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于旸 著
出版社：上海市华文创意写作中心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任凭世界荒谬试读：
作者简介
周于旸，1996年生，江苏苏州人，获十七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十九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本篇小说创作于2011年至2016年，多次在《萌芽》杂志发表文章，其中在《萌芽》2015年6月下半月刊发表的小说《曾经春秋不见夏》，是该小说中的一个片段。
作品简介
小说采用第三人称叙述，讲述了主人公江树在应试教育体制下经历的六年生活。分为初中生活的《春风化雨》篇与高中生活的《南墙以南》篇，高中生活为主线，初中生活为副线，两个篇章交叉叙述，相互推进，相互影响。深刻揭示了当代学生在应试教育下的迷茫与反抗，寻找与逃离。作品围绕梦想、自由、爱情这三个主题展开。
作品特色
该小说与一般的校园小说有很大不同，既写校园，也写人生，除了关注学生眼中的现实与理想外，也试图揭露一些有关人生的矛盾，现实主义与魔幻现实主义交织并行。除此之外，小说中的比喻等修辞也是一大特色，追求语言上的高度使小说读起来更加丰满。
南墙以南（一）
当繁茂的爬山虎渐渐盖满整个南墙，初夏的大风吹落了一些树叶，飘零的树叶一片一片地落于南墙之下缓慢的河水之中，铺满了一小块湖面，于是我们如同看到落叶随着风与水开始不断地向前流淌，同时也不断地散落分开，去向各自的远方，而时间在上面艰难地前行。
江树坐在房间里，房间里的墙上贴着一幅油画，这是他高中时的舍友画的，刚挂上去的时候，还有着浓烈的油墨味。画上是一轮明月从山间升起，他还记得画的主人和他讲过，月亮在这幅画里有不同的含义，它代表着理想。毕业的时候他没有把这幅画拿走，于是江树就带了回来。许多年过去后，他很少会再注意这幅画，好比到了冬天，人们看不见墙上挂着的风扇。
江树有时会想：“当回忆也被遗忘的时候，往事是不是就等同于没有发生过？”遗忘总是比记忆更久远，他现在还记得，但是以后不会记得了。
高三快结束的时候，江树想的事情特别多，多到他提起笔想记下一些时，满地的落叶已被风吹走，又换上了新的一批。你很容易想很多事，就像在一间屋子里住了几十年，没有出过门，没有穿过鞋，没有淋过雨，而现在终于可以离开了，翻开日记本，上面记着这么一句话：“生活就像你吃腻了薯条，想要换换口味，这时有人甩给你一包番茄酱，你竟也接受了。”
在所有事情发生之前，江树只是个刚上高中的16岁少年。那是他进入高中的第一天，开学的日子正是夏末，为了避免报道时学校里人多车堵，他们一家人去的很早，江树坐在车上嚼着早饭没吃完的葱油饼。车上塞满了行李，母亲总是很细心，看见车里还多些空间，就总感觉少带了些物品，于是大到衣服被褥，小到牙签指甲钳，无论用得着用不着，把整个车都塞得满满。
学校在离家半小时车程的地方，刚进门就是片人工湖，几幢教学楼排在一起，头一幢很气派，柱子最粗，还有些装饰的雕塑，后面几幢就看着潦草了，好比学生抄写作业时的字体。宿舍楼矗在学校的边角，问了好几个路人才找到。他和他的父母拖着沉重的行李，走上一阶又一阶楼梯，穿过一条又一条走廊，他的宿舍被安排在五楼，最高的楼层。选择屋子的同时也就选择了风景，江树看着那扇编号为513的门，这是走廊靠近尽头的房间，宿舍里没有独立卫生间，厕所设在房间的外面。几日以后，空荡的过道里就会充满着厕所散发的似乎永远挥之不去的味道，即使时过境迁，江树只要一想起自己的宿舍生活觉得能闻到这种味道。“怎么住这么高，爬上来可累死了，是因为我们没有给领导好处吗？”江树的母亲把行李扔在门口，气喘吁吁。“别瞎说，这就是学校随机分配的，你看旁边门上贴的，一个班一个班都是排好的。”父亲说。“住这么高，蚊子倒是挺少，”母亲从口袋里拿出宿管刚给的钥匙，“不过打热水可就累了。”“这算什么，以前我上学的时候，也住的这么高。那时我们都不愿打水，就给宿管点好处，让他们帮忙打。后来别人都这么做了，宿管就不干了，还得自力更生。”父亲回道。“就当锻炼身体吧，”母亲打开了门。“已经有人了？”江树感受到里面的空调传来的凉气。
阳光迎面扑来，把中间站着的人映照成一个黑影，江树打了声招呼，闻到了自己满嘴葱油饼的味道。舍友已经铺好床铺，是最靠阳台的那一张，江树看到床沿上贴着舍友的名字：何忆。那张床本来是江树想要的，早上他催促父母早点来学校，就是希望能在宿舍里挑一张好的床铺，这是他已经上大学的表哥告诉他的经验。暑假里他和表哥聊天，表哥就告诉他，要在宿舍里挑一张好的床铺，最好靠近阳台，他说，床前明月光，分数涨高高。
母亲把行李拖进宿舍，关切的问：“你怎么这么早就到宿舍了呀，已经都弄好了？你爸妈呢？没有一起来吗？”“他们去买垃圾桶和扫帚了，宿舍打扫得差不多了，清理一下床铺就行了。”何忆道。
整理宿舍时时母亲照例话多，打理和关照无微不至，仿佛江树离开她，就不能分别出食堂和厕所的区别。“哎哟，在父母身边待了十几年，这回终于要一个人生活了。记得早点打好热水，去晚了可就没了。洗衣服的时候洗衣液不用倒太多，衣服洗勤快点，不要积太多，会发臭……”“哎，我都知道。”江树满脸嫌弃地打断掉。“有事打电话给我们，反正家里学校也不远，你爸开车过来很快的……”“还有两个人呢？我们宿舍不是应该四个人吗？”江树问何忆道。“应该还没到，也可能是走读的。”何忆说。“人少点好啊，宿舍比较清静，可是两个人会不会太少了点。”母亲又道。
父亲摇头道：“两个和尚挑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要是真两个人住那最好。”
父母打扫干净以后，准备走了。第一次留下儿子在外，父母多少有点不舍，手里没有事了，也想找些事做，在宿舍多待一会儿。告别的时候，又唠叨了好几句，“厚被子在柜子里，长袖在柜子里的箱子里，天冷了自己换，晚上空调打高点，下半夜会冷。”母亲边吩咐边朝门外走。“好的，我知道了。”江树把父母送出宿舍，回来时关上了门。
何忆正躺在床上看高中的课本，江树开始整理书桌上的杂物，通知上写着，下午一点钟去教室集中，现在还没到午饭时间。离开父母的生活还是有点恐慌的，现在他有点无所事事，喝了口水想洗掉嘴巴里的葱油味。他的表哥把高中形容成“一只驴”，有鞭子抽着你向前跑，也有胡萝卜引诱着你向前跑，然后，你就不断地向前跑。这让江树感到有些无所适从，甚至有些恐慌，他不愿直视这样的现实，好比一个落枕而歪脖的人，若是要他客观地平视这个世界，就会感受到极大的痛苦。
话说回来，这所学校坐落于市区近郊的地方，这几年学校开始翻新，最破的那一幢教学楼已经拆除，因为走进它就像走进八十年代。从楼里面移出的一具陶行知雕塑，由于无处安放暂时置于学校车库之中，每夜晚自习放学，学生取车的时候，往往被那黑暗中硕大的身影吓得惊恐不已。学校的中间有一条河流穿过，情侣们喜欢聚集在这里，春天的时候，上面飘满柳絮，秋天落满树叶，冬天留一层薄冰提醒人们天气寒冷。不过四季不变的是，它的水永远呈现绿色，没有人考究过它是什么时候变绿或者因何变绿，学校官方的说法是因为两岸柳树的倒影，意思就是柳树把河流给绿了，与他人无关。这种说法无疑给柳树造成了一定的名誉损害，然而它们毕竟不会说话，只能学校说什么就是什么，河流的桥上刻了三个字：长青河。
这所学校建在大学城内，对面是本地的技校，位于学校北面，因此老师们戏称它为“北大”，于是对外就可宣称道：“我们学校最好的学生能去北大，最差的学生也能去北大。”
经过多年的建设，这所高中如今已是市区的重点高中，然而作为高中，不论什么样的高中都只有一个重点，那就是把学生送进大学。开学第一次参加学生大会的时候，教导主任操着一口十分别扭的普通话说道：“我们学校是一所，重点高中，有三件事是决不允许干的，玩手机，沉迷上网，以及谈恋爱。”他把这三件事形象地比作高压线，严肃而又俏皮地问：“碰了高压线会有什么后果啊？”
教导主任十分相信自己的威慑力，因此无论多少年过去，他都无法想象出许多学生躲在被窝里，拿着手机一边上网一边与姑娘谈情说爱的美妙场景，也永远不会明白，为何一下触碰了三条高压线，依旧活得安然无恙。
江树的宿舍一共三个人，除了他和何忆以外，还有一个胖子，他是最后才来的，刚见面时就介绍道：“你们可以叫我大春。”于是他们叫他大春。紧接着大春就说道：“我不能睡上铺。”大春拍了拍身上的肉，“你们看得出来，我不能睡上铺，初中的时候我原本睡在上铺，我的下铺一学期都没有睡安慰过，后来我们换了铺子。我相信学校的床铺质量还是不错的，但我这世上没有绝对的事情，对吧？”
大春话多，讲话也幽默，为了在新舍友面前显示友好，江树答应和他换了床铺，“好！五楼加上铺，我处在了这个学校的最顶端。”“那里的蚊子肯定也是最少的。”大春补充道。
在这个学校的第一个晚上，江树难以入眠，床板小而硬，好比被判无期徒刑的罪犯，完全没有翻身的余地。江树光靠着背部的触觉就能数出床板的根数，一根根床板仿佛小提琴的琴弦，稍微挪动一下便发出刺耳的声音，大有从天而降之势。外面厕所的味道散发着历史的气息，这种气息延续着上一届的学长，并且熏陶着这一届学生，比老师的谆谆教诲更加深入人心。阳台上的水龙头就像服了泻药，怎么拧都关不上，晚上他们躺在硬邦邦的床上，聆听着水声嘀嗒。这样的环境实在煎熬，但是老师们已经在新生大会上说过：“上高中本来就不是来享受的。”学校的领导在给新生做介绍时也说，这是一所严格的学校，意思是说，校领导不会让学生在学校里过得太惬意。学校里有一个特殊的制度，在每天晚上熄灯以后，都会有老师来宿舍楼里挨个查房。他们拿个手电筒，悄无声息地突然冲进宿舍，其灵巧与隐蔽令人怀疑是从扫黄大队上退役下来的，他们检查学生是否在干除了睡觉和学习以外的其他事情。曾经有个宿舍半夜斗地主被查到，新世纪的社会没有任何阶级特权，参与那次斗地主的，不论是农民还是地主，都被取消了住宿的资格。于是在那个大冬天的每一个夜晚，他们都像狗一样蜷缩在公交站台，干巴巴地望着回家的路。
高中的开始是军训，学生最关心的是天气，他们渴望下雨，盼不来下雨也想盼来个阴天。八月末的时候经常一阵阵下大雨，但一到军训时立马天气大好，好比小孩子大哭一场后就会变得心情愉悦，天气配合得绝妙无比，像是特地为了军训而提前排干了水分。学生们感叹，这年头世道黑暗，连老天爷也能被校方收买。
军训前统一了着装，衣料很一般，没有弹性，有点勒脖子，穿久了还有些瘙痒，学生们不能抱怨，他们很清楚老师的回答：“军训本来就是要吃苦的。”但是总有例外，大春和老师谈判道：“我的体型太大了，设计的人不可能考虑到我这种体型，就像穿了件紧身衣。而且领口太小了，我的头根本套不进去，亲爱的老师，你能想象把一个篮球塞进高尔夫球洞吗？”
班主任坳不过大春，同意他穿自己的衣服，大春成为了打破军训规定的唯一一人，同学们向他投去羡慕的目光。不过在教官那他就不好过了，由于着装显眼，大春成了被严重盯防的对象。他第一天军训就迟到，宿舍里的卫生间只有两个洗脸池，大春起床时还要考虑穿什么衣服，另外二人没有这个烦恼，因此他每次都最晚到卫生间，只能等下一轮。
军训的内容十分丰富，除了在操场上享受高强度的阳光浴以外，还涉及到许多方面。从衣服着装到牙刷放置的方向，以及被子叠成的形状，就像一次强迫症患者体验记。如果再规定了上厕所的时间和次数，那么学生就会发现军训日记居然写得有点像狱中书简。“有些事我无法理解了，被子要摊开来睡，叠那么好有什么用？”江树发牢骚道，第一天军训时，他把本应该叠成豆腐干的被子叠成了豆腐花，行为表现上被扣了一分。“话不能这么说，这就像——嗯这就像吃甘蔗，反正吃完要吐出来，难不成你就不吃了？”大春说道。
江树暗想是不是胖子都擅长拿吃的来打比方。“可我的被子叠得很规矩啊，就是皱了点，不太好看，我这条被子不好。”“忍几天就过去了，也就现在非要把被子叠那么方正，军训结束了，你喜欢圆形，三角形，五角星，随便你怎么叠。”何忆也安慰道。
江树的教官是一个新手，做事有点木讷，也不像老教官那样严厉，经常会喊错口号，譬如会在学生立正的时候喊“立正”，跨立的时候喊“跨立”，如果他再多喊几遍“跨立”，就不得不要求学生具备一字开的能力。学生还是温室里的花朵，比不得教官那样耐晒，好比虽然在同一个锅子里，家禽总是比野禽先被烤熟。新教官也怕热，大概是皮还没长到老教官那么厚，所以这个班休息的时间稍长一些。
一天下来，除了身上黑了一圈，学生们玩“我们都是木头人”的技术大有长进。
军训的时候，身体归教官管，只有回了宿舍后才有些许自由。湿透的军训服马上洗掉，明天还要继续穿。到了晚上，宿舍熄了灯，宿管老大爷拿着个手电筒查房，等查房过后，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活才算开始。同学之间刚认识，需要丰富的活动来促进友谊。江树宿舍三人买了泡面，并排站在阳台上，他们的头顶挂着没干的衣服往下滴水，泡面的热气正往上飘散，空气里掺杂着复杂的味道，仿佛摆了一桌子菜的桌面。夜空下的城市里只剩下一排排黑影中的高楼，好比沙漠里到处生长的仙人掌，平整的地表上竖起那么多不规则的建筑实在不顺人眼球，高架就像面条铺在餐盘里一样遍布整个城市，晚上的车已经很少了，衬托出路灯的孤独，偶尔的鸣笛声，倒不如野地里的蛙鸣来的响亮。
吃泡面的活动是大春发起的，江树和何忆只以为是胖子爱吃，但是大春说：“没有深夜吃过泡面的人，不足以谈人生。”江树和何忆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当然这只是大春突然想吃泡面了，如果今天晚上他想吃的是小鸡炖蘑菇，那么他就会说：“没有深夜吃过小鸡炖蘑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
大春问道：“你们以前是什么学校的？”“我是这个学校初中部的，”何忆吃了口泡面道，“初三的时候模拟考不错，和学校签了合约，直升了高中部。”“这么说你没参加中考？”大春又问。
何忆摇摇头：“现在想来有点后悔，如果参加中考，说不定能考上菁华中学。”
大春不屑道：“又是菁华中学，那么多人拼了命也想考上菁华中学，考不上也想尽办法买进去，其实学校都差不多，我就不信菁华中学能好到哪里去。”“江树，你是什么学校的？”何忆问道。“啊？我是从乡下来的，你们不会听过我学校的名字的。”“话说回来，老师今天布置的作业你们想好了吗？”何忆问道。“什么题目？”大春问道。“‘我的梦想’，好像是这个。”“没有。”江树和大春异口同声道。“我想当个诗人，这算不算？”大春吃完最后一口泡面后说道。
何忆补充道：“班主任说的‘梦想’的意思应该就是你想考上什么大学吧？”“那就没意思了，梦想就是上大学？那考上大学以后呢？”大春摇摇头。“那怎么叫没有梦想，那叫梦想实现。”江树说。“没到二十岁就实现了梦想，那接下来做什么？”大春又问。“再制定新的目标呗。”何忆把吃完的泡面合上。“我觉得这种东西很无聊，老师还是把我们当小孩子，很多老师都是这样，把握不准他们学生的智力水平。其实我在小学一年级就做过这个作业了，可是我现在已经高一了。”大春耸耸肩。
江树听到大春这些话的时候，突然就想起了小时候他第一次写作文的场景：
那年他上小学一年级，那是个遥远的、还需费点力气才能想起来的年代。教室还带有上个世纪的气息，窗户也没那么大，不像现在那么亮堂。江树的语文老师在黑板上写下“我的梦想”，小孩子们双手叠放在桌上，眼神专注地盯着黑板上的大字。如果江树的记忆没有偏差的话，“我的梦想”这几个字上面应该还标注着拼音。江树是第一个动笔的，他的梦想很简单，在那个充满英雄崇拜与冒险精神的童年里，他的梦想是成为奥特曼，维护世界和平。他看着窗外明媚的阳光，风吹树梢，飞鸟啼鸣，他露出了满意的微笑。直到他开始动笔，才发现根本不会写“奥特曼”三个字，脑海中只有模糊的三团阴影。他问同桌“奥特曼”三个字怎么写，对方回道：“我也不会，要不你换个梦想吧？”江树震惊了，都不会写？我要换个梦想了？于是当他再度看向窗外，阳光已被乌云遮蔽，鸟也停止了啼鸣。后来他写了什么梦想，他已经想不起来了。
再次回到那个宁静的夜晚，江树住在五楼高的宿舍，睡在硬邦邦的床上，窗户外是喧嚣的城市，城市的霓虹灯把夜晚映照地格外亮，这是江树在乡下时不曾体验到的。城市的气息仿佛给了他更加接近生活的感受，高楼代替了平房，汽笛代替了蝉鸣。江树在那个夜晚想起了三年前的夏天，三年前的夏天他还住在小镇上，刚要成为一名中学生。
春风化雨（一）
他清楚地记得，三年前的夏天热得厉害，与往年有所不同，燥热的阳光给大地镀上一层难以褪去的金色，气温就像那年的物价一样飞速上涨。小镇上的人们轻易不敢出门，常年在外打工的人都纷纷咒骂起这狗日的天气，睡不了安稳觉，电扇始终转不快，饮水机上就连蓝色的按钮都能放出滚烫的热水。只有太阳毫不吝啬地奉献着它的光芒，多少使人讨厌。除却白天的蝉鸣和夜晚的蛙声，这世界仿佛就是安静，一直持续到了夏末才有所好转。
江树念过的小学和初中最早的时候是合在一起的，但是在九十年代苏联解体那会也跟着解体了，可见上个世纪中国受苏联影响之深。小学迁移到了较偏僻的地方去，好比告别娱乐圈的明星，不再受众人的关注，唯一的中学逐渐成为舆论的焦点。它创办的年头至今够得上一个老年人的年纪，从教学楼的破旧程度上不难看出，好比老年人脸上的皱纹，都是饱经风霜的体现。只可惜学校不像古董，陈旧的不一定珍贵。这几年的教育质量又是每况愈下，只怪市区的重点学校太爱惜人才，不仅要吸收好的学生，连教书有道的好教师都要一个个调过去，剩下一些年近退休的平庸之辈独守阵线。仿佛《三国》里诸葛亮因城内只剩些老弱病残而大摆空城计，学校如今也快成了空城，于是学生家长极容易就上了空城计的当，不敢把自己的孩子送来念书，早就买好了学区房，送往了市区的学校，惹得这乡镇中学一个年级只剩下四个班。留下的老师也是毫无工作热情，整天感叹自己怀才不遇，继而成为怨天尤人。当他们看着往日的同事做上了高官或者竟成了校长，除却眼睛容易变成红色以外，心态也变得十分不正常。
金玉仁是这批怀才不遇的老师中的一位，她在学校待的年数最长，年纪也老得仿佛情人节时男人用来浪漫女人的鲜花——已有好大一把，再过几年就可在家中挂起“光荣退休”的荣誉奖状。金玉仁身材矮小，无法对教室的黑板进行充分利用。她的样貌使人联想到《白雪公主》里的小矮人，不幸的是岁月的侵袭使她的脸像极了里面送苹果的巫婆。她有严重的老花眼，想摘掉厚重的眼镜却无法做到，两颗眼珠子呼之欲出，旁人都要产生替她按进去的冲动。除此以外，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她都觉得她在盯着自己，学生上她的课不敢开小差。她在文革那会儿属于老三届，插队，上大学晚了十年。她至今不敢相信自己竟真的考上了大学。虽然最终成了一名语文老师，见识却和乡下农妇一般，也许是人老了，脑子糊涂。她不懂文学，也长久不看书，教书教了好几年才明白周树人和周作人并非同一人。如今有游泳教练不会游泳，算不上稀奇，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是金玉仁的普通话：“语文”在她读来是“女人”，“脑子”可以变成“奶子”——“做题目时一定要多动奶子！”这是她常说的话。更有甚者是把“水浒传”念成“水货传”，一百单八将在天有灵要恨得咬牙切齿，当然，被她叫做“蛤蟆赖特”的哈姆雷特也不会放过她。拙劣的发音使学生在课上忍不住捧腹大笑，她也恼火不止，起初是摔粉笔，后来是摔粉笔盒。学生不敢放肆，开始埋头笑，不能出声，身体瑟瑟发抖，就像手机开了震动。多年以后，金玉仁才终于学乖了，开始寡言少语，上课讲的话比跑龙套演员的台词还少，假如“沉默是金”，那么她将成为最富有的人。她让学生捧着“女人书”读，因为据说“读书百遍，其义自见”。或者命令学生背下整本参考书以应付考试，可结果往往是应付不了，一般学生遇上她，语文成绩立刻变得好比秋天的树叶，只有无奈落下的份。尽管如此，金玉仁却是学校语文组的组长，并且常常接任重点毕业班的语文教学，令许多老师敢怒不敢言。这里的原因在于，她的丈夫就是学校的校长，所谓“一夫当‘官’，万夫莫开”就是这个道理。
校长名叫钱德才，也是名语文老师。在学校待了几十年后坐上了副校长的位子，但是“副”字当头令他十分不满，钱德才的目标是化“副”为“正”，然而完成这一点并不容易。直到有一天他在《论语》中看到这样的话：“政者，正也。”这个意思是说，只要从事政治，便可成为正校长，于是钱德才立马摇身一变为政治老师，不出三五年，竟真的成为了学校的校长，关于这件事有如下补充：钱德才年纪已大，用脑不尽，教政治的思路仿佛一早起来时的头发，杂乱无章，讲课更是枯燥无味地好比野地里的野菜，教书多年，帮着许多原来政治不错的学生负了不少分数，按照数学上的规律，钱德才终于“副负”得正，成为了正校长。以往对他表示不屑的老师变得毕恭毕敬，钱德才以为自己深得人心，位子坐的舒服惬意。刚当领导的时候，钱德才做事总是优柔寡断，没有自己的主见，后来在官场混多了，他才他明白什么事情都是可以用金钱解决的，所以每当陷入两难之地时他就抛一下硬币，猜一下正反，然后定夺，结果往往出人意料的好。
总而言之，大抵钱德才这辈子只欢喜两件东西——官位和钱财，说得再简练一点，那就是所谓“官财”了。
这学校每年夏季都会招来几名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由于刚要踏入社会，带着满腔理想，所以被钱德才极其理想地骗进了学校。何况资深教师都被重点中学挖去以后，这学校的前途就像没有月光的夜晚，必须得添几盏路灯。郝思如是新来的一位语文老师，刚从全省有名的师范毕业。学历高，文凭好，是本地的人。她人长得漂亮，从小到大都是班里的班花，笑起来的时候令人联想到《诗经》中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她在高中那会儿曾为选文理科和父母闹矛盾，最后违背了父母的意愿念了文科，父亲想，文科能干什么职业？他怕她将来找不到工作，想引导她走上从政的道路，于是在父亲的正确引导下，郝思如几乎成为了一名政治老师，父亲大跌眼镜，赶忙停止了引导，这就像一个赛车手教练把人训练成了出租车司机。好在悬崖勒马为时不晚，最后转成了一名语文老师，父亲也稍稍满意了些。
钱德才第一次见到郝思如的时候，他才明白贾宝玉之所以说“女人是水做的”，完全是因为男人太过饥渴的缘故。没有经历什么困难，郝思如就当上了初一两个班的语文老师和其中一个班的班主任。暑假过后，郝思如开始了工作，第一天是新生的期初考试，她被调去当监考老师。
假如中学生活是一篇文章，那么每一次考试都可看作是一个逗号，中考是分号，高考是句号，考完了是问号，考砸了是惊叹号。初一新生的第一场考试，有消息说是作为分班的参考。教室里积了一暑假的灰，桌椅像是刚出土的，只有少数学生带了手帕，更多的是将就着入座。第一门科目是语文，考卷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汉字，逐渐成为学生身上密密麻麻的汗珠。他们经历了人生第一个没有作业的暑假，当然只顾无尽的欢乐，课本好比藏着最后一笔款子的保险柜，自然不会轻易打开。
那一年江树只有13岁，是学校的新生，也在考场之内。假期中由于父母逼得紧，书还略微翻过几页，不过是像图书管理员检查书页是否破损的那种翻，把眼光胡乱扫几眼罢了，所以在答题的时候总能隐隐感觉到分数正在笔下流失。这次的作文题目是这样的：“请写出一部你看过的名著的读后感。”江树读了几遍感觉像个病句，到底是写“看过的名著”还是“看过的读后感”？照例这句话应该出现在“改病句”的题目中，然而学生们不知道题是金玉仁出的，她正是出病句题的高手，她说的每一句话都可当做这类题目。
语文考试之后是数学和英语，全部考完已是傍晚。江树骑自行车回家，这时路上行人很多，他现在走的路，他明白，在接下来的三年他都得反复地走这条路。从他的家到学校要经过镇上最热闹的街和一条人烟稀少的小径。街上经过很多个路口，每个路口都有摆摊卖烧烤的，学生们买了几串烧烤，一边吃，吃完就到家了。但是江树离家较远，所以要上学要骑车，回家的时候首先得经过学校旁的一座大桥，江树刚考完试，心情凝重，河面上吹来的冷风又给了他几分凄清。桥上有很多摆摊卖菜的老头老太，行人也因此变多，交通堵塞得好比人感冒后的鼻子。这座桥是几年前新修的，据说原本叫“育人桥”，因为桥下就是那教书育人的学校。然而地方政府又觉得名字俗气，而且在当地话里，“育人”和“愚人”是一个读音，晦气得很，所以改成了“育才桥”。用这个名字的另一个原因是“育才”正好和鲁迅的字“豫才”同音，显得很有文化底蕴，可是路人对此毫无察觉，不免可惜。
这是进入初中的第一天，中学的第一场考试已经使他感受到莫大的紧张。暑假的时候父母便关照过他，上了初中便要开始严加管束，不能再由他任意妄为，这话算是宣告了他的童年已经一去不返。所有的这一切只是为了三年后能考上那所最好的菁华中学。说起那所中学，人们都要竖起大拇指，考上它就是半只脚跨入了大学。可惜只有半只脚，至于剩下的一只半脚去哪，那不归他们管。江树小的时候把“菁华”念成“清华”，以为和清华大学有所关联，添了不少敬畏和向往。
江树到家的时候，父母已经准备好晚饭。江树的父母从事的也是教育行业，从小就给他灌输亲近老师的重要性，叮嘱他要多问老师问题，多与老师交流，才能成为一个更有文化更有素质的人，言语之间只让人觉得老师好比男厕所里的小便池，走的越近就能越显文明。
江树的班主任是一位刚毕业的大学生老师，第一堂语文课的时候她在黑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郝思如。有学生在心里嘀咕道：“真是太贱，居然姓郝，这样你不论教的有多坏，你都是个‘好老师’。”
这是她第一次正式上课，大学里学到的知识没有用处，白考了那么多证，理论和实践仿佛要像二战后的美国和苏联一样彻底断绝关系。她把事先准备好的词一股脑儿全说完了，墙上的钟仿佛断了一条腿，走的这样慢，剩下的时间好比遇上了乞丐却身无分文，于是无从打发。身上不由地开始燥热起来，风扇吹的响亮，然而好比天晴时的雨伞，全没有用处，被衣领勒住的脖颈开始流出汗液，后背一阵阵的发凉。这时的大脑是不受控制的，仿佛带着一种破罐子破摔的念头在任由地思考想象。她想的最多的是沈从文，沈从文第一次授课是和她一样的遭遇，最后他的办法是在黑板上写下：“今天是我第一次登台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郝思如却是连转身走向黑板的勇气都没有了，直接让学生拿出语文书来预习课文。
郝思如是学校新来的老师，所以需要跟着老教师学习来提高教学水平。郝思如每个礼拜都要去金玉仁那听几节课，金玉仁半节课把教师用书上的课文解析念给学生抄下，半节课让学生把课文解析背下来。老师常对学生说学校是念书的地方，这是十分有道理的，不仅学生念，老师更是带头念。郝思如带来的听课笔记本上一个字也没能记下，心想自己上了那么多年大学，学了那么多教育学知识，到头来只是在中学里念念书？
教师节的时候钱德才请学校老师吃饭，地点在另一个镇上的饭店，那是为了体面，市里的大酒店太费钱，镇上的饭店又显得小气寒碜。吃饭那天郝思如来得早，她原本不想来，但是父母说不去是不礼貌的。郝思如刚入校不久，并不认识太多老师，也不喝酒，只想安静地和新来的老师坐在一起，但钱德才硬是把她拉到了自己桌上，周围一圈都是学校的大官，说是要她扩展自己的人脉，认识一下学校的领导，以方便工作上的交流。郝思如露出为难的脸色，钱德才以为她是假意推脱，忙给她挪了张椅子。
坐在郝思如旁边的是同教初一语文的李清优，和她在一个办公室。李清优比郝思如早几年到学校，教了一年初一和一年初二，没有资格教初三，下放回来教初一，于是又教了一年初一和一年初二，领导考量了她一年的成绩，摇摇头，又调下来教初一。她的父母曾问她，你们学校怎么没有初三？学生上到初二就毕业了？李清优感到好气又好笑，她觉得这并不是她的责任，是自己背运，总是碰到太差的班级。然而领导对她说的话是：“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李清优心里暗骂放屁，若是没有教不好的学生，那么警察和监狱大可不要，多设几个教育局就行了。她无数次幻想如果用这句话反驳领导，领导会是怎样的反应，最差的结果无非是：“就是因为有你这样差的老师，所以警察和监狱才有存在的必要。”因此她始终没有说出口的勇气，只得随遇而安，顺便告诉父母，这个学校的确是没有初三的。
坐在李清优旁边的是教数学的刘竟成，刘竟成好抽烟，在餐桌上也忍不住，周围人的厌恶表情全当没看见，而且他并没有用烟灰缸的习惯，任凭烟灰抖落到身上和地上。他属于学校的资深教师，教导处有他一个位子。他讨厌差生，认为他们的存在滞缓社会的发展，总是说一些刺激的话挖苦他们，譬如每年教到“标准差”这个概念的时候，他总是会叫起班上最差的学生，问他“标准差”的含义，他知道他们无法回答出来，这时他便可以指着他说：“来，看看你自己，你呀，你就是标准差，标准的差生！”
刘竟成的旁边是他的妻子钟意，她是金玉仁培养出来的，因此也致力于把学校打造成真正念书的地方。她比金玉仁精细得多，报答案时连标点符号都要报清楚，提到文学名著《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时候总是强调考试时不能把“罗密欧和朱丽叶”写成“罗密欧与朱丽叶”，因为教材上是“和”而不是“与”。她老是告诫学生说：“态度决定一切，细节决定成败。”她的学生对此产生疑问，既然态度都能决定一切了，那还要细节做什么？
钱德才的旁边是副校长刘树俊，刘树俊是化学老师，因为化学是初三的才有的科目，所以刘树俊无论业绩好坏都能常年留任毕业班。刘树俊的眼睛近视得厉害，摘下眼镜等于瞎子。但是旁人引用俗语“聋子的耳朵是摆设”，他是会不同意的，因为耳朵除了听声音以外还有架眼镜的功能。刘树俊对待学生十分严肃，总是板着脸，从不和学生开玩笑，也许是他的五官分得太开，所以笑容无法在他脸上蔓延。他说话时总是把“他妈的”串在句子里，鲁迅先生说过“他妈的”是“国骂”，所以他这一行为无非是爱国的体现，在他的影响下，爱国的学生也越来越多。
金玉仁因事来晚了一步，在郝思如旁边拣了个位子坐下。郝思如虽然成了老师，然而思想上还未彻底脱去学生气，面对一桌的老师也无可言语，只兀自吃饭。然而中国人的饭桌，名义上是吃饭，讲究的是吃饭以外的部分，好比有钱人家送孩子出洋留学，目的倒不在于学知识。父母在出门前就叮嘱过她，吃饭就是交际，尤其是和领导吃饭，处处都要谨慎，譬如敬酒时被子一定要举得比别人低，不可失了礼节。金玉仁问郝思如为何不来听她上课了，郝思如一时找不到借口，推托说自己已经学得差不多了，“不就是念念教材嘛，有什么好学的。”她在心里嘀咕道。“我们老教师的经验，可不是你听一两节课就能学到的。”金玉仁道。
郝思如看着她，竟不知如何回话。
金玉仁顿了顿又道：“你们年轻人还是要虚心一点，主动一点。”又说：“虽然当了老师，但是在我眼里，你和学生还是没什么分别的，只是我教他们的和教你的内容有所不同罢了。”“别看我的教学方式很简单，这可是几十年的教学经验啊。”
郝思如有些忍不住了，不禁说道：“金老师，我觉得一味地把教材书上的课文解析塞给学生，有点不妥吧？”
金玉仁脸上的笑容僵硬得仿佛是用手捏出来的，“那你说说，怎么做才叫妥帖啊？”“现在出卷人手段丰富，阅读题的解题思路开放，教材解析派不上什么用场，我觉得最要紧的还是教会学生解题思路。不必强行去凑得分点，把文章读通了，表达连贯了，自然能答到得分点上。”
金玉仁突然拿起杯子用力拍在桌子上，厉声说道：“我教了多少年书？你教了多少年书？轮得到你来教我？”这时整个大厅突然安静了下来，老师的目光汇聚过来。郝思如尴尬地扫视了一圈周围人的脸，不知所措，而金玉仁从椅子上站起，大步离开了饭桌。
钱德才还沉醉于宴酣酒乐之中，下属都夸他酒量惊人。现在众人错愕了，钱德才喝了那么多酒，发酒疯的倒是金玉仁，可见作为夫妻，他们不光心意相通，甚至已经肠胃相连。金玉仁当众发脾气，钱德才已是习惯的了，他走到郝思如边上询问事情的原由，还没等郝思如回答又赶忙跑去出，跑到门口是连人影都没有，打电话也不接。钱德才并没有好的办法，只能回来缓和场面。郝思如告诉他是因为教学理念上起了点冲突，钱德才挥挥手，让她不要放在心上。然而她依旧惊魂未定，钱德才也扯开话题道：“教学理念上的冲突是难免的，大家相互学习，互相借鉴，老教师有老教师的经验，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都是好的嘛。”
郝思如点头，说了些客套话，钱德才也回到座位上，假装没事发生。
李清优凑到郝思如的耳边悄悄对她说：“你是新来的老师，不知道金玉仁的脾气，所以才敢那么跟她讲话。”
郝思如好奇地看着李清优，示意她继续讲。“她可是我们学校语文组的一把手，我们都要听她的，你也知道她讲课是有些问题的，我们背地里都说她误人子弟的，可那又有什么办法呢，她的丈夫是学校的校长，”说到这里李清优偷偷瞄一眼对面的钱德才，“语文这门学科吧，也不太好教，大部分看学生自己的悟性，金玉仁喜欢倚老卖老，你也不要理她，她就像个小孩子，讲话和性格都像小孩子，有时候啊你总是会惊讶她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她脾气大得很，发火不分场合的，上次跟一个顶嘴的学生在教室吵得不可开交。总之你别找事，别得罪了她，那是自讨没趣。”“那学生怎么办呢，要是都像她那么教书，学生能考出好成绩？”“我们学校的语文的确是在区里倒数的，但不至于太离谱，反正是乡下学校，本来就没奢求名列前茅。”
郝思如听完李清优的话，想起不久以前自己面试职业的时候，那时她对老师这个职业充满敬畏，当面试官问她对“老师”这个职业的看法时，她还能充满抱负且思想深刻地说：“众所周知老师的职责在于教书育人，我认为如今的绝大多数老师工作状态已经进入误区，即只教书而不育人。这是由于认知错误导致的，在如今的制度下，老师们都秉承这样一种观念，认为只要把学生送进好的学校就是最大的成就，是衡量自己的能力的唯一标准……”
学校让她失望了，她看着满桌的人窃窃私语，时而向她瞥了一眼，觉得浑身难受。吃到一半，她去上了趟厕所，用手机给校长发了短信：“身体有点不适，我先回去了。”她也不知道这么做礼不礼貌，但是她知道如果继续待下去，那就真的变成身体不适了。一个学校最高层的领导不一定是校长，也可能是校长夫人，这是她后来明白的道理。
南墙以南（二）
江树所念的高中原来是四星级的学校，在去年的时候差点被降为三星级。一次教育局的复查活动中，校长带领教育局领导在学校听课，在听课过程中校长不小心睡着，领导对此大为不满，四星级的复评差点没有通过。关于这件事还有如下补充：听课过程中领导和校长一起睡着了，不幸的是领导比校长先一步醒过来，看见了熟睡中的校长，非常恼怒。后来，那位讲课老师也受到了极其严厉的批评，理由是讲课枯燥而导致领导不满。他替校长背了黑锅。日后每当提及此事，校长都是一副痛心又自责的态度：“虽然是底下老师的问题，但是我作为校长也有一定的责任，应该早日发现并指出他的问题，这件事我也要反思自己呐。”
学校里还贴着鼓舞上届高三毕业生的高考誓言横幅，像什么“要想将来活的像个人，现在必须活的不像人”。言语之间仿佛散发着疯子的癫狂，然而也不无道理，因为老师的义务在于“育人”，如果学生早就算人了那也不必再受教育。
江树刚上高中时，生活过得很不如意。学习是要认真的，但是高考又太远，就像参加晚会的最后一个节目，总不必开场就进行热身。要是懈怠下来呢，班主任又管得太严。班主任说，应该把每一天都看作高考的前一天。这话在学生中争议很大，有人认为，如果真把每一天都当做高考前一天，那这个人多半是活不到高考前一天的。还有人认为，高考前一天，再看书也没有用处了，是用来放松心态的。
江树每天都过着三点式的生活，高中生活单调无趣，晚自习结束太晚，睡得太少，使人整天都昏昏欲睡。然而平淡的日子里也能发掘有趣的事，好比五颜六色的光线都来源于对白光的分解，某个宿舍的学生逃夜被抓，那是好玩的事情，校园的热水瓶频频失窃，那是有趣的事情，就连宿舍的盥洗区换了个水龙头大家都要抢着去试试。
江树的班主任名叫马卓越，是个已到中年的数学老师，由于前些年培养出几个名牌大学的学生，为学校争了光，升为学校的大官，担任多个领导职务。如果在此一一列举他的官职，就会产生凑字数的嫌疑，所以也不再赘述。升官之后他从数学办公室搬进了更宽敞的教导处，办公桌也大了许多，教导处只有两个人，这对他来说是一件大好事，大大增加了他抽烟的时间和机会。马卓越是个大烟枪，讲话都带着烟味，所以学生觉得他讲话很冲，事实上是佷呛。但是又由于学校挂着“无烟学校”的招牌，很让他为难。不过再更进一步想，这里的“无烟”的“烟”也倒没有特指“香烟”，马卓越是学校的模范教师，学校的带头领导人，不存在触犯校纪校规的道理，所以这个“无烟”大概指的是“没有烟囱”或者“没有烟火”。马卓越人到中年，头也开始秃了，学生已经从这一特征上给他琢磨外号。这几年他秃的尤为厉害，可以看做是工作认真的另一种体现，照片上浓密的黑发已经成了他回不去的从前。晚自习的时候，他在教室里值班，就像是多添了一盏明灯，学生写作业也明亮些，可见老师是处处为学生服务。
他在第一节课上便十分严肃地对学生宣布：“你们来上高中，就是要考大学的，不想考大学的，就趁早别念了。”声音洪亮，神情严肃，话音落下便是一片死寂。“你们也上了九年学了，在当学生的这段时间里，你们觉得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马卓越两手撑在讲台上问道。“没错，最快乐的就是在考试中取得优异的成绩，那么，从现在起，从你们上高中的第一天起，你们就要做让你们感到快乐的事情。”马卓越虽当领导不久，说话的音量，停顿的节奏，已经颇具官腔。
这些话是每年都会对学生讲的，听来还有些鸡汤的味道，可是对马卓越来说，已经是嚼完了味的口香糖。“老师只需要重复，不需要创新。”这是他觉得的这份工作最轻松的地方。
江树对于高中的憧憬在那一刻已经没有了。他虽是男老师，然而坐了教导处的位置后，产生了极大的干劲，比女老师更有责任心，深谙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好老师，第一个是多考试，第二个是多叫家长，两者有机结合，考试没考好的正好被他找家长，几乎地把教导处变成家长接待室。家长接到班主任的电话，只需一句“我马上到”。叫的次数多了，家长也开始不满，“有什么事不能在电话里说吗？电话费可比油钱便宜啊！”校领导也对他的行为提出过质疑，因为学校每个礼拜只放半天假，学生见家长的机会不多，家长是管不到孩子的。马卓越却是这么认为的：“现在学生太放纵，需要家长和老师两方面施加压力，再说把学生的情况汇报家长也是老师义不容辞的责任。”除此以外，马卓越管理班级的方法十分先进，买通几个学生成为他的眼线，找的都是班上最老实的人，授职时强调“这是个光荣的工作”“一切都是为了班级”。然而那些眼线毕竟是他的学生，不是什么生死交情，所以马卓越极其快地出卖了他们，他多次在班上宣称：“你们私底下的一言一行我了如指掌。”甚至举例谁又私底下讲了他坏话，谁和谁又谈恋爱了，学生大为惊恐。有一届学生给他取外号“丘比特”，因为他能掌管学生的爱情，早恋的学生不知被他揪出多少。又有一届学生给他取外号“拆迁队长”，因为按照古人的说法，“宁拆十座庙，不破一门亲”，如果把他拆散的情侣依照这个比例换算成寺庙，佛教就要在中国绝迹。加上他喜欢找家长的癖好，于是学生的双方父母常常会在他的安排下见第一次面，可见马卓越不仅当老师，还做了当媒人的兼职。
江树第一次和马卓越接触是因为宿舍被扣分，那天江树忘记拖地，大春忘记关灯。马卓越把他们叫到办公室去，然而首先摊在江树面前的不是卫生检查表而是数学考卷。
马卓越指着考卷问道：“你说说吧，怎么回事？”他的语调就像检察官审问着嫌疑人。
江树傻站着，不知道说什么。“这次你没有及格，而且你还拉了平均分，可见你近期的学习状况不是很好。”马卓越道。
江树尴尬地看了马卓越一眼，继续沉默。“你考进来的时候是我们班上成绩靠前的，期初考试也不错，这次突然下降这么多，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考卷发下来后有没有反思？”马卓越拿起水瓶给自己倒了杯茶。
江树已经不敢看班主任的眼睛了，只得默默点头。“好，既然你反思了，那你说你都反思了些什么？考这么点分数是什么理由？”马卓越饶有兴趣地盯着江树，好比不怀好意的观众期盼着台上演员出丑。“因为粗心的缘故吧，”江树的声音就像是社会底层人民的声音，难以被听见，“你看这里，是因为我抄错了试卷上的数据，还有这里——”“我在课上和你们说过的，不要为自己的错误找理由。”“可是，老师，刚刚是你问我‘考这么点分数是什么理由’的。”江树也不知哪来的勇气，恨不得提醒老师翻聊天记录。“什么？你说……我刚刚是说理由来着，但是，粗心不是理由，”马卓越一时哑口无言，干瞪着江树，又拿出卫生检查表说道，“宿舍扣分了是怎么回事？你忘记拖地了？”
江树点头。“最近做什么事都心不在焉，不要觉得宿舍扣分是小事，知道吗？”马卓越指着检查表说道，“很多同学对这些事都不以为然，其实是不对的，你对生活琐事的态度也能折射到你的考卷上。能把身边小事都做好的人，他的考试成绩也不会差。”
江树也不管班主任说的是否有道理，只能不停地点头以显示自己的态度诚恳。“我会找你的家长来一趟，我需要和他们谈谈，这不是小题大做，只是给你上一个紧箍咒，以免下次再犯同样的错误。”
江树背后一阵发凉，早就听闻班主任喜欢找家长，没想到勤快到这个地步，不过是宿舍被扣了一分罢了，假若下次被扣了十分，大抵连祖上十八代也要一起叫来。
接着马卓越又问大春：“你又是怎么回事？一个忘记拖地，一个忘记关灯，宿舍的分都要被你们扣光了！”“急什么，”大春从容不迫地说，“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高考试卷上的分，宿舍的分被扣就被扣了，下次注意就是。”
班主任有些意外，大道理说道：“只有把平时的每一件小事做好，把日常规范的每一分当作高考的分数，这样你才能活得充实。你还提高考，呵呵，那时一分可值好几万块钱啦。”“这是一句屁话，”大春淡定地用了“屁”这个字，“我愿意在高考时只考三百分，然后去换三百万，你觉得能成吗？”
班主任突然就没了话说。
这让江树觉得很震惊，又感到很不公。大春事后开玩笑道，马卓越居然没有找他的家长，他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老师和分数总是造成学生家庭内部不和的主要因素，第一个礼拜日的半天假期，江树一回家就遭到一顿臭骂，班主任仿佛贪图钱财的医生，为了收取医药费而把病情夸大。除了宿舍扣分和成绩不佳以外，父亲还问他：“老师说你晚自习的时候不认真写作业，在看课外书？”“啊？嗯……我作业写完了。”“写完了就能看课外书了？其他同学有没有像你这样的？你们那个马老师可是骂得我很没面子啊。”“他就喜欢叫家长，我们班已经好多人被叫过家长了，都觉得他有点小题大做，我们班有个同学——”“好了，”父亲打断他，“这不是你犯错的理由，跟我说说怎么回事吧。”
江树这就想到不久前的那个夜晚，教室外的教室，灯火通明。这是令他感到新鲜的场景，在上中学的时候，天一黑，他就回家了。四节晚自习，从六点到十点，绵延四个小时，作业不多，江树一边写作业一边又想看课外书，但是一心不可二用，好比人的眼睛虽有两只，却不能同时盯着两件事物看。他写会儿作业又看会儿书，终是被课外书勾引了过去，那是王小波的《黄金时代》，他在三年前就买了。不幸的是班主任恰巧从窗边走过，要是江树不在看书，他应该是沿着走廊径直往前走的，马卓越站停了下来，狠狠地盯着他许久，最后进来把书收走了。照例新生犯这样的错误可以原谅，然而马卓越回到办公室后无聊翻了翻此书，一下就看到“破鞋”“乳房”“龟头血肿”这些词语，心中甚为惊恐。又仔细看了看书的封面，确定是“黄金时代”而不是“黄色时代”，心中又大骂学生品味低俗，孺子不可教也。但他自己也忍不住仔细翻看此书，从第一页开始看，一行一行读，当然他是品味高尚和趣味高雅的人，他这么做只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该学生的兴趣和价值取向，以便更好地教育他。
江树挨了父母一顿骂，更加惧怕马卓越。上数学课的时候格外认真，哈欠都不敢打。高中的数学难得厉害，虽说以初中的知识为基础，然而只凭初中的知识来学，好比让一个做爆竹的研究核弹，知识早已供应不上。
大春和江树一样，数学怎么也学不好。依他的话讲，“我的思维和那些数学题的套路永远不在一个路子上。”一般人遇上这样令人悲伤的事情，只会做出两种行为，要么自暴自弃，要么发奋努力。但是大春却自信满满地说：“就像伽利略能推翻亚历士多德的理论，爱因斯坦能证明牛顿的错误，我将来一定不当作家也要当一个他妈的数学家，然后来证明这教科书上的东西都是狗屁。”
除了数学课以外，江树上其他课一般只有两种状态，一种是迷迷糊糊想睡觉，另一种是已经睡着，于是听课的时间只有睡醒到下一次睡意来袭之间。事实上班级里绝大多数人的状态都是如此，班上听得最认真的在点头，听得最不认真的人也在点头，人只有在上课快要睡着的时候才能感受到自己脑袋的重量，也感受到身子的轻盈，居然能迎风摆动。当瞌睡虫来袭的时候，强睁着眼是对自己的残忍。上课睡觉也要讲究技巧，直接趴在桌子上睡肯定不成，江树一般是一只手撑着脑袋，一手拿着笔，宛如一尊“思想者”的雕像，几乎能蒙骗了老师，不过等到江树醒来的时候，往往发现自己早已变成了一尊“卧佛”雕像。
第一次高中月考前，江树深夜还在宿舍里做数学题，高中的数学题像女人的心思一样复杂难解，题型更好比女人的脾气一样变化莫测，江树暂未碰过女人，自然也没有解得出数学题的道理。“哥们，放轻松点，”何忆从床铺伸出脑袋朝他说道，“月考而已，不是期中考也不是期末考更不是高考。”“马卓越三天两头找家长，你能受得了？”江树继续写着数学题，因为解不出题而痛苦地扭曲着脸。“那又怎么样？你以为家长对他没有抱怨？”何忆说，“我们以前班主任从来不叫家长，他说了，找家长是老师最无能的体现。”“如果有一天，马卓越要找你的家长了，你指着他的鼻子说，‘嘿，我们以前老师说了，找家长是老师最无能的体现。’我倒是很想看看他会是什么反应。”“他会说，这是哪个老师说的？让他的家长过来见我。”大春嘲讽道。
等到老师查过房以后，江树拿起宿舍的电话，拿出刚从宿管那里买来的电话卡，打了一通电话，等了很久却没人接电话。江树一共打了三次，他知道遥远的地方有一通电话在响，但却没有人接。那铃声会打破深夜的宁静，成为不和谐的存在，也将忍受被冷落的孤独。“你在打电话？这么晚了打给谁啊？”何忆在上铺问道。“一个朋友，”江树道。“打不通？”“没人接，她估计睡着了。”江树躺到床上，耳边都是“嘟嘟嘟”的回音。“哪个‘他’吗？一定是女字旁的那个‘她’。”大春说道。“呀，你有女朋友？我怎么从没听你说起过？”何忆也从床上坐了起来，“她在哪个学校？”“她不是我女朋友，我没有女朋友。”江树急忙说道。“别紧张，我们又不会告诉班主任，真是。”何忆用阴阳怪气的语调说道。“看起来是还没有追到。”大春说。“是这样吗？”何忆问道。“你们太八卦了，而我现在要上床睡觉了。”“不用急，等他哪天电话打通了，我们就什么都知道了。”大春朝着何忆说道。
每晚，江树躺在床上将要入睡时，他都会想起过去的初中生活，他不是恋旧的人，不是多愁善感的人，怀念过去是对现实生活的不满。高中生活带给他比初中时更灰暗的感受，三年又三年，一切都已过去，一切又永远过不去。回忆中的脑海中总是一片灰色的场景，就像每一天都是糟糕又凄清的阴天，不过这和天气无关，记忆总把往事重新上色。那些摆脱不去的阴影，使他在进行高中生活的同时，又在回忆中慢慢度过自己初中时的生活。
春风化雨（二）
江树念初一那年，秋天进入冬天的时候，学校旁边开了一家书店，老板是个文化人，琢磨着要取一个文艺点的店名，最后百思不得其名，就直接叫做“文艺书店”，可见十分不文艺。为了弥补缺憾，老板用繁体字写了“文藝書店”。引得一大帮学生成了文盲，读不出店名，只能叫做“文店”。这是镇上唯一的一家书店，然而这里的“唯一”不像“唯一的理发店”或者“唯一的饭店”那样重要，“唯一”的头衔并不能招揽生意，镇上的乡野莽夫不识大字，买书的人甚少。书店门前有个摆摊卖早餐的老大爷，每天进去买份报纸，看完的报纸就用报纸来包油条。有时老板没吃早饭，就去老大爷那买一份自己报纸包的油条大饼。时间久了，两人就商量好，一份报纸换一份早餐，省去了多余的麻烦。
书店老板原来在镇上的一家企业里当会计，整天揣着本书，一边做账一边看书，有时候自己都忘了自己是在点钞还是在翻书，总是被领导批评。后来他辞职，就向几个朋友借了点钱开了这家不大的书店。平日里他就坐在柜台前，中间摆一壶碧螺春，左边一摞《余秋雨散文集》，右边一摞《贾平凹作品集》，没事就和几个常来买书的文化人唠什么马原的叙事圈套，莫言的暴力美学。晚上关门的时候，他要把所有的书都整理一遍，重新琢磨一些书的分类，不是因为他做事认真，对别人来说这是书店，对他来说这是他的书库。除了赚钱，也是满足自身需求，开了书店，他就不用再担心没有书看，好比消防大楼不用担心火灾突发。老板有真性情，却也不是足够的通情达理，偷书看是不能忍的，这年头书店本来就不是赚钱的行当，你要看书，你就要让我赚点钱，好让我把书店开下去，所以偷书看是不能忍的。他在每个书架上都贴上自己用毛笔写的几个潇洒大字：禁止拆封，后面连加了好几个感叹号。
放学的时间若是不晚，江树会到那书店看几页书再回家，他不买书，杂志买得多，每月一期的《南墙》，十二块钱一本，上百页的篇目，刊出的都是年轻人写的小说和文章，在中学生中很流行。
江树发现，书店里大多数书都是塑封好的，苏格拉底曾说“美德即知识”，其实很有道理，当书被塑封以后，知识就和美德一样，都成了看不见的东西，导致现在的读者变得极其肤浅，凭一页封面就能让他们买账。江树在角落找到了一本王小波的《沉默的大多数》，这本《沉默的大多数》是拆封的极少数，所以已经被人翻烂了，没有人想买它，看得人倒是非常多。这段时间，他每天来这里就为了看这本书，老板对此已经颇有怨意。江树看书的时候，他就故意在旁边踱来踱去，用恶狠狠的目光盯着他，偶尔咳嗽几声，然而江树看的认真，根本没注意到他。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