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危思危:国家安全与乡村治理(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0-05-30 22:59:26

点击下载

作者:温铁军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居危思危:国家安全与乡村治理

居危思危:国家安全与乡村治理试读:

前言

本书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作为国家综合安全基础的乡村治理结构与机制研究(14ZDA064)”的中期成果。主要内容是中期报告正文及课题发表文章的汇编。课题组设计这个科研项目的提纲时,便受惠于本项目首席专家集数十年交叉学科研究之大成,他提出的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系统性思路得到团队专家的一致认同。因此,我们期望该项目成果报告能够体现“集成创新”——从全球化挑战、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应对输入型危机、遂有成本转嫁,而承载危机代价的乡村唯有加强善治才能内部化处置外部性风险——这个高度概括的逻辑关系,凝结着我们科研团队多年来从事国际比较和国内实践的综合性思考。2015年课题正式展开以来,中国恰好遭遇“经济下行期”,连带发生成千上万打工者失业,而乡村破坏、治理残缺难再发挥“劳动力蓄水池”作用等情况表明,课题组多年来强调的上述逻辑解释堪称“不幸而言中”……

首先应该关注的是“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们这个课题思想不仅由来已久、与时俱进,而且事关重大、殊为不易。

回顾1988—1994年的经济周期,当时以深改名义做出了应对危机的一系列政策,曾经引发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诸多社会连锁反应。对此,我们在90年代中期就针对性地提出要用“三农问题”取代农业问题的政策建议,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农民利益受损导致农村中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愈发严重,到90年代后期农村群体性事件无论从数量还是烈度都已经超过城市产业资本危机大规模下岗引发的事件,领导人常常半夜接到重大群体性事件的报告,以至难以睡个安稳觉!据悉,在中央正式接受“三农问题”取代农业问题这个政策建议之前,一度严重到中央平均每天接到27起群体性事件的报告。可见,农村中的基层治理问题,20年前就已经成了非常堪忧的混乱现象。

新世纪之初的2001年12月,本课题首席专家在国家领导人面前直陈“三农”时弊,明确指称90年代全面市场化改革以来党在“三农”工作上存在的倾向性问题。紧接着,2002—2003年,“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和全国工作的重中之重”被党中央和国务院相继提出。

自2003年我们以民间力量为主在村里筹办“乡村建设学院”以来,就一直试图把本来应该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却被危机应对政策激化的群体性事件转化成“非对抗性”。我们2004年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申报成功的国家985“中国农村发展试验创新(I类)项目”、2006年申报获批的第一个国家社科基金的重大项目,也都是关乎于此。那个时候,在学术界内还未提出过发生在农村的社会冲突“本质上是对抗性”的相关理论,尽管理论家们对于把招商引资作为第一要务的地方政府亲资本政策也多有批评。因此,我们从立项汇报到开题研讨,都需要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向大家解释何为“本质上具有对抗性”的矛盾,以及在当代社会已经大量发生的对抗性冲突中怎么做才能把已经激化的矛盾从对抗性转为非对抗性。此后,我们申请的国家985二期项目继续深化了这项研究的指导思想。同期,课题首席专家多次出席国务院重大问题座谈会和有关部委的政策咨询会议,我们课题组有关国内外比较研究和基层试验成果,都成为国家政策的参考或依据。

在农村基层开展具有近现代历史意义的“乡村建设”(rural reconstruction)试验研究十多年之后,2014年我们第二次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虽然研究的主题还是乡村建设与乡村治理,但在2007年次贷危机、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2009年全球危机,演化为中国2011年以来的经济下行和投机盛行,最终造成2014—2015年的房市、股市泡沫崩溃,反过来恶化实体经济等一系列事件,不仅使我们的视野更加国际化了,也使得未曾谋面的国家社科基金评委们对本课题思路更加认同——金融资本的全球危机及其对发展中国家造成的成本转嫁,都与承载“输入型危机”巨大代价的乡村治理有关。

我们注意到:在全球经济危机打击之下,沿地中海国家形成了一个危机圈,圈内国家无论何种制度、何种宗教,几乎全部都爆发了严重的社会冲突。由此可知:全球化的成本转嫁所形成的巨大危机,对于大多数存在内生矛盾且情况比较复杂的国家而言都是挑战。我们据此形成了一个相对简单的经验性的判断:全球化条件下金融资本核心区的经济危机的代价转嫁到发展中国家,几乎全都表现为剧烈的社会冲突。总之,那些被称为“颜色革命”,或者是表现为其他部族、族群、宗教等一系列的暴力冲突,很大程度上和全球化的成本转嫁,或者和全球金融资本危机的代价转移有直接关系。课题组从国际经验比较研究的角度,认为中国尤其要关注全球化挑战下的国家安全。既然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是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决策的,那么,决定课题是否可以立项的应该是问题意识是否足够清晰。

1.国家综合性安全与全球化挑战的相关性

课题组对发展中国家的综合性安全,构建了具有一般性的分析框架:全球化挑战——核心国家危机代价向发展中国家转嫁;承载输入型危机的乡村只有通过完善治理,才能维护国家稳定……(1)全球化时代发达国家虚拟经济与发展中国家实体经济的关系

我们在以前的研究中做过这样的归纳,进入金融资本阶段的发达国家现在是虚拟化的符号经济主导,而发展中国家现在是实体经济主导,二者之间的关联是发展中国家把一般的商品和原材料向发达国家出口,形成发达国家经常项目的逆差,这个逆差怎么处理?发达国家借助“资本市场”这个概念,诱导发展中国家用出口一般商品形成的外汇到其资本市场进行再投资,于是发达国家形成资本项目的顺差,在整个体系里面出现两套话语,前者叫“自由贸易”(free trade),后者叫“金融流动”(capital flow)。发达国家以这两套话语去要求发展中国家“转轨”。结果就是发展中国家在实体产业和金融层面都无利可图,一方面得压低本国社会福利来维持劳动力价格长期比较低,一旦出口市场有所波动,就陷入失业和动乱;另一方面随之而来的是自然资源与环境的不可持续。(2)双输:发达国家金融扩张导致发展中国家宏观调控两难

2008年的时候,我们在调研写作《解读苏南》这本书中就提出过世界在后冷战时期划分为北方和南方两大阵营,分别处于资本主义的不同历史阶段。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北方发达国家表现的是金融竞争,南方发展中国家表现为产业竞争。

美国在出台量化宽松政策之后,大量释放的货币并不直接进入到世界实体经济,而是通过机构投资者进入到资本市场,早已经虚拟化的资本市场有两个线索,第一个是进入能源、原材料和粮食的期货市场,每一次能源、原材料、粮食期货市场的大幅度波动,体现的都是一个大规模增发出来的“垃圾级”货币的消纳场作用,金融资本的这一部分投资通过制造期货市场波动产生高收益,但这直接压抑实体经济的复苏,发展中国家在实体经济层面的消费需求也就难以拉动。而价格不断升高的能源、原材料和粮食是通过国际贸易让发展中国家进口,客观上推高了基础商品的价格。对中国这样的实体经济大国来说,当基础商品价格推动CPI高于实体经济的增长速度时,资金析出流向泡沫化的房地产,政府需要实行紧缩的金融政策,提高资金价格。一边资金价格提高但另一边实际的消费需并没有提高的时候,实体经济就更是低收益的。这时候,大量的金融资本加快从实体经济析出,更多进入投机市场。房地产投机市场又和中国政府的几万亿的基础设施建设联结在一起,于是就加重了政府的国债和地方债来替代内需,尽管它在充实中国实体经济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也使发展中国家进口通货膨胀的机制不断地恶性循环着。投机品市场的高利贷需要中央政府来调控,但另一方面,因为它和整个宏观经济的增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政府又投鼠忌器地很难对它进行有效的调整。

所以,发展中国家都会陷入一个宏观调控的两难困境,也就是说:单靠任何一个实体经济国家,要逆转美国为首的其他西方金融资本国家共同向发展中国家进行制度成本转嫁的趋势是很难的。同理,既然西方金融资本国家能够顺畅转嫁制度成本,也就乐得分享金融资本收益,碍难向实体经济回调,也就难以扩大就业,财政长期赤字和社会对抗性冲突就都不可避免。这就是双输格局。

西方热衷资本市场的另一个趋势是,在利于金融资本自由流动的国际秩序之下,美欧日相继推出量化宽松政策,发行大量的低息资金,通过对海外投资——经资本市场进入发展中国家的实体经济做战略投资或者战略收购以产生高收益。其他国家购买美国的国债资产形成美国资本项目顺差带来的资金收入,美国把它所获得的资金用于购买其他国家的实体商品和战略性资产。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向美国出口实体商品,另一方面把换来的外汇在美国资本市场上购买债券;同时自己的实体产业被美国资本收购。对美国来讲,它的低利率资金的海外投资是高收益的,而国内居民生活是低通胀的;但是在中国,实体经济的低收益和投机品市场造成的高利贷并存,于是越来越多的资金被吸引到投机品市场中。所以,世界的实体经济是被资本市场和海外投资所引导,并非和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自身资金要素相关联。于是金融脱嵌于实体经济、实体经济脱嵌于社会。

2.中央、地方、小农之间的“不可能三角”

我们在申请课题的时候做了一个总体的框架图,里面含一个“不可能三角”图。在面临国际输入型风险时,有三个承受主体: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小农。图前言-1 “不可能三角”

伴随着30余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经济基础层面陷入了一个地方产业竞争与中央金融垄断相互强化的循环之中:地方政府主导产业资本竞争,但历史上却几乎出来就不承担产业资本恶性竞争造成的代价:赤字依赖和坏账上交;导致中央政府只能强化财政和金融的权力垄断。实际上,这个制度演变在90年代末基本形成;但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地方招商引资的竞争……在这一循环往复中,中国经济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形成了日益固化的层次划分:地方政府的经济基础仍然是产业资本主导的实体经济,而中央政府依靠的经济基础则演变成金融资本主导的金融经济。

在客观发生经济分层条件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自遵循着不同的“政府理性”和相应的行为逻辑,两者之间的利益结构格局失衡也就势所必然。并且,因经济分层日益固化,而使得中央的调控即使在经济正常运行条件下也难以贯彻,所以,课题组认为中央-地方利益失衡格局可能将维持很长一段时间,不大可能被一般强调的市场改革或法律约束等现代化制度予以化解。

经验表明,在经济正常运行状况下,连有限责任都不承担的公司化地方政府永远是追求高增长的,中央的宏观调控也就不可能被地方政府自觉落实;何况那些“见了红灯绕着走”的发达地区干部因粗放GDP考核而大多被越级提拔,这就使得地方对抗中央具有利益机制决定的内生积极性。而只有在风险累积至危机爆发的时候,因上下各种利益集团都发生利益受损,中央的宏观调控才有条件地被地方政府接受。

中央政府在财政金融领域获得巨大收益,从而实现对地方和农村的强力反哺。从中央下拨的经费结构上看,第一是养人大于养事,第二是专项经费大于一般转移支付,而且经费随着行政层级呈不断衰减态势,即省部级获得的最多,地市级其次,等到最基层的乡镇时成了杯水车薪。并且在项目下达的过程中,出现了普遍的“精英俘获”现象,即地方政府和农村中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结合,把专项转移的项目往往做成套取财政补贴的项目。这样不仅导致惠农项目很难体现中央财政的普惠功能,也使得农村社会的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普通小农在资源要素和经济剩余长期外流的情况下,为了获得收益或者说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就不断地向生态环境、食品安全、社会稳定、文化等这些弱势领域转嫁负外部性。中央政府每年不得不开支大量的经费在维稳上,但仍捉襟见肘!

显然,在基层治理领域面临着因南辕北辙而越来越严重的“政府失灵”。

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错综复杂的国家安全矛盾。我们叫它“不可能三角”,换句话说是三者之间难以形成利益一致。我们从图示看到,这三者中两两之间矛盾对立。

3.国家战略安全的“锚”定何处

目前国家安全复杂局面中,国家安全战略的这个锚应该定在什么地方?一种说法是发展的问题要用发展来解决。相应的观点即出现问题是因为我们发展得还不够,需要进一步引进外资,并配合外资做国内的制度优化。但在上述西方主导全球化的双输格局下,如果我们用发展的思路来解决发展的问题,最终是堕入发展陷阱。另一种说法是内部矛盾要在内部来解决。也即我们说的利用乡土社会化解外部风险的能力,内部化地处理国家安全所面临的风险。(1)20世纪50—80年代的危机及化解方式

我们在另一个获奖研究成果《八次危机》中,系统总结了1949年以来中国历次经济危机,指出危机的化解每次都依赖于乡土社会,凡是能够顺利由乡土社会承担成本的,整个危机就能相对比较平和地过去,基本体制也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如果危机只能是在城市进行硬着陆,那就是巨大的制度变迁,或称改革。

在80年代之前,中国共有两次引进外资,每次外资转化为中央赤字对应发生两次危机,共发生了四次危机。每到上山下乡时,也正是危机发生时。大量城市失业青年转移到农村去,使得失业危机不爆发在城市里。另外,通过动员农村劳动力,实现了农村基本水利设施的建设,使得国家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依赖的“规模劳动替代稀缺资本”的机制能够发挥。

和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79—1981年。1978年改革开放背景其实是一个严峻的经济危机,我们认为是整个70年代领导集体第二次引进西方外资导致的严重赤字引发的这次危机。但,因农村已经进行了去组织化的改革,不能再吸纳失业人口“插队”务农——不可能插户,大量失业人口滞留在城市里面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于是出现了80年代以来经济危机向社会领域、向政治领域转嫁、传导。(2)农村劳动力蓄水池机制的发挥

与此对应的经验值得借鉴。2008年遭遇到金融危机之后,广东省倒闭了约15000家外向型企业,主要分布在低端的劳动力密集型加工制造业。2009年沿海总共有2500万的失业人口。中国有效的经验是通过内部的基础设施建设,吸纳沿海不能就业人员回乡,因此出现了劳动力的回流,这与1978年之前的情况有异曲同工之妙。1978年之前每次危机都伴随着知青上山下乡,实质是城市失业劳动力向农村转移。而1981年到2008年之前,这个机制基本上是失灵的,劳动力单向地从农村向城市流出。但在2009年,在2005年提出新农村建设战略和2008年4万亿国债的刺激下,农村基本建设高潮再一次发挥了吸纳沿海失业劳动力的作用。

所以,城市和农村相比,农村更易于稳定。农村吸纳失业劳动力的机制,一方面是小农有地,是兼业化的小有产者经济,另一方面农村本来就可以经营多种工副业,还可以参与国家投资的三农基本建设等。

4.新农村建设对国家安全的积极意义

国家进行新农村建设纯粹是因为乡村能够吸纳失业人口吗?(1)乡土中国的经济基础对国家稳定的作用

我们在以往的发表中指出,乡土中国的经济基础不同于城市,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的经济增长所依托的“无风险资产”,这对于重新认识农村在工业化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或许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下图显示了在宏观经济的风险-收益层面,无风险资产对于优化国民经济增长路径的作用。正常情况下经济增长的风险-收益情况如曲线①所示;然而,当经济增长率低于一定水平时,各种社会风险集中爆发的可能性骤然增加,有可能会使宏观经济陷入停滞,经济增长的风险-收益水平曲线切换为曲线②所示情景。如果能通过提高无风险资产的收益水平,使国民经济免于迅速掉进“下降通道”,那么无风险资产也就具有了“软着陆”载体的作用。图前言-2 国民经济中的“无风险资产”对于优化宏观经济增长路径的作用

从经验过程看,在农业集体化时期,依托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三级组织化载体,农村吸纳了三次城市宏观经济萧条时产生的共计4000万失业人口,农村成为城市危机软着陆的载体。

农村改革以后,农村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无风险资产效果最为显著的是80—90年代农村维持的土地平均分配、且大约5年左右就再分一次的土地制度,是为农户家庭综合经营派生的外出打工者安排了一份无风险资产。但近年来土地制度的激进变迁、工农收益差别的拉大,以及城市文明向农村的扩散,新生代农民工离土离乡离农的倾向日渐显著,作为个体的经济理性选择这本来无可厚非,但从宏观层面来看,中国将面临一个越来越严峻的挑战:“三农”这个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稳定器”,何去何从?(2)“三农”对于国家安全的两种可能

缓解“三农问题”的政策及其执行,对国家安全存在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假如乡村治理劣化,安全基础薄弱,在面临国际风险向国内输入时,“三农”表现出风险外溢,也就是说它对这个风险是正反馈加强的系统。这将会导致国家整体安全风险增加。另外的一种可能是“三农”可以发挥风险吸纳的作用,这是对危机进行负反馈、消化的系统。它的基础在于改善乡村治理,构筑国家安全的微观基础,才能从总体上保证国家安全。

总体来看,我们的观点可以归纳成三句话。

第一,发展中国家尤其像中国面临的安全风险,在全球化时代主要是发达国家成本转嫁对发展中国家形成一个输入型的风险,西方货币紧缩的时候有一个传导机制,同理,在大量的货币增发输出通胀的时候也有一个传导机制,无论西方输出通缩还是输出通胀,总之都会导致发展中国家面临输入型的安全风险。

第二,从国家综合性安全角度看,乡村实际上的治理失序已经制造了内生性风险,乡村内部的各种问题演化成国家面临的一个总体风险,在这个乡土社会内生性风险不断累积,并且经常性爆发的过程中,乡村治理问题及其相关国内外比较研究,已经构成国家总体安全的一个重要部分。

第三,只有改出“百年激进”对乡土中国的破坏、重视“启迪民智,开发民力”的乡村建设,只有提高农民组织化形成其主体地位来改善乡村治理的依存基础,只有维护并加强能够内部化处置外部性风险的村社理性,才可以在最低制度成本条件下保障国家综合性安全。国家安全以乡村善治为基础注1——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期报告概述

本课题组在关于国家综合安全与乡村治理的相关性研究中,形成了如下三个方面的认识。

首先应该强调两个问题意识。

一是我们通过国际比较研究认为:对于中国的“国家综合安全”的研究必须走出西方发达国家给定的安全观视角,重新确立了全球化挑战下发展中国家自主的“安全观”,那就要看到发展中国家安全风险的复合性和复杂性,亦即:来自国际的外部性风险叠加国内的内生性风险注2。

二是我们对中国近代历史经验的归纳表明:乡村因其多样性、多元性而使得低成本的内在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成为可能。据此,乡村在现代化制度成本不断“积累—爆发”的历程中注3,客观上成为历次经济危机“软着陆”注4的载体。由此可知:各地为短期政绩推行激进现代化而破坏乡土社会,实际上是起到了自毁国家安全软着陆的基础的作用。对此,承担国家安全最终责任的中央政府必须加以约束。

其次,我们需要认识到当前乡村治理劣化存在风险累积的趋势。

一是从现实上看,如果以上两个问题意识属于人们应该了解的老常态,那么,当然需要看到“新常态”——乡村治理领域中的“市场失灵+政府失灵”正在被造成这种困境的政策思路所不断深化,并且会按照“路径依赖”规律加强自身南辕北辙的趋势——乡村基层正在成为两极分化加剧、精英治理劣化、安全风险不断累积的领域。

二是从理论上看,课题组在申报书中提出中国乡村治理正面临难解之“不可能三角”,国内外尚没有与之对应的理论创新。因此,若要客观研究现实问题,务必屏蔽西方后冷战意识形态影响才能重新求解:中国在现行体制上根本不可能形成“集中制”或“集权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经济结构存在质的差异性。相应地,势必造成政令不畅——中央反复强调的善治改良之所以不可能与地方政策对接,在于当前体制内在地发生中央—地方—乡村“三元悖论”。注5

三是我们需要给出缓解这种复杂问题的、不同于主流思路的政策建议。

有鉴于上述“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的长期趋势与乡村治理劣化的严峻性直接相关,课题组的政策建议重在加强基层社会的可治理性:一是农村“深改”应该重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客观地显现出来的两大“比较优势”:政府理性和村社理性;注6二是通过鼓励“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来确立对农村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的政策支持;三是从经济、社会、政治三结合的基础建设入手带动治理结构调整,透过文化嵌入、社会关联、伦理性整合等多种社会文化领域的机制创新,“自下而上”地提高农民和农村的组织化程度,才能对接得上官方强调的“自上而下”的政府善治。

本报告讨论的问题兼具长期性和基础性,是建基于此前11年期间获批的社科基金多个重大重点项目研究成果上的进一步综合创新,是长期坚持实事求是的客观研究发现。课题组2004年获批国家“985农村发展试验研究基地(I类)”以来一直从事乡村治理研究,在11年研究期间先后获得两个国家级重大项目和一个重点项目以及北京市社科基金农村发展交叉学科重点项目等支持,形成深厚的研究积累,才在201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重要指示之后进行立项申请,并于2014年7月和2015年4月先后再次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北京市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为了体现这个重大项目在研究上的最新成果,本文扼要瑰集了课题组从立项申请以来发表的相关研究成果。一、树立发展中国家为本位的“安全观”研究意识

本课题认为,只有超越一般意识形态化地解读中国发展经验的羁绊注7,才能确立更为清晰的国家安全研究的问题意识。我们必须认识到,不同的时空条件和考察视角,会赋予国家安全不同的结构内涵。

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安全包括十个方面:国民安全、领土安全、主权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信息安全。这些领域的相关研究被“学科化”地分门别类,虽然成果很多,但大多难以解释中国面临的综合安全方面的复杂挑战。

诚然,课题组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基本规律的现实意义:在整个经济基础巨大变化的作用下,上层建筑会逐渐发生跟进变革;但包括思想理论及其相关学术界的意识形态,还是属于最缓慢地发生改进的领域;并且由此而具有保守特性,严重地制约着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能力。

因为理解上述意识形态化的研究对解读国家安全问题有局限性,那就更要积极借鉴可以利用的理论资源。本课题在对发展中国家长期开展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认为,讨论发展中国家的综合性安全问题,尤其需要借鉴萨米尔·阿明的第三世界“依附理论”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世界系统论”。

萨米尔·阿明近年来多次强调金融资本阶段的全球化危机。他认为,金融投资的爆炸性增长需要各种形式的债务作为“燃料”,尤其是主权债务。金融化垄断集团吸纳垄断的剩余利润的策略要求,就是债务增长。过去意义的主权国家对金融体系的控制手段如汇率、利息等,都已经因为强大的垄断金融资本的肆虐而失去其效用。

萨米尔·阿明曾预言全球化垄断资本主义不可持续,将会出现内爆(内爆的例证之一就是作为全球金融体系一部分的欧元体系和欧洲体系在走向崩溃)注8。因全球化垄断资本体系强势制定了游戏规则并使体系内成员国接受,内生性地加强了金融集权对弱势群体转嫁代价。经济主权不再自主,国家缺乏能力去保障其民众的生存权,继而民众大规模的赤贫化、暴力化。注9

专栏一: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现代化危机

发达国家之所以积累了这么高的债务并且难以化解,从本质上说,这是一种西方资本主义模式的政治现代化的内生性危机。今天人们普遍认为是“普世价值”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博爱等已经具有高度“政治正确”的源于西方的概念,如果作为理念和信仰,则不仅无可厚非,而且应该得到秉持其他理念的群体予以同等的尊重;但如果某个具体的国家试图贯彻落实为有既定形式的某种政治制度,则至少需要对这种形式的制度产生的过高制度成本有所了解,对累积政府债务如何化解(或降低)等方面的经验教训有所研究;唯能以此为据,才有符合国家治理常识的讨论。因为,在发达国家现行政治体制下这些被大力宣传的理念是一回事;其得以借助某种被称为现代化的政治形式来具体运作过程,则是另一回事。客观上看这些政治现代化运作都在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也转化为政府赤字和国家债务——政治家为赢得选举而支付的全部成本、连同其政党给民众做出的福利承诺,在政府财政来源不足时都会直接形成高额的政府债务。

一些发达国家社会福利在财政总支出中所占比重甚至超过50%,这种财政结构支撑的社会政策体系,远非发展中国家因资本高度稀缺而普遍实行“亲资本”导向的政策可以相比。

——摘自课题组2010年的报告《通过新农村建设促进“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和谐、可持续发展——中国的真实经验:60年8次危机及其软着陆》(教育部2009年应急课题研究报告2009JYJR023)。

沃勒斯坦早已指出,全球资本化的巨大成本是从核心国家递次向边缘国家转嫁的,这是核心国家占有全球化制度收益的另一面。世界上关于沃勒斯坦的思想的讨论汗牛充栋,本文无需赘述。在理解他们的分析的同时,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这些向外转嫁制度成本的核心国家,已经成为国家安全问题的最主导的研究者和研究对象。

专栏二:发达国家的债务危机及全球转嫁

为什么美国负债最大,可政府债务危机却首先从欧洲国家爆发呢?

从危机发生之后政府可采取的应对手段来看,当前债务危机最严重的是欧盟国家中那些已经没有实质产业支撑却加入了欧元区的国家,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因其放弃了货币主权,而不能再用政府不断增发货币制造通货膨胀的手段来向社会转嫁危机。

亦即:欧元区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意味着这些仍然具有政治主权的欧元区国家把最为重要的经济主权——对内的货币主权和外汇主权都交给了欧洲中央银行,不仅失去了靠制造通货膨胀向社会转嫁危机来缓解债务压力的手段,而且不再有条件采取即时的利率和汇率政策这两个政府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也就失去了政府即时宏观调控的两只手。

何况,这类国家大多数同时完成了制造业对外转移,那就好比完成了经济上的自断骨肱——失去了货币体系和产业体系这两条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腿。

欧元区国家虽然有条件发行欧元扩充欧洲金融资本参与全球金融竞争的“数量”,却没有条件提升欧元的“质量”——像美国那样靠军事霸权来维护其作为全球主流储备货币地位;遂决定了其不可能像美元资本那样直接向世界转嫁美国政府债券增发隐含的本国债务增量。

只有美国仍然可以靠既增发货币(采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又增发国债,以客观上促推全球通货膨胀的方式而向世界上其他仍然主要从事物质生产的工业化国家转嫁危机代价。

——摘自课题组2010年的报告《通过新农村建设促进“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和谐、可持续发展——中国的真实经验:60年8次危机及其软着陆》(教育部2009年应急课题研究报告2009JYJR023)。

这是因为,从现实主义角度看,全球竞技场(global arena)上不可能自觉形成公平合理的体制和原则对行为体进行公正的利益分配。核心国家的国际地位和权力关系的形成,受位置、空间、资源等地理因素限制,因此,追求大陆、海洋、天空等空间主导权,石油、矿产、粮食等资源支配权和战略要地、海洋通道等基地控制权成为西方近世文明的主题。这种格局下核心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不安全关系甚至军事冲突关系,现实主义的安全观势必成为这些国家的“自觉选择”,并且势必导致国家之间互相猜忌、敌视与对抗而陷入“囚徒困境”。遂使处于强势地位的核心国家的安全问题成为研究的主流。

专栏三:希腊债务危机

希腊深陷债务危机,无法自拔。一旦希腊完全脱离欧元区,则当即要恢复的是本国的主权货币。而除了美国这样的霸权国家以及坚决绑在美国地缘战略上“搭便车”的紧密盟友之外,一般市场经济国家的主权货币是否有信用,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本国拥有自主产权的资产总量有多大;二是本国的内外贸易总量有多大。这两个额度如果说都很小,则本币没有信用基础。由于这两个都是弱项,会导致一旦它改回到使用本国货币,就会出现大规模的主权货币贬值,国内则会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甚至会导致一旦发行本国货币就会发生“厄瓜多尔现象”(老百姓去银行换外汇,本币信用崩溃,全国改用美元)。

亦即,如果希腊继续坚信所谓的自由主义经济的话,它一旦退欧之后的国家金融体系就会崩溃,老百姓会把手头的本国货币都换成外币(美元或者欧元),政府就又得去求助于IMF、世界银行、欧洲稳定基金,它就还得回来接受债权人更为苛刻的条件。这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再也不可解了。

但是如果回归到主流的西方金融经济去,对希腊来说是恶性循环。既回不去,也跳不出。

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归纳全球危机体现的内在规律,可知:西方体制的本质,是“有限责任公司”的经济基础支撑“有限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


相关推荐

最新文章


© 2020 txtepub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