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修订版)(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许光伟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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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修订版)试读：

文前辅文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

人类不是在开始一件新的工作，而是在自觉地从事自己的旧工作。——马克思

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这一问题。——列宁

凡一国之历史，其对于民族思想之指示，与民族力量之启发，恒于不知不觉之间，隐操大柄。——熊十力（我）有两个主要论点：其一是说，在《资本论》中，应用的基本方法是辩证方法，不是抽象分析，也不是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或其他什么方法，即使说，后面这两者比较重要，在《资本论》中也应用得比较广泛，那也不能这样去理解；我的另一个主要论点是和前一个论点相联系的，那是把辩证方法看为总的方法、基本的方法，其他一切的方法则是从属于辩证方法的，在辩证方法的指导下，对所研究的总的对象的某些方面、某些场合，作着较为具体的处理的。

——必须从种种方面，例如从辩证法的要求方面，从《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方面，从《资本论》研究结果的完整体系方面来进一步考察，看抽象分析方法，看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否可以代替辩证方法，能否完全体现它的精神实质以及它们在应用上表现出怎样的局限性或片面性……第一卷讲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卷讲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卷讲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似乎并没有完全应用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而毋宁说是应用抽象分析法，为了便于把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本质揭露出来，作者在第一卷先把容易混淆掩盖那种剥削关系的流通过程、分配过程舍象去，等到剩余价值的秘密在直接过程中找到了，然后再讲流通过程、分配过程，而第二卷流通过程、第三卷包括分配的总过程的叙述，也都不能说是在遵循着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程序，这也许正是历史的方法必须与逻辑的方法结合起来运用的实例……（于是）就是他在答复资产阶级学者批评他的方法论，而直截了当地、明确地提出他的方法是辩证方法的第二版跋中，他也并未排斥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不过把后者看为从属于辩证方法的一种方法罢了。——王亚南

要使市场经济能够像发展资本主义经济那样推动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并不是一件自然而然就能发生作用的事情，决不像摆积木那样放在一起或用外力将之硬性绑在一起那样简单。这也就是说，只有当二者能够像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那样相互融为一体的时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在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方面发挥出巨大作用。——习近平

修订版序言

闲话少引，且借这个题目，谈谈人类经济形态之认识论问题。要之，经济学不是解释学，否则，它将沦为“半截唯物主义”（唯心史观）。经济解释学通过逃离“批判”达成这一工作境遇：“认为理性是全世界历史的动力而以某种特殊的、它所固有的内在的属性来解释它的发展，就等于将它变为无条件的东西，换言之，等于在新的形态[1]中复活那刚刚才宣布其永远埋葬了的绝对理念。”《资本论》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学科规划完成一场革命。它使得经济学和普通的自然科学——物理学、生物学彻底地隔开。于是，“辩证唯物主义说：人的理性不能是历史的动力，因为它本身是历史的产物”。“行动（人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合规律的活动）向辩证唯物主义者说明社会人的理性的历史发展。”所以，“全部它的实践哲学归结为行[2]动。辩证唯物主义是行动的哲学”。

按照行动观，马克思《资本论》的副标题构成了对“资本”主题的内在限制，使经济学和历史联系起来，并进入批判的规定域。所谓批判，指的是发展的意义。因为对象只是历史客观，要想实现对对象的能动分析，研究对象规定必须指示“总体意义的发展”。作为历史逻辑统一之规定，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必须相应是主客观规定之统一，这个是学科建构的基础。因此，它真正需要否决的是这一点：“一方面是群众，他们是物质的、消极的、非历史的和无生气的历史的因素；另一方面是精神、批判……是积极的因素，一切历史行动都是由这种因素产生的。改造社会的事业被归结为批判的批判的大脑活[3]动。”然则，“应从研究人的天性转到研究社会关系的本性，我们应[4]该理解这些关系为合乎规律的、必然的过程”。

发展，作为归结，则是主体与客体的发展。作为“批判”之发展，归根结底是主体与客体批判意义之发展规定性。政治经济学批判在终极的意义上应被区分为主体批判和客体批判。唯物主义乃是把“客体批判”即客体的发展，视为基础的规定，这样，《资本论》尽管主题研究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对象规定，但整体还是落入客体批判的范畴。这就是所谓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具有双重视野：一是以适用于所有社会的物质生产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视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构成了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这也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集中表达的主题。二是以历史性为理论规定的历史唯物主义深层视野，这种唯物主义导向资本逻辑批判这一核心主题，这是从劳动价值论出发对资本交换与生产的批判分析，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拜物教思维，从而将马克思的思想与当时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区分开，建构科学社会主义[5]理论。”但生产关系批判应作为工作领衔。这样才明白《资本论》结构的艺术成型之路：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写作为“伟大航程”的起步——结构的“总发起”，以对“资本一般”的逻辑性阐述为收结；由此，《资本论》首章逻辑——大写字母意义的“商品”——成为《资本论》结构的艺术高度，定格为“理解上的最高点”。亦即，产生了所谓“第I结构、第II结构、第III结构和第IV结构”的连续推进的结构生成问题，分别对应：直接（结构）形式、总和（结构）形式、一般（结构）形式和历史辩证法的（结构）形式；贯穿线索是[6]“客观标准”的确立。《资本论》结构发生的奥秘在于与劳动二重性工作逻辑的同构性，——据此，劳动二重性的“逻辑”得以整体发掘，其从生成论的角度统一了客体的批判性研究，并最终从高度上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发展，以建立“生产关系批判”之理解原则。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建构中，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构成了理论立足点”。反面的逻辑是“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卢卡奇的物化批判理论，通过对生产力结构的物化批判，将现实的物质生产过程抽象为形而上学的内在结构，沿着这条思路进一步向前走，就会是形而上学批判与现代社会的理性支配的批判的结合……从理论逻辑来说，这是思想的深入，但从马克思所制定的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视角来说，这是一种理论的退却。”原因是，“将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从生产关系批判延伸到生产力批判，这虽然推进了社会批判理论的逻辑深度，但物化理论本身却面临着两大困境：即当社会及其意识结构完全被物化时，阶级意识何以形成？即使形成了[7]又何以能够获得变革现实的基础？”

基于这一视角，《资本论》标题结构毋宁被认可为“相互限制的构造”。由于“资本”（Das Kapital）规定了“方法论上的唯物主义”——《资本论》的史书规定，政治经济学批判就能够同时作为“学科方法”和“工作逻辑”被对待，促成简洁的意义等式：客体批判＝客体发展。借助这个公式，在规定上主观和客观达成内在的统一。这[8]样才有“生产逻辑”提升为“资本逻辑”的工作关系。由此激发新的认知型。劳动从重重叠叠的身份关系中游离出来，并入另一种控制[9]结构的生成运动，产生所谓“劳动—财产制”——独立财产身份基础上的社会存在者。现代政治经济学无疑是从这一“认识论断裂”下的劳动范畴起步的，这一规定就是“劳动一般”（参看本书第四章）。它最终促成了《资本论》以商品经济形态为工作地基来说明客体批判。此研究性质则由财产生产关系予以说明，形成独特的研究对象构型，见图0-1。图0-1 历史的研究对象（生产关系）和逻辑的研究对象（财产关系）

注：本图的要旨是说明中华农业史典籍《道德经》和工业史典籍《资本论》的范畴一致性，并据此求出“史书意义的研究对象”，详尽的分析参考拙作：《生产关系的三层次解读关系及其意蕴——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域内的道名学说和生长论》，《当代经济研究》2016年第10期。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的写作中，马克思确乎没有放弃对“劳动本体”的论证说明，这是人类全面发展意蕴下主体的解放之路。“但在《大纲》中，也存在着另一条线索，即资本逻辑的自组织运动”，“相比于《大纲》中从劳动本体论出发来论证人的主体性、自由与解放的思路，《资本论》关注的是资本的形[10]式化发展过程，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组织化的形式体系”。从资本作为“一种绝对客体”的属性看，所有制被简单化为“客体占有状态”的财产制度。换言之，它对主体发展的把握以客体批判为标准。然则，批判的直接对象就是“哲学”和“科学”，——盖因哲学家只看重逻辑批判，而科学家和知识论建造者则通常是“知识逻辑优先”。马克思抓住这个工作起点，深入到市民社会的历史中，寻求到劳动二重性的发生学结构，使主观（批判）寓于客观（批判），最终提炼出客观批判的工作规定性及其路径。以上这些研究，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做了简明交代。

现在的理论对象同时是“主体批判”和“客体批判”。引出的一个问题是，能不能使客体批判工作逻辑套用于“主体批判”对象？本书作者在初版之后完成的《我为什么与如何写〈保卫《资本论》〉》[11]中说明：“《资本论》在成书结构上分成四个层次：历史发生学（道，历史生产→再生产过程）；系统发生学（德，再生产→流通过程）；现象发生学（道和德的生活形式，流通→生活过程）；认识发生学（道和德的认识形式，生活→认识过程）。”道和德，即中华本质规定和工作范畴。由此可以认为，“《道德经》研究的两个基本范畴是经济形态社会理论的总纲，总揽了《资本论》的逻辑和方法”。这表明：客体批判在工作用语上和“主体批判”是相通的。其又不过是说，《资本论》的逻辑是这样练成的：第一卷是关于发展过程即“道”（资本生产规律）的内容形式统一；第二卷是关于运动过程即“德”（资本流通规律）的内容形式统一；第三卷是关于生活过程即“道和德”总体（资本生活规律）的内容形式统一；第四卷是关于认识过程即“道和德”范畴（资本认识规律）的内容形式统一。可见，既成的这个研究体系对主体批判而言，仍有较大程度的适用性。同时，也需要“创造性转化”。目标性研究工作是使“两个原创”（马克思[12]主义和中华学说传统）予以内在的对接。[13]

既有研究对两大经济形态（产品经济形态和商品经济形态）关系的把握，以计划—市场、科层—企业的思路为主，这显然不够，并且已讨论的内容过于简略。例如研究缺少对主体结构的说明，对“主体——身份制”的经济分析史意义的规定目前也尚未见到。而如果这些研究付之阙如，一个完整的主体概念就根本得不到呈现，[14]遑论对主体的生成运动进行全史意义的考察了。在本书中，我们将辟专章（尾论）加以讨论，以显露问题的实在性，如家→国的主体生成道路。要之，是研究“身份”之介入劳动生产组织，从而使得研究上，不能把组织经济本质完全归结为“财产（规定）”。它在根本上需要一个广义而总体的“所有制概念”：不仅以“财产关系”为定义域，而且以“身份关系”为定义域。由于必须从正面研究主体结成的组织关系，以契合主体的具体历史发展状况，使得我们需要寻求“中华所有制概念”。其从主体身份上切入“所有制”，很好地实现了上述理论目标。在这一义项下，科层对产品生产的组织以及计划（或某种类型的“政治组织”）对于产品的配置运动，这些相关的“通史”研究就都必须紧迫地被提出来。其最终的研究目的是从所有制规定上统一主客体的发展分析。换言之，在当下，以占有和分配“产品”为目标的经济体系和以占有和分配“价值”为目标的经济体系必须被赋予同等重要的研究权重，这样，使“生产—分配”运动中轴同样[15]从交换关系中展现出来。这总体就是《资本论》的“在中国”。

不可否认，本书是主写客体批判逻辑的方法论作品。但同时，如上所论，它正是通过对客体批判涉及的系统化内容的“逻辑展示”，来集中显示工作逻辑之贯通性。这里面尤其要重点提到“身份”和“劳动”的二重性的工作互补关系，因为“二重性规定”说到底是解[16]决研究对象工作逻辑问题的。尽管全书很少提及身份问题，但由于以主体自身为运动载体，其委实构成对经济物象性的直接外部否定——与之不同，劳动二重性在某种意义上则是资产阶级物象二重性的内部否定规定。可见，理论上、实践上已经越来越要求我们不能把经济形态作为“纯构造”来把握。但同时，客体批判逻辑的清晰化仍然是解决两大批判联系问题的前提。看来，“历史唯物主义的力量不[17]是引用三段式，而是对历史过程的科学研究”。工作互补性是毫无疑问的，它们通过行动规定予以沟通。补入主体批判维度及其内容，有助于对涵容中华历史之“世界历史规定”进行重新把握，提升对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工作内涵的理解。此是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是，对“对象”和“研究对象”的混同也导致人们在误用二重性规定，尤其是在忽略它的客观批判内涵方面。例如，对“新康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渴求则可能导致人们迫切希望对“人的二重性”“物象二重性”进行知识新综合，结果是形成所谓“社会物质二重性”[18]的非历史的说法。

承认上述研究对象的“和而不同”，是建设总体经济学的内在需要。因此，本书就工作内容的具体方面而言，毋宁说，就在于实现“《资本论》的原创”和“中华原创”的对接。《资本论》揭示“人系于物”之社会运动构造，从“生产关系—交换关系”构造中升华出“分配关系运动”，寻求物主导的主体的经济解放道路。其分析的手段是价值构成的社会解析，而能揭示分配结构上的“社会物质化”；盖因主体社会同质的趋势性：在商品经济形态中，人是独立的——以个人主义作为基础和以个人本位的出发点作为其表现，同时，主体却并不独立，主体身份被同一化，形成所谓的“财产主体”。往深处看，财产主体其实具有一个虚假的共同体形式，具有形式平等性，从而，在于优先确证“社会总商品”规定性。在这里，人的结构完全被物化，直至形成“二元对立阶级结构”。后者毋宁说即根源于劳动—财产制，有用劳动的性质和人类劳动的性质对抗与二重发展，最终造成了物对于人的结构统辖性，从而，“主体成长”是社会虚幻的。与之相反和互系的经济规定是中华体系对于“物系于人”运动构造之揭示，这是以“主体人”（如家组织）为本位对物进行社会控制的历史世界。与价值结构映照了主体的“结构”（物结构）不同，这里，主体结构本身是出发点。与此相适应，诸如所谓“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成为照拂两千年中国人身份结构的经济规定；所谓“庸”“租”“调”（“赋”或“税”），盖因主体身份所致，是身份异质性之经济反映形式。这表明在产品经济形态中，主体身份彼此分割而“独立”，劳动却并不独立。身份主体是社会养成的，而有所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对应了“分配主义的经济形态”：不患寡而患不均。

要之，中国向来是“身份治理”“财产治理”并重之经济形态的社会国家。所谓：劳动二重性生出一个“资家”，而身份二重性则生出一个“官家”！这是中西方的同与不同。其从工作本位上看，则是[19]身份形塑与统辖下的特殊财产所有制。所谓：“国家经济、乡族共有经济和私有经济的长期共存，是中国传统社会财产所有制形态的一大特色，也是中国传统的多元一体运行模式在产权管理上的具体表现。其中属于国有经济的有汉代开始的‘盐铁官营’，到历代王朝建立的各种王庄、官庄以及各种官营手工业等等；属于乡族共有经济的有族田、义田、义仓、社仓、义渡、义集、私税、私牙等等；属于私[20]有经济的有地主、自耕农、商人及个体手工业等等。”附带说明一下：此种历史的视角，从来是看待现实版“混合所有制”的锁钥，因为，尽管或多或少受到具体经济环境或局势的影响，但从根子上说，其还是不会脱离开产品与商品“两大经济形态”相互拱卫的作用支撑以及相互渗透的范畴规定。例如我们这里的例子，中国财产之所以“不稳固”，易在社会各个阶层的中间对流、散失，盖因中国身份结构的不断重组和社会政策的调适，致使财产随着“身份”流转，并在一[21]场场大变局中最终失去了持续积累的能力。进一步而论，财产是社会统一的，身份则是“同而不和”与“和而不同”的结合状态。这导致无论物质具体身份下的“有用劳动”，还是社会特殊身份下的“人类劳动”，本质上都不是独立为自己的；它们共同指向一个规定：共同体社会。历史由此而分野：以财产的物权定价值分配，以身份的事权定产品分配，相生相克，又彼此依存于社会发展。所谓2000年的中国人生和人心不过由此照拂，并藉此于建制立政中来表征中华民族共同体。所谓：“其非家族，非社群，非城邦，非民族国家，亦非[22]帝国形态，也不是一般性的天下，毋宁，乃‘家国天下’也。”

劳动隶属于身份和劳动隶属于财产展示截然不同的发展轨迹：身份所有制——财产所有制。按照马克思的规划：前者指向主体的发展、协作的发展，指向“人的自由个性”；后者指向客体的发展、生产资料的发展，指向“土地和社会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因此，身份所有制指示主体的具体（发展）类型，而这一义项中的客体是抽象笼统的，以至于可直接被说成是主体的直接财产。相比之下，财产所有制的实质是把主体抽象化，占有对象（客体）则是非抽象的社会具体类型。即对于前者而言，财产规定在身份中；对于后者而言，身份规定在财产中。这导致在产品社会中，财产没有固定的物质类型，唯有社会类型；而在商品社会中，情况恰好相反，特定的身份总是由财产规定，只有社会类型。在商品社会中，财产是自主的，有社会类型，亦有严格意义的物质类型与之对应，财产仅表示人对劳动条件的关系，在于“宣示客体之存在性”（所谓的物以类聚）。这和身份的分类（所谓的人以群分）作为“宣示主体的存在性”在原理上异曲同工，但旨趣相异。总而言之，产品社会中劳动者的规定和身份是具体结合的，物质身份一般即体现了主体的能力，而在商品社会中，物质[23]个性被抹灭了，弘扬的是“劳动个性”，于是，能力兴趣取向的“身份的对象化”完全为社会职业取向的“财产的对象化”所替代。从生产力维度看，商品经济是把工艺学越来越纯净化，产生二元对立的经济矛盾，最终导致一个历史的总后果：经济必然性。

上述二者的关系又可用土地所有制的例子予以简单说明：如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土地所有者是和各种具体身份相联系——包括劳动者和非劳动者，土地是“自己的财产”，人们“在土地中找到原料、工具以及不是由劳动所创造而是由土地本身所提供的生活资料”，于是，“只要这种关系再生产出来，那么，派生的工具以及由劳动本身所创造的土地的果实，就显得是包含在原始形式的土地财产中的东西”。[24]但对于“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而言，它仅仅就是资本家财产占有制的衍生形式，从而在身份关系中，完全排除了“劳动者”，土地亦被硬化为“社会生产资料”，和具体类型的生活资料相对立。一言以蔽之，犹如产品经济形态的社会主体是具体特定的，资本主义客体乃是和抽象化资本主义主体完全不同的经济规定，它也必须是具体特定的：或作为生产资料，或作为生活资料，它们为此拥有了彼此对立的财产身份。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科学面对的对象特殊性，决定了《资[25]本论》的特殊目的性。

如此看来，马克思是以成为历史学家意义的工作者为己任。“马克思在他所著作《资本论》上面，所要研究的事情，是生产方法中今天最占优势的‘资本家的方法’，不是横在生产进程根底上面的种种自然法。这种自然法，是属于物理化学的问题，不是经济学所应该处[26]理的问题。”此处指称的“资本家”，其实是产品经济形态身份二重性中“社会身份”在商品生产体系中的规定残留。一方面，我们可以说资本家是“劳动者”，他为他的协作付出劳动——管理、指挥、协调的活动，为此，他使他提供的产品具有特殊社会身份。即是说，资本家的劳动仍是由身份关系，而非直接由财产关系所规定，——[27]理解这一点很重要！资本家决不会把自己的人类生理耗费置放于商品价值的形成规定，他的隶属于社会劳动过程的管理职能毋宁说是社会身份系统的“特殊禀赋”。另一方面，资本家也同样决不具有独立的“劳动个性”。并且，如果说资本家的“剥削劳动”具有物质个性，那么，它仅仅指示这一点：“雇佣工人的协作只是资本同时使用他们的结果。他们的职能上的联系和他们作为生产总体所形成的统一，存在于他们之外，存在于把他们集合和联结在一起的资本中。因此，他们的劳动的联系，在观念上作为资本家的计划，在实践中作为资本家的权威，作为他人意志——他们的活动必须服从这个意志的目的[28]——的权力，而和他们相对立。”剥削劳动是虚假的物质身份劳动；资本家的剥削行为艺术则毋宁说是虚假的社会物质个性。由此可以说，产品社会的二重性规定在这里是被颠倒并虚假反映出来的。[29]进一步，它彻底使非劳动者的规定和劳动者的规定的区分从经济层面上显露出来。据此，主体的身份化、客体的财产化的二重运动使得社会存在意蕴的劳动本体地位丧失。例如在财产体系中，只有劳动的物质身份，而没有人的物质身份，劳动的社会身份则是商品价值。至于财产和身份在社会层面的贯通，则意味着劳动关系从来是“社会实体”。这显然是劳动在历史世界中的生成过程。劳动从“自我存在”到“对象存在”，从行动的自在、自为到意识的自觉，一步步地和实践规定合而为一了。历史成为照拂科学的“行动”，对象则成为科学映照下的“客观”“历史”。一句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规定驱使研究对象作为对劳动规定进行深层发掘的理论装置。这就是“自为阶级”的历史形成。

要之，劳动范畴是批判规定，非纯粹自然之物。身份关系对于劳动的束缚是劳动社会性（劳动之事规定）形成的先声。所谓异化，又在于指示财产关系对于劳动的束缚与社会经济的统辖。从而推断出：资本是史的产物，资本家是资本的社会人格化，必然成为了私人财产之当然的历史领导者。资本发展了“劳动正义”，却以“资本的正义”与之对立；同时，资本撕裂了身份治理系统，从形式上缝合身份和财产的外部对立（关系）。于是，劳动本体世界显得越发地空间狭小。以劳动本体论为基础的人类学生产逻辑与资本作为“绝对主体”（绝对客体）的资本逻辑确实旨趣大异，是两个不同的逻辑架构！！毋宁说，它展示了产品社会的诉求和商品社会的诉求的内在差异性。所以在历史学家眼里，马克思的劳动理论必然以全人类的解放为指航，即必须走人类历史的全面解放之路。这就是“劳动所有制”的要义：自发到自觉！坚持彻底的劳动“行动”主义，而不是像过去的历史那样相反之规定性。它彻底和解了主体与客体、主体的发展与客体的发展，旨在以劳动规定“身份”“财产”，从而，所谓“从劳动出发”，即坚持以劳动的彻底解放作为人类自我解放之前提和工作开端。这是真正意义的人类历史道路。“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又云：“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这些都是“保卫”所蕴涵的逻辑规定。直可谓：芳草萋萋九州绿，梅花时到自然香。《资本论》是历史作品，由此契合“中华历史书”之方法逻辑。所谓述而不作，所谓历史继承意义的发展，盖由《资本论》“保卫”之学术行动所内在地指示。其引申出来的进一步的工作内涵是“原创式理解”以及“原创式再造”。由此，可超越德国历史学派、法国年鉴学派（这些学派普遍地将历史学降格为“资料学”“编纂学”）以及以之为基础的一切形形色色的以“知识论方法”为创新价值取向的所谓“新社会史学”研究流派（以“新观念”“新观点”“新方法”驾驭史学材料）。艺术是悠久的，学术生命却短暂。马克思晚年的历史笔记未能完成最后的起航，但从方法论上完成了对历史研究贯通性的强调。体、用、学，从《资本论》中国化到中华资本论再造，从中国化的《资本论》研究行动到中国经济学的系统构建，“中国人资格”之研究品格具体化在历史—思维—语言中：作为中国版的历史—逻辑统一工作路径，既是对已有研究范式的撤换，又是对“一致性原则”的具体诠释。由此，它开启了当代境域的学科熔炉的工作，吹响了向中华历史深处进军之号角。直可谓：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车辚辚，马萧萧，尘埃不见咸阳桥。哀蝉无留响，丛雁鸣云霄。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叹！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千载非所知，聊以永今朝。

它本质上是对“史书”的回归。这是一次伟大的新启航！

谨以此序献给《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出版150周年！许光伟二○一七年春节

[1] 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博古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第102页。

[2] 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博古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第198页。

[3] 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博古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第104页。

[4] 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博古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第94页。

[5] 仰海峰：《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6] 1857～1858年创作阶段，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历史作品意味很浓烈，这以后，开放的研究体系逐步收缩，科学作品的性质于是愈发强大起来。这是马克思放弃著名的“六册计划”的内在根据，其间马克思对黑格尔逻辑学的“借用”仅属于外因和促动。所谓的《资本论》对《逻辑学》的内在继承关系集中体现于“历史的内涵逻辑”（以非概念的历史规定概念，以概念的辩证运动描述历史）。这导致马克思以“历史辩证法”为理论体系的建构目标，重在把握事的历史生成。具体观点参阅拙文：《马克思劳动二重性理论思想史再发掘——兼析〈资本论〉结构发生的秘密》，《东南学术》2017年第2期。

[7] 仰海峰：《从生产关系批判到生产力批判：卢卡奇物化理论的逻辑推进及内在困境》，《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8] 按仰海峰的说法，“《资本论》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在哲学逻辑上是有差异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劳动本体论为基础，强调人的主体性与自由；《资本论》则揭示出资本是一个结构化的形式体系，主体或者是资本的人格化，或者是资本增殖的工具。相比于作为主体的人来说，资本才是真正的主体，或者说是绝对客体，这是与劳动本体论完全不同的哲学构架”。（仰海峰：《〈资本论〉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逻辑差异》，《哲学研究》2016年第8期）上述“生产逻辑”的说法对启发历史学家路径的思考是有益的，但一味地割裂生产逻辑与资本逻辑的继承关系，则无必要。对此，我们需要做如下几点把握：（1）“从《资本论》结构的源起、成型的过程看，《资本论》逻辑实际上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流变’的结果，因此，在二者之间客观存在着必然性的‘结构’的继承和发展关系。这些结构形式的共同点是立足历史和逻辑统一把握‘什么是生产关系’。”（2）要之，是认识到：“事的科学同物的科学的区别在于，不是从单纯的物的规定出发，而是从物的存在的批判（规定）出发，以寻求客观批判和社会客观批判的规定，即寻求生产关系的客观发展。”即“这里首先提出‘生产一般’的规定，这个规定深化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主题”。（3）归根结底，“这种内在结构是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的客观逻辑，或者说是它的一个客观基础，因此，不能把它直接说成主观批判的产物或认识形式的工作程式，比如‘科学抽象法’”。（拙作：《〈导言〉的革命：事的科学和研究对象的确立——兼析“科学抽象法”的反思问题》，《江汉论坛》2015年第9期）（4）就生产逻辑而言，“在于明确一个前提：对象→研究对象，它们的规定是不同的，但又彼此紧密联系”。简言之，“对象规定是实在史本身，是实践活动本身，而研究对象规定是‘合规律’的历史，即历史发展（结构），同时，它不可避免地是历史发展的‘自我认识’。因此可以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就单个的规定来看，还只能是‘对象’，而不是‘研究对象’”。（5）“从逻辑上看，研究对象的结构就是‘历史对象＋社会对象’。”这样，生产逻辑和资本逻辑相得益彰于对象与研究对象之统一，或毋宁说，“这使得它们的恰当关系应建立为一种‘统一的结构’”。（6）由《导言》支架的计划不足之处：“没有产生独立意义的‘认识发生学’”——这差不多是全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固有缺点，因而对全部经济学文献的批判必须借助于“资本逻辑”（以克服支离太简的主观认识批评性的不足），而生产逻辑作为“历史支架”，就锁定了社会客观批判的基本路向性，最终解决了“后来《资本论》结构的路向，即由客观批判启动的主观过程”。（7）总之，“人们习惯于离开马克思杜撰自己的思想认识。比如说，用‘广义的唯物史观’的广角镜头及‘开放的逻辑’的认知向度来审视、对照《导言》的文本宝库，总体学识路径固然对头，但在习惯性地进行‘狭义体系’‘广义体系’工作对比时，也容易犯‘认识夸张’错误，使优点、不足得到双向的张扬。这些研究教训需引起足够的警惕”！（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逻辑解析——文本问题、“科学抽象法”的反思及其他》，《当代经济研究》2015年第7期）

[9] 以财产作为“身份”，实际上突出的是财产的独立性，从主体的角度，马克思称之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这里的主体的身份其实并不独立，只是相对于客体而言被社会固定化罢了。

[10] 仰海峰：《〈资本论〉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逻辑差异》，《哲学研究》2016年第8期。

[11] 该作载于《政治经济学报》第4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12] 进一步的分析，可参考拙作：《〈道德经〉与〈资本论〉关系简说——论中国经济学的思维和语言》，《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

[13] 参看本书第十九章的重点论述。本书同时以“族民社会”和“市民社会”来代称它们。

[14] 既有的经济学研究仅仅针对一种类型的主体：财产主体，而对主体的身份原则普遍关注不够、不足。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黑格尔的“绝对观念”的主体概念。“当黑格尔将绝对观念作为主体提出来时，这个主体已不再是上述主客体二分中的主体，而是以自身为起点、以自身外化为外物并回到自身的绝对主体，可以说这是超越了主客体二元对立的主体，这种超越只有在绝对主体的历史性进程中才真正得以实现。”所以，“与黑格尔绝对主体概念相应的实际上是资本概念。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才是绝对主体，而这种绝对主体相比于劳动本体论所强调的主体，则是一种绝对客体。作为社会总资本，其本身的存在样态表现为一个螺旋型上升的循环，这个循环具有内在自足性，以致从任何一个点开始都可以实现资本的内在自足性。”（仰海峰：《〈资本论〉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逻辑差异》，《哲学研究》2016年第8期）

[15] 延展地看，此又可看作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康德——新康德主义”问题之解决有异曲同工之妙的一条路径，这是一种历史的“工作合流”，是说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与中华传统于“认识生产”上具有类似看法的一个有力证据。因为如果再推进一步，就涉及对“唯物主义知识论”这个问题的彻底解决。与康德主义“回到康德”的学术口号不同，新康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则致力于“回到新康德”。但这是由黑格尔逻辑包装的康德，乃至是所谓的“唯物主义的康德”。因而对于它的解决，需要有更坚实的历史行动基础。可以说，破除康德主义的知识庸俗观与理论神秘性，靠《资本论》的伟大力量，而破除“新康德主义”之知识至上与逻辑优先的诉求，则需要整体依靠“两重力量”（《资本论》和中华国学）的工作统一（力量的发轫分别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行动主义”，力量的归结是历史唯物主义与劳动主义的合二为一）。据此，国学潮应运而生，“国学马克思主义”时代性地凤凰涅槃！——有兴趣的读者，可进一步阅读拙作《国学感召与〈资本论〉在今天——纪念〈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50周年》（载于《黑龙江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该文提供了一个“取象比类”的研究。

[16] 所谓身份二重性，指的是主体在生产劳动与实践活动中具有的物质身份与社会身份的二重性质，它和客体维度的有用劳动与人类劳动的性质相对。

[17] 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博古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第200～201页。

[18] 本书中，我们将广泛论述以下理论情形：（1）劳动二重性容易被曲解成“物象二重性”；（2）身份二重性也很容易被一般化为“人的二重性”；进一步，（3）对主体研究维度和客体研究维度的不加以区分；等等。

[19] 中国可说是“官家”和“财家”（不完全意义的“资家”）两位一体的极复杂的结合态的社会。如王亚南在他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指明了：“专制官僚社会统治者对其臣下，或其臣下对于僚属所要求的只是‘忠实’，不是‘清廉’，至少两者相权，宁愿以不清廉保证‘忠实’。结局，总有机会发财，有官斯有财，有财斯有土，有土斯有社会势力和身份，而这又反过来变成为知识独占的前提。”要之，“儒家的‘大一统’，由尽量扩大政治版图所造出的上述统治上的困难问题，就由其尽量推行纲常之教或伦理的治化，而相当能得到解决……这样一来，天道观念、大一统主张、纲常教义就成为‘三位一体’了。”（《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57～58、66页）

[20] 杨松华：《大一统制度与中国兴衰》，北京出版社，2004，第316页。

[21] 此处分析是对中国所谓“富不过三代”的另一种诠释。

[22] 许章润：《汉语法学论纲——关于中国文明法律智慧的知识学、价值论和风格美学》，《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23] 所谓物质个性，在现代语境中，可用人的劳动技能化、匠心素质和文化养成等等概念予以转义表达；所谓劳动个性，经济术语即劳动分工。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95，第492页；特别注明：鉴于中文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文献一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简洁起见，本书引用时对该社的名称统一予以省略。

[25] 马克思以切入市民社会之财产关系研究把握了商品生产的“历史的内涵逻辑”（如马克思提出的重建个人财产制度即“个人所有制”的分析逻辑），又以对资本主义前的各种关系的“解体”的分析为把握前提。《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所说的种种解体，集中起来指示的是身份关系的解体；借助这些解体行动，而使得劳动从身份束缚中“解放”出来。据此看来，由马克思提炼的人的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或三种社会历史状况，是纯粹针对“主体”而言的，尤其指示的是身份关系的历史类型。相比之下，小私有制—资本主义私有制—重建的个人所有制的历史建构是专门针对“客体发展”而言的（生活资料逐步从客体世界中独立出来，并最终成为社会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一个生活形式）。两相激荡，烘托出人类社会经济形态所有制的整体发展图景：所有制的初始经济形态（部落所有制；亚细亚的、古典古代的以及日耳曼的所有制：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奴隶所有制（包括两种：劳动奴隶制和家庭奴隶制）、封建所有制（亦包括两种：欧洲领主制和中华地主制），以及资本所有制和迄今为止正在历史酝酿与展开中的社会主义文明规划的劳动所有制。此是宏论，如将领主制说成封建社会根本特征的观点按其实质要求看，是缩小了封建主义的讨论（如将封建社会从定义上限制为“自然经济割据之上的诸侯的政治割据”，所谓“土地附著于封主、农民附著于土地，手工业者附著于行会”），相对扩大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考察范围，——此处不继续展开论述。在这里，囿于客体批判的参照系，马克思没有系统考察“人的依赖关系（身份）”、“人的独立性（身份）”以及“人的自由个性（身份）”的历史演变关系，而直接锁定的是“现代社会”的身份关系。“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同步发展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95，第108页）毋庸置疑，马克思如此概括是为了甄别“人的独立性”（所谓的“第二大形态”）的特殊身份关系，即可识别的社会个人关系（盖言“可识别”，指的就是“身份同质化”，身份附着在财产关系上，也就为社会同一化的财产所规定和合并）。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个领导性的财产的历史世界。

[26] 考茨基：《资本论解说》，戴季陶、胡汉民译，九州出版社，2012，第3页。

[27] 对资本家本人来说，以其眼光，他的财产恰恰是由他的社会身份带来的，——这不由得令人想到“中国地主”身份—财产关系上的二重特质性规定在这个问题上的重演。从而，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看，同官僚体制中的地主一样，资本家仍然是一个特殊类别的独立的主体类型。

[28] 《资本论》第1卷，2004，第385页。

[29] 马克思指出：“资本家所以是资本家，并不是因为他是工业的管理者，相反，他所以成为工业的司令官，因为他是资本家。工业上的最高权力成了资本的属性，正像在封建时代，战争中和法庭裁判中的最高权力是地产的属性一样。”对资本家而言，他的劳动隶属于他的身份，但对社会而言，他的身份则隶属于他的财产。这样，资本家作为“劳动者”的身份规定最终由财产赋予，在这里，它体现的是资本家的财产个性。这个财产个性时而以“劳动个性”、时而以“物质个性”表现出来，但从根本上服从于劳动财产的二重活动对象，“因此，如果说资本主义的管理就其内容来说是二重的，——因为它所管理的生产过程本身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制造产品的社会劳动过程，另一方面是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那么，资本主义的管理就其形式来说是专制的”。（《资本论》第1卷，2004，第385～386页）

写在前面：历史之经济学总说

本书历数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重要条目，全面检阅这些条目的工作逻辑，以之为“史眼”，管窥诸种经济形态之“得失成败”。以马克思主义工作精神之布道看，此乃《资本论》之重写和续写，理论意义不足道也。以中华历史和世界史规定的贯通看，此则为中国工作用语之方法论著作。——作者寄语

本书的工作口号是：以保卫《资本论》之行动，作为中国经济学之切实的“研究导论”。但对于一般读者而言，这似乎总是一本“看不懂”的书，忝为方法论著作。因为它确实没有通常那些作品惯有的体式（“款式”“体例”“形式”“格式”），不仅书名中明显缺乏“方法”字眼，而且内容也全不由关于方法论的“知识”所组装。于是乎，本书作者难免要作此“预前题录”，权作“画蛇”。勒石之功：研究问题从历史分析开始

历史和关于真实生活的构境始终是研究的根据，授人无水之鱼，不若授人有水之鱼。凡一国之经济落后必导致一国经济思想之长久落后，亦非必然之事实，至少是缺乏历史眼光的看法。马克思以19世纪的德国作为比证，说明历史学派不足以和当时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匹敌，是就资产阶级内部工作体系而言的。德国社会特殊的发展排除了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进行任何独创之可能。相反的情况则出现在东方世界。在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中，东方社会发掘出本民族历史的特殊规定，遂在发展上反超资本主义社会。此为《资本论》思想在东方世界的横空出世。例如，《国富论》迟至20世纪初始为国人注意，但[1]当其被注意时，《资本论》旋即为国人所注意。要之，说明当日中国并不欲照搬欧洲资本主义制度，相反，试图走俄国布尔什维克式的劳工发展道路。

推广开来看，所谓劳工自主，也需要进行本土化的宗原论道。且不论孙中山《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实则是“中国式固有社会主义”（大同主义）的思想范畴，今人复鼓吹劳动主义，自然是时代弘扬了劳动者身份和社会财产共占的理念；劳动主义者，或者就是劳[2]动社会主义，它强调：“以劳动为本位，以劳动者为主体。”这些论说于中国思想文化传统原是有充足根据的。从历史发展实际看，劳工关系涵养于族民关系。中国漫长古代社会恰好是利用了此关系体式，以安排广泛性的社会生产和对劳工进行剥削。此处的“族民”，究其[3]实质，乃是对马克思所说“人的依赖关系”（族民的总身份关系）之主体人格范畴的限定。要之，中国族民关系不仅限制了市民社会意涵之劳工概念成长，更为主要的是限制市民关系主体的社会成长的独立性，由此，可能根本取消了社会经济主体的独立规定。中国社会劳工成长路径是：族民→市民暨资本关系下劳工渐进成长→现代劳工。内蕴的“市民·资本”是工作复合体规定，指认中华商品生产体系的特殊性（例如有限资本主义之发展规定）；而族民→市民特别线索，则是对中国古代“士农工商”特殊主体特征的一个极其生动的刻画。[4]

作为预先的交代，本书第十九章讨论的社会要素模型指示发生在“族民”“市民”“资本”“社会劳工”诸异质主体范畴间的历史发展关系转化（母体性质的工作关系当然是人的物质个性的发展对劳工自主的发展的指向性的规定），而以“横通方式”说明它们是一相生相克的历史构成总体。如一种社会要素模型说的是生产要素“所有权条件”的单一类型，是“市民”与族民关系相伴生发展的阶段。在此阶段，复杂劳动所代表的其实是一种“身份”。它和价值规律的领导范畴以及与之对峙的古代产品社会的领导范畴皆是连通的，因此，此劳动实体关系同时是财产生产条件。即，它强化“基于所有的劳动”概念。再就两种社会要素模型而言，其不过指示市民→资本的发展转化[5]关系。此刻，“所有权条件”已经分化，并于生产领域内社会对立化。“资本”专指剩余价值规律之领导范畴。这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经济规定，可被视为与独立发展关系上的生产者（和小生产者对立的大[6]生产者）有关的人格范畴锁定。三种社会要素模型乃是阐明资本→社会主义劳工（社会人力资本范畴）的发展转化关系。从“所有权条件”重新趋向社会一统的角度看，“社会劳工”可被视为现代产品社会之领导范畴。这是对联合发展关系的一个社会确认，是生产劳动者重回社会人格范畴之工作过程。

吾道悠悠，忧心悄悄。上述过程是孙中山先生所言的对中国来讲的“知难行易”的转折时代。一方面是“舶来品的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成长，要之，它兼顾了中国的历史条件和国情背景。而中国之无纯粹市民社会的发展特点，也写就“中国政治经济学”之独有内涵，要求塑造并不断更新理论与实践工作环境。另一方面是认识到，改革开放以来兴起的“中国经济学”新议题，是含意特定的；盖言“新”，一是指实践追溯性，二是指工作批判锁定了经济学发展成熟时期的理论建构特点。从而，使我们有可能重新转回“知易行难”高度（所谓行动高于理论）的再创业行程：以原创把脉创新，多学科并举并用，开创广义而总体、打通文史哲并沟通传统与现代之意蕴的历史知识研[7]究的新路径。

居高而思，我们必须得承认：迄今为止，人类对自身历史结构的[8]内在了解，全靠《资本论》给其打下基础。一次次的理论对接及其与实践的结合使中国人逐渐认清一个道理：“主张把欧美资本主义制[9]度当作理想移植过来的国家，当然没有产生政治经济学的可能。”决定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认真“消化”《资本论》，如在王亚南的基础上前进一步，彻底消除“四分主义法式”和“三位一体公式的模

[10]本”积淀良久的病疴与沉重影响，创出全新的理论生长道路来。

华夏一统，是历史、思维、语言、文化养成了的大一统国度。扼要而言：

·这是以“中国人的资格”之经济学人身份完成的一部作品；

·这是遵照中国人阅读之习惯和用语之习惯写就的经济理论巨制；

·这是照顾国人书写历史的习惯、与中国人思维体式契合的方法论长卷；

·总括起来说，本书献给中国经济学建构！

让我们回到上面的主题：中西方学术工作关系。诸如中西共通、中西分殊、差别高低之辨或古今之异，最难以一语统之，而唯有发微阐幽，一事一议乃至学术关系上的“一点一论”。不过，至为关键所在仍然是以历史的贯通为要，促进中西方的学术对话和沟通的深化。《资本论》来到中国，委实与东方经济学不断深化之历史步伐同步。这以后，国人一直努力探求在中华语境中读懂和如何运用好这一伟大著作，尤其是恰当领略埋藏于其中的深邃性语言。直截了当地说，这是伴随了思想直接撞击的一次历史阅读，是一次气势磅礴、力量宏大的思维对接。以新中国建设实践和改革开放经济实践为底蕴架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理论实践的晚近的一个工作外显。在这一历史高地与思想制高点之下，问题不在于为什么要保卫《资本论》，问题在于保卫什么以及怎样保卫。

中西方历史发展关系在学术上的深入交流，已然表明了中国经济学理论出场的必要性。乃是因为：中国经济学不独对中国历史和经济[11]行程进行理论反映，同时是对于世界历史和经济之过去、现在、未来（它们是通透的）从民族工作语言角度采取的一个深刻性书写。[12]例如，中国社会国家的经济细胞是“家”（狭义的家庭和广义的家庭，后一种意义或可理解为“家庭式的单位”），亦不独是商品单元，乃是商品和产品的合成规定，从而具有产品社会和商品社会的两重生长张力。据此，所谓中国经济的内在特质（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说到底，还在于反映和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经济体的“同”与[13]“不同”，理论彰显的是经济形态社会的发展总体（规定）。从这种意义上说，“走中国人的路，让美国人去说吧”，决不是一句毫无内容的虚妄之语。摩崖之恙：经济学书架尚有几本书刊可看

思维、语言者，逻辑工作体例也。“名者言语文字也。言语文字，思之器也；以之穷理，以之喻人，莫能外焉。于是乎有界说之用，亦[14]于是乎有分类之学。”可如今，在计量和数学的大潮之下，历史思想本位的位置逐渐被移除，历史和数学难以贯通，经济语言皆由数学逻辑生产，以至于经济学书架之上所摆放的时新读物之中，尚有几本书刊可供青年学生读看？里面的语言文字和数理逻辑萎靡不振，又有几位看家解得其中味？

如果说《资本论》时下备受人们关注、追捧，那一定是自欺欺人之语。这里可以旋即举出时下误读误解《资本论》的三种态度或工作现象：一是不能准确理解其作为历史之学；二是使批判之学＝批评之学；三是将之庸俗化为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之学。前者的问题在于没有能力提升历史之学为方法之学，而妄自陷入一域之学的历史经验主义；中者的问题在于一味教条地对待批判，工作堕落为单一语义的思想批判；后者的问题则在于把研究话语当行动，以文本尺度历史，结[15][16]果，既脱离了《资本论》文献群，亦塞入了空想者的种种论调，试图通过“死文本”藉以主观地制造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理论对

[17]立。中国逻辑所求者“方法”也，实质规定乃是语言生产。在中国人当中，近代新学运动巨擘严复率先说明了语言生产的此种规定和性质：“逻辑此翻名学。其名义始于希腊，为逻各斯一根之转。逻各斯一名兼二义，在心之意、出口之词皆以此名。引而申之，则为论为学。故今日泰西诸学，其西名多以罗支结响，罗支即逻辑也。如斐洛逻支之为字学，唆休逻支之为群学，什可逻支之为心学，拜诃逻支之为生学是已……是学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姑以名学译之。[18]盖中文惟‘名’字所涵，其奥衍精博与逻各斯字差相若。”西学先驱严复的话至今读来震人耳目。名不正，则言不顺。经济学的语言如果皆由数学生产，而经济学隶属于理科或自然学科意义的硬科学，那么其事将不成，其行将不正。

我们呼吁废止这些“论文游戏行为”：理性主义废话连篇，逻辑演绎离离草长，歧义犹如僧俗辩语，庸俗性绵绵不绝如缕，内中却无半点“批判”韵味。但如果据此悲观沉沦，对《资本论》的向前发展了无希望，那又是一叶蔽目、不见泰山。我们主张对“新八股文”予以工作走出，重建史学传统，重振以“记述”为主的艺术能动说明和[19]议论。最终目的是使人们看清其“逃避《资本论》”的实质所在：因为一味地“解读”和“捍卫”，已使《资本论》的精神失去颜色，空留下科学形式皮囊。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这些阐说恐怕已无须一一挑明，读者于字里行间已然可以尽情领略到道理的所在。试想，[20][21][22]一个不懂《道德经》、《史记》以及《红楼梦》的中国人，称其熟谙《资本论》，如果不是专指对 16～19世纪欧洲史，特别是西欧发展及英国经济史的了解这一点而言，那一定充分暴露出对于历史作品和科学作品的工作统一性及其结合方式的高度无知。对其而言，《资本论》从来就是死的文本，——当然，他们更不会想到上述被提到的这些著作本质上都是“史书”。

鉴于此种情形，我们无论如何没有想到把本书处理成纯科学作品。因为，按照“文献综述＋计量模型＋政策建议”的新八股文实证演绎思想，编排的是“废料进、废料出”之学术投入和产出，此种机制固然无可厚非，但成为主流的学术熵的负能量示范性效应巨大。[23]本书遵循史书工作规范，以贯通之法应对循环解释，从而赋予理[24]解行动实效。要之，本书是以“中高级政治经济学”读本身份介入《资本论》研究，以贯通中学和西学的姿态作为《资本论》之提高读本以及作为中国经济学之研究导航；写作特点：反思辩驳式、回溯与前瞻结合、多学科进路的工作发掘，以回答“学术疑问”为谋篇布局，以解决“时代问题”为设计宗旨。从而，因应了国人的百年遗憾：尽管焚膏继晷，前仆后继，但在探索《资本论》逻辑方面其实并未获得预想的真正中国化的结果。这或许并不能全部归结于实践的不成熟性，对“民族原创”之忽略，足以抹杀对一切批判工作的正确认识，最终堕入科学盲目王国。

相反，在中国语境下重整马克思主义的各个工作组成，则需要在历史和实践基础上真正恢复它的大写化的规定——方法和批判，以睿智的语言生产支撑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建设行动，审视之，使之重新达成工作统一性。于是：

·本书选题基于此时代潮流，以探求中国经济学工作逻辑为宗旨和目标，以切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为工作决心，通过赋以中国历史蕴涵和方法论规定的工作内容，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终成为涵容“全史＋整史”规定的一块理论整钢；

·本书的思想价值锁定于“资本主义批判”“社会主义批判”的工作统一，并以当代批判导引“全史＋整史”贯通意义之中华社会主义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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