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邢春如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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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艺术讲堂试读：
前言
艺术的诞生与发展，是人类勤劳与智慧的结晶，已成为人类社会一项重要的文化构成，艺术素养也已成为人类精神境界的重要内涵。在璀璨的艺术星空中，那些经典性的代表作品，不但是艺术家本身的才华表现，也蕴涵着时代、社会、民族的兴衰成败，揭示着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轨迹。
源远流长的中国艺术殿堂多姿多彩，无不体现着中国艺术的无穷魅力。传统的即是永恒的，这句话在今天具有特别的意义。随着我国社会的工业化，随着商业经济意识的普遍渗透，随着文化全球化迅速展开，中国艺术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化，流行文化之潮的涌动，工具理性、技术主义的扩张，功利主义的泛滥，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冲击，在艺术的领域中产生了许多负面的效应。因此，研究中国古代艺术，对于现代社会审美文化的改良与矫枉，具有重大的意义。
表现中国古代普遍的艺术审美标准，走出将目光仅仅局限于文学、音乐、舞蹈等经典艺术的狭隘艺术观念，恢复生活中处处充满生灵活趣之美的普遍审美意识，以美感点醒生活在被物化、被技术异化的思想，恢复人性的全面生动性和创造力，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
道德是中国各种艺术的立足之点，因此，我们一方面要继承以善统美的传统，相反我们还可以通过艺术来打通通向德行的道路，即以美启善，只有在美的陶冶中，美中之善才能转化入情，才能使人表现善性，这实际上是中国古代艺术的要义。
马克思曾经说过：“如果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你本身就必须是一个具有艺术修养的人。”一个富于艺术修养的人，他的精神生活一定比别人丰盈和充满活力，他永远不会真正寂寞，因为他是汇聚着人类的全部尊严和骄傲活着。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不论他担任什么工作，总会比其他人更能体谅人、更仁慈、更幽默，更易展现个性，更潇洒从容。历史上许多政治家、军事家、企业家能以他们的辉煌业绩产生广泛影响力和巨大震慑力，他们身上最具魅力的地方，往往是那一份艺术素质。
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历史使人明智。”历史的经验是前人巨大代价才总结出来的。历史经验包含着发人深思的哲理。要深刻地了解现实，理智地面对将来，就应当自觉地回顾历史。现代人只有了解历史，才能感受历史启迪现实的无穷魅力。惟有从历史经验这里感知杂乱纷纭的现实，才能体会历史智慧的美感与简洁感。
艺术史当然也概莫能外，这种由历史引发的智慧、魅力与美感，对于丰富一个人的生命内涵，提升一个人的素质，是非常重要的。只有了解了中国艺术的历史，才能提高一个人的艺术修养与人文素质，进而树立民族自信心，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才能以他们的不断传承和新的创造，继续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为此，我们特别编辑了《中国艺术漫谈》，主要包括文学、戏曲、音乐、舞蹈、绘画、书法、建筑、雕塑、陶器、织染、装饰、戏剧、话剧、电影、电视等内容。在这里，既有审美的欣赏，更有历史的认知与启示，并以精炼、浅显的语言与精美图片阐述中国各类艺术源远流长的发展历程，全方位展示我国各种艺术的精华，多角度介绍我国艺术的发展脉络。
本套书具有很强的艺术性、可读性和启迪性，是我们广大读者了解中国艺术、增长艺术素质的良好读物，也是各级图书馆珍藏的最佳版本。
第一章 建筑艺术
第一节 先秦建筑艺术
远古文化与建筑在我国古代的文献资料中，多处都对中国人的起源及史前文化有过十分生动的描述，说最早乃是盘古氏开天辟地，后来有“三皇”（天皇、地皇、人皇）、“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等等。在近代，有一些学者认为那些都是无稽之谈，而主张中国人是从西亚迁徙而来的。在这里有两点要指出：一是中国之人种并非从他处迁来，而是自古土生土长的，从诸多的考古发掘中足可资证；二是这些古代文献资料中描述的中国远古的“历史”，都是不够确切的，多为传说，因为它们一无当时的文字为证，二无器物为证（指描述中的器物）。而真正的中国远古文化，则是在许多史前遗址中得到确证。从近代开始，在我国的广大土地上，多处发掘出远古时代的人类遗址。1965年5月，我国考古学家在云南的元谋上那蚌村发现了距今170万年的猿人化石，这是如今在我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化石，足见当时已有人类活动。其他地方，如蓝田、马坝、大荔、山顶洞等，多处发现人类活动痕迹。
近年来，我国考古工作者进行了多方位的考古发掘，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在此，分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发掘和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掘。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发掘有：贵州盘县大洞遗址（1992），约为更新世中、晚期，主要是人牙化石及动物化石等。1992年在湖北荆州鸡公山发掘出五处人类遗址和两个石器加工区。1993年，在南京汤山镇雷公山葫芦洞发现人类头骨化石，距今达35万年。1995年，在四川酆都境内发掘出烟墩堡遗址，并有多种石制品。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掘内容更丰富：1993年至1995年，在江西万年大源乡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发掘出距今约一万年左右的狩猎场所和屠宰场，还发现许多陶制品。1993年至1995年，在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发掘出距今约一万年的动物遗骸和人工培植的稻谷标本，当然还发现好多陶制品。1993年在江苏高邮龙虬庄遗址，发现陶器上有文字性的刻划符号。1992年至1994年在河南郑州八里岗遗址发掘出连排房屋，长26米，进深7米，共八套，而且发现绘有推拉式门型，甚为可贵。1993年至1995年在郑州北郊发现了西山仰韶文化城址，城的平面略呈圆形，西墙残存60余米，北墙残存230米，最高处达3米，土墙为板筑法。据测定距今已达五千年，如此一来，我国的城市文化比原先认定的还可上推千余年。1996年在河南孟津水库区发掘了仰韶文化聚落遗址，面积约3000余平方米，有居住区、仓窖区、墓葬区和石器制造场。也发掘出石壁、钺等“礼器”，说明那时生产力已相当发达，社会已走向文明。1992年至1993年在内蒙古赤峰发掘兴隆洼遗址，有围沟、房址、窖穴等，为较完整的史前聚落，距今已达八千余年。1989年至1994年在安徽蒙城尉迟寺发掘出大汶口文化层的房址三十一处，还有墓葬和窖穴。居住房屋作连排式，内部空间灵活，外形整齐有序，是研究史前建筑的重要史料。1992年至1993年在浙江西北的莫角山遗址，发掘出一座人工建造的巨屋，东西长670米，南北宽450米，总面积达30余万平方米。建筑基址上有夯土层，夯窝及成排的大型柱洞等，这里属良渚文化层，说明距今五千年以上已有相当高超的建筑技术了。1995年至1996年，在四川成都附近发现距今大约有四五千年的古城址五座。这些都是很有价值的考古发掘。这许多资料，不但足以证明中国人是中国古老土地上土生土长的，绝非自西方迁来，而且早就有丰富的人类文化活动。
从比较具有地域特征、遗迹内容也比较多的地方来说，多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归纳起来，比较典型的，大体有下列几处：
河姆渡文化，位于浙江馀姚，距今大约七千年；仰韶文化，位于豫西渑池，距今大约六千年；红山文化，位于内蒙古赤峰，距今大约六千年；马家窑文化，位于甘肃临洮，距今大约五千年；良渚文化，位于浙江杭州，距今大约五千年；龙山文化，位于山东章丘，距今大约四千五百年；齐家文化，位于甘肃广河，距今大约四千年。这些地方的文化遗址，充分反映了我国远古时代的丰富多彩的文化形态。
根据人类学和史学理论，这些文化虽然已属定居性的早期农业文化，但都还没有发现有文字，而且几乎都是石器和陶器，未见金属的使用、所以无论从物质生产上还是观念文化上，都尚未进入文明时代。因此，历史的记载（指书籍、文献资料）只是后人根据许多传说，编织出来的一个完美神奇的中国远古时代的文化形态。
在这里，我仍仅对中国远古时代的居住形态作进一步的分析研究。在史书中和诸文献资料中，对于当时的建筑和居住形态，有较多的记述。《易·系辞》中说：“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墨子·辞过》中说：“子墨子曰：古之民未知为宫室时，就陵阜而居，穴而处，下润湿伤民，故圣王作为宫室。”《孟子·滕文公下》中说：“当尧之时，水逆行，汜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书》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可见中国远古时代的洪水之灾是一次大灾难，洪水过后，人们渐渐居于平地了。《韩非子·五蠢》中说：“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但有巢氏是否确有其人，则不得而知。《礼记·礼运》中说：“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槽巢。”
从诸文献记述来看，种种的说法，可以统一为这么两点：一是上古穴居而野处，人们生活在洞穴之中；二是沼泽低湿之地，人们在树上筑巢而居。而据考古学家分析，洞穴居住者，随着社会的进步而渐渐露出地面，由穴居、半穴居变为地面上建屋而居；巢居糊口渐渐把居住空间下降，由巢居到半巢居（即干阑式建筑）而也变为地面上建屋。
据建筑考古学家杨鸿勋先生认为，长江流域水网地区是我国远古时期文化发展相当早的地区之一。大约距今七千年左右，在长江下游一带，已有较发达的史前文化了。这可以从20世纪70年代发掘出来的浙江馀姚河姆渡遗址遗物中了解到。他认为，由于这一带河流、沼泽密布，地下水位很高，一般不可能采用挖洞的办法来解决居住问题。处于这样的地理条件下，主要凭借树木构筑窝棚，这就是所谓“巢居”。这种居住方式既可以避免猛兽的侵害，也可以脱离潮湿的地面，实质上它是远古猿人住在树上的直系发展。
杨鸿勋认为巢居的建筑，主要取材于树木，因此在木结构技术方面，很早就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史前时代晚期建筑形式
巢居的最早形式可以推测为在单棵大树上建巢：在分枝开阔的杈间铺设枝干茎叶，构成居住面；其上再用枝干相交构成避风雨的棚架，如同鸟巢。这就是古文献中所说的“橧巢”的原型。
巢居的发展，先是在一棵大树上结巢为屋，后来发展到数木结巢，这可能是由于人口渐多，而多数人找不到如此大树，从而有所发展。后来由于林木不足以为槽巢，故用人工插木于土来筑屋，然后又渐渐地降落到地面上。如今我们还能见到这种称之干阑式的建筑，这就是史前时代晚期的建筑形式。如今云南的傣族、景颇族、德昂族等的民居，如图，就有这种形式特征。据考古学家和建筑史学家的研究，云南的西双版纳、瑞丽、陇川等地，由于这里的文化比较封闭，它的原型特征至今仍然存在着，所以能表现出历史文化的积淀。
在史前时期，我国北方多穴居，这是由于我国北方一带（多指黄河流域）气候干燥、土层也较厚，所以当时人们便挖土为穴而居之。但是，与巢居一样，考古学家认为，穴居也有其发展序列。据考证最早所开挖的是横向的洞穴，后来也因为人口渐多，这样理想的地方较难找到，所以就发展成为斜穴，即坡地上的斜洞穴，。后来聚落迁至平原地带，于是就变成了袋形的竖穴。这种竖穴后来渐渐加大加深，用树干（留住枝丫）作为出入洞口的扶梯，上面又加顶盖，。以后，也许觉得如此深的洞穴，出入毕竟不方便，于是就改成为半穴居的形式。这种形式又由袋形半穴居发展成为直壁半穴居，。这种形式的洞穴，都有比较考究的屋顶。屋顶由中间一根木头支撑发展成为多杆支撑。最后也与巢居“自上而下”相仿，渐渐地向地面发展，成了建于地上的建筑。
在我国辽阔的土地上，史前时期的建筑基本上就是两类，即“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若以地理来分，则北方多居“营窟”，南方多居“槽巢”。后来，都又发展成为平地建屋了。从此以后，就进入了文明时代，建筑形式的种类也渐渐多样起来了。穴居
远古时代，我国北方地区，由于气候和地理条件等原因，所以多为穴居形式。半坡遗址的史前建筑
半坡遗址位于西安附近的半坡村，这是一处由半穴居和地面房屋组成的新石器时代的聚落，属仰韶文化，最早的距今已达六千年。仰韶文化时期在我国远古时代属母系氏族公社由繁荣走向晚期，这时从生产来说已是以农耕经济为主了，但狩猎和采集仍然存在。从黄河流域诸遗址的考古研究来看，这一带的诸聚落，定居生活已相当稳定，因此建筑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据我国著名建筑考古学家杨鸿勋认为，当时的建筑工具，从半穴居穴壁的遗迹看来，挖土还是用原来的木耒和手握的石、骨、角器。另外有石铲，挖土取土更方便。用于木材采伐、加工的工具，出土有石斧、石铲、石凿、石楔等。建筑工具的发展对建筑的改进有很大的关系。
半坡遗址的总建筑面积约有5万平方米，位于河东岸的坡地上，这里既便于取水，又免受洪水之灾。这个聚落分三个区域：居住区、陶器制作区和墓地。以居住区为主，占地3万平方米，已发现的建筑达四十余座，建筑有方形和圆形（平面）两种，边长或直径均为4米。在居住区的中心，是一座大房子，平面的长边为14米，短边为12.5米，里面有四根立柱，并划分出几个小室。据分析小房子为母系社会中的成年妇女过对偶生活的住屋，大房子为氏族首领及氏族内老、幼、病、残者住的，这里也是族内议事、节庆活动的场所。这些遗址形态，充分反映出远古母系氏族社会中晚期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特征。
根据考古发掘，这里分析半坡遗址几个典型建筑的实例。
第一例是考古编号为“半坡F21”的建筑。按发掘记录，穴底发现三只柱洞，皆直壁，深度各为80厘米、100厘米、110厘米，其中有一柱洞，似为后来加的柱洞遗迹。其余二柱洞相对中轴的两个对称位置上，已遭破坏，估计原来应有一柱洞。即复原为对称布置的四中心柱。这个建筑的顶部做法，只能推测了。估计有两种可能：一是在四柱顶杈上架四横梁，构成周围椽木的中间支点；另一是以四柱顶杈为中间支点，先于对角架设四椽，顶部相交构成其余柱椽的顶部支点。柱洞梁达80～110厘米，说明栽柱技术已较发达，而这可能也反映了四柱尚未用横梁联系之可能较大，因此认为后一种推测的可能性更大些。此建筑遗址的入口已残破，只能按同类型的复原。沟状门道为了防水，上面推测是有雨篷的。门道两侧未见柱洞，其做法应是在门道前方先架设一大叉手，顶部支撑门道横梁前端。从建筑内部中间的火塘可知，当时的饮食上已用烧烤。此火也作冬天取暖之用，顶上有孔，排烟之用。第二例是考古编号为“半坡F39”的建筑。这一建筑的室内地面以与室外地面平，周围柱洞应是侧部围护结构的遗迹。值得注意的是，据发掘记录，南部的入口处排列有柱洞，说明门限很高，半坡穴居遗址以至需要内设木骨。所谓门限，实际上是因袭穴壁概念的矮墙；鉴于柱洞较小，周围大约同门限矮墙的高度。这是初期的地面建筑形式，实际上是构筑起来的木骨泥墙代替挖土形成四壁。复原墙高，可以竖穴的一般深度来估算，约80～100厘米高。门内外有垫土，作为踏跺。墙上的屋顶亦推算为半穴居的情形。房子的构架，根据中轴偏北的中柱遗址，可设想屋盖木构，一中柱为中间支点，先架一椽，悬臂之室中心，形成其余柱椽的顶部支点，从而形成端正的方锥形屋顶。周围排柱没有特别粗的，这说明还是萌芽状态的墙体构造与屋盖全同，即墙体和屋顶还较含混不清，所以尚无“屋檐”。这种构架方式，扎结节点有一定程度的松动，因此受力后会产生一些变形。墙体因变形而外倾，有点像粮囤的形状，这也可以减少雨水对墙体的流侵，是否故意如此，则不得而知了。今天尚能见到西安附近武功出土的圆形的陶制房屋模型，亦可资证。
第三个例子是考古编号为“F6”。这是一座圆形的建筑，当然其圆是不太规则的，直径约为6.70米。中部偏北有两个柱洞，柱洞有防火栏杆护坎墙。参考同类、同时的遗址可知，南部被灰炕打破部分还有对称的两柱，故复原为四根中柱。这个遗址的重要现象是，墙体较薄（16～20厘米），泥墙内的木骨遗迹多为半圆、楔形、矩形等扁长柱洞，即木骨多为劈裂加工的木材，其截面长边多在10厘米左右，长边沿圆屋切线布置，其间无较粗的木材。这个遗址的入口处埋有木骨遗迹，推知门限的高如坎墙，可略起掩蔽作用，也可减少地面的尘土吹入室内。另外，门内两侧设隔墙，墙后形成适于卧寝要求的隐静空间。姜寨遗址的史前建筑
陕西临潼附近姜寨村史前时代聚落遗址，也是近年来所发现的一处很有价值的史前文化遗址。这个遗址的文化层，也属仰韶文化期。这个遗址总面积达2万5千平方米。在已经发掘的1万7千平方米中，已显露出的房屋基址有一百余座，还发现有大量的窖穴、墓葬等，它们所反映出的史前新石器时代的聚落形态，从建筑形态来说与半坡的（建筑）形态相仿，但从总体布局来说，则更为完整而且典型。整个居住区的北、东、南三面，被一条壕沟所围，西南端有一条河流。壕沟的东边及南边是集中的墓葬区。居住区内四面都分布着许多大、中、小型的房屋。更有意义的是这个居住区的布局，它们的房屋的门都向着居住区的中心开设的。居住区的中央，有一块大空地（广场），还有两片可能是作为牲畜超大型夜宿场的地方。据考证，所有的房屋几乎都是住人的，每座房屋的室内都设有火塘（灶炕）。大部分房屋形式是半穴居式的，也有少量的是平地建造的房屋。小型的房屋面积约15平方米左右。这种小型房屋也有方形、圆形两种，可住三至四口人。中型的房屋可住六至八口人。而大型的房屋在整个聚落中只有五座，每座面积约100平方米，若住人，则可容二十余口人。但这估计不是一个“家”，而可能是老者残疾者居住的，并有集体的“公共建筑”的功能，可在此议事、节庆等活动。从布局（见图）明显地可以看出，房屋分为五大组，每组一座大房子。大房子的门也朝向广场的中心。这里可以看出他们的氏族社会的结构形态已很完善。根据考古学家和民族学家分析，这个聚落遗址的大、中、小型房屋是有不同功能的。小型房屋是作为母系社会中一个家庭里成年女子过对偶生活的住房，好比如今新结婚住的“鸳鸯楼”、一室户差不多。不过这种家庭在史前时期还只是一个生活上的单元，而在生产和经济上还不是独立的，他们仅保存有少量的分配给的储粮，所以他们没有独立的窖穴。中型房屋是供一个家庭使用的，族长是女性，带领着老人、未成年人的孩子住在一起，好比今天的三代之家。屋内除了灶炕外，还有一处地方用来作为举行会议节庆活动的空间，这也好比我国民居中的堂屋差不多。室内睡觉的床位往往分成左右两半，分布在人口两侧，可能是因男女分睡的要求而设置的。在家族中供对偶家庭使用的小房子都围绕着家族房子布置。大型房屋供整个氏族使用，如上所说，除了有一部分类似集体宿舍那样的房间，供孤老、残疾人使用外，大部分的空间供整个氏族集会、议事、庆祝活动。这个已发掘出来的姜寨史前聚落遗址，有五个氏族聚居，他们有共同的陶窑、畜栏、窟穴、墓地。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在五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已由游牧过渡到农业社会。土生土长，世代相承，显现着中华民族的社会文化。姜寨遗址史前建筑巢居
从中国的历史发展来看，建筑起于筑巢也许更确切些。在我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中，建造房屋的神祇是有巢氏。在《庄子·盗跖篇》中说：“古者，禽兽多而人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在《韩非子·五蠹》中也有类似的说法。《太平御览》卷七八引《遁甲开山图》中说：“石楼山在琅琊，皆有巢氏治此山南。”又引《项峻始学篇》中说：“上古穴处有圣人教之巢居，号大巢氏。”西晋的张华在《博物志·杂说上》中说：“皆有巢氏有臣而贵，任之专国主断，已而夺之。臣怒而生变，有巢以亡。”这些记述也许属无稽之谈，但至少它影响了我国的文明史和文化形态。有巢氏的构筑术，影响到中国的木结构技术的发展，很可能非一人所为，但后人神化有巢氏，沿其道而更有所发展。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
如上所说，穴居多在高处，土层较厚，多在北方；巢居多在低处，地面湿润，多在南方。据许多考古发掘也证实这一点。最有代表性的，当推馀姚河姆渡村的史前文化遗址中的房屋（遗物）了，这些遗物距今已有七千年。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初，人们在浙江馀姚的河姆渡村发现有古人类聚落遗址，据考古学家鉴定，这是我国远古时代母系氏族的全盛时期的一个聚落。当时已有了较发达的农业（生产），他们以水稻为主要作物，已为耜耕农业，发现有诸多谷类化石和一些简单的木制农具。我们在这里关心的是当时的建筑，从考古发掘得到，这里已经有比较成熟的木结构建筑了。据考证，当时的住屋以木构干阑式建筑为主。最令人惊叹的是这种建筑的木构技术已经用榫卯结构了。榫，即榫头；卯，即卯眼。两者结合起来，形成构架。据考古发掘，河姆渡一地，发现有大量的这种木构件，当时已有梁、柱、棂及企口板等多种结合形式，这在世界建筑史上真是个辉煌的奇迹。我国数千年来，木构建筑的构件结合，就是靠这种形式。不但是房子，其他如家具和大型木构器物，也用这种结合方式。这种方式一直沿用到今天。现在的木匠，仍以能掌握这种榫卯的木构技术为荣。有的木匠手艺差，做不好榫卯，只好用铁钉来固定，这种木匠被贬为“洋钉木匠”，被人看不起。不过，榫卯技术之所以一直沿用下来，达数千年，确实有它的优点。这种房屋建成后，会有微小的变形；但这种变形不但不影响它的使用，美观，坚固性，而且由于它的构件结合的可变性，反而能调节外界的力，所以它不怕地震之类的灾害。1976年唐山大地震，好多建筑物都震倒了，但离唐山不远的天津独乐寺观音阁却安然无恙，只是有小小的变形。这座建筑经历了千余年（建于辽统和二年，984年）风吹雨打，曾经历过大小好多次地震，至今却仍然屹立。这可见我国的木构榫卯技术之价值了。
河姆渡遗址所发掘出来的这种建筑木构件，它在新石器时代又是如何加工而成的呢？其实，在我国的江南一带，还发掘出大量木材加工工具。一是伐木工具：主要是石斧，江苏吴县出土的石斧、木柄与石斧头结合，也用榫卯结合固定。用这种斧子伐木，斜砍成大半圈凹槽，不断地砍，最后截断。二是成材工具：截断长木的横断操作，使用石斧，与上面的工艺相同。方木、板材的劈木，用石斧、石楔及木棒、槌等榫卯的加工，榫头用石斧制作；卯眼则用石凿、骨凿、角凿、木棒及槌等工具。这说明当时人们已经很会动脑筋想办法了。
在我国史前时代，人们已经能如此巧妙地加工生产，建造房子，这说明中国人自古勤劳、勇敢、聪慧，创造出举世闻名的璀璨文明。远古时代的建筑与艺术
建筑作为艺术，起源也是很早的。在史前的建筑中，已可以看出一些建筑的艺术特征了。鲁迅认为，“生产技术和生活方法，最密切地反映艺术现象上者，是在原始民族的时候”。在我国的诸多史前建筑中，就反映出建筑的这种艺术性的雏形。
江西清江营盘里出土的一件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器，描绘的是一个建筑，脊长檐短，屋面是梯形的，其上饰有许多抽象的原始图案。这个建筑虽然是出土文物，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建筑形态，这种建筑形式及其装饰，可以说是萌芽状态的建筑艺术。
史前时期的装饰性艺术，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具象的如鱼形、鸟形、人形等等；另一类是抽象的，利用线条组合，有点像现在的图案那样，表现的是某种情态、形式美。当时在许多器皿、建筑物等，多用这种形式来作装饰。这种装饰的目的，从美学的角度来分析，一是表现人自己的聪明才智，二是表现某种美或价值。人类的历史也许就在这种美的形象中得到熏陶，从而走向文明和进步。
建筑与装饰有密切的联系，因此我们说史前建筑艺术时，先从器皿的装饰说起。
西安半坡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用具象的鱼、鹿、人等图案绘其上，有的十分巧妙地结合器皿的形状特征，说明我国传统的造型艺术，对功能的重视，先有形，再根据形进行装饰。后来的建筑艺术装饰也同样遵循这种艺术原则。
然而，可惜的是我国史前时期的建筑，只有遗址，已无原物存在。而像浙江馀姚的河姆渡遗址，也只有一些当时的木构件（化石）。所以当时的建筑艺术到底如何，就难以得到实际的形象了，我们只能从一些现存的文物中作分析研究。根据当时的那些彩陶上的美丽图案，也许能推断出当时建筑物上也会有类似的装饰，因为对当时的文化形态来说，这种建筑装饰不但有可能，而且也是需要的。
史前时期的艺术，多与宗教结合，甚至有人提出艺术起源于宗教（这当然是不确切的，但至少说明这两者具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史前时代有许多建筑，从造型来说出自当时的宗教原因，但它又是人的精神产物，是感动人的，近乎艺术。
在今之辽宁海城岫岩，发现一座巨石建筑。据刘锡诚《中国原始艺术》说，此叫“姑嫂石”，书中引《丹东市志》所记：“位于岫岩县岫岩镇北5公里兴隆乡兴隆村薛家堡子，当地群众称为‘姑嫂石’。石棚的左右后三面各由长1.8米、宽2米、厚0.8米的大石板组成，顶盖是一块长5米、宽4米的椭圆形大石板。”这种巨石建筑，在我国是很多的，除了上面说的岫岩一例外，在辽东半岛还有许多处，四川也发现有好多处。其形式除了上面说的石台状外，还有许多独石和立石的形式，据《中国原始艺术》一书的作者分析，它们的功能有三种：一是石台为原始先民酋长的坟墓或墓志，是灵魂不灭的象征；二是石台为原始社会进行祭祀的宗教场所，是古人对太阳崇拜的象征；三是石台即古人之“祖”（祖庙），是性器崇拜的象征。
据作者分析，一为坟墓或墓志说。如《华阳国志·蜀志二》中说：“蜀有五个力士能移山举万钧，每王薨，辄立大石，长三丈，重万钧，为墓志。今石笋是也。号曰笋里。”但其形状似乎不太像。另一说，书中引曲传麟《辽东半岛石棚性质初探》之说：“我认为主要是新石器晚期到奴隶社会初期，氏族首领或奴隶主的墓葬，同时也是后人祭祀祖先的祭祀场所……根据考古的发现，欧洲石棚中多是屈身葬。在中国过去只看到暴露在地表面之石棚，多数前面的敷石是半截的，有的被当作庙宇使用，内部都已清理干净，因此没有见到人骨。近年来在石棚中发现人骨的已有多处，在辽南双房二号石棚发现了人骨、石纺轮、陶壶。”关于认为它是宗教祭祀场所或宗教纪念物，以及说它是古人之“祖”的分析，在此不予细述。总之，这三种说法都与人的精神有关，而且都注意其造型。可以看出，无论何种说法，都说明当时的这种建筑造型，与宗教和艺术有关。
四川广汉市三星堆，这里发掘出许多史前文物，据研究这些文物和房屋遗址，距今已有五千年的历史了。当然，如上所说，建筑也只留下遗址，因此，要研究这些建筑的艺术性，也只能从其他一些文物来间接地推断了。从发掘出来的一些陶器中可知，当时人们已经能用艺术手法作形体的夸张，如“纵目人面像”，把眼珠凸出有好几厘米，嘴横向拉长作笑容，鼻子两翼用呙卷状，双耳大而且高。虽为夸张但却从比例和细部形象来看，却是一个艺术性的雕刻。有人分析这是“图腾柱”上之物，显然是宗教式的，或者可以说是史前的宗教和艺术的结合。
再说浙江馀姚的河姆渡，这里发掘出来古代文物的年代更早。除了上面说过的榫卯结合的建筑木构件外，在此还发掘出许多陶制器皿，如陶钵口沿上的连环禾叶纹、象牙雕刻的双鸟朝阳图等，都可以看出在距今达七千年的史前时代的艺术追求。圆形环面上的两幅连续图案，说明这是当时人们对图案艺术已有了某些规则性的把握，对于形的抽象和组合，无疑已达到了美的境界，从中可以作一推断，即当时人们对住屋有艺术加工的可能，而且其风格也可能是如此。那些“双鸟朝阳”、“双鸟负日”等图案，则也显示出当时人们的文化想像力。
岩画在我国发现有很多处，如广西宁明花山岩画，其内容是酋长兼巫师的形象，不但表现出当时的宗教式的文化内容，而且显然是一个空间，表现出氏族社会的某种庆典仪式场面。岩画在山崖上，可以保留至今，足见当时人们对于表现人类自我的欲望和能力。所以大至岩画，小至陶器、玉器，都说明我国史前时代的种种艺术素养。
可惜的是当时的建筑不能保存下来，只留下基址和一些残余的构件。但从好多的建筑遗址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那种很有规律的方形、圆型房屋，其本身也正是建筑艺术的雏形了。
有人说建筑艺术要比建筑产生得晚，认为人类一开始只是为了生存，为了避风雨、防敌兽而挖洞、筑巢，谈不上什么艺术性。这种说法好像有些道理，可是如果我们进一步追究“什么是建筑”、“什么是建筑艺术”之类的问题，可以发现在它们的早期阶段却是很纵目人面像朦胧的。上面说过，人建造的建筑，之所以称之为建筑而不是“窝”、“巢”、“洞”之类，其本质在于人是靠智慧构筑的，通过思维，经过推敲，有目的地营造自己的生存空间，而不是本能的。因此，古人的建筑，一开始就具有精神要素，这种精神要素就反映在以怎样的方式把建筑造得更好些，更合理些。从美学的角度说，这正是建筑艺术的萌芽。同时，精神活动的出现，伴随而来的必然有宗教和人际关系问题（早期的伦理关系），这种现象也是对建筑（形式）的要求。因此，作为“人的建筑”，一开始必然会伴随建筑的艺术性。当然这种艺术性决不能如同古希腊的帕特农神庙或我国的秦始皇的阿房宫那样明显和高超，而是原始的、朦胧的，就像当时的器皿岩画文身等那种“艺术性”。但是，这毕竟含有艺术性质，是人的本质力量在对象物上的投影。
我国史前时代的建筑也和其他领域一样，开创了自己的建筑艺术。随着历史的发展，才有如此壮丽辉煌的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先秦的城市建筑
众所周知，城市与人类文明有密切的关系。“文明”一词，英文中叫civilization，这词源出于拉丁文的“城市”（Clvltas）与“市民”（civis）。因此，人类进入文明时代才有城市，在这以前，只有聚落，没有城市。城市的产生也标志着人类文明的开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说：“作为艺术的建筑艺术的萌芽，有设雉堞和炮楼的城墙围绕起来的城市、荷马的史诗以及全部神话——这就是希腊人由野蛮时代带进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他说的是古希腊，中国古代的城市也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据《吕氏春秋》记载，城市早在夏代就已形成。“夏鲧作城”，这大概是我国最早的城市了。在《史记·夏本纪》中说，“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据裴驷的《集解》说，阳城在今河南颍川之阳城。河南登封县告成镇于1975年发掘出龙山文化晚期的一个小城堡（遗址），据分析它可能就是鲧作之城，但这毕竟有些无稽，所以更可能是夏禹时代的阳城。这座城市遗址是迄今所发现的我国最早之城。
据《括地志》记载，夏的末代之王桀建都于寻阝城，“故寻阝城在洛州巩县西南五十八里，盖桀所居也”。1957年，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附近的夹河地带，发现古文化遗址，后来经多次发掘，遗址范围很大，文化遗存也很丰富。早期部分距今已近四千年，相当于夏代与商代之交，则很可能就是夏桀之都郡城。后来到了商代，也在这一处建都。近年来在偃师二里头东北的洛河北岸，发现一处规模很大的古城址。这座古城的周垣已查明，城门和大型宫殿建筑基址的位置和组合也已发现，但还在进一步发掘中。这座古城址中部有一条低洼地，当地称尸乡沟，据《汉书·地理志》所记，“尸乡，殷汤所都”。尸乡，即偃师之古称，所以据研究这里很可能就是商都西亳。
在陕西一带，古时候为周人所居，当初在今陕西的岐山、扶风两县之交的周原建都。他们在沣河以西建丰京，后来又在河东建镐京。丰镐，即西周之都城。后来周灭商，丰镐成了全国最大的城市。周王朝为了加强对东方的控制，故又在今洛阳建造洛邑王城。此城完全按都城礼制格局营建，洛邑不但规模大，而且左右对称，并筑有内城外郭，是两重城垣的大城市。《周礼·考工记》中如此记述周代都城的形制：“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这里的意思是说，匠人规划和营建都城，其范围是都城规模，九里见方，每边有三个城门，城内纵横各有九条街道，每条道的宽度可并行九辆车。城内东侧置庙，即帝王的祖庙：西侧置社稷（即谷神）坛。城的南部（前面）是朝廷宫殿：北部（后面）则是市场和居民区。但后来由于地理、社会实际情况，都城形制与《周礼·考工记》中说的形制很不一样。只有到了明成祖在十五世纪建都北京时，都城格局才接近周代的规范。但“面朝后市”也不甚符合了。
春秋战国时期，天下四分五裂，各地诸侯纷纷营建各自的都城。所以这一时期，我国的城市建设事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这里说几个比较典型的先秦城市实例。
一是燕下都。
燕是春秋战国时期在我国北方的一个饶有名气之国。据历史记载，燕都在蓟城。考古工作者从1975年开始，在北京房山县的琉璃河一带发掘出一座古城。专家认为这就是燕都蓟城。可是从历史文化和考古发掘情况来看，燕下都更为有名。燕下都位于河北易县城东南，介于北易水和中易水之间。这座城市的营建年代，据考证不晚于战国中期的燕昭王时期（前311～前279），是当时燕国在南方的一座重要城市。历史上燕太子丹就在这里送别荆轲，“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高渐离击筑，荆轲咏歌和之，场面感人。燕昭王时代乃是燕国的复兴时期，当时在此修造“黄金台”以招纳天下贤士，后来历史上好多文人墨客来此题咏感怀。燕下都以两个方形城作不规则的组合。城东西约8.3公里，南北约4公里。城墙用黄土版筑，残存遗迹宽度7～10米不等。城内分东西两部分。东部主要是宫室、官署、作坊等，西部似为后来扩建的。宫室位于东部北端，有高大的夯土台，长135米，高7.6米，成阶梯状。附近还发现一些建筑的遗址，可能是此台的附属性建筑。考古学家认为，此台很可能就是“黄金台”遗址。其他地方还有一些建筑遗址，据统计所发现的夯土台基（建筑遗址）达50余处。
二是吴都阖闾。
春秋时期，我国的南方开始繁华，当时的楚、吴、越等国，不但有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实力，而且经济、文化也很繁荣。这里说的是吴国的都城阉闾，即今之苏州。相传商朝末年的周人首领古公直父有三个儿子，他欲把王位嗣于第三个儿子季历，长子泰伯和次子仲雍为避嫌疑而离开周原，千里迢迢向东南方而去，来到了今江苏无锡的梅里定居。兄弟俩一方面尊重当地人的风俗习惯，也“文身断发”；另一方面又给当地人带去了周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当时南方“荆蛮之地”，生产力相当落后，多为刀耕火种），因此这里的生产和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当时由于社会动乱，所以泰伯“筑城郭以为藩卫”。据《吴越春秋》所记：“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十余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吴，人民皆耕田其中。”这就是泰伯城。后来泰伯逝世，仲雍继之，并代代相传。据《史记·吴泰伯世家》所记，周武王“求泰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从此吴为周之版图。后来吴渐渐强大，成为南方的一个诸侯强国。这时，梅里的泰伯城已难作为吴国之都，所以后来就选择了今苏州一地（这里的自然地理条件比梅里好），兴建都城。公元前514年吴王阖闾登位，并接受伍子胥的建议，在今之苏州建都城，即阖闾城。当时伍子胥说，“凡欲安君之民，兴霸称王，以近制远者，必先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库，斯其术也。”据《越绝书》记载，“阖闾都城大城周四十七里二百一十步二尺；陆门八，其二有楼；水门八。南面十里四十二步五尺；西面七里百一十步三尺；北面八里二百二十六步三尺；东面十一里七十九步一尺”。“吴小城周十二里，其下广二丈七。丈七门三，皆有楼，其二增水门二，其一有楼，一增柴路。”从这些记述中可知它与北方中原诸地先秦时期的都城形制较接近。“从小城北邑中径，从阖闾到娄门，九里七十二步，陆道广二十三步，平门到蛇门，十里七十五步，陆道广二十三步。水道广二十三步”。从这些记述可知，吴国的阖闾都城内街道规模，要超过同时代的北方诸都城的街道。
阖闾城是吴国的政治和军事中心，城内有皇宫衙署，驻有军队。在阉闾城西郊的上方山还建有鱼城，居高临下，为军事要塞。阖闾城也是吴国的经济中心，城内有许多作坊、市场。当时冶炼技术特别发达，相传著名的造剑能手干将、莫邪就在此铸剑。这里还有热闹的市场，人们除了购物、贸易外，还有许多文化活动，据《吴越春秋》记载，阖闾葬其女儿塍玉，“乃舞白鹤于吴市中，令万民随而视之”。这种生动而热闹的场景可想而知。
阖闾城自建造至今已有二千五百年，这座城在当时来说是一座雄伟的都城，说明当时我国南方不但政治和军事已很强盛，而且经济和文化也已相当发达了。
三是赵都邯郸。
春秋战国时期的赵国是当时北方的一个强国，《史记》中记述赵国于公元前386年定都邯郸，直到公元前228年被秦所灭，长达一百五十八年。这座城位于今河北省邯郸市西南。邯郸在当时分王城与廓城两大部分。王城即宫城，由东城、西城、北城三部分组成平面如“品”字，城内总面积约5公顷。遗址四面有蜿蜒起伏的夯土城墙和凹形门址。其中西城近正方形，边长约1420米，周围有残高3至8米的夯土城墙，保存较好，每面城墙都有两处门址，其中各有一门直通主体建筑“龙台”。在遗址中发现“龙台”，位于城中部偏西；这里相传就是王宫，故称“龙台”。台基近正方形，东西103米，南北132米，高约16米。台的四周层层而上，如梯田状。邯郸古址又发掘出茶棚、梳妆楼等遗址。
东城为不规则长方形，城内东西最宽处926米，南北1442米，城中有南北两大夯土台，据考证这里就是赵王阅兵点将的地方。这使我们联想起当时赵惠文王、蔺相如、廉颇诸重要人物在此誓师抗秦的壮观场景。
北城更不规则，也发掘出一些夯土基址。据研究，赵王城可能毁于秦二世二年（前208）。
郭城即“大北城”，是邯郸的古城，也是赵国都城中人民生活、手工业生产之地。经发掘研究，城址平面为不规则的长方形，东西约3.2公里，南北约4.8公里。遗址中发掘出许多战国时期的遗物，并发现制骨、石器、炼铁、制陶、水井等遗址遗迹。
四是鲁城。
鲁城在今之曲阜。这座城市远在鲁国之前就有较多的文化史料。曲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炎帝自陈营都于鲁曲阜。黄帝自穷桑登帝位，后徙曲阜。少昊于穷桑以登帝位，都曲阜。”（《史记·周本纪》）舜“作什器于寿丘”，“黄帝生于寿丘”，“寿丘在鲁东门之北”（均同上书）。但这些史料都是后人所记，既无当时文字，亦无实际遗迹。曲阜在商代也曾一度为王都，甲骨文“王入于奄”，奄就是曲阜。《后汉书》说鲁国为古奄国。而从历史上看，曲阜作为都城，最辉煌的要算春秋时期的鲁国了。鲁国重教化，僖公时修泮宫，《诗经·鲁颂》中的《泮水》篇，就是指此地。当时孔子（前551～前479）在鲁国讲学，弟子三千，学生来自秦、齐、楚、宋、陈、吴、晋诸国，可见是当时“天下”的教育中心了。
鲁国都城曲阜，其形状近乎扁方形，四周筑有城墙。南端城墙笔直，东、北、西三端弯曲，似是地形之故，城的四角略呈圆弧状。城周长达11.771公里，其中东垣长2.531公里，南垣长3.25公里，西垣长2.43公里，北垣长3.56公里。据《太平寰宇记》引《曲阜县志》：“古鲁城，春秋之时鲁国都也。其城凡有十二门。”这十二座门分别为“正南曰稷，左曰章，右曰雩；正北曰圭，左曰齐，右曰龙；正东曰建春，左曰始明，右曰鹿；正西曰史，右曰麦，归德，其左也，当时天下学者由是门入，故鲁人以此名之。”现在已发掘出十一座门。但在众多文献资料中，门的名称又有些不同，如《左传》、《吕氏春秋》、《史记》等书中，有南门、雩门、稷门、东门、鹿门、稚门、莱门、高门等。
鲁国都城的营建原则，“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今尚有残存城垣，这是都城的外郭。城的中部有鲁国的宫城，叫中城。据《春秋》记载，成公九年（前582）、定公六年（前504），都以中城为宫。今已发现在此有大量的建筑基址。整个基址高出地面达10米左右，周围有夯土城墙基址，墙基宽约4米。整个宫城范围甚大，东西约550米，南北约500米。
在宫城外，还发现有许多居住区和作坊遗址。从考古发掘知道，宫城四周，除今曲阜（明代所建）外，其他地方多处发掘到建筑基址。据记载，鲁哀公十七年（前478），将孔子故居改建为庙，岁时祭之，“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后来此处位置未曾更动过，只是历史上多有扩建，但“阙里坊”、“孔子故宅门”等尚在。从总的看，鲁国最重仪礼，故都城的营建，相对来说也最符合《周礼·考工记》“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格局。
古鲁国都城，在文献资料中多处有记述，如《诗经》、《尚书》、《左传》、《孟子》、《礼记》、《史记》、《汉书》等等，所谓“伯禽封鲁，建都曲阜”。《诗经·鲁颂》有“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大启尔字，为周室辅。’乃名鲁公，俾侯于东。”《尚书》中也说，“鲁侯伯禽宅曲阜。”伯禽是周公旦之子，在此封侯。而后来伯禽的次子炀公则在曲阜建都（据说在此之前封地在河南鲁山）。如此说来，鲁国都城的建成年代当在西周初年。近年来考古发掘出大量的文物资料，其中有西周早期及中、晚期之建筑遗址及文物多件。所以今之曲阜，确为西周初年所建之古城所在地。
五是齐都临淄。
齐，最早为周的封侯之地，在今山东之西北部一带。此城最早约建于公元前11世纪，开国之君叫吕尚，建都营丘（后改名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之东北）。春秋初，齐桓公任用管仲进行改革，国力逐强，后来在齐灵公时代，国疆扩至山东东部和河北南部。战国时期成为“七雄”之一。后来“合纵”失败，于公元前221年被秦所灭。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乃是中原大国，不但政治和军事上力量强大，而且经济繁荣，文化发达。齐人讲究装束、排场。帝王的文化生活也甚丰富而高雅。齐王爱好绘画。韩非子（前280～前233）在《外储说左上》中说到：“客有为齐王画者。齐王问曰，‘画孰最难者？’曰，‘犬马最难。’‘孰者最易？’曰，‘鬼魅最易，夫犬马，人所知也，旦暮罄于前，不可类之，故难。鬼魅，无形者，不罄于前，故易之也。’”刘向（前77～前6）在《说苑》中提到，“齐有敬君者。齐王起九重台，召敬君图之。敬君久不得归，思其妻，乃画其妻对之。”这说明当时齐国不但重视绘画，而且还重视装饰。
齐都临淄城大约建于公元前4世纪，城址在今山东临淄城北，可幸的是当时的城墙现在还有残址。故城有大小两座城组成。大城南北约4.5公里，东西约4公里；小城嵌在大城的西南角，城周长约7公里余，总的面积约15平方公里，是春秋战国时期诸都城中最宏大的一座城市。齐国都城形势十分险要，城墙高大厚实。小城嵌入大城，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有以“桓公台”为主体的大片建筑群（今为基址）。桓公台高14米，台基近乎于椭圆，南北长达86米，建于生土之上，位于小城西部偏北。桓公台是当时齐国寝庙之所在。城内南半部还有一些手工作坊的基址。城边有淄河，位于大城的东城墙，为一天然护城河。大城乃是齐国贵族与平民杂居之地。《管子·大匡》中说到，“凡仕者近宫不任与耕者近门，工贾近市”。由于城市规模较大，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不愿相邻而处，故留出好多空地。贵族们的住所靠近宫衙，老百姓、工匠、商人们则聚于市。而当时的“市”，已有相当大的规模了。临淄在春秋战国时期曾是一座很繁华的都市。据《战国策》所记：“临淄之中七万户……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煽朔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可见人多而富，车水马龙，繁华之至。
在临淄古城址发现有许多城门遗迹，这与文献资料上所记基本相符。当时临淄为齐国之都城时，有城门八座：东门、东闾、北门、西门、雍门、稷门、扬门、虎门。有些文献中还有广门、南门、申门等。到目前为止，已发掘十座门了。
最后说江南的一个小城，即位于今江苏常州之淹城。
淹城位于今江苏常州市的南面，距市区约7公里。这座古城乃是西周时期的南方小国淹国的都城。淹城有三重城墙，分别为宫城、内城、外城。宫城呈方形，周长约0.5公里；内城也呈方形，但四周呈圆弧形，周长约1.5公里；外城为不规则形，周长约3公里，略呈圆形，这可能是受到地形的影响。城墙均用土筑成，三道城墙均仅一个城门。外城之门在西北向，内城之门在西南向，宫城之门在正南向，自宫城一直向外，有一条大路经三座城门通向北路。宫城地势较高，中间有土台，据考证乃是建宫室的地方。三道城墙的外侧都设有护城河，内侧可能也有河，但遗迹已不甚明显。在外城内西部有并排三个土墩，当地人叫“头墩”、“肚墩”、“脚墩”，相传是埋葬吴王女儿三段身首之坟墓，可能就是古葬墓或古建筑的遗址。
淹城内及城河内发现有许多印纹陶器碎片，在城内河的南面、东面发现有近二十只印纹陶罐，据考证是战国初期的遗物。淹城出土文物甚多，如铜尊、铜盘、铜牺等等，从这些文物中可知我国先秦时期南方的艺术文化特征，显现出浪漫而秀美之气质。后来还在护城河中挖出长11米的独木舟，经测定也为战国时期之物。
淹城乃是一座小城，所以文献资料上少有记述。最早见诸文字的是在《越绝书》上：“毗陵县南城，古故淹君地也。”以后《读史方舆记要》、《常州府志》等也有所记。当初曾有人以为它是殷商末年原在山东的淹君，周灭商时逃到南方来，在此建都，但一则所发掘出来的文物，几乎均为战国的，二则从发掘的文物来看，其风格明显地表现出南方风格，几乎没有北方风格。先秦的宫殿建筑《礼记·礼运》中说，“昔者先王未有室”，说史前时期，不论氏族首领还是一般人，住的房屋都很简陋。后来到了文明时代，统治者就建起宫殿来了。随着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建筑的种类和形式也渐渐多样化起来了。我们可以从称呼各种建筑的文字中知道，在殷周时期，建筑的种类和形式已十分多样了。
据考古学家研究，迄今所知最早的完整的宫殿是殷周时代河南偃师二里头的殷代宫殿遗址。这种建筑形式与《周礼·考工记》中所说的“夏后氏世室”的形制相符合。在一个广阔的夯土基地上，周围用长屋（廊庑形式）环绕成一个内院，院正中为一座大型建筑物。建筑的基址夯土较高，这符合文献资料所述：“下润湿伤民”、“室高足以避润湿”。这个宫廷的大门设在院子南侧廊庑的中间。大门是很考究的：一是为了出入，二是为了防卫，三是为了宣扬统治者的精神、人格。门的东西两端有小房间叫“塾”，近乎现在的门卫间，院子的东侧还有一个门，此门较小而次要，据研究此门称“闱”，是当时供宫中妇女出入的。
正中的主体建筑是宫殿，今仅留下基址，它的造型是建筑考古学家根据诸文献资料确定的。据《周礼·考工记》记载，宫殿乃“殷人四阿重屋”。四阿重屋，就是四坡顶的屋顶；重屋者，即重檐屋顶。这是中国古代建筑中最高等级的屋顶形式，如北京故宫（明清时代）的太和殿、乾清宫、午门、太庙等，均用这种屋顶形式。但从这个宫廷建筑来看，无论主体建筑还是大门，都用单数柱列、双数开间。这样，中轴线上不是门，而是柱。这种形式在发掘出来的殷商时期的其他建筑中也有。据杨鸿勋认为：“双数开间为早期即在强调中轴中轴线上的一布置种方柱子式，，两侧对称分设开间。殿堂居中设柱对于统治者居中的实用要求有妨碍的，也许是出于这个原因，后来改革中轴部位留出更大的空间，左右对称布置柱子，这样便出现了当心间，于是面阔开间由双数变为单数。”
由于中国古代绝大多数的建筑都是木构形式的，所以不像古埃及、古希腊那样的石构建筑可以保留数千年，木构建筑易燃、易霉烂、易虫蛀，所以不数百年已全毁了，千年以上甚少见。因此，先秦时期的宫廷建筑已荡然无存。先秦建筑先秦的住宅
早在西周时期，我国住宅的基本形式已经出现，这可以从考古发掘的陕西省扶风、岐山两县交界的周原建筑遗址中来考察。这座建筑，当初新发现时认为是西周时期的一座住宅，但后来经研究，认为并不是住宅，而是西周初期的一座宗庙，因为在这里同时发掘出有许多筮卜甲骨文片，识读的结果，认为它是当时的一个宗祠。不过古代的宗庙的形式与住宅类同。
到了东周，一些文献资料记载了当时的住宅形制。刘敦桢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中认为，“根据《仪礼》所载礼节，研究春秋时期士大夫的住宅，已大体判明住宅前部有门。门是面阔三间的建筑，中央明间为门，左右次间为塾。门内有院。再次为堂。堂是生活起居和接见宾客、举行各种典礼的地点，堂的左右有东西厢，堂后有寝卧的室，都包括于一座建筑内。内堂与门的平面布置，延续到汉朝初期没有多大改变。”
第二节 秦汉建筑艺术
秦汉的城市秦始皇灭六国，秦帝国一统天下虽然只有短短的十余年，但它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功绩不小，“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后来“汉承秦制”，基本确定了中国传统的社会文化特征。从城市和建筑来说，举世瞩目的万里长城、阿房宫、始皇陵，足见其伟大。这里先说当时的都城——秦咸阳。
咸阳位于今陕西省咸阳以东约20公里处的渭河处。但早年的秦都，是在关中平原西部的雍（今陕西凤翔县南）。当时秦穆公“益国十二，开地千里”，终于为“春秋五霸”之一。由于雍的地理位置不利扩张称霸，故秦献公二年（前383）迁都栎阳（今西安市阎良区），这里利于东进。但到了秦孝公十二年（前350），秦人见渭水之滨，乃水陆交通之要地，而且这里经济开发较早，人口众多，顺渭水东下，对东扩更有利，是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要地，于是就迁都咸阳。二十余年后，终于完成统一天下之大业。
天下既统一，都城更兴旺。但关于秦咸阳的都城规制、布局，史书上却少有明确的记述，又因渭水的冲击变迁，秦咸阳遗址在二千年中不断被冲毁，所以难以作详细的确定。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掘出一批规模巨大的秦代宫殿遗址，并出土好多瓦当、文饰、空心砖及壁画残片。关于秦咸阳的都城情况，据《三辅黄图》记载，“桥广六丈，南北二百八十步，六十八间，八百五十柱，二百一十二梁”，连接渭水南岸“诸庙及章台、上林”（《史记·秦始皇本纪》）。咸阳的都城格局被描述成“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桥横南渡，以法牵牛”（《三辅黄图》），气度不凡。秦始皇自己也说“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所谓“朝宫”就是阿房宫，“上林苑”则是帝王之园囿。汉代的城市
继而代之的汉朝，西汉建都长安，东汉建都洛阳。
刘邦于公元前202年得天下，建立西汉王朝，建都于关中渭水南岸的“龙首原”，即今西安市之西北。据《三辅黄图》记载：“高祖（刘邦）七年（前200）方修长安宫城。”长安之名乃当时所立，取“长治久安”之意。城内有两座大型宫殿长乐宫和未央宫。长乐宫利用秦之兴乐官改建；未央宫是由萧何主持新建的，规模宏大。
汉长安城形状不甚规则。城周长25.1公里，城面积达35平方公里，为当时世界上第一大城（罗马仅13.68平方公里，拜占廷仅11.99平方公里，而且建城年代均比汉长安晚）。据史料记载，此城之形状是有意识不规则的，“城南为‘南斗’形，北为‘北斗’形，至今人呼汉京城为斗城是也”。不过实际上还是由于地形上的影响。
汉长安的城墙，每边有三座城门。共十二座城门。从东城墙北起，宣平门、清明门、霸城门；南城墙东起，覆盎门、安门、西安门；西城墙南起，章城门、直城门、雍门；北城门西起，横门、厨城门、洛城门。城门设计依照严格的规制，均辟有三个门洞，门洞前建有跨越城壕的石桥。
长安城内街道宽畅，大道笔直而平坦，宽度达45米左右。每条大道又分三条平行的道路，与城门的三洞对应，中间为驰道，供皇帝行，百姓及官吏只能走边道。道路之间有排水沟，路两旁植行道树槐、杨、柏等。这种壮观场景，可想而知。
西汉末年王莽篡位，城内大乱，一代风流的京城，从此衰落。后来东汉刘秀称帝，眼看长安受战乱破坏，面目全非，故弃之而择东都洛阳为都城。但长安在东汉时作为“西京”，稍有恢复。最受灾难的是东汉末年的“董卓之乱”，长安城之破坏，几乎是毁灭性的。后来西晋文学家潘岳在《西征赋》中，记述了当时长安的凄凉场景。到了隋代，本欲建都于此，但眼见此地一片瓦砾残垣，所以只好放弃汉长安之地，在其东南面另建都城，名为大兴城。
公元25年汉光武帝定都洛阳，始为东汉，年号建武。次年建高庙，造社稷坛，在城南立郊兆，后则起南宫前殿，起明堂、灵台、辟雍，造诸官府，后来又建北宫等，大国都城面貌始备。东汉洛阳的都城格局与周王城有些不同，主要是在南北宫的建制上。据记载，“城东西六里十一步，南北九里一百步”。城四周12个城门外，均有巍峨的双阙。双阙是门前两侧竖立的高楼，作为瞭望用，但更是表现庄重的中轴线的一种建筑形式。相传东汉时南门朱雀门前的双阙，在四十五里外的偃师就能望见。
洛阳既为东汉都城，则城市宫廷市井，辉煌而且有序。城内有大街24条，每条大街均植行道树、设排水沟，城市形态及设施，称得上是当时世界一流的。城内南北二宫，气度非凡。当时文学家班固有《东都赋》，如此描述洛阳：“增周旧，修洛邑。扇巍巍，显翼翼。光汉京于诸夏，总八方而为之极。于是皇城之内，宫室光明，阙庭神丽。奢不可逾，俭不能侈。外则因原野以作苑，填流泉而为沼。发苹藻以潜鱼，丰圃草以毓兽。”
东汉社会与外界交往增多，其中以西域文化东渐为最主要。随着商贾贸易的往来，西域文化通过河西走廊入京者渐多，其中要数佛教文化为最。汉明帝时，有两位天竺（印度）高僧前来洛阳宣传佛法，译佛经，佛教也从此在中国落根。东汉永平十二年（68），在洛阳建白马寺，为中国的第一座佛寺，后来越建越多，崇佛之风大盛。洛阳城中，佛寺佛塔不计其数。详见北魏杨街之所著的《洛阳伽蓝记》。这些建筑形象，也给洛阳都城形象增添了不少新的景观。“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显赫一时的都城洛阳，200年后，到了东汉初平元年（190），董卓挟持汉献帝西徙长安，“收诸富室，以罪恶诛之，没收其财产，死者不可胜计；悉驱徙其余民数百万口于长安，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卓自留屯毕圭苑中，悉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室屋荡尽，无复鸡犬”。洛阳城几乎浩劫一空，成为一堆废墟。后来到北魏、西晋时期，才渐渐开始复兴。秦汉的宫殿建筑
尽管秦汉时期的宫殿建筑未能传存，但我们可以在一些文献资料及考古发掘中了解到一些建筑的基本形象。
先说秦代的宫殿建筑。秦阿房宫是众所周知的伟大宫殿，在这里先从史料中看一看这座建筑的辉煌形态。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此宫“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唐代文人杜牧有《阿房宫赋》，更把这座建筑描述得神奇绝伦：“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二川溶溶，流入宫墙。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盘盘焉；囷囷焉，蜂房水涡，矗不知其几千万落！长桥卧波，未云何龙？复道行空，不霁何虹？”如此雄伟而奢华的宫殿，可惜好景不长，不数年，就被楚霸王项羽付之一炬。相传当时咸阳城内外，“火三月不灭”，但据考证，阿房宫不在咸阳，而是在秦咸阳城以南，即今西安市西郊三桥镇南，夯土台绵延起伏，其前殿遗址东西可达1300米，南北约500米，至今最高处仍高出地面10余米。
要说我国古代的宫殿建筑，还须了解一些宫廷制度。一般说这种形制均出于周制。《周礼》中有“天子诸侯皆三朝”，即“外朝”、“治朝”、“燕朝”。燕朝之后，则是“六宫六寝”。“天子五门”，“诸侯三门”，五门即自南至北的皋门、库门、稚门、应门、路门。三门即库门、稚门、路门。
外朝，它的作用是：凡立新帝迁都或遇国家危难，在此与大臣贵族们商议大事，这里还处理狱讼、公布法令、举行大典等。外朝也称“大朝”。一般在宫城外面还有“大廷”，类似广场、大院。
治朝，外朝之北，布置在宫城内，其作用是帝王日常与群臣治事的场所，故称治朝。《礼记·玉藻》有“君，日出而视之，退适路寝听政”之说，意思也表述出治朝与路寝在使用上是互相联系的，故又叫“日朝”、“常朝”。
燕朝，亦为内朝，为路寝之庭，是举行册命，接见群臣及宗族们议事、燕饮，举行喜庆典礼，帝王听政等的场所。
朝之后为“六寝”、“六宫”。“六寝”是“路寝一，燕寝五”。路寝的建筑，一般前为堂，后为室。堂的左右叫“夹”或“厢”，室的左右为“房”。
东汉的郑玄认为“六寝者，路寝一，小寝五”；“六宫，为后也，妇人称寝曰宫，亦正寝一，燕寝五”。可知“六宫”是宫廷中后妃生活居住的地方。到了宋代，聂崇义将这些规范编制成《三礼图》，前朝部分入门，有三殿，代表“三朝”，后寝部分入门，有六殿，代表“六寝”，再后为“六宫”。
在中国古代，往往把天、地、人合为一个系统，皇帝称“天子”，把这三者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了。所以宫殿的处理，就有“象天立宫”之说，就像上面所说的，汉长安城北形如北斗星座，城南形如南斗星座。宫殿形制，也有此说，据《三辅黄图》所述，“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以正四方，王者制宫阙殿阁取法焉。”又说，秦始皇“筑咸阳宫，因北陵营殿，端门四达，以则紫宫，像帝居。渭水贯都，以像天仪，横桥南渡，以法牵牛”。《史记·秦始皇本纪》也说：“二十七年（始皇）作信宫渭南，已更命信宫为极庙，像天极。”
中国古代的宫殿、住宅及其他建筑，一般都是中轴线对称布局，而且追求正南北向，《周礼·夏官·司马》中说，“正朝仪之位，辨其贵贱之等，王南向”。所谓“中正无邪”，这是中国的“礼”之表述。“礼，有以多为贵，有以高为贵，有以文为贵。”并且以具体的尺度规定下来，“天子之堂九尺，诸侯七尺，士三尺”。
公元前202年，楚汉相争结束，刘邦做了皇帝，建立汉帝国，是为汉高祖，定都长安。他原在陕西临潼的栎阳城，至高祖七年，徙于长安。当时刘邦不愿大规模兴宫造殿，不愿接受那一套套的繁琐的礼制。但汉朝毕竟是一个泱泱大国，不重礼不行，当时丞相萧何便对刘邦说，“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史记·高祖本纪》）。因此修造长安宫。但大规模地建设都城长安，则要到汉武帝时代（前140～前87），在长安城内又建造了桂宫、北宫、明光宫等，后又在城的西郊建造建章宫（苑囿）。
长乐宫位于汉长安城的东南部。此宫是汉高祖五年（前202）在秦离宫兴乐宫的基础上重加修葺而成的，以前殿、宣德殿、临华殿、温室殿等十四座殿宇及鸿台等众多的建筑组成。这里是汉高祖时期朝廷政治中枢所在，汉代最初的朝仪就是在这里制定并实行的。刘邦过世后，长乐宫就专供太后居住，又叫“东宫”。
未央宫位于长乐宫之西，建于汉高祖七年（前200），初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无禄、麒麟、石梁等阁，以后又有增建。据统计汉代的未央宫内著名的建筑达四十余座。
未央宫主要的宫门有东门与北门，立东阙，北阙，阙内有司马门。未央宫前殿为“大朝”，前面设端门。殿之东有宣明、广明两殿，西有昆德、玉堂两殿，殿西还有白虎殿，汉成帝时曾在这里接见匈奴单于。前殿后有石渠、天禄两阁。内庭有宣室殿，为宫的正寝，另有温室、清凉两殿。椒房殿为皇后所居。昭阳舍、增城舍、椒风舍、掖庭等为嫔妃所居。其他还有柏梁台、武库、苍池等。据《西京杂记》中记载：“宫周二十二里九十五步，台殿四十三，门闼九十有五。”据现代考古工作者的实地（基址）勘察，未央宫近方形，周长8560米，其面积约为4.6平方公里。
东汉都城洛阳的宫殿。汉光武帝时代（25～57）建造南宫，汉明帝时代（58～75）建造北宫，汉和帝至灵帝时代（89～189），又陆续建造了东宫、西宫等，可见洛阳的宫殿建设时间延续的很长。
东汉洛阳南宫之正门，即京城南面之正门，位于洛阳城偏东处。北宫在洛阳的东北，南北二宫均靠京城之南北城墙，相距七里。这些宫殿要比西汉长安的宫殿小得多，但也很考究。据《三辅黄图》中说，皇宫建筑以“木兰为棼撩，文杏为梁柱；金铺玉户，华榱璧王当，雕楹玉碥，重轩镂槛，清琐丹墀，左城右平；黄金为壁带，间以和氏珍玉，风至其声玲珑然也。”可见东汉皇宫也十分精致、富丽。
洛阳古城，兴衰频繁，东汉末年，此城又随战乱而衰落了。后来到了北魏时期，又建都于此，宫廷城池遂又兴旺。秦汉苑囿
中国的园林始于西周。周文王在丰京之南设灵囿，建灵台。《诗经·大雅·灵台》中说：“经始灵台，经之营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唐鹿攸伏。”这就是我国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园林形态。它的特征，一是皇家的，二是有功能的（游赏并狩猎）。当时在灵囿之中水草茂盛，林木森森，群鹿出没于林间，禽鸟翱翔于天际，游鱼活跃于池沼，可谓景色迷人。灵台是灵囿中建造得最早的建筑物，《诗序》郑玄注：“天子有灵台者，所以观枝象，察氛祥也。文王受命而作邑于丰，立灵台。”又《三辅黄图》说，灵台高二丈，周回百二十步。整个灵囿设置各等“囿人”，管理日常事务及饲养囿中动物。
到了秦始皇时代，在咸阳之郊建上林苑，这是更大规模的皇家宫苑了。阿房宫，其实就是园林中的特大规模的建筑。
西汉初年，在长安建造未央宫，也在其中开凿沧池，于池中起十丈高的渐台，供统治者享乐。汉武帝刘彻时代，皇家苑囿的兴建达到一个高潮。建元三年（前138），汉武帝将秦代的上林苑重加修葺，其范围“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长杨、五柞，北绕黄山，濒渭而东。周袤数百里”（《汉书·扬雄传》）。其间“离宫别馆三十六所”（《后汉书·班固传》）。汉武帝元狩三年（前120），又在上林苑内开凿昆明池，据说这是为了演练水军以征战昆明国，故取“昆明”。池周围四十里，遗址在今西安南匣石口，面积达332顷。池中建豫章台，并有巨大的石雕鲸鱼，高三丈。湖的水面较大，水面上有百余船只，“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汉书·食货志》），盛装的宫娥在龙舟上轻歌曼舞，皇帝坐在豫章台上观赏取乐，宛若置身仙境。昆明池也是个“水库”，用于水利是它的另一个功能。
建章宫是上林苑中的一座重要宫殿，也是汉武帝所建。苑之北有太液池，是当时著名风景区。太液池周围的建筑十分奢华。汉武帝晚年时，喜神仙道术，故太液池中有三座土山，相传为“蓬莱”、“方丈”和“瀛洲”，所谓“海上三山”。池中种植菱藕，并有多种水禽，富有天然之趣。初秋时池中红荷紫菱，碧波白羽，美不胜收，又有各式小舟穿行其间，景色如画，帝王将相，时游其间。
长安又有皇家园林以外的苑囿。汉长安中梁孝王（汉武帝之弟）的兔园，构石为山，凿地为池，华丽的宫殿与林木花草相间，奇花异草、珍禽怪兽，无不具备，是为当时长安名园了。长安附近有富豪袁广汉，也造园林，据历史记载是最早的私人园林。“茂陵富人袁广汉藏镪巨万，家僮八九百人，于北邙山下筑园，东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内，构石为山，高十余丈，连延数里。养白鹦鹉、紫鹦鹉、牦牛、青兕，奇禽怪兽委积其间。积沙为洲屿，积水为波澜，其中江鸥海鹤，孕雏产彀，延漫林池。奇树异草，靡不具植。屋皆徘徊连属，重阁修廊。”
东汉时，东都洛阳的园林也甚盛。当时在洛阳城中大量地建造宫苑池沼。如上林苑、芳林苑、西苑、长利苑、菟苑、灵囿、御龙池等等，张衡在《二京赋》中称“精思博会，十年以成”，对洛阳苑囿有所描述：“濯龙芳林，九谷八溪。芙蓉覆水，秋兰被涯。渚戏跃鱼，渊游龟蛸。永安离宫，修竹冬青。阴池幽流，玄泉冽清。鹎鹃秋栖，鹘鹃春鸣。且鸟鸠丽黄，关关嘤嘤。”秦汉的住宅
在一些出土文物中发现有许多明器（墓中的陪葬品），能说明当时的住宅建筑的基本形式。一座平面为曲尺形的住宅建筑，和院子在一起，是一个近乎正方形的平面。从其他一些出土的明器来看，有的也有楼房。在墙上刻出柱、枋、地袱、叉手等，可以窥知当时木构架的形状大体和宋代相同。窗的形状除了方形和横长方形以外，还有成排的条状窗洞，很像六朝和唐宋间的直棂窗。屋顶多用悬山式。围墙上也有成排的条状窗洞或其他形状的窗，似乎明清二代最发达的漏窗，在汉代早已种下根苗。
四川成都曾出土一个大型住宅模型，其主人也许有一定的官衔。这个住宅的布局分左右两部分：左侧有门、堂，是住宅的主要部分；右侧是附属性建筑。左侧的外部有大门，门上装有栅栏，图画得很详细具体，很有建筑史学价值。门内分为前后两个院子，均用回廊绕之，很有生活情趣。后面的院子正面，绘出三开间的正屋，屋上梁架也画得很清楚，属悬山式的单檐屋顶。室内还画出两个人席地而坐，谈笑风生，院中有双鹤起舞。屋前有台阶，据分析这是家中的堂屋。另一个院子里有两只鸡在争斗，也属家中的一种戏娱性的活动。右侧也分前后两院，用回廊绕成。前院较小，兴许是个杂院，里面有厨房（右）、水井（左）与晒衣架等。后院内有一个高楼，可作观望远眺。高楼的屋顶用庑殿式（四坡顶），檐下有斗拱，十分讲究。楼的下面还画出楼梯，可拾级登高。汉代对人的社会等级看得很重，所以在住宅中把大门做得很考究，一般说贵族的宅第，外有正门，共由左、中、右三部分组成，屋顶中央高左右两边低，边上是小门，用于一般的出入，有重大事件时，需有一定的仪礼，则“大开正门”。据分析，大门以内，还有中门，秦汉建筑它和正门都可通行马车。门旁还有附属房间可以居留宾客，称为门庑。院内以前堂为主要建筑。堂后以墙、门分隔内外，门内有居住的房屋，但也有在前堂之后再建饮食歌乐的后堂的，这种布局应自春秋时代的前堂后室扩展而成。除了这些主要房屋以外，还有车房、马厩、厨房、库房以及奴婢的住处等附属建筑。
我们知道，住宅建筑最直接地反映着人们的生活，但在住宅内部的家具也是很能表述当时的生活的。
直到东汉还没有椅子和凳子，一般都是席地而坐，或者坐在床上，因此桌子的形式也与后来的不同，那时多数为比较矮的几案。秦汉陵墓
中国是个崇天崇祖的国度，在中国古代人的观念中，人与天地是相合的，称为“三才”；人有来龙去脉，所以对祖先也十分崇敬。老人去世，后辈为他营葬，并纪念他。帝王去世，则臣民们对他更有隆重的祭葬。在中国历史上，帝王不但有很考究的陵墓，而且又有很详细的文献记述。就连当时尚无文字时代的先王，后人也为他们造墓记表。下面的表，就是史前的帝陵之记录：
夏禹之后，夏朝历代帝王的陵墓虽有记述，但亦无法查考，大概是在河南一带。商灭夏，商朝历代帝王陵墓也同样如此，大概位于山西一带。到了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帝王之陵墓在史书上更有详细的记载，每个皇帝的在世在位的年代以及他们的陵墓地点等，都有记述。
先秦的帝王陵墓，在此举两例说明之。
一是黄帝陵。此陵位于陕西黄陵。关于黄帝，相传他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又叫轩辕氏，姓姬。历史上说他率领诸部落打败了炎帝和蚩尤，于是在中华大地上才有了安定团结。不过这些都是传说，只是后来的一些史书上都有记述，所以黄帝才被公认为我们的祖先，黄帝陵也是后来修造的。黄帝陵在城北桥山上，山上古柏森森，山下有沮水萦绕其间，景观庄严肃穆。这座陵墓仅3.6米高，陵周长约48米。陵口有碑亭，碑上书“黄帝陵”三字。后面还有一座碑亭，碑上刻“桥陵龙驭”四字。后来历代皇帝前来祭祀，多有碑刻，使这里的环境更富有皇家陵墓之气质。
关于黄帝陵和黄帝的死、葬情况，可见《史记·封禅书》：“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拔，坠，坠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胡髯号，故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其弓曰乌号……其来年冬……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余万，还祭黄帝冢桥山，释兵须如。上曰：吾闻黄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对曰：黄帝已仙上天，群臣葬其衣冠。”
二是大禹陵。此陵位于浙江绍兴。大禹是距今四千余年我国夏朝的创始者，相传他领导人民治理洪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治水英雄，而且他具有极高的品操。相传他“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所以世世代代受到人们的崇敬。
关于绍兴的大禹陵，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曾写道：“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几千年过去了，虽历经沧桑，但此地之为禹陵则无变。
绍兴大禹陵，由禹陵、禹庙组成。禹陵位于禹庙之东。庙西有河，上为禹贡桥，过桥向东南行，即禹陵，今仅存一座“大禹陵”碑亭。禹庙的布局很有特点，它倚山就势，南北向中轴线布局：过贡桥即为庙之西南角，有西辕门可入，进入庙内须转一个弯才到庙的中轴线上。中轴线自南向北，地势由低而高，南墙一块照壁，壁前一亭，即岣嵝碑亭，向北为午门，门内又一院落，北首数十级台阶，上为祭厅，其北又一院子，正北即禹庙之大殿，高20余米，歇山重檐屋顶，屋脊上书“地平天成”四字，建筑形态巍峨壮观。殿内大禹塑像，后屏绘有九把斧头，意为他治水开通九条河流（九派）。此建筑最早建于梁代，今存之建筑建于近代。院子左右有东西配殿，今为中国古代水利、治水之展览厅。由东配殿旁出，前有一小山，山上有亭，曰“窆石亭”，亭中立石，高2米，周围亦2米许，顶端有小孔，相传此乃是大禹灵柩下葬时用的平衡物。这是否可信，不得而知。
秦始皇陵墓，无论规模、形态、记述，都称得上是最伟大的帝王陵墓，甚至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
秦始皇陵位于陕西临潼县城东约十里处，南为骊山，北有渭水，可以说是一块“风水宝地”。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述：“始皇初即位，穿治骊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徒臧满之。”公元前246年，年仅13岁的秦始皇登基即位不久，就开始建造他的陵墓了。但是，直到他五十岁去世（前210），陵墓还未完全造好，可见其工程之浩大。这座陵墓的设计，真可谓用尽心机。“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大事毕，已臧，闭中羡，下外羡门，尽闭工匠臧者，无复出者。树草木以象山。”据记载，秦二世在埋葬秦始皇时，令皇宫内的宫娥殉葬其中，又将修墓的工匠也关闭其中，活埋在墓内。
秦始皇陵是一座由人工堆成的山陵，经两千多年的风雨侵蚀，但至今它的高度还有近50米，可见当年的雄姿。现存陵墓为方锥形夯土台，东西345米，南北350米。周围有两层墙垣，内垣周长3公里，外垣周长6公里。这座陵墓虽经项羽破坏，但地下之物尚存。近年来，在陵墓的外周已发掘出大量的兵马俑、铜马车等约八千余件，更可见它的举世无双之伟大。秦始皇陵的做法，后来便影响到汉代乃至后来历朝历代。如墓室中布置成上有天文下有地理的形态，以水银作江河海洋的象征等等。
再说汉代的茂陵。茂陵在陕西兴平东北的窦马。这座帝王陵墓可以说是汉陵中最伟大的，它是汉武帝刘彻（前156～前87）的陵墓。汉武帝是汉代的第五代皇帝，在位达五十余年，很有功绩，开创西汉的鼎盛时期；他的陵墓最伟大，也属理所当然。这座陵墓在汉武帝即位的第二年就开始进行规划、设计了，一共造了53年才完成。当汉武帝崩后下葬时，陵上之松柏已长成几人合抱了。茂陵规模甚大，周围有夯土方形城垣，每边长达400余米。里面的坟墓呈圆台形，看上去很有庄重感。
然而，地面上的坟的伟大，也许仅是有高大的山的形象和一些碑碣、石像之类；而地底下的墓却更了不起，墓里面放进无数的东西。这就是所谓“虚地上，实地下”的中国墓葬文化。在茂陵中，据《汉书》记载，墓室里金银财物、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尽瘗臧之。据说到了汉武帝的灵柩放进去时，里面已没有其他空位了。这许多葬品，可惜到了西汉末年农民起义时被盗去不少。
最后说汉昭烈帝刘备惠陵。这座帝王陵很特别，它与武侯诸葛亮祠合一处。这就成了中国历史上君臣合庙之千古绝唱。惠陵位于成都武侯祠西侧。人们心目中只知武侯祠而不太了解惠陵。这个祠的平面，中轴线布局，前面两道门，然后是刘备殿，过厅之后为诸葛亮殿。惠陵也有中轴线，是从背后开始的。在诸葛亮殿之西，有一桂荷楼，楼西为琴台（亭子），然后有一小门，上书“中有汉家云”。人内是一条曲线形的夹道，两边红墙，墙内竹林滴翠，十分幽静。其实在路的西侧就是墓了；但人们必须沿此路绕过墓，才到墓前面，这里是刘备陵墓的中轴线起点。这种空间处理是十分巧妙的，它能使两处靠近的空间变得甚“远”。这是一种礼仪上的，但又是感觉上的需要。中轴线的最南端是一块照壁，然后两个厅，墓在后厅之北。墓呈半球形，高约1.2米，体量虽不大，但亦富有纪念性。
这座帝王陵从历史文化来说是做得比较确切的，它成了汉代历史的一个“句号”。在刘备殿上有一副对联云：一抔土尚巍然问他铜雀荒台何处寻漳河疑冢三足鼎今安在剩此石麟古道令人想汉代官仪
这正说明从此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即魏晋南北朝了。万里长城
秦汉时期最有名的其他建筑，就是秦始皇的万里长城了。但是，现在我们在北京八达岭等地所见到的长城，乃是明代时所修的。秦始皇时代造的万里长城，如今只剩下一些城基。然而，当我们一提起长城，立刻想到的还是秦代。
其实长城早在秦以前就有了。公元前776年，周幽王在今陕西省西安附近的骊山顶上，大举烽火于城台，为的是博得爱妃褒姒之一笑，但却终于酿成大祸。他在烽火台上点火，这是个军事信号，表示都城危急，各路诸侯自然有援兵来救。但幽王玩了个骗局，从此以后，就失去了烽火的作用了。这也就说明了长城和烽火台，至少在西周末年就有了。春秋战国时期史书上关于长城的记述就更多了。如楚国在今河南、湖北一带建有国界性的城墙，其他如秦、赵、魏、燕、齐等，都在自己的国界处筑城墙。如张守节说：“齐宣王乘山岭之上筑长城，东至海，西至济州，千余里，以备楚。”
秦始皇扫平六国，统一中国，因此决定把这些割据式的城墙拆掉，派大将蒙恬率30万大军，花了10年功夫，把燕、赵、秦的北方边界连起来，这就是万里长城了。这座长城的作用，就是抵御北方少数民族（如匈奴等）侵犯。秦长城西起甘肃的临洮（今岷县），经今之宁夏、内蒙、陕西、山西、河北等省、自治区，直到辽东，总长超过一万里。
秦代建造的万里长城不但是一项十分伟大的工程，而且也染上了一层民俗性的文化色彩，所以更为人们知晓。这些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要算孟姜女的故事了，流传千年。古时候称长女为“孟姜”，传说她本姓许，陕西同官人。她的丈夫叫范杞梁，被秦始皇拉去北方建造长城。春去秋来，杳无音讯。孟姜女做了寒衣，千里迢迢，期望能在杞梁徭役期满后双双回家，过夫妻团聚的生活。谁知当她到了目的地，丈夫已被坍塌的长城压死了。她悲痛欲绝，哭了三天三夜，终于悲愤地跳入大海，离开了人世间。如今在渤海湾还有一处礁石，叫“姜坟雁陈”，据说这就是“孟姜女坟”。因为这里时时有大雁萦绕，故名。后来汉代的刘向编写了《列女传》，根据当时的民间故事，描述孟姜女的事迹，又经历代的民间流传，此故事便家喻户晓了。人们怀念这种人间的可贵的情缘，所以在今之山海关附近建有孟姜女庙。据《临榆县志》记载：“贞女祠，在东关外十三里望夫石之巅，祀孟姜女。此祠创始于宋以前。”孟姜女庙在岗上，登108级台阶到达庙前，庙分前后两殿，前殿内塑有孟姜女像，左右童男童女侍之，龛上有匾，上书“万古流芳”四字，两边有楹联：“秦始皇安在哉万里长城筑怨；孟姜女未亡也千秋片石名贞。”殿门前的楹联很奇特，一直被旅游者传诵：“海水朝朝朝朝朝朝朝落；浮云长长长长长长长消。”后殿为观音殿。殿后有巨石，上刻“望夫石”三字。游山海关之游客，必到此一观。
秦代之后，汉魏等历代均修筑过长城，其中汉代修筑之长城规模最大，并把长城沿河西走廊过玉门关一直造到新疆。但这些长城今天只留下少数断垣残壁了。
第三节 魏晋——隋唐建筑艺术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城市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先是三国鼎立，后来晋武帝统一中国，但不久又分裂，近三百年南北对峙。一直要到公元581年，才由隋文帝统一中国。但真正成为一个长治久安的稳定大国，在唐朝才算正式开始（618）。这一时期，建筑和城市在形式上没有更大的变化，但建筑内涵却有所进步，更为丰富了。
汉以后的城市形制不再以统治机构的宫殿占绝对优势。如果我们把西汉的长安和唐代的长安作一比较，可以明显地看出，汉长安城中宫殿占去好大一片，几乎是全城一半以上的地方；而唐长安城中宫殿面积明显地缩小了，大部分是居民区和市肆区。
这就是一种进步。有人说，所谓城市，其实是由“城”和“市”两部分组合而成的。“城”，其性质为政治和军事上的；“市”，其性质为生活、商业、文化诸方面的。而若突出了后者，就意味着社会的进步，社会文化的繁荣。
从建筑来看，如宫殿建筑，无论是在建筑技术和建筑艺术诸方面，都比以前有所进步，既反映在合理性上，也反映在表现性上。如唐代的含元殿能从形式上充分地表现出大国帝王宫殿的巍峨壮丽，飞翼般的高楼，高而巨大的台阶，都可以看成壮丽雄伟的建筑语言。又如唐长安的大明宫中的麟德殿，不但规模巨大，而且建筑技术和艺术也相当了不起。它是以三个建筑结合而成的，这种木构技术是相当复杂的。高低错落，勾心斗角，造型富有变化，称得上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的杰作了。
这一时期，从社会形态来看其实可以分为前后两半段：前段是分裂、混战、多变的时期，历时约四百年；后半段是统一、安定、繁华的时期，历时约三百年。所以无论在城市或建筑上，前后两者是很不一样的。由于社会的原因，一般说前者偏小、简练，但也有小而精致华贵的，如南朝时的一些城市和建筑。后者则是大国气度，如唐代的长安及其宫殿。
上面说到，从东周到西汉，与从东汉到唐代，在历史的比较上虽然有惊人的相似，但毕竟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有所不同。这在宗教建筑上反映也许更为明显。道教的兴起，佛教的传入，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原有的观念和社会生活。这对于建筑来说，发展和变化也是十分明显的。特别是佛教建筑，既要适合中国当时的社会文化和建筑文化，又要保持从印度传进来的佛教（建筑）本来的系统和需要。最明显的也许还是佛塔。塔这种形式在中国建筑历史上更是全新的，就连“塔”这个字也是晋宋时期为了翻译佛经而造的译音字。总之，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在这一个历史阶段的建筑上都得到了投影。还是这句话：建筑为人的需要而建，也反映了人。曹魏时期的邺城
邺城位于今河北省临漳县附近。但沧海桑田，这个地方如今已大部分在漳河底下了，只有城西的铜雀台一带，还位于漳河岸上，可见到基址。因此说起曹魏时期的邺城，只能在文献资料中见到了。例如郦道元（466～527）的《水经注》中就有记载，此城“东西七里，南北五里”。晋时的一尺约为0.245米，故此城为东西3087米，南北2205米。“西北有三台，皆因为之基”，“中曰铜雀台，南则金虎台，北曰冰井台”。其中铜雀台最为有名了。杜牧《赤壁》诗曰：“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台是一种高敞之处，登高望远，可谓游赏之好去处。
曹魏是分裂时期的一个国家，所以它的都城虽然也比较完整，但规模不大。邺城作为都城，最大的特点在于形制的创新。邺城为扁矩形，中轴线北端是宫城，其东为一组官署，官署后部为后宫，是曹操的宫室。在后宫和官署的东面（城的东北角）为皇家贵族的住所，称“戚里”。城的南部为居住、商业区，约占全城面积的五分之三。由此可知，这种都城布局与前面说的《周礼·考工记》中所规定的形制已很不相同了。邺城的布局对后世影响不小。如后来的隋唐长安，与此比较相近。从三国时期的建业到南朝的建康“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六朝旧事如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今天的南京，在五代时叫金陵，为南唐的都城；又叫建康，这是更早的南朝（宋、齐、梁、陈）的都城；再往上溯，乃是三国时期的东吴之都城，叫建业。而所谓“六朝”，指的是东吴、东晋、刘宋、南齐、梁和陈这六个连续的朝代，它们都建都于此。此城之建都，当时属分裂时期，虽然都城规模不大，但这里商业发达，经济繁荣，文化丰富多彩，所以一直被后人怀恋。
三国时期的东吴建都建业，这也许是历史上最早在此建都了。“刘备曾使诸葛亮至京，因睹秣陵山阜，叹曰：钟山龙盘，石头虎踞，此帝王之宅。”赤壁之战后，孙权从各方面的形势分析，决定由武昌迁都于此。孙权是个讲究实际的皇帝，所以当时都城建业的规模不大，而且宫廷建筑（如太初宫等）也不甚雄伟壮丽。所用的建筑材料，也有好多是从武昌旧宫中拆下运来的，“大禹以卑宫为美，今军事未已，所在多赋，若更通伐，妨损农桑。徙武昌材瓦，自可用也”。后来孙皓（末帝）执政，又建昭明宫，才见雄姿，其中正殿赤乌殿更为华美奇丽。
东吴为晋武帝司马炎所灭，统一中国，晋代都城在洛阳。但不久晋代分裂，晋室南渡，又在此地建都，建立东晋王朝，地名则由建业改为建康。晋元帝初到这里时，暂安于东吴的太初宫，改昭明宫为显明宫。后来到晋成帝时才建新宫，名叫建康宫。
东晋时对原来东吴都城建业作了一番改造，在规划都城时曾有一段有趣的事。据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篇》中说：宣武移镇南州，制街衢平直。人谓王东亭曰：“丞相初营建康，无所因承，而制置纡曲，方此为劣。”东亭曰：“此丞相乃所以为巧。江左地促，不如中国。若使阡陌条畅，则一览而尽；故纡余委曲，若不可测。”
南州是在建康以南，即姑孰。王东亭即王珣，东晋丞相王导之孙。他解释王导对建康都城的规划思想：因为此处地盘不如中原地带大，因此要使街道做成弯弯曲曲，若隐若现，不知街道有多长，都城有多大。这其实就是空间的艺术手法了：含蓄，有不尽之意。可见当时的美学、文艺思想开始活跃，追求艺术效果，与文学中的“秘响傍通”、“伏采潜发”有异曲同工之妙。
南朝四个朝代宋、齐、梁、陈，均建都于建康，都城的名称也没有改。刘宋元嘉十五年（438），在东晋的永安宫基址上建东宫，后来又扩至玄武湖地方，叠山理水，建为苑囿。公元502年，萧衍称帝，改国号为梁，在位时宫殿建筑加建不多，所加建的多为佛寺和园林之类。到了陈朝覆灭时，都城建康被隋军夷为平地，景象甚惨，所以北宋王安石要作此吊古之词。
从此建康多年被冷落了，直到五代十国时期，这里是南唐都城，名曰金陵。南唐是小国，都城也不大，金陵之城似珍珠般小巧玲珑，文雅秀丽。南唐之金陵，位于六朝故宫之南，从图中便可知道它的规模是多么的小。
公元937年，南唐开国之主李昇建金陵皇宫，位于城之中央。宫门南有御河，上有“天津桥”（即近南京中华路北口的内桥），桥南为一条正南北向的“御街”。这种中轴线对称的布局，却是很正规的都城格局。所以说规模虽小，但都城型制却很规范。南唐李昇以后，李璟（中主）和李煜（后主）都喜欢文艺，而治国少方，故国力每况愈下，终于被赵宋所灭。而那些雕梁画栋的宫殿，则成了诗人意念中的感怀之物：“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李煜《破阵子》）从此以后，金陵衰落了。一直要到四百年后明代朱元璋建都南京，才又有飞黄腾达的时代。魏晋、隋唐时期的洛阳
洛阳称“九朝古都”，这座城市的兴衰和变迁，不亚于南京。洛阳早在西周就已经是个很规范的都城，这在上一章已经说过了。东汉之后，洛阳因战乱而衰败。但后来又是曹魏、西晋和北魏的都城。晋武帝司马炎建都洛阳，有了一些建设，但不久内乱外患，如“八王之乱”、“五胡乱华”，频仍相继。永嘉五年（311）匈奴人攻克洛阳，皇室和官僚集团聚族南逃，西晋洛阳只有短短的四十六年，又被夷作一片废墟，史称“永嘉之变”。南北朝时期，拓跋氏集团建立北魏，也定都洛阳。这时的洛阳城，位于近洛阳市东约十五里的孟津、偃师附近。这是一块风水宝地：北倚邙山，南司马炎临洛河，自然条件极好。北魏都城洛阳与以前汉魏时代的都城营建方式不同。此城分外廓、内城、宫城三层相套的形式。在内城的东、西、南三面兴建外廓。最里面的宫城，则是整个洛阳都城的中心了。
北魏是少数民族统治的政权，但多已汉化，魏孝文帝（467～499）对汉文化十分崇拜，因此都城规制还是比较规范的。内城基本上是原来的。宫城之北有皇家苑囿，即华林园。内城之西北有三座小城，叫金镛城，精工细筑，可谓固若金汤，是洛阳都城的军事要地。北魏大兴佛教，故洛阳都城里佛寺浮屠（塔）相当多。最多时寺院达一千余座，而且有的规模十分宏大。最著名的要数永宁寺塔，“高九十丈”，有些不可思议。隋都大兴和唐都长安
自东汉灭亡分裂之后，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到隋朝则归为一统，终结了近四百年的分裂、混战局面。隋文帝杨坚定都大兴，即西汉时的长安（附近），开始了大规模的建设。这位皇帝有远见卓识，他认为长安一地，有几个优势：一是洛阳、邺城等地，在战乱期间已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二是建康一地，对于统一的中国来说似过于偏南；三是陕西关中一带，东西南北，是当时的政治统治之要地（隋时主要的来犯之敌多为西北一带的少数民族）；四是隋起兵于关中，对这一带来说是根基之地，人心最为稳固。可见文帝决定建都于此，是经过周密分析的。
可是，定都西汉都城长安旧地，也并不是在原址上建都，而是在汉长安城之东南，新辟一址新建都城。其理由是：首先，这里曾经战乱，破坏严重，残垣断壁，清理困难，不如另择平坦之地；其次，这里地势不佳，地形狭小水质咸卤；第三，原来西汉时都城的道路和建筑等多有不合理处。因此，隋文帝杨坚在开国的次年，即开皇二年（582），就在汉长安之东南动工兴建都城，并定名为“大兴”，以示新的历史之开始。
兴建大兴城，规划师是太子左庶宇文恺，他在规划设计时参考了北魏的洛阳和曹魏的邺城，拟建成一座理想的都城。经过三十年的建设（至隋炀帝大业九年），城市才基本建成。这是一座称得上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了。大兴城面积达84.1平方公里，而西方古罗马都城罗马面积只有13.68平方公里，东罗马拜占廷帝国都城君士坦丁堡只有11.99平方公里。
大兴城的规划布局，外为方正的城郭，内部分区明确。北部正中是宫城，宫城南紧邻皇城。城内左祖右社，布局规范。居住区和市集布局也很完整。这是一座我国封建时代少有的理想化的城市。但可惜隋炀帝腐败，都城建成后仅五年的时间，隋王朝就被李渊等领导的起义军推翻。好端端的一座都城，被唐朝坐享其成。
公元618年，李渊建立唐王朝。唐朝在隋朝的大兴城建都，但名字改为长安。城市的基本格局未变，但调整得更像一座大国的都城了。唐长安的总体特征是中轴线对称布局，以正对宫城大门承天门、皇城大门朱雀门、直至南城中门明德门的朱雀大街为中轴线，城门位置道路的格局及东市西市的位置等，皆严格对称。城内道路呈方格网形，南北大街十一条，东西大街十四条。道路等级分明，层次清楚，以通达城门的大街为主干道，其他则为次级道路，最后则是通达诸街坊内的小路。道路最宽的有180米，其气派可以想象。
唐长安城内的居住区为街坊形式，是封闭式的坊里制，这样便于管理，对社会治安有好处。唐代初年，天下太平。贞观年间（627～649），有“道不拾遗，夜不闭户”之美誉，即所谓“贞观之治”。
唐代长安的都城布局成了典范，后来日本的平城、平安京的规划，就是参考唐长安的。魏晋南北朝的宫殿
先说曹魏邺城的宫殿。据左思的《魏都赋》记载，曹魏邺城的宫殿分为三部分：从西向东，西为内苑铜雀园，皇家园林性质。中间有端门、正东门、文昌殿，文昌殿为正殿即大朝之地，规模宏大，建筑华丽。其东有司马门、听政殿，听政殿是国家政府之核心，是常朝。常朝与大朝一东一西，曰“东西堂制”。
其次说东晋建康的宫殿。这里早在东吴建业（都城）时就已建宫殿；但因战乱，多已破败。东晋新建之宫殿在东吴之苑城内，名曰“建康宫”。宫之内外殿宇共达三千五百间，南有二门，大司马门和南掖门。大司马门内为太极殿；南掖门内为尚书朝堂。此处为议政之地。太极殿性质与朝堂不同，它是元旦正会等大礼之所，等级最高，只是一年之中很长的时间都空关着；殿两侧为东西堂，是帝王接见臣僚、赐宴及日常政事之地。朝堂在礼仪上仅次于太极殿。
建康由于地理环境的优越，所以宫廷中皇家苑囿得天独厚。宫北即今之玄武湖，在其东的鸡笼山建有华林园。建康皇宫自东晋以后，宋、齐、梁、陈诸朝，皆以此为基础作了一些改建或加建。如刘宋时期以东府城为未央宫，石头城为长乐宫，北邸为建章宫，南第为长杨宫。苑囿则建有北苑（又叫乐游苑），苑中建正阳殿、林光殿等。南齐时加建青溪宫以及仙华、神仙、玉寿等殿宇。园林方面则造芳乐苑，“山石皆涂以五彩，跨池水立紫阁诸楼观”。梁时最重要之举就是新建太极殿，由东晋时的十二间改为十三间，并加建了许多佛殿。隋唐的宫殿
隋朝建大兴城，宫城也叫大兴宫，位于都城之北中轴线上。可是隋朝时间甚短，不久就被唐朝所取代。唐朝开国，定都就在隋之大兴城，坐享其成，改名长安。唐长安之皇宫，也在隋大兴宫原址，经改建后易名太极宫。太极宫在长安城的正北，东有东宫，西有掖庭宫，掖庭宫为嫔妃所居。整个太极宫规模甚大，东西宽1285米，南北长1492米，是今北京故宫面积的三倍。宫之四周设十座门，南五（中间承天门，东为长乐门、永青门，西为广运门、永安门）东一（通训门），西二（通明门、嘉猷门），北二（玄武门，安礼门）。宫中建筑，按前朝后寝制规范而设，显示出大国气度。宫中三大殿为太极殿、两仪殿、甘露殿，在南北中轴线上。两侧殿宇众多，大吉殿、百福殿、武德殿、承庆殿、万春殿、立政殿、千秋殿、神龙殿、功臣殿、归真观、望云亭等等，殿宇亭阁不胜枚举。在宫中还有山石池水苑囿，气度非凡。
太极宫北玄武门，这是宫中出入之要地，有重兵把守。唐初李世民发动宫廷政变，迫使李渊交出政权，争得帝位，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玄武之变”，其事就发生在玄武门处。后来李世民掌政，并为高祖李渊造了一座豪华的宫苑，位于长安东北。贞观八年（634），宫殿建成，初名永安宫，次年改为大明宫。后来唐高宗李治因患风湿，觉得太极宫太潮湿，所以于龙朔二年（662）对大明宫进行改建、扩建，然后皇宫就迁入大明宫去了。
大明宫如今基址尚存。此宫建于长安城东北的龙首高地，干燥而凉爽，本是李世民为李渊所造的避暑的宫苑，让他年迈享清福，所以宫内布局也就不甚规整。全宫基本上有一条南北的中轴线，最南端为丹风门，向北有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然后是御花园、太液池、蓬莱山等，北端为玄武门。大明宫主殿是含元殿，高大雄伟。在另外的建筑中，要数麟德殿为最大，也最豪华。
含元殿为大明宫的正殿，唐高宗李治迁宫后，这个殿就成了他的“金銮宝殿”。含元殿位于大明宫中轴线上，大明宫正门丹风门向北610米处。整座建筑建于高高的龙首原上，并有3米多高的夯土台基。登上含元殿，向南俯瞰，是丹风门内广场；遥望远处，则是长安城和苍翠的南山，风景如画，美不胜收，可说是好风水了。
含元殿遗址至今尚在，还高出周围地面十余米之多。经勘测、查实，含元殿东西宽十一间，南北进深四间。这座建筑的特点不只是大，更在于建筑两侧的处理。在殿前方两侧相距约150米处，对称地建有翔鸾（东）、栖凤（西）两阁。高耸入云的两阁与大殿间曲折的长廊相连，形成围护烘托主殿之作用，使殿宇辉煌无比，而且更富有个性。后来如北京故宫午门上面五凤楼的做法，也有仿效之意象。
含元殿前有三条长达75米的“龙尾道”，自地面直升大殿，这就是所谓“百步金阶”，后来绍兴的禹王庙也仿此做法。中间的一条龙尾道宽25米，两侧的略狭一点。整个龙尾道坡度是有变化的，并有意拉长。自殿下仰视整个宫殿宛如在天上云端，真是显现出大唐鼎盛的雄姿。含元殿是唐高宗以后历代皇帝举行“外朝”的殿宇，唐代诗人王维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诗，其中“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就是描写这里的盛况。
麟德殿不在宫的中轴线上，而位于太液池西侧的高地上。这里是唐朝皇帝赐宴群臣、大臣奏事、藩臣朝见的地方。据考古发掘和研究，这里还有观看伎乐和设佛事道场活动的场所。整个殿宇有前、中、后三座殿堂组成，平面进深为前殿四间，中殿四间，后殿三间，面阔均为九间。此建筑因为是三殿并接，所以深度大于宽度，深83.5米，宽58.5米，故总面积约5000平方米，是北京故宫太和殿的三倍。在殿的周围绕有一圈回廊，廊阔3米余。在殿的两侧，东为郁仪楼，西为结邻楼。楼之前还设有东、西两亭。据考古学家臆复，认为前殿是单层的，中殿和后殿均为二层的。其左右各有一亭、一楼，建于高台上，与中殿的楼上用飞廊连接。整座建筑高低错落，交接方式多样而统一，真可谓“各抱地势，钩心斗角”（杜牧《阿房宫赋》）。建筑体型复杂，但多样统一，具有建筑造型美，充分体现出中国古代建筑艺术文化精神。麟德殿形态，当然是后人臆复的，但根据遗址和诸文献资料，相信基本如是。
兴庆宫坐落在唐长安城东春明门内。这是一座供皇家使用的宅邸，原是唐玄宗为太子时的住地。后来他登基当了皇帝，次年便立名为兴庆宫。宫的正门朝西，叫兴庆门。宫内多设自然之物如山石、池水、林木之属，所以也可以说是一座园林。宫中以牡丹花最有名，全长安城的牡丹数此处最佳。据记载宫中龙池的东北有沉香亭，这是专为唐玄宗与宠妃杨玉环观赏牡丹花而建造的。这不免令人想起李白的《清平调》，其中第三段曰：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杆。
如今兴庆宫已改为一座公园，即兴庆公园，其实只是原来兴庆宫西南部的一部分。
唐代的另一座皇家宫苑是近临潼骊山北麓的华清官。当时这里是唐玄宗与杨玉环洗温泉浴的地方。“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白居易《长恨歌》）华清宫设四门，北门津阳门为宫之正门，南门朝阳门可通南之骊山。东为开阳门，西为望京门。宫内中轴线对称布局。虽为温泉苑囿，但充满皇家气度。宫内洗温泉浴之所曰“汤”，如宜春汤、尚食汤、太子汤、长汤、九龙汤、莲花汤、星辰汤等等。如今华清池及其中诸建筑汤池等遗址多已被发掘。魏晋—隋唐佛塔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带来了三种新的建筑形式，一是寺院，二是石窟，第三种就是佛塔了。这样，就大大地丰富了中国建筑的形式。在这三种佛教建筑形式中，数佛塔最为特殊，影响也最大。
塔，印度佛教中叫窣堵坡，它本来是埋藏佛教僧人的佛骨舍利子的。相传佛祖释迦牟尼圆寂（逝世）后，他的弟子阿难等人将他的遗体火化，在骨灰里找到好多光彩晶莹、坚固非凡的东西，即舍利子。人们甚奇之，于是便为他修造考究的坟墓，将这些宝贝埋藏起来。这种坟墓就是窣堵坡。古印度的这种搴堵坡形式，如同一个实心的半球体，顶上做塔刹，地面上沿塔的周围做一圈回廊，外用石栏杆圈起来。东、南、西、北四个方向设门如牌坊形状，人们就围着这一圈回廊进行佛事活动。上图是印度最典型的一座佛塔：桑奇一号大塔。
佛塔传入我国后，建造起许多类似于古印度的佛塔（窣堵坡）。但后来觉得这种外来形式应当与中国传统的建筑结合起来。而且“佛法无边”，所以须将塔佛塔造得比附近所有的建筑都高，才体现出这种尊贵性，因此联想到更早时候我国的一种建筑形式，即望楼。这样，所以中国的佛塔后来就越造越高了。古代的中国人聪明，他们把表述佛教的塔刹做在塔的最高处，表示无上至尊；把宝贝舍利子放在塔下的地宫处埋藏起来，表示无比珍贵；而中间的塔身部分仍起到古代的望楼之作用，人们可以上楼，登高极目，欣赏大好河山。“塔”这个字，本来在汉字中没有这个字，一直要到魏晋南北朝才出现。原来印度佛塔译作“窣堵坡”是音译，后来也叫“圆冢”、“浮屠”、“浮图”、“灵庙”等等，据说多达二十余种，后来为了统一和方便，就造出这个字。“塔”是“塔婆”即stupa的省音字。
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佛塔很快就在全国各地建造起来了。据统计在中国保留下来的古塔达一万余座。中国境内的佛塔种类繁多，大体说有单层塔、多层楼阁式塔、密檐塔、瓶式塔、金刚宝座塔等等，还有好多塔合建在一起的塔林（如河南少林塔院，塔多达250多座）。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塔，我们在此择几处作介绍。
一是洛阳的永宁寺塔。此塔虽已无存，但在史书上有记载，是历史上有名的一座巨型佛塔。据《洛阳伽蓝记》卷一所记，永宁寺塔有九层，木构，“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有刹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师百里，已遥见之……刹上有金宝瓶”，“浮图有四面，面有三户六窗，户皆朱漆，扉上有五行金钉……至于高风永夜，宝铎和鸣，铿锵之声，闻及十余里”。此塔建成后二十年，被大火所毁。当时百姓眼巴巴看着这座高大的宝塔被烧毁，无不为之悲恸。后来传说失火那天在东海上看见木塔正随着一股烟云升上天去。这也许是一种寄托之情了。
二是齐云塔（又叫金方塔），位于洛阳白马寺东南不远处。为密檐式方形砖塔，底部每边长约7.8米，塔总高约为35米，共13层，每层砌砖出檐，由下向上，略向内收，故外形呈抛物线状，线条柔和，造型优美。这座佛塔，据《三宝记》上说：在白马寺东南，旧即有土阜隆起，夜放光芒，民间呼为圣冢。汉明帝刘庄诏问摄摩腾，答道：天竺国有阿育王，藏如来舍利（释迦佛骨）于天下，凡八万四千所，中国境内有十九处，此其一也。汉明帝刘庄令建塔于土阜之上，塔九层，二百余尺。现齐云塔旁有金代石碑一座，按它的记载，五代之后，有庄武李王曾造九级木塔一座，高五百余尺，名叫齐云塔。北宋末年，木塔焚毁。金大定十五年（1175）改建砖塔，即今之齐云塔，算起来已有八百余年的历史了。
三是嵩岳寺塔。此塔坐落在河南登封县，建于北魏正光四年（523），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砖塔。平面十二边形，外径10.6米，内径5米，高39.5米，塔的壁上有许多砖雕，外形也呈抛物线状，向上内收，曲线优美，增加了塔身的秀丽感。塔顶部的塔刹，在壮硕的覆莲上以仰莲托相轮，做得很精致。
隋唐时期著名的佛塔有下列几座。
一是唐长安的大雁塔。此塔也许是当时最负有盛名的了。大雁塔正式名称叫慈恩寺塔，位于今西安市雁塔路，塔的平面正方形，底层每边24米，共七层，高64米。此塔建于唐永徽三年（652），当时玄奘为保护由印度带回的经籍，由唐高宗资助，在慈恩寺内建造此塔。初建时砖身土心，平面方形，五层。公元八世纪初用青砖改建成七层楼阁式塔。大历年间又改建为十层，但因战乱只留下七层。明代时此塔又遭破坏，在外表加砌面砖，予以保护，即今之塔。
关于这座塔，有两件事值得一说：一是此塔取名“大雁”的由来。据《大唐西域记》卷九记载：古印度释窟东峰有座小乘寺院，不禁食“三净肉”，但寺僧经常得不到肉食。一日，有一群大雁飞过，领头的雁突然坠落地上，寺内和尚大惊，以为是菩萨显灵，所以决定在这里建一座高塔，把坠落的死雁埋在塔下。这就是“大雁塔”的出典。至于此塔名为“慈恩”，则是唐王李治为其母亲追荐冥福而取名的；二是此塔在唐代不仅是个佛塔建筑，同时也与艺术文化有关。唐代许多诗人登塔赋诗，如高适、杜甫、岑参、储光羲、白居易等等，其中杜甫的《同诸公登慈恩塔》云：高标跨苍穹，烈风无时休。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仰穿龙蛇窟，始出枝撑幽。七星在北户，河汉声西流……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
后来凡进士及第的人都要到大雁塔上来游赏、题诗，成了风气。白居易年少，19岁中进士，他登上此塔也题咏，其中有“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句。
塔内还有许多珍贵的文物资料。塔底正面两龛内有褚遂良书写的《大唐三藏圣教序》和唐高宗撰写的《大唐三藏圣教序记》碑。四门楣有唐刻佛像和天王像等，特别是西面门楣上的线刻殿堂图，更是研究唐代建筑的宝贵资料。
二是唐长安的小雁塔，即荐福寺塔，位于今西安市南郊。此塔建于唐中宗景龙年间（707～709），是为藏经而建。平面亦为正方形，建塔时为十五层，明代大地震时倒掉上面二层，现为十三层。塔高43米（残高），砖砌密檐式塔，中空，有木构楼层。此塔外形呈抛物线状，故体形优美动人。
中国原有的文化观念，也在建筑上表现出来，那就是形象完整，指代明确。也就是说，建筑物要么新建，要么拆掉重建，破破烂烂的建筑总是不美的。不同于西方的建筑观念，古就是古，残破也无妨，所谓“残缺美”。罗马科洛西姆斗兽场残破了也是美的，维纳斯掉了胳膊反而更好看。然而塔是外来的（印度文化受西方文化影响甚大），所以小雁塔的顶上掉了二层也不难看。苏州虎丘塔不但破损，而且倾斜，也还是美的。建筑不但是一个应用对象，而且还表现文化，影响人们的观念形态，这一点我们不能不注意到。
三是神通寺四门塔，位于山东济南附近的历城。由于它是一座单层的方形塔，塔顶用大量的叠涩，较似印度佛教建筑风格，而且内有东魏武定二年，（554）造像题记，因此以前一直认为是东魏之物；后来在塔内发现建塔之记，才认定为隋大业七年（611）建造。此塔平面方形，四面设圆拱门，故称四门塔。这座佛塔造型简洁，朴实无华，建筑风格雄浑。四门塔对于我国古代建筑和佛教文化具有较高的价值。四是千寻塔，位于云南大理崇圣寺。塔共三座，一主二副，主塔名千寻塔，副塔名南塔和北塔，合称崇圣寺三塔，又叫“大理三塔”。这组塔位于苍山脚下，洱海之滨，嵩岳寺塔这里风光奇秀，塔与环境互生光辉。
千寻塔的建造年代为南诏保和年间（824～839），相当于中唐时期。塔为方形，密檐式，高69米，十六层，层数为双数的塔在我国是很少的（南塔和北塔也是双数，均为十层）。此塔属南诏国，但塔内发现唐、宋时期的珍贵文物达六百余件，其中手抄经文最可贵。这说明当时文化和宗教上的交往甚密。
五是南京栖霞山舍利塔，位于南京西南的栖霞山麓，创建于隋代仁寿二年（602）。现存的石塔为南唐（937～975）时重建。塔八角，五层，高15米，是我国古代楼阁式密檐石塔中造得较好的一座。塔身上下密布着各种题材的浮雕。其中有海浪、鱼、蟹、龙、凤和石榴，还有“释迦八相”及四大天王、文殊、普贤菩萨和飞天供养人等。此塔对于认识我国佛塔形式及演变具有价值，而且对研究唐、五代的建筑装饰艺术和雕刻艺术也很有意义。魏晋—隋唐佛寺
前面已说到，佛教的特征之一是轻物质重精神，所谓“四大皆空”，因此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其佛教寺院的形式立即与中国的传统建筑形式结合起来，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紧紧地融合在一起。从早期的洛阳白马寺开始，以后的中国佛教寺院就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魏晋时代，无论南朝北朝，佛教发展速度相当惊人。杜牧有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当时仅建康一地，寺院之数就有五百余座。其实北朝寺院更多，据统计，北魏洛阳及其附近一带，寺院总数达一千三百余座。到了隋唐时期，佛教继续发展，而且确立了中国化的系统。好些佛学理论家开始对佛经做诠释、注疏，从而中国佛教也就开始出现学派、宗派。
中国佛教寺院建筑也和其他建筑类型一样，历史上留下来的很古的建筑原物较少。现存我国最古的木构建筑却是寺院，即山西五台山的南禅寺。
南禅寺位于山西五台县西南李家庄西北的土岗上，这里离五台县城约22公里。此寺坐北朝南，规模不大，主要的建筑有山门、龙王殿、菩萨殿和大佛殿等，围成一个四合院式的建筑群，东旁院落是僧房。南禅寺始建于何时已无从查考，但据正殿大佛殿梁下所存的影记证实，此大殿重建于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因南禅寺地处偏僻，所以唐武宗（841～846）“会昌法难”时才免遭破坏，幸存到今天。成了我国现存最古的一座木构建筑，也是研究唐代建筑文化和建筑发展史的最可贵的实物资料。此建筑于1961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南禅寺内文物有角石上雕卧狮三尊，小石塔一座，殿内存石狮三尊，这些都是唐代的遗物。
大佛殿于1974年至1975年按唐代所建原型作了一次大修。龙王殿为明代隆庆三年（1569）所建，其他建筑基本上都是清代所建，近年来均作了大修。
南禅寺大佛殿面阔和进深都是三间，但宽度略大于进深，故平面略成长方形。大佛殿的屋顶为单檐歇山式，比例匀称，气宇轩昂。殿内无柱，以四根通长的椽袱直架于前后檐柱之上，并外伸。斗栱只有柱头与角科，而无平身科，梁架结构简单，屋面举折平缓（宽高之比约四比一），但出檐甚大，这是典型的唐代建筑风格。殿前还设有宽敞的月台。
大佛殿内有佛坛，长8.4米，宽6.3米，高0.7米。正中供释迦牟尼佛像，结跏趺坐于须弥座上，手作禅宗拈花印。两侧莲座上共供有十八尊唐代塑像，体态丰满，神情自若，服饰简洁，衣褶流畅，塑造手法与敦煌莫高窟的唐塑十分一致，为我国唐代雕塑之上品。佛光寺
佛光寺也在五台山，坐落在五台山东北约25公里的佛光村。此寺规模要比南禅寺大些，全寺有殿堂楼阁等一百二十余间。佛光寺最早创建于魏孝文帝时期（5世纪末），唐会昌年间灭法，此寺也被毁。现存的大殿则是唐大中十一年（857）所建之原物。
佛光寺大殿面阔七间，进深四间，单檐庑殿屋顶。殿内斗栱硕大，出檐甚深，装饰简洁，比例协调，表现出典型的大唐建筑的风格。寺内还有一座文殊殿也很有价值，此建筑建于金代天会十五年（1137），在木构建筑技术上有独到之处，即用“减柱法”。既节约了材料，又使殿内空间宽敞，是金元时期的一种构架手法。
五台山佛光寺不但国内有名，而且还影响到国外。日本奈良的唐招提寺内的金堂（相当于大雄宝殿），就是根据佛光寺大殿的形式建造的。相传当时高僧鉴真和尚带领中国建筑匠人东渡日本，帮助他们建造，所以其形式十分相近。这也说明中日两国文化关系源远流长。
如上所说，我国木构建筑保存不多，所以好多寺院建筑已不是唐以前的原物，而是后来所改建的了。如河北正定的隆兴寺，本为隋代所建，但今之建筑已为宋代及宋以后所建之物了。魏晋—隋唐石窟
石窟是在山崖上开凿出来的洞窟，源自印度，它是佛教徒修行、生活和做佛事活动之地。印度佛教石窟称“支提”，如著名的卡尔利支提，是一个长方形洞窟，洞底空间呈半圆形，洞顶也呈半圆拱状。洞底的半圆空间，在圆心处设一座佛塔，用于佛事纪念活动，外部长方形的空间多用来做功课、讲经、说法等。此石窟建于公元前一世纪，洞深38米，高和宽均约14米。
石窟这种佛教建筑，随着佛教传入我国，到了魏晋时代兴盛起来，大规模开凿。后来到了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又在此基础上加建、扩建及新凿，形成中国佛教建筑三大系统之一（还有两类即寺院和塔幢）。
我国较早的著名石窟有：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甘肃敦煌的莫高窟和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这就是所谓中国的“三大石窟”。另外比较有名的石窟还有四川大足石窟、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甘肃永靖的炳灵寺石窟等，不胜枚举。
石窟的形式、种类很多，大体说我国石窟的形制可以分为平顶、小窟、覆框形方窟、覆斗顶方窟、中心柱窟、穹隆顶椭圆窟、崖阁以及大型佛龛、摩崖等。但从内容来说，石窟又可以分为僧院窟、塔庙窟、尊像窟三类。僧院窟是在主室四面墙壁开凿佛龛、小室，然后再将塑像安置其中。塔庙窟多长方形，分前后室，前室是礼拜的地方，后室中间有龛柱，柱四面凿小龛，其中也安置坐佛和菩萨。尊像窟也为长方形，主要是用来礼拜的，穹顶纹饰由四面下方往上开展，甚有气派。
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此石窟位于大同之西的武周山麓，依山开凿，东西连绵约1公里，现存旧窟53个，佛像、菩萨、飞天等总共达五万一千余尊，规模十分宏大。此石窟始凿于北魏文成帝和平元年（460），至公元494年基本完成，前后用了30余年时间。全部洞窟大体可分为三类；早期的16～20窟，平面呈椭圆，以造像为主，高大雄伟，其中第20窟为云冈石窟雕刻艺术的代表作。中部诸窟平面多长方形，有前后室，除中央雕造佛像外，四壁及顶部刻有许多浮雕。第三种是方形窟室，室中央有方塔柱，上刻浮雕，四壁刻有佛像、龛座。其中第六窟最为典型。此窟空间高20米，中间大塔柱粗大，断面面积达60平方米。窟内浮雕不计其数，除大小佛像、菩萨、飞天等，还刻有释迦牟尼从降生到成佛的本生故事，确为我国的雕刻艺术之宝库。
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此石窟位于洛阳城南约12公里，这里南北两山对峙，伊水穿流其间，远望犹如一座天然门阙，故又称“伊阙”，龙门石窟就在此地，现已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龙门石窟最早开凿于北魏，大约是魏孝文帝定都洛阳时期，此石窟开凿时间十分长久，后来历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唐、五代、宋等。据统计，两山现存窟龛2100多个，造像达十万余尊。其中最大的造像高17.17米。最小的只有2厘米。另外还有佛塔四十余座，造像题记3680品。龙门石窟有好多洞窟，比较有名的有宾阳洞、潜溪寺、万佛洞、奉先寺、古阳洞等，在此只说宾阳洞和奉先寺。
宾阳洞由中、北、南三洞组成，它是龙门石窟群中著名的洞窟。宾阳中洞即主洞，位于龙门西山北部，是北魏宣武帝元恪为其父母孝文帝和文昭皇太后做功德营建的二窟之一。自北魏景明元年（500）至正光四年（523），历时达24年，是龙门造像中雕凿时间最长、用工最多而又最富丽堂皇的一个洞窟。本尊释迦牟尼位于中央，像高8.4米，面部清秀，鼻高且大，口含笑容，为北魏时期的我国石刻艺术中之上品。主佛两侧侍立二弟子、二菩萨。两侧壁上雕一佛二菩萨。窟的顶部雕有十个伎乐天人飞翔在莲花宝盖周围。宾阳北洞是北魏时期始凿的，到唐代初年才完成。正中阿弥陀佛高7.55米。佛的背光如熊熊燃烧的火焰，但细看又似葫芦之纹。雕刻工细生动，是唐代佛像背光火焰纹的佳作。佛两侧刻罗汉和胁侍菩萨；门口两侧浮雕二天王，形态威猛有力。宾阳南洞是从北魏至隋代所凿的，中刻阿弥陀佛，面部丰润，衣纹流畅。洞内大小佛龛不计其数。洞顶在莲花宝盖周围有两个捧供品的供养人和六个伎乐天人，衣带飘动，典雅秀丽。
奉先寺位于西山的最高处，是唐高宗咸亨三年（672）开凿，到上元二年（675）完成，历时近四年。奉先寺为龙门石窟造像艺术中的杰作。本尊卢舍那大佛高17.17米，头高4米，耳长1.9米。面容丰满秀丽，眼神含蓄宁静，姿态肃穆端庄，衣纹简洁流畅，可谓形神兼备。有人说奉先寺卢舍那佛的脸容是根据武则天的形象雕刻的，未可证知。佛两边侍立二弟子，迦叶严谨持重，阿难温顺虔诚。那尊头戴宝冠、身穿璎珞的菩萨衣带飘洒，显得端庄矜持，风采动人。天王像和金刚力士像也都刚毅有力，很有个性。据碑文所述，武则天后为建奉先寺曾捐脂粉钱两万贯。
甘肃敦煌莫高窟。此石窟俗称千佛洞，位于甘肃省敦煌县之东南，三危山与鸣沙山之间的峭壁处，南北长约1610米。相传前秦建元二年（366），有位僧人叫乐樽，在此山上见金光闪闪，似有千佛在山上，于是他就在山崖壁上开凿了洞龛，这是莫高窟的第一个石窟。后来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各朝代不断开凿，形成了一座规模雄伟、内容丰富、具有高超艺术价值的佛教石窟。如今，莫高窟还保存洞窟492个，壁画面积达45000平方米，彩塑两千多尊。这在世界造型艺术中具有相当高的地位。
莫高窟中的佛像有大有小，有大至几十米的彩塑，也有小至十几厘米的彩塑，艺术品位均很高。窟内绚丽多彩的壁画，表现内容也是多方面的，如古代的狩猎、耕作、纺织、交通、战争以及建筑、音乐、舞蹈、婚丧、寿庆及各种社会活动，应有尽有，它不但是一部佛教史艺术史，而且还是一部生动的社会文化史。
莫高窟的建筑特点，是那些窟檐建筑（建于唐宋时期），这也是研究我国古代建筑史的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如今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此窟又名麦积崖，位于甘肃省天水市之东南。山高142米，是我国西秦岭山脉小陇山中的一座孤峰。山形上突下收，好像农村中的麦垛，故名“麦积”。麦积山周围风景秀丽，是西北地区难得的一处好风光。麦积山石窟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据文献资料，西汉末年，隗嚣曾在这里建避暑宫。北魏泰常年间，凉州禅僧昙弘于此隐居，以后玄高也来此地，后来竟收徒300余人。
麦积山石窟始凿于十六国的后秦时期，并创建佛寺。北魏、西魏、北周时期，大规模开凿。如西魏文帝时，再修崖阁，重兴寺宇；魏文帝皇后去世，凿麦积崖为龛而葬；北周保定、天和年间，大都督李允信为亡父造七佛阁。现存最早的石刻题记为北魏宣武帝景明三年（502）。唐代开元二十二年（734），天水大地震，使麦积山石窟崖面中间部分倒塌，故整个石窟就分为东西两崖。东崖现存54窟，西崖现存140窟。麦积山的一个特征是窟内佛像几乎都是泥塑（因为山之石不宜精刻），麦积山石窟内大小佛像共有7200余尊。其中最高的佛像高约16米（阿弥陀佛），最小的佛像仅十几厘米。造像特点质朴、细腻，形象逼真。
麦积山石窟形式与传统建筑较接近，多为方型空间，顶是平的，前面设门（或廊式），两侧开龛。其中七佛阁最典型，俗称散花楼，为公元6世纪中叶开凿的典型的汉代崖阁建筑。阁内有彩塑力士像，肌肉健美，形态威武。
七佛阁一处，还是最好的赏景之地：麦积山为观景、避暑胜地，有“麦积烟雨”，属“天水八景”之一。
麦积山石窟由于年代久远，山岩石质又不甚好，须进行修复。80年代中期，国家拨专款组织人力、物力和技术进行抢修，用混凝土浆锚杆新技术将石窟加固起来，不致继续损坏下去。魏晋—隋唐道教建筑
中国最早的时候几乎没有完整的宗教系统。只是崇祖、崇天，是一种观念加文化行为的结构形态。儒教如果是一种宗教，它在早期则只是一种观念，甚至不相信鬼神。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至于佛教，则完全是外来的，到了东汉以后才在中国“安家落户”。因此要说中国古代的宗教，也许还得推道教为本土的特产。不过，道教在最早的时候也还是一种观念，来源于“老庄”的哲学思想。后来在秦汉时期与巫术、神仙方术等结合起来，形成所谓“黄老”之道。汉初皇家也提倡黄老之学，到了汉武帝时代，才被儒学所取代。但是道教的正式出现，则是在东汉时期，东汉顺帝（125～144）时，张陵（即张天师）创立“五斗米道”，才正式开始有道教。道教信奉老子，立他为教主，以《老子五千文》为主要经典。“道教”一词最早始见于《老子想尔注》。另外，东汉末年张角又创立“太平道”，是道教的另一派别，他们的经典是《太平清领书》，当时影响也很大。后来到了魏晋南北朝，道教更盛，如葛洪（284～364）笃信道术，著有《抱朴子》。还有孙恩、卢循、寇谦之等。总之，道教作为中国流传的宗教，它的主要思想应当说是“人本”的，即研究人如何在世界上存在，如何与自然、社会建立关系，以及人怎样才能健康地活着，甚至长生不老等等。
道教的建筑称宫、观、洞、庙等。唐以前的道教建筑几乎无存，但早期的道教建筑，基本格局还可以在文献资料上得到，我们可以看看《要修科仪戒律钞》：“太真科曰：立天师治，地方八十一步，法九九之数，唯升阳之气，治正中央名崇虚堂，一区七架六间十二丈，起堂屋上当中央二间上作一层崇玄台。当中央安大香炉，高五尺，恒焚香。开东西南三户，户边安窗。两头马道，厦南户下飞格上朝礼。天师子孙上八大治，山居清苦济世道士可登台朝礼，其余职大小中外祭酒，并在大堂下遥朝礼。崇虚台北五丈起崇仙台，七间十四丈七架，东为阳仙房，西为阴仙房。玄台之南，去台十二丈，近南门起五间三架门室。门室东门南部宣威祭酒舍，门室西间典司察气祭酒舍，其余小舍，不能具书，二十四治各各如此。”据段玉明《中国寺庙文化》认为，从建筑布局上看，其主要建筑是摆在南北中轴线上，东西两侧为马道，崇玄台与崇虚堂是整个治的中心与“朝礼”中心。至南北朝，随着道教宫、观的兴建，由民间向官修转化，宫观规模逐步扩大，殿堂楼阁显著增多，其平面布局也向更繁杂的方向发展。
宫观是道教修道、祀神、举行斋醮祈祷等宗教仪式及贮藏道教经典的地方。道教最初的修道场所叫“靖室”，亦叫“静室”。靖室内陈设简单，仅有香炉、香灯等，供修道者静思、斋戒、修行。随后一些靖室逐渐成为地区性的活动中心，便改称“治”、“馆”。东汉至魏晋时，出现了“民家为靖，师家为治”的情形。南北朝时道教进一步发展，法事增多，渐渐由民办变为官办。唐代时提倡道教，故大规模建造宫殿式建筑，塑神像。从此宫观成为道教建筑的正式名字。除殿宇外，宫观中还有一些亭台楼阁、园林之类，合乎道教人与自然合一的思想。魏晋—隋唐住宅
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五代，中国的住宅建筑大体有这么一些主要特征：
一是继承传统的住宅建筑形式（院落式木构建筑），仍然没有留存下来的建筑，建筑史学上多求助于留下来的绘画、墓葬明器以及大量的文字资料。这些内容将在下面分析。
二是由于社会由稳定的两汉转变为动荡的魏晋，把原来的规范（包括观念上的）解体了，人进一步认识了自我，因此在居住形态上就反映出不愿更多地受封建礼教的束缚，并且走向大自然，与山水“对话”。从魏晋开始，人们多崇尚山水，愿到山林去居住，过那种悠闲的世外桃源的理想生活。“名胜”一词，也是这个时候产生的。据《北史·韩晋明传》说：“朝廷欲处之贵要地，必以疾辞，告人云：‘废人饮美酒，对名胜，安能作刀笔吏，披反故纸乎？’”
从文字资料中可知，当时的住宅不但仍为院落形式，而且庭院形态开始考究起来，主要的是布置绿化，享受大自然的情趣（这也许是私家园林的萌芽）。
鲍照（414～466）《梅花落》，描述中庭院子的景观：“中庭杂树多，偏为梅咨嗟。问君何独然？念其霜中能作花，露中能作实。”
到了隋唐五代，文献资料及文学作品中描述当时的住宅就更多了。只说一例：李商隐的《正月崇让宅》：密锁重关掩绿苔，廊深阁迥此徘徊。先知风气月含晕，尚自露寒花未开。蝙拂帘旌终展转，鼠翻窗网小惊猜。背灯独共馀香语，不觉犹歌《起夜来》。
这虽是一首悼亡诗，但诗中描述建筑幽曲华美，却似园林建筑一般的美。
在绘画上，如晋代画家展子虔画的《游春图》，画中把住宅设在风景秀美的山水环境之中；唐代大画家诗人王维有《雪溪图》，描述的也是这种居住环境的思想境界。后来中国山水画，大多数的题材和主题都是这种思想的居住环境。
追求与大自然在一起，还可以说一说最典型的东晋的陶渊明。他的代表作《桃花源记》和《归去来辞》，已众所周知，读这种作品，眼前仿佛出现理想的“可观、可游、可居”的人居环境。这种境界，至今仍为人歆羡：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杂尘，虚室有馀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田园居》）
这些诗句，都表现出他看破红尘，愿构筑一种理想的乌托邦式的居住环境。到了唐代，如王维、孟浩然诸人，也同样表现出这种精神。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居住建筑形式，我们只能在一些画中见到了。但如果要证实当时住宅形态的比较可靠的形象，还须寻找当时所画的画。
隋唐、五代时期的住宅也还是不见实物，据刘敦桢的《中国古代建筑史》中说，“当时文献所述的贵族，只能从敦煌壁画和其他绘画中得到一些旁证。贵族宅地的大门有些采用乌头门形式。室内有在两座主要房屋之间用具有直棂窗的回廊连接为四合院，但也有房屋位置不完全对称的，可是用回廊组成庭院则仍然一致。”
无论是城市住宅、乡村住宅，还是官僚宅第、民间房屋，其建筑结构形式统一，空间的内庭式布局形式也统一，直到近代民居形式仍然如此，可以说三千余年不变。这就是中国文化内向性的特征的建筑表述。魏晋—隋唐陵墓
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五代，这个时期的陵墓，内容相当丰富。我们这里重点说说南朝的陵墓、唐乾陵和南唐二陵。
南朝帝王陵墓大多是在江苏南京附近的江宁、句容、丹阳一带。主要的陵墓有：宋武帝刘裕的初宁陵；齐宣帝萧承之的永安陵，齐高帝萧道成的泰安陵，齐景帝萧道生的修安陵，齐武帝萧赜的景安陵，齐明帝萧鸾的兴安陵；梁文帝萧顺之的建陵，梁武帝萧衍的修陵，梁简文帝萧纲的庄陵；陈武帝陈霸先的万安陵，陈文帝陈蒨的永宁陵以及梁代宗室王侯萧宏、萧秀、萧恢、萧儋、萧景、萧绩、萧正玄、萧烒的墓等等。
从类型来说，南朝的陵墓可以分为帝王陵和王公贵族墓两大类。
帝王陵前置有许多石刻，其中以梁文帝萧顺之建陵保存最多，共有四种八件（对称）：石兽一对，神道石柱一对，石碑一对，石兽与神道石柱之间残存的方形石础一对。石础上的结构已失。大多数帝王陵前的石刻仅存石兽一对，少数只有石兽一件了。帝王陵前的石兽，形象大同小异，其名不叫狮子，而是叫麒麟、天禄或辟邪。南朝帝王陵前的这些石兽称得上是我国雕塑艺术史上之不朽作品，形体硕大，气势非凡，雕刻精到，造型夸张，自然生动。这些雕刻之可贵，在于它已脱去了汉代石刻的板滞、古拙，抓住了形象的典型特征，如有的仰首垂身，有的蹲伏潜发，有的举踵如跃，有的若行若止，生动万分。这些形象没有受到外来艺术（如佛教雕刻）的影响，还属古代中国雕塑艺术之纯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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