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长之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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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传试读：
［上篇］ 司马迁
一 引 子
爱看戏的人，对什么《霸王别姬》《萧何月下追韩信》《伍子胥过昭关》《搜孤救孤》等戏名，差不多都能讲出它是什么故事来，也能唱上两句。可是请问这些故事的出处在哪里呢？原来是根据一部叫作《史记》的大书编出来的。《史记》是“二十四史”开头的一部。“二十四史”又是什么呢？它是咱们祖国历代留下来的二十四种大部头历史书。“二十四史”记载的事儿多，分量大，从前刻板印刷的“二十四史”，就有三千六百三十五卷。咱们祖先的重要活动都写在里头了：有好人好事，也有坏人坏事；有成功的经验，有失败的教训，够丰富啦。中国人民爱这部“二十四史”，世界人民也爱它。之前民主德国的文化代表团到中国，咱们就送给他们一部“二十四史”，客人非常喜欢。因为谁想研究中国的历史，范围说得宽些，谁想研究亚洲以至世界的历史，谁就得读这部大书。因为中国历史上发生的大事，都和世界人民密切相关呵！《史记》是“二十四史”开头的一部，其他二十三部，都是照着《史记》的样儿接着写下去的。可是“二十四史”中要数《史记》写得最好，人们也最爱读《史记》。这么说，《史记》的作者，一定是很了不起的人了。可不是！他是谁呢？他就是我国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司马迁做过些什么事？他是怎么写出这部好书来的？让咱们慢慢说下去。这只是一个引子，正文在后头。二 野孩子到了京城
司马迁姓司马，名迁，字子长。他生在陕西省韩城县（现为韩城市）芝川镇。韩城是山西、陕西两省交界的地方。韩城县北边不远有座龙门山——俗话说：“鲤鱼跳龙门”，就指的这地方。韩城县和龙门山中间隔着滚滚的黄河。司马迁从小就爱龙门山，他在家门口一眼可以望到那雄伟的山影，他后来就干脆说自己生长在龙门。司马迁出生那年，是汉武帝建元六年，即公元前一三五年。汉武帝是个很有名的皇帝。他当了五十多年的皇帝，司马迁一辈子，就生活在汉武帝时代。这时代可不比寻常。一来是富庶。因为这时汉朝开国已经七十多年，天下还算太平，生产也很进步，社会经济一天比一天繁荣。当时，政府的仓库里钱多得用不完，穿钱的绳子都烂了；米多得吃不完，在仓里发霉了；普通人家都能过日子。二来是强盛。汉朝初期常受北方匈奴的欺负，这会儿把匈奴撵走了；西方经过张骞去探险，通往新疆、伊朗、印度的道路也打通了；东南的福建、广东，西南的四川、云南、贵州，早先是荒凉的地方，这会儿也繁荣了。中国这时是世界头等强大的国家。三来是文明。以前秦始皇不许人藏书，这会儿早已废除了这种法令，鼓励人藏书、读书，一时出现了许多学者；外国的许多新鲜事物也都传到了中国。所以当时中国又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司马迁可赶上好时候了。司马迁十岁以前住在家乡。他幼时可是个野孩子：不在田地里玩玩，就在山上跑跑。他喜欢听农民讲故事，问这问那；又喜欢和牧童追赶牛群、羊群。他爱这种生活，也爱这些人物。他那时海阔天空，无拘无束，身体练得真棒。司马迁十岁那年，父亲司马谈带他到京城去。汉朝的京城在长安（就是现在西安），司马谈在京城当太史令，负责编写历史。历史不能凭空编写，要根据大量文献资料，所以太史令又兼管图书，像今天的图书馆馆长；古代的事儿要记，当代的事儿也要记，这职务就又有些像现在的新闻记者。可以想见做这种工作要有很多学问，为人也要十分正直。司马谈呢，正是这样的人。司马迁一到京城，他父亲就叫他入了小学。那时小学里主要功课是认字，尤其是认古字；认字要一个一个地死记，真是一件很艰苦的事儿。可是司马谈告诉他儿子：文字好比一把钥匙，没有钥匙，怎么能打开知识的宝库呢？司马迁听了父亲的话，就从此刻苦学习。他很富于情感，常常为书中的情节感动：有时大笑，有时哭泣。司马迁长大了，父亲又介绍他认识了当时许多著名人物。他本是事事留心的人，从形形色色的人物中，学习到不少东西。因为受到父亲的影响，司马迁小时就喜欢历史，并且希望像父亲一样，将来做历史家。三 游历了半个中国
司马迁在京城念了十几年书，认识了很多著名人物，眼界扩大了，心胸也开阔了，可是老这么下去，见闻还是有限的。司马迁二十岁那年，他父亲给了他一辆马车，叫他到各处去旅行。这是他巴望不得的，老待在京城真憋得慌。他在家乡时那种爬山涉水的兴致又来了。旅行，多好！旅行就旅行个痛快吧。他出了长安，就往东走，先到淮水流域（江苏和安徽北部）。他为什么急于到这一带呢？原来秦朝末年农民曾经在这一带起义，汉高祖刘邦和楚霸王项羽也在这里争过天下，汉朝的许多开国功臣也生长在这带地方。这些人和这些事，早就引起了司马迁的兴趣。凭他在家乡的经验，他知道民间流传的故事最生动真实、最有价值，他想，如果能在这一带采访一下，将来写出的历史可能会格外真切动人。果然，他在这一带打听到的事迹最多。这里流传着陈胜、吴广的许多事迹：他们都是老老实实的庄稼人，在家干着农活。可是秦二世硬把他们抓去当兵，强迫他们到河北密云县（今北京密云区）去守边塞。他们吃不饱，穿不暖，还受尽长官的打骂。他们走到大泽乡（安徽宿州市北部），大雨下个不停，满路泥泞，十分难走。看来到达目的地准会误期了，按照秦朝的法律，误期就要杀头。陈胜、吴广觉得赶去也是送死，不如反了，也许还会闯出条活命来！于是，他们领导九百多当差的起义了。接着各地人民都纷纷杀了本县的长官，起来响应。不到三年工夫，就推翻了秦朝。司马迁听到这些故事，深深为农民起义的英雄气魄和正义行为所感动，他想：秦二世残暴不仁，老百姓恨他，他哪得不亡呵！他决心把农民起义的英雄事迹记载下来。司马迁来到楚汉相争的古战场。项羽原来也是农民起义的领袖之一，曾经声势赫赫，但是他后来固执、任性，终不免一败涂地。司马迁对他十分惋惜。接着司马迁又转向江南，到了苏州、杭州、绍兴，在这一带采访了大禹治水的故事。他还登上庐山，想象着远古的情景：那时候漫天的洪水，大禹领导众人开出一条条水道，把洪水导入到大海去，这是多么伟大的气魄呵！这时，他又惦记着古代爱国诗人屈原了。他到了长沙，到了屈原投水的汨罗江。屈原生活在战国时代，离司马迁有一百多年了。屈原是楚国人，楚国常常受到秦国的欺负。屈原主张抵抗强暴的秦国，可是楚国的国王和贵族贪图贿赂，甘心上秦国的当，他们不但不听信屈原的主张，反而排挤他、赶走他。屈原到处流浪受苦，但他仍然时刻关怀着祖国和人民。后来秦兵打进了楚国，他又没有报效祖国的机会，就悲愤自杀了。屈原死了，人们却一直纪念着他，人们把他投水的日子定作节日（端午节），那天，人们划龙船、吃粽子，纪念这个爱国诗人。司马迁到了屈原投水的地方，望着江水出神。他同情屈原，替屈原抱不平，人民对屈原那么怀念，也使他深深地感动。他从这里北上，到了山东曲阜，这里真不愧为孔子的故乡，到处都可以听到朗朗的读书声。他在这里采访了孔子的事迹，又转到淮水流域，补上前次采访遗漏了的东西。他在路上缺过盘缠，挨过饿，可是一直兴致勃勃。他游遍半个中国，最后回到长安了。司马迁这次旅行，不但满足了好奇心，更重要的是增长了许多见识，储备了写历史的宝贵材料。四 做了郎中
司马迁旅行回来，不久就做了郎中（官名）。这时他大约二十二三岁。郎中是皇帝的侍从，平常没有固定的事做，但需要随时在皇帝左右听候差遣；再就是皇帝出门巡游，也要跟随着。司马迁做了郎中，他父亲当然替儿子欢喜，这是当时人们的一种做官心理。郎中虽然是小官，但接近皇帝；如果有才能，就容易被提拔。而且郎中可以参加各种活动，也可以增广见识。所以司马谈喜欢自己的儿子有这么个上进的机会。可是年轻的司马迁却另有一种想法，他好奇，他觉得这个职务有机会看到各种事儿，并且亲身参加一些活动，对将来编写历史也有好处。他是无时无刻不想着做一个历史家啊。他当了郎中，常跟着汉武帝到各地去。汉武帝像历来皇帝一样迷信，希望当神仙，长生不老。他要成仙，就到各处去祭神。有一次，他跑到甘肃平凉以西去祭神，司马迁也跟从着，他乘这机会观察了西北的风土人情，在那里采访了祖国传说中最早的一位皇帝——轩辕黄帝的事迹。这时司马迁差不多把全国都游历遍了，只有西南还没去过。碰巧在他二十五岁的那年，有了到西南去的机会。原来在汉朝立国的初期，西南地区还没有服从汉朝。三十年前，汉朝曾经派兵去征讨，但没有平服，二十年前派人去劝说，也没有效。这回汉武帝又派司马迁去劝说他们归顺，司马迁去了，却马到成功。汉朝政府在西南增设了五个郡（像现在的一省），包括现在贵州北部、四川、云南等地。从此以后，汉朝完成了西南的统一。这不能不说是司马迁对祖国的一个大贡献。司马迁也考察了西南一带的风土人情，增长了不少地理知识。这些，他后来也写到书里了。他在西南工作一年多，回到洛阳，不幸的事却发生了：他的父亲在洛阳病倒了。五 父亲最后的叮嘱
他父亲怎么会病倒在洛阳呢？原来是这么回事：汉武帝越来越迷信了，他要率领文武百官到泰山去祭天，祭天以前，要天下太平，没有战事，于是他就亲自带了十八万骑兵，越过长城，到现在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呼和浩特一带，向匈奴示威。汉军旗子招展一千多里，匈奴见汉军这般威风，哪敢交锋！汉武帝认为这就是天下太平了，就率领大队人马经过陕西回到洛阳，再东去泰山祭天。汉武帝这次祭天，司马谈跟着去了，不幸到了洛阳，他却卧病不起了。司马迁赶到洛阳，见父亲在床上痛苦地呻吟，心里十分难过。父亲紧紧地握着他的手，不住流泪，他断断续续地告诉儿子：“我们祖上就做过周朝的史官，前辈中不少人干过大事，后来不成了，难道祖宗事业就这么断了吗？不能，不能啊！你最好能当个好史官，继承祖宗的事业！……”司马谈一会儿又叹息着：“唉！天子到泰山去祭天，是难得碰上的大事。我去不成了，真是命啊，命啊！”老人最后又叨念着史官的事：“我死了以后，你可能继承我的官职。如果当上太史令，可不要忘了我这心愿，四百多年前孔子修过史书《春秋》，这以后就再没有人接替他老人家的工作了。如今天下统一，十分难得。我见过不少好人，他们正直无私，做过许多有益的事；我也见过一些坏人，他们贪婪残暴；我是史官，应该把这一切都记录下来，可是，我已经来不及做这工作了。这是我放心不下的，你千万要记着！”司马迁默默地听着父亲的嘱咐。他向父亲发誓：“你尽管放心，我即使愚蠢，也一定要实现你的志愿。你编写的草稿，我一定加以整理、补充。你收集的材料，我会珍视它、充分利用它。我决不懈怠，你老人家放心吧！”老人坦然闭上眼睛，离开了人世。这一年司马迁二十六岁。司马迁死了父亲，自然十分悲痛，但想起父亲的教诲，又琢磨着父亲临死时讲的那些话，他明白了父亲对自己的希望多么殷切！父亲希望他当第二个孔子，写第二部《春秋》，对好人善事要表扬，对坏人恶事要攻击！从此，他写史书的决心更大了。他因为还有职务在身，不敢怠慢，擦干了眼泪，就又奔向泰山，追赶汉武帝祭天的大队人马去了。六 参加救水灾
汉武帝在泰山祭了天，就带着大队人马沿着渤海湾到了现在辽宁的锦县（现名凌海市），再越过内蒙古草原，回到京城长安。祭天后来年年举行，规模和路线也都和第一次差不多。汉武帝祭天，不过是闹排场、摆威风，痴心想当神仙；可是司马迁跟随着，熟悉了许多地方的风土人情，体会到了不少民间疾苦。司马迁二十七岁那年，汉武帝第二次到泰山去祭天，路上逢上了黄河决口。决口地点在河南北部濮阳县叫瓠子的地方。那滔滔洪水，不知卷走了多少生命财产！汉武帝祭天，本是劳民伤财，但他硬说是替老百姓祈求幸福，眼前的水灾，真像和他开玩笑。可是汉武帝是好面子的，他装作关心百姓，叫官员们都去堵塞河水。司马迁自然也参加了这工作。他和千万老百姓一起，把一根根的木桩打下，又抬来一筐筐的泥土填补河堤。汉武帝却做些无补于实际的事，他把白马和玉璧投进水里祭河神，请求保佑。他还作了两首《瓠子歌》，来替自己辩解：瓠子决了口呀，怎么办？村子变成河呀，白茫茫一大片。变成河了呀，地上不安宁，水再堵不住呀，山也要漫平。山要漫平呀，巨野地方的水又涨，河道长了呀，堤又冲坏，龙王出巡呀，为何还不回来？要不是我出外祭天呀，哪知道百姓受的灾？替我告诉龙王呀，他太不仁，河水泛滥不止呀，简直愁煞人！啮桑那地方已经漂起来了呀，淮泗的水又满，光看见水涨呀，水退可难！这就是说，亏了他出来祭天，才知道民间疾苦，这当然是骗人的话。还有一首歌，是这样说的：河水滚滚呀，流不止，要把它堵住呀，真不易；拿草来塞呀，丢下美玉来祭，龙王答应退水呀，供应塞河的柴禾没来得及，没来得及供应呀，这要怪老百姓，光用艾灰呀，怎么堵得住滔天洪水。快砍竹子呀，把桩打稳，宣房的河堤塞好了啊，万福来临！瞧瞧，堵塞决口，缺少柴草，汉武帝却怪到老百姓身上了。但瓠子的决口终于塞住，许多年的灾害消灭了。司马迁亲自参加了这次塞河工程，为人民的劳动深深感动。后来，他把这次工程，写进一篇谈治理河水的文章里了。七 正式写书
司马迁二十八岁那年，果然当了太史令。为什么司马迁到这年才当上太史令呢？原来他的才能，早就给汉武帝看中了，司马谈死后，汉武帝就认定只有他最适合做太史令；可是按照中国旧日的习惯，父亲死了，儿子要守孝三年，不能做官。汉武帝就一直把太史令这官职空着，等司马迁守孝日期满了来担任。司马迁自然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职务。当了太史令，作研究就有了更方便的条件：国家藏的图书可以翻阅，档案可以查看；因为职务的关系，和当代学者也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说到编写，他父亲原来也留下一些未完成的稿子，他就细心地加以整理。他这时处的是顺境。他一心只想把工作做好，就谢绝了应酬，连自己的家务事也看淡了。他的书房里堆满了简册和帛卷（那时纸还没有发明，字写在竹片或绢帛上），他不分白天黑夜，只是不停地翻阅，不停地写。司马迁这时跟着汉武帝巡游的事，也还不能免。好在他喜欢游历，倒也不觉得是苦差事。汉武帝不只到泰山、海边、塞外，有时也去江南。司马迁年轻时候便在这些地方采访了许多事迹，现在也有了温习这些史实的机会。这时汉朝仍然很强大。汉武帝好大喜功，东征西伐，他每次出巡，都带了大队人马和外国宾客，为了夸耀中国的富足，还常常赏赐外国客人数不清的金银财宝。这样一来，不知浪费了多少财富，汉朝就渐渐外强中干了。当时很多有才能的人，也老的老了，死的死了。汉武帝为了挽回人心，虚张声势，就在太初元年（公元前一〇四年），发动了攻打大宛国的战争。大宛是个小国，在现在中亚细亚地区。大宛有个贰师城，产汗血马，最为名贵，可是不肯送给中国。汉武帝因此派李广利去索取，他希望李广利一到贰师城就把马取回来，就称他为贰师将军。汉武帝为什么单派李广利去呢？这原来是出于他的私心：李广利是汉武帝宠爱的李夫人的哥哥，叫他去就是便利他立功受赏，便宜不能让外人占啊。可是李广利没有替汉武帝争到面子。第一次出征打了两年，打得大败，退回敦煌，带去的好几万人，折去大半。汉武帝大怒，派人把玉门关截住，说：“敢回来的就斩。”汉武帝又加派了六万兵马，大量水工，准备到大宛填井塞水，迫使大宛人投降。这还不够，又派了十八万兵马，准备接应。同时还派了两位会选马的老手，预备城一攻下就好选择马匹。汉武帝费了这么大的劲，马当然取得了，李广利也算得胜回朝。这次战争的结果，汉武帝一方面得到汗血马，一方面中国和西北交通从此更密切了。汉武帝在征大宛的同时，又下令修订历法。这次修订历法由司马迁主持。在这以前，中国历法是把阴历十月当正月，有点像现在的阳历。可是因为计算不精确，常常误事。经过了司马迁等修订，就把岁首往后推了三个月，这就是后来的阴历。这样，四季分配合理了，节令也准确了。这对于农业生产是大有好处的。司马迁等人制定的历法，到今天我们还一直使用着。司马迁也认为改订历法是件大事，他就选择这一年（太初元年）正式动手编写历史。这年他三十二岁。一动手，他的工作还很顺利，然而当他写得差不多的时候，偏偏逢上了件倒霉事。八 入狱和受刑
这件倒霉事儿是怎么发生的呢？原来汉武帝征服了中国西方的小国，就像伸出了一条长胳膊，这条胳膊把北方的匈奴包围了。天汉二年（公元前九九年），汉武帝准备停当，就决心对匈奴用兵。他这回发三万兵，又叫李广利带领，从酒泉出发，准备袭击天山的匈奴。可是这时有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人站了出来，表示情愿舍命立功。这人叫李陵，是名将李广的孙子。李家虽然说是将门，但辈辈受皇亲国戚的气，空有一身本领，总出不了头。李陵很能干、勇敢，射得一手好箭；他为人也正直和气，人们都喜欢他。他曾经带领八百骑兵，深入匈奴境内两千多里地，刺探军情。他为了防御匈奴，在酒泉、张掖一带训练了五千精兵。他想：自己本事不坏，有五千精兵，又熟悉匈奴的情况，这回打仗，该派到自己了。可是汉武帝偏不派他打仗，只叫他去管粮草。他当然不愿意，他说如果发点兵给他，他可以单独打个胜仗。汉武帝说：“不行，我没有兵分给你了。”李陵说：“没有骑兵，步兵也成。没有多的人马，就是那五千人，也保管能捣毁匈奴的老巢。”汉武帝心里念头一转，觉得李陵出兵，至少可以吸引住匈奴的兵力，那么李广利就容易取胜立功了，就答应了李陵。但又怕这五千人白白丢了，也不合算，便又派了一个老将叫路博德的，带兵接应。路博德从前立过大功，现在要他当助手，心里自然不乐意，但又不敢正面反对，便上了个奏章说：“现在正是匈奴秋高马肥的时候，出兵不合[1]适；不如等来年春天，臣带领五千人马和李陵在浚稽山会师，准保十拿九稳。”汉武帝看了奏章大怒。他疑心这是李陵夸下海口，反悔了，就支使路博德奏请缓期。这是欺君啊，实在可恶，就命令他们不得迟延，马上出兵。这样，他们就匆匆出发了。路德博心里不乐，领着军队，稀稀拉拉，他哪里有心去接应李陵！李陵从居延出发，走了三十多天，到了浚稽山。先把地形画好，打发部下陈步乐回去呈报汉武帝。汉武帝得了图形、情报，非常高兴，就当场提拔了陈步乐。大臣们也都顺口奉承，说李陵真是英雄，有才干，这是皇上的福气。可是在前线的李陵，到底兵力太少，给三万多敌人包围起来了。敌人在山上，居高临下，攻击李陵。战争十分猛烈。敌人见李陵军奋勇，又摸不清他的兵力，就又增援了五万人马。这一来，李陵渐渐抵不住了，带去的一百五十万支箭已用光了。李陵军杀死了上千上万的敌人，可是自己的兵马也死了大半。更糟糕的是，有个小兵受了李陵的处罚，投降了敌人，他把兵少箭光的实情全说出去了。敌人心里有了底，就更凶猛地围攻李陵，李陵左冲右突，冲开一层，又围上一层，哪里冲得出去！就投降了。汉武帝得到李陵降敌的信息，不禁大怒。那个曾经立功受赏的陈步乐，也吓得自杀了，大臣们有的不敢吭声，有的就说李陵该死。汉武帝问到司马迁对李陵事件的看法。司马迁讨厌那般只知奉承皇帝的人，他觉得自己是史官，应该有什么说什么，便说：“李陵是个人才。他孝顺父母，爱护部下，对朋友讲义气。他这回出征，原想报效国家，他作战也很勇敢，杀死上千上万的敌人。他孤军深入敌人的后方，得不到救援，最后失败了，他的功劳原是可以补偿过失的呵！人们说他投降了，依臣看来保不准是等待机会为国家立功。李陵平常少向人吹吹拍拍，所以他不能成为名将，现在人们也才说他的坏话。臣和他平素没有交情，就事论事，我看事情就是这样。”司马迁说李陵投降敌人可能是等待机会为国家立功，这只是他的希望。其实不论李陵有过多大功劳，投降敌人就是丧失民族气节。不过这番话却刺痛了汉武帝的心，司马迁说李陵“得不到救援”“少吹吹拍拍”，这不是等于指责他偏向亲戚李广利吗？汉武帝立刻叫人把司马迁抓下去，关进了监牢。司马迁也没含糊，就昂然进入了监狱。那时入了监牢，有阔亲友讲讲情，花点钱是可以出来的，怎奈司马迁是个穷读书人，他没高攀过皇亲国戚，再说大臣们都是软骨头，谁肯出来说两句公正话，惹麻烦？司马迁就只好坐监牢了。监狱又湿又暗，管狱的如狼似虎，司马迁受到了说不尽的折磨。更糟的是，第二年，传说李陵替匈奴练兵了。汉武帝更加愤怒，就杀了李陵全家。司马迁曾为李陵说过好话，就连带受到了最惨酷、最耻辱的刑罚：宫刑（就是割去睾丸，像太监一样）。司马迁残废了，绝望了，他想自杀。可是他的史书还没有编写成呀，李陵事件以后，许多人许多事给他看清了，看穿了，他更觉得史书需要编写。这样，司马迁忍辱地活下去了。一切都为这个理想：编写史书。[1]浚稽山：现蒙古国鄂尔浑河和土拉河之间。九 完成了伟大的著作
司马迁受刑罚那年（公元前九八年），离他正式编写史书，已经六个年头了。司马迁受过刑罚以后，明白了许多事体，汉武帝原来是个好大喜功而骄横的人，他周围的贵族，不过是些势利小人。他看透了这些，古代许多事也就明白了。他编写和修改史书，也就更有了门路。还有，他现在更觉出好人可爱，坏人可恨了，他写出的文章，爱憎就更分明了。那时候写书真不容易，汉武帝有学问，眼也很尖，你写得不对他的劲儿，他就不让你写下去。司马迁只好绕弯儿说话，粗看看不出他的真意，但明白人只要多琢磨琢磨，就会悟出他讲的是什么来。司马迁在狱里受了几年折磨，四十岁那年（公元前九六年）逢到大赦，算恢复了自由。汉武帝还想利用他的才干，又叫他当中书令。中书令管皇帝的机密文件，每年得二千石谷子，官比太史令大得多。司马迁把汉武帝已经看透了，但也只得应付着，为的是好完成他的史书啊。司马迁终于在他活着的时候，把《史记》这部书写定了，这是一部大书，共一百三十卷，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这部大书的内容十分丰富。它记载了从传说的时代一直到他活着的汉武帝时代的全部社会生活，它说到古代经济、政治、军事、外交、医药、水利、天文、地理等各方面的成就，还叙述到当时国内兄弟民族的生活以及外国的情况。因此，这部书可称得起是当时的一部通史，一部百科全书。司马迁为读者想得很周到，他怕古代的语言不容易懂，就尽量翻成了接近当代（汉代）的口语。《史记》写得最精彩的是人物传记。司马迁把许多人物写得活灵活现，生动极了。人们读他写的文章，那些人物就好像活在眼前一样。司马迁写了帝王将相的传记，也写了普通老百姓的活动。他把那些仗势欺人的统治者的面目，巧妙地刻画出来，人们一看就觉得可恶可笑。他用了很大的力气来写老百姓，他赞美老百姓正直无私，他同情老百姓的不幸，他还特别给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写传记，热情地歌颂他们。《史记》写成了，司马迁自然十分珍爱自己用心血写出来的作品。他当时抄了两部，一部藏在山里，他想，就是当权的人看不顺眼，毁了正本，还有副本可以流传下去。后来，果然有不少的人诽谤《史记》；但那有什么用呢？更多的人爱它，人们一代一代地教自己子孙诵读它。今天，《史记》成了祖国最珍贵的文化遗产之一，司马迁也越来越受到人民的敬爱！［下篇］ 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
自 序
在最近接到叶圣陶先生的复信，知道开明书店有着肯收印这部稿子的好意以后，我重把全稿校改了一遍，并把去年五月二十九日（全稿写成的日子）初写的序文以及今年八月三十日重写的序文都割弃了。现在愿意报告给读者的是：本书蓄意要写，是二十七年（此处指民国二十七年，即公元1938年，下同——编者注。）秋天的事；在这年的夏天，我由昆明到重庆，由重庆到成都，在路上才对《史记》有着整个的接触，直到在成都住定下来，才把意见整理了一下，又对全书作了一个自己行文时需要的索引，可是没有动笔。不久又到重庆去了，经过了三年，首先写出的只是《司马迁在文学批评上之贡献》一文，日子是三十年四月九日，原因是这时担任着中央大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所以先把这方面的意见写成了，现在收入本篇的第九章第三节。后来又因为在中央大学讲中国小说史，便常想把《史记》之史诗性的优良写出，但老没有实现，只是同时却重新有着要把全书写出的冲动了。又过了三年，这冲动到了三十三年的春天，是再也不能遏止了，便一气写了二、三、四、五、六各章，第一章的附录《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辨》则是这一组的文字中最早的一篇，日子是三月五日，第六章最迟，日子是八月十六日，还有第七章第十一节《司马迁之民间精神》也在这期间写出，日子是三月二十七日，一共差不多费了半年的工夫，书写成了小半（司马迁的生活方面是告一段落了），而第一章的正文仍空着；第一章因为是对司马迁的时代之整个把握，我不敢轻易写，也曾写出了一部分，又为一个无知的妄人撕掉，兴致也就索然。（我顶痛恨一个人打断我的工作！）关于司马迁之思想和艺术方面，则怀着畏难更大。接着我健康上和心情上最恶劣的时候来了，我很少写东西，教书生活也放弃了，我离开了住久了的沙坪坝，迁到北碚，北碚自然是鸟语花香的地方，可是与我似乎没有什么相关，日本投降虽给我了一时的兴奋，也苦为时极暂。——三十四年是这样空白地过去了。到了三十五年的春天，我只身飞到了南京，心情和健康都慢慢好转，头两个月在忙我的翻译康德《判断力批判》的工作，到了四月，我决计推开一切，全力写《司马迁》，首先把第一章补写起来了，十分高兴，果然写得很顺利，到了五月底，就又把思想和艺术的方面也完成了，结论也写出了，两月的工夫得了十二万字，在我自己是最得意的记录，而全书告成了！南京不是我怎么喜爱的地方，可是回想起写作时面对着的鸡鸣寺以及玄武湖上的风光，却也恋恋！有人问我写作时的参考书怎么样？我很惭愧，老实说，一点儿也不博！有人有着《史记会注考证》，可是锁在箱子里，不借给人看。学校里有一部，可是被一位去职的先生拿走了十分之六，我有什么办法？我在写完《司马迁》以后的四个月到了北平，多少买了点书，关于《史记》的也有十几种，《史记会注考证》即在其中。但仔细看下去，这些书也似乎没有什么可以改动我的全文的地方。我只好解嘲地说：阿Q不是会唱“手拿钢鞭将你打”，也不曾有人教吗？我也有“无师自通”的地方啊！况且，我认为，史料不可贵，可贵的是在史料中所看出的意义，因此，历史不该只在求广，而且在求深！近人动辄以参考书多少为计较，我便不太重视了。自然，我有叨惠于前人的地方，书中多已随文注明。现在我只想特别提出，给我启发最多的是姚祖恩（《史记菁华录》的著者，只有最近朱佩弦和叶圣陶两先生在所编的《略读指导举隅》中才为他说了几句公道话，我在论及《屈原贾生列传》或《魏其武安侯列传》时得到他的提示之益尤大）和张裕钊（我所说的奇兵律，即由他之批《平准书》而得），他们对于《史记》的贡献，我想以后作《史记研究书目提要》时再为表彰吧。同时，我却也可以坦白地承认，我们比以前人占便宜处，是我们懂得了体系化，但他们的功劳究竟是值得感谢的。又有人见我分别发表了的本书的几章时，曾问我：是不是在大学里正开“史记研究”的课？我也只有笑了。第一是，现在的大学里就是有“史记研究”的课，也不许我这样讲法，他们要的是版本，是训诂，是甲说乙说，而自己不说，甚而有的人只以点点“句读”为事，充其量不过摇头摆尾地讲讲“义法”，如此而已。我们这样讲法，却是“无本之学”，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哪里可以在大学里讲？第二是，我写一部东西，很少是基于外在的动机，却往往基于自己的一点创作欲求。在我创作冲动不强烈时，我不能写；在我酝酿不成熟时，我不能写；在我没感到和自己的生命有着共鸣时，我也根本不能选择了作为我写作的对象。——我管什么大学里有没有这门课？在我写作时的确经过了些艰辛，可是写完了，校完了，也觉得仍是十分空虚，仿佛有一种莫明其妙地若有所失之感似的。只是在初写时，最不满意的是关于李陵案的一章，谁知在重校时，我却为这一章哭了，泪水一直模糊着我的眼。那一天是中秋的上午，我自己也觉得好笑。自己看自己的作品原不足为凭，有时希望太切，就容易格外不满，又有时不免溺爱，也就有些过分的宽容。总之，写过的东西，颇有些像疮痕，非不得已是不大愿意再去揭开的。——是非还是诉诸读者吧！本书的书名，原想叫《抒情诗人司马迁及其悲剧》，这是因为初意只在传记，而传记的中心是在李陵案。后来因为论《史记》各篇著作先后的一文写得太长，想改为《司马迁和史记》，以表示“人”与“作品”并重。但以后写风格的分析时是占了更大的比重了，所以终于定名为《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人格与风格也有一个共同中心，那就是“浪漫的自然主义”。本也想把这个形容词加在书名上，可是那就更累赘了，而且不如现在这样有点含蓄，虽然我是不惯于，也不肯，要什么含蓄的。去年十月五号到北平，现在恰恰一年了。校完了这稿子，在感到这稿子本身的空虚之外，才觉得来了北平还没做什么事之愧耻，是更有些怅怅然了。想到最初写此稿时，我的朋友蔚初所给的鼓励之大，这鼓励令我永不能忘却，现在远隔万里，就谨以此书作为纪念，祝她康乐，祝她勤奋地写作吧。叶圣陶先生和开明书店的好意，也一并谢谢！三十六年十月三日，夜深人静，皓月当空，长之记于北平广济寺第一章 司马迁及其时代精神
一 伟大的时代我们常听人讲“唐诗、晋字、汉文章”，这就是说每一个时代各有它的特别卓绝的艺术的。假若艺术活动乃是人类精神活动的顶点的话，这三种艺术也可说都是那每一个时代的各别的精华了。在这每一种精华里，逢巧都有一个集中地表现了的伟大人物，这就是杜甫、王羲之和司马迁！我们当然可以从各方面去看司马迁，但即单以文章论，他也已是可以不朽了！试想在中国的诗人（广义的诗人，但也是真正意义的诗人）中，有谁能像司马迁那样有着广博的学识，深刻的眼光，丰富的体验，雄伟的气魄呢？试问又有谁像司马迁那样具有大量的同情，却又有那样有力的讽刺，以压抑的情感的洪流，而使用着最造型的史诗性的笔锋，出之以唱叹的抒情诗的旋律的呢？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再没有第二人！司马迁使中国散文永远不朽了！司马迁使以没有史诗为遗憾的中国古代文坛依然令人觉得灿烂而可以自傲了！司马迁使到了他的笔下的人类的活动永远常新，使到了他的笔下的人类的情感，特别是寂寞和不平，永远带有生命，司马迁使可以和亚历山大相比的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也显得平凡而黯然无光了！这样一个伟大的诗人，（真的，我们只可能称司马迁是诗人，而且是抒情诗人！）让我们首先想到的，乃是他那伟大的时代。我们说司马迁的时代伟大，我们的意思是说他那一个时代处处是新鲜丰富而且强有力！奇花异草的种子固然重要，而培养的土壤也太重要了！产生或培养司马迁的土壤也毕竟不是寻常的。二 楚文化的胜利按照我们的考证，司马迁应该生在公元前一三五年，这就是汉武帝建元六年。（关于这一节的辩论，我们放在这文字的附录。）这时离汉朝的初立（公元前二〇六年）只有七十多年的光景，一切政治或文化上的规模还没有十分成为定型，所以司马迁也可以说多少还能够呼吸着“先秦”的学术精神或者气息的。许多大师的流风余韵应该对司马迁并不生疏，而活得较为老寿的人物像伏生、申公，更几乎年代和司马迁相接。伏生是秦博士，申公曾见过汉高祖，这恰是可以传递先秦的文化的人，和他们同年辈的人也一定还不在少。——这样便可以想象司马迁和先秦的精神之衔接了。不过我们大可注意的是，汉的文化并不接自周、秦，而是接自楚，还有齐。原来就政治上说，打倒暴秦的是汉；但就文化上说，得到胜利的乃是楚。这一点必须详加说明，然后才能了解司马迁的先驱实在是屈原。不错，在公元前二九七年，楚怀王被囚于秦而死，但后来过了九十年左右项羽起来反抗秦，依然找到了楚怀王的孙子，立为“楚怀王”，才能号召。可见楚的势力——精神上的势力——之大了。当时陈涉起事也称为张楚，张楚就是张大楚国。楚国爱国的诗人屈原虽然在郢都被破（公元前二七九年）后不久就自杀了，可是从另一方面说，就正是像表现在屈原身上的楚人爱国的情绪似的，推翻了暴秦，报了仇。“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句话假若当作一种象征的意义看，是应验了！就精神上看，楚实在是直接继续秦而统治着的，汉不过是一个执行上的傀儡而已。我们试举几件事情看：第一，语言，汉代承袭着楚的语言。例如当时称公即是楚语，而司马迁为太史令又称太史公者，也是因楚语而然。（据朱希祖说，见其《中国史学通论》。）当时有所谓楚声，可知楚语有很大的势力。第二，风俗习惯，有许多是得自楚的。例如中国古代是尚右的，楚人却尚左，后来中国人也尚左了，这关键就在汉。（可参看蒋锡昌《老子校诂》页二一一。）在汉时还有所谓楚冠，也很盛行。第三，楚歌、楚舞，在汉代流行起来。不唯项羽会作那楚辞式的歌，“力拔山兮气盖世”；就是汉高祖，也会作楚辞式的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到了汉高祖看到戚夫人的儿子赵王如意不得立为太子了，便又对戚夫人说：“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见《史记·留侯世家》。）第四，从漆画的艺术看，汉之承继楚的文化处尤为显著。在许多年前，日本在朝鲜乐浪郡所发现的彩箧冢中的许多漆器，让我们看到汉代那样笔势飞动的人物画。可是在抗日战争发动的头几年，我国学者商承祚却在长沙又发现了楚国漆器，我们在那上面便看到同样的笔意飞动的人物画。——那精神是多么相像！例子不必再多举了，楚人的文化实在是汉人精神的骨子。这种文化的特质是什么呢？假若我们和周代的文化比，那就更容易了解。周的文化可说最近于数量的、科学的、理智的、秩序的。具体的例子像按爵位及事情性质不同而用的圭（有大圭、镇圭、躬圭、桓圭、琬圭、琰圭之别），像按器用不同而有一定比例的合金（《考工记》所谓“金有六齐”）；街道吧，是像诗人所说“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小雅·大东》）。他们的精神重在凝重坚实，那农业社会的精神状态乃是像诗人所歌咏的农作物似的：“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大雅·生民》）这种凝重坚实的文化的最好代表可以看铜器，尤其是鼎。楚文化和这恰可以作一个对照。它是奔放的、飞跃的、轻飘的、流动的，最好的象征可说就是漆画了。这两种文化，也可说一是色彩学的，一是几何学的。在周文化那里，仿佛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在楚文化这里，却是像“青黄杂糅”的大橘林似的，鲜艳夺目。简单一句话，周文化是古典的，楚文化是很浪漫的。就是这种浪漫的文化征服了汉代，而司马迁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至于楚文化何以在汉代有这样大的势力，我们似乎也可以看出一些成为原因的事实来。第一，我们必须注意到楚的实力之大，苏秦所谓“从合则楚王，衡成则秦帝”，可知唯一能和秦对立的只有楚。第二，我们必须考虑到楚国的民气之盛，报仇心之切。我们看范增初见项梁时的谈话：“陈胜败固当，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返，楚人怜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今陈胜首事，不立楚后而自立，其势不长。今君起江东，楚蜂起之将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将，为能立楚后也。”项梁听了他的话，才把楚怀王的孙子——一个牧羊儿——找了来，又立为怀王，以为号召。可见楚的潜势力了。第三，我们不要忽略楚国占地之广。自从两次迁都后，楚国已经扩张到了现在江苏的北部；在某一种意义上说，刘邦一班人已经是楚人，不要说项羽了。第四，在汉高祖九年（公元前一九八年）曾把楚的贵族昭、屈、景、怀迁入关中。这一方面固见出楚的势力仍不可侮，另一方面却也见出这是楚文化之直接对汉代的传递。大凡一个时代的文化，往往有一个最显著的共同特点，这就是时代精神。汉代——特别是西汉的时代精神，就是浪漫情调，而楚文化者恰与这切合，自然为人所热烈吸取了。假若再问何以楚国产生的文化是那样的？我们可以说经济力的膨胀乃是一个大因素。我们试看春申君客人的豪奢吧！“赵平原君使人于春申君，春申君舍之于上舍。赵使欲夸楚，为玳瑁簪，刀剑室以珠玉饰之，请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余人，其上客皆蹑珠履，以见赵使，赵使大惭。”（《史记·春申君列传》）再看《招魂》《大招》里的铺陈，那生活的豪华富贵更不难想象。在这样的经济条件之下所产生的文化一定是浪漫的，正如在农村的勤苦生活之下所产生的文化一定是古典的。我们用这同样的原因不唯可说明楚，而且可说明齐，又可说明一部分的秦，更可说明汉代文化的本身。三 齐 学齐也是一个在经济上富裕的地方，它所发展的文化，也和楚十分相似，便又同样为汉所吸收。我们试看齐、楚两国人同样善于想象，齐人邹衍有海外九州之说，楚人屈原也有“九州安错？川谷何洿？”之问，这都是“闳大不经”，而且“迂怪”的，此其一。齐人喜欢讲“隐”（如淳于髡用“三年不飞不鸣的鸟”来谏齐威王，齐客用“海大鱼”来谏靖郭君），楚人也喜欢讲“隐”（如伍举也曾用三年不飞不鸣的鸟来谏楚庄王），此其二。齐国最发达的是兵家，战国时的兵家几乎全是齐人，如司马穰苴、孙武、孙膑，一直到蒙恬，都可以为例。他们兵家所最爱讲的是术，是知白守黑，是人先我后（因为谁先作战，谁就有被第三者看穿了实力的危险），而楚国的哲学却就从兵家一转而为形上学，这就是后来的《老子》，此其三。在这些和楚国文化相似之点上，却也正是浪漫精神的寄托。闳大不经，不用说是浪漫精神，因为那其中含有想象力的驰骋，无限的追求故。隐语也是浪漫精神的一端，因为这正是一种曲折，正是追求实质的古典精神的反面。至于兵家，兵家是所谓出奇制胜的，“奇”又恰是浪漫精神之最露骨的表现。因为齐、楚文化有这样的接近，所以楚国的正统文人如屈原辈也往往是亲齐派。屈原本人就曾三次出使过齐国。这样一来，齐、楚文化的联系就更密切了。说到齐，我们就更容易想到鲁。齐、鲁虽然相距很近，而文化系统上却是绝然两事。正如齐、楚的文化为一系一样，鲁乃是和周为一系的。鲁几乎是周文化的一个保存所，试看在公元前五四四年，吴国的季札到了鲁，就听见了周的音乐。又过了四年，就是公元前五四〇年，晋国的韩宣子又到鲁国，便看见了“易象”和“春秋”，他高兴地说：“周礼尽在鲁矣！吾今乃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我们必须了解周、鲁的文化这样密切，才能够明白产生在鲁国的孔子是那样羡慕周，一则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二则说：“吾其为东周乎！”三则说：“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正如周与楚之相对立似的，鲁与齐在文化上也是对立的。即以经学论，便有鲁学、齐学之分。同是解《春秋》，《公羊传》那么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何休《春秋公羊解诂》序），《穀梁传》便非常谨愿而很少夸张了。这就是因为公羊是齐学，穀梁是鲁学呵！（班固《汉书·艺文志》注）以孔、孟二人而论，孔子是纯然鲁国精神的，而孟子却多少染了一些齐气。——孟在齐较久。西汉的经学多半是齐学。你看《春秋》吧，《史记》上说：“汉兴在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公羊是齐学，我们已经说过的了。《易》则“本之杨何之家”，杨何是齐人，而且杨何是自田何传来的，田何也是齐人。《书》是传自济南伏生，济南也是齐地。《诗》之中，大师有辕固生，辕固生也是齐人，而且“诸齐人以《诗》显贵”。只有《礼》是传自鲁高堂生，可称为鲁学，然而实际上订汉代礼仪的却是叔孙通，而叔孙通的为人，不唯有齐气，而且变服改为楚装，以悦汉高祖，这就尤其是低首于齐、楚一系的文化的了。以上是就经学范围以内说，也可以说是就儒家范围以内说，是如此，假如就儒家以外看，则西汉最盛的学术是黄老，黄老也是齐学。照《史记》上说：“乐氏之族有乐瑕公、乐臣公，赵且为秦所灭，亡之齐高密。乐臣公善修黄帝、老子之言，显闻于齐，称贤师。”又说：“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均见《乐毅列传》）可见齐是黄老之学的大本营。同时我很怀疑黄老之学的黄、老原先并非指黄帝、老子，而是指张良所见的黄石公。黄石公也不一定真有这个人，却可能是张良所假托的。我们要注意的是黄石公教给他的一卷书是什么书？原来是封在齐地的姜太公的兵法。又要注意张良所说的黄石公的最后归宿是什么地方？原来是齐地的济北谷城下。这无异于透露了一个破绽，就是这一套学问乃是来自齐地。大概是张良学自齐地（也许就在东见仓海君的时候），后来张良却不公开这个来源，因此托名黄石公。黄石公是张良自述的一个神话，当然是他编造的。张良是秦、汉间人，造了这个圯上老人黄石公以后，于是到了汉初，便有“黄老”这个名称了。后来的“黄老派”也的确是拿兵家的道理而应用在人事上的。不管我这个推测错不错，汉朝盛行的是黄老，而黄老之学是齐学，这是没有问题的。至于汉初的黄老势力，那是大极了！不但汉高祖时代的张良、陈平、曹参是“黄老派”，就是汉高祖本人讲斗智不斗力，能以退求进，能欲取先予，也是深得黄老三昧的。这样一直到了汉武帝建元五年（公元前一三六年，是司马迁生年的前一年）才死去的景帝母亲窦太后，以及武帝时直言敢谏的汲黯，好推举人才的郑当时，还有田叔、直不疑、邓章、王生等，都是“黄老派”。我们再拆穿了说，西汉何尝有真儒家？秦时的儒家已经和方士不分，所以我们在现在虽然称秦始皇坑儒，在西汉却称秦坑术士。（《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伍被谏淮南王的话便有：“昔秦绝先生之道，杀术士，燔诗书。”《儒林列传》里太史公也说：“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何尝称为儒？）就是在《秦始皇本纪》里，记载秦始皇大怒道：“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徒奸利相告日闻，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被坑的哪里是纯粹的儒家？到了西汉，书呆子式的儒家固有，但当权的儒家都是方士和“黄老派”合流的人物。试看为汉代制礼仪的叔孙通，弟子们骂他“专言大猾”，意思就是夸大而狡猾，而他骂那说他面谈的两个鲁生却是“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无怪乎司马迁讥讽他说“大直若诎，道固委蛇，盖谓是乎？”这哪里是儒家，简直是黄老！再一个提倡儒学的人物，就是公孙弘，由于他的请求，“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可是他根本是一个多诈的齐人。起初放猪，四十岁以后才学《春秋》杂说。他是从来“不肯面折人过”的，《史记》上说他只是“缘饰以儒术”。他和汲黯同时去见皇帝，总是“汲黯先发之，弘推其后”，而且和别的大臣本来议好的事情，见了皇帝，他也每每“皆倍其约，以顺上旨”。他的真面目是：“外宽内深，诸尝与弘有隙者，虽详与善，阴报其祸。”这难道不是一个典型的“黄老派”吗？我们不妨再提出大家公认为是儒家的董仲舒，这是在公元前一四〇年向汉武帝建议“《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之法，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的，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罢黜百家，把儒术定于一尊的大功臣，可是他的为人怎么样呢？虽然号称“廉直”，可是受了打击，也就竟“不敢复言灾异”了！所以这也仍然是“黄老式”的人物。在汉武帝心目中，儒家也仍然是方士之流，所以当“群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禅事”时，便“尽罢群儒不用”（见《封禅书》）了！这样看来，从汉高祖一直到汉武帝，儒家并没有被重视，事实上这些方士和黄老合流的人物也不值得重视，痛快地说，西汉并没有真儒家，滔滔天下者乃是黄老，黄老是齐学！除了当时在经学上是齐学，在黄老上是齐学之外，当时的宗教更是齐学。我们刚才说当时的儒家多半是方士和“黄老派”的合流，而方士又大多是齐人。像汉武帝时著名的方士如少翁、栾大、公孙卿、丁公等，都是齐人。原来终始五德之运的学说，就是开始于齐人邹衍，为秦始皇所听得入耳而采用，又为汉文帝所向往，到了汉武帝就完成了巡狩封禅改历服色等事的。这一串的把戏，是发源于齐。再说汉代所崇敬的神，原是一些地方神，随着政治上的统一，这些神也被统一了。这些地方神中有大部分神是齐神，如所谓八神之属：“一曰天主，祠天齐，天齐渊水，居临菑南郊山下者。二曰地主，祠太山、梁父。盖天好阴，祠之必于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畤；地贵阳，祭之必于泽中圆丘云。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东平陆监乡，齐之西境也。四曰阴主，祠三山。（《索隐》：顾氏案《地理志》，东莱曲成有参山，即此三山。）五曰阳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之莱山，皆在齐北，并勃海。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集解》韦昭曰：“成山在东莱。”）最居齐东北隅，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时主，祠琅邪。琅邪在齐东方，盖岁之所始。”（《史记·封禅书》）这就是齐人的宗教体系，秦始皇追求于此，汉武帝也追求于此。至于所谓封禅者，不过在八神之中，特别提出在泰山、梁父的地方神而加以崇礼而已。从一方面说，这种地方神因秦而有统一于中央之势，因汉而有统一于中央之实，但是反过来，实在不如说是这地方性的宗教恰正统一着汉人的信仰。这也可以说是齐学的又一表现了。总之，汉代的经学，黄老，宗教，被浸润着齐学的成分。经学作用了汉人的学术，黄老支配了汉代的政治，宗教风靡了汉家的君臣。齐学的力量多么大！我们说过，齐、楚文化是一系，都是浪漫精神的代表，那么，汉代在楚文化的胜利之余，又加上齐，真是如虎添翼，自然可以造成浪漫文化的奇观了。四 异国情调和经济势力的膨胀然而还不止此。浪漫精神大抵是偏于幻想、追求新奇的，于是异域的文化的倾慕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成分。逢巧在汉武帝的时代又大通西域，所以许多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风俗便被介绍进来了。我们就看《史记·大宛列传》上所记的异国情调吧：“安息……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王死，辄更钱效王面焉。画革旁行，以为书记。”这种雕刻人像的钱币，横行的文字，也就是西洋现在的样子，和中国那时的见闻是太有距离了，在那时的人看来，一定是十分有趣的。况且，“条枝，在安息西数千里……而安息役属之以为外国，国善眩”。眩就是魔术，所谓吞刀吐火、植瓜种树、屠人截马一类的戏法，这又是中国人所不曾饱过眼福的。还有呢，“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馆旁，尽种蒲陶、苜蓿极望。——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须髯。善市贾，争分铢。俗贵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决正。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钱器。”这真煞是好看，他们的蒲陶、苜蓿也带进来了，一种就种一大片，望不到边儿。那副深眼多须的样子，斤斤较量的精神，尊重女权的风俗，这是和东方多么成为对照的呢！浪漫精神是追求异域情调的，而异域情调又丰富了浪漫精神的营养，西汉之为西汉，我们是大可想象了！然而又还不止此。助长浪漫精神的另一因素乃是经济力的膨胀。而西汉在这上面又是条件具备的。我们且看司马迁的记载：“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平准书》）大凡人在不得解决现实问题的时候，就要先解决现实的问题；迨现实的问题既已解决，就要去满足理想、幻象、想象了。这后者是产生浪漫文化的最重要的条件。楚如此，齐如此，西汉（尤其是武帝时代）更如此。我在以前说这也可以部分地说明秦者，是因为秦虽物产不丰，但也据有一个商业中心（这就是李斯所谓：“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假若秦能维持久一些，她也是依然会循着齐、楚文化的线索而前进的。现在，她却是只作了汉文化的前奏而已了！五 这个时代的象征人物——汉武帝在这浪漫精神的大时代里，那些人物都是怎样呢？我们不妨从楚文化的最后一个代表人物说起，那就是项羽。这真是一个天马横空的人物，他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因为剑是一人敌不足学，要学是学万人敌，那就是兵法。学兵法大喜，可是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他身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他的作战完全以气胜。他带三万精兵，就打败了汉高祖的五十六万大军。他是道地的英雄色彩，他要与汉高祖决战，他说：“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只要他一出马，让交战的人目不敢视，手不敢发，只有逃走。到了失败的时候，他爱的只有美人与名马，他会对美人和名马唱歌，慷慨悲泣，一洒英雄之泪。最后他会以二十八匹马还摆作阵势而突围，仍然以少胜多，证明自己之不败。他爱的名马，送了好汉；他自己的头颅，也送给老朋友。他是自杀，他不能受辱。这一个叱咤风云的英雄在起事时，才二十四岁；到拔剑自刎时，也才三十一岁。他所代表的是狂飙式的青年精神，他处处要冲开形式。他是浪漫精神的绝好典型。他的魄力和豪气就是培养司马迁的精神的氛围，他的人格与司马迁在精神上是最有着共鸣的！——所以《项羽本纪》写得那样好！项羽死于公元前二〇二年，这距司马迁之生还有半世纪，所以这不过在楚文化的精神上是一线相递，鼓舞着司马迁而已。另一个和司马迁的年代相接的人物却是李广，在李广自杀时（公元前一一九年），司马迁年十七。李广也可以说是项羽的化身。他同样是失败的英雄，他同样有豪气，他同样是“才气天下无双”。他的豪气也同样是冲开了形式，表现着浪漫的浓厚气息，他带兵是没有部伍行阵的，“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击刁斗以自卫，莫府省约文书籍事”。他有无比的勇气，他曾以四千人被十倍的匈奴所包围，兵死了一半，箭也光了，到黄昏的时候，别人都吓得面无人色，但他意气自如。他又有超绝的体力和射法，曾射箭穿石，以为是老虎。平常善射虎，虎也常常伤着他。这样的人最后也失败了，而且也是自杀。他这浪漫的精神是同样和司马迁的内心有着深深的契合的。——所以《李将军列传》又写得那样出色！然而项羽和李广却都还不能比另一个屹立于司马迁之旁，差不多和司马迁相终始，更能作为这一个时代的象征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