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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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史杂谈（下）试读：
第一章 以史为鉴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一、明代的政府组织
甲、明代之中央政府
明代是中国近代史的开始时期，同时也是世界近代史的开始时期。从明迄今，六个世纪，五百多年，西方欧洲走上一个新的近代史阶段，中国也复如是。明以后接着就是清，我们要了解清代，该先了解明代，现代中国大体是由明开始的。可惜的是西方历史这一阶段是进步的，而中国这一阶段则退步了，至少就政治制度来讲，是大大退步了。
倘使我们说，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的，政府由一个皇帝来独裁，这一说法，用来讲明清两代是可以的。若论汉、唐、宋诸代，中央政府的组织，皇权相权是划分的，其间比重纵有不同，但总不能说一切由皇帝专制。到了明太祖洪武十三年，据正史记载，因宰相胡维庸造反，明太祖受了这个教训，从此就废止宰相，不再设立。他并说以后他的子孙也永远不准再立宰相。所以明代政府是没有宰相的，清代也没有。所以我们说，中国传统政治，到明代有一大改变，即是宰相之废止。
没有宰相了，又怎样办呢？从前唐代是三省分职制。一个中书省，一个门下省，一个尚书省。到了宋代，门下省退处无权，给事中大体也如谏官般，变成和宰相对立，很少能对诏谏行使封驳权。其时的宰相，则只是一中书省。自元迄明，中书省还是正式的宰相。直待明太祖把中书省废去，只留中书舍人，仅是七品小京官，其职守等于一书记。在唐代，中书舍人是代拟诏敕的，现在只派成管文书与抄写之职而止。给事中在明代也是七品，却还有封驳权。中书门下两省都废了，只剩尚书省，但尚书令及左右仆射也不设了，于是尚书省没有了长官，改由六部分头负责，就叫做六部尚书，这是一种秃头的尚书，在唐宋时，六部中每部的第一个司称本司，如户部有户部司，吏部有吏部司，其余礼、兵、刑、工各部均然。而尚书省则有尚书令，为正长官。左右仆射为副长官。现在明代则等于升本司为部长，六部就只是六个尚书，变成一个多头的衙门。六部首长，各不相属。这些尚书都是二品大员，这已经是当时最高的官阶了。
此外有一个都察院，是由御史台变来的，专掌弹劾纠察。全国各事都在都察院监督之下。把都察院和六部合起来，并称七卿。
七卿之外，还加一个通政司，一个大理院，则称九卿。通政司管理章奏，全国中外一切奏章送给皇帝的，都归通政司，这是一个公文出纳的总机关。大理院主平反，一切刑法案件到最后判决不了，有什么冤枉，都可以到大理院求平反。刑部尚书加上都察院和大理院，又叫做三法司，这都是司法机关，朝廷一切重大司法案件，就由三法司会审。
上述的九卿，实际上只前面七卿比较重要，后面两个卿就不重要了。在这九卿之上，更无首长，所以明制是有卿而无公，成了一个多头政府。刑部不能管吏部，吏部不能管户部，政府诸长官全成平列，上面总其成者是皇帝。
武官则有大都督，全国有五个大都督府（唐朝有十六个卫），他们都只管出外打仗时带着兵。至于征调军队，一切动员工作，这是兵部的事，不在大都督职权内。
明代政府，经过这样的改变，一切大权，就集中到皇帝。我们若把明代政府这样的组织，来回头和汉唐宋各代的传统政府一比较，便知以前宰相职权在政府之重要。但明代虽说一切事权集中在皇帝，究竟还有历史旧传统，亦并不是全由皇帝来独裁。有许多事，是必经廷推、廷议、廷鞫的。当时小官归吏部尚书任用，大官则由七卿，九卿，或再加上外面的巡抚总督开会来公开推举，这叫廷推。倘使有大事，各部不能单独决定，也常由七卿，九卿公决，这叫做廷议。倘使有大的狱讼，三法司解决不了，也由七卿，九卿开会定狱，这叫做廷鞠。这一制度，本来汉代早就有，朝廷集议大事，屡见正史记载，可见一切事，还不是全由皇帝独裁的。
再说给事中，他官阶虽只七品，但在明代，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官。明代给事中是分科的，依照尚书六部分六科。如户部给事中，兵部给事中，礼部给事中，故又叫六科给事中。大抵这个人精习财政，便派做户部给事中。那个人懂军事，就派做兵部给事中。皇帝诏书必经尚书，始分部行下全国。此六科给事中仍可有封驳权。如关于财政问题，上面命令到了户部，户部给事中，就可参加审核，发表意见，这好像现在西方政府中的专家智囊团。只要他们不同意，仍可原旨退还。而且给事中并无大官，可以各自单独发表意见。遇到廷推、廷议、廷鞠，他们也可出席。一般说来，他们的意见是很受尊重的。若他们表示反对，在当时谓之科参。往往六部尚书因为科参，束手无策，只有把原议搁下。这仍然是当时君权之一节限。
乙、明代内阁制度
然无论如何，在明代，一切事，总之是皇帝最后总其成。但皇帝一人当然管不尽这许多事，因此我们就得讲一讲皇帝的秘书处。明代皇帝的秘书处，当时称为内阁。秘书便是内阁大学士。因为皇帝在宫里办公，他需要几个秘书帮他忙，这些人的办公地点在中极、建极、文华、武英四殿，还有文渊阁、东阁两阁。这些处都在内廷，所以这些人就称为内阁学士或内阁大学士。内阁学士原本的官阶只五品，而六部尚书是二品，可见内阁学士在朝廷上地位并不高。上朝排班，大学士的朝位班次也在尚书的下面。今且说这些大学士做些什么事情呢？在太祖时，内阁学士不过像是皇帝的顾问，遇皇帝有不清楚的事，可以随时问他们，听他们意见，做皇帝之参考。奏章批答，从前是宰相的事，现在是皇帝的事。皇帝不能一一亲自动笔，便口授大学士写出，这所谓“传旨当笔”。由皇帝吩咐下来，这事怎样办，那事怎样批，他们只照皇帝意见写下。所以照理，大学士不过是皇帝的私人秘书，政治大权还是在皇帝，不在大学士。
据当时统计，自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先后八日间，内外诸司送到皇宫里的奏章，共有一千一百六十件。每件奏章里，有讲一件事的，也有讲两三件事的，共计有三千二百九十一件事。此因中国地方大，一切事集中到中央，中央政府所当预闻的事当然多。远从秦始皇帝时，早已把天平秤着公文，兀自天天看到深夜不得息，何况到明代？那时，西方还没有现代像样的英、法诸国。西班牙、葡萄牙这些小国家，不论疆土那么小，政治规模也简单得可怜。这当然不能与中国比。试问当时偌大一个国家，件件事要经皇帝批核，这当然很困难。我们试看北平故宫，前面三大殿，是朝会之所，后面如乾清宫等，由皇帝住宿。他天天要到前面来办公，距离既相当远，北平之气候九月就结冰，次年二三月才解冻，早上天气尤其冷。而中国政府传统习惯，会议上朝，总要在日出前，早上天不亮就朝会，皇帝也须黎明即起，等到太阳出来便散会了。一般做官人，多半住宫城外，远的如前门外骡马市大街等处。早上跑进皇宫有很远的一段路，骑着一匹马，带着一个仆人，掌一盏灯笼，四更五更就要去。到了紫禁城，还得下马，仍准骑马的只有少数几个人。一律须先到朝房，静候皇帝上朝。皇帝出来，天还没大亮，遇到天气寒冷，那时也没有近代的防寒设备。火炉很简陋，生些炭火，不过摆摆样子而已。明制一天有三次朝，称早朝、午朝、晚朝，如实则皇帝要三次出面见群臣及民众。明制常朝有两种：一叫御殿，一叫御门。御殿又称内朝，是在大殿内朝会议事。御门是到奉天门，就在阳台上，让老百姓也可以见面说话。现在西方国家有什么大集会，还有在阳台上讲话的风气，我们称这是一种民主政治的精神，其实清朝故宫的午门，就是与被皇帝和民众见面的阳台，不过这种制度清朝没有行，但明朝却有。皇帝一天要上朝三次，多少的麻烦。明太祖是开国皇帝，天下是他打来的，以前他是皇觉寺和尚，扫地挑水也干过，他有这样精力，可以做独裁的皇帝。明成祖也还是亲手打天下，他是封出去的王，从北京打到南京来篡了皇位，他也有精力可以亲裁庶务。再下去的儿孙，生长在深宫，精力逐代萎缩，便不能这样做。甚至不能天天出来上朝见群臣。今天不上朝，明天事情就接不上。事情接不上，不能叫文武百官在那里老等着，也不能群臣们说了话，皇帝无辞可答。后来皇帝便只有偷懒，把政权交付与内阁，阁权慢慢地重起来。
不过阁权虽重，而他们的官阶还是低，仍只五品，因此通常内阁大学士都由尚书兼，这样一来，内阁学士地位虽不高，尚书地位是高的。同时也和宋代般，他们都有经筵讲官。经筵讲官，是教皇帝或太子读书的，那是皇室的老师。由曾任这些官职的人来兼内阁大学士，自然和皇帝关系是既尊且亲了。所以明代的大学士（皇帝私人秘书）以六部尚书（政府行政长官）和曾任经筵讲官（皇帝的老师）的来兼任，他们的地位就尊严了。然而明朝大学士的官衔，却始终是某部尚书兼某殿（阁）大学士，譬如兵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之类，他的本官还是尚书，大学士还是一兼职。直到明代亡国，大学士还是一个五品官。不过上朝时，他以尚书身份而兼大学士，已经是站在其他尚书的前面了。然照制度正轨论，他之所以尊，尊在其本官，不尊在其兼职。所以明代内阁大学士，就官制论，绝对不能和汉唐宋时代的宰相地位相比论。
然而明代大学士，他在官职上的地位虽然低，他在政府里的权任却很高。因为一切奏章，政事，看详批答，都要经他们手。太祖、成祖时代，皇帝自己处决事情，口头吩咐大学士代笔，大学士自然只如一秘书。后来皇帝年轻不懂事，事事要谘询大学士意见。而且皇帝因于自己不懂事，也怕和大学士们时常见面，内外一应章奏，现由大学士看过，拿一张小签条，写出他们意见，附贴在公事上，送进宫里，在由皇帝细阅决定，这在当时叫做“条旨”，就是向皇帝分条贡献意见的意思。又称“票拟”，是说用一个小条子（即票）拟具意见，送皇帝斟酌。待皇帝自己看过，拿这条自撕了，亲用红笔批下，名为“批红”，亦称“朱批”。批好拿出去，这便是正式的谕旨。在唐代，一切政令由宰相拟定，送皇帝画敕。在宋代，是宰相向皇帝上箚子，先得皇帝同意或批改，再正式拟旨。现在明代，则一切诏令，皆出皇帝亲旨，大学士只替皇帝私人帮忙，全部责任在皇帝。而皇帝失职，却并无办法，算只有给事中有时可以封驳。给事中究竟是太小的官位，哪能拗得过皇帝。所以明代制度，可以说是由皇帝独裁了。不过碰到大事情，皇帝还是要到文华殿、武英殿来同那批大学士当面商量，只小事情不重要的，由内阁写了条子送进皇宫给皇帝慢慢地批。
但我们应知明代的天下，将近三百年之久，最初是皇帝亲自在内阁，后来有些皇帝不常到内阁，由内阁条旨票拟送进去批。甚至有几个皇帝则长久不管事，因不管事而更不能管事，就变成怕见大臣了。于是经年累月，不再到内阁，一切公事都要送进宫里去。最有名的就是万历皇帝明神宗，他做了几十年皇帝，有二十几年没有上过朝，政府里大臣都没有见过他一面。当时人传说他抽大烟，真假不知，不过这也很可能。自宪宗成化以后，到熹宗天启，前后一百六十七年，皇帝也都没有召见过大臣。但我们也不能尽怪这些皇帝的不好，因他们精力、智力有限，天天困在深宫，而要处决一应国家大事，这何等的不容易。无怪他们要怕事偷懒，避不上朝。我们只该怪明太祖订下那制度的不好。即是废宰相而由皇帝来独裁政事，那一制度确实在要不得。
现在再说皇帝和内阁日常不见面，于是皇帝和内阁中间的接触，就多出一重太监上下其手的机会。皇帝有事交付与太监，再由太监交给内阁。内阁有事，也同样送太监，再由太监上呈与皇帝。这样，太监就慢慢地弄了权。甚至皇帝嫌麻烦，自己不批公事，私下叫太监批。批红的实权，落到太监手里，太监变成了真皇帝，掌握政府一切最高最后的决定权。遇到太监懒批的，便把来当作包鱼包肉的废纸用。这种黑暗腐败，在历史上，只有明代有。太监领袖称司礼监，明代政制最坏时，私礼监便是真宰相，而且是真皇帝。当初太祖定制，一面废去宰相，一面却也预防到太监预闻政事的可能。故在洪武十七年，铸了一块“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铁牌，挂在宫门里。可见太祖心里尽明白，废了宰相，由皇帝来独裁，太监接近皇帝，易于得弄权。正如汉武帝把相权揽在宫里，也预知嗣皇帝幼小，容易招致皇太后预政，所以要先把母后赐死。这些可有之流害，他们也是想到的，然而明太祖规定不准立宰相，这是他后人遵守了，始终没有敢违背。至于不准太监干预政事，他后人却没有遵守。明代太监预政，就比任何朝代干预得厉害。这哪里是太祖始料所及呢？
在这种情形下，外面弄得没办法，内阁学士若真要做点事，也必须先勾结太监。因为内阁见不着皇帝面，非结合太监，一切政事便透不上最高层。明代有名内阁大学士张居正，这是近人所推中国历史上大政治家之一个，但他也只能结合太监，才能揽实权。在神宗万历还没有做皇帝时，张居正就是神宗的师傅。神宗做了皇帝，张居正是当朝皇帝老师，而且又是内阁大学士。然而先生见不到学生面，大学士照政制论，是无法主持政令的。于是张居正只有同司礼监勾结，他才能舒展抱负，来策动当时的政事。但当时朝臣大家都反对张居正，说他不像前朝宰相，不是政府正式的行政首长，不该弄权专政。这批评实在也不错。当时尚书六部才是政府最高行政长官，他们只须听命于皇帝，并不须听命于内阁。若内阁和六部发生意见，六部可以说：你不是宰相，不是大臣，不该管我们的事。不该管的事而管，不该揽的权而揽，此是权臣，非大臣。权臣弄权与大臣当权，在中国传统政治观点上是大有分别的。大臣是在当时的制度上有他正当的地位的。在中国传统制度下，宰相无事不该问，无权不该把。他不问事，不当权，是失职，是无能。并非宰相，而问事揽权，是奸臣，是权臣。权臣弄权，这是违反国法的，也是违反政治上的传统道德的。然而明代的制度，则根本没有一个正式的宰相。六部尚书乃及七卿九卿，始是名正言顺的大臣。当时反对张居正的人，他们心里想：部（六部）院（都察院）长官，分理国事，只受皇帝节制，你做内阁大学士，只是皇帝私人顾问，你在皇帝面前，“从容论思”是你的责任，你不该借着这一点关系正式出面来干涉部院，那是你越权。因为张居正要管事，所以他要各衙门奏章公事每样备两份，一份送内阁，一份送六科给事中。这又是他不对。给事中虽官阶低，但在当时政制法理上，一切文件，该他过目，这是不错的。内阁则并无必须预闻之职权，只皇帝私下要他预闻才预闻。所以当时人反对张居正，张居正是没有理由答辩的。他于是只有向皇帝去辞职，他说他“所处者危地，所理者皇上之事，所代者皇上之言”，这几句话，丝毫也不错。然试问当时何尝有一道正式命令叫张居正代理皇帝呢？依照中国政治传统，皇帝不该干预宰相的事，此在讲汉、唐、宋三代政制时，已详细述及了。现在是内阁不得干预皇帝的权，就明论明，是不错的，张居正也无法自辩。现在我们不了解当时这情形，总认为张居正是一大政治家，他能主张讲法治，其实他本身就已违法了，而且违反了当时国家的大本大法呀。该皇帝管的事，他来管，那岂非不法之至吗？若张居正在汉唐宋三代，那是一好宰相。依明代制度论，张居正是一内阁学士，不是政府中最高领袖，不得以内阁学士而擅自做宰相，这是明代政制上最大的法理，也是明代之所以异于汉唐宋传统的。张居正要以相体自居，他一死，他家就被抄了。虽然他在明代有很大的建树，但当时清议，并不讲他好话，这就因为认他是一个权臣，非大臣。这不是专就他功业言，而是由他在政府之地位上的正义言。此刻我们要提倡法治，却又来推尊张居正，这正为不了解明代政治制度。当知明代的政治制度，早和汉、唐、宋传统有了很大的变化。张居正并未能先把当时制度改正，却在当时制度下曲折谋求事功，至少他是为目的不择手段，在政治影响上有利弊不相抵的所在呀！我们以上的说法，只就制度与法理论，不从事业和居心论。至少在当时那些反对派的意见是如此。我们详细讲述这一层，正为阐明制度如何牵制着人事，而明代此项制度之要不得，也就即此更可论定了。
丙、明代地方政府
地方政治一向是中国政治史上最大一问题。因为中国国家大，地方行政之好坏，关系最重要。明代亡国以后，当时有两位大史学家，痛定思痛，来讨论明代政治制度，和此下中国政治的出路。一位是黄梨洲，他著了一部《明夷待访录》，他最注意的是明代废宰相那一事。他认为将来只有再立宰相，正名定义，把宰相来做政府领袖，不要由皇帝亲揽大权。另一位顾亭林，著有一部《日知录》，他曾说：天下太平，则小官多，大官少；天下之乱，则必然是大官多而小官少。他举了历史上许多例来讲。总而言之，地方政治干得好，天下就太平。地方政治干不好，天下就大乱。他们两人的着眼点，一上一下，各有不同。黄梨洲注意在上面，顾亭林注意在下面。但我们若细看全部中国政治史，便知他们两位所说，同样是颠扑不破的教训。
从中国传统历史意见论，地方政府制度最好的要推汉代，但唐代地方制度也还好。让我们举一例来说：中国地方这样大，现在有飞机、火车、电报，政令传达，不感觉多么的困难。从前交通完全靠驿骑，这就不容易。驿路可通全国，到处都有站，当时则叫做亭。唐代首都在长安，若要发一公文到番禺（广州）或者到杭州与福州，都非常困难的，这我们可以想象到。但当时并不曾因交通之辽远，递讯之困难，而政事上有所失误。当时公文，也分缓急等次，好像现在发电报要分加急电和普通电一样。当时递送某种公文一点钟马该跑多少路，都有一定的规定。从这一站到那一站，快的多少时，慢的多少时，都规定了。每站都有守站的人，送公事的到达了，守站的早把吃的喝的都预备好，此人吃饱喝够，稍稍休息，再换一匹预先喂好了的马，继续跑。第一天到什么地方歇，第二天到什么地方歇，都有限定。因此几天内，如限赶到，是没有问题的。现在打电报利用科学，从前全靠人力马力。每天户部吏部，尚书各部都有公文送往各地，一匹马来，一匹马去，络绎于路。现在的火车轮船，有时还误点，古时驿骑误点，更该是寻常事。但也总得多少照规定时限到达。否则，政事就会乱，国家就会垮台。举此一例，便知现在我们所喜欢说的中国人一向没有时间观念那句话，也不尽正确呀。照理论，空间愈大，时间愈紧要，中国人若无时间观念，不该能统治管理偌大的空间。
再说那些站，建筑也极讲究。假山、水池、亭阁、厅房、洗澡间、马房，一应设备都周全。送公事的到了，总给你休息得很好，好让你明天再精神饱满地上路。即使不睡觉、不过夜，休息一两点钟，也足够恢复你疲劳。同时替你准备好新马，给你继续上路。马力也分等级，携带第一等紧急公文的，便给你第一级快跑的马骑。这些荒山穷谷的守站人，也决不会误你事。由这一个例，可见当时行政效率之高。但这种功绩，并不能全归之中央，这不是宰相和工部尚书的事，而是地方政府的事。顾亭林亲自走过的地方着实多，据他说：只要看见一条大路，路基铸得坚实平坦的，询问查考，多半是唐代留下来。只要看见一座大城，坚厚雄壮，一经询问查考，也多半是唐代留下来。驿亭的建筑遗址，顾先生也看得多了，他才追怀到唐代的规模。据他《日知录》所讲，真好像近代欧洲人眷念推崇罗马古迹般。但罗马是帝国主义者征服四周，一切为武力而措施。唐代则完全是地方政治之完善。两者间用意不同，而顾先生也不是漫无用意，如考古家般来赞扬唐代。他的用心，正在针对着明代之实际情况。让我们继此来讲一讲明代的地方行政吧！
丁、元明以下之省区制度
要讲明代地方行政，最重要该首先提到的，就是现在的所谓省区制度了。今天我们还用着行省这名词。行省制度，不始于明代，这是从元代开始的。也可说金代先已有行省了。但正式成为制度的是元代。我们今天俗称江苏省、浙江省，省像是地域名。但历史上省字原始是衙门名，非地域名。在金元两代，开始有行中书省。中书省是当时中央的宰相府，一般称为都省。行中书省是由中央宰相府（都省）分出一个机关驻扎在外面。这因蒙古人征服中国，不敢把政权分散，要完全把握集中在中央。某地方出了事，就由中央宰相府派一两个人去镇压，行省是一个行动的中书省。过去御史台派人考察地方行政，今天在这里，明天到那里，所以有行台。中书省是中央政府最高机关，怎样可以分一部分在江苏，又分一部分在广东呢？这是元代一个极不合理的制度。这因异族征服了我们，跨驾在我们头上。最先使用这一制度的还是“金”。不过无论是金或元，都是外族用此制度来统治中国，都是不放心把政权交给地方，也不放心把政权分散。所以连地方政事，也由中央政府最高领袖来亲自统治。此如现在英国在香港，过去在印度，都设有总督，殖民地总督是直属皇帝的。在名义上，殖民地总督，由英国皇帝派，不由内阁派。此因内阁代表国会，国会代表民意。殖民地根本不许有民意。英国本土可以有民主，有自治，像香港、印度殖民地等便不能有民主与自治，所以也不该有地方官，直由皇帝派一总督来管理。可见任何一制度，其背后都有意义可说。元代的行中书省，就是一个行动的中央政府，宰相府的派出所，分驻在这个地方来管事。如是则地方绝无权，权只在中央。元代是有中央无地方的，中国只是其征服地，像英国的香港。
元朝同宋一样，把地方分成路、府、州、县，而实际上元代的地方政权不交在地方，乃由中央派行中书省管理。行省长官是中央官而亲自降临到地方。在当时，并不是说把全国划分成几个地方行政区，乃是这几区地方各驻有中央宰相，即成为中央宰相府的活动分张所。所以行中书省正名定义，并不是地方政府，而只是流动的中央政府。换言之，是中央侵入了地方。中央需要派一个大员来镇压某地方，就派一个外驻的宰相。在元代，共计有如是的十个分张所，并不是全国地方行政分成为十个区。行省制度在法理上的实际情形是如此。
再深一层言之。这种行省设施，实际上并不是为了行政方便，而是为了军事控制。行省制度的历史来源确如此。所以直沿袭到近代，依然有其痕迹可寻。我们现代的省区分划，和唐宋时代的道和路都不同。如江苏：徐州是一个军事重镇，它一面是山东，一面是河南与安徽。徐州属江苏省，但它的外围，江苏管不着，如是则江苏的总督或巡抚就无法控制了。南京也是一军事重镇，但如广德不守，或者芜湖放弃了，南京也不能保，而广德、芜湖也都不在江苏的管辖内。任何一省都如此。给你这一半，割去你那一半。好使全国各省，都成支离破碎。既不能统一反抗，而任何一区域也很难单独反抗。这是行省制的内在精神。
元代这一制度，明朝人自然懂得它用意。明代人明知这一制度在名义上就说不通。而且明代也废去了中书省，更何来行中书省？所以把行省长官改成为承宣布政使。全国正式划分为十三承宣布政使司。使是指的官，司是指的衙门。我们若正名讲，该说明代的地方行政分成为十三个布政使司，不该说它分成了多少行省，或说多少省。到清代，在承宣布政使之上，又常设有巡抚和总督。巡抚总督在明代是非常设的官，故地方行政首长之最高一级是布政使。但称布政使司为行政区域，已经是名不正，言不顺。就官制言，地方区域，也不该称为司。而清代则更无适当称呼，于是仍沿袭称了省。譬如有江苏布政使，有江苏巡抚，而江苏地区则称为江苏行省或江苏省。清代一统志是这样称呼的。其实省的称呼，更是名不正言不顺。又清一统志把省区再综合划分，如称关东三省（山海关以东），或岭南三省（广东、广西、福建）之类。这更是无意义。这是把政治地理和自然地理混淆了。后来中国人果然为此误事。别的不管，只叫广东省、广西省，不说岭南三省，或南三省，而独关东三省因为清代限制中国人出关，常把来混合称为关东三省，不分开，而后来又把关字省了，只叫东三省。习俗相沿，好像东三省和其他省区有不同，全国只知道有一个东三省，却不看大清一统志，岭南也有南三省。其他省区全都如此并合称呼，东三省并不和其他地区有两样，而我们却误认它是两样了。后来又有人把东三省误叫为满洲，这更大错特错。满洲只是吉林省松花江外长白山附近一小区域，在明代属建州卫，唐称府，明称卫，这是军事区域的名称，并不是东北的行政区域。关东三省，才是东北行政区域，而尚不全是行政区域。而一般人不注意这些事，或者满洲人要故意把满洲两字的地域观念放大，所以他把省区也勉强分为关东几省，岭南几省等不合理的称呼，来牵强混淆。而后来日本人又推波助澜，故意把东三省说成是另外一区域，而且东三省就是满洲。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混淆。后来弄出溥仪的伪组织，自称满洲国，认为是满洲人统治着满洲，实际上东三省哪可与满洲相提并论？孔子说，名不正，言不顺，清代学者中，就有人主张不用行省或省字，而正名称为布政使司的。然而总督巡抚又如何称呼呢？所以当时也没有人附和。然而行省之称到底是不妥，又加说本部十八省，那更荒谬。中国历史上根本就没有所谓本部非本部之别。秦代万里长城早已东达大同江，辽河流域永远在中国历史圈之内，如何说它不是中国之本部？这原是外族有意混淆是非造出来做侵略的口实。此刻又有所谓华南、华中、华北等称呼，试问中国政治区域上，有没有这些分法呢？中国人不注意，大家跟着这样叫，现在还没有事，不要紧，十年二十年以后，说不定政治上，外交上又发生问题。连我们的脑筋里，观念上，也会发生问题的。如想我们是华南，你们是华北，这些观念，都会发生很大作用。这因讲元代的行省，而牵连涉及。这都该值得我们警惕的。省区的省字，根本是一个不祥的名称，最好以后能在新的地方政治区域之划分下把这字革除，再不沿袭。
戊、明代地方之监司官与督抚
再说明代地方长官，与承宣布政使并列的，还有一个提刑按察使。布政使管行政，按察使管司法。又有一个都指挥使，管军事。三个司合称为三司。承宣布政使司又叫藩司，提刑按察使司叫臬司。清时俗称藩台、臬台。照理，臬使尚可称台，如御史行台之例。按察使本该流动考察，不常川驻定一地方。但明清两代都已固定有驻地，称台已不合理。至于承宣布政使司，全省行政都归他管，更不该称台。布政使下面有参政、参议等官，提刑按察使下面有副使佥事等官，这种官派出去，叫分司。分司到了清朝，俗称道台，普通称为监司官，犹如省政府派几个参议到地方上协助办事。这样一来，地方政府的事情就更不好办了。明制，地方行政制度，最低一级是县。县上面是府和州，这是第二级。上面才是省，就是承宣布政使司，是第三级。三级之外再加上分司，就变成了四级。元代是把中央政府分置到地方，就变成行中书省。明、清两代是把地方高级政府再派到低级去，这便是监司官。这也难怪。因为省区大，事情多。不得已，才有分司分道之制。分司分道有分为两种。由布政使派出的叫分守道，由按察使派出的叫分巡道。明末大儒王船山，在其所著《黄书》里，曾有一统计，说：山东省有六个府，但有十六个分司。山西省有五个府，有十三个分司。陕西省八府，有二十四个分司。四川省九府，有十七个分司。这样一来，县上面有府，府上面有司（分司），司上面才是省（司），变成管官的官多，管民的官少。县官才是亲民官，府、州之上，都是管官之官。管民的官不仅少，而且又是小。所以中国地方政治，宋代已经不理想。宋制分路，诸路分设帅、漕、宪、仓四个监司官。明代更不行，一省分成三个司：一个布政使司，一个按察使司，一个都指挥使司。前两个藩臬二司，又再分许多分守分巡的司。这许多官下面，才是府、州和县。县官压得太低太可怜了。他服事奉承在他上面的长官还来不及，哪有功夫去亲民。汉代县上面是郡，郡上面没有了。汉代的郡太守，是二千石官，阶位俸禄，和九卿相似。一个县政府，也往往有属吏几百人的大规模。但汉郡多至一百以上。今天中国的一省，有比欧洲一国更大，而现在的官场习气，还是薄省长而不为。至于县长，那真微末不足道，这实在是政治上一个大问题。
以上还只讲的明代的布政使，按察使与都指挥使。而这几个长官上面还有官，还有更高一级的官，那就是总督与巡抚。总督巡抚在明代制度下还尚好，因其必有事才派出此等官，并且都带一个都御史的衔。这就是说，由中央政府都察院的都御史临时派到地方去办事，所办是巡抚、总督等事。譬如倭寇来了，沿海地方没有总其成的人，就派一个总督或巡抚去，这是临时的。过几年，事情平定了，这官仍旧回中央，机关也撤销了。但一到清代，总督巡抚又变成为永久的，在布政使（藩台）按察使（臬台）上面再加巡抚总督，地方行政就愈来愈坏了。我们现在再从历史演变源头上说来，汉时由刺史变成为牧，以及唐代之十道观察使，这些都是由监察官变成地方行政长官的。只有节度使才是军事长官变成行政长官，然而还是意在开边对外的。明清两代之总督巡抚，则是意在对内防乱，不在对外开边。由中央来临制地方已不好，何况派军官来常川镇压呢？若非地方政治失败，亦何来有此需要？这实在不能不说是中国政治史上一大失败。
己、明清两代之胥吏
上面所说，是地方政府一层一层的由上面加来的高压。而从下面讲，又出了毛病。最要是吏胥之制。中国传统政治有官与吏之分，最先吏是指的管理一般业务的，略等于今天之所谓事务官。在两汉时代，每一机关的长官独称官，属官皆称吏。官吏的出身，并无大区别。宰相由吏属出身，是件寻常事。所以汉代政治风气极敦厚，极笃实。唐代的吏和官，已分得远了，然而两者间还是没有判然的划分。判然划分的时期要从明代起。若再溯而上，弊病仍是先出在元代。因元代政府长官，都用的蒙古人。蒙古人不懂政事，而且不识中国字，于是便得仰赖于书记与文案。中国读书人没有了出路，便混进各衙门当书记与文案去。那便是官与吏流品泾渭之所分。但明太祖时，因人才不够用，推行荐举，任何长官都可荐举人才。所荐举的，不分进士、监生、吏员，朝廷尚是一律任用。进士等于如高等文官考试的及格人，监生等于是大学生，吏员则等于是公务员。这时尚不分高下，同样有出身。但那是一时济急。迨到明成祖时，便规定吏胥不能当御史，这就是规定曾任公务员的不能做监察官。又吏胥不准考进士，这样一来，便限制了吏胥的出身。官和吏就显然分开两途。于是在中国政治上的流品观念里，吏胥被人看不起。这一观念始于元，到明成祖时而确定。这事在中国政治史上，实有甚大的影响。西方社会有阶级，无流品。中国社会则有流品，无阶级。这也是双方社会一大区别。直到今天，流品观念在中国人脑里还很深。譬如教书人，是一种行业，衙门里办公文作师爷的也是一种行业，但行业与行业之间，却显分清浊高下，这便是流品观念在作祟。又譬如文官武官，一样是个官，官阶品位尽相等，但在流品观念下，则文官武官又显然有分别。这是中国社会独特的传统，西方人不易理解此分别的。若要把流品二字翻成西方名词也无法翻，只有中国人脑筋里才懂得。譬如唱戏也是一职业，然而在中国人脑筋里，唱戏的自成一流。这一流，那一流，各自有品，等级不同。种田的、读书的，也同样是职业，而在我们脑筋里，除开职业之外，却夹有另一观念，这就是所谓的流品。在明代政府的观念里，胥吏另成一流品，胥吏是没有出身的。先是不准做御史，后又不准考进士，结果只叫考生或秀才之中无出路的来当胥吏。胥吏流品虽低，但他们对当时政治影响却很大。近代政治界中最有名的所谓绍兴师爷，也不是清代才有，早在元明时代已有了。他们的势力，早已布满在全国。明代有一位理学先生陈几停，他有一位朋友到绍兴去当知县，他写一篇文章送行，大意说：天下治乱在六部，而六部的胥吏完全是绍兴人，这些绍兴人虽在中央政府办文案，但他们的父兄都还在绍兴。希望你到绍兴后，多能注意教化他们的家庭来。把胥吏的父兄教化好，将来他们就可以教化胥吏。胥吏变好了，天下就治。所以绍兴是天下治乱的根本。陈几亭这番话，实在不能说没有他道理。历史上的事情，有些摆在桌子面上，有些则隐藏在桌子底下。一般谈历史的，只注意桌子面上事，譬如宰相怎样，六部怎样，而没有注意到桌子底下一样有力量，一样有影响。直到晚清光绪年间，还有人这样说：一切事情到了胥吏手里，铨选则可疾可迟，处分则可轻可重，财赋则可侵可化，典礼则可举可废，人命则可出可入，讼狱则可大可小，工程则可增可减。大抵中国政治界里胥吏所经管的，不外此七项，即铨选、处分、财赋、典礼、人命、狱讼与工程。其实政事之大者，在当时也只此七项。吏胥则是此七项的专业人，传统的专门家。他们是职业政治家而擅有专门知识的。但当时官场又看不起这些人，这些人也自认流品卑污，因此不知自好，遂尽量地舞弊作恶。我们都知道，旧官场查复公事，有说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也有说查无实据，事出有因的。照前面报就轻，照后面报就重。这些都由吏胥上下其手。明清两代的地方行政官，大都是管官的，不是管事的，事都交给师爷，由吏胥去办。这种师爷，各衙门都有，上下相混，四面八方相勾结。而管官的官却从科举出身，哪里懂得这些事？一个真想做事的官，一到衙门，至少需三四个月或一年半载，才把衙门里详细情形弄懂了，而一辈吏胥就不免起来反对他，暗中作梗。这种情形，从明代起，以前是没有的。而直到清代，这种趋势，日甚一日，其误在于分出官吏流品之清浊。在上面流动的叫清流，在下面沉淀的是浊流。只要一行作吏，沉淀入浊流，再也不要想翻身，再也爬不上。
此种官场流品，深一层说，还是一种法，还是一种制度，而讲制度者不注意。当时的政治传统重法不重人。只要你在胥吏流品中，无论如何有才有德，也仍走不出胥吏之本流，仍还是一胥吏。所以胥吏不再要自爱，不再要向上。而一切文书簿籍，例案掌故，却全经他们手。他们便操纵这些来束缚他们的长官。长官虽贤明，无奈他们何。此乃法病，非人病。现代一般人，都说中国人不讲法，其实中国政治的传统毛病，就在太讲法，什么事都依法办。一条条文进出，一个字两个字，往往上下往复，把紧要公事都停顿了。吏胥政治之又一面，便是今天所谓的文书政治。这是中国传统政治里的尚文之弊。两汉政治的好处，便在其质实少文。而尚文政治之害处，则最易在政治的下层低层暴露。地方政治是政治之最低层，最下层。在两汉是一个长官（县令）之下有许多小官（掾属即吏），明清两代，是一个小官（知县）之下有许多永无出息的办事员（吏胥），而政治上许多花样（文与法）却尽付与他们，试问其影响与结果该如何？
二、明代考试制度
考试制度自唐历宋，还可说没有大变动。到明代，变动就大了。后来清代的考试，都从明代沿下，现在我们且讲其间两点重要的：
甲、进士与翰林院
第一讲进士及第和翰林院。唐宋两代的考试，由民间先在地方政府呈报，由地方送上中央，这些人就叫进士。考取后称进士及第。譬如你是山东人，便向山东省政府报名，他把你送到中央，你就是山东省进士。考试录取，就叫进士及第。因此主要的考试只有一次。到了明代，殆因报考的人数更多了，才分成几次考。第一是府县考，录取了叫入学，又叫县学生，俗名又叫做秀才。照理，县学生该赴县学读书，但有名无实，并无正式的县学。其次是省试，考试地点在各直省的省会，这叫乡试，中试者俗称举人。各省举人再送到中央，集合会考，这叫会试。会试中试，始是进士，也叫进士及第。其实就名义论，举人就如进士，进士也就如举人，哪有这许多分别呢？明制进士及第以后，还该留在中央政府读书，由中央派一个资格老的前辈进士出身的人来教。这个人，本身就是朝廷大官，也不严格来教读。照例，要待这些进士读书满三年，再加一次考试，成绩好的，就得入翰林院。所以明代翰林是进士在中央读了几年书，经过考试，这个时候称为散馆，才成翰林的。但此种进士读书的制度，不久也有名无实了。而明代风尚，则极看重进士与翰林，非进士翰林就不能做大官。明以前的科举，只进士及第后，即便分发服务，依其行政成绩逐渐上升。明代则举人不便是进士，一定要进士及第，进翰林院的这批人，才能当大官。举人以下就没有做大官的份，如是则科举场中也分了流品。进士及第是清流，浮在上面直向前，秀才举人则变成了浊流，沉淀在下面，永远不超升。鼎甲出身，也成一种流品观念了。我们不能说科学场中有阶级，但却有流品。从两汉到唐宋，任何人都得从小官先做起，但人人都有当大官的希望。明以后，科举分成两层，下层是秀才、举人，没法当大官。上层是进士与翰林，也没有做小官的。清代也如此。像曾国藩进士殿试，虽列三甲，只是同进士出身，然而进士散馆成绩好，获进翰林院，以后出来便做几任学政主考，后此就做侍郎，等于现在的部次长，一下就做大官了。至于考不上进士翰林的，无论你学问修养好，从政成绩好，总之没办法。这种制度，依然是重法不重人。但平心论之，此项制度也绝非无好处。明清两代许多的有名人，都出在翰林院。因为考取进士后，留在中央这几年，对政府一切实际政事，积渐都了解。政府又给他一个好出身，将来定获做大官，他可以安心努力。他在进士留馆时期及翰林院时期，一面读书修学，一面获得许多政治知识，静待政府之大用。进士与翰林成为政府一个储才养望之阶梯。科举本只能物色人才，并不能培植人才的。而在明清两代进士翰林制度下，却可培植些人才。这种人才，无形中集中在中央，其影响就很大。即如曾国藩，考取进士时，也不过三十几岁，那时在学问上是并无甚深基础的。而在他进士留馆一段时期，住在京城，生活虽说很清苦，但亦很清闲，没有什么事，可以一意从师觅友，读书论学。学问基础，便在那时筑成。及做翰林，还是没有事，还是读书。即或放到外省作主考官，主考还是没有许多事，旅行各地，多识民情风俗，多认识朋友，回来还是翰林。如是多少年，才正式当官任事。国家养你在那里，担保你有大官做。政府的事，你都可知道，只让你从容一时期，这是一个很好的制度。明清两代，许多大学问家，大政治家，多半从进士翰林出身。并不是十年窗下，只懂八股文章，其他都不晓得。他们住京都，往往只携一个仆人，养一匹马，或住会馆里，或住僧寺里，今天找朋友，明天逛琉璃厂，检书籍，买古董。或者在当朝大臣家里教私馆。然而他们负有清望，是政府故意栽培的人才。在政府论，应该要有一个储才之所，把下一辈的人才培养在那里。培养他的学识，培养他的资望。如是才可以接上气。汉代培养人才的是掾属。唐代培养人才在门第。宋代培养人才在馆阅校理之职。到明清两代，始把培养人才的机构归并到考试制度里。当然，做翰林的不一定全都好，然而政治家学问家都由这里面出来，那亦是事实。
乙、八股文
其次我们要讲及八股文。这是明代考试制度里最坏的一件事。从明代下半期到清代末期三四百年间，八股文考试真是中国历史上最斲丧人才的。大家知道：八股文没有什么意思，但为什么政府偏要用此来考试呢？当然有人要说，这岂不是专制皇帝故意的愚民政策吗？然而明代推行八股文，早已在衰世。那时的皇帝，哪里会用心创造这样用意刻毒的制度来？当知任何一制度，很难说有一二人所发明，所制定。正因当时应考人太多了，录取标准总成为问题。从前唐代考试，一定要考律诗，就因为古诗不容易定标准，判优劣，律诗要限定字句，平平仄仄，要对得工整，一字不合法度就不取。标准较易具体而客观。宋代不考诗赋考经义，仁义道德，大家一样的会说，谁好谁坏，很难辨。所以演变到明代，又在经义中渐渐演变出一个一定的格式来。违犯了这个格式就不取。这不过是一个客观测验标准。八股文犹如是变相的律诗，是一种律体的经义。这也不是一下子便制定了这格式，而是逐渐形成的。开始时，也并不是政府存心要愚民斲丧人才的，目的还是在录取真人才。然而人才终于为此而消磨了。现在只骂创始此制的人存心不良，怀有极大的恶意，其实此制度也不是某一时某一人所创始的。而且纵使存心公正善良的人，其所创制度，也可有偏弊，有流害。我们必如是想，才能对政治制度有深一层之研讨与警惕。
三、明代赋税制度
明代经济方面，讲起来很琐碎。关于制度，无甚特创，此刻不拟再多讲。自明迄清，国家对于赋役，都有一种重要的册籍，名叫黄册和鱼鳞册。黄册是登记户口的，鱼鳞册是登记田亩的。直到清代后期一百多年间，黄册没有了，户口很久不调查，但鱼鳞册则相沿至今，纵有许多改进，但依然还是明代创制传下。这是值得提及的。黄册以户为主，每十年更定一次，凡四本。一上户部，三份分送布政司府县。册上详具旧管新收开除实在之数，为四柱式。所谓以户为主者，如某户有田百亩，或卖去二十亩，则造册曰旧管百亩，今卖，当开除户下田二十亩，彼买者新收二十亩，而此户实在则止八十亩。这是专据某都某家之一户来登记的。如买者乃别都人，则立为子户，登记于买田人户图中，逐项注清楚。此项造册制度，一看像麻烦，其实在当时，本兼有限民名田之义。好使兼并之风，不易随便滋长。但此项黄册，积久弊生，便多变乱了。如有一豪家，置田万顷，他的田亩，侵人别都的太多了，便会有人想法变乱黄册，把新收随便挪移成旧管，来迁就此种兼并之恶风。又黄册规定以一百十户为一里，推择其中丁粮多者十户为长，余百户分十甲，一甲分十户。岁役里长一人，甲首一人，董理此一里一甲之事。主要在替政府主管催征。但兼并之风既盛，大户千亩也是一里长，小户三十亩也是一里长，则小户更非荡家破产不可了。
我们只看明代黄册制度，便可由此想像唐代的账籍制度，在他们初创法时是各有一番精密恳切的用意的。但时间隔久了，便弊端丛生。最先是由人运用那项制度来迁就那弊端，最后是那项制度无法保留，只有根本舍弃了来另立新制度。
其次讲到鱼鳞册，远在宋代已开始有了的。但到明代，此项图册，才为政府普遍使用，而成为一制度。黄册以户为主，鱼鳞册以土田为主，当时亦称鱼鳞图。每县以四境为界，每乡每都亦如之。田地以丘相挨，如鱼鳞然，故称鱼鳞图。图中田地，或官有。或民有，或是高田，或是污田，或埂或瘠，或山或荡，都详细注明，并添注上业主的姓名。其有田地卖买，则一年一注。人户纵然流动，田地则一定不移。因此，当时人称为以田为母，以人为子，子依于母，亲切可据。我们若就黄册鱼鳞册这两种册子来细想当时创立此项制度之用心，实有未可厚非的。在此项册子上，不仅便利了政府收租的手续，而且实在是不便于民间之兼并的。但若论历史大趋势，自唐代两税制以来，政府方面，究竟是只顾虑在政府自身的财政上如何图谋征租手续之方便，而再不能在经济理论上来努力社会民众方面土地制度之建立。此中原因，一则由于两汉以下，地方行政规模日趋简窳陋，无法注意到此等大政策。再则自中唐以下，社会上大门第势力全归消失，畸零割碎的小户农田，全归政府直辖，征收租税的手续，更麻烦了，于是不得不在这上面尽力想方法。而民间的舞弊取巧，则层出不穷，上面立一法，下面即跟随着这一法来作弊生巧。自从有了鱼鳞册，民间即在鱼鳞册上想花样，如当时所谓飞洒诡寄之类，一切作弊的花样，一时也说不尽。因此，册上的田地四至，纵然是准确，而业主花名，则依然可以混淆，到底则仍变为一笔糊涂账。远在嘉靖以前，实际上明代的鱼鳞册，也早等于废弃了。
其次要讲到明代的一条鞭法。所谓一条鞭，是把民间差役杂项，一并归人田赋项下，计亩征银，以求手续之简便。这一法，早在宣宗宣德年间，已有人在长江下游东南一带试行过，此后逐渐推行到全国。在世宗嘉靖、穆宗隆庆时，是明代一条鞭法最盛行时期。但此制也如宋代的免役法一样，虽在南方觉得是便利，但在北方则各处深感不便，反对甚烈。实际上，一条鞭法经历时期也并不久，便紊乱了，并不能完全遵照那法制来推行。
我们上面讲了明代的黄册鱼鳞册和一条鞭法，却有一层重要之点，值得再提出。我常说，任何一项制度之成立与推行，决不是孤立的，它必然须和同时其他几项制度相配合，它必然会受其他某几项制度之牵动和影响。循此推说，任何一时期的各项制度，必然会互相配合，互相牵动影响，而形成一整套。即就土地制度和租税制度论，此两项制度之互相配合，及其互相牵动影响之处特别大。春秋时代的井田制，这是后代中国人理想的土地制度之范本。但即因当时贵族阶级为求便利税收制度之简化，而终于把此井田制度破坏了。北魏时代的均田制，也必先有三长制的整理户口册籍作准备。唐代的租庸调制，也因于当时账籍制度之淆乱而不可再行使。自唐代两税制以下，因于种种实际困难，逼得政府只在税收制度上着眼用心，而把整顿土地制度这一重要理想放弃了。但即就税收制度这一项而论，自唐代制定两税制以下，依然要遇到种种困难。明代的黄册和鱼鳞册，依然如唐代之账籍般，终于年深日积之下而弊病丛生，而淆乱不清了。这又牵涉到地方政府即州县衙门的各项组织与其行政效能而受甚深之影响。而且也不尽在地方政府之组织与其行政效能上，而又得牵连及于地方自治的种种情况之不同。因此又必然牵连到各时代的社会形态。如春秋时代有封建贵族，东汉以下至中唐时期有大门第，晚唐以下迄于宋明，社会大门第全消失了。农户散漫，全成一新形态。这些都为了解中国历史上田赋制度种种演变所必须牵连论及的有关系的各要点。于此我们可以想像，我们今天若要再提出一项土地制度之整理，及新规划，其势仍会牵连及于其他一切制度之如何相互配搭，以及与社会上一般情状之如何真实适合的这一问题上。我们此刻来讲历史上的各项制度得失，正要我们了解一项新制度之成立和推行，其条件是如何的复杂，其考虑是该如何的周详的。
四、明代兵制
现在说到兵制。明代武功，较之唐代相差并不远。明太祖平天下，原定有卫、所制度，其实也就如唐代的府兵制，不过名称不同而已。大的兵区叫卫，小的兵区叫所。明代的卫所，便如唐代的府。明太祖曾说：“吾养兵百万，要不废百姓一粒米。”这用什么方法呢？那就是卫所制度了。当时每一兵区，设在一个府里的叫所，连着两个府的叫卫。大约以五千六百人为一卫，一千一百二十八人为一所，一百一十二人为百户所，外统于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遇出兵打仗，由朝廷派一个将军，叫做总兵官，所带的便是卫所军队。战事结束，总兵官把兵权交出，军队回归卫所。平时卫所军给田自养，国家不要他赋税，这种制度还是同府兵制一样。
我们读历史的，读到明朝晚年，总觉得中国太不行。满洲不过是松花江外一个小部落，中国怎会抵御不住他？我们因这一番愤懑之情，便不免要多责备。其实我们该晓得，像中国这样大的一个国家而垮了台，当然不是简单的一回事，我们该就历史上切实来理会。这并不是说文化衰败，道德堕落，政府专制黑暗，几句空洞不着边际的想象话，便能道出其中之因缘。专就政治讲，每一制度，只要推行到两三百年的，总不免出毛病。明代大体上已过了两三百年的太平日子，无论当初制度怎么好，也会腐化，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两三百年的长时间，人们的精神不会始终紧张，维持原状的。它也会放松一下。就拿卫所制度说，此制度不算得不好，而且明代也凭此建立了辉赫的武功。后来国势隆盛，四境太平了，兵卒一生不见打仗，他们的精神当然会松懈。而且动员打仗，譬如打满洲吧，依照制度，要全国平均分调，不是随便单从某一地方调拨的。这说来并不错，但结果，全国各地的兵卒，几十万人集中到中央，早已是全国骚动了。而且他们间风俗习惯语言面貌，都是陌生的。打开武库，里面所藏兵器衣装，不知已是若干年前做好存贮在那里。拿出来，铁也锈了，缝的线也烂了。这也不能怪政府。当然不能经常隔三年两年要做二三十万套军装摆在那里让它一次一次霉烂的。纵是今天的美国人，也是临到不得已，才努力制造军用飞机的。若没有苏联大敌在前，他也不会造。明代也因于承平积久而军装霉烂了。一旦把这些破烂军装拿出来，分发兵众，临时仓促，胖子穿着紧的，瘦子穿着肥的，大家想调换一套称身的，军营里，你找我，我找你，也不是件容易事，大多数是勉强马虎穿上身。临出发，军队照例要祭旗，这当然并不是完全为迷信。现在军队出发打仗，也要预先演习，试试枪炮的。从前祭旗的典礼，要杀一条牛，这譬如今天大军开发前试炮般。据说明代那时，这条牛就杀不死。为何呢？这因武库的刀藏得太久了，锈了钝了，所以杀不死一条牛。祭旗杀牛用的刀还如此，几十万士兵手里拿得更可向。我们今天却不能单凭此等事骂中国文化不好，甚至说我们民族已衰老。这实在是因于承平过久，自然把战斗生活淡忘了。我们再看满洲人，他们戴的帽子，两边可以遮下，只从两耳到颌下，面部只露两只眼一张嘴。这因东北气候冷，放下帽来才可保护耳朵鼻子，不使冻脱。今天我们穿的马褂与长袍，这也是当时满洲的军装。为了骑马方便，长袍一面开袴，骑上马，还可把另一面的里襟搭过来，两条腿都盖着了。照中国内地人服装，骑上马，膝盖就露出，要受冻，僵了。两手为要伸出拿马缰绳，他们的马蹄袖，正好保护伸出的手指。我们中国的军队，有些是云南人，有些是广东人，自生以来，也没见过冰和雪。骤然应调到北京，穿上那些不称身的旧军装，再调到关外，大风一刮，精神惨沮，怎能同满洲军队对阵作战呢？当时没有注意到这些，所以一碰上就不行了。当时中国一个总兵官杜松，被满洲兵一箭射死，就因为他帽子的铁锈了，箭头穿胄而入，总兵官都没有精良的甲胄，士兵更不用说。这些事，我们粗略读史是不会知道的。当时徐光启在南方，为此事屡上条陈，据他说：我们该从头练新兵，兵队数量不须多，每个兵都该量着尺寸作军衣，又要适合着东北关外的气候。当然刀枪武器也该要新的，又该配合各人的气力。如是才可谈训练。他把计划定好，政府也赞成，但户部拿不出钱，就没有能照样办。我们从这点看，可知一个国家的武装，物质条件也要紧，我们不能老是拿精神来战胜强敌啊。但明代大失败之后，受了教训，急速改变，那时中国还是能抵抗。不过中央政府垮了台，外面的军队也就难以支持了。从前宋代曾有过这样的争论，究竟养一匹马好呢？还是养二十五个农民好？好像现在说，究竟黄油好，还是大炮好？
军装封在武库里，全国农民普遍安静和平地过活，生平没有见兵革，这样的日子，也不该过分地咒骂。但一旦边境闯出乱子来，要他们仓皇跑出关外去，军装就是军队的生命，我们也不能不承认物质条件之重要。物质条件配不上，单靠精神，哪能持久。我们的武力方面，经过几百年太平，也该会衰落的。突然出来一个满清，抵不住，也不足为怪。站在历史立场看，应该有一历史的说法。所谓历史的说法，便是根据历史，把具体事实来说明。我们不要说中国民族衰老了，它的文化不行了，那些空洞话。我们要分析那时的具体事况，换言之，我们要找出历史材料，来说明当时究竟失败在哪里。当然我上面之所说，只是历史事实中一小节。但总是比较落实的。
赵宋王朝的开元史鉴
对宋太祖时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方面进行历史作为，讲述了宋太祖的主要人生经历，恢宏大气地展现了宋太祖开创的宋王朝的整体风貌。
赵匡胤是“陈桥兵变”、“杯酒释兵权的”主角，却在斧声烛影中悄然逝去，他是一位“功天皇帝”却采用文人治国的政策，他开创了经济文化都十分繁荣的大宋王朝，却为王朝的弱势外交埋下伏笔。
一千多年前的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是出众的，因为他的功业，因为他与整个朝代的其他统治者又从来不同。宋太祖不仅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动乱，打下了属于自己的一片江山，同时也为整个宋代烙上了自己深深的印迹，其制定的国策在有宋一代几乎都得到了较为一致的执行。品读宋太祖，就如同玩味一场话剧，一盏清茗，宋朝三百余年的历史仿佛一瞬间就有所感悟。
宋太祖赵匡胤是一个封建帝王，那么他就具有一个皇帝的各种特质。皇帝代表的是不折不扣的权威角色，他偏好秩序、规范与稳定，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为了统治国家，他必须将个人情感收起，运用铁腕控制社会秩序，国家才不会分崩离析。必要的时候，甚至必须采取严厉的措施，颁布法律与禁令，雷厉风行。皇帝可以是一位慎思明辨的明君，也可能是一位荼毒生灵的暴君，如同法令有好有坏，皇帝亦可好可坏。另外，皇帝也可代表一段稳定自律的时期，当事人能够严于律己，一丝不茍，达成自己的目标。这段时期当事人多采取理性分析的方式，而非听从情感与直觉，他可以开疆辟土，也可以稳健守成。
宋太祖作为宋朝江山的开创者，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帝王，就在于其在各种角色之间转换自然，从身无分文流浪江湖开始，先是社会底层的一介武夫，转而成为军人，成为政治家；为子父，为天下父，在其角色成长过程中，为宋朝的江山留下太多的烙印。其治国方略、治国思想不仅塑造了北宋初年繁华的盛世，也为整个宋朝立下了一个标准和楷模。尽管后人对于宋太祖充满了各种非议，但不可否认的是，宋太祖确实推动了自唐后期濒于崩溃边缘的社会的发展，为整个中原乃至江南地区的人民提供了和平发展的空间，提供了难得的休养生息的机会，同时也为整个宋朝经济强盛、军事孱弱埋下了制度上的祸根。后人多诟病于此，认为宋太祖建国之初制定的各种制度是导致北宋王朝把江山拱手让与金元的主要原因。
然而，对待历史，我们要采取公正、客观、全面的态度和审视眼光，不能局限于就事论事，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的狭隘视角。立国者对整个朝代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尤其是作为普通人而不是神的封建统治者来说，其本身所具有的独特的个性和风格往往会影响到整个王朝所展现给世人的面貌。秦始皇威震四方，所以整个秦王朝给后人的感觉都带有纵横天下的霸气，如果不是秦错误地把整个军队都投入到北线和南线作战，造成中原腹地空虚的话，中国的历史很可能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赵宋王朝也是如此，宋太祖稳健守成，极力规避各种来自内部和外部的风险，这种性格对整个宋朝的影响是巨大的，后世各代王室都以宋太祖的治国思想为治国之根本，治世之圭臬，不敢有稍许差池。即使有人提出一些革新的举措，比如王安石的变法，也都以失败告终。终宋一朝，所有国君仿佛只是无数个宋太祖的克隆人，一样的治国理念，一样的政治制度，窥一斑而知全豹。但是在中国历史上，立国者虽然对后世产生很大的影响，但这种影响的多寡往往与后世统治者的主观意愿相关联，就是说，后代并不总是遵守先祖的遗训。这种情况在中国的历史中出现得太多了，即使是在宋太祖生长的那个年代，南方的各个小国家的君主们，又有多少是能视祖宗打下的江山为要务的呢？就拿南唐国君李煜来说，整日沉湎于酒色诗情，到宋太祖围攻其国都时才匆匆着手军务，如此国君焉有不亡国的道理。而后世君主不满现状，中兴强盛的例子也屡见不鲜，像整个赵宋王朝如此整齐划一的执政方法和治国方略在中国历史上确属罕见。但这笔账不能都算在宋太祖头上，造成这些的原因是多重的，而非单一的，拿宋太祖一人作为整个王朝失败的责任者无疑是片面的，注定无法完整地了解宋太祖，真实地了解整个宋朝。或许宋太祖与其他后世君主的不同，就在于这些后世君主们与宋太祖有太多的相同之处，但少了些许责任，缺了些许创新，宋太祖手里的传统菜式在宋朝几百年间里竟然一成不变，也难怪后人有些腻烦。
帝王是时代的推动者，又是他那个时代的主角，所以，他那个时代必定是帝王性格的演绎。品读帝王时代，其实读的就是帝王的性格。宋太祖给其江山打下了其特有的性格烙印，使我们在品味这个时代的同时，感受到赵匡胤的独特性格。
王朝开元的功绩与不足
宋太祖一生最大的贡献和成就在于重新恢复了部分华夏地区的统一，一举结束了安史之乱以来长达两百年的诸侯割据和军阀混战局面。他从“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成功发起政变，兵不血刃登上帝位，到统一大半个中国，创建具有特色的文人政治制度，开创中国的文治盛世，为历时三百多年的宋王朝的经济和文化达到我国历史上的又一个高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可以说，赵匡胤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宋朝也是中国君主专制史上最为开明的一个王朝。
历史证明，赵匡胤生于乱世，经历了种种磨难，体会了人生百味，摸清了时代的脉搏，磨炼出了坚忍不拔的性格，由此开创了一个承前启后的时代，成为一位推动历史发展的杰出人物，一个睿智英明的好皇帝。然而，事物都有两面，打下了江山，保江山，皇帝的品性又在主导着其时代的发展脉络。
宋太祖也求发展。宋太祖打下了江山，奠定了盖世基业，使国家成为帝王的私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位又可以世袭，那么，保住江山就成为赵氏家族的首要任务。保住江山后，就要有政绩观念，发展观念，打造出传世的政绩工程。
宋太祖也有长远规划。江山一旦稳定了，那就要有一个长期的发展观念。宋太祖的长期规划就是要超越盛唐的功绩，实现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安乐。但是，在封建时代，这种长期规划带有皇帝家族统治的狭隘性，很难真正落到实处。这是宋太祖时代难以避免的矛盾。
宋太祖也有治国的战略。儒家文化和法治理念的强调都成为宋太祖时代的治国战略，但是这种战略有成功的地方，也为王朝灭亡埋下了伏笔。重文轻武，文人治国，中央集权，经济繁荣，科技进步，文化复兴，强干弱枝，弱势外交，都是这个时代的特点。
宋太祖也造就了许多著名的人物。宋太祖是其时代的主角，但其身旁的配角也一样出彩，在这些功力非凡的配角的映衬下，宋太祖的形象更加光耀世间。赵光义的阴谋篡位映衬了宋太祖的宽厚仁慈；宰相赵普的过人谋略映衬了宋太祖的知人善用；开国功臣石守信的忠心耿耿映衬了宋太祖的兄弟仁义；婉约皇帝李煜的优柔寡断映衬了宋太祖的果敢英武。
简单一句话，宋太祖最大的开元功绩，就是制定了一套成熟的政治制度和治国方法，在其制定的游戏规则下，各种人才，尤其是文人，各展其能，为宋朝初年的繁荣盛世打下了基础。
这个世界上本就没有完美的人，更何况是一千年前的一个封建帝王，要评价一个人的功过得失，要用历史的观点，把他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分析，这样得出的结论才比较客观。
好像历代的开国皇帝都有超前的眼光和非凡的智慧，宋太祖也不例外。他开创了宋王朝，并为之奠定了一个永久的基调，这个基调带来了盛世的荣华，也埋下了亡国的种子。
宋太祖为民众带来了长久的稳定、文化的繁荣和科技的进步，但也为宋王朝长期“积弱”留下了隐患。这个时代说明宋太祖不是一个完美的人。时代与人物的交相呼应，是人们品读历史的最好切入点，也是评价历史的关键点。
宋太祖时代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历史时期，宋太祖在结束内乱、维护江山社稷中的作用在民间享有盛誉，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的功过得失具有历史的借鉴作用。这也许正是千年后的我们最应该关注其历史发展脉络的原因。
王朝的开幕式：英雄与时代的共舞
唐朝“安史之乱”以来的两百年间，中国一直被诸侯割据，军阀混战一直未曾间断，民众饱受战火之苦。乱世出英雄，时势造英雄，一个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将军受命于危难之际，担负起华夏新一统的重任。他建立宋王朝，南征北战，实现了中原大部分地区的统一，其征战的历史岁月带给了我们怎样的思考呢？
乱世风云，英雄本色
繁荣的唐朝在统治了近三百年后，像一场华丽的戏剧一样落幕了。中国由大一统走向了大分裂，在一个政权分崩离析的乱世中，出现了一位英雄，他的出现结束了中国大地上的混乱，使国家再一次走向了统一。中国人总有一种英雄情结，总想把自己的幸福生活寄托在一个英雄身上，他们总认为只有英雄才能给他们带来想要的一切。试想，在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一个乱世，英雄、枭雄辈出，人们便有点儿看花眼了，到底谁才是拯救他们的“救世主”，谁才是真的英雄，这就不是普通人所能辨别的了。应运而生的英雄，是时代的骄子，是历史的宠儿，也是人类文明的推动人。结束战乱，给人们以安定的生活，这是终结者的责任；开创历史，延续人们的幸福，这是创造者的责任。曾经有一段历史，就演绎了这样一个故事，故事的主角生活在上一个即将跨千年的年代，他是英雄、终结者、创始人。他是那个时代人们眼中的一颗闪亮的新星，承担了历史的责任。这个人就是宋太祖赵匡胤，一个承前启后的帝王。
·乱世风云大舞台
相信对那段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唐朝末年的社会是何等的混乱。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军事割据势力相互攻伐不休；同时，境外兵祸又起，帝国的都城长安再也难现繁荣景象，中国面临着比三国时期更为混乱的局面；民众生活于水火之中，千里饿殍，哀鸿遍野；这时的中国迫切需要有一位英雄，来结束这段混乱的历史，开创一个新的时代。
赵匡胤既然是历史的终结者，就得有历史的道具，他终结了什么样的历史，才换来了青史美名呢？大家一定会说，他终结的肯定是一段不好的历史，才会有好的名声。到底这段历史有多不好呢？
五代十国是一段狂乱的时期，也是我们故事中的主角生活的一个大舞台，乱世中崛起的英雄，才容易被人们熟记至今。
五代十国存在于公元907年至公元979年期间。一般认为从公元907年朱温灭唐到公元960年北宋建立，短短的53年间，中原相继出现了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史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同时，在这五个朝代之外，还相继出现了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即荆南）和北汉十个割据政权，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五代十国”，参见下面的五代、十国简表：
五代简表（公元907年—960年）
朝代名 创建者 起止年份 都 城 亡于何朝何国
后 梁 朱 温907—923 汴（今开封）后 唐
后 唐 李存923—936 洛 阳 后 晋
后 晋 石敬瑭936—946 汴（今开封）契 丹
后 汉 刘知远947—950 汴（今开封）后 周
后 周 郭 威951—960 汴（今开封）北 宋
十国简表（公元902年—979年）
朝代名 创建者 起止年份 都 城 亡于何朝何国
吴 杨行密902—937 广 陵 南 唐
前 蜀 王 建903—925 成 都 后 唐
后 蜀 孟知祥933—965 成 都 北 宋
南 唐 李 昪937—975 金 陵（今南京）北 宋
吴 越 钱 镠907—978 杭 州 北 宋
闽 王审知909—945 长 乐（今福州）南 唐
楚 马 殷907—951 长 沙 南 唐
南 汉 刘917—971 广 州 北 宋
南 平 高季兴924—963 荆 州（今属湖北）北 宋
北 汉 刘 旻951—979 太 原 北 宋
五代十国是赵匡胤所担纲主演的历史剧的大背景，也是一个大舞台，它们映衬了赵匡胤的光芒，为宋祖江山做了嫁衣。五代十国始于唐朝末年，结束于宋太祖时代。这个时期的总特征就是一个字“乱”，如果要再加一个字，就是“真乱”！
五代存在了53年。唐末农民起义军叛徒、唐宣武节度使朱温，消灭了许多割据势力，初步统一了黄河流域以后，于公元907年废唐哀帝自立，国号梁，定都汴（今开封），史称“后梁”。后梁建立后，梁太祖朱温与河东军阀、沙陀贵族李克用继续争夺霸权，不断交战，各地藩镇的局面也没有多大改变。公元912年，朱温被其子杀死后，政局更为混乱，结果为后唐所灭。后梁统治共17年。
公元923年4月，李克用之子李存称帝（庄宗），国号唐，10月攻灭后梁，建都洛阳，史称“后唐”。公元926年发生魏州（河北大名东南）兵变，庄宗毙于流矢，李克用养子李嗣源入洛阳称帝（明宗）。明宗改革了庄宗时的一些弊政，在位七年，战事减少，农业屡有丰收，人民获得了短期的喘息。明宗死后，由于最高统治集团内部互相攻击，不久被后晋所灭。后唐统治14年。
公元936年，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沙陀部人）以割让幽蓟十六州（今河北、山西的北部和内蒙古的一部分）、岁贡绢帛30万匹和认辽国君主耶律德光为父皇帝等条件，取得辽兵的援助，推翻了后唐，建立了政权，国号晋，迁都汴（今开封），史称“后晋”。后晋以后，燕云十六州成为辽军南下攻掠中原的基地，致使北方地区的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的破坏。公元946年后晋为契丹所灭。后晋统治了11年。
当辽兵攻入开封后，后晋河东节度使刘知远（沙陀部人）在太原称帝（高祖），仍用后晋天福年号，争取后晋旧臣归附。当辽兵北退后，他很快进入洛阳和汴（今开封），并在汴（今开封）建都，国号汉，史称“后汉”。后汉高祖做了11个月皇帝就死了，其侄刘承祐（隐帝）即位后，忌杀大臣，天雄节度使郭威被迫起兵反汉，隐帝被杀，后汉仅统治四年就灭亡了。
公元951年正月，郭威在汴（今开封）称帝（太祖），国号周，史称“后周”。周太祖出身贫寒，知道民间疾苦，称帝后虚心纳谏，生活节俭。他吸取前四代过分信任武夫的教训，留心人才，并力图革除弊政，采取了严惩贪官污吏、奖励生产、废除苛捐杂税以及免除牛租等措施，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社会生产得到发展。公元954年，周太祖死，养子郭荣（原姓柴，太祖内侄）即位，称周世宗。周世宗在周太祖改革的基础上，继续革新政治，训练军队，开始进行统一战争。他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很有作为的政治家，他也是赵匡胤这匹“千里马”的伯乐。这里暂且不表，下文就两人之间的关系还有详细的论述。
五代时，在南方和河东地区，还先后存在过十个割据政权，史称“十国”。
与当时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这五个在黄河流域先后更替建立的政权不同，十国是在当时中国的南方和河东地区先后并存的。五代轮流坐庄，十国则是同时并立，大家都是庄家，反而相安无事。考察十国的历史，我们就可以清晰地发现，十国的开国君主大多是唐末时期握有一方军政大权的节度使或高级官员。吴的开国君主杨行密为淮南节度使；前蜀的开国君主王建为唐末壁州刺史；而吴越开国君主钱镠在唐末分别兼任镇海、镇东两军节度使；楚的开国君主马殷，因军功卓著，被唐僖宗封为马步军都指挥使，后趁乱占据湖南为王，建立楚政权；闽的开国君主王审知、南汉的开国君主刘都是继承其兄的职位而上位登基成为皇帝的，而王审知和刘的兄长都是节度使；唯一一个北方小国——北汉，其开国君主刘旻也是手握重兵的霸主，在其兄刘知远任河东节度使的时候，刘旻为河东马步军都指挥使；此外，还有实力最小，疆土也最小的南平王高季兴也是如此的背景。这些开国君主们可谓都是当时地方上的军政一把手，趁着唐末的乱世，群雄并起，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高筑城墙，做起皇帝梦来。后来吴被徐知诰所篡，改国号为唐，史称南唐。后唐攻灭前蜀后，孟知祥为节度使，后封蜀王，建蜀，史称后蜀。十国的君主们皆无结束乱世、一统天下的雄图伟略，各自偏安于一隅，坐享乱世带给他们的荣华富贵。从疆域上看，十国各自的疆域比较固定，相互攻伐掠地的情况较少发生，为民众提供了稳定的繁衍生息的环境。在五代十国时期，由于南方政局较为稳定，江南的政治、经济、文化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具体分析，五代十国时期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有以下四个特点：
一是五代十国的开国之君，都是前朝的重将。他们都是靠军事割据发展起自己的势力范围，故这一时期的历史特点是战争频繁，政权更迭像走马灯一样。并且，这些君主多数嗜杀成性，缺少管理国家的本领。国家没有好的带头人，百姓的生活就可想而知了。
二是政权维持的时间都不长。政权更替给一些手中有兵的将领带来了利益，但却给百姓带来了灾难。
三是一朝之内的权位之争亦超乎寻常。每个国家的内部都有不和谐的声音，且频频兵戎相见，苛捐杂税一年比一年繁重，这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痛苦和灾难。
四是五代十国是个大混乱大破坏时期，上有暴君，下有酷吏，大小统治者激烈角逐，兵乱不断，社会经济、文化受到极大影响。如北方的后晋皇帝石敬瑭向契丹割地，自称“儿皇帝”，不以为耻。
这是一个南北大分裂的乱世，它在焦急地等待着一个平定南北战乱，救民于水火的英雄。这个人就是赵匡胤。赵匡胤出生于公元927年。后世相传，他出生的时候，“赤光绕室，异香经宿不散，体有金色，三月不变”。这种传说虽不可信，但却说明了后世民众对他的赞誉，把他当做了上天赐给华夏黎民百姓的救护之神，他就是乱世当中顺应天时、顺应民意而降生的一代“救世主”。
·危难之时显英雄
如今，很多人，特别是年轻的朋友，都想成为人人仰慕、人人赞叹的英雄。但在当今比较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中，想成为一个英雄恐怕要难得多。英雄常与乱世结缘。英雄只有在乱世中才能充分展示他的雄才大略，而不会受到什么太大的限制，盛世里人们往往都很安逸，不肯创新，不要新事物，接受能力弱，因为他们活得“很好”，所以真英雄大多出于乱世。
乱世的变数大，生与死的挑战容易激发出人类的潜能，所以有才华、有潜能的人容易崭露头角；盛世则和平安逸，秩序井然，有才华的人要脱颖而出就不那么容易，因为受到诸如资历等等方面的限制。
乱世出英雄，时势造英雄，危难之时方显英雄本色！赵匡胤就是这样一个在乱世中成长起来的英雄，经过血与火的洗礼，经过重重苦难与磨炼，实现了中原部分地区的新一统，开创了一个为后世称颂的新时代。
赵匡胤是一个练武的人，功夫高强，这是在乱世中生存的一个重要条件。赵匡胤出生时，大唐帝国已经在世界上消失整整20年了。一个平衡被打破，接踵而来的就是长久不息的动乱，他受家庭的熏陶，自幼爱好骑射和练武。相传，赵匡胤在年轻时，为了实现远大理想，曾到少林寺求得拳术秘诀，练得一身无敌的武艺。现在少林寺内还保存着“太祖长拳三十六式”。
赵匡胤虽是学武出身，但是后来发现读书才是他得到天下的最重要的条件。相传，一介武夫出身的赵匡胤在幼时并不喜欢读书，但是随着自己对理想抱负的追求愈发强烈，领兵的策略，管理国家的方法，并不能完全从别人的口中得到，还需要阅读大量的书籍，所以，到后来他就喜欢上了读书。读书有用，读书能实现理想，读书能使自己在乱世当中找到出路，读书可以让自己找到实现华夏新一统的道路和方法，这应该就是赵匡胤的读书论。
赵匡胤在21岁时告别父母妻子，开始浪迹天涯，寻找那份属于自己的事业。虽然是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但他艺高人胆大，又有冒险精神，所以他漫游了华北、中原和西北的不少地方。一路上，他遇到了很多坎坷，遭到很多人的冷遇和白眼，但他没有放弃，一边寻找自己的事业，一边向当时的知识分子请教学问，自己也读了不少书。
机会总是眷顾有准备的人的，公元949年，他终于遇到了机会，在北上的途中，遇到了当时正担任后汉枢密使的郭威。郭威此时正在今河北大名县东北招兵买马，于是身强力壮、精通武艺的赵匡胤就投到了郭威的旗下。
郭威即位（后周太祖）时，赵匡胤任禁卫军将领，一边带兵，一边读书，深得柴荣的赏识，因此成了柴荣的部属。柴荣即位（后周世宗），赵匡胤很得世宗的信任，做了世宗身旁的要臣。传说，赵匡胤在从柴荣远征现在安徽淮南时，在现在安徽滁州等地，搜罗了不少书籍回来，凯旋时，装了好几大箱。有人便向柴荣告密，说是赵匡胤在淮南搜刮了不少金银珠宝装箱运回私吞。柴荣大怒，立刻派人去检查，原来全是书籍。柴荣召见赵匡胤询问。赵匡胤说：“现在南征北战，这些书籍看来无用，但将来天下太平，要为陛下治国，那时这些书便派上用场了，所以臣才搜集了一批，准备阅读，以后为国出力。”柴荣听后，十分叹服，因而对赵匡胤更为器重。
赵匡胤能文能武，又得到了上司的赏识，再加上自己处心积虑地谋划、经营，时刻在等待着一个机会。正所谓机遇总是给有准备的人准备的，这个历史机遇出现在公元959年。
这一年，周世宗柴荣病死，他的儿子柴宗训，年仅七岁，即位为皇帝，出现了“主少国疑”的不稳定局面。赵匡胤这时详细分析了天下形势，分析了自己的主客观条件，觉得时机成熟，可以实现自己的宏伟抱负了。年幼的皇帝怎能抵挡得住老谋深算的赵匡胤，于是在公元960年，赵匡胤发起“陈桥兵变”，迫柴宗训退位，建立了宋朝，后周也就此灭亡。
千里马与伯乐的历史性邂逅
赵匡胤作为没有任何背景的千里马，如果没有伯乐柴荣的赏识，那也只能伏骥枥下，做一匹普通的马，干一些普通的马能干的事情。
尽管许多人对于赵匡胤“陈桥驿龙袍加身”的出色演出给予了肯定和褒奖，但是也有人对他夺取后周的政权持批评的态度，说他是一个恩将仇报的人，一个盗窃国家政权的强盗。历史人物常常受到后人的非议，这也在情理之中。但是，看待历史人物一定要有一个客观的角度，可以翻阅正史，研究这个人物的生存环境和他的性格，正确地把握这个人的成长过程，看到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局限性。在这里，我们主要探讨人们批评赵匡胤的一面，探讨他与后周政权、与柴荣之间的恩怨。
·慧眼识良骥
如果说赵匡胤是一匹千里马的话，那么后周的皇帝郭威和柴荣都是赵匡胤的伯乐。如果没有这两个人的发现和重用，想必也没有赵匡胤的出头之日。郭威和柴荣与赵匡胤既是君臣关系，也应该是伯乐与千里马的关系。读历史，不妨从新的角度去读，也许会读到新的东西。要读懂赵匡胤的发家史，最好也读一下他的两位伯乐。在这里，重点讨论一下他与后一个伯乐的关系。
提到伯乐和千里马的关系，常容易想到唐朝文学家韩愈在其文章《马说》中说过的一段话：“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这段话篇幅虽短，中心思想却十分突出。贯穿全文的是“不知马”这句话，文中连用11个“不”字表达了一种怀才不遇的感叹。
赵匡胤在遇到郭威和柴荣之前，是一匹落魄的千里马，是一个流浪汉。这匹千里马在四方游历的时候，常常受到别人的冷遇，常常觉得自己的举世之才无处使用，感叹啊，一代帝王也曾经四处流浪。
公元945年，18岁的赵匡胤结婚成家。21岁时，赵匡胤离开自己的家乡，去闯荡天下，谋求自己的一世功名。路漫漫其修远兮，等待他的是一条坎坷之路，一条艰难困苦之路。有的史书称赵匡胤是“西漂一族”，足迹踏遍了今陕西、甘肃、湖北、河南等省，他先是去投奔父亲几位从前的好友。但世态炎凉，他不但没有从这些有权有势的前辈那里得到关怀和帮助，反而受了不少的白眼和冷遇。想必今天白手起家的人都曾在创业之初遇到过各种困难，遭受过别人的白眼和讥笑。但是，强者总能在逆境中崛起，而弱者则被历史的滚滚洪流淘汰。赵匡胤起初只是一匹幼年千里马，这匹千里马在经历了各种磨炼之后，心智和心理都逐渐成熟起来，成长为一匹强壮的千里马，为日后的建功立业奠定了基础。
流浪生活是艰苦的，但赵匡胤并没有被压倒，相反，他的意志和性格磨炼得更为坚强，眼界也变得开阔了。其间，他在河南因打架闯了祸，官府派人四处捉拿。他先是逃到汉水边的重镇襄阳，住进了一家寺院。寺院的住持是一位年近百岁的老僧，饱经沧桑，阅世知人颇深。他见赵匡胤紫面丰盈，豹头环耳，虽满面风尘却掩不住英俊之气，一身破衣，却不带寒酸之态，心中暗暗称奇，待一交谈，更觉得其气度不凡。他告诉赵匡胤，汉水以南的各个政权比较稳定，而北方却战乱不止，乱世出英雄，所以应该北上，而不应南下。这位老者不但向赵匡胤“厚赠”了金钱，而且还将寺院中唯一的一匹驴送给他，让其骑驴北上。
于是他就偷偷溜过潼关，来到陕西，进入华阴地面。当知道官府捉拿的危险已悄然离去时，他才觉得腹内空虚，四肢无力，实在是一步也挪不动了。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华山的陈抟老祖正在华山脚下恭候着他呢。这是一个历史传说，虽不符合史实，但却是后人神化宋太祖赵匡胤的一种体现，反映了后人对开明帝王的推崇心理。所以，我们不妨了解一下这个关于陈抟老祖与赵匡胤的传奇故事。
陈抟老祖，字图南，自号扶摇子，亳州真源人，是北宋初年著名的道教学者和道教诗人。他在后唐长兴年间报考进士，没有考上，从此便发誓不再走仕途之路，遂隐身山林，以山水为乐。据说他经历了梁唐晋汉周五代，每逢听到改朝换代，总是愀然不悦，闭门高卧。世间传他一睡多年，其实只是他忧心天下纷扰，百姓受苦，不愿出门。
传说他来华山隐居的路上，碰见一位老者肩挑箩筐，两只箩筐中各坐着一个男孩，当老者从他身边经过时，他大呼一声：“天下由此定矣！”高兴得差点儿从驴背上掉下来。此后逢人便说，那老者一肩挑了两条龙。那老者，便是赵匡胤的父亲。
陈抟老祖算好赵匡胤这天要来华山避难，便装扮成一个卖桃老汉，挑着桃筐，拦在华山路口。赵匡胤走一步，歇一步，又饥又渴，又困又乏，心里正盼着遇见个卖吃喝的，好吃一个饱哩，谁知瞌睡来了就有人递枕头。他老远望见两筐鲜桃，又红又大，顿时脚上来了劲儿，于是就一鼓作气跑了上去，不管三七二十一，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不一会儿，两筐鲜桃便所剩无几。
吃完桃，赵匡胤将嘴一抹，倚着箩筐，倒头便睡，还不时把他那双大臭脚伸进陈抟老祖的怀里。陈抟老祖也不唤醒他，就在一旁悄悄地等着。一直等到日落西山，赵匡胤才醒来。可是他扛起盘龙棍，扭头就走，陈抟老祖连忙拦住说：“你这位壮汉，吃了我的桃，还倚着我的箩筐睡了一觉，睡醒了分文不付，连个谢字都没有，扭头便走，讲不讲理呀？”“要钱？要什么钱？多少钱？”赵匡胤从来就不懂得吃了东西还要付钱。陈抟老祖并不生气，仍然心平气和地说：“得了，我看你也付不起，就要你一文钱吧。”赵匡胤一听哈哈大笑，想这老头好生奇怪，两筐桃子才要一文钱，于是慷慨大方地说：“好，一文钱就一文钱。”可是，他在身上摸了半天，连一文钱也没有摸出来，羞得面红耳赤。
陈抟老祖一看，一文钱难倒了英雄汉，忙找了个台阶给他下：“没有钱不要紧，只要你陪我下一盘棋，赢了我，就算你付了桃钱。”赵匡胤心想，别的我不会，下棋赌博我可是行家，我不光要赢桃钱，还要让你连家里的桃树都输个精光呢。
头一盘，赵匡胤赢了，他越发得意，硬要来第二盘。陈抟老祖说：“你还了桃钱，也就罢了。天色已晚，我要回家了。”赵匡胤急忙拉住道：“别忙，老头，下一盘棋我还要赢你家的桃树呢。”陈抟老祖哈哈一笑说：“要是你输了呢？”赵匡胤说：“我就赌这根盘龙棍。”
谁知第二盘还没走几步，赵匡胤就败下阵来。陈抟老祖二话不说扛起盘龙棍直奔华山而去。赵匡胤岂肯认输，跟在后面连喊带叫：“再来一盘，再来一盘！”就这样喊着叫着，等他追上陈抟老祖时，已来到了东峰下棋亭。
此时明月当空，天宇如洗，山空谷静，万籁俱寂，只有清风徐徐吹来，山峦隐隐如黛。赵匡胤从未体味过如此美妙的情景，直觉得身处仙境，不由一阵阵如幻如痴。此时老汉已现回陈抟老祖原身，乃是一白发飘髯的老道长。赵匡胤直到发现坐在石桌对面的已不再是卖桃老汉，而是一位白发飘髯的老道长时，才想起自己是追着卖桃老汉来再杀一盘的。
陈抟老祖指着眼前已摆好的棋盘说：“你追着来是想再赌一局，不知这次用什么做赌注呢？”赵匡胤知老者不是凡人，早已从心里佩服了许多。他知道自己身上空空如也，盘龙棍已输给对方，无论如何，也想不出拿什么做赌注，便又现了赖皮本性，信口开河说：“我赌华山！”
陈抟老祖正等着这句话呢，他当然满口应允，还说：“空口无凭，要写个文约为证。”赵匡胤想，华山又不是我的，输了就输了，立个文约又有何妨。陈抟老祖早就预备好了笔墨纸砚，写了文约，还让赵匡胤按了指印，然后才坐下下棋。下了三盘，赵匡胤输了三盘，陈抟老祖高兴地说：“华山真的属我道家了？”赵匡胤却耍赖说：“山是道家的山，树是皇家的树。”陈抟老祖一听此话，连忙跪倒口呼：“谢主龙恩！”赵匡胤不知他为何行起君臣之礼，正想问个明白，陈抟老祖说：“壮汉身有九五之尊，日后便知。”
赵匡胤知自己能坐天子之位，信口开河输了华山，日后定遭世人谴责，心中悔恨，忙去抢夺文约。不料陈抟老祖轻轻吹一口气，文约就飞过谷涧，贴到棋亭对面三凤山的石壁上去了。据说至今字迹仍依稀可辨。
赵匡胤知自己耍赖不成，就请求陈抟老祖指点迷津，早日成就立国大业。陈抟老祖说：“枢密使郭威正在潼关招兵买马，征集良将，何不去投靠？”听了陈抟老祖的指点，赵匡胤立即下山直奔潼关，投靠了郭威。从此，千里马真正遇到了伯乐，开始了一段伯乐与千里马之间的传奇。
他先是在郭威手下当了一名普通士兵，从头做起。大丈夫做事理应如此，从小处做起，才能做成大事。当时，后汉名将郭威正拥兵自立，准备取后汉而代之。在战争中，赵匡胤有了用武之地，他作战十分勇敢，能冲锋陷阵，又兼富有智谋，受到郭威的赏识。公元951年，郭威被部下拥立为皇帝，在拥立过程中，赵匡胤出了不少力。郭威发现赵匡胤是一匹难得的千里马，因此提拔他做东西班行首，即一个中级禁军军官，赵匡胤总算有了安身立命之地。从此他也知道了禁军在维护皇帝安全中的作用了。这期间，他对大将柴荣表现得尤其忠诚，逐渐取得了柴荣的信任。而柴荣才是他的最终伯乐。
传说中，患难中的赵匡胤因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柴荣，两人一见如故，并结拜金兰。后来，柴荣被郭威收为养子，并且还被册立为了太子。这样一个兄弟，又是皇帝的接班人，赵匡胤怎能不维系好与他的关系。而柴荣为人厚道，重感情，有远见，又了解赵匡胤的为人和才干，所以重用赵匡胤也在情理之中。至此，赵匡胤终于遇到了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由此才开始了他的宏图伟业。
公元954年，周太祖郭威病逝，柴荣即位称帝，即周世宗。周世宗的即位，为赵匡胤施展才华和抱负创造了极好的条件。这一方面因为赵匡胤是周世宗称帝前的亲信将领，自然会受到重用；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因为周世宗是一个顺应历史趋势的英明君主，他后来所积极从事的统一中国的事业，为赵匡胤一类有才华的文武大臣提供了用武之地。
周世宗即位后，赵匡胤随之被调到中央禁军任职。同年2月，周世宗刚刚即位，北汉的刘旻便想趁机进攻，觉得周世宗在服孝期间必定不会出兵，于是要求辽（即契丹）派兵相助。辽穆宗派耶律敌鲁去助刘旻，又让杨衮率领一万铁骑和奚等部五万人，出兵一起攻打后周。
周世宗不顾冯道的阻拦，决意亲征，赵匡胤随驾出征。3月，两军在高平（今山西高平）展开了激战。杨衮见后周军队军纪严明，提醒刘旻不要轻敌，但刘旻却根本不听，反而出言不逊，杨衮气得领兵闪到一旁观战。
战斗开始不久，北汉军队就占了上风，后周大将樊爱能、何徵畏敌如虎，一见阵势不好，竟临阵逃脱，一时间后周军队阵脚大乱，情势十分危急。此时的赵匡胤却很冷静，在他的建议下，周世宗将身边的禁军分为两部：一部由张永德指挥，抢占制高点，居高临下，以密集的箭矢压住敌人的进攻；另一部由赵匡胤率领，从左翼直扑敌阵，与敌厮杀。
随后赵匡胤大喊一声，拍马上前，当先冲入敌阵。北汉军队受不住这突如其来的冲击，纷纷败退，后周军士气大振，人人奋力厮杀，终于大获全胜，几乎全歼北汉刘旻的军队。杨衮因为没有参战，领兵返回辽国。
高平之战，后周反败为胜，成为我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例。赵匡胤以高平之战的出色表现受到了周世宗的进一步赏识，给他记了大功一次。战后，他不但被破格提拔为殿前都虞候，成为后周禁军（皇帝亲军）的高级将领，而且还被委以整顿禁军的重任，深受周世宗柴荣的器重。在赵匡胤亲自主持下，后周禁军完成了汰除老弱、调选精壮和组建殿前司诸军三项工作。
也正是在这次整顿禁军的过程中，赵匡胤开始在军队中形成了自己的势力。他利用主持整顿的机会，将罗彦环、郭延、田重进、潘美、米信、张琼、王彦升等自己麾下的“委心”之人安排在殿前司诸军任基层将领，同时又以自己高级将领的身份，主动与其他中高级将领交结，并同其中的石守信、王审琦、韩重赟、李继勋、刘庆义、刘守忠、刘廷让、王政忠、杨光义结拜为义社十兄弟，形成一个以赵匡胤为核心的势力圈子，开始掌管后周的军事大权。
从显德三年（公元956年）到显德五年（公元958年），周世宗对南唐前后发起过三次进攻，逼迫南唐将江北十五州的土地割让给后周。在整个战役中，赵匡胤表现得最为突出，被提升为忠武军节度使兼殿前都指挥使。
自南唐战役以后，赵匡胤为人处世上与以前也大不相同了。以前，他只注重在军队中交结武将，现在对文人也比较重视了。赵普、王仁瞻、楚昭辅、李处耘等人都是在这前后被他罗致在麾下，成为心腹幕僚的。除此之外，他自己也开始留意研读经史，一改从前那种不喜读书的草莽作风，这在前面也有所论述。
显德六年（公元959年）三月，后周宰相王朴突发脑溢血而死。赵匡胤生平最怕王朴，几天前，他还被王朴训斥得“唯唯而退”，现在，他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很蹊跷的事。周世宗在文书囊中得到一块木头，上面写着“点检做天子”，当时的殿前都点检是张永德，周世宗就撤了他的职，让赵匡胤当了殿前都点检、检校太傅，执掌禁军。这个职位是禁军的最高首领，和郭威当年在后汉所处的位置是完全一样的，禁军又是后周最精锐的一支部队。周世宗如此看重赵匡胤，使赵匡胤有了掌握重权的机会。
此时，赵匡胤只有30来岁，后来有人诬陷岳飞，就说他说过自己“三十建节，唯本朝太祖如此”，但由此反映出赵匡胤确实年轻有为。
同年6月，周世宗去世，时年39岁。于是所有可能阻挡赵匡胤称帝做天子的障碍都没有了。形势变化之快，机遇得来之易，连赵匡胤自己也没有料到，自己最后的伯乐突然就这样走了，赵匡胤这匹千里马也就成了脱缰的野马，再没有人能阻挡他前进的脚步了。
·离经叛道的千里马
上文韩愈在文中感叹千里马的怀才不遇，却没有说千里马遇到伯乐之后应该怎么做。所以，后人对赵匡胤这匹脱了缰的千里马的离经叛道就多了很多的非议。
第一种观点认为：没有周世宗柴荣的量才使用，就没有赵匡胤的后来。如果比赵匡胤大六岁的柴荣能够再活30年，历史上可能就不会有宋朝了。因此，有人说赵匡胤是一个盗贼，说他恩将仇报，抢夺柴家后人的江山。
历史上的柴荣是一个励精图治、锐意进取、有德有道的君王。柴荣是邢州龙冈（今河北邢台）人。后周太祖郭威的内侄和养子。善骑射，略通史书黄老。显德元年（公元954年）即位为帝，对军事、政治、经济继续进行整顿。
在军事上，他严明军纪，赏罚分明，检阅禁军，裁汰老弱，选留精锐，又募天下壮士，选取优异。
在政治上，他严禁贪污，惩治失职官吏。
在经济上，他停废敕额（朝廷给予寺名）外的寺院，禁私度僧尼，收购民间铜器佛像铸钱，招民开垦逃户的荒田；颁《均田图》，均定河南等地六十州租赋，废除曲阜孔氏的免税特权。
此外，他还扩建京城，恢复漕运，兴修水利，修订刑律和历法，考正雅乐，纠正科举弊端，搜求遗书，雕印古籍等。显德二年（公元955年）起，伐后蜀，收秦（今甘肃秦安北）、凤（今陕西凤县东）、成（今甘肃成县）、阶（今甘肃武都东）四州；此后又三次亲征南唐，至显德五年，得南唐江北、淮南十四州。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北伐契丹，收复瓦桥等三关。显德六年（公元959年）五月，周世宗正欲乘胜夺取幽州，却因病死亡，享年39岁。
周世宗柴荣确实是一位有志的皇帝，如果他再多活若干年，估计就没有赵匡胤的北宋王朝了。那么，这样的结局就是伯乐永远是皇帝，千里马永远是大将。当然，这只是后人的一厢情愿而已。
第二种观点认为，赵匡胤应该做后周的周公，而不应自己黄袍加身。大家都知道周公这个人是西周的著名政治家和军事家，他有皇帝之才，却不谋皇帝之位，受到后人的赞誉。
历史上的周公辅政的故事是怎样的呢？
约公元前1042年，太子诵即位，即周成王。周成王年龄很小，便由曾辅佐克商的武王之弟周公旦暂时主持朝政。大臣管叔、蔡叔怀疑周公旦想篡夺王位，就在民众中四处传播周公旦要篡夺王位的消息，武庚也组织力量想复国，与管、蔡联合叛周。周公旦奉成王命进行征伐，经过三年战争，最终把叛乱平定。平叛以后，周公旦为巩固周王室的统治，在国内实行了井田制，同时“制礼作乐”，制定和推行了一套维护君臣宗法和上下等级的典章制度。周公旦摄政六年，成王长大后，遂还政于成王。年老病终前，他叮嘱说：“一定要把我葬在洛邑，以表示我至死也不离开成王。”
由此可见，周公旦是一位有为的、正直的大臣，他有皇帝之才，却不图谋夺取皇帝的位置，所以受到后人，尤其是后世皇族的推崇。这也许就是中国古代皇帝最喜欢的一种大臣，这种大臣能干活儿，而不要太多的报酬。时至今日，有些公司的老板也可能最喜欢这样的下属。
第三种观点认为，赵匡胤是千里马中的名驹，理应跑到其他千里马的前面作为一匹领头的马，至于是否超过了伯乐的马匹，不是问题的关键，只要一心向前就可以了。这种观点十分理性，但缺少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关怀。只要有才就可以发挥，似乎符合历史的规律，但却很难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融合，这也是千里马有时不出风头的原因所在。鉴于篇幅原因，在此就不详细论证了。
·千里马为何成了新的伯乐
千里马成了帝王以后，就成了事实上的伯乐，天下的文臣武将都要等待帝王的发掘和任用，不然，就没有新的千里马了。赵匡胤当了皇帝以后，也知道自己这匹千里马是怎么飞黄腾达的，所以，他吸收了前面伯乐的经验与教训，摇身一变就成了新的伯乐。
北宋朝建立以后，他起用谋臣赵普为丞相，起用和自己一起起兵的赵光义、王仁瞻、楚昭辅、李处耘、罗彦环、郭延、田重进、潘美、米信、张琼、王彦升、石守信、王审琦、韩重斌、李继勋、刘守忠、刘廷让、王政忠、杨光义等重要的文臣武将，形成了一个以赵匡胤为伯乐的千里马圈子，开始了他华夏一统的宏图伟业，并最终实现了他的大多数愿望。
新伯乐与新千里马合作，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千里马没有离经叛道，伯乐也始终发挥着自己的领导作用，所以最终目标的实现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新伯乐与新千里马的故事在后文中还有进一步的交代，这里先不详表。
经典政变“大片”——“陈桥兵变”“陈桥驿黄袍加身”吸引着许多历史学家，就像是大片吸引着影迷一样。在这部“大片”中，赵匡胤是出于无奈被迫当皇帝的吗？他在当皇帝前一点儿都不知情，还是早有预谋呢？赵匡胤是前台的演员还是幕后的导演？后人对这段历史有许多的争论，但半推半就阴谋篡位好像是多数人的一致意见。历史在当时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用一种倒叙的方式来评点一下这段著名的历史故事。
·我是被迫当皇帝的
赵匡胤在离汴（今开封）不远的陈桥驿这个地方，被弟弟赵光义（即后来的宋太宗）和归德军掌书记赵普授意的将士把黄袍加在身上，拥立为皇帝。随后，赵匡胤逼迫周恭帝禅位，轻易地夺取了后周政权，改国号为“宋”，建立了赵宋王朝。“黄袍加身”的故事极具传奇色彩，赵匡胤留给后人一副无辜的样子，“我是被迫当皇帝的”，言下之意：他当皇帝是民心所向，他事先并不知道，并不想抢夺后周的政权，当皇帝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显德七年（公元960年）正月初一，后周君臣正在庆贺新年，突然接到辽国和北汉联兵入侵的战报，大臣们慌成一团。小皇帝柴宗训征得宰相范质、王溥的同意后，令赵匡胤率领禁军前往迎敌。
赵匡胤接到出兵命令，立刻调兵遣将，正月初二即率兵出城。跟随他的还有他弟弟赵光义和亲信谋士赵普。当天下午，到达了离开封几十里的陈桥驿，刚安顿好，有一个自称通晓天文的军校就指着西面的太阳叫道：“天边有两个太阳，正在搏斗。”并对赵匡胤的亲信幕僚楚昭辅说：“一日克一日，这是天命。”二人煞有介事地一问一答，引起了周围士兵的注意，大家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军中都知道“一日克一日”这件事了。
当天晚上，赵匡胤命令将士就地扎营休息。兵士们倒头就睡着了，一些将领却聚集在一起，悄悄商量。有人说：“现在皇上年纪那么小，我们拼死拼活去打仗，将来有谁知道我们的功劳，倒不如现在就拥护赵点检做皇帝吧！”大伙听了，都赞成这个意见，就推举一名官员把这个意见先告诉赵光义和赵普。
那个官员到赵光义那里，还没有把话说完，将领们已经闯了进来，亮出明晃晃的刀，嚷着说：“我们已经商量定了，非请点检即位不可。”赵光义和赵普听了，暗暗高兴，一面叮嘱大家一定要安定军心，不要造成混乱；一面赶快派赵匡胤的亲信郭延秘密返回京城，通知留守在京城的大将石守信和王审琦管好京城内外大门。
没多久，这消息就传遍了军营。将士们全起来了，大家闹哄哄地拥到赵匡胤住的驿馆，一直等到天色发白。
这天晚上，赵匡胤喝得大醉，一觉醒来，只听得外面一片嘈杂的人声。接着，就有人打开房门，高声地叫嚷：“请点检做皇帝！”赵匡胤赶快起床，还没来得及说话，几个人把早已准备好的一件黄袍，七手八脚地披在赵匡胤身上。大伙跪倒在地上磕了几个头，高呼“万岁”。接着，又推又拉，把赵匡胤扶上马，请他一起回京城。
官修史书将赵匡胤写得无比被动，说赵匡胤是顺应民意当了皇帝。不过赵匡胤下面的言行显示出他与五代被士兵拥立的皇帝之间的区别，赵匡胤骑在马上，开口说：“你们既然立我做天子，我的命令，你们都能听从吗？”将士们齐声回答说：“自然听陛下命令。”于是赵匡胤就发布命令：“到了京城以后，要保护好周朝太后和幼主，不许侵犯朝廷大臣，不准抢掠国家仓库。执行命令的将来有重赏，否则就要严办。”
赵匡胤本来就是禁军统帅，再加上有将领们拥护，谁敢不听号令！将士们排好队伍开往京城。一路上军容整齐，对百姓秋毫无犯。
到了开封以后，大臣们策划了皇位禅让仪式，赵匡胤即位做了皇帝，因赵匡胤任归德军节度使的任所在宋州，就以“宋”为国号，定都开封，历史上称为北宋，赵匡胤就是宋太祖。一切做得滴水不漏，一幕被动称帝的“皇家大片”就由此入了正史。
·早有预谋的野心家
很多人认为赵匡胤当皇帝是一个阴谋，为了做皇帝，赵匡胤蓄谋已久，他一直在等待时机，时机到了，稍微伪装了一下，皇位就到手了。俗话说，做事情不能太明显了，要留点儿余地，所以才上演了一幕被动当皇帝的大片。
早在周世宗死后，赵匡胤就开始预谋夺取皇位了，因为在当时，武将夺取皇位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周世宗七岁的独生子柴宗训即位后，由于年纪太小，由宰相范质、王溥辅政。后周王朝出现“主少国疑”的局面，政局不稳，人心浮动，谣言四起，“时人言谓天下无主”。一些忠于后周的官吏，马上就敏锐地意识到动乱的根源十有八九要出在赵匡胤那里，指出赵匡胤不应再掌禁军，甚至有的人主张先发制人，及早将赵匡胤干掉。因为五代时期，武将夺取皇位的事情很多，所以，人们有这种猜测也是不足为奇的。于是年幼的皇帝在谋臣的建议下改任赵匡胤为归德军节度使、检校太尉。
此时，赵匡胤及其幕后心腹也在加紧活动。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在周世宗去世后的半年里，禁军高级将领的安排发生了对赵匡胤绝对有利的变动。先看殿前司系统，原来一直空缺的殿前副都点检一职由慕容延钊出任，慕容延钊是赵匡胤的朋友，感情甚好，关系非同一般；原来空缺的殿前都虞候一职则由王审琦担任，此人既为赵匡胤的“布衣故交”，又是十个拜把兄弟之一，与当时已经担任殿前都指挥使的石守信一样，都是赵匡胤势力圈子中的核心人物。这样，整个殿前司系统的所有高级将领的职务均由赵匡胤的人担任了。
再看侍卫司系统。在这一系统的高级将领中原来赵匡胤只与韩令坤有“兄弟”之谊，当时他正领兵驻守在淮南扬州，京城中实际上只剩下副都指挥使韩通，势孤力单，自然无法同赵匡胤相抗衡了。
经过近半年的部署准备，赵匡胤觉得可以选择一个适当的场合动手了。终于在公元960年正月初一这天借辽国与北汉联合发兵进犯之机，带领了大部分的军队出来，于第二天到了离都城不远的陈桥驿。
民间相传，在陈桥驿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具有传奇色彩的事情，更加说明了赵匡胤对兵变早有预谋。
有一天，在陈桥驿驻军的元帅帐内，赵匡胤正一个人喝着酒，喝着喝着，他突然起身向赵普的营帐走去。
来到赵普的营帐，他随意看了一眼帐内，问道：“赵大人，歇息得可好？”“多谢将军关心。”赵普暗暗揣测着这位顶头上司深夜来访的含意。
赵匡胤谦虚地说道：“我有一件事想请教大人。”“将军请说，赵普一定知无不言。”赵普惶恐不安。“我一直想不明白汉高祖刘邦本是一市井无赖，为什么却得了西汉两百年天下？”“将军，刘邦本人并无特别才能，只是他手下有一批人本事很大，刘邦的成功是他驾驭人才的成功。”
赵匡胤诧异道：“哦？你说刘邦手下有什么人才？我读书不多。”
赵普道：“文有萧何，曹参；武有韩信。”
赵匡胤道：“萧何这名字倒挺熟悉的。”
赵普道：“萧何乃刘邦手下第一大谋士，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萧何，刘邦就得不到天下。”
赵匡胤看着赵普，突然发现了什么似的，嘴里连连说着“不错”，最后留下了一句“赵大人倒挺像萧何的”就走了。只剩赵普还在苦苦思索这句话。
赵匡胤接着又来到了其弟赵光义的营帐内。
赵光义道：“不知兄长驾到有何事？”
赵匡胤一脸无奈，叹道：“近来都城内谣言四起，说点检将做天子，这是满门抄斩之罪啊！为兄担心要连累弟弟了。”
赵光义气愤地说道：“这一定是有人陷害，咱们行得正，没什么可怕的！”
赵匡胤又叹了一声：“唉，当今新主年幼，太后又是女流，只怕他们听信谗言，赵家就要多灾了。”
赵光义看着兄长，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赵匡胤看在眼里，他说：“你有什么话尽管说，难道还有比杀头更大的罪吗？”
赵光义紧握双拳，大声说道：“干脆反了吧！咱们在前方拼命，他们在朝中享福，不仅不发兵饷，还要疑来疑去。况且点检做天子也许是天意呢！我们不能逆天而行。”
赵匡胤变了脸色，一把握住宝剑怒道：“住嘴！你怎能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话来！想我们赵家世受皇恩，万万不能有此想法，今天我要替家祖杀了你这个忤逆的子孙！”
赵光义急忙上前按住剑柄，说道：“兄长，现在情况紧急，咱们无辜受死，赵家就会绝后，你对得起九泉之下的父亲吗？”
赵匡胤听了此话，好像呆了一样，他突然面向北方跪了下来，道：“先皇在上，臣赵匡胤一片忠心，日月可鉴，但是朝中大臣却不容我，我该怎么办啊？”
赵光义扶起他的兄长，说道：“兄长放心，只要你点头答应了，余下的事就交给我去办，不会叫你为难的，各位将军对你忠心耿耿。”
赵匡胤不置可否，他跌跌撞撞地走出营帐，回到自己帐里大喝好酒而睡。
当夜，军中起了一阵骚动，人人都在议论，军粮断绝，朝政被韩通把持，拒不发饷。因主帅赵匡胤烂醉如泥，赵普提议各位将军一起召开紧急会议。
于是，第二天，当赵匡胤还在睡梦中的时候，忽然被一阵“万岁”声惊醒，大将高怀德捧着黄袍，不由分说就披在了赵匡胤的身上，三军高呼万岁，响彻云霄。赵匡胤推辞再三，众人以死相威胁，最后赵匡胤依刘邦故事约法三章，大军向都城进发。接下来的事情正如上面所说的，赵匡胤逼后周幼小的皇帝禅位，轻易地夺取了后周政权，改国号为“宋”，建立了赵宋王朝（他即后世所说的宋太祖）。
·台前幕后话大片
朋友们都知道，在银幕上的演员们尽管表演生动，演技精湛，但仅仅靠这些演员是无法完成一部影片的。一部影片的诞生，需要前台与幕后的演员、编剧、导演等等多方面的相互合作。当我们剥去“大片”华丽的外表，就可以更清晰地掌握这场政变“大片”的真相。
我们不妨把镜头锁定在显德七年，赵匡胤“黄袍加身”前的陈桥驿。如果把参与这场政变的众将士当做演员的话，那么，这个原本在历史中名不见经传的陈桥驿，就为这场演出提供了表演的外景地。在这部大片中，赵匡胤无疑是主角，但同时，他也是这部“大片”的编剧与导演。
说赵匡胤是主角，无可厚非，赵匡胤是政变中的核心人物。说赵匡胤是编剧也很好理解，早在周世宗死后，赵匡胤就开始预谋夺取皇位并为之作了半年的准备。然而，为什么说赵匡胤是导演呢？
首先，从“外景地”的选择上可以看出，赵匡胤对此煞费苦心。陈桥驿距离都城仅20公里，当时从都城北上，主要有两条道路，一条东路，经陈桥驿、长垣、澶州、大名、河间至雄州，一条西路，经陈桥驿、滑州、相州、洛州、深州至雄州，而陈桥驿是两条大路的交汇处，在当时一直是京师同北方各州军事、政令联络的重要官驿。赵匡胤选择陈桥驿，不仅可以时刻关注朝廷内部的举动，而且可以通过陈桥驿这个地方对北方的军政有所控制，使中央朝廷同北方各州的联系中断。许多历史学家认为赵匡胤选择陈桥驿是赵匡胤直接导演这场政变的一个有力根据。兵贵神速，既然北方军情紧急，那么赵匡胤怎么会带领全军只往北推进了20公里？可以想象，作为行伍出身的赵匡胤，如果没有企图，怎么会行动这么迟缓，20公里，还不够平常军队训练的距离。
第二个让人怀疑的就是，在显德七年正月初一接到辽国同北汉入侵的军情，在经过“陈桥驿兵变”后，原本言之凿凿的军情变得扑朔迷离起来。当时镇州（今河北正定）和定州（今河北定县）上报军情称，辽国和北汉军队攻打后周，声势极为浩大，请求朝廷派兵援助。赵匡胤“黄袍加身”后，来自北方的军情突然之间消失了。在《宋史》中，对这场事件的导火索“辽汉入侵”描写成赵匡胤登基后辽兵“自行遁去”，而在同年的《辽史》中，却找不到入侵后周的只言片语，这也不能不说，一切的安排都是恰到好处。
此外，赵匡胤在政变前也表现出一些反常的举动，如果将这些线索串联起来，我们就会对宋太祖的陈桥驿不得已黄袍加身的表演认识得更为清晰。《涑水记闻》、《曲洧旧闻》、《挥麈后录》、《清异录》等史料笔记中都有宋太祖陈桥兵变之前，其将老母妻儿所有家眷悄悄送往都城中一处寺院之中，对外宣称礼佛的记载。后人对这个礼佛充满了质疑，全家礼佛显然表示出对佛教的虔诚，但时机的选择上也过于巧合。有人就认为，这是赵匡胤吸取了后周开国皇帝郭威的教训。郭威在魏州起兵谋篡后汉江山的时候，由于事前安排不周，导致其家人几乎全部遇害，后来不得已只能立自己的内侄柴荣为太子。
作为“导演”，赵匡胤需要根据自己的剧本来物色“演员”并且指导他们一起出演这部戏。关于赵匡胤的心思，最了解的莫过于他的一帮哥们儿和他的弟弟赵光义。这些在陈桥兵变中粉墨登场的“演员”们，又是如何在“导演”的指导下进行表演的呢？
首先，赵匡胤找到其弟赵光义，试探其口风。毕竟，作为至亲骨肉，有些话可以说得出口，没有什么忌讳。况且，如果赵光义不同意，也不至于落到无法收拾的境地。兄弟之间，赵光义不会不懂其兄借酒询问的心思，通过一番试探后，两人都明了了对方的底牌。而谁会出头带领众将士拥戴赵匡胤为新主呢？从这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赵匡胤缜密的心思，这次谈话无非就是默许赵光义出头去做众将士的工作。这相当于赋予了赵光义主演兼执行导演的角色。
在陈桥驿事件中，赵光义无可厚非地成为“导演”赵匡胤选中的男二号，并且履行执行导演的职责，出面做众将工作。而众将对于赵匡胤最近的举动都很迷惑不解，先是军队拖延迟缓，不明白主帅心中如何打算，后军中传布“一日克一日”的谣言，紧接着又传出朝廷猜忌赵匡胤，拒发军饷物资等，把整个军队搞得对朝廷怨声载道。此时赵光义找到众人，话一挑明，各将士多是跟随赵匡胤征战南北的兄弟，遂再无异议，成为了参与本戏的“群众演员”。紧接着，其他几名“主演”也按“导演”的意图轮番出场，赵匡胤结拜兄弟石守信打开京师大门，翰林学士陶谷拿出早已准备就绪的禅位诏书，宣读让周恭帝禅位于赵匡胤……一部“经典大片”圆满落幕了。
·陈桥一梦换人间
通过对现有的历史资料进行分析，我们可以作出推断：陈桥兵变不是临时的兵变，而是早有预谋的精彩演出，是一部成功的历史“大片”。
之所以称之为“大片”，不仅是因为其中演员众多，规模宏大，更重要的在于它的历史意义重大。陈桥兵变是关于国家兴亡的改朝换代的事件，是陈桥兵变帮助赵匡胤登上了皇位，开创了宋祖江山，陈桥兵变成为赵宋王朝三百多年历史的起点。
陈桥兵变无疑是一部成功的“作品”，其成功之处在于它的低成本与高收益。
就过程而言，陈桥兵变的成本很低。陈桥兵变是兵不血刃的，既没有给国家与人民带来又一轮的灾难，也几乎没有人为此而流血牺牲，就连损失最大的柴氏家族也得到了优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多赢的局面。另外，陈桥兵变还是短暂的，就政变的行动过程而言只用了短短三四天的时间，即便把谋划与筹备阶段全部计算在内也只是半年的时间。还有更为重要的是，陈桥兵变的“投资”少，没有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充其量只是一次部队野外拉练的开支。
就结果而言，陈桥兵变的收益很高。陈桥兵变的结果是成功地改朝换代，而改朝换代的受益人是谁？有着怎样的收益呢？赵氏家族赢得万里河山的收益自不必说，那些跟随赵匡胤的开国功臣们高官厚禄，封妻荫子的收益也不重要。重要的在于整个国家的利益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政变后所迎来的时代——宋朝，不是另一个短命的王朝，也不是一个比五代十国更为糟糕的时代，而是一个总体而言值得称颂的和平治世。中国封建社会在宋代迎来了又一个发展高峰，这是国家的发展，是人民的福祉，是历史的进步，这样的收益是不可估量的。
总之，陈桥兵变是一次一本万利的军事政变，综观古今中外，如此成功的政变是绝无仅有的。
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过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赵匡胤之所以被载入史册并为后世所敬仰不在于他抢夺政权，也不在于他被迫当了皇帝，而在于他的成功，赵宋王朝的成功。
赵匡胤之所以能够成功，有他的主客观原因。综合后世百家的评点，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兵变，然后当了皇帝，成功的条件主要有以下几条：
第一条，天时。公元959年，后周显德六年，后周世宗柴荣病死，即位的恭帝只有七岁，因此当时政局十分不稳定。公元960年，后周显德七年正月初一，忽然传来辽国联合北汉大举入侵的消息，当时主政的符太后乃一介女流，毫无主见，听说此事，茫然不知所措，最后屈尊求救于宰相范质，皇室威严荡然无存。范质暗思朝中大将唯赵匡胤才能解救危难，不料赵匡胤却推托兵少将寡，不能出战。范质只得给予赵匡胤最高的军权，可以自由调动全国的兵马。
第二条，地利。当时，赵匡胤统率大军出了都城（今河南开封），行军至陈桥驿（今河南封丘东南陈桥镇）。陈桥驿这个地方距离后周首都汴不远，赵匡胤在这里发动军事政变，十分有利。一是自己掌管了全国的兵权，而且都调动了出来，二是这个地方能随时知道京城内的一切情况，三是政变以后可以很快返回京城，掌握大局，控制小皇帝。
第三条，人和。赵匡胤带领大军刚离开不久，都城内就传起了一阵谣言，说赵匡胤将做天子。这个谣言不知是何人所传，但多数人不信，朝中文武百官也略知一二，谁也不敢相信，却已慌成一团。
赵匡胤此时虽不在朝中，但都城内所发生的一切他都了如指掌，而且这也是他的杰作。周世宗在位时，他正是用此计使驸马张永德被免去了殿前都点检的职务而由他接任。赵匡胤知道皇帝的心理，就怕自己的江山被人夺走，所以他们的疑心很重。这次故技重施，是为了造成朝廷的慌乱，并使他的军队除了绝对听命于他外别无他路。人心归顺，皇位自然唾手可得。
天时、地利、人和等条件都具备了，赵匡胤建立宋王朝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接下来，赵匡胤就可以根据国内的现实情况和政治、经济与军事实力，运筹帷幄，指挥着自己的军队实现华夏一统的宏图伟业了。
陈桥兵变作为一部成功的历史“大片”，成为赵匡胤创时代的起点，成为赵宋王朝三百多年历史的开幕式，可谓是“陈桥一梦，换了人间”。
天降大任于此人
五代十国的乱世，让人民饱尝了战乱带来的困苦。结束这个分裂的时代，开始一个和平统一的时代，成为当时中原和南方民众的迫切愿望，也成为赵匡胤称帝后面临的一个历史使命。在群雄割据的时代，要完成这个历史使命，不仅要有正确的战略选择，对所处环境有准确的判断，也要有明确的行动目标，而赵匡胤是如何对当时所处的环境进行判断的呢？
·雪夜定策
宋朝建立后，赵匡胤开始着手统一中原。自己当了皇帝，有了兵权，有了实力，有了一种超前的战略眼光，所以统一华夏指日可待。赵匡胤当时和谋臣赵普详细分析了中国的形势，最后得出结论：统一可行，但要先南后北。什么是先南后北呢？这就要提到著名的“雪夜定策”的典故了。宋朝建立后，所统治的地方只有黄河、淮河流域一带，宋朝北面有北汉和契丹，西面有后蜀，南面有南平、南唐、南汉、吴越等国家，每一个国家都有独立的势力，而且它们也都在窥视宋朝的态度。在它们虎视眈眈的情况下，宋朝不能高枕无忧，宋必须把这些小国或少数民族消灭或制伏，才能完成统一，奠定宋朝的根基。
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赵匡胤与赵普进行了一次意义重大的对话。
赵普问道：“夜深天冷的，陛下为什么还出来？”
赵匡胤说：“我睡不着啊！自己睡觉的床铺之外，都是别人家的天下，所以特地来见见你，你对此有什么建议？”
赵普说：“陛下是否觉得自己的天下过于狭小？南征北伐，一统天下，现在是极好的时机，不知陛下在进军方向问题上是怎样考虑的。”
赵匡胤故意说：“我想先攻打北汉国都太原。”
赵普沉默良久之后，说：“这我就不明白了。”
赵匡胤问：“为什么？”
赵普分析道：“北汉有契丹为后援，攻之有害无利，即使灭亡了北汉，又要独自承担契丹的强大压力，倒不如先保留北汉，以此为阻隔契丹的屏障，集中力量消灭南方各国，然后再专门攻打北方。”
赵匡胤其实早已打定主意，只是想谋求更多的一致意见，和赵普的雪夜对话，使赵匡胤最后确定了“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战略方针，这件事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雪夜定策”。“雪夜定策”以后，赵匡胤招兵买马，操练军士，并密切注视着南北局势，等待着统一华夏地区的时机。
·南征北战
机遇总是眷顾那些有着充分准备的人，而这次机遇降临到了赵匡胤的头上，于是拉开了中国再次统一的序幕，这一切绝非偶然。
宋太祖建隆三年（公元962年）9月，割据湖南的武平节度使周行逢病死，11岁的幼子周保权即位。盘踞衡州（今湖南衡阳市）的刺史张文表乘机发动兵变，攻占潭州（今湖南长沙），企图取而代之。武平统治者一面派杨师 率军抵挡，一面派人向宋求援，11月，南平统治者高保勖也病死，侄高继冲即位。久已图谋南下的赵匡胤，看到武平和南平接连发生丧乱，认为有机可乘，遂采取一箭双雕的方针：以借道为名灭南平，以救援为名灭武平。宋太祖乾德元年（公元963年）正月初七，赵匡胤命慕容延钊、李处耘等出兵湖南。当经过南平时，要求假道过境。南平对宋的借道要求，意见不一，高继冲未作任何应变准备。2月初，宋军进屯襄州（今湖北襄阳），派人告知南平为宋军准备给养。这时，高继冲遣使以犒师为名探听宋军的真实意图。
二月初九，使者与宋军在荆门（今湖北荆门）相遇，慕容延钊假意殷勤款待，暗中由李处耘率轻骑数千，乘夜色向荆州疾进。高继冲至城外，等待慕容延钊大军，而李处耘则率兵先入城，迅速占领荆州城内要地。高继冲见大势已去，献城投降。宋军灭南平后，征调南平万余人，合兵向武平疾进。这时，武平已击杀张文表，平息了内乱。周保权获悉宋军压境的消息，决定抵抗。于是慕容延钊分兵两路，水陆并进：水师东趋岳州（今湖南岳阳）；陆军则出澧州（今湖南澧县）直指朗州。水路从荆州沿长江顺流而下，二月末大破武平军于三江口（今岳阳北），进占岳州。陆路三月初进至澧州南，同武平军遭遇，将其击溃，接着占领朗州，生俘了周保权，湖南平定。
北宋占领南平之后，后蜀东北两面处在北宋的牵制之下。于是赵匡胤开始谋划攻蜀事宜，派人勘察川陕地形，以备由陆路攻蜀；同时修造战船，训练水军，以备由水路溯江入蜀。这时，后蜀也感到了宋军的威胁。蜀主孟昶采纳王昭远的建议，决定重兵据守，以抗宋军。当时北宋军队东临三峡，北面控制了陇右和秦岭各隘口。于是后蜀一面派兵东屯三峡，另一面派人约北汉同时举兵夹攻宋朝。哪知派出的使者中途投宋，向赵匡胤密报了后蜀实情，并进献了后蜀山川形势和兵力分布图。正欲伺机攻蜀的赵匡胤，以此为借口，于乾德二年（公元964年）十一月初二，发兵两路攻蜀：北路以王全斌、崔彦进等率步骑3万出凤州，沿嘉陵江南下；东路以刘光义、曹彬等率步骑2万出归州（今湖北秭归），溯长江西上，两路分进合击，会师成都。由于孟昶荒淫腐朽，不修军政，蜀军士气低落，抵挡不住宋军的凌厉攻势。宋军两路兵马势如破竹，连败后蜀军的反抗，迅速进逼成都，乾德三年（公元965年）正月初七，孟昶见大势已去，被迫向王全斌投降，后蜀至此灭亡。
北宋消灭后蜀之后，南汉屏障已失，岌岌可危。宋太祖开宝三年（公元970年）九月，赵匡胤命潘美为贺州道行营都部署，率兵大举攻南汉。南汉国主派大将伍彦柔率舟师抗宋。宋军设伏以待，大破南汉军。南汉急忙起用老将潘崇彻率兵5万进屯贺江口（今广东封开西北）。但潘崇彻进驻贺江口后，拥兵自保，观望不前。潘美见南汉军逗留不进，遂挥师西上，连克昭、桂、富等州，解除了后顾之忧。十一月迅速转向东攻克连州，直逼韶州，击败南汉李承渥所率10余万兵，攻占了韶州。消息传来，南汉举国震恐，此时屯驻贺江口的潘崇彻见大势已去，率部投降。宋军遂全力推进，逼近兴王府。南汉国主见形势危急，遣使向宋军求和。潘美率军疾进，于开宝四年（公元971年）正月二十八到达马迳，与汉军对峙。南汉国主求和后不久即反悔，于二月初一遣其弟刘保兴率兵至马迳增援督战。二月初四夜，潘美利用火攻，大败汉军，郭崇岳死于乱兵之中，刘保兴逃归兴王府，宋军追击至城下。二月初五，宋军进占了兴王府，南汉灭亡。
宋灭南汉后，对南唐形成了三面包围。南唐后主李煜一面主动削去南唐国号，表示臣服；一面暗中募兵备战，以防宋军进攻。
开宝七年（公元974年）九月宋太祖在出兵南唐的准备工作就绪之后，遣使命李煜入朝，李煜惧怕被扣留，称病固辞。宋太祖以此为借口，以曹彬为统帅，下令进攻南唐。其具体部署是：曹彬率荆湖水军顺流而下，攻取池州以东长江南岸各要地；潘美率步骑兵由和州与采石间渡江，会合曹彬东下直攻金陵；京师水军自汴水而下取道扬州入长江攻取润州；以吴越王率兵从东面配合宋水军攻金陵；以王明率军牵制江西唐军东下赴援。十月十八日曹彬率师沿长江顺流东下，南岸唐军以为宋军是例行巡江，未加阻击，使宋军顺利通过南唐屯兵10万的要地湖口。
十月二十四日，宋军突然渡过长江，水陆并进，直趋池州，夺占采石，连克金陵外围据点，并在秦淮河击败南唐水陆军十余万，形成了对金陵的包围。
金陵被围数月，李煜全然不知。开宝八年（公元975年）五月李煜登城巡视，见宋军已进逼城下，急忙命朱令赟率10万守军东下赴援。朱令赟率15万大军顺江东下，在皖口遇王明部阻。朱令赟以火攻宋军，因风向改变，反烧自己。宋军乘势猛攻，全歼南唐援军。此时金陵被围9个多月，曹彬再三致书劝降李煜，均被拒绝。十一月二十七日宋军发起总攻，金陵城破，李煜投降，南唐灭亡。
在削平南方诸国期间，宋太祖曾三次出兵进攻北汉，均未获胜。开宝二年（公元969年）九月，宋太祖派李继勋率兵攻北汉，因契丹军来援，无功而返。十月，宋太祖亲征北汉。宋军围攻太原，北汉大将杨业出城与宋军交战失败，返回，契丹军闻讯，分两路援救北汉，一路自石岭关进入，被宋军大败于阳曲。
后来，太原城闹水灾，城中惊恐，大臣郭无为想投降宋朝，被杀，契丹国再派兵驰援北汉，太原得以保住。宋军则因屯兵太原城下，久攻不克，损兵折将，又因酷暑和暴雨，有很多士卒生了病，遂班师回朝。
宋太祖赵匡胤共在开宝元年、开宝二年，及开宝九年三次攻打北汉，均因契丹军来增援，围攻太原城太久，而又攻不破，所以三次都撤回了军队。
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十月，宋太祖突然死去，他的弟弟赵光义即位，即宋太宗。太宗继承了他哥哥未竟的事业，使用政治压力，迫使吴越王和割据福建漳、泉二州的陈洪进纳土归降，两浙、福建亦归入北宋的版图。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正月，宋太宗亲率大军北征，他采用了围城打援的战法，派潘美等率军四面合围太原，并击败了契丹的援兵，北汉刘继元困守孤城，在外无援兵、内部厌战的情况下，于五月初五投降，北宋统一战争结束。
北宋王朝自公元963年至979年，经过16年的战争，其中宋太祖领导了前13年的战争，宋太宗领导了后3年的战争，从而结束了自唐朝安史之乱以来的藩镇割据和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实现了南北方大部分地区的统一，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纵观宋太祖赵匡胤统一华夏地区的战争，可以得出这样几点结论：
其一，他是个志向远大的人。赵匡胤生逢乱世，看到了老百姓的疾苦，忧心忡忡，一直想有机会平定战乱，给人民一个和谐的生活环境，久而久之，这就成了他的理想。到了自己黄袍加身后，有了实力，就采取了先南后北、逐个击破的战略战术实现了他的抱负。
其二，他是个爱读书的人。从练武到读书，他成就了自己的事业，拥有了大局观，拥有了足够的智谋，才为后来的君王生活奠定了基础。
其三，他是个有创见的人。在乱世当中，能有几人敢于承担救民于水火的责任？他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建立宋朝后，运用军事和经济战略一举取得了中原大部分地区的统一，延续了中国的灿烂文明，为后世的繁荣打下了基础。从乱世，到安定，再到盛世的过程中，宋太祖起了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这也是他流芳百世的最重要的原因。至此，他完成了自己的战乱终结者和统一创始人的双重角色的演出。
秤杆子挑江山，赵宋王朝的定盘星
宋太祖的主要贡献除了统一原已分裂的中国，结束了人民身陷水深火热的战乱之苦外，主要还是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统治体制和治国思想，这些制度和思想被宋朝历代皇帝严格遵守。赵匡胤深刻认识到文人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作用，将文人的地位推向了封建社会国家统治的最顶端，甚至制定了不杀文人的祖训。然而，宋太祖真的是很看重文人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吗？是什么样的心理导致宋太祖得出“文人治国”的结论呢？宋太祖的个性与当时国家建设指导思想有什么联系呢？
·个性十足的皇帝
皇帝与一般人有何不同？在一千多年前的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身上，我们能发现一种什么样的个性，使得这么一个处在乱世之中的流浪汉成为一代开疆扩土的立国之君呢？
从宋太祖的成长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出宋太祖在青少年时期具有不服输、肯冒险的性格特征。这种不服输、肯冒险的精神不是莽撞，而是基于自身的实际情况所作的一些新的尝试。从《宋史》上来看，幼年的赵匡胤可以算得上是当时的顽劣少年了，由于出身军人世家，所以从小酷爱武术，喜骑烈马，不是个让家里省心的孩子。史书上记载，一天，赵匡胤骑一匹烈马狂奔，在经过一个斜道的时候，赵匡胤的额头碰在门楣上，由于速度快，把赵匡胤生生地从马上拦了下来。不过，赵匡胤命大，别人以为其性命不保，不想他从马上跌下后，又腾身随马而上，一路绝尘而去。赵匡胤年少时很聪明，因为酷爱武艺，自创了太祖长拳和大小盘龙棍，可见，赵匡胤骨子里就有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喜欢武艺就喜欢了，而且在里面要玩得风生水起，有点儿当代“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的意思。宋太祖被称为武功第一的皇帝，也绝非浪得虚名。没有年少时打下的基础，便不可能有以军功出头的赵匡胤。
从赵匡胤身上，我们除了看到年少时的聪明、轻易不服输的精神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性格呢？
宋太祖赵匡胤在战争中成长很快，由于作战勇敢，逐渐在众将领中脱颖而出，其军事才华逐渐展露出来。而赵匡胤善于谋略、精于筹划的缜密、细心性格逐渐形成。作为一个军事统帅，在谋划军事计划时，不得不考虑军事行动的各个细节，如果稍有疏忽，可能就会影响到战争的结果。而善于谋略，充分表现在赵匡胤在军事战争中使用的各种计谋上。比如，在进攻南唐时，遇到南唐军民的有力抵抗。其中，南唐著名将领林仁肇是一个让宋军头疼的人物。此人体魄雄健，骁勇善战，被世人称为“林虎子”，曾多次建议李煜趁着宋朝建国未稳，起兵讨伐，但李煜一直未采纳。消息传到赵匡胤耳朵里，赵匡胤深知如果要拿下南唐，就应先除掉这个林仁肇。
但是，要想使得这个谋划得以成功的实施，就得选择适当的时机以及实施的手段。由于当时南唐军事力量强大，所以宋军虽然对南唐虎视眈眈，但一时也不敢轻举妄动。而南唐为了自身安全，一方面不断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另一方面也表示臣服于大宋，两个国家之间经常走动，因此，赵匡胤决定使用离间计，离间李煜同林仁肇之间的关系。首先，赵匡胤请画师把林仁肇的画像挂在自己的侧室，然后，李煜的胞弟李从善以江南进奉使的身份觐见宋太祖的时候，赵匡胤知道机会来了，特意安排客人到自己的宫殿观风景。当李从善来到挂着林仁肇画像的侧室时，陪同的宋的官员故意问李从善：“画中之人你可认得？”李从善抬头看去，不觉一愣：“好面熟啊！这不是敝国林仁肇将军吗？他的画像怎么会挂在这里？”“正是林将军。”陪同者一脸神秘地压低声音说，“不瞒你说，林将军已私下与我方约定投降，这画就是他送来的信物。我们皇上自然不会亏待林将军，已专门为他筑起一座高门豪宅，只等他前来归降。”
李从善听罢大吃一惊，这可是要南唐命的大事，一刻耽搁不得，立即就将情报密报给李煜。李后主得知林仁肇要“投敌卖国”，怒不可遏，也不加以分析，当下就动了杀机，于是命人在酒里下了毒药，以赐酒的名义将林仁肇杀掉了。大兵当前，自毁长城，这种兵家大忌也只有头脑简单的李后主能做得出来。而在布这个局的过程中，对南唐李煜的分析、安排画师赴江南临摹林仁肇、将画像悬挂于侧室、静候时机、宫殿参观、安排合适人员陪同李从善等等诸多细节，都恰到好处，一处细节没有处理好，整个计划都会功亏一篑。
宋太祖的聪明之处还在于善于学习，通过不断的学习，不断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并且知错能改，善于虚心听取来自各个方面的意见。一个人成功后，往往自满于现状，不思进取，安于享乐，纵观五代十国大部分的开国君主，皆有此毛病。而赵匡胤尽管经过“黄袍加身”后成为开国之君，做了十七年的皇帝，但赵匡胤其实没有过上一天舒坦的日子，为了统一当时分裂的中国，十七年间，赵匡胤岁岁征伐，日日夙兴夜寐，不敢有一点儿懈怠。对于自身的缺点，赵匡胤也是马上改正。这里就有赵匡胤另外一个性格特点，就是善于“克己”，因为赵匡胤对五代十国国君进行分析后，认为，腐败与奢侈是导致国家灭亡的原因之一，所以赵匡胤从不沉湎于物质享受，并有着很强的自制力，生活作风简朴，杜绝铺张浪费，也不容许家人贪图奢华的物质享受。
宋太祖简朴到什么程度呢？由于赵匡胤的车子窗帘都是用苇草做的，实在有点儿寒酸，于是皇后就建议装饰一下车辆，说一国之君坐这样的车子太有损国家形象了，赵匡胤解释说：“我是皇帝，和一般人不同，也可以说整个天下的财富都是我的财富，不要说用金银装饰一下我的车子，就是用金银装饰我的宫殿也不是不可以的，可是，想一想，我是为天下人守财富的，怎么可以滥用财富呢？古语说，一个人要尽力去治理天下，而不应该用天下之力去供养一个人。”在对待自己的膳食方面，赵匡胤也决不轻易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一日，赵匡胤工作到深夜，几次欲言又止，侍从便问，赵匡胤回应说忽然想吃全羊了，侍从便忙着准备召进厨师，被赵匡胤拦了下来。侍从满脸疑惑，赵匡胤回答说：“如果让这些厨师知道我喜欢吃全羊的话，那么每天都会宰杀一只，过于浪费了。”侍从听了只能作罢。
每一个人的性格都会有其两面性，在一件事情上或许前后表现出相互矛盾的情况。比如我们可以明显观察到赵匡胤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也不是始终保持一致的。但我们要看到他对待知识分子的主要方面，也要看到一些与之相反的细节，如此，我们对一个人物的性格认识就会丰富起来。
对于知识分子，也就是封建时代的文人，赵匡胤至少是很看重的。在宋建国之初，赵匡胤想立新年号，便咨询自己的军师赵普，不想赵普却回答不上来，后来是学士陶谷、窦仪给出了答案，由此，赵匡胤便感慨道：“宰相须用读书人。”后多次提倡官员读书，并给文人官员一些现在都无法比拟的待遇。比如当时文官的地位很高，在宋太祖立的祖训里，除了不杀柴氏还有一条就是不管上奏章的文人言辞多么偏激，也不能杀，这就是不杀士大夫。即使文人犯了罪，在宋朝也往往是流放完事。士大夫的待遇，除了工资薪水外，还有茶酒钱、职钱、给券（差旅费）、厨料乃至仆人的衣食等各种各样的杂费，另外还有“职田”，就是根据官员品位的高低可得的土地数量，所以，宋代一直是宋以后各代文人向往的朝代。范仲淹曾经说过：“祖宗以来，未尝轻杀一臣下，此盛德之事。”
但赵匡胤对封建文人的一些作风也不免有些轻视，有一次，赵匡胤指着皇宫朱雀门上的“朱雀之门”问赵普：“为什么在‘朱雀’后加个‘之’字？”赵普说：“这个‘之’字是助词。”赵匡胤冷笑道：“写成‘朱雀门’该多好，为什么非要多加一个‘之’字？之乎者也，文人只会玩弄文字，酸气十足，多此一举！”由此可见，赵匡胤对文人确实是有些成见的。
为什么赵匡胤对待封建文人会出现两种态度呢？
我们应该看到，尽管赵匡胤对待封建文人有些成见，但为了其大宋江山的安稳，又不得不重用文人。因为历经兵灾乱世的赵匡胤深知，兵祸是导致国家政权不稳甚至灭国的根本原因之一。赵匡胤在皇宫里对赵普说：“过去地方部队的割据势力残暴无道，百姓深受其害。我选一些有能力的文人到地方当官，即便这些文人不干有益的事，也比不上一个部队将领作恶的危害大。”对赵匡胤来说，让文人当官仅仅是因为文人可能产生的危害远不及部队将领大，更不会像部队将领那样危及国家政权的根本。从宋朝的根本利益出发，赵匡胤选择了“文人治国”。
宋太祖赵匡胤是一个拥有远大志向的人。在初婚后不久，他就四处流浪，寻找使自身价值得以体现的机会，这个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其中经历的困苦也非常人能忍受。赵匡胤被郭威、柴荣看重后，虽居高位，但时刻不忘国家社稷之事。在军旅中，大量收集图书文集，而对所占城市的金银珠宝却是寸缕不沾。其母言“吾儿素有大志”，此句往往被人引证为赵匡胤早有谋反之心的注脚，但赵匡胤的雄心大志又岂是陈桥驿一夕所现。所以，赵匡胤在乱世群雄中脱颖而出，成就了一代雄主一统中国的理想。由此，我们分析一下宋太祖赵匡胤的性格，那就是胸怀远大志向，善于学习、心思细密，有着较强的自制力和行动决策力，再加上从小就有的不服输的精神，最终经过陈桥驿的“黄袍加身”，取得了人生的成功。
·重心不稳的江山
宋太祖的个性在造就其一生的同时也造就了宋祖江山的个性。宋太祖时代的主要特征，大致可以分为两条，一是宋太祖赵匡胤的谨小慎微的审慎性格造成的略显“求稳守成”的时代特征，二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宽容性格造就的较为宽松的政治文化环境。
先说说赵匡胤求稳守成的性格。纵观宋朝历代的国策，可以清晰地发现，自宋太祖赵匡胤始，宋朝一直秉承着一个主要的治国方略，那就是“崇文抑武”。作为武将出身的宋太祖深知，自唐末到五代，主要就是因为藩镇的军事力量过于强大，以至于尾大不掉，造成中央政权的“架空”，政令无法下达至地方，从而导致了中国半个多世纪的混乱。宋太祖为了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再次显露出他过人的政治智慧，通过简单的“杯酒释兵权”，把那些拥立其成为皇帝的军队高级将领们的军权顺利剥夺了。同时，为了安抚这些军队高级将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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