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浩月 著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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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的陀螺：写给亲人、故乡和远去的旧时光试读：
版权信息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世间的陀螺 : 写给亲人、故乡和远去的旧时光 / 韩浩月 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2 ISBN 978-7-5598-1573-6Ⅰ．①世… Ⅱ. ①韩… Ⅲ．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Ⅳ．①I267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16068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出版人：张艺兵全国新华书店经销开本：880 mm ×1 240 mm 1/32印张：6.25 字数：164千字2019年2月第1版 2019年2月第1次印刷印数：0 001~5 000册 定价：35.00元自序一枚陀螺的勇气
小的时候，陀螺是我最爱玩的玩具，它可以是木头的、竹子的、塑胶的、金属的，但底端都镶嵌有一颗钢珠。用绳子仔细地一圈圈地缠上，展臂一放，陀螺便颤颤巍巍地转动起来。而想要它旋转得更快、更稳定、更具美感，则只有用手里的绳子，一鞭鞭地抽打它。
在冰湖上，在尘土飞扬的地面上，无数孩子沉迷在这个游戏里。他们比赛，看谁的鞭子抽打得更响亮，看谁的陀螺旋转的速度更快……玩够了要回家吃饭的时候，大伙儿喊个“一、二、三，停”的口令，最后倒地的陀螺，它的主人便成为当天这场游戏胜利的玩家。夕阳西下，炊烟四起，散场的孩子收好自己的玩具，奔向闭着眼睛也能找到的家。
在孩子的眼里，陀螺只是个简单的玩具，但用大人的眼光看，陀螺便有了诸多的象征与隐喻色彩。诗人北岛在他的回忆文章里写童年时玩陀螺，开始还是愉悦的语气，结束时就有了警世的味道—“抽得越狠越顺从，不抽就东摇西晃得意忘形”。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希腊诗人塞弗里斯有一首名为《光线》的诗歌，把孩子形容为陀螺，“那些从船头斜桅跳进水去的小孩/像些仍在旋转的陀螺/赤条条地潜入漆黑的光中，/嘴里咬着一枚硬币，仍在游泳”。这些诗句不禁令我怀疑，国外有陀螺吗？查询后才知道，十七世纪中国发明了一种玩具叫“竹片蜻蜓”，十八世纪传到欧洲的时候被称为“中国陀螺”，说起来，“陀螺”这个名字还是欧洲人命名的。
诺兰电影《盗梦空间》的片尾，那枚旋转的陀螺究竟有没有停下来，成为令影迷们挠头的悬念。从诺兰对陀螺这个元素的使用手法看，他也是觉得，陀螺是个充满了哲学意味的符号，的确，有什么玩具能比陀螺更具命运感呢？
不用为《盗梦空间》的结尾操心，只要是陀螺，就一定会有停下来的那一刻。比起停不停得下来，更值得关注的，是去问询它在旋转的时候，或者被抽打的时候，有没有时间思考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为何而旋转？就像问一个漂泊许久的人，你在年轻的时候，离开故乡与母亲，有没有觉得自己像一枚被鞭子奋力甩打出去的陀螺？在借着惯性慢慢地滑远的过程里，有没有花点心思琢磨，为何自己生来像一枚陀螺，活得也像一枚陀螺？是否真的像北岛说的那样，被抽得越狠而变得越顺从了呢。
陀螺和风筝一样，都是很容易失去家乡的，这两者有诸多相似之处。如果风筝的旅途是天空，那么陀螺的行程便是大地。如果风筝惦记的是一条细细的线，那么陀螺牵挂的便是一根长长的鞭子……如果风筝的归宿是在大风中被撕碎散落四方，那么陀螺又岂能顺着早年留下的淡淡印痕找回出发的原点？
记得有一次站在某个城市的天桥上，看着人行道，忽然觉得，行人是如此匆忙与孤独，脑海里便出现了一个画面：他们在早晨旋转着走出家门，坐在公交车上的时候，静静地保持着体力，迈向城市中心地带的时候，又不禁加快脚步，他们的肩膀偶尔会产生一次碰撞，但顾不及有什么语言或肢体上的交流，便又匆匆旋向各自的目的地……这个画面让我有些惆怅，也有点想要微笑，生活无非是这样，很多时候并不用借助任何外力，你都要努力地加入到人潮当中。
还记得有一次与朋友在酒店里喝酒，一开始的时候有女人和小孩，满满一屋子的人，热闹非凡。我们俩喝酒的过程实在漫长，大家逐渐散去了，只剩下两个“酒鬼”，计划要把房间里剩下的酒全喝光。但不知不觉间，酒喝不动了，话也说不出了，面无表情地倒在各自的座位上……这多像两枚被遗弃的陀螺，他们有着各自的心事，不能毫无保留地倾诉，保持着距离，不能相互搀扶。人到中年的陀螺，大抵如此吧。
有没有漫画家愿意以陀螺为原型，创作出一系列表现都市人生活的漫画作品？要是有的话，那该是多么形象：它有着重重的脑壳，肥硕的身体，但全部的重量，都由一只细而尖的脚支撑；它全部的责任与理想，就是保持身体的平衡，不要跌倒，因为只要跌倒一次，就有可能没法再站起来了。在这组假想中的漫画作品里，会有骄傲的、谦卑的、亮闪闪的、灰头土脸的、从容淡定的、焦头烂额的各种形象吧。
民谣歌手万晓利在二○○六年的时候，为那些旋转着的、舞蹈着的、匍匐行进着的陀螺们写了一首主题曲，歌的名字就叫《陀螺》，“在田野上转，在清风里转，在飘着香的鲜花上转。在沉默里转，在孤独里转，在结着冰的湖面上转。在欢笑里转，在泪水里转，在燃烧着的生命里转……”每当我写到往事时，脑海里总会浮现这首歌的旋律，这旋律并不悲伤，反而有些淡淡的温暖与美好。这是时间的缘故，原先的那些尖锐、疼痛、寒冷、挣扎，很神奇地消失了。一枚陀螺的勇气，源自它所经历的疼痛；同样，它的释然，也来自对过往深切的理解和深情的拥抱。
二○一七年的时候，我认识了《财新周刊》的文化专栏编辑灵子，在她的邀约之下，开始撰写本书收录的主要文字。本书出版的时候，她已经去英国与哥伦比亚尝试新的人生旅程，因此，有关陀螺的故事，在这本书里开始，也在这本书里结束。亦要感谢策划编辑傅兴文、责任编辑金晓燕，帮我完成了这个为故乡与亲人写传的愿望。韩浩月二○一八年季夏一生所爱，山河故人父亲看油菜花去了
有许多个清晨，醒来拉开窗帘看到外面清亮的阳光、听到鸟鸣、感受到微风、内心充满喜悦的时候，会有一个声音说，父亲，我知道，这是因为你的缘故。对父亲唯一的记忆
父亲大约去世于一九八○年的某一个季节，那个季节可能是春天。
不要怪我说得如此含糊。因为父亲的离世，导致我童年与数字有关的一切均发生了紊乱：父亲的去世纪念日，我具体的生日，父母结婚的日子……青少年时期由于忌讳谈论这些话题，没有去确认与父亲相关的一些年份数字。
父亲去世那年我大约五岁，也可能是六岁。父亲自然是陪伴过我一段时日的，于是我也曾有错觉——父亲曾像别人的爸爸那样，把我举过肩头，带我走街串巷，从口袋里掏出卷曲的旧钞票给我买糖葫芦……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曾被我写出来的与父亲有关的记忆，逐渐被证实只不过是青少年时期臆想的延续。比如：父亲从田里回来，带回一兜甜甜的荸荠；傍晚的时候，我们一家三口在屋檐下吃饭，收音机里播放着评书。现在想来，这些画面不过是为了证实父亲曾在我生活里真实出现过，而我是把别处得来的画面进行了嫁接。
事实上，对父亲唯一清晰的记忆，来自他去世前数天的一个昏黄的下午。父亲的脸色苍白，他在久久失去意识后偶尔清醒，无比艰难地要求（我猜他那会儿拼尽了全身的力气）我到他身边。我的叔叔们和姑姑一阵呼喊，把躲在角落的我抓过来塞到父亲面前。父亲看清了我，想说话却说不出口，只是用手把一瓣橘子放在我嘴里——那是瓣冰凉、苦涩的橘子，至今我还记得那味道。
五六岁的我并不知道恐惧，面对将要离世的父亲，表现出完全不属于一个孩子的理性与清醒，可内心有一个声音在反反复复地提醒我：“记住他，记住他的样子，别忘记，别忘了他……”于是，父亲喂我橘子，便成了在我心中经得起岁月侵蚀的画面。当父亲去世的那一刻，命运的洪流从我脑海席卷而过，与父亲有关的一切都消失了，唯有父亲喂我橘子的画面，如同灾后的遗产，倔强地矗立在那里。父亲的消失
我的手里没有保留任何一张与父亲有关的照片。某天早晨醒来，我看到母亲坐在堂屋的门槛上，用剪刀一点点地把父亲从我们的家庭合影中剪去，母亲说，“他把我们扔下了，我们也不要他了”。
即便在我的童年逻辑里，这也是不成立的事情。但对母亲的说法，我不敢反抗，只是不去配合她去销毁那些照片。在农村，与去世之人有关的一切物品——睡过的床，穿过的衣服等等，都是要烧掉的。如果放弃父亲在这个世界上的影像，是为了我们以后能够好好地生活，那么，母亲的做法，或许也是对的。
母亲在生下我第二个妹妹后，将做结扎手术。母亲怕疼，父亲就替母亲挨了这一刀，做了男扎手术。这一刀之后，父亲躺在床上就再没起来过。先是手术感染，后又查出别的疾病。在熬过了“三年困难时期”之后，父亲没有等来他的好日子。在家里可以每天都能够吃到小麦煎饼和白面馒头的时候，父亲告别了他短暂的人生。按照我的年龄推算，他享年二十八岁，或者二十九岁。
我过了二十九岁后，心头有了一个想法：“此后的每一年，都是多出来的，因为我的父亲没有活过三十岁，我要替他好好地活。”
母亲在父亲去世那一天，无比痛苦，那种痛苦无法用笔墨形容，那是一个女人失去她在这个世界上唯一支撑之后的绝望。这种痛苦会带来恨，因为恨比怀念更长久。所以，我理解母亲，她把父亲的照片找出来，剪成一片一片，是恨；再放在一个瓷盆里烧掉，是要忘记。
在一种情感模式里，忘记一个人，去好好地生活，这是生者的希望，如果逝者可以说话，那也应是逝者的愿望。他看油菜花去了
父亲并非患绝症去世，他的病症在今天及时去医院的话，会很容易得到控制并治愈。父亲当时也不是没去过医院，只是，他是在拖了许久之后才去的医院，在医院没住几天，就忙慌着要求出院。从村庄到县城医院，有三十多公里路，几番折腾，父亲承受不住了。
我在亲人后来诸多的言谈中逐渐拼出了父亲去世的真相。奶奶每次谈到父亲的去世都会泪流不止，她也是最有胆量去批判的人，她会去咒骂爷爷：“为什么你不拿钱去救他？！”爷爷会唉声叹气，他有六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要养活，在村里孤立无援，一家人连饭都吃不饱，借来的钱不够住三天的医院，他去咒骂谁呢？
倔强的父亲不肯在医院待下去。他要回到自己用泥坯砖一块一块搭起来的房子里躺着，他不想看到三弟、四弟一去医院看到他就号啕大哭一场。他勉力拿出大哥的样子，以为靠自己的意志能斗得过身体的衰弱。
每每有亲人在谈论父亲的时候，我内心总有一句话想问：“你们为他做过什么？”但直到现在，这句话都没有向任何一个人问过。人的命，有时候的确经不住这么一问，没有人会给你一个让你释然的答案。
我想这么问，是因为我知道，如果这个家庭，可以拼尽全力去救父亲的话，父亲现在是有可能仍然好好地活在这个世上的。而在关键的时刻，并没有人拼尽全力。
为了不再去住院，父亲选择了信教。据传说，很多人通过信教连不治之症都治愈了。父亲和他的亲人们都选择了自欺欺人。
父亲康复的“神话”险些变成了真的。那年春天，院子里的人奔走相告，说父亲可以起床了，他去田野里了。正是油菜花开得最好的时候，等他看完油菜花回来，心情好，再吃上一顿饱饭，他就真的能像以前那样拿棍子教训不听话的弟弟们了。
可看完油菜花之后的第二天，父亲就处在了濒危的状态。人们把他去田野里散步的那段时光，形容为“回光返照”。
每每想到父亲，心里充满愤懑和痛苦的时候，我就要强行在脑海里，把父亲切换到他去田野里的画面。我没亲眼见到他去看油菜花，但在想象中，会觉得父亲走在和煦的春风里，脚下是松软湿润的田埂。父亲放眼望去，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油菜花，那会儿，他久病积郁的内心，会变得明亮许多吧。不知道那一刻他的脑海中，刻画过什么……寻找父亲
除了一堆黄土，这个世界再无与父亲有关的任何物件。他造的房子被卖掉，推倒重建了；他用过的家具消失无踪了；他所有的个人物品无人保存，连一张记载他的纸片也不存在。
我年轻时，有段时间执着于寻找父亲。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和我的几个叔叔谈论父亲，用他们讲的父亲的故事，来拼凑出父亲的样子。
我问二叔，我父亲是什么样的人？二叔说：“我们刚去大埠子的时候，没有住的地方，你父亲带着我们弟兄几个，把黄泥踩烂，加上稻草，做成土坯，一点一点垒成房子，垒起一间又一间。我们家里八九口人，每人都有了一间房子。你爹结婚后，就出去另盖房子了。”
三叔对我父亲感情最深，可听三叔说，父亲揍他揍得最狠。他说：“你爹揍人揍得狠，谁不听话就揍谁，几个兄弟没有不怕你爹的，他说东没人敢说西。有一次我和你四叔在小学校打篮球，不小心把你四叔的鼻子打破了，你爹拿一块红砖一砖把我拍晕了。可兄弟几个都服气你爹，因为他不会无缘无故打人。”
四叔说：“我们小时候，家里没有粮食吃，你爹带着我们兄弟几个，去田野里偷豆子吃，青青的豆子还没有成熟，我们趴在田埂里，怕被村里的干部逮到。等到每个人都吃饱了没成熟的豆子，才敢悄悄地回家，回家喝了凉水，每个人都拉肚子。可要是没有你爹带我们兄弟几个偷青豆子吃，我们早就饿死了。”
五叔说：“你父亲太能了，他初中毕业，是村里最有文化的人，才刚十七岁的年纪，就当了大队会计，村里有什么邻里纷争，解决不了的时候，都会找你父亲来说理。再大的矛盾，你父亲说几句话就化解了，村里人都服气。十七岁，可村里七十岁的老人都服他。”
我也想和六叔谈论他的大哥我的父亲。六叔年龄只比我大六岁，我父亲去世的时候六叔也是小孩子。我在和六叔一起杀猪混生活的时候，每次六叔喝酒喝醉了都会哭着说想他的大哥，说他大哥如果在的话，我们的日子就不会这么苦。
那段时间，我真的很想更多一些知道带我来世间的这个人。亲人的描述，让我知道了，虽然他的样子看上去柔弱，但他的性格脾气并不好，这样也好，这是一个真实的父亲形象，不是被美化出来的。
说来也怪，我在梦里梦到过许多人，但就是从来没有梦到过父亲，一次也没有。有时候午夜噩梦醒来，会突然间想这个问题，但想不通。像父亲那样
我成了两个孩子的父亲。大孩子是个男孩，小时候顽皮，长大了安静、理性、内向；小孩子是个女儿，无比乖巧，也幽默、伶俐。陪着他们长大，我觉得自己还算是个不错的父亲。
我和父亲在这个世界上的缘分很短，可从小至今，我却从来没有过缺乏父爱的感觉。反而，觉得父亲的爱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仿佛他的爱在某一个地方，源源不断地被我接收到，并转化为对我、对自己孩子的爱。
两个孩子都喜欢听我讲我小时候的故事，偶尔我也会讲到他们的爷爷的故事。关于爷爷的故事，总是很短，刚开始就戛然而止，但他们仿佛能听懂，也从不追问。
我竭力想要变成父亲希望我变成的样子，尽管我并不知道在他心目中，长大成家之后的我该是什么样子。
我努力地打磨掉性格里的急躁，去除内心的不安全感，把自己变得自信一点，在生活的荒诞与苦难面前，一直没有退缩，只因为确信，父亲会希望我这样。
父亲已经离开我太久太久了，但依靠那个唯一的喂我吃橘子的画面，我与父亲的联系并没有消失。
有许多个清晨，醒来拉开窗帘看到外面清亮的阳光、听到鸟鸣、感受到微风、内心充满喜悦的时候，会有一个声音说，父亲，我知道，这是因为你的缘故。母亲在远方
母亲没来学校看过我，没来过信，也没委托什么人捎来过东西。母亲的形象，就像在镜头里不断被推远的雕塑，远得像个黑点。偶尔思念她的时候，那个黑点会亮一下，然后又坠入无边的黑暗。那个叫大埠子的村庄，仿佛囚禁了母亲，而我也像一直活在溺水状态，根本没有力气去解救她。1
手机来电。来电人的名字显示只有一个字，“娘”。
我用手机二十多年了，母亲打来的电话不超过五次。她换了号码，也不会告诉我。每每打开通讯录，看到“娘”这个字眼，会猜测她的号码会不会又因为欠费或者别的什么原因失效，变成了别人的号码。
母亲的新手机号，总是妹妹转给我。这些年，母亲的手机号更新了好几次，但每次更新后，都不会打过去验证一下那边接电话的是否是她。
总听人说，手机拉近了人的距离，可我一直觉得，母亲一直在远方，离我很远很远。我们之间，隔着长长的大路，隔着漫天的大雾。
这次母亲打来电话，说村子里邻居的孩子得了绝症，在北京住院，问我认不认识什么“大老板”，能不能给资助点住院费。我又急又气，急的是我根本不认识什么“大老板”，就算是认识，也根本不可能跟人开口要钱。气的是，母亲好不容易打一次电话，说的事情和我们母子无关。2
我们的家，在我童年时就已破碎。父亲去世后不到一年，母亲改嫁。在漫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一直认为，母亲是因为对我失望透顶才离开的。
记忆里清晰地记得，有一天晚上，母亲和我从村南姥姥的家回村北我们的家，姥姥送母亲。乡村夜晚的月亮明晃晃地照在土路上，路两边的树因为过于高大而显得有些阴森，姥姥对母亲说：“看看你背后这孩子，一辈子没出息的样。”我在后面几米，但还是听到了。我希望母亲能反驳一下姥姥，但母亲只是叹了口气。
青少年时代，我一直用十分理想化的思维去想象母亲的生存，比如大家族里，人人都愿意帮助她抚养孩子，农忙的时候可以帮她分担劳动。正是这种错觉，使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误会着母亲，再加上来自周边的仇恨教育，让我想到母亲就把自己陷进绝望当中。
一直等到很久以后，我才慢慢理解，母亲改嫁，并非很多人想得那么简单。她一个人带三个孩子，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家族内部，因为诸多至今未解的原因，她常和其他长辈、同辈发生激烈的争吵，有时还未免动起手来。一定程度上说，她也是迫于无奈而走。
等我长大成人，也掉进家族的泥潭左右拔不出脚的时候，才能更真切地体会到母亲当年的艰难。3
我的年少无知，让母亲在家族里的境遇雪上加霜。
有一次，我点燃了爷爷家的草垛。爷爷家的屋外，紧挨着墙根，有一个巨大的草垛，每每路过它时，就会产生些奇异的想法，比如忍不住想要知道，火苗会不会从它的中间穿过，烧出一个通道，我可不可以从这个通道爬过去，穿越到另外一个世界。
想着想着，好奇心就强烈起来。终于在一天下午，我颤抖着手划着了火柴，点燃了那个草垛。一根渺小的、不起眼的火柴，在与麦草接触之后，竟然会发生那么大的反应。
先是小范围地燃烧，等到我因惊惧而目瞪口呆的时候，火苗已经不可控地变成火球，后又放大为恶魔般的火势。漂亮的通道没出现，我在大火吞噬自己之前逃之夭夭。
此后如何收场，我脑中一片空白，我失忆了。
母亲没有打我骂我，只是几天之后跟我说：“去你爷爷家看看吧。”
我沉默不语。
母亲说：“没事的，你是小孩子，如果有人打你，我去找他们。”
有了这个承诺，我迈着沉重的步子，一步一步走向爷爷家。
爷爷家的门口，是怎样一个灾难性的画面啊，整个草垛变成了一堆灰烬，地面上是草灰与灰黑色的水汪，房屋的土墙壁，被熏烧得一片乌黑。每一个看到我的人，都默默转过身去，眼神让人战栗。
有个叔叔走了过来，冷着脸对我说：“你知不知道，就差一点，你把这一排房子全烧了。”那排泥坯草房，是父亲带着五个兄弟花了一个夏天建起来的。
我站在草灰边上，宛若站在世界尽头，想要放声大哭，却哭不出声音，哭不出眼泪。生命里仿佛有些东西，伴随着这草垛一起燃烧掉了。4
还有一次，是我偷了母亲的钱。
大约是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在午睡的当口，带着最好的朋友，来到了村里的供销社，掏出五元面值的人民币，来买水果硬糖—请客。在同学们羡慕的眼光里，沾沾自喜。
没想到，供销社的老头，在我们刚刚返回学校后，就去家里跟我母亲告了状。那张五元面值的人民币，对于孩子来说，是一笔巨款，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钱。
我把母亲的三十五元都藏了起来，藏在客厅桌子的抽屉底下。偷藏的动机是，可以花掉这笔钱，买一个孩子所有想要买的东西。但我并不知道，这三十五元钱是母亲所有的存款，我们家的家底子。
失去这笔钱的母亲哭泣了三四天，她哭得越伤心，我就越不敢承认自己拿了这笔钱。
母亲问我：“到底是谁偷了我的钱？到底是谁？”
直到供销社老头告发了我，我心里才一块石头落了地——找回还没被花掉的三十块，母亲可以不哭了。
许多年后我才明白这个事情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母亲因为这件事情，和大家庭里的许多人吵了架，她觉得是别的什么人偷了这笔钱，却没想到“家贼难防”。
我一直觉得，是因为这件事，母亲对我彻底失望了——这件事给我带来的内疚感，远远超过其他一切事件加在一起对我造成的创伤。
一直到现在，我都不敢和母亲谈这件事情。
母亲，不知道您是否已经原谅了我，如果是，请告诉我。5
我随爷爷的整个家族迁往县城之后，彻底和母亲失去了联系。大约有七八年的时间，我们之间音讯皆无。
是真的音讯皆无。母亲没来学校看过我，没来过信，也没委托什么人捎来过东西。母亲的形象，就像在镜头里不断被推远的雕塑，远得像个黑点。偶尔思念她的时候，那个黑点会亮一下，然后又坠入无边的黑暗。那个叫大埠子的村庄，仿佛囚禁了母亲，而我也像一直活在溺水状态，根本没有力气去解救她。
一九九二年，我十八岁，在街道的一家工厂打工。突然有个人找到我，说母亲要来看我，捎了口信问我想要买什么东西，母亲可以买来当礼物送我。
母亲可能觉得，十八岁是成年人了，她想要来和我确认一下母子关系。
没有多少人在见到母亲时会尴尬，可我见到母亲时却手足无措，一下子回到了童年时那个爱闯祸的孩子的模样。
这次见到的母亲，表情很温和，小时候那个面部肌肉紧张、表情焦虑的她消失了。不知道她是怎么磨炼出来的。
我跟母亲要了一辆自行车。一辆变速自行车，那个时代男生们都梦寐以求的大玩具。
母亲带我去县城十字街口的自行车店，我选，她付钱。真开心，那辆车三百多块钱，我三个月的工资，母亲帮我付了这笔钱。我觉得母亲真有钱，我真是个幸运的孩子，我们两个，都显得挺自豪的。
骑上新组装好的自行车，我一溜烟地消失了，忘了有没有和母亲告别，但母亲那温暖的笑脸，却深深印在了我心里。
后来，我骑着这辆自行车追到了女朋友，再后来，这个女朋友变成了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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