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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5-31 13:2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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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润清

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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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润清英语教育自选集

刘润清英语教育自选集试读:

我与中国英语教育——自 序

一、引 言《中国英语教育名家自选集》系列丛书的策划者让我们每位老师写两万字的“自序”,叫“我与中国英语教育”。编选完之后,我发现我与英语教育的关系已经在好几篇文章中提到过了。例如,“漫长的学习道路”讲了我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学习英语的经历(1960-1965),看上去罗列的都是一些互不相干的小事,其实回过头来一想,我(那个年级)走过的是一条外语学习的成功之路,体现了北外的优良传统,体现了众多名师的教学理念。再如,“艰苦的科研历程”一文讲述了我在许国璋、王佐良等名师指导下如何在科研道路上匍匐前进。同样,文章看上去罗列的是互不相关的小事,但回忆起来,它构成了科研道路上的几个必然阶段:写书评、写综述、写大型综述(学科综述,如《西方语言学流派》、《语言测试和它的方法》等)、用书面语料做实证研究,最后是开展大型的实证研究(见《中国英语教育研究》)。这几个阶段体现了从简单到复杂、从初级到高级、从引进到创新的逻辑关系。再如,“对英语教学的反思”一文是逼着自己回答我的外语教学理念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而写成的。这篇文章证明了一句话:“在写下来之前,你自己并不知道自己的看法。”动笔之前,我感到我对英语教学有滔滔不绝的话要说;一动笔才知道自己的理念并不是有条有理地摆在那里,别人可以一目了然;写完之后,自己很不满意,因为那几个看法太普通了。此外,也还有多篇文章都与英语教育有关,这里不再一一赘述。讲这些的目的是,在这篇自序中,我会省去一些其他文章中已讲清楚的事情和想法,只讲迄今为止还没有详细写过的几个阶段的英语教育经历:本科教学、国外留学、硕士生教学、博士生教学、自学考试工作、同等学历人员申请硕士学位的英语考试及人事部的技术人员职称考试的命题工作等。二、本科教学

在北外英语系我从一年级教到四年级,两个轮回。那几年的许多具体事件都记不清了,但有几个阶段的感受仍然难以忘怀。

第一年教精读是很吃力的,我面对的又是一个外语附校毕业的学生班,他们有一定的英语基础。所以,第一个星期的课每节都似乎长达几个小时。因为诚惶诚恐,我花大量时间备课。第一,我查词典,比学生查的词多得多,查了英语词典,再查英汉词典;查了学习者词典,再查大学版词典;不仅搞清了许多词的词义和用法,而且把词典上列出的25个动词句型背得滚瓜烂熟。正是在这段时间,我养成了多用词典的好习惯,而且常常被英语词典优质的编纂所打动。有时候,我无意中被其他词的词义或用法所吸引,在一个词上不知不觉地花上好长时间,记下许多与备课无关的词语搭配,并且乐在其中,很有满足感。第二项做得最多的事,是查阅英语语法书,一方面弄懂了许多语法现象,一方面还学会了如何用英语进行语法分析。虽然当学生时也知道了一些术语,但要想自己表达出来,让低年级学生听懂英文语法讲解,还真不容易。每一节课备下来,我会抄下几十句漂亮的句子,再背下来,又在课堂上重复几遍。这种备课方式一直坚持了很多年,使我的英语在口、笔头表达上大有提高。那几年让我着实地体会了一把什么叫教学相长——在一定程度上,与其说我是在教学生,不如说是在教自己。

我教本科时,什么课都教过:精读、泛读、听力、口语、写作、翻译、报刊阅读、语言学入门等。其中多数课程都蕴涵着一定的背景知识。上课时,我往往要给学生介绍一点与课文有关的历史的、社会的、百科的、文学的知识背景,让学生的理解不停留于表面。这其实是北外老一辈教师的一贯做法,是北外教学的优良传统。在一堂外语课上,不仅要有大量的语言信息,更要充满百科信息,充满智慧的火花。为了把课讲得充实,我经常查阅《大英百科全书》、《大美百科全书》、《英国文学指南》、《美国文学指南》、历史词典、百科知识词典等。这些阅读让我感到,我们外语专业的本科生拿出4-5年的时间学习一种外语,在获取文、史、哲和自然科学知识方面非常欠缺。所以,在外语课堂加强知识的输入,不仅有利于外语学习,更有利于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有一次,在报刊阅读课上,我们选编了几篇关于中东问题的文章。为了讲清这几段文字,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中东战争历史查了个遍。学生听了很感兴趣,无意之中吸收了很多历史信息和语言知识,而且开始意识到许多词在特定语境中是有历史含义的,进而感到深刻的理解不是在纯语言层面上,而要加上文化背景。在近些年来的学习和研究中,我更加体会到,教外语绝不单纯是外语知识的传授,而要与文化知识、社会背景等紧密结合。因为语言仅是一种载体,文化知识才是内涵,没有丰富内涵的语言教学必定是苍白的、枯燥的、不受欢迎的。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证明。我教一、二年级精读时,快班慢班都教过。我教过一个全年级最困难的工农兵学员班,学生个个都是好学生,天真、纯朴、刻苦努力、与老师积极配合,但就是学不会。无论我多么努力,这个班总是全年级倒数第一。每天课下的辅导时间,远远超过上课和改作业的时间。不到半个学期,我就累倒了——血压升高、头晕失眠。病好后,我把系领导和年级领导请到班上去听了两节课,让他们会诊一下,究竟毛病在哪里。事后,还是当时的系主任许国璋先生讲,学生的底子太差了,他们文化水平太低。记得在课堂上我让学生分析在We love Chairman Mao一句中,谁是主语。学生异口同声地说Chairman Mao是主语。我说We是主语,他们反驳说“只能毛主席是主语;我们不能做主语”,而且理直气壮。多么纯朴的感情,又是多么简单的头脑。

我还教过写作和翻译。这两种课可以合起来讨论。我首先想说,低年级的句子翻译不叫翻译,只不过是句型练习,是在操练语法规则。真正的翻译必须是把未经修改的原文译成另一种语言,而且要在文体、正式程度、风格等方面接近原文。这就要求译者不仅有两种(不是一种)语言的扎实功底,而且能把原文理解得非常透彻。换句话说,一个好的译者必须能站得与作者一样高,甚至在自己的母语上超过作者,才有望做出好的翻译。教翻译课,除了讲清这个道理,剩下的就要让学生做大量练习,老师一句一句地认真修改,然后根据全班的情况在课上讲解。翻译是知识、语言、艺术的结合。语言和艺术这两部分是在大量练习中获得的。我感到,无论教翻译还是教写作,最重要的、也是最难做到的一个环节就是:教师认真批改每一位学生的作业。有一次大的活动,让我对翻译教学有了深刻的认识。那一次是组织学生翻译联合国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人们才发现许多文件无汉译版本),那是一项政治任务,很像实战演习。此次演习,两个问题突显出来;一是学生对联合国的工作机制很不了解;二是学生玩不转那些带有7-8个子句的大长句子。所以,学生受到的第一个刺激是:原来英文原文与课文上的英文面目不太相同——其中包含大量知识背景和千奇百怪的句子。我在批改学生的翻译稿时也同样受到多方面的考验和锻炼。有一条我记得得最清楚:学生从批改稿中学到了最扎实的东西。这不仅是他们亲自告诉我的,而且他们在第二篇、第三篇翻译中,无不表现出巨大的进步。

写作教学与翻译教学有类似之处,也有不同之点。写作在两方面不同于翻译:一是写作中没有现成思想和篇章结构,二是写作者可以回避自己不想写或不会写的思想、句子或词语。所以,教写作时,必须首先教给学生如何找到自己要表达的思想见解,如何把思想组织成一个有逻辑的、有顺序的、有条理的整体(篇章结构);之后还要教给学生如何表达出这些思想。相比之下,教组句成章比教遣词造句更难。但是中国教师与外国教师相比,我们有时过多地注意遣词造句,因而忽视组句成章方面的问题。换句话说,中国老师(包括我自己)把语法错误看得很严重,而对不合逻辑、跳跃思维方面的错误反而常常忽略不计。外国教师先看作文中有没有思想,表达是否有逻辑。语言再正确但空洞无物的文字不会得高分。中国教师往往恰好相反。这与在教学中过多注重句子语法讲解和分析有关;课文讲解过于微观,不够宏观,往往忽略语篇结构或不讲思想条理性。所以,在写作教学中,写作技巧讲多了,思想构建讲少了。这是要纠正的第一个问题。已经程式化的作文考试题就是典型的不考思想表达、只考语法知识的写作。写作教学中的第二个大问题是:学生的写作练习必须有人批改,而且是句句认真地批改,绝对不能在下面写一个批阅日期了事。我上本科时,从老师批改作文中学到了其他课程代替不了的东西。我教学生写作,重批改胜于重讲解——细批粗讲,收效明显。给每一位学生认真改过三篇作文之后,他的写作就开始上路了。我教的班都会用两次上课时间集体改某一篇作文,把怪句、病句、歧义句写在黑板上,全班“欣赏”一番,学生当场献计献策,最后老师拿出较好的版本。每当出彩的句子出现时,学生都长叹一口气,颇有顿悟之感。

英美文学作为一门课我并没有教过,但在高年级精读和泛读中,我教过的小说节选和戏剧等也不在少数。这里我想讲讲文学阅读在外语学习中的作用,因为现在所谓的“文学路子”被批判得到了体无完肤的地步了。可是,我学文学和教文学的体会告诉我:学一种外语,其文学作品不可不学;最好多读一点文学才能真正感受那种语言的美与力量。英语专业学生除了精读课文中有一定份量的文学节选外,还应该开一两门英美文学课(一门是必须的)。公共英语课本中也最好有1/3或1/4的课文是文学类的。有种教学理念似乎欠妥:学生要学什么,我们就教什么。三岁的孩子天天要糖果,家长不会总依着他。对于语言的属性和文学的教育价值和人文价值,教师比学生更了解。那种不准文学进课堂的做法未必可取。许国璋和王佐良先生在世时教导我们,语言学研究生要修两门文学课,文学研究生要选修两种语言学课。这才是明智的、有远见的、重学术的做法,不是急功近利的做法。文学作品体现语言的规则、语言的复杂性、语言的魅力、语言的风雅、语言的力量、语言表达力的无限性等等,在这些方面,其他文体显然望尘莫及。

我从开始教书,就没有停止过写小文章。从一年级一下子教到四年级,在四年级教了两年,忽然又调到一年级。据消息灵通人士讲(可能不准确):“有人反映你教高年级,课时少,所以才写了不少文章。”这话没有多少道理。教高年级课时少,但备课和改作业难度大呀!结果,我调到一年级那一年,发表的文章更多。这又如何解释呢?于是有人又说:“一年级对他来说太轻松了,还是上调吧。”其实,问题的症结不在于教哪个年级,关键是有没有科研的意识,能不能处理好科研与教学的关系。我认为,科研不仅不影响教学,而且能促进教学。科研本身就是广义上的备课,是备“大课”,备“职业发展”课,有了科研作背景,备“小课”的时候就能得心应手,不那么费力了。这就像常言说的“磨刀不误砍柴工”。反过来,教书也不妨碍科研,因为课堂和学生是许多想法的源头,又是科研的实验阵地。关于二语习得的任何理念都可以拿到你的课堂来检验一番,学生也受益,理念也验证了或被推翻了。还有一点要特别强调一下:懂点应用语言学理论的老师比不懂的老师更能让学生心悦诚服地与老师配合,更能让学生及早知道语言的属性和外语习得的过程和特征。教书的艺术不仅仅在于教什么和怎么教,还在于教给学生如何学,有时后者更为重要。这就是“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道理(参见“艰苦的科研历程”)。

本科英语专业教学中目前正流行的大讨论是:如何培养复合型人才——即学生不仅英语要好,而且还要懂另一门专业,如新闻、法律、外交、商贸等。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国际和国内形势的飞速发展给英语专业的毕业生提出的新的要求。就业市场上的新变化迫使各校英语系都要严肃对待这个问题,否则生源质量会下降,毕业生的就业率也不能保证。在北外和其他一些院校讲课时,我对此发表过自己的看法。概括起来我大致讲了以下六点。第一,英语专业教学培养复合型人才是时代的要求,不依个人的意志为转移,这个发展方向不可逆转。各英语系只能想尽一切办法认真对待。第二,如果翻译研究、语言研究和文学研究也算专业倾向的话,英语系培养复合型人才也不是从现在才开始的,传统上也有过“复合型”的雏形,只不过那时的专业倾向与语言太近了。第三,不论开出什么专业倾向课程,教学的根本出路仍然是以英语为核心和特色,没有外语这个优势,我们毕业生的专业倾向是无法与同专业的本科学生相竞争的。这就意味着一条原则:不管在专业倾向上花多少时间和精力,都不应以牺牲英语水平为代价,否则后果严重。第四,要认真对待专业倾向课程,关键是逐步培养出能用英语讲授专业课的教师。或者是把教师派到国外学习一门专业,或者在国内某大学去进修一两年相关专业。拥有一支英语水平高、专业知识过硬、能用英语熟练授课的教师队伍,是培养复合型人才的成败之关键。在英语教师队伍建设搞好之前,不排除外请专业教师用汉语授课,但应争取使用英语课本。第五,逐步解决好专业倾向课程的原版教材的问题。开始几年我们也许只能引进原版教材,但是能否编出适合中国此类学生的教材也是成败的重要因素。第六,培养出复合型人才是完全可能的。目前考入英语系的学生的英语水平越来越好,这就给英语专业课省出不少时间。而对这样的学生,仍然以语言讲授为主的课堂不再受欢迎,他们渴望用英语摄取知识,使内容教学(content-based instruction)成为可能;以知识征服学生是既满足他们的语言要求又满足其智力要求的最好办法。三、英国留学

1985年我到英国留学一年半。当时已经46岁,似乎有点太晚了。但事后才知道,晚有晚的好处。留学的收获大小,取决于你在国内准备的好坏。我听说过有人本科刚毕业就去英国留学了,一年回来变化不大。把能在国内学的都学了,再去国外进修,花着英镑去学在国内学不到的东西,才是最划算的。1983年前后,有一位朋友从美国回来,惊喜地告诉我,美国出了个乔姆斯基。我真不知道该对他说什么才好。乔氏的书我已经看了好几本了,用不着跑到美国去得来这点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说,把中学生送到欧洲去留学,不一定是明智的选择,除非有其他考虑。)我去英国读书之前,已经跟许国璋读了研究生,而且给研究生班教了一轮语言学概论和语言学流派,我到英国时主要读的是国内读不到的新书和杂志文章,那个如饥似渴的劲头难以用语言表达。

我就读的是兰卡斯特大学语言学系。自以为懂不少语言学了,但一开课还是困难不少。尤其是Candlin的语用学和语篇分析,我第一个月摸不着门。这位大学者不顾外国学生的死活,几十页几十页的handout那么发,多为参考书目,吓得学生们目瞪口呆。他驾驭语言的能力太强,讲起课来就像背书,出口成章,而且谈天说地,满腹经纶。不过后来好一些,我不仅入了门,还就语用学写了一篇论文。

我原本注册的是硕士课程。一个学期之后,我感到有能力攻读M. Phil,就是哲学硕士,比博士低一级,比硕士高一级(相当于我国原来的副博士)。去英国之前我稍有思想准备,所以我把《红楼梦》汉语本和英译本都带去了,还带了周汝昌的几本“红学”著作。由于交不起学费,只好注册了一个off campus名额,在Mick Short指导下作M. Phil的论文。艰苦奋斗一年多之后,终于完成论文毕业。

一年半的寒窗之苦,给我留下的记忆和感受颇多。这里只谈四点。第一个感受是,兰卡斯特的教员个个都是造诣很深的、研究型、学者型的老师,知识渊博,成果累累。在阅读中,一不小心就会遇上这些人的名字、著作、引语等。他们讲起课来,旁征博引,随便溜达出几句话来,就够我们听上一节课的。他们讲课的特征有二:一是只讲大致内容、发展方向、最新动态并提供书目;二是作业有严格的字数要求,而且必须带点批判性——只转述他人的理论一律不及格。这两点让中国学生很不习惯。中国教师讲课由浅入深,面面俱到,学生读一两本参考书就可以对付过去了(当然,咱们的图书资料远没有英国图书馆的丰富)。我们的学生习惯于接受别人的理论,不善于批判性阅读;读一本同意一本,而两本观点相悖就不知如何是好了。英国老师说,写文章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说出点别人从来没有说过的话;若全是转述别人,就用不着再写了。英国的书评最具批判性,从不歌功颂德,但他们的学术风气好,以学问为重,不计个人恩怨。我回国后再教书,常常注意不再去满堂灌,而是逼着学生读书,引导学生开动脑筋,不去鹦鹉学舌。

第二个感受就是兰卡斯特的图书馆,资料应有尽有、服务周到、方便,是我最喜欢、最令我流连忘返的地方。经典著作自不必说,就连过期杂志也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需要什么文章,都垂手可得。大型精装百科全书、多卷本大词典等镇馆之宝,可以说层层皆有。长期借阅、短期借阅、三天借阅、24小时借阅、3小时借阅、馆际之间借阅等制度从多方面方便了读者。有一次我要借一本书,兰卡斯特没有,图书馆员当场记下来,第二天就通知我他们让曼彻斯特大学给复印了有关章节寄过来,而且免费服务。馆员们的业务熟悉,服务周到,不论我问多少小儿科的问题,人家都耐心回答或做示范,或干脆带我跑到三层楼上去一个书架一个书架地查。他们往往是在我没找到书的地方找到我要的书;人家微笑一下走了,让我很不好意思。

第三是这些英国老师文明待人、平等待人的作风。在我看来,他们都是大学问家,但没有一个人摆出不可一世、唯我独尊的臭架子,从不盛气凌人,从不蔑视他人。他们会和学生保持一定距离,但决不表现出看不起他人。Mick Short曾来北外教书一年,是中国人的老朋友,在兰卡斯特大学特别关照中国留学生,逢年过节总是要请我们几个人到他家里做客,谁有什么困难都会得到他的帮助。我在英国的那一年,他正好是语言学系主任,在百忙之中还把我们放在心上,实在难能可贵。G. Leech是闻名世界的大学者,但一点架子都没有。一次,系里有个讲座,Leech主持。等他把报告人介绍完毕要坐下时,回头一看,没有一个空位子。于是他干脆一下子坐在地板上,而且没有觉得一点不舒服,在场人都会心地笑了,此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又一次我到他办公室,要他一篇文章的单印本(叫off-print),他给我东找西找,不厌其烦,叫我很是感动。这么大名气的语言学家,为我这点小事耽误那么多时间,我实感内疚。Leech是我的论文的校内评审。一天,他约我去附近一个餐厅去喝茶,一边喝茶,一边就算给我谈了对论文的意见。他那种平易近人的态度让人感到舒服、放松。他一方面对礼貌原则在中国文化中的应用情况很感兴趣,另一方面又用平淡的口吻谈出自己的看法。我的论文的校外评审人是Ronald Carter,一位语篇分析和文体学界的知名人物。他的态度是既与人为善,又一丝不苟。见到我后,他的第一句话是:这不是口语考试,因为你已经通过了;但有几个问题想与你当面讨论。他提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为什么在书目中没有包括某某的文章?天呀!我的书目长达270多项,结果还是漏掉了一篇十分重要的文章。没有办法,我只好从实招来:我不知道这篇文章。与这些人接触,让我感到真正有学问的人倒没有飞扬跋扈、盛气凌人的模样,反倒是那些“半瓶子醋”们往往摆出一幅权威、大腕的架势。

第四,我写论文的过程就是学习如何指导论文写作的过程。Short是我的导师。他的方法就是我写他批阅。在稿子上写上密密麻麻的意见,也不用面谈,我拿回去自己修改。稿子上的铅笔字就是知识、智慧、方法、学问。我引用错的地方写着Are you sure?我讲得不清楚的地方写着Carry me through! I don't follow you.我没有证明的概括旁边写着Is this your own? Prove it.出现频率最高的批语是Give examples, please!如果用几句话概括一下我的收获,可以说:1)论文中分清哪些是别人讲的,哪些是自己的论点;2)自己的论点要加以证明,不能用“众所周知”来蒙混过去;3)要多举例说明,而且要用自己的语料,不能光是找别人分析得烂熟的语句;4)要有创见;在批评别人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理论框架,哪怕是只对别人的理论略加修改的框架;5)书目要全,尽量穷尽本领域内的全部文献(在英国这并不是不可能,在中国另当别论)。

在英国的一年半是苦熬过来的,但收获是巨大的;学了语言学,学了如何做科研,也学了如何做个文明的人。这一年半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学到了不少东西,还带回来了够多年消化的资料(来不及读的书和复印的资料)。回国之后,我在教学和科研上有了长足的进步。重复一句:准备充足之后再去留学,外汇花得才值得;花着英镑去学小儿科的玩艺儿白给洋人创汇。四、硕士生教学

1983年我开始教研究生班,讲语言学引论和语言学流派两门课。从英国回来后我在英语系一直教研究生,而且是与英国文化委员会派来的专家合作。1992年开始,我又在外国语言研究所招硕士生,后来还招收了三批“研究生骨干课程班”的进修教师。我授过课的研究生层次的人达400多人,先后共开出过七门课程:语言学引论、语言学流派、应用语言学、语言测试理论、语用学、科研方法与统计方法、语言学文体学(linguistic stylistics)(只上了一个学期)。其中,有的是从英国学来的,多数是自己读十几种书后硬着头皮开出来的,边讲边充实,最后有的写成研究生教科书(如语言学流派、科研方法、语言测试等)。

我教硕士生经常灌输以下思想。首先,让他们逐渐转变一些观念。例如,读研究生首先要从学习外语为主转到以学习知识(语言学)为主,这就意味着从记忆转向理解、从接受性思维转向创造性思维;从知识贫乏的专业学习转向知识丰富的专业学习。其次是从被动学习为主转向自主学习为主。研究生阶段有大量时间是自己阅读、写小论文、讨论等,学生必须学会自己决定什么时间读什么书、读多少、读多快等等。再次,学生必须从以听课为主要知识来源转向以阅读为主要知识来源,教师的作用只是提纲挈领地讲授大方向,许多有血有肉的细节要靠在阅读中补充。再说,由于高科技的广泛运用,教师不再是知识的唯一占有者,知识来源渠道日益增加。教师的作用发生了重大变化——据说,知识本身已相对贬值,倒是如何学习知识(方法论)在不断升值。

学生入学一个月后,往往会被大量的知识弄得不知所措,于是我就开始灌输另一些想法,即刚刚开始学习专业知识应该注意的几点。首先,逐步弄清楚概念和术语的定义。同一个术语在不同语境和流派框架内有不同含义。例如,competence在转换生成语法理论中有固定的、不同于其他情境的意义。学生最常抱怨的是语言学中术语太多。我告诉他们,术语多也并不全是坏事。术语多说明这个领域在蓬勃发展,很有生气。术语多,范畴区分就多,思想才能细腻、深刻。如果只有“好人”和“坏人”两个范畴,我们就不能把复杂的人生百态区分开来。其实,准备一两部语言学词典(现已有多种),从开始就把重要概念弄得清清楚楚、扎扎实实,对今后学习大有好处。其次,让学生读书时先划出一个大的框架,里面的分支、流派慢慢填出来。原则就是先宏观把握再细致入微。把握宏观脉络才能不迷失方向,遇到细节时才能知道如何将其归类或放置在哪个分支。最后,到一定时候,让学生在大框架下面划出中框架、小框架,慢慢划出一个树形图,细节就是枝叶,要想让树根深叶茂,那就去读更多的书,把叶子填得满满的。

再过一段时间,学生又会有新的困惑:读起书来似懂非懂,怎么办?回答是:硬着头皮读。读书要能容忍模糊的知识。不可期望哪一本书正好是为你一个人写的,该解释的地方都有解释;也不可能期望语言学的书都像小学生课本一样难易分级,清楚无误。但是,这些书包括的内容重复性很大,随便哪一本都会对今后的阅读有所帮助。所以,读书时不要换来换去,一个上午翻翻这本又放下,翻翻那本又放下。这里支一小招儿试试。你可以在同一个领域或分支里(如社会语言学)一下子就读它三本书。到第三本时你会发现,有很多内容是重复的。如果你借10部社会语言学的书来,只把目录对一遍,你就会发现,内容重叠相当多。然后,换一个分支或领域(如心理语言学),又读它三部五部,就又进入一个小领域。其实,知识的获取也是螺旋式前进的。这就跟爬山一样,在山脚下你望着一座小庙高高在上,心想我何时到达那里就心满意足了。结果,两个小时以后,你辗转了多个小山头猛回头一看,你羡慕的小庙竟然已经被你踩在脚下了。那是何等的满足呀!经过几番跳跃,你可以拿一本书来,光看书目,看哪几章你已经不用再读了(confirmation),哪几章你还没有接触过(information)。什么时候你随便借一本书一翻目录,如果80%的内容是confirmation,只有20%的是information,那你就舒心多了。换一个角度讲,当你对某学科很不了解时,你拿到一本书要仰视它,似乎它是不可逾越的;当你对某学科有了基本了解,你拿到一本书可以平视它,不再有畏惧感;当你已经精通某学科时,拿到一本书你则可以俯视它,把它放在群书中一比,它的优缺点昭然若揭。

之后,学生开始进入第四个阶段:入门阶段。这时我往往告诫学生不要一下子陷入一个小领域或一个派别,让他们将各种不同领域或分支的书都读一些。知识的底子要宽厚。举个极端的例子:不能说一个语言学硕士生只知道韩礼德,不知道乔姆斯基是谁;也不能说知道不少语用学,而对音位学一无所知。因为,分支和小领域都是相连的,不是孤立的;多了解一些会有豁然贯通的感觉。第二步,我提醒学生该开始理解、记忆细节了;把许多细节连在一起,知识的系统性就会慢慢呈现出来。只有当学生感到知识的严谨结构和系统性时,知识漏洞才会少些。细节那么多,建立系统谈何容易。所以,第三步,我就让学生千万静下心来读书,不要浮躁,要发扬“宁坐板凳十年冷,不著文章半句空”的精神。我常告诉他们古人的教导:“心头书要多,案头书要少”。就是说,每天桌上摆的,只有自己正在读的那部书,但脑子里装着的可是几十部、几百部自己准备读的书。心里的书目让你想查什么随手可得,但真正细读的书两天内只许有一部。当然,“少”并不是说不许摸另一本书,可以摸,那只是为了临时查阅什么。遇到不懂的句子、词语、甚至段落,有时有必要查另一本书,即查目录和索引。外国出版的书,按惯例都有索引(内容索引和作者索引),查起来十分方便,立刻可以找到某术语出现在哪一页,翻到那里能立刻找到。而心中的书呢,最后在计算机中都记录下来,逐渐建立起自己的书目,可以是分门别类(如语音学一个,语义学一个等),也可以是混合的。

学生会在第四阶段停留好长时间。之后,我就开始教给他们科研方法和统计方法,这就与最后撰写毕业论文有联系了。科研方法和统计学是独立的一门课,具体内容不在此赘述。但有几点应该强调一下。科研方法是硕士阶段的必修课程。在英国,这是一门必修课;博士生要修两门科研方法(初级和高级方法)。没有科研方法上的训练,学生的科研能力会十分有限,最后只能去写一些个人主观印象、经验总结或事后诸葛亮式的文章;而这种文章很难发表。当然,定量研究法和定性研究法都要了解,两种方法同样重要;在同一个项目中,最好用多种方法(从不同角度)收集数据,如果所得结果相近,那才更有说服力。可喜的是,随着各种杂志对科研方法的宣传和强调,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教师也越来越多,在研究生层次上能开出科研方法课程的学校越来越多,硕士生的毕业论文水平也有所提高。

至于写论文,头一条规矩是不许抄袭。抄袭就像盗窃,是犯法的。现在网上的东西很丰富,随便下载一篇来对付老师比较容易。但要说清,凡是被发现抄袭的,一律取消写论文的资格。其实更重要的是:可以骗过一时,不可能骗过一世。自己不长点本事,毕了业之后又如何过日子呢?到工作单位继续靠抄袭过一辈子是不可能的,迟早会被揭发出来。听说最近就有这样一个例子:一位博士后翻译了国外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没加自己什么观点就发表了。几个月后,他被一位读者揭发了,该杂志宣布3-5年不再刊登他的文章。这位同志的学术生涯可能会因此就葬送了。这样的例子让人感慨颇多。

接着,我就向学生强调论文要有自己的东西,文献综述至多只占论文的三分之一。要把别人讲的话和自己讲的话,清清楚楚地分开。别人的话都要有出处,不许引用了人家的东西也不注明,贪天之功据为己有,那也是不合乎规范的,或者说是不道德的。自己的话要说出点新思想来,即别人没有说过的东西。哪怕全篇论文就有一项发现,也算没有白写。一半以上是转述别人观点的论文当然不能通过。这不叫难为学生,这就是逼迫学生去进行科学研究,培养科研能力,尝一尝科研中的酸甜苦辣,把一个科研项目的全过程走下来。有时我甚至对个别学生讲,哪怕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你的最后发现(findings)并不十分可靠,只要你认认真真地走了这个过场,我就让你通过,遗憾的是你的数据达不到公开发表的要求。

最后,我要教学生的是写论文的规范。首先不要小看规范,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你如何行文、如何给章节编码、如何分节分段、如何标示引语、如何给出处、如何把例句统一编号、如何使用交叉回指、如何做书目、如何标出书名、文章名和杂志名等等,看似无足轻重,其实都是作者素养的一部分。如果这样的错太多,外国研究者会把我们看成是没有教养的野孩子。拿着不符合学术规范的论文去投稿,一眼就被编辑看出破绽,稿子的命运可想而知。五、博士生教学

我从1995年开始带博士生,算起来也培养10多位博士了。最近几年我不再招硕士生,也不再辅导访问学者,专心致志培养博士。我招收博士生比较挑剔。我在给考生的信上说:“我对考生要求较高。1、我优先选择在重要外语杂志上发表过4篇论文以上的考生;2、我优先选择有过两年以上教学经验的考生;3、我优先选择参加统一分配的考生,定向和代培最后考虑;4、我的试卷涉及理论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5、只招全脱产的学生不招收在职半脱产的学生;6、考试不死记硬背,而是考查评论能力、批判能力和悟性;7、没有参考书目,但我希望学生读过以下原著和杂志”(书目:约30本书和几种杂志)。

这几条也是我从实践中得出的。我不愿意招收年龄太小的学生,他们阅历太浅,对人生和社会没有多少体验,遇到点困难就大惊小怪,读不懂好的原著,做不出有思想、有深度的论文。我不喜欢招收半脱产的学生,因为他们不能专心致志学习。有的人全职教学,附带着读博士,这决不可取。我的正规学生全职读3年,而且不在外边兼课挣钱,最后的论文还算过得去,也有的比较优秀。我不相信全职教书的博士都是小天才、神童,一个人同时做好两个人的事。不是神童,最后只好“注水出售”了之。现在,社会上打算徒有虚名的人不是个别现象,博士帽想要,教书工作量不能少,评职称也不能错过……小算盘打得哗哗响。

招博士研究生时,我不仅考语言学理论,也考应用语言学,也考科研方法,还要考查学生是否经常阅读国内核心外语刊物,考查学生知不知道语言学名著和知名的中外语言学家。全面考查的目的就是看学生的知识面是否足够的宽,是否只做了个面很窄的硕士论文。我的试题是选几段名人话语,让学生解释、评论、批判或举例阐述一番。有个别学生只读了几本入门性的书,甚至是introductions to introductions,就来考博士,说明他们对科研实在不了解。为什么要考科研方法呢?想想看,自己连个研究申请报告都写不出来,还能指望写出博士论文吗?面试时,我问学生准备研究些什么,他们的回答包括“研究二语习得理论”、“研究生成语法”、“研究认知语言学”等等。这些话都属外行话,题目太大,不着边际,头脑里是空白的,没有具体内容。也有的学生说,准备考试才几个月时间,无论如何也读不完我书单上的30本书。我的回答是:一年读不完,读两年,两年读不完读三年;何时入校并不重要,关键是你要准备好做博士了。也有人说,“老师,我能吃苦,能开夜车,只要招进我来,一定完成论文。”这也属外行话。写论文是思想运动,不是吃苦、卖力气、开夜车能写出来的。思想空空如也,开夜车还不是干坐在那里,除了着急还是着急,除了郁闷还是郁闷。有的学生告诉我说:入校之前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干,入校三个月知道自己什么都干不成(话里面也有几分谦虚)。我的劝告是:宁肯在外边准备三年,入校后做出个漂漂亮亮的博士论文。

博士生入校之后,我除了告诉他们要遵守学校规章制度以外,特别强调第一年不许在外边教课挣钱,不许随便离校,有事离校必须请假。(我反对学生报个到就走人的做法,学生是否在搞研究导师全然不知。)当然,更重要的是,我告诉学生知识底子一定要宽厚,不许立刻钻进一个小领域越陷越深不能自拔。我认为,最好让他们就每个语言学分支都先读上4-5本书,对每一个大的流派也要有足够的了解(我同时让他们读30本文学名著,但往往落空,或打折扣),然后再说自己的博士论文准备写什么。话虽这么说了,到学生毕业时,论文也许还不错,但他们的语言学知识面或深度,仍然没有达到我的要求。(社会上的风气让我感到,学生总是着急入学,然后着急毕业,至于自己够不够博士的水平,都被放在第二位了。)我常对他们说,博士毕业了最好能够给硕士生开出3-4门语言学课来,否则就说明知识还不够全面,不够系统,空白还不少。

我的辅导方式是给他们批改作业,让他们写书评、小论文、正式论文等交给我批阅。我明确地说:写得越多,争取到的辅导越多;写得好,得到的辅导就高级,即在论文的深度上得到帮助;写得不好,如语言不通,说法太乱,得到的辅导就很初级,老师光改语言错误了。实践证明,悟性好的学生,让我改上4-5篇文章,就离入门不远了。为什么要写呢?学生不写下来或写不清楚,就说明自己还没有消化所读的文献。读懂多少只有落到纸上才一清二楚。往往自己觉得懂得不少了,但一动笔才知道空白点仍然比比皆是,不合乎逻辑、跳跃思维的地方相当多,讲不出道理来的时候就用“因此”、“所以”、“结果”等连词强行转折。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在书面作业中一一克服。

写作业写什么,与读什么有关。从硕士生到博士生的阅读书目有个渐进的过程,本科生读“引论”、“概论”等入门性的书,硕士生至少要读硕士教科书,如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那套语言学教科书。到了博士生阶段,有些生疏领域可能还要先读几本教科书,但应该尽快创造条件去阅读名著、专著、学术杂志文章。说严重一些,这个过渡是个不小的飞跃,因为硕士生教科书仍属入门性质的,它把一个领域(如语义学、词汇学)比较系统地、面面俱到地介绍出来,包含着许多人的重要研究成果,虽然有时也讲讲仍有争论的问题,但基本上是“风平浪静”的学术简介。专著则不同,它们是一个人在某个领域对某一问题进行的非常深入的研究。专著一般不交待那么多学术背景,不考虑学生懂不懂,不涉及很多小领域,是专门针对本领域同行专家而写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被他人引用极为频繁的、历史价值越来越突显的专著,最后被世人公认为名著、经典。只有阅读专著才能走到研究的前沿,才会知道如何做科研。(教科书一般要落后于前沿5年左右,而且研究味道不浓。)读专著要包括最新的专著,而读懂最新专著不易,因为很可能它预设读者已经知道许多其他专著和文章,使不够精通本主题的人很难读下去。但这正是博士生应该从中发现的问题:在本领域还有哪几种经常被引用的专著、文章,立刻列到自己书目之中,迟早要读或立刻就读。这就叫以书找书,以书判断书,以书串联书。(我听其他导师对我讲过,有博士生读了一年了,还问导师“我看什么书呀?”导师就很不耐烦,心里暗暗在想,这样的博士生招错了,将来必无大用。)经典是必读书,再难也要读;一遍不行,读两遍,两遍不行读三、四、五遍。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我已读了五、六遍,每次读都有新的体会,都好像是第一次读。光读还不行,还要记下名句、名段。名人、名著中的话只能直接引用,不许用二手出处引用。就是说,不许在论文中写Jonathan Culler说索绪尔说“……”;也不许写John Lyons说乔姆斯基1965年说“……”之类的话。名人名言还要去转引会贻笑大方。因为如此经典之作你都不读,就来对别人说三道四,同行读者自然会有不服之感。经典也不一定是几百页的宏篇巨著,只要是对后来发展有重大影响、甚至改变发展方向的作品都算经典。Grice的Logic and conversation才20来页的文章,但在语用学界堪称经典,有关写作者几乎言必称Grice。这就像Lyons写《乔姆斯基》一书中所说的:你可以同意他(乔氏),也可以反对他,但你不能忽视他,每个人都必须参照他的观点来确定自己的立场(大意)。经典不读,只赶时髦,恐怕根基不稳。读了经典你会有个感受:啊,原来现在的一些说法几十年前就有人提到过了。

为什么要让学生读杂志上的文章呢?三个原因。第一,这是最新信息。出版一本书的周期很长,杂志相对快一些;第二, 杂志文章惜墨如金,单刀直入,少有铺垫,所以要看懂很困难;第三,要培养国际一流的研究者,就要与这类杂志的供稿人平起平坐,只有多读他们的新作才有希望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国外的杂志,文章占的篇幅往往少于书评占的篇幅。读外国杂志一个重要任务是读它们的书评。那些书评可不像咱们国内某些歌功颂德的书评。他们很有批判性,也很有独到见解,提倡学术民主,不讲情面,争个面红耳赤仍然是很好的朋友,把学术争议与个人情感完全分开。读书评是提高分析性、批判性、创造性的最好途径。

中国学生习惯于教师满堂灌,喜欢让教师告诉答案。外国教师更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看法。中国学生学点批判能力真是困难。学生常对我说:“我们算老几,哪敢批评这些名家!”有这些思想禁锢,学生就会畏首畏尾,打不开思路。我发现,鼓励学生多读外国杂志书评是培养批判意识和能力的比较有效的办法。当然,国内杂志也要读。外语界的几种核心期刊是不可忽视的信息来源。有可能的话,最好每期都翻一翻,把自己感兴趣的文章细读一遍。读汉语杂志的好处很多:第一,信息快(包括参考书目),易读;第二,可学习术语如何翻译;第三,可学习如何用汉语写文章;第四,学习写作规范;第五,熟悉国内作者队伍,“圈内”的重要研究者不可不知;第六,了解国内杂志的水平和行情,更好地决定自己投什么内容的稿子。没有人能有时间每期每篇都精读一遍,但是及时翻一下目录,记住某人某期写过什么内容的文章也是很有用的信息,说不定日后用到时就能伸手找到这篇文章。(这又是“心中书要多”。)我经常的做法是,平时没时间,但每到寒假暑假,就把几种核心刊物的最近几期,全部拿出来,统统地认真翻阅一遍。

讲了读书之后,再回过头讲写作业写什么。如果概括地讲,有这么几步:先学写注释书目(annotated bibliography),再写新书介绍(只介绍内容,还不要求有多少评论,目的是看理解水平和概括能力),再写书评(不仅介绍内容,而且要求有评论,要与其同类著作相比或与同一作者的前期著作相比;不能只评难易,要评学术上的创新和研究上的缺欠。这就已经相当吃力了),再写学科(领域)综述,即类似“生成语法三十年”、“话语分析二十年”、“认知语言学在中国”之类的文章。这就要求学生对此领域的文献相当熟悉,而且能够从宏观上准确把握发展脉络,取舍适当,在一万字之内,勾划出该学科的大致轮廓。

以上都属于综述性文章。从综述过渡到有分析、有批判的文章是必不可少的一步。首先让学生学会既能表述一种观点,又能对这种观点提出异议。表述时要讲得头头是道,挑战它时也质问得有根有据。这种本事还是许国璋用英文告诉我的:You must be able to argue for and against a case equally convincingly, 这才叫有智慧。老人家讲的是对的,但是对学生来说,这又是何其难也。但话又说回来,科学的进步不全是靠那些伟大的批评家吗?只会唱赞歌的人的贡献几乎微乎其微。只要认真学习,就有希望。我告诉学生,读懂了一种理论,首先用它来解释自己找来的语料,特别是汉语中的语料。凡能解释得通的,都算该理论的优点、功劳。但一定会有它解释不通的或解释不彻底的、牵强附会的。这时,学生不要发愁。有解释不通的语料,不是你的过错,是该理论的过错。你正好用这些反证(counter evidence)来批判、修正、推翻这种理论。这里面有两条经验:一是千万不能光读理论,一定要去分析语料(数据),创意从认真分析之中得来;二是不要害怕有反证,这些难以解释的例句恰恰证明了原理论的弱点,至少它缺少普遍性,解释不了汉语中的语言现象。不但不怕,我们要继续收集这样的语句,积少成多,再加以分类,说不定最后能从多个方面指出现存理论的缺点,进而提出修正意见,建立一种(修正后的)新的理论框架。到这一步,离写出一篇像样的论文来就不远了。

说来容易,做起来难。事情不会一帆风顺,往往是反反复复。语料分析的基本规律是:读了理论,提高了觉悟,眼睛亮了,再分析语料比原来意识到的东西多了。这时还要继续分析大量语料,发现许多解释不通的现象,然后再回到阅读中去。这时你会发现,由于观察了大量语料,你现在对理论的理解加深了,感受到了它更多的解释力,理论意识再次提高了。然后,又回到语料中去,之后又返回到理论上来。如此循环往复,螺旋式上升。分析语料可能会是枯燥的、费时费力的,但在理论指导之下,一定是有收益、有启发的。(这些话,我给几届博士生都讲过,当时讲的时候全都听懂了,但理解不深不透,都是等到自己走完了全过程之后才回头告诉我,论文做完了,才明白我的话。这也证明了“事非经过不知难”。)我已有多次类似经验。我的硕士论文就是汉语语篇分析,我给约30篇鲁迅的短篇小说划出语篇结构图,最后只选用了六七个来讨论。刚开始时,我不知道找什么规律,摸不着头脑,当划到《药》的时候,我惊喜地发现,其中有两个语篇一明一暗,明着写小栓病了要吃人血馒头,暗中歌颂的是革命者夏瑜为国捐躯的光荣事迹。后来我用语用学理论分析上百段的《红楼梦》,最后只讨论了四段,但是每段都是最具典型性的、最能揭示语用原则的精彩段落。过程是痛苦的,但结果却是令人欣慰的。

在这个过程中,博士生要系统地学习科研方法和统计方法,特别那些准备做定量研究的学生。方法论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有些论文失败了,其主要原因可能从科研开始就有隐患——即方法上不科学。在英国,有的导师在学生掌握科研方法之前不许提交论文提纲——不用科研方法指导的提纲一定不可接受。如果读了三四年博士,还没有掌握科研方法,今后的科学研究就不会十分顺利。科研中的统计学也是一样,做定量研究的必须学会,要自己会操作“社会科学研究统计软件包”(SPSS),要会解释所得的计算结果。如果自己能做方差分析、回归分析、因子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等,你会在科研中如虎添翼,何乐而不为呢?不过,讲完计算的重要性之后,我要立刻加一句:统计是手段,不是目的;所得的结果必须配上人文的、哲学的解释,必须让得出的那个数字对我的语言学或应用语言学理论有所贡献,否则就会只停留在技术层面,难有哲学意义上的升华。还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在语言研究领域,现在提倡的是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因为定性研究往往比定量研究更深入,更符合人文学科的特点,因此定性研究的方法也是不容忽视的。

读博士的三年期间,学生遇到的困难很多,每个阶段的困难的性质不尽相同,但学生的感觉十分相似,那就是郁闷和着急,有时不知所措。这时老师能做什么呢?能做的很少,也无非是与他们聊聊天,听听他们的报怨,同时告诉他们两点。第一,博士生和研究生都经历过这些大大小小的坎儿,不用大惊小怪,一切属于正常范围,你不是例外,要坚持下去,练得坚强一些,必能胜利。第二,老师完全理解你目前的困难,但除安慰一下,不能为你做更多的事;谁都代替不了你的思想运动,不能拔苗助长,不能包办代替,也不能强加于人。凡是不知道的,自己就去学习;凡是不会做的,自己就去学着做。导师只能告诉你做什么和怎么做,但做的过程完完全全是你自己的事,说到这里结论就是,这份苦还得受,这是伴随成长的烦恼,是攻读博士必须付出的代价。我发现,跟学生这样交流交流,看似什么也没有为他们解决,但他们还是得到一丝安慰,至少知道这一切皆属正常,他自己不是差的。我常讲的一句话是:“写博士论文期间,差不多谁都哭过几次。这并不丢人。”

我对博士毕业论文的要求很明确:尽量达到出版水平。一篇论文最好让我批改三遍我才放心。我先看总体框架,再看各章是否充实,最后看汉语表达是否地道、规范。(博士论文用汉语写有好处。第一,不易抄外语原文,不易用外文引语蒙混过关;第二容易发表。到博士层次,主要强调的是看是否有什么理论贡献,用什么语言表达应降到次要地位。学生反映,用汉语写论文比用外文写要难上几倍。)我不希望学生成段成段地写抽象的理论,似乎越高深莫测就越有水平。我喜欢让他们每写一个观点或概括就要有至少一个例句,那是放在括号内的小例句。我常说,一例值千金。一个标杆句能把很多抽象的话以及说不清楚的道理说通。我对欧化的汉语句子十分反感,有许多修饰语的长句读起来费力,理解容易出错。学生应该把要表达的思想反复琢磨,梳理清楚,用符合汉语的句子和盘托出。我反对作者用大量新词、术语来吓唬读者;反对将使用歧义句引以为荣,反对玩弄文字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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