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日)斋藤茂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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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觑天巧——中晚唐诗新论试读：
前言
蒋 寅这套丛书是十位日本学者唐代文学研究论著的荟萃，约略反映了日本学界中年一辈专家研究唐代诗文的重要成果。
三年前，我与同事张剑兄一起翻译川合康三教授的《终南山的变容》一书，常就日本的唐代文学研究进行一些交谈。正值王水照先生主编的《日本宋学六人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我收到老友高津孝和浅见洋二教授的赠书，欣忭之余又不免有点遗憾，觉得日本研究唐代文学的学者更多，成果也更密集，却没有这样的机会介绍给国内学界。张剑兄是个有心人，马上同学苑出版社郭强先生商谈，决定推出一套日本学者的唐代文学研究论著丛刊，嘱我组织稿子。这当然是个好事，我欣然从命，马上邀约我熟悉的学者，并请川合先生等资深教授参酌推荐，最后商定请松本肇教授等十位学者各自遴选自己的论文，编为一集，由学苑出版社出版一套日本学者唐代文学研究丛书。
这一倡议承蒙诸位先生慷慨应允，翻译、编集工作很快就开始进行。正当我热切期待各位作者的书稿时，一个不幸的消息突然传来，郭强先生因病猝逝！我与郭强先生素昧平生，自项目开始以来，尚未谋面。乍闻噩耗，惊悼不已，更为他的英年早逝不胜惋惜。学苑出版社在郭强先生的努力下，历年出版不少古典文学研究论著，对当今学术的发展卓有贡献。他的去世，无论对出版社对学界都是个很大的损失。他的工作是值得我们纪念的。
因郭强先生离去，我不得不为这套丛书的出版另外寻找出版社。幸而得到时任中华书局总编辑徐俊先生和汉学编辑室主任李晨光先生的支持，决定由中华书局出版这套丛书，这让我和各位作者深感欣慰。
将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介绍给国内学界，是我酝酿已久的夙愿。从三十年前开始研究唐诗，阅读松浦友久教授的《詩語の諸相》，我就不断受到日本学者论著的启发，萌生翻译、介绍日本唐诗研究成果的愿望。1984年初我翻译了松浦教授的《中国诗的性格》一文，发表于《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11辑，从此一发不可收，陆续翻译了三十篇日本学者的论文，除了几篇友人邀约的译稿，多数是自己研究所需的参考文献。阅读日本学者的论文，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了解海外汉学成果对于我们研究的必要。同事刘跃进研究员多年来曾反复提到古典文学界“补课”的话题，其中亟需补的一门课，就是海外汉学。中国古典文学早已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海外每年都有不同语种的研究著作出版，从不同的视角用不同的理论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问题。不了解这些成果，我们不仅会错过许多有益的启发、有价值的参考，甚至还可能出现课题撞车、重复劳作的结果。补海外汉学这门课，的确是刻不容缓的。
但要补海外汉学的课，又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许多国家、许多语种的研究著作，要去调查、介绍、翻译，这对我们的外语能力、经费和时间精力都是很大的挑战。近年，海外汉学研究逐渐受到重视，出版了一些专业刊物和研究著作。但我们对海外汉学的关注，整体布局还很不均匀，对日本、美国和西欧关注较多，对俄国（苏联）、东欧、北美和其他地区则了解较少。西欧也只是英、德、法、荷几国了解得多一点，其他国家我们还不太清楚有什么学者做出了什么成果。这种情形与当今信息社会的发展趋势是不相适应的，亟需改变。
就当今海外汉学的格局而言，日本汉学历来最受国内学界的关注。这不仅因为中国与日本一衣带水，交流便利，更主要的是日本学者的成果扎实细致，广受各国研究者的重视。欧美学者凡治汉学的，首先必学日语，阅读日本学者的论著。我接触到的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欧美学者，基本都懂日语，能看日语文献。作为中国学者，我们更不能不了解日本同行的工作。
日本在古代曾是中国文化的热心学习者、研究者，从奈良时代的遣唐使和留学生开始，日本的僧侣、留学生乃至商人来华，无不搜购大量的汉籍舶载回国，促进了中国文化在日本的传播。近代以来，中国国势衰弱，社会动荡，大量公私藏书流散市肆，日本汉学家来华游学，悉留意搜罗，满载而去。著名藏书家的藏书也成为日本财阀渔猎的目标，陆心源皕宋楼和董康诵芬室的藏书就分别被岩崎和大仓两家财团购去。丰富的汉籍收藏，为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典籍和古典文学提供了良好的文献条件，也保证了其研究课题的专门性和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当然，日本学者的研究更值得我们尊重的还是其专业精神。“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虽然我们常不免将日本汉学成果视为可资借鉴的利器，但许多日本学者，尤其是老一辈的汉学家，他们都是像欧洲学者研究希腊、罗马文化那样，怀着一种亲切的眷恋来研究中国文化的。这使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历来都投入最大的热情(也许只有明治以后的一段时期是个例外)，他们对学问的虔诚和好学的天性，更足以保证其工作及业绩的高水准。西方汉学家素来重视日本学者的成果，不是没有道理的。当今新一代汉学家，虽然较老辈的治学立场已有所不同，更多地是将中国文学当作外国文学来看待，但仍继承了日本传统汉学的专业精神，相比欧美汉学来，其学术特点是非常鲜明的。
与欧美那些疆域广袤的国家相比，日本国土狭窄，资源不足，近代以来一直以技术为立国之本，对新知识的反应和吸取极其敏捷。日本对外国的研究和了解，也明显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在日语里，信息一词的汉字写作“情报”，让人联想到军事和战争。日本学者做研究，确实就像是进行战争一般认真和精准，对与研究对象有关的任何信息都搜集得很完备。日本可能也是世界上翻译外国书籍最快、最多的国家，这使得日本学者总是能方便地掌握世界各国的学术动态，在较开放的视野下开展工作。而视野广阔，对别人的工作了解得清楚，就势必会限制自己的工作范围。就好像纪晓岚，学问有名的广博，同时人都奇怪他不著书，他说自己编四库全书，发现自己要说的前人都已说过了。事情就是这样，学问越深广，可能研究的课题就越细密，钱锺书先生便是个最好的例子。
我常感到，中国学者对日本汉学的议论往往流露出一种偏见，认为日本学者的论文选题狭小，行文饾饤，注重资料荟集而疏于思理分析。这显然是对日本汉学了解太少的缘故。研究课题的具体和细化，是学术成熟和深入的标志。日本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学者虽不如我们多，但他们的著作因为用功专精和细致，常达到令人佩服的深度。尤其是国内学术研究中断的二十年间，他们孜孜不懈的工作积累了许多重要成果。即便是这套丛书的作者，许多论文也是在七八十年代发表的，那时国内的研究还处于复苏、起步的阶段，而他们所探讨的问题却已相当深入，可以说领先于中国学者许多年。我在《日本学者中国诗学论集》的前言里，曾提到过自己当时感觉到的国内中唐诗研究方面与日本的差距，以及从日本学者的论文中得到的启发，相信这套丛书仍会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唐代文学在中国，因为受到传统评价的影响，一向只有盛唐诗独领风骚，中唐相对来说不太为人重视。直到80年代以后，历史取向替代形而上学取向成为文学史研究的主潮，中唐文学研究才逐渐受到关注，蓬勃兴旺起来。而日本则不同，由于大诗人白居易与平安朝文学的特殊关系，以白居易为中心的中唐文学研究，一直就在唐代文学研究中占有醒目的位置。1990年，由川合康三、松本肇等学者发起的“中唐文学会”成立，不仅团结了研究中唐文学的中青年学者，更改变了日本学术纵向延伸的学术传统，将一种与信息社会的特性相契合的学术运作方式带入了日本学术圈。这套丛书的作者大都是中唐文学会的成员，但他们的成果绝不只限于中唐文学研究，而且他们的学术风格和研究方法也是多样化的。
其中既有芳村弘道教授的传统的文献学研究，也有深泽一幸、松原朗教授那种富有创意的新颖探索；既有松本肇、赤井益久教授的宏大议论，也有下定雅弘、斋藤茂教授的精微辨析，还有户崎哲彦教授那样的现地考察。这些论著，无论其选题立论之旨如何，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言之有物，论不虚发，绝无人云亦云、了无新意的论说。这是严肃的学术精神加严格的学术训练的结果，也是学术价值和学术水准的保证。有一点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学者的有些研究相当地生活化，与自己的生活情趣紧密结合。比如丸山茂教授研究白居易的日常生活与饮食习惯，就是中国学者较少注意的。另外，日本学者明显对自然名物感兴趣，这也许和他们中小学充分的自然知识教育有关。孔子论学《诗》的意义，不就有一条“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么？看看市川桃子教授对唐诗中花草果木的研究，就会感觉古典文学研究其实可以和我们的日常生活距离很近，但我们经常都忽略了这一点。
说起来，这十位作者都是我熟悉的朋友，除了松本肇教授去年已荣休，其他九位都是各大学的中坚教授、活跃于当今学界的中年专家。多年来，阅读他们的论文成为我很好的学习机会，由熟悉他们的研究，进而了解了日本的学术。我很高兴有此机会，促成他们的论著在国内以中文出版。在此我要向各位作者和译者表示感谢，同时向中华书局和为这套丛书的出版付出努力的李晨光先生、孙文颖女士致以崇高的敬意。我相信我们都做了一件值得做的事。2011年1月10日序
李肇《唐国史补》卷下有“大抵天宝之风尚党，大历之风尚浮，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也”之评语。冠以各时代的“党”、“浮”、“荡”、“怪”四字，在概念上非统一标准的评语，仅为捕捉到某一现象后所附的印象批评式之语而已。然它亦反映出了时代的一个侧面。若如此，“元和之风”所重之“怪”乃何指？姑自揣度，当指脱离规范且突现的不可思议之力。在南朝宫廷文学的发展中所形成的美的规范，虽被骈文以及近体诗所继承，然而，自安史之乱带来的社会变革及由科举产生的士人阶层介入官僚社会，新的文学价值处于不断地寻求探索中；新时代的士人阶层开始追求与自己的要求与感性相契合的文学样式。这虽是与新时代相契合的规范的摸索寻觅，其中，打出前所未有的文学个性旗帜的动向，亦变得十分活跃。或许正因为这一动向以突显的方式出现，所以才带来“怪”之品评。
元和时期文学的魅力，在于怎样从以贵族为中心的诗坛上培养起来的、充满形式美规范的文学传统中挣脱出来，创造出新的文学样式——这一继承与发展的磨合中，每一个体都着重强调自己在文学上的独立存在性。安史之乱后，社会制度迥异于前代，新的社会秩序在形成。其中，自我文学主张渐次转变为各自新的文学尝试，纵有离奇古怪的露骨表现，亦不曾立即被扼杀铲除。由此，任想象自由翱翔、大胆构筑虚构的文学世界以及勇于挑战儒教禁忌、正面展示爱情主题就成为可能。尽管并非所有的尝试都被认可，而且即便在当时，一边接受各种评价的同时，未能留存于后世之尝试并不在少数，然而，确实开辟了下一时代文学发展方向的尝试亦有相当数量存在。元和中人所探求的文学发展方向、建构的充满个性的世界，影响着并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被宋代以后的文学所继承。
本书着眼于以元和时期为中心的唐代中后期新诗的发展动向，探讨了孟郊、刘禹锡、李商隐的诗作以及关于妓女的作品。之所以如此选择，因为这些诗人与作品充分体现了当时诗坛所涌现出的新倾向。
正像韩愈“横空盘硬语”之评，孟郊在诗中大量使用了生硬奇崛的诗语，即便在“尚怪”的元和诗风中，亦独树一帜，成功地打造出了一个极为个性的世界。以往的研究，常常把着眼点置于他的《游子吟》等乐府以及主题为咏怀陈思的古诗上，本书将他与韩愈联袂所作的联句，以及拥有独特风格、题材广泛的组诗看作一展其诗能之处，并以此探讨为轴展开论述。
刘禹锡前半生与柳宗元、后半生与白居易最为亲密。他虽不具有二人那么突出的个性，却向人们展示出了自己富有才智、内容宽泛的活动。以往，《天论》中的合理主义思想以及以《竹枝词》为代表的词作尤为引人注目，这也的确是他文学活动的主要组成部分，但是，却不可忽视他在更加广阔的范围内所开拓的新领域。本书围绕他居于朗州、连州时所作的乐府的个性风格、以《金陵五题》为中心的怀古诗所具有的崭新性、以及他与白居易唱和诗所具有的意义分别进行了论述。
李商隐运用富含典故的象征性表现手法，开创出既往不曾出现的崭新诗风。对此，已有众多研究存在，本书着重论述了他青年时代创作的七律《牡丹》。从这首其早期创作的、被誉为充分发挥了“濑祭鱼”似的独特表现手法的作品中，可以窥见通向其后来创作的《锦瑟》等诸作品的发展途径。本书通过对这首诗的分析，对此手法进行了阐释说明。
妓女在入唐以后，其角色承担与以往有了显著不同。通过以科举考生、官僚为客，与他们进行诗歌唱酬成为一种必然趋向，即便在游戏中，妓女富有机敏才智的对话亦被尊崇。也就是说，在她们原本拥有的“艺”、“性”上，又增添了“才智”这一新的素质要求。由此，才有李冶、薛涛、鱼玄机这些名垂青史的女才子的登场、以及与妓女进行唱酬的诗歌的大量留存。元稹、李商隐、杜牧等人的爱情诗、温庭筠的词亦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
若论及中晚唐时期，韩愈、柳宗元、白居易、李贺、杜牧是不可忽略的存在，而以温庭筠为中心的词的发展同样不可割舍。缺此论述，实缘于作者的笔力不及，乃本书的一大缺憾。然而，孟郊与韩愈、刘禹锡与柳宗元、白居易过往甚密，通过对孟郊、刘禹锡的阐述多少亦可见他们与这些重要作家的关联；虽然李商隐与温庭筠、杜牧未被确认有过亲密交往，但是与围绕妓女的一系列作品一同，亦可捕捉到晚唐时期的文学特征。据此，本书试从与既往将主要作家置于中心的论述相异的角度，对中晚唐时期的文学状况与个性作了探讨阐述。斋藤茂2006年12月于神户 第一章 孟郊论
孟郊（751—841）是中唐元和时期的代表诗人之一。由韩愈“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荐士》诗（《韩昌黎集》卷二）所品评的他的言语质感、他与韩愈等人所作的联句、以及集中作于晚年的组诗等诗文成就来看，即便在当时个性云集的诗坛，孟郊的存在亦是极为引人注目的。
大历至元和这一所谓的中唐时期，复古主义日益抬头，士人阶层不断探索属于自己的文学样式，从而产生了古文、词、传奇小说等新的文学形式，此乃有目共睹之事实，而在诗歌领域，则追求前所未有的创新及个性。同时，由士人层的出仕所带来的大量科举考生的出现、官僚社会内部彼此倾轧的加剧，其结果，拥有的文学才能与现实中社会地位之间产生极大落差的现象也变得普遍起来。由此，一种埋头致力于文学、即使得不到社会的支持也高扬自己个性的态度在社会上诞生了。它作为一种由自身的不幸转而寻求文学上成就的态度，获得了社会的首肯。在这一潮流中，孟郊则执着于追求富有个性的诗歌创作。
以往对孟郊的研究，其主流或以其乐府、古诗为中心，将其作为“苦吟派”的代表，定位于中唐的文学倾向之中；或以着眼于他的儒家思想来论述他与复古主义思潮之间的关联。毫无疑问，这些着眼点对于孟郊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与此同时，深入探讨代表他自身文学特色的文学样式，即联句、组诗的创作，对于孟郊文学的研究，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在本章里，作为孟郊研究的着眼点，选取他青年时代的事迹、联句以及晚年的组诗这三点，依次进行论述。第一节 青年时代的孟郊
以往对孟郊的研究，偏重于他的后半生，即他与韩愈、张籍等人相逢以后的文学活动，而对其科举及第以前的弱冠、而立之年间的研究，由于资料阙如等原因，并未得以充分展开。《旧唐书》卷一六〇、《新唐书》卷一七六所收的孟郊传记以及韩愈的《贞曜先生墓志〔1〕铭》（《韩昌黎集》卷二九）中，他青年时代的事迹几近无载；其现存诗篇的大部分也为后半生之作，因此阐明其青年时代的活动并非易事。然而，考察他的文学，其前半生予以关注是非常必要的。
孟郊的文学基础是如何建构起来的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着眼点，而这一点又与他与何人、有着何种交往有着密切的关联。孟郊乃湖州武康人，而湖州在大历至贞元年间有以颜真卿、皎然等人为中心的诗会的形成，并广泛开展过各种各样的文学活动。当时，郡斋、寺院一举取代了宫廷诗坛，成为酝酿新文学潮流的场所，不仅给予地方官僚、也给予了包括在野的士人以及诗僧在内的众多社会阶层以深广的影响。孟郊与晚年的皎然有过往来，可以推测一定程度上有受其影响的一面。
同时，官僚社会里，同族前辈的存在，总会在他的行动上体现出或好或坏的影响力来。对于出身寒门、父亲庭玢仅为崑山县尉、祖父连名都无从知晓的孟郊来说，期待同族当中有权势之人引荐的心情必是十分强烈的。而同族当中若年龄与境遇相近，倍感之亲的同时也必生竞争之心，由此所带来的心灵创伤也会愈深。孟郊与同族之人有着怎样的往来、他是怎样试图跨越科举及第、出仕这些障碍等问题，与他的文学虽没有直接联系，但这些却是考察他的前半生所无法轻视的。众所周知，孟郊科举屡屡受挫，宦途每每艰辛。这一过程当中他所怀有的受害者意识在诗中亦有投影，不能单纯将其停留在他的生平事迹平面上看待。针对以上提出的问题，本节试以孟郊与皎然、孟简二人的交往为轴，来考察他青年时代的事迹与文学的关系。一 与皎然的交往皎然与他的诗会
中唐以后，既为僧侣又是诗人的所谓诗僧的活跃尤为醒目，成为一地文坛之中心人物的诗僧亦大有人在。从大历年间至贞元前期，以湖州为活动中心的皎然，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孟郊与此时的皎然有过诗作往来。在这里，首先来探讨孟郊与皎然的交往情况，并考察其意义。〔2〕
皎然俗姓谢，字清昼，湖州长城人，与湖州武康人孟郊可谓〔3〕同乡。他在《七言述祖德赠湖上诸沈》（《昼上人集》卷二）中将谢灵运作为远祖歌咏，实际上他并非属于与谢灵运血脉相承的谢奕这一谱系，而是与谢奕之弟谢安同一血统。由其曾祖父至其父三代的事迹不详可以推知，即便出身名门，业已败落，等同于寒门。他盼出仕而应举，却在二十五岁左右宦途之念已断绝的情况下，出家为僧的经历，也暗示出其门第之低。然而，其文学才华洋溢，正如南宋严羽所称:“释皎然之诗，在唐诸僧之上”（《沧浪诗话·诗评》第四十三条），在唐代众多诗僧当中，皎然是出类拔萃的。他出家之后，主要以故乡湖州及苏州等江左之地为中心展开活动，结交周边的地方官、众多名士。除了与至德初年以一册《茶经》为人所知的陆羽结为“缁〔4〕素忘年之交”外，还在大历年间与颜真卿、皇甫曾等人频频举行诗会，并相继与韦应物、皇甫冉、顾况、李嘉祐等人作诗酬唱。特别是大历八年（773）至十二年间，以在任湖州刺史颜真卿为中心所进行的联句以及诗作唱和的诗会上，他与颜并驾齐驱，同为际会风云人〔5〕物，这使他声名鹊起。贞元五年（789），唐代的代表性诗论——其《诗式》五卷的汇总，加之贞元八年的德宗之命，其所著《昼上人集》十卷即入藏秘阁，这两件事表明，虽然还未等到严羽的品评，作为诗僧，他的名声已经盛极一时。
说到皎然与孟郊的交往，作于兴元元年（784）至贞元初年间的诗作有数首留存下来。皎然乃名士，年龄上也长孟郊一辈，所以应当是孟郊前去皎然门下登门造访，并通过皎然才得以结识其他诗人的；皎然也同样发现了这一后学士子的才能，似对其颇怀好感。直接赠给孟郊的诗现仅留存下来一首，即《五言答孟秀才》（卷一）。
羸疾依小院，空闲趣自深。蹑苔怜净色，扫树共芳阴。物外好风至，意中佳客寻。虚名谁欲累，世事我无心。投赠荷君芷，馨香满幽襟。
虽然孟郊所赠的原诗没有留存下来，但是从此诗的收尾两句可见对孟郊诗才之肯定。诗人与到自己养病的小院前来拜访的孟郊一起，爱着这长满青苔的庭院的幽静，仅仅从在树荫下休憩交谈这样的场景设置中，即可窥见诗人对这位后学的钟爱。
二人彼此唱和应答之作可见两组。一组为皎然的《杂言浮云三〔6〕章》（卷六）与孟郊的《答昼上人止谗作》（卷七）。皎然的诗作仿《诗经》之体，内容为咏叹谗言人之害，诗在所附序中交代了作诗的意图：“浮云，刺谗也。盖取夫盛明之时，为浮云所蒙，非不明。小人比于君侧，谗言荧惑，亦如浮云之害明。予览古史，极观君臣之际、败亡之兆，生于谗慝。遂作是诗。”此诗极有可能是在某种特定的背景下所作，只是具体情形并非明了。
浮云浮云，集于扶桑。扶桑茫茫，日暮之光。匪日之暮，浮云之污。嗟我怀人，忧心如蠹。
浮云浮云，集于咸池。咸池微微，日昃之时。匪日之昃，浮云之惑。嗟我怀人，忧心如织。〔7〕
浮云浮云，集于高舂。高舂濛濛，日夕之容。匪日之夕，浮云之积。嗟我怀人，忧心如惄。
此诗诗意了然，可以说很好地捕捉、运用了《诗经》的风格。而孟郊的《答昼上人止谗作》一诗，诗题并无“浮云”二字，形式上也是五言诗，且并未采用歌谣的形式。但从内容上看，仍可以判断出是对《杂言浮云三章》的和答之作。
烈烈鸑鷟吟，铿铿琅玕音。枭摧明月啸，鹤起清风心。渭水不可浑，泾流徒相侵。俗侣唱桃叶，隐仙鸣桂琴。子野真遗却，浮浅藏渊深。
此诗稍稍难于理解。首两句似是将皎然的诗比作“鸑鷟吟”及“琅玕音”来褒美；接下来四句将谗者（“枭”、“泾流”）与其无法侵扰的贤人（“鹤”、“渭水”）进行比照；随后两句以俗乐流行中雅声〔8〕之奏响来赞颂皎然的诗；末两句将皎然比作师旷（字子野），若令皎然诗作响彻于世，则世可抛却俗声，而谗者以及由其掀起的“浮浅”风潮亦将平息。诗中由谗者与贤人、浊与清、俗与雅等对立概念为轴所构成的逻辑框架及实用的诗语，都体现出了他的创作个性。
另一组诗乃送别一名为邬傪之人踏上旅程之作。皎然诗为《五言送邬傪之洪州觐兄弟》（卷四）。
年少足诗情，西江楚月清。书囊山翠湿，琴匣雪花轻。久别经离乱，新正忆弟兄。赠君题乐府，为是豫章行。〔9〕
关于邬傪其人不详，从诗中的描绘可以感觉到他的年少及未经世故。“久别经离乱”一句，当指建中贞元之际的节度使联合叛乱，特别是建中四年（783）至兴元元年间的践踏、蹂躏江淮各地的李希烈之乱，故诗约作于兴元元年春。诗的第三、四句可作见青山之绿则即兴赋诗，见飘飘飞雪则随之奏乐解，以此褒扬其多才多艺。尾句虽〔10〕然借用了乐府之题“豫章行”，但形式上依旧是五律。与此相应，孟郊诗为《同昼上人送邬秀才江南寻兄弟》（卷七），可以认为是同期之作，但形式上却是五古，并非统一。极有可能是选用了自己比较擅长的诗体。诗题虽也有将“邬秀才”写作“郭秀才”、“邵秀才”的版本，据皎然的诗作可以断定此处写作“邬秀才”是正确的。
地上春色生，眼前诗彩明。手携片宝月，言是高僧名。溪转万曲心，水流千里声。飞鸣向谁去，江鸿弟与兄。
这首诗与上面的《止馋作》一样，比皎然的诗难理解。从二诗均用庚韵这一点来看，其唱和的意图很明显，但二诗不仅形式相异，表达上也体现出孟郊一流的炼句功夫。第三句中的“片宝月”，应是“一片宝月”之意，暗指先前皎然赠予的诗作，从而与第四句一起，称此乃皎然所赠，因得以拜见高僧雅作。第二句的“诗彩明”也可以认为是立足于赠与邬傪的皎然等人的作品的表达。诗的第五句是说自此旅途遥遥，在托出“万曲之心”的同时也表达了心之万千波动；第六句以“水流”道出即使彼此远离，心灵上却是息息相通的。虽不是直接唱和之作，这首诗也有意识地应和着先写就的皎然诗作。相比诗的整体流程上易于理解的皎然诗，孟郊显然所作的是力求呈现自己独特的创作个性之诗。孟郊向皎然寻求认同、在各个方面接受其影响的同时，可以说已经有意识地打出了自己的个性大旗，向着具有自己独特创作个性的方向前进了。
孟郊来皎然处拜访，包括诗会的其他成员在内，与他们交往的时间并不很长，但这段经历似乎深深地铭刻于心。在他的诗集中还保存着两首皎然过世后回首往事所作的诗。下面依次列举二诗。首先看《逢江南故昼上人会中郑方回》（卷十）。
此诗附有“上人往年手札五十篇相赠云以为它日之念”这一题下注。关于郑方回的生平事迹，据《新唐书》卷七五下《宰相世系表》中郑氏·北祖的谱系载，为武城尉发之子，可见其名而不可得其详〔11〕。
相逢失意中，万感因语至。追思东林日，掩抑北邙泪。筐箧有遗文，江山旧清气。尘生逍遥注，墨故飞动字。荒毁碧涧居，虚无青松位。珠沉百泉暗，月死群象閟。永谢平生言，知音岂容易。
以五十篇诗作相赠，足以见证是对孟郊诗人资质的一种认同。在这里，或许源于失意之故，诗人对皎然所怀有的谢意，对沉醉于作诗应酬的往昔的追忆，更是表达得酣畅淋漓。行文亦率直奔放，无生僻晦涩之处。所用为人所习见的“慧远”及“支遁”的典故，在表达对深怀文学之才的高僧的追慕上也是恰到好处。此诗的创作年代虽然无从考据，但从首句的“失意中”一语来看，诗当作于进士及第前。果〔12〕若如此，则皎然离世的时间将在孟郊及第的贞元十二年以前。
另一首则作于孟郊晚年定居洛阳后，极有可能为元和六年（811）前后，缅怀与皎然以及陆羽曾有的交游，托返回湖州的陆畅带至二人墓前之作《送陆畅归湖州因凭题故人皎然塔陆羽坟》（卷
〔13〕八）。
渺渺霅寺前，白蘋多清风。昔游诗会满，今游诗会空。孤咏玉凄恻，远思景蒙笼。杼山砖塔禅，竟陵广宵翁。绕彼草木声，仿佛闻余聪。因君寄数句，遍为书其藂。追吟当时说，来者实不穷。江调难再得，京尘徒满躬。送君溪鸳鸯，彩色双飞东。东多高静乡，芳宅冬亦崇。手自撷甘旨，供养欢冲融。待我遂前心，收拾使有终。不然洛岸亭，归死为大同。
首句的“霅寺”，乃湖州霅溪旁的兴国寺，第二句的“白蘋”即位于霅溪附近的白蘋洲。据称此处由梁太守柳恽《江南曲》（《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卷八）中所咏“汀洲采白蘋，日落江南春”两句而得名。从皎然《五言晦日陪颜使君白蘋洲集》（卷三）等几首留存下来的作于此地的诗中，可以窥见此处曾是他们诗酒宴游之所。“杼山”与“竟陵”，毫无疑问是指皎然与陆羽。皎然曾居住在湖州杼山的妙喜寺，他的坟墓被认为极有可能设在此处；而陆羽不但是竟陵人，且自号“竟陵子”，他的坟墓亦安置在湖州。孟郊与陆羽也过往甚密，贞元二年（786），陆羽在江西上饶修建山居之时，孟郊前去拜访，并作《题陆鸿渐上饶新开山舍》（卷五）一诗。此外，“砖塔”乃火葬后存放僧侣骨灰的砖塔，这里意指坟墓。同时，“广宵”乃死后的世界，陆机《挽歌诗》（《文选》卷二八）中有“广宵何寥廓，大暮安可晨”（“广”，五臣注为“圹”）两句。“藂”与“丛”意思相同，这里当指被灌木以及杂草所覆盖的二人的墓地。由与“京尘”成对出现这一点来看，“江调”一语可以认为是指曾在江南之地亲密交往过的皎然等人的诗风。这一诗语在孟郊的诗中几度出现，下文也将提及。此诗收尾处的“洛岸亭”，是指孟郊在洛阳的立德坊构筑新居后，于居所前潺湲流淌的河川旁修筑的生生亭（卷五收有《生生亭》一诗）。对孟郊来说，此诗可称之为风烛残年之作，此时重新追怀与皎然、陆羽的交往，视与他们曾有过的文学交流为难能可贵的经历这一点犹为引人注目。
虽然是一种反复申说，三十五岁左右至四十岁之前的数年里与皎然的交流，对孟郊来说，堪称其生命流程中弥足珍贵的体验。在其踏入官僚社会之前，即一名不闻之时，仅此就带给了他此后的行动以及文学倾向不可小视的影响。与皎然的交往所具有的意义
在皎然以及与他有过交往的人们之间，存在着探索新文学的炽热与执著。这里想论述在这种文学活动当中，他与孟郊的关系上引人注目的几点。首先是联句的创作。以颜真卿、皎然、皇甫曾等为中心所举行的诗会上产生了众多的联句作品。这些联句所具有的特征、以及与元和时期的联句的关系等问题，在蒋寅《大历诗人研究》（中华书局，1995）一书中已有论述，毋庸敷述。这里仅期引起注意的是，诗会上作为即席文学的联句所具有的趣味性有当得以再认识之处。《三言拟五杂组联句八首》、《七言大言联句》、《七言小言联句》、《七言醉语联句》（以上皆出自《昼上人集》卷十）等富有游戏意味的诗作以及《五言月夜啜茶联句》、《五言夜宴咏灯联句》（与上同）等歌咏雅宴之貌的诗作等，在继承南朝此类诗作框架的同时，可谓开辟了新时代的联句。而且，有别于宫廷诗坛，在地方诗会这一新场所重新展开联句创作的这一举动，或许也是地方的文学集团自信足以引领时代的表现。所以，他们的联句也必定会带给没有参加诗会的人们以影响。孟郊当时虽不在场，但诗人们的诗作他肯定是通览过的，从而得以体味到联句这种文学样式的趣味性的可能性极大。孟郊、韩愈等人的联句与皎然的联句特征迥异，可称作后者的直接传承的当推白居易、刘禹锡等人的联句。然而，先于刘、白，早在贞元年间孟郊既已尝试联句创作的这一背景上，却可以认为是受到皎然等人联句影响作用后的产物。随后，由遇到韩愈这一得心应手的和诗对象，继而才开拓出以《城南联句》为代表的内容、形式皆焕然一新的联句世界。关于孟郊与韩愈的联句，将在后面作详细阐明。《城南联句》中有这样一节，“惟昔集嘉咏，吐芳类鸣嘤。窥奇摘海异，恣韵激天鲸。肠胃绕万象，精神驱五兵。蜀雄李杜抜，岳力雷车轰。大句斡玄造，高言轧霄峥。芒端转寒燠，神助溢杯觥”。这里以假定在城南之地召开的诗会的方式，表达了试图通过文学去建造世界的雄心壮志，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最大限度地追求文学各种可能性的元和时期文学倾向的一种代表性内容。原本这样的诗句正与韩愈、孟郊的创作个性相符，是彼此唱和的产物。只是，孟郊与韩愈一同，在其对文学所持有的探求姿态、在其培植建构对新文学样式兴趣的基础部分上，有受皎然以及他的诗会的影响的可能性是不能否认的。正像皎然的《诗式》就是一个力证一样，在诗会上，对诗歌理论的探究曾经风行一时，探求新文学的热情也一度高涨。孟郊虽然没有理论性著作，然而其力求在诗的世界里开创出一片新领域的姿态上，可以认为皎然等人对诗论探究的身体力行对其有着不小的影响。这一点并没有明文记录或是以作品的形式明了地予以证实，但是作为构成孟郊文学基础的一个侧面却值得我们思考。
若从文学探究的角度出发，尊重、模仿前代的哪些诗人或作品这一点也是值得关注的。就皎然来看，首先《诗式》里列出的是李陵、苏武、《古诗十九首》、曹植、刘桢、谢灵运。关于谢灵运，有“上蹑风骚，下超魏晋”的高度评价，因其为皎然之祖先，说是理所当然亦尚无不可。这里更应予以关注的是，书中对建安文学中曹植、刘桢的高度评价：“邺中七子，陈王最高。刘桢词气，偏正得其中，……与十九首其流一也”。而且并非仅仅在《诗式》中，在皎然的诗作当中，也可以看到像《五言奉和陆使君长源水堂纳凉效曹刘体》（卷三）、《奉送袁高使君诏徵赴行在效曹刘体》（卷四）这样诗题当中有“效曹刘体”字样的诗例。在建安诸士中，特别论及曹植、刘桢二人并非少见之事。钟嵘《诗品》即在上品中依次列出了曹植、刘桢还有〔14〕王粲的名字，且给予曹刘二人以更高的评价。继而后代，《沧浪诗话·诗体》篇将“曹刘体”作为诗体的一种进行分类也是众所周知的。由此看来，将曹植、刘桢的诗作为一种典范加以推崇并不单单仅限于皎然一人，然而，在诗题中标榜出效仿其诗风的这种积极姿态，〔15〕依旧是值得注目的。另一方面，孟郊对建安文学的风格也是推崇有加，在《招文士饮》（卷四）中可以看到“曹刘不免死，谁敢负年华”以及《赠苏州韦郎中使君》（卷六）中“尘埃徐庾词，金玉曹刘名”等这样的诗句，可见其在建安文学当中对曹植、刘桢尤为推重。孟郊与韩愈等人同为具有浓厚复古主义文学倾向的诗人，所以他对建安、特别是曹刘文学怀有推崇之意看上去是理所当然，《赠苏州韦郎中使君》被推定为贞元六年之作，而他在与皎然、韦应物等人的交往〔16〕之中已经表现出这种思考意向，这一点应当引起注意。从这一意义上讲，不能忽视以皎然为中心的诗人们整体上所具有的尚古的文学倾向。与皎然一起为诗会倡导者的颜真卿，正像对待安史之乱尤为态度决绝那样，是一位忠义刚直的政治家。他的思想对诗会的成员们来说当起过中流砥柱的作用。他亦以书法家的身份为元德秀（鲁山）的碑文亲笔挥毫。元德秀与古文运动家李华、萧颖士等人有过交往，孟郊在《吊元鲁山十首》（卷十）等诗当中表达了对他的景慕，对持有复古主义思想的人来说他是富有象征意义的存在。他与酷爱陶渊明、擅长古体诗的韦应物自不待言，与皎然、陆羽等人也都处于同一文学〔17〕倾向之下。从而，虽然不能说孟郊推崇建安文学、怀有复古主义的文学思想是受皎然等人的直接影响，但在他将此作为支撑自己文学的支柱之一而高擎的背景上，来思考湖州与苏州诗会的存在，也未必是一种牵强附会。
以上是从皎然等人文学活动的角度所进行的分析。若从孟郊的角度来看，最值得留意的是“江调”一词。由《送陆畅归湖州因凭题故人皎然塔陆羽坟》中的“江调难再得，京尘徒满躬”一句始，至《与王二十一员外涯游枋口柳溪》（卷五）中的“江调摆衰俗，洛风远尘泥”、《奉报翰林张舍人见遗之诗》（卷七）中的“江调乐之远，溪谣生徒新”等诗句，这一词在其诗中反复出现过。除孟郊以外，“江调”在其他诗人的诗作当中却难以发现。这一词或许是他个人独创之语，从字面上来理解当指江南之地的乐曲。由此，则有南朝宋刘铄《拟行行重行行》（《文选》卷三一）中“悲发江南调，忧委子衿诗”一句，参考李善注中所引的汉乐府《江南》，将“江调”作为江南的民歌来理解也是可能的。实际上，孟郊在《城南联句》中所言“菡萏写江调”（此句后附有韩愈的诗句“萎蕤缀蓝瑛”）极有可能是作为与采莲相关连的民歌这一内容来使用的。然而，由上面三首诗皆属其晚年之作来看，内容上绝非如此单纯。不仅《送陆畅》一诗如此，《与王二十一员外涯游枋口柳溪》中，“江调”与“洛风”这一对词语分别指江南游历期间的诗作与在洛阳定居以后的诗作——华忱之、喻学才在《孟郊诗集校注》中所作的这一解释似更为妥当。虽然“江调”在《翰林张舍人》中与“溪谣”成对出现时的解释还存有商榷余地，若从孟郊自述文学与处世的作品整体上来看，“江调”依旧应该作为其在江南所习得、形成的诗风及作品去理解。如贾晋华在《皎然年谱》一书中所说，“江调”一语指皎然等活跃于江南之地的诗人的作品及诗风，孟郊的诗中反复使用这一词语，表达了孟郊对皎然始终如一的尊敬之情，这样去理解应该是更合适的。基于以上看法，我们也可以认为，皎然与其诗会所具有的意义对孟郊来说，都曾是极为重要的。此外，从交往的意义这一视点来看，虽然与文学并非直接相关，但在与孟郊的交往上具有相对重要意义的人物当中，通过皎然或者以其为中心的诗会得以结识之人不占少数这一点是不该忘记的。韦应物、陆羽如此，后来孟郊曾几度寄身于其门下，得到其庇护的陆长源也如此，两次献上诗作的包佶以及孟郊的主试官吕渭等人，都有通过皎然〔18〕的介绍而得以相识的可能性。在孟郊的交际网中，与韩愈、张籍、李翱等这一群体的交往以及由他们的介绍继而派生的交往所具有的重大意义，长期以来一直受人注目。然而，在江左一带，以皎然为中心所实现的交往，应该说也同样具有着重要意义。对于不受仕途眷顾的孟郊来说，二者均为不可或缺的重要人际关系。
大历九年（774），在颜真卿主办的诗会上所促成的联句《水堂送诸文士戏赠潘丞联句》（《颜鲁公文集》卷十五）中，陆羽这样描绘此次诗会:“会异永和年，才同建安作”，将在兰亭和邺都的文人们的雅聚引为例证，歌咏了诗会的盛况。然而，这里的“永和”和“建安”并非仅仅局限于这一单纯内容。实际上诗人在选择使用典故的同时，作为他们文学志向、典范的对象已经自然地被溶入到典故当中了。虽然孟郊与皎然、陆羽的交往是后来之事，但在这种诗会氛围的熏陶下，孟郊也必定将其作为营养成分而加以摄取，至于是否产生了关涉到诗风的直接影响姑且不论，他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所得到的收获亦颇丰。后来，在孟郊的两首存留下来的对皎然的追怀之作也间接印证了这一事实。虽然孟郊的创作个性在与韩愈相识之后才得以充分发挥，但在此之前曾带给他的使其顺利走上诗人道路的有形无形的影响这一点上，皎然等人的存在是具有无可否认的重要意义的。它是孟郊在此之后作为诗人从事各种活动的立足点，这是毫无疑问的。二 孟简与孟氏一族与孟简的关系
在孟郊现存的作品当中，科举及第前的创作不在少数，而可以断定为以乐府及咏怀为中心、叙述具体事例或与人交往的创作并不多。然而其中赠予同一宗族孟简的作品，涉及到他的应试、及第的诗却有六首留存下来，这在考察孟郊及第以前的生平事迹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依凭。而且，他们之间的交往一直延续至后来，从中可以窥见孟简的存在对孟郊来说所具有的分量。由此，在了解孟郊的生平事迹时，有必要将他与孟简的关系作一整理。
孟简传见于《旧唐书》卷一六三以及《新唐书》卷一六〇。据二书，孟简字几道，平昌（隶属德州，今山东省北部）人，武则天当朝时官为同州刺史的孟诜之孙。只是平昌一地以显贵家族聚居而著称，从后面给出的孟郊的作品等来判断，他的籍贯应在江南。历任谏议大夫、常州刺史、浙东观察使、山南东道节度使、太子宾客等官职，卒于长庆三年（823）十二月，享年无记载，生年亦不详。孟郊称其为从叔（十六叔），不可知是否乃近亲。其年龄当于孟郊相差无几，由韩愈《贞曜先生墓志铭》中“初先生所与俱学同姓简，于世次为叔父”的记载也同样看不出其辈分的相异。
孟简科举及第之年无从知晓，且徐松《登科记考》卷二七“附考”中两处提及孟简，分别为：“郊之叔，见孟郊诗”；及“《旧书》本传，简字几道，平昌人。……按此与孟郊之叔别是一人”。然而，孟简，字几道，乃孟郊之从叔一如《贞曜先生墓志铭》所载，且孟郊与韩愈共同咏赋的《雨中寄孟刑部几道联句》中也标记明晰，《登科记考》中“别是一人”的判断显然是错误的。同时，《登科记考》以《唐诗纪事》卷四一中的逸事为依据，将孟简的登第时间记为元和中，〔19〕这种类似小说的逸闻趣事当不足为信。
虽非直接资料，同时代李观《贻先辈孟简书》（《全唐文》卷五三三、《李元宾文编》外集卷二）一文值得关注。文中记有“仆长于江表，今未弱冠”一句。李观于贞元十年（794）二十九岁时离世（韩愈《李元宾墓志铭》），若他在二十岁之前既以“先辈”来称呼孟简的话，孟简的及第当在兴元元年（784）前。虽然无确凿证据证明此“孟简”与所论孟简乃同一人物，但由李观曾居于苏州来看，无论是时间还是地域上都是比较相符的。倘以上推断属实，则孟郊在孟简前赴应举时所赠的下面两首诗，当作于建中四年前。《山中送从叔简赴举》（卷七）
石根百尺杉，山眼一片泉。倚之道气高，饮之诗思鲜。于此逍遥场，忽奏别离弦。却笑薜萝子，不同鸣跃年。《山中送从叔简》（卷七）
莫以手中琼，言邀世上名。莫以山中迹，久向人间行。松柏有霜操，风泉无俗声。应怜枯朽质，惊此别离情。
据上面《贞曜先生墓志铭》的记述，孟郊与孟简曾一同攻读准备应考。当时，在寺院等地，借其藏书埋头苦读之人不在少数，他们二人也极有可能利用了该场所。诗题的“山中”一语也让人作此想。只是，此“山中”具体为何处无从考据。这两首诗，将身处之地描绘成远离俗世的隐逸场所，无非是一种诗语表达，倒不如说在“却笑薜萝子，不同鸣跃年”二句中，可以真切感受到在科举应试上自己虽然落在后面却不甘服输的情绪。《贞曜先生墓志铭》中，在评点了孟郊诗的精妙处后，载有“有以后时开先生者，曰，吾既挤而与之矣，其犹足存邪”这段意味深长的逸闻，接下来有“年几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来集京师，从进士试，既得，即去”的记载。淡泊名利、一应试即中举这样的写法原本是一种文辞修饰，若是“尊夫人之命”而应试科考，且在其中年之后，那么他在青年时期，特别是二十几岁时有着怎样的生活就留有疑问。可惜，没有相关资料可待解译。《旧唐书》其传中也仅有“少隐于嵩山，称处士”的记载（《新唐书》卷一七六传中亦基本相同），不说事实与可供考证的资料，连可以成为旁证的记事也不可获取。然而，不可完全否认，由此记述，孟郊青年时代的生活通过何种方式而得以反映的可能性却是存在的。虽是后来之事，孟郊接受在洛阳的选官调职而得溧阳县尉一职后，不仅在洛阳的立德坊营置了新居，更有《贞曜先生墓志铭》所记“葬之洛阳东其先人墓左”，可见，他与洛阳之缘非浅。虽是后期之作，他亦有作于嵩山的作品。所以，即便没有旁证，〔20〕依现状，“少隐于嵩山”也不能排除并非是一种误传的可能。
继上面二首，孟郊还有得知孟简金榜题名后所作诗篇留存下来。《舟中喜遇从叔简，别后寄上，时从叔初擢第归江南，郊不从行》（卷七）
一意两片云，暂合还却分。南云乘庆归，北云与谁群。寄声千里风，相唤闻不闻。
由诗题可知这是孟简应试告捷返乡途中，与孟郊的意外相逢。由“北云”对“南云”这一交代，孟郊此时或居于“北”，抑或非“北”行而不可，至于这“北”指何处、缘何向北却难确考。在华忱之《孟郊年谱》中，此诗被认为作于贞元七年孟郊赴长安赶考时，据此这一年当正是孟简及第之年。然而，单从上面李观的文章来看，孟简的及第是在兴元元年以前，而孟郊的初次应试则早于贞元八年，从任一角度看这一系年都是不正确的。若是应试以外目的的北行，那么此行或是投奔某人之旅，或是洛阳附近有其一生活居所。实际上，在兴元元年，始于数年前的藩镇叛乱依旧气焰嚣张，以至于连德宗也无奈逃至奉天，若是这一非常时期居于黄河流域，当是存在迫不得已的特殊理由的。关于这些问题，因其他可供参考的资料阙如，暂且作为疑问搁置在此。
至于孟郊个人的科举应试，据华忱之《年谱》提出贞元八年初次参试并落第一说以来，学界大多沿袭此说，直至后来贾晋华在《华忱之〈孟郊年谱〉订补》一文中以及《皎然年谱》中，提出孟郊在贞元四年应试并落第一说。孟郊有《叹命》一诗（卷三）：
三十年来命，唯藏一卦中。题诗怨问易，问易蒙复蒙。本望文字达，今因文字穷。影孤别离月，衣破道路风。归去不自息，耕耘成楚农。
贾晋华据此诗，认为可以将孟郊落第看作是他三十几岁时的经历（贞元八年，孟郊四十二岁），同时，他在贞元六年所作《春日同韦郎中使君送邹儒立少府扶侍赴云阳》（卷八）诗，末尾
独惭病鹤羽，飞送力难崇。
乃倾述自身的失意落第，加之《赠李观》（自注，观初登第）（卷六）诗的起始
昔为同恨客，今为独笑人。捨予在泥辙，飘迹上云津。
这样的道白，贾晋华认为与贞元六年落第的李观同样，孟郊在贞元八年以前既已有过落第的惨痛体验，以这些为佐证从而提出了此说。除此以外，《上包祭酒》（卷六）诗的末尾有：
愿将黄鹤翅，一借飞云空。
而《赠万年陆郎中》（卷六）诗的末尾：
江鸿耻承眷，云津未能翔。徘徊尘俗中，短毳无辉光。
分别是乞求获得包佶与陆长源举荐的诗句。包佶在贞元元年六月至四年夏任国子祭酒，而陆长源为万年县令则是贞元三、四年时，据此得出孟郊在贞元四年春应试落第之说。此说虽无确证，但贾晋华之说比起华忱之来，可谓更具有充足的说服力。
下面这首《贫女词寄从叔先辈简》（卷一）被认为是孟郊初次落第后即赠予孟简的诗作。
蚕女非不勤，今年独无春。二月冰雪深，死尽万木身。时令自逆行，造化岂不仁。仰企碧霞仙，高控沧海云。永别劳苦场，飘游无垠。
由诗题中仅冠有“先辈”一称，可知孟简当时还未在吏部试中及第。若他是在兴元元年之前科举及第，那么距其任官则经历了漫长的一段时间，而这其中，似乎也关涉到孟简的家庭内部之事。接上面李观的书信，下文这样写到：“是以昨昼徒步奉寻所居，将拜足下先丈人之灵，问足下不灭之戚。如何称倦哭泣，辄安床褥，辞以有疾，坐而诬我。人子丧礼，岂其然乎？”可见李观前去拜访问候之时，孟简正处服丧中。若服父丧，期间则不得应试，由此贞元四年依旧未能任官也不足为怪。〔21〕
贞元九年正月，孟简与孟郊等人曾于大雁塔上署名，其名前冠以“校书郎”三字。由此可知，他至上一年的贞元八年前业已荣登博学宏词科，由孟郊《送从叔校书简南归（一作东游）》（卷八）与《感别送从叔校书简再登科东归》（卷七）二首，登科时间当为八年春。前诗的开头咏为：
长安别离道，宛在东城隅。寒草根未死，愁人心已枯。
而后诗的末尾有
独恨鱼鸟别，一飞将一沈。
之叹，从中可以窥知孟简的及第与孟郊自身的落第当属一年。
如此一来，捷足先登跨入官场的孟简，在藐视依旧跋涉于应试途中的孟郊的同时，基本上实现了自己一帆风顺的出仕梦想。对于既同族、且有过共学经历的孟郊，他似乎并非充满好感。贞元十二年，孟郊终于及进士第时，既没有示意于孟简之诗，也没有向他援求引荐之诗留存下来。而且原本也看不出孟简为了孟郊的及第以及出仕做过何种努力。问题具体出在孟郊身上，还是如李观愤怒于他的态度那样，一切源于孟简的人品，个中详情不可细知。由留存下来的诗文来看，贞元九年后，二人曾断绝过交往。可以确知再次延续交往的作品，则在永贞元年，孟郊结束溧阳县尉任职，护送母亲前往义兴自家一族的庄园之际，孟简所作《送东野奉母归里序》（清，凌锡麒《德平县志》卷一一《艺文》引）。
秋深木脱，远水涵空，升高一望而客思集矣。而东野于此时复奉母归乡，临崖岐袂，赠别之诗于是焉作也。夫道茂者随物而安，学至者缘情而适。东野学道守素，既以母命而尉，宜以母命而归，应不效夫哭穷途歌式微者矣。若夫悲秋送远之际，瞻顾黯然，此江淹之所以销魂也，况吾侪乎。
按韩愈《贞曜先生墓志铭》云“从进士试，既得即去。间四年，又命来选为溧阳尉，迎侍溧上”，可以推知孟郊任溧阳县尉乃贞元十七年，接上文，又有“去尉二年，而故相郑公尹河南，奏为水陆运从事，试协律郎”一段记载，以及孟郊《乙酉岁舍弟扶侍归兴义庄居后独止舍待替人》诗（卷三），可知他辞去尉职乃永贞元年。此外，孟郊在溧阳县未能尽县尉之职而被削俸至半一事，陆龟蒙《书李贺小传〔22〕后》（《甫里先生集》卷一八）中有详细载录。作此序文时，孟简在尚书省员外郎（仓部员外郎抑或刑部员外郎）任。时值秋季，至于作于何处在文中难以确知。若正值孟郊为谋下一官职前往京师，那么可以设想序文乃作于送别之际。在“送序”这一内容上并无特别值得探讨之处，只是序文中“既以母命而尉，宜以母命而归”，对“母命”的强调十分引人注目。孟郊对其母的体贴关爱，在家喻户晓的《游子吟》（卷一）中已所见了了，而韩愈、孟简的文章中表述其母存在的举足轻重，在考察孟郊人品时当是不可忽视的一点。
孟郊于翌年的元和元年，很可能是为了谋职求官前赴京师，不期而遇从贬谪地返回的韩愈，二人集中进行了联句的创作。其中即有《雨中寄孟刑部几道联句》。孟郊与韩愈的联句共有十三首留存下来，诗题中可见人名的联句仅二首，尚有一首为约作于贞元十三年秋至十四年初春的《赠剑客李园联句》。“剑客李园”为何许人不甚明了，所以创作背景亦模糊不清。而这首体现孟郊与孟简关系的联句，不仅孟郊的态度可览，尚可窥察韩愈的观点，可谓饶有意味。全诗共六十句，最初为两句一交替，后半部分则洋洋洒洒十句一交替，最后以十二句一交替为终结。在一篇诗作中不受限制、自由更换彼此担当的句数乃韩孟联句的一大特征，此点在后面联句一章中另作汇总。
秋潦淹辙迹，高居限参拜（愈）。耿耿蓄良思，遥遥仰嘉话（郊）。一晨长隔岁，百步远殊界（愈）。商听饶清耸，闷怀空抑噫（郊）。美君知道腴，逸步谢天械（愈）。吟馨铄纷杂，抱照莹疑怪（郊）。撞宏声不掉，输邈澜逾杀（愈）。檐泻碎江喧，街流浅溪迈（郊）。念初相遭逢，幸免因媒介。祛烦类决痈，惬兴剧爬疥。研文较幽玄，呼博骋雄快。今君轺方驰，伊我羽已铩。温存感深惠，琢切奉明诫（愈）。迨兹更凝情，暂阻若婴瘵。欲知相从尽，灵珀拾纤芥。欲知相益多，神药销宿惫。德符仙山岸，永立难欹坏。气涵秋天河，有朗无惊湃（郊）。祥凤遗蒿鷃，云韶掩夷靺。争名求鹄徒，腾口甚蝉喝。未来声已赫，始鼓敌前败。斗场再鸣先，遐路一飞届。东野继奇躅，修纶悬众犗。穿空细丘垤，照日陋菅蒯（愈）。小生何足道，积慎如触虿。愔愔抱所诺，翼翼自申戒。圣书空勘读，盗食敢求嘬。惟当骑欵段，岂望觌珪玠。弱操愧筠杉，微芳比萧薤。何以验高明，柔中有刚夬（郊）。
是年当是秋雨连绵，此联句之后他们亦作有《秋雨联句》。联句由受秋雨阻隔无法前去拜谒，得以想见孟简咏起。每两句一交替的前十六句，不断变换表达方式的同时兼以赞颂孟简，抒发了想见君而不得见的怅憾。在每十句一更替之处，韩愈回忆自己与孟简的初相逢，将飞黄腾达的彼与受挫失意的己对比写来，以求引荐。而孟郊则采用了比喻的手法赞扬了孟简的德高望重，在避开直接表达之处相反给人以冷淡疏远之感。最后的每十二句一交替之处，韩愈继续反复着自己与孟简的对比，以“斗场再鸣先，遐路一飞届”赞其一表英才，继而以“东野继奇躅，修纶悬众犗”二句将孟郊也列入褒扬行列，赞颂孟氏一族的卓异。只是在“穿空细丘垤，照日陋菅蒯”等处，表现得过分谦逊，当作为联句所固有的游戏性质来看待为佳。继韩愈之语，孟郊自谦讷于处世的自己无法与孟简相提并论，而收尾两句等处却可窥见他的强烈自负。虽然联句的具体创作背景不明，但是此乃赠予二人共识的身为朝廷达官的熟人、以求引荐之作却是确实的。如此读来，比起使用更直接表达方式的韩愈，心存戒备的孟郊，更给人留下淡漠疏远之感。正像科举及第前的诗中不见其对于情感的直接倾吐，这或许也是缘于联句这一形式本身，然而，其后二人的关系在孟郊心里投下阴影的可能性也不能否认。
孟郊于此元和元年冬，应河南尹郑馀庆之邀，作为河南水陆运从事、试协律郎任职于其幕下，不久即在洛阳营置了居所。直至此后的九年八月，再度受已为山南西道节度使的郑馀庆之邀，赴任兴元军参谋一职的途中谢世之前，一直居于洛阳。其间，可见与孟简交往的诗有二首。一首为《同从叔简酬卢殷少府》（卷七），乃是与登封县尉卢殷的唱酬之作。华忱之《年谱》中认为此诗作于元和三年，此推算应不会有大的出入。孟郊别有一首《吊卢殷十首》（卷十），他与卢殷的交往值得人关注，而成为二人交往契机的上诗，是与孟简同时而作这一点显得耐人寻味。韩愈在《登封县尉卢殷墓志》（《昌黎先生集》（卷二五）中，在卢殷友人中列出了孟郊与孟简的名字，很可能是孟简将卢殷介绍给孟郊的。只是从诗作内容上无法窥见个中经纬。另一首为《送谏议十六叔至孝义渡后奉寄》（卷七）。这是元和六年孟简由谏议大夫贬谪至常州刺史，在洛阳城东孝义渡送别时的作品。
晓渡明镜中，霞衣相飘。浪凫惊亦双，蓬客将谁僚。别饮孤易醒，离愁壮难销。文清虽无敌，儒贵不敢骄。江吏捧紫泥，海旗剪红蕉。分明太守礼，跨蹑毗陵桥。伊洛去未回，遐瞩空寂寥。
孟简具体赴任的时期不甚明了，诗中亦无季节性诗语，由孟郊《看花五首》（卷五）其三中的“芍药吹欲尽，无奈晓风何。余花欲谁待，唯待谏郎过”（华忱之将此处的“谏郎”解作孟简当是正确的）来推测，时当暮春。孟郊于四年丧母，兄弟们也皆居江南。孟简在行旅途中能特来看望自己定是让人欢喜万分的，而孟简也要远去江南所带来的孤寂也必然是无法掩饰的。这首诗蕴含着久违了的充沛、丰富的感情抒发，诗人在保持自己矜持态度的同时，亦流露出与交往多年的伙伴分离的依依不舍。元和六年对孟郊来说，实际上是伤情离别之年。此年秋，原为河南县令的韩愈任职职方员外郎返回长安，而他的庇护者郑馀庆也将于冬季作为吏部尚书奔赴长安。无法获悉当时他是否已经预感到终将至身边萧索孑然一人的命运，但这首向对自己未必充满好感的孟简所表达惜别深情的诗，过后看来别富象征意味。
至于与远去江南后的孟简是否依旧有过何种方式的交往难于确考。总之，在怀念江南亲族的诗中看不到孟简的身影。而在孟郊身后的殡葬中，亦找不到孟简曾起过何种作用的痕迹。韩愈《贞曜先生墓志铭》中所记“初，先生所与俱学同姓简，于世次为叔父，由给事中观察浙东。曰，生吾不能举，死吾知恤其家”之处，被认为其中包含了连对葬仪也态度冷漠的孟简的批判，事实很可能就是如此。关于孟郊一族
孟郊一族，除孟简以外不得确知。孟郊有弟酆、郢二人，皆未曾科举及第，所以生平事迹亦不详。出现在孟郊诗中的人物，从叔有《西斋养病夜怀多感，因呈上从叔子云》（卷三）中的孟子云、《题从叔述灵岩山壁》（卷五）中的孟述；从弟有《分水岭别夜示从弟寂》（卷六）、《送孟寂赴举》（卷八）中的孟寂、《吴安西馆赠从弟楚客》（卷六）中的孟楚客以及《汝坟蒙从弟楚材见赠，时郊将入秦，楚材适楚》（卷七）中的孟楚材。其中，孟寂于贞元十五年进士及第，与张籍为同年。张籍作有《哭孟寂》（《张籍诗集》卷六）一诗。孟楚客与孟楚材很可能是兄弟，但详情不得细知。作为叔父（从叔），此外还有《陪侍御叔游城南山墅》（卷四）中的“侍御叔”、《抒情因上郎中二十二叔监察十五叔兼呈李益端公柳缜评事》（卷六）、《监察十五叔东斋招李益端公会别》（卷八）中的“郎中二十二叔”与“监察十五叔”，以上个人均不知具体名字。岑仲勉在《唐人行第录》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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