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多尔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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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我们看不见的光——无权利试读：
零 1944年8月7日
1944年8月7日传单
黄昏，它们自空中倾泻而下，飘过城墙、掠过屋顶。它们在夹道里穿梭，在路面上旋转，白花花地从碎石路上一闪而过。上面写着：“紧急通知：居民们，马上撤离。”
潮涨月升。十五过后，月色微黄。在东海岸边，海滨酒店的屋顶上和后花园里，六门美国迫击炮隐身其中，炮弹上膛，蓄势待发。
1944年8月7日轰炸机
午夜，它们飞过海峡。一共十二架，都以歌曲的名字命名：“星尘”（Stardust）、“暴风雪”（Stormy Weather）、“心情”（In the Mood）和“带枪的妈妈”（Pistol-Packin’ Mama）。遥远的海面上涌动着一波波白色的浪花。很快，领航员就捕捉到了月光照耀下的群岛。
法国。
机舱内的通话系统刺刺啦啦地响起来。轰炸机小心翼翼地，甚至是慢吞吞地降低了高度。高射炮的火光在海岸上起起落落，划破暗夜。漆黑的海面上，舰船残骸隐约可见，一艘丢了船头，一艘还在冒烟。离海最近的岛上，失魂落魄的羊群在岩石间窜来窜去。
机舱内，每个投弹手盯住一个窗口，默数着“四、五、六、七”，一直到“二十”为止。在他们眼中，正在逼近的那座围着花岗岩城墙的小岛之城不过就是一颗可恶的虫牙——发黑、变坏、脓肿，必须拔掉。
1944年8月7日女孩
位于城中一角的沃博雷尔街4号，凸立着一座六层高的窄楼。在楼的顶层，双目失明的十六岁女孩玛丽洛尔·勒布朗跪在一张矮桌上。桌面上有一副全城的微缩模型，有城墙内成百上千的房屋店铺，有大教堂带孔的尖塔，有圣马洛雄伟的古堡，有沿海一排排竖着烟囱的人家；杜摩勒海滩上探出一个狭长的木码头，海鲜市场吊着简易的网眼顶棚，小广场里散布着类似苹果籽大小的长凳。
玛丽洛尔的指尖沿着一厘米宽的城墙行走，画出一条凹凸不平的曲线，把整座城市圈在其中。她摸到了四门指向大海的礼炮，它们就露天摆放在城墙顶上。“奥朗德堡”。她一边嘟囔着，一边顺着小楼梯摸索下去，“科迪尔街，雅克·卡捷街。”
屋角摆着两只盛满水的铁桶，满得快要溢出来了。叔祖父曾经告诫她要尽量让桶里的水一直满着。三层的浴缸也是满的。谁知道什么时候又停水呢。
玛丽洛尔的手指游荡回教堂的塔尖，南面就是迪南门了。整个晚上她都在模型上手游，等待叔祖父艾蒂安回来，这房子是他的。前一天晚上，他在女孩睡觉的时候出去了，直到现在也没回来。又是晚上了，时钟又转过一天，整个街区悄无声息，可是，她无法入睡。
玛丽洛尔能听到此刻还在三英里之外的轰炸机，越来越强的静电干扰，以及贝壳里的轰鸣声。
她打开卧室的窗户，飞机的噪声更清晰了。夜晚本该是寂静无声的：没有引擎声，没有说话声，也没有咔嗒咔嗒的响动。今夜，的确没有汽笛声，没有脚步声，就连海鸥也安静了。只剩下潮水的声音。六层楼下，一个街区之外，大浪不停地拍打着城墙根儿。
有其他的声音。
有东西轻轻落下的声音，非常近。她熟练地打开左手的百叶窗，手指准确地伸进夹条。有一张纸卡在那里。
她把纸举到鼻子前。墨香，也许是汽油。纸声清脆，表明它在外面的时间不长。
玛丽洛尔穿着袜子站在窗边，身后就是她的卧室。在她的房间里，贝壳摆在衣柜顶上；鹅卵石沿着护壁板排成一行；手杖立在墙角；盲文版的长篇小说扣在床上。飞机的轰鸣声越来越大。
1944年8月7日男孩
向北移动五条街。满头白发的维尔纳·普芬尼希——一名十八岁的德国二等兵，被微弱的、时隐时现的噪声吵醒，好像咕噜咕噜的声音。远处的玻璃窗上，苍蝇扑棱着翅膀。
他在哪儿？淡淡的炮油的芳香，新炮弹箱的原木味儿，旧床罩的樟脑味——他在酒店里。没错。L’hôtel des Abeilles，“蜜蜂酒店”。
深夜，天亮还早。
海边传来刺耳的警报声和轰隆隆的声音；开炮了。
一名负责防空的下士迅速冲向走廊直奔楼梯口，对着楼上大声喊“快去地下室”。维尔纳拧亮战地灯，卷起毯子塞进背包，下楼。
不久前，蜜蜂酒店还是一个让人流连忘返的地方：外墙上悬挂着明亮的蓝色百叶窗；餐厅里摆放着冰镇的牡蛎；酒吧里，布列塔尼服务生一丝不苟地挂起锃亮的玻璃杯。这里有二十一间海景房，大堂里还有一个货车大小的壁炉。周末的时候，巴黎人总要过来喝几杯。前几年，共和国的部长、副部长、修道院院长和海军将领等人都来过。再早几个世纪，这里是海盗、杀人犯、劫匪、外来掠夺者和水手的避风港。
至少五个世纪前，这儿曾经是一名船长的家，根本不是什么酒店。那个船长家底殷实，有自己的武装船队。可是，后来他放弃了劫掠的行当，跑到圣马洛外的牧场研究蜜蜂。他从蜂巢里取出蜂蜜直接食用，还写写画画地作了记录。直到现在，橡木门梁上还雕刻着大黄蜂的图案，庭院里攀缠着常青藤的喷泉也是蜂巢的样子。维尔纳喜欢楼上顶级豪华客房天花板上的壁画。它们一共是五幅，已经褪色，画面里的蜜蜂像孩子一样大小，在蓝色的幕布下扇动着翅膀。大个儿的雄蜂懒洋洋的，工蜂的翅膀透着光亮——六边形浴缸上方的天花板上横卧着一只九英尺长的多眼蜂王，腹部的黄毛金光灿灿。
但最近四周不一样了，它成了前沿阵地。每一扇门里，每一张床上，都住着一名奥地利防空兵。他们加固了前门，把一箱箱的炮弹堆放在楼梯口。在酒店四层，带有法式阳台、正对城墙的房间里架好了一门有年头的88毫米高射炮，它可以把21.5磅重的炮弹发射到9英里以外。
奥地利人称他们的大炮为“女王陛下”。上周，他们像工蜂对待蜂王那样伺候她——上油、粉刷炮筒、润滑车轮、挡好防滑沙袋。
尊贵的88，如死亡一般的君主一定会保佑大家。
当88毫米高射炮连续发射第二次的时候，维尔纳正在一二层之间的楼梯口。这是他第一次这么近地听到炮声，感觉酒店的半边顶棚就要塌下来了。他打了个趔趄，用胳膊夹住耳朵。周围全是回声，一波接着一波。
维尔纳听见奥地利人在两层楼上慌乱地填装炮弹；听到两枚炮弹呼啸地飞出去两三英里，向海面俯冲；他甚至听见一个士兵在唱歌。不，也许不止一个。好像他们都在唱。八名空军不久就将命丧黄泉，而此时此刻，他们还在对着面前的“女王”唱着情歌。
维尔纳手提战地灯穿过大厅。炮弹的第三次怒吼，玻璃四溅，浓烟倒灌进壁炉，余音在酒店里回荡，像罢工的钟声一样沉闷。维尔纳担心牙快被震掉了。
他吃力地拉开地下室的门，一阵眩晕，愣了一下，他问：“这是来真的了？他们真的来了吗？”
但有谁会回答他呢？
1944年8月7日圣马洛
大街小巷里最后一批留守的人醒了，唉声叹气。老女人、妓女和六十岁以上的老头。他们行动不便、不可信赖、酗酒成性。他们是奸细、修女、穷人、顽冥不化的人和瞎子。
有些人匆匆赶往防空洞，有些人安慰自己这是一场演习，有些人迟疑地抓起一条毛毯或祈祷用的书，还有的抄起一副扑克牌。
两个月前的“D日”，瑟堡解放，卡昂解放，雷恩解放；法国西部一半的国土获得解放；在东方，苏联人夺回明斯克；波兰救国军在华沙起义。少数几家媒体大胆预言局势逆转。
但都与此地无关。这里是最后的大陆防线，德国人在布列塔尼海岸最强大的阵地。
在这儿，人们私下传言，德国人把中世纪城墙下的暗道加固了两公里；他们修建了新的防御工事、管道和退路，地下星罗棋布，错综复杂。跨过老城河，在老城炮台下方有绷带储藏室、军火库和地下医院一类的设施，千真万确。那里有空调、二十万升的水箱、联系柏林的专线，有喷火的饵雷，有带潜望瞄准镜的碉堡群，有足够的弹药储备让他们全年不间断地向大海开炮。
也是在这里，有人低声议论着，一千名德国兵必死无疑，也许是五千，或者更多呢。
圣马洛，四面环水的小城，依靠一条堤道、一座大桥和一小块沙地1944年8月7日
牵强地搭上法国的本土。圣马洛人说：“我们首先是圣马洛人，然后是布列塔尼人。如果还要加点儿什么的话，那么好吧，我们是法国人。”
圣马洛的花岗岩在暴风雨中泛出蓝色的光。最高的大浪可以把海水灌进市中心的地下室，最彻底的退潮会暴露出海洋里无数失事船只的残骸。
三千年来，这个小海角对“围困”深有体会。
但现在这种情形却是史无前例的。
祖母将吵闹的幼童抱在怀里。在离圣塞尔旺一英里外的小巷里，正在小便的酒鬼从篱笆墙上扯下一张纸，“紧急通知。”上面写着，“居民们，马上撤离。”
外岛上闪烁着防空炮的火光，老城内的德国大炮又送出一枚炮弹咆哮着飞过海面，三百八十名法国人被囚禁在距离岸边四分之一英里、名为“国家城堡”的孤岛上。他们挤在院子里，在月光下凝视夜空。
四年的沦陷和扑面而来的轰炸机，意味着什么？是解放，还是毁灭？
轻武器噼啪炸响，高射炮闷声如鼓。栖息在教堂塔尖上的十二只鸽子一哄而散，扑向大海。
1944年8月7日沃博雷尔街4号
玛丽洛尔·勒布朗独自站在卧室里闻她看不见的传单。警报嘶鸣。她关上百叶窗，掩好窗子。每一秒，飞机都在靠近；每一秒，都是机不可失。她应该马上冲下楼梯。她应该直奔厨房，打开角落里的那扇门，躲到尘封已久的地下室去。那里遍地是老鼠咬过的毯子和密封多年的老式衣箱。
但是，她却走向床脚，重新跪在放着城市模型的桌子边。
又一次，她摸索到城墙，来到可以顺着小楼梯下去的奥朗德堡。这里有一扇窗，现实中的城里，这儿住了一个女人，每个周日都要掸掸她的那些毯子。这扇窗里曾经传出一个男孩的喊声：“看着点儿脚下的路，你瞎了吗？”
他们的玻璃窗开始嘎嘎作响。新一轮大炮齐鸣。地球又转动了一点点。
她的指尖站在埃斯特雷街和沃博雷尔街的交叉口。她右拐，路过一道道门。一、二、三、四。她已经记不清这样走过多少次了。
4号：高耸、破败，鸟巢似的一栋楼。这就是叔祖父艾蒂安的房子，她生活了四年的地方，她正跪着的地方。此时，她在六层孤苦伶仃；此刻，十二架美国轰炸机正呼啸而至。
她捅了捅袖珍的前门，暗钩掉下来，小房子从模型上被连根拔起。把它握在手心里，感觉和爸爸的烟盒差不多大。
轰炸机已经近在咫尺，膝盖下的地板开始颤抖。外面的楼梯口上枝形吊灯的水晶吊坠叮叮当当地响。玛丽洛尔把模型屋的烟囱折倒，然后卸下屋顶的三块木板，把屋子倒过来。
一粒石头滑进她的手掌。
感觉凉凉的，鸽蛋大小，宛若一滴泪珠。
她一手握住小房子，一手攥紧石头。房间岌岌可危。庞然大物的翅尖似乎要穿墙而过了。
她低声念叨着：“爸爸？”
1944年8月7日地下室
蜜蜂酒店大堂的正下方有一间海盗在岩床上打造的地下室。货箱、柜橱和堆满工具的隔板把裸露着花岗岩的墙壁挡得严严实实。三根粗壮的顶梁来自布列塔尼的原始森林，几百年前，人砍马驮运到这里。
只有天花板上的一盏灯。所有的东西都在阴影里摇摆不定。
维尔纳·普芬尼希坐在折叠椅上，在工作台前检查电池，然后戴上耳机。他有一台镀钢的双频电台，顶着1.6米长的天线，可以接通楼上配套的电台，可以联系隐藏在城墙里的另外两门高射炮，还可以获得地下警备指挥部从河口那边传来的指令。
电台嗡嗡地热身启动。测试员给楼上报了坐标，一名炮兵回复了他们的位置。维尔纳揉了揉眼睛。在他身后，查抄来的金银财宝堆积如山：打着卷的挂毯、老爷挂钟、壁柜和被震出裂纹的巨幅风景画。在他正前方，有八九个石膏头像立在架子上，维尔纳搞不清它们为什么会在这儿。
魁梧的中士弗兰克·福尔克海默从狭窄的木楼梯上下来。他低头避开眼前的房梁，朝维尔纳礼貌地笑笑，坐进铺着金丝垫的高背椅里，把步枪横在腿上。和他粗壮的大腿比起来，那枪和警棍没什么区别。
维尔纳说：“开始了？”
福尔克海默点点头。关上战地灯，眨了眨眼。在昏暗的光线下，他的睫毛显得出奇的细。“会持续多久？”“不会太久。很快就没事了。”
工程师贝恩德最后一个下来。他是个小个子，灰褐色的头发，有点儿斜视。他随手带上地下室的门，然后插上门闩，顺势坐在台阶上。他的脸上挂着沮丧、忧虑还是刚毅？很难说清楚。
门关上以后，警笛声小了。灯忽明忽暗。
水。维尔纳想起来了。我怎么忘了水的事。
他听见远远的城里高射炮第二次开火，楼上的88毫米高射炮紧随其后，炮弹直入云霄，震耳欲聋。头顶，灰尘如雨。耳机里还能传来楼顶奥地利士兵的歌声。
“……auf d’Wulda，auf d’Wulda，da scheint d’Sunn a so gulda……”
福尔克海默懒洋洋地抠着裤子上的一个脏点。贝恩德把手拢在嘴边，吹着气。电台受到风速、压力和频率的影响嘎嘎作响。维尔纳想家了：埃莱娜夫人弯下腰，替他把鞋带系了两个扣。流星划过天窗。妹妹尤塔披着被子，左耳边悬挂着一个收音机听筒。
四层楼上，奥地利士兵把另一枚炮弹推进还在冒烟的88炮筒，核实路线以后，捂住耳朵，发射。而此时，楼下的维尔纳从电台里听到的只是童年时的播音：“历史女神俯瞰尘世。唯有赤火得至纯。”他看见一片正在凋谢的向日葵。他看见一群乌鸦仓皇地逃离一棵大树。
1944年8月7日投弹完毕
十七、十八、十九、二十。透过瞭望窗往下看，大海疾驰而过。现在经过屋顶了。两架小一点儿的飞机用烟雾导航，引导机首先投弹，另外十一架紧随其后。炸弹呈斜线下落，轰炸机迅速回升。
天空抖落下黑色的光带。玛丽洛尔的叔祖父和几百人一起被关在国家城堡里。他在这个距离岸边四分之一英里的要塞里，眯眼望着天，思考着。他想起在教会学校从《旧约》中学到的一句老话，“蝗虫没有君王，却分队而出。”“恶魔倾巢而动。”“豆口袋洒了。”“一百颗断了线的念珠。”人们有一百种形容，没有一个言过其实的：每架飞机扔下四十枚炸弹，一共是四百八十颗，七万二千磅炸药。
这座城市正在经历雪崩似的坍塌和飓风一样的摇摆。茶杯从架子上掉下来。壁画从钉子上滑落。四分之一秒后，警报消失了。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因为，这响动足够把耳膜也震下来了。
高射炮打完最后一枚炮弹。十二架轰炸机毫发无损地收队，重返蓝色的夜空。
沃博雷尔街4号楼六层，玛丽洛尔爬到床下，把石头和小房子捂在胸口。
蜜蜂酒店地下室，天花板上唯一的那盏灯灭了。
第一章 1934年
自然历史博物馆玛丽洛尔·勒布朗今年六岁，住在巴黎，个子高高的，长着小雀斑，视力在急剧下降。爸爸送她参加了自己所在的博物馆组织的儿童之旅。讲解员是一个驼背的老看守，和小孩儿的个头相差无几。他用力戳戳拐杖提醒孩子们集合，然后带着十二个小游客穿过植物园进入展馆。
孩子们亲眼看见技师用滑轮拉起恐龙化石的股骨。他们看见柜子里有一只撑得鼓鼓的长颈鹿，后背上的保护色几乎掉光了。他们盯着动物标本剥制师的那些抽屉，里面装满各色羽毛、爪子和义眼；观赏有两百年历史的兰花、雏菊和香草等植物的标本。
最后，他们爬了十六级台阶进入矿物馆。讲解员给他们介绍巴西的玛瑙和紫水晶，还特别强调一块放在支架上的陨石和太阳系一样古老。接着，他们鱼贯走下两圈旋转楼梯，又穿过好几道走廊，终于在一道上锁的铁门前停下。他说：“参观结束了。”
一个女孩问：“门那边有什么？”“过了这道门，是另一道上了锁的门，不过稍微小一点儿。”“它后面是什么？”“第三道带锁的门，更小一点儿。”“再往后呢？”“第四道门，然后是第五道，一直等你数到十三的时候，会发现一道比鞋还小的、带锁的门。”
孩子们都探着身体问：“然后呢？”“第十三道门后面——”讲解员舞动着皱巴巴的手说，“是‘海之焰’。”
茫然。躁动。“好了。你们从来没听说过‘海之焰’吗？”
孩子们摇摇头。玛丽洛尔瞟了一下吊在天花板上的光秃秃的灯泡，差不多每隔一米有一盏，个个都带着五彩缤纷的光环，旋转。
老人把拐杖挂在手腕上，搓着手说：“这说来话长。你们想听一个长故事吗？”
孩子们点头。
他清清嗓子。“好几百年以前，在现在婆罗洲的一个地方，一位王子在干枯的河床里捡起一块蓝色的石头，因为他觉得它很漂亮。但是，就在他回王宫的路上遭到了骑马人的袭击，心脏被刺穿了。”“心脏被刺穿了？”“真的吗？”“嘘。”一个男孩说。“那伙强盗抢走了他的戒指、他的马，他所有的东西。不过，他握在拳头里的那颗蓝石头没被发现。奄奄一息的王子坚持爬回家，昏睡了十天。第十天的时候，仆人们惊喜地看着他坐起来、张开手，露出一块石头。“皇宫的医生都说王子受这么重的伤能活过来是个奇迹，仆人们说石头一定有治愈的神力。皇宫的珠宝匠可不是这么说的，他们说，这块石头是前所未见的最大的天然宝石。他们中最心灵手巧的石匠打磨了八十天，完工的时候它是耀眼的蓝色，蓝得像热带的海水，不过它的中心有一簇红，像火焰燃烧在水中央。他们把宝石镶在王子的王冠上。据说当年轻的王子坐在宝座上，阳光普照时，所有的朝拜者只能看见一片灿烂的光芒而不见王子的身影。”“你保证这是真的吗？”一个女孩问。
刚才那个男孩又“嘘”了一声。“那块石头开始被叫作‘海之焰’。有些人认定王子是神的化身，只要他保住钻石，就不会遇难。但是，奇怪的事情接连发生：他戴皇冠的时间越长，倒霉事越多。一个月内，他的一个兄弟溺水而亡，另一个兄弟遭蛇咬。半年不到，他的父王病逝。更可怕的是他们侦查到有强敌在东方集结。“王子召集父亲的军师们商量对策。所有人都说应该及时备战，只有一个人——是个祭司，表示反对。他说，梦见土地女神说自己打造了‘海之焰’作为送给爱人海神的礼物，托河流把宝石捎过去。但是河水干枯了，礼物被王子捡到，所以女神震怒。她给宝石下了魔咒并且诅咒得到它的人。”
孩子们都伸长了脖子。玛丽洛尔也不例外。“咒语是这样的：占有这块宝石的人将永生不死，但他爱的每一个人都将噩运缠身，永无终止。”“永生不死？”“不过，只要把宝石扔进大海，让该得到它的人得到它，女神就会解除魔咒。王子，那时已经成为国王，想了三天三夜，最终决定留下它。他相信是它救了自己的命，也会保护自己坚不可摧。所以，他割掉了祭司的舌头。”“啊！”最小的男孩叫出声。
个子最高的女孩说：“愚蠢之极。”
老看守接着讲：“大敌当前。他们捣毁皇宫，见人就杀。王子无影无踪，‘海之焰’销声匿迹，就这样过了两百年。有人说这块宝石被切割成了很多小宝石；也有人说宝石还在王子身上，他在日本或者波斯，是个卑微的农民，不过，他一直没变老。“这块宝石被历史遗忘了。直到有一天，在印度戈尔孔达矿，有人给一个法国珠宝商人看了一块巨大的梨形钻石，重133克拉，完美无瑕。他写道：‘像鸽子蛋那么大，像海水一样蓝，中心有一簇红色的火焰。’珠宝商做了一个样品寄给洛林一位痴迷宝石的公爵，同时提醒他关于咒语的传言。但是公爵求宝心切，不但要来宝石，而且镶嵌在手杖的一端，随身携带。”“喔。”“不到一个月，公爵夫人染上喉疾。然后两名贴心佣人摔下屋顶，折断了脖子。接着，公爵唯一的儿子骑马丧生。虽然，大家都说公爵一直气色不错，但他从此不敢外出，也不敢接见外人。最后，他相信自己这块宝石就是被诅咒的‘海之焰’，所以他请求国王把它牢牢地封存在博物馆的密室里，两百年不动。”“后来呢？”“一百九十六年过去了。”
所有的孩子都屏住呼吸。有几个掰着手指头数了数。突然他们齐刷刷地举起手，“我们能看看吗？”“不能。”“就打开第一道门也不行吗？”“不行。”“你见过吗？”“我也没见过。”“那你怎么知道它真的在里面？”“你必须相信这个说法。”“先生，它值多少钱？能买下埃菲尔铁塔吗？”“那是一块罕见的又大又完美的宝石，买下五个埃菲尔铁塔都没问题。”
孩子们倒吸了一口气。“这些门都是为了防贼吗？”“也许吧，”讲解员眨眨眼接着说，“也是为了阻止咒语跑出来。”
寂静无声。有两三个孩子向后退了退。
玛丽洛尔摘掉眼镜，世界变得模糊不清。她问：“为什么不取出宝石扔进大海呢？”
老人转向她。其他孩子转向她。一个稍大点儿的男孩说：“你上次看见有人把五座埃菲尔铁塔扔进大海是什么时候？”
一片笑声。玛丽洛尔皱了皱眉，不就是一道带着黄铜钥匙孔的铁门嘛。
参观结束，孩子们散了。玛丽洛尔重新回到大走廊找爸爸。爸爸把眼镜架在她的鼻子上，又摘掉她头发上的落叶。“宝贝儿，有意思吗？”
一只褐色的小麻雀从屋檐下冲出来，落在她面前的瓦片上。玛丽洛尔摊平手掌放在半空。小麻雀歪着头，迟疑了一会儿，拍拍翅膀飞走了。
一个月后，玛丽洛尔瞎了。关税同盟煤矿工业区
维尔纳·普芬尼希生活在德国埃森城外方圆四千英亩的关税同盟煤矿工业区，距离巴黎东北部三百英里。那里是钢城、煤乡——一个遍地是洞的地方。大烟囱吞云吐雾，矿井里的升降机忙上忙下，煤渣堆上光秃秃的树像一只只骷髅的手，挣扎出地面，刺向天穹。
维尔纳和妹妹尤塔是在维多利亚街的孤儿院长大的。孤儿院有两层，用煤渣烧的硬砖搭建。病童的咳嗽和新生儿的啼哭不绝于耳，破旧的衣箱里堆放着父母们的遗物：补丁摞补丁的衣服、有黯淡污渍的婚宴餐具，或是葬身煤矿的父亲褪色的照片。
维尔纳年幼的那几年是最萧条的时候。收工之后在矿区大门外乱哄哄斗拳的人，两百万马克一枚的鸡蛋，还有潜伏在孤儿院里凶神恶煞的风湿热。没有黄油，没有肉。水果只出现在记忆里。在最不济的几个月里，保育员只能在晚餐的时候给十二个孩子喂荠菜糊充饥。
七岁的维尔纳一副飘然世外的样子。小矮个儿、扇风耳、声音高而讨人喜欢；令人驻足的白头发似雪般洁白，如奶般丝滑，绝无仅有的白色。每天清晨，他穿好鞋，把御寒的报纸塞进怀里，然后就开始探究世界：接雪花、抓蝌蚪、逮冬眠的青蛙；花言巧语地换回面包店剩余的面包；定期给小朋友带回新鲜的牛奶；他也做手工：折纸盒、叠双翼飞机和桨会动的小船。
每隔两三天他就冒出一些让保育员目瞪口呆的难题，比如：“埃莱娜夫人，我们为什么打嗝？”
或者是：“埃莱娜夫人，月亮那么大，可它怎么看起来那么小？”
再或是：“埃莱娜夫人，蜜蜂知道如果蜇人它就得死吗？”
埃莱娜夫人是从法国阿尔萨斯来的新教徒修女，她给孩子们更多的是欣赏而不是管教。她经常用尖锐的假声唱法国民谣，喜欢喝雪利酒，所以时常站着站着就睡着了。有时候，她会用法语给孩子们讲她少女时代的故事，一直到很晚。那时，她惬意地生活在群山之中，屋顶上压着六英尺厚的积雪，天寒地冻；叫卖的小贩们喷吐着热气，山间的小溪雾气腾腾，葡萄园里冰雪压枝：俨然一个圣诞颂歌里的世界。“埃莱娜夫人，聋子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吗？”“埃莱娜夫人，为什么胶水没有粘在瓶子里？”
每当这时，埃莱娜总是笑逐颜开地抚弄着维尔纳的头发，轻声细语地说：“他们会说你太小了，维尔纳，你都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所以你不应该有那么多想法。不过，我相信你，我相信你一定能成大事。”然后，她把他送上阁楼的小床，那是他争取来的，在天窗下面的一个小空间。
有时候，他和尤塔一起画画。妹妹偷偷爬上他的小屋，他们趴在一起，拿着一支铅笔轮流画。尤塔比他小两岁，天资卓越。她最喜欢画巴黎，因为她见过那座城市的照片，在埃莱娜夫人的一本爱情小说的封底：双重斜坡的屋顶、若即若离的楼群和远处有铁格子的高塔。她的画上有扭曲的白色摩天大楼、结构复杂的桥梁和聚集在岸边的人群。
课后的其他时间，维尔纳用自己七拼八凑组建的手推车拉着妹妹在错综复杂的矿区里游荡。小车吱吱嘎嘎地滑下长长的碎石路，经过矿井小屋和燃烧的垃圾堆；路过整天一动不动的失业矿工，他们如同雕塑一般蹲在倒扣的货箱上。有个轮子总被颠掉，维尔纳会蹲下，耐心地拧紧螺丝。换班的工人络绎不绝，第二批慢吞吞地走进仓库的时候，第一批蹒跚着回家了，弓腰驼背，饥肠辘辘，头盔下的脸像黑色的炉瘤，死气沉沉。维尔纳总是叽叽喳喳地说“你好”、“下午好”，他们却从不回应，一瘸一拐地继续走路。也许他们根本就没看见维尔纳，因为他们的眼睛只盯着废石，德国经济崩溃的消息就像工厂里那些奇形怪状的废料一样正阴森森地逼近他们。
维尔纳和尤塔钻过闪亮的黑煤堆；爬过堆积如山的锈机器；他们在荆棘里采摘浆果，在旷野中寻找蒲公英，偶尔能在垃圾桶里找到土豆皮或者胡萝卜叶；下午，他们出去捡可以画画的纸，或者是旧牙膏，挤出管里残余的牙膏，晒干后做成粉笔。最远的一次，维尔纳推着尤塔到过最大的9号井，矿井被噪音层层包裹，像煤气炉的灶眼一样幽光闪闪；绳索摇摆、铁锤起落、劳动号子声声入耳，四面八方一副热火朝天的工业景象。他们看见运煤的小车从地下升上来，矿工们拎着饭盒涌出仓库，飞蛾扑火似的走向升降机。“这下面，”维尔纳小声对妹妹说，“就是爸爸死的地方。”
夜色降临，维尔纳推着小尤塔穿过密集的居民区往回走，两人都一言不发。两个白雪似的小脑袋在炭黑的烟煤夹道中走向承载着他们卑微财富的维多利亚街3号。埃莱娜夫人在那里，她的怀里抱着一个嗷嗷啼哭的婴儿，她凝视着煤炉，疲惫地用法语哼着摇篮曲。一个刚会走路的孩子一下下地扯着她的围裙带。钥匙管理处
先天性白内障。双眼。无药可治。“能看见这个吗？”医生问，“能看见这个吗？”玛丽洛尔将再也看不到任何东西。她熟悉的那些地方——和爸爸的四室公寓、街尾绿树成荫的小广场——现在都变成迷宫式的危险之地。抽屉总在意想不到的地方，上厕所如临深渊，水杯要么抬手就翻，要么遥不可及；她的手指太粗，总是那么粗。
失明是什么？失明是眼前有一堵墙，而双手却摸不到；眼前空无一物，腿却磕在了桌子腿上。汽车在马路上喘着粗气，树叶在天空中低语，血液在玛丽洛尔的耳朵里奔涌。无论在楼梯口还是在厨房，甚至床边，总回响着大人们同情的话语。“可怜的孩子。”“可怜的勒布朗先生。”“他太不容易了。你知道吗，他父亲死于战争，老婆死于难产，现在又是这样。”“好像中邪了一样。”“真应该把她送走。”
充满伤痛和绝望的几个月：玛丽洛尔走在房间里就像站在帆船上，半开的房门拍在她的脸上，床是唯一的避难所。她躺在床上，把被子裹到下巴，爸爸在旁边的椅子上又点燃一根烟，打磨他的微缩模型。砂纸有节奏的摩擦和小锤子轻声的敲打安抚着她的焦躁。
绝望是短暂的。玛丽洛尔还小，她的父亲又有足够的耐心。父亲告诉她没有中邪这回事。这就是运气，幸运或者霉运。每天向成功或者失败倾斜一点点，但是没有魔咒。
每周有六天，她在黎明前被爸爸叫醒，支着胳膊等爸爸帮她穿衣服。长袜、连衣裙、运动衫。如果时间充裕，爸爸会要求她学着自己系鞋带。然后，他们到厨房喝咖啡：热热的、浓浓的，她可以在里面尽情地加糖。
六点四十，她从墙角拿起白色的手杖，伸出一根手指插进爸爸的腰带里，跟在爸爸后面下四层楼、过六个街区，到博物馆上班。
七点整，他打开2号入口的门，一股熟悉的气味：打字机的色带、打过蜡的地板和岩粉的味道。大走廊里回荡着他们的脚步声，也是那样的熟悉。他问候值夜班的人，问候看门的人，得到的答复总是两个字：“好，好。”
两左一右，爸爸的钥匙圈叮叮当当地响。拧开一道锁，推开一扇门。
钥匙管理处里有六个带玻璃门的柜子，柜子里的钉子上挂着几千把金属钥匙：既有钥匙坯子，又有万能钥匙；钥匙柄既有筒状的，也有像土星一样带着光环的；能开电梯，也能开展柜；有的和玛丽洛尔的前臂一样长，也有的比她的拇指还要短。
玛丽洛尔的父亲是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钥匙主管。据他估算，整个博物馆里各个研究室、仓库、四个独立的公立博物馆、动物园、温室、植物园里的草药园和观赏园，再加上十二个入口和展馆，总共有一万两千把锁。没有人比他更清楚了。
每天早上，他站在钥匙管理处把钥匙分发给员工：动物园管理员最早，办公室职员在八点左右蜂拥而至，随后一批是技术人员、图书管理员和科学助理，科学家总是不慌不忙地走在最后。每一把钥匙都有数字编号和颜色标记。每个人，从看守到馆长都要随身携带自己的钥匙。任何人都不能把钥匙带离各自的工作区域，也不允许把钥匙留在桌子上。毕竟，博物馆里收藏着十三世纪的无价翡翠，印度的水硅钒钙石和科罗拉多的菱锰矿；在她父亲设计的一道锁后面，摆放着一只青金石雕刻的佛罗伦萨药碗，每年都有从千里之外赶来的专家对它进行检测。
父亲总是抽查她。“玛丽，这个是保险库的钥匙还是挂锁的钥匙？”“柜橱的钥匙还是防盗门的钥匙？”他提问展品的位置、陈列室的摆件，还不厌其烦地在她的手里放些意想不到的东西：灯泡、鱼化石或者火烈鸟的羽毛。
每天早上，包括周日在内，他要求玛丽洛尔学习一小时盲文。“A”是上角的一个点。“B”是垂直的两个点。让。走。去。面包房。让。走。去。奶酪。店。
下午，他带着她到处巡视，给插销锁具上润滑油、修理展柜、保养锁眼盖。他们经过一道道走廊进入一间间展室。小走廊连着大图书馆；玻璃门通向温室，挥之不去的湿报纸、半边莲和发酵的味道。这里有木工房、标本剥制师工作室、大量的架子和标本抽屉，所有的藏品都在博物馆里。
下午有些时候，他把玛丽洛尔留在热法尔博士的研究室，他是资深的软体动物专家，胡子上永远带着湿羊毛的气味。玛丽洛尔来的时候，热法尔博士一定会停下手里的活儿，开一瓶马尔贝克红葡萄酒，操着沙沙的嗓音讲他年轻时在塞舌尔、英属洪都拉斯、桑给巴尔考察礁体的故事。他叫她洛雷特；他每天下午三点吃一份法式鸭胸；他满脑子倒不完的拉丁双名法学名。
热法尔博士的研究室最里面的墙上有一组柜子，玛丽洛尔数不清到底有多少抽屉在里面。博士让她挨个儿拉开，把贝壳捧在手心里——峨螺、榧螺、泰国的帝王涡螺、波利尼西亚的蜘蛛螺……博物馆收集了一万多种标本，超过了世界已知种类的一半，而它们中的大部分都被玛丽洛尔拿在手里感知过。“洛雷特，这是紫螺的壳，它一辈子漂在海面上，眼睛退化到什么也看不见。它们只要接触到海水，就搅动出很多水泡，用黏液把泡泡绑在一起，搭成一个筏子，然后躺在上面随波逐流，顺便吃掉偶遇的浮游水生物。但是，一旦失去筏子，它们只能下沉、死掉……”
玻璃鹦鹉螺兼备了轻重、软硬、光滑和粗糙的特征。足足半个小时，她对热法尔博士桌子上的各种骨螺爱不释手，空心的螺刺、棱状的螺层、深得触不到底的壳口，丰富的洞穴般的突起和布纹状结构的表面；这简直就是一个王国。
她的双手不知疲倦地移动，收集、体会、验证。架子上被撑得鼓鼓的山雀，腹部的羽毛柔若无物，但是嘴巴却像针一样尖。郁金香花药顶端的花粉不如小油柱头里的花粉多。每一次触摸，她都在学习——植物园里的梧桐树皮；昆虫研究所里的鹿角虫；热法尔博士研究室里细腻光滑的扇贝壁——她迷恋每一次接触。
晚上到家，爸爸把他们的鞋放在固定的角落，大衣挂在固定的挂钩上。厨房瓷砖的装饰条均匀分布，经过六条可以走到桌子旁；顺着爸爸拉的绳子，可以从桌子走进厕所。爸爸把晚餐盛在圆盘里，用时钟的指针告诉她每一道菜的位置。“亲爱的，土豆在六点钟方向。蘑菇在三点钟方向。”饭后，他点燃一支烟，在厨房一角的工作台继续制作小模型。他要按照比例在模型上重建他们生活的整个街区：带飘窗的大房子、排水沟、洗衣店、面包房，乃至街角小广场里的四条长凳和十棵大树。不冷的时候，玛丽洛尔喜欢打开卧室的窗子，倾听黑夜：它好像住在阳台、站在墙头、躲在烟囱里，懒洋洋的、静悄悄的。她会一直听下去，直到真实的街景和模型在她的脑子里合二为一。
博物馆周二休息。玛丽洛尔和爸爸可以睡个懒觉。他们照样喝浓浓的加糖的咖啡。他们可能走到先贤祠，也可能转到花卉市场，再或者沿着塞纳河散步。他们经常逛书店。他把字典、报纸和图片杂志递到她的手里，然后问：“玛丽洛尔，多少页？”
她的指甲滑过书脊。“五十二页？”“七百零五页？”“一百三十九页？”
他把她的头发拢到耳后，把她举过头顶。他说她是他的骄傲，他说他永远不会离开她，生生世世和她在一起。收音机
维尔纳八岁了，他在仓库后的垃圾堆里寻宝，终于发现一个类似线轴的大东西。那是一个绕着电线的圆筒，像三明治一样被两个圆松木夹在中间。上方探出三根破损的引线，其中一个线头上耷拉着一只小耳机。
尤塔六岁，圆圆的脸蛋托着如云的白发。她蹲在哥哥旁边，“那是什么？”“我猜，”维尔纳有一种天上掉馅儿饼的感觉，他说，“我们找到一台收音机。”
长这么大，他只是远远地看见过收音机，从来没摸过：他隔着蕾丝窗帘看见一个当官的家里摆着大匣子；矿区宿舍有一台便携式的；教堂的餐厅也有一个。
他和尤塔偷偷地把它带回了维多利亚街3号，擦干净，解开打结的电线，冲掉存在耳机里的泥，在电灯下细细欣赏。
可惜它坏了。其他的孩子凑过来，惊叹不已，不过他们认定这东西好不了了，也就逐渐失去了兴趣。维尔纳拿着它回到自己的小阁楼研究了好几个小时，把能拆的都拆了，把零件摊放在地板上，一个一个地举起来对着灯端详。
过了三周，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几乎矿区所有的孩子都在疯的时候，他在那根绕圆筒无数圈的最长的细电线上发现了几处断裂。他小心翼翼地解开线圈、捧到楼下、喊回尤塔，让她托着，自己把断的地方接上，然后照原样缠好线圈。“现在，咱们试试。”他神秘地说。他把耳机扣在耳朵上，左右旋转他认定是调节钮的那个东西。
他听见嘶嘶响的噪声。然后，一个遥远的声音从耳机的深处飘然而至。维尔纳的心跳停止了；那个声音在他的大脑里回荡。
声音来去匆匆。他向下转动一点儿，噪声大了。再向下一点儿，什么声音都没有了。
埃莱娜夫人在厨房揉面。男孩子们在小巷里大喊大叫。维尔纳不停地转动收音机的旋钮。
噪声，还是噪声。
他正准备把耳机递给尤塔——旋钮转了九十度的时候。突然，清晰、空灵——他听到小提琴的琴弓划过琴弦的声音，急促而强烈。他紧紧地捏住旋钮，一动不动。第二把小提琴加入进来。尤塔使劲儿贴上去，她盯着哥哥瞪圆的双眼。
钢琴追逐着小提琴。接着是木管乐器。弦乐铮铮，管乐悠悠。越来越多的乐器融入进来。长笛？竖琴？声乐逐鸣，往复回旋。
尤塔轻声叫，“维尔纳？”
他眨眨眼，他必须把眼泪咽回去。休息室看起来还是老样子：两张儿童床摆在两个拉丁十字架下面，尘土在炉口上方浮荡，护壁板斑驳陆离。洗手盆上挂着埃莱娜夫人绣的阿尔萨斯乡间雪景。现在，这里有了音乐。耳朵里细若游丝的交响乐似乎激起了他生命的万丈波澜。
周围的一切开始慢慢地旋转。他闭上眼睛。妹妹急不可待地呼唤他，他把耳机放在她的耳朵上。“是音乐。”她说。
他牢牢地固定住旋钮。信号太弱了，耳机不过离开了不足六英寸的距离，他就什么都听不到了。但是，他注意到妹妹的表情凝固了，只有眼皮不停地抖。厨房里，埃莱娜夫人架着沾满白面的手，仰起头，找寻维尔纳；两个冲进来的大男孩愣在原地，感受着空气中的不同寻常；带有四个终端的小收音机拖着一条天线静静地待在地上，犹若神物。带我回家
她总能破解爸爸为她的生日设计的木头魔盒。通常，它们都是带有小机关的房子。要经过一系列巧妙的步骤才能打开：首先把指甲插进接缝，然后向右掀开底板、拆下旁边的围栏、取出钥匙，最后用钥匙打开顶部，里面藏着一只手镯。
七岁生日那天，她在餐桌中央原来放糖罐的地方摸到一个小木屋。她抠出底座里的暗盒，发现下面还藏着一个小抽屉，拉出抽屉找到一把木钥匙，把钥匙插进烟囱里，她收获了一块瑞士巧克力。“四分钟，”爸爸开心地说，“明年我要再动点儿心思才行。”
但是，很长时间以来，她对爸爸的街区模型找不到对魔盒一样的感觉。它和活生生的世界有着天壤之别。比如，米尔贝尔街和蒙吉街的交叉路口，在模型上不过是公寓边的一块空地，根本不像真正的路口。事实上，那里是混杂着声音和芳香的大剧院：秋天沉浸在汽油、蓖麻油、面包店的面包、艾文药房的樟脑，以及花架上飞燕草、香豌豆花和玫瑰的味道里；冬日飘荡在烤栗子的香味里；夏夜则轻缓温和地浮在懒洋洋的聊天声和笨重的铁椅子磕磕碰碰的声音中。
可是，爸爸的模型只有干胶水和木屑的味道。街道是空的，人行道也是空的。它给手指的感觉充其量是个粗糙的小小复制品。爸爸固执地命令玛丽洛尔把玩模型，熟悉不同的房子和街道的坡度。玛丽洛尔失明一年后的十二月，在一个寒冷的周二，爸爸带她从居维叶街走到植物园的边上。“亲爱的，这是我们每天早上走的小路。穿过雪松，上个坡就到博物馆了。”“爸爸，我知道。”
他举起她转了三圈，然后说：“现在，你带我回家。”
她张大嘴巴。“玛丽，想想模型。”“我不行！”“我就跟在你身后，保证不会有危险。你有手杖，你知道你在哪儿。”“我不！”“你行。”
崩溃。她连植物园在前还是在后都分不清了。“冷静，玛丽。一小步一小步地走。”“太远了，爸爸。六个街区，至少六个。”“六个，完全正确。动动脑子。我们从哪条路开始？”
世界在旋转，在吵闹。乌鸦嘎嘎叫，刹车片吱吱地响；左边好像有个人在用锤子砸金属。先探出手杖，才能慢慢地挪步。马路沿？水坑？楼梯？悬崖？她选择九十度的方向，迈三步，手杖敲在墙根上。“爸爸？”“我在这儿。”
六步、七步、八步。突然一声——一个灭鼠人从一家走出来，脚步蹬蹬地超过他们。又走了十二步，商店门把手上的铃铛叮叮当当地响起来，两个女人出来，路过的时候撞了她一下。
玛丽洛尔的手杖掉在地上。她哭了。
爸爸抱起她，把她搂进自己瘦弱的胸膛。“这太难了。”她抽泣着说。“你行的，玛丽。”
她无能为力。暗潮涌动
孩子们在小巷里跳房子，在鲁尔河里游泳，维尔纳独自在小阁楼鼓捣收音机。不到一周，他就可以闭着眼睛拆装了。电容、感应器、调谐线圈、耳机。一条线接地，一条线通天。他对这个以前从未接触过的东西已经了如指掌。
他在供应站找到铜线剪子、螺丝钉和一把弯改锥；讨巧地从杂货店老板娘那里要来一个坏耳机；从一个废弃的门铃上卸下一个线圈，焊在电阻上做成一个喇叭。不到一个月，收音机彻底改头换面，他这里加个零件，那里添样东西，居然还连接了一个电源。
埃莱娜夫人同意他每晚把收音机提到楼下，让所有的孩子听一个小时。他们听新闻、音乐会、歌剧、国家合唱团，也听民俗节目。十二个孩子围成半圆，埃莱娜夫人也在其中，简直比孩子还专注。“我们生活在一个激情燃烧的时代，”广播中说，“我们无怨无悔。我们牢牢地扎根在这片国土上，没有任何攻击可以动摇我们。”
成熟的姑娘们喜欢音乐比赛、广播体操和一个让小孩子尖叫的固定节目《应景求爱技巧》。男孩子喜欢体育比赛、新闻和军事。尤塔喜欢爵士乐。维尔纳对所有的节目百听不厌。小提琴、铜管乐、鼓乐、演讲——在某个遥远的地方，在夜晚的同一时间，有一张嘴对着麦克风——他像着魔一样被深深地吸引。
广播里问：“德国人民的勇气、信心和乐观不是在日益高涨吗？新信仰的光辉不是正从时刻准备的牺牲中冉冉升起吗？”
最近几周，维尔纳的确意识到一些新的变化：矿产量上升、失业率下降，周日的晚餐有肉了，羊肉、猪肉、法兰克福香肠——去年连听都没听说过的奢侈品。埃莱娜夫人新买了一个垫着橘色灯芯绒软垫的长沙发和一个有好几个黑圈灶眼的新炉灶，还刚刚收到三本从柏林的宗教法院寄来的崭新《圣经》。后门的洗衣房装了新锅炉。维尔纳领到新裤子，尤塔分到新鞋。邻居家的工作电话响起来。
一天下午，维尔纳放学回家路过杂货店的时候停下来，把鼻子贴在大橱窗上：六十个几英寸高的突击队员方阵。玩具队员统一着装，棕色衬衫、红色袖标。他们有的拿长笛，有的挎着鼓，几名军官骑着黝黑发亮的骏马。队列上方垂下一根电线，线上悬着一架水上飞机，白铁皮的机身挂着木制的浮筒，发条带动螺旋桨旋转出迷人的轨迹，让人激动不已。维尔纳隔着玻璃观察了很久，他要搞清楚这是怎么做出来的。
1936年秋，夜幕降临。维尔纳提着收音机下楼，把它放在餐柜上，其他的孩子已经迫不及待。收音机嗡嗡嗡地预热。维尔纳后退两步，双手插兜。喇叭里传出童声合唱，“我们只想工作、工作、工作再工作，为祖国光荣地工作。”接下来是柏林录制的宣教节目：侵略军深夜潜伏进村的故事。
十二个孩子纹丝不动。故事讲到侵略军扮成长着鹰钩鼻子的店主、奸诈的珠宝商和可耻的银行家贩卖诱人的废物，他们陷害有正当营生的村民失去工作。后来，他们密谋杀戮熟睡中的德国儿童。一个不起眼的、机警的邻居识破真相，报了警：警探威武英俊，说话掷地有声，他们破门而入，拖走入侵者。最后是洪亮的爱国进行曲。听众们皆大欢喜。光
一周又一周，玛丽洛尔从来没有在星期二领路时走对过。她带着爸爸绕六个街区，走到比起点离家还远的地方，这让她火冒三丈又心灰意冷。就在八岁那年的冬天，她惊喜地发现自己开始认路了。在厨房，她用手指统计出模型上的长凳、树木、灯柱和门口的数目。每天都会有新的东西跃上指尖——排水沟、公园的座椅，甚至是消防栓等在现实中一一对应的物件。
她直接带爸爸朝家的方向走去。四个街区，三个街区，还剩两个。三月一个飘雪的周二，爸爸在塞纳河岸边的一个新起点把她转了三圈后说：“带我回家。”她意识到恐惧没有爬上来，这是第一次。
她在路边蹲下。
纷纷扬扬飘落的雪花夹着淡淡的金属味儿。静心。倾听。
汽车溅起马路上的水，融雪吧嗒吧嗒地滴进小河。她听见雪花滴滴答答地穿过树枝；她闻到雪松从四百米外的植物园送来清香；脚下，一列地铁飞驰而过：这是圣贝尔纳码头大道。雪霁天晴。树枝噼啪噼啪地响：这声音来自古生物学馆后面那条窄窄的林荫路。她知道了，他们站在码头和居维叶街的拐角处。
六个街区、四十栋房子、种着十棵小树的广场。街道纵横交错。一次一小步。
爸爸晃荡着口兜里的钥匙串。往前走，林荫道两旁接连不断的高楼大厦把这声音放大、扩散。
她说：“我们往左走。”
他们沿着居维叶街一直走。三只奔向塞纳河的鸭子朝他们飞过来，步调一致地拍着翅膀。它们掠过玛丽洛尔头顶的时候，她似乎看到它们的翅膀托着光，每根羽毛都光彩照人。
圣伊莱尔街左转。道本顿街右转。三个排水沟，四个、五个。前面左手边是植物园圈着金属护栏的入口，栏杆像大鸟笼的铁棍一样细。
现在，她的对面是面包房、肉铺和熟食店。“爸爸，现在过马路，安全吗？”“安全。”
向右，直行。他们终于走到家门口的那条街了，她深信不疑。身后一步之遥，她的父亲抬起头，仰望天空，满脸灿烂。玛丽洛尔全知道，尽管她背对着爸爸，尽管爸爸什么也没说，尽管她是一个瞎子——爸爸浓密的头发被雪打湿了，横七竖八地趴在头顶；围巾随意地搭在肩头；他在雪花里笑容满面。
他们走到主教大道的中间。站在家门口，玛丽洛尔找到了高过她家四层窗户的栗子树，抚摸着它的树干。
老朋友。
爸爸的手等不及地伸过来，把她悠起来。玛丽洛尔笑了。爸爸笑了。他放声大笑，那笑发自心底，传向远方，那笑她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父女俩在小公寓门前的便道上旋转、欢笑。雪花漫天。我们的旗帜飘扬
维尔纳十岁那年的春天，矿区孤儿院里两个最大的男孩——十三岁的汉斯·席尔茨尔和十四岁的赫里波特·蓬赛尔——背上旧背包，昂首阔步走进森林。当他们回来的时候，已经成为希特勒青年团团员。
他们拿着弹弓、标枪在雪堆后练习伏击。他们加入了好斗的矿工儿童帮，穿着刚过屁股的短裤坐在集市广场里，挽着袖子对过往的路人大声喊着：“晚上好，或者你更喜欢，希特勒万岁！”
他们两个人互相帮忙，剪了统一的发型。休息室里，他们练习摔跤，吹嘘即将进行的射击训练、滑翔机飞行和坦克炮的操作，高唱：“我们的旗帜象征新时代，我们的旗帜带领我们勇往直前。”饭桌上，他们斥责传阅一张英国汽车广告和一本法国图画书的小孩儿崇洋媚外。
他们的敬礼滑稽可笑，他们的装扮令人捧腹。但埃莱娜夫人看这两个男孩的眼神却总是诚惶诚恐：不久前他们还是缩在自己的小床里蹒跚学步的幼童，经常哭哭啼啼地找妈妈。现在，他们竟然成了衬衫里揣着领袖明信片、手指嘎嘎响的暴力少年。
汉斯和赫里波特在的时候，埃莱娜夫人的法语越来越少。她对自己的口音忧心忡忡，旁人一个小小的眼神都会让她浮想联翩。
维尔纳总是低着头。他觉得与其跳火堆、在别人眼下抹灰、欺负小孩子、揉皱尤塔的画，不如低调出场，不引人注意更好。最近，他开始待在杂货店里阅读畅销的科学杂志，对湍流、地心隧道和尼日利亚人的击鼓传信兴趣浓厚。他买了一个笔记本，勾画云室、离子探测器和X射线防护镜；设想用一个小马达晃动摇篮哄孩子睡觉，或者在小推车的轮轴上装个弹簧，上山的时候可以省点儿劲。
德国劳动部的一名官员到孤儿院介绍矿区的工作机会。孩子们穿着最干净的衣服坐在他的脚边。这个人说，所有男孩子，只要到了十五岁就必须马上到矿区工作，无一例外。他讲这项工作的伟大成就和深远意义，以及获得工作的幸运。维尔纳看着他一言不发地拿起收音机又放下，感觉房顶下压，围墙收拢。
他父亲下去了，在这所房子地下一英里的地方，死未见尸。在隧道里阴魂不散。
当官的说：“你们的邻区，你们脚下的土地，积聚着德国的能量——钢铁、煤、焦炭。如果没有这里，柏林、法兰克福、慕尼黑都将不复存在。你们在为新秩序、枪膛中的子弹和坦克的盔甲提供保障。”
汉斯和赫里波特神往地盯着他挂枪的皮带。餐具柜上，维尔纳的小收音机响了。
广播说：“经过这三年，我们的领袖已经有了足够的信心去应对岌岌可危的欧洲……”
还说：“向他致敬。德国的儿童将要度过有意义的一生。”八十天环游世界
十六步走到喷泉，十六步回到原地。四十二步到楼梯口，四十二步走回来。她开始在脑子里画图，想象着放出一根线，一百码，然后收回来。植物学馆闻起来有胶水、纸、花香和樟木味儿。古生物学馆散发着岩粉和骨粉的味道。生物学馆飘着福尔马林和烂水果味儿，少不了那些又重又凉的罐子，她听人描述过里面泡的东西：白花花的、像一盘绳子似的响尾蛇，大猩猩粗糙的手掌。昆虫室混杂着卫生球和油的气味：热法尔博士说过有一种防腐药叫卫生球。复写纸、香烟、白兰地和香水，至少有一种味道弥漫在办公室里。
她沿着缆绳、管道、栏杆、围绳、树篱和马路牙子走。她总是吓人一跳。她从来不知道灯是亮着还是黑着。
遇到她的孩子总有一堆问题：“疼吗？”“你睡觉的时候闭眼吗？”“你怎么知道时间？”
她解释说不疼，而且也没有他们想象中的那种漆黑。只不过她看到的所有东西都带着网格，它们的声音和质地突出了。她追随地板缝咯吱咯吱的响声围着大走廊转了一圈；她听到博物馆里上下楼梯的脚步声；听到婴儿的啼哭；听出气喘吁吁的老奶奶弯腰坐到长凳上，疲惫不堪。
还有颜色——也是别人无法理解的。在她的脑海中，在她的梦境里，每一样东西都有颜色。博物馆的建筑是淡棕色、栗色和黄褐色的；里面的科学家是淡紫色、柠檬黄和狐褐色的；警卫室小收音机里传出的婉转的钢琴曲在大厅和钥匙保管处投射出玄黑和迷幻的蓝色；教堂的钟声在窗边投下青铜色的弧光；蜜蜂是银色的；鸽子是姜黄色和红褐色的，偶尔是金黄的；她和爸爸早上路过的参天巨柏像万花筒一样变幻莫测，每一根针叶都光芒四射。
她对妈妈没有记忆，但是想象中她应该是白色的，光彩照人。爸爸是色彩斑斓的：乳白色、草莓色、紫褐色、草绿色；他带着油和金属的味道，带着叮叮当当响的钥匙，他像守住家门口的大锁一样安全；和部门主任说话的时候，他是青橄榄色；和温室的弗勒里小姐说话的时候，他从浅黄色变成橙红色；做饭的时候，他是酒红色。每天晚上坐在小工作台前，他是炫目的蓝宝石，一边干活儿一边低声哼唱，蓝光在烟头上跳动。
她时常迷路。秘书或者植物学家——有一次是馆长助理送她回到钥匙保管处。她喜欢刨根问底：她要知道水藻和苔藓的区别，蚌状海丽贝和角齿海丽贝的差异。好心的人们托着她的胳膊肘，护送她穿过植物园，带她上楼。他们经常说：“我也有女儿。”或者是：“我看见她在蜂鸟群里。”
爸爸总说：“给您添麻烦了。”他点燃一支烟，搜遍她的口袋，拽出一把把钥匙。他唠叨着：“我该怎么收拾你？”
九岁生日那天，她一早醒来发现两份礼物。一个是木盒子，她摸上摸下也找不到开口。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发现一个弹簧，按一下，盒子弹开了。里面有一块法国软乳酪，她毫不迟疑地放进嘴里。
爸爸笑着说：“太简单了！”
第二个礼物裹着纸，捆着绳，有点儿重，是一本厚厚的线装书。盲文书。“他们说这是给男孩子准备的。对于那种特别喜欢冒险的女孩子也行。”她听出他的笑意。
她轻轻地用指尖抚摸字体凸出的扉页。环游，世界，八十，天。“爸爸，这书太贵了。”“这不用你操心。”
那天早上，玛丽洛尔爬到钥匙保管处的柜台下面，趴在地上，在书的同一行上铺开十根手指。书里的法语好像是旧式用法，单词的点距也比她熟悉的紧凑。但是，一周后，这些都迎刃而解。她找出一条丝带做书签。只要打开书，博物馆就被抛在脑后。
神秘的福格先生像一台机器一样过着他的日子，万能钥匙是他忠实的仆人。两个月以后，她读完了小说的最后一行。然后，她迫不及待地翻回到第一页，从头开始。晚上，她的指尖在爸爸的模型上奔跑：钟楼、橱窗。她想象着儒勒·凡尔纳小说里的人物在马路上遛弯、在商店里聊天；烤箱里圆点大的面团被半英寸高的面包师铲进铲出；三个非常小的盗贼在珠宝店前放慢了车速，密谋着抢劫计划；小汽车挤在米尔贝尔大街上隆隆地叫，雨刷器不停地摆。主教大道上，一个四层高的窗户里，迷你爸爸坐在迷你公寓里的迷你工作台前，和现实一模一样，他正在打磨那些小木料；走进房间，有一个迷你小姑娘，骨瘦如柴却机敏过人，腿上摊着一本书。她的心里有一股强大的东西喷薄欲出，满怀希望，无所畏惧。广播里的教授“你必须发誓，”尤塔说，“你发誓？”尤塔在堆满了锈桶、烂轮胎和蠕虫滋生的淤泥下挖出一根近十米长的铜线。她的眼睛深邃明亮。
维尔纳的眼睛扫过树林、小溪，回到妹妹身上。“我发誓。”
他们偷偷摸摸地把电线带回家。然后，把一头一圈圈地绕在天窗外屋檐下的钉子头上，另一头接在小收音机上。刚一调到短波频道，他们立刻听见一种全是带有“Z”和“S”发音的陌生语言。“是俄语吗？”
维尔纳觉得是匈牙利语。
尤塔的眼里全是迷茫和兴奋。“匈牙利有多远？”“一千英里吧？”
她目瞪口呆。
它把来自欧洲大陆各地的声音迅速地传进矿区。它透过云层、穿过煤尘、掠过屋顶，弥漫在空气里。尤塔认真地记下维尔纳调出的每一个频道：维罗纳65、德累斯顿88、伦敦100、罗马、巴黎、里昂。午夜短波：夜游人、梦想家、疯子和狂热分子的乐园。
祷告。熄灯。尤塔悄悄地爬上哥哥的小阁楼。他们不再画画了，他们并排躺着听广播，一直到深夜、一点、两点。他们听不知所云的英国新闻，也听柏林女人夸夸其谈地传授鸡尾酒会的化妆秘笈。
一天晚上，维尔纳和尤塔调出一个刺刺拉拉的声音，一个操着法国口音的年轻男子正轻飘飘地讲述着光。
大脑被禁锢在一片黑暗之中，毫无疑问，孩子们。它在头骨里的清
液中漂荡，而不是在光明里走动。然而，我们心里的世界却充满光明，涌动着色彩和变化。所以，孩子们，看不见丝毫光亮的大脑如何为我们呈现出一个充满了光的世界呢？
嘶嘶嘶。砰。“这是什么？”尤塔小声问。
维尔纳没有回答。这个法国男子的嗓音轻柔且富有立体感。他的口音和埃莱娜夫人的完全不同，他的声音太情真意切，太难以抗拒，以致维尔纳发现自己完全听懂了。这个法国人提到光学幻影和电磁学。突然中断了，然后是一串噪声，好像有节目挤进来，维尔纳接着热情不减地收听有关煤的内容。
以一块在你家炉子里烧得红彤彤的煤为例，看见了吗，孩子们？那块煤曾经是一株绿色植物，或许是蕨类或许是芦苇，生活在一百万年前，也许两百万年前，甚至一亿年前。你们能想象一亿年有多长吗？那棵植物的每一片叶子在它度过的每一个夏天，都在竭尽全力地获取阳光、转换太阳的能量，再传递给树皮、嫩枝和茎秆。植物吸收阳光就如同我们吃饭。然后它死亡、倒下，很可能是掉在水里，后来腐烂成泥炭，泥炭在土地里堆积又堆积，经过了很多纪。“纪”的意思就是一个月、十年，甚至你的一辈子和它比起来就像吹过一口气，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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