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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5-31 03:2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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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田青毅,张小琴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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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个人移动多媒体

手机:个人移动多媒体试读:

导论——借问手机何处去

世界上有史可查的最早的远距离通信手段之一是信鸽。在古代罗马,人们已经认识到鸽子有回巢的本能并加以利用。生活在罗马帝国时期的诗人奥维德(公元前43—公元18年)曾在他的诗集中记述了一个叫陶罗斯瑟内斯的年轻人,让染成紫色的鸽子飞回家,向父亲报告自己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优胜的消息。据说在公元1150年前后,巴格达地区已经建立了第一个信鸽邮政系统。当然,信鸽不是唯一的远距离通信工具,烽火、驿站、灯语、旗语……人类为跨越地理的障碍可谓绞尽脑汁。通信工具的稳步发展逐渐使世界上的大多数人获益,但还没有哪种工具给予信息及其使用者充分的自由——直到手机出现,手机不仅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状态,也从根本上改造着我们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

手机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只在最近若干年才真正进入公众的视野。还记得2003年冯小刚的贺岁电影《手机》所掀起的票房风暴吗?直到今天,影片中的不少情节仍为热情的观众津津乐道,而影片中无所不在的手机更让人印象深刻。该片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社会生活的观察和再现。在手机步入中国的短短20年间,它已经从少数人的奢侈品成为老百姓的日常用品,品种从单一到多样,功能从简单到复杂,其发展速度极为迅速。截至2008年年底,中国移动电话的[1]用户数已经达到6.41亿,遥遥领先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适龄人群,差不多人手一部。

正是由于这样的发展,20年后的今天,我们不得不思考手机的未来。一个几乎人手一部、随时在线的移动设备,一个可以方便地上传下载信息的移动终端,一个私密可一人掌控、开放可亿万人共享的随身装置,只用来打电话,是不是太可惜了?

事实上,人们已经在赋予手机更多的功能,手机支付功能,使它成为可随身携带的移动网络银行; 与电子化门锁相配套,手机成为搭载个人信息的电子钥匙; 电子书、电子报的应用使它成为阅读工具; 附加镜头和摄像头,使它成为照相机和摄像机,而且可以随时向他人进行传播; 接入广播与视频,手机又成为随身随时的音视频播放器和发布工具; 更不用说短信息的传递,根据信息产业部的估算,2009年春节,从除夕到初六,中国大陆手机用户拜年短信数量超过190亿条; 另外,电子邮件、无线上网、游戏、蓝牙、红外、多媒体信息服务(Multimedia Messaging Service,MMS)……手机的功能越来越丰富和复杂。

正是由于手机功能的增多,和手机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围绕着其未来发展方向和路径,争端层出不穷:在技术上,网络设备及终端生产商为攫取最大利益合纵连横,结成相互竞争的企业联盟,在全球范围内角逐技术标准的主导权; 在管理上,围绕着产业的控制权,不仅政府与企业之间,就是政府内部的各部门之间也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在内容生产上,随着传播渠道的增多、媒体整合的推进,既存的生产方式已经远远无法满足内容需求的扩张,新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方兴未艾; 在消费上,消费行为、消费习惯、消费结构随着信息技术驱动下的社会结构的历史变迁而完全改变了,对个人媒体的推广无疑面临新的挑战。

纷繁的功能,什么为先?不同的发展路径,谁是正途?手机消费者潜在的消费愿望指向何方?这些消费欲望能否与社会发展的趋势相吻合,最终决定手机未来的发展方向?这是中国手机在它20岁的时候,必须回答的问题。

本书的基本出发点是将手机看作个人化的信息传播工具。由于信息技术的进步,在其最基本功能——移动电话的基础上,手机将成为重要的私人信息接收终端和信息发布平台,并使手机这一名词获得完全不同以往的新内涵,即个人移动多媒体(Personal Mobile Multimedia,PMM)——整合多种媒体类型的、个人持有的、完全互动的移动设备。手机向个人移动多媒体的转变,是我们所处的信息时代的必然结果,同时,手机以其新的身份、特性,又会成为信息社会的重要角色,带来社会生活的进一步变化。

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判断,是基于对我们所处时代的宏观把握,从工业主义到信息主义是本世纪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它呼唤着一种全新的传播方式。事实上人类传播的革命已经开始——信息主义将互联网这一新型媒介植入了人类社会,它的存在首次建立了一个跨越国界的全人类的互动传播网络——全球传播网。0和1的力量让这个网络不停扩张——信息化进入哪个国家,传播网就扩张到哪里。扩张不仅在空间上横扫政治和文化的边界,还在时间上与个人时刻纠缠在一起。理论上讲,不只是计算机,所有用到二进制的机器都能连接到一起,因此这个网络有能力侵入人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片段。你几乎无法摆脱和它的联系,使用数字化工具越频繁,对全球传播网的依赖就越深。文明社会的每个人都会通过这个网络连接在一起,或者说,被卷入到全球性的人类传播活动中。而数字化的手机作为一种影响巨大的信息工具,也是这个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手机所依托的数字化移动通信网成为全球传播网建立和运行的一个条件,同时全球传播网也呼唤着一种多中心、个人化、强互动以及随时在线的新媒体,而这一呼唤,必将成为决定手机未来发展方向的最强有力的指引。

在绪论中,我们将对手机的发展史作一个简单回顾,梳理其自身的发展脉络,了解移动通信领域数字化对手机发展方向的影响,这是对本书核心论点的一次近距离确认。为了看清手机的未来之路,我们不得不对人类传播史和社会发展进程进行较大范围的考察,它使我们对手机的未来洞若观火,这是本书第一章的主要内容。在这样的基础上,解决手机的技术选择、产业发展方向、内容生产方式和市场推广等具体问题,就有了较为准确的依据,后者构成了本书另外的章节。

在本书的论述中,针对不同语境交叉使用了手机、移动电话、个人移动多媒体这三个概念。其中“手机”的指代范围最为广泛,包括摩托罗拉8000以后的所有手持通信设备,这一概念不强调各种手机在技术水平和使用方式上的差异,也没有明确的时间范围; “移动电话”突出的是手机的移动通信功能; “个人移动多媒体”则突出手机的个人媒体功能,强调未来手机与社会的关系,3G(The rd3Generation,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及以后的手机更符合这一概念的所指。三者的关系如图0.1所示。在行文中,当强调手机的单一通话功能时,会使用“移动电话”指代,当强调手机的信息、媒体功能时,则会以“个人移动多媒体”指代,其他大多数情况下使用“手机”这一范围较大、所指明确的概念。

现在,我们先对手机并不太长的历史作一个简单回顾。图0.1 移动电话、手机与个人移动多媒体(PMM)的从属关系

一、手机简史

人作为社会动物,交流的愿望是天生的,而时间、地理上的距离却总是在阻隔着我们。因此自古以来人类就绞尽脑汁,企图撕开时间的牢笼,跨越地理的障碍,达成更多更广泛的交流。从信鸽、烽火,到旗语、电报机,技术的创新的确极大改善了我们社会的沟通能力,而其中的巅峰之作,绝对包括手机这一功能强大的个人通信设备。

手机又被称作移动电话、手提电话、携带电话或“大哥大”,是便携式的个人电子通信终端。通过广泛设立的基站网络,手机的持有者能在一定地域内享受移动中通话和无线数据传输的服务。作为语音服务的补充,如今的手机已能提供许多附加功能和辅助服务,比如短信服务(Short Message Service,SMS)、多媒体信息服务(Multimedia Messaging Service,MMS,中国移动称为“彩信”)、电子邮件、无线上网、手机游戏、蓝牙、红外、拍照、摄影等。目前绝大多数手机[2]都是通过基站网络与公共交换电话网络连接在一起,也有少数卫星电话是通过通信卫星连接。

根据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的内部备忘录,早在1915年,该公司已经开始考虑发展一种无线电话,只是担忧通信技术的新发展会削弱公司在有线市场的垄断地位,AT&T并没有进一步尝试。直到60[3]多年后的1978年年底,美国贝尔试验室成功研制出高级移动电话系统(Advanced Mobile Phone System,AMPS),建成了蜂窝状移动通信网。1983年,该网首次在芝加哥投入商用,同年12月,在华盛顿也开始启用。之后,服务区域在美国逐渐扩大。到1985年3月已扩展到47个地区,约10万移动用户。移动通信技术此后获得了快速的发st展,短短30年间已经发展到第三代。其中第一代(The 1Generation,1G)包括NMT、AMPS、TACS等制式,是使用模拟信号的系统,带宽使用效率不高,接收效果也差,服务内容仅有语音通信。到了第二代nd(The 2Generation,2G),手机开始具备一部分数据处理和接收功能,[4][5]比如GPRS、WAP,各种Java程序等,尤其是SMS,在许多国家得到“杀手级”运用,极大地推动了手机的普及。这一代的主要制式是PHS、GSM和CDMA,采用数字信号,通话质量也得到了很大提高。如今,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也投入使用并进入世界电信服务市场,WCDMA、CDMA 2000等标准的电信网络已经在欧洲、日本、美国进入商业运营阶段。这一代技术的主要特征是能够实现在不同数据环境下不同速度的数据传输(不同带宽自由混合); 能够处理多种媒体信息,提供移动多媒体服务; 高效利用频段资源,数据传输速度大大提高。经过前后三代移动通信技术的普及,手机已经成为应用最广泛的个人电子设备。截至2008年年底,全球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已经达到41亿,超过人类总数的一半。

手机在中国出现得也并不算晚。1987年,由爱立信免费提供的蜂窝网在秦皇岛市开通,这是手机登陆中国的首次尝试。是年底,为配合第六届全运会,在广东也开通了移动通信网,并投入商业运营。[6]该网同样是基于爱立信技术的TACS制式系统(B网)。此后,各省纷纷开始建设自己的模拟网,但由于市场规模扩张太快,以至于有机会独占中国电信市场的爱立信不得不让出部分业务给摩托罗拉,形成了两强争雄的局面。尽管全国各地掀起了电信基础建设的高潮,此时却还不是手机进入寻常百姓家的时机。当时,以摩托罗拉8000X为代表的“砖头机”一统天下,售价超过两万——那是当时大多数中国人一辈子才能赚到的钱。不仅购价高,使用起来也不便宜,1988年,北京开通了使用摩托罗拉技术的A网,入网费高达六千元,每分钟通话费五角。结果就是使用者大多集中于党政机关、国企的领导干部或者“先富起来”的商界人士。这种砖头大小的模拟机有一个霸气的别名——“大哥大”——手机带着权力和地位的胎记进入了中国人的生活和视野。1990年,全国手机用户仅有1.8万,手机可说是名副其实的奢侈品。

在迅速发展的中国,通信技术的新潮流很快吸引了行业的关注,主管部门也进行了积极的推动。1994年,我国的第一个GSM网络投入运营,此后2G网络开始逐渐替换第一代模拟网络。2001年,模拟网转网,中国市场上只剩下二代的GSM网和CDMA网,尤其是G网占据了绝大部分的市场份额。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市场变革,摩托罗拉在终端市场上的垄断地位被打破,以诺基亚、三星为首的竞争者先后进入中国市场,直面消费者的手机市场开始繁荣。这一变化带动了手机价格的持续下降,以及功能的复杂化和设计的个性化,由此,全球最繁荣的手机终端消费市场逐渐在中国形成。加上新世纪以来,通信价格的稳步下降,国民经济状况持续改善,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中国移动电话用户数保持了快速增长的势头。2008年年底,我国手机用户数已经达到6.41亿,与其他国家相比遥遥领先。手机不再是稀罕的奢侈品,而成为大众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通信工具。不仅从数量看,中国已经成为手机大国,在研发、生产和销售等环节,中国也取得了长足进步,一批技术储备雄厚、资金充裕、颇具生产规模的现代通信企业成长起来,建立起了完整的移动通信产业链。

在手机不长的发展历史中,数字化是最重大的技术变革,这一变革直到今天仍在持续进行,其影响已经不局限于移动通信领域,而是移植到了更加广泛的社会生活中。这一变革给学术界的挑战是,手机不再是一个边界稳定的概念,其内涵和范围已经随着数字化变革而变得模糊,亟须重新定义,我们对移动通信产业的看法也需要相应的调整。

二、从移动电话到个人移动多媒体

无论在哪本技术史的著作中,数字化,或者说信息化,都是唯一可以和工业革命相提并论的重大历史事件。这是因为数字化与工业革命一样,其影响非常广泛、深刻,牵扯到了人类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并因此造成了经济、政治、技术、文化等所有人类社会物质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变迁。可以说,数字化不仅是技术变革,更是一场长期的社会革命。

考虑到这场世纪革命的核心就是信息的处理和传播,数字化变革会影响到人类的传播活动也就不足为奇了,而以手机为载体的移动通信系统,作为人类传播系统的一环,势必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这里所说的人类传播活动,是广义的传播,区别于通常所指的大众媒介的传播活动。其实传播(communication)的本意就是指信息的传递,比大众传播媒介的传播活动要宽泛得多,其历史也久远得多,可以说任何有意的信息传递活动都可以看作传播活动,利用移动通信网的信息传输也不例外。

数字化带给移动通信网的显著变化是网络的信息传输量明显增大。原本只能支持几道模拟信号的带宽用在数字网络上可以支撑数十道的数字信号,并且传输质量更好。由于“容量”相对增加,移动通信网能够担负的功能越来越多。比如在日本,用户已经可以用手机进行电子支付和查账,未来还可能完全代替信用卡和借记卡。此外,附带房门钥匙及投币式保管箱功能的手机也已出现。未来门锁电子化后,手机还可以相应地搭载密钥,摇身变为电子钥匙。

数字通信网的媒体功能更加不容忽视。经过数字压缩之后,语音信号以外的内容,比如文字、图片、音频、视频也能够通过移动通信网络进行传输了,移动终端的多媒体化成为可能。媒体功能日趋完整,媒介内容的种类越来越多,消费者在选购手机的过程中也开始重视媒体功能的多寡,移动终端作为个人媒体工具的作用已经越来越明显。

语音服务不再是移动通信网的唯一功能,与此同时手机的媒体功能占据了愈来愈重要的地位,因此以往指代移动通信终端的“移动电话”概念就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其实移动电话本身也只是移动通信终端的各种称谓中的一种,其外还有肩背电话、蜂窝电话等,都是对同一种便携通信设备的能指,其区别仅在于突出了同一事物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随着技术进步,事物的内涵总是在不断发生变化,以往能够归纳其特点的名称也会有不那么贴切的一天。这时就要赋予事物一个名副其实的名称,或曰身份,以便更好地概括其已经出现的变化,涵盖其可能的发展。

个人移动多媒体(Personal Mobile Multimedia,PMM)就是移动通信终端的新身份。这一概念囊括了新一代个人通信设备的所有特质:个人化、便携化、网络化和多媒体化。它不再是有线电话的延伸,而是与互联网结合的新媒体。这个新的身份将使我们从全新角度思考移动通信网络在人类传播中所处的地位,以及它将如何影响我们的现实与未来。

关于个人移动多媒体的讨论主要基于一个简单的事实,即数字化从根本上改变了手机的功能属性,也必将改变人们使用手机的方式。出于同样的原因,移动通信网络的运作方式也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那就是内容提供者的出现。

最基本的人类传播形式就是人际传播,直接、简单,但信息量少且不能保存。后来人们发明了文字和承载文字的介质,信息可以被保存下来并不再依赖人类自身的器官,信息的传递范围因此而大大扩展。由于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懂得书写,或者出于其他的需要不能自己书写,出现了专门记录和传播信息的职业,即史官、文书,以及近代的记者。有趣的是,通信领域的发展也经过了同样的轨迹。

在模拟时代,移动通信网只能传输语音信号,其实就是一种远程的人际传播。这种最简单的沟通活动和动物的相互嘶吼大同小异,唯一的不同是有一套运转良好的通信网络。数字化以后,移动通信网的信息传输能力大大提升,移动终端也首次具备了保存信息的能力,这意味着基于手机的传播活动在形式上不同了,它不再是直接、简单的,而是间接、复杂的。一方面,用户使用手机的目的随着选择的增多自然而然地发生了改变。另一方面,文字、图片、音频、视频,不管是编辑这些内容文本还是保存它们,都不是用户自己能够完成的任务。因此提供内容、编辑内容,以及管理内容的需要就浮现了,这为嗅觉灵敏的信息掮客提供了新的工作。其中最早的先行者在短信息作为附加功能出现后就发现了这块处女地。140个字节的容量虽小,也可以做很多事情了,他们利用短信群发器提供有价信息,比如消息、笑话、小知识等,然后通过运营商的收费系统收取信息服务费。进行这种经营活动的公司大都独立于运营商,被笼统地称为Service Provider(简称SP),即增值服务提供商。这种叫法显示出明显的运营商立场,在他们看来,运营服务以外的内容服务是附加的、额外的服务,其作用只是增加网络服务的使用价值。

这种看法在SP活动的早期还算适当,那时SP的经营活动不甚规范,服务水平较低,服务项目更是单一,在产业中的地位无足轻重。加上电信监管部门和移动运营商也不重视对SP运营商的管理,以至强行定制等侵害用户权益的行为层出不穷,短信诈骗等违法活动也时有发生。

不过,这些问题如今已经大大减少。首先是通信网络升级带动手机的多媒体化和网络化,大量新业务被添加到增值服务菜单中。对SP的管理也逐渐规范,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监督、管理体制。此外,许多传统媒体、网络媒体也进军电信领域,使得SP的服务品质得到提升。这些媒体的加入还为移动通信网带来了丰富而廉价的内容资源。同时,使用手机媒体功能的用户日益增多,内容服务的重要性也大大提高。

可见,内容的提供与管理已然不是添头性质的“增值”服务,而成了重要性不亚于运营服务的重要核心业务。因此内容提供商和集成商成为移动通信业的新玩家是自然且必然的。这从根本上改变了移动通信业的势力版图,改变了游戏规则——运营商的独角戏变成了与内容商配合的对口相声。与此同时,产业政策的焦点也不再局限于网络的建设与运营,而是扩大到了内容的生产、供给与管理。

移动通信领域的数字化带来了手机的多种可能,功能与内容的多样化刺激了用户需求的多样化,而在所有的可能性中,手机将逐渐向它的新身份——“个人移动多媒体”发生转移。判断这一发展趋势,对移动通信产业的未来至关重要,它将引领我们对当前的选择作出评估,及时修正偏差以适应已经浮现的新需要。

当然,做出这一判断需要审慎的科学态度,在下面一章中,我们将用较长的篇幅观察移动通信产业背后广泛的社会经济线索,特别是其中与手机发展方向密切相关的核心部分,即信息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决定的全球传播网,这是我们对手机未来方向进行判断的依据,也是本书的逻辑起点。【注释】[1]2009年1月22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布会公布,截至2008年12月,中国移动电话用户6.41亿户。[2]PSTN(Public Switched Telephone Network)是一种基于标准电话线路的电路交换服务,用来连接远程端点。典型的应用包括远程端点和本地局域网之间的连接,以及远程用户的拨号上网。参考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50639.html?wtp=tt。[3]世界上第一台便携式蜂窝电话是摩托罗拉公司的马丁·库佩(Martin Cooper)于1973年发明的。然而,真正可以移动的电话直到1985年才出现,这种电话依然重达3公斤,需要使用者背在肩上,所以又称为肩背电话。又过了两年,我们熟知的“砖头机”终于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4]GPRS(General Packet Radio Service)通用分组无线服务技术,是GSM移动电话用户可用的一种移动数据业务。它经常被描述成“2.5G”,也就是说这项技术位于第二代(2G)和第三代(3G)移动通信技术之间。它通过利用GSM网络中未使用的TDMA信道,提供中速的数据传递。参考维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GPRS&variant=zh-cn。[5]WAP(Wireless Application Protocol)无线应用协议,是一个使移动用户使用无线设备随时使用互联网的信息和服务的开放的规范。WAP的主要意图是使得袖珍无线终端设备能够获得类似网页浏览器的功能,因此其功能上有限。参考维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WAP&variant=zh-cn。[6]TACS(Total Access Communication System)英国开发的模拟移动通信系统。参考Answer.com:http://www.answers.com/tacs。

第一章 个人移动多媒体:手机的历史使命

中国的手机用户已经超过6亿,而且其中的大多数人每天都使用手机。如果询问每个用户关于手机应该增添哪些功能和服务,人人都能谈出自己的意见。很多市场调查公司也频繁进行着针对手机用户的消费倾向性调查,其结果不出意料地都向新业务投了赞成票。

但是用户的体验和期待能否成为预测移动通信业发展前景的最终依据,并进而成为判断目前技术与管理措施是否适当的标准呢?

单纯从用户的需求寻找开发新技术、新业务的理由,既是管中窥豹,也是一厢情愿的。调查所显示的用户需求往往与事实相距甚远,因为影响购买决策的因素永远不止调查问卷上涉及的几点; 特别是当调查指向较为明确的商业目的时,往往总是得出对某些利益集团有利的结论,也影响了调查的客观性。

流行的技术决定论还会把技术可能性作为发展导向,但是历史早已证明,并不是每个发明都能取得商业上的成功,新技术只有取得市场认可才有实践的价值,其市场规模还必须大到能够支撑研发的投入。

既不能完全依赖市场调查,也不能把技术上的可行性等同于必要性,那么什么才是手机未来方向的可靠参照,为什么我们可以确定地认为个人移动多媒体必将在未来一段时间中成为手机的最重要身份,使它所依附的数字移动通信网成为全球传播网的重要一环呢?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让我们不惧遥远,从传播史的整个脉络来观察最末端的全球传播网,以及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数字移动通信网和更细微处的手机,顺着这个脉络,更容易看清它们正在指向的未来之路。

我们将会看到,人类需要手机来承担个人移动多媒体的功能,或者说手机的主流方向将是逐渐发展成为个人移动多媒体,这不是因为用户的个人喜好,也不完全因为技术发展提供了这种可能性,而是因为社会发展的需要。这种需要是正在进行的社会变迁的产物,是人类传播活动发展的必然。而技术的发展只有顺应社会发展的趋势,才能够获得广泛应用的可能。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需要是逐渐清晰,逐渐得到满足的,目前尚在逐渐生成的过程中,这就更需要我们尽早觉察,并据此作出技术与产业的选择,如果此时出现偏差,而导致全行业在资金投入、设施建设和商业规划上出现方向性错误,其损失将是无可估量的。

第一节 传播活动与社会变迁

媒介构建社会,新媒介改变社会。尤其是重要媒介的诞生、普及和广泛应用总是意味着旧有社会结构的解构与重建,这已经被人类的历史、传播的历史所证明。

传播行为可以看作是人与人之间,或人群与人群之间的信息传递活动。而信息这一概念本身范围广泛,从文字到图画,从符号到话语,都可以称为“信息”。因此也可以说信息的传递活动是无处不在的,其影响异常广泛,贯穿了人类文明史。

人类最早的文明行为就是一种传播活动。当我们的祖先还居住在天然岩洞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绘画创作,其中的一些作品,比如西班牙的阿尔塔米拉洞穴壁画,从旧石器时代晚期一直保留到今天,唤起人类关于历史的遥远遐思。岩画和壁画的创作是人类最早的文明活动,也是一种传播活动。它们的存在表明,人类传播活动早在人类群落真正结成社会之前就已经存在了,残留的石碑、壁画隐约昭示着在文明初期,传播活动对于构建人类社会的重要影响。

这种影响延续至今,日益显著,传播活动正在以越来越霸道的方式呈现其自身的存在。它通过平面媒体控制我们的思想; 通过电子媒体侵入我们的生活; 通过网络媒体填满剩余的信息空洞,挤爆我们的大脑。传播活动对社会组织和建构方式的影响不仅在广度上前所未有,在深度上也是前人难以想象的,这是传播技术和社会结构互动的结果。

传播活动在影响力上经过了由小及广,由浅入深的过程,在作用方式上也经历了若干变迁。因为在人类社会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人类传播活动遵循与当时社会现实相适应的传播模式。而社会不是静止的,是成长和变化的,传播模式也因此不断发生变化。

举例说,人类传播活动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是以人际传播为特点的。所谓人际传播,是指人们以个体为单位,相互间直接的信息传递活动。人际传播是直接的,也是有限的。在人际传播的社会模式中,人类个体通过传播活动相互联系在一起,这个联系的网络有很大的局限。人类全体被地理、时间、语言的障碍分割成不同群体,群体之间互无交流,互不理解。正是这种传播的有限性导致在不同地区进化出的人类文明,不管是语言还是风俗习惯都有着巨大的差异,人类文化也因此被赋予了难得的多样性。人际传播的另一个特点是直接性。正因为直接,人们才是平等地达成共识,并最终形成最初的社会规范和原始法律。这段陈年往事提醒我们,是互动关系组织了人类社会。在取得共识的基础上人们才会自愿地聚集在一起,共同生产、生活,并最终形成社会。

所以,人际传播的主要作用是在一个“有限的人类社区”中传递信息、达成共识。由于缺少技术的支持,人际传播活动能到达的范围受到地理和时间的约束,这些有限社会中的规范可能只适应某一特定地区的生产和生活实践。而那些较早形成社会的地区,会有更多的机会把他们独有的社会规范——文化——扩散到周边地区。古代的文化传播通过缓慢的扩散,能削弱人际传播的有限性的影响,减少人类社区间的差异和隔阂。

人际传播几乎主宰了人类历史的“文明前”时期,并一直延续到今天。而作为文明的表现之一,出现了少数权势人物采用竹简、织物、纸张等“媒介”对大众进行的传播,尽管这个“大众”的范围还是很有限。由于这些内容载体的出现,人类之间的信息交流不再是直接的,也因此丧失了互动性。不过互动性的丧失带来了人类传播的重大进步——媒介的使用使信息的传播范围大大扩张。同一时期,领域广阔的大帝国也第一次出现在这颗星球上,各种媒介对连接帝国分散在大陆各地的不同区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遗憾的是,这种居高临下的单向性传播带有强迫性,因此并不能在其信息传递的范围内达成共识,即不能保证统一在同一个帝国名下的人类社区真正结成一个文化上的整体——帝国的频频崩裂也就不足为奇了。

媒介的使用还使知识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扩散开来,推动各民族的文化融合与文明开化。媒介的产生使知识从少数巫师、先知的私有物变成了整个权力阶层都能分享的精神财富,虽然没有完全打破对知识的垄断,但知识生产的社会基础无疑更加坚固了。

技术进步,经济发展,社会变革——经过漫长等待,广泛传播的知识终于成为公共财富,使整个社会获益。在这个时代,由于信息的丰富化、传播技术的复杂化,出现了以有组织媒介传播为特征的大众传播活动,人们不是从其他独立的个人,而是从按一定方式组织起来的媒体那里获得信息。大众传播的标志是大众媒体和有组织、大规模的信息生产的出现。其特点包括:(1)传播的单向性; (2)信息的同质性; (3)范围的无限性; (4)信息生产的规模化。

电子媒体的威力尤其惊人。通过大众媒介散布的同质化的媒介想象,使社会中的人们统一了关于“我们是什么”,以及“我们将向何处去”的认识,并且让社会的范围第一次跨越国家边界,形成了一个在价值观上达成一致的“西方社会”。还必须指出的是,大众传播天生的单向性(而非互动性)决定了达成共识的(过程上的)强制性。大众媒介同时是作为国家思想暴力工具存在的——这也为大众媒介取得了非同寻常的社会地位。

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出,一种传播形式的兴盛必有其社会背景,尤其受到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的限制。以人际传播为主的社会,其生产方式是渔猎、采集,最大的社会组织是部落。以媒介传播为主的社会在经济上以定居农业为特征,沟通的范围限定在国境之内。而大众传播的理想乐土就是全球化的工业社会,支撑这个社会的生产方式是“机器大生产”,即以大规模使用机器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方式。

工业主义繁荣昌盛的背后有一个理论假设,即所有的公民都希望,甚至必须拥有同样的产品。国民的普遍愿望既是如此,国民经济的唯一目标当然是尽力满足全体公民的同质化的消费需求,唯一的办法就是工业化,使得机器大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取得发展并占据优势地位。在工业化的进程中,通过全球范围的资源配置,依靠三次科技革命带来的技术进步,生产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各类产品——不管是水泥、钢材,还是汽车、服装,都经历了一个产量飞速增长的过程,伴随这个过程的则是旺盛的需求。一些划时代的重要产品也得以出现,并取得了前无古人,恐怕也后无来者的惊人销量。

以大量的社会消费为目标,通过扩大组织规模、生产规模等手段,全力降低价格,实现剩余价值的增长——工业主义哲学在满足国民需求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工业主义版本的全球化还开拓了一个不断膨胀的全球市场,不断地把各地的人类卷入巨大的全球性消费市场中。在工业化国家内部,人们则依附于各种各样的经济和政治组织,成为社会机器中的零件,而大众媒体的重要作用就是保证这个机器的正常运转。

一旦外在环境变化,这场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盛宴走到尽头,大众媒体的表演是否也要谢幕了呢?人类的所有传播活动对社会的意义是否也会变化呢?提出这些问题并不是无的放矢,因为工业主义和它支撑的工业社会早已显露出病容。

第二节 从工业主义到信息主义

20世纪80年代,以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为标志,人类社会进入了新的变革时期,变革的动力就是信息化,信息革命既是技术革命也是社会革命。这次技术变革之所以能够在社会领域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是因为全球性的各种弊病层出不穷,人们不得不去寻找治疗恶疾的灵丹妙药。

首先是环境的持续恶化,这是诸多世界病中的恶性肿瘤。工业主义是一种非常浪费的生产方式。为了控制成本,维持销售网络,在市场份额的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企业需要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为此特大企业伙同广告商通过大众媒介制造消费主义的假象,鼓励人们购买尽可能多、尽可能昂贵的产品,似乎只有消费才能体现人生的价值。这样的价值观使得大部分人常常在购买他们并不需要的产品,而所有产品的生产和销售都需要资源。目前资源的枯竭已经近在眼前,环境对人类的报复也已经开始。尽管人类对资源的开发力度、利用效率都在改进,但是不治愈过度生产与过度消费的相互依存,新资源的开发速度就永远追不上资源消耗的速度,环境恶化的速度与人类贪欲膨胀的速度恰成正比。大量生产和大量消费的循环是工业扩张的结果,要切断这一循环,必须停止高污染、高能耗的生产方式,这也意味着旧的工业主义必须完结。

同时,工业主义还在全世界制造了各种政治、经济危机。我们生活在一个历史上物质最丰富的时代,但全球的战乱、饥荒、瘟疫、社会问题并不比历史上任何时期少。“冷战”结束后,尽管美国一直声称自己是世界和平的保护者,却总是扮演最大战争策源地的角色。海湾战争、南联盟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一次次确认了美国的军事霸权和它的独断专行。同时美国领导下的全球体系对饥荒、瘟疫和教育缺失却束手无策。联合国粮农组织预测2009年全球饥饿人口将达10.2亿,这一数字从1970年有统计以来,并不是随着经济发展减少,而是在逐年增加。粮农组织估计,要改善粮食安全状况需要每年投入300亿美元,而美国2008年的军费预算是40814亿美元,维持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驻军的费用是20351亿美元。可见,以美国为首的工业化国家控制着全球的财富、技术和才智,但他们在对其他国家指手画脚的同时根本没有善用权力,相反,却在滥用霸权维护私利。

这一现象反映了工业主义的另一个致命弊端,就是生产资料的过度集中。这包括少数工业化国家和作为其支柱的跨国企业对全球资源、全球资本、全球核心技术的垄断性控制。严密的控制赋予了少数国家绝对的权力,但不能保证它们对资源、资本和技术的利用是有利于人类福祉的。结果就是全球经济飞速发展,1/6的人却在挨饿。

如果说环境恶化昭示了过度生产和资源浪费的害处,那么经济和政治危机正在昭示不受限制的控制权已经给人类社会造成的伤害。在这一状况下,信息革命的力量将是颠覆性的,它赋予“信息”这一生产资料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不仅会扭转过度生产的局面,还会逐渐打破少数国家和企业的控制权。

20世纪80年代,社会生产方式经历了一次重构的过程,工业主义的生产方式逐渐让位于信息和知识的网络生产,即信息主义生产方式,前者以工业产品的机器生产、分工协作、规模经济为特色,而后者最重要的特点是,知识与信息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来源。

信息主义的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首先是经济领域,对生产方式的变化。工业主义与信息主义的差异,不是简单地使用哪种工具的区别,而是不同的经济哲学。前者善用机器的力量,竭尽能力扩张规模,降低成本; 后者善用信息的力量,努力维持合适的规模,满足多样的需求,并保证生产活动对环境的友好。另一方面是社会领域,即组织方式的变化。与工业社会强调控制不同,信息社会的组织形式更加分散,人与人的关系脱离了组织的约束而更加个人化。

从工业主义到信息主义,生产方式、组织方式的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逐渐显现出来,社会关系和信息传播方式与其互为因果地发生着相应的变化,而个人移动多媒体,就在这样的变化中历史地被选择,登堂入室,逐渐承担起不可替代的传播学角色。这些内容我们会在后面几节分别讨论,下面先来看一下信息主义的生产方式,它的特点决定了信息主义的社会关系和传播特点,而它们,又共同决定了个人移动多媒体的性质和发展方向。

第三节 信息主义的生产方式

应该说,在人类社会的任何时代,知识与信息都是非常重要的,信息时代的独特性在于,知识与信息不再只是生产力的辅助推动者,而成为直接的生产力来源,这决定了信息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革命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与信息传播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以往的生产方式中,信息与知识的传播,或者形象地说,人类[1]传播系统——电话、电报、电视等,加上教育科研系统,对于社会来说,是处在一个辅助的位置。信息(包括知识)只有转化为可以利用的科学技术,才能对生产力造成影响。与此同时,尽管知识对社会进步和生产力发展十分重要,但在社会内部,传播知识与其说是一种生产活动,毋宁说是一种社会公益行为。在教育普及方面,政府是主要的推动者。在媒介领域,不管哪个国家,其媒体行业虽然运作方式不同,但出于大众传播的单向性特征,信息的流动主要掌握在少数“把关人”手中。

直到信息和知识本身成为生产力的来源,直到经营、管理知识的创新与信息的流动就能创造出巨大的经济价值时,社会生产的方式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从生产方式看,这是从大量的、同质化的生产向少量的、弹性化的生产的转变; 从生产的管理看,这是从集中命令型的管理,向分散监督型的治理的转变; 从知识的管理看,这是从垄断到共建共享的转变。

一、从大量生产到弹性生产

工业主义生产的最主要特征就是福特主义——使用机械化、流水线的方式大批量地制造同质的标准化产品。这种大量生产对应着大范围的同质化需求,对企业则提出了分工极端专业化和生产规模巨大化的要求。同时,工业主义时期的市场是由垄断性的大企业主导的。这些巨无霸企业基于层级制和技术分工而组织,管理上强调科学管理控制成本,所有权上通过国家投资和股权分散,往往有着某种全民所有的半公有制特征。

然而,这种大量生产对环境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 另外,消费群体的变化对僵硬的生产、刻板的营销策略提出了严峻挑战。市场变得叵测难料,种类、数量、质量的要求时常发生变化,对创意和设计要求更高了,不同地域间的需求差异变得显著……一种设计包打天下的时代一去不返。在这样易变的市场面前,大量生产不仅不能降低成本,反而会因为应对迟缓、手段死板,而让企业面临被市场淘汰的风险。

除了过剩生产和需求多样化,工业主义还遇到一个严重的问题——规模不经济。面对越来越难以满足的消费者,企业生产过程中与创新相关的设计、研究环节日益重要,而对于创造性工作,目前仍缺乏有效的管理手段,你可以监督,甚至命令科学家或设计师8个小时不起身拼命工作,但你无法强迫他们诚实地贡献自己的智慧。全球化也使得管理成本有所上升,大多数跨国企业只有一个单一的管理中心,其计划和命令要得到世界各地分公司的实行就必须耗费更多的资源,管理层的决策还可能与现实脱节,带来额外的成本耗费。当管理成本的增量超过规模经济带来的成本降低,使平均成本随着产量扩大而不断上升,企业就陷入到规模不经济中。由于福特主义天然寻求规模的不断扩张,在这种基本动力之上,要求工业企业巧妙控制规模,寻求成本与规模之间的平衡点是不太容易的。

因为大量生产遇到了这样那样的困境,人们开始在生产实践中尝试新的生产模式——弹性生产。弹性生产至少在三个方面与大量生产不同:(1)灵活的计划; (2)可变的生产系统; (3)分散的决策中心。弹性生产并不排斥规模经济,但它有能力适应多变的市场环境。同时通过管理任务的分解、外包、给予生产团体更多的自治和自由等方式,降低成本,并维持一个小得多的规模。

为了实现弹性生产,企业必须从组织结构上保证信息的快速流通,这既是个技术问题,更是个组织设计问题。在生产上要实现信息化,进一步提高生产力,改善生产系统的灵活性; 在组织上要平面化,管理上自治化、本地化。这一系列改革都是痛苦的、长期的,却不得不进行下去。

在大企业经历痛苦的自我重构的同时,中小企业由于对弹性生产表现出了很强的适应性,已经起到第二经济引擎的作用。不过,它们目前还不会代替大企业,因为后者在人才、资本和技术上占据了绝对优势。一方面,中小企业凭借其技术使用、市场开发、产品创新上的优势,可以直接为消费者提供更加全面和人性化的服务。另一方面,大企业仍然是生产的核心,中小企业必须依赖大企业的技术和生产能力开展业务,而大企业可以把原来作为内部业务的部分工作外包给中小企业,实现研发工作、管理工作的市场化,使规模生产更加合理和高效地适应市场、节约资源,两者之间能够结成一种取长补短、互惠互利的联盟关系。

面对规模生产的困境,不管是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都需要在技术上、组织上进行改革,努力实现更加合理、高效的弹性生产。在这个过程中,中小企业由于组织规模小,决策灵活,更加适应弹性化生产和多变的市场环境,会在服务提供和市场拓展上取得长足的发展; 而大企业凭借其优势的资金供给和技术开发实力,依然会占据生产的核心地位。

二、从集中到分散

弹性生产取代大量生产是信息主义取代工业主义的必然结果,那么在工业主义环境下发展起来的企业要经历哪些变化才能适应弹性生产呢?从决策的三个维度来看,分别是决策的来源、过程和方式。

信息时代的市场环境多变、多样,企业必须灵活调整计划与命令,需要决策的频率更加频繁。决策的来源由集中走向分散,决策权开始由管理层下放到具体生产单位,生产者拥有了更多自主权,生产部门更加团队化,工作相似的岗位组成一个更精简、更自由的小组,团队领导较以往拥有更多实权,更像是真正的领导者和直接责任人。决策权也从母公司下放到子公司,尤其指由本国的总部下放到投资地分公司。在工业主义全球化时代,不存在分权问题,因为子公司作为总部的触手,扮演着单一的角色——要么是采购,要么是装配,要么是销售——总公司通过精细的安排、设计,将生产、运输和销售的相关计划下达到各地,使它们在公司计划下衔接起来,达成全球范围的规模生产; 而信息时代的全球化则不同,分公司成为了一个个独立的大脑,其主要作用是开发本地市场,为了贴近本地市场需求,分公司必须从多方面寻求本土化,比如研究、采购、销售……当然也包括决策本土化。决策权下放使决策来源更贴近生产的实际,避免了因层层上报、审批而导致的迟钝和责任不明。

决策过程由固定程式走向灵活决策。一个成熟的企业不仅会积累一套工艺系统,还会积累一套经验系统,历史越长的企业,其经验系统越发达,并体现在企业的组织设计和程式设计中。但是这种经验系统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在生产上保证质量,在决策上保证不出大错误,却以其固定程序限制了创新和弹性,新的经验无法融入到生产的实践中,也就无法产生新的效益。要使固有程式保持活力,管理者需要主动将外部经验和内部经验导入到原程式中,使之不断更新。保持决策过程的灵活性能够消除企业日益僵化的风险,还有助于提高员工的参与感和主人意识,对企业的长期发展大有裨益。

决策方式也由命令转向沟通。长期以来,企业就像社会其他组织一样,是按照层级制组织起来的,员工按一定的尊卑秩序排列,上级员工具有对下级员工发号施令的权威,而这一套等级系统就成了命令下达的途径。有人说,层级制是企业中的封建制残余,需要大力消灭。但真正导致层级制走向瓦解的不是政治因素,而是经济因素。层级制中,命令层层下达,发布命令者并不是出于对市场和企业的直接了解,而是根据被操弄的数据和自己的喜好,迫使下级接收自己的主观意见。如果组织传播中始终是一种单向传播,这种传播又依赖权威而不是专业,那么不仅执行上会打折扣,管理者也会越来越脱离他的属下。

为此,必须在组织上实现平面化,即打破部分岗位的高低之分,只保留其专业性的差异。企业内部渐趋平等,使管理者和执行者更容易相互沟通达成共识。

三、从垄断到共建共享

今天的人们对于维基百科(Wikipedia)已经不再陌生,维基是一个支持协作式写作的超文本系统,是一部由维客书写、编辑和管理的,不断更新和优化的网络百科全书。维基不仅在内容上对所有人开放,在创建上也对所有人开放。维基的出现使人们对于知识及其获取方式的看法,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它开创了一个共建共享的时代。

维基的第一个开创是打破了知识写作的垄断,这部电子百科全书不再是由少数社会精英书写和创作的,而是由社会大众共同参与创作的。尽管每个人的知识有限,但是积少成多,通过协作的不断修改完善,最终会呈现一个不偏不倚且内容丰富的字条。相反,垄断性的写作常常出于作者的个人原因——有时候是政治立场,有时候是专业水平——出现有意无意的偏见和谬误。

也正因为共同创作,维基还打破了获取知识的垄断,这是第二个开创。长期以来,为保护作者对其作品的垄断性权力,版权受到严格保护,版权的存在也的确有助于激励创作,鼓励社会积累更多的精神财富,间接增加社会福利。但是过度的版权保护却限制了知识的传播,比如免费或付费较少的网络知识社区受到抵制和打压。而维基却完全不同,没有人对它主张版权,它是知识共享的乐园。

维基百科并不是唯一体现共建共享原则的事物,很多重要的新概念网站和软件,例如YouTube,Linux,Facebook,Google Map等,都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共建共享的原则。YouTube将播客上传的视频进行整理、分类和链接,再呈现给大众,实现了公共作品对公众本身的服务。Linux受益于一个松散,但规模庞大的协作团队,创造出唯一可以和Windows竞争的操作系统,其成员并不从这一系统的发展中索要任何费用。人们利用Face book来展现自我,和朋友交流,使一个网络社区充满了活力,他们不要求任何经济回报,除了一个大家的乐园,用户——或者说共建者,并不需要额外的回报。Google Map的例子稍有不同,其地图数据是购买的,但是它把这一数据开放,允许所有用户在地图上作标注,开放使光秃秃的卫星地图有了更广泛的应用前景,而且在一夜之间把所有收费在线地图服务商逼到了绝境。

为什么这些社区在短短几年间就能发展壮大,短短几年间就能创造出惊人的显性和隐性的经济效益,为什么处于垄断中的、干枯无用的知识,一旦放开,马上就成为一个丰富的知识工具,一个创意的吸铁石?

道理非常简单,这是有限与无限的差异。无论多么杰出的个人和组织,所能独占的才智都是有限的,而其外部的智力资源却是无限的。对于信息主义来说,如何获得更多的智力比占有大量的知识更重要。新概念网站和软件计划并不是简单地开放了知识,那只是手段,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个激发创意、交流思想的平台,这个平台使创新和流动大大加速。在Google Map中,开放地图资源只是一种手段,真正使地图工具化的是用户的标注。这些陆续填充到开放系统中的新知识并没有决定知识的用途,用法取决于每一个用户,你可以用地图来认路,可以用卫星照片回忆小时候常去的公园,可以寻找合适的购房地段,没有人决定哪一类用法是正确的,除了你自己。知识有限,人类智力的创造力无限,Google贡献出有限,获得了无限。Wikipedia,YouTube,Facebook无不如此。

这就是共建共享的威力。共建共享对信息主义十分重要,它极大地加快了信息的流动、知识的扩散,极大地加快了创建新知识的速度。知识和信息在高速流动中相互碰撞、摩擦、整合、修改、进化……终于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知识社区。有限的知识正是通过这样的再加工、再整合而提供了无限的可能。

生产的组织、决策的形成和知识的运用,信息主义生产方式在所有这些层面都与工业主义有着显著不同。信息革命的最大贡献,是使信息成为了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信息的价值不会在流动中降低,反而因为在流动中不断得到其他创意和知识的补充,而更加贵重。由于信息具有这种特性,依赖信息的生产方式必然站在垄断和控制的对立面。信息主义的生产方式不会完全取代机器大生产,但毫无疑问会削弱后者的重要性,后者所代表的生产哲学也必将让出其统治地位。信息主义生产方式的这些特点,是我们确立全球传播网和个人移动多媒体的性质,预测它们未来发展方向的重要线索,比如个人移动多媒体的内容生产必须是去商业化、逆专业化的,其内容生产方式应该以平台化为主,这些趋势都是由信息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所决定的。这些内容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详细论述。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人类经济生活的面貌将出现本质的改变——事实上我们今天已经能感受到这一点。相应的,我们社会的组织方式也进入了变革期。

第四节 信息主义的社会关系

如果说信息主义在经济和管理上的变化与日常生活的关系还比较间接,那么社会关系的惊人变化却在直接影响着每一个社会人,家庭、组织、社区等组织单位与个人的关系始终处在变化之中。不论这些变化在道德上应作何评价,都是整个信息时代大背景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它们生成的原因非常复杂,派生的现象也层出不穷,即使有心扭转,也无力回天,唯一的有效的做法,只有正确认识和合理应对。本节将从家庭关系、工作关系和人际关系入手,描述每一个社会个体与其他个体、群体间的关系变化,并证明传统的社会格局已经松动,在大厦的缝隙中,新社会——曼纽尔·卡斯特称之为网络社会的社会形态,正在萌芽。这对于我们理解全球传播网和作为其节点的个人移动多媒体,也同样重要。

一、家庭关系

一个人的一生中要建立和维系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其中最基本的关系是家庭关系。人类依照婚姻、血缘和收养关系结成了社会生活的最基本单位——家庭,它是生活的基本单位,也一度是生产的基本单位,还作为“生物再生产单位”维持着人类社会的自我再生。家庭制度广泛地存在于世界各地不同的社会中,可见这一原始制度对于人类社会的重要性。

现代人类家庭的典型形式,是由具有婚姻关系的一对男女(夫妻)及其子女组成,有时候还加上双方的父母。东西方的家庭观有不少差异,比如东方家庭传统上强调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因此成年子女与父母同住的情况比较常见,而西方则比较少见。

但近30年来,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家庭关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的是新现象,比如丁克族(DINK,Double Income,No Kids的缩写,双收入无子女家庭)、尼特族(NEET,Not in Education,Employment,or Training的缩写,也有翻译为啃老族)、青少年犯罪、剩男剩女,有的是老问题深化,比如离婚率高涨等。不管是新问题还是老现象,其规模都是前所未见的,大大突破了风俗、宗教、法律对家庭关系的限制,大大超出了解决家庭问题的传统智慧。

除了现有的家庭关系频繁出现问题外,年轻人推迟成家,或者干脆不结婚、结不了婚也成为日益明显的社会现象。在欧洲的许多国家,40岁以后再结婚的现象十分普遍,一半以上的孩子是非婚生子女。2006年,美国的家庭平均人口只有2.55人,2005年的一次调查指出,50.2%的美国家庭是无婚姻家庭。而在东亚,“剩男”、“剩女”现象十分显著,许多取得了较高学位,有着丰厚薪水的女性很难走进婚姻,男性方面也有同样的问题,但主要出现在受教育程度低、收入低、居住环境差的地区。不管是家庭内部问题,还是结婚难的问题,都反映出传统的婚姻家庭制度受到严重挑战。

当然,就目前来看,人们并没有完全脱离传统的婚姻和血缘纽带,真正在以上各种现象中受损的其实是父权制。这首先源于家庭成员在经济上的独立,尤其是女性外出工作提高了社会地位,不结婚、晚结婚也不会造成生活上的困扰,相反选择结婚却会影响事业发展,这使得职业女性在要不要结婚的问题上更加犹豫; 而当婚姻出现问题时,经济上能自给自足的女性不会迫于生存压力而妥协,在离婚问题上更加果断。亲子关系也由于经济关系的变化和社会进步的加速而改变,在信息社会,知识和生存技能不再依赖纵向传承,年轻人可以更快地掌握新知,对父辈的依赖和尊重程度有所下降。

家庭成员之间的依附关系减弱,更多是在情感上相互依赖; 他们的地位更加平等,行动更加自主; 个人自由的增加削弱了控制的可能; 对自由的重视也降低了家庭义务的吸引力,因此家庭关系更松散,更多样。这种在社会关系中的离散趋势不仅出现在家庭内部,也出现在社会组织中。

二、组织关系

除了最基本的社会单位——家庭,人类在社会中还组成了具有不同职能的各种组织,比如企业、政党、社团、俱乐部等。在各种组织中,人与人之间也遵循各种准则维持着某种经济和政治上的关系。

作为一种群居动物,人类天生就不是离群索居的,而始终作为某个组织的一员来生活和工作。现代社会中,这种组织化已经成为半强制性的——学生要进入学校,成为学校的组成部分,毕业生要进入公司或机关以获得工作,政治家要依赖他的政党参与政治活动,爱好者需要社团来组织各种活动。人类总会与各种各样的组织打交道,甚至在组织内被同化。

各种组织关系中,工作关系对个人的影响最为显著。大多数人都被要求在固定的时间到达固定的位置工作,这样他们就必须与指定的人长时间相处在一起,非常容易形成紧密的人际关系; 而组织内的人际关系也是工作的一环,组织往往通过命令、规章、制度等方法约束成员的行动,并因此对个人的行为方式、价值观,以至生活造成影响。

信息技术革命改造了知识的流通和生产,也改造了企业的生产方式,对企业与员工,以及员工之间的工作关系提出了新的要求。

企业一度是非常强大的组织,不管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苏联曾经建造了一个又一个的钢铁城、航天城、汽车城,数十万人作为企业的一员生活在一个城市里,企业为工人提供了从生到死的所有服务,并要求工人以企业为家,奉献自己的青春和才智。而日本建立了一套[2][3][4]独特的,终生雇佣、年功序列、企业内工会三合一的人事制度,企业敢于投巨资培训员工,而员工有保障,对企业也更加忠诚,常常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甚至牺牲生命,这套人事制度成为战后日本经济奇迹的源泉之一。

但是信息革命以来,企业和员工的关系有疏远化的倾向。首先是永续雇佣神话的破灭。苏东巨变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走到了尽头,企业终于无力承受庞大的社会负担——工人及其家属的衣食住行并不能直接提供生产力,却占据了企业大量的精力和管理力量。在中国,通过国有企业改革,多余的劳动力被抛向市场,10年间,鞍钢集团的员工数由40万下降到了5万。日本的终生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也陷入困境,终生雇佣的弊端开始显现,企业再生体制日益僵化,不出力的员工很难淘汰,工资与能力不挂钩,有能力的年轻人对待遇不满。以往国内所有企业都一样,年轻员工还不至于跳槽,但随着全球化深入,欧美企业大量进入日本,优秀的年轻人被国外公司大量吸收,导致日本本土企业产生人才危机。由于“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大量发生,不得不大量采用短期签约的员工,这些短期雇员非常清楚,自己对企业来说不过是匆匆过客,当然不再有以企业为家的感情。

事实上企业也不再试图用制度束缚员工,在工作场所对员工的要求降低,不对外的部门不再要求西装革履,弹性工作制开始流行,员工可以自己决定何时休假,自己选择工作时间。有些高端服务企业为了错开交通高峰,还施行错峰工作时间。工作地点也灵活自由了,比如在家办公的企业增多。同时提供更多的福利,以实际的、多方面的利益挽留人才。企业用各种人性化的制度,既缩减了时间等隐性成本,方便了员工,也放松了对员工的控制。

总的说来,企业组织和员工双方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对企业来说,终生雇佣是一种沉重的负担,企业员工数量只升不降,这在工业时代,在市场稳定增长的预期之上是可行的,但是在多变的市场环境中就弊大于利了; 企业本身也乐得少管,以便节省管理成本,将资金用到生产和销售上。对员工来说,失去了企业的坚实依靠,失去了企业永续雇佣的承诺,对企业的忠诚会大打折扣,收入增长成为首要目标。企业和员工的关系回归到基本的雇佣关系。

三、一般人际关系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在中国的传统智慧里,主动扩大人际圈子是值得赞扬的行为,而在网络社会中,人们可以轻松地建立起一个前人无法想象的人际圈。

在信息革命以前,如果想和某个人沟通,需要做些什么呢?可以写信,打电话,甚至直接拜访,不过首先要了解他的详细信息,诸如住址、电话号码之类。如果希望他(她)接受拜访和电话,还要先认识他,或托人介绍,以现在的眼光看,要维持这种家庭和工作关系以外的关系是非常麻烦的。

信息技术带给我们更多的沟通方式的选择。即时通信比如[5]ICQ、E-mail、短信、网络论坛、博客、视频网站等新的媒介物把人的知觉几乎无限地延伸了。技术本身不再是交往的限制,你可以用QQ向外地的老朋友问好,可以登录知名学者的博客与他直接交流,可以在YouTube上传视频向全世界的网友展示自己……,生活不再局限于自己看到、听到和触摸到的那个小圈子。简单地说,信息技术对人际交往的第一个改变是扩展了人际交往的范围。网络的匿名性和间接性,带来了沟通方式的第二个改变,即陌生化。有个形象的说法:“你不知道网络对面的是不是一条狗。”仅仅通过网络和手机,很难加深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了解,新技术带来的好处更多的是维系已有的关系,而不是开创新的关系——这意味着尽管人际关系网扩大了,日常的人际圈子变化并不大。

由于大量使用远距离沟通工具,人们的人际关系更加复杂,出现了明显的分层:核心层是常常碰面和交往的人,包括家人、同事、同学、亲密的朋友; 中间层是有时会见面,但基本依靠远程沟通工具保持联系的熟人; 外层是陌生的,通过网络有所联系的人。其中核心层和中间层是日常的人际圈子,外层虽然人数众多,但不被记入人际圈。通常越核心的人物与自己的关系越紧密,利益交集越大,所以人们在处理日常人际圈和外层关系网上,有时会采取不同的行为方式,比如在网上的言论更加大胆和肆无忌惮,一个在日常交往中小心谨慎的人,在网上可能富有攻击性。

信息技术带来的第三个改变是负面的,由于过于依赖远程沟通工具,人们有可能放弃更深地了解别人、开放自己——好像只要打打字、点点鼠标就能充分沟通了。这种过分提高技术重要性的做法导致人们,尤其是接触网络、手机等新兴媒体较多的年轻人,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人际交往和沟通的能力。很多年轻人不懂礼仪、不重感情、不愿承担责任——这些都与人际关系的扩大化、生疏化有联系。当一个人的人际关系始终是以自我为中心,以若即若离的手段和其他人联系在一起,他就无法通过交往学会体谅别人,无法知晓在人际团体中自己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无法真正融入到整个社会的交往系统中。在这个维度上,可以说新的技术对人际关系是破坏性的,对传统的社会交往系统也是破坏性的。

家庭关系、工作关系、朋友关系,这是一个人社会关系中最重要的三个方面。长期以来,不同的社会各自形成了一套建立、维系和解除关系的行为准则和习惯,它有助于社会的健康运行,体现了不同文化传统的智慧。但是现在,无论在哪一种社会,传统的准则和习惯都受到了挑战,有些甚至趋于瓦解。这其中既有父权制的衰落、教育的普及等社会进步的因素,也有信息革命、管理学革命等经济因素的影响,还有传播技术的作用。所有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相互刺激和推动,勾勒出一幅巨大的社会关系变革的组图,改变了我们的社会视野,并必然改变我们沟通的方式。

第五节 信息主义的传播

进入信息时代,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正经历着巨大变化,其中既包括生产的弹性化,企业的扁平化、灵活化和平等化,知识的共建共享等生产领域的转变,也包括家庭关系、工作关系、人际关系等社会关系的变化。尽管这还不能穷尽信息技术所带来的全部,但已经充分显示出人类传播活动的整个环境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传播活动无法脱离社会现实而自存,它一定是适应社会现实,满足社会需要的,当一个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时候,为之服务的传播当然也必须相应调整。

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变迁各自对信息主义条件下的传播提出了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要求。从传播活动的经济功用出发,人类传播系统的主要角色是一个信息系统,保障信息在社会范围的自由流通; 从传播活动的社会功用出发,它又是一个沟通系统,将社会联结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一、为经济服务的传播系统

从经济层面看,信息(包括知识)本身成为重要的生产对象,而传播的目标是保证信息流畅传递,进而促进知识的创新和散布。为了达到这一要求,为经济服务的信息系统必须具备网络化、社区化和工具化这三个特点。

所谓网络化,从表层来看是信息流通更多地依赖互联网进行。互联网发展至今,已经在世界主要国家广泛应用,并且成为信息系统的最主要部分。不仅企业有意识地利用网络的便捷开展电子商务,一些开明的政府也积极开展电子政务。利用网络上丰富的信息资源,弹性生产成为可能,生产商能迅速获得反馈,了解市场的变化,并提前做好准备。这一层面的网络化,简单说,是信息来源的网络化。

但是从更深的层次看,网络化是信息运动方式的网络化,信息在传递过程中不再有固定的起点和终点,始终在不停歇的传递中。这首先表现在信源对信息的垄断逐渐失效。在重大事件发生时,不再是几个少数的媒介组织发布所有信息。一方面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兴媒体; 另一方面任何接触到事实某个方面的个人,都可以利用网络来传播其见闻或见解。学者、专家、政府官员也不再是观点的垄断者,尽管他们依旧享有较权威的地位,但是发表观点不再是一种专门工作——任何受过相当教育的人,无论其教育程度如何,都能成为观点的发出者。2008年3月14日西藏发生打、砸、抢、烧恶性暴力事件后,面对西方媒体的恶意诬蔑,富有爱国热忱的海外学子利用网络媒体,公开揭露西方媒体对新闻事实的扭曲,表达来自民间的声音,缓解了不利于中国的舆论攻击,充分演示了媒体精英阶层对信息垄断的瓦解。

其二,受众不再是信息的终点,而是再传播的起点,他们能够把信息进行再编辑,然后传递给他人。极端地说,传统受众已经消失,只有新型的生产型消费者,每个人在作为信息接收者的同时,又担负着传递信息的职能。这种信息的接力意味着很难对信息的流通进行限制,而且其传递的速度非常之快。在美国2008年大选的竞选中,奥巴马和希拉里·克林顿都使用病毒视频(viral video)——通过互联网快[6]速传递的视频——来传播自己的政治观点,塑造独特的人物形象。既然政治家可以摆脱大众媒体发布信息,普罗大众为什么不可以?

其三,由于大众摆脱了被迫接受媒介信息的宿命,信息传递的渠道空前增加了,或许有时候信息的传递会停止,但只要这些信息保留在网上,未来就还有可能再次进入流通环节。相比之下,诸如电视台、报社和广播电台,尽管占有大量内容资源,却不能使之产生持久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信息在传递中还在不断地被改编、增补,因为新的媒介技术不仅消灭了信息垄断,还提供了大众自己创作内容文本的能力。大众作为新的内容创作者,使网络上的内容更加丰富,尽管质量良莠不齐。

网络化意味着去中心和信息开放,意味着媒体特殊地位的结束和公众在信息传播系统中地位的上升,意味着信息来源的扩大和信息传递限制的解除。这一变化是革命性的,解放了知识和信息,解放了生产力。这一变化也是深刻的,它不仅仅是物理网络上的变化,也是拟态网络上的变化,社区化就是一个典型的表现。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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