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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5-30 02:5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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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崔凤华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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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退休群体心理发展研究

临退休群体心理发展研究试读:

第1章 绪论

“退休”一词最早出现在唐宋的诗篇中。中国古代的“退休”仅限于官吏,常见的称谓有告老、致仕、致事、致政等,意为将官位还给君主。在现代社会,退休是指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劳动者到达法定退休年龄时退出工作岗位休息养老,期间享受养老金和社会福利待遇。退休主要是由人们生命和劳动过程的自然规律决定的,因而各国都规定和实行了退休制度。从个体心理层面来看,退休是造成个体生活重要改变的一种历程,也是个人生命历程中重要的转折点。在现代社会里,工作是人们获得认同的来源(张景棠,陈正宏)。Friedmann与Havighurst(1954)指出工作对我们具有五点重要意义:工作是收入的来源;工作使我们合理利用和消遣时间;工作是身份与地位的保障;工作是我们与社会进行联系的平台;工作给我们带来成就感。

与此相对应,当个体从全职的工作岗位上退出时则会面对一系列丧失。如退休通常牵涉到的是失去固定的经济收入、秩序的生活结构、自我概念,人际关系面临显著的改变,休闲时间的增长以及丧失来自工作的地位、角色及意义等(李开敏,1996)。在以工作角色为中心的文化背景下,工作角色的丧失会给个体身心两方面带来压力(Terkel,1985)。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研究已经证实退休会给个体带来消极的影响(Jahoda,1982;House,1989;Wilson,1995)。

退休是原有工作的结束,同时也是新生活的开始,可视为角色的变化与二度人生的开始。退休并非抽身而出,更不是因为个人失去了价值,而是个人为生活奔波数十年后的暂停,如此个体才可以追求年轻时代想达成却碍于现实环境无法实现的目标与理想。因此,退休是第二次人生机会,它使人们有机会重新开始一段崭新的生活。

由此可见,退休是人生重要的选择与改变,是个体必须重新适应的阶段。在长期社会角色的形成过程中,从业者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与职业形成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当离开工作岗位时,即退休成为他们“无可奈何花落去”的事实时,很多从业者无法从心理上马上切断这种职业情愫,泯灭这种职业情怀,割断这种职业情思,进而形成种种压力。研究表明,退休是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退休人员原有的社会角色丧失作为一种应激源,在对其心理健康产生直接影响的同时也对其整体的健康状况产生影响(张向葵,2002)。

对于多数退休人员来说,退休是一种社会角色的转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从职业角色转变为闲暇角色。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工作是生活的主要收入来源,退休首先意味着个体经济收入的减少;(2)职业历程是人们获得满足感、充实感和成就感的重要形式,是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而退休却丧失了这一体验;(3)退休打破了个体在工作时养成的特定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这常使退休人员茫然不知所措。第二,从主体角色退化为配角。老年人退休前,有自己的工作、人际关系和稳定的经济收入,子女在很多方面特别是经济方面依赖父母,这使老年人在社会上有被认可、被尊重的荣誉感和成就感,在家庭中则有一家之主的权威感。退休后,工作带来的成就感消失,老年人的社会价值下降,在家庭中原有的主体角色和权威感也随之丧失,从而产生失落感。

总之,退休是人生重要的选择与改变,是个体必须重新适应的阶段。因此,当人们即将步入退休阶段时,不论是心理还是实际生活皆会面临新生活调适的问题。目前,在我国人口结构日趋老龄化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退休后的老年群体已日渐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但相对而言,那些处于临退休的群体却往往被忽视而缺乏社会的关注。临退休阶段是人生全程发展的重要阶段,是每个工作个体必经的重要阶段,是工作阶段到退休阶段的重要过渡阶段。本书对发展心理学所忽视的一个阶段(临退休阶段)和一个群体(临退休群体)进行了系统研究,以发展心理学为主要视角,对临退休群体的心理发展特点、临退休群体的退休前焦虑、退休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全书从理论基础、实证研究、实践干预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围绕着退休心理理论基础、临退休群体心理发展特点相关研究、退休干预与规划三个部分共分退休制度、退休适应相关理论、退休心理相关研究、退休前焦虑及其影响因素研究、退休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退休前心理及退休前教育、退休后心理调适等七章进行了专门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为理解临退休群体以及如何为临退休群体提供有针对性的干预与指导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第2章 退休制度

2.1 法定退休年龄的规定

法定退休年龄是指公民在工作达到一定年限后,应当退出劳动关系或者工作关系,并依法律所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可以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年龄界线(顾国爱,2012)。退休年龄是一个与时代发展变换相关联的量化指标,是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息息相关的概念,也会受到人口的平均寿命、就业年龄等因素的影响,是对劳动年龄所做的上限规定。2.1.1 我国关于退休年龄的规定

我国现行的退休年龄制度要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1951年建国初期政务院颁布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中规定男职工的退休年龄为60周岁,女职工退休年龄为50周岁;1955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处理暂行办法》中第一次把女职工与女干部的退休年龄分别规定,即女干部的退休年龄为55周岁,女职工仍为50周岁退休不变。2.1.2 国外退休年龄的规定

从国际上来看,美国和瑞典实行退休弹性制,即职工可选择在这个年龄区间内退休,美国退休年龄为62岁到70岁,瑞典法定退休年龄为61岁到70岁;英国退休年龄为男65岁,女60岁,英国政府计划在2016年4月到2018年11月期间,把女职工的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男女并轨;法国法定退休年龄为60岁;德国退休年龄为65岁,德国的默克尔政府2012年1月决定用12年的时间到2024年逐步将退休年龄延长至66岁,并再用6年时间到2030年将退休时间延长为67岁;日本退休年龄为60岁,男性将从2013年到2025年,女性将从2018年至2030年,退休年龄逐步延长为65岁。

目前,世界上170个国家和地区中,正常退休年龄,男性集中在60岁和65岁,女性集中在60岁。1989年至2009年的20年间,有65个国家提高了退休年龄;男性平均退休年龄由60.01岁提升到61.01岁;女性由57.87岁提升至59.38岁。凡是已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国家,都已实施或准备实施延迟退休年龄政策。

2.2 退休制度的局限

2.2.1 我国当前的退休年龄规定与当前的人口老龄化程度不相符

我国当前的退休年龄规定(男职工60周岁,女干部55岁,女职工50岁)是建国初期制定的,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低,体力劳动占较大比重,当时的人口平均寿命是40岁稍多一点。而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脑力劳动越来越占主导地位,2010年我国人均寿命为73.5岁,2020年将达到77岁。多年来,我国从人均寿命到人口结构、国民综合素质、受教育程度、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福利制度等,都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但法定退休年龄却没有相应提高。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人力资源状况》白皮书称,到2035年,我国将面临2名纳税人供养1名养老金领取者的情况。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快,将产生相应的社会矛盾和养老压力,同时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的快速发展等众多因素的影响下,现行的退休年龄制度的弊端已逐渐显现,如何减少养老压力和保障退休人口权益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安晓丽,2012)。探索和改革现行的退休制度已刻不容缓。2.2.2 现行的退休制度是一种别无选择的刚性退休制度,是一种剥夺人的自主选择权的退休制度“男职工60岁退休,女干部55岁退休,女职工50岁退休”的模式属于“一刀切”模式,是一种别无选择的刚性退休制度。虽然1955年国务院本着保护特殊工种和对人才的重视的目的,颁布了《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处理暂行办法》,明确规定了高级知识分子和一些少数高级专家,如果确因工作需要、同时身体健康能坚持正常工作,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本人又同意者,允许延长5—10年退休。又进一步阐明个别的行业和单位可结合自身的具体情况延长退休年龄。虽然国家的这一规定使得少数个体有了退休的自主选择权,但毕竟覆盖面非常之小,绝大多数人到了退休年龄只能按照规定进入退休状态。2.2.3 现行的退休年龄不符合因教育年限延长而造成的实际就业年限减少的现实情况,造成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

随着我国整体教育水平的提高,人们受教育的年限在不断地延长,如果退休年龄不变,工作年限会相应缩短。根据全国人口普查数据,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全国平均受教育时间为2.57年,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全国平均受教育时间为7.18年,受教育时间延长了4.61年。就整个社会而言,人们的平均工作年限相应减少,增加了社会养老压力。就个体而言,受教育时间越长的高素质人力资本,工作年限越短。在我国现行教育制度下,一般本科毕业时22岁,硕士毕业时25岁,博士毕业时28岁,按照现行男60岁为退休年龄计算,本科生可以工作38年,硕士生可以工作35年,而博士生只能工作32年。高素质人才的培养成本高,他们本应为社会多做贡献,但却早早地退出了工作岗位,这样无疑造成了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在国家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今天,退休制度的滞后和僵化显然不能较好地体现出尊重人才、重视人才,不利于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国力(张志浩,2012)。

另一方面,自我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以来,全社会关注教育事业,用人单位在招聘人员的时候将接受教育程度作为选人、用人的门槛,过去大学本科生都是高学历人才,而今拥有硕士、博士学历的大有人在,过去国人的受教育程度、年限与现今都不可同日而语。在这种现实情况下,依然沿用过去的退休年龄标准,意味着劳动力在具备劳动能力的时候被迫退出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投资回报期被人为缩短,造成人力资本的严重浪费,劳动力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也会大幅降低(顾国爱,2012)。高素质人才的培养花费成本高,他们的工作年限却远远短于低端劳动力,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浪费(谢新伟,2012)。2.2.4 退休年龄上的“一刀切”不利于高龄劳动者或老年人劳动潜能的发挥

现代社会,随着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受教育年限的延长,人们的知识存量不断增加,他们的就业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就业层次不断提高。然而,我国现行的“一刀切”的退休制度,使许多高素质的知识型、技术型人才因年龄而不能继续在工作岗位上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从而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例如,我国许多年龄在60岁以上从事脑力劳动的高级知识分子,身体健康,有报效祖国的极大热忱,但往往因为年龄问题而被拒之门外,有的虽然被“返聘”,但其养老金却与“返聘”行为相脱节。可见,退休年龄上的“一刀切”不利于高龄劳动者或老年人劳动潜能的发挥,普遍的提前退休事实给养老金的支出带来巨大的压力,不利于社会养老事业的顺利进行。我们应在了解西方国家较为成熟的退休制度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制定科学合理的退休制度。

下面我们以高等院校教授为例。评选教授有诸多条件,能评上教授的高校教师是专业领域中的人才,他们是某个领域中的佼佼者,有着几十年的教学、研究与实践经验,有着娴熟的专业技能和敏锐的专业视角,是在某个专业领域中的专家。高校教授退休的具体要求视具体学校情况而有一些差异,但差异不大。教授到了一定年限必须退休,其离休、退休及其延期情况大致如下:(1)教授退休年龄规定为60岁,达到退休年龄的,原则上均应退休。(2)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教授可以酌情延长退休年龄:

①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以及各民主党派中央领导职务的高级专家暂不退休。

②担任博士生导师的,如退休后博士点设点有影响的,经校长办公会批准,可以延长退休年龄,但一般不超过70岁。

③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包括“八五”攻关项目、“863”高技术项目、自然科学基金重大与重点项目等)的负责人;担任全国教学指导委员会或全国教材编审正、副主任或正组长;担任系主任任期未满;根据学科建设规划需要发展的硕士点,只有一名教授的,可以延长退休年龄,一般延长两年。(3)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按退休延聘办法办理:

①担任重要科研项目,退休后离岗对工作造成重大影响的;

②担任本科或研究生主干课程的讲授,一二年内无人能接替的;

③担任其他重要技术工作,暂无人接替的。(4)不符合2、3条规定,达到退休年龄的办理退休手续。退休后因工作需要返聘的,按学校的返聘规定办理。

由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如果没有特殊规定,教授到了60岁必须退休。这样“一刀切”没有弹性的退休制度使一部分临近退休的教授失去进取心与动力,空有雄心壮志却无法施展,有时造成人才断档的局面。尤其对于某些发育不良的学科,老教授一退休,整个学科也就垮下去了,让前人的努力付之东流,给学科建设带来巨大损失。极端的例子是某高校某个专业因某位老教授的退休,整个专业无法招生。这使得一方面尚能在专业技术领域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教授因退休导致人才闲置,另一方面则对专业领域产生重大的影响和冲击。

2.3 退休制度发展趋势

2.3.1 延长退休制度的呼声日益强烈

从国际上来看,很多国家根据本国的老龄化制度以及养老保险等方面的压力纷纷采取延长退休年龄的政策。1989年至2009年的20年间,有65个国家提高了退休年龄;男性平均退休年龄由60.01岁提升到61.01岁;女性由57.87岁提升至59.38岁。如德国退休年龄为65岁,德国的默克尔政府于2012年1月决定用12年的时间到2024年逐步将退休年龄延长至66岁,并再用6年时间到2030年将退休时间延长为67岁;日本退休年龄为60岁,男性将从2013年到2025年,女性将从2018年至2030年,退休年龄逐步延长为65岁;英国退休年龄为男65岁,女60岁,英国政府计划在2016年4月到2018年11月期间,把女职工的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男女并轨。

一般来说,影响一国退休年龄延迟的因素主要有三个:一个是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一个是人的受教育年限的增加,还有一个是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而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受教育年限的增加、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均会导致退休年龄的延长,目前我国这三项指标都在上升(段培华,荐岿;2012)

首先,从人均预期寿命来看,目前我国的退休年龄是建国初期制定的,当时的人口平均寿命是40岁稍多一点,2010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为73.5岁,2020年将达到77岁。显然,在当前人均预期寿命显著高于建国初期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下,延迟退休成为一种趋势。其次,从人的受教育年限来看,2010年我国国民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5年,2020年将达到10.5年。当前我国实行的退休制度,高素质人才的培养花费成本高,他们的工作年限却远远短于低端劳动力,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浪费。仅以一知识女性为例,假如她18岁上大学,中间不间断完成本、硕、博10年的学习,也就是28岁完成学业工作,55岁退休,她一生中从小学到博士受教育的年限是22年,而工作的时间仅仅是27年,显然,如果延长退休年龄,她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再次,从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来看,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60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10%以上或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7%时,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状态。从2001年到2010年,我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的比重都在7%以上,而且有逐年增加的趋势。中国处于已经人口老龄化阶段,而且老龄化现象较为严重。有专家指出,到2035年,我国将面临2名纳税人供养1名养老金领取者的情况,这种情况被称为“老龄社会峰值点”。因而,目前我国影响退休年龄延迟的三项指标都在上升,延迟退休年龄成为一种趋势。

关于延迟退休,早在2005年的全国两会上,就由甘肃省几名时任全国人大代表的女县长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了出来,但在当时遭到了绝大多数与会代表的反对。此后,原劳社部和改名后的人社部每年都重提延迟退休问题,但均没有被采用。但从政府方面,有关方面不断释放出延迟退休的政策意向。2013年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其中“渐进式退休政策”包括以下四层含义:(1)要提前若干年预告,不能今年宣布明年就实施,而要让公众特别是相关群体有必要的准备期。(2)要分步走,比如先从退休年龄最低的群体开始,从人力资源替代弹性系数低的群体开始,逐步扩展到各类群体。(3)要迈小步,比如每年只延迟几个月,小步渐进,用较长的一段时间完成平滑过渡。(4)要多措并举,在延迟退休的同时,严格控制提前退休,进一步强化养老保险长缴多得的激励机制,调整产业结构、开发更多适合中老年人又不与青年人争夺工作机会的岗位,并研究支持中老年人就业的扶持政策等,最大限度降低对相关群体的不利影响。

对于延迟退休的提议,社会大众反应不一。一项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尤其是那些白领们愿意推迟退休。因为对白领来说,五六十岁仍然是一个经验丰富、精力充足的年龄,经过了年轻时候的打拼和积累,这个时期对他们来说是收获荣誉和金钱的好时期。目前国内关于延迟退休的讨论很热,并且呈现了两种对立。支持者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为专家和官员,他们认为,当前养老金和劳动力存在巨大缺口,延迟退休势在必行。另一部分为医生、教师、科技人员等专业性人才和知识性人才。这类群体的成长投入大、时间长、经验积累较丰富,受教育程度高,参加工作时间较晚,一般而言这类群体在到达退休年龄时,仍具有继续工作的能力,有的甚至是某个领域的专家性人才。对于这类群体,有相当大的部分可能愿意延长退休年龄。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希望能继续在所从事的领域发挥余热,在工作中实现自身的价值与发挥自身潜能。况且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上高端人才仍然缺乏,延迟退休可以让这类人继续发挥作用。相对于其他一些工作而言,这两类群体的工作具有“工作状态良好、有稳定的收入”等特点,他们较倾向于延迟退休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退休后的收入会低于工作时的月均收入,这可能会导致生活水平的下降。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在退休年龄不变的情况下,随着初始劳动年龄的提高、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工作时间将大大缩短,退休后的时间将大大延长,导致储蓄时间和消费时间之比降低,个人自我供给满足不了需求,陷入生存危机。根据生命周期理论所揭示的现象,个体可能基于担心工作时间过短,致使工作期间的收入不能满足工作前的教育成本和退休后的生活、医疗等支出,从而倾向于延迟退休。

另一方面,反对者的呼声也很高,据我国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过半受访者反对延长退休年龄,多数主张按规定年龄退休。反对者并不否认缺口存在,只是担心延迟退休会影响自身利益。在国内,对于延迟退休年龄持反对意见的以一线工人和高校毕业生居多。对于一线工人来说,他们的工作大多体力消耗大,在职时收入水平偏低且很不稳定,对当前的工作状态很不满意,延迟退休无疑会使他们继续处于当前的消极状态下。对他们而言,年龄大、工作技能单一、就业形势差这样一些情况限制了他们重新选择职业的可能性,退休几乎是他们脱离当前工作状态的唯一途径,同时又使他们可以获得稳定的养老金收入,如果他们在退休后还愿意去找一些自己喜欢的工作去做,会大大增加他们的收入,改善目前的生活水平,因而他们反对延迟退休。尤其是对于长期在高危、高污染岗位上工作的体力劳动者,他们更希望能够早点离开工作岗位,获得稳定的养老金收入。而对于下岗、失业人员来说,只要参加了养老保险并按规定缴纳了保险费的,一般都希望早点退休,因为到了退休年龄可以领取养老金,这比他们靠打零工和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所得的收入可能要多得多或者稳定得多,而延迟退休则会损坏他们的切身利益,因而反对者居多。而年轻人则表示,现在就业压力本来就够大了,如果再延迟退休,工作就更难找了。2.3.2 退休弹性制度的探索与尝试

2.3.2.1 退休弹性制度的概念

所谓弹性退休,是指政府规定一个退休年龄段区间,工作人员可根据自身情况自觉自愿地在此年龄段选择合适时间点办理退休手续,领取养老金。从国际上来看,美国和瑞典实行退休弹性制,即职工可选择在这个年龄区间内进行退休,美国退休年龄为62岁到70岁,瑞典法定退休年龄为61岁到70岁。目前,我国法定退休年龄为男职工退休年龄为60岁,女干部退休年龄为55岁,女职工退休年龄为50岁。法定退休年龄是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制定的,达到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只能按照规定进入退休状态,这是一种别无选择的刚性退休制度。与强制退休制度不同的是,弹性退休制度在退休年龄的选择上,给了劳动者一个宽松的自主决策空间,同时配以相应的激励机制和奖惩办法予以保障(顾国爱,2012)。

2.3.2.2 退休弹性制度的特点

强制与自愿并存是弹性退休制度的本质特征(马淑艳,2013),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尊重劳动者的自主选择权是弹性退休制度的突出特点

在刚性退休制度实施的国家,法定退休年龄往往是工作与退休的法定界点;而在弹性退休制度实施的国家,法定退休年龄仅仅为退休与工作的可能性界点。弹性退休制度通过设定一个退休年龄区间,给了职工一个自由选择的弹性空间,同时尊重了个体之间的差异性,在到达法定最低退休年龄时,职工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自主选择退出或继续留在劳动力市场,并选择在退休年龄区间内何时退休,使得此种退休制度具有了灵活选择性。此外,提前或延后退休亦有相应的激励制度,即包括在退休年龄、退休方式和退休收入的弹性区间等等,因此从制度本身性质上可以看出,弹性退休制度除了具有较大的自愿性外还具有灵活性。一部分退休意愿强烈的劳动者选择退休,让出了劳动岗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失业问题,同时,让一部分有工作能力和条件的劳动者得以继续发挥余热,有利于劳动者更大程度地发挥其劳动价值,有利于提高劳动者整体素质水平,也有利于提高个人晚年生活质量,从而对劳动力市场起到调控作用。此外,弹性退休制度既可有效缓解社会保障的给付压力,且能通过减少养老金、调整个人所得税等手段抑制收入不平衡的现象(顾国爱,2012)。(2)弹性退休制度的弹性是有前提和限制的

弹性退休制度,职工只是在一定的区间内自由选择,并不代表任意无约束的行为,弹性退休制度明确界定了退休的最低年龄和最高年龄,弹性退休制度允许的幅度是硬性规定的,严格执行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也是首要的。2.3.3 我国退休弹性制度的试点

上海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人力资源集中、思想开放、政策灵活,具备率先实施退休制度改革的实力和基础。作为全国最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城市,上海市2010年10月1日起开始实施《上海市企业各类人才柔性延迟办理申领基本养老金手续的试行意见》,该意见指出:三类人群符合柔性退休条件。第一类是具有专业技术职务资格的人员;第二类是具有技师、高级技师证书的技能人员;第三类是企业需要的其他人员。简单来讲,前两类需要相关的证书,第三类,既是对具有真才实学而无证书者的保护,也是尊重企业用人的自主选择。根据《试行意见》,符合规定的三类人才到达法定退休年龄时,符合在上海市领取基本养老金条件,如果工作需要,身体健康,且本人能坚持正常工作,经本人申请,与企业协商一致后,可以协商签订新劳动协议,延迟申领基本养老金,男性一般不超过65周岁,女性一般不超过60周岁(徐逸君,2011)。2.3.4 构建弹性退休制度时的注意点

2.3.4.1 坚持充分就业原则与养老保障弹性化原则

在确保不影响年轻劳动力就业、保持劳动力市场供需平衡的前提下,实行弹性退休制度以促进劳动力市场吸纳老年人同时要与社会保障制度相结合,以有效减轻社会养老的压力。也就是说在实施退休弹性制度时,坚持充分就业原则与养老保障弹性化原则。尽管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劳动力供需特性、构架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还存在较大差异,但是归根结底,在弹性退休制度设计过程中必须以这两个原则为基础,在有效控制改革成本的同时,确保弹性退休制度的顺利实施。

2.3.4.2 对不同类型的社会群体实行差别措施

对不同类型的社会群体实行差别措施。一类群体为医生、教师、科技人员等专业性人才和知识性人才。这类群体的成长投入大、时间长、经验积累无可替代,他们受教育程度高,参加工作时间较晚,可以准予适当延长退休年龄。况且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上高端人才仍然缺乏,延迟退休也可以让这类人才继续发挥作用。另一类群体是工人,这类人群大多从事体力劳动,收入水平偏低且不是很稳定,外加部分政策性下岗人员固定经济来源有限,生活非常拮据,都希望按时甚至提前退休,以获得稳定的退休金,而延迟退休却有损他们的切身利益。

2.3.4.3 制定弹性退休制度要合理科学确定法定退休年龄的上限

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大多数实行弹性退休制度的国家一般将退休年龄幅度设置在5-6年左右,我国在进行弹性退休制度的尝试时,无需一次性全面实行跨度较大的退休选择期限,可以渐进地在提高法定退休年龄的基础上再进行弹性退休制度,而对于国家紧缺的高精尖人才或在某个领域具有特殊贡献的人才,可以考虑提高法定退休年龄的幅度。

2.4 本章小结

我国当前的退休制度需要改革,但是改革并不是照搬国外的退休制度,退休制度必须建立在本国的国情基础之上,必须建立在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的基础之上,还需要考虑个体和群体的退休心理。林熙(2013)提出,我国应当以“小步渐进”为理念引入弹性退休制度,在未来的10—20年内,政府通过各种渠道普及弹性退休知识、促使公众认同、社会产生明确预期,并在广泛听取意见、充分论证和举行听证的技术上形成较为完善的弹性退休制度。当然改革的道路上永远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弹性退休很难快速实行,这必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是我们应该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在挫折中成长,在磨炼中成熟,不断完善我们的弹性退休制度,保证制度的合理性,分行业、分阶段、分步骤地实施,尽量给劳动者带来最大的福利,使之成为我国解决养老金亏空和人力资源浪费等问题的有效措施。

第3章 退休适应相关理论

退休是中年晚期到老年期的重要过渡事件,是人生重要的选择与改变,是个体必须重新适应的阶段。研究表明,退休是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退休人员原有的社会角色丧失作为一种应激源,在对其心理健康产生直接影响的同时也对其整体的健康状况产生影响(张向葵,2002)。当前,如何适应退休成为研究者和社会大众的关注点与研究热点(Wang&Shultz,2010)。当前,对退休适应做出解释的理论主要包括撤退理论、活跃理论、角色理论、连续理论、生命全程发展理论和资源基础动力理论。

3.1 撤退理论

3.1.1 撤退理论的基本观点

撤退理论(Disengagement theory)是Cumming和Henry两人于1961年在《变老》一书中提出,后经其他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老年学家发展完善,成为比较完整的一种老年社会心理学理论。本理论认为,老年不是中年期的延长,而是从现存的社会角色、人际关系以及价值体系中后退撤离,这种撤离并非社会力量压迫的结果,只不过是老化的现象中一种内在、本质的成长过程。这种撤退,通常表现在生理、心理和社会性水平三个方面。在生理水平上,个体的精力水平降低,生活节奏呈现出日渐下降的趋势。在心理水平上,个体开始从人群中退出,对外界表现出较少的兴趣,更多的时候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最后在社会性水平上,他们更少参与社交活动,减少了日常的交流和总体的社会活动,对他人生活的参与和投入也变得更少。3.1.2 撤退理论对退休适应的解释

根据该理论,随着老年人口年龄的增长,个体健康、体力的衰退与社会角色的丧失,变得越来越少参与社会活动,逐渐退出社交活动(王麋容,1995)。随着社交活动的减少,其交往性质也会发生某种变化,充当消极的角色增加,这不仅是正常的,也是必须的。但是撤退之形成不仅仅是个体单方面的活动,而是个体自身和社会双方面的撤退,是一个相互的过程。以个体自身来说,人在成年期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因为退休促使个体离开工作岗位,许多社会关系减弱。由于无法适应现存社会中的角色、人际关系、价值体系等,个体便采取撤退策略来保护自己,以达到以自我为中心的成熟与满足;另一方面,从社会方面来看,由于社会标准和人们对年老化的预期,总体上社会也在远离老年人。如社会认为个体老化后无力对社会有所贡献,便需退出社会,并通过退休制度使老年人退出原来的工作岗位,由年轻人取而代之,以维持社会体系之延续(徐立忠,1996)。

撤退理论认为老年人应平静地接受退休这一撤退的事实,认为老人社会角色的丧失是人类个体生命周期的必然循环过程,是其老化过程中必然的结果,并认为适量地减少社会互动是达成心理与社会调适的重要途径。持社会撤退理论的人认为,撤退的后果是正性的。根据他们的观点,个体的逐步脱离使个体有更多的时间来思考自己的生活,更少受到社会角色的束缚。而且,人们能够对自己的社会关系有更深的认识,更关注那些能满足他们需要的人。在某种意义上,脱离是一种解放(Carstensen,1995)。类似的,对他人更少的情感投入也被看作是有益的。在与他人的社会关系中,个体退后后通过减少投入来调整对疾病与同龄人去世的适应。社会撤退理论的证据来自一项考察了近300名50 90岁老年人的研究。该研究发现,一些特定事件,如退休或配偶死亡,都伴随着逐渐的脱离,即老年人与他人社会交往的水平在下降(Cumming&Henry,1961)。3.1.3 撤退理论的局限性

社会撤退理论从某个方面概括了老年人口参与社会生活的总趋势,成为有影响的解释退休心理的理论解释。但该理论受到一部分人的反对,因为该理论认为退休就是与社会的分离,认为退休后的个体退缩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普遍的,且忽略了个人或文化的特殊性。诚然,个体在退休后,由于其年龄、体力和健康状况的限制,在某些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行业里面难以胜任或竞争力不强,但对诸如医生、科技人员等专业性人才和知识性人才来说,他们虽然到达退休的年龄,但具有丰富的经验和技术,有的甚至是某一行业和领域里面的专家,他们中有一部分人具有高超的专业技能又具有服务社会的热情,应当鼓励他们继续在所擅长的领域继续发挥余热。但撤退理论对老年人的认识过于消极,赋予老年人一个接受生命终结以维护社会安定的目标,是对老年人群体的歧视,以此理论来指导,则会将老年人放在一个比较弱的位置,更难说去发挥老年人的才能与潜能了。

3.2 活跃理论

3.2.1 活跃理论的基本观点

虽然有一些证据支持撤退理论,但有一些研究得出了不一致的结论。例如,一项追踪研究表明,虽然有些个体快乐地脱离,但还有另一些人保持了高度的参与性与活跃性,他们与那些脱离的人一样快乐,甚至比他们更快乐。而且,在很多非西方文化的社会中,人们在老年时期仍保持参与、活跃和忙碌的状态,社会预期也使他们将在日常生活中保持这种活跃状态。显然,脱离不是自动的、普遍的过程。(Bergstrom & Holmes,2000;Crosnoe & Elder,2002)在此背景下,活跃理论应运而生。

活跃理论(activity theory),由美国社会老年学家A·哈维格斯特1963年在《成功的老年》一文中首先提出。该理论认为社会活动是人们生活的基础和核心,每个人都是在社会互动中发现生活的意义、知晓事务的价值、了解自我的社会形象、提高对生活的满意度,并认为人的健康和幸福有赖于不断参加社会活动。活跃理论认为,人在童年期通过社会化过程逐步形成自我意识,又通过承担多种角色越来越广泛地参与社会生活,从而渐渐形成自己的社会身份;在成年期,人继续在行动中不断完善和修正自我概念,并谋求在价值观和道德观方面与社会取得一致;人在进入老年期以后,以前曾作为其生活中主要内容的不少角色被剥夺,致使他们的活动范围缩小,活动水平降低,甚至模糊或丧失了自我意识。3.2.2 活跃理论对退休适应的解释

活跃理论认为退休导致个体的社会活动范围变小,活动程度也相应有所减少,这对于一直以社会活动为生活基础和核心的退休者来说则会对自身的价值产生质疑,变得不知所措。活跃理论主张维持或发展适当的体力、智力和社会活动,是增强满足、自尊和健康的关键和基础,是顺利完成退休过渡的关键。如果在丧失“工作者”这一原有的社会角色时,没有建立起新的角色和社会关系来代替,退休者的活跃程度则会下降,生活满足感也将随之削减。因而,退休者如果想顺利完成退休的过渡与适应,必须保持足够的社会活动,在失去“工作者”这一社会角色时获得新的社会角色,并尽可能持久地维持中年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和信念,把自身与社会的距离缩小到最低限度,以保持稳定的自我同一性,抵消由于角色剥夺带来的损失,来得到生活的幸福感与满意感。此外,活跃理论认为,如果退休者不是通过隐退的方式,而是通过保持适度的社会参与来适应环境中不可避免的变化,就可以成功完成退休的适应(Consedine,Magai, & King,2004)。活跃理论认为,成年晚期的成功老化反映了老年人对其早期参加的活动的一种延续。即使在不能参与某些活动的情况下,例如先是工作然后退休了,活跃理论也主张人们寻找替代活动,这样可以成功完成老化过程。

活跃理论的提出是针对社会撤退理论提出的,是社会撤退理论的反命题。社会撤退理论认为退休者因活动能力下降和生活中角色的丧失而愿意主动地脱离社会,而活跃理论则认为退休者应尽可能长久地保持中年人的生活方式,并用新的角色取代退休所失去的角色,从而把自身与社会的距离缩小到最低限度。活跃理论遵循和强调了“用进废退”这一生物界规律,与生物学、医学规律是一致的。这提示我们,退休者要适应退休后的生活需要积极寻找一些新的社会角色发挥晚年余热,拓展自身的活动空间和范围,比如拓展休闲类活动(如象棋、绘画、老年广场舞、老年秧歌、花卉养殖、养鸟观赏等)、老年社区工作、老年志愿服务等,做到“老有所为”、“老有所用”。3.2.3 活跃理论的局限性

对于活跃理论有人也有一些质疑。首先,活跃理论几乎没有区分各种类型的活动。各种活动对人们的幸福感和满意感的影响显然是不一样的,仅仅是为了保持参与度而参加各种活动就不可能使人感到满意,而人们所参与活动的性质可能比单纯地参与次数和数量更为重要。其次,该理论过分强调和关注老年活动而忽视了身体健康状况、经济状况、家庭关系等对退休适应的重要作用。再次,该理论过分强调活动的同时忽视了退休者个性特点的影响。比如,对于某些退休者来说,“更少就是更多”原则更适合他们。对于此类个体来说,更少的活动能带来更多的生活乐趣。他们能够放慢生活节奏,仅仅做那些能给自己带来最大快乐的事情。实际上,一些人把能够调整生活步伐视为退休后最大的好处之一。对他们来说,相对少的活动,甚至独处,是备受欢迎的生活状态。

总之,社会撤退理论和活跃理论都不能描绘成功完成退休适应的所有情况的全貌。对于某些人来说,逐步脱离外界时,他们得到更多的快乐和满意感。而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保持高度的活跃性和参与度,会让他们更满意(Johnson & Barer,1992;Rapkin & Fischer,1992)。

3.3 角色理论

3.3.1 角色理论的基本观点

角色理论(role theory)是一种试图从人的社会角色属性解释社会心理、行为的产生与变化的社会心理学理论取向。由于这一理论的基础概念是“角色”,其基本原理也是借助戏剧中“角色”一词来阐发的,故称为角色理论。戏剧中的“角色”一词原指规定演员行为的脚本,社会心理学家看到这个概念有助于理解人的社会行为和个性,便将其引入社会心理学中。首先把角色概念引进社会心理学的是G. H.米德,但他并没有给角色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只是用作一种比喻以说明不同的人在类似情境中表现出类似行为这种现象。H. H.凯利和J.W.蒂博(1959)认为,角色是他人对相互作用中处于一定地位的个体的行为的期望系统,也是占有一定地位的个体对自身行为的期望系统。J.L.弗里德曼(1985)等人指出,社会角色是关于人们在特定类型的关系中应当如何行动的一套规则。苏联社会心理学家.布耶娃(1968)认为,对角色进行社会心理学分析固然要求首先研究角色行为的主观因素,但是要真正认清这些主观因素的实质,就不应当把它们抽象化,而应当把角色行为的主观方面与客观社会关系密切联系起来。这些说法虽然有所不同,但是综合起来可以看出,角色理论认为人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规定了人的社会行为,类似于脚本规定了演员的行为。现在对角色的一般定义为“一定社会身份所要求的一般行为方式及其内在的态度和价值观基础”。3.3.2 角色理论对退休适应的解释

角色理论在对退休适应做解释时,强调角色退出(role exit)与角色转换(role transition)两个重要概念。角色理论认为工作角色是人一生中的重要角色,给人带来效率感、价值感与意义感(Ashforth,2001)。角色理论强调退休实际上是一种角色退出,个体因丧失工作角色,丧失工作带来的社会身份和功能角色(Merton,1957;Moen et al.,1992;Riley & Riley,1994),使个体产生焦虑和被剥夺感(Burke,1991)。角色理论认为这种角色的丧失可致使个体产生焦虑或者抑郁(Rosow,1967;Thoits,1992),进而会影响退休后的生活满意度。

对于多数退休人员来说,退休是一种社会角色的转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从职业角色转变为闲暇角色。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工作是生活的主要收入来源,退休首先意味着个体经济收入的减少;(2)职业历程是人们获得满足感、充实感和成就感的重要形式,是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而退休却丧失了这一体验;(3)退休打破了个体在工作时养成的特定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这常使退休人员茫然不知所措。第二,从主体角色退化为配角。老年人退休前,有自己的工作、人际关系和稳定的经济收入,子女在很多方面特别是经济方面依赖父母,这使老年人在社会上有被认可、被尊重的荣誉感和成就感,在家庭中则有一家之主的权威感。退休后,工作带来的成就感消失,老年人的社会价值下降,在家庭中原有的主体角色和权威感也随之丧失,从而产生失落感。

另一方面,角色理论认为退休是一种角色转换,退休虽然削弱甚至丧失了个体的工作角色,但却增强了个体的父母角色与情感性角色。从角色理论的视角来看,如果个体对退休前的工作满意度高、工作卷入度高,那么退休后这部分个体则会有更多的抑郁、焦虑与烦恼;如果退休前个体在工作中感觉工作压力特别大,或者特别不喜欢自己的工作,退休后则是抽离了带给自己困扰的工作,则会有比较好的生活满意度。以上是从角色退出的方面来讲,而从角色转换的角度来讲,个体如果更喜欢父母角色或情感性角色,愿意将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放在家庭中的角色与照料孩子方面,则会享受退休后的生活和有较高的生活满意度。

角色理论认为,要适应退休需要完成角色转换,即抛弃成年人扮演的典型角色,而取代以老年人的新角色;亦即自退休前的工具性角色(Instrumental roles),如职位上的角色,转变到退休后的情感性角色(expressive roles),例如父母子女之间的亲职角色(徐麋君,蔡文辉,1987;王麋容,1995)。面对这种角色转化,退休后若能认同其老年角色的个体,会有较满意的退休生活。简言之,角色理论认为退休后个体角色会发生改变,退休人员若能对角色的变化做出适当调整,则能比较容易地适应退休后的生活,其生活满意度则较高。如若固着于先前的角色,不根据新的角色变换做出调整和改变,则容易出现心理失调。

3.4 连续理论

3.4.1 连续理论的基本观点

连续理论(continuity theory)由美国社会学家Neugarten、Robert和Atchley(1972)等提出。该理论从发展心理学的立场出发,认为个体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生命周期各个阶段都有着一定的连续性,不能截然分开。连续理论强调个体的独特性与个体之间的差异性,认为个体在特定的成长环境下会形成自己的个性特点、习惯、爱好等,并会随着环境的改变和重要事件的影响有所调整,以适应变化了的环境,但是未成年期和成年时期形成的个性特点、性格、爱好等一套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具有延续的性质,并支配着退休后的生活。3.4.2 连续理论对退休适应的解释

连续理论认为退休只是个体生命中的一个阶段而已,即退休只是生命连续体中许多阶段中的一个,退休者虽然离开了原来的工作岗位,但是却保持了原有的身份感、自我概念和社会风格(Atchley,1999)。连续理论没有将退休看作是一个破坏性的角色丧失,反而将退休看作保持原有的社会关系和生活风格的机会。连续理论综合了社会撤退理论和活跃理论,认为人们仅需要保持自己所需的社会参与水平,就能得到最大的幸福感和自尊感(Whitbourne,2001;Atchley,2003)。根据连续理论的观点,那些高度活跃和社交性较强的个体,如果尽量保持社交活动,就会感到很快乐。而那些愿意退休的人,他们喜欢安静、单独的活动,例如看书或在丛林中散步,如果能够从事这样的活动,他们将会非常快乐(Maddox & Campbell,1985;Holahan & Chapman,2002)。根据此理论,个体退休后能否有较高的满意度在于是否有能力维持原有的生活风格,或者退休前是否对新生活有心理准备和规划。对于那些对退休后生活毫无准备的个体来说,退休就是一个意外的具有破坏性的事件,因此难以有满意的退休后生活(Quick,1998)。连续理论认为大多数退休人员都能在生命全程中保持一些基本的个人定向,不需要多大的努力就能适应新的生活(Atchley,1982)。

3.5 生命全程发展理论

3.5.1 生命全程发展理论的基本观点

生命全程发展理论(life span development theory)关注人类从受精卵形成到死亡整个生命过程中的变化和连续性,不再仅仅将个体发展视为是成长—成熟—衰退的单向变化过程,不再将退休进入老年阶段认为是个体的衰退,而是认为发展贯穿于生命的每一阶段,每一阶段都有其特定的发展任务,而且都表现出获得与丧失的并存。该理论认为在个人的生命全程发展过程中会经历一系列转折事件,其中某些转折事件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它会改变个体的社会角色、个人目标和期望。该理论认为,人在环境面前并不是完全被动和完全被环境所决定的,个体在面对转折事件时会产生新的需要和面对新的发展任务,能够提前规划、选择、做出改变和进行适应。根据该理论,生命历程中的转折事件既会给个体带来挑战、压力和危机感,同时也会成为个体发展的机会与机遇。面对既有挑战又有机遇的转折事件,一方面,个体与环境原有的平衡关系会发生变化,个体会产生诸如焦虑、抑郁、恐惧等消极情绪。另一方面,当面对转折时,新环境所提出的要求与个体重建平衡的内在要求又为个体心理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动力与可能性,推动个体在解决问题、调整行为的过程中提高认识水平、拓展经验、获得新的心理能力,从而进入心理发展的新阶段(陶沙,2000)。3.5.2 生命全程发展理论对退休适应的解释

生命全程发展理论将退休看作是个体生命发展连续体中的一个转折事件,个体能否顺利过渡到下一阶段,与退休事件发生的背景有关,这些背景因素包括个人相关因素、以往应对模式相关因素和工作相关因素。其中,个人相关因素包括人口统计学变量、个人经济状况、身体健康状况、以往应对模式包括个体如何应对以往转折事件、以往的工作习惯、以往的休闲习惯等,工作相关因素包括工作态度、工作性质、生涯发展轨迹等。现有研究已经发现退休受自我认同、社会角色、个人信念、过去经验、身体健康状况、个体对退休的掌控感等因素的影响(Henkens,vanSolinge, & Gallo,2008;van Solinge & Henkens,2005)。研究者发现了一个普遍的结论,个体在以往的生活转折事件中处理方式越灵活,与以前的工作融合越少,个体将越有可能为退休适应做好准备与规划,个体将越容易平稳地完成退休的过渡,对退休的适应也将越好。

生命全程发展理论认为退休打破了以往的生活习惯与节奏,其社会角色、经济收入、人际关系等方面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个体需要较长的时间进行调节,需要对退休引起的改变进行重组与适应,而这给个体带来各方面的心理压力(Theriault,1994)。此时,只有个体根据新环境的要求,主动调整心理状态,并有效利用内外部环境,才能达成与新环境的和谐,适应退休的状态。研究表明,家庭生活中的角色在退休适应中非常重要。该理论认为,由于丧失了工作角色,家庭生活中的角色变得活跃和突出起来,也更有意义。研究发现,有婚姻关系且强烈认同家庭角色的个体在退休生活中有更积极的情绪体验。此外,生命全程理论强调社会支持在转折期中的的重要作用。由于退休导致社会角色、经济收入、人际关系等诸多方面的改变,个体是否具有来自工作之外的社会支持系统则变得非常重要。

3.6 资源基础动力理论

3.6.1 资源理论的基本观点

纵观退休适应的相关理论解释,撤退理论、活跃理论、角色理论、连续理论、生命全程发展理论从不同的视角切入对退休适应进行了解释和理解,但没有理论对这些变量如何对退休适应产生影响进行研究,即缺少对退休影响机制的相关研究。资源基础动力理论是在资源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该理论突破了以上理论的局限性,对退休适应的工作机制进行了研究。

根据资源理论的代表人Hobfoll(2002)的观点,资源是指个体实现自身核心价值与需要的总的能力。在回顾以往对退休适应不同类型资源的基础上,Wang(2007)总结认为,总的资源包括个体的身体资源(如肌肉力量、健康状况)、认知资源(如记忆力、计算速度)、动机资源(如自我效能感)、经济资源(工资情况、退休金)、社会资源(社会关系、社会支持)、情绪资源(情绪、情感)。退休适应资源理论有一个基本前提,即认为退休适应是个体动用或利用自身资源的直接结果。资源理论认为个体拥有的资源越多,越能够满足退休时的需要,退休适应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也就越少。相反,退休时个体拥有的资源越少,其退休适应过程中则会碰到不同方面的适应困难。根据此理论,要更好地了解退休适应的相关问题,研究者需要对不同类型资源产生影响的变量进行研究。3.6.2 资源基础动力理论模型

在资源理论的基础上,Wang(2011)等人发展出了一个新的理论模型——资源基础动力理论(resource-based dynamic perspective)来解释退休适应过程。该理论认为,退休适应是个动态的长期的过程,随着个体所利用资源的变化,其退休适应情况也会有所波动。纵观退休适应的相关理论解释,前述几种理论解释较多关注于退休给个体带来的影响是好的还是坏的,而资源基础理论则关注退休过程中产生变化的影响机制。资源基础理论模型见下图3-1。

如图3-1所示,横轴代表时间,纵轴代表退休适应水平(level of adjustment)。从图3-1可以看出,在退休适应过程中,在不同的时间点上,退休适应水平(level of adjustment)会随着资源的变化而产生变化。举个例子来说,如图3-1所示,在时间轴上,在时间从t4到t5变化时,由于退休者成功地保持了原有的生活方式和活动,个体总的可以利用的资源没有发生变化,个体的退休适应水平则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从时间点t2到t3的变化上,个体可以利用的总的资源减少了(如个体的主要收入减少了),个体将会在退休适应水平上体验到消极的变化。再者,随着时间的推移,从时间点t1到t2的变化或从时间点t3到t4的变化上,个体可以利用的总的资源增加了(如个体从认知层面认为退休是脱离了原先的充满压力的工作环境,从而满足了个体的主要价值需要),个体在退休适应水平上将会体验到积极的变化。图3-1 Retirement Adjustment Process3.6.3 资源基础动力理论的优点

不同于角色理论、连续理论和生命周期理论的是,资源基础动力理论模型是有弹性的,该理论向我们展示了退休适应过程的变化与发展过程。这种弹性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了退休适应过程中个体的差异性。资源基础动力理论从某种程度上反对退休适应过程分为固定的几个阶段的说法,认为退休是一个动态的适应过程,并不必然地随着时间的变化产生某种固定的变化,退休者的主观幸福感可以在任何给定的时间点,因为总的资源的变化而上升或下降。

此外,资源基础动力理论可以使我们了解影响退休适应程度和质量的因素,包括宏观变量、组织变量、工作变量、家庭变量、个体变量等(如图3-1所示)。其中,宏观变量包括社会规范、政府政策,组织变量包括组织内风气、人力资源实践,工作变量包括工作条件、工作卷入度,家庭变量包括婚姻关系、抚养需求,个体变量包括心理弹性、心理健康水平等。生命全程发展理论认为退休者能否顺利完成退休与退休事件发生的背景有关,这些背景因素包括个人相关因素、以往应对模式相关因素和工作相关因素。角色理论、连续理论也从自己的角度来解释退休者随着时间变化所产生的心理变化,但其解释过程没有像资源基础动力理论那样从过程的角度来细致与动态地对退休适应过程进行描述与解释,如无法解释图1中t2到t3的变化。根据资源基础动力理论,我们可以假设,某些个体差异(如个体面对变化的开放性、退休时的目标导向)会影响退休者的动机资源,某些环境因素(如家庭支持、社区凝聚力、当地的失业率)会影响退休者的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而个体差异、环境因素将会决定个体从消极状态过渡到积极状态所用的时间。那些可以使退休者获得更多资源的个体特点与环境因素,会使个体更容易完成从心理状态的低端走向高端。在未来的研究中,资源基础动力理论将从实证研究的角度让我们更好地来了解退休过程的形成以及发展变化过程。

3.7 小结

纵观退休适应的相关理论解释,撤退理论完全否认个体在退休中的主动性,认为个体应主动撤退社会活动被动适应退休生活;活跃理论强调社会活动在退休适应中的重要作用;角色理论强调社会角色转换在退休适应中的重要性;连续理论认为退休适应的关键是个体是否有能力维持原有的生活风格,或者退休前是否对新生活有心理准备和规划;生命全程发展理论提出了影响退休适应的影响因素框架并在很大程度上探讨了这些因素对退休适应的效应;资源基础动力理论从个体可利用资源的动态变化上关注退休适应变化趋势,对退休适应的工作机制进行了研究。

此外,撤退理论对退休适应的理解最为消极,即认为人在退休事件中完全是被动的,无法改变的,只能听天由命地撤退和接受,除此之外别无选择;连续理论最为积极,即认为退休不会给个体带来消极的情感和不良的影响,个体只要维持原有的生活风格就可以顺利完成退休适应的过程;角色理论、活跃理论、生命全程理论、资源基础动力理论则分别从自己的视角阐释了影响退休适应的重要因素,承认退休给个体带来的消极影响,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了顺利完成退休适应的关键因素。

总之,退休适应理论向我们展示了退休给个体成长带来的影响。退休是我们生命过程中的重大事件,它会给个体带来丧失和改变,会破坏原有的方式和习惯,因而当面对退休时人们会出现一些消极情感,如焦虑、紧张等。同时,退休是原有工作的结束,也是一种新生活的开始,可视为角色的变化与二度人生的开始。退休是第二次人生机会,它使人们有机会重新开始一段崭新的生活。退休理论提示我们,要顺利完成退休这一人生的转折,需要我们拓展自身的活动空间和范围并积极拓展休闲类活动、老年社区活动、老年志愿服务等,需要我们转变角色并且寻找新的社会角色发挥余热,需要我们在可能的范围内维持退休前原有的生活风格,退休前对退休后的新生活做好心理准备和规划,需要我们积累各种有利于顺利完成退休适应的资源。

第4章 退休心理相关研究

正如人生全程发展过程中的其他转折事件一样,退休带来了系列变化,迫使个体内部心理产生一系列重组(Parkes,1971)。退休是造成生活上重要改变的一个历程,也是个人生命中重要的转折点。当前,研究者们围绕退休心理进行了方方面面的研究,得出了一些普遍性的结论,当然在某些具体方面也存在着争论。从现有的研究来看,研究者围绕着退休影响效应、退休后生活满意度、退休决策、退休前规划、退休后适应模型建构等五大方面内容进行了研究。

4.1 退休影响效应相关研究

4.1.1 退休对人身体健康的影响

退休对人身体健康的影响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是退休研究的一个相对比较独立的领域。目前在退休对人身体影响效应方面,研究者们得出了不同的结果。比如,Westerlund等人(2009)对14 000名法国职业军人进行了追踪研究,对其退休前和退休后7年的身体健康情况进行了研究,发现退休后被试的身体健康状况有所下降。Mein等人(2003)在对英国公务员的纵向研究中发现,退休对身体健康情况没有影响但对心理健康状况有改善作用。而Dave等研究者(2008)在对平均退休6年的退休者的研究中发现,退休会导致疾病增加、行动能力困难、日常活动困难以及心理健康状况下降。由此可见,人们在对退休对人身体健康的影响方面得出了方向截然不同的结论,其不同有可能是因为未对其中的一些变量进行控制,如人随着年龄增长而带来的身体老化所带来的影响。未来的研究中,还需要进一步研究退休对人身体健康的影响,将退休对人身体健康的影响与人的自然老化过程所带来的影响进行区分。4.1.2 退休对人心理健康的影响

在退休对人的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方面,研究者们也得出了相反的一些结论。如有研究发现与在职者相比,退休者报告了更强的抑郁感、孤独感,更低的生活满意度,更少的幸福感,更低的活动水平((J. E. Kim & Moen,2002;Richardson & Kilty,1991)。张向葵(2002)在以中国被试为研究对象的研究中表明,退休人员原有的社会角色丧失作为一种应激源,在对其心理健康产生直接影响的同时也对其整体的健康状况产生影响。退休作为一个应激事件,对人的生活满意度、整体健康状态和心理健康状态等方面产生了影响。在退休对人的心理健康状况产生消极影响的原因探索方面,研究者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从职业角色转变为闲暇角色,使个体经济收入减少,打破了个体长期以来在工作时养成的特定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因而对个体的心理造成巨大冲击。第二,从主体角色退化为配角。退休前,个体有自己的工作、人际关系和稳定的经济收入,子女在很多方面特别是经济方面依赖父母,这使老年人在社会上有被认可、被尊重的荣誉感和成就感,在家庭中则有一家之主的权威感;退休后,工作带来的成就感消失,老年人的社会价值下降,在家庭中原有的主体角色和权威感也随之丧失,从而产生失落感。但另有一些研究表明,退休对人有积极的影响——退休人员是健康的、良好适应的,有更多的生活满意度(Gall,Evans, & Howard;Dorfman,1992;Calasanti,1996)。此外,还有研究发现退休对个体的心理健康几乎没有影响(Gall et al.,1997)。有的研究以年龄相近的在职者和退休者进行比较,发现在心理健康状况、个体应对方式和健康行为等方面仅有非常小的差异(Wu,Tang, & Yan,2005)。由此可见,退休人员在对退休生活的体验和对退休的评估上其方向是不同的。现在的研究已经由退休对心理健康的影响转移到影响退休后心理健康的因素上。4.1.3 退休影响效应的整合

为了对这些不同的研究结果进行整合,Wang等人(2007)假设在退休适应的过程中以上情况是同时并存的。针对于此,Wang等人对来自美国的两个刚刚退休的群体进行了长达8年的追踪研究。研究发现,70%的被调查的退休者只体验到了非常微小的心理健康状态的改变,25%的被调查的退休者在退休的早期体验到了心理健康状态的消极改变之后,其心理状态又有所改善,5%的被调查的退休者在退休后体验到了积极的改变。这些研究发现,退休适应的模式或过程并不必然遵循某个固定的模式。Pinguart等人(2007)在对德国刚刚退休群体的研究中,得出了与Wang的研究相一致的结果。该研究发现,75%被调查的退休者在退休适应过程中在生活满意度方面只体验到了非常微小的变化,9%被调查的退休者在退休的早期阶段在生活满意度方面体验到了消极的变化,但随后其生活满意度又有了稳定的上升。15%的被调查者在生活满意度方面体验到了明显的积极改变。总而言之,Wang和Pinguart等人所进行的这两项研究提示我们退休适应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不是简单的某个方向的改变,提示我们同一个退休的决定或事实导致了截然不同的变化过程。这些研究结果支持了资源基础动力理论,显示了在退休适应过程中,退休者的心理健康状随时间变化而发生的系统变化。

综上所述,当前个体如何适应退休生活已经成为研究者以及大众传媒的关注点。在对退休的相关研究中,20世纪60年代之前,研究者们在对退休的研究中一直将退休看作个体发展中的“危机”,即认为退休对个体带来了很多消极的影响与破坏性效应,对个体带来了极大的挑战(Van Solingge & Henkens,2008)。现在的研究者虽然也会将退休看作是一个充满挑战的、会导致个体产生巨大变化的重大过渡事件,但同时也会承认退休对个体所带来的积极影响效应。在众多研究的基础上,研究者们越来越认识到,退休事件对退休者的影响表现出了很大的个体差异。同时也认识到,就某个单个个体而言,在退休的不同阶段退休者表现出了不同的特点。除了从认识上了解,研究者还通过各种不同的研究来对这一现象进行了验证。

4.2 退休后生活满意度相关研究

除了研究退休对个体所产生的影响外,研究者还对退休后心理健康状态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方方面面的研究。在退休后心理健康状态方面,研究指标主要包括生活满意度、抑郁与焦虑症状、主观幸福感等,研究者从人口统计学变量、个性特征变量、与工作如何结束有关的变量、文化变量、经济与社会变量等方面探讨了影响退休后心理健康状态的因素。

Evelyne Fouquereau将影响退休后心理健康的因素分为四类:第一类为社会人口统计学变量,包括性别(Quick & Moen,1998)、年龄(Hanson & Wapner,1994)、婚姻状况(Demo & Acock,1999)、退休之前的工作状况(Gee & Baillie,1999);第二类变量是个性特征变量,如人格因素(Taylor & Carter,1995)、身体健康状况(Hardy & Quadagno,1995)、对退休年龄和退休角色的接受程度(如Matila,Joukamaa,Alanen & Salokangas,1990);第三类变量为与工作如何结束有关的变量,如退休时是否是自愿的(Gall et al.,1997)、退休的原因(e.g. Fouquereau,Fernandez, & Mullet,1999)、对退休的规划与准备(eg.,Taylor & Shore,1994);第四类变量为文化、经济与社会因素(Ekerdt & Clark,2001)。

Phillis Moen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退休前因素、外在的环境(如工作条件、家庭状况等)、退休决策与退休后心理健康水平统合起来进行讨论,对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并提出了退休与健康关系的全程发展模型。Heather E. Quick,Phyllis Moen则以人生全程发展的角度和方法对退休后的健康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

4.3 退休决策相关研究

此外,在心理学的研究中,较多的研究还集中于退休决策变量上。所谓退休决策是指决定什么时候退休,是选择早退休还是晚退休。

在实行刚性退休制度的国家,是不存在退休决策权的,因为人们的退休年龄是国家法律法规严格规定的,到了退休年龄就必须退休。如我国现行的退休政策就属于刚性退休政策,除一些特殊行业外,男职工的退休年龄是60周岁,女职工的退休年龄为50周岁,女干部的退休年龄为55周岁。除了比较高层的人员(如教授,高级主管等)可以返聘以及部分人选择提早内退外,极少有人具有选择退休与否的自主性。因而,我国针对退休心理的相关研究缺乏退休决策方面的研究。

目前,西方的一些国家实行退休弹性制,即在职人员可以选择在60-65岁之间退休,对于这些国家的人来说,在退休问题上是有自主选择权的,即个体可以选择在此区间内的什么时候退休,因而具有退休决策权。从生活中的常识来看,人们决定退休的最基本原因是想停止工作,但在此方面也表现出了较大的个体差异。其中有些人是经过几十年的工作,感觉工作时间太久了,有了很强的工作倦怠感,所以想逃脱工作带给自己的压力与紧张,从而让自己从强大的职业倦怠感中挣脱出来;另有一些人退休是因为自己的健康状况下降,无法应对当前的工作;还有一些人是因为到了退休年龄退休,可以得到一些相应较高的待遇与报酬;还有一些人计划着早退休是因为有很多的退休计划,特别期待有自由和充足的时间可以享受旅游的快乐、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以及与子女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等。

在退休决策方面,研究者通过研究得出了一些重要的研究结果。研究发现对退休的预期、身体健康状况、工作卷入度、工作满意度等是影响退休决策(早退休还是晚退休)的影响因素,同时退休决策(早退休还是晚退休)、退休原因以及退休决策的自愿程度等又对退休后心理健康状态产生影响。

4.4 退休前规划(preretirement planning)相关研究

退休前规划包括对经济与活动的规划两个部分。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是能通过劳动来获得满足个人需要的经济收入,从而有一个较好的经济保证,心理上有经济安全感。一般而言,当个体退休后其经济收入会有不同程度的减少。在个体退休时,个人经济安全感与退休前是否有足够的规划与积蓄是非常有关的。研究表明,退休后经济的拮据是影响个体生活满意度的非常重要的因素(Krause,1987)。此外,退休还会导致活动参与的变化,这主要是由于工作的结束会导致个体结束多年来所形成的固定的安排、固定的生活节奏等。退休使得个体有更多的休闲时间,如何规划退休时间,如何把闲暇的时间安排得有意义、有价值,对于退休的适应都是非常重要的。

Beehr(1986)认为对退休的规划会影响退休后的适应。Brammer(1981)等人认为在退休过渡过程中,知识(knowledge)和规划是顺利完成过渡的重要因素,也是减少退休前焦虑的重要因素。但研究发现,美国只有不到10%的工作者参加了正式的退休前规划项目(Ferraro,1990)。Fretz(1989)研究发现对退休的消极态度、对退休的无计划或弱计划以及低自我效能感使个体更倾向于回避或者抗拒退休。此外,如果个体退休前坚信个体对退休后的经济安全、活动情况毫无控制感,则不倾向于对退休后的生活进行规划与安排。Bruce(1989)等人的研究表明,有高工作卷入度的个体对退休很少规划,对退休态度更为消极,并对退休有很弱的自我效能感。

4.5 退休后适应模型建构相关研究

近一二十年来,研究者们进行了方方面面的研究,确定了影响退休后适应情况的一些影响因素。然而,绝大多数研究的理论基础不明确,很少有模型建构。而且,这些研究多集中于一些非常相近的解释性变量,忽略了影响退休后生活适应的其他更广范围的一些影响因素。Wang等研究者(2010)认为影响退休后适应情况的因素可以分为五大类:个体相关变量、退休前工作相关变量、家庭相关变量、退休转折相关变量以及退休后活动变量。表4-1对这五类变量进行了汇总并列出了这些变量对退休后适应情况的预测方向。表4-1 Summary of Variables That Influence Retirement Adjustment QualityNote. Plus sign(+)denotes positive effect on retirement adjustment quality,and minus sign(-)denotes negative effect on retirement adjustment quality.

从表4-1中可以看出影响退休后适应情况的五类变量所包含的内容以及目前在此领域中的研究现状与研究进展,具体情况如下:1. 个体相关变量包括身体健康状况、心理健康状况、经济状况以及

身体健康退化情况四个方面,相关研究发现前三个方面的变量对

退休后适应情况具有正向预测作用,而身体健康退化情况对退休

后适应情况具有负向预测作用。具体表现为:身体健康状况越好

的个体、心理健康状况越好的个体以及经济状况越好的个体其退

休后适应情况越好;身体健康退化程度越小的个体其退休后适应

情况则越好。2. 退休前工作相关变量包括工作压力、工作要求、工作挑战、工作

不满意度、退休前失业情况五个方面,相关研究发现前四个方面

的变量对退休后适应情况具有正向预测变量,而退休前失业情况

对退休后生活适应具有负性预测作用。具体表现为:退休前工作

压力越大、工作的要求越严格、工作越具有挑战性、对工作越不

满意的个体退休后退休适应情况则越好;退休前有过失业经历或

已经失业的个体因之前就有过不工作的经历,较之于无失业情况

的个体其退休后适应状况要好。3. 家庭相关变量包括婚姻状况(已婚—独身/丧妻/丧夫)、配偶工

作情况(工作—无工作)、婚姻质量、受抚养子女数量、退休过

程中丧失伙伴(配偶),其中婚姻状况、婚姻质量对退休后适应

情况具有正向预测作用,而配偶工作情况、受抚养子女数量以及

退休过程中丧失伙伴(配偶)对退休后适应情况具有负向预测作

用。具体表现为:较之于独身、丧偶的个体来说,已婚或有配偶

的个体退休后适应情况更好;婚姻质量越高,退休后适应情况越

好;配偶工作情况越好,个体退休后的适应情况越差;受抚养子

女数量越多,个体退休后适应情况则越差。4. 退休转折过程相关变量包括退休自愿程度、退休计划、早于预期

退休年龄退休、因身体健康照顾原因退休、因需要从事其他工作

退休、为获得财务奖励退休等六个方面,其中早于预期退休年龄

退休、因身体健康原因退休两个方面对退休后适应情况具有负向

预测作用,其它四个方面对退休后适应情况具有正向预测作用。

具体表现为:早于预期退休年龄退休的个体、因身体健康原因退

休的个体其退休后适应情况则越差;退休自愿程度越高,退休后

适应情况越好;退休前对退休后生活的规划越具体越详细、准备

越充分,退休后适应情况越好;相对于其他原因选择退休的个体

来说,因需要从事其他工作而退休的个体以及为获得财务奖励而

退休的个体其退休后适应情况越好。5. 退休后活动变量包括半退休半工作情况(bridge employment)、

退休后有自由的工作、休闲活动、社会活动相关焦虑(anxiety

associated with social activities)等四个方面,其中前三个方面

对退休后适应情况具有正向预测作用,社会活动相关焦虑程度对

退休后适应情况具有负向预测作用。具体表现为退休后仍然从事

其他相关工作(半工作状态)或有自由度较高的工作或具有丰富

的休闲活动的个体,其退休后适应情况越好,而在参加社会活动

时有较高焦虑的个体其退休后适应情况则越差。

4.6 研究局限性及研究趋势

纵观针对退休后适应的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研究者们得出了方方面面的研究,得出了很多有益的结论。但纵观以往的研究,还存在以下方面的局限性。4.6.1 缺乏对人格变量与特质变量的研究

虽然众多研究表明,个体的人格变量和特质变量是影响人生其他过渡过程和适应过程的非常重要的个体变量,但却极少有研究者来研究人格变量和特质变量在预测退休适应情况或退休适应质量的显著效应。通过研究人格变量和特质变量对退休适应的影响效力,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识别和甄选退休适应困难的个体,从而有针对性地为最需要进行退休前教育、咨询,退休后跟踪、干预与辅导等方面提供参考与建设性建议。4.6.2 缺乏对自我帮助策略的研究

从平常人的角度来看,社会和大众比较认可自我帮助策略在改善退休适应程度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却少有研究来对不同的自我帮助策略在退休适应过程中的效应进行研究。未来的研究中,需要对此进行研究,以探讨哪些自我帮助策略有利于减轻退休给个体所带来的焦虑、不安与压力,降低过渡过程中烦躁、空虚、无价值感、无意义感等各种消极情绪,从而有针对性地为不同的群体提供不同的帮助。4.6.3 缺乏对社会文化变量的深入研究

在当前的研究中,极少研究者围绕社会经济文化变量对退休适应的影响进行研究。社会经济文化变量包括劳动力需求、宏观经济趋势、政府针对退休的相关政策、社会规范等。社会经济文化变量作为作用于退休群体的一个变量,对同一大群体会有怎样的影响,对不同群体又会有怎样的影响等,这些都是未来研究中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方向。社会经济文化变量的研究有利于给国家、政府机关等部门提供参考与依据,从而有利于制定加快退休者适应的相关政策、方针与计划等,从长远来看有利于退休者整个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的提升。4.6.4 较少采用追踪与纵向研究

以往的研究较多依赖于横断面的研究,较少采用追踪与纵向研究。横向研究对于研究变量之间的关系是有用和有参考意义的,但是却难以让我们了解退休适应的发展过程与心理机制。未来的研究中,还需要加强对退休适应方面的过程研究与纵向研究,以使人们更好地了解退休适应的过程与发生机制,从而更好地为退休规划、退休调适等方面提供参考与建议。4.6.5 较少将退休适应作为一个过程变量进行研究

在以往的研究中,主要把退休适应看成一个结果变量,关注退休时随环境改变退休者舒适度的变化,在结果变量中指标主要有退休者的幸福感、情绪健康情况、退休满意度、生活满意度、心理健康情况以及抑郁感等。退休适应既可以是经过一种转变后的状态变量、结果变量,同时退休适应也是一个逐渐适应退休生活的过程。现在的研究开始将退休适应看作一个过程,比如关注退休者对退休适应困难程度的评估、退休者达到退休适应所需要的时间等。如资源基础动力理论(resource-based dynamic perspective)从“资源利用”的角度出发,对退休适应方面表现出来的个体差异以及退休适应在不同的时间点上个体心理的变化上进行了解释与理论整合,认为退休适应是个动态的长期的过程,随着个体所利用资源的变化,其退休适应情况也会有所波动。虽然,现在研究者已经开始将退休适应作为一个过程开始探讨,但针对于此方面的研究还是极个别,未来的研究中需要加强对退休适应过程的研究。4.6.6 较少模型的建构

在对退休的理论研究方面,各种理论对退休的解释不同。其中,撤退理论对退休的理解最为消极,连续理论最为积极,角色理论和生命全程—过渡理论居中。但不管是哪种理论,都认为退休是我们生命过程中的重大事件,它会给个体带来丧失和改变,会破坏原有的方式和习惯,因而当面对退休时人们会出现一些消极情感,如焦虑、紧张等。纵观有关退休的理论研究,目前的理论研究还较少,且缺乏相关实证研究的支撑。未来的研究中,还需要在理论上对退休心理进行相关的探讨并进行模型建构,且需要对相关的理论进行实证研究与验证。4.6.7 国内关于退休的研究较少,尚处于探索阶段

目前,国内外研究者从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的视角,对退休决策及其影响因素、退休对人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以及影响退休者心理健康状况的因素等方面进行了方方面面的研究,得出了很多有价值的结论。然而,研究较多关注于一般的人口统计学变量,较少对相关退休的心理变量进行研究。尤其是国内研究只有非常少的有关退休心理的相关研究,国内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此外,目前研究还比较零散,整个研究呈现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局面,面临许多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未来的研究中,还需要对退休心理的相关研究进行系统性与理论性的整合。4.6.8 较少研究关注临退休群体

以往的研究将主要的着眼点放到退休对人的影响以及退休后的生活满意度,而很少有人关注临退休群体对退休的态度以及面临退休时的心理状态。当然也没有发展出测量人们对退休的消极态度与消极情感的可靠与有效的测量工具。Wesla L. Fletcher与Robert O. Hansson(1991)虽编制了23个项目的测量工具,但后来很少有人对此进行验证和发展。而在国内研究的心理学领域中,多考察的是退休后的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而极少有人研究临退休群体的心理状态,更没有发展出有效、可靠的测量工具。目前,在我国人口结构日趋老龄化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退休后的老年群体已日渐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但相对而言,那些处于临退休的群体却往往被忽视而缺乏社会关注。未来的研究中,还需要加强对临退休群体的相关研究,以在此基础上制定退休前的教育与咨询计划,从而来提升其面临角色转换的心理调适力,进而促进其退休后的生涯发展规划力,最终实现从工作到退休的顺利转换。

4.7 本章小结

纵观国内外有关退休心理的相关研究,研究者围绕着退休影响效应、退休后生活满意度、退休决策、退休前规划、退休后适应模型建构等五大方面内容进行了研究,得出了很多对实践具有指导意义的结论,当然尚存在很多有争议的矛盾的结论,同时也存在一些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相关主题与领域。当前有关退休心理的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性,缺乏对人格变量与特质变量的研究,缺乏自我帮助策略、社会文化变量的深入研究,较少采用追踪与纵向研究法,较少将退休适应作为一个过程变量进行研究,缺乏相关理论模型的建构,较少关注临退休群体。尤其在国内,有关退休心理的相关研究非常少,其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未来的研究中,需要根据当前研究中的不足与局限进行进一步的补充与拓展,从而能为我国临退休者以及退休老年人的服务与实践提供指导,在此基础上能进一步帮助个体顺利完成从工作到退休的转折与过渡,并能够帮助退休者顺利完成退休适应,获得更多的个人主观幸福感,增强其生活满意度。

第5章 临退休群体的退休前焦虑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5.1 问题的提出

纵观以退休心理为研究内容的相关心理学研究,以往的研究将主要的着眼点放在退休对人的影响、退休决策影响因素以及退休后的生活满意度上,仅有极少数研究关注临退休群体的心理状态。

在少有的以临退休群体为研究对象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个体在从工作到退休的过渡阶段表现出了很大的个体差异,有接近三分之一的被调查者报告在退休过渡过程中存在不同程度的困难(Barfield & Morgan,1978;Braithwaite,Gibson, & Bosly-Craft,1986)。Ekerdt(1989)发现,当个体缺乏对未来规划的意识、个体坚信对未来毫无掌控感可言时,则会阻碍个体对退休生活进行规划与安排,进而会影响退休适应情况。另有研究表明,退休前焦虑、退休后生活适应困难、退休后生活满意度都跟退休前没有做好准备和规划有关。Braithwaite等研究者(1986)指出,诸如悲观主义、对改变通常存在困难、不愿积极看待退休事件等非建设性模式会使退休过渡过程存在很多困难。此外,退休前的心理状态及相关因素会对退休后的生活满意度、心理健康等产生影响。如研究表明,退休前对退休后生活的经济规划情况会影响退休后的生活满意度,而美国只有不到10%的工作者参加了正式的退休前规划项目(Ferraro,1990)。Bruce(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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