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恰如三月花：民国女子别册(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王道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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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恰如三月花：民国女子别册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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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民国女子，天生具有一种悲悯。

这悲悯中有不破不立的勇敢，也有为人处世的自觉底线，是为文明，是为传统，是为品质。

这也是我关注她们的原因。这些人没有林徽因、阮玲玉那样耀眼，更没有宋氏三姐妹那样夺目。正是因为她们普通，接地气，我才觉得值得关注。她们中间，有把弄丹青、文字的画家、才女；有参加革命的先锋女子；也有开一代教育先风的老师；或者是躲在男人背后的家妇，但她们身上有我们需要的东西。

小时候，总觉得民国距离我们很遥远，经历了“三反五反”的“扫荡”后，偶然见到的民国女子形象，不是月份牌美人，就是明星招贴画，再后来就是铺天盖地的林徽因、陆小曼、赵四小姐、胡蝶、周璇、张爱玲等等。越是长大，越是发现这个时代并没有走远，尤其是她们留下来的那些“暗物质”，时不时地会从我们的内心里涌出来。怀念民国，欣赏民国女子，就是一种例证。

某种程度上讲，我们追崇民国女子，并非是对当下女子的否定，只是在见到那些久违的气质和风骨时，忍不住像个“麦田守望者”把那些东西留下来，并展示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中国美好的传统，不只是存在于灿烂的春秋，不只是在华丽的秦汉盛唐，就在上个时代，伸伸手就能够着了。

现实中，不缺的是埋怨、谩骂或是暴躁，也有龙应台所批判的“沉默的大多数”，那些本该具有的“温良恭俭让”和眼里揉不得一粒沙子的“精神洁癖”，以及“该出手时就出手”的公德心， 似乎都魔力般地被收走了。记得说起曾国藩家族后代曾昭炳，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李霖灿讲过一个细节：抗战时期在昆明考古，当时李霖灿只是一介失学小生，决定冒险去考察玉龙山一带纳西文化，这位女子知情后，拿出自己的钱支持他，还极力把他推荐进了“中央博物院”，促使他成为中国最负盛名的纳西文化研究学者，有“么些先生”美誉。后来担任中央博物院副院长的曾昭炳，在执行文物转运台湾行动时，不放心这些宝贝，就指定李霖灿跟随押运。而他们之间，非亲非故，甚至谈不上什么交情，可谓素昧平生。愚以为，当下缺失的，正是这种素昧平生的信任、支持和自觉。

不求唤醒，只愿理解。如读者们能在十几万字中，得到一句半句的感悟，已知足矣。拙稿是站在“前人著作的肩膀上”累积的，一并致谢，并渴望得到批评指正。最后一句：感谢我的杨秀明妈妈。王道癸巳年 春一水轩

陈衡哲（1890—1976）湖山依旧正繁华

话说十年前，亦即1998年，国内某著名学府百年校庆时，远在美国的陈衡哲女儿任以都托人给该校历史系一位负责人捎话，说她是该系校友，想回母校参加百年校庆。不料对方听了，问：“任以都是谁？”答曰：“陈衡哲女儿。”又问：“陈衡哲是谁？”话已至此，又复何言？

堂堂北大历史系人物竟不知道有过陈衡哲这个人。陈衡哲是中国第一位官派留美女生，又是中国现代第一位大学女教授（北大任教），她创作了现代第一篇白话小说。她的女儿任以都，哈佛大学博士毕业，《天工开物》全文的第一位英文翻译者，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教授，却最终未能参加上母校百年校庆，这既是她的遗憾，怕也让这所学校汗颜吧！

1920年，未来的北大校长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首新诗：我们三个朋友——赠任叔永（任鸿隽）与陈莎菲（陈衡哲）雪全消了，春将到了，只是寒威如旧。冷风怒号，万松狂啸，伴着我们三个朋友。风稍歇了，人将别了，——我们三个朋友。寒流秃树，溪桥人语，——此会何时重有？别三年了！月半圆了，照着一湖荷叶；照着钟山，照着台城，照着高楼清绝。别三年了，又是一种山川了，——依旧我们三个朋友。此景无双，此日最难忘，——让我的新诗祝你们长寿！

诗作发表的背景是，那年7月盛夏，任鸿隽在南京主持中国科学社第五次年会，胡适也应邀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第一届暑期学校讲学。胡、任、陈三人在南京相聚。8月22日下午3时，任与陈在南京高师校园内订婚。当晚，他俩邀胡适来到南京鸡鸣寺用餐，攀登鸡鸣山东麓，临窗俯瞰玄武湖景色，远眺紫金山形影。三人夜坐，观景谈心，这样的“铁三角”关系一直保持到新中国成立前。三人联系中断十多年后，任去世，胡与陈隔海相连，再续中国学者界最佳的史话。

20世纪30年代，胡适得了盲肠炎，到北平协和医院开刀，任鸿隽和陈衡哲得到消息后，赶忙跑到医院去，坐在那里等手术的结果，等了一天。

一提起陈衡哲，似乎总免不了提胡适，其实这也怪不得别人，谁让他们三个人几乎是绑在一起流传的呢？一个女子跟一个男子之间竟然可以保持那么长久的友谊关系，就连陈衡哲的女儿都觉得“难免绘声绘色、以讹传讹”了，任以都还说过：“……不过，要是当初胡适没有订过婚，最后会有什么结果，我就不敢逆料了。”可谓坦诚。

当然，感情的东西，虽说模糊难以界定，但有的终归是有的，没有的话，再如何传说，也是泾渭分明，纯如黑白。

退一步说，就算没有胡适，陈衡哲不是一样传奇和勇毅？她早早地喊出了锋利的声音：永远不要在狂吠的恶犬面前示弱。你得保持镇静和勇气，仿佛你是它们的女王，那么危险绝不会发生在你身上……

1890年的盛夏，陈衡哲出生在江苏常州的武进，她自觉这个地方平平，无山无水，但却衍生了诸多书画大家。她常以湖南籍贯自居，因为那是她祖先的居所。她的名字里之所以有个“衡”，她说是因为家族祖先是衡山地区的“耕读世家”。

她的祖父、父亲都在清朝为官。陈衡哲的外祖父庄家是常州四大家族之一，其母亲庄耀孚则是有名的国画家，诗词方面也是特长，为人开明贤淑，对女儿的大胆“纵容”，成就了中国一个杰出的新女性。

7岁那年，陈衡哲开始反抗旧思想、抵制缠足。她与母亲斗智斗勇，巧妙逃脱。但女佣人说帮着督促她继续缠足，结果被她耍了一把，还差点丢了饭碗。自此，她的“船脚”得以正常生长。家里孩子都在学习四书五经或是唐诗宋词时，她却被父亲逼着学习《尔雅》、《黄帝内经》等艰涩难懂的古籍，且要完全背诵。她不能接受，但难以反抗。

父亲在外为官，母亲独自守着空房，常临窗而坐，书写思念，但她写的诗总是及时撕掉。她认为，向丈夫倾吐衷肠是一种不雅。有一次，陈衡哲好奇地捡起碎片，拼出了两句诗：“明月透窗棂，光照离人思。”那是她第一次读到情诗。

此后发生的两件事情，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观。

有一次，母亲说家里要来个新娘吃饭，她就盼啊盼，以为那女子一定会是穿戴鲜亮又美丽，结果来了之后发现新娘身穿重孝，满脸泪水。原来这女子之前与陈衡哲大伯家的儿子订了婚，但新郎还没结婚就去世了。作为大户人家，大伯家征询女方意见，问是否要继续嫁过来。而对方也是大户人家，难以抗拒旧俗观念，害怕女儿不嫁会引来流言蜚语。

于是，在欢天喜地的气氛中，女子按照出嫁的程序被花轿抬过去，由新郎的妹妹陪同拜完祖宗神龛后，再拜公婆，然后换成重孝服，一下子变成“望门寡”。她悲痛欲绝，一年不到就去了另外一个世界——估计在地下她还是不认识那个未谋面的新郎吧？

还有一件事是大姑家的。大姑是个很有修养的女子，长子娶妻生了个女儿。大姑的这个长媳出身书香门第，文文雅雅的，但没多久大姑的长子去世了，她带着女儿与大姑的小儿子夫妇相处，可他们夫妇常年吸食鸦片，对她非常抠门且态度恶劣。她不堪其辱，但有女儿在无法寻死。待女儿嫁人后，她即死去，但女儿过度思念慈母，也跟着去了。

在父亲逼迫下学医的陈衡哲，似乎一下子“发现了自我”。她要自己选择道路，不管晴雨，无论安危，都要心甘情愿、头脑清醒地迈步向前……

在早期的道路上，陈衡哲为自己设置了两条路：是做圣女贞德，还是做法国的罗兰夫人？她站在岔路口，有些徘徊：她们一个被烧死在了十字架上，一个上了断头台。陈衡哲说自己不想死。那么小的孩子，谁愿意死呢？但她后来选择了贞德。那个骑着马的女孩，浪漫而漂亮。或许让她下定决心的是谭嗣同。

那个维新狂人，在慈禧太后发现他后，完全可以与同党梁启超逃跑。但他说：“中国需要热血志士和知识领袖，热血志士能振奋人心，知识领袖能领导国家走向富强。让我来献上热血，你来当知识界的领袖吧。”陈衡哲听在京的父亲说过，戊戌六君子行刑那天，其他五烈士恐惧颤抖，只有谭嗣同双手合十，神态安详。这种冒险精神深深刺激了陈衡哲。她自言是：火上加油。

她幻想着，在孙中山的“革命党”中，骑着白马，穿着白袍，手举白旗，带领战士们冲锋陷阵。

但她很快改变了主意。那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大爆发，她有太多的机会去骑马冲杀。女子参加革命队伍的太多太多了，甚至还成立了“女子敢死队”。但她觉得，“军旅只会让女人变得残酷又庸俗，而战士的角色对女人来说充其量只是一种暴殄天物、破烂性的角色”。她出身士大夫阶层，内心渴望的还是学问立身，梁启超的力量影响着她成为一名作家。

那一年，父亲进京赶考，母亲病了，写信的事就落到她的头上。那时候仍然是文言文，格式固定。写着写着，陈衡哲就开始自己发挥，有方言，有自己发明的配合方言的发音，文体新颖，读起来很有趣味。那时她才7岁，父母为之赞叹不已。

在她的英文回忆录中，第一次出现的男性同学就是胡适：“（写信这件小事）它使我后来很同情一个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同学倡导用中国的白话取代文言，并以白话作为国民文学之本的努力。当其他所有的中国留学生反对他这种文学革命的设想时，只有我给予这个孤独的斗士以道义上的支持。”

文中的“中国同学”即胡适，而她之所以支持胡适，正是因为自己小时候写的家信，似乎便是中国白话文的开篇试验。

在经历了姐姐出嫁后的“形单影只”后，陈衡哲遇到了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人——舅舅。舅舅虽然在清朝为官，但为人崇尚西学，思想开放，他鼓励陈衡哲学习西医，并在她13岁时把她接到更开放的广州，报名医学院，还亲自教授她国文，后来还把她送到上海，致信蔡元培收她为新办的女校新生。

由于蔡元培不在上海，陈衡哲误打误撞地入了一所医学院求学，但很快她发现这里教学不科学不规范，化学课没有试管，人体课连张图都没有。而她唯一的收获是学习了英语，为日后留学打下了基础。还有，在这里残酷的经历（她有时要随着老师出诊，看到了女人分娩的残酷和血腥，以及死婴的惨状等等），使还没有成年的她无法忍受。她暗暗发誓，以后学什么，一定要与医学无关。

此时，恰好在四川为官的父亲急召她回家。她到家才知道，父亲为她物色了结婚人选，是个高官的儿子。父亲还阐明自己的开明，说订婚这件事先和她商量下。17岁的陈衡哲一口回绝，此时的她不想结婚，尤其是不能容忍与一个陌生人结婚。父女发生了争吵。

父亲说：“我可不想看见我的女儿像街头的下贱女人一样自己选丈夫。”

她说：“我永远不结婚。”

母亲出来调和气氛，安抚双方，并问她对将来的打算。那时还没有女子大学，她心里一片茫然。而这时偏偏父亲又来催促婚事，还说要停掉对她的经济资助。她一下子晕倒了，醒来后，茫然地在家待了一年。父亲笑言，在衙门后给她造个尼姑庵，终身不嫁好了。

一年后，这个倔强的姑娘去了苏州的常熟，在那里，她见到了姑母。她似乎知道自己要学什么了，并拉开了人生中最重要的篇章序幕。

一路上，她带着梁启超的一套一百万字的书，逐字去读，读到酣畅处，饮起了桂花酒，手舞足蹈。文学的长进就在这样的细节中显现。

常熟那位姑母才华横溢，诗书、医学都很出色，在当地是有名大户人家的老太君，拥有私家园林，藏书古玩甚多。但这个姑母有个致命弱点——溺爱儿子。她唯一幸存的儿子娶的妻子迷恋鸦片，最后自己也染上了鸦片烟瘾，殷实的家底很快入不敷出，名贵收藏也拿去典当了，园林破落不堪。这就是陈衡哲到来后看到的大家败象。

姑母见到陈衡哲后，非常高兴，因为这个侄女能与她一起分享杜甫的诗句。她们摒弃婢女，畅游小西湖（应为常熟尚湖），泛舟其中，大吟绝句，但姑母吟完后也大发感叹：我连儿子都庇护不了！陈衡哲轻轻地安慰姑母，她知道姑母从不掉泪，叹息堪比心碎。

姑母比陈衡哲的父亲大20岁，却和陈衡哲成了忘年交。

有一次，陈衡哲得了疟疾，很严重，耗费了两个月才康复。姑母为她下药方治疗、搭配饮食，处处细心照顾。她很快摆脱了病痛，连精神上的抑郁也好了起来。

若干年后，陈衡哲在《纪念一位老姑母》的文章里回忆：这位姑母不但身体高大，精力强盛，并且天才横溢，德行高超，使我们一见便感到她是一位任重致远的领袖人才；虽然因为数十年前环境的关系，她的这个领袖天才只能牛刀割鸡似的施用到两三个小小的家族上，但她的才能却并不像普通所谓“才女”的一样，只限于吟风弄月。她除了做诗，读史，写魏碑之外，还能为人开一个好药方，还能烧得一手的好菜。她在年轻的时候，白天侍候公婆，晚上抚育孩子；待到更深人静时，方自己读书写字，常常到晚间三时方上床，明早六时便又起身了。这样的精力，这样艰苦卓绝的修养，岂是那些佳人才子式的“才女”们所能有的！

更重要的是，在姑母的鼓励和引导下，她走出了人生中的彷徨期，她认为这是姑母给予的伟大力量：“使一种黑暗的前途渐渐有了光明，使我对于自己的绝望变成希望，使我相信，我这个人尚是一块值得雕刻的材料。……但在那两三年中我所受到的苦痛拂逆的经验，使我对于自己发生了极大的怀疑，使我感到奋斗的无用，感到生命值不得维持下去。在这种情形之下，要不是靠这位姑母，我恐怕将真没有勇气再活下去了。”

之前，开明的舅舅也曾对她说，生命有三种态度：安命、怨命和造命。鼓励她积极创造自己的命运，但她心灰意冷。如今在姑母这里，在爱和温暖中，她开始真正的造命。女人之间的呵护和温情，常常能够抵御远远超出她们承受范围的暴风雨，这是一种天然的默契和力量。

在姑母家，陈衡哲继续学习中国经典，并自学英文，试着翻译英国诗句给姑母欣赏。空闲时候，她带着姑母家的孩子们游园讲故事，他们围着她转，并“巴结”似的送给她小礼物，这是1911年春夏之交，一场大风暴正在渐行渐近。

21岁的陈衡哲听说辛亥革命爆发后，极其冷静，她说自己是个旁观者。而之前她还买了从汉口到重庆的铁路国债。清政府原计划从外国借款修筑铁路，受到民众抵制和谴责，大家纷纷出资买这一“爱国国债”。陈衡哲没钱，但她还是哭着向舅舅要了100元全买了“国债”，结果铁路没有修起来，钱也不知去向。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开始从四川蔓延开来。接着就是武昌一声枪响，形成了面对面的激战。

当时母亲的一个姐妹与为官的丈夫住在湖北，革命爆发后，他们去了上海。母亲拍电报让陈衡哲去上海探望。陈衡哲从常熟出发，一路上看到每个中国人都很激动兴奋，表哥每天骑着自行车出去转悠，收到消息后回来告知大家，有一次还说上海也要参加起义了，欣喜若狂，像是在期待一个盛大的馈赠仪式。“在举国皆狂的时期，我却不知不觉地长成了一个头脑冷静、不抱任何幻想的女子。”那个曾想着骑白马、穿白袍冲杀战场的陈衡哲不见了，当时还有朋友因为她不愿参加“女子北伐队”说她“不爱国”，称她是“冷血动物”。她愤怒、委屈，但她始终坚持自己，她说是受了梁启超思想的影响。后来，那些女子并没有过黄河，也没有拿枪成为战士，最多成了护士。她知道后有一种恶意的快感。

1912年8月，陈衡哲于《东方杂志》第9卷第2号发表译文《改历法议》。这应该是她在革命成功后公开发表的唯一声音。

紧接着她就面临窘境。父亲不能继续为官，只能花掉银行的积蓄，全家陷入经济危机。姑母知道后，就介绍她到一个好朋友家做家教，教两个孩子基本课程，管食宿，每月20元钱，但要求她随着对方去常熟乡下居住。陈衡哲很干脆地接下了这人生第一份工作。后来陈家落户苏州，母亲卖画补贴家用，父亲在南京附近找了份工作。

这样艰难的日子维持到1914年的初夏。有一天，陈衡哲偶然从报上看到，清华学校（今清华大学）面向全国招考留学女生，考取者可获得奖学金，去美国留学五年。

她动心了。但考试需要时间，她还要去复习那些久违的课程，以及从未接触过的科目。姑母一再鼓励她，并帮她向那个家教主人请假两周，让她安心去上海应试。考完后，陈衡哲继续回去教书——她不敢看录取名单，她怕落榜，她害怕错过这次“长夜后的黎明”。直到姑母写信告诉她，她被录取了，她才流下喜悦的泪水。那次一共录取了十人，她排名第二。那一晚，她与姑母躺在一起，说了很多话，花甲之年的姑母罕见地哭了：这个聪颖、知心的侄女，要在国外待上五年多，甚至更长时间，她可能再也见不到她了。

在准备出国期间，陈衡哲发现，其他九人都是教会学校的毕业生，她们对未来的美式生活已经很熟悉了，唯一需要的是实践。而她是唯一没有进入过教会学校的，幸运让她显得“格格不入”。

而在送行时，她更是与众不同。1914年8月15日，上海外滩。“中国号”蒸汽机船静静停泊在黄浦江畔，100多个男生和14个女生将从这里出发，送行的拥抱和叮嘱一遍又一遍，送行的人熙熙攘攘。只有一个女生，身边空无一人。别人以为她无亲无故，但她一脸坦然——她是故意不让母亲和姑母前来经受痛苦场面的。“中国号”驶入太平洋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响了，这是世界大改变的先声。她在回忆里这样写道：“她们（首次派遣女孩）被委派去学习西方国家的文化。这种对文化的强调培养了日后许多美丽的友情，最终在人们的心中——而不是在播种战争的政治领域，为一种无形但强大的联盟的建立撒下了种子。”

她静静地站在船头，看着浩瀚无边的大洋，想起了若干年前随姐姐姐夫乘船去广州的场景。她是天生的航海家，不晕船，不迷向：“我从小就喜欢水，现在见到的水更让我的心中充满了不可言传的喜悦。天是那么宽，海是那么广，它们似乎象征了我的未来。我像天空中的鸟一样自由，像水中的鱼一样自由，像无边无际的天空和水面一样自由。可是，我面对的无边的天空也是个未知的天空，面对的无际的水面也是个没有地图标记的海洋！”

1935年，陈衡哲在国内已经功成名就，有家有子，她用英文写下了自传，令人意外的是，结尾竟是停留在了去美国的太平洋上：那么我为什么又写自传呢？我的回答很简单：我曾经是那些经历过民国成立前后剧烈的文化和社会矛盾，并且试图在漩涡中掌握自己命运的人们中的一员。因此，我的早年生活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标本，它揭示了危流之争中一个生命的痛楚和欢愉。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本书不记载客厅生活的高雅艺术或花前月下的浪漫柔情。在与险恶的环境进行殊死较量时，生命无法顾及装饰，它唯一专注的只能是它自身的未来和命运。

陈衡哲道出了写自传的初衷，但是她真正的人生并未就此戛然而止，更多精彩的篇章才刚刚开始。

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影响陈衡哲终生的人物——任鸿隽。

对于他们的认识，陈衡哲记忆深刻：“我的认识任君，是在一九一六年的夏天；但早在一九一五年的冬天，他因要求我写文章（那年他是《留美学生季刊》的总编辑），已经开始和我通过信了。”

当陈衡哲漂泊向美国时，她所称呼的“任君”任鸿隽已经在美国就学一年了，且成了留学生中的翘楚人物。这个1886年生于重庆的晚清末科秀才，思想新锐，早在辛亥革命前，他就剪去辫子，东渡日本留学。在日期间，他参加了同盟会，并考进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应用化学预科研习制造炸药，意在助力革命。革命爆发后，他立即回国，任孙中山总统的秘书，著名的《祭明孝陵文》就出自他手。后袁世凯得位总统，任鸿隽去了美国求学。

1913年年初，任鸿隽考进了美国康奈尔大学文理学院，主修化学和物理学专业。他认为：“现今世界，假如没有科学，几乎无以立国。”他渴望实现科学救国，1914年夏，他与同学赵元任、胡明复、周仁等联合发起成立科学社，集资创办《科学》月刊。次年，中国科学社正式成立，他被推举为董事会董事长和中国科学社社长。该社是中国最早的综合性科学团体。他一生与科学社相伴，直到20世纪60年代生命的终结。

1916年，对于任鸿隽来说，非同寻常。他从康奈尔大学毕业，进入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正是在这里，他与老友胡适相遇。也是在这一年，他见到心仪一生的女性：莎菲。是的，他是这样称呼陈衡哲的。中国科学社第一届董事会合影（1916年），后排左起：秉志、任鸿隽、赵明复，前排左起：赵元任、周仁

他们因为文字结缘。莎菲的一首诗让他生出一股冲动，想见见她。

懵懂的陈衡哲到了美国就学后，她开始试着了解当地留学生的状况，有两件革新事引起了她的关注：一是胡适之先生提倡的白话文运动，二是任鸿隽提倡的科学救国运动。据说当时任鸿隽就读的学校距离陈衡哲就读的瓦萨女子大学坐火车只需要三个小时。

作为《留美学生季刊》的主编，从接到陈衡哲以“莎菲”为笔名的第一篇文章，他就认定这是个文学天才。两人从此开始通信，经常约稿、撰稿、互相论稿。有一次，他正与胡适之、杨杏佛等人发奋作诗，忽然接到了莎菲寄来的诗句：“初月曳轻云，笑隐寒林里；不知好容光，已映清溪水。”“我看到这首诗，喜欢得了不得，学着化学家倍随留斯的话，说：我在新大陆发现了一个新诗人。”

此时的陈衡哲在瓦萨大学专修西洋史，兼修西洋文学。他们见面后，任鸿隽邀请她参加科学社，她曾为难地说自己不是学科学的，但他依然热情坚持，说我们需要的是道义上的支持，她也就加入了。

而在另一个文化革新事件中，她则显得更为主动。胡适曾在文中指出陈衡哲是新文学运动中“一个最早的同志”。他们也是因文字相识，当时任鸿隽曾把陈衡哲那首《月》给胡适看，误导胡说是他所写。胡适直接点出：“足下有此情思，无此聪明。此新诗人其陈女士乎？”

难怪到很晚时期了，胡适的弟子历史学家唐德刚一再坚持说，陈衡哲就是胡适提倡“诗国革命”、“文学改良”的“烟士披里纯”。梁启超说：“‘烟士披里纯（inspiration）’者，发于思想感情最高潮之一刹那顷，而千古之英雄豪杰、孝子烈妇、忠臣义士，以至热心之宗教家、美术家、探险家，所以能为惊天地泣鬼神之事业，皆起于此一刹那顷，为此‘烟士披里纯’之所鼓动。故此一刹那间不识不知之所成就，有远过于数十年矜心作意以为之者。”足见陈衡哲在文学上对于胡适的影响力。由此也就难免引起两人之间的情感火花大猜测。

当然，捷足先登者是任鸿隽。1916年的相见，让他难以自拔。“心仪既久，遂一见如故，爱慕之情与日俱深，四年后乃定终身之约焉。”1920年回国后，任、陈二人结婚。

1916年的盛夏，孤寂、苦闷的胡适在美国写了一首《蝴蝶》：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又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陈衡哲、任鸿隽夫妇

这首诗被解读为他在推行“新文学运动”中遭遇的和寡困惑。他渴望支持者，渴望能走进他内心的倾听者和互动者。也就是从这首诗后，他开始与他的“莎菲”通信——未曾谋面，信件却颇为频繁。胡适在《藏晖室札记》中记道：“五（个）月以来，论文论学之书以及游戏酬答之片，盖不下四十余件。在不曾见面之朋友中，亦可谓不常见也。”

五个月时间，胡适给陈衡哲寄出了信函“四十余件”，连他自己都觉得不正常了。而且在那些“游戏酬答之片”中，趣味事也有不少。譬如因为彼此称呼问题，就有这样的对弈：（胡适对陈衡哲）你若“先生”我，我也“先生”你。不如两免了，省得多少事。（陈衡哲对胡适）所谓“先生”者，“密斯特”云也。不称你“先生”，又称你什么？不过若照了，名从主人理，我亦不应该，勉强“先生”你。但我亦不该，就呼你大名。还请寄信人，下次寄信时，申明要何称？（胡适对陈衡哲）先生好辩才，驳我使我有口不能开。仔细想起来，呼牛呼马，阿猫阿狗，有何分别哉？我戏言，本不该。下次写信，请你不用再疑猜：随你称什么，我一一答应响如雷，决不再驳回。

谁曾想到，这位新文学运动的祭酒加旗手，在锋芒初露时就先对一位“学妹”举手了。不过，唐德刚说，这俩人虽通信频繁，但都不算情书，只是如鲁迅与许广平初期通信内容“芝麻绿豆”。

1917年4月7日，27岁的陈衡哲迎来了一次重要的约会。唐德刚说当时的她“豆蔻年华，藏在深闺”，“惊鸿一瞥地在绮色佳出现”。在普济布施村（Poughkeepsie），任鸿隽陪胡适来访陈衡哲。这是陈衡哲第一次与胡适相会，也是他们在美国唯一的一次。从此，奠定了“三个朋友”的绝对关系，“三人邮筒往返几无虚日”。

直到40年后，昔日风华正茂、略带羞涩的学妹已经儿孙满堂时，人问名满天下的胡适之先生如何看待当年与陈衡哲之“关系”，他仍是坚持说，陈女士抱定了独身主义，不会钟情任何人，弄得唐德刚直呼：态度不够大方。按他的解读，应该是人家名花有主了，所以胡适不得不如此“扭捏”表态。潜台词里，即是说这位老师的灵魂深处，还是存在着一段绮丽之情的眷恋。

有人说，任鸿隽毕竟是从事科学的，在专业上与陈衡哲较为疏远，这才给了她与胡适更多交流的机会。此话或许有理，陈衡哲从医学调转船头后，立志要在文学上有所成就，以其半个湖南人的血统，骨子里有股不服输、倔出名堂的心志，难得逮到一位文学知己，且已经有所建树，岂肯轻易放过？情感的归情感，事业的归事业，何必混为一谈？

胡适对陈衡哲作品的解读至为关键，他曾为其第一部也是唯一的短篇小说集《小雨点》作序：当我们还在讨论新文学问题的时候，莎菲却已开始用白话做文学了。《一日》便是文学革命讨论初期中的最早的作品。《小雨点》也是《新青年》时期最早的创作的一篇。民国六年以后，莎菲也做了不少的白话诗。我们试回想那时期新文学运动的状况，试想鲁迅先生的第一篇创作《狂人日记》是何时发表的，试想当日有意作白话文学的人怎样稀少，便可以了解莎菲的这几篇小说在新文学运动史上的地位了。

1917年6月，陈衡哲以莎菲为名在《留美学生季刊》发表的白话小说《一日》，被称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其实这篇作品写得非常简单，就是美国女子大学的新生，在寄宿宿舍中一日间的琐屑生活情形。她评价说，既无结构，亦无目的，所以只能算是一种白描。但她认为所写忠诚，且是她的初次人情描写，应该保存起来。而它的确开启了中国白话写作的先河。夜闻雨敲窗，起视月如水。万叶正乱飞，鸣飙落松鱆。

在开放的美利坚合众国，陈衡哲这样极具才气的古意文字令不少中国留学生为之兴奋。这个渴望在中国女权中“振臂一挥”的“巫峡女子”缓缓地绽放着自己。

1918年盛夏，28岁的陈衡哲从瓦萨女子大学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并获得该校的奖学金，顺利进入芝加哥大学历史系，继续攻读西洋史和文学。这期间，她不断创作新作品，陆续发表在《新青年》上。陈衡哲的最终学位是硕士。后来，其女任以都在美国读完硕士后，要继续攻读博士，她曾疑惑地问女儿：我只念了硕士，你干吗要念博士？务实的她更注重学业上的收获和释放，而非虚名。

1919年，陈衡哲与任鸿隽在芝加哥度过了最后一个异国的圣诞节，于次年夏回国，像胡适一样，接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聘任。陈衡哲在校教授历史专业，成为中国现代第一个大学女教授。没多久，她与任鸿隽在南京订婚，胡适参加了他们的订婚礼，并赋诗《我们三个朋友——赠任叔永与陈莎菲》祝贺。

虽没有证据证明胡适参加了两人的结婚礼，但他的一对婚联却写得绝妙：“无后为大，著书最佳。”有人解读是嬉皮调侃，也有人解读为祝愿新人早有儿女，但不要放弃事业。

有人说，胡适、任鸿隽和陈衡哲的关系有点像“一家亲”，既不算是爱情，也不完全是友情，对于内心情感极其丰富的学问大师们，谁又能真正了解和走进去呢？一个事实是，胡适对于陈衡哲的状况一直保持着关注。任鸿隽、陈衡哲订婚日与胡适（右一）合影

那年夏天，陈衡哲怀孕待产，在上海商务印书馆谋职的胡适寄诗给任鸿隽夫妇：遥祝湖神好护持，荷花荷叶正披离。留教客子归来日，好看莲房结子时！

后来得知陈衡哲生下一女，胡适在南京重登当年参加两人订婚礼的鸡鸣寺，欣然赋诗：重上湖楼看晚霞，湖山依旧正繁华。去年湖上人都健，添得新枝姐妹花。

这首诗里隐藏着几多情感密码。在上一首赠诗里，曾有“荷花荷叶”字样，陈衡哲的长女乳名后来就取为“咏荷”。而在前一年，胡适也喜得千金，也就是他所谓的“姐妹花”，他为之取名“素斐”。好听是好听，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英文音译而来，原来的读音就是“莎菲”。

唐德刚说，胡适平生最反对人取洋名字，但是他却为自己的女儿取洋名。有人说，或许是因为江冬秀不懂英文，否则此事可能会生些枝节。“素斐”——“莎菲”——“Sophia”，怪只怪陈衡哲之前的笔名一直用“莎菲”。“为念绿罗裙，处处怜芳草！”胡适后来还为这个亡女做了一诗：今天梦里的病容那晚上的一声怪叫素斐，不要叫我忘了永久留作人们苦痛的记号！“忍了一年半的眼泪，想不到却在三万里外哭她一场。”此时哭女儿的胡适正在美国，诗素斐，念亡女，意在情理。但唐德刚把诗里的“素斐”改为了“Sophia”，引人沉思：胡先生的诗兴到底是为哪个Sophia？“这不是一首缠绵悱恻的一石双鸟，悼亡、怀旧之诗吗？”唐德刚甚至还说，胡适的诗不一定非得“看得懂、念得出”，真实的意思或许只有胡先生与素斐、莎菲三人在另外世界当面对质了。

但在现实中，任鸿隽、陈衡哲、胡适之间的三人世界似乎从未受过什么风雨隔断。

其间，三人鱼雁频繁，聚会不断，而且陈衡哲给胡适的信中也不乏这样的句子：“少了一个你，晚霞的颜色就太媚了，晨星就笑得太可爱了，寒林的疏影也不愿在月光之下作态了。”“我们梦了过去又梦未来，游了沧海大陆，重还去寻那曲涧幽壑。这三天的快乐，当时不觉心足，及后自思，何时方能再续？”“像明珠一样，永远在我们的心海里，发出他的美丽的光亮。”但她的称呼依然是“我们的朋友”。

有时胡适还住到任鸿隽、陈衡哲夫妇家，任以都后来回忆：“胡适胡伯伯脾气很好，待人和善，小孩都很喜欢他。他喜欢吃肥肉，每次《独立评论》同仁来家里开会，会前的聚餐，大家都把肥肉搛给他，他也吃得津津有味。他的身体似乎不太好，有回来我们家开会，直嚷头疼，到家父书房休息了一个钟头才来。”1923年盛夏，胡适与任鸿隽夫妇同游西湖，当时还有徐志摩、汪精卫、曹诚英等人，虽有曹诚英与胡适传出“火花”，但依然没能阻挡人们对胡适与莎菲的“花火”的猜想和关注。徐志摩（左一）、曹诚英（左三）、胡适（左四）、汪精卫（左五）、陈衡哲夫妇（最右）等人在杭州

1924年10月，陈衡哲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一篇题名为《洛绮思的问题》的小说。故事写女研究生洛绮思的情感问题，男主人公瓦德与洛绮思相爱三年之后，宣告订婚，但洛绮思害怕婚后养儿育女会妨碍她的学问事业，便提出解除婚约。瓦德尊重绮思的意见，答应解除他们的婚约，但他们的情感是否就此戛然而止呢？文中瓦德的一封信文被引为“嫌疑”之证：……有许多我的朋友们，以为我应该找一个志同道合的人来做终身的伴侣。我岂不愿如此，但是，洛绮思，天上的天鹅，是轻易不到人间来的。这一层不用我说了，你当能比我更为明白。……我不多写了。我要求你明白，瓦德虽是结了婚，但他不曾因此关闭了他的心；尤其是对于洛绮思，他的心是永远开放着的。我永远是你的，瓦德。

此文发表一年后，任鸿隽夫妇闻知素斐因病夭折，为安慰胡适，请胡适做他们次女“以书”的干爹。

三人世界唯一一次的不愉快缘于外界。上海一份旬刊《十日谈》，在1934年4月20日第6期刊物上发表了一文：《陈衡哲与胡适》。女作家在中国文坛上露头角的，除了风出得蛮健甚至家喻户晓的冰心、丁玲等几人外，陈衡哲女士，诸位也不应该把她错过的，如果诸位读过她的《小雨点》《高中西洋史》的著作，我想对这位女作家，当有相当的认识。她是一个将近四十岁的中年人，美国前期留学生，去年曾二度出席太平洋学会，风头之健，固不亚于冰心。凡是读过她的小品文字（如《小雨点》），我们对于这位女作家思虑的周密细致，不能不相当的敬意，我们更明了她是一个对哲学有研的人，虽则她的书法，幼稚得和蒙童学生不相上下。陈女士的外子，是中国有名的科学家任叔永——鸿隽——先生，她怎样嫁给任先生的，是有一段可歌可泣的伤心史，大约他们永久不会忘记这个记忆吧！……

文中称胡适其实是打心眼里喜欢陈衡哲的，才子配才女，理所当然，只是由于自身有婚约和承诺，不能违例，只得忍痛将她介绍给了好友任君，如此云云。

这个刊物其实也不出名，看文章也只是想写点名人花边，赚点眼球经济。但该文还是不可避免地给三人带来了相处尴尬，据说最生气的还是任君，曾责问胡适是怎么回事。胡适也莫名其妙，赶忙致信《十日谈》，表示强烈的抗议，并一再声明，他们之间只是“有一种很深的和纯洁的敬爱”。后来这份刊物被勒令永久停刊。

回头再看此文对陈衡哲学术的评价，仍算中肯，尤其是她的那部《西洋史》。在胡适看来，“陈衡哲女士的《西洋史》是一部带有创作的野心的著作。在史料的方面她不能不依赖西洋史家的供给。但在叙述与解释的方面，她确实做了一番精心结构的工夫。这部书可以说是中国治西史的学者给中国读者精心著述的第一部《西洋史》。在这一方面，此书也是一部开山的著作”。

如今，这部书仍高居世界史类书籍的前列，好评如潮，陈衡哲扎实的文字功底和对世界大势的把握，让她运笔行云流水，且情感充沛。“武力的胜利在一时，文化的胜利在永久。意大利所受的委屈，不过数百年，而它在文化史上的功绩，却真是千古不朽的了。”当写到法国革命派内讧恶斗时，她想起了罗兰夫人的话：“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以行！”她以为法国革命的最终目的在于“三个标鹄”（自由、平等和博爱）。时光流转，当若干年过后，那个年幼的“阿华”（陈衡哲乳名）已经成长为学界权威，小时候的偶像也跟着浮出水面，她像罗兰夫人一样冷静、客观，并充满着质感，面对这个纷繁的世界。

她在书中谈到写这本书的目的：“历史不是叫我们哭的，也不是叫我们笑的，乃是要求我们明白它的。”她做到了。

在她一生中，始终保持着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一如她的文字。记得《回到母校去》有这样一段结尾：“我再抬头一看，只见半圆的新月，已经挂到西方天上了，它正照着一个万里长征的孤客，在一个冷暗的车站上。”

20世纪30年代初期，当日本关东军蓄意制造事变时，陈衡哲和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的中国一流学者胡适、丁文江等6人，马上分别数次急电呼吁大会延期并敦促日本代表退会。

再后来，她参与筹办胡适总编的著名刊物《独立评论》，并任主笔之一，就“鸦片公卖”、“女子教育”、“自由婚姻”、“儿童健康”、“适应环境与改造环境”等当时社会热点问题发出自己声音。当任鸿隽在四川大学担任校长时，她跟着前去教课，但她看不惯川大有女生成为官僚财阀的小老婆，就撰文发表，猛烈抨击，号召四川妇女独立起来。后来又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长篇通讯《川行琐记》，揭露四川地方当局和社会的腐败黑暗：“在成都住的人，平均每隔十五天才能见到有热力的阳光一次，每隔四十五天才能见到一次照耀终日的太阳。”她还建议把四川省改成“二云省”：“朋友说，‘云一而已，那来二云’？我说，还有那吞云吐雾‘云’呢！我告诉您这句话，为的是要您知道，四川在这二云笼罩之下，是怎样的暗无天日呀！”

或许，这让她想起了小时候遭遇的种种女权恶事以及腐败政治，也就在那之后，她写出自传，发出怒吼：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女人，都应该起来为自己的基本权利，振臂一挥。当然，她的猛文惹怒了军阀当局，最终夫妻俩一起辞职远去。

抗战时期，他们携全家南北奔命，后来在重庆住了5年，期间，胡适被蒋介石临危授命任命为驻美大使，任鸿隽获知后，与家人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喔，适之去做官去了。”有些不以为然。相信陈衡哲也只是在内心里为胡适轻轻地送上祝福，望他保重身体才是。

他们之间，后来20多年未曾通信，但仍是在心里有一份关心，淡然而绵长。愿你是我望不尽的迷途我是你听不绝的天籁我俩在相互迷恋的梦的山谷永不走近 也永不离开

这是诗人白马的《梦的山谷》，想必用来形容陈衡哲与胡适的关系较为恰当。

1961年11月9日，距离75岁还差41天的任鸿隽突发脑溢血在上海病逝，71岁的陈衡哲悲痛万分，她能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我们三个朋友”中的胡适。此时，胡适在海峡对面，政治相隔，断了联系。就连女儿任以都被阻隔在了美国，无法回来奔丧行孝。陈衡哲设法与任以都通信，督促她及时联系胡适，告知对方父亲去世的消息，当时用的暗语，称呼胡适为“赫贞江上的老伯”（赫贞江即为纽约赫德逊河，胡适曾在那里留学，并以此自称给任鸿隽写信）。胡适接信并回复时，已经是隔年了，他悲伤地说：“政治上这么一分隔，老朋友之间，几十年居然不能通信。请转告你母亲，‘赫贞江上的老朋友’在替她掉泪。”

胡适还在文中热切关心任鸿隽的“手抄的自传稿子”：“他的自传不知已写成了多少？约有多少字？”表示自己希望能尽快看到老友的自传。

胡适最后说：“三个朋友之中，我最小，如今也老了。”

可惜的是，一两个月后（1962年2月24日），72岁的胡适在台湾主持“中央研究院”欢迎新院士的酒会结束时，心脏病猝发而逝世。那一年，72岁的陈衡哲正克服眼疾，写作悼念任鸿隽的文章——《任叔永不朽》。

文中打动人的不是“温良恭俭让”、“胸如皎月”的褒扬之词，而是多年前，他曾对她的许诺：“你是不容易与一般的社会妥协的，我希望能做一个屏风，站在你和社会的中间，为中国来供奉和培养一位天才女子。”他做到了，她铭记终生。此时陪伴她身边的，正是胡适的干女儿任以书。

陈衡哲曾经写过多篇致任鸿隽的哀词，其中一首《浪淘沙》据说曾使胡适感动：何事最难忘，知己无双；人生事事足参商，愿作屏山将尔护，恣尔翱翔。 山倒觉风强，柔刺刚伤；回黄转绿孰承当？猛忆深衷将护意，热泪盈眶。陈衡哲一家人1939年于香港寓所，后排左起：大女儿任以都、任鸿隽，前排左起：小儿子任以安、陈衡哲、二女儿任以书

当“文革”风起时，年迈的陈衡哲身体虚弱，并患有眼疾，几乎失明，唯一的爱好就是听广播了，且只听广播里的天气预报，因为其他的她都“听不懂”了，譬如大家都批判孔老二，她曾与女儿笑言：“也不知道这孔老大在哪里呢？”

先后两次红卫兵“除四旧”抄家，陈衡哲的日记、文稿和任鸿隽积攒多年的摄影作品全被抄走，一些照片还被撕成一条一条的，扔到浴室的大水盆里。还有一回，其女儿女婿都被赶了出去，陈衡哲则以眼睛看不见为由，拒绝下楼离开，否则还不知道会是什么结果。

1974年初春，长女任以都终于有机会回国，母女团聚，感慨万千，遗憾的是父亲任鸿隽已经离世。

两年后，陈衡哲因患肺炎逝世于上海广慈医院，享年86岁。她无意间创下的诸多第一记录，可能永远无法被人打破了，而她的一生，已经远远超出了“标本”意义。但她带不走的是，那些让人永远感怀的风雅，例如“我们三个朋友”。

忽然想起了才女杨绛提到的一件事，1949年，储安平在家宴请任鸿隽和陈衡哲夫妇；他已离婚，家无主妇，便预邀阿季做陪客，帮他招待女宾，请杨绛作陪。当晚锺书出差，不能陪杨绛作客，刘大杰在主人向陈衡哲介绍杨绛时顿足说：“咳，今晚钱锺书不能来太可惜了，他们可真是才子佳人啊！”杨绛自忖当不起“佳人”之称，觉得话也不该这么说，忙说：“陈先生可是才子佳人兼在一身呢。”

此“陈先生”正是比她大23岁的陈衡哲。

陈铁军（1904—1928）木棉花暖鹧鸪飞

提起陈铁军，恐怕很多人会感到陌生，但说到课文《刑场上的婚礼》，还有那部同名的经典影片，相信很多人仍然记忆犹新。不错，陈铁军正是这场婚礼的新娘，一个在历史长河里美丽、壮丽的主角。

透过这个故事，或许我们看到的是放爱一条生路。但，这对情侣的婚礼，也寓意着牺牲的背后，所追求的是放大众一条生路，一条奔向幸福、自由和美好的生路。

或许，他们根本不会想到，在未来的日子里，这些人是否能够享受到真正的幸福和自由，是否还能记得起一场可能湮没在历史画卷里的婚礼。但，他们的浪漫，已经牢牢锁定在苍穹，如同那一颗颗明星，或者皎洁的月色，默默地照亮着漆黑的夜空，点燃着深不见底的土地上的希望。

陈铁军1904年出生在广东佛山一个华侨糖商家庭，原名陈燮君。其妹妹陈燮元于1908年出生（后改名为陈铁儿），也是一位有故事的女子。

佛山自古就是尚武之地，出过不少爱国的武术宗师，叶问、黄飞鸿、李小龙等都是这个地方出来的。佛山人的拳脚以武德出名，这里的出手，是与路见不平、忍无可忍相关联的。

当然，陈铁军小时候不爱拳术，反倒是规矩的女子，现在佛山市禅城区的祖庙东区还有陈铁军的故居，每年都有大批的游客跑进隐藏在深深小巷内的烈士故居参观和追忆。这里，有陈铁军的最后一批遗物：刺绣、明信片、砚台、盖过的毛毯、读小学的校徽，等等。

在这批遗物中，那幅刺绣颇引人关注。从风格上看，应该是一幅粤绣作品。粤绣用色明快，对比强烈，有一种脱俗的华丽。圆圆的绣绷那幅未完的作品，似是立秋的硕果，似是广玉兰花瓣，又似是灵巧的禽类，给人无限的想象。

关于刺绣，曾有传说最早起源于在体面针刺文身，以避免落水被蛟龙吃掉。后来水利疏通，蛟龙大减，仲雍做了吴国君主，想破除陋习，于是和长老们商议。不料他们的议论被正在缝衣的孙女女红听见了。她边缝边听，走了神，一不小心，手被针扎了一下，一小滴鲜红的血顿时浸染到衣料上，渐渐晕开，漾成一朵缓缓绽放的小花。女红是个极机灵的姑娘，看着血色的小花来了灵感：要是把蛟龙的图案绣在衣服上，穿着它，不就能替代文身吗？为了纪念刺绣的发明者，民间至今仍将妇女从事纺织、缝纫、刺绣等活动称为“女红”。

陈铁军爱好女红，应是本分人家女子的见证，只是她心里早早埋下了不安分的伏笔。

陈铁军的命运是从畸形的婚姻开始改变的。圆满的婚姻则成了其生命的终结。

陈铁军出身并不贫困，衣食无忧。但其父母早早将她许配给佛山何合记盲公饼店的老板为孙媳妇。这与谁巴结谁无关，也并非盲目攀亲，而是一种习惯，封建社会残留的习惯，就如同当年的女孩子都要裹小脚、男人都要留辫子一样，没有什么怪异的。

只是，那个时候的社会已经在转型了。广东又是一个急速转型的地方，因为革命的火种多从广东烧起来，起义的地点和人物皆与这个南国胜地有关。譬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譬如孙中山等。

陈铁军初始是默认这门婚事的，毕竟个人的力量总难与大气候的陋习相抵抗。但进入学堂，思想成熟后，这个生性倔强的尚武女子开始表现出不满。

有人说，在陈铁军童年时，便要求家里送她上学，像男孩子一样读书。这或许是实情，但也能看出其父母对她教育的开明和重视。只是上学后，这个小女子并不怎么喜欢古文诗词之类的东西，反倒对新生事物充满了好奇。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学生运动闹到了街头，当时15岁的陈铁军拉着妹妹陈铁儿的小手跑到街头去听演讲、看传单。反封建、要男女平权、打倒帝国主义，一个个新名词一次次激荡在一个懵懂的心灵。

1920年，广东佛山出现了第一家新学制的女子小学，名叫“季华两等女子小学校”，后改名为铁军小学——当然是陈铁军在此读书的缘故。当时出现新学女校，几乎属于违背常理了，闲言碎语很多，陈铁军却坚决要求转学。当时女校还有统一的校服，譬如上体育课，要穿布衫短裙，这在当时肯定“有失大家闺秀的体统”，陈铁军却带头穿着，大大方方走路，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反倒瞪得别人不好意思了。

就在陈铁军即将毕业的那年，儿时的那场婚姻找到了她的头上。当时其父母已经病亡，先前许配的男方家老爷病重，说是按照习俗这个时候成婚可以“冲喜”。

荒唐确是荒唐。但那个时候如此荒唐的事情也属正常。陈铁军家人觉得既然当初已经答应了婚事，就没有反悔的道理，而且据说男方家在当时还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只得应允。

可是陈铁军不同意。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人物是最痛苦的，旧有的观念还在，新型的东西还没有完全吸收，所以陈铁军当时只能是象征性地反抗一下。家人、亲戚劝说她，意思是你先去拜堂成亲，完了还可以继续读书，就当走一个形式好了。

小女孩毕竟是识哄的。陈铁军就去与这家少爷完婚了。可是后来相处发现，这个少爷就是一个平庸的富家子弟。她所追求的是一个有见识、有思想、敢于担当责任的男人。譬如，周文雍。

于是，即将毕业的陈铁军决定彻底冲破那层窗户纸。她设法变卖了自己的首饰和衣物，去广州闯荡了。

陈铁军到了广州之后，才是真正的成熟和自立了，尤其是思想上的自立。而思想一旦脱缰，就再也难以收回来。陈铁军进入广州坤维女子中学读书。后来其妹妹也来到这里读书。

在广州，陈铁军接触到了真正的革命，还有革命的人。她醉心革命，再也难以自拔。如果说五四运动时期陈铁军只是站在街边看看的话，到了l925年“五卅”惨案发生之后，陈铁军则是直接带着同学们冲出校门，满怀激情地挥着旗帜，高呼反帝口号，也正是在这次游行中，她第一次看到了血的事实。当队伍行至沙基时，沙面租界的英、法军警突然向游行群众开枪扫射，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沙基惨案”。陈铁军回到学校，又遭到反动分子的殴打，遍体鳞伤。

原来，革命是要流血的。她从书本、人物直接过渡到了现实。这一年，陈铁军考进了广东大学（中山大学）文学院。革命的伙伴结识得越来越多，她内心革命的“火种”也是越来越旺。她把妹妹和嫂子的妹妹，都拉进来干革命，后来，这两位女子都英勇牺牲了。

陈铁军是一位倔强的女子，自始至终都是，尤其是投入革命中后更为突出。改名字一向与个人志向有关，陈铁军为了表示自己铁下心肠干革命的决心，将原名燮君改为铁军。其妹妹也将原名燮元改成铁儿。

其时的广州已经处于革命后混乱政局状态，国民党左右派斗争激烈。“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直白地杀向异党异人，眼看着革命后的果实即将被独裁者摘走，一批有远见、有高见的人站了出来，与这股恶势力作斗争。陈铁军也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在中学读书时的陈铁军

这些都是1926年的事，也就在这一年，陈铁军有了新的身份：共产党员。

之前，陈铁军默默地在最基层开展革命运动，到手车夫工会劳工子弟学校教书，到罢工工人家属中去工作，打草鞋、缝衣服，支援北伐大军。直到彻底脱掉了白上衣、黑裙子的学生制服，换上大襟衫、阔脚裤，俨然一位普通女工。

当国民党右派在中山大学学生中的右派组织企图篡夺中山大学学生会领导权时，也正是陈铁军等一批革命学生站出来战斗，陈铁军还被选为中山大学中共党支部委员、中共广东区委妇委委员。后来她还亲自上阵讲授“妇女运动的目的、任务和方法”等课程。

她已经成熟了，并日趋倔强。

在陈铁军烈士像前关于铁军的介绍上，有一句话写着铁军曾经救过周恩来夫人、革命人士邓颖超。这是怎么回事呢？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背叛革命。很快广州的反动军阀也对异党力量共产党操起了屠刀。凌晨，大批反动军警包围了广州中山大学。

而这个时候，邓颖超的第一个孩子因难产不幸夭折，正留在广州一家医院住院休养。周恩来远在上海组织起义战斗，邓颖超亦在逮捕名单中。

后来，邓颖超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1927年4月12日上海大屠杀后三天，广州国民党当局也搜捕共产党人。当时我因难产尚未出院，党的机关和我的住处被抄了，有的同志被捕第二天就被杀害了，我与党组织失掉了联系。我想只要我还活着，就要坚持斗争下去。”

4月15日夜里，国民党右派的特务、军警包围了中山大学学生宿舍，当时点名要捉拿陈铁军。陈铁军得信后，攀大树、爬围墙，逃出了学校。但她没有逃出城区，因为她要去医院通知邓颖超。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陈铁军装扮成一个贵妇人，跟着的那位同学化装成她的女佣。两人到了妇产医院，向邓颖超通报了国民党右派的暴行，并督促她立刻离开广州。就这样，邓颖超与周恩来取得了联系，她赶到上海，用化名登报找到了周恩来。

当时，那位信奉基督教的医院院长为之感动，先将邓颖超隐藏在后院的小屋，然后为其办理出院手续，并冒险与前来搜捕的军警周旋，使邓颖超在陈铁军和医护人员的护送下安全登上开往香港的船，并由香港辗转回到上海。

陈铁军的倔强巧妙地营救了邓颖超大姐。周恩来在20世纪60年代带着深深的怀念之情谈起陈铁军与周文雍临别前那张合影照片，说这表明了“他们最纯真最高尚的爱情”。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陈铁军在这之后又接到了一项新任务，与革命同仁假扮夫妻，这次的假扮让她成了革命史上最浪漫的新娘。

有一段时间，陈铁军和组织失掉了联系。这个时候，哥哥找到了她。其时干革命的随时送命，白色恐怖时刻笼罩，身为商人的哥哥就劝她去外国留学避避风头，说：“现在外面风声很紧，若被警察捉去了，连命都没了！你要读书，我供你去香港或出洋留学都可以，你要为自己的前途、幸福着想呀！”陈铁军理解哥哥的好意，但她依然倔强地说：“正是革命到了紧急关头，才需要不怕危险的人。为大众的幸福而被杀头，也就是我的幸福。”

不久，组织向陈铁军下派新任务，这次任务与历史事件“广州起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组织上让她和周文雍以假夫妻名义租房子，在广州建立地下市委机关，为广州起义做准备。当时还决定，其妹妹陈铁儿也住进机关，担任交通员，掩护铁军和周文雍。

周文雍是谁呢？

现在广州起义烈士陵园正门南面的英雄广场，有周文雍的雕像，一旁的还有张太雷、叶挺、苏兆征、彭湃、恽代英、叶剑英、杨殷、聂荣臻、陈郁、赵自选等广州起义暨广州苏维埃政府领导人的大型雕像。雕塑上周文雍作激烈呼应态，发型飒爽，风衣掀起，手拎步枪，腰间别着老式的手雷，口中像是在咆哮着什么。

是的，这就是陈铁军要找的丈夫。

周文雍，1905年出生于广东开平县农村，从小跟着当私塾教师的父亲念了四年书。后因家穷边工边读，后考进中共势力的学校。

1923年秋，拥护孙中山的军队与反孙的陈炯明部队在距广州不远的石龙镇激战，周文雍等团员组成慰劳队去前线劳军时突遇机枪火力封锁，周文雍带领大家低身前进冲过铁桥，还缴获了一挺轻机枪。这次表现轰动一时，周文雍自然地成为广州重要的学生领袖。

后来他由学生领袖成长为了工人领袖，1927年4月，广东当局进行反共屠杀后，周文雍任中共广州地下市委的负责人，在广州起义中任赤卫队总指挥。

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发动“四一五”反革命政变，12月21日凌晨，反抗者发动了广州起义，并于次日宣告成立中国第一个城市苏维埃政权——广州苏维埃政府。

后来毛泽东在评说这段历史时说：“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

很多人说起民国，总觉得那是个灿烂的时代，英才大儒辈出，文化空前繁荣，但在这样的乱世中，并不缺少压迫。当晚清的遗风尚未殆尽，而民初的夺权争地盘又继续上演着，反抗者的大批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有没有目的呢？有，但不功利，不是寻求官衔或是赏金，信仰的力量往往超出常人的想象。

如果要发财，如果要当官，完全可以走另外的路子，何必别着脑袋去冲锋陷阵呢？他们并非入伍服役，也不是被抓了壮丁，而是要以自己的先锋之心，拼杀一个自由崭新的理想国。不管未来到底如何，他们的献身精神，正是现在中国人所缺失的，奇缺。

那一段关于自由的抗争大历史中，蕴含着一位南粤女子的针法和倔强。

那一年的11月，为了揭露国民党的假左派真右派的反动面目，周文雍带领失业群众向汪精卫游行请愿，结果随同的30多人被捕。此时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正在要紧之时，营救周文雍的任务就交给了陈铁军等人。

周文雍是单身汉，身份还没有被识破，要救他，最好的办法就是由“妻子”出面。陈铁军就扮演他的妻子去监狱要人。但要人是要有理由的，这个理由，陈铁军一早就想好了。

那天，她镇定自若，以“妻子”身份去探监，趁机偷偷送进去许多红辣椒。“丈夫”吃后满面通红，如同发高烧一样说“胡话”，经同监难友“大闹”和事先疏通狱医，当局终把文雍送入医院。资料称，地下党立即采取行动，将文雍抢出来。因刑伤未愈，铁军像妻子那样日夜照顾，文雍深为所动，两人感情迅速升温。

患难之中，没有时间花前月下，这对因抗争走在一起的情侣，在枪炮和恐怖中继续前行。

周文雍名字里有个“文”字，但行动起来一点都不文气；陈铁军名字含着“铁”字，倒是真的铁心。陈铁军负责秘密联系工人印刷传单和文告；组织妇女分头购买红布，缝制起义的标志“红领带”、“红袖章”、红旗和横幅；还巧妙地给起义军运送武器弹药，为起义做了大量工作。

是年12月11日凌晨3时30分，广州起义爆发。天亮后，起义军已占领了珠江以北大部分市区。当天上午便在市公安局成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广州苏维埃政府的红旗上，有陈铁军的针线，也有陈铁儿的针线。姐妹俩带着女工日夜赶制红领巾，以作起义时的标志用。

革命时期的陈铁军其实也爱女红，只是善于粤绣的她，将手艺都献在了绣制革命义旗上。没有从容的世界，何谈从容的刺绣？

那轰轰烈烈的起义中，有一个不高的身影，带领一批女同志，协助起义军，把缴获的敌人枪支，分发给前来领枪的新战士；给起义军、工人赤卫队分送面包、饼干和茶水；看护受伤的革命士兵和工人。陈铁军还身兼中共广州市委秘书，积极贯彻起义的方针政策，草拟文件。

广州起义是以失败告终的，但是以赢的姿态开始了新的更猛烈的征途。周文雍和陈铁军、陈铁儿都撤退到香港。

半个月后，当他们再度折回广州联络失散的同志时，却被叛徒出卖。叛徒带着警察上门抓捕，铁军在家中听到动静，赶紧让同为地下党员的妹妹从阳台撤离，自己留下搬动窗台的花盆发出信号。不幸的是，文雍仓促中未见预警，一步跨进门来，二人同时被捕。

当时陈铁军扮成雍容华贵的“金山少奶奶”，在广州拱日路租了一间洋房住下，迎接打扮成从美国归来的“金山阔少”的周文雍回广州。那本是上海滩少爷、少奶奶的平凡生活啊。

其时，针对起义的搜捕仍在继续，两人此次回来的任务就是要联络组织内的人士，为革命提供后续力。

一位生于清末的女子，独自出来闯荡，还要冒着白色恐怖乔装演戏，不说难为了这位转型期的女子，也算是以枪口的名义，考验着她的演技。侥幸的是，妹妹从阳台逃走了。

化名为陈映萍的陈铁军与“丈夫”周文雍落入牢狱。

关于他们被捕的时间，一直存疑，主要有两种说法，即1928年1月27日被捕说和1928年2月初被捕说。周文雍、陈铁军烈士纪念碑载，“1928年1月27日，周文雍和陈铁军同时被敌人逮捕”。但参阅当时国内两大报纸《广州民国日报》和《申报》的相关报道，他们都采用了1928年2月2日被捕的说法。《申报》（1928年2月6日）刊载：“共党首要周文雍及妻陈影苹，于二日上午十时，在荣立新街住宅被捕，并搜获共党十一日广州失败记事一册。”《广州民国日报》（1928年2月7日）刊载的《共党首要周文雍夫妇就戮详情》一文称：“周文雍及其妻陈映萍二人，业于本月二日上午十时，由卫戍司令部谍捕队长何光荣，在市内乐安坊第二十号破获逆党机关后，随于是日下午四时，跟线前赴荣利西街周宅将其夫妻二人擒获……”

因此，大致可以相信，两人是在那年的2月2日被捕的。那年的羊城街头，木棉花开得出奇的早，五片拥有强劲曲线的花瓣，包围一束绵密的黄色花蕊，收束于紧实的花托，仿佛预示着什么。

根据后来的史料称，在狱中，陈铁军和周文雍经受住了严刑拷打和名利的诱惑，始终坚强不屈。老虎凳、辣椒水、指甲钉、红烙铁等，都是出了名的，相信陈铁军这个小女子怕也是怕的，但她不屈也是事实。

周文雍在当时已经属于“名人”了，当局也不敢轻视，据说警察局长亲自审问，动用了一切刑罚后，还是那张帅气而倔强的脸，还是那头凛然而飒爽的发型，没有什么好说的。“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这是他的绝笔。据说审讯者为掩盖拷打的痕迹，特地为他脱下血衣换上半旧西装，英气勃发。

轮到陈铁军受审了，她答非所问。他们哪里知道这个小女子的成长历程，复杂而深刻。她反而问起了“丈夫”的情况来。对方火了。

杀。

杀人之前，一般都会给次机会，尽可能满足一下遗言。周文雍只有一个要求：和陈铁军拍张合影。

这下，又把对方弄懵了。什么意思呢？死都死了，还拍什么合影？你们什么关系？

但最终还是满足了他们，照相师被带到了监狱中，在窗台下，为他们拍下了那张著名的“狱中婚照”——文雍大义凛然，只是手势略不正常，为受刑所致；铁军则披着四五尺长的宽围巾，安详自如。

世上的婚纱照有千万种，如果非得选出一种简洁、朴实而绝美的婚纱照，那就是陈铁军和周文雍的。铁窗为背景，双目矍铄，不近不远的距离，心心相印，站成一处冷峭的风景。不卑不亢的表情中，已经溢满着幸福，那幸福充斥着鄙夷，释放着同情，也热望着自由。

1928年2月6日下午，周文雍和陈铁军被分别押上黄包车，解赴东郊红花岗刑场，沿途大批警力压阵，戒备森严。木棉花已经悄然绽放，飘来阵阵暗香。

广州群众闻声而来，站满了马路两旁，铁军向他们大声呼喊道：“我和文雍同志假扮夫妻，共同工作了几个月，合作得很好，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但是由于专心于工作，我们没有时间谈个人的感情，现在，我们要结婚了，就让这枪声，作为我们结婚的礼炮吧！”

或许这是一种演绎性的还原，毕竟真实的情况已经无法获知。

最后的情节还有：一个军官上前把铁军拉开，对她进行最后诱降。铁军依然挣脱，回到文雍身边说：“我们要同生共死！”当看见文雍的白衬衣领子向内折，铁军一边为他小心整理，一边说：“咱俩要整整齐齐、神采奕奕地就义。”文雍点点头，微笑着表达谢意，同时提起她围巾的一端搭在自己肩上……

外人一时无法理解这场仪式对于他们的意义。这对假扮夫妻的革命情侣，其实早已暗生情愫，但谁都没有去捅破这层窗户纸，也没有机会捅破，当时的现实也不容得捅破。于是，压抑的情感，顿时在临行前得以彻底释放。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场永久镶嵌在革命史里的婚礼——刑场上的婚礼。

婚礼再简单不过了，但爱情的浓烈再丰富不过了。

他们不寂寞，也不感觉被冷落。就算是那远远的、远远的地方投射来的眼睛看不见他们，也无憾了。因为木棉花开了，那是上天至尊的贺礼。听人说，木棉树很神奇，花叶两不相逢，叶飘落则花开，花凋零便叶活，用彼此的生命来成全对方，真挚而热烈，冷艳而无私。

于是，俏美的木棉花后来出现在了电影《刑场上的婚礼》里，当殷红的木棉花驱走一冬的寒冷，一对有情人为了共同的理想，在一棵高大的木棉树下英勇就义。其实，木棉树也叫英雄树。

看那新郎，竭力用受伤的手臂紧紧挽着他的新娘，一个倔强的大眼睛姑娘。

是的，看陈铁军年轻的照片，歪着脑袋，炯炯的目光，额头上几根刘海，倔强地支棱着。

再看结婚照上做了新娘的陈铁军，戴着可爱的淡色帽子，披着素馨的宽围巾，安静而恬淡，看不出任何对死的恐惧和不安。

1928年2月6日，这一天，正好是正月十五元宵节，也是中国的情人节。刑场成为他们的婚礼地。

红花岗刑场，没有红地毯，只有殷红的革命的血。

陈铁军是浪漫的。因为她嫁的是心爱的男人。他们志趣相投，心心相印。没有谁再能分开他们。正如他们在一起革命，从来不会背叛对方一样。忠贞，将永远定格在他们爱情中。

让枪声化为礼炮，礼赞这场绽放在早春二月的婚礼。

此时周文雍23岁，陈铁军24岁。

陈铁军遇难后，有人警告陈铁军的大哥说：“你如果收了铁军的尸体，全家就要遭难。”四年后，逃到香港继续进行革命活动的陈铁儿也被捕，牺牲在狱中，同样年仅24岁。

而周文雍家人也受到株连。在这根独苗牺牲后，周家即将绝后，乡人不忍，有人提议为周文雍过继一个儿子。族人们于是从同宗亲人中选出周荣植为周文雍的儿子，让他在周文雍的家里住了下来，并将周文雍曾用过的留声机等遗物交给周荣植保存。这部留声机，后来很多单位要求拿去作纪念陈列物，都被周荣植与家人婉拒，一直珍藏于其祖居。周荣植读完书后，响应当时人民政府“支援粤西”的号召前往湛江，一直在商业部门工作，1993年与家人一起回到老家开平居住。

由周荣植管理的“周文雍故居”里，周文雍使用过的壁柜、方桌、木箱，都完好保留着。故居的池塘水很清，文雍儿时曾在这里游泳、摸鱼。故居的小碉楼，文雍为了求学，常在晚上捉来萤火虫，放进小瓶子，在楼里就着一闪一闪的光亮读书。

有一年，有个70岁的老人一下车，就跪下来哭得昏倒，原来他15岁时在广州，曾亲眼见过那场就义，那场婚礼，蓄气至今。

周文雍、陈铁军牺牲的消息登出后，聂荣臻特别把报纸剪下来，长期带在身边，长征时与周恩来夫妇遇上，告知此事。邓颖超失声痛哭，周恩来称这是“人间最纯真最高尚的爱情”。

1962年3月，周恩来在广州参加“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后来突然讲述了“刑场上的婚礼”的故事，一时间，关于这对“新人”的文艺作品不断出现，电影的传播，更让很多人记住了陈铁军这个名字。谁又能说，女人啊，你的名字叫弱者呢？

从陈燮君，到陈铁军，不仅仅是一个名字的变化，更应该是一个符号和象征，象征着女人的独立、自尊，还有博爱。

2008年，在著名画家陈逸飞逝世三周年之际，画家蔡江白终于完成了30年前就与陈逸飞合作创作的三联油画《刑场上的婚礼》之二《不朽的青春》。而这一年，距离那场“刑场上的婚礼”已经过去80年。30年前，蔡江白与陈逸飞年轻而血气方刚，充满着“革命的浪漫主义”情怀，决定取材当时家喻户晓的革命二烈士周文雍与陈铁军的传奇故事，合作创作三联油画《刑场上的婚礼》。但就在其之一《寒凝大地》完成并被美术馆收藏而成历史经典后，他们先后出国，各奔前程，一晃就是悠悠数十载。三年前，蔡江白决定重拾画笔，以完成陈逸飞的遗愿。

这幅《不朽的青春》里蕴含的不仅仅是对烈士的纪念，更多的是对自由和信念的着重强调。且不论他们是什么党派，也不管他们是哪种信仰，只要他们站在了正义的一边，虽死不辞，就应该被牢牢地记住，把那些腐朽、迷茫和压迫，统统赶进“猪圈”。不知道什么是青春的人们，不妨去读读陈铁军。

佛山市禅城区福宁路善庆坊6号，1904年，陈铁军就出生在这里。相比周边建筑，这座建筑的房体还算坚固，但架不住年代久远，已开始出现老化破损。陈铁军故居为佛山清代民居建筑，室内尚保存有陈铁军住过的房间和用过的红木家具，以及文房用具、印章、亲手刺绣的丝巾和手迹等。

这里曾是佛山显贵聚居之地的东华里片区，周围富商不少，陈铁军即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华侨商人家庭。这样一个富家小姐，为什么会选择一条与她的生活环境完全不一样的道路呢？

这个问题至今很难回答。其实根本不需要回答。

陈铁军的侄女陈惠文老人回忆，陈铁军小时候看起来很温和，和普通女孩儿并没有两样。而且还懂刺绣手工，喜欢收集海螺、贝壳，如今家里还保留有她玩过的这些小玩意儿。

她因为抗婚与家庭决裂，家里也不给她钱，只有她的嫂子偷偷变卖首饰资助她。这位嫂子也是值得纪念的女子。“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相信秋瑾一定是陈铁军的偶像。

陈撷芬（1883—1923）万马齐喑鸣女声

关注陈撷芬缘于一张弄错了的照片。

很多人不认识陈撷芬，于是错将秋瑾和陈铁军的照片当成她的照片介绍。秋瑾长相温婉贤淑，但不大的双目中直射出一股咄咄逼人的剑气。而革命烈士陈铁军，则是典型的广东面相，大鼻子、大眼睛、厚嘴唇，眼睛里满是革命的不服输的犀利。陈撷芬到底长什么样？她的照片非常难找，笔者有幸在其老家方志部门获得一张。图中，陈撷芬双眼瞪圆，大且有神，鼻子很大，嘴唇有点厚，头戴帽子，身着新式裙装，双手微握，与一旁着西装领带的父亲陈范很搭，和另一侧着旧式对襟衣的妇女家人形成鲜明对比。

从这张图片上看，陈撷芬算不上漂亮，且与陈铁军有些相像。但作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前驱和开创者，有个关于她的传闻就是，她与秋瑾在日本成为好友，共同开拓女权事业，但陈在父亲的胁迫下，要嫁给一个商人作妾。于是，烈性的秋瑾义愤填膺，立即组织留日女学生一起把陈撷芬从虎口里救了出来。如果这事属实，那说明陈撷芬长相应是很出众。

这个故事被辛亥老报人喻血轮在《绮情楼杂记》中描述得活灵活现：按瑾系于清光绪三十年赴日留学，次年归国省亲，再渡日，得识湘人陈范。陈方以苏报案关系，亡命日本，携有二妾曰湘芬、信芬，皆为浙籍，系出故家，瑾见之，大不谓然，且以女子作妾，有玷同乡名誉，乃力劝二妾脱离陈氏家庭，复劝同乡学生助以学费，使二妾入校读书，后湘芬、信芬皆略有成就，实瑾之力也。又陈范有女公子名撷芬，曾发刊女苏报于上海，名重一时，亦以党案随父居日。一日陈忽令女嫁粤商廖翼鹏为妾，留学界闻之大哗。瑾乃召集女同学开全体大会，向撷芬严厉警告，撷芬谓事出父命，不得不从。瑾曰：“逼女作妾，是乱命也，呜呼可从！且事关女同学全体名誉，非取消不可。”众鼓掌和之。撷芬腼然退席，婚事遂以瓦解。

清光绪三十年（1904）5月，“苏报案”主角章太炎、邹容分别被判处监禁三年和两年。陈范作为“苏报案”案犯之一，携女潜逃日本，“苏报案”继续蔓延。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同在日本留学的秋瑾出手制止了陈家两起婚事，要说管闲事，也属于闲事，但以秋瑾之性格，以及所处的维新社会环境，发生此事也属应该。

只是，很多人想不通，陈范是思想先锋的办报人，陈撷芬又是接受新思想、传播新思想的新女性，为何甘于服从父命？这是后话了。

不妨先追溯下陈撷芬出众的新闻事业，以及女权运动。

陈家是官绅之家，有学有识，陈撷芬1883年出生在江苏常州，原籍湖南衡山。这不禁让人想起另一个才女，陈衡哲。是的，陈衡哲是陈撷芬的堂妹。

陈撷芬的爷爷曾在浙江任职县令，其父亲和两个叔叔都曾做官，其父陈范是一个值得好好梳理的历史人物。

记得蔡元培曾在一封信中无意中透露了陈撷芬的母亲，说是晚清上海爱国女校的学生，也是早期的知识女性，对陈撷芬应该是有所影响的。

陈范(1860—1913)，字叔柔、叔畴，号梦坡、瑶天等。“文凭”为举人。陈范喜欢读书，爱好绘画，文字功底很深，后在晚年还参与、发起成立了“国学商兑会”。陈撷芬也受其影响喜欢读书习文。陈范本在江西铅山县任知县，但因办教案落职。“办教案”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在一个特定历史时期，清政府与外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后，一些发达国家纷纷派了传教士前来传教，但在所谓传教的幌子下，一些传教士却干起了奸淫妇女、掠夺财物等不法勾当，激起民愤后，这些人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很快，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慈禧太后就下令镇压义和团运动，教会势力开始了全国范围内疯狂的报复活动。对平素因秉公执法而危害到传教利益的官绅，传教士亦要求开单一并惩处。如江西教案中，传教士“开具应办绅犯多至250余名，均指定正法，军遣罪名，并谓必须惩办定案，及将地方官参办，方能议及赔款”。以陈范的性格，当时无疑是会秉公执法的，反正处在那个夹心板当中，左右为难，但这样做的结果是被开缺回家了。

此时的陈范已经快40岁了，想想仕途走不通了，那就从文吧，这也是晚清很多有志的读书人比较容易走的路。于是，陈范带着女儿举家迁到上海，花钱买下了《苏报》，于1898年起办起“陈氏《苏报》”，“思以清议救天下”。

这个时候的《苏报》已经连年亏本了，当时上海滩报业市场已经风起云涌了，《苏报》原本只是上海租界里的一张小报，平时走的路线也很温和，就是说说家长里短、餐饮美食什么的。陈范毕竟只是一介文人，买个报纸也没想着该如何赚钱。或许当时就是想一家人有个饭碗，同时还能抒发一下不安的情绪。

陈范拿下《苏报》后，最早是以妹夫汪文溥为主笔，他自己和儿子编发新闻，兼写论说。此时，崭露头角的陈撷芬也“打横而坐”，编小品诗词之类副刊。“三十里坑花落处，比将桃雪更何如？衣冠多少和戎辈，可有闲情读此书？”陈撷芬早期作品已见功底。一家人都围着一张报纸转，以至于上海老报人包天笑称之为“合家欢”。

应该说，初始，已经对清政府没什么好印象的陈范开始关注政治走向了，但只是温和倡导一种改革方向和理念，未曾出现太过激进的词语。后来，眼看着慈禧发动了政变，并开始拿维新派开刀，对革命人同情的陈范开始与蔡元培、章士钊等革命派人士交往频繁，直到聘请章士钊担任报纸主笔。

从此，《苏报》转向激进。1898年维新溅血，让很多报刊再也坐不住了，舆论担当，不在此时，更待何时？16岁的陈撷芬就在梁启超主编的《清议报》上发表了《戊戌政变感赋》：“维新百日记通行，朝野欢呼庆再生。电闪雷奔官阙变，云翻雨覆栋梁倾。瀛台秋月孤相冷，长乐春风蔓革萦。天下臣民四万万，鸣冤剖腹竞无名。”可见陈氏父女当时的心境。

1902年，蔡元培等先后在上海创立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章太炎、邹容、蔡元培、吴稚晖、黄宗仰、张继等成为《苏报》的主要撰稿人。

是年10月，上海南洋公学发生抗议退学风潮，抗议理由是校方压制学生言论，时称“墨水瓶风潮”，要求教育会协助。《苏报》首先报道，旋设“学界风潮”专栏，及时报道学潮消息，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此次学潮得到教育会的支持。11月16日，爱国学社成立，在南京路福源里正式开学，推蔡元培为总理。《章程》中说：“重精神教育，而所授各科学，皆为锻炼精神，激发志气之助。”

报道学潮、公开倡言革命，“居今日而欲救吾同胞，舍革命外无他术，非革命不足以破坏，非破坏不足以建设，故革命实救中国之不二法门也”。《苏报》一步步激昂前进，直到1903年7月，“苏报案”发，清廷开始对《苏报》下手，报纸封门，章太炎、邹容等人被捕，陈范父女侥幸逃脱。

这个时候，陈撷芬手里也有一份报纸。这就是中国第一份女性刊物《女报》（又名《女学报》）。戊戌变法的第二年，陈撷芬随父到了上海。父亲买下了《苏报》，她也不甘心闲着，在上海创办了一个以妇女为对象的《女报》，当时《女报》随《苏报》附送，亦即《苏报》的妇女版。民国学者冯自由称这份《女报》为“女《苏报》”，并说陈撷芬“名重一时”。

谁能想象，这份中国女报的主办人是一个16岁的少女？何况这是在百余年前的清朝。

或许是为了保护自己，陈撷芬取笔名“楚南女子”发表文章。可惜，这份中国第一个妇女刊物《女报》，不久就因故停刊。陈撷芬不甘心《女报》停刊，继续努力，积极筹备，于三年后继续出版《女报》。《女报》专以妇女为对象，提倡女学、女权，内容丰富，形式新颖，颇有影响。1903年，《女报》正式改名《女学报》，陈撷芬还专门在报上设有论说、白话演说、新闻等栏目，提倡女子教育，戒缠足，反对束缚妇女的“三从四德”，并介绍日本各女校制度，很受各界欢迎，影响很大。后来，报纸上还增设女界近史、译件等，陈撷芬亲任主笔，先后发表过《元旦问答》、《独立篇》、《论女子宣讲体育》等文。

陈撷芬曾在《尽力》一文中写道：“中国为什么不强？因为没有人才。为什么没有人才？因为女学不兴。”“要是我们两万万人，尽力要兴女学，岂有兴不起来的理？”关于女权的宣传，该报也不遗余力。如有文称：“盖权的由来，在于开智。民智不开，民权不伸，君胡以强国；女智不开，女权不兴，男何以兴家。”

一张清新的报纸，一位清新的主笔，大有带来一股清醒之风给中国女性的势头。而且陈撷芬文笔优美，观点鲜明，逻辑严密，风格泼辣，充满活力，带有一种时代转折期特有的昂奋精神。她明确指引着妇女们向独立、男女平等走去，而且进一步要求民族的独立，反对“受制于人”的状况，显示了非凡的胆识和气魄。当时《女学报》销量奇好，每印数千张，一瞬而完。“我这女报，是为了中国二万万姊妹做的，盼望我二万万姊妹，各人尽力，做事的做事，读书的读书，劝人的劝人，不到几年，我们二万万女人，就另是一个新世界。”当时有一位女读者致信来，说她的父亲明确指示，可多读上海女报，奇女子陈撷芬手笔远见，要向她多多学习。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陈撷芬与蔡元培、吴稚晖等在上海建立了爱国女学，开始了与社会的广泛交往。后来还她应蔡元培之邀任了爱国女校之校长。“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这是马克思很早就预言的。

陈撷芬年纪轻轻，已经具有超强的悟性，她知道乱世之中舆论的力量，更懂得妇女运动在一个朝代更替中的重要作用。

看来，“妇女能顶半边天”，实在是出于她的内心想法。也必须是具有“半边天”雄心之女子才能推动的事业。

后有专业报人总结，陈撷芬擅长写政论，其政论文章独树一帜，有一种时代转折期特有的昂奋精神，如《女权与文学》、《男尊女卑与贤母良妻》、《普告同志妇女文》、《男女之比较》、《兴女学说》、《婚姻自由记》等。1903年2月27日，陈撷芬在《女学报》上发表一篇论说《独立篇》，文中写道：“呜呼！吾再思之，吾三思之，殆非独立不可。所谓独立者，脱压力，抗阻挠，犹浅也，其要在不受男子之维持与干涉。”“吾视男子亦徒能骄其妻妾耳。大官则受制于朝廷，小吏则受制于大吏。今且举朝廷大官小吏百姓而悉受制于外人。”其锋芒所指，已不仅是封建夫权，而是“朝廷大官小吏”。

当时中国新闻界正处于政论报纸时期，一般报刊多重政论而轻新闻，陈撷芬反其道而行之，让新闻唱起主角，极力刊登鼓吹女权、提倡女学的政治新闻，自己也写了无数鼓吹平等、自由、独立的新闻，如《妇人政党》、《女子从军》、《女子经商》等，鼓吹女子教育的新闻更是数量可观。

假如当初没有“苏报案”的爆发，很难想象一个从未成年到成年过渡的小女子陈撷芬会制造怎样的轰动，更难说她会带着妇女运动走向怎样的高潮。

只是，《女学报》因与《苏报》的嫡系关系，在“苏报案”后也难逃休刊之痛。更让陈撷芬心痛的是，未在通缉名单上的哥哥陈仲彝在《女学报》馆被清兵抓捕。“楚南女子”这个名字，年纪轻轻就与百年一爆的“苏报案”相联系起来，与章太炎、蔡元培、邹容、章士钊等响当当的革命人实现并肩作战的势头，应该说既是陈撷芬的幸事，也是她的本事，更少不了她过人的胆识和超前的意识。

简单追溯“苏报案”始末，时间表应该从1903年5月27日开始，那一天，《苏报》迎来了一位重要人物，新主笔章士钊。章士钊1881年生于湖南善化县，比陈撷芬大两岁，此人幼读私塾，非常勤奋，13岁即通读《柳宗元文集》，文笔流畅洗练，后来曾当过私塾老师，直到进入南京陆师学堂学军事，后进上海爱国学社，得以结识学界，被推荐入《苏报》。章士钊少年勃发，英俊帅气，天生一股狂放精神。

章士钊的到来，为《苏报》注入了活力。《苏报》于6月1日起，实行“大改良”：“本报发行之趣意，谅为阅者诸公所谬许。今后特于发论精当、时议绝要之处，夹印二号字样，以发明本报之特色，而冀速感阅者之神经。”

当日即发表章太炎的论说《康有为》，其中写道：“要之康有为者，开中国维新之幕，其功不可没。而近年之顷，则康有为于中国之前途绝无影响。”但“今日之新社会已少康有为立锥之地”，“而天下大势之所趋，其必经过一躺之革命，殆为中国前途万无可逃之例”。

紧接着6月2日，《苏报》又登载了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再后来头版的“学界风潮”专栏中，则刊登出《论江西学堂学生无再留学之理》，谓：“乃二十世纪新中国之主人翁，而俯首就范于亡国家奴之下，大耻奇辱，孰过于斯。”

在章士钊主持下的《苏报》，改良直接跨步到革命，邹容著作《革命军》堪称革命先声的惊雷，炸响在上海知识分子界：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诛绝五百万有奇被毛戴角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黄帝子孙皆华盛顿，则有起死回生，还命反魄，出十八层地狱，升三十三天堂，郁郁勃勃，莽莽苍苍，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革命军》绪论）

6月9日，章士钊以“爱读革命军者”的笔名在《苏报》发表《读〈革命军〉》，大为推崇《革命军》文风和思想，称之为“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并在《新书介绍》栏刊出《革命军》出版的广告，称“笔极犀利，语极沉痛，稍有种族思想者读之，当无不拔剑起舞，发冲眉竖”。次日，《苏报》又刊登章太炎的《〈革命军〉序》，谓：“夫中国吞噬于逆胡，已二百六十年矣。宰割之酷，诈暴之工，人人所身受，当无不昌言革命。”《驳康有为书》、《呜呼保皇党》、《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等文则一次比一次犀利。章太炎著名的“载湉小丑，未辨菽麦”，“载湉者，固长素（指康有为）之私友，而汉族之公敌也”均在这时的《苏报》刊发。

柳亚子曾在《我和言论界的因缘》文中称：“公元1903年，我第一次到上海，进入爱国学社，这时候，和章太炎、邹威丹（邹容）两位先生很接近。在阴历五月中旬，《新闻报》登了一篇《革命驳义》，太炎先生便写《驳〈革命驳议〉》来反驳他。开了一个头，他不高兴写了，叫我续下去。我续了一段，同邑蔡冶民先生也续了一段，末尾是威丹先生加上去的。”可见当时《苏报》文风大改后在上海的影响。

从5月27日接手到6月30日“苏报案”发，章士钊仅仅主笔《苏报》一个月。这是《苏报》的终结，但也是《苏报》的辉煌期。虽然章太炎和邹容入狱了，但却激励了众多知识分子纷纷从改良主义的思想影响下解放出来，革命派的思想阵地日益扩大。章太炎在《狱中答新闻报》说：“天命方新，来复不远，请看五十年后，铜像巍巍，立于云表者，为我为尔，坐以待之。”可谓远见。近读旧闻，邹容在狱中意外死亡一年半后，迄光绪三十二年（1906）夏，天津探访局总办杨以德忽密报巡警部尚书徐世昌，谓邹容秘密入京，图谋革命。徐世昌闻讯，大为惊骇，严密警戒，搜查旅馆庙宇寺院，尤其年轻人都要盘查。据说杨还把邹容的照片陈列室内，随时准备抓捕请赏。

有人说，如果没有章士钊入主《苏报》，或许陈家的饭碗还能多保留一些时日。但以陈家思想可以肯定，他们是能够预见到这个结果的。“一篇女学报，警梦醒钗裙。”有史料载，正是有先见的陈撷芬向父亲推荐了章士钊。

章士钊到上海后，一直向《苏报》投稿，引起了陈范的注意，其人早期虽激进，但才华难掩。也正是章士钊接替了陈范、陈撷芬后，陈撷芬才有时间专门从事爱国女校事宜和主办《女学报》。如果说“苏报案”之影响深远，实在不该忽略了陈撷芬这个“中介人”。两人在相处中，思想默契，章士钊已经渐有成熟，陈撷芬从他身上学了不少东西。交往中，两人时常有诗词来往，维新思想日盛的陈撷芬也开始向革命倾斜。

一个浪漫的说法是，陈范看出女儿与章交际较好，并为之欣赏，欲将女儿陈撷芬许配于章，但不好启齿，于是聘章为《苏报》主笔，以待将来。据说此事乃吴稚晖放出来的风。章本人听到后，也蛮有兴趣，于是便试图接近撷芬小姐，但未能如愿，心中不悦，曾对人发牢骚说：“这都是由于吴稚晖谰言所伤。”

还有说法是，陈范觉得自己年事高了，预选章士钊来当自己的女婿，接替自己的家业。但事实是章士钊和陈撷芬之间并没有擦出火花，尽管后来他们都去了日本，结果还是陈撷芬在爱国女校的学生吴弱男取代了老师，成了章太太。

但要说两人没有情感交集，似乎也很武断，一个青春少年，一个情窦初开，彼此思想解放，家人也不阻拦，本该有成熟的结果才是。一个最为正当的原因是，陈撷芬随父逃亡日本，与章士钊之间的交情也就断了线。但后来章士钊主办《国民日报》时，经费不足，陈撷芬慷慨解囊，“手挚家中仅存之番银二百两，含笑而至”（章士钊《苏报案始末记叙》）。甚至还有网文称：“章晚年时曾把他们唱和的几十首诗词赠予陈的亲属，以了却他对这位红颜知己的怀念之情。”未知真相如何。

撇下风花雪月不谈，“苏报案”后，章士钊因为此案的查办大员恰是陆师学堂的总办俞明震，两人有师生之谊，且俞对他赏识，含糊未纠。俞先生甚至故意把陈范写成其本来的字“陈梦坡”，有人认为是故意摆迷魂阵，并当面问陈范此人在否。

黎东方先生在《细说民国创立》里提及陈撷芬与父亲逃走前的小细节。

案发后，有人被抓，他们也经历了巡捕询问，于是大家合计应急对策。曾任《苏报》主笔的吴稚晖说，拘票上把陈范与陈梦坡写成两个人，是俞明震故意如此，表示这件事他做不得主，希望老朋友了解；先抓一个账房，这是“大事化小”，以便敷衍上峰。

章太炎听了，冷笑。陈撷芬说：“既然他们巡捕认识爸爸。却又不抓，此中必有缘故。”章不耐烦再听下去，“悻悻而出”。吴稚晖就对陈撷芬说：“他既认识而不拘，想要放我们逃走。既放我们逃走而不述，乃就先将脑袋送去。方鼓吹革命了矣。”陈范听了，微笑。于是，陈撷芬雇了黄包车，把父亲陈范送到爱国学社的宿舍。陈范的一个姨太太，运送铺盖。这一晚，陈范睡在爱国学社的宿舍；陈撷芬及陈范的姨太太各自回家。

次日晚，章太炎“主动被捕”，加上邹容主动投案，一共被抓六人。原告大清政府所控的罪名是：“污蔑朝廷，大逆不道。”陈范之子陈仲彝即是被抓六人之一，他是在凤阳路陈撷芬的《女学报》报馆被捕的。黎东方谓：“陈仲彝是陈范的儿子，在拘票上无名，被巡捕抓了来，作了代罪的羔羊。工部局讲西洋法律，巡捕却不太‘拘泥’！妙在会审公廨，其后也把陈仲彝视作被告。”此为陈撷芬逃走之前最揪心之事。

上海的天还未大亮，年轻的陈撷芬跟着父亲及家人背着行囊，远走他乡。回望着这段时间的经历，她显得有些凄然，凄然中有成熟的意蕴，也有对大环境的无力。

她只是一个芳龄二十的女子，并没有经历任何政治风暴，突然便与当朝的太后和皇帝发生了关系，结结实实地陷入到政治事件漩涡中心里，眼看着政府与洋人的巡捕房合力抓人，她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女子，又能作何反抗呢？她更多的是担心，担心父亲的命运，担心自己的未来，在一帮政治学人的督促下，她开始跟着父亲逃亡，期间似乎并没有与章士钊有更多的交际。

如果说这位报界小女子就此消失的话，此文倒也无可说头。关键是她后来的作为和矛盾身份，引起了不少知情者的兴趣。

1903年6月30日，陈范侥幸走脱后，带着二妾和陈撷芬去了日本。在离开上海之际，陈范留下一首诗：“东风习习拂征衫，别绪离情百不关。却怪舵楼回望处，眼中犹著旧河山。”

陈撷芬跟着父亲到日本后，生活一下子陷入困境。想陈范一生的积蓄几乎都耗费在了《苏报》上，《女学报》肯定也要有所投入，案发后两报均被没收，陈家生活一直沦落到“贫困几无以自给”的地步。

这个时候，有个关于陈撷芬的历史插曲一直在流传着。

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大型话剧《秋瑾》剧情简介中，有这样一个情节：陈撷芬到了日本后，结识了秋瑾女士，并与之共同成立革命组织。可是陈撷芬却因父亲做主要给人做妾，秋瑾听说后大怒，领着陈撷芬向父亲当面解除婚约，并让陈撷芬父亲身边的两个小妾离开男人自谋生路。此事前文所引《绮情楼杂记》一书亦有所记。

这件事到底真假，现在还很难证实。不过，按照陈撷芬的新锐思想和耿直的性格，似乎不太会答应这场婚姻，还有以陈范“毁小家以纾国难”的可贵秉性看，也不大会作出这样的决定。

再说了，陈范也并非贪财之人。柳亚子曾说陈范：“时南都兴建，昔之亡人逋客，方济济庆弹冠，而先生布袍幅巾，萧然物外，绝口不道前事。”蔡元培等念及陈范功绩，多次要求政府发还清廷没收陈的财产，并对陈有所抚恤。陈范却说：“谢诸君，勿以我为念，养老之资现犹勉能笔耕砚耨，聊免饥寒……吾辈正谊明道，非以计功利，岂容贪天之功为己为？”

只是在逃亡过程中，陈范两妾确实改嫁了，其子陈仲彝出狱以后，清廷一直迫他交出父亲，也不知他逃到哪里去了。可以说“苏报案”搞得陈范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正如陈范自喻：“坐对风烟殊旦暮，似闻歌哭满江湖。”

人说，有其父必有其女。陈撷芬的新闻理想很难说没有其父的影子。

但根据人性是矛盾、不稳定的理论看待历史人物，陈撷芬即便有所恍惚、徘徊也属正常。

在陈撷芬很小的时候，陈范就很喜欢这个女儿，有诗歌为证：“老夫掌双珠，幼者甫离抱，长者及笄年，是我擎中宝，两男性顽钝，惟此女表表，期为第一流……”长女正是陈撷芬。他还勉励女儿“支那女中杰，舍君复谁蹈？”

当然，陈撷芬也很争气，在她早期的《题美人倚剑图》中，新锐思想已经绽露：海飞立兮山飞拔，亚东美女有奇骨。腰悬宝剑光辉芒，胸抱雄才气豪勃。女界沉沦数千载，颓风压人贱奴族。夺我天权杀我身，终夜思之痛心裂。修我戈矛誓我师，洗尽蛮风驱我敌。一声唱起泰西东，百万裙钗齐奋力。勖我神州好姊妹，女界飞渡即此日。

就在1904年4月26、27日，陈撷芬到日本不久后，还在《中国日报》上发表《女界可危》一文，提出妇女要先为祖国尽义务，后争取自身的权利。她说：“从前女界虽权利失尽，然义务亦失尽。既不尽义务，即有权利，亦他人与我之权利，非吾辈自身之权利也。今日则可尽义务之日矣，得完全权利之日矣，……须先争尽我辈之义务，则权利自平矣。”

从正常思维出发分析，一直倾心倡导女权解放的女报人，应该不大可能再去倒车做妾的，但她偏偏险些走上这条道。

话说陈范携女到了日本后，开始与孙中山、陈少白等革命党人往来。但国内一直未放松对他的追捕。

陈撷芬在日本结识了秋瑾。并与秋瑾、唐群英、吴弱男等参加冯自由的反清组织“三合会”。当时，日本民众的民族精神和爱国热情涌动，深深刺激着陈撷芬等人。在日本期间，陈撷芬去了横滨基督教共立女校留学，其间她倾其所有，变卖父亲为其购置的首饰衣物等，资助革命报刊《警钟日报》、《国民日报》出版。

她心里还时刻惦记着《女学报》的复刊。终于在1903年11月，陈撷芬在日本东京继续编印出版《女学报》第4期，由上海《国民日报》发行，以其犀利的文风，继续向清政府宣战。只是，由于经费等原因，这份在异国编辑的《女学报》成了最后一期。陈撷芬的革命之路还是转向了。

1904年，陈撷芬与秋瑾等又将共爱会改组为“实行共爱会”，因她在国内的影响力，理所当然地被选为会长，此会成为留日女学生组织的中国最早的爱国妇女团体。同时她还发起成立女子雄辩会，自任会长。

这个“共爱会”除了倡导新锐思想、关爱和帮助留学生外，还干了一件轰动的事情，就是拆散了陈范和二妾的关系。先前喻血轮只是说这两女是浙江人，根据张正先生的《鉴湖女侠》（北方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记述，两人陈姓女子都是18岁，当时陈撷芬都已经22岁了。她与秋瑾一样，反对男子纳妾，所以在秋瑾对其父实施“驱妾”时，她并没有出来干涉，陈范毕竟是革命派的先锋人物，故此事轰动一时。

根据史料记载，1905年春，陈范返国，在上海被捕入狱，翌年获释。不知道是否有此事影响的成分，但他回国继续革命也是事实。

但随后就发生了更为奇怪的事情，有人称之为“吊诡”。多数记录时间是1905年的冬季，陈范欲将陈撷芬嫁给广东商人廖翼鹏为妾的消息不胫而走，而且陈撷芬已经答应了父亲。当时反应最大的就是秋瑾，连说这事事关女同学名誉，非取消不可。据说陈撷芬是收到了陈范的家书，那也就意味着当时陈范在国内。“共爱会”的大多数会员都投了反对票，最终陈撷芬放弃了这桩婚事。

但围绕着她的争议并没有结束，时至今日还在继续。有人说她意在“唤起同胞一半人”，但并未能唤醒自己，甚至在其他人反对她成妾时，她还在争取说“父命难违”。后来她嫁给杨希仲（杨镌）后，依然恪守“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放弃事业，一心辅助夫君。甚至有离奇说法，说她最终因为“无后为大”抑郁而亡。

但也有人以为，“在这里陈撷芬的做法确实有辱她宣传女权思想的英明形象，但这是有原因的”。首先陈撷芬对父亲是崇拜的，从小崇拜到大，父命难违；还有她自己身上的封建残余依然存在，这也是她没有与秋瑾一起走向激进革命的原因。

当然，这也不会影响陈撷芬在东京的成就。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后，陈撷芬成为最早加入同盟会的女会员之一。当时为了准备武装起义，中国同盟会在横滨设制造弹药机关，聘俄国人为教授，陈撷芬与秋瑾等女士亦加入练习。

1907年，秋瑾在创办《中国女报》时，主张把该报作为《女学报》的继承者和发展者来办。该报称：“本报之设以开通风气，提倡女学，联感情，结团体，并为他日创设中国妇人协会之基础为宗旨。”辟有《社说》、《译编》、《文苑》、《新闻》等栏目。该报以通俗易懂的文字鼓吹妇女解放，呼吁妇女走向社会。如此一来，也算是对陈撷芬《女学报》早夭的一个安慰。陈撷芬也不时有猛文发表。

话说陈范回国后，一直未曾远离革命，武昌起义后，他曾在原籍地湖南进行革命活动。不久，先后主持上海、北京的《太平洋报》、《民主报》笔政。据说陈范晚境凄凉，孤身一人，贫病交加。章士钊谓其“亡命十年，困踬以终，不闻有何怨言”。1913年，陈范在上海病逝。

如今，百余年过去了，再提“苏报案”，恐怕不仅仅是章太炎发表在《苏报》上叫骂光绪的“载湉小丑，未辨菽麦”，而是具有更深远的寓意和影响了。

记得1957年时，毛泽东多次重提“苏报案”，并多次在章士钊的女儿章含之面前肯定章士钊的功绩。在1958年的重庆会议上，毛泽东更是号召人们重读邹容的《革命军》，这个文章早期就刊发在《苏报》上。

有人说，“苏报案”的发生和章太炎、邹容被捕，也导致了革命运动的展开。“苏报案”发生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比过去积极了。事后，孙中山在《檀山新报》上发表《敬告同乡书》，明确指出：“革命与保皇，理不相容，势不两立。”1905年，孙中山成立中国同盟会时，直接把“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写入誓词，而这一纲领恰恰就来源于《苏报》。

如今，人们都在提倡将陈范作为“苏报案”的真正主角之一纪念和铭记。

其实，在其麾下悄然崭露头角的陈撷芬，又何尝不是这场文字革命、思想革命的主角之一呢？

不禁再次重温章太炎的《狱中答新闻报》：“天命方新，来复不远，请看五十年后，铜像巍巍，立于云表者，为我为尔，坐以待之。”

陈撷芬，因着革命的因子，注定要被写进中国新闻史。

辛亥革命前夕，陈撷芬回到上海。1912年3月，陈撷芬和汤国梨、吴芝瑛等各界妇女100余人发起成立“神州女界共和协济社”，提出妇女参政要求，得到孙中山先生的赞赏与支持。后又有消息，陈撷芬嫁给四川人杨某后，双双赴美留学。1923年，陈撷芬去世，年仅40岁。

陈撷芬出身资产阶级改良派知识分子家庭，但她接受新思想很迅速。戊戌变法运动失败后，众多报纸和社团纷纷没有了声音，甚至停刊安息，沉默，沉闷，沉寂。“万马齐喑”之际，《女报》的诞生，无异于女界乃至整个政界的一声惊雷。

陈撷芬办的是一份女报，但她发出了女子的雄音。她具有非凡的胆气、剑气，还有一股正气。

陈撷芬从登上新闻舞台到离开报界，前后不过五六年时间，但她所创办的《女报》、《女学报》，所写的评论、演说、新闻等稿，因其新颖的思想和风格载入了中国新闻史册。

可见，生命的长短，从业经历的时间长短，都与质量无关。

陈撷芬，“中国新闻史女性刊物第一主编”实至名归。

丁香（1910—1932）林花经雨香犹在

苏州有个丁香巷，就隐秘在大名鼎鼎的平江路历史街区中，狭长而幽深，朴实却唯美。

丁香巷这个诗意盎然的名字，轻易便勾起人们内心深处的那首诗《雨巷》：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

这首诗正是来自于戴望舒的笔下，很多人烂熟于心。不过，这条雨巷不在苏杭，而是在大上海的松江。这首充满迷惘和朦胧的诗作，让苏州叶圣陶先生赞誉其为中国新诗音节开了“新纪元”，戴望舒一下子红了。

而苏州这条存在了千百年的雨巷，依然低调又深沉。每逢雨季，甚至还充满着忧伤，仿佛在怀念着一位与其同名的姑娘。

是的，她叫丁香。她还有个别名为“白丁香”。

在苏州，就在平江路附近，真的就有这样一位活生生的姑娘。

丁香为弃婴。被发现时，襁褓里有一张字条：丁贞，宣统二年（1910）庚戌年二月十五日午时出生。

和许多弃婴一样，丁贞的家庭身世根本无从稽考。因此，苏州地方志将她归档为“苏州人”，因为她是在苏州被发现，并由苏州基督教监理会美国籍宣教士白美丽小姐收养的。白小姐为其改名为白丁香，人们常以“丁香”称之。

白小姐是善良的，她奉圣母之名。她喜爱丁香，还特地将丁香托付给了教友吴师母哺育抚养。吴师母出身贫寒，感受到了丁香的渴望，视她如同女儿，悉心照顾，谆谆教诲。

渐渐地，丁香长大了。她坚毅、勇敢，又勤劳、朴素，有时静静如一棵小树。白小姐希望这棵小树生于苦难，长于平常。丁香比任何人都渴望翅膀，飞翔。

于是，白小姐请了有专长的牧师、教友给丁香授课，国语、圣经、史地、钢琴等，而且对她要求严格，直到她进了东吴大学，开始接触新生的生物、代数等课程。

东吴学府坐落古城东端，地下的护城河流淌了上千年，不过东吴大学以民国时最为著名。丁香看着家门口的学府进进出出的才人，没有醉心风花雪月，不大喜欢女红针线，反而努力求知。她热心进步，关心国事，看起来不大像是小桥流水人家出来的闺秀。爱国募捐、罢工运动，都会出现她瘦弱的身影。革命者萧楚女的激情演讲，更让她平静的心亢奋激扬。

萧楚女其实不是女的，于此曾有专门澄清：“本报有楚女者，并非楚楚动人之女子，而是身材高大，皮肤黝黑并略有麻子之大汉也。”萧楚女也是苦命人，幼年丧父，家贫无以为生，12岁在一家木材行当学徒，不久流浪外乡，做过轮船杂工、街头报童、酱园徒工、排字工人等。其醉心革命，年纪轻轻就被国民党反动派在狱中杀害。其格言为：一个人从生以后一直到死，都有做对人民有益的光明正大事，虽然肉体死去，而精神是不灭的。芳龄十八的丁香深深记住了这一格言，很快加入了组织，宣誓，慷慨激昂，视死如归。

读野夫《乡关何处》时，发现里面对“组织”的解读非常到位。他说“组织”本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名词，而且是从日本演变而来的，“随着共产主义运动的狂飙突进，这个毫无定性的词语，在辞典上衍生出一个专有的义项”。那些国家的读书种子，人中龙凤，之所以肯起誓，从事违背政府法律规定的危险事业，去造反革命，不是因为热衷杀人越货，实在是为了追求真正意义上的“不自由，毋宁死”。他们是真正实现“自由大于生存”的一辈人，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

丁香的心在一点点变硬，但活跃在东吴大学校园里的她，外表是柔美的、热情的，有一种天生的暗香，这深深地吸引了另外一个男青年，他叫乐于泓。

乐于泓祖籍太仓县，隶属于苏州，但其生于南京市，比丁香大两岁，原名陆于泓，笔名乐若。他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期间，因工作需要改名乐于泓，许多人习惯称他为阿乐。

关于他的名称还有个小插曲。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专案组将阿乐隔离审查，要他揭发江青的罪行，言谈之间透露：江青曾经数次亲笔填写个人履历，有关早期经历的证明人，她多处写的是“乐若”。中央专案组经多方查证，才得知乐若就是乐于泓。

乐于泓出身一个儒宦家庭，祖父做过前清江宁府的“学训导”，据说是掌管文庙的祭祀和所属文武士子。当时全家人住在南京夫子庙朝天宫的官宅里。辛亥革命，清王朝被推翻，祖父赋闲，翌年举家迁返原籍太仓。1925年，阿乐因成绩优异，由常熟教会学校诚一中学举荐，被半费保送到上海圣约翰大学。入校不久，“五卅”运动爆发，阿乐参加罢课，抗议校方镇压学生运动，和广大师生一道拒绝返校，转学到了苏州东吴大学生物系。因有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而且懂得西方宗教音乐，转学到苏州东吴大学生物系后，阿乐是如鱼得水。

如果说丁香是一株含苞待放的骨朵。那么她的“园丁”就是阿乐。

他们讨论时事，参加罢课，声援工人罢工。他们渴望着新生活，也渴望着爱情。

关于革命的故事，似乎都不大浪漫，长久以来，关于革命故事的宣传也都陷入了硬碰硬的正派面孔中。

阿乐和丁香算是浪漫的一对，他们在暗流涌动的微潮中互生情愫，在古城相门附近的教会建筑中徘徊和思想，在唱诗班的天籁旋律里，洗礼着彼此的灵魂和爱意，直到留下最纯的那一层。

1932年4月，经过组织批准，乐于泓和丁香在上海结婚。

对于丁香，阿乐印象最深的恐怕还是钢琴。两人都是音乐爱好者。阿乐的胡琴拉得悠扬、有气势，配以丁香的钢琴，颇有琴瑟和鸣的感觉。

琴声，也成为他们的秘密联络工具，在他们租住的阁楼窗口，时常传出《圣母颂》的琴声，这是他们互报平安的信号。据说丁香对他曾有这样的叮嘱：“若是一切顺利，便弹奏《圣母颂》，若是危险降临，便弹奏《命运》，到时你一定要走。”他听后，心为之一震，像是什么东西坠下砸在了心上。两人的婚礼是秘密进行的，仪式一如丁香的名字一样低调而富有意义。不如种棵丁香花吧？看它年年开花，见证着我们的爱情。粉红的，雪白的，还有淡紫的，你喜欢那种丁香花呢？它们静雅自持，仿佛不想让任何人注意到它们的存在，只留芬芳在人间，每朵小花都是四瓣，偶数的对称，寓意着甜蜜的结合；绽放的姿势，努力又奋进。要白色的吧，那是她的肤色，也是她曾经的姓氏。

他们时而分开，时而团聚，喜乐冲淡了恐怖，别后的拥抱忽视了四伏的危机。但他们知道自己要什么，那前头的光明虽然看不见，但他们心里永远是彻亮的，两颗向着自由的心紧紧地偎依在一起，在这江南的盛夏，行将结束的苦旅。

我们要个孩子吧？那是生活的希望，也是未来的希冀。在这乱世的民国，在这风雨不定的世道，一对新人最质朴的心愿，就是生个孩子，让他看到灿烂而光明的世界。

他们要为之继续奋斗，既是为了自己的后代，也是为了更多的后代。那时的人真是天真得可爱，固执得可叹。他们身上有一种天然的东西，叫做无惧。

新婚五个月后，1932年的9月，丁香悄然从南方去了北平，参加一个秘密会议。至今，这秘密会议还是个秘密。他们中间出了叛徒。丁香不幸被捕。组织极力营救，未果。1932年12月3日，寒风刺骨，丁香被押解到南京雨花台，秘密枪决——当时她已经有三个月的身孕。

目前丁香的照片仅存一张，还是乐家亲戚在老房子拆迁时，无意中发现的：齐耳短发，脸庞清秀，皮肤白皙，气质婉约，穿着半长袖缀盘扣的对襟上衣，坐在一张老式藤椅上，一双大眼睛温柔地看着前方，身后是一排书，还有一张照片。照片上的男青年，阳光帅气，正是阿乐。丁香，后面台上摆着阿乐的照片

正是那个想和她一起生个孩子的阿乐。可以想象，温柔如水般的丁香，在金陵城南，那荒凉凶残的城南，曾有过怎样的挣扎和哀号，甚至可能会有请求，一切都为了腹中的孩子。每个女人心中，孩子都是大如天的。以人类的天性看，她可以暂时忽视掉神圣的使命，只为了保住孩子的平安，那是她与阿乐的生命延续，也是未来接班的铁定人选。

但现实是，丁香死了。

而那个帅气的“园丁”还活着。

这是个痛苦的格局，沉重到窒息。

阿乐悲痛欲绝，所谓“绝”，即可以随时随她而去，生而为人，贵在衷情，可以为情生，也可以为情死。那一夜，他拉了一夜的二胡，曲目是《随想曲》。

第二天，阿乐来到了雨花台。下着雨的雨花台，凄冷寒心。一个男人披着蓑衣，伫立在丁香就义处，泪流满面。“情眷眷，唯将不息斗争，兼人劳作，鞠躬尽瘁，偿汝遗愿”，誓言响彻在空荡荡的台垣。直到午夜，人们还能够听到呜咽的琴声在雨花台回荡……“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那是一个痴情男人的无奈悲愤和浓浓思念。

从此以后，不管他到了哪里，不管他做了什么官，在他的家中，始终摆放着一盆五彩的雨花石和一枝丁香花。丁香花的叶子是苦的，花却是香的，淡淡的香。

他的床头，还挂着一幅丁香的画像。他没有她的照片，他想念她，疯狂而无助，一张素影，聊以慰藉。画像中，民国时期的江南女子形象淡淡地着墨在白纸上，那双清澈的眸子最为抓人，柔情中不失坚毅，想移目不能，越看越心疚，恨不得翻过去，好好看个够。

这是他凭着记忆画出来的。

阿乐在一步步了解中获知，丁香在自己被捕前销毁了所有自己和家人的照片，以此来保护他，以及更多的战友。除了孩子，她死而无憾。那时的革命者，总不愿意苟且，否则就算活着也是一种莫大的耻辱。在妥协与不妥协之间，仿佛有一条清晰的金线，泾渭分明，君不见，那些在抗日中行苟且之辈，至今仍被死死钉在耻辱柱上。

这棵看似弱不禁风的丁香花，愣是经受住了暴虐的烈潮，风雨过去，依然屹立着。

她越坚强，他就越心疼她。

1941年10月，身为新四军四师师长兼政委的彭雪峰为乐于泓写下平生少见的一首自由体诗：“一个单薄的朋友/十年前失去他的爱人……/如今啊/何所寄托/寄托在琴声里头……”

丁香离去的18年后，一位女兵走进了阿乐的世界。这个叫时钟曼的女子眉宇间与丁香神似。

但他是固执的，固执地想念着那朵丁香，看看屋里的丁香，看看那张画像，尤其烈酒下肚，眼前浮现的是，他们一起闹罢工，一起慰问北伐军，一起过着紧巴巴的新婚日子，彼此依偎着，想象着那个孩子的可能模样……似泉涌，似海潮。

新的感情伊始，他有一种自然的排斥，就如同孕妇与婴儿的排斥期。他是优秀的，她正是爱着他的优秀。

在丁香牺牲不久，他也被捕入狱。后来的资料显示，为营救丁香，中共进行了多方活动。国民党认定丁香是“要犯”，但因她是美国基督教传教士的养女，有美国教会背景，一旦美国人介入，将会使当局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他们很快把丁香押到南京，草草审讯一番，于1932年12月3日子夜在雨花台秘密枪决。此时丁香已怀孕3个月，“刽子手还残忍地对着她的肚子打了一枪”。丁香就义时年仅22岁。

阿乐得知噩耗，悲痛欲绝，赶到南京，冒着瓢泼大雨，身披一件蓑衣，在丁香英勇就义处祭奠。阿乐私自去南京，事先没有经过组织批准，身份可能暴露，上海不能待了，他就去了青岛。阿乐到青岛后的第一个接头人，就是早期曾与江青一起从事地下工作的黄敬。

这也是后期江青曾经数次亲笔填写个人履历，并在早期工作的证明人上多处写到“乐若”的原因。据说在青岛时，当时名为李云鹤的江青把阿乐叫到靠海的阳台上，劝他不要过分悲伤，在困难时，可以来找她和黄敬。

阿乐在青岛以旁听生的名义，经常去青岛大学，和黄敬、江青等地下党员开展学生运动。他们举办读书会，成立歌咏队，召开音乐会，发表时评等进步文章。似乎他是代替丁香活着。

黄敬爱好文艺，在青岛组建了一个海鸥剧社。阿乐和江青都能拉一手好二胡，排演节目时，他俩有时会来一段二胡合奏。江青的嗓子好，有时阿乐拉，江青唱。

这样的日子直到1933年的盛夏戛然而止。因叛徒出卖，黄敬被捕入狱。江青去了上海。

再后来，阿乐也被逮捕了。

乐于泓女儿乐丁香、乐迈的回忆（见《党史纵横》）中，则道出了父亲被捕的细节：丁香牺牲后，父亲转移到青岛从事职业革命工作，担任共青团山东省临时工委宣传部长。1935年9月被叛徒出卖被捕入狱，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他对难友讲：丁香花虽然凋谢了，但她的精神永存。以此自勉也鼓励大家要向丁香烈士那样忠诚。1937年在国共合作无条件释放政治犯的大气候下，父亲9月获释出狱。

乐于泓被捕后，被关在李村山东省第五监狱，后被判了5年徒刑，转到了青州山东省第四监狱。1937年4月，被押送到南京晓庄国民党政府首都反省院。“七七”事变后，这批“政治犯”迎来了转机。那年的8月18日，南京炙热，天气异常炎热。周恩来、叶剑英要到首都反省院看望大家并作形势报告，乐于泓在台下认真做了周恩来发言的记录，会后还和其他难友进行了核对。周恩来的讲话全文约5000字，中间被掌声打断42次……大半年后，他被释放时，设法将记录带了出来，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一份亲历的珍贵史料。

出狱后，乐于泓跟着部队南征北战，直到1950年1月，华东局转来中央军委电报，调他回十八军，而后又收到组织点将，要他准备进藏。

乐丁香、乐迈回忆说：父亲毫不留恋大城市的安逸，又一次离开故土，毅然西去，投身到解放西藏的伟大副业中。但在重庆体检时，西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长钱信忠亲自做出诊断：“阿乐同志，你的肺部经X光透视及照片证明一侧已经萎缩……因之不能过于劳累及长途行军……”父亲则坚决要求进藏，正争执不下时，张国华军长到了重庆，专门与二野组织部长陈鹤桥、卫生部长钱信忠以及在晋察冀工作了12年的奥地利医生傅来同志磋商，最后答应：可以试一试，如身体不行急速返回。所以熟知这段历史的人都说，阿乐是带着半个肺进藏的。1950年5月20日，父亲随张国华军长乘飞机抵达十八军军部所在地成都西南的新津，走马上任刚成立的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简称工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带领二十多位著名的西藏问题专家学者，通过各种渠道对西藏的社会历史、宗教文化、入藏路线等作全面调查，很快便给工委写出第一份报告，全面准确翔实的资料为以后中央的决策及入藏后开展工作提供了依据。现在读起来仍然觉得这份材料语言精练、内容丰富。此外父亲的进藏日记详细记录了西藏和平解放的过程，为今天的西藏史研究留下珍贵的资料。1950年9月，父亲随十八军军部进入甘孜。昌都战役胜利后，10月26日张国华军长在军直机关作形势报告，父亲主持会议。会后他突然发现担任会议记录的军政治部通讯报道科收音员——一个19岁的女兵，在她的眉宇间笑容里有着丁香的影子。自丁香牺牲后父亲独自相守整整18年，从此他开启了关闭18年的心灵之窗，打开了沉寂18年的感情闸门，他们的相恋在十八军引起了轩然大波，最终缘结雪域高原。她，就是我们的母亲时钟曼。

乐丁香的名字是有来历的，她回忆的父母之间的感情是较为权威的。这里提到了“轩然大波”，到底是怎样的轩然大波呢？无非是一个不惑之年的男军官，与一个刚刚成年的女兵之间的悬殊之恋。

一见到这位比自己小了23岁的姑娘，阿乐关闭了18年的心就怦然跳动。“这姑娘，你觉不觉得她的眉眼，很像丁香？”他激动地跑去问朋友。23岁的“距离”不足以让他们的感情止步，在那样神圣的高原上，他们将情感历练成了雪莲。

前面说过，乐天泓心里只有一个位置，已经有个人占得满满的，这让他对其他女人都很排斥。

时钟曼是个普通女人，但她有一颗不普通的心。想到她，就想起了电影《云水谣》中李冰冰塑造的那个情深义重的进藏女兵王金娣。

影片《云水谣》根据男女主角陈秋水（陈坤饰）、王碧云（徐若瑄饰）、王金娣（李冰冰饰）三人三条爱情主线，讲述了一段跨越海峡、历经60年大时代动荡背景下至死不渝的坚贞爱情故事。因为历史形势，陈秋水从台湾来到了大陆，与未婚妻王碧云分离，若干年后，成为军官的他在朝鲜战争中遇到了女兵王金娣，她爱他，一见钟情。但是他心里满满的，再也容不下什么。

直到有一天，陈秋水受命进藏，多年孤寂，陪伴着他的是透明的阳光和飘散不尽的白云。他思念着王碧云，陷入狂想。恍惚间，有人传话，有个叫“王碧云”的来找他，陈秋水疯了似的前去寻找，终于见到了她的背影，那组镜头持续2分多钟……

事实是，王金娣知道她的陈秋水忘记不了王碧云，于是把名字由王金娣改成了王碧云。她宁愿做她的替身，因为爱。“我改名字了，以后叫我王碧云……（哭泣）我有什么办法？你心里只有王碧云，你等她等多少年了？希望呢？你就等到死也等不到她！我可怜你！从今往后不用再这么苦等……（她给他戴上围巾，从后面抱着他）我就是王碧云……我就是王碧云！……王碧云在天上，她照顾不了你，我替她照顾你，在你身边，照顾你一辈子！……你要真爱王碧云，你就爱我吧！我会一辈子对你好，一辈子照顾你。替她，好吗？”

高原恢弘，苍天作证。有一种爱，接近于天。

洞房里，王金娣说：“姐姐，他一直在等你，是我不让他等了！对不起。今生今世他要见不着你，来世我一定陪着他去见你。”时钟曼和阿乐结婚照

这姐姐正是王碧云，也可以是白丁香。

时钟曼与乐天泓结为夫妇后，从没有忽视过丁香。她一如既往地敬仰丁香。每年到了丁香的殉难日，她都备好酒菜，取出二胡，与乐天泓一同去祭奠。

1982年，丁香牺牲整整50年了。乐天泓在清明时节来到雨花台，亲手种下两棵丁香树，后来陆陆续续又有人补种了很多的丁香树，从此那一条路就命名为丁香路。

每到春季来临时，丁香心目中那个帅气“阿乐”都会去雨花台为丁香树培土。“而且每次去之前都一定要理发、整装一新，好像信教徒参加神圣的朝拜一般。在浸透烈士鲜血的土地上，丁香花分外秀丽清香，大概是草木知情通人意，寄托着父亲的情感和心灵。1990年春天举家回迁北上之前，80高龄的老父亲计划好再一次去雨花台，但因心脏病复发而取消此行，给他留下了深深的遗憾。回到沈阳的日子里他还老是想着南京、雨花台、丁香树。”乐丁香如是说。

1992年，乐于泓在沈阳病逝。遗憾的是走前没能再来看看丁香树。

第二年的清明，时钟曼来了，还带着两个女儿，捧来了阿乐的骨灰。绵绵春雨中，飘落着淡雅的白丁香花瓣，阿乐的骨灰埋进了丁香树下。那个曾经凄冷的雨夜，终于有了些许暖意。

忽然记起一个细节。乐家后人记得，“文革”时，父亲被打成叛徒，还是孩子的她在外面看到大字报，伤心地跑回家质问父亲，父亲只说了一句话：“我不会做对不起丁香的事。”这在他们家，是最庄严的誓言。丁香，早已成为一家人的精神支柱。

那个时段，牛鬼蛇神出没，黑白早已不分。但，阿乐是清醒的。他誓言不改，只是淡淡地说不会做对不起丁香的事情。

1959年，按照中央审查干部的统一部署，有关组织部门审查乐于泓时，认为他在国民党狱中有“自首”嫌疑。“文革”期间，乐于泓被打成了“叛徒”，批判、游街、无休止地认罪、检查……

1982年4月，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对乐于泓的历史重新进行审查，并发布文件宣布撤销1959年的两个错误决定，恢复他1932年起的党籍，参加革命时间从他1931年10月入团算起。1982年平反时，乐于泓已经74岁。恶风血雨中，除了相伴的时钟曼，他念叨最多的就是“没有对不起丁香”，似乎那才是他的信仰。

新中国成立后若干年，作家耿耿在安徽合肥市大蜀山国家机电部通用机械研究所找到了乐于泓。那一年，乐于泓75岁，虽然头发斑白，面容清癯，但记忆力极好，非常健谈。耿耿说：“当我说明来意时，似乎唤起了他的回忆，他兴奋不已。阿乐的文化素养甚高，一言一行皆有学者风范，言谈间一不留神就会像自来水一般吐出一连串流利的纯正美式英语。他还给我放音乐磁带《圣母颂》，教我如何从庄严、美妙的西方宗教音乐中感悟那种超凡脱俗的圣洁。初一接触，我就觉得在他身上有一种使人肃然起敬的人格魅力。”

新中国成立后，乐于泓到西藏任职多年，如新华社西藏分社社长，后因肺病原因，不宜进藏，被强制调回内地工作。中央电视台后来热播的25集连续剧《西藏风云》中，乐于泓的身影频频出现。

共和国不会忘记这位对烈士妻子痴情的人，共和国也不该忘记这位忠诚于国和家的人。

阿乐离去了。时钟曼仍然坚持带着女儿年年奔赴雨花台，还千方百计地寻找到一张丁香的照片，送到了雨花台烈士陵园，成为重要史料。曾经的雨花台烈士纪念馆里，丁香烈士的简介旁，初期只配了一张画像。那是委托人后期绘画上去的，因为一直找不到她的照片。乐丁香说：“那张画像，还是根据我妈妈中学时的照片当模本，画出来的。”是丁香，还是时钟曼？她们的形象又重叠在一起。

直到后来找了那张唯一的照片。黑白影像中，记录着丁香永远年轻的姿势，仿佛那些屠杀、血腥、暴力、霸权、压迫等灰暗的色调和词语都与她无关。

她静静地降临到凡间，到天堂苏州，如同一尘不染的天使。

她的美，悄悄肃杀掉一切的丑恶，忽如一夜春风来。

近几年的清明，时钟曼和两个女儿仍旧来到雨花台，看望丁香，以及魂归丁香树下的丈夫。树下一地落花，她们小心地捡了起来，装在玻璃瓶里，打算带回沈阳。

安静肃穆的雨花台里，不但有了“丁香路”，还建了丁香广场，让这段纯真的爱情传奇，为更多的人知道。

2011年底，执导过《平民大总统》的冯新民导演《丁香》在南京开机。之前还有名角李旭丹主演的现代越剧《丁香》多次上演，李旭丹说从网上查了丁香的故事以后，就爱上了这个人物。见过导演之后，她还抑制不住满腔的创作情感独自去了雨花台。“在园里走了半个小时后觅到了那条‘丁香路’！我来回走了三遍，仍不愿走出去。静静望着两旁的丁香树，这都是阿乐纪念丁香栽下的。现在每每排序幕那段阿乐祭奠丁香，二胡声起唱着‘苦苦等待’时我就顿生悲凉。”

丁香花色淡雅芳香，习性强健，为温带及寒带树种，喜光，性较耐寒。据说，地处江南的苏州，少见栽植，偶见有生长良好的丁香树，就被视作神奇。

听说，丁香在我国有一千多年的栽培历史，它给中国的文化平添了无限秀色。古时有许多关于丁香的传说，说丁香是“神树”，能给人带来幸福。丁香树在海外也颇受“礼遇”，在法国它被视作“天国之花”，浪漫的法兰西民族甚至把“丁香花开的时候”，作为最佳天气的表述。“你说你最爱丁香花，因为你的名字就是她，多么忧郁的花……多少美丽变成的梦啊，就这样匆匆地走来，留给我一生牵挂……”

突然想起了苏州清幽寂静的丁香巷。

想起了东吴大学里那个安静又飘逸的丁香。

想起了李煜的“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

胡兰畦（1901—1994）冰心铁骨雪中横

1957年初冬，中国出奇的冷。这一年的初夏，在刚刚恢复生机的广袤大地上掀起了一轮“反右派”大运动。这一年，著名作家刘心武15岁，正处于青春叛逆期。懵懂中，他似乎还弄不明白什么是“右派”。爱好文学的他，喜欢读高尔基、巴比塞。

那个星期天，母亲正在整理家务，看到刘心武床上的书，其中一本是长篇小说《福玛·高尔杰耶夫》。刘心武一把抢过去：“正经好书！高尔基写的！”母亲就说：“啊，高尔基，那胡当年很熟的呀！”“那胡”是上个星期刚来家里的一位妇女。从重庆搬到北京不久的刘心武心里还在犯嘀咕，按重庆地区的话语习惯，“对较为年轻的妇女唤孃孃，对上了年纪的妇女唤婆婆，但是眼前的这位妇女，年纪介乎二者之间，我望着她只是发愣”，后来妈妈让他唤之“胡孃孃”。

胡孃孃认识高尔基？“我撇嘴：‘我说的是苏联大文豪高尔基啊！你莫弄错啊！’妈妈很肯定，‘当然是那个高尔基，他常请胡去他家讲谈文学的啊！’我发懵，这怎么可能呢？”

这时，母亲又拿起一本法国作家巴比塞的《火线下》，说：“啊，巴比塞，胡跟他就更熟了啊。”刘心武大喊：“天方夜谭！”“妈妈不跟我争论，只是说：‘好，好，你看完一本再看一本吧，不管看没看完都要放整齐，再莫东摆西丢的！”

若干年后，驰骋文坛居于高位的刘心武弄清楚了这个胡孃孃的身份，她叫胡兰畦。抗日战争时期，她是蒋介石临危授命的女将军；她是高尔基的座上客，且成为高尔基出殡时棺木左右执绋人之一，而斯大林就是抬棺者之一；她曾深入到德国的心脏参加反抗法西斯的斗争，与宋庆龄、何香凝都是好友，她在德国坐过三个月的牢，所写作品《在德国女牢中》在欧美、亚洲都曾广为流传；她是陈毅的早期恋人，革命时期，分分合合，最终无缘……

如今，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革命女侠，生活都无以为继。刘心武写道：“妇女（胡兰畦）穿着陈旧的衣衫，戴着一顶那个时代流行的八角帽，她脸上尽管有明显的皱纹，但眼睛很大很亮。”“我唤她，她笑。笑起来样子很好看，特别是她摘下了八角帽，一头黑黑的短发还很丰茂。”

但她内心是冷的，浑身瑟瑟，敏感的刘心武捕捉到了她来的意图：“她实在是比热锅上的蚂蚁还难熬啊！……连我那么个少年都看穿了，除了享受温情，实际上也是来借钱的。”

命运允许反差，但很难承受极大的反差。感谢刘心武替我们留下了一位民国将军的后世速写，他还特地将一幅水彩画作比作胡兰畦的人生：曲折、幽远、坎坷、诡谲。你应该认识胡兰畦！

西南成都，再也没有比这里更适合生活的城市了。这里有刘备，有诸葛亮，有杜甫，也有女诗人薛涛。北门内酱园公所街胡家，祖上是明朝开国大将胡大海，这位福将虽是文盲，但是能折节下士，曾荐刘基、宋濂、叶琛、章溢于朱元璋，且军纪严明，曾说：“吾武人不知书，惟知三事，不杀人，不掠妇女，不焚毁庐舍。”有一次，胡大海长子在婺州因酿酒，违背军令，被朱元璋处死，有人劝告朱元璋不要这样做，以免胡大海兵变。朱元璋说：“宁可让胡大海造反，也不能让我的军令无法推行。”胡大海心疼，但亦无怨，依然忠心耿耿。

到了胡卿云这一辈时，已是晚清了，政治腐败，民间疾苦，帮会飞速发展。四川哥老会，又称“袍哥”，在长江中下游则称“红帮”。它与洪门（天地会）、青帮齐名，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著名的三大帮会之一，也是辛亥革命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胡卿云就是其中一员。

但帮会毕竟是帮会，义气大于法律。当胡卿云遨游在武斗的世界里时，也常常被官兵捉去坐牢。妻子的娘家有些钱财，就花钱行贿，把他捞出来。戏剧的是，他的长子胡枢垣学的就是法律，毕业于京师法律学堂，辛亥革命时成为天津一名猛将。胡卿云还有个女儿，排行老二，叫胡兰畦，生于1901年6月26日。

其实胡卿云与妻子生了9个孩子，但最后只生存下来4个。孩子们有个好母亲。鲁葆芝率性、豁达，丈夫一天到晚在外面混世，孩子的教育就落到了她的头上。她从小就教他们民族气节课，教材有《出师表》、《满江红》、《正气歌》等。“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这样的诗句孩子们一下子接受不了，但时间长了也就懂了。

胡兰畦4岁那年，也就记事了。朦胧中记得，父亲又在外面“惹祸”了。清朝皇帝依然恋栈皇位，岂肯轻易放手？父亲偏偏与之作对，再次被捕入狱。母亲四处营救，顾不得孩子们的学业，胡兰畦就到了一个叫曹冰如的女子所办的新学，这是成都第一所私立女学堂。这个学堂拜孔子，教《三字经》，教练毛笔大字，但也教授绘画、音乐和数学，还开辟了自然课和社会实践课。

在这所学校求学期间，有两件事震动了胡兰畦。一是曹老师的邻居，一个年轻的姑娘，嫁人后却被诬告之前与人有染，新郎逼问之下，将她用铁链子锁了起来。姑娘悲愤不已，精神崩溃，不久即死。一是秋瑾被清政府杀害，曹老师多次提起过这个烈性女子。

后来曹老师不再教学，而是直接出去学习更开放的新学。胡兰畦跟着转入新学后，接连遇上大事件：辛亥起，清廷亡，男人闹着剪辫子，就连母亲都主动要求剪去长发了。

当五四运动起来后，芳龄十八的胡兰畦已经变身为华阳县立女学教员了，当时她学会了一首流行歌：女国民，女国民，大哉女国民！二十世纪，谁敢再说男尊女子轻？愿我姐妹，早日讲求道德与学问，将来做个顶天立地大哉女国民。

当时学校规定，师生不得参与游行。胡兰畦的心野，她就在家里给学生们上时政课。她讲日本人是如何步步为营意在夺走青岛，她说北京政府签订了协议，我们再不反对，就是亡国奴了！当时，她还分析说，青岛先是被德国占领，德国战败后，归还中国。这是德国第一次出现在她的演讲中，估计她也料不到，德国竟将伴随她大半生的革命生涯。

演讲完了，她还把家里的日货都清出来，牙粉、香水、洋伞统统砸掉！同学们义愤填膺。胡兰畦革命的气息已经渐渐在养成了。

她的人生实践第一课就是婚姻。民国初期，皇帝虽然倒了，但遗风可以百十年。那一年，胡兰畦16岁，家里为她订了婚。因为母亲重病了，这对她是一种疼爱。

那个小伙子叫杨固之。他早期即受胡家资助，后来经商渐渐富裕些，其人相貌品德，鲁老太太都是心知肚明的，总之女儿过去不会受委屈。胡兰畦心里是不愿意的，因为这个家伙“衣着虽然华丽，但倒吊起来肚子里也吐不出几滴墨水”。

但她没得拒绝。母亲死了，四弟、八妹、九妹相继夭亡。曾祖母的哭泣，父亲的叹息，夹杂着家中一个婢女的死去。充满哀伤的家，让胡兰畦懂得了艰涩苦难的人生。

一对自由恋爱的朋友曾劝她，逃婚，跑！但她没有。她想好了，先出嫁，再合理出走。她不想伤害家人。

1920年10月16日，不到20岁的胡兰畦坐在八抬大轿里，号啕大哭。吹吹打打红烛映天，她和着泪水，一路走进了洞房。

新郎端上来燕窝粥，满脸春意。她却呵斥：端起走！他无言，轻轻摘下她头上的珠花，放到柜子上，然后脱掉自己的帽子，扣上去。这是一种古老的仪式。她完全不予理会：“你要干啥？”

再后来，这场婚礼有了它必然的结局。胡兰畦有个远亲在四川政法学校就学，答应帮她在重庆巴县女学找个工作，这样就能脱离旧俗婚姻了。两地相距一千多华里，翻山越岭全靠轿子。家人一定要让新姑爷陪同前去。胡兰畦中途得知那个远亲突然病发故去。新姑爷以为到了目的地后，面对重重困难，这个女子一定会听从自己的美言，乖乖跟着回乡。谁料他掉着眼泪央求她回去时，她斩钉截铁地拒绝了。她已经成熟：“我是一个中国妇女，我要像秋瑾那样加入爱国者的行列，要为新的中国出力，绝不能当禁锢在家庭樊笼里，养尊处优的金丝雀。”

最终两人在1923年解除了婚姻关系。

从此，胡兰畦开始了流浪革命的日子。她不断结识新朋友，不断参加新运动，不断借住，艰苦求生，并认识了西南大军阀杨森——此人是朱德在云南讲武堂的同学。

那时候，杨森是川军第九师师长，他请卢作孚任教育科长，推行新思想、新教育，要建造新川南。这让胡兰畦等人大为欣赏。

胡兰畦对杨森的初期印象是正面的、积极的。为此，她乘了两天一夜的船到泸州川南师范任教。杨森来视察学校，以自己四块大洋创业的故事鼓励师生们把新文化进行到底。他还建议在学校推行军事化管理。在那年的“双十节”，他还开放了自己的住宅，邀请胡兰畦等师生参观。此人早期也是哥老会的一名舵主，身材魁梧，目光炯炯，家里更没有一丝军阀气，“里面确实清洁整齐，一尘不染，没有什么古董字画，以及庸俗的摆设。卧室内的桌子上也只是摆了一个玻璃罐，装的是一罐冷开水，上面覆盖着一个玻璃茶杯。床铺上的棉被也是打着四方整齐的方块”。

在泸州，胡兰畦还认识了一个重要的人物：恽代英。他那斯文的眼镜，一身褪了色的葱白洋布长衫，还有开口大骂北洋军阀的激情，都让胡兰畦发自内心地钦佩。此人不喝酒、不抽烟、不请客、不送礼。恽代英带来的新风，鼓励着胡兰畦继续向前走，他看不惯学校的官僚气，辞职后继续创办泸县公学小学部，并与同道中人发起了妇女剪发运动。运动中，她认识了秦德君，此女以明末抗清英雄秦良玉为榜样，参加五四运动，从事妇女解放工作，抗日战争请缨杀敌。

秦德君曾在北伐战争中坠马负伤，并受“四一二”清党运动影响，被“礼送出境”。她于1928年7月初，离开上海赴日本，在赴日船上，与同时避难日本的作家茅盾邂逅。她曾鼓励和陪伴茅盾写出大量作品，也正是她向茅盾讲述了胡兰畦的事迹，引发茅盾灵感，创作了重要的现代小说《虹》。

1930年秋，秦德君以特殊的方式回家：一个黑沉沉的深夜，忠县江边一副滑竿上悄悄地卸下一具“女尸”，又迅即被人抬到守候在那里的一条木船里。木船立刻解开缆绳向下游的“鬼城”——丰都进发，这“女尸”便是秦德君。当年8月，秦德君抱病从上海回到离别12年的家乡——四川忠县，从此继续她的革命事业。

她们实施的剪发运动首先对准了杨森的五个姨太太，由此带了个好头。此时的秦德君已经受杨森资助，准备赴欧洲留学。胡兰畦不禁心动，于是向杨森提出了申请。正处于军阀战乱不稳定期的杨森答应说，等他打到了成都，可以相助。当时，曾祖母去世，胡兰畦要回成都奔丧，路上都是战线，无法通行。杨森特请人护送她一路离去，但同时也交给她一个任务，到成都摸清敌情，用米汤、牛奶写信回来报告。就这样，胡兰畦第一次有了“参战”的机会。丧事未毕，父亲又突然病逝。胡兰畦在伤感中认识了杜黄。这位“辛亥女杰”在前朝时是翰林夫人，她却借用这一身份在铁路上为革命党运送炸弹，加力推翻清朝。她曾亲自设计刺杀袁世凯，并竭力组织女子北伐军，她在会上大唱：“女国民！女国民，大哉女国民……将来做个顶天立地的大哉女国民。”

这样的声音鼓舞着胡兰畦，但终因缺乏资金，计划暂时搁浅。她们去找了杨森，但没有结果。胡兰畦想出去留学，杨森一拖再拖，还让她帮着教几个太太学国文和算术。令胡兰畦不解的是，杨森的五个姨太太中有烈士的妹妹，还有师范学校毕业生。这样的新式女子竟然还去主动做什么姨太太，在胡兰畦看来，显然是陈旧的思想还在作祟。而且她们之间，除了奢侈的生活，就是钩心斗角，对社会并无积极意义。

杨森打到成都后，依然没有实现资助胡兰畦留学的承诺，却说让她进四川大学任教。这个时候，还发生了一件让她难以接受的事情。杨森的其中一个姨太太转述丈夫心思：“军长叫我和你谈谈，外面很多人都说你是他的红人，他说，欢迎你参加到我们家里，我们共同生活……”

大大的眼睛，白皙的皮肤，鹅蛋脸，薄嘴唇，看那些老照片，胡兰畦依然是美的。一个早期的知识女性，做事又雷厉风行，这样的女子，崇尚新派的军阀杨森是不可能不动心的。斜扭着腰肢，将左肱靠在阑干上的一位，看去不过二十多岁，穿一件月白色软缎长仅及腰的单衫，下面是玄色的长裙，饱满地孕着风，显得那苗条的身材格外娉婷。她是剪了发的，一对乌光的鬓角弯弯地垂在鹅蛋形的脸颊旁，衬着细而长的眉毛，直的鼻子，顾盼撩人的美目，小而圆的嘴唇，处处表示出是一个无可疵议的东方美人。如果从后影看起来，她是温柔的化身；但是眉目间挟着英爽的气分，而常常紧闭的一张小口也显示了她的坚毅的品性。她是认定了目标永不回头的那一类的人。

这是茅盾在《虹》里对女主角梅行素的白描。当茅盾在1929年创作这部长篇小说时，从黄埔军校毕业的胡兰畦正徘徊在江西的革命道路上。

在小说里，也有这样的情节，与她同乘船去上海参加会议的文太太故意调侃梅女士：“那时候，梅小姐，为什么你不来参加？喔，你是省长的私人秘书，你是红人，你已经做了官。”这里的省长显然是指杨森兼职四川军务督办，成为四川省政府的代理人。

梅女士据理以争：“做省长的家庭教师是有的。什么秘书，都是人家嘲笑我。更有些胡言乱说，只好一笑置之了。文太太，你是年青时就死了丈夫的，你总也知道那些轻薄的舌头专会侮蔑女性，乱造谣言。”

后来她们的话题就集中了省长的婚姻上，梅女士称：“他的终身伴侣现在是五个。”“他看待的很周到，很平等，又很谨慎；他那所有名的大园子里是几乎用了太监的。简直是他的阿房宫呢！”

但她们都是“极丑的”，一语双关。顺带着提到了那个师范学院毕业的女生：“有一位做过‘原为英雄妾，不作俗人妻’的诗句的，大概可以算是天字第一号的负数的美人罢！”

在正式拒绝成为杨森家妾的请求后，胡兰畦就接到了杨森的大红请帖，他升官了，正式成为四川省督理，即省长。他邀请她帮着张罗就职典礼，命令她为总招待。胡兰畦的回答是：“我父亲死了，孝服在身，不能参加喜事。”

也正是这个时候，杨森开始对一些新派激进人物动手，挟制活动，并逮捕打击。胡兰畦知道，自己不走不行。全国学联在上海召开第六届代表大会的消息，传到了四川，他们在选派代表时，杜黄极力推荐了胡兰畦。

要去开会，没有路费。大家想到了胡兰畦与杨森的非常关系，鼓动她去筹款。这是为难的任务，但也是离开的机会。杨森给了他们每人50元，唯独给了胡兰畦100元。但按照胡兰畦的说法，她拿了这100元请杨森家眷大吃了一顿，并给他们的孩子买了衣服，而她最后是卖掉了十几间祖屋，寄养了兄弟，这样才有了路费，“倾家荡产地离开了故居”。

一路到顺江到重庆，路上还遭遇了土匪，这在小说里也有相同情节。长江两岸的险峰，沿途城市的世相，还有那些半旧不新的观念和尴尬，都让胡兰畦觉得，只有一条路：往下走。

在上海，她感受到了自己的“土气”，或许她内心也向往着时尚、流行。她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相，妇女都剪了头发，男女随意同行，报刊琳琅满目。当天晚上，她就去《新建设》杂志社拜访了恽代英。听完恽代英的鼓励后，走出来时，不远处就看到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那是租界。

大会上，演讲嘉宾大腕云集，有吴稚晖、于右任、施存统，还有熟悉的恽代英。在这段激情燃烧的时日里，胡兰畦还跑去应聘了演员。那是鼎鼎大名的环球电影公司在招收女演员。电影是一门能感动人的艺术，她想利用这个媒介做革命的宣传。四川傅增湘的女儿傅文豪不就主演了《古井重波》吗？秋风送爽中，她见到了著名的导演和演员。她的表演是合格的，但她还是放弃了复试机会。她看到了演员不受尊重的现实，那个时候，西湖雷峰塔倒塌了，看到茅盾写的《冲出雷峰塔》后，她的野心更大了。当在重庆获知一些大学开始招收女生时，她最大的愿望是去考取黄埔军校，可惜那时候黄埔军校还不招女生。

此时，已是25岁“大龄”女子的胡兰畦遇到了一个同道中人——陈梦云。陈梦云身材中等偏高，穿一件香灰色华达呢长衫，一张方脸五官端正，看样子在三十岁以上。最先吸引胡兰畦的是他手里的红皮书《呐喊》，那是鲁迅的名著。他们大谈新文化运动，他儒雅博学，常常给她新书，《新青年》、《妇女月报》等。有人说他是陈毅的堂兄，但更多的说法是曾经的战友。

不过从胡兰畦的回忆录看，她认识陈毅比认识陈梦云要早：我认识陈仲弘（陈毅），最初是在一九二二年的暑假过后，那时我从泸州回到重庆。宋南轩介绍周钦岳到我的寓所来看我。后来，周钦岳又带着陈仲弘来看我。他们两人都是由于参加留法学生爱国运动，被驱逐回国的，当时都在重庆《新蜀报》工作。周钦岳不爱多说话，陈仲弘却爱讲故事，还喜欢写白话诗，多半是鼓励人为革命奋斗的。我记得有这么几句：“小孩子，不要哭！跌倒了，爬起来再跑。”他还爱讲劳工神圣呀，辩证法呀，反杜林呀等等。当时我什么也不懂，但听他说这些革命理论很感兴趣。以后我们见过几次。一九二六年冬天，他从万县到泸州参加起义，失败后回重庆还到我的寓所来看过我。在莲花池省党部，陈梦云、我、杨誾公、刘伯承、李筱亭谈到对陈书农部做工作时，我曾提出邀请他去。当时省党部没有决定。后来我考上军校女生队，听说朱德同志给他写了一封介绍信，让他到林翼如旅部去工作。林翼如又把他介绍给陈梦云（当时是三师政治部主任），到三师政治部工作。因为他是一个求实的真诚的革命家，性情开朗，平易近人，在三师深得人心，上自师旅团长，下到连排士兵，对他都很爱戴。

陈梦云在国民党部队里谋得一个闲差，支持孙中山实施改组，创办黄埔军校。他邀请胡兰畦与他一起去广东，那里才是革命大本营。他也有一段婚姻，对方比他大9岁，是童养媳。当许多人劝她坚持让陈与原配先办离婚手续时，胡兰畦并没有太坚持，只是让他把对方安排好就可以了，并同意把家产都给对方。而后，他们宴请了朋友们，在山城匆匆举办了仪式。但后来，那个童养媳还是带人来闹事了，她乱砸物品，并揪住胡兰畦的头发大骂不止。但这反倒加速了胡兰畦与陈梦云去广东的行程。

中途一场阑尾炎，让他们暂息上海，并得到了一班老同盟会员的照顾，期间带他们去了苏州、无锡、镇江、南京等地游览，太湖、梅园、金山寺，成为胡兰畦一生中的蜜月期。

到达广州时，正赶上“中山舰事件”，蒋介石关了很多人，一时间，风气紧张。南国的市井百态，时髦而独特，衬托着革命的气息，别有风味。陈梦云去报考黄埔军校，成为第五期学员，但跑步时昏倒了，从此退出。

在先前认识一个叫洪英的国民党员介绍下，胡兰畦入党了，国民党左派（但胡兰畦后来说实际上是共产党）。她第一次知道，一个党是有两个派别的。洪英只是告诉她：左派要革命，右派反对革命。

接着她就被派到中央党部妇女部工作，并在大会上讲述了四川的妇女解放运动情况。会后，她见到了邓颖超，还看到了一位高高的男子，略瘦，异常英俊，浓眉下的双眼炯炯有神，穿着中式长衫，举止潇洒，态度谦和，正是黄埔的美男子之一周恩来。

北伐战争打响前的誓师大会上，胡兰畦手持彩旗参与其中，这让她对革命有了深入的认识。此后，陈梦云有心回四川行动，调动川军，声援北伐。在一次早茶会上，她见到中国几千年来第一个中央妇女部长——廖仲恺夫人何香凝，齐耳的短发，宽松的旗袍，英气锐利的眼睛，美丽而端庄，那么侃侃而谈，她受益匪浅。誓师大会上，她看到廖夫人一路送将士到韶关，风采迷人。

在回四川前，陈梦云受邀参加了蒋介石的宴会，而胡兰畦则见到了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长的李济深，还有在疗养院的李宗仁。陈、胡与川军的几位将领熟识，蒋、李请他俩代为邀请川军参加北伐。

当北伐的洪流势不可挡之时，胡兰畦也迎来了她人生最重要的一个环节。那时，她正在组织发起合川妇女联合会。有一次，她偶然在县立女学阅览室看到了报上一则消息：“北伐军占领武汉，中央急需大批工作干部，国民革命军特在四川招考学员四百名，凡属身家清白，有志革命，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青年男女均可报名。”

女的也招，喜从天降！胡兰畦兴高采烈地告诉了陈梦云，陈梦云的态度却有些冷淡。原来他早知道消息了，为此还特地把家里的报纸藏了起来。他怕胡兰畦走掉。但显然，他低估了胡兰畦的野心。

胡兰畦郑重地对他承诺：“我们两人都受了旧社会的欺凌，一同下决心追求光明，今天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第一，我们要求祖国的自由平等；第二，要求改造旧社会。我要去求学，是要去学习革命的理论知识，培养高尚的革命品德。你可以放一百个心，我决不会学坏的。我决不是见异思迁的人，我对你是诚心诚意的。我盼望你在革命的战场上建功立业，也渴望自己在革命的队伍中成为一名前进的壮士。我的性情，你是知道的，同情心很强，刚直，决不做对不起人和不负责任的事情。难道我去学了革命的道理，反而会对不起你吗？我还向他保证：‘我毕业后一定回来。’”“天有美人江，地有少女风，谁云巾帼不英雄？红是桃花骢，青是莫邪锋，谁云粉黛可怜虫？”这是胡兰畦在学校学唱的《妇人从军歌》。四川31名女学员中有她的名字。她唱着歌奔向了军校。那是黄埔在武汉的分校。

重游黄鹤楼，风景依旧，胡兰畦的心已经大变了样。那次全国共招收了300多名女兵，番号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女生队。在剪辫子时，胡兰畦注意到，她与一位叫李淑宁的同乡女子都已经剪了，而那些姐妹们有的还舍不得剪去。这位李淑宁就是日后的赵一曼。

经过剪发、换装、纪律学习、内务训练后不久，1927年2月12日，武汉分校在两湖书院大操场举行开学典礼。深灰色军装，紧束着腰带，军帽端正，打着绑腿，眼睛睁得大大的，这就是当时胡兰畦帅气的戎装照。

开学典礼由军校教育长邓演达主持，这位专业军人是黄埔军校7个筹备委员之一。主席台上有孙中山之子孙科，还有日后与胡兰畦颇有交情的宋庆龄。

让胡兰畦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恽代英的激情演讲。翻看胡兰畦的回忆录，会发现她对恽代英极尽溢美之词，气概、风度、才学，还有为男人的品质，甚至还提到了恽的爱情生活。胡兰畦还拿他与来校演讲的汪精卫对比，说汪精卫更像是公子哥，没有恽代英“朴实浑厚的气质”，活像戏台上的白面书生。总觉得，如果她要找伴侣，一定是照着恽代英这个模式去寻找。

1927年的“三八”妇女节，军校里隆重纪念这个属于全世界妇女的节日，这个节日的提出者蔡特金正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左派领袖之一，同时也是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胡兰此时不可能想到，她将来会在德国见到蔡特金本人。

蒋介石来校视察；国民党左、右派在学校明争暗斗；周佛海、汪精卫等人轮番前来学校演讲，直到迎来了胡兰畦最心仪的男人。而在这个人到来之前，她先是收到了一封急信，寄信人是她正在重庆读书的七弟，信中称：“姐姐，你一定会怪我不好好在重庆上学，又跑到合川来做什么？姐姐，你才不知道啊，重庆出了大祸了！我弄得走投无路了，才跑到合川来的。我以为到合川来能找着陈仲弘（陈毅），好给我出个主意。谁知到了合川找不着他，也找不着陈大哥（陈梦云）……三月卅一日那天，重庆群众因为反对帝国主义炮轰南京，在打枪坝召开大会游行示威。……向外只有独路一条。……突然，响起了密密的一阵枪声，子弹在空中飞舞。……中弹而死的、踩死的、压死的，当场就有好几百人，真是悲惨极了。……听人说陈仲弘、陈梦云都失踪了。……”四川军阀已经开始大开杀戒了，在这个被称为重庆“三卅一”惨案的事件里，有四五百人惨死，伤者千余人。虽然动刀的是军阀，但后来还是把一个军官杨引之枪毙了。

杨引之是四川华阳人，为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生，国民革命军陆军少校，曾参加东征和北伐战争。事发时，当时他正在四川与当地军阀联络“招安”，据说他是蒋介石的特使，因此被抓住了“把柄”。对他不依不饶的正是胡兰畦所在军校的学生。据说他当时从四川赶到了武昌，目的是策动分校学员拥护蒋校长并迁校南京，结果被军校“学生讨蒋筹备委员会”抓获，同年6月1日死于武昌第一模范监狱。按照胡兰畦的记述，当时司法部并不打算判杨死刑，但群众不依，军校同样群情激奋，“尤其女生队的重庆学生，更恨不得把杨引之弄来千刀万剐”。武昌街上，军校男女生示威游行、请愿。最终杨引之被处以死刑。

七弟的信让她更加记挂那个人，陈仲弘。当然她也记挂陈梦云。那是个星期天，没有训练，胡兰畦正在操场上看报，有人急急地来报信，说有个人来看她。会是谁呢？“还未到传达室，我就远远看见一个穿着深灰色军服，肩挂斜皮带的瘦长个子，他望着我微微地笑着。”“呵，你逃出来啦？梦云呢？”胡兰畦眼泪止不住了。“真是悲喜交集，原来，他就是‘三卅一’惨案后，我最担心的陈仲弘（陈毅）。”

自从接到七弟的信后，胡兰畦每夜都不能安睡，因为她不知道这俩人怎样了。“今天突然见到他穿着军装来到女生队，当然是喜从天降。我握着他的手，说也不是，跳也不是，简直欢喜昏了。”一个军校女生，如此豪放地抓着高个子男子的手，脸上洋溢着喜悦，自然而随和，但也有一丝外人不易察觉的尴尬。后来是他打破了这尴尬：“今天星期天，放假，我们出去走走嘛！”

他们去了黄鹤楼，泡茶。他语速很快，告知她，陈梦云无恙，会尽快来汉口。陈仲弘当时身在四川三师政治部工作，白色恐怖之下，他是被捕分子之一。他是天生的诗人，文笔犀利，常在《新蜀报》发表文章，猛烈抨击军阀混战的种种恶行。他被军阀视为最不受欢迎的人之一。他是中共党员，一直秘密行动。经中共川东负责人刘愿庵的推荐，他到合川县川军邓锡侯部第三师任政治部秘书。正是在这里，他结识了政治部副主任陈梦云。陈梦云赞同陈仲弘的革命行动，并暗中帮助他。陈仲弘暗中建立了一个秘密中共党小组，经常组织活动，激发民众革命热情。他们侥幸逃过了“三卅一”惨案。但事后，当时代理师长和县长邀约陈仲弘等人赴宴。后有县府一个工友悄悄告密，说这是陷阱。在陈梦云的巧妙周旋下，陈仲弘得以逃脱，他刮掉胡子，穿上西装，扮成“买办”，坐上他的大轿，由他的副官率两名弁兵护送，登上了去武汉的江轮，来到军校。来到后，还不忘在胡兰畦面前吟上一句：轻舟已过万重山。

正午的阳光直射在黄鹤楼上，四月的天光宜人清爽，江风吹来，竟有徐徐春意。他们在附近找了一家小饭店，点了回锅肉、麻辣豆腐，这是陈仲弘最喜欢的两道菜。饭间，他问她：入党了吗？意指中国共产党。说到这个，胡兰畦一肚子委屈。前两天，李淑宁刚找她谈过话，本想拉她入党，但陈梦云是个军官，身份受到影响，最好是与陈离婚才能实现。胡兰畦不答应，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但这事竟到新中国成立后还拽着她的后腿。

陈仲弘来到军校后，就地任职，表面上是文书，其实是中共党委书记。当杨森彻底与蒋介石联合起来后，便开始调兵进犯武汉，同时开始对付共产党。于是，在1927年5月中旬，驻扎武昌的兵力在二十四师师长叶挺的统一指挥下，开始往西南攻打杨森部。军校女生也接到命令参战。胡兰畦整装待发，还接到了一根红蓝白相间的“牺牲带”。当时陈毅的弟弟也在队伍中，他在战斗中负伤，胡兰畦还随陈毅去医院看望。

仙桃镇一仗，杨森队伍几乎全灭了。但回来后不久，由于“宁汉合作”，军校宣布解散。胡兰畦与陈梦云借住在武汉，想跟着共产党走，又得不到信任。她向陈毅倾诉又哭闹，陈毅支持她去找何香凝。那时候，“南昌起义”爆发——国民党称为“南昌暴动”，因为这是中国共产党针对中国国民党的武力清党政策，在江西南昌发动的武装暴动事件——国共彻底闹掰了。这一天，陈毅与亲密战友范英士来到胡兰畦寓所，激动地说：“从前清朝政府骂孙中山是土匪，现在国民党骂我们是土匪。不错，我们是他们国民党眼中的土匪！我这个人怪，我就要去当‘土匪’！”

陈毅说他要走了，一再叮咛胡兰畦追随何香凝团结国民党左派。他们四人合影留念，陈毅的话，深深印在了胡兰畦心里。

国共分裂后，国民党内部更是闹得激烈，胡兰畦在其中处境更为尴尬，但她记住了陈毅的叮嘱，继续留在武汉任职。陈梦云要回四川工作，胡兰畦托人找到在国民党内身处高位的陈公博，帮着为他在四川落实工作。“倩疏林，你我挂住斜晖……”临走时，陈梦云与同伴哼起了川剧《长亭送别》，船离岸边，驶向江心，从此后，不知道何时才能相见。

经过几番颠沛后，胡兰畦去了江西南昌。当时陈梦云以断绝经济供给要挟她回四川去，她不予理会。正是在江西，她遭到了蒋介石下达的驱逐令。

在江西，穿行于各路党派中间的胡兰畦多次更换工作，后任江西省救济院孤儿所兼妇女教养所长。当时救济院的清节堂里，收容着无依无靠的寡妇。在这里，她们与世隔绝，还都被锁在了肮脏的院子里，虽然堂里供给稀粥，但健康堪忧，不少人生了疮。“守孀又不是坐牢，为什么要锁起来？”她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违反常规，打开了清节堂几百年的大锁，然后对她们的居住环境消毒清理，并改善伙食，帮她们找工作，还开展文艺演出，一首昆曲《牡丹亭》唱醉了很多人的心。后来有人跑去向上级告她的状，说她让男女受救助者混住在一起，虽然没有什么回应，但后来江西省政府接到了蒋介石的电令，驱逐胡兰畦等11人出境。胡兰畦事后得知，这是因为自己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了“南京中央不过是一张封神榜”。于是，胡兰畦上庐山找到了作画的何香凝，让她帮着向组织说说，她想去欧洲留学。在这期间，她还受委托去香港面见陈公博。陈公博从共产党转入国民党后，似乎从未与蒋介石形成一派过。他们有意撇开蒋介石重新组立一个新政府。陈公博还提到，非得争取宋庆龄和何香凝两位支持不可。“陈公博装出很诚挚的样子赞扬宋庆龄和何香凝。陈说：‘孙夫人没有钱，孙先生逝世后，许崇清给孙夫人送去几千元，她都没有收。廖夫人也没有钱，她想到欧洲去考察一下国际的实况，还只有靠她自己画画出卖来筹集路费。但令人感动的是，去年蒋介石宋美龄结婚时，他们给廖夫人送了一笔重重的厚礼，请她为他们证婚，却被廖夫人谢绝了。我们要组织廉洁政府，就要举起这两面旗帜。’”不久后，她就被派往了欧洲，名义上是考察社会救济事业，实际是江西改组后将她“踢”出了国门。但她觉得是“绝处逢生”。

与她同去德国的还有小学同学蓝素琴〔据说她早期曾在德国学习化学，后来成为清华大学校长、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校长的罗家伦曾在当地追求过她〕，一路颠簸到新加坡时，她看到一家成都特产“灯影牛肉”，风一般跑过去买了几包，思乡之情，可见一斑。经巴黎、到柏林，到达目的地后，有个四川人负责教她德语，此人外号傅铁牛，真名傅德辉，出身地主家庭，家境富裕，经常有人问他借钱，但他每次都要让人家立字据。据说，新中国成立后土改，傅铁牛也受到了清算，土改工作队从他家搜出了一大批契约、借据，其中有一张是朱德同志向他借了20个马克的亲笔借条。工作队员一看，愣了，连忙问他：这个朱德，是什么人？“就是朱总司令。”“他会向你借钱？”“是的，在德国留学时借的。”

工作队员们无法，只好把这件事向朱德同志汇报。朱德同志回信，说有这件事，傅铁牛是个搞科学的人，并不是剥削农民的地主，不必清查他，送他到北京来吧！后来，傅铁牛就被安排到中国科学院工作了。

1930的6月，胡兰畦到达德国已经半年了。这一天，在柏林，她迎来了何香凝和其子廖承志。他们相谈甚欢，话题最后落到了党派救国上，晚饭时，廖承志公开了自己的身份：中共党员。

这个出身国民党元老之名门的留洋派，在革命低潮时投奔了中国共产党。他曾多次被捕入狱，却每次都奇迹般生还；他曾因“海外关系”被批判，却凭这份关系在外交战线上独树一帜。童年被叫作“肥仔”，晚年被尊为“廖公”。当时他在汉堡读书，何香凝一个劲地对胡兰畦夸赞儿子的“公仔”画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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