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现代政治史论(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王振锁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日本现代政治史论(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试读：

“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出版说明

序章

日本的历史与中国不能同日而语，但若从弥生时代算起，也历经两千余年，其间主要是漫长的封建社会，明治维新以后才进入近现代社会，此后的历史也就是日本的近现代历史。

近现代日本政治史，也始自明治维新，但作为前史，应从幕藩体制的解体和幕末政治开始述及。幕末和明治维新至今已有140余年，其间日本从一个幕藩割据的封建社会走向现代民主制国家，虽历经多次反复与曲折，但就总的趋势来看，近现代日本政治史仍是一部走向政治民主化和现代化的发展史。

一 近现代日本政治史的基本脉络和主要内容

140余年的近现代日本政治史，大体可以划分为如下五个阶段。（一）从幕藩体制到明治宪法体制

幕藩体制是德川幕府建立之后的基本统治方式，在整个江户时代，德川家的世袭将军是日本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但天皇作为创造日本国家的神的子孙，在江户时代仍是封建秩序的最高精神权威，历任将军的“征夷大将军”称号也都是由天皇授予的。

为防止幕藩体制的瓦解，德川幕府先后实行了三次幕政改革，即享保改革、宽政改革和天保改革。三次改革，除享保改革取得一定成效外，宽政、天保两次改革均未成功。此外，幕府末期的多次农民起义也从根本上打击了德川幕府的统治基础。

在对外关系方面，德川幕府的基本政策是“锁国”，美国决定以武力迫使日本开国，佩里两次率“黑船”驶入江户湾，要求日本“开国”。面对威压，1854年幕府被迫签署了《日美亲善条约》。通过《日美亲善条约》的签订，美国迫使日本走出了开国的第一步。随后，英、俄、荷等国援引美国先例，陆续胁迫幕府签订了类似的“亲善条约”，这意味着延续200余年的幕府的锁国体制彻底崩溃。

在幕藩体制内部矛盾加剧以及西方列强施加外部压力的背景下，德川幕府采取了开国政策。在当时的各种政治思潮中，“尊王攘夷论”逐渐在幕末政治潮流中居于主流地位，成为推翻幕府政权的重要思想武器。

为了维护幕府统治和对抗尊王攘夷运动，幕府采取了“公武合体”政策，试图协调幕府与朝廷之间的关系。为此，他们积极推进朝廷与幕府之间的政治联姻，在西南强藩中，长州藩、萨摩藩相继借公武合体运动进入中央政界。

以萨长两藩为核心的倒幕势力，高举“大政奉还”的旗帜，于1868年发动了“王政复古”政变，并最终通过戊辰战争消灭了幕府势力。戊辰战争的终结，标志着德川幕府的彻底灭亡和明治新政府的最后胜利。

明治时代（1868—1912）的前半期，是日本由封建幕藩体制国家向近代中央集权国家的过渡期。明治初期，在日本国内形势动荡不安的背景下，政府推行了如下的一系列政治改革，以巩固政权基础并建设近代国家。

明治天皇颁布的《五条誓文》表现出建设近代国家的积极精神。新政府公布的《政体书》，规定实行太政官体制，此后，太政官体制随着日本国内形势的变化又历经数次调整。“奉还版籍”和“废藩置县”在日本的近代化历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第一，它彻底消除了封建领主的分散割据状态，完成了国家和民族的统一；第二，它保障了改革措施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加速了日本的资本主义化进程。“秩禄处分”与“士族授产”则是新政府进行的对封建等级身份制度的改革。

为了摆脱落后地位，明治政府在改造封建国家旧体制的同时，积极推进国家的近代化建设，提出了“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三大政策。“征韩论”问题则是明治政府在国家近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巨大政治挑战，政府内部围绕着“征韩论”问题发生了严重分歧。分歧实质上反映了政府内部保守派与急进派在今后施政指导方针上的论争，即“内主外从”还是“外主内从”。该问题如何发展直接影响到政府的存在。

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即《明治宪法》，在日本政治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在亚洲各国中，《明治宪法》是第一部宪法，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另一方面，它所规定的日本近代天皇制，是藩阀专制的延续和发展，其本质是借天皇大权之名，维护特权财阀利益，由极少数军阀、官僚、贵族实行寡头专制。《明治宪法》的最大特点是“天皇中心主义”，其最大弊端也在于“天皇中心主义”，尤其是“天皇统率陆海军”和“天皇决定陆海军之编制及常备兵额”的规定，使得军权独立于国家行政权力系统之外，军权对施政权的干预度，使它时时处在政权的“监护人”与“接管者”的地位，给国家政治生活蒙上了浓重的军国主义阴影，最终给整个国家和社会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这一体制本身所孕育的特殊权力，反过来成为了体制的掘墓人。（二）走向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体制

明治初年日本政府就提出了“大力充实军备，耀国威于海外”的方针，随后逐步确立了向中国和朝鲜进行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

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是日本明治政权对中国所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日本资本主义由此迅速发展并开始向帝国主义过渡。甲午战争结束后，日本开始作为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员参与瓜分世界，直至发动了日俄战争（1904—1905）。日俄战争是一次帝国主义战争，以日俄战争为转折点，战后日本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表明日本开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相比，日本是一个既具军事性，又具封建性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

随着日本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军部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军事部门直属天皇；军队有“帷幄上奏”权，并可以操纵内阁，左右国政。一方面，日本政府通过各种途径对国民进行所谓“爱国主义”教育，用武士道精神“武装”国民的头脑；另一方面，用暴力手段对人民实行法西斯统治。对内从政治上和思想上压制民众的觉醒，对外镇压殖民地的民族运动，朝着强化反动体制的方向越走越远。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对日本来说是一个天赐良机。这次大战中，日本垄断资本急剧膨胀起来，日本帝国一跃变成世界五强之一。伴随资产阶级现代化的进程，日本国内政治形势也发生了变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久，日本一批法西斯分子发起了一个“国家改造”运动。在日本陆军和海军内部，都出现了国家改造运动的核心人物和组织。右翼团体也与军部相互呼应，投入到国家改造运动。与此同时，改造国家是与对外侵略相辅相成的，1931年侵华战争的爆发就是证明。

在这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不仅要继续扩大侵华战争，而且企图对亚洲、太平洋地区其他国家进行侵略扩张。相继爆发的全面侵华战争（1937—1945）和太平洋战争（1941—1945），就是贯彻实施这项侵略方案的必然结果，这表明天皇法西斯专政已基本形成。

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在国内建立了战争体制，近卫内阁实行所谓国民精神总动员，决心要发动一场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近卫新体制是典型的日本式法西斯统治体制。新体制运动的出现，标志着日本式的法西斯独裁体制的确立。

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法西斯统治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东条内阁为加强法西斯的大政翼赞体制，把各个部门管辖的法西斯团体都划归大政翼赞会领导，并建立了自上而下的统一的法西斯自治系统。（三）美国的占领与旧金山体制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由美国单独占领。美国政府公布的《日本投降后美国初期对日方针》的基本精神是在日本推行“民主化”和“非军事化”政策。

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决定采取通过日本政府进行统治的间接占领方式。实行间接统治而不实行军政，这就是美国对日本的占领体制。

美国占领当局实施了一系列民主化政策，促使日本的旧统治体制迅速解体。主要包括：解除日军武装；保障思想、宗教、言论、集会的自由；废除《治安维持法》等一系列剥夺自由的法律、敕令及法规；释放政治犯；废除秘密警察及一切言论统制机构；罢免内务大臣、警视总监、特高警察等官吏。这标志着天皇制国家的治安机构解体，日本向民主化道路迈出了第一步。

随后，麦克阿瑟下达了“五大改革”指令，承认妇女参政权，修改《众议院议员选举法》，着手制定《工会法》，废除军国主义教育，实行国家与神道分离，冻结皇室财产，解散超国家主义团体等。还有解散财阀、解除公职、农地改革以及修改宪法等重大改革指令。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简称盟总）向日本政府下达的《关于解除不适宜从事公务者公职之备忘录》和《关于废除政党、政治结社、协会及其他团体之备忘录》，即“解除公职令”，是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以民主化和非军事化为目标的日本战后改革中占有重要一页，对日本战后政党的形成和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

吉田内阁时代（1948—1954）在日本战后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为日后日本的政局稳定和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吉田时代完成了三件大事：一是战后日本经济复兴与自立；二是《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简称《旧金山和约》）的签订；三是日本的重新武装初具规模。这三件大事，都与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息息相关。可以说，追随美国的全球战略和维护日美关系是吉田时代推行各项内外政策的基石。

1951年《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的签订，意味着日本在法律上取得独立，建立了“旧金山体制”。但这也是日本在政治上、军事上对美从属的开始。

如果说战后初期的日本群众运动，是以经济斗争为主，那么，进入1950年代以后，随着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改变与日本政府反民主路线的贯彻执行，尤其是《旧金山和约》签订、旧金山体制建立以后，日本人民的群众运动明显地表现为以政治斗争为主的和平民主运动。反对美军基地是这一时期的主要斗争形式之一。1950年代初期的群众运动，是日本新宪法中和平、民主精神的具体体现和实践，对吉田内阁的反民主路线起到重要的制约作用。（四）“五五年体制”的确立与自民党“一党优位制”

鸠山内阁时期（1954—1956）在日本战后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因为无论从经济上讲还是从政治上讲，它都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在经济上，日本经过十年恢复，从此开始进入高速增长的起飞阶段；外交上，实现了日苏邦交正常化和加入联合国，为日本走向国际社会迈出了第一步。“五五年体制”也始于鸠山内阁时期。

社会党是日本战后成立最早的政党。但由于其成分复杂，政见不一，1950年以后，左、右两派决裂，成立了右派社会党和左派社会党，这种分裂状态大约持续了4年之久。

朝鲜战争结束以后，日本政府推行了一系列倒行逆施的反民主路线和重新武装政策。为此，左、右两派社会党意识到有必要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这股逆流。经过4年分裂之后，社会党又最终实现了统一。

保守党的合并，原因是多方面的：社会党特别是左派社会党日益强大，两派社会党统一的动向加强，甚至有可能出现社会党政权，日本财界对此深感不安，力促保守党合并；在保守党方面，很多人也在积极推进保守联合。于是社会党统一1个月后，自由、民主两党举行自由民主党成立大会，这样，一个统一的保守新党从此诞生。

政治上，由于左右两派社会党的统一和自由、民主两大保守党合并为自民党，日本形成长达30多年的“五五年体制”。从此，开始了长达38年的自民党长期政权，确立了自民党“一党优位制”。1957年岸信介内阁的建立，意味着“五五年体制”从政治上所要达到的目标基本完成。

岸信介内阁时期（1957—1960）确立了所谓“岸体制”，对革新政党和人民群众运动采取强硬姿态。岸信介强行修改《日美安保条约》，新《安保条约》增强了日美军事同盟的危险性，所以导致日本人民如火如荼的反安保斗争。

反安保斗争作为日本“战后”型反体制斗争，是最大的一次，同时也是最后一次。以后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人民生活的迅速提高，再没有出现过如此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自民党在安保斗争中的最大经验教训，就是避免重新突出政治主义，而走经济优先的道路。这一政策的具体体现者就是取岸信介而代之的首相池田勇人。池田内阁采取“低姿态”政策，提出“宽容与忍耐”的口号，使政府以“中庸”面孔示人。池田的经济优先政策主要体现为对内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对外实行进口贸易自由化政策。

1960年代至1970年代连续执政7年8个月的佐藤政权，基本上继承了池田内阁经济高速增长的政策，是自民党政权的黄金时代，1968年日本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佐藤之所以能长期执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时代的恩惠与机遇。

1970年代初至1980年代初的10余年间，是自民党政权动荡的10年，其间，田中内阁因“金权政治”败露而下台，出现了有名的大平正芳和福田赳夫之间的“大福之争”。大平内阁时期经历了惊心动魄的“四十天抗争”，大平正芳心力交瘁死于任上。大平之死，使自民党在众参两院同时选举中取得了出乎预料的胜利。

在“保革伯仲”的有利形势下，各在野党开始探讨成立联合政权的可能性。但围绕联合政权构想，在野党意见不一，各行其是，不但帮助自民党得以维持政权，而且将原来共同努力建立起来的“革新自治体”推向了解体。

1980年代长期执政的中曾根内阁的内外政策既代表了上层垄断资本的阶级利益，也反映了下层民众不断滋长的“大国意识”，顺应了日本社会发展的潮流，其“1986年体制”论，是一种设想自民党作为优势政党连续执政的体制。

中曾根康弘是个典型的保守主义政治家，一贯主张修改宪法。中曾根内阁所推行的“战后政治总决算”，在国内政策方面，主要包括实行行政、财政、教育三大改革，并大幅度调整防卫政策，增加防卫经费。在对外关系方面，追求其政治大国的发展目标，拓宽亚太外交、协调南北关系。中曾根内阁提出的“战后政治总决算”口号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做政治大国。中曾根长期政权不仅确立了“政治大国”的发展目标、实现了政治转折，而且国内政局发展较为平稳、内阁支持率较高，是自民党“一党优位制”演变历程中的又一个“黄金期”。

1989年是日本政坛动荡之年。昭和天皇裕仁“驾崩”，皇太子明仁即位，改年号为“平成”。宇野宗佑继任自民党总裁，在“绯闻事件”和参议院选举失败的压力下引咎辞职，成为仅存在67天的“超短命”内阁。

继任的海部内阁力主“政治改革”，以求打破“金权政治”体制，所以海部内阁支持率较高。但他也正因为其推行政治改革的“新政”形象而被迫下台。

其后上台的宫泽内阁的主要政绩，是在公明、社民两党的支持下通过了《协助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法案》（简称PKO法案），从此揭开了自卫队向海外派兵的序幕。但宫泽内阁一直为金丸事件等“金权政治”丑闻所困扰，由此产生的政治改革压力不仅促使自民党局部分裂，而且导致执政长达38年之久的自民党政权垮台。（五）联合政权与“后自民党时代”

1993年自民党下台后，日本七党一派共同组成了以日本新党代表细川护熙为首相的“非自民党”联合政权，从此，日本政局进入了错综复杂、变幻莫测的联合政权时代。

一般认为，细川内阁通过的“政治改革相关四法案”是“保守维新”，虽然推动了日本保守政治的进一步发展，但有很大的局限性。“先天不足”的羽田孜内阁执政不到两个月便匆匆辞职。村山联合内阁的成立，既是自战后初期片山内阁以来再次组成的以社会党为首的内阁，也是自民党下野10个月后重新执掌政权的开始。严重对立的自民、社会两党联手组建新政权，表明冷战后日本政党政治中的意识形态因素进一步淡化，权力争夺成为影响政界分化改组的主要因素。

在村山内阁期间，执政的社会党反而一直处于衰退之中，这是因为政党地位的变化迫使执政的社会党不得不大幅度调整该党先前的方针政策，而社会党基本路线的转变，对社会党自身势力的发展产生了严重消极影响。最后社会党也正式更名为社会民主党（“社民党”）。

1994年，9个在野党派共同创建“新进党”，成为一支能与自民党相抗衡的强大势力。新进党的成立，标志着1990年代初期新党林立的局面暂告结束，并极大地推动了日本政界分化改组的进程。

以中央省厅重组为核心的行政改革，是桥本龙太郎内阁的主要业绩。日本国会通过的《中央省厅等重组基本法》，确立了中央行政机构改革的基本法律依据。中央行政机构改革的主要内容是精简行政机构、减员增效、强化内阁机能，突出首相的领导作用和主导地位，创立独立行政法人制度等。

1997年，新进党解体，次年成立的民主党以“民主、中道”作为政治理念，成为仅次于自民党的第二大政党。民主党的崛起，反映了日本社会政治发展的倾向，即从中央集权型政治向大众民主政治形态的转变。

进入21世纪，小泉内阁以“彻底改革派”姿态出现，对经济、财政、行政、社会政治等领域进行了“没有禁区的改革”，改革力度大，范围广泛。完成道路公团民营化改革之后，重点转向邮政民营化。小泉内阁所推行的“结构改革”历程，尽管一波三折，但对日本经济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小泉内阁在对外关系方面，将日美同盟作为日本外交的基轴，大力推行亲美外交。在强化日美同盟的框架下，日本的政治、军事大国化步伐进一步加快，政治右倾化倾向明显增强。小泉提出修改宪法、为自卫队正名、参拜靖国神社等具有浓厚“鹰派”色彩的政治主张，并将其视为“无禁区改革”的一部分。

小泉首相提出的“改变自民党”的口号和推行的“结构改革”路线，目的是重新巩固自民党的执政党地位。“小泉效应”及其“另类性格”与以往历任首相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深受日本国民的欢迎和期待，内阁支持率较高，对自民党势力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但为了适应社会多元化进程并维持执政党地位，未来自民党仍必须不断加强执政党能力建设。

二 近现代日本政治的两面性

如上所述，纵观近现代日本政治史，历经100多年，经过若干曲折和坎坷，日本终于从一个封建社会转化为具有现代文明的法制社会和民主国家。要而言之，作为主线，近现代日本政治史，就是一部政治民主化与现代化的历史。但是，毋庸置疑，在100多年的政治民主化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作为副线，又始终凸显着极端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新国家主义的思潮和行动。近现代日本政治史明显地具有这样的两面性。

作为主线，近现代日本政治史上，历次重大政治变革和制度革新都是对政治民主化和现代化的极大促进。在这一过程中，自由民权运[1]动、“大正德谟克拉西”和二战后新宪法下的政治改革这三次政治民主化高潮就是其突出表现。

自由民权运动是明治前期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它反对专制政府，要求参政权、开设国会、实施自由民主、制订宪法、减轻地税和修改条约。自由民权运动由上而下在全国范围内发展，推动了立宪体制的最终确立，在日本的近代化进程中具有积极意义。

自由民权运动的兴起，在日本国内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当时，日本国内新兴的中小资产阶级、地主、一般工商业者等社会阶层为了确保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迫切要求拥有政治发言权，以便自身的经济利益得到保障。即使包括农民在内的下层民众，也要求彻底废除封建制度，实行一些新的改革，以便摆脱贫困和不安。他们构成了自由民权运动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同时，自明治初期以来，欧美各国的宪政主义、自由主义、国家主义等思想相继传入日本，产生影响，并逐渐演变为一种反政府的政治理念。另一方面，明治政府也在探讨如何学习欧美各国的近代国家制度，以便取得“君民共治”的成果，最终实现确保民族独立的国家目标。因此，对日本而言，自由民权运动顺应了民族、民主的时代潮流。

大正时期（1912—1926）是一个社会激烈动荡、价值观多元化、多种政治思潮竞存、重新探索国家发展方向的重要历史时期。“大正德谟克拉西”是继自由民权运动之后，日本政治史上第二次民主化高潮。

如果说明治初期“文明开化”思潮是推动日本现代化的精神动力，那么，“民本主义”思潮作为“大正德谟克拉西”的灵魂，则进一步推动了日本的现代化进程。可以说，“德谟克拉西”在近代成为资产阶级主张“尊重人权”和“自由、平等、博爱”，号召从贵族压迫中求解放的标语口号，19世纪以后则成为无产阶级主张从资产阶级的压迫中求解放的标语口号。而且，在19世纪后期，“德谟克拉西”不局限于政治，甚至在经济上、产业上、教育上和精神上等社会所有方面都有了相应的主张。[2]

在大正时期，日本国内发生了“米骚动”，出现了普选运动的高潮，兴起以打破官僚势力为宗旨的护宪运动和政党政治，同时也出现了社会主义思潮以及无政府主义。

大正初期的“德谟克拉西”思想和运动，是以民本主义为中心而展开的，“德谟克拉西论争”也是围绕民本主义进行的。所谓民本主义，就是说，不管从法理层面上讲主权属于谁，在行使这一主权时，在主权的运用上，必须把重心放在普通民众的利益、幸福及其意向方面。这一定义显然包含两方面的内容：第一是政权运用的目的在于普通民众的利益；第二是在运用政权、决定方针政策时，必须遵从普通民众的意愿。换言之，第一是“为人民的政治”，第二是“由人民决定的政治”。这就是民本主义所要求的两大纲领。

大正时期的政治思潮异常活跃，其内容大体可分为六类：国家主义和皇室中心主义思潮、民本主义思潮、极端国家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理想主义思潮、社会主义及马克思主义思潮。民本主义思潮是“大正德谟克拉西”的主要指导思潮，是大正时期民主运动的主流思潮，在整个运动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思想，在大正时期整体政治思潮中居于主流地位，很快成为大正民主运动的指导思想。由于他的思想代表了广大中小资产阶级及广大民众的利益，所以“民本主义”思想能够团结民众。由于“民本主义”巧妙地回避了“国家主权所在”的问题，因而能避免与天皇制及《明治宪法》的正面冲突，其主张能够得到统治者的认可，所以“民本主义”获取了最大的政治实效。就“民本主义思潮”在大正时期政治思潮中的地位及作用而言，在战前日本社会中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可以说，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的要求也为二战后日本民主改革奠定了战前基础。

二战后，《日本国宪法》的制定是日本战后政治改革的最重要内容，重新制定的《日本国宪法》标志着日本开始全面实行西方现代民主制。新宪法从国民主权主义、和平主义、尊重基本人权这三大原理出发，集中反映了资产阶级思想理论体系，是一部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宪法，从而在日本首次确立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政治体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新宪法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象征天皇制”；二是放弃战争和非军事化。

新宪法第一条开宗明义规定：“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其地位以主权所在的全体国民的意志为依据。”宪法虽然也规定天皇有权公布宪法修正案、法律、政令及条约，召集和解散国会，公布举行国会议员的选举等，但这些权力的行使，必须“根据内阁的建议与承认”，“天皇只能行使本宪法所规定的有关国事行为，并无国政的权能”。这样，天皇由战前的“神圣不可侵犯”变为“日本国的象征”，从明治宪法体制时的总揽国家大权的顶点地位降至新宪法体制中无任何实际权力的象征性元首地位。这就是战后的“象征天皇制”，也有人称其为“虚君国会内阁制”。

新宪法的第二个特点是放弃战争和非军事化。宪法第九条规定：“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这一非军事化条款可以说是日本新宪法的最大特色。宪法第九条反映了当时反法西斯联盟各国铲除日本军国主义的要求与愿望，同时也是日本政府和人民对从战争走向失败这一惨痛道路反思的结果。

吉田内阁根据《日本国宪法》的有关规定，制定了一系列与之相应的法律。其主要内容如下：改革议会制度，国会成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和唯一的立法机关，真正体现了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三权分立”的政治原则；改革内阁制度，内阁成为名副其实的议院内阁，一切行政事宜均由内阁处理，内阁权力大大加强；改革地方自治制度，使地方自治制度在较大程度上排除了中央集权官僚的束缚，强化了地方自治的权力。

此外，新宪法体制下的政治改革还有：改革选举制度（包括地方选举制度的改革）；改革司法制度，制定了《法院法》和《检查厅法》，规定一切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及其下属法院，使得最高法院成为与国会、内阁并列的独立机构，排除了国会和内阁对司法的干涉，实现了三权分立；制定了《国家公务员法》，把战前的官吏制度改称为公务员制度，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现代化国家和地方公务员管理体制。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作为副线，在日本政治史的全过程中，又始终凸显着极端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新国家主义的思潮和行动，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民族主义是近代以来最强大的政治和社会力量之一。它的存在价值，首先在于能最大限度地聚合一个国家或民族的能量，即具有无限的统合民众的功能。因此，近代历史上，它曾作为面临外压或被压迫的民族的一种意识形态，在抵抗外来侵略而实现民族独立方面，发挥了积极进步的作用。

然而，民族主义永远是一把“双刃剑”，它的负面价值表现为极端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以牺牲个人权利和自由为前提，这种现象在近代日本尤为严重。明治政府从政治、法律、教育等各个方向，自上而下推行反动的官方民族主义，即树立天皇及国家的绝对主义地位，倡导绝对的“忠”“孝”伦理，以此来统合国内的民众。这便是日本近代天皇制极端民族主义诞生的历史土壤。

近代日本通过对外扩张，把民众的能量引向亚洲国家。到甲午战争前后，日本便形成了整个国家规模的反动，其民族主义也发展为它的极端形态——天皇制军国主义。甲午战争是极端民族主义确立起来的主要标志，也是近代日本走向封建军事帝国主义的开端。以甲午战争为标志，日本近代极端民族主义规定了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方向，其破坏性能量最终以法西斯主义的形式在20世纪显示出来，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无法抹去的痛苦记忆。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军队和民间都相继建立了不少法西斯组织，发起国家改造运动，策划一系列军事政变事件。政府机构也逐渐法西斯化：对内实行法西斯专政，扩军备战，使国民经济进一步军事化；对外积极准备发动侵略战争。

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为了在国内建立战争体制，保证因扩大战争而急需的庞大兵力和军需物资，近卫内阁开展了法西斯总动员运动，实行所谓国民精神总动员。近卫新体制是典型的日本式法西斯统治体制，新体制运动的出现，标志着日本式的法西斯独裁体制的确立。

近卫新体制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取缔一切政党，由各资产阶级政党的右翼领导人联合组成“促进新体制同志大会”，强调建立适应新体制需要的政治团体；第二，鼓吹一国一党的法西斯新党运动，提出“一君万民”的国体精神，建立日本式的自上而下的法西斯天皇制体制；第三，建立大政翼赞会，通过这个组织系统去实现天皇制法西斯政治；第四，建立镇压和统治各界人民群众的“报国会”，利用这种“报国会”对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团体强制实行法西斯专制统治；第五，把议会变成翼赞议会，成立“翼赞议员同盟”，控制议会的活动；第六，建立经济新体制。

东条内阁取代近卫内阁后，解散了一切政党和工农团体，把部落会、町内会、邻组等基层组织纳入大政翼赞会，从而完成了统治体制的法西斯改组，以实现高度国防国家体制。在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法西斯统治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长达15年的侵略战争，最后以失败而告终。

日本的战败宣告了极端国家主义的彻底失败。旧体制被摧毁，取而代之以全新的体制，但支撑那个旧体制的思想，却不可能通过一场战争的胜负决定其去留。旧体制中的既得利益者纠合到一起，以各种复归旧体制的形式来进行抵制。战后这部分人对新体制的抵制，以及向战前国家主义内容的部分复归，可以视为战后日本新国家主义的出发点。但时过境迁，完全复归战前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些人改头换面，力求复活旧体制中他们认为至关重要的那部分内容。

这种以部分改变内容形式但实际以复活战前国家主义为显著特征的新国家主义在战后一直都没有停止过。然而，碍于国内外形势，这股逆流从1960年代开始不得不变为一种蛰伏的潜流。这股逆流再次以新的面目登场始于1980年代的中曾根政权。

中曾根政权的“战后政治总决算”，宣告日本战后政治发展已经告一段落，在面向未来，以树立政治大国为目标的层面上，可以说代表了当时乃至其后日本人的某种期待和向往。中曾根政权的新国家主义主张，既有政治大国的新主张，也有宣传天皇意识形态、参拜靖国神社等复活战前国家主义意识的某些成分，因而受到国内外的强烈反对，使其所谓新国家主义政治大大受挫。

新国家主义成为日本社会的主要思潮之一是从1990年代开始的。新国家主义思潮和改革思潮兴起的直接原因是国际、国内冷战结构的崩溃。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剧变，一直与自民党对立的社会党处境十分不利，被迫进行体制和基本政策的转换。社会党的这一举动使其与自民党的区别模糊不清，自身衰落下去，乃至更名为在国会中无足轻重的社民党。民主党在基本政策上与自民党没有明显的区别。现在各政党中，除日本共产党外，其他各党区别已经很不明显。

与各政党的意识形态色彩淡化相辅相成，日本国民中也出现了总体保守化、非意识形态化的现象。最鲜明的标志是庞大的无党派阶层的出现，无党派阶层占日本选民的一半以上。这说明，日本国民开始渐渐远离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政治。注释[1]“大正德谟克拉西”是指大正时期民主运动和民主思想，始于第一次护宪运动（1912—1913），止于第二次护宪运动（1924—1925），其内容是要求实现资产阶级立宪民主政治，反对专制主义统治和扩军备战的军国主义统治。[2]米骚动，是日本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因米价上涨而引起的全国性人民暴动。这次运动历时53天，波及1道3府38县，参加人数达数百万人，数万人被捕。

三 日本式政治民主化的主要特点

纵观世界近现代史，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民主化和现代化，都不是轻而易举和一蹴而就的，都要经过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付出沉重的代价。而且，由于国情不同，每个国家的民主化道路是千差万别的，其特点也是各种各样的。

日本作为亚洲第一个实现政治民主化和现代化的国家，具有其自身的若干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外力因素发挥了尤其重要的作用。

民主是对整个国家和民族而言的，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的。所以，一般来说，民主政治不会自发运转，它需要外在力量的推动。所谓外在力量，一是指来自国内的自下而上的群众力量，二是指来自国外的强制性推动力。就日本而言，前者突出体现在明治维新后不久的自由民权运动，后者则突出体现在二战后美国占领下实行的政治改革。

一般地说，颁布宪法、开设国会、举行普选、实行政党内阁制度，是近代政治民主化的重要标志。日本的明治维新为资本主义现代化提供了条件，采取了诸如“废藩置县”“秩禄处分”“地税改革”等一系列旨在破坏封建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等资产阶级性改革措施，然而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却没有随即推行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化的政策。

日本的政治现代化起步于1870至1880年代的自由民权运动。自由民权运动是继明治维新之后的一次资产阶级政治改革运动，其目的是要促使明治政府继续完成政治上的资产阶级改革，建立立宪君主制，加快政治现代化的步伐，以适应日本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的需要。自由民权运动在扩大明治维新资产阶级改革的深度和范围上，发挥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日本战后初期的政治民主化进程是在美国占领当局一手操纵下进行的。战后初期的政治民主化措施，都是在美国占领当局直接命令下进行的。美国的《日本投降后美国初期对日方针》的基本精神就是在日本推行“民主化”和“非军事化”政策，提倡个人自由，特别是宗教、集会、言论和出版自由，尊重基本人权，鼓励日本人民建立民主团体，从日本社会体制中铲除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残余，从而使日本社会走向现代化。

战后日本宪法的修改也是在美国占领当局的直接干预下实现的。日本政府在修宪问题上，与占领当局讨价还价，在最初起草的宪法草案中，只是对旧宪法作了某些词句上的改动，依然保留天皇及其特权。美国占领当局起草的《日本国宪法草案》规定：“天皇是国家的象征，又是国民统一的象征……不拥有政治上的权限。”草案还规定，日本“绝不允许设置陆、海、空军及其他战斗力”，“废弃作为国家主权的战争”。

占领当局要求日本政府必须按这个草案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迫于占领当局的强大压力，终于完成并公布了《宪法修正草案纲要》。这一草案表面上由日本政府制定并公布，实际上完全是按照占领当局的意愿行事的。吉田内阁时期在新宪法体制下实行的一系列政治改革，也是在美国占领当局的掌控下进行的。可以说，没有美国占领这一外在条件，战后日本的民主化改革是不可能这样顺利、成功和彻底的。

第二，天皇制一直存在，但战前、战后的天皇制有本质区别。

一种权威和制度，在一个国家内能够长期地延续和发展，自然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日本的天皇和天皇制也不例外。

日本天皇制的发展分为古代天皇制、近代天皇制和现代天皇制。古代天皇制的形成代表着日本社会从奴隶社会迈入封建社会。在古代天皇制发展的过程中，并非天皇都有实权，权力在很长的时间内分别旁落到外戚、贵族以及武家幕府手中，直到明治维新天皇才又重新掌权。

近代天皇制肇始于明治维新，意味着日本社会从封建走向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社会。明治宪法的出台标志着近代天皇制的确立，在这个制度中，天皇是国家权力的中心和顶峰，帝国议会、内阁、枢密院和军部四根支柱构成了国家机器的主体，使得天皇大权独揽，如同封建时代的君王。

现代的天皇制是在美国占领日本的外力压迫下产生的。美国占领当局在经过利益权衡之后，没有废除天皇制。之所以如此，首先是担心一旦废除天皇制，将会引起日本人对美国和占领军的仇恨，从而给实施体现美国意图的占领政策带来困难；其次，担心废除天皇制的做法将在客观上鼓励日本进步势力的发展，这对美国来说，当然是不能容忍的。但是，如果天皇制全盘保留下来，不仅将为反法西斯盟国所不容，也将是美国自己的一大隐患。于是美国把天皇作为无任何实权的“象征”保留了下来。天皇成为日本人统合的象征，且被美军与保守政党所利用。

战后日本的天皇，虽然处于象征性国家元首的地位，但仍要处理很多政务，尤其是外交事务。据说，天皇每年平均处理各类文件大约在一千件以上，另外要出席各类仪式、会议，接见外国宾客等。时至今日，世界帝制接连崩溃，除日本外，目前没有任何国家存在“皇帝”（Emperor），也可以说，日本天皇是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最后的“皇帝”。

总之，日本天皇制是日本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一大特色，战前“绝对王权”的天皇制和战后的“象征天皇制”有着根本的区别，而日本天皇的影响力也随着时代的推移而越来越弱。

第三，战后日本基本上是自民党“一党独大”。

西方现代政治民主的基本元素是两大资产阶级政党轮流执政，但日本的情况却不同，在战后大部分时间里，基本上是自民党“一党独大”的局面，其他在野党只是在国会中发挥着制约作用。

在战后初期的10年里，虽然一度“乱党林立”，但政党势力的主体还是以自由党和民主党为首的保守政党，战后初期的政治民主化改革，也基本上是通过这些保守政党政权来实现的。

在长达38年的“五五年体制”时期，政权由保守政党牢牢地把握，但同时也包容了一部分社会民主主义的内含（构建福利国家、救济弱势群体等）。为此，一方面镇压日本共产党过激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这一点在“五五年体制”成立之前就基本做到了），一方面允许稳健的社会主义政党（具体说是社会党）在议会制民主范围内的活动，实现了保守党优位的“两大政党制”。“万年在野党”社会党在国会的势力大约相当于自民党的二分之一，所以实际上是一又二分之一政党制。在野党通过院内外斗争，加速了日本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1993年，执政长达38年之久的自民党政权跨台，代之以多党联合政权。但是，日本政党政治体制的这次变革，本质上只是新旧保守势力之间的政权易手，新保守政治势力取代了传统保守政治势力，政权的阶级性质没有任何改变，日本政治从“保革对立”进入了“保保竞争”时代。从政党体制的角度看，“五五年体制”的本质是日本自民党的“一党优位制”。“五五年体制”的崩溃，则意味着日本社会的多元化和一党支配下的民主“变形”。

自民党下台后不久，便又以联合政权的形式重掌权柄，进入所谓后自民党时代，直至今日，实际上是形成了新的自民党“一党优位制”。

新进党的解体，意味着冷战后在日本建立“两大政党制”的进程严重受挫。新进党解散后一分为八，日本政界再度出现小党林立的局面。在野党势力的分散化，使得原本遭到削弱的自民党的执政党地位相对增强。

现在，民主党以“民主、中道”作为政治理念，成为仅次于自民党的第二大政党。民主党的崛起，反映了日本社会政治发展的倾向，即从中央集权型政治向大众民主政治形态的转变。

以“彻底改革派”自居的小泉内阁所推行的“结构改革”对日本经济的发展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巩固了自民党的执政党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小泉的政治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第一章 战前的日本政治体制

一 战前日本政党的兴起

战后日本的多数政党，追根溯源，大都发端于战前。

1868年，明治政府推翻德川幕府封建统治之后，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此后，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资产阶级改革，这就是“明治维新”。但是明治政府的改革很不彻底，保留了诸多封建和半封建因素。其中，大资产阶级、大寄生地主阶级与农民群众和中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对立成为当时的主要矛盾。自由民权运动就是在这种社会矛盾背景下产生的。

自由民权运动的产生与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也有着密切的关系。明治政府在发展资本主义的同时，大量吸收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这些西方文明，既有英国的功利主义，也有法国的天赋人权论等自由民主思想。在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下，以板垣退助等人为代表，在日本兴起了一场以天赋人权思想为依据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自由民权运动。

日本政党的发端，肇始于自由民权运动。1874年（明治七年）1月12日，由因倡议征韩论失败而下野的四参议板垣退助、后藤象二郎、江藤新平、副岛种臣，以及从欧洲考察议院制度回国的小室信夫[1]和古泽滋等组织了“爱国公党”，这是日本最先成立的政党。

板垣退助等人之所以采用“公党”一词，是当时的士族自负以天下政治为己任，标榜与此前以争夺政权为目的的“私党”或“朋党”有所区别。严格说来，从当时的党员构成来看，因多属士族，所以爱国公党还不能算是“现代政党”，而属“名望家政党”的性质。正如欧美的政党是从“名望家政党”转化为“现代政党”那样，日本政党的最初形态也是一种“名望家”士族阶层，是为了对抗掌握政权的政府而组织的一种政治性俱乐部，后来才发展为现代政党的形式。

爱国公党在宣告成立的《本誓》中发表了关于权利的宣言，强调说：“天之生斯民也，即赋以不可移易之通义权理。此通义权理，乃天所均赐人民者，不可以人力移夺者也。”指出“我国数百年以来，封建武断之制，以其民为奴隶之余弊，尚未全部消除”，“苟不由此[2]改正，则欲扬我国威，富我国民，焉能得哉？”爱国公党打算以“通义权理”为跳板，引导“奴隶”之“民”走向“爱君爱国之道”，成为“自主自由、独立不受压制之人民”。利用这样产生出来的国民力量，实现“扬我国威，富我国人”的富国强兵。

1月18日，爱国公党以8人的名义向左院提出《建议设立民选议院建白书》。建白书的宗旨是“鼓舞天下士气”，引导“驯服”的人民走向“维持、振兴天下之道”；要求设立“民选议院”作为人民参政的场所；制定“定律”（宪法），以确定以参政权为核心的“通义权理”，从而阻止“有司恣意横行”。这里所说的民选议院，“不外是整顿与完善原来由各藩推选议员的议院体制，试图扩大解释《五条誓文》的内容而已”，“既非由此建立新的议院，又非立即普及人民直接选举代表的权利，而只是使士族与豪农、豪商暂时单享此项权利而[3]已”。

爱国公党的《建议设立民选议院建白书》，在日本启蒙思想家中引起很大反响，他们对建白书纷纷提出了各自的见解。这些反响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以明六社成员加藤弘之所代表的尚早论；另一种是津田真道所代表的赞成论。加藤弘之认为，在“开化未全之我邦”设立民选议院为时尚早；津田真道则认为，设立民选议院，目的在于促进开化，振兴“国家之元气”，从而振作“国威”，这和爱国公党建议设立民选议院以“鼓舞天下士气”的意图是一致的。

在禁止结社的日本组织起来的爱国公党，明确提出了由人民选举的代表组成立法机构。尽管这里所指的人民还只是“豪农、豪商和士族”，但仍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当《建议设立民选议院建白书》被政府拒绝时，自由民权运动这一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便以此为导火线发展起来。

爱国公党约历时半年，便因政府的镇压而被迫解散。1874年2月，[4]爱国公党发起人之一江藤新平因“佐贺之乱”被判处枭刑。同年4月，板垣退助等人回到故乡高知县创立了“立志社”，作为推动自由民权运动的主体。1875年2月，以立志社为核心，各地政治团体汇集于大阪，建立了“爱国社”。《爱国社协议书》称：“今日召开此次会议，经过互相研究和磋商，欲以伸张各自的自主权利，尽人类应尽的义务，小则保全一身一家，大则维护天下国家之道，增进天皇陛下的[5]尊荣与福祉，使我帝国与欧美列国并峙屹立。”

日本政府对爱国社的成立及其活动有所畏惧，为瓦解自由民权运动，劝诱板垣退助再度入阁任参议。板垣入阁后不久，爱国社解散。1878年4月，自由民权派决定以立志社为核心重建爱国社。9月11日，在大阪召开了重建爱国社第一次代表大会，有数十人参加，他们大部分是旧爱国社的有关人员。《复兴协议书》也与旧爱国社的“协议书”基本一样，没有要求开设国会和自由民权的字样。1879年3月，在大阪召开了第二次大会，由来自18个县21个社的80余名代表参加，其中绝大多数是九州和四国的士族结社的代表。

1879年9月，爱国社又在大阪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大会，由19个社的代表参加。会议决定在第四次大会前拟出开设国会的请愿书，要求开设国会的请愿运动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展开。1880年3月15日至4月8日，爱国社在大阪召开第四次大会，全国2府22县的114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与会代表决定这次大会改称“国会期成同盟”第一次大会。大会向日本政府递交了《开设国会请愿书》，提出扩大资产阶级民主、确立政治自由等要求。该请愿书虽遭政府拒绝，但引起全国性请愿活动的高涨。据统计，仅在1880年1年内，各地提交的建议书、请愿书就有85件，全国34个县的24.6万人在上面签了名。

在这种形势下，国会期成同盟和全国各地的政治团体有了很大发展。1880年11月10日，国会期成同盟在东京召开大会，加入同盟的人数达13万余人，大会决定以人民的实力争取开设国会。可以说，[6]这是日本真正意义上政党的起源。因为参加这次大会的不仅限于国会期成同盟的人，所以这次会议不叫同盟第二次大会，而称为大日本[7]有志公会。在这次会议上，有人曾提议建立自由党，但以几票之差被否决。接着，在同一时期召开的爱国社会议上，代表们提议解散爱国社而成立新党。进入12月，制定出《自由党建立盟约》4条，可以认为这是自由党的起步。但是，各派对立和竞争使党首和组织都没有确定下来。自由党名副其实的正式建立，应该说是在1881年10月。

随着国会期成同盟等民权派开设国会的要求不断高涨，引起政府内当权派的意见分裂。参议伊藤博文主张采取渐进方式，而参议大隈重信因受福泽谕吉的影响而主张立即开设，两派对立日渐加深，结果1881年10月，以大隈重信为首的少数派被逐出政府，确立了以伊藤博文为中心的萨长藩阀政权。这次政局动荡及同一时期一系列人事更迭，被称为“明治十四年政变”。

这次政变后，政府立即发布诏书，允诺1890年开设国会，用以缓和舆论。为此，在野各团体立即着手组织政党，以备将来参加立宪政治。1881年10月1日，到东京参加有志公会会议的板垣退助、后藤象二郎、中岛信行等人开会，决定成立自由党，随后着手起草组织条例。10月18日召开自由党成立大会，会上通过了《自由党盟约》和《自由党章程》。自由党的成立，在日本近代政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8]义，可以说，从自由党成立起，日本才有近于完备的正式政党。

在当时农民占八成的日本社会，报纸是扩大政党势力的主要武器。自由党党报《自由新闻》创刊于1882年6月，每年度发行量超过100万份，作为一个政党的报纸，这样的发行量在当时还是相当可观的，当时最大的报纸《读卖新闻》也不过500万份左右。

自由党成立不久，就遭到日本政府的镇压。1882年2月，福岛县令三岛通庸到任伊始便对其心腹说：“我是从政府秉承三项密令来赴任的，扑灭自由党为其一，援助帝政党为其二，修筑道路为其三。”[9]

1882年6月，日本政府为镇压自由民权运动和自由党，对《集会条例》作了修改，加重了惩罚的条款，规定集会不得“公开议论政治”，并下令解散政党社团。1883年4月修改的《新闻报纸条例》，命令报纸发行人交纳保证金；因报刊的报道而犯罪时，报刊员工及负责人均按共犯处理。

自由党成立之后，经过1年多的活动，加深了同下层农民和中小商品生产者的联系，得到显著的发展。但政府慑于其激进的政策，采取了镇压和怀柔的两手政策。在这一政策面前，自由党领导人中开始出现动摇甚至脱党现象。首先是自由党领导人板垣退助和后藤象二郎。在伊藤博文和外相井上馨的劝诱下，板垣和后藤决定出国历访欧洲，从而引起党内的坚决反对，导致党内分裂，党的机关报《自由新闻》编辑部长马场辰猪等人为此愤然脱党，板垣作为自由民权运动象征的形象也大受影响。

板垣的出国，是政府蓄谋分裂自由党领导层的策略。板垣出国前留下的《漫游欧洲宗旨书》强调“今日为农闲之时”，认定“我党所谓国家多事之秋不在今日”，并预计“我国形势愈益危急、愈益紧蹙[10]之时，应在他日”。但是，就在板垣出国的1882年11月10日，政府在福岛县袭击了自由党的基层组织，给自由党的组织以致命的打击。

在政府软硬兼施的政策下，自由党内部发生对立与分裂。上层领导干部改良主义色彩渐浓，下层党员日益激进化，党内分为左右两派。与此同时，明治政府趁机挑拨自由党和立宪改进党的关系，激化两党的对立。

1883年6月，板垣和后藤回国。但他们没有针对政府的镇压行为采取相应措施，而是认为当时那样搞民权运动的做法已落后于时代，主张在必然到来的立宪制下，要“上下合作”“官民协调”。这说明自由党领导层的方向已经发生变化。如果说政府是朝着建立立宪制度每日每月都在前进，那么自由党则在逐日逐月地倒退。回国后的板垣，未能收拾党内外的混乱局面，自由党面临分崩离析的危机，朝着解散的道路上走去。

由于政府种种镇压和党内纷争，自由党领导人决定解散自由党。自由党从正式成立起，到1884年10月29日解散止，正好存在了3年，[11]党的总理始终是阪垣退助，解散时党员也不过2200余人。而且，自由党成立的目的是为响应政府诏书的号召，为开设国会进行政党活动，而不是想把自由民权运动进行下去。自由党是由中小地主、富农、非特权工商业者和士族出身的激进知识分子、民权主义的代表、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组成的全国性政党，其纲领是谋求扩大自由、保障权利、增进幸福、改善社会，为确立良好的立宪政体而努力。但由于自由党内包括各个阶级和阶层的人物，所以党内思想也是各种各样的，既有人主张包括武装起义在内的反体制运动，也有人主张通过武力侵略亚洲，还有人主张应参加到政权中去。

1882年4月，自由民权人士中的渐进派推举被逐出政府的大隈重信为总理，成立“立宪改进党”。如其名所示，该党不希望进行激进的变革，主张渐进的政治改良。其成员多半属于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主要地盘在城市，包括城市工商业者、地方大地主、知识分子和三菱之类的大资产阶级，提倡采取英国式的政治理论及制度，坚决反对自由党主张的共和政体，要求实行限制选举、两院制和政党内阁制。

应该说，改进党在反对藩阀政府的斗争中，与自由党的目标是一致的。建党初期，在有关日本对外关系问题上，自由党和改进党都主张实行和平中立政策，反对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两党的立场也是基本一致的。

自由党和改进党的建立，奠定了后来日本两大政党的基础，标志着战前日本两大资产阶级政党体系的形成。两党成立之初，为对抗自由党和立宪改进党，在伊藤博文等的授意下，由福地源一郎等人组成“立宪帝政党”，参加者多为政府官员、旧士族和大地主等保守势力，对自由党和立宪改进党进行攻击。该党声称其主张和内阁方针完全一致，所以被称为“御用政党”。翌年，按照政府的旨意，立宪帝政党宣布解散。

1884年10月29日，自由党在大阪召开了解散党的大会。在建党3周年的纪念日，自由党结束了仅有3岁的历史。自由党解散后不久，改进党亦因内部不统一，总理大隈重信和副总理河野敏镰于1884年12月脱党，至此，立宪改进党实际上也处于解散状态。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