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秀伶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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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遗志：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逝世试读：
前言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新中同已走过了60年的风雨历程。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多视角、多侧面对其进行解读。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技、社会、民生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0年是短暂的，但这60年带给中国的却是极不平凡的。60年的神州大地经历了沧桑巨变。从开国大典到60年同庆盛典，从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到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三位，从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从宜将剩勇追穷寇到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军，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双百”方针到体制改革后的文化事业欣欣向荣，从扫除文盲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新型国家，从翻身解放到实现小康社会，凡此种种，中罔人民在每个领域无不留下发展的足迹，写就不朽的诗篇。
60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沧海一粟。其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怎样发生的，过程怎样，结果如何，却非人人都清楚知道的。对此，亲身经历者或可鲜活如昨，但对后来者来说却可能只是一个概念，对某段历史的记忆影像或不存在或是模糊的。基于此，为了让年轻人，特别是青少年永远铭记共和国这段不朽的历史，我们推出了这套《共和国故事》。《共和国故事》虽为故事，但却与戏说无关，我们不过是想借助通俗、富于感染力的文字记录这段历史。这套500册的丛书汇集了在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深刻影响的500个蘑大历史事件。在丛书的谋篇布局上，我们尽量选取各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或深具普遍意义的若干事件加以叙述，使其能反映共和国发展的全景和脉络。为了使题目的设置不至于因大而空，我们着眼于每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缘起、过程、结局、时间、地点、人物等，抓住点滴和些许小事，力求通透。
历史是复杂的，事态的发展因素也是多方面的。由于叙述者的视角、文化构成不同，对事件的认知或有不足，但这不会影响我们对整个历史事件的判断和思考，至于它能否清晰地表达出我们编辑这套书的本意，那只能交给读者去评判了。
这套丛书可谓是一部书写红色记忆的读物，它对于了解共和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时，这套丛书又是一套普及性读物，既针对重点阅读人群，也适宜在全民中推广。相信它必将在我国开展的全民阅读活动中发挥大的作用，成为装备中小学图书馆、农家书屋、社区书屋、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职上图书室、连队图书室等的重点选择对象。
编者2010年1月
一、不幸病逝
●1997年2月，全体政治局常委都接到通知：不要出京，留在家中待命。
●邓小平淡淡地回答：“该说的都说过了。”
●邓小平说：“那么发愁干嘛，高兴起来。”
邓小平住院接受治疗
1996年12月，身患多年帕金森综合征的邓小平，因为病情加重，住进了北京三〇一医院。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他这一住院，就再也没有回来。
自从1994年春节以后，邓小平就再也没有公开露面了。
1997年2月，全体政治局常委都接到通知：
不要出京，留在家中待命。
邓小平走到了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医院的报告说他已经病危。
只有他的家人和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知道这个消息。医生解释，他的心脏健康，肝脾也好，没有老年人常见的糖尿病或者前列腺炎，致命的问题发生在神经系统，这在医学上叫“帕金森综合征”，是没有办法根治的疾病。
1996年12月的一个清晨，邓小平一觉醒来，觉得自己呼吸不畅。
按照过去多年的习惯，他本应走到卫生间里去洗脸刷牙，然后坐在一个小方桌子边，开始吃早餐，有牛奶和鸡蛋。
秘书通常在这时候进来，把邓小平要用的东西放在办公室里，眼镜、手表、放大镜，还有一摞文件和报纸。
邓小平把每一天剩下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办公室里。他喜欢看地图，喜欢翻字典，有时候看看《史记》或者《资治通鉴》，但他更喜欢看《聊斋》。
邓小平喜欢打桥牌、游泳、看人家踢足球，但他最经常的运动是散步。
每天上午10时，护士就会进来，提醒他出去散步。可是这个早晨，邓小平觉得自己什么也做不了了。咳嗽不止，令他不能呼吸，不能下咽食物，更无法完成他的这些活动。身边的医生已经不能应付这个局面，只好把他送进医院。
从邓小平的家到解放军三〇一医院，不过10公里，可是在那一天，这却是世界上最漫长的10公里了。“没有想到，他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卓琳后来这样说。
邓小平乘坐的车子，经过京城最重要的街道长安街，一路向西驶去。这是一个非常的时刻，可当时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
1997年元旦这天下了小雪，把京城装扮成一片白色。可是，在三〇一医院，看不到一点喜庆气氛。
邓小平的病房设在院子南端一座小楼的顶层，病榻周围总是站着很多人，还有些医生护士进进出出，但有时候只有随身医生黄琳和他在一起。
吴蔚然是邓小平的保健医生。早在1973年，周恩来曾对邓小平夫妇说：“小平的保健，你们应该从吴家选一个人。”
1976年，吴蔚然开始正式负责邓小平的保健工作，而此时的邓小平正处于他一生中第三次政治逆境中。
作为一名保健医生，劝说邓小平戒烟，是吴蔚然的份内之事，然而这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
1988年全国七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一张写有：“请邓小平同志在主席台上不要吸烟”的纸条，传到邓小平的手里。
看后，邓小平微笑着把烟熄掉。《中国日报》为此在4月8日头版上刊出照片。这则新闻也被当时的国内外传播媒介，竞相报道。
1992年，吴蔚然跟随邓小平去北戴河，当时邓小平已经是88岁的高龄。此前，医疗小组已经决定不再让邓小平下海游泳。
然而，邓小平渴望游泳的心情，最终打动了周围所有的人。经医疗组研究后，同意邓小平下海游泳。
吴蔚然说：“到后来，他的心脏并没有什么厉害的病，他肝脏也好，他也没糖尿病，就是后来神经系统不太好。”“由于帕金森病，影响到他咳嗽，影响他吃东西，吞咽，影响他的活动。当然，他的帕金森症治疗时间也长，治了10多年，因为帕金森病没有办法治好。”“邓小平的病得了10多年，到后来，情况越来越差，后期就是影响呼吸道的问题了。”
邓小平在医院里接受治疗时，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依然还是那么的顽强。
担负邓小平护理任务的三〇一医院高级护士黄琳后来回忆说：
他是个非常坚强的人。因为我们在医院也见过很多，最后被疾病折磨得比较痛苦的病人，一般人肯定会有些呻吟，有些叫喊。
可是，在这位首长身上没有，一个是跟医生特别配合，而且到最后。我体会他临终前还是比较痛苦的，但一声不吭，就是这样，而且我觉得他表现得很平静。
黄琳觉得老人家一定明白自己已经病得不轻，问他还有什么话想说。他在1992年说了那么多话，现在该再给国人留点什么吧？黄琳这样想着。
可是，那几个星期，邓小平没有再谈那些话题，他淡淡地回答：“该说的都说过了。”
在医院与病魔顽强斗争
从1997年1月1日开始，重病卧床的邓小平，就在电视机前，观看了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间播放的12集大型纪录片《邓小平》。
担负邓小平护理任务的三〇一医院高级护士黄琳后来回忆说：
小平同志一集不落地看完了12集纪录片《邓小平》。
邓小平躺在病床上，每天都按时收看。
因为首长耳朵不太好，跟电视机的距离又比较远，我们要在旁边给他讲，就是电视里讲什么，我们重复什么。
包括原来看新闻也是这样，就是新闻里讲一句，我们就跟他讲一句。这样，他看着画面，听着我们解说。《邓小平》是从1月1日开始放的第一集，放了我们就给他讲，他就在那里看，12集全都看了。
有的时候镜头比较模糊，比较远的时候，他还问，那边走过来那个是谁呀？我说，那个是你呀，你看清楚了。
后来，走近了，或者镜头拉近了，他看到了，自己在那里笑一笑。
黄琳后来还回忆说：
他自己对自己不评价，但是，片子里有一些对他的评价。我们就翻给他听，我就觉得，翻的时候我就注意看着首长的表情。我不知道我形容得准不准确，就感觉他好像有点不好意思，被表扬以后，不好意思那种感觉。
邓小平在医院里从早到晚，陷在疾病的折磨中，难得有这样的表情露出来。
2月7日是正月初一，老人没有回家，病房的医生和护士也没有回家，都在近旁的房间里守着，一呼即来。
邓小平的亲人坐在沙发上，全都默然不语。
整座楼一片寂静，就像在为老人祈祷。
警卫秘书张宝忠想起应该互道“新年快乐”，就把大家聚到一块儿。众人举起酒杯，说不出一句话，唯有泪千行。“希望咱们医务界，在新的一年里能创造奇迹。”张宝忠在心里这样说。
可惜，没有奇迹，93岁的老人又坚持了12天，到2月19日，呼吸功能都已经衰竭，只能借助机器来呼吸。
医院赶紧向政治局报告，按照规则，还应向新闻界公布消息，可政治局觉得不能惊慌失措，尤其不能危及大局的稳定。
在中南海的工作人员都没有看出什么异常，上午乔石按原计划主持了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了三个条约和两个协定。
在前一天，李鹏还会见了美国前参议员贝内特·约翰斯顿。
2月19日，邓小平在北京三〇一医院溘然长逝。几盘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的录像带，还依然静静地摆放在他床边的茶几上，记录了他老人家光辉的一生。
江泽民等看望邓小平
在1997年春节前夕，邓小平在医院会见了前来看望他的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同志。
在谈话中，邓小平请江泽民等同志，转达他对全国各族人民的节日祝贺，并希望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把当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和召开党的十五大这两件大事办好。
贺彪是邓小平的亲家，但是，他为了探望重病的邓小平，还特意走了“后门”。
贺彪是邓小平新时期建军思想的支持者。在军队精简整编中，许多人有意见，但贺彪却主动做工作。
当精简到总后卫生系统时，贺彪二话没说，马上为部队作出表率。在他负责的工作中，他大量启用新人，作出长远规划，并在站最后一班岗时，还为我国军事医学研究事业，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邓小平提倡老同志交班，贺彪就主动带头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当时，我军正开始第二次授衔，贺彪因在第一次授衔时，在地方工作未能赶上，有人建议他赶上第二次授衔后再退。
贺彪说：“这是小平同志倡导的，我没有不执行之理。”并马上办理了手续，响应了中央号召。
贺彪曾回忆说：
我最后一次见到亲家邓小平，是在1996年。在此之前，我得知邓小平有病，便告诉儿子贺平：“邓家女儿多，男孩子身体不好，小平同志住院，你要负责照顾。”
按照父亲所嘱，贺平在邓小平住院期间，一直伴随左右，忙前忙后。
对于邓小平这次住院，贺彪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要亲自去医院看一看！为了照顾邓小平的治疗和休息，中央已作了探病限制，但贺彪却没顾这些限制，这也是他一生唯一的一次破例“违规”。
在病榻上，邓小平见到贺彪时，精神很好，两人又谈起孩子和孙子……
邓小平说有信心战胜病魔，贺彪也祝他取得最后的胜利。但是，贺彪怎么也没有想到，这次见面竟成了永别。在那个不平常的早晨，贺彪接到儿子的电话……
在遗体告别这天，贺彪起得特别早。他坐着轮椅，带领一家老小来到告别室，长哭送别亲家、战友和同志。
由于悲痛，贺彪的双腿怎么也使不上劲，于是他让儿媳扶他站起来，在邓小平遗体前，深深地鞠了九个躬。
鞠九个躬，这是贺彪家乡行大礼的规矩，他按家乡的最高礼仪，与邓小平作了最后告别。
看人民日报的最大安慰
1997年2月6日，病床上的邓小平，看到了当天出版的《人民日报》。
在该报头版的一组图片报道中，邓小平看到，五年前，他南巡经过上海郊区旗忠村时，曾经亲吻过的一个正在路边玩耍的孩子。
而今，这个孩子已经长成了少年。这个少年用稚朴的字迹，向小平爷爷问好：
邓爷爷新年好，我想您。
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范敬宜后来回忆说：
病重的邓小平，当时眼角有泪花闪烁。
当年在旗忠村用镜头记录下邓小平亲吻孩子那一幕的是时任《解放日报》摄影部主任张蔚飞。
张蔚飞后来回忆说：
1992年2月初，邓小平一行来到上海，两位摄影师被允许随行拍摄，一位是杨尚昆之子杨绍明，另一位就是张蔚飞。
近距离跟邓小平接触了半个月，张蔚飞感到小平是个亲切而幽默的人。
张蔚飞接着回忆说：
那一天，邓小平来到南京路市百一店马桂宁专柜，他看到店方专门为他来访所作的布置时，诙谐地说道：“你们这是在导演嘛。”
当他来到底楼商场，闻讯赶来的市民已经将店堂挤得水泄不通，警卫正努力拦住潮水般涌动的人群。
这时，邓小平注意到一个怀抱婴儿的妇女，数次要冲过人墙，又数次被警卫拦了回去，他马上叫警卫不要再拦。
妇女得以将孩子抱到小平眼前说：“囡囡，亲亲小平爷爷。”小平亲切地搂住了婴儿，周围市民热烈鼓掌。
之后，邓小平步出位于六合路上的市百一店侧门，10多米开外的南京东路上，已经挤满了前来目睹小平风采的群众，邓小平多次想走上前与人们握手，都被警卫劝阻下来。
最后，小平只能远远微笑着向群众挥手致意……
张蔚飞说：“1997年2月，我重回旗忠村采访当年的那个孩子一家，及其他村民的近况。是想在2月12日小平访问旗忠村5周年纪念日那天，刊发一篇特别报道。但是，考虑到小平的病情，报社还是提前刊发了该稿。”
后来，大家都为此感到欣慰，虽然只是一则报道，但它却让离去之前的邓小平清晰地看到，在他所关注的上海，一个孩子和一个村庄正在成长和发展。
有什么能比这更能安慰邓小平他老人家一心为民之心呢？
卓琳暨子女致信党中央
邓小平住院后不久，他的病情就在不断地加重。
因此，在1997年2月15日，邓小平的夫人卓琳，暨子女邓林、邓朴方、邓楠、邓榕、邓质方，就致信江泽民并党中央。
信的全文如下：
江总书记并中央：
近来小平同志病重，作为他的亲人，我们的心情十分沉重。
我们知道，中央的同志们都很关心小平同志，也与我们一样，已开始考虑有关后事安排。
小平同志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对于生死问题的看法向来达观，关于他的后事，近年来曾对我们多有交代。
为了体现小平同志一生的追求和信念，完美地完成他人生的最后一个篇章，根据他的嘱托，我们提出如下意见：
1、不搞遗体告别仪式。小平同志历来主张丧事从简，不搞遗体告别仪式符合他的看法。
2、追悼会在火化后举行。骨灰盒以中国共产党党旗覆盖，上方悬挂体现小平同志精神面貌的彩色照片，以表达庄重肃穆的气氛。
3、家中不设灵堂。
4、捐献角膜，解剖遗体供医学研究。
5、不留骨灰。根据小平同志本人的意愿，把骨灰撒入大海。
小平同志毫无保留地把毕生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我们希望，我们为小平同志所做的最后一件事，既能体现小平同志的精神本质，又能以最朴素和最庄严的方式表达我们的哀思。
以上当否，请予考虑。
卓琳暨子女邓林 邓朴方 邓楠邓榕 邓质方1997年2月15日
2月19日21时8分，邓小平因患帕金森病晚期，并发肺部感染，呼吸循环功能衰竭，抢救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卓琳带着全家人来向亲人告别。卓琳心里明白这是最后的告别了，只是没有说出来，她是不愿意让这种可怕的想法在脑子里面形成的。
当时，卓琳只想说：“老爷子，我在喊你！你听见了没有！”
可是，小平什么也听不见了。他辛勤操劳的一生已经终止，战斗的日子已成往事了。
邓小平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那时是21时08分。当晚，京城晴空万里，皓月当空。
最先向遗体告别的是邓小平身边的工作人员。“眼睛一闭，总觉得首长还在办公室坐着。音容笑貌老是摆脱不了。”办公室工作人员王士斌说，“说实在的，就是跟家里人一样，跟自己父母一样。”
黄琳说：“他的角膜也贡献出来了，遗体也捐作医学研究，最后，骨灰也撒到祖国的大海里去了。”说着说着，又哭了起来。
黄琳接着说：“他什么都没有留下，所以我想只能是把他默默地装在我们心里。他的确什么也没有留下来，秘书接到命令，把他留下的衣物全都烧了。”
此刻，宣武门大街上的新华社夜班值班室，也得到了那份早就准备好的讣告。
一阵悲伤之后，大家终于想起该做什么，于是立即中断正常的新闻，把那份讣告播发出去。
第二天凌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和中央军委发布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极其悲痛地向全国人民和世界各国听众，通告了邓小平去世的消息。
那天深夜，睡觉晚的人如果打开电视或者收音机，都能听到播音员哽咽的声音。
第二天凌晨，全世界都知道了。播音员在电台和电视上沉痛宣告，一遍又一遍，几百个城市里面，哀乐一刻不停，公共汽车全都披着白花和黑色丝带。
香港的38个地铁站，哀乐持续了10分钟。一列火车正从香港九龙出发驶往广州，忽然汽笛长鸣……
医护人员见证临终时刻
邓小平在病重期间，他的家属与他一样，一点特殊要求都没有，不干涉医护小组的方案，小组完全自己做主。
每一套方案实施前，医疗组还是要请家属签字，家属只是履行手续，对医疗组特别信任、放心。
采访过多位邓小平医生的余玮说：“那些医护人员便是小平临终时刻的见证者，他们所见证的是一个平民化的小平。”
医护人员看到邓小平痛苦的样子，心里特别难受，脸上难免露出愁容。这时，邓小平他老人家会说：“那么发愁干嘛，高兴起来。”
1997年2月19日傍晚18时多，邓小平的病情出现异常。老人的呼吸功能已衰竭。
邓小平的夫人卓琳，带着全家人向他告别。
在4天前，卓琳就写信给中央，转告“邓小平的嘱托”：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不设灵堂，解剖遗体，留下眼角膜，供医学研究，把骨灰撒入大海。
医生傅春恩说：“我们早就预料到这一天会到来，这之前，发生过几次病情变化，都抢救过来了。这一次，我们同样进行全力抢救。”
21时8分，当医疗组认定已回天无术时，医疗组组长、阜外心血管医院院长陶寿淇，与三〇一医院副院长牟善初，正式宣布“停止抢救”。
眼睁睁地看着一直与自己形影不离的首长离开这个世界，在场的医护人员终于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
这个晚上，恒温病房内依旧温暖如春，窗外的冰雪却是一派北国气象。邓小平他老人家在这里，走完他最后的人生历程。
一颗伟大的心停止了跳动。
邓小平身边的工作人员王世斌十分感慨地回忆说：
首长去世以后，首长那些衣物的处理是我去处理的，都被烧了。
那天，我带着另外一个同志，我们在锅炉房里，就把内衣、外衣、鞋子、袜子全都烧了。什么都没有保留，我们两个一边烧一边掉着眼泪，是我们亲眼见的。
当然，平时知道首长很随和，很朴素，但是这是我们亲眼见到，内衣都是有窟窿的，都是破的。
我们两个一边烧着，一边掉着眼泪。还在那里说，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的，谁能相信，这么伟大的一个人物，确确实实是穿着破了的衣服。
邓小平逝世后，并没有出现人们所担心的“过渡危机”。实际上，邓小平主动从政治舞台淡出以后，很平稳地完成了新老交替。
邓小平相信已完成第二代向第三代领导的过渡，成功地实现了1985年接受迈克·华莱士采访时的承诺：
如果我在去世前退休，这会有助于实现现行政策的连续性。
邓小平去世后的几天，中央电视台多次在节目中，播放邓小平肯定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镜头。
邓小平生前再三指出：
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
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
邓小平的离世，给社会带来的震动并不很大。而这，正是邓小平他老人家所希望的，也是他晚年努力的结果。
二、沉痛悼念
●工人队伍里展开巨幅横幛：敬爱的邓小平同志永垂不朽。
●江泽民说：“中国人民爱戴邓小平同志，感谢邓小平同志，哀悼邓小平同志，怀念邓小平同志，是因为他把毕生心血和精力都献给了中国人民……”
●邓榕哽咽着说：“爸爸，您回归大海，回归大自然，您的遗愿得到了实现，您安息吧！”
各大媒体发布逝世讣告
在邓小平逝世后，北京各大媒体都随即发布了讣告和《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
讣告如下：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极其悲痛地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通告：
我们敬爱的邓小平同志患帕金森病晚期，并发肺部感染，因呼吸循环功能衰竭，抢救无效，于1997年2月19日21时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敬爱的邓小平同志永垂不朽！
在《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中，对邓小平给予了高度评价：
邓小平同志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
时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的孙玉胜后来回忆说：
1997年2月19日，我们台的主要干部都集中在顺义的培训基地开会，作为新闻中心副主任，我也在其中。
晚上9点多钟，新闻中心在家值班的另外一位副主任李挺打电话告诉我，中办通知，要我们马上派两组记者赶到解放军总医院。
当时我们共同判断，小平同志的身体出现了重大情况。那年他老人家已经93岁高龄，对此我们早有思想准备。
李挺派出两组记者之后，又通知了主管新闻的副台长李东生，我则去通知台长杨伟光。
当时晚饭刚过，大家都聚在培训中心一楼的多功能厅休闲。我走进多功能厅时，看到杨台长正在台上唱《东方之珠》。我直接走上前说，中办通知两组记者去三〇一了，可以肯定是小平同志的健康问题。
杨伟光台长很震惊，拿着话筒愣了一下儿，随后立即放下话筒，和我一起驱车往台里赶。等我们赶回台里时，已经是夜里11点多钟了。
孙玉胜说，当时中宣部主管新闻的副部长徐光春，广电部部长孙家正、副部长田聪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和国际广播电台台长等要员，都匆匆赶到了中央电视台二楼的新闻中心，等着正式新闻稿。
那份稿件首先应该交到中央电视台，然后再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再交到国际广播电台。
孙玉胜接着回忆说：
我们边等新闻稿，边把电视调到CNN。午夜12点刚过不久，也就是20日凌晨，CNN发了一个简短的消息，大意是，据尚未证实的消息，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因病逝世。
半夜1点多钟，我拿到了新闻稿，还有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治丧委员会名单和邓小平同志遗像。
此时罗京早已就位了——由谁播发小平同志讣告不是临时决定的，台里有预案，最重大新闻的播发就由罗京承担。
罗京一贯的专业能力、处理重大事件的经验，早就得到了台里的一致认可。而且罗京的播音严肃庄重，很多重要领导人去世之后，讣告都是由他播发的。
罗京虽然就位了，但也是一直在等待。稿子传过来之后，领导先审阅一遍，交到罗京手里时，他已经不可能先浏览一遍了。
1997年2月20日凌晨两点，我们把稿子页码编好交到罗京手上，直播马上就开始了。我们打出的字幕是“重要新闻”，熟悉新闻业务的人都知道，这样的情况很罕见。
孙玉胜说，那份讣告和《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的字数在4000字左右，播送的语速大约是每分钟200字，播完需要20多分钟。
孙玉胜回忆说：
当时，我站在导播室旁边，几乎是屏住呼吸，注视着监视器。罗京一气呵成，没出任何差错，连语气上的微小差错都没有。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令我非常震惊的一件事。
当罗京走出演播室，我右手搂了一下他的腰，左手对他翘起大拇指。
治丧委员会发布公告
在邓小平逝世后，2月19日，以江泽民为主任的459人的治丧委员会，正式成立。治丧委员会没有设副主任。
很快，邓小平同志治丧委员会发布第一号《公告》：
为了表达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对邓小平同志的无比崇敬和深切悼念之情，现决定：（一）自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发布之日起到邓小平同志追悼大会举行之日止，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和我驻外使领馆、新华社香港分社、新华社澳门分社下半旗志哀。这期间，我驻外使领馆、新华社香港分社、新华社澳门分社设灵堂，接待驻在国和港、澳地区的吊唁。（二）按照我国惯例，不邀请外国政府、政党和友好人士派代表团或代表来华参加悼念活动。
特此公告
邓小平同志治丧委员会1997年2月19日
接着，邓小平同志治丧委员会又发布了第二号《公告》：
鉴于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历史发展中的特殊功绩，以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现决定：（一）2月25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邓小平同志追悼大会，邓小平同志治丧委员会委员（京外委员派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机关各部门和首都各界代表，生前友好，家乡代表，共一万人参加。
在首都举行的邓小平同志追悼大会，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悼念邓小平同志的活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届时将现场转播追悼大会实况，各级党组织要认真组织广大干部群众收听和收看追悼大会的实况转播。（二）2月25日，全国党政军机关，各边境口岸、海、空港口，企业、事业、学校等单位，我驻外使领馆、新华社香港分社、新华社澳门分社下半旗志哀。（三）在追悼大会举行时，上午十时整，一切有汽笛的地方，如火车、轮船、军舰、工厂等，鸣笛三分钟志哀。（四）根据邓小平同志的嘱托和亲属的意见，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
特此公告
邓小平同志治丧委员会1997年2月20日
在邓小平逝世后，治丧委员会按照既定的程序，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有关事项。
特殊的深深缅怀形式
在人们的印象中，那是一个没有元宵的元宵节。在很多地方，那年没有人挂红灯笼，也没有人放焰火。
各地电视台停止播放之前热播的《蜀山奇侠传》等电视剧，转而播放以邓小平为主人公的电视剧。
在刚刚兴起的海外中文论坛上，有人用惠特曼写给遇刺的林肯的诗，缅怀改革开放的“船长”邓小平：
哦，船长，我的船长！
我们险恶的航程已经告终，
我们的船安渡过惊涛骇浪，
我们寻求的奖赏已赢得手中。
港口已经不远，
钟声我已听见，
万千人众在欢呼呐喊……
可是，心啊！心啊！心啊！
哦，殷红的血滴流泻，
在甲板上，
那里躺着我的船长，
他已倒下，已死去，已冷却。
同样，在这个春节，《东方时空》的编导林芳棋，正在离昆明不太远的一个小村子等待元宵节。那里有10多个六、七十岁的小脚老奶奶，舞着一条乌黑的龙。
有一天，在拍摄间隙，林芳棋和同事坐在屋外晒太阳。这时，村里的大喇叭突然响起了哀乐，同事说：“是不是小平不行了？”赶去村委会问，果然是。
同事说：“这片子不成了，估计元宵不会办灯会了。”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对的。
老太太们也知道这个不幸的消息了，一时间，她们竟满眼含着泪花。
老太太们说：
感谢毛主席，因为他们解放了妇女，不用裹小脚了；感谢邓主席，因为他让我们穿上了毛涤卡。
林芳棋准备放弃预定的元宵拍摄计划，打道回府。这时，老太太忽然问：“可不可以用送村里老人的方式，送邓大人一程。”
这是她们自己的方式，每逢村里红白喜事，都要请老太太们舞龙助兴。
元宵节那天，家家户户在自己门前的泥土地上，插上当地特产的一米长的大香，老太太们穿着蓝色的半长褂，她们的小脚踩着玲珑的绣花鞋，在袅袅香烟中，一条乌黑的龙在金色的云上凌空高蹈，一群村里的孩子在后头跟着撒欢……“历史和政治其实离百姓很近，这是我以前完全不懂的道理。”林芳棋说。“老太太可能不知道何谓历史观、何谓政治，但她们心明眼亮，就算居住偏远，历史和政治在她们心里和家里的账本一样清楚。”
林芳棋后来和她的同事调整了拍摄计划，这个节目和胡锦涛陪同小平家属撒骨灰的片断，在同一天播出。
天安门广场降半旗致哀
1997年2月20日，这是一个难忘的早晨。
守候在国旗基座周围，等待观看升旗仪式的人们，不停地盯着“升旗时间预告牌”，并远远眺望天安门城楼正中的门洞。
但是，谁也没有料到：今天，他们将是一个重要历史时刻的经历者和目击者。
今日升旗时间：7时01分。
黎明中，护旗兵出现了，人们从官兵异样的脸上，似乎悟出了非同寻常。
脚步沉重，目光沉重，神情沉重。带队警官王金耀，早已持惯了的指挥刀，此刻却在微微发颤。
静默中，国旗护卫队官兵迈过金水桥，跨过长安街，依次列队旗杆下。擎旗手刘跃征，用力将国旗递给升旗手郭毅红。两人目光相遇时，彼此都读懂了一个主题：
记住这个时刻，为着一代伟人邓小平，我们将要以降半旗的形式，来亲手哀悼昨晚21时8分病逝的敬爱的领袖。“敬礼”，中队长王金耀略带沙哑的嗓音，在7时1分，准时下达了升旗口令。
国歌激越，国旗如往常一样升高、再升高，直至旗杆顶端。
降——半——旗
突然，一声低沉而又庄重的口令，石破天惊般砸在观众们的心里。旗，就在这一瞬间，在万众瞩目中，开始缓缓地下降。
王金耀流泪了，刘跃征流泪了，郭毅红流泪了，在场的所有人员的眼睛都湿润了。多年了，护旗兵们习惯的是升旗，降半旗难以接受。
霎时，哀思、降旗，中外记者频频亮起的镁光灯，凝成了一个悲壮的氛围。
此刻，还有一位人们看不到的护旗兵在流泪。他就是亲手摇动降旗设备的老战士刘静。
听到“降半旗”的口令后，刘静正在基座的地下室里，一圈一圈，以逆时针的方向，缓缓地摇动手柄降旗。
在泪光依稀中，刘静默默地数着1圈、2圈、3圈……40秒后，他一共摇动了40圈，准确按《国旗法》要求，把国旗降到三分之一处。天安门广场国旗杆30米高，共折算手摇120圈。
在庄严、肃穆、悲壮的历史时刻，在刘静的缓缓摇动中，延续着、完成着。
于是，一个定格的历史画面：1997年2月20日晨，天安门首次为邓小平逝世降半旗志哀，迅速进入各报的头版和电视新闻中。
国旗护卫队指导员王建华表示：
国旗是伟大祖国的象征，我们要坚决听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挥，恪尽职守，高标准地完成好升降国旗的神圣使命，以实际行动缅怀邓小平同志。
中队长王金耀心情沉重地说：“接到电话，我就到天安门管理委员会开紧急会。北京市有关领导同志说，小平同志逝世了，上级通知自20日晨到举行追悼会那天，天安门广场等处降半旗志哀，你们护卫队千万要完成好这一政治任务。”
随即，王金耀他们连夜测算、演练，终于使一个肃穆、庄严、规范、悲壮的降半旗仪式，展示在世人面前。
而那一刻，中国的大多数老百姓，还不知道一代伟人邓小平，刚刚离开了我们。
国旗卫士将永远铭记：2月20日、21日、22日、23日、24日、25日，北京天安门前，每天降半旗的那一个个难忘的早晨。
挥泪护送遗体到八宝山
2月24日，邓小平的遗体被送往八宝山火化。
邓小平的灵车从解放军总医院，驶向八宝山革命公墓，路途两旁，肃立着首都各界人士和从各地赶来的人民群众10多万人。
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荣毅仁等，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为邓小平送别，并护送邓小平的遗体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解放军总医院南楼小礼堂，布置得庄严、肃穆。洁白的花朵、黑色的挽幛，表达着人们深深的哀思。
黑底白字的横幅上写着：
敬爱的邓小平同志永垂不朽
横幅下方正中，是邓小平的大幅彩色遗像。
邓小平的遗体静卧在鲜花和常青松柏中，面容安祥，身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人民解放军礼兵持枪肃立，守护在两旁。
在邓小平的遗体前，摆放着邓小平的夫人卓琳率子女敬献的花篮。花篮的缎带上写着：
我们永远爱你
送别室内，摆放着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荣毅仁和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首都各界群众敬献的花圈。
9时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胡锦涛，国家副主席荣毅仁等，胸佩白花、臂戴黑纱缓步来到送别室，在邓小平同志遗体前肃立。
哀乐声中，他们向邓小平的遗体三鞠躬，表达对在70多年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创建、巩固和发展，建立了永不磨灭的功勋的邓小平同志的崇高敬意和深切缅怀之情。
随后，江泽民等同志，与邓小平的夫人卓琳及子女一一握手，向他们表示深切慰问。
9时28分，合着哀乐的节奏，8名人民解放军礼兵，抬起安放着邓小平遗体的灵柩，缓缓走出送别室。
江泽民等同志，护送邓小平的遗体上灵车。
9时31分，在江泽民、李鹏、乔石、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荣毅仁等同志，邓小平的亲属和治丧办公室成员的护送下，灵车徐徐驶向八宝山革命公墓。
当灵车启动时，在场送别的同志悲痛肃立，向邓小平同志的灵车行注目礼。
长街恸哭，万众同悲。
从解放军总医院到八宝山，短短两公里半的路途两旁，挤满了首都各界人士和各地赶来的人民群众10多万人。
他们带着一幅幅反映各族人民共同心声的横幅，表达对敬爱的邓小平同志深深的哀思，悲痛地挥泪为邓小平同志送别。
9时51分，灵车驶进八宝山革命公墓。
在第二告别室，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荣毅仁等同志和邓小平的亲属，向小平同志作最后的诀别。
护送邓小平遗体到八宝山火化的还有丁关根、尉健行、温家宝、张万年、任建新、罗干和于永波、王瑞林等。
十里长街洒泪送小平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这就是邓小平坦白的襟怀。
千花堆雪，万头攒动。10多万首都人民涌向十里长街，把对小平同志的爱，化作热泪飞扬，化作挽歌默唱，在春天的早晨送他老人家上路。
这个早晨，十里长街是松枝和白花的海洋，是哀思和深情的海洋……
北京西郊，从五棵松到八宝山2500米的路段，悲泣之声相闻，大街上洒满动天撼地的悲痛之情。
大路两旁，站满了哭泣的人群。从白发老人，到稚气儿童，各族群众在凄冷的寒风中仁立，深情送别亲人邓小平。
一直晴朗的天空，忽然变得阴沉。向来喧闹的长街，寂静得仿佛能听到人们心中悲伤的心跳。
凌晨4时，环卫女工张彦芳就和她的小组，开始一遍遍地清扫这段马路。她们边哭边扫，边扫边哭，仔细得如同擦拭玻璃，生怕遗落一点尘埃。
有许多人不知道邓小平起灵的日子，怕赶不上送行，几天来多次到这里等候。
一位82岁的老八路，已在这里守候了半天，这天早晨7时，老人又站在了五棵松路口。“我今天一定要送送小平同志。”他一边抹泪一边说：“毛主席让我们站起来，邓小平使我们富起来，都是功比天高。”
北大的师生们举起横幅：
再道一声小平您好。
中央民族大学几位学生为赶制“各族儿女永远怀念您”的横幅，一直忙到凌晨。
4岁的小女孩说：“邓爷爷，我想您”；
一位老教授说：“没有小平同志，就没有我们知识分子的今天”；
……
2月24日，天刚放亮，北京市民和首都高校的大学生们，就迈着沉重的步伐，陆续聚集在解放军总医院外的五棵松一带，来为敬爱的邓小平送行。
这天早晨，壮丽的首都蒙上沉沉灰雾，天公也在为邓小平的离去而哀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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