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刚,伍雄武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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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民族关系的历史与经验(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研究系列)试读：
前言
云南民族关系史的研究是极为重要且有意义的课题，因为，民族关系问题日益成为当今世界重要而基本的问题，构建和谐、稳定的民族关系，关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云南地区民族众多且文化多样，自古以来却从未像某些多民族地区（如巴尔干半岛）那样成为地区的“火药桶”，自秦汉以来云南各民族始终以统一、团结和稳定为主流，很少陷入长期的民族冲突与战乱，故而就中华民族或全人类来说，云南民族关系史是一份宝贵的、不可多得的历史遗产，总结其中的历史经验具有重大、深远的意义。
此前，众多学者、先贤对云南民族关系史已有许多卓有成效的研究，给我们许多启发与教益，但是，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在一些基本的理论和方法上，我们觉得须在他们的基础上做一些新的探索和发展。一些论著认为，民族关系实质为政治关系，由此民族关系史，即为各民族政权（特别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的关系史。然而，我们认为，这样理解民族关系的内涵过于狭隘，民族的实质在于文化，故要从文化的视域来认识民族关系。具体来说，民族关系不仅包含政治关系，也含有经济和思想文化关系；且此三者对民族关系的作用及影响也存有差异，在民族关系中，政治与经济是基础，但观念文化、民族精神才是灵魂。一个民族的政治、经济形态必定随着生产方式的变更而变革：从原始公有制到奴隶制，到封建制，到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但是，只要其观念文化的核心、民族精神不泯灭，那么，这个民族依然还是“这个民族”。因此，我们力求以文化为核心，全面展开对民族关系的探讨。
在方法上，现今论说民族关系史，无不以民族为叙述单元。民族关系就是讲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的关系，这似乎是当然之理。其实，对于“多元一体”的中华各民族来说，特别是对于云南各民族来说，这样的方法不是很恰当的。首先，云南民族关系的历史，就是云南各民族形成“多元一体”关系（结构）的历史；云南民族关系的历史经验，就是形成“多元一体”关系的经验。费孝通先生和马曜先生都指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结构的形成，有一个基本规律，就是从局部到整体，或者说，以局部的“多元一体”为基础构建整体的“多元一体”。我们进而认为，若以云南为全国的局部，那么云南的“多元一体”是全国“多元一体”的基础的一部分；若以云南为一整体，那么，它的“多元一体”又是以各个局部的“多元一体”为基础而形成的。由此，我们分析云南“多元一体”民族关系不是以单个的民族为基点（单元），而是把云南分为五个地区，以地区为基点（单元）来研究各民族的相互关系，然后以此为基础再论云南整体范围内的民族关系，以及云南与全国的关系。其次，也只能采取以地区为基点的方法，因为，云南26个世居的民族，空间分布为突出的“大分散，小聚居”，除几个人口较少的民族外，多数民族都分散在各县，其中彝、苗、回等族在全省100多个县都有聚居点；历史源流则既有“同源异流”，又有“异源合流”；文化上，不仅多元并存，而且相互渗透、融合，由此云南各民族之间形成突出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错、渗透关系。面对这样的现实，以时间为框架，以民族为单元来叙述，实难理清相互关系，只有以地区为基点（单元）才能理清云南民族关系。这亦如在我国，只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不能以民族为单元进行自治一样。
依据上述理论与方法，我们力图对数千年的云南民族关系史做一番概要的考察。我们按“多元一体”结构在云南形成、发展的轨迹，把民族关系史归结为四个阶段，也就是本书的前四个章节：第一章，远古至两汉——云南民族关系的酝酿与形成；第二章，南中“大姓”与爨氏时期——云南“多元一体”格局的开端；第三章，南诏与大理国时期——云南“多元一体”格局初步形成；第四章，元明清时期——云南“多元一体”格局的调整、发展。由于诸多原因，近代部分未及完成，但是我们认为，就“多元一体”关系（结构）形成、发展的历史而言，至此也可以了。所谓“可以”，不仅是就过程的描述而言，而且也指：可以总结基本的历史经验了。由此，我们在第五章论述了云南民族关系的历史经验。
我们对云南民族关系历史过程的基本看法是：春秋战国时期云南就存有古滇国这样的地方性政权，秦汉后中原王朝就开始在云南开郡设治，将云南纳入全国统一的行政管理体制，但这些郡治都带有羁縻性质，云南当地土著首领依然被封为王管理本民族事务，如汉武帝征[1]服古滇国后又“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魏晋南北朝时期，云南实际处于以爨氏为代表的大姓统治下，其治下人民既被统称为“爨人”，又根据彼此特点被分为“东爨乌蛮”“西爨白蛮”；“西爨白蛮”一般由爨氏家族直接统治，而“东爨乌蛮”因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爨氏对其更多采取羁縻性质的统治。同时，爨氏始终没有割据称王的意图，始终保持与内地王朝的臣属关系。唐宋时期，云南先后出现了南诏、大理两个地方性政权，基本实现了对云南全境各民族的政治统一。但其内部依然有民族自治性政权的存在，政权结构上的“多元一体”特征非常明显，如南诏时期生活在滇西南地区的傣族先民基本是自治的；到了大理国时期，这些傣族先民甚至建立了独立政权——景陇金殿国（也称景龙金殿国），并得到大理国政权的认同。在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上，南诏、大理依然存有强烈的内聚倾向。在与唐朝发生天宝之战取得胜利后，南诏还是认为“我自古及今，为汉不侵不叛之
[2]臣”，言下之意发生战争完全出于无奈。大理则是因为北宋王朝主动放弃才脱离中国版图的，而其自身始终要求归顺宋朝，并多次派遣使节至宋都城开封表达称臣意愿。元明清时期，云南虽已成为直属于中原王朝管理的一个行省，但其内部普遍推行不同于内地郡县制的土官、土司制度，在保留各民族原有政治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其民族首领管理其内部事务，中央王朝更多负责不同民族间外部关系的协调。
从经济上看，云南地势、地貌多样奇特，既有崇山峻岭又有峡谷平原，还有许多点缀其间的高原盆地（俗称“坝子”），在历史长河中，不同民族依据不同的地理环境发展出不同的经济生活方式，如生活在高原山区的藏族、傈僳族、纳西族等主要以畜牧业为生，而居住在平原地带的傣族、白族又以农耕经济为主。首先，不同地理环境产生的不同经济生活方式，使云南各民族得以各得其所，形成稳定的民族分布，从而始终能保留住彼此的民族特点。如，生活在高原地区的藏族、傈僳族等已适应自己的生活方式，如果让他们迁徙到平原地带，或反过来，生活在平原地带的傣族、白族等迁徙到高原地区，他们都不适应、也不愿意。其次，在优势互补原则的支配下，处于不同经济生活方式的各民族形成彼此不可或缺的依赖关系。畜牧民族需要农耕民族为他们提供粮食、茶业等农产品，反之，农耕民族需要畜牧民族提供牲畜、毛皮等商品。纵贯云南的茶马千年古道就是这种经济互补关系的明证。
在文化上，云南各民族都有自己悠久灿烂的文化，如，傣族信奉南传小乘佛教文化，彝族信奉毕摩教，纳西族则是东巴教等，所以云南各民族文化差异巨大。但在长期的民族发展及融合中，不同民族文化相互交流，文化上的彼此认同及共性也越来越凸显，如，“在藏族和纳西族之间长期的文化交流中，不仅两族的宗教产生相互融会、相互影响的现象，而且，两族民众相互信仰对方宗教的现象也比较突
[3]出”。尤其随着以儒学为代表的汉族文化传入，云南少数民族普遍尊崇、学习儒学，从而使儒学成为云南各民族共同的文化和信仰。
因此，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都可以看出云南民族关系具有明显的“多元一体”特征，且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结构最典型的表现。
同时，云南民族关系“多元一体”结构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一个漫长的渐进过程。费孝通先生在描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结构形成过程时说：“中华民族成为一体的过程是逐步完成的。看来先是[4]各地区分别有它凝聚中心，而各自形成了初级的统一体。”我们认为，云南“多元一体”民族关系形成过程也是这样，先在不同地区形成由一个或多个民族主导的初级统一体，进而融合上升至更高层次的“多元一体”结构。因为，许多地处偏远的民族生活非常闭塞，不要说和内地民族的联系，即便与云南彝、白、汉等主导民族接触也不是很多，但他们与其所处地区的主导民族交流频繁，相互间形成了紧密关系，进而随着本地区的主导民族融入云南乃至全国的民族关系中。具体言之，构成云南“多元一体”民族关系的初级统一体共有五个，即滇东北地区，滇西南地区，滇东南地区，滇西北地区，滇池、洱海地区。滇东北地区生活着彝、汉、苗、回等民族，从历史上看，滇东北地区是彝族的发源地，在清代“改土归流”前彝族一直是该地区的主导民族，汉族、回族及其他民族都是少数。之后，由于滇东北彝族在清朝“改土归流”中几乎被赶尽杀绝，随之大量汉族移入滇东北地区，进而汉族又成为该地区人数最多的民族，所以滇东北地区形成以彝、汉为主导，同时包容回、苗等民族的初级统一体。滇西南地区生活着傣、佤、拉祜、布朗等民族，傣族始终是该地区人口最多、文化最发达的民族。历史上在该地区建立割据政权的只有傣族，元后以土司身份统治该地区的基本还是傣族，所以滇西南地区形成以傣族为主导，包容其他民族的初级统一体。滇东南地区生活着壮、哈尼、苗、瑶等民族，壮族、哈尼族是该地区人口最多、文化最发达的土著民族，壮族主要在坝区以种植水稻为生，而哈尼族在山上开垦梯田，在山顶种植水稻，因此，壮族、哈尼族虽都以稻作农耕为生，但在历史上却未发生因争夺耕地而来的战争，始终能和睦相处、相互融合；苗、瑶等民族则是明末清初才迁徙到该地区，而且主要生活在高寒山区，很少与外界接触，所以滇东南地区形成以壮族、哈尼族为主导，包容苗、瑶等民族的初级统一体。滇西北地区生活着纳西、藏、傈僳、普米等民族。从现在情况看，傈僳族人口在滇西北地区最多，约53万人，但大部分人口都是在19世纪后迁徙而来的。纳西族、藏族则是该地区的土著民族，尤其纳西族自唐以后就一直统治着滇西北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相比其他民族具有明显优势。而藏族和纳西族同根同源，经济、文化上都比较相似，所以历史上两族相互交融、不分彼此，最终形成以纳西族、藏族为主，包容傈僳、普米等民族的初级统一体。滇池、洱海地区主要生活着彝、白、汉等民族。明代以前，彝、白两族不仅是滇池、洱海地区人口最多的民族，而且是整个云南的统治民族。南诏是由彝族联合白族建立的政权，大理国则是白族联合彝族建立的政权，明代以前迁入云南的汉族基本上都融入他们中去了。明以后，汉族才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成为该地区的主导和统治民族。历史上，彝、白、汉三个民族始终和睦相处，没有发生过不可化解的民族矛盾，所以滇池、洱海地区形成以彝族、白族、汉族为主导，包容其他民族的初级统一体。
在上述五个初级统一体中，滇池、洱海地区及生活在此的彝、白、汉三族是彼此进一步凝聚的核心和联系的纽带。首先，滇池、洱海地区一直是云南的政治中心所在，彝族、白族、汉族也一直是云南的统治民族，这就在政治上统摄了其他地区的民族。其次，滇池、洱海地区地处滇中，在地缘上和其他四个地区都直接相连，所以一直是云南各地区商品贸易的中心，如茶马古道虽起于普洱和西双版纳，但须经大理中转才能将茶叶运往香格里拉、西藏；此外，滇池、洱海地区拥有云南最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其技术和产品亦为其他地区民族所必需。这就从经济上紧密凝聚了云南各民族。再次，滇池、洱海地区是汉文化最早开始传播的地区，文化积淀非常深厚。汉代时期，中原王朝就有意识地在此传播汉文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爨氏集团更是积极学习汉文化，南诏、大理时期的统治者也在此积极推广汉文化，甚至开科取士，明清时期涌现一批全国知名的彝族或白族的汉文化专家，如李元阳、高奣映等。因此，滇池、洱海地区历来是云南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是传播汉文化的中心地带。最后，滇池、洱海地区的彝族、白族、汉族人口最多，并凭借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优势广泛分布在其他地区，从而能与云南其他民族建立起普遍的联系，将其串联成一个整体。
通过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方法，笔者将复杂的云南古代民族关系较为清晰地梳理出来，认为稳定、团结的云南民族关系成因即在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因此，如何保护好云南民族关系“多元一体”格局将关系到云南民族关系未来的稳定与和谐。
[1] 《史记·西南夷列传》。
[2] 《南诏德化碑》，见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2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第379页。
[3] 杨福泉：《纳西族与藏族历史关系研究》，民族出版社，2005，第9页。
[4]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第35页。第一章远古至两汉——云南民族关系的酝酿与形成
历史是从古至今一步步走来的，但是，对历史的认识却基于回溯。对云南民族关系史的认识，其实就是对当代云南民族关系何以形成的历史过程的回溯。当代云南民族关系的最大特点就是“多元一体”。“多元一体”就是说，一方面有众多的民族，是众多相互差异的民族之间的关系，而非简单的甚至单一的民族关系；另一方面，云南各民族又相互融汇与凝聚，形成一个整体，并进而成为中华民族整体的有机部分。各民族相互宽容与理解，合作、交流超过排斥与战争，并且始终作为中华民族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存在，这就是云南民族关系的历史内容与特点。回溯历史可知，这种关系由来已久，而远古至两汉则是其酝酿时期。正是在这一历史阶段中，云南民族关系开始孕育、发生。第一节云南民族多样性的发生
云南是人类起源地之一。在这39.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考古学家们多次发现了人类的源头。1965年，元谋县发现170万年前的两枚猿人牙齿化石，随后又发现相关的石器和用火的痕迹，从而肯定了云南“元谋猿人”的存在。此外，还有属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丽江人”“西畴人”化石及多处旧石器时代遗迹的发现，由此确认早在旧石器时代，人类的祖先就已活动在云南这片土地上。当然，追溯人类的起源或亚洲人、中国人的起源，我们须详究云南的旧石器时代，但是在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差别尚不明显，对于认识民族、民族文化的发生、发展而言意义还不大。故而我们认识云南民族关系的酝酿、发生，就须从新石器时代开始。
云南新石器时代的下限大约在公元前一千多年前（以内地王朝分期来说大约商周时期），此后，云南的主要地区即进入文明社会，文化的差异、族类的区分日渐明显，由此跨入民族、民族关系的孕育、发生时期。这一历史时期大致从商周延续到两汉，考古学界将之称为“云南青铜文化时期”。云南考古学界对这一时期的发掘和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得到了商周至两汉时期的许多信息，但是，有关云南这一时期文献的记载极少，因此，对这一时代（以及此前的新石器时代）我们既要依据历史文献，同时要以考古学资料为依据来进行论述。一 新石器时代云南族群与文化多样性的发生
新石器文化距今一万年左右。现今发现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和器物，遍布云南各地，并已显露地区之间存在差别。这样就孕育着地区之间、族群之间的文化差别，以及未来民族的区分。
对云南新石器文化，考古学家虽有不同的分类法，但都一致肯定，云南不同地区之间存在文化差别。李昆声先生将云南新石器时代文化分为八种地区类型：滇池地区（石寨山类型），滇东北地区（阐心场类型），滇东南地区（小河洞类型），滇南及西双版纳地区（曼蚌囡类型），金沙江中游地区（大墩子类型），洱海地区（马龙类型），澜沧江中游地区（忙怀类型），滇西北地区（戈登类型）。汪宁生先生将其分为五种地区类型：洱海地区、金沙江中游地区、滇池地区、澜[1]沧江中上游地区、滇东北地区。这八种或五种地区（类型），都各有特点而独立成形，但是也可以据其共性而归并为两大类。这也是李昆声、肖阳、郭家骥等先生共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可将金沙江中游地区、洱海地区、滇西北地区三者归为一类，其特点是：居住于穴居、半穴居或平地起建的房屋；以尖底瓶和圆底钵为其陶器的主要特征，并有少量陶三足鼎；对夭折的儿童作瓮棺葬，等等。由此说明，这三个地区的文化“与黄河流域尤其是上游的我国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较密切的文化联系。其本质上的原因，这些文化的创造者是我[2]国古代氐羌民族的先民”，故可称之为“先氐羌文化”。汪宁生先生也认为，金沙江中游新石器文化以元谋大墩子文化为代表，这种文化对夭折儿童作瓮棺葬，并在瓮棺上开小圆孔，似乎为了让灵魂出入，[3]这与西安半坡仰韶文化瓮棺葬相似。郭家骥先生则说：这些地区的文化“与黄河中、上游的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关系十分[4]密切”。以上诸位又将滇池地区、滇东北地区、滇东南地区、滇南及西双版纳地区归为一类，其共同特点是：居住于“干栏式”房屋；使用有肩石斧、有段石锛和有肩有段石锛；其陶器，质地以夹砂陶为主，纹饰有绳纹、划纹、方格纹等，器型以釜罐为主；有稻谷种植的遗址和谷种遗物；滇池地区有贝丘遗址，等等。李昆声先生认为：“这些考古学文化特征，反映了云南这四种类型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与我国东南沿海有着较强的联系，而这些文化特征则是百越民族的先民们所具有的。因此，可以将以上四种类型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5]称为‘先越文化’。”郭家骥先生则说：这些地区文化“与东南沿海[6]地区有较多联系”。
以上分类十分明晰，因此也较简化，但实际情况则复杂得多，首先存在两大文化类型交汇的地区，这些地区两类文化和族群都存在，如滇池地区。“滇池地区新石器文化具有强烈的南方色彩，种植稻谷，出土双肩石斧、有段石锛及有肩有段石锛，具有鲜明的百越文化特色，说明这是百越族群的先民创造的原始文化。但从该地区发现的带耳、带流陶器上的锥刺纹、划纹等情况，以及后来青铜时代的众多骑马人物俑，甚至还有披‘察尔瓦’的人物形象等因素来看，远在新石器时[7]代，即有为数不少的氐羌族系的先民居住在滇池地区。”而“洱海地区和金沙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以氐羌文化因素占主导地位，也有百越文化因素（稻作文化），是氐羌先民南下和当地土著居民（百[8]越系先民）共同创造的原始文化。”或许正因为是两类文化交汇的地区，滇池、洱海地区从远古（新石器时代）开始，就成为云南社会发展的两个中心地区。
我们认为，将云南新石器文化分为两大类别是可行的，符合现今考古发掘的成果。由于两类文化的族属和来源问题十分复杂，如果仅以氐羌和百越来定其族属还有一些困难，例如百濮，即作为云南地区最原始的土著，或所谓孟高棉语系的百濮（而非源于长江中游地区的百濮），他们在新石器时代的分布范围尚不是很清楚，但应当还是较为广泛的。把他们归入百越文化、百越族群似乎不太妥当，但若说他们与百越皆属南方族群、南方文化，还可以。因此若笼统地看，云南新石器文化已分别有类似我国北方族群和南方族群的文化因素，因此以“类北方族群文化”和“类南方族群文化”称之较好一些。
我国北方族群的文化与南方族群的文化有很大的差别，地域上也相距甚远，但是从石器时代开始，就在云南地区汇聚、交融起来，这可说明三个问题：第一，云南文化多样性的孕育和发生，是很久远的；第二，云南一地汇聚我国南北两大族群文化，这两类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在全国是很特别的；第三，这两类文化的源头可能在内地，可从内地去追溯，从而说明云南的族群与内地在远古就有密切的交流与联系。二 青铜时代（商周至两汉）云南族群与文化多样性的形成
云南地区的青铜时代大致始于商周之际而终于东汉，这正是云南民族孕育、发生的时期。青铜时代始于铜石并用。1957年发现的剑川海门口遗址，是一个铜石并用时期的遗址，从遗址中发掘出青铜器及大量石器。其青铜器经测定，距今三千余年约当商周之际。青铜时代终于铁器的出现，即铜铁并用的时代。滇池地区李家山遗址晚期器物中青铜器和铁器并存，同时还出土东汉五铢钱，以其为代表可知云南青铜时代大致终于东汉初年。当然，由于云南各地发展的不平衡性，这一时代划分只是就中心或主要地区而言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云南青铜器考古取得丰硕成果，发掘出许多遗址，获得大量青铜器物，由此得到这一时代社会和文化发展的丰富信息。把这些信息与文献记载的信息相比较（互证），可知商周之际至东汉这千余年中，云南在新石器时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有地区差异的、多种多样的文化类型。考古学家基本将云南青铜文化分为四个地区类型，这与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的地区划分大体相对应。从这四类地区文化的特点中，我们可以进一步、更为清楚地看出云南地区族群与文化多样性的发生与形成。（一）以滇池为中心的滇东地区1.云南经济、文化中心的出现
以滇池为中心的滇东地区，是一个大概的范围，其外延，南至今蒙自，西抵楚雄，北面把滇东北（即滇、蜀交接地区）包括进来，东面连接黔西地区。这里与“以洱海为中心的滇西地区”，同是发现青铜器最多、内涵最丰富的地区。我们认为，这应是青铜时代云南经济、文化发展的中心，因为它在以下几个方面有突出的发展。
第一，青铜冶炼与制作。这是当时生产工具制作及生产力水平的重要标志。现今在滇池地区发掘出众多的青铜遗址，如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曲靖八塔台、呈贡石碑村以及安宁太极山等，从这些遗址中出土大量的青铜器，如石寨山就有两千余件，其中有武器、农具、生活用具、乐器、礼器以及装饰品，等等。其冶炼水平高、制作工艺精湛，如，武器，其铜锡比例恰当，十分坚硬；铜“贮贝器”、铜鼓和各种装饰品，制作特别精美，说明至迟在西汉，滇池地区已有较发达的青铜冶炼和制作业。而这时的滇东北，即今昭通、会泽一带青铜冶炼和制作也很发达，其代表作则是朱提、堂狼铜洗。“洗”乃两汉用语，相当于周代之“盘”。汉代铜洗上常刻有铭文以注明制作年代和地方。现传世或发掘的汉代铜洗，很多都刻记朱提、堂狼。朱提、堂狼，即今昭通、会泽。由此可知，两汉时期滇东北地区青铜炼制很是发达。更何况，除铜洗外这一地区还发现其他许多汉代青铜器物。故方国瑜先生在《朱提堂狼铜洗概说》一文中指出：“在公元1世纪[9]后期至2世纪后期，朱提铜器工艺发达，亦为社会经济繁荣时期。”
第二，农业发展。出土的青铜器中农具很多，并且品种也多，如铜镢、铜锄、铜镰、铜斧等。秦汉时期已有这样的金属工具（而在东汉末则出现铁制工具）说明当地农业已有较高水平。当时滇池地区以及滇东北（今昭通地区）的坝区，稻作农耕已较发达。《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王莽时期益州太守文齐，在朱提（今昭通地区）“造起陂池，开通池沼溉灌，垦田二千余顷”。从青铜贮贝器等器物上所铸造或刻画的动物形象看，秦汉时期滇池周围饲养的牲畜已有牛、羊、猪、鸡、犬，并且捕食鱼、螺等水产，以至《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赞美说，当时滇池周围“有盐池田渔之饶，金银畜产之富”。
第三，社会组织的发展。当时云南多数地方还处于“毋常处，毋君长”的状态，而滇池周围以及滇东北的一些地方，已有定居的邑聚，形成特定的社会组织形式。这从青铜贮贝器上所铸造的众多人物活动场景可窥一斑。汪宁生先生《云南考古》一书中指出，晋宁石寨山先后出土的贮贝器（基本为两汉时期），其中7件在盖子上或腰部铸有人物活动场面，2件表现战争，3件表现举行某种杀人祭祀仪式，1件表现纳贡，1件表现出女奴隶们正在女主人监视之下纺织。还有1件杀人祭祀的场面，出现人物达127人之多。……还有几件铜鼓形贮贝器上不用雕塑的方法，而是刻铸着人们放牧、乐舞、纳粮以及统治者[10]率领人民出外播种等图像。由此可见，社会已有主、奴、平民的等级区分；存在祭祀、纳贡、战争等有严密组织的社会活动，存在强制性的社会组织。而据文献记载，云南地区最早出现的国家政权形式，可能就是以滇池为中心的滇国。《史记·西南夷列传》载，战国时楚人庄入滇，以“兵威”平定滇池地区，终“以其众王滇”。滇国是否在此时诞生的呢？尚不能肯定，但是，《史记·西南夷列传》载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帝令使者“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西十余辈”。则可以认为，此时滇国国家政权形式已经存在。特别是《史记》载，元封二年（前109）武帝“发巴蜀兵击灭劳浸、靡莫，以兵临滇”，滇王举国投降，于是武帝在其地建益州郡，同时“赐滇王印，复长其民”。20世纪50年代，晋宁石寨山墓葬发掘出金印一枚，印文“滇王之印”，这就与《史记》所述互相印证：当时滇国政权确实存在。它即便不是唯一的，也应是云南地区最强大的地方政权。而益州郡（辖云南境内24个县）之郡治亦在滇池县（今晋宁县），因此，滇池周围应是云南地区最重要的政治中心。
第四，交通和商贸。战国至两汉，内地与云南的交通、商贸首先从滇东北开始，因为，内地主要通过蜀地（今川东南）而与云南交通。《史记·西南夷列传》载“秦时常略通五尺道”，就是指秦始皇时，修筑了宽仅五尺的道路，从今之宜宾起至曲靖，故谓“略通”，或谓“五尺道”。此乃秦孝文王时蜀守李冰就开始修建，后常继之，但不论如何，这就是从云南通往内地的首条正规道路了。此后，不仅蜀地，甚至关中的人员、物资，如铜镜、弩机和铁器，多经此道进入云南，而云南物资如朱提的铜洗、纯银，以及各地的牲畜甚至奴仆也经此输往内地，故两汉时期经滇东北直到滇池，与内地交往较多、经济较发达。而从滇池周围发掘的文物，如大量精美的贮贝器及其中所藏海贝可知，当时已将海贝作为“通货”和财富的标志而收藏，并且这些贝可能来自印度或东南亚，由此也可见，当时滇池地区经贸之发达程度。2.族群和文化多样性的形成——地下文物与古文献互证
以滇池为中心的滇东地区，不仅是当时云南发展的重心所在，而且形成独特的区域文化。这种文化既有北方游牧文化的特点，又有南方农耕文化的特点，同时还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也就是说，它与上述三种文化都有关系，但是又都不等同，或者说它不能归于这三种文化中的任何一种，由此可见，它就是一种独特的区域文化，是包含多样性、由多种族群共建的文化。而以滇池为中心的滇东地区也正是云南民族多样性孕育与发生的重要地区。
这种多样性，在考古发掘的文物中有许多表现。如，在现今滇池地区发现的青铜贮贝器、铜奁、铜鼓等器物上，有雕塑的立体人像及刻画的人像数以百计，他们的发式、服饰、用具清晰可见；由众多人物组成的活动场景众多，可直观其社会生活状况。有关专家认为：据这些图像可知当时滇池地区存在众多的族群。如汪宁生先生说，这些器物上的人物，首先是人数众多的“滇”人，他们是滇国的主体民族，“男女均穿无领对襟外衣，长仅及膝，赤足，男的常以带束腰，腰带正中有圆形铜带扣，有的衣后拖一后幅，即所谓‘衣着尾’之俗。男女均叠发为髻，中间以带束之，惟男子之髻在头顶，而妇女之髻则拖于脑后。这种髻应即是文献记载的‘椎髻’”。除此之外的人则“作为纳贡者、宾客或奴隶”，又分为多种族群。对此，汪先生说：“前人划分为七种，而据我们观察，可分为十几种，主要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服饰与‘滇’人大同小异者，似为与‘滇’人‘同姓’的‘靡莫之属’。第二类是男女均梳辫子，是与‘滇’人经常发生战斗的‘昆明之属’。第三类人数很少，男女均挽髻为结，盘于头顶或于一侧，类似今桶裙或‘沙龙’之类，很像今滇西的傣族。第四类只见女性，[11]头梳螺髻，与今云南苗族发式一样”。在我们看来，这四类人中，除“昆明之属”梳辫外，其余皆梳发髻（椎髻）。故而，如果说昆明人似北方族群，其余则应当像南方族群。与此同时，在一件被称为“纳贡”的贮贝器上，铸有一组人，他们高鼻深目，多长髯，窄衣、窄裤、窄袖，佩长剑。张增祺先生认为，他们可能是从中亚地区南迁至滇的斯基泰民族——塞人；汪宁生先生认为他们“疑来源于西[12]方……也可能是身毒之民或僄人侨居滇西地区者”。此外，从其他器物也可推测存在不同的族群，如曲柄青铜短剑，“此种短剑在我国内蒙、河北和山西北部及四川西部发现较多”；弧背铜刀，“我国辽[13]宁、山西北部及苏联贝加尔湖等地多有出土，器形也大致相同”，因此它们应属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由北方民族带入滇池地区；而铜铸的“干栏式”房屋模型，则说明居住者可能为南方民族；一些腰带的扣饰，其上以镂空浮雕形成的图案来表现动物之间的厮咬、搏斗，以及社会中的掳掠、狩猎、乐舞形象，其艺术风格和手法颇有北方民族的特点。故而从考古发现的各种青铜器物可以看出，当时滇池地区是一个多种文化与族群聚集的地区。
有关历史文献，最重要者当推《史记·西南夷列传》，其所述内容与上述考古文物研究大体一致，故可相互举证之。现今引用最多者如：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
此以“滇”（地方或国名）为“靡莫之属”中最大者，即以滇人属于靡莫族群之一支，其周围应当有“靡莫之属”的许多分支存在。“滇以北”即滇东北以及川东南地区，这一地区的人与“靡莫之属”（其中包括滇人）的共同特点是：“魋结，耕田，有邑聚”。既然有共同特点，那么他们是否同属一个大的族群呢？有可能。司马迁认为，在“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即今滇西地区，存在另一个大的族群“名为巂、昆明”，他们与滇东“靡莫之属”相比较，其特点是“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这些与滇池地区青铜器物显示的信息大体相吻合。由此可认为，以滇池为中心的滇东地区，主要居民为“靡莫之属”，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魋结，耕田，有邑聚”；而滇西地区，主要居民为“巂、昆明”人，他们的共同特点则是“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此处可能脱一“大”字，即“毋大君长”）。这样，滇东地区和滇西地区，开始显现出地区的差异。两汉以后云南地区分为东爨与西爨、东爨乌蛮与西爨白蛮，《史记》所述应是这种差异酝酿、开始时的状况。《史记》接着又说：（武帝灭南越国后）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诛南夷兵威风喻滇王入朝。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靡莫，皆同姓相扶，未肯听。劳、靡莫数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靡莫，以兵临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诛。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宠焉。
这再与青铜器的信息互证：“西南夷”包括滇人、夜郎人、昆明人等百数部落、族群，因而不应当是一个特定族群的名称，而是一个地区的族群的统称，即在这一地区有数以百计的部落、族群，因其不同于内地华夏族人，故以“夷”（或“蛮”）总称之。而在西南夷中，滇人与劳、靡莫为同一族群。
在此，太史公又提示说：在这外夷之地，曾有内地的楚人进入并留下及融入夷人之中。这就是所谓“庄入滇”之说：
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庄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
在最后的赞语中司马迁说：“楚之先岂有天禄哉？在周为文王师，封楚。及周之衰，地称五千里。秦灭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汉诛西南夷，国多灭矣。唯滇复为宠王。”即再强调，早在战国时，滇池地区已有“楚之苗裔”，并绵延不绝至于汉代，而楚曾为文王师，即属华夏，故在西南夷中早有华夏苗裔融合其中。由此我们认为，在上述文字中太史公意在说明：当时以滇池为中心的地区（上文“〔地〕方三百里”似应为“池方三百里”，故可理解为：以三百里滇池为中心，周围肥饶数千里的地区）由多种族群构成，其中就有华夏苗裔。除《史记》外，《汉书》《后汉书》以及《三国志》、晋宋齐梁诸书、《华阳国志》等史书志，对秦汉时期以滇池为中心的滇东地区，其族群构成皆有记述，但与《史记》大体一致，故不一一引述。
内地华夏族裔进入云南，史书记载以庄为先，而内地文化大量浸润云南则从秦汉开始。《史记》载，元封二年（前109）武帝“发巴蜀兵击灭劳、靡莫，以兵临滇”，滇王举国投降，武帝“赐滇王印，复长其民”，设益州郡，辖云南24县。于是内地文化大量进入滇池地区。在晋宁和江川的考古发掘中，就出土了汉字镌刻的“滇王之印”及其他印章，以及内地制造的青铜镜等。而滇东北地区，即今云南昭通地区，自秦开五尺道，遂成内地，特别是蜀地入滇的主要通道，内地文化，特别是蜀地文化入滇首先就浸润滇东北。滇东北地区的多样文化，日渐增加汉文化的因素。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在昭通城南发现东汉《孟孝琚碑》，碑文载：孟孝琚（广宗）“四岁失母，十二随官受韩诗，兼通孝经。博览……”可见汉文化在其地之流传。李昆声先生在其《云南考古学论集》中指出，云南地区农业的牛耕技术是由内地传入的，其始于东汉，并且首先接受和传播的地方是滇东北的昭通地区，他说：“最近（指1998年之近期——引者注）在昭通县城关东汉墓中发现一块画像砖，此砖……画面图二幅……左图为一幅‘牵牛图’。牵牛图上右边为一椎髻披毡人，左边为一两角朝上的黄牛。牛和人之间有一细绳相连，绳的一端系于牛鼻，另一端牵于披毡之内的人手，牛前方有一尖状土堆。穿鼻系绳之牛，当为耕牛。……两汉时期，四川是中原入滇的孔道，牛耕技术当由中原经过四川传入。而最早使用牛耕的地区是滇池、昭通地区。”就接受内地汉文化并较早发展农耕生产方式而言，两汉时期的滇东北地区与滇池地区是相近的，故可视为一个地区来认识。3.族群和文化多样性的形成——据当代论述的分析
关于滇国的主体民族为何？秦汉时期滇东地区主要族群为何？当代史学家、学者众说纷纭，但是都有道理，都无法相互否定。这就提示我们，有可能各家都有一面的真理，都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反映出当时以滇池为中心的滇东地区，是多种文化、多种族群的汇合之地。由此，我们可以据之对当时滇池地区族群和文化的多样性做出一定的分析。（1）以僰人为滇池地区主体族群
马曜、尤中诸家持这种看法。马曜先生认为，“西汉时，滇池地区的主要居民是滇、劳、靡莫‘同姓相扶’的各部落，组成部落联盟，称为‘靡莫之属’，其中以滇为最大。……滇又称滇僰，意为滇池的僰人。僰是‘羌之别种’，史称‘氐僰’（亦作羌僰），当为氐羌[14]族群中的氐人。氐人接受汉文化较早较多”。此说认为，滇池地区主体族群为“靡莫之属”，滇人则是其中“最大”者；“靡莫之属”乃僰人，而僰人源于氐人，氐人属氐羌族群。氐羌族群原本居住在我国西北河湟地区，后来向南迁徙，先入滇西地区，再向滇东迁移。氐人与羌人有区别，氐人居住在低地（谷地、坝区），以农耕为主，较先进；羌人则居住在山区，以游牧为主，较落后。由于云南特殊的地形，他们常交错生活在同一地区（滇西和滇东），但是，氐人在低处（谷地），羌人在高处（山头），呈所谓“垂直分布”。尤中先生的看法与此基本一致，仅有小的区别，即认为僰人以氐羌为源头，而不是只以氐为族源，后来也不以叟人为其后裔，叟人是与僰人同时并存的[15]氐羌族群的另一分支族群。
这种看法，在古代文献和考古资料中都有许多根据。其优点在于，能清晰地说明云南最大的两个兄弟民族（彝族和白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如说两者皆属氐羌族群，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他们会同属彝语支，在文化上有许多共性，在发展过程中相互渗透。又如说，氐羌虽同为一个族群，但后来分化，氐族为农耕者，较发达，接受汉文化较多，为白族的源头；羌族则以游牧为主，较不发达，为彝族的源头。以此来说明彝、白两族后来发展中的差异，就有一定的道理，能理清许多历史关系。但此说又有一些困难，首先在于，滇国主体族群有一些明显的华南族群的文化特征，而氐、僰（以及今之白族）作为来自西北的民族，很难说是这种南方文化的主体。其次，以氐羌族群、氐人、僰人为滇国主体族群的源头，进而作为白族的历史源头；而以氐羌族群、羌人、昆明人作为滇国的敌人、掳掠对象，进而作为彝族的历史源头，这种历史源流的梳理过于简单，不能说明秦汉时期彝族先民在滇东、黔西地区的高度发展（不能认为魏晋以前这些地区经济、文化的发达与彝族先民无关）。秦汉时期彝族先民并不只是“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游牧且较落后的昆明人，彝族的历史源流是很复杂的。所以，以马曜先生为代表的这种看法，还不能定于一尊，但是，它肯定滇国的主体包含氐羌文化、僰人文化，其历史源头中包含氐羌族群，则是对的，我们很赞同。（2）以越人为滇池地区主体族群
此说以张增祺先生为代表。他认为“滇池区域青铜文化是古越人创造的”，当时滇池地区的主体民族是古越人。其根据大致有以下一些方面。其一，从石寨山、李家山等滇池地区青铜时代考古发掘可知，“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滇池区域就有‘百越’文化遗物，青铜时代出土更多”，如，发现大量有肩石斧和有段石锛，而学界已公认此类石器和古越人有关；发现靴形铜斧，而此类铜斧在广西、浙江及越南东山文化中都有出土，并被学界认为是古百越民族的遗物；出土不少的铜鼓（约三十余面），而铜鼓是古代百越民族特有的器物；出土了特殊的铜桶，此类铜桶在广西贵县及越南东山都有出土，可见它也与古百越人有关。其二，从青铜器物上的图像，特别是贮贝器上铸造的人物形象可看到，作为主人、统治者或活动的主持者，无论男女其发型都是“椎髻”，服式则“妇女皆服一件宽大对襟的短袖外衣，衣长及膝。着时不系不扣，使胸前之内衣微露。大多不着裤，皆跣足。男子的服装与妇女略同……”这与《史记》《太平御览》等文献记载古越人的装束相似。其三，从器物上的图像可知，当时滇池地区主体民众有一些特别的习俗，这些习俗与百越族群自古以来的独特习俗十分相似，如猎头、文身、跣足、祭铜柱、居“干栏式”房屋，等等。其四，古代文献的记载，如《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可理解为“南中”（云南地区）西部为夷（昆明族类），南部（包括滇池地区）为越。根据以上，张增祺先生得出结论：“……我们认为古代越人的文化特征和滇池区域青铜文化相似，说明两者之[16]间有一定的族属关系。”
古越人与古氐羌人，不论文化特征或民族源流都有巨大的差别，故而可以说，张增祺先生的看法与前述马曜、尤中诸先生的看法差异极大，几乎不能相容。但是，前述马曜、尤中等先生的看法持之有故、十分合理，而张先生的看法也同样是持之有故、十分合理的。既然如此，那么，青铜时代（商周至两汉）滇池地区的主体文化究竟是氐羌文化，还是百越文化？其主体族群是氐羌还是百越？似乎两者都可以，而两者又都不可以，于是处于两难的境地，两种对立的看法长期僵持不下。我们认为，欲摆脱这种两难境地须把“非此即彼”与“亦此亦彼”两种思路结合起来，肯定当时滇池地区是两种文化、两个族群复合的地区；两种差别极大的文化和族群在此汇聚、交融在一起了。
问题的复杂性还不止如此。还有第三种看法，即认为滇池地区的主体文化和族群是属于古百濮或楚人等的。（3）以濮人或楚人为滇池地区主体族群
还有学者认为滇国（滇池地区）的主体民族是古代濮人。如侯绍庄、史继忠等学者在《贵州民族关系史》中认为“先秦时期，在今滇、黔、川西南、桂北以至鄂西的广大地区，居住着许多濮系民族集团，他们的社会发展已进入了初期的阶级社会，是滇、夜郎、邛都等地的[17]主体民族”。至汉代，滇国与夜郎的主体民族还是相同的，即濮人。在书中列举现今黔西考古发现的许多汉代文物，认为它们与滇池地区（石寨山、李家山等）发现的文物，有许多相似之处，如，“靴[18]形铜钺，饰有翔鹭、羽人的铜鼓，与滇文化的风格极为相似”，因此族属应当相同，即为濮人。又认为，庄率楚人“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最后到滇国，这些楚人与滇、夜郎的濮人相融合，故滇国（滇池周围）的民人是濮人与楚人结合的后裔。李昆声和张增祺就指出：“也有的人认为滇池区域的青铜文化是濮人文化。根据之一是《华阳国志·南中志》将滇和濮连用称‘滇濮’，说明两者之间有族源关系。二是甲骨文中有‘濮’字，其形似一人头上有奴隶标志，手执盂盘，衣后饰长尾。滇池区域古代也有‘衣着尾’的习俗，与濮人同。三是滇池区域青铜器上多‘椎髻’人物图像，古代濮人亦[19]为‘椎髻’，与青铜器图像同。”虽然张增祺先生否定濮人是滇国的主体民族，但是，他不否定这些文化特征的存在，不否定在古滇国中有濮人存在，只不过这些濮人，“他们和‘昆明人’一样，都是滇[20]池区域主体民族越人的奴隶或被征服的民族”。关于濮人，虽然论述还不够深入，但是我们觉得，从两汉以降到隋唐以前，滇东（如南中的朱提、建宁等郡）都是云南最为发展的地区，这种发展很可能与巴蜀、湘黔的古濮人有关，因此，对于古滇国的主体族群是不是濮人，值得深入研究。
上述诸家关于古滇国（滇池地区）主体族群的看法，虽然没有一家能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同，但是，他们指出的文化特征及其族属存在于古滇国（滇池地区），却是论据确凿、论证服人的。由此，若把滇国主体族属为何的问题放在一边，我们就可以由之得出一个看法：古滇国，即秦汉时期滇池地区，汇聚了众多的族群，主要是氐羌（或氐、僰）、越人、濮人。除此之外，还应当有巂、昆明族群以及荆楚族群。（二）以洱海为中心的滇西地区
这一地区以洱海为中心。当时洱海周围经济、文化已较发达，以之为中心形成一特定的经济文化地区。按今天的地域，这地区大约东起楚雄，西至保山，北抵剑川，南至昌宁、双柏。当然，这只是一个大致的设定，如楚雄地域在滇池与洱海之间，文化也兼有两方面的特点，但置之于滇西地区，只是为了方便；而剑川以北，其地理位置在滇西，但因文化类型的区别，我们将其与洱海地区区别开来，另设“滇西北地区”以论之。1.云南经济、文化发展又一中心的形成《史记·西南夷列传》载，滇国（以滇池为中心）以西的地区“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故人们多认为包括洱海地区在内的滇西，主要是游牧民族，没有发达的农业，没有邑聚，没有君长及权力组织，没有地区中心，较为落后。但从现今考古文物和遗址来看，情况却并非如此。第一，洱海地区很早就发生、发展了青铜文化。剑川海门口青铜文化遗址，时在商周之际，与滇池地区青铜文化大体同时起步，不能算落后。第二，洱海周围集中了众多的遗址、墓葬，如剑川海门口、祥云大波那、弥渡青石湾、楚雄万家坝、大理金梭岛、巍山营盘山，等等。说明这一地区当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已经较高，已经相对聚集。第三，在这一地区发现的器物数量大、质量高，表现了发达的生产力水平和繁荣的经济，如祥云大波那出土的铜棺，重达275千克，由7大块铜板铆接而成，其侧壁和横头铜板都铸有精美的文饰和动物图像。如此大件，只能在当地铸造；如此精美，必有极高的制作工艺。第四，在发现的青铜器物中，农具很多，如楚雄万家坝就出土青铜农具142件，其中铜锄就有99件。这不仅说明当地青铜冶炼、制作十分发达，更说明有较高的农耕水平，否则不会用当时贵重的青铜来做农具。第五，祥云大波那墓为大型的铜棺葬，该墓以及楚雄万家坝墓又以铜鼓陪葬，由此可知其墓主应是特权人物，当时社会已分层并形成权力结构。阚勇先生就指出：“祥云大波那、楚雄万家坝随葬铜鼓的墓主，无疑就是‘邑君’之类的显赫人物。大波那铜棺内随葬象征权力的铜杖一根即是有力的印证。”[21]以上足可说明，当时以洱海为中心的地区，有较发达的农业，有发达的青铜冶炼、制作业，并有较发达的社会组织，应是云南社会发展又一个中心地区。2.地区族群和文化多样性的形成
以洱海为中心的滇西地区同样是多种文化和族群共存的地区。（1）农耕文化及其族属
如前所述，当时在洱海周围以及今楚雄一带已有较发达的农耕经济以及相应的定居生活和文化。首先是楚雄一带。阚勇先生就认为，楚雄一带（包括今姚安、大姚等地），都有“农业民族”并“跨入定[22]居农业社会”。他认为，这种农业文化的主体与滇池地区文化的主体是同一的，即都源于氐人的僰人。他说：“在今楚雄州及其邻近地区的居民应为靡莫之属的农业民族。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载，春秋战国、秦汉时期的西南夷中，农业经济最发达的正是‘滇僰’。他[23]们即是古代滇国的主体民族——僰人。”如此一来，关于楚雄一带的文化类型可以肯定，即农耕定居的文化，但是，族属则因与滇池地区相同而引起争论。也就是说，当时在楚雄一带创造了较发达的农耕文化的族类，同滇池地区一样，可能是僰人，也可能是越人、濮人。
楚雄一带靠近滇池地区，其地的农耕人民与滇池地区为同一族群，此说好理解。那么，洱海周围呢？洱海周围也发展了农业。剑川海门口、祥云大波那、弥渡青石湾、大理金梭岛、巍山营盘山等处考古发掘出大量的青铜农具，以及六畜（马、牛、羊、猪、犬、鸡）的铜铸像和骨骸，由此可知洱海周围有发达的农耕文化。剑川海门口发现大片的干栏式房屋遗址，证明那里的居民是定居的农耕族群，并且生活于河网、湖滨。那么，这种文化的主体（族属）仍与滇池地区一样吗？从地理的距离与古文献记载来看，都让人疑惑，以至设想其是另一种族群。
凡此种种，故可肯定，在洱海周围及楚雄一带，存在不同于游牧文化的农耕文化，不同于游牧族群的农耕族群。（2）游牧文化及其族属
对于滇西的游牧族群及其文化，一般都依循《史记》所述，认为是“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或为‘无大君长’）”的巂、昆明诸族及其文化。这种文化应与我国西北甘青一带或川西雅砻江一带的游牧民族有文化共性和历史渊源关系。如张增祺先生就依循《史记》《汉书》的记述，认为昆明人族类是“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的游牧群体，在把史书上关于这个群体的分布区域及其发型、服饰等特征与滇西青铜文化比较后，他说：“……结论是当地青铜文化主要是由‘昆明’人创造的。当然，滇西地区范围广阔，民族众多，除人数较多的‘昆明’人外，还有巂人、斯、苞蒲等少数民族。不过他们后来多被‘昆明’挤走或融合，滇西地区人数最多、[24]占统治地位的民族始终是‘昆明’人。”而尤中、阚勇等先生则认为，滇西地区的昆明族群已发生分化，其中一些较为落后的仍在游牧，且未定居，还处于原始社会，但是也有一部分已经以农耕为主，且定居，有了阶级分化和权力机构。尤中先生说：秦汉之际的滇西“……是巂（叟）、昆明各部落的共同杂居地区，其中以昆明族的部落占多数，同时也有昆明族分布在这一带地方。《史记·西南夷列传》说，这一带的巂（叟）、昆明部落‘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即以游牧为主，农业还没有发展起来，也还没有出现阶级的分化”。但是，尤中先生又认为，以上是《史记》的看法，它是片面的，即只说了昆明人中落后的那部分，而“当时当地的巂（叟）、昆明族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已经从事定居的农业生产，有了阶级的分化。不韦、巂唐二县内属于昆明族的哀牢人就是如此”，而“邪龙县的昆明族在西汉初年已经从事定居的农业生产，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阶级[25]的分化”。两汉设置的不韦县在今保山市东面、巂唐县在今云龙县西部至保山市北部、邪龙县在今巍山与漾濞两县中间，因此尤中先生的看法即是认为，当时洱海周边确有较发达的农耕文化，而其族属可能是从昆明人族群中分化出来的僰人，或哀牢人，但是，在滇西地区的昆明人相当一部分还是以游牧为主，属游牧族群。
当然也可以认为，滇西的主体族群已以农耕为主，其游牧文化的因素主要源于与外地的交流，如在祥云大波那、楚雄万家坝、剑川鳌凤山出土的青铜剑，其类型“在四川甘孜、西昌等地也有发现。足见与四川西部地区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同时与北方地区青铜文化亦有某[26]些承袭关系”。其并不一定说明当地与甘孜、西昌是同一族群，而很可能是受其文化影响。（3）铜鼓文化及其族属
铜鼓有悠久且连续的历史，现今看到的铜鼓，其制作年代可从两千多年前（约春秋中期）连续到一二百年前。铜鼓又分布广泛，我国的云贵高原、珠江流域、武陵山区都有分布。国外，与华南毗邻的越南、缅甸、老挝，以及南海之外的印度尼西亚都有流传。历史上铜鼓被许多民族作为族之“重器”（尊贵的礼器）、宗教之神物，而现在许多民族还用之为乐器，视之为宗族之圣物。因此，铜鼓是民族文化的一种标志和象征物，它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标志特定民族及其文化的存在，故而为文化史、民族史所重视。
在世界各国中，我国现今收集到的铜鼓最多，仅各地博物馆里就有1200多面（国外大约有二三百面）。而在我国各省区中，云南收集到的铜鼓最为重要，这不仅因为数量较多（有200面），更因为云南铜鼓有三点突出之处：一是当前国内发现的古代铜鼓共分为8个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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