监护的每一个数据，对值班医生详细交代注意事项，才放心地离开。在科室里，她几乎包下了所有星期六、日的值班。
一天，一位当值医生拉肚子，临时又找不到别的医生顶替，陈燕清马上说：“我来顶他的班。”这一顶，就是28小时，此前，她才刚刚值完夜班。
经过艰苦卓绝、人梯式的战斗，终于把“毒王”降住了。
3月18日，周先生康复出院。他紧紧地握着医生的手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他做了一面锦旗送给医院：
起死回生，再世华佗。
压在院长唐小平心中层层石头，总算落下了一大块。
这些日子，从早晨忙到凌晨，虽然已经疲倦不堪了，但却无法入睡，即使吃下安眠药，他还是睡不着，人命关天啊，怎能不紧张！
市八院又是广州抗击“非典”的主力部队，收治的“非典”病人，占全市四分之一以上。每天有多少事情等着唐小平安排、处理；有多少会议等他主持、参加；有多少“非典”难题需要他付出心血研究探索……
当时，弟弟又做颅脑外科手术，唐小平忙得实在无法抽身照应，直到弟弟手术后第三天，他才满怀对胞弟愧疚之情，挤出一点点时间到医院探望。好不容易合上眼，又常常被猝然响起的电话惊醒，幸亏他有牛一样壮的身体，不然早在这超负荷的工作中倒下了。
4月6日，世界卫生组织著名流行病、传染病学家马奎尔博士到医院视察时说：
你们所有抗击“非典”的医护人员都是英雄，都应该获得一枚勋章。
在这次抗击“非典”的战斗中，千千万万的白衣战士，一如既往地执行着他们神圣的职责。
疫情迅速蔓延全国
2003年一开始，在大多数人茫然无知的情况下，非典病原体就以人们意想不到的速度，开始漫延到全国、全世界各地区。
2003年1月4日至14日，广西河池市境内柳州铁路局金城江机务段，发生一起呼吸道传染病暴发疫情，属家庭接触传染型，共发病6人，其中死亡2人。
直到2月中旬，广东省部分地区确认发生非典型肺炎疫情后，广西疾病控制中心认为，河池市上述病例，与广东省“非典”病例发病特征相似。并正式将其归类为回顾性非典型肺炎疫情。
2003年2月17日，湖南报告了首例病人，即为在广东的湘籍打工者，染病后返回家乡。
进入4月，湖南又报告了6例广东输入性“非典”病人。其中1名19岁的女病人，患病后先在深圳龙岗医院治疗，病重后回湘治疗，抢救无效，因呼吸衰竭于4月2日9时死亡。
4月中旬，大批在北京、广东等地求学的湘籍学生返乡，湖南省的SARS防治形势骤然严峻起来。湖南开始加强防治SARS的措施。
2003年2月27日，SARS在第一时间从广东蔓延至内陆省份山西。
2月下旬，太原一家商场包租柜台做珠宝买卖的女商人于某，在广东进货时染疾，发烧胸闷。回到山西，她的病情愈发严重，却一直与家人生活在一起，父母亲朋往来密切。
在太原求治若干家医院没有结果之后，3月1日，于某租车到北京看病。7日，在解放军301医院被确诊为“非典”，转入302医院。这时，父母、丈夫等一家8人都出现类似症状，有重有轻，全家相继到北京就诊。
另一例发生在2003年3月23日，太原市退休女工谢某从北京奔丧归来，觉得身体不适，胸闷发烧。她立即前往太原的山西省人民医院就诊。
谢某的哥哥刚刚在北京过世。他去求治结肠癌，结果死在佑安医院，死亡证明上说：“发热，原因不明。”此刻，谢某也是“发热，原因不明”。
2003年2月10日，四川广元的吴某赴广州探亲、奔丧返回后，一家3口，先后出现高烧、全身肌肉酸痛等症状，住入了广元市410医院。12日，经追查病史和临床观察，确诊为非典型肺炎。
3月29日，一名已在广东患病并经初步治疗的农民工，回到老家四川省泸州市叙永县治疗，被确认为疑似病例。
据四川省非典型肺炎防治小组专家分析，四川全部“非典”病例均为输入型，大多是从广东传入的，尤以在广东务工的农民为主。
2003年3月上旬，香港最早的“非典”病例出现在位于沙田的威尔士亲王医院。
当时，一名医院员工出现发烧及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状。不久，香港大批医护人员感染病倒。疫情不断扩散蔓延。到3月下旬，病毒已经进入了社区，受感染人数每日以数十人的速度增加。
根据香港卫生署宣布的“肺炎个案源头发现”，是来自广东的医生刘某。
2月21日，刘某和太太一起前往香港，参加侄儿的婚礼。此前，他一直在广东中山二院治疗非典型肺炎病人。当晚，他入住香港京华国际酒店。就在那里，他传染了1个多伦多女人，1个来自温哥华的男人，1个美国商人，3个新加坡女人和1个看望朋友的26岁的香港男人。他们把病菌散布到全世界。
在3月1日，北京接收了第一例非典型肺炎病例。
在广东和北京出现疫情后，以两地为中转站，全国各地纷纷出现可疑病例。
2003年3月27日，内蒙古发现第一例疑似病例报告。此后，中部、西部和东部的6个盟市相继出现病例。
呼和浩特市有3组病例：第一组起点为一民航女乘务员，她曾于3月15日飞往香港，波及8人；第二组为一中学生，他在看望患病住院的亲属后发病，波及3人；第三组为巴彦淖尔盟铁路医院的一名实习生，他在北京结束实习后回乡后发病。
2003年4月7日，宁夏出现首例输入性非典型肺炎患者。
在3月28日，内蒙古自治区西部的磴口县赵某从北京出差回来。4月1日，他便出现高烧、头痛、干咳、少痰、呼吸困难等病症。
4月7日晚，赵某因病情加重，从内蒙古自治区西部的磴口县人民医院转院住进宁夏医学院附属医院传染科，被确诊为宁夏首例输入性非典型肺炎患者。
4月22日晚11时，宁夏首例输入性非典型肺炎病人赵某医治无效死亡。此后，与他接触过的家属5人也陆续发病，先后被证实为非典型肺炎患者。
2003年4月15日，54岁的河北省某县民政局干部孟某，由北京民航总医院转院至天津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接受心脏内科治疗。16日下午，孟某开始发烧，并有咳嗽等症状，后因严重肾衰于4月20日上午10时死亡，被确定为输入型非典型肺炎。
经查证，孟某在北京民航总医院住院期间，该院曾收治过“非典”病人。
第二例患者陈某，男，70岁，是孟同一病房的病友，4月20日22时死亡。
同时，与河北省接壤的北京、山西、天津均有“非典”病例报告。而河北省报告的确诊病例大都与北京疫区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并且病例家庭聚集性明显。
2003年4月13日，湖北省黄冈市中心医院接诊了一名叫李某的59岁的高热女病人。该病人于4月12日由北京来红安，黄冈市中心医院接诊后将其收治该院内科病房。在返京后李某被确诊为非典型肺炎病例，随后，内科医生张某也被确诊。
位于东北的吉林省，也发现了首例输入性疑似非典型肺炎病例。该疑似病例为姐妹俩。妹妹曾于发病前两周内，在北京收治非典型肺炎的医院护理产妇。回来后，出现发热、干咳、全身肌肉酸痛等症状。姐姐发病前曾与其妹妹有明显的接触史，临床症状与其妹相似。
2003年4月19日，辽宁省葫芦岛市发现一例非典型肺炎病例。患者王某是绥中县小庄子乡凌家村村民，曾于4月9日至15日，在北京探望、护理患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的亲属。
2003年4月21日，甘肃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甘肃日报》刊登了，寻找4月18日乘坐北京至兰州MU2112航班旅客，以及4月17日乘坐北京至西宁T151次列车14车厢，在甘肃境内下车者的紧急通知。
原来，25岁的马斌是甘肃定西县香泉镇马家坡村人，长期在北京从事餐饮工作，在北京有与非典型肺炎病人接触史。
14日，马斌在北京自感全身酸痛乏力，在朝阳区小庄医院就医诊断为感冒。17日从北京乘T151次列车返家。18日到达定西，下车后，他直接去定西县医院传染科发热门诊就诊。医生怀疑他有感染“非典”的可能，收住在隔离病区的单人房间。19日，他开始高烧、干咳，肺部有阴影。专家诊断为非典型肺炎。
在北京期间，曾经陪护过“非典”病人的60岁的马思成，也于18日乘飞机由北京到兰州。从兰州机场乘车返回定西，在他的妹夫家休息。19日开始高烧，在定西县医院传染科发热门诊就诊，被确定为“非典”病人。
此时，邻省陕西也发现了首例输入性非典型肺炎病例。这位女性非典型肺炎病人，4月间曾陪护其他病人前往北京治病。4月10日开始发烧，并出现病症。4月16日回到西安后住院治疗，20日确诊。
第二天，在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一名新西兰人被确认为非典型肺炎患者。
2003年4月1日，福建厦门市发现两例疑似非典型肺炎病例。两人同一单位同一批从香港培训归来。他们曾与其他64人一起住在香港淘大花园，并于3月30日返回厦门。同行其他人并未发现“非典”病情。
2003年3月27日，一名商人从香港洽谈商务回到上海，途中已有症状，4月2日在第四人民医院被确诊。
4月7日，患者68岁的父亲出现了发热等症状。并于4月17日被确诊为上海第二例非典型肺炎患者。
2003年4月8日，一位山西人接到调令，到驻山东省济南市一企业任职。此前的4月4日，他曾因发烧，到太原某医院就诊。4月9日，继续发烧，到济南千佛山医院治疗，最终被诊断为“非典”患者。
2003年4月16日、17日，河南发现并确诊3例非典型肺炎病例，分别为驻马店、南阳、开封市从外地回乡的人员。22日，河南又新确诊3例“非典”病例。而这3例新确诊的“非典”患者发病前，都曾在北京市的医疗机构从事过打工、陪护或探望病人活动。
2003年4月18日，重庆万州区某局一女职工黄女士，4月5日曾随单位组团赴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旅游，4月17日随团返回万州。当晚，出现感冒症状，发热、干咳。4月18日，被传染科收治，成为重庆市第一例疑似“非典”病例。
2003年4月20日，一名广东省番禺市的货车司机，驾车从广东到上海。4月20日，途经江西省上饶地区时，自觉有发热症状，到当地医院诊治，被列为“非典”疑似病例。
在江苏省苏州市，一个来自北京的旅行团内，一位67岁的游客有呼吸道感染发热症状，4月20日20时，他被送入医院诊治，列为疑似病例。
4月20日，浙江省卫生厅宣布，杭州市发现3例输入性非典型肺炎病例，患者为3兄妹。4月12日，他们全家6兄妹分别从北京、上海、杭州汇聚武汉扫墓。来自北京的大姐当时已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返回北京后，于4月19日被确诊为输入性非典型肺炎。4月18日，在杭州的3兄妹也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4月19日晚，被确定为“非典”病例。
2003年4月21日，一名阜阳的打工妹乘深圳至郑州列车，从深圳返回。在4月17日，她自觉高热，全身酸痛。4月19日，她到深圳横岗镇医院就诊。因经济困难，她决定回乡。4月22日下午，她抵达阜阳，其家人送至阜阳市第一医院就诊。23日晚，确诊为“非典”。
截至4月30日，全国报告有疫情的省份达26个。疫情正以超乎人们想像的速度在全国蔓延传播。
世界卫生组织关注
2003年3月，世界其他几个国家开始出现同样症状的病人。首先是在越南河内，接着在加拿大、新加坡和香港。
事后的调查表明，这些病人的病毒追踪溯源来自中山二院的刘剑伦医生。
2月21日，广州中山二院肾内科医生刘剑伦从深圳罗湖口岸入境香港参加一个亲戚的婚礼，入住九龙京华国际酒店。
刘剑伦后来在香港卫生署的调查中被认为是引发香港SARS的源头。在他入住的酒店，他将病毒传染给了其余6名不同国籍的人。
这些被传染者又将病毒通过国际旅行带到了加拿大、新加坡、越南。刘剑伦本人也于3月4日，在就诊的广华医院病逝。
当时，越南首先报告了世界卫生组织。
3月份，世界卫生组织高度关注我国的疫情和防治工作。先后3次派专家来我国，与我国专家就SARS防治的流行病学、病原学、临床诊断和治疗以及控制措施开展了协助工作，并提供技术支持。
3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向世界发出SARS警报。
3月15日，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在香港发现的刚命名的SARS和在广东的“非典”病征相似，并确认广东的非典型肺炎和世界其他地区流行的SARS属同种疾病，二者存在的较小差异并不影响对该疾病的定义。这使得广东开始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至3月中下旬，SARS在香港大规模爆发。其时，中国其他省市已经出现了“非典”病情。
从4月1日起，我国卫生部每天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非典型肺炎最新疫情。
4月2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发出不要去香港和广东的旅游警告。
4月3日，在国家卫生部国际合作司李万山陪同下，世界卫生组织官员一行7人，到广东省访问考察。
2003年4月5日，世卫组织5名专家前往中山大学医学院，与一直致力于研究治疗SARS的中国病毒学和传染病学专家进行了座谈，并参观了中山大学医学院的微生物实验室。
世卫组织的专家们认真听取了中山大学专家的介绍，并就广东地区发病人的症状等问题进行了解。还共同探讨了SARS的源头及治疗方法。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约翰·麦肯锡先生接受采访时称，病源可能来自动物。
世界卫生组织赴粤考察团的7名专家，在广东迎宾馆召开新闻发布会，高度赞扬中国政府对人民的健康“非常负责”。还对广东省所作出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效表示赞赏，同时指出，广东防治“非典”经验对全球有指导意义。
4月7日晚，黄华华在广州会见了世界卫生组织专家，他表示，欢迎专家们前来广东省考察SARS的防治情况，并对此表示感谢。希望专家们能帮助广东查找到该病的原因。
广东省副省长雷于蓝介绍预防治疗工作时表示，党和政府始终置人民生命于首位。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会见世卫组织专家时表示“提供情况是我们的责任。”
4月8日，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小组在广东考察了一周后准备离开广州。
此后，全球13个实验室联手研究SARS的元凶，仅仅8天就确定病原体为一种新型的冠状病毒。
4月15日后，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又在北京、上海等地进行考查。
4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宣布：
经过全球科研人员的通力合作，终于正式确认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是引起SARS病的原体。
在显微镜下，致命的SARS病毒竟如皇冠般的美丽。但对SARS病毒来自哪里，又通过什么途径传染，都还是未知数。
当时，被称作“非典型肺炎”的SARS，是世界卫生组织对“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的正式命名，英文全称为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率先为它命名的世卫组织传染病专家卡洛·乌尔巴尼，他因追踪研究SARS不幸感染殉职。
4月27日，广东省成立了防治“非典”指挥部，提出要“四早”：早发现、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以控制疫情，防止蔓延。
进入5月以来，在广东各地市的交通站多了量体温和发放健康申报表的工作人员，对每个旅客逐一检查。
至5月17日，广东在2月“非典”高峰期3个月以后，终于出现了零报告。此后，一直维持零记录。
在5月23日17时，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总部宣布，撤消对广东的旅游警告。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的参与帮助下，促进了防治“非典”工作，加快了我国战胜“非典”的进程。
北京发现首例非典
2003年3月2日凌晨，解放军北京301医院接诊了华北第一例输入性“非典”患者。
301医院呼吸科主任刘又宁和他的同事们，成为北京地区最早面对“非典”的医务工作者。
原来，在2月18日，山西太原一位女商人徐丽，前往广东出差。2月22日，在深圳到广州的火车上，她感到浑身乏力，发烧。2月23日，她返回山西太原后，在多家大医院求诊，但一直高烧不退、呼吸困难。
3月2日凌晨1时，她来到北京301医院，病情是“发热、待查”，随即住进了急诊科病房。
3月3日上午，急诊科主任沈洪为她进行了咽喉、淋巴检查，同时，X光片显示她的肺部有片状阴影。因此，将她转入了呼吸科病房。
3月3日11时，呼吸科医生佘丹阳没戴口罩，拿着听诊器来到这位病人面前，问：“去过什么地方？”
她答：“广州。”
佘丹阳当即打了个激灵，急忙问：“都用过什么药？”
这位病人一时无法说清楚，佘丹阳就与山西太原的主治医生通了电话，回答“都是抗菌、抗病毒的好药”。
佘丹阳向这位病人的母亲交待：用抗生素，这么多天不见好，情况不妙，如果是广州肺炎，死亡率很高。当时，佘丹阳仅仅听说过“广州肺炎”。
这位病人的母亲哭着说：“我也发烧了。”
当天晚上，佘丹阳上网查资料，传说中的“广州流行肺炎”临床表现、怎么防护、怎么治疗，一点可供参考的信息都没有。
3月4日，301医院著名呼吸病专家、呼吸科主任刘又宁走进这位病人的病房。护士长追上前去，给他递上了口罩。
此前，刘又宁曾担忧地说，如果不采取措施，广州不明肺炎迟早会传到北京。这时，刘又宁脑海里闪过几个关键词：“广州”、“发烧”、“抗生素无效”，他本能地判断，这位病人的病情与广州的不明肺炎有关。
为此，他改了医嘱，停用进口的抗细菌的药物，改用抗衣原体药物。可能徐丽本人伴有衣原体合并感染，一天后，徐丽体温降下来了。
同时，刘又宁决定，让这位病人的母亲立刻离开招待所，住进病房。这是当时条件下所能做出的最大努力了。刘又宁说：“我们凭着医生的职业敏感，为北京拉响了第一声‘非典’警报。”
考虑到该病有极强的传染性，呼吸科领导迅即向医院汇报，建议将这位病人转院治疗。但面临的难题是，国家还没有将这种疾病纳入法定传染病管理，直接转入传染病医院，人家会不会接收？
可喜的是，解放军302医院二话没说，同意接收。这位病人于3月5日转入302医院住院治疗。
3月7日，刘又宁在西安开会，向参会者通报了这位病人的病情，他提醒全国各地的医生：“回去后，你们每个人都会遇到这个病。”
3月10日以后，在成都、济南开会，刘又宁带去了这位病人的胸片，再次提请各地医生注意。
3月9日，301医院成立了春季呼吸道传染病领导小组和专家组；
3月12日，又制订了春季呼吸道传染病防治办法；
3月16日，建立了针对疫情的发热门诊；
从3月23日开始，先后对有关医护人员进行了隔离和医学观察。
自从3月初，301医院接诊了第一例输入性“非典”患者，在3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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