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1976的地下文学(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杨健

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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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1976的地下文学试读：

引言

吉林省五院校1983年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把“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称为“一个没有诗歌、没有小说、没有散文、没有文学批评”的黑暗萧条时期。河南12所院校l988年合编的《1949—1988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评》序中说：“‘文革’十年，文艺领域变成了一片白地，当然没有什么可选”。《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朱寨主编1987年出版）引言称：“‘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可以说没有文学思潮，只有打着文学旗号的反动的政治喧嚣。”

它们共同否定了十年“遵命文学”，却又不同程度地忽略了“文革”十年中在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下一直涌动着的人民大众的文学潜流。这就是与“遵命文学”对峙的“地下文学”。

地下文学特指发生在“文革”期间，由民众在民间创作的，反映“文革”社会生活本质真实的作品。无论作者站在何种立场，属于哪个集团、派别，其作品能真实反映出“文革”生活的某一侧面，创作于民间，流行于民间，这种创作活动，都可归于地下文学的范畴。

地下文学运动的发展大致可分四个阶段：

1966年5月—1969年4月。这是“文革”全面动乱、内战时期。1969年4月党的九大召开，形成了新的党和国家领导层后，红卫兵组织被解散，并强制分配下乡。干部下放“五七干校”。中央领导层的所谓“右派集团”被驱赶离京，下放三线。社会秩序逐步转入了稳定有秩序时期。在此之前的两年运动时期，主要以极左的红卫兵文艺活动为地下文学的主导。

1969年4月—1971年“九一三事件”。全国进入斗、批、改时期。诞生了最初的地下沙龙，与极左路线、文化专治对峙。这一时期的最大收获是产生了一批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

1972年—1974年。“文化大革命”波谷时期。在周恩来领导的“批林整风”运动中，极左路线受到抑制，全民开始了一场潜在的思想解放运动。在这一特定环境下，“地下文学沙龙”开始活跃起来，并在1973年进入鼎盛时期。最后导致了一批现代主义的诗作诞生。

1974年—1976年10月，与“四人帮”针锋相对的斗争时期。江青集团对地下文学进行全面围剿与反围剿。围绕陈毅逝世，在全民中传抄《陈毅诗词》和一批悼诗、挽词；以及一些“地下沙龙”主持人和地下文学作者被捕入狱；斗争在丙辰清明天安门广场诗歌运动中达到高潮。

在“文革”中，面对林彪、江青集团的法西斯文化专制造成的文化沙漠，人民群众对文学艺术表现出空前的热情。一方面是公开的文学专制，另一方面是“地下文坛”空前的“自由”。在地下文学运动中，产生出大量的手抄本诗歌、小说、戏剧。从现存的一批小说诗歌看，它们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文革”时代的社会生活，在艺术风格、流派和题材领域上对前十七年都有所反拨和开拓。尽管林彪、江青集团对“地下文学”残酷围剿，大兴文学狱，摧残作者，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在广泛的群众自发创作的基础上，诞生出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在黑暗的年代，它们“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生的萌芽”，启迪人心，愉悦寂寞，鼓舞斗志。特别是“四五”诗歌，把地下文学推向历史的高潮，促进了社会的历史变革。这样一些地下文学作品，已成为我国文学史上宝贵的遗产之一。特别是其运动本身，为我们留下了文化、思想、政治和艺术的丰富历史经验。

地下文学的时代特色，是广泛的群众性参与、思想上的独立精神和艺术的创造性。

地下文学产生于丰厚的民众土壤之中。“文革”的文化禁锢和缺乏文化娱乐是史无前例的，人民群众广泛的自发创作也是史无前例的。人民大众对文学艺术表现出的空前热情，是产生出众多文学作品的根本源泉。人民群众不顾压迫、收缴、查禁，甚至批斗、坐牢，仍然隐蔽地进行创作，并通过不公开渠道传播手抄文学作品，使林彪、江青集团屡禁不绝，屡剿不止。这是当代中国文学历史上最广泛的民间创作活动时期。

一些优秀地下文学作品凝铸了作者的深沉思索、真性情、真歌哭，与“文革”虚假的文风形成鲜明对比。甚至有些作品还灌注了作者的鲜血和生命。

地下文学产生于特殊的历史社会环境。它是在一片文化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文革”运动对整个人类文化的摧毁扫荡，对作家的残酷迫害，以及大规模的焚书、禁书活动，造成了传统继承的中断。这使得地下文学先天营养不良。“文革”政治环境的急剧变化，使十年地下文学运动的历史充满了矛盾冲突，迂回曲折。几乎每隔一二年社会就会产生一次政治震荡，使得地下文学总是站在歧途上，被迫进行不断抉择。但也正是这种文化和政治的双重困境，又给地下文学提供了彻底的“解放”，对以往的文化和政治传统进行严格的批判和选择。“三红一创”（《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手法，被一些作者摆脱。通过对前十七年某些“左”倾文学传统的反拨，从古典主义、现代主义和民间文化汲取营养，创造性地表现自己所处的现实生活，这一转折是极其可贵的，它开辟了当代文学的新方向。

早在“文革”前的八九年，某些“左”的宣传、教育造成了整个社会，特别是年轻一代“左”的情绪。这种“左”的路线在“文革”更是登峰造极。“文革”的主要手段之一便是通过高度控制的文化艺术，从新闻媒介到样板戏，从报刊社论到毛泽东语录等社会话语，时时刻刻将中国人民团团包围，使之失去独立思维能力，乃至丧失自身个性，甚至失去理性，最终成为“文革”政治运动的牺牲品。

和共和国一同降生的一代青年，从小被灌输了满脑子似懂非懂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观念、理论。“文革”中，他们中很多人变得语言粗暴，行为乖张，丧失了正常思考能力。他们普遍缺乏个性，完全被极左话语所包围和左右，成为被政治野心家们操纵的傀儡。

对“文革”运动本身的独立思考与独立意识的萌生，必然是以挣脱“文革”话语的羁绊为先导。地下文学运动通过对“文革”话语的反叛，建立自己的话语系统，运用自己的语言进行人民群众、知青内部的思想交流，从而形成独立的思想意识，这是地下文学的巨大贡献。“文革”初，当“红卫兵文艺”浪潮兴起时，在极左的“红卫兵语言”中已经潜伏了一种独立意识和新话语。“红卫兵话语”的形成，也导致、促进了1969年党的九大之后，“知青话语”的发育、成熟。对“文革”话语的突破，抛弃极左语汇，创造新话语，这促使一个有内在凝聚力的独立的知青群体形成。通过地下文学，青年与广大人民群众更快地觉醒，最终与江青集团形成对峙。地下文学与遵命文学的对峙，本质上是两种话语的对峙。

这种文化对峙，在知青诗歌中表现为对红卫兵时期“政治抒情诗”（奠基于前十七年）的扬弃，通过郭路生、依群的形式革命，向现代主义诗歌倾斜。在上山下乡的知青群体中，则从民间土壤中寻求养料，摸索途径，更新语汇。在广大知识分子、干部中，则主要通过旧体诗词传统，努力替换“文革”话语等。

地下诗歌对形式的试验，本身就是对“文革”现行文化专制的挑战姿态。在地下文学沙龙中，特定的语言方式，契合了这一群体的内在感觉。这种对当时沙龙中人并不难索解的诗歌，却在“文革”后的诗界引起轩然大波，其后朦胧诗又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一种风潮。

由于目前对“文革”地下文学十年中产生出的地下文学作品搜集尚不够全面、充分，所以不便对其成就作总体估价。但就目前已搜集和公开出版的文学作品看，在“文革”十年确实诞生了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

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九级浪》、诗小说《波动》；现代主义诗歌倾向的童话诗、先锋派诗；旧体诗《龙胆紫集》、《扎洛集》；散文《阿巴嘎的春天》、《雅干锡力日记》等。这些作品同“文革”后十几年的优秀作品相比，艺术水平和思想认识深度并不逊色。前者曾对后者产生过深远影响。

当然，对地下文学我们也要有清醒的认识，它自身有许多明显缺陷。它长期缺乏理论上的指导，显得相当盲目。作品良莠不齐，鱼龙混杂。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缺乏组织，阵营散乱，没有较为统一的宗旨，加上先天营养不良，创作随意性大，不免流于粗疏。

本书目的在于提供一个“文革”十年地下文学发展的基本面貌。因为地下文学的研究工作尚在初步，本书以搜集、汇编、归纳有关地下文学十年的资料为主要任务。

本书尽量形象地介绍环绕地下文学运动的社会、政治背景，追溯、探寻这一运动的起源和背后的动因。尽量历史地体现不同时期运动的特点和多侧面，揭示这一运动发展过程中深层的规律。

为了使读者全面了解这一运动，本书用一定篇幅介绍环绕地下文学的边缘活动。

对于“文革”中的手抄作品，因为有些是原始第一手材料，考虑到不加称引，势必从此湮灭，所以尽量加以引用。有些已公开发表的材料，为了读者查阅方便和考虑本书的全面性，也适当占有一定篇幅。考虑到有些材料价值较高，包含有历史、政治、文化史、思想史多方面的内涵，还是加以尽量引用。

第一章 卫兵文艺浪潮的兴起

一个长期缺乏文学艺术，甚至没有正常娱乐生活的漫长时代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扫荡了“旧文化”，开创了无产阶级“新文化”的纪元，冲在最前面的是“红卫兵文艺”和“红卫兵文学”。

这种“新文化”出现时，也有片刻的新鲜感，但最终掩盖不了自身的贫乏和苍白。“红卫兵歌谣”折射出“文革”时代的审美标准，最常用的词汇是：老子、杀、砸……横蛮、粗野是美，典雅、温文是丑，稚气未脱，又霸气十足。

“无产阶级新文化纪元”

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1965年，《人民日报》转载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人民日报》、《文艺报》点名批判了陈翔鹤的历史小说《广陵散》、《挽歌》，孟超新编《李慧娘》，电影《林家铺子》等作品。在“左”的思潮下，文学艺术界仍然创作出了一批作品。

当年摄制成的故事片24部，主要有《烈火中永生》、《年青的一代》、《苦菜花》、《舞台姐妹》等。还有舞台艺术片《东方红》、《椰林怒火》、《上海之春》等，以及京剧《节振国》、歌剧《红梅岭》、锡剧《农家宝、两垄地》、楚剧《双教子》等。《戏剧报》资料室统计了1965年各大区戏剧观摩演出或调演节目。这些剧目以及其他创作剧目总共计327个。其中话剧112个，歌剧33个，京剧76个，地方戏96个，其他10个。327个剧目中，大戏137个，中小型戏190个。

在这些剧目中包括京剧现代戏：《芦荡火种》、《红灯记》、《奇袭白虎团》、《智取威虎山》、《杜鹃山》以及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

在小说界，梁斌在抓紧修改《红旗谱》的第三卷——《战寇图》。李英儒已完成第三部长篇小说《还我河山》征求意见稿。整个出版界届于《红旗谱》、《野火春风斗古城》两部小说的畅销和电影改编的成功，对这两部长篇的成功寄以很大期望。

魏巍从1954年以来就埋头创作反映抗美援朝的多卷长篇小说《东方》，已写出1—4部初稿。姚雪垠在《李自成》第一卷成功后，赶写第二卷。

在上海，作家峻青在赶写他的第一部长篇《决战》。此时《决战》初稿已基本完成，他在创作歇息的片断时间，又匆忙草拟酝酿多年的山东抗战题材长篇《海啸》，制订写作提纲。

几乎是所有的人，不仅是艺术家，包括中央领导层的政治家，都没有意识到1965年11月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已经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海报

1966年2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提出“文艺黑线专政论”，全盘否定了新中国成立l7年党领导文艺所取得一切成果。

同年6月20日，《文化部为彻底干净搞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而斗争的请示报告》以中央（66号）文件批转全国。提出文艺界有一条“又长又粗又深又黑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要对文艺队伍实行“犁庭扫院”，“彻底清洗”。

报纸点名批判“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的《燕山夜话》，批电影《兵临城下》、《舞台姐妹》、《红日》、《抓壮丁》，批田汉的《谢瑶环》、《赛金花》，批“清官戏”，批“形象思维”，批“中间人物论”……《李自成》封面

全国上下各式各样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人人口诛笔伐。六亿中国人民还有谁在“文革”中没写过大字报、贴过大字报、看过大字报呢？正话反说，反话正说，嬉笑怒骂，旁敲侧击；或斩钉截铁，或云山雾罩，令人叹为观止，望而生畏。

随着中央“5·16通知”的下发和8月5日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以及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检阅红卫兵，一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烈火迅速燃向全国。

狂热的红卫兵砸烂了教室、学校，放火焚烧了教科书和一切中外文学书籍，殴打、监禁教师和出身“黑五类”的学生。在首都闹市区王府井，8月开始“玻璃之夜”，霓虹灯化为浓烟、火光爆裂开来，玻璃片像雨一样喷射到电车、马路上。红卫兵冲入东安市场捣毁商店（罪名：出售资产阶级服饰用品），用气枪对化妆品肆意射击。街头穿瘦腿裤、尖皮鞋的人，这些穿着被施以刀剪破除，甚至长发也被强行剪短。成群的红卫兵冲入“黑五类”的民宅，进行抄家、刑讯。一本书、一张唱片都会惹来杀身之祸。

1966年8月30日上午（“破四旧”开始的第五天），人大“三红”的红卫兵气势汹汹冲进北京西四头条五号茅盾的家中，为首一人手执一把从张治中家中抄来的日本指挥刀，红卫兵们在茅盾家折腾了一个多小时。就在同一天，周恩来总理写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其中包括茅盾在内。天安门广场上接受检阅的红卫兵和群众队伍

茅盾女儿小曼回忆说：“有件事，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我们家有一只铜质的台灯，灯架是一个裸体女神的塑像，她双手向左右伸出，手上各拿着一个小灯。这本是一件既有实用性又带工艺性的台灯，但抄家时被视为四旧。有一次，我回到家里，发现这只台灯上的裸体女神，忽然穿上了一件连衣裙，感到很好笑。我问了妈妈，她说：‘这是四旧，不让用，丢了又可惜。我特地做了这件衣服给穿着，免得麻烦。’”

1966年8月，凡是存有珠宝的家庭，都惶惶不可终日。清洁工经常会从垃圾箱中捡到偷偷丢弃的金银首饰和珠宝。红卫兵们虽然一般并不窃取财物，但是他们却手戴几块进口手表，跨着抄来的摩托车在北京城里兜风。在1966年十一游行的天安门上，有两个红卫兵代表拾到了被别的红卫兵遗落在城楼上的金条。这件事传遍了北京。“红色恐怖”弥漫首都，跟着扩散开来。在上海，人们推倒了普希金的铜像，毁灭文化的风暴席卷全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扫荡了一切“封、资、修”的污泥浊水后，便仅剩下一个旗手和八个样板戏。这就是初澜说的：“工农兵英雄人物扬眉吐气地登上了文艺舞台。”

在1966—1967年，“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确闹腾得很红火，令人们眼花缭乱，目瞪口呆。

殷承宗将钢琴搬到了天安门广场，弹奏《东方红》，还在闹市区王府井街口演出了钢琴伴唱《红灯记》。《人民日报》报道：一个老工人说“我现在能够听懂钢琴了”。这一举动，被称为文艺与工农兵相结合，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榜样。

阿尔巴尼亚“一手拿镐、一手拿枪”业余艺术团在1966年春来华演出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吴清华由佐·哈卓饰演。当中国观众看到了舞台上金发碧眼的吴清华，热烈鼓掌，叹未曾有。佐·哈卓特受鼓舞，演到解放区见红旗时，两眼噙泪，非常逼真感人。演出后江青加以接见。《人民日报》载，佐·哈卓说：“我现在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1971年电影《钢琴协奏曲黄河》剧照，图为殷承宗弹奏钢琴

中国杂技团一扫杂技舞台上封、资、修的“耍、变、练”的纯技术表演，于1967年冬天，排演反映“文革”现实战斗生活的节目：《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胜利万岁！》。用杂技形式搬演了京剧《红灯记》、芭蕾舞《红色娘子军》等样板戏。其中节目《红画笔》表现大批判，运用“砌砖”及“晃梯踢碗”技术，描绘了七亿人民都作批判家，积极参加大批判的情景。

劫夫谱曲的毛主席语录歌，唱遍全中国。连林彪题写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句子长短不一，也被谱上了曲，在广播电视台播放。劫夫谱曲的这些“语录歌”，运用独唱、合唱、男女声重唱、大合唱……一遍又一遍地唱，唱得人热血沸腾。《沙家浜》剧组在贵州演出

红卫兵们排成长龙，参观在故宫展出的大型泥塑群像《收租院》，接受阶级斗争教育。

1968年夏收，北京市通县马甸桥郭村的公社宣传队，为参加夏收的72中学生演出根据泥塑《收租院》改编的评剧。将“造型”展现为故事情节，还加旁白解说，演到戏剧高潮，便集体“定格”，重现出泥塑群像的造型。

1967年冬，市业余体校在什刹海演出冰上芭蕾《白毛女》。喜儿几次“大跳”失败，人跌在冰上，引起笑声；而穆仁智的潇洒动作却获得观众掌声。

人们试图用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文艺阵地。1967年全国流行“语录操”。其动作仿佛哑语。毛主席语录“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贪污——双手向胸前收拢，浪费——双手从胸前向外翻掌推出，犯罪——双手向后撅起，呈“喷气式”。“语录操”还有转体动作，跳跃动作，共18节，由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向全国播出，学者数以百千万计。

1967年5月23日，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北京、上海举行了盛大集会。陈伯达发表讲话吹捧江青：“在戏剧、音乐、舞蹈各个方面，做了一系列革命的样板，把牛鬼蛇神赶下了文艺的舞台，树立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成为文艺革命披荆斩棘的人。”

纪念活动期间，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等八个“样板戏”同时在首都舞台上演，盛况空前历时37天，演出218场。《红旗》杂志1967年第6期发表社论《欢呼京剧革命的伟大胜利》说：“京剧革命的胜利，宣判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破产，给无产阶级文艺的发展开拓了一个崭新的纪元。”1967年北京工学院八一战斗团宣传队在天安门广场演出《人民日报》在6月16日报道会演盛况时，号召：“把革命样板戏推向全国去。”

一个长期缺乏文学、艺术，甚至没有正常娱乐生活的漫长时代开始了。这是一个历史上极其罕见的文化专制时代。“文化大革命”既然扫荡了一切“旧文化”，开创了“无产阶级新文化”的新纪元，那么就必须贡献出它的新文学。当这种新文学、新语言、新文艺出现时，也有片刻新鲜感，但最终掩盖不了其自身的贫乏和苍白。

当时最新鲜的语言，很快就令人们感到乏味，久而久之，会感到压抑、窒息。“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造反歌》）“反帝必反修，砸烂苏修狗头”，“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砸烂×××”，“打狼要用棒，打虎要用枪，对付侵略者，人民要武装！”（《谢饭歌》）

还有一些豪言壮语，它们曾使广大人民为之震颤、落泪。“小车不倒只管推。”“拉革命车永不松套，一直拉到共产主义！”（杨水才）“一天不学问题多，两天不学走下坡，三天不学没法活！”（门合）“北风当电扇，大雪当炒面，天南地北来会战，誓夺头号大油田”（王进喜）

这些英雄的豪言壮语，集中了那个时代的文化特色，为整个“文革”时代涂上了狂热的色彩。

对传统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极左的公式化、概念化、雷同化的语言，以及八股文的大字报和两报一刊社论，在人民的生活中开始失去了地位，逐步失去生命力。在民间人民群众开始独立自主地创造自己的新语言、新文学、新文化。走在最前面的就是“红卫兵文艺”和“红卫兵文学”。

红卫兵文艺的高潮：1967年夏—1968年秋

在1967年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迅猛发展，全国各地红卫兵形成了独立的组织系统，他们占领校园，并掌握了部分资金和物资设备——汽车、广播器材、油印机等，开始形成一股政治势力。从1967年初的“二月逆流”到这年夏秋的天下大乱。中央“文革”小组已不能完全控制红卫兵这股力量。在这一历史条件下，产生了为“文革”政治、文化格局所规定的文艺——红卫兵文艺。大批红卫兵文艺作品在短期内涌现出来。

政治运动中红卫兵派系间的斗争和集团间利益冲突，使这些文艺作品具有不同的政治背景。其中的一些政治纠葛往往是促使某些作品产生的动因。这样的作品不能不带有较浓厚的“派性”色彩。由于1967—1968年“文革”运动的急剧变化发展，不同派别、集团命运的沉浮、变迁，也造成这些作品本身的昙花一现。

在1967年夏天，红卫兵文艺进入了一个高潮阶段。在北京，中央戏剧学院“长征”和“红旗”两派分别排出三台话剧：《敢把皇帝拉下马》、《海港风暴》、《五洲风雷》。清华大学井冈山排出了大型歌舞《井冈山之路》。中学海淀区“四三派”联合排出了大型歌舞史诗《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老红卫兵派”排出了大联唱《红卫兵组歌》，多幕剧《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1968年，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红卫兵文艺》编辑部编辑出版了

《写在火红的战旗上——红卫兵诗选》

首先，介绍一下1967—1968年间首都红卫兵派系之间的情况。在全面内战爆发和局势动荡的1967年夏季，在北京各大专院校红卫兵势力开始重新组合，形成跨校际体系——天派与地派。天派——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地派——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师范大学“井冈山公社”、清华大学“井冈山公社”。天地两派矛盾尖锐。

在中学，各红卫兵组织已分裂、组合成三大派：“四三派”、“四四派”、“老红卫兵派”。“老红卫兵派”由“文革”初1966年6月最先组建红卫兵的一批红卫兵组织构成，成员家庭出身多为干部和红五类，以高干子弟为核心。“文革”运动迅速波及老干部，在1966年11月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家庭已成为运动的直接对象，其中部分人便组织成立跨校际的组织“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喊出“踢开中央文革闹革命”的口号！到处贴出标语“揪出三司后台，枪毙三司后台！”——矛头直指江青、陈伯达等人，打响公开抵抗“文革”运动的第一枪。江青等人下令捣毁联动据点，逮捕其领导人员，关押在国家公安部。由于老红卫兵派在“文革”初宣扬“血统论”，执行极左路线，打、砸、抢和迫害大量平民，已丧失人心，所以“镇压”一至，立即受到整个社会的孤立、反对。“联动”进行了顽强的抗争。联动成员当时办有刊物《准备！》。红色封皮，上书“准备”两个大字，下方空白无字。准备什么？只有一个大大的惊叹号！仿佛有一只无形的炸弹悬在空中，随时会落下。《红五月画刊》的版画

被关在公安部的“联动”在关押中坚持“狱中地下活动”，设立秘密通道进行相互联系。有人还编了歌谣：“想起当年送沙果，江青阿姨真爱我。可怜今天送果人，戴起手铐把牢坐。”

1967年4月22日，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首都红卫兵代表。会上，周恩来召见了关押在公安部的“联动”头头，向他们宣布毛泽东指示。周总理语重心长地批评了他们，同时指示“联动”可以在民族文化宫挂牌子公开活动。“联动”头头们当场失声痛哭，会后，即将他们释放。至此，“联动”便告瓦解，老红卫兵作为一种政治力量退出历史舞台。

此后，在中学占统治地位的红卫兵组织主要就是“四三派”、“四四派”。“四三派”以江青4月3日讲话命名，江青在这次讲话中，批评1966年最早的中学红卫兵组织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江青的讲话受到“文革”初被运动排斥、受到冲击的一些中学生的欢迎。“四三派”的组织成员不少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属于“文革”中的激进派。4月4日，北京军区政委李钟琪在工人体育场的大会上（江青在场），又肯定绝大多数红卫兵组织是好的。以此观点，组织集合了一批中学生，名曰“四四派”。“四三派”与“四四派”在中学内形成尖锐对立。

两派在校园内展开激烈论战，大字报战，广播战。相互攻击，运用鲁迅杂文笔法，嬉笑怒骂。在有些学校演变为相互谩骂。如北京二中“四四派”大字报的下款署名——“543488部队”，谐音——“吾是三司爸爸”。“三司”，即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以清华大学井冈山为主体，是中学“四三派”的支持者、后台。

老红卫兵在道义上支持“四四派”，但其成员大多已饱经政治沧桑，对“文革”若有所悟又无可奈何。许多人成为“逍遥派”，置身于“文革”运动之外。有少数人开始抽烟、喝酒、“拍婆子”（交女朋友）、倒卖绿军装……唱“黄歌”（《外国民歌200首》）。在此情况下，一些老红卫兵试图有所振作，有所作为，便把主要精力投入相对脱离运动的文艺运动。刊登在《中学文革报》上的《出身论》

红卫兵文艺运动的兴起是伴随着大大小小的小报活跃起来的。1967年春夏之间，在全国范围内各大专学院、中学的红卫兵组织纷纷出版报纸。当时，中学生只要几个人凑在一起，把手表卖了凑几百元，就能出一张报纸。如：刊载《出身论》的北京《中学“文革”报》（“四三派”报纸）一次印刷30000份，一抢而光。《出身论》（作者遇罗克）又引来“四四派”小报载文与之辩论，也销路不错。老红卫兵派则办有《莱茵报》、《新湘江评论》。

在大学则有《井冈山》（清华井冈山）、《东方红》（矿院东方红）、《长征》（石油学院5.25红卫兵总部、北京公社）、《指点江山》（钢院革命造反公社）、《革命串联》（建工学院毛泽东思想兵团）、《上天》（北京航空学院）、《人大三红》（首都红代会、人大三红）等，加起来这些小报不下上百种。一时大街小巷小报满天飞。

这些小报上登有政论、评论、杂文、诗歌、散文。写大字报的能手，纷纷为小报撰稿。1967—1968年北京小报满街，加上外地小报入京，一时龙蛇混杂，泥沙俱下。这些小报为红卫兵诗歌、散文开辟了大量的版面。当时小报的销售不成问题，一般人为了解瞬息万变的运动情况，搜寻小道消息，都乐意购买小报。《写在火红的战旗上——红卫兵诗选》“红卫兵诗歌”从“文化大革命”初见诸大字报、传单、油印小报，长久徘徊于“打油诗”的阶段，随着1967年夏天之后红卫兵报纸的普遍出现，红卫兵诗歌便随同红卫兵政论文、散文一起，有了长足的进步。

1968年12月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红卫兵文艺》编辑部，编辑出版了一本红卫兵诗集：《写在火红的战旗上——红卫兵诗选》。内收从1966—1968年三年间全国范围内产生的红卫兵诗98首。《红卫兵文艺》目录

诗选的扉页上写有：

献给

人类历史上第一代红卫兵的

最高统帅——毛主席

在诗选的《序》中，编辑者说明：“收集在这里的诗章，几乎都写自年轻的中国红卫兵战士之手。”编辑者热烈地欢呼：“燃起埋葬资本主义世界的熊熊烈火，迎着共产主义的胜利曙光，前进——解放全人类，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中国红卫兵万岁！”

诗集共分八编：红太阳颂（11首）、红卫兵歌谣（31首）、在那战火纷飞的日子里（27首）、夺权风暴（5首）、长城颂歌（5首）、献给工人同志的诗（6首）、井冈山的道路（7首）、五洲风雷歌（6首）。

歌颂毛泽东的诗歌，在“文革”中可谓浩如烟海，但红卫兵的颂诗，仍具特色。我手抚天安门红墙，像孩子呀依偎着亲娘。——《红太阳颂》北京向日葵天安门是一艘时代的巨轮毛主席阔步走在巍巍的甲板上——《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纪念毛主席“十一”接见红卫兵一周年》东北鸿耶

莫斯科一饭馆的女工，在街头看见中国留学生红卫兵胸前佩戴着金光闪闪的毛主席像章，她跑步上前轻声说……您胸前像章闪着红太阳的光辉，中国红卫兵，请给我一枚！灾难深重的俄罗斯啊，盼望第二次十月革命已望穿秋水。——《您胸前闪着红太阳的光辉》佚名北去的风儿慢慢地行，你捎几句话儿到北京城。延安的山头都插红旗，造反派最想念毛主席。——《祝毛主席万岁，万万岁！》陕西佚名“红卫兵歌谣”在“文革”中大多见诸于“大批判专栏”以及小报、刊物的“报屁股”、空白夹缝。能够反映出“文革”时代的语言特色。诗选中收入的歌谣，一部分曾在当时社会上、口头、大字报上广泛流传，另一部分则是仿造歌谣手法充塞报章夹缝的“打油诗”。现选其有时代特色的歌谣，转录如下：刘少奇算老几／老子今天要揪你！／抽你的筋，／剥你的皮，／把你的脑壳当球踢！／誓死捍卫党中央！／誓死捍卫毛主席！（湖北）毒打、围攻领教过，／最多不过砍脑壳。／要想老子不革命，／石头开花马生角。（四川）面包馒头算老几，／老子饿死不要你。／雄文四卷快拿来，／革命小将要真理。（湖北）铁气节，英雄胆，／提着脑袋来造反；／方向一明不回头，／敢闯火海上刀山。（江苏）

这些歌谣当然没有什么艺术性，却能折射出“文革”时代的审美标准，典雅、温文是丑，横蛮、粗野是美。仿佛童稚气未脱，而又霸气十足。这类歌谣中最常用的词汇是：老子、杀、砸、攻。奇异的是，当年的红卫兵却能从中获取到“美感”。《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一编，收入了在当时颇负盛名的诗作《放开我，妈妈！》：放开我，妈妈！别为孩子担惊受怕。到处都是我们的战友，暴徒的长矛算得了啥！我绝不做绕梁呢喃的乳燕，终日徘徊在屋檐下；要作搏击长空的雄鹰，去迎接疾风暴雨的冲刷！

诗中提到“英雄的爸爸”：“二十年前，／他牺牲在反动派的屠刀下。”“而今天／在两个阶级生死决战的关键时刻，／哥哥又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在殷红的血泊中冲杀……／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年轻的生命，迸发出万丈光华！”

诗人说：“想一想吧，妈妈！／活着的人应该干些啥？”“造反派从来不会向阶级敌人低头／顶天立地的英雄从来不怕镇压和屠杀！”

诗人最后说：“再见了，妈妈！／我们的最高统帅毛主席／命令我立即出发！”“等着我们的胜利的捷报吧，妈妈！

总有一天，我们会欢聚在红旗下。

不夺取‘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儿誓作千秋雄鬼死不还家！”《放开我，妈妈！》的作者吴克强是武汉人。此诗作于1967年6月，武汉“七二〇事件”的前夕。1967年1月林彪的揪“军内一小撮”以及上海的“一月风暴”，这两股风卷入湖北省，2月初军内造反派强行占领汉口红旗大楼，接管设在大楼内的长江日报社。2月8日换了主人的《长江日报》上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即《二八声明》），提出：“全武汉、全湖北要大乱、特乱、乱深、乱透……”武汉军区又于2月28日发表《严正声明》（即《二二八声明》），派军队重新接管红旗大楼。三四月份，“工人总部”与“百万雄师”两派组织的冲突白热化，战斗流血事件频频发生，最后导致震动全国的反对“中央代表团”事件——“七二〇事件”。王力被定为保守派的“百万雄师”群众包围，大批军民涌上街头，数千辆大卡车载着头戴柳条帽、手持长矛的工人、农民，以及驻汉部队指战员，排成四路纵队，举行示威游行，“打倒王力！”的口号响彻武汉三镇上空。7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支持造反派打倒陈再道。同日，撤销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的职务。武汉军区所辖独立师被打成“叛军”，徐向前元帅等人被诬为“黑后台”。武汉市武斗中造反派组织自制的装甲车武斗中中弹的建筑物烧起大火

就在“七二〇事件”的两天后，江青对河南省群众组织讲话时，提出“文攻武卫”口号。7月23日“文攻武卫”口号登在《文汇报》上，从此全国武斗急剧升级，进入全面内战。

吴克强的诗作反映出了当时武汉、湖北省激烈、残酷的武斗流血冲突。此诗中所述“哥哥”在武斗中死亡一事，是否是吴克强家中的真事，还不清楚。但在“文革”中，一般读者都把这首诗当成生活的真实记录来读，这也是此诗传播甚广的一个重要因素。《放开我，妈妈！》高度概括、浓缩了武汉以至全国，在运动冲击、武斗流血氛围中，众多人民群众、青年人的生活境况。无论是自我投入，还是被迫卷入，“文革”运动已经无情地冲击了每一个家庭、个人的生活，把宁静的和平生活击得粉碎。《放开我，妈妈！》整首诗发出悲怆、激亢的声音，同时也可以嗅出其间散发出的硝烟味和血腥气。

反映同期武汉大规模流血冲突的诗歌，还有《请松一松手——献给抗暴斗争中英勇牺牲的战友》（武汉吕凉）、《我在武汉大街上行走》（武汉小战）、《红旗大楼颂》（武汉李长生）、《在那天快亮的时候》（武汉朝晖）等。这些诗在一个侧面反映出了运动冲突的激烈程度。斗争双方都声称为毛泽东而战！请松松手，松一松手啊！／亲爱的战友！／交给我吧，／你手中的这本《毛主席语录》。按着滴血的伤口，／朝着北方，你英勇地倒下了……／鲜艳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袖章，／已被滚烫的热血浸透！一把血淋淋的尖刀，插进了你的咽喉！／……白色的花圈和挽联，／已经摆满了你躺下的街头。／……你亲爱的妈妈，一滴眼泪也没有，／她咬着不屈的嘴唇，／和我们一起游行示威，／迎着朝霞，走在最前头……——《请松一松手——献给抗暴斗争中英勇牺牲的战友》……让革命的暴雨把我们淋个够！／纵然是火烧雷劈，／也要杀出一条血路！/……胸中自有雄文四卷，／横眉冷对大刀和匕首！——《挺起腰杆昂起头——献给我们的战友》（武汉吕凉）红卫兵诗歌

在“文革”的疾风暴雨中，在“文攻武卫”的枪林弹雨中，红卫兵把全部热情颂词献给了他们的战旗。战旗是“文革”斗争、青春理想和英雄主义精神的神圣象征。啊，战旗！我们是如此深切地怀念你——怀着烈火般真挚的感情，蓝天般崇高的敬意！……战旗啊，有谁能比我们更熟悉你的容颜——血液般纯洁，火焰般鲜艳，彩虹般明丽！——《火红的战旗》（河南红烂漫）大旗，你在我们心中飘扬了多久多久！苦涩的汗把旗上每一根纤维浸透，鲜红的血染红你每一寸纹路！……走资派的黑手曾撕毁这鲜艳的红旗，挑灯含泪，我们一针一针把你补就。……忘不了那红旗大楼前的日日夜夜，大旗和革命小将的红旗并肩战斗；……大旗，你是我们红彤彤的革命宣言书……——《大旗颂歌》武汉丁晞安息吧，亲爱的战友，让我们给你盖上一面火红的战旗！……——《请松一松手——献给抗暴斗争中英勇牺牲的战友》武汉吕凉

在诗选中收入直接记录“文革”运动斗争的红卫兵诗歌有：《造反者日志》（210行，佚名）、《夺权风雷——一月革命之歌》（190行，山东纪宇）、《好——欢呼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王荣）、《赠红色播音员》（东北佚名）、《高歌埋葬刘邓王朝》（江苏战歌）、《斗争会》（江苏佚名）、《陶铸脸谱》（诗配画，河南）、《印传单》（外三首，湖北）等。好！／这罪名，／再列一千条，／我们——担！／你听着，莫打颤：／谁笑到最后，／谁才最好看！——《造反者日志》之五《答黑党委审讯》拿起滚子，用足力气，／压过去！压过去！压过去！／……啊，革命的压路机，／你开辟！开辟！开辟！——《印传单》（一）印传单撒！撒！撒！／撒下的火种要开花。／撒！撒！撒！／撒下的仇恨要爆炸！／撒下的利刀光闪闪，／刀刀向着刘邓杀！——《印传单》（二）撒传单播！播！播！／……卷起的筒子是炮口，／炮炮打中敌心窝！——《印传单》（三）土喇叭刷！刷！刷！／刷满大街刷上瓦。……——《印传单》（四）刷标语

有些诗歌则记录了红卫兵活动中富于“情调”的另一些历史画面，这是生活的另一种真实：你自江南来，／井冈山的星火，／在斗笠上闪耀。／我回陕北去，／蓬乱的头发间，／粘着延河畔的草屑。／……“见到了么？”／你笑着问我。／“嗯。你呢？”／“八月十八号！”——《相遇在天安门》陕西延继烈我坐在南去列车的窗口，／窗外已是江南金黄的深秋，／长征队旗掠过金色的田野。／红卫兵编织草帽用溪边的垂柳……——《坐在南去列车的窗口》浙江风宇从广播时暴风雨般的欢呼声中，妈妈，你可听出哪一个是你儿子的声音？——《在北京》陕西高梁《写在火红的战旗上——红卫兵诗选》从1968年7月开始编选，历时5个月于1968年底编选完毕付印出版。在后记中，《红卫兵文艺》编辑部特别指出，此诗选得到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等首都大专院校——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帮助，并提供“不少便利”。

从《诗选》的作品风格、思想倾向上来看，是典型“文革”运动的产物。创作手法比较单一，内容极左，而词句却比较“驯雅”，其中找不到当时的“碍语”。1968年年底的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本身已受中央“文革”小组操纵控制，这本诗选能受到各大学工宣队、军宣队的“帮助”，也说明曾获得“官方”支持。《写在火红的战旗上》

在这本诗选中还收入了一篇散文诗——《献给披荆斩棘的人》（佚名），全诗约2000字，是把江青吹捧得天花乱坠的一首散文诗。“你是无产阶级永远出鞘的宝剑，你是二十世纪划破云空的闪电，你是啊，文化大革命红色暴风雨中矫健的海燕……敬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无产阶级有史以来最杰出的女政治家、女英雄，一个普遍的共产党员！”——《献给披荆斩棘的人》

评价这本诗选必须考虑到它编辑时的政治背景。在1968年7月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已经奉毛泽东指示进驻全国大、中、小学。在7月26日姚文元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文在《人民日报》发表，传达了毛泽东指示：“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

当时风云人物——北京大专院校的五大学生领袖：北京大学聂元梓、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北师范大学谭厚兰、地质学院王大宾、清华大学蒯大富，在7月28日凌晨被毛泽东召入中南海，毛泽东批评了蒯大富，蒯当场放声大哭。召见后，五大领袖返校，各自动员下属放下武器，拆除工事。不久传达了毛泽东最新指示：“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结合的……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造旧思想。”

由此，红卫兵运动在1968年7月突然中断，造反的学生由“红卫兵小将”变身为“再教育”对象。在8—12月66、67、68届大中学毕业生即踏上了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征途，被分配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接受考验。

考虑到这本“红卫兵诗选”结集时的历史背景，诗选自然具有“奉迎”色彩，但是它毕竟保留了一批历史材料。其中搜集的一些诗作，虽然通过筛选，剔除、打磨，但毕竟存留下不少有个性的作品和诗作的“原始”风貌。基本上可以说是对红卫兵运动1966—1968诗歌创作的一次总结集。

1969年4月党的九大召开之后，各地群众组织部被解散，社会秩序逐渐得到全面恢复，“文革”便进入了新阶段。九大之前的“文革”历史被有意“遗忘”和重新改写、解释。《写在火红的战旗上》这本曾被默许的红卫兵诗选，也被忌讳提起，受到封禁。

话剧·舞剧·史诗剧

1967年夏秋季，是北京各大专院校红卫兵组织开始文艺活动的黄金季节。各大学的几派组织都有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排演大型节目，在学校、机关、工厂及街头演出。如：中央戏剧学院的“长征”战斗队、“红旗”战斗队两派先后排演了三部多幕话剧：《敢把皇帝拉下[1]马》、《海港风暴》和《五洲风雷》，曾南下杭州、广州演出。

清华大学井冈山在8—9月排练大型歌舞剧《井冈山之路》，于10月1日公演。此剧模仿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全剧历述清华井冈山的战斗历程，具有鲜明的“地派”色彩。全剧演员有200—300人，参加此剧演出的除了清华大学的学生，还有中央民族学院、地质学院、北航学院（地派组织）、清华附中等校的学生。舞美设计及灯光布景达到当时最高水准，如：幻灯投影已能表现毛主席头像放光等。其中有这样一段舞蹈：一个被“血统论”诬为“狗崽子”的学生，不顾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老红卫兵的欺压、凌辱，坚决要佩戴毛主席像章，头一次佩戴在外衣上，被老红卫兵揪下，第二次戴在内衣里，同样被发现夺走，并加以殴打，第三次，他毅然把像章别在自己胸脯的皮肉上，鲜血流淌，震慑了执行“资反路线”的老红卫兵。此剧当时在北京各大学演出。2.大型歌舞史诗剧《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和大型舞剧《抗大之歌》

1967年5—6月，北京中学红卫兵“四三派”联合排演和公演了大型歌舞史诗剧《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简称《路线》）。

此剧是为了纪念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公开发表一周年而编创的。其主要内容为：序曲——“五一六通知”；破四旧；红卫兵想念毛主席；无限风光在险峰——斗、批、改；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大串连；我们和中央“文革”心连心；复课闹革命（后加）；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等共八九场。

主要策划、编创单位：北京工业学院附中、清华附中（创作主体）和101中（舞美设计、舞台工作主体）等红卫兵组织。主要参与组创人为以上三个中学的十余名中学红卫兵。

参加演出的学校有：清华附中、师范学院附中、人民大学附中，农业大学附中、五中、47中、101中、中国音乐学院附中，化工学校（现为化工学院）、建工学校（现为建筑工程学院）、工业学院（现为理工学院）附中等学校。

主要创作人员。舞蹈：胡莲（女，清华附中）、邵远（女，师范学院附中）、杨军（五中）、楠×（101中）、郭×（农大附中）、张×（女、清华附中）、张××（京工附中）等。歌曲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音乐设计：陈××（101中）、余××（101中），王玉田，（作曲家，清华附中音乐教师，本舞剧中：“我要跟毛主席干革命”等曲即为其所谱）。

领唱：王××（女，丰台区某校）。

乐队：马×（101中）、朱××（清华附中）

舞美：龚××（京工附中）。

全剧演出人员约五六百人，规模宏大。舞蹈、合唱、乐队约各占180人左右。仅序幕一场即有舞蹈演员七八十人。后来，此剧组进行缩编，仍有二三百人出演。

乐队有五中的民乐队（当时很有名）和各校组成的西乐队。音乐除王玉田老师和朱×（女，人民大学附中，在此剧中谱有“我们和中央‘文革’心连心”一歌）作曲之外，还搬用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的一些革命历史歌曲，如《农友歌》，重新填词使用。指挥为清华附中的一个中学生。

这出剧的创作素材主要是来自京工附中的一个“四三派”女生吴清华的典型事迹。老红卫兵让她上吊，她说“我还要和毛主席干革命呢！”以此为创作契机，构成了整部大歌舞。在排练中，吴清华曾到排练场讲述自己受迫害的经历，自己的反抗斗争，激励大家要拍好这出戏（后来，吴成为中学红代会主要负责人之一）。

在剧组中有不少演员受过迫害。杨艾芸（清华附中）在“文革”前学习成绩很好，是班干部。“文革”初，被打成“修正主义黑苗子”，关押在学校，不许回家。由于不堪凌辱，他跑到铁路上去自杀，迎着火车跑去，并高呼“毛主席万岁！”一个清华大学学生一把将他拉出铁轨，列车掠过撞掉杨艾芸两个手指，脸被刮得稀烂，后用大腿上的皮移植整容。

蔡×在剧中饰老红卫兵打手，他曾因为不赞同血统论“对联”被打得头破血流。

因为大家有类似的遭遇，演员们排练都特别投入。打吴清华一场，蔡×作效果，为了真实，就真用皮带往自己胳膊上抽。胡莲有被推搡在地上的动作，为了像，就在水泥地上真摔。有些同学胳膊腿硬，跳不好，想打退堂鼓，便有人声泪俱下地讲演：“我们不是在轻歌曼舞，是在战斗！”演员们三十多人睡在一间教室的大通铺上，自己找服装，制道具，帮厨做饭。

参加这一剧目演出、组创的杨军介绍了这个大型舞剧的排练过程。杨军在第一次演出中饰“红卫兵想念毛主席”一场中“七人舞”的领舞。全剧由开始策划、开排到正式演出不到一个月。全部人员集中在化工学校，分场同时排练，边导边创，然后组合起来。在排练过程中化工学校“四四派”集合了外校“四四派”几十人，全都是膀大腰圆，来冲击化工学校，双方打了一场架，连消防水龙头都用上了。于是整个剧组便迁到建工学校继续排练。

杨军和胡莲是剧组不多的几名曾学过舞蹈的人。杨军是石景山少年宫舞蹈组组员，中学舞蹈队队长。胡莲也有“童子功”的基础。他们便成了大家的教师。

整个排演日程十分紧张，500人不分日夜地排练。到5月29日，距离公演不到一周时间了，“八一八接见”一场还没排出来，组创人员们集合在食堂前台阶上讨论，最后决定用一道红色追光，由舞台后摇至台前，再从台右侧摇至台左侧。红光象征毛主席，所有红卫兵追随光线欢呼跳跃，高呼：“毛主席万岁！”整整一大段戏，由“红卫兵”自己临场发挥（演员大都受过毛主席检阅），再配上当时广场录音及东方红乐曲，取得感人的理想效果。

在建工学校大食堂进行彩排那一天，整个食堂被“四三派”红卫兵都站满了。序幕一场因为人太多，便在台下演出，独舞则在台上。乐队合唱队占了半个食堂的面积。当胡莲演到将老红卫兵送过来的“上吊绳子”丢到地上，说：“呸！想让我死办不到！我还要跟毛主席干革命！”时，全场一片掌声。幕间的朗诵由钟××（清华附中）和陈×（女，101中）担任，被人称为男声像夏青（中央广播电台播音员），女声像白慧文（《东方红》女报幕员），观众对朗诵报之以热烈掌声。演出气氛非常热烈。

6月2日《路线》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公演，五六百演员化妆后集体由建工学院步行赴北展剧场演出（两地相距1.5华里）。仅有一个舞台总监督，各场由每个单位负责，一边上台，一边下台，几百人调度一丝不乱。剧场气氛热烈，台上台下呼声响成一片，掌声、哭声响成一片。《路线》一炮走红，先后在首都剧场、劳动人民文化馆、北京军区、首都钢铁公司等处演出达101场以上。（当时演员们都说，演到101中这个数了。）《路线》也受到了首都文艺界专家的重视和好评。中央芭蕾舞团钟××在座谈时评价说：演出感人，场次编排和舞蹈语汇丰富，有独创性，看后令人吃惊意外。对于剧中主要舞蹈演员胡莲，许多专业人员特别予以赞许。在海政文工团后来编排的大型歌舞剧《大海航行靠舵手》中，其中“毛主席来到我们军舰上”一场，即模仿《路线》毛主席“八一八”接见的“追光”表现方法，表现水兵见毛主席的场景。《路线》公演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曾观看演出，并提出修改意见。有的意见剧组没听，有的听了（如：加了“复课闹革命”一场）。中央文革下令派解放军进驻剧组，从此该剧组成为首都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直属《路线》宣传队。《路线》10月份先后赴河南省郑州市、湖北省武汉市和天津市演出。在武汉，剧组（160人）到武汉演出，正遇上“百万雄师”和“工人总部”两派组织武斗，火车在孝感车站停驶了几个小时，才最终进入武汉。在郑州市演出中，两派在剧场中对打起来，一个造反派跳上了舞台，一杆长矛从台下飞掷上来，从演员人缝中飞入将此人扎中，跌入乐池。演员被一派保护离开剧场后，即听到剧场方向响起一片枪声。

1967年7月1日《路线》进入“广播剧场”，由中央电视台进行了现场转播。《我们和中央文革心连心》一曲，被中央广播电台多次转播。《路线》一剧一直演到1967年底才告结束。

在1967年冬至1968年春，《路线》一剧主要组创人员又策划、编创了大型歌舞剧《抗大之歌》。此剧共有六场：序幕——抗日烽烟，过封锁线（由国统区赴延安），边区大生产，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枣园灯光，奔赴抗日前线。

参与创作人员为：龚农（101中）、陈××（101中）何××（清华附中）、彭××（清华附中）、滕××（电影学院）、杨艾芸（清华附中）楠×（101中）等。1968年《抗大之歌》演出剧照

在1967年冬天，龚××、陈××、杨军、黄大宜等四五人在龚家开始策划，并一同兴奋地赶到清华附中的音乐老师王玉田家，王玉田表示支持，并答应担任作曲。于是决定，编剧由陈××（101中）执笔，作曲：王玉田。作词：张×（京工附中）、黄大宜（人大附中）。编舞胡莲、杨军等人，领唱为杨艾芸。《抗大之歌》在1968年春天完成案头设计，迅速投入排练，在6月公演。参加演出人数140—150人，后精简成100人。五个月中在海淀区各剧场、各大学、中央各部委礼堂和天津进行演出，演出五六十场，获欢迎和好评。

到了1968年7、8月，中学生开始大批分配。宣传队即将解散之际，来京招收下乡知青的山西省孝义县的县长，偶然机会看到了《抗大之歌》，便邀请宣传队集体到孝义插队。在1968年10月底，宣传队30余人（主要是清华附中、101中、人大附中、京工附中学生）决定到山西孝义集体插队。同年12月18日，这30人唱着《抗大毕业歌》登上列车奔赴山西插队。[1] 主人公陈里宁，某部国家干部，于“文革”前有反刘少奇言行，经公安部门核实为精神病患者送精神病院医治。“文革”开始后，陈里宁被革命小将“发掘”出来，捧为鲁迅笔下狂人式的革命英雄。公、检、法成为资反路线的执行者受到攻击，此举曾得到中央“文革”的赞许。

大联唱：《红卫兵组歌》

1967年4月3日，江青在首都工人体育场发表讲话，把“文革”初期的红卫兵运动及组织说成是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江青的讲话立即在北京老红卫兵中激起了轩然大波。因为江青的讲话是对红卫兵创业期全部历史功绩的否定，包括毛泽东八一八对红卫兵的支持。在强烈的反抗情绪下，北京老红卫兵派开始策划在红卫兵诞生一周年之际：5月29日，组织一次大规模的纪念演出。北京101中学的老红卫兵开始组创、排演《红卫兵组歌》。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仓促上马，紧急排练。《红卫兵组歌》歌本《组歌》作者：郭勇军（101中高二10班学生），在学校中是公认的才子。他执笔写词，曲子完全套用《长征组歌》。郭勇军在1969年入伍，仍然有诗歌创作。他在西藏军中，曾写有旧体诗词，并通过校友内部渠道在东北兵团、贵州三线工厂等地流传。

此前，101中也曾有过大型合唱的经验。“文革”前，学校组织过“校史联唱”（101中是1949年由解放区张家口迁入北京的干部子弟学校，有一段革命的校史），并有一个管乐队。

这次演出，所有参与者都非常投入。红卫兵们怀着神圣的情感走入排练场。参加过当年组歌演出，并担任女领唱的林仲说：“当时排练场的气氛，就同我后来在加拿大的大教堂看到的唱诗班一样，所有人都怀着一种庄严、圣洁的感情，全身心地奉献给每一次排练。”《红卫兵组歌》一公演，立即在各中学引起轰动。各校宣传队纷纷索取歌本、唱词，手抄、油印本也很快出现，在北京各校排演此节目的同时，《红卫兵组歌》迅速传到上海等大城市，并被搬上舞台，在全国范围造成了不大不小的影响。

林仲在回忆《红卫兵组歌》的演出时说：“每次演出，观众的情绪是热烈的，很快有不少学校去请我们演出。当时合唱队团结得像一个人，集体行动，纪律严明，记得一次去矿业学院附中演出，集体步行返校，仿佛军队一样。‘指挥’一声令下，全体便齐唱起来：‘战鼓响，旌旗奋，红卫兵，向前进……’”

纪念红卫兵诞生一周年的“5·29演出”，原来准备在首都体育场进行万人规模的观演，推出几台大型节目。可是中央文革不批准，所以这次纪念演出改在了天安门广场。《红卫兵组歌》在天安门广场出演人数约二三百人，还有一个几十人的乐队。5月29日下午是个阴天，广场上围满了人群，演出现场没有扩音设备，男女领唱必须拼力使声音传得更远一些。整个演出全体精神饱满，获得了预期的成功。《红卫兵组歌》是红卫兵文艺中老红卫兵派的代表作。全部联唱曲套用《长征组歌》，句式不变。组歌共14首：诞生、造反、反工作组、见毛主席、八月风雷、串联、长征、爬起来再前进、反刘邓、望未来等。（一）诞生战鼓响，烈火熊，杀声起，军旗红。冲天霹雳泣鬼神，杀出英雄红卫兵。砸烂八股旧学制，横扫黑帮立奇功。党给一身造反骨，唇枪舌剑杀气腾。主席亲手授战旗，小将高唱东方红。

齐诵：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

造反有理。杀！杀！杀！嘿！！

这首组歌，追述红卫兵的业绩：“大树天下造反理，‘三论’铁笔震河山。”“小将血战红八月”，“‘九四’上海风雨夜，松花江畔英姿豪。”“渴饮延河清泉水，饥餐井冈大南瓜。……”

有趣的是，组歌中还有，“怒斥联动狗叛徒”的内容。

针对老红卫兵犯的错误，在组歌中特意又加了一段：爬起来，再前进，表示“开天辟地头次干，跌跟头是常事情”。

在组歌中，比较有时代特色的句子：“毛主席和我把手握，激情满怀热泪落。”“钢气节，英雄胆，洒热血，捍江山。”“革命方知担子重，造反更觉主席亲。”“红场义旗漫天舞，白宫破钟有丧音。”

这首“组歌”唱本，在许多学校老红卫兵系统传抄、油印，并组织演唱，人数往往多达一二百人。这种歌咏活动，实际构成了校际之间各组织松散的圈子。当时，老红卫兵在各城区都组织了合唱团，如东城区合唱团（前身：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中国红卫兵合唱团）演唱了《长征组歌》。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1967年夏，以外语学校附中为主，以其他一些中学老红卫兵为辅，一起集体创作并演出了话剧《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在《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一剧排演的同时，老红卫兵派还有一部同类题材的话剧《历史的一页》也在排演。《历史的一页》编剧：卢伟、李平分。该剧把红卫兵运动放在一个大背景中去写。风格类似“政治活报剧”，由灯光进行化入化出。后来两剧几乎同时上演。

红卫兵话剧的顶峰之作：《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徐雅雅是这出戏创作的核心。在“文革”前，上学期间她就已经开始学习写戏，她创作的《学习焦裕禄》等节目曾在农村、工厂演出。“文革”中，她编了不少红卫兵文艺节目，在老红卫兵中颇享声名。

徐雅雅属于被超前的共产主义理想哺养起来的一代人。张春桥曾把老红卫兵比成是“十二月党人”。徐雅雅说：“如果我1825年在彼得堡，我也会参加十二月党人的起义，没有能洒上这滴血令人遗憾。”“文革”中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徐雅雅有七次在场。她是一个历史的见证人。1969年9月15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她被指定为会场主持人。她距离毛泽东不过几尺之遥，可是却未上前与毛泽东握手（“八一八”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把手握肿了，从此规定，不许与毛泽东主动握手）。

往常在天安门喊口号，是由两名解放军一男一女，这次是由徐雅雅一人主持会场，从天亮喊到天黑。她的嗓子一点没哑，一片响亮。徐雅雅说：“我不为我能喊口号感到得意，我得意我的金嗓子，它体现出我对毛泽东的全部崇拜。”

天安门广场上是百万人的红海洋，红旗、红语录、红袖章。面对红海洋，每当徐雅雅的喊声落下来后，红海洋便回响起一片海啸似的回声，震荡在天穹。徐雅雅是女中音，嗓音不很高，却很脆，她把声音提到顶，然后缓缓滑落下来，尾音拖得很长很长；“毛——主席万万岁——！”

广场上接受检阅的弟弟、妹妹一下听出姐姐的声音，兴奋地对别的红卫兵说：“这是我姐姐！这是我姐姐！”

1966年国庆，由徐雅雅所在的戏剧专科学校红卫兵组织与戏曲学院联合赶排了《红灯记》。戏专二年级一个同学主持修改剧本，他在剧中添了一句台词。当李铁梅从李奶奶手中接过红灯时，说道：“红灯呀，红灯，我现在明白了，这就叫老子革命儿接班！”每当演到这里，全场便热烈喝彩鼓掌。

演出中还采用跨时空手法。当李玉和牺牲后，铁梅接过红灯，台上便出现了红卫兵，响起了“造反歌”：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在一阵紧锣密鼓打击乐伴奏下，一名红卫兵扛一面红旗上场作“龙摆尾”的“急急风”，在台上旋风似得耍大旗，只听锣鼓点猛停，红卫兵把大旗一甩，走到高台上。在李玉和就义处，铁梅把红灯交给红卫兵。出于对鸠山的仇恨，在磨刀人指引下，用铁梅作诱饵引出鸠山。最后，红卫兵刀劈鸠山。

这出戏第一次演出是在人民大会堂三层楼小礼堂。请首都红卫兵代表及中央首长审查。到场的除了江青、康生等人之外，还有陈毅元帅。在演出前，徐雅雅还作了即兴发言。

1966年12月26日是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集会的日子。当初，江青称赞的“我们的小太阳，中国的希望”的那群娃娃们，开始向中央文革反戈。这是老红卫兵谢幕的日子，在毛泽东73岁诞辰日，他们献上了最后的礼品。

这一天，徐雅雅等三人摆脱了监视，来到北京展览馆。她一下看到那么多老红卫兵，仿佛是吴清华在解放区见到了洪常青，心中像打翻了五味瓶，说不出是什么滋味。老红卫兵们在剧场宣布联合行动，并高呼：“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整个展览馆天棚都要被震塌了。这是老红卫兵决一死战的宣言。

不久，公安部长谢富治遵照中央文革旨意，以维护社会治安为名，抓了一批对中央文革不满的红卫兵，关押在公安部。这就导致了“联动”六次冲击公安部，从而更多的学生被捕和监禁。与此同时，在中央文革指挥下，各校老红卫兵组织被抄、被砸、被封。人被打得头破血流，被任意关押、凌辱。某些昔日的加害者，成了被害者；一些过去的被害者，肆意加倍报复，又成为加害者。

1968年元旦社论宣判“联动”为反革命组织。当晚，徐雅雅与一名烈士子弟给毛泽东写信：“毛主席呀，我们虽然喝了几口水，可我们不怕，我们要坚持革命！”信尾署名：“党之子。”

江青“四三讲话”之后，老红卫兵开始策划纪念“五二九演出”。徐雅雅受几个学校红卫兵之托，在北京城骑车四处奔走，组织这场汇演。这时，外语学校附中的申小珂慕名而来，请求她为外语学校附中写一出歌颂红卫兵业绩的戏。

经过徐雅雅与申小珂进行创作构思、编排讨论之后，由徐雅雅执笔写出了初稿。申小珂因忙于组织演出班子，退出了创作。这时，该组织的胡滨（一个热爱戏剧文学的红卫兵）又加入了剧本创作。这个剧本，在排练中边排边改，最后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演出本。

这出戏的导演是徐雅雅，她还在剧中饰演校党总支副书记。实际上，徐雅雅是集编、导、演为一身，对这出戏作出重要贡献的还有彭印印（女一中，高二学生），她全面负责剧组的衣、食、住、行，刻印剧本，联系演出等行政工作。《希望》一剧主要饰演剧中人物的演员有25人，其中主要角色有13人。

杨向平、饶小钢，（钢院附中）饰：彭路生（高三·二班学生）AB角

刘明哲（5中）饰：赵三辈（高三·二班学生）

金伯宏（34中）饰：何戚（高三·二班学生）

王国政（外语学校附中）饰：杨国栋（高三·二班学生）

肖蓬蓬（崇文区某中学）饰：丁飒英（女，高二·一班学生）

吴金路（崇文区某中学）饰：小豆子（初一·三班学生）

徐雅雅（戏剧专科学校）饰：洪松（校党总支副书记）

宋棣（外语学校附中）饰：韦因（校长）

张止戈（外语学校附中）饰：刘加君（工作组组长）

秦瑞波（外语学校附中）饰：邓修文（工作组副组长）

除此之外，还有老红卫兵派系统内部许多文艺爱好者出入这一剧组，饰演群众角色，协助舞台工作。

参与剧组演出活动的有：北京外国语学校附中（演出主体）、中央美院附中（舞美设计、制作）、师大女附中、清华附中、人大附中、25中、34中、5中、101中等学校的红卫兵。

关于《希望》一剧的创作意图，写作者们在剧本后记中说：把“历史的教训用艺术形式表现出来。”教育那些由于犯错误而失去信心、希望，醉生梦死的红卫兵。提醒他们，“过去的战斗生活，是多么充满战斗激情和令人含泪回顾啊！再看看你们今天的生活，你们不羞愧吗？”

剧作者们的创作意图是再现红卫兵一周年的运动历程，进行反思、总结，并教育逍遥派，歌颂红卫兵在战斗中凝成的友谊。《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共分八场。从1966年，高三·二班几名学生罢考，在校外荒郊圆明园创建红卫兵，到与工作组作斗争、被整，毛主席“八一八”接见。实际是集中了清华附、北大附、北航附等几个中学运动初期组织红卫兵的经历。

在样板戏的影响下，此剧设立了一号人物彭路生（干部子弟）和李三辈（工人子弟）、丁飒英（高二女生）等人为中心人物；在其周围是革命学生张小红、小豆子、邵华，还有中间派：何戚、杨国栋。对立面是校长与工作组。

剧情以彭路生等人领导罢考，撕碎考卷开始，以校长、工作组组织中间派学生揭发、围攻红卫兵，上纲上线，将戏推到高潮。最后校党总支副书记洪松毅然站出来，支持红卫兵，并揭露工作组组长刘加君实际是出卖过彭路生母亲的叛徒，广大同学纷纷觉醒。各中学红卫兵纷纷来支援，并带来毛主席将要接见他们的好消息。《希望》记录了“文革”初红卫兵诞生期的一些生活片断。如：第一场，彭路生等人半夜出校进行秘密会议，晚上由下水道钻回，想不到洞口布上了带刺的铁丝网。小豆子问彭路生头刺伤了没有，并且念毛主席语录：要奋斗就会有牺牲。

高三·二班女生丁飒英，是全校英语朗诵第一名，性格泼辣；学生们给她起了个外号：钉子。在高三毕业考试的场合，她站起来大声疾呼：“同学们，抛开自己前途，为国家命运想一想吧！”并且将考卷撕碎。

剧本中有《荒郊》一场，怒云蔽空，古柏耸立，二十余人列队宣誓：“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整场仿《东方红》音乐舞蹈史诗，有旁诵，由1927年讲到1966年，从湘江星火讲到文化革命。这一场戏把红卫兵成立升华到历史的高度。

第七场，以舞台为“批斗”学生的现场，舞台上下打成一片，演出中剧场反应热烈。满场响起一片口号声、掌声，仿佛时光倒流真有一场大辩论在展开。《希望》8月18日初在甘家口建工礼堂首演，道具、服装用一个平板三轮就可拉走。一个屏风、一棵小树，还是徐雅雅从戏剧专科学校借来的。后来，戏在长安剧院上演了三场，公开售票，一时座无虚席，一些演员家长也来看戏，剧场气氛十分热烈。长安剧院的演出标志着此剧的成熟，票房的收入成为剧组活动经费。《希望》还在天津宁园“铁路工人俱乐部”和石家庄华北制药厂以及石家庄市最大的剧场（人称“小人民大会堂”）等地进行过一系列演出。演出一直持续到1968年冬天，一些演员开始参军入伍、下乡插队，剧组才解散。《希望》一剧从创作至演出过程，始终充满了激情。演员们有时在台上边演边流泪。《希望》油印剧本的后记中写道：“这部不成熟的剧本，是几个还没失掉希望，依然在摸索前进的红卫兵战士历经了多少不眠之夜，苦心沥血，用血汗凝成的。”

全剧有始至终贯穿一个道具：一幅油画《红军永远不倒》。画中一个红军战士遍体鳞伤，高举红旗，那红旗不是迎风招展，而是被狂风吹卷得打了一个卷。

真诚的创作与表演赢得了观众热烈的反响。饰演丁飒英的肖蓬蓬，饰演校长的宋娣，饰演洪松的徐雅雅等演员，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是一台充满青春、友谊、激情，火焰熊熊的戏。[1] 本节内容主要采访自徐雅雅，并参考秦晓鹰、马利：《红卫兵风云梦呓录》，《中国青年报》1989年6—7月。

老红卫兵诗歌创作

时代造成的对毛泽东的狂热崇拜，以及从小在思想情感中积淀的斗争传统，他们把上一代诗人唱过的歌，又唱了一遍，但更不羁、更狂热。热到自身要熔解、要爆炸：我们生在战场上就不怕死在热血中，只有当我们的鲜血洒在战旗上，才看得出我们的忠诚，只有当炸弹炸开我们的胸膛才看得出我们的心像火一样红——《为毛泽东，我们何畏牺牲》

作为干部子弟，他们往往要提起：“子继父志”。“鲜红的臂章／草绿的军装／父兄的武装带／和高高挺起的满怀热血的胸膛。”同时，也往往褪不掉孩子气的浅薄，“凭着对毛主席的赤胆忠心／红卫兵就是要登上历史舞台／冲／向×、×的老巢进军！／杀！／向莫斯科、华盛顿进军！／杀他个人仰马翻而已，／打他个天翻地覆慨而慷！”

有时，这样的诗，很像分了行的大字报：“什么变色龙，小爬虫／红卫兵将杀过去，／把这些寄生虫从历史舞台上统统踢下去！／革命要进行到底！／历史决不能后退！”

红卫兵运动，以及这一运动对一代青年人所造成的巨大影响，实际上延续到“文革”后期，延续到知青们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思想变迁、思想解放，都会从红卫兵运动这一起点，进行反思、总结经验教训，以及汲取某种力量。听！那是红卫兵在历史幕台上高唱，“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那是红卫兵在历史幕台上高颂，“战旗挥舞冲天笑，赤遍环球是我家”啊！在那历史舞台高大天幕上永远镶嵌着光彩夺目的金色大字“红卫兵……是红卫兵万岁！”——《红卫兵万岁！》

《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

南越、印度、缅甸、泰国的革命战争胜利捷报频频传来。1968年5月，西欧、北美爆发了广泛的学生运动，巴黎大街筑起了街垒，与军警连环“浴血搏斗”（《人民日报》语）八天，用棍棒、石头、燃烧瓶……这一运动波及纽约、波恩和罗马等城市。在罗马的街头贴出了毛主席语录：“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都要反对。”整个中国对此的反映是欣喜若狂，5月25日全国1700万人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声援西欧、北美人民斗争。《人民日报》载文说：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害人虫“他们被埋葬的日子不会太长了”。

不仅是狂热的中学生，包括当时社会上的许多人，都确信自己正生活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当时的造反组织有的就起名为：世界革命红卫兵造反总部、国际红卫兵中国支队。

有一段最高指示，在当时的青年人中影响很大：“我们这一代青年将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的伟大历史使命而奋斗终生。为了我们的伟大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要下定决心，一辈子艰苦奋斗。”《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就是对完成这一历史使命而作出的热烈而不切实际的浪漫幻想。它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具有巨大的社会思潮背景。为了让读者广泛了解《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一诗的时代背景，有必要将当时一些中国红卫兵的越国界进行“世界革命”的行动，作一些简要介绍。[1]1．潜入越南参战的四名红卫兵

1966年9月，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了一次红卫兵大会。就在这次会上，北京市第100中学（这实际上是一所飞行员预备学校）的高二学生赵建军、任热河与北京市第56中学的高二学生孙智忠、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的瞿绍东相识了。接着，他们又把各自在“串联”和造反中结交的朋友王菊生、李小倩等六人一一介绍。

赵建军提出，红卫兵不但要拿起笔批判旧世界，而且要拿起真枪真刀去“埋葬帝修反”。身高一米八二的大个子任热河是这些人里的“长者”。他认为，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后，“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已经燃遍全国，红卫兵要继续在革命路上打先锋，就应该到国际舞台上经风雨、见世面。那么到哪儿去呢？十个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越南。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五年多以来，那里的游击战越打越猛，规模越来越大。国内的报纸、广播，几乎每天都要报道游击队的战绩，这不由得使他们心里发痒——“对，到越南南方去，到丛林游击战中大显身手！”

十个人开始了紧张而简单的启程准备。每个人买了一块指北针，天天晚上学着在夜间根据星座辨别方位。请人教几句必要的越语，把“同志”、“缴枪不杀”这些词背得滚瓜烂熟。赵建军不知从哪儿搞来一张标有中越边境的军事地图。王菊生、李小倩采购了面包和十几斤糖。任热河、孙智忠带上了几把锋利的匕首，以便防身。当时已近深秋，大家顾不上天凉水冷，一星期几次到颐和园、八一湖去练习负重泅渡。

10月30日，这十名红卫兵把所有物品塞到背包里，带上几十块钱和百多斤粮票，登上了北京去南宁的列车。

出发前，谁也没有告诉父母，连一件换洗的衣服也没带。

临行前，十人联名给周总理写信，表示“不怕死在战场上”。

赵建军当时就摊开日记本写道：“再见了，年迈的父母，等到越南统一之日，再回来见你们！”

在广西边境凭祥，他们被扣留，送回北京。只有赵建军、任热河、孙智忠、瞿绍东最终越过了边境线，穿越丛林，深入越南。

在去河内的公路上，四个人截住一辆卡车，一个劲儿地说：“巴亭、巴亭。”越南司机立刻明白这四个中国人要去的是河内巴亭广场。巴亭广场就像中国人熟悉的天安门广场一样。赵建军、任热河、孙智忠、瞿绍东一上车，不顾车厢的剧烈晃动，呼呼大睡了起来。

第二天晚上10点，河内到了。借着路灯，他们看见了巴亭广场、主席府和隐在树后的高射炮。

街上行人稀少，四个人用学过的几句越语问路，又费了一番周折，总算来到了中国大使馆。望着使馆上的五星红旗，他们又高兴，又懊丧。正在想着，使馆二等秘书走出来，亲热地握着他们的手说：“欢迎！欢迎！你们到家了。”

赵建国、任热河向驻越大使朱奇文陈述了越境过程，然后不厌其烦地重复说：“我们一定要去南越，不管路多远，困难多大，我们都能坚持下去。”朱大使听后有些激动，按照这些娃娃们的说法，可以算出，他们三天之中只吃了一顿饭。他一面让厨师赶快去准备饭，一面耐心地劝说他们先休息几天，等使馆向国内请示后再说。

第二天上午，听使馆的同志说，朱大使特地为此事约见越南总理，并向越方表示了歉意。四个年轻人这才感到了问题的严重，一整天坐卧不安。

11月8日，使馆机要员忽然闯进他们的房间。“有好消息，快到大使办公室去！”

原来是周恩来总理打来了专电。根据任热河、瞿绍东的回忆，电文大意如下：

朱大使并告四位革命小将：

他们未经中越双方批准，私自到越南，使我们感到为难。但他们援越抗美的精神可嘉。建议先到我援越部队锻炼一个时期，待部队轮换时回国。如胡主席接见革命小将，请大使陪同。另外请将他们的出身、姓名、家庭及住址一并报来。此事下不为例。

经过几天集训，赵建军、孙智忠分到316大队2分队，任热河、瞿绍东分到320大队2分队。四人都是预备供弹手。

经过两个月的训练，师长批准他们的参战。当天晚上，赵建军向连党支部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

1967年1月19日，天空晴朗。上午9时，指挥所接到敌情通报，美航空母舰北移，温县防区可能会出现“大型攻击波”。下午4时11分，刺耳的防空警报撕碎了空气，大地也微微颤动起来。20多架敌机向交通线扑来。为了压倒高炮火力，四架F-105雷公式飞机对我炮兵阵地疯狂轰炸。

战斗结束后，在一班炮位上，二炮手、三炮手、五炮手倒在血泊里，预备炮手赵建军满脸满身的泥血，倒在炮轮里侧。在他汗涔涔的脸上，一双失去光泽的眼睛凝视着远方……

赵建军牺牲后，师党委决定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并追记二等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通电全体援越部队，号召所有指战员向赵建军烈士学习。

不久，赵建军的父母收到了儿子生前所在部队的一份纪念品：一个用有机玻璃做成的盒子里，放着一架用美制F-105飞机残骸制成的小飞机。在用越南的彩色石子铺成的底座上，镌刻着一行小字。上面写着：“父辈英雄儿好汉”。

赵建军的父亲是我军某部司令员，母亲也是一位部队干部。两位身经百战的老军人含着泪给部队回了一封信：“……建军是我们最疼爱的大儿子，我们老了，组织上不会批准重返前线。为烈士报仇，为千百万越南人民报仇的重担要由你们挑起来。孩子们，勇敢地战斗吧！我们要在越南统一的那天，等候你们的凯旋。”

几个月后，两位老人又把赵建军的弟弟赵奠军送到了哥哥曾战斗过的部队。在友谊关南面63公里处，弟弟把一个灿烂的花圈放在了哥哥的墓前。[2]2．缅共游击战中的中国知青

时隔多年，当那最后的音符在边境那边的山地丛林渐渐沉落，有人才在一份旧日的档案里读到有关部门的统计数字：1969年6月，因各种原因逾境参加缅共游击队的红卫兵达300余人，他们的籍贯包括云南的昆明、保山、潞西、腾冲、施甸，其中昆明知青略占一半。也有少数原属建设兵团的北京、四川知青。

黄尧在《最后音符》一书中追忆当年的越国境行动时写道：

1969年春天，由一些山地民族青年（他们出境几天，返回中国时就身着簇新的草绿色缅共游击队军装，军帽正中嵌着用薄毡制成的红色五星），带来了一份“缅甸共产党党章”。这份油印的《党章》迅速地在知识青年中传播，成为中国红卫兵了解异国共产党的第—份有凭有据的材料：“……缅甸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缅甸共产党认为，必须坚决沿着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解放城市，广泛地进行游击战争，消灭敌人壮大自己的持久的人民战争道路前进。

缅甸革命战争正在经历着长期的艰难困苦，高潮和低潮，曲折不平的道路，向着胜利前进……”

这些文字，对一个中国红卫兵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了：这是纯粹的马列主义！

选择的困难消失，剩下的只是行动。

黄尧、赵力、毛昆明、宝章在乘车前往中缅边界的途中，被扣留在保山县。保山专署安置办公室姓蓝的军代表宣布：“你们有严重政治问题，按规定不能到边境五县插队……”并派民兵看押他们。黄尧回忆说：

当晚，我们认真策划：由赵力即刻与芒市长途电话接上联系，速派一名缅共人民军战士带军装及证件赶到保山接应。四人分两批走，以免引起注意，只要乔装一番，相信可混过关卡。如若接应失败……把行李都扔了，泅过怒江。

怒江已到洪水季节，听说有知青“无证”过桥被阻，不得已泅渡怒江，已被淹死。但那是别人。各自报了一下情况，水性都还不错。如果空身泅渡，加上选好滩头，测准流向流速，估计有六成以上把握。

第二天，在已加入缅共人民军的中国知青纪隆带领下，黄尧等四人偷渡成功，到达缅共游击队兵站。“我们一脚踏在那湿润的土地上，空气是绿色的，远处的大青树上有成群的白鹭飞过——梦中自由的领地。”“瞧，都来了！”纪隆点了一支烟。

都来了！沿着公路，在浓浓的林荫里，在中央大道阳光泼洒的路面上，成百弟兄呼拥而来，喊着、叫着……

时间：1969年7月5日。

黄尧记录下了几个中国红卫兵阵亡时的情景：

他背着枪消逝在黑色土丘之后，当他再次走出来时就是一个死者——战争的魔法变幻似乎只间隔了一秒钟！参加缅共人民军的知青

他的两条腿自腹股沟下血肉模糊，密集的枪弹打断了两侧动脉，几乎整个地截断了他的腿——敌人使用的是达姆弹，弹口处撕去大块肌肉，他的绿色军用挎包和冲锋枪弹夹上涂满了他自己的皮肉和碎骨。

他的血顷刻就流光了，在将近二百米的山坡上，血像涌泉一样喷洒。那样地慷慨、无私、迅疾。

在马恒昌牺牲后，游击队军中曾有这样的流传：是两个克钦族战士（其中一个是救护员）将他从枪弹下抢出来的。马恒昌当时还清醒。他的上身还在拼命挣扎，要挺起来向前冲。过后他明白自己不行了，安静地依在一棵小小的红木树下，他伸手往下一按，整个下肢完全浸泡在血洼里，被枪弹撕碎的破布筋下，炽热的血柱突突地喷涌，像由他无端地捧着的血的泉眼——“我的血！我的血！”他兴奋地大叫，两颊出现淡淡的红晕。他从未见过这么多血！这是他的血！中国的血——只是由他一次地奉献了。“冲啊——”

跃出战壕，向浓烟滚滚的坡下扑去。看不清敌人，只管搂死了扳机，泼水般泼出子弹。“我的眼睛！我的眼——睛——”中国人的喊声，一个战士将枪一扔，捂住眼睛在阵地上乱撞——一发敌军的枪榴弹在他的枪体上爆炸，他两眼一黑，没有倒下，他往左侧冲，又往坡下冲，他高举着两只血淋淋的手去扑杀看不见的敌人……3．《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和它的创作源起

一个红卫兵在越南作战牺牲的故事，在1968年就已在北京红卫兵中间悄悄地流传，在这个传说中还有一段，关于烈士墓前摆放着一个血染的红袖章的细节。这个故事令红卫兵们为之神往。昆明、北京的红卫兵越过中缅边界，在缅共人民军中作战的事情，也确实曾经在“文革”中在全国范围流传。

关于当年投身“国际共运”的红卫兵是否有什么文学创作，还不得而知。但据当年广州中山大学学员陈建军（原云南军区某医院护士）提供的情况，1968—1972年间由缅甸迁至国内医伤的缅共游击队员中，有不少中国红卫兵。缅共派过来慰问伤员的文艺宣传队，也大部分由中国红卫兵组成，当时，就有护士发现说：“报幕的不是昆明×中的××吗？”演出节目全是中国“文革”中的节目：《×部队战士想念毛主席》、《北京的金山上》、《远飞的大雁》和《望北斗》等。不过歌词有相应改变，也许这就是他们的“创作”吧。《望北斗》一歌出自歌舞剧《井冈山的道路》，在1966—1968年，是红卫兵中最走红的歌曲之一。歌曲中有这么一段歌词：“赣江边你领导我们反围剿，打败蒋匪百万兵……”在演出时被改为：“伊洛瓦底江边你指引我们反围剿，打败奈温百万兵！”

自云南省革命委员会1968年8月成立之后，江青、林彪直接下令搞清查运动，大批老干部及红卫兵被判为“站错队”，仅昆明地区的中学生红卫兵两万人，被判“站错队”。到处“划线站队”，刑讯逼供，街上贴满“枪毙”布告。在缅共部队中有不少“黑帮”子弟，因为无法洗刷掉自己身上的罪名铤而走险。在游击战中阵亡的红卫兵，许多没有留下父母姓名、家庭地址，一些留下姓名的则发一纸阵亡通知给其家庭，政府对其家庭并不给予“军烈军属”待遇。

陈建军向中山大学的朋友描述了当时一些伤愈出院，重返缅共游击队的红卫兵含泪向她们道别时的情景。还有人让昆明籍的护士向家人转告自己还活着的信息。

以上这些事实及各种传闻，是否直接影响和导致了《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一诗的创作，现在还不得而知。但这一切，必然与此诗的诞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早在《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之前，已有不止一个、两个红卫兵诗人，发出了“世界革命”的呐喊：呵，涅瓦河，你为什么这样欢腾，你看见，克里姆林宫当年的红星闪耀在中南海。……让阿芙乐尔的炮口再对准新沙皇的宝座，开火，轰出新苏维埃的河山。——《涅瓦河之歌》四川 赵荷华井冈山的土铺出中国革命胜利的大道呵，全世界革命列车都在这条大道上奔走！——《捧一捧井冈山的土》北京 夏春华当代，我们的毛主席立在马列主义的珠穆朗玛峰巅，文化大革命的号角调遣了全世界无产者的革命大军，从中国这块红色根据地出发，向旧世界举行全面围歼！……整个地球必将在斗争的烈火中炼得红光闪闪！——《神圣的十月》河南 东方《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政治幻想诗）不过是这些诗歌的登峰造极之作。《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的作者是北京101中学老红卫兵藏平分，至少在1969年秋，就已经从北京传出，开始在全国各地流传。

全诗共240余行，共分5段。在诗的开头，诗人——一位参加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毛泽东的战士，在战后向自己的战友、红卫兵、老同学的墓前献花：摘下发白的军帽，献上素洁的花环，轻轻地轻轻地走到你的墓前。用最诚挚的语言啊，倾诉我深深的怀念。北美的百合花开了又凋谢你在这里躺了一年又一年，明天朝霞升起的时刻，我们就要返回那亲爱的祖国，而你却将长眠在大西洋的彼岸异国的陵园。

诗人由此回忆起和“勇士”共同的往事：在“公园里一起‘打游击’，井冈山一起‘大串联’。”并一起“在那令人难忘的夜晚”，收听国防部的宣战令。“在这最后消灭剥削制度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编在同一班。”“在战壕里，我们分吃一份面包；含吮着一把咸盐，低哼着同一支旋律，同盖一条旧军毯。……”“在冲天的火光中，我们肩并肩突进敌人的三百米防线，冲锋枪向剥削者喷吐着无产阶级复仇的子弹。”还记得吗？我们曾饮马顿河岸，跨过乌克兰的草原，翻过乌拉尔的高峰，将克里姆林宫的红星再次点燃。我们曾沿着公社的足迹，穿过巴黎公社的街垒，踏着国际歌的鼓点，驶骋在欧罗巴的每一个城镇、乡村、港湾。瑞士的湖光，比萨的塔尖，也门的晚霞，金边的佛殿，富士山的樱花，哈瓦那的烤烟，西班牙的红酒，黑非洲的清泉。这一切啊：都不曾使我们留恋！因为我们有，钢枪在手，重任在肩。

经过了无数“不眠的日日夜夜”，“浴血的南征北战”，我们不可战胜的队伍“紧跟红太阳，一往无前！”星星之火，在全球燎原。最后，世界一片红，只剩下“白宫一点”。“夜空中升起了三颗红色信号弹，你拍拍我的肩膀：喂！伙计，还记得不，‘中美战场上见娃娃们的红心’——这20年前，一位政治局委员的发言？”“记得！”我说：“这是最后的斗争，人类命运的决战！”军号响了，我们红心相通，疾步向前……一手是绿叶，一手是毒箭——这横行了整整两个世纪的黄铜鹰徽，随着人们胜利的欢呼，被扔进熊熊的火焰。金元帝国的统治者，——一座座大理石总统的雕像，那僵硬的假笑紧舔着拼花地板。冲啊！攻上白宫最后一层楼顶，占领最后一个制高点。

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你扑在我的身上，用身体挡住从角落射来的一颗罪恶的子弹，你的身体沉重倒下了……白宫华丽的台阶上留下你殷红的血点斑斑你的眼睛微笑着是那样的安详坦然你的嘴唇无声地蠕动着似乎在命令我向前！向前！看啊！摩天楼顶上一面赤色的战旗在呼啦啦地迎风招展火一般的红旗照亮了你目光灿烂旗一般红的热血湿润了你的笑脸“我将你紧紧抱在怀里，痛苦直渗进我的心田，空间——消失了，时间——停止了，胸中仇恨在燃烧，耳畔雷鸣电闪。山岳沉默、大海呜咽，秋叶飘落，湿云低缓……”

在第三次世界大战勇士的墓前，诗人向战友告别：“安息吧，亲爱的朋友！战后建设的重任有我们来承担，共产主义的大厦，有我们来创建！”“海洋上，天水相连；胸怀中，激情万千。毛泽东的战士们返回祖国。他们将向祖国庄严汇报：母亲啊，你优秀的儿子，为了人民的幸福、历史的必然，而长眠在大西洋的彼岸、那异国的陵园”。《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一诗，充满了对共产主义“新世纪”的美妙、纯真的憧憬。太阳啊从来没有这样暖天空啊从来没有这样蓝孩子们的笑容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甜毛泽东的教导尹里奇的遗嘱马克思的预见就要在我们这一代手中实现

这是一种圣洁的情感。整整一代青年人把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当成他们的红色圣经。毛泽东早已向他们发出了号召；“我们这一代青年人要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他们相信“文化大革命”中国的今天，就是世界的明天。相信共产主义的胜利会在有生之年到来。他们满怀着对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人民的同情，蓄积起自己的全部勇气，准备迎接一场随时会到来的战争。他们盼望着这一天。《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集中表现了整个群体在1967—1978年期间的一种“梦境”：迫不及待、浮躁、革命饥渴、兴奋、渴望牺牲与自我升华、期望从运动困境中解脱、纯而又纯的世界、永远年轻……各种情绪都曲折地折射在这首并不复杂的长诗中。所有不同的种种愿望和解脱，都可以通过“世界革命”——国际间战争的方式达到。希望打仗，在众多青年心中往往是一种“下意识”。反映出他们对周围环境开始产生出一种焦虑、拒绝、愤怒。《献给》一诗适合了当时的思潮，它应运而生，并且红极一时。形式上，它吸收了贺敬之政治抒情诗的手法，韵脚绵密，朗朗上口。它的忽发奇想，它的叙事性，它的通俗风格，都注定了它会是一首走红的诗歌。

它作为一个思想标本留存下来，已超出了它自身原有的文学上的意义。[1] 内容引自秦晓鹰：《“文革”逸事——四个红卫兵潜入越南参战经过》，《蓝盾》，1986年6月。[2] 内容引自黄尧：《缅共游击战中的中国知青》，《海南纪实》1989年。

第二章 最初的地下文艺沙龙——李坚持、黎利地下沙龙（1967—1970）

脱离了政治斗争的红卫兵，做了“逍遥派”、“颓废派”，游山玩水，读书写诗，成为文艺沙龙的雏形。

知青下乡后，大城市一片肃静、冷落，留城知青和从乡村逃回的知青在沙龙里重新聚合。

司马丽是地下文学悲剧人物画廊中的典型，她在狂浪滔天的社会中绝望挣扎，最后甘于毁灭。

在“文化大革命”中，哪一个人心灵深处不曾掀起“九级浪”？

1967年北京文艺沙龙雏形

1967年夏天，当全国在“文攻武卫”的口号下，进入全面内乱时，在北京已有一批“文革”初期的“运动领袖”和政治力量退出运动舞台。

在北京各中学“四三派”、“四四派”登上政治斗争舞台的同时，老红卫兵已开始脱离政治斗争。除一部分人结伙进行文艺演出，大部分开始“逍遥”。作为被当时批判的“逍遥派”、“颓废派”，这些人聚在一起游山玩水、聚餐、交流书籍、传唱外国歌曲，学写新旧体诗等，这就是后来文艺沙龙的雏形。

李坚持“文革”初在国防科委工作，因为参加“三军冲派”被抓到监狱关了一阵子，被释放后即被下放到一个半导体元件厂，这是个小厂。李坚持的气质和举止在当时给人一种“职业革命家”的印象。

李坚持又和同厂的陈小冬、范思学、周文林形成一个四五个人的小圈子。这其中，还有范思学的妹妹范婷，有一段时间她把东北知青的一些诗带给大家看（当时她在东北下乡）。其中一首写嫩江平原风雪的诗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李坚持也带来一些手抄本的小说、诗歌。后来，雷明、陈乐平等人也出入于这个圈子。

当时，在这个圈子里相互传看“文化大革命”前“内部读物”（供高干阅读），一般为灰皮，又叫“灰皮书”，政治、哲学、文学都有。有《第四十一》、《一寸土》（苏联小说，巴克兰诺夫）、《跟着太阳走的人》、《高空》、《雁南飞》（以上为苏联电影剧本），还有一些政治书籍如《铁托传》、《斯大林传》（托洛茨基撰写）、《新阶级》（南斯拉夫，德尔拉斯）。其中《新阶级》一书在北京各个沙龙中影响甚大。

在此之后，北京内部书店出售内部读物，高干持特殊证件方能进入购买。内部读物也开始在圈子中流传：布隆恰夫的《经理的故事》、叶甫图申科的《娘子谷》和《白轮船》、《落角》、《多雪的冬天》、《你到底要什么》。

1970年绝大多数的朋友都在插队、兵团或是当兵，整个北京显得空荡荡的，只有少数几个圈子在秘密活动。此后加入的还有一个刘森。他50年毕业于徐悲鸿学院，坐过牢，放出后没有工作，自己在香山附近用泥烧制一些佛头给农民，换一些钱过活。他个性放荡不羁，富于感情，当同朋友们谈论起他所喜爱的欧·亨利的小说，就会激动得身体发抖。此人还在民间学了些相面、手相、奇门遁甲之术，颇有心得。有时，刘森来会朋友，有时，朋友去拜访他。他住在香山脚下的一个村里，一间简陋的土房，一副老农的样子。

当时，大家出于对“文化大革命”强烈不满，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民主与法制表示关切，大家开始探讨，社会主义应该怎么搞，中国未来的命运如何？这是“地下文艺沙龙”向理论研究迁移的开端，最终导致了后来政治镇压的结局。

1975年9月，江青集团在对李坚持等人进行长期监视、监听、外调后，将多人逮捕。

黎利等人的文艺沙龙

1969年冬天，部分下乡插队的知青由农村逃回城市。这时的北京已一片肃静、冷落。在这种寂静冷峻的气氛下，一些新的知青沙龙开始萌生出来。留在城市的知青与从乡村归来的知青在沙龙中重新聚合。

黎利，12中学生，女才子，是当时北京有名的“三利”之一，“地下上流社会”知名人物，其父是长征干部。传说黎利性格仍带有祖籍湘西色彩，泼辣、干练。“文革”中，造反派砸门而入，要抄黎利的家。黎利手持两把菜刀，挡在门口，造反派没有人敢上前同她较量，后来黎利被抓入公安局，曾与翁如兰关押在同一间牢房。

翁如兰，中央美院附中毕业，父亲是大历史学家。翁如兰在“文革”初绘《百丑图》，因为“丑化中央领导人”而被捕入狱。黎利则是反中央“文革”小组入狱坐牢，两人同关一室。

黎利由农村返城后，在她周围很快聚集了一些人，形成了一个文艺沙龙。在这个沙龙中，大家一起谈哲学，谈马列，搞意识形态，也弹琴唱歌，搞文学，有时候蹬自行车外出野游。

黎利曾将自己写的散文、札记拿给朋友看，厚厚一本，有文学作品，有哲学，还有插队笔记。

在黎利的圈子里还出了一个后来颇有名气的《九级浪》的作者毕汝协。

黎利曾告诉朋友说：“毕汝协的这篇小说，基本上是我启发他写的。”黎利向毕汝协提供了相当多的人物素材，并给予相当的鼓励。

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九级浪》、《逃亡》

毕汝协，老红卫兵，其父是中宣部的一名司局级干部。《九级浪》的篇幅虽然不很长，有十万字上下，但是其内容分量和历史跨度已基本构成长篇。毕汝协是“文革”中运用批判现实主义手法的第一人，也是在“文革”运动中直接反映社会生活现实的第一人。他的小说所描写的人物，像司马丽，就生活在人们中间，具有典型的真实性，小说所描述的人物生活场景也是人们熟悉的，正是当时高知、高干子弟经常出入的地方——像“老莫”（莫斯科餐厅），像“沙滩”（其中一段描写沙滩夜景光怪陆离的灯光，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颇有安德烈夫的笔法）。虽然是反映人们生活中正在发生着的事情，可是让人读后仍感惊心动魄。小说中自然流露出对外国艺术家和其作品的熟悉，毫无生拉硬扯的矫饰造作之感，小说涉及音乐、绘画、美学都很轻松、得体，表现出作者在西方文学浸淫下的修养。

小说以第一人称来叙述。主人公是个中学生，每天坐在家中二层楼上看书绘画，每日百无聊赖，像19世纪的作家俯视下面的平房四合院，那里生息着芸芸众生。一天，男主角忽然注意到一个美丽少女从窗下走过，引起了“我”的注意。后来，“我”发现女孩经常从窗下走过，气质不俗。渐渐，男主角开始期待她每日的出现。此时的“我”，还是一个纯洁的少年。后来，“我”与“她”——司马丽一同结伴和一位绘画老师学习画画，但“我”的心爱的女朋友被绘画老师骗奸了（这一解释过于简单，还另有说法）。司马丽从此走向堕落，“我”也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幻灭了。最后这个“我”，也跟着其他的男性后面，玩弄了自己从前心灵上的圣洁“女神”——司马丽。

司马丽是在人民解放军围城的炮声中呱呱落地的，可以讲是与新中国同时诞生。她的父亲是一个旧知识分子，家庭具有旧官僚的背景。司马丽是父亲小老婆生的，这使她在重视抓阶级斗争的社会环境中，和“文革”开始后“血统论”横行的时代备受歧视和屈辱。可是司马丽却表现出了惊人的高贵、独立和圣洁。到“文革”运动的后期，司马丽的家庭受到重大打击，本人又孤立无援，前景渺茫，看不见任何个人出路。在一个夜晚，“我”偕司马丽学画归来，在小胡同里突然被流氓拦劫，“我”被用刀子逼向墙角，仓皇逃避，司马丽被“流氓”拖到黑暗角落里强行施暴，幸亏有下夜班的人路过，将司马丽解救。司马丽衣衫撕破，一人在黑暗中徘徊，“我”追随在后。后来，“我”发现司马丽跑到了绘画老师家里，教师屋里的灯熄灭了，“我”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捂着脸跑开了。

小说的名称，缘于俄国画家埃瓦佐夫斯基的油画《九级浪》。画面是：茫茫大海，乌云密布，惊涛骇浪之中，一只帆船即将倾覆。小说中教师家中即挂此画。司马丽堕落后，生活放纵，与以前判若两人，毫无廉耻可言。男青年们中间流传她的脏话，说此女浪得厉害，“浪”得够九级了。

在小说结尾，男主角也与司马丽发生了性关系，胡闹一通。写胡闹的过程，司马丽脱下衣服，胸部露出烟头烫的疤痕，以及金丝镶边的乳罩（腐朽的象征），场景触目惊心。男主角“我”玩弄了司马丽之后，小说迅即跳到“老莫”。展开“我”与朋友在餐桌上的一段对话，用调侃的语气说：老师是第一个（指玩弄司马丽），“我”跟在后边，踏着老师足迹，其他人一个一个跟着上。至此，小说就结束了。（另有一版本，小说结尾交代，男主角同司马丽一同前往山西农村插队）。

小说表现出作者对高干、高知子女和他们圈子的熟悉。他对“脱衣服”之类的描写，使大多数当时知青感到惊骇，包括圈子里的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接触到这么多社会“阴暗”，但是，没有人对小说的真实表示异议。《九级浪》用直面人生的冷峻，撕开了生活的种种假象，用一种犀利和简洁道破许多真实。小说中穿插司马丽父辈在巴黎花天酒地的生活，又反回来写“文化大革命”，形成了历史纵深感。作者对一代青年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迷惘、幻灭、扭曲和堕落，写得准确透彻。小说再现了一代青年人在运动冲击、精神压迫下所共同经历的分裂、瓦解、蜕变的“心路历程”。司马丽是当代文学人物画廊中颇具光彩的“悲剧人物”之一。作品把我们领入她的内心世界，在茫茫大海的狂浪滔天中，她绝望挣扎，渴望拯救，她凭着弱女子的勇气与命运搏斗，最后甘于自我毁灭、沉沦、腐烂。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哪一个心灵深处不曾掀起“九级浪”呢？司马丽是恩格斯所讲的，“文化大革命”“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在文化专制的历史条件下，作者能遵循和坚持艺术自身的规律，关注“人”，关注人的心灵，这一切实在难能可贵。《九级浪》于1970年迅速在北京知青中间传抄，并逐渐扩散开去。小说在当时得到普遍欣赏、认同。但在当时，还谈不上赞誉，“物以稀为贵”。在“文革”期间很少有小说达到《九级浪》的艺术水平。毕汝协运用文字比较简洁，从容不迫。在涉及性事上语言驯雅，适可而止。观察趋于深邃，描述懂得简约。显示出作者是个说故事的行家。但是作者在对“苦难”进行一番调侃、玩味之后，似乎有一种堕落的轻松。这是一种心碎后无情感的冷静？司马丽的“自毁”是一种抗议？还是一种“生活无意义”的证明？（作者在小说中曾片断提到“存在主义”。）读者在读完了这部辛辣、酸楚、惨烈的手抄本小说之后，只好自己去掩卷沉思了。

当时，有小道消息说，周总理看过《九级浪》后讲，作者还是有才能的，是不是能写写社会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的作品？这一传说，需要考证。

与《九级浪》同时流传的还有一部《逃亡》。《逃亡》记述，在东北插队的几名知青扒火车返城的经历。小说中几个知青，爬入一拉煤炭的空铁皮车厢，几个人在寒风中蜷缩成团，各自进入回忆，每人有一段往事加以倒叙。小说结尾：在东北某一小站，这几名知青冻僵的尸体被人发现，几个知青抱在一起，在睡眠中一去不返。

当年扒车应是许多知青共同的经历。有扒闷罐车冻死在里面的，有在车皮里生火取暖烧死在里头的，还有扒客车被关押的。小说中的知青在临终前梦想到了他们的童年、少年、梦见了自己的父母亲人。这不禁令人想起安徒生《卖火柴的小女孩》。

小说运用不同人物的回忆，包容了“文革”初不同的生活层面，有人性的丑恶、污秽，也有一闪即逝的美妙片断，不同的回忆片断，剪辑在一起构成了“文革”的历史场景。这是一部敢于直面人生，大胆暴露黑暗面的作品。还没有一部小说，能够把知青悲惨命运揭示得这么尖锐、深刻。

小说《九级浪》、《逃亡》在文学史上的意义正在于，它对文学“虚假现实主义”传统的反拨。它重拾批判现实主义、人道主义的五四文学传统。这在当时是一种大胆、无畏的创作和开拓。

第三章 从郭路生、依群到童话诗的泡灭——赵一凡地下沙龙（1970—1973）

食指、多多、芒克、北岛、史铁生、依群……代表千百万知青伏在草莽深处，暗暗舔吮身上的创痕。

朦胧诗虚无缥缈、纯洁稚弱，经不起现实阳光的照晒。

这是知青们的心理需求——固守自己美妙的童话世界。

大量下乡知青逃回城里，或各寻出路；而城市知青则尽可能躲在避“风”的地方。

现实的严酷是“童话”存在的充足理由。

随着1974年政治局势的严峻，“童声”合唱很快消失。

精神“教唆犯”赵一凡与新诗歌运动

1970年冬在全国掀起了以刘少奇为靶子的批判“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的高潮。正是在这样严酷的冬天，北京知青精神上的早春开始了。

两本最时髦的书《麦田里的守望者》和《带星星的火车票》向北京青年吹来一股新风。随即，一批黄皮书传遍北京：《娘子谷》（苏俄）、贝克特的《椅子》、萨特的《厌恶及其他》等。同时，在青年中开始流传手抄本的小说：毕汝协的《九级浪》、甘恢里的《当芙蓉花重新开放的时候》以及郭路生的诗《相信未来》。

在北京秘密活动着的文艺沙龙中，有一个十分活跃的大沙龙、大圈子。许多后来知名的青年诗人、新诗歌开拓者以及许多爱好文学的青年都曾出入其中，不少文艺圈子与此大圈子发生过交叉关系。这就是，赵一凡主持的地下文艺沙龙。

要了解这个沙龙的活动，必须要先了解赵一凡这个人。

赵一凡（1935—1988）原籍浙江义乌，生于上海，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他自幼因病致残，两度卧床15年。他只上过三个月小学，却自修完大学文科。主要从事儿童文学编辑工作，并做过古典文学书籍和辞书的校对工作。他一生中还有一个重要贡献，就是进行私人性质的文化资料的收存、整理。在“文革”中，他保存了地下文坛大量珍贵的资料。1975年初，因“交换、收集、扩散反动文章”，被冠以组织反革命集团“第四国际”罪名，逮捕入狱。1976年“四人帮”粉碎后出狱，所抄没的一部分资料也幸得发还。由于赵一凡多年的细心收藏、编辑，保存下来大量文学资料。其中相当部分已被原作者遗失、忘却的诗稿，借此得以重见天日，得到发表，使不少诗歌最终由“地下诗歌”，变为“地上诗歌”。赵一凡是现代诗坛默默的奉献者，为“地下诗坛”作出了突出贡献。

徐晓回忆赵一凡时说，“他是个没有年龄的人，你说他二十岁也可以，说他四十岁也可以。人们对他越接近，越会产生一种神秘感。按照‘文化大革命’当时的阶级斗争眼光来看赵一凡，无疑属于一个‘精神’教唆犯，一个隐蔽很深的‘现行反革命’”。赵一凡

赵一凡的一生从别人眼中看，也许是十分不幸的。他自幼脊髓有毛病，造成全身瘫痪。四岁即睡石膏床，整整睡了六年。这期间还不断做过大手术，经过连续开刀，他逐渐可以起身，恢复到能够拄着双拐行走。也许从记事时候起，他就生活在与痛苦搏斗中，这也形成了他不同常人的顽强。

他的父亲赵平生，是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解放前即在党内被打成托派，他一方面不断在国民党监狱中坐牢，同时又在共产党内挨整。他本人是一个学者、哲学家，受过高等教育，曾在革命战争时期担任根据地一份著名的报纸《盐阜日报》的主编，解放后任全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秘书长。赵一凡的母亲出身于上海大资本家，也是个知识分子，写一笔极漂亮的楷书。因为赵一凡的父母都是共产党员，要从事革命工作，赵一凡随父颠沛流离，一生中没有进过几天学校。他的文化是看《西游记》、《三国演义》来的。赵一凡自幼受其父影响，读了很多马列的书，非常正统，信仰共产主义。在三四十年代，他十几岁时就写了一本儿童读物《列宁的故事》，并在上海设法出版。

徐晓回忆赵一凡时说：“这个人非常聪明，记忆力惊人，治学和办事特严谨，品质高尚。这个人很矛盾，也很正统，非常革命但又很‘右’。赵一凡在1973年给一位老干部写了一封信讲：‘你的女儿与我交谈，我发现她是个很好的青年，但阶级觉悟不高，对老干部看不起，比较担心她的发展。’他就是这么正统的一个人，但又作了许多与当时政府相违背的事情。”

20世纪50年代赵一凡曾在街道上做过青年工作，后来，他在文字改革委员会参与编书。当时编的书有儿童的、语言的、语音的。后来，赵一凡实际上已经是一名语言文字专家。商务印书馆的《辞源》一书的最后一校，都是归他校对的。他的父亲是“文改会”秘书长，让赵一凡为“文改会”长年工作，却从来没想到为他儿子弄一个编制，一直是编外。有时到班上去，有时拿活回来干，还要加班加点，从未拿过国家一分钱工资。

在“文革”初，赵一凡的身体已恢复到脱离开轮椅能拄拐行走。当时，他的活动范围几乎遍及整个北京，到北大、清华等校去抄大字报，留下了很多资料。从运动一开始，他就致力于收集民间流传的东西，各种各样的小报、传单。到了“文革”后期，通过各种渠道在他手中汇集了很多手抄本的诗歌和小说。他手中掌握着大量“文革”中青年思想活动的材料。

赵一凡作的另一项工作，就是致力于对“文革”中一代青年人的文化启蒙。

当时各图书馆都已封闭，一切文学作品（除帮派文艺）都成为毒草，图书奇缺。赵一凡留心搜集各种文学作品，然后把这些书传播出去。他安排得特别巧妙，一本书让这个人看完了，然后直接传给另一个人。徐晓回忆赵一凡时讲：“赵一凡希望大家能够成长、成熟，对大家作了很多启蒙。他的大量书信（特别是1972年、1973年）内容常是评介某几部书；经常是某人××时来我处取××书，××时间了、××书该还了；信件经常是这些内容（他所有的书信都留底稿，写在使用过的纸张的背面，字极小而又整齐）。”

灰皮书、黄皮书、手抄本

起初，赵一凡沙龙中只传阅“文革”前出版的各类小说，以及“灰皮书”（“文革”前的内部书，多为灰皮）。后来又开始传阅“黄皮书”。“黄皮书”是在“文革”中，由内部书店印刷发行，只供高干阅读的，封面多为黄色。内容多为苏联小说，如《你到底要什么？》、《多雪的冬天》和剧本《椅子》。《椅子》是国内最先介绍进来的西方先锋艺术，介绍的目的自然是供批判。

徐晓见到赵一凡是1972年。江青在1970年初，已经点名批判《相信未来》。此时在沙龙中弥漫着一种偷食“禁果”时的犯罪欣悦感。徐晓在沙龙中读到第一本禁书。徐晓回忆讲：“在此之前，我没有正式读过一本文学作品，当时，我虽然已是一名小学教员，却才17岁，刚初中毕业，出身于一个工人家庭。我读的第一本小说是《怎么办？》（车尔尼雪夫斯基）。”70年代初插队时的史铁生

当时，徐晓通过沙龙认识了后来成名的诗人北岛、芒克等人，并介绍史铁生与赵一凡相识。史铁生是陕北插队知青，因伤残病退返城。两人就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合理的利己主义”进行了讨论。史铁生提出，王杰舍己为人的行为可以用车氏“合理的利己主义”来解释。王杰不扑向炸药包，事后他的内心将是痛苦的，只有扑上去，他的内心才能平静。

在这之后，徐晓还读了《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红与黑》、《战争与和平》等书。徐晓讲，“赵一凡是我的精神导师，他使我认识了人的问题。知道还有一个人的问题存在。我不仅是个共青团员、教师，而且是人。”

赵一凡家的沙龙是开放性的，不同色彩的小圈子在这里发生交叉。赵一凡作为文学青年们的“精神领袖”，对他们的生活、思想和艺术追求产生过深远影响。

郭路生和依群等人，以及后来形成的白洋淀诗群，都与赵一凡有过接触交往。赵一凡对地下诗坛的每一点开拓，都表示理解和赞许。对青年诗人们拿来的小诗都加以指教并珍藏、整理，以至这些诗人早已将这些诗歌遗忘，他却将它们细心整理、汇集成册。应该说，赵一凡是同新诗歌运动渊源最深、联系最广泛，最密切，影响最大的人之一。

新诗歌第一人：郭路生与《相信未来》

郭路生，笔名食指。（1948—）原籍山东，出生于北京一个干部家庭。“文革”中新诗歌的第一人，为现代主义诗歌开拓了道路。他的诗作有《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酒》、《还是干脆忘掉她吧》、《烟》、《命运》、《疯狗》、《愤怒》、《相信未来》、《鱼群三部曲》等。

在1968年12月20日下午四点零八分，一列火车缓缓驶离了北京站，郭路生就坐在这列火车上，“上山下乡”的历史洪流将他同千百万知青席卷到广阔天地中去。在这历史的时刻，“一片手的海浪翻动”起来，列车在泪雨中渐渐加速……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风筝的线绳就在母亲的手中。线绳绷得太紧了，就要扯断了，我不得不把头探出车厢的窗棂。直到这时候，我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再次向北京挥动手臂，想一把抓住她的衣领，……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因为，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食指《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手抄稿

郭路生的成名作是《相信未来》。《相信未来》像“闪电”，迅速抓住了当时青年的心。当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顽固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泪水，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我仍然固执地望着凝露的枯藤，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是呵！相信未来，这是最温暖的手臂，是啊！相信未来，这是最迷人的色彩。中学时代的郭路生

捕捉住读者心灵的不仅是那种“出人意料”的大胆的浪漫主义，还有那明澈如秋水般的纯洁。诗人像水晶一般的透明，在污秽、压抑的环境中突然看到这样纯净的诗句，仿佛是目睹了一种奇迹。隽秀的诗句和儿童一般执拗的真诚深深打动了青年们的心。我要用手指——指那滚向天边的波浪，我要用手指——那托起太阳的大海，我摇曳着曙光——那枝漂亮而温暖的笔杆，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是因为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他们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他们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不管他们对于我们这些迷途的惆怅和失败的痛苦是给以感动的热泪、深切的同情，还是给以轻蔑的微笑、辛辣的讽刺。我相信他们，对于我们那无数次的探索，一定给以热情、公正、客观的评定！是的，我焦急地等待他们的评定！

当千百万知识青年卧伏在草莽深处暗暗舔吮自己身上的创痕时，当昔日狂热被冷酷的现实击得粉碎时，当青年们苦闷地寻求出路时，这种孩子式的形而上的信仰尽管十分盲目，仍然能感动和鼓舞他们奋斗下去。亲爱的朋友啊，相信未来吧，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相信战胜一切的青春，相信永不衰竭的斗志，相信未来，相信生命！前程啊，一定光明，未来啊，一定美好，生命啊，永远前进！《相信未来》是“文革”“新诗歌”的发轫之作。它的出现，唤醒了一代青年诗群。《相信未来》及其天才作者郭路生也不可能是凭空出现的。这一切甚至可以溯源于60年代初就曾活跃过的一代现代派诗人：张郎郎、牟敦白、董沙贝、郭世英等人。1965—1966年间，郭路生曾出入于牟敦白家中的文艺沙龙。其成员有：王东白、甘恢里、郭大勋。几个人经常聚会，玩秘密写诗的游戏。喝酒，没有钱，只能喝廉价酒。下酒菜是咸菜，有一次董沙贝带来个青萝卜，用铅笔刀削削，大家吃得特别有味。

牟敦白当时才从狱中出来，他是郭世英一案中最年轻的一个。要搞清当时牟敦白沙龙的背景，就必须了解郭世英一案及郭世英其人。

X小组的覆没及郭世英之死

郭世英是郭沫若之子。据万里之子万伯翱回忆，其身高一米八〇，在101中读书时曾是校足球队的门将。他不仅热爱运动，体力充沛，而且聪明过人。20万言的《古文观止》默读两遍就可以基本背诵下来。1962年郭世英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当时，全国掀起学哲学热潮，基层单位也纷纷成立学哲学小组，报刊上不断登载各行各业运用哲学思想，主要是“一分为二”观点解决从政治到军事，从生产到教学的各种各样问题和矛盾的文章。“一分为二”被视为解决一切矛盾的万能法宝。在这种气氛下，郭世英同几个同学组织起来向哲学“禁区”进军，天真加认真，使他们提出了许多敏感的哲学上的未知数，所以他们把自己的小组命名为：X小组。郭世英（1942—1968）

他们研究的问题包括：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不是阶级斗争？“大跃进”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毛泽东思想能不能一分为二？什么是权威？有没有顶峰？等等。他们的讨论常常是通宵达旦，寒暑假也以通信方式相互探讨不断提出的X。X小组的言论和活动，引起北大和公安部门的注意，有关部门从截获的书信和油印刊稿上，掌握了他们“严重的政治问题”。因为，赫鲁晓夫的俄文拼写的第一个字母也是X，X小组便“顺理成章”地被视为“赫鲁晓夫集团”。在当时中共“九评”公开信论战的气氛中，在强大政治攻势下，X小组土崩瓦解，纷纷落网。郭世英被定性为“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性质属敌我矛盾”，但“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在周总理亲自过问、安排下，郭世英被送到河南西华农场，以“下放劳动”名义到农场劳动。

郭世英X小组被破获，使当时张郎郎、董沙贝、张文兴、张新华、于植信、张振洲、张润峰等人的“太阳纵队”（诗歌沙龙）如惊弓之鸟，才活动不几天即自行解散。

郭世英在1968年4月26日清晨六时，被造反派迫害致死。在农业大学私设的牢房中，他被四肢捆绑在椅子上，轮番批斗，连续三天三夜，受尽人身凌辱。最后，人反绑着从关押房间、一个三层楼上窗口中“飞”出来……肝脑涂地，血染红了楼前的土地。死时年仅26岁。对于他的死，万伯翱说是，“血的抗议”自杀。张郎郎说是，他杀。

郭世英也擅长写诗，但极少传世。万伯翱保存了他当年在西华农场黑板报上写的一首儿歌《小粪筐》。郭世英与弟弟郭民英

小粪筐，／小粪筐，／粪是孩儿你是娘。／迷人的粪合成了堆，／散发五月麦花香。／小粪筐，／小粪筐，／你给了我思想，你给了我方向，／你我永远在齐唱。

才华四溢的郭世英仅仅给我们留下这么一首歌颂粪筐的儿歌，这本身就是一个悲剧。

牟敦白是郭世英一案中最早被放出来的。沙龙中所有的人都生活在这一案件投射的阴影之中。1966年，张郎郎因为“太阳纵队”、秘密聚会、袁运生的画等罪行被关押。张郎郎逃跑，在和朋友分手之际，在王东白本子的扉页上写下四个字：相信未来。

当张郎郎逃往南方时，甘恢理写下伤感的别离诗《我不相信：你已离去》（题目不确）。而郭路生则写下那篇名作《相信未来》。所以，郭路生曾对张郎郎说：“我那首《相信未来》，题目得自于你。”

正是上面所述的一切，导致了郭路生的“早熟”。当他写作《相信未来》一诗时，在他身上已积累了至少一代人的地下文学史。

郭路生是“文革”中新诗歌运动的第一人。

仅仅凭着《相信未来》一诗，食指（即郭路生）名满天下。他的诗在当时的青年中秘密流传甚广。无论是在山西、陕北，还是在云南、海南岛、北大荒……只要有知青的地方，就秘密传抄食指的诗。当时人们对食指有种种猜测，传得神乎其神。甚至被关押在北京公安局看守所中的张郎郎也在大狱中听说了这首诗。郭路生在“文革”后期，逐渐精神崩溃，成为精神病人。据李晓峰在《海南纪实》上撰文说，他的病与他同赛少华的悲剧性恋爱有关。他的好多诗都是写给赛少华的，但赛家不同意他们好。李晓峰回忆当年与郭路生见面的情景，对他印象特别好，说他为人谦虚，也很大方。每当聚会的时候，大家说：“你他妈写得不错，给咱们来一首。”他一点也不忸怩，说：“好！我给你们朗诵几首吧！”朗诵完，还自谦地说：“写得不好，请多提意见。”李晓峰当时还煞有介事地给他的诗提出了些意见。郭路生挺耐心地听着。那时的人都很狂，而且听众里还真是藏龙卧虎。后来成名的诗人北岛在法国回答记者提问，回忆说他当时为什么写诗，就是因为读了郭路生的诗。“白洋淀诗派”的多多后来对郭路生评价说，他是“自朱湘自杀以来所有诗人中唯一疯狂了的诗人，也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新诗歌运动伏在地下的第一人。”

从流传的极少的几首诗中，依稀可以看到他爱情生活的痕迹，以及心灵的碎裂状态：火红的酒浆仿佛是热血酿成，欢乐的酒杯溢满疯狂的热情，而如今酒杯在我手中激烈地颤栗，波动中仍有你一双美丽的眼睛。——《酒》眼泪幻想啊终将竭尽，缪斯也将眠于荒坟。是等爱人抛弃我呢，还是等我也抛弃爱人。——《还是干脆忘掉她吧》

1974年郭路生其时已经精神崩溃，他写下了《疯狗》：受够无情的戏弄之后，我不再把自己当成人看。仿佛我就成了一条疯狗，漫无目的地游荡在人间。我还不如一条疯狗，狗急它能跳出墙院。而我只有默默地忍受。我比疯狗有更多的辛酸。食指

恰巧这是一首能恰当形容当时知青心态的诗歌，更意味深长。到了1974年，一代青年人实在已经不堪压迫，失去了盲目“相信未来”的勇气。他们有“太多的鞭痕，太多的疑团，在黄沙迷茫中他们失去了方向，失去了信仰”，像郭路生诗中的“疯狗”。徐敬亚在评价《疯狗》时说，“辛酸的诗句真令人心灵颤栗。”“当多少人在颂歌中晕眩，在‘主人翁’的口号中陶醉的时候，”他“却对蒙着红光的暗夜发出了反叛的嘶叫。这不是丧失理智的哀鸣，恰恰是最可宝贵的清醒的呻吟。”

形式革命第一人：依群

在郭路生之后，新诗歌运动中崛起的知名诗人是依群，他把诗歌形式向前作了大胆的一跃。

依群（齐云），北京五中高三学生。当时，他不但写诗还写电影剧本，他的代表作是《纪念巴黎公社》、《长安街》、《你好哀愁》等。

1971年官方举行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的隆重活动，引起了当时正在白洋淀插队的北京35中的孙康（方含）的注意。下乡后一直坚持诗歌创作的孙康便动手写了一首长达百行以上的长篇政论诗《唱下去吧，无产阶级的战歌——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诗歌从巴黎公社失败后写起，描写了社员墙，回顾了国际歌的诞生，怀念欧仁·鲍狄埃，放眼国际风云，再转回到中国的现实，反修防修的重任。

长诗弥漫着哀伤情绪：“黄昏包围着拉雪兹——这最后的巴黎”。这一句，所有知青读者都明白指的就是1968年红卫兵运动退潮后的北京。“你是暴风，你是闪电，虽然终于消失在黑暗里，但这就够了！够了！够了！……满腔热血化成了五月的鲜花……”这些诗句流露出对红卫兵运动的深切怀念和不屈意志。《战歌》实际上是1968年红卫兵浪漫主义诗歌的余声。这首诗在北京知青圈子中流传开，很快传遍全国各地。

唱下去吧，无产阶级的战歌——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方含1971美丽的夕照浸着奴隶的血滴，骄傲的逝去了，黄昏包围着拉雪兹——这是最后的巴黎。终于在仁慈的硝烟中升起了梯也尔无耻的旗。啊！拉雪兹——不朽的巴黎不错，枪声从这里沉寂诗篇断了——但这仅仅是序曲。在这伟大的前奏之后，悲壮的交响乐将穿越一个世纪。啊！拉雪兹——革命的巴黎你是暴风、是闪电虽然终于消失在黑暗里。但是这就够了！够了！够了！你划时代的一闪，开辟了整个一个世纪。啊！拉雪兹——高贵的巴黎歌手沉睡在你的深底。一个世纪过去了，满腔热血化成了五月的鲜花，开在黄的、黑的、白的国度里。今天，傍晚又降临了，巴黎揭去了金色的王冠，塞纳河洒满素色的花环，在拉雪兹——树林荫蔽的小径上徐徐升起了那悲壮的歌曲：“英特那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首诗流传到徐浩渊沙龙，同时带来了人们对这首诗的赞美之辞。这一切都引起了依群的不满。依群认为孙康在上山下乡之后，依然站在“文革”的视角，唱着红卫兵的老调子。为此，他有针对性地写了《纪念巴黎公社》。

纪念巴黎公社（依群1971）奴隶的枪声化为悲壮的音符一个世纪落在棺盖上像纷纷落下的泥土巴黎，我的圣巴黎你像血滴，像花瓣贴在地球蓝色的额头黎明死了在血泊中留下早霞你不是为了明天的面包而是为了常青的无花果树为了永存的爱情向戴金冠的骑士举起孤独的剑

这首诗作的意义，并不在于其叛逆的内容，而在于运用了现代主义的形式。这种形式本身体现出了对“文革”政治、意识形态更彻底的摒弃。“巴黎公社”显然是“红卫兵运动”的代称。如果说“黎明死了”、“戴金冠的骑士”这种暗喻还涉及“文革”政治，那么“不是为了明天的面包”，是“为了永存的爱情”而“举起孤独的剑”，这里包含的艺术取代政治的思想，已经完成了对“文革”话语的超越。

依群的诗作成为知青沙龙告别红卫兵话语，向知青话语迈进的起步基石。它促进了沙龙诗歌的现代主义转向，影响了一批沙龙诗人。此后，沙龙诗歌开始了现代主义的一系列大胆试步。

多多后来将依群同郭路生加以比较，说：依群更重意像，所受影响主要来自欧洲，语言比郭路生更为凝炼。多多认为，依群是“形式革命的第一人”。仅从上面这首诗的内容来看，并不属于“地下诗歌”范畴，因为其“革命性”不容置疑。此诗不能在当时发表的原因，在于这首诗的形式。任何形式上的革命，在当时都是不允许的，属于“阶级异己”行为。依群的“形式革命”（尽管是有限的）也的确显露出一代文学青年深心蕴含着对“御用文学”的叛逆性格。

依群在当时对新形式的追求，造成了广泛的影响，当然，在今天看来他对旧的诗歌形式并没有更大的超越。

知青“幼稚病”与童话诗

在“九一三”事件之后的1972年，“文化大革命”进入低谷期，北京的沙龙则开始活跃起来。在这段时期诞生了《金色小号》、《星星、雪花、微笑》等新诗歌。各种沙龙中流传的诗歌，通过不同渠道汇聚到赵一凡的沙龙。出入赵一凡沙龙的文学青年们大多都开始学习写诗，几乎人人是诗人。徐晓也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悄悄写下小诗，她把这些诗称为“儿歌”。

新诗歌在此时成为一种时髦。这些诗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一种朦胧状态。共同的脱离现实生活的梦幻色彩、儿童心态成为这些诗歌特有的标志。经过赵一凡的收集、保存，后来这些“游戏”之作，在“文革”后多数得以公开发表。正是这样一批诗歌，后来影响和改变了“文革”后中国诗坛的面貌。带我走吧，风到海和天空的边缘去追寻梦境——《带我走吧，风》我看到浮动的月亮那是我很久以前的愿望忽然被顽皮的风唤醒今天又来到我的心上——《海边儿歌》顾城

这些诗，已失去食指式的对未来无保留的信任。它们是“童话”，虚无缥缈、稚弱，经不起现实阳光的照晒。尖刻地讲，这是一种重扮童年角色的渴望，在医学精神病理学中称为“幼稚病”。患者喜穿童装、唱儿歌、做儿童游戏。在北京的沙龙中，一些知青诗人准确地表述了他们的这种心态，或者说“梦态”。这是一种强烈的心理需求，固守自己美妙的“童话世界”。“梦态”与“现代主义”的会合，这就是被后来理论家们称之为唯美主义“朦胧诗”的创生。

诗人顾城有这样一段话：万物，生命，人，都有自己的梦，每个梦，都是一个世界。沙漠梦想着云的阴影，花朵梦想着蝴蝶，露珠梦想着海洋……“我也有自己的梦，遥远而清晰。它不仅仅是一个世界，它是高于世界的天国。它，就是美，最纯净的美。当我打开安徒生童话，浅浅的胸海里就充满光辉。”“我向它走去，我渐渐透明。抛掉身后的影子，只有路，自由的路……”

顾城这段话是对“童话诗”最好的解释。小路上一颗迷途的蒲公英把我引向蓝灰色的湖泊在微微摇晃的倒影中我找到了你那深不可测的眼睛——《迷途》让我躺在白云上做一个梦吧我——想——你——《梦之岛》如果风会指路所有小鸟都能找到那座小房没有门牌罩上水雾的玻璃窗画着心形标记太阳的喷壶把露珠洒在台阶上桌上紫丁香开了关在钟里的欢乐发出阵阵鸣叫那时我们是孩子或老人都无所谓——《住所》

1972年在山西、陕西，在内蒙、云南、北大荒……下乡知青们已处于十分严峻的生活境地。大量知青逃回城市，或各寻出路。知青们已自己宣布与贫下中农相结合失败。返城风正在悄悄刮起来。在城市中，知青们在自己创造的小气候中，躲避政治运动的冲击。此时知青们龟缩在尽可能避“风”的地方，渴望宁静、纯真的生活。正是这种渴望创造出了这批“童话诗”。现实的严酷是“童话”存在的充足理由。

这是一个真正的奇迹，郭路生曾征兆的纯净，通过另一种方式为一批知青诗人所继承。这表明了知青身上为历史所赋予的共有的品性：纯洁。一小块葡萄园，是我发甜的家。当秋风突然走进哐哐作响的门口，我的家园都是含着眼泪的葡萄。——《葡萄园》当然，谁也不知道明天明天将从另一个早晨开始那时我们沉沉睡去——《无题》

这种安徒生式的“童话世界”与“文化大革命”硝烟滚滚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与工农兵配合政治形势的“气势磅礴”的诗歌，形成尖锐的对比。在江青集团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下，文网织密。文学青年们生存环境十分险恶，他们的新诗歌随时会遭到文字狱。1974年，政治局势发生变化，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来临时，“童声”合唱也随着政治压迫的来临而很快消失。

第四章 黄金时期与“白洋淀诗群”的产床——徐浩渊地下沙龙（1972—1974）

1971年夏，岳重读着芒克的一句诗，像吃了甜甜的东西。

1972年春，多多反复地看岳重的一首诗，不但不解其文，反而感到这首诗深深地侵犯了他。诗，不应当是这样写的。他对它有气！

1973年起，多多和芒克相约每年年底像决斗时交换手枪一样，交换一册诗集。

徐浩渊和她的沙龙

1972年“九一三事件”之后，在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运动中，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进行纠“左”，“文化大革命”进入波谷时期。在1972至1974年，北京文艺沙龙进入了它的黄金季节，在短暂的两年内形成了较有规模的现代主义诗歌运动，这一探索在1973年达到了高潮。徐浩渊

1972年夏天，在北京国务院宿舍、铁道部宿舍有一个小小的沙龙，以徐浩渊为主持人。她是人大附中老高一学生，“文化大革命”中的风云人物，老红卫兵代表，因为《满江青》一诗影射江青而遭逮捕，入狱两年。出狱后她积极介绍西方文化。这个沙龙中主要成员多是业余画家和知青诗人，主要人物为画家彭刚以及谭小春、鲁燕生、鲁双芹等人。后来成为“白洋淀诗群”的头面人物：岳重、栗世征，当时作为歌手参与这个沙龙。出入这个沙龙的还有当时已出名的依群。后来这个沙龙成为“白洋淀诗群”诞生的产床。

当时沙龙的生活是大家聚在一起唱歌、看画展、交流书籍画册、为某一位成员过生日、出游等等。沙龙的核心人物属彭刚，但沙龙的“灵魂”是徐浩渊。彭刚是继董沙贝、周漫游等画家以来最早的现代画家之一，当时刚17岁，就以其野蛮的艺术力量震撼沙龙。徐浩渊则让人们传得很神：她是当年苏共莫斯科大学“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那半个布尔什维克徐迈进的女儿。在“文革”初，她化装成叫花子到陕北民间做考察，并写出《陕北农村考察报告》。[1]

白洋淀诗群三主将

岳重进入沙龙之后，很快也成为中心人物。岳重同栗世征来自白洋淀，插队已三年。岳重当时马上要被中央乐团录取，是个男低音，而栗世征自认为是一个“永恒地唱不上高音”的男高音。岳重很有天赋，其父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家中有四千册藏书。15岁时岳重即将《人·岁月·生活》（爱森堡）、《往上爬》（约翰·布兰）等黄皮书阅尽。这是他早熟的条件。19岁即写出《三月与末日》等八首长诗，此后一歇笔就是15年，他的经历是神童式的：中学数学补考；笛子拿来就会吹；画的漫画让每个被丑化的人都开心之至；以至于后来到农村无师自通，在白洋淀站在船头高歌几声就进了中央乐团。当时，在沙龙里岳重作为诗人还不为人所知，当时的“头把小提琴”非依群莫属。

青年时代栗世征与岳重一直形影不离。栗世征讲：“如果没有岳重的诗（或者说如果没有我对他诗的恨）我是不会去写诗的。”“白洋淀诗群”三名主要干将：姜世伟（笔名芒克）、岳重（笔名根子）、栗世征（笔名多多）相识于“文革”前1964年，三人都是13岁，共同考入北京三中，分在初一七班，在1969年初又一同赴河北白洋淀插队。在上初中二年级时，岳重的一篇作文曾刊登在《北京晚报》上，第一句是：“八月，当鲜红的枣儿挂满枝头的时候……”1968年初，多多和岳重曾写过一些古体诗。在纪念毛主席诞辰七十三周年时，岳重曾提笔作赋：“一八九三年，红日出韶山，春秋七十四，光焰遍人间。”在1968年晚秋又为同学占为明插队作诗“卜算子”：“为明赴蒙古，毅登康庄路。北疆霜寒冻骨硬，程远雄心固。”除了这些之外，这三个人都尚未有谁动过写诗的妄念。90年代的多多

1971年夏季的某一天，芒克、岳重等人已插队一年多，芒克拿来一首自己写的诗给岳重、多多看。岳重当时的反应令多多大吃一惊，“那暴风雪蓝色的火焰……”他复诵着芒克的一句诗，像吃了什么甜东西。可是，多多对诗和岳重之间发生的重大关系一点预感也没有。那时，多多的笔记本上是隆美尔的《战时日记》和加罗谛的《人的远景》。

1972年春节前夕，岳重把他生命受到的头一次震动带给多多，这就是《三月与末日》。多多坐在马桶上反复看了好几遍，不但不解其文，反而感到这首诗深深地侵犯了他，他对它有气！他感到一时不知诗为何物，后来他发现自己在坚持固有的诗品观念：诗，不应当是这样写的。岳重的诗与他在此之前读过的一切诗都不一样（他已读过艾青的诗，并认为艾青是中国白话文以来的第一诗人），因此多多判定：这不是诗。如同对郭路生的了解一样，也是随着时间推移，多多才越来越感到岳重狞厉的内心世界，其诗品是非人的、磅礴的。后来，[2]多多总结了岳重的形象，用一句话：“叼着腐肉在天空炫耀。”

继《三月与末日》之后，岳重一气呵成，又作出八首。其中有《白洋淀》、《桔红色的雾》和《深渊上的桥》。当时多多认为《桥》最好，后来岳重也认可这首。遗憾的是他的诗已大部散失。《三月与末日》是当时地下诗坛最具现代色彩的诗作，全诗共98行。摘录如下：既然／大地是由于辽阔才这样薄弱，既然他／是因为苍老才如此放浪形骸／既然他毫不吝惜／每次私奔后的绞刑，既然／他从不奋力锻造一个，大地应有的／朴素壮丽的灵魂／既然他浩荡的血早就沉寂／既然他，没有智慧／没有骄傲／更没有一颗／庄严的心／那么，我的十九次的陪葬，也却已被／春天用大地的肋骨搭成的篝火／烧成了升腾的烟／我用我的无羽的翅膀——冷漠／飞离即将欢呼的大地，没有／第一次拼死抓住大地——这漂向火海的木船，没有／想拉回它……——《三月与末日》

岳重的诗被介绍到沙龙中之后，徐浩渊立即断言，“岳重为诗霸，岳重写了诗没有人再可与之匹敌。”[1] 此节内容引用多多《被埋葬的中国诗人（1972—1978）》，《开拓》，1988年第3期。[2] 此节内容引用多多《被埋葬的中国诗人（1972—1978）》，《开拓》，1988年第3期。

诗歌的“决斗”

1972年6月19日，多多送友人去北京站回家的路上，忽然得到一句：“窗户像眼睛一样张开了。”自此，他开始动笔，到了1972年底拿出第一册诗集。在多多诗集未完成前，徐浩渊闻讯对多多说：“听说你在‘攒诗’，让我看看。”因为多多一直对理论、哲学感兴趣，所以众人对他写诗不免有几分好奇。多多的诗拿到沙龙后，彭刚的反应是：你写的诗比你讲的好——你讲的都太对！岳重的反应是暧昧和不服气，依群大致相同，但多多自大狂式的雄心显然感染了他。依群希望多多能把诗写得朴素，感情要货真价实。同时，依群对中国文化的命运表示忧虑。多多认为这是依群后来洗手不干的原因。

多多原籍辽宁，1951年8月生于北京。从1972年写诗后，多多坚持进行现代主义的探索，先后创作有：《回忆与思考》（5首）、《蜜周》、《万象》（14首）、《致太阳》、《手艺》（以上写于1972—1973年）；《教诲——颓废的纪念》、《同居》（以上写于1976年）；以及动笔于1973年，完成于1980年的长诗《感情的时间》。虚无，从接过吻的唇上溜出来了，带有一股不曾觉察的清醒，在我疯狂地追逐过女人的那条街上今天，戴着白手套的工人正在镇静地喷射杀虫剂——《青春》1973年太阳已像拳师一样逾墙而走留下少年面对着忧郁的向日葵——《夏》1975年1978年底，芒克（28岁）和北岛（29岁）的合影

1973年芒克开始和多多建立诗歌友谊。多多和芒克相约每年年底，要像决斗时交换手枪一样，交换一册诗集。也许是为了应付决斗，从这一年多多开始抄下芒克最初的诗句：“忽然，希望变成泪水掉在地上，／又怎能料想明天没有悲伤。”“伟大的土地呵，你激起了我的激情。”

芒克（1950.11—）原籍沈阳。1970年开始写诗。代表作：《心事》（诗集）、《泪梦》（诗集）、《阳光中的向日葵》（诗集）、长诗《群猿》、组诗《没时间的时间》。“文革”中，他有影响的诗作有：《致渔家兄弟》、《城市》、《天空》、《冻土带》、《白房子的炊烟》、《路上的月亮》、《太阳落了》、《十月的献诗》、《给》、《街》、《我是风》等。

多多称芒克为自然诗人。他们16岁乘同一辆马车来到白洋淀插队。白洋淀历来民风强悍，作家梁斌笔下的响马李霜泗之辈当年就活跃在此地，还有打鬼子的“雁翎队”。白洋淀是个藏虎卧龙之地，多多在这里度过了六年，岳重三年，芒克七年，他们没有预料到这是一个诗歌的摇篮，当时从白洋淀出了不少写诗的人，如宋海泉、林莽，以后赵振开、江河、甘铁生等不少诗人也都前往白洋淀游历、作客和“朝圣”。

芒克正是这个大自然的孩子，玩耍、种庄稼地，还有打架和流浪。他诗中的“我”是从不穿衣服的，赤裸躯体散发出泥土和湖水的气味：我要举起浪花向着陆地奔跑我要亲切的呼唤扑进她温暖的怀抱——《海风》在波涛的面前我竖起胳膊的桅杆——《船》庄稼：秋天悄悄来到我的脸上我成熟了。土地：我全部的情感都被太阳晒过——《十月的献诗》

他要表达的不是结论而是追寻。多多认为，芒克最令人向往的是他的“生命力”。到了1973年底，多多同芒克交换诗集时，芒克已硕果累累，此时多多的第一册诗集也为他赢得不少青年诗人的赞赏。

岳重给多多留了一张条子：别背着，你的诗集四处索取荣誉了。在这一年的夏天岳重却遭到厄运。社会上传抄他的诗，诗作被人送到了公安局，也许公安人员被这个“怪物”吓坏了，将岳重的诗送到了中国文学研究所进行鉴定，不知是经过那一位诗歌专家和那一级组织审查后，确定“此诗无大害”，才算了事。就此，岳重搁笔了。多多说：“白洋淀是个藏龙卧虎之地，历来有强悍人性之称。我在那里度过六年，岳重三年，芒克七年。我们没有料到这是一个摇篮。”

1973年是沙龙的鼎盛时期，这期间多多等人还见到了更老一辈的牟敦白，他和甘恢里、张郎郎一代，属于从60年代就开始艺术活动的。属于那一代人的还有画家周漫游、董沙贝等，也有所来往。他们生不逢时，在最有创造力的年龄赶上了“文化大革命”。

黄金时期的结束——寒流袭来

1973年以后沙龙中写诗的人就多了。有史保嘉、马嘉、杨桦、鲁燕生、彭刚、鲁双芹、严力等。他们的诗大都散失。现在仅存的散稿如下：

马嘉：我的诗歌没有旗帜发出一道比少女的胸脯还要赤裸裸的太阳光我像秋天的野果那样沉重我具备了十月的一切、一切……鲁双芹（女）：生活并不卑贱然而对于过去，我们连一分钟也不是圣洁的我的生命像块被开垦的土地拿去吧，走开吧，我再也无话可说……

李之林：一切都那样平庸那样合理那样不能让我容忍沿着看不见的道路我走着，走着隐约地我感到了淡淡的怡人的悲哀……彭刚∶一见阳光我的心就融化了舒舒服服地淌着遍地都是呵！爸爸妈妈我像个孩子一样走着，走着，把我的一切都抛弃了……

杨桦∶英国式的裤线和气概我是一位标致的有香气的男子我的歌声曾来自栅栏的后边…1972年鲁燕生在天安门广场

在“文革”中运用现代主义手法进行诗歌探索和试写的诗人还有：

林莽，原名张建中，（1949冬—）1969年在白洋淀水乡农村开始诗歌创作。

田晓青，笔名小青，（1953.4—）北京人，原籍河北蠡县。“文革”期间曾经入伍，1973年复员后回城当工人。

严力（1954.8—）北京人，原籍宁海，1974年开始写诗。

杨炼（1955—）生于瑞士伯尔尼，北京人，1974年读完高中，到北京昌平县插队，插队期间开始写诗。70年代芒克与严力（右）合影

以上这些青年诗人，在“文革”后的新诗歌创作中，作为“先锋派”的主力崭露头角，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他们都曾受到过“地下诗坛”的雨露，创作发轫于“文革”期间。

到了1974年，“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所有的人都感到了政治气压的变化。在这一年秋天江青集团开始对地下文坛进行查抄、清剿。在政治压力下较有规模的诗歌活动已告结束，大的沙龙开始解体，剩下一些分散的小圈子，局限于最密切的朋友之间。

在这之后，芒克与彭刚曾组织最早的“先锋派”，拉多多参加，试图进行更现代主义的试验。这个圈子实际仅有芒克和彭刚两人，维持了不到两个月。

1974年，多多拿出了他的第三册诗集，芒克如约与他进行了交换。这是一次私人的决斗。

随着大大小小文艺沙龙的解体，随着岁月流逝，徐浩渊的风采以及彭刚诸人的隽言已随风飘逝，知者了了。“白洋淀派”诗人的诗句却留存了下来，在新时期到来时独领风骚。

第五章 “知青歌曲”的泛滥

知青歌曲是知青上山下乡真实生活的写照，是他们在清苦岁月中的自娱。

知青歌曲前期多表达悲壮、凄婉的思乡情绪，后期更多是对生活的幻灭感。

上山下乡的艰苦岁月，浸透了知青的青春血泪。

知青悲歌是在那段岁月中用真诚的心灵谱写的。

上山下乡清苦生活的自娱——知青歌曲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于是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1700万中学生自愿和被迫离开城市，踏上了走向边疆、农村的征途。

在建设兵团、农村，这些知青作为简单劳动力使用。兵团的“军事组织”对知青的生活与思想进行了双重的禁锢。一些领导者的腐败、愚昧、对文化的仇视，使知青们被置于任人宰割又申冤无地的境地。在陕西等艰苦地区，男女知青甚至连口粮钱也挣不下，其他较富裕地区终年劳作也仅仅勉强糊口。艰苦的生存环境，与父母家庭的分离，对终身扎根的忧虑都促使知青们产生了严重的挫败感。堕入社会最底层的知青们，在插队支边的艰难岁月中饱尝人生的酸甜苦辣。

在陕西、陕北、山西、河北等省农村，在新疆、内蒙、东北、云南几个大的建设兵团，当时流行的知青歌曲数量不小，尚无人进行系统搜集整理。仅目前见诸文章、报刊和收入盒式录音带的已不下数十首：《四季歌》、《75天》、《地角天边》、《雨声传情》、《南京之歌》、《精神病患者》、《松花江上》、《疯狂的世界》、《我的眼泪》、《姑娘八唱》、《请你忘记我》、《伤心的泪》、《小小油灯》、《钞票》等。

这些歌曲是知青在缺乏文化娱乐的寂寞岁月中，创作出来进行自娱的，它们是知青上山下乡生活的真实写照。它们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告别家乡初到农村时期的歌曲和在农村中受重创后创作的歌曲。前期歌曲的主要内容为表达悲壮、凄婉的思乡情绪，后期则主要表现对生活的幻灭感。面向天安门宣誓：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远离城市，长期缺乏文化生活，知青们的内心世界像一片久旱的土地，渴望甘露浇灌。云南兵团十五团知青陈英惠在回忆文章中讲，“每当夜晚来临，知青们就会一伙一伙围坐在一起，对着月光唱着思念亲人和故乡的歌。向着故乡的方向大声呐喊，以宣泄难以忍受的寂寞与痛苦。”

在东北兵团，知青精神生活的贫困也是同样的。这个时候，唱歌便成为东北知青唯一可以减轻苦闷和孤独的方法。在1970年－1971年，15团29连女知青宿舍里，经常半宿半宿地唱歌，唱《井冈山的道路》、《江姐》、《红珊瑚》、《刘三姐》、《怒潮》（电影），甚至《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深深的海洋》、《红河村》、《灯光》。到了1975—1976年，兵团的种种“纪律”、“约束”开始松弛，各种知青歌曲便开始在连队中泛滥开来。于是便有了14团工业连“知青歌曲大联唱”这样一幕场景。

在建设兵团中，能够当干部、教员、开机车的知青毕竟是少数。有许多知青才智得不到充分发挥，穷极无聊，便各自搞一些个人爱好，打发光阴。一些喜欢电子的便自己组装各式半导体收音机。在14团11连，有一个北京知青李××搞了个窃听器，窃听女生讲话，连里知道后，组织全连知青对其进行批判。

14团工业连北京知青金小平，在电子方面也是“能手”。他自己装半导体、电唱机，还装了一个发射机，知青们曾进行过一个试验，在一千米距离之内，7个管的红灯牌收音机可以收到清晰的声音，金小平打开发射机，北京知青朱宗强、章海等人在宿舍里唱歌、说话，在连队方圆一平方公里范围内可以收到。

一天，工业连的女知青在宿舍里打开半导体，忽然从半导体收音机中，传来奇特的声音：“这里是北京知青广播电台。”接着便从半导体中传出参差不齐的歌声。先是《北京——地拉那》，再听就不对了，《小板凳摆一排》、《哇哈哈》、《插队的人归来》、《南京之歌》……声音愈听愈熟悉，一个女知青跑到男生宿舍，见他们正仰着脖子唱呢。当天，男知青搞发射台的事就在女知青中轰动了。

知青歌曲基本是借曲填词，云南知青自嘲为“借曲家”。这些“借曲家”创作的歌曲具有浓郁的民歌风。“泪水相流就落肩上”（《山西知青离乡歌》）“还要回来还要回来、回到故乡！”（《广州知青歌》）“火车，火车，慢些走！”（《火车慢些走》），这样一些离乡歌，其实正是民歌、民谣的当代优秀作品。孔子曾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些知青歌曲同样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它们是当代的《诗经》。“文革”中，知青内部的信息流通渠道既多且广，且流通很快。有时一首歌或一个主题在各地有不同唱法、不同词曲。如《梦见母亲》在云南兵团和内蒙兵团就有两种变异的唱词。如《四季歌》知青们可以信口填词，所以种类更多。一首《南京知青歌》其中“生活的脚印深浅在异乡”一句，在江苏和北大荒等地就有：“深浅”、“深陷”、“深嵌”等改变。应该说，知青歌曲有其特殊地区性、特殊群体性，也具有知青群体的共性和普遍性。

下面将知青歌曲的创作、传播和内容演变作分段介绍。[1]

《南京知青之歌》案始末

在众多的知青歌曲中，《南京知青之歌》影响最大，流传最广。《南京知青之歌》反映了南京知青下乡之初，万分复杂的心情。它是当时社会思潮最直接的反映，具有广阔的社会心理背景。它曲折地流露出生活被剥夺，对命运的无奈，生命活力被钳制，以及由此导致的失落、压抑、迷茫和幻灭感。《南京知青之歌》词曲：任毅

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啊～彩虹般的大桥，直上云霄，横断了长江，雄伟的钟山脚下是我可爱的家乡。

告别了妈妈，再见吧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转入了青春史册，一去不复返。啊～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曲折又漫长，生活的脚印深浅在偏僻的异乡。

跟着太阳出，伴着月亮归，沉重地修理地球是光荣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啊～用我的双手绣红了地球、绣红了宇宙，幸福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到来。

告别了你呀，亲爱的姑娘，揩干了你的泪水，洗掉心中忧愁，洗掉悲伤。啊～心中的人儿告别去远方，离开了家乡，爱情的星辰永远放射光芒。

寂寞的往情，何处无知音，昔日的友情，而今各奔前程，各自一方。啊～别离的情景历历在目，怎能不伤心，相逢奔向那自由之路。

此歌原作仅有三段，传播过程中增至七段。流传最广的当属第三段，“跟着太阳出，随着月亮归，沉重地修理地球”，“用我的双手绣红地球绣红宇宙，幸福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到来。”

这首歌在1971年之后被入伍的知青带入军营，又在军队的城市兵（他们大都下过乡）中流传。在石家庄×军，此歌名为《我的家乡》，在南京汤山炮校，南京知青又将此歌传入军营，歌名《可爱的南京》。歌曲被批判，以及作者入狱，仍然不能阻挡歌曲的流布传播。《南京知青之歌》1．1969年夏收之际的南京知青们

任毅（1947—）南京市五中66届高中毕业生。从小就兴趣广泛、爱好艺术。在上小学时参加过闻名全国的艺术团体：南京市小红花艺术团，学习唱歌。中学时又参加过南京市中学生艺术团，学习二胡和吉他。在中学时，因为他是个活跃分子，同学都唤他：“11号”。11号就是钠——化学元素中最活跃的一种。“文革”中，1970年2月任毅因为创作《南京知青之歌》而被张春桥下令逮捕，判刑10年。

1968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纪念日，南京市五中下乡知青，乘坐着卡车穿过新建的南京长江大桥，来到插队落户的地方：江苏省江浦县。任毅等人被分配到公社所在地的一个生产队。后来，任毅的知青点成为全公社知青经常聚会的地方。

在刚下乡时，知青们相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有必要的，劳动都很卖力。由于任毅干活肯下死力气、肯拼命，工分挣到了9.7分，这在当地农村都算是高的。但是，不久，知青们便开始产生怀疑，知识青年似乎给农村带来了新的负担，而农民也并不欢迎他们。

几乎所有的生产队在盖知青住房时都偷工减料，一般农家盖房要七架梁，而给知青建房只用五架，剩余的木料都被生产队干部私分了。当时知青中间流传着个顺口溜：“几根木头梁，泥巴糊成墙。一把烂稻草，盖成大草房。”

1969年夏收之际，任毅所在公社的知青中普遍弥漫着一种下乡后的失望情绪。任毅在知青点的门上贴了这样两段毛主席语录：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全公社的知青都经常跑到任毅的知青点来聚会，知青们情绪都很低沉，感到前途渺茫。当时知青中有不少人在弹吉他。吉他在“文革”中是资产阶级的标志，任毅在“文革”后期当“逍遥派”时弹起了吉他。“文革”中不少家庭因惧怕抄家，纷纷将吉他拍卖。任毅等人的吉他都是在拍卖行买到的，价钱便宜，质量却不错。1969年夏天，由于普遍的失落感，在知青点弹吉他的人又逐渐多了起来，知青们甚至把这里称为“吉他之乡”。大家聚在一起，弹着吉他歌唱。有一首歌知青们唱得特别动情，叫《流浪人归来》：“流浪人归来，爱人已离去。”“内心无比凄凉，我活着为什么？应该怎样活我不敢想，也不愿想，前途在哪里？”

在1969年5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南京五中的知青们又聚集在任毅所在的知青户的小茅屋里，把过去的歌轮番唱了一遍。唱完之后，大家仍然觉得心中空虚。这时，任毅的一个朋友唐又龙站起来对任毅说：“工人有工人的歌，农民有农民的歌，任毅你就写一首我们知青的歌吧。”

他的话对任毅触动极大。当晚任毅抱着吉他谱写了《我的家乡》，整整搞了一夜。第二天天亮的时候，终于完成了。他在歌谱上写下了演唱要求：“深沉、缓慢、思念家乡的。”然后，又注明：“南京市五中集体词曲。”

这首《我的家乡》是有雏形的，在1964年，南京五中有一批毕业生志愿去新疆。在戈壁滩上，他们中间有人作了一首歌曲名叫《塔里木，我的第二故乡》。这首歌传回南京，五中的学生们听了后很感动。任毅在这个歌的基础上做了较大幅度修改，节奏也搞得复杂一些，有2/4、3/4、1/4拍。使它能更好地表达知青思乡的情绪，歌词也重新填写。当任毅写到“告别了妈妈，再见了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沉重的修理地球是我的命运……”时，他的心情很沉重，同时又觉得吐出了胸中块垒，当时有种很复杂的心情。2.南京娃娃桥监狱：3427号囚徒《我的家乡》一歌，作出后当即被人拿去传抄，以惊人速度在知青中间流传开来。夏收之后，任毅在回南京的轮船上听到有人唱这首歌，于是他走过去，故意问“你们唱的是什么？”那些人很不屑地回答他：“看你的样儿像是知青，怎么连这个歌都不知道，这叫《知青之歌》！”

当初任毅写这首歌时并不敢称为《知青之歌》，因为这里既没有豪情壮志，也没有宏大理想，它只是表达了知青的一种思乡情绪，表达了知青作为一种非工、非农、非军、非学的特殊阶层的强烈失落感。这种情绪在当时是绝对不允许公开表现的，只允许歌颂领袖，只允许歌颂上山下乡，甚至只允许表达欢乐。任毅的这首歌之所以如此受欢迎，正是因为它以一种忧郁的调子表达了人的处境和真实情绪。

曾有一伙上海知青在去黑龙江的火车上，一路吟唱这首歌。江西有一个县的知青在开会前的拉歌比赛中，居然也唱起了这首歌。当时任毅的一些朋友学着列宁评价《国际歌》的口气说，“凭着这首《知青之歌》，你可以到处找到朋友，找到吃，找到住。”

1969年8月，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

任毅有个同学叫郑剑峰，因身体有点残疾，驼背，所以免去了上山下乡，任毅班上同学中只有他留在了南京，于是郑剑峰家自然而然成了知青回城的联络点。郑剑峰手很巧，爱装半导体收音机，一天他正在调试时，忽然听到莫斯科广播电台在播放任毅所写的歌，他感到很意外，立刻赶去找任毅偷偷告诉他，并约任毅第二天在同时间再次收听。

第二天下午4点钟，任毅来到郑剑峰家，两人躲在小屋中偷偷将半导体收音机拨到莫斯科广播电台的频率上，果然很快收听到了莫斯科的演唱。苏联把它称之为《中国知识青年之歌》，采用男声小合唱，配以小乐队伴奏，效果搞得很不错。当时任毅听呆了，这是他头一次听到自己这首歌正规演唱的效果，没想到感染力竟有这么大，同时他也意识到莫斯科广播电台的演唱，实际已经把他置于死地。他有不可脱逃的罪责。

后来任毅越听越怕，感到一场大祸即将降临。郑剑峰也为任毅担心，不过他一直安慰任毅，劝他不要紧张。郑剑峰后来也遭到厄运，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死去。因为他曾经送了十几个半导体收音机给下乡的老同学，其中一人因“收听敌台”而被抓，审查中牵扯到郑剑峰。他身体本来不好，加上惊骇，不久就发病而死。

任毅的预感很快被证实，一个月以后，南京街头的大批判专栏上贴满了批判这首歌的文章，它已经被定为反动歌曲，“说出了帝修反想说的话，唱出了帝修反想唱的声音。”也许是还没有查明作者，当时只是批判歌曲，还没有批判歌曲作者。

任毅万分恐怖，差不多成了惊弓之鸟。他立即回到知青点，把所有文字烧毁，包括女朋友写给他的信。她在另一个地方插队，两人经常书信往来，当时两人都对上山下乡产生怀疑，在许多方面有共鸣，只是两人关系还未明确。连同女朋友书信焚毁的，还有一本《圣经》，这是任毅从外婆那里拿来的，《圣经》被抄出来也是要定一个罪名的。

任毅等待着厄运降临，他无数次做梦，梦见自己被抓起来，想象中的灾难比现实中的灾难还要令人恐怖，有一段时间任毅几乎不敢睡觉。他实在不愿在这种恐怖中煎熬下去了，1969年10月的一天，他背着个书包，里面装着漱洗用具，自己走到南京市娃娃桥监狱门口，对接待人员说：“我就是《知青之歌》的作者，你们把我抓起来吧。”

那人奇怪地看看任毅，说：“这里也不是想来就能来的。抓不抓你，要有上级指示，现在你先回去。”

当1970年到来时，形势更为紧张。南京市到处刷满了标语：“该管的管！该关的关！该杀的杀！”空气中都好像有一种血腥气。正月十五那天，任毅被捕。这是根据张春桥的一个指示：迅速查清此人，予以逮捕。

此前，任毅已敏感到周围气氛更加严峻，在正月十一日那一天离开了南京，他不愿意自己在外婆家被逮走，于是一个人悄悄回到了江浦县农村的知青点。回到知青点四天后，就是元宵节。正是这一天，任毅开始了长达九年的牢狱生活。

1970年2月19日（阴历正月十五）夜，荷枪实弹的军人砸开了知青点的房门。茅草房被四面包围，窗外手电筒雪亮的光柱四处扫射。任毅不知睡在隔壁的同学黄力高、齐克、陈建中醒了没有，他的箱子被军人打开了，他们什么也没搜到，因为之前任毅烧完了所有的文字，说也可笑，竟烧开了一锅水。一个士兵发现了任毅的吉他，使劲摇晃，实在摇不出什么东西，他便失望地拉断琴弦，A弦发生沉闷的崩断声。他急狠狠地说：“这是他这小子的犯罪工具。”“带上你的洗漱用品，跟我们走！”

任毅举起戴着手铐的手，轻轻摘下已经准备好的放满牙刷、牙膏、手巾和换洗衣服的书包，就手套在头上，他迈出了知青点的大门，从而庄严隆重地结束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历史重任。

深夜，汽车在南京内桥附近拐了一个弯，忽然放慢速度、悄然驶进了一个大门。沉重的铁门“咣啷”一声打开了，仿佛是天空里炸了一个响雷，耳膜都震痛了……任毅突然醒悟了：这不是“娃娃桥”吗？那不知什么年代就传开的南京人民家喻户晓的“进了娃娃桥，小命就难逃”的话倏地闪现在他的脑子里。

任毅被严格搜身，抽去了里里外外所有裤带、鞋带，据讲为了防止自杀。“签名！”抓任毅的人出示了逮捕证。“按好手印，写好几点钟。”依然是威严的声音、无表情的脸。“拿去，以后不准讲你的名字，这是你的代号。”看守说着将一块一寸宽二寸长的双层白底黑字的布牌子递给任毅，上面印着正楷的阿拉伯数字：3427。3．三次恐怖的“陪绑”

从2月19日任毅被捕入狱，到8月13日被宣布判刑，在这五个月时间里，他天天被提出去审讯，而且经常是在夜里。审讯人员逐字逐句地审查歌曲的歌词，光一句“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的异乡”，他们搞了任毅好几天，一定要逼他承认当时写的不是“深浅”，而是“深陷”。任毅因为自己确实写的是“深浅”，所以拒不承认。虽然是一字之差，可是在此时分量大不相同。关于“深浅”，任毅还可以自我批判一番，因为知识青年身上还存在着没有得到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的不彻底性，没有工农兵那种一往无前的、脚踏实地的精神，所以脚步是深深浅浅的，而“深陷”岂不是成了对上山下乡的一种污蔑吗？这虽然仅是一字之争，却关系到任毅的命运，所以审讯过程气氛十分严肃。

为了攻下“深陷”这个堡垒，专案组在任毅面前抛出几十个版本的“知青之歌”，估计是从全国各地搜查来的，有油印的、有打字的、有复写纸的、有手抄的，各种样式的都有，其中确实有不少都是写的“深陷”，大概在流传中人们觉得这个词更能说明知青的状况吧，不过就是这个词把任毅当时搞得死去活来。

就是在这五个月期间，他们还三次拉任毅“陪绑”。当时的“公判大会”气氛很恐怖，每个在押的人都不知道落到自己头上的将是什么命运，在没有法律保障的状况下，有可能因为一个微不足道的疏忽而招致杀身之祸。

根据当时专案组对任毅的审讯，似乎任毅也已有足够杀头之罪。运动的恐怖气氛足以使所有被拉去参加公判大会的人都有一种末日将临的感觉。不过，随着“陪绑”次数的增加，经验告诉任毅，要被判处死刑的人，拉出去前都要用细麻绳扎住裤管，据说是为了防止他们听到判决后控制不住，大小便失禁。只有这个细节可以预先暗示人的命运，而一个人被判处死刑在当时是不需要任何通知的，根本不存在什么上诉。

就是在这种气氛中任毅被拉去开了三次公判大会，心理承受能力也一次比一次加强。给他刺激最大的是1970年4月28日在南京五台山体育场开的那次大会，宣判的是70年代轰动南京的“2.12反革命案”的主犯。首犯叫陈卓然，还有个同伙，姓安，他是任毅小学同学，当任毅在这种场合下见到他时，任毅几乎要惊愕地喊出声来。

他们都是南京市八中的高中生，后来到苏北插队当知青，家庭的不幸和个人的经历使他们长期积压在心中的愤恨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1970年2月12日，《新华日报》破例出了下午版，头号黑体字的社论《坚决镇压反革命》，预示着又一场大恐怖大镇压要开始了。但是反抗者毕竟还有，这两个知识青年用剪刀剪下报纸上的字，用这些字组成所谓“反动标语”，然后再用胶水贴在纸上……当天夜里，他们一个放哨，一个戴着手套把这60多条标语贴到南京市主要街道上。标语内容有“我们要真正的马列主义！查金华烈士永垂不朽！”等等。查金华是南京市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头一个被枪毙的人，仅仅因为他自己组织了一个马列主义小组，用马列的观点对现行政策提出了一点怀疑，于是这个认真的年轻人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这些标语出现后，顿时南京城炸开了，公检法忙成一团，召开紧急会议，发布通缉令，全市刷满了大标语，排查线几乎落到了每一个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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