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尽早实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的实施路径研究课题组
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中国碳排放：尽早达峰试读：
内容简介
本书从中国经济发展转型的必然趋势入手，通过对产业结构转型、国内外低碳发展、低碳技术市场化应用、绿色低碳消费、建筑和交通绿色发展、新型城镇化等进行科学、系统和定量化的研究，分析了中国实现低碳发展的社会可行性、技术可能性和政策可支撑性，得出了中国有可能成为受气候变化负面影响更严重的国家，现有经济增长模式难以持续，高碳扩张型增长已没有空间，能源转型已具备条件等结论，并认为2025年前中国实现碳排放峰值的可能性极大。
研究采用了IPAC-CGE能源环境综合评价模型对碳排放峰值可行的实现路径进行了模拟和计算，并提出了尽早达到峰值的行动清单和政策建议。
中国尽早实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的实施路径研究课题组简介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进一步明确了人类活动是造成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自哥本哈根和坎昆气候大会以来，各国已将未来全球温升水平控制在2℃作为长期目标并达成了政治共识。中国是否能够尽快实现低碳发展转型，已成为全球实现2℃温升控制目标、尽早达到碳排放峰值的关键因素。
研究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峰值问题，既需要深入研究发达国家的历史排放趋势、驱动因素及低碳发展经验，也需要研究不同温升控制目标下中国温升情景及其影响和风险，研究中国经济发展方式与结构、生活方式与消费行为、建筑发展模式与城市低碳化发展等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从而论证中国尽早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的可行性，明确具有现实意义的实现路径。
为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联合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清华大学建筑节能中心、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和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等单位组建了中国尽早实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的实施路径研究课题组，共同完成了相关的课题研究。
课题组成员单位及主要成员
课题负责人
周大地 何建坤 齐 晔 江 亿 罗 勇 潘家华 邹 骥
课题成员单位及主要成员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周大地 姜克隽 郁 聪 田智宇 高 翔 朱松丽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
何建坤 顾阿伦 陈文颖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1)(2)(2)
齐 晔 张声远 董文娟 赵小凡 李惠民 杨 秀 朱梦曳清华大学建筑节能中心
江 亿 林立身 胡 姗 郭偲悦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3)
罗 勇 张建松 卢 麾 喻朝庆 杨 军 黄建斌 姜海如 赵宗慈 王 蕾 郭晓君 汪 伟 李成伟 倪少强 肖雨晨 武 超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
潘家华 陈 迎 张 莹 梁本凡 刘利勇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
邹 骥 王 克 崔学勤 陈奕颖(1) 该成员工作单位是香港科技大学(2) 该成员博士后已出站(3) 该成员工作单位是中国气象局研究中心总论 中国应该而且可以提前实现碳排放峰值周大地 郁 聪 田智宇 姜克一、中国有必要提前实现温室气体排放峰值（一）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在不断加强
由人类活动过多排放温室气体引起的、以全球变暖为主要特征的全球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最大环境生态威胁。联合国组织世界各国科学家，经过多年努力，迄今为止一共发表了五次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科学评估报告。这些报告列举不断加强的系统观察事实，确认了地球不断超常温升的变化趋势，而且越来越确定这种温升的主要原因是人类活动排放温室气体在大气中不断累积的结果。全球变暖如果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其后果将十分严重。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将受到严重负面影响，许多地方的人类生存条件也将受到不可逆的破坏，由此引发的粮食、水资源等系统危机将十分严重。另一方面，多方面的研究结果和各国的探索实践也一致说明，只要我们积极行动起来，实现低碳发展转型，人类是有充分的技术条件可以有效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并在必要的响应时间内，实现全球性的温室气体减排，把全球温升的幅度和速度控制到一个可以逐步适应的变化范围之内。
世界各国的国情差别巨大，发展阶段不同、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不同、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程度也有许多差别，但气候变化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共同问题。只有世界各国共同努力，才能有效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总量。国际社会经过几十年的努力，通过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建立了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框架。其后又形成了由发达国家带头减排并带动发展中国家参与减排的《京都议定书》机制，促进了工业化国家低碳转型的进程。由于以中国全面实现工业化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不断加大现代工业经济活动规模，世界温室气体排放的分布和增量产生了显著变化，从以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为主，转变为发展中国家占主要份额。尽管发达国家人均排放仍然过高，必须尽快实现低碳转型，但全球温室气体可以排放的容量，已经不能承受发展中国家重复传统工业化的道路、采用增加化石能源消费支撑经济增长的高碳发展模式。发展中国家也必须从现在起就实施绿色低碳发展，否则全球将难以有效减缓气候变化。
国际社会一直在不断努力，探索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进一步有效合作，建立应对气候变化的新机制。终于在2015年末，各国达成了未来一个阶段内采取共同行动的《巴黎协定》。《巴黎协定》最重要的一点是正式确定了2100年全球温升控制在明显低于2℃且尽可能争取1.5℃的奋斗目标，并动员了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与行动。巴黎会议期间，130多个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出席了会议并积极表态。截至2017年3月，已经有134个国家批准了《巴黎协定》，191个国家和欧盟提交了2020年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政策、行动方案。《巴黎协定》是在现有的国际政治条件下可以争取到的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协议。它的目标很积极，给不断强化的减排行动提出了高要求。2℃的目标意味着205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必须下降50%左右，21世纪后半叶全球必须实现零碳排放。它同时又承认现实，留给各国根据自身情况采取相关行动充分的空间。《巴黎协定》是一个促进合作、有推动力但不是强制力的合作框架，不但要求现在就采取行动，更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向前推进的、加强行动的机制。低于2℃的政治目标和现有各国行动承诺之间存在明显差距，这在各国政府签署协议时已心知肚明。因此今后不但不能从已经承诺的近期目标后退，而且必须进一步强化行动计划，提高阶段性承诺目标，否则就不能实现远期的温控目标。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气候变化问题高度重视，认为气候变化不但是一个全球性的环境生态大事，也是中国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能否实现新五大发展理念、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的事。
我们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探索一条实现共同富裕的新发展道路。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国在过去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重要发展理念。中国要加强国内的生态文明建设，保护和恢复好我们的青山绿水美好家园，就必须重视更高层次、更大范围的生态环境和生存条件的变化问题。如果全球性、区域性的生态环境和生存条件恶化，维持一国一地范围内的生态环境和生存条件就可能出现巨大的困难。生态文明的发展理念一经提出，就得到世界各国的积极响应。许多国家的政治家、环境工作者和社会团体都给予高度评价。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不能只局限于一城一地，必须高瞻远瞩，建立全球环境、全球生态建设的观念。只有对更高层次、更大范围生态环境问题的科学认识，才能对局部地区的生态环境治理有更好更科学的认识，才能避免对大系统外部条件产生重大负面影响。
中国共产党的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中国应该对全人类做出应有的贡献。中国需要长期努力，争取更好的发展空间，包括维持长期世界和平，使中国的发展成为世界发展的动力和共享发展的契机，实现多赢共赢发展。当然，对于全球性挑战和可能的危机也要充分重视，中国应带头推动国际合作来应对挑战，共同战胜困难。在全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中，中国从一个一般排放大国，逐步发展成对排放总量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头号排放国。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发展程度，已大大不同于二十几年以前。中国正在走向国际政治经济活动的中心，必然要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中国不但要对自己第一超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的地位负责，承担相应的限排减排责任，还要带头创新实现低碳发展，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做出表率。不断加快低碳发展步伐，根据实际进展和国际共同温控目标的需要，创造条件提高限排减排目标，这应该是中国今后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一个长期战略任务。（二）中国是可能受气候变化负面影响更严重的国家
中国人口众多，人均可耕地、水资源、森林面积等满足基本生活的基础资源条件相对紧张。西部青藏地区地势过高，西北部广大地区水资源短缺，沙漠面积大，适合人类生存发展的自然条件差。历史上经济社会发展形成95%人口集中在中国中东部42%的面积上（胡焕庸线），但仍有数以千万计的人口不得不居住在一些高海拔或水资源十分短缺的地方。生态致贫是不少地方人民长期不能摆脱贫困的重要甚至是基本原因。如果气候变化产生的负面影响威胁到水资源等基本生存条件，不仅会影响生态脆弱地区，也或许对中国人口稠密地区的生存条件形成实质性的威胁，这样的风险将十分巨大。
中国许多地区内陆性气候特征比较突出。已经观测到中国平均温度变化明显高于全球平均温升。过去百年来全球地表平均温度上升(1)0.9℃，而中国同期上升了1.3℃，远高于全球平均值，相应影响也更明显。事实上全球气温上升的影响已经在中国有所体现，包括极端气候现象的增多，水旱灾难加剧等。甚至现在国内大范围雾霾天气的起因，也与平均气温升高有关。气温升高使中国大陆季风性气候条件减弱，出现大面积无风静稳天气条件的时间明显增多，也使一些地方的逆温层更容易形成，这是形成雾霾天气的重要条件。
如果21世纪末全球温升不能控制在2℃之内，中国温升就可能更高。目前一些国际研究机构的分析结果表明，在现有各国承诺的减限排行动下，21世纪末全球气温可能上升值在0.3℃～5℃。从风险防范的角度，首先要考虑可能出现负面影响较大的未来温升情景，应该以5℃为参考。在这样的全球温升条件下，分析对中国生态环境可能会出现的负面影响。从负责任的战略角度，应该为可能出现的更恶劣影响做准备，认真采取必要措施，避免这种恶劣条件的出现。
现在我们对气候变化高温升后果的研究还很不充分。中国生态环境条件原来就比较严峻的地区，可能成为全球温升影响最脆弱的地区。清华大学团队的最新研究结果认为，如果全球气温上升达到4℃，有些后果将是灾难性的。例如，中国长江中下游、华南和新疆等地每年的高温热浪时间，可能从目前的几天、十几天左右上升到100天以上。可以想见高于3个月的连续高温热浪，对老百姓的生活将造成极大的威胁。许多地区将有一个季度成为难以居住和活动的地方，人们可能不得不想办法异地躲避。这些地区的动植物生长和生存也将受到严重影响。气温升高，已经加快冰川融化，许多地方的冰川面积近年加速缩小。中西部不少地方由于降水过少，已经形成完全依靠冰川融水维持的生态和生活条件。一旦这些地方的冰川消失或过分退缩，都可能使这些地方失去基本的生存条件。这种情况一旦出现，维持西部一些地区的人类居住和经济活动将十分困难。其可能带来的社会经济影响甚至是地缘政治危机将是巨大且难以解决的。
我们决不能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可能严重后果掉以轻心。由于气候变化系统的超巨大和超复杂性以及超长时间跨度等因素，关于气候变化的许多预测性结论必然存在某种不确定性，也会长期存在科学争议。但现有的科学认识已经使气候变化的许多趋势分析具有越来越高的确定性。特别是排放越多减排越慢，温升就会越高；温升越高（超过一定幅度，例如2℃）负面影响就会越大、越严重等。我们必须对当代人负责，也要对后代人负责，尽可能强化低碳发展力度，认真考虑提前实现中国排放峰值的问题。（三）实现2℃温控目标需要各国强化现有目标
中国学者参加的国际气候变化综合评价模型研究团队，对全球实现2℃目标的未来排放路径进行了长期的研究，系列研究的结论表明，如果要实现温控目标，世界各国需加大应对气候变化力度，进一步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发达国家须在2050年实现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下降80%以上的目标。中国作为世界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现在排放占世界总量的接近30%），对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控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205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要比现在下降50%左右，即使发达国家届时达到零排放，也需要其他国家包括中国显著减少排放总量。由于21世纪温室气体可以容许排放的空间已十分有限，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需要尽快达到峰值并较快下降。中国需要在2025年以前达到排放峰值，并在2050年使温室气体排放量快速下降到现在排放量的一半以下。中国越早达峰，世界实现2℃目标的可能性就越大；下降越快，实现2℃目标的概率就越大。
国内对中国何时可以实现排放峰值认识并不统一。按过去经济和能源增长的惯性外推，许多人认为实现峰值仍然是十分遥远的事情，即使中国已经承诺的2030年减排目标也不容易实现。事实上，有不少人根本没有把何时应该实现温室气体排放峰值当作实际目标，对经济发展和能源需求的预测，没有考虑碳排放的约束，也没有真正认真分析提前实现峰值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对这部分人而言，究竟峰值是否可以提前实现，并没有充分的理由说是或不是，属于并不十分清晰的状态。
低碳发展、低碳转型已经成为世界的一个发展潮流。尽管低碳转型和发展的路仍然漫漫，但方向已经十分明确。欧洲几乎所有的经济大国都已经踏上征程，减排温室气体的进度超过原来预期。低碳发展的各种技术几乎在所有的领域都进入了商业化阶段，而且还在不断完善提高，已对传统高碳技术路线形成了巨大的压力，代表了新的竞争力，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动力。美、日等国正在进行实质性的技术转变，尽管低碳发展实际上对美国的传统经济和技术垄断地位形成了挑战，美国国内也分成了力图引领转型和力图保持传统的不同政治派别，但低碳发展的趋势已不能难逆转。排放情景图0-1 中国能源活动CO2数据来源：IPAC模型组研究结果
中国相当一段时间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主要做法是对外争取排放空间，对内开展“无悔”的减缓行动。这在一定时期内无疑是正确的，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排放量不断增加，同时全球气温不断上升，把温升控制在比较可以接受的范围（2℃）内的空间不断缩小，全球性达峰和排放总量下降的紧迫性也迅速增强，现在已经是必须采取强化限排减排行动的紧急时刻了。低碳发展不仅是中国解决国内传统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更是达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选择。中国带头强化低碳发展的国家目标，不但是国际众望所归，也是推动国内创新发展，实现五大发展理念的重要步骤。二、中国可以在2025年前提前实现温室气体排放峰值
绿色低碳发展是对传统高碳发展的革命。绿色低碳发展不仅是能源系统的一次全面革命和转型，也是社会消费模式和生产方式的创新。人类将在一个世纪之内，从现在的化石能源时代转变为零碳能源时代，其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足以和化石能源取代原来的薪柴能源革命相比拟。煤炭以及其后的石油、天然气，通过蒸汽机、内燃机、电动机的发展和普及，形成了超级繁荣的景象，但同时高强度消耗有限资源，又高度干扰地球自然系统的清洁和修复。低碳转型和低碳发展，要用非化石能源，特别是可再生能源全面取代高碳能源，必将推动一次新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革命，使人类走向和自然界更好地协调相容的发展道路。
这种创新发展，当然要对传统高碳工业化发展模式形成挑战，要加快传统消费和生产模式的新陈代谢，推动新的市场和价值革命。这种革命如果是外部强加于一个欣欣向荣、可以长时间继续扩张的社会经济系统，必然带来巨大的冲突和矛盾，产生巨大的抵触和对抗。这其实是不少人担忧加快低碳转型是否可行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但是，目前中国也包括全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已完全不是世界工业化初期阶段的局面。高碳发展的繁荣，已经在几十年前开始与生态环境系统发生了局部冲突。这些冲突在能源由煤炭向油气转换、在终端能源利用技术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得到缓解，但这仍然是能源资源高消费的物质文明发展模式，并将多数人排除在获得同等能源服务的可能性之外。而且，随着更多的发展中国家进入传统工业化行列，高碳消费本底规模也一再扩大。一方面，形成了对重要矿产资源以及包括土地、水资源等工业化基础资源的巨大压力，甚至成为地缘政治冲突的起因和热点；另一方面，人们所没有预料到的、新的大系统容量问题，即温室气体问题迅速凸显，已经极快地突破了大自然可以承受的界限。
传统化石能源基础上的工业发展模式本身也面临多方面挑战。资本主义社会贫富不均、产业虚拟化、多数人享受不到经济增长的财富效果；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不断扩大，甚至传统工业化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已经不能支撑持续发展，形成“中等收入陷阱”。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人口大国在传统工业化道路上重复着消耗资源、破坏环境的模式，而过渡到油气为主的能源结构又受到油气资源制约和地缘政治冲突的双重压力。许多国家反复陷入经济危机和滞胀状态，经济发展缺乏动力，正在寻求新的增长动力和发展出路。
中国也面临上述种种矛盾的严峻挑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加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发展体制，使中国突破资本的制约，在短短的几十年内使十三多亿人口迅速实现工业化，进入了中高收入国家行列。但中国传统工业化遇到增长的天花板，面临空前的环境资源生态挑战，依靠传统高碳扩张型增长，外部已经没有扩张空间，内部又越过了环境生态和资源红线。经济进入新常态，必须进行发展理念和发展动力的深刻转型。创新发展、绿色低碳发展已经成为发展的新动力、新空间。
提前实现峰值，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合理结果，不但不会阻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反而可以推动更好、更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一）中国经济必须创新转型才能持续发展
人类温室气体排放主要来源于化石燃料的燃烧。中国温室气体的80%以上是化石能源燃烧造成的。未来中国能源将如何发展，决定了中国未来温室气体将如何排放。能源消费需求主要取决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和增长的内容。能源消费增速的高低和经济增速有正相关的关系，但不是线性关系。经济增长速度很高的时候，能源消费一般增速也比较高。经济增速降低时，能源消费增速也相应下降，而且很可能下降率高于经济增速的变化率。
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已经进入中高速增长期，而且这种经济增速今后还将进一步放缓。2020年前中国经济增速将在6%～7%，2020年以后将下降到6%左右，2030年以后估计会进一步降低为5%左右，能源增速也将随之下降。中国能源增速不会重新反弹到过去曾经出现过的高速增长阶段了。
影响能源消费增长更为重要的因素是经济结构的变化。过去二三十年间，中国经济发展先后经历了国内基本消费品扩张、依靠国际市场拉动和国内产能扩张、国内房地产和汽车消费扩张，以及较长阶段依靠基础设施建设扩张拉动经济增长的多层次扩张型的发展阶段。
中国大多数消费品及其产能的扩张已经进入饱和阶段。中国主要原材料和制成品的产量已经达到十分惊人的数量，占全球产量的比重极大，难以继续扩大规模（见专栏1）。今后经济发展将不能继续依靠一般消费品的大规模扩张来维持。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引进资金、引进技术，采取了鼓励出口的经济政策，实行了高额出口退税，在一定时期内起到了发展经济，同时提高国内产品质量，改善国内消费品供应档次和水平的作用。但是长期出口退税的政策，也使生产企业以满足国外需求为第一目标，造成为国内市场生产的效益远远不如为出口生产的效益，并长期误导。相当一部分出口生产企业盲目竞争、自相“残杀”，出口价格甚至低于完全成本，仅仅依靠退税获利，同时也大幅度压低了国内产品获利水平。以出口为生产目的，以低价为主要竞争力，成为中国一个时期内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也使中国许多产业成为国外市场的单纯加工工厂，使国外市场成为国内市场的引导力量，进一步增强了国外品牌和消费文化的控制力，使中国相当一部分经济成为附属经济。
资本全球化引导的生产全球化的根本动力在于资本获利的最大化。国外资本进入中国，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低廉的劳动组织成本，低廉的土地和环境资源成本，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同时，也逐渐占据了很大一部分中国国内市场，通过品牌和核心技术、核心高附加值零部件，在中国得到了巨大利润。实际上这和当时四小龙发展模式没有实质性区别。不同的是中国巨大的劳动力资源、劳动组织资源、土地环境资源，是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根本不可能具备的。中国进入国际制造业大军，就改变了全球制造业分布的格局，成为全球制造业的最大集中地，成为发达国家经济脱实向虚的一个重要因素。国际金融资本在发达国家脱离实体经济，加大了财富分配的不均衡。而一旦中国的巨大制造业满足了发达国家的市场需求，发达国家实现了通过中国制造得到充分供应，就可以从金融控制到国内产业充分向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和高附加值核心产业的集中，再到下游销售服务环节，掌控足够份额的高收入，最终达到符合发达国家意愿的所谓最优资本配置的市场饱和。在这种价值分布的“微笑”曲线中，中国占中间低附加值端，发达国家或国际资本占高附加值两端，形成了资本全球化过程的资源和收益配置的结果和格局。产量扩张基本结束后，中国想进一步扩张出口贸易也就没有了空间，或遇市场饱和，抑或遇高端价值端高度竞争。同时，发达国家不想也不能放弃其对金融、高端服务业和高端核心制造业以及销售市场环节的控制，否则就会失去它们获利的空间。
以前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达到这种所谓市场资源和价值的“优化”配置后，都进入低增长困境。许多国家在国际金融力量的摆布下，反复出现金融危机，货币大幅度贬值，资产被国际资本重新洗牌，人均GDP大幅度下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以大规模扩大生产，依靠劳动力和土地环境资源低价竞争，依靠国外一般制成品市场作为国内经济增长主要动力的环境和条件已经不再。而且用国外需求引导国内需求，也不可能改变创新在外、高价值经济环节在外的局面。中国的经济发展必须创新国内需求、创新消费模式，才能真正创新技术发展，也才能在新的价值链分配中摆脱低端低附加值地位。一般消费品的数量扩张，包括高价值耐用消费品的数量扩张，都没有市场的支撑。而经济质量的提升，经济结构和增长内容的高附加值化才是中国今后经济发展的主要增长点。专栏1 2015年中国主要产品产量和占全球的比例一、基础原材料产量及占比数据1．粗钢产量：8.04亿吨，占世界份额的49.6%，位列第一。2．水泥产量：23.59亿吨，占世界份额的51.3%。3．电解铝产量：3141万吨，占世界份额的56.6%。4．精炼铜产量；796.2万吨，达到世界份额的34.4%；进口量368万吨，消费量985万吨左右，约占世界份额的43%。5．锌产量：615.4万吨，占世界份额的43.8%。6．煤炭产量：37.47亿吨，占世界份额的47%；消费量39.65亿吨，占世界份额的50%。7．化肥产量：7431.99万吨（2015），占世界份额的35.4%（2014）。8．塑料产量：7560.7万吨（稳居世界第一）。9．化纤产量：4831.71万吨，占世界份额的72.7%。10．平板玻璃产量7.86亿重量箱，超过世界总产量的50%（2012）。11．工程机械销售总额4182亿元（2014），占世界总量的43%（2012）。12．装备制造业产值规模突破20万亿元，占全球比重超过三分之一（2013）。中国成为近代以来第三个在全世界装备制造业中占据三分之一份额的国家，此前只有美国和英国曾达到或超过这一比例。二、部分工业制成品产量及占比数据1．汽车产量2450.35万辆，占世界份额的27.0%，世界第一。2．造船完工量4184万载重吨，占世界份额的38.3%；新接订单3126万载重吨，占世界份额的34%；手持订单12304万载重吨，占世界份额的36.2%；三项指标市场份额保持世界领先。3．微机产量3.14亿台，占世界份额的90.6%（2011）。4．彩电产量1.45亿台，占世界份额的48.8%（2011）。5．家用电冰箱产量7992.75万台，占世界份额的71.8%（2011）。6．空调产量1.42亿台，占世界份额的92.1%（2011）。7．家用洗衣机产量7274.5万台，占世界份额的64.7%（2011）。8．微波炉产量7750万台（2014），占世界份额的75%（2011）。9．手机产量18.1亿部，占世界份额的70.6%（2011）。10．金属切削机床产量75.5万台，占世界份额的38%（2013）。11．海洋工程装备接单量占世界市场份额的29.5%（2013）。12．轮胎总产量5.65亿条，连续十年世界产量第一，占全球的38%。13．电子元件的产量已占全球的近39%以上（2014）。14．塑料管产量约为1100万吨，占全球的近50%（2012）。15．纱产量3538万吨（已无其他国家数量级可比）。16．布产量892.58亿米（已无其他国家数量级可比）。
中国房地产开发规模过大。近年来，每年新竣工的建筑物面积高达35亿平方米以上，在建面积规模接近100亿平方米。各地正在建设和已经规划的城市新区总规模可以容纳34亿人口，远远超过中国人口发展和城市化的需要。中国住房也已经从解决住房短缺为目的，转变为人均住房总体接近欧洲、日本水平，开始进入选择性改善的阶段。多数城市出现新建住房大量积压，住房供应量明显超过需求的情况。现有住房建设规模已经难以继续维持，必将逐渐缩小。
中国基础设施建设也越过规模高潮。尽管一些基础设施还需继续完善加强，但多数领域例如高速公路、铁路、港口码头的建设规模即将明显下降。尽管在各种政策的推动下，高铁、城市轨道交通甚至公路、机场等短时期还在维持大规模建设，但是离总量饱和已很接近。多数常规基础设施建设很快将进入中低速发展时期。
上述这些建设规模已开始进入饱和甚至收缩期，使中国基础性原材料生产行业整体进入饱和阶段，其中一些重要的高能耗产品已经开始进入产量下降阶段。例如中国钢铁产量已经占全球一半左右，粗钢产量达到8亿多吨，而世界上仅有三个国家（美国、苏联、日本）曾经达到过1亿吨的产量，而且都没有超过1.5亿吨。中国基础原材料产业由于扩张过快过大，实际上已透支了这些产能的经济寿命周期，产能利用时间明显缩短。一旦进入产量下降期，就有可能出现正反馈而加速下降。
十几年来中国投资增速一直高于经济增长速度，使中国投资率迅速上升。2016年，中国GDP为74.4万亿元，而固定资产投资竟然达到了60.6万亿元的新高峰。即使按支出法计算，中国的投资率也要在50%左右，远远高于其他国家目前和历史水平。用高投资率拉动经济增长，已经成为一种饮鸩止渴的痼疾。每年这么大的资金投入，造成在原有开发区利用率很低的情况下仍然想方设法上马各种新名目的开发园区；各地不顾全国性的、系统性的产能过剩，仍然在需要去产能的领域不断扩大产能投资；许多基础设施建设也不顾市场的需求，盲目扩张，超前超大建设，导致投资效率和效益不断下降。
投资率过高，使国民收入失衡，使资本收益远远高于劳动工资收益。结果是一方面抑制了消费的增长，加剧产能过剩程度；另一方面也造成了财富向少数领域和少数人畸形集中，加大贫富差距。
投资率过高也是造成普遍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而产能普遍过剩又使工业等实体经济在盲目竞争中不断出让生产者盈余，降低制造业等实体经济的平均利润率。中国制造业平均利润率还不到6%，不得不用自己应得利润补贴银行利润，造成中国金融业利润占据企事业利润巨大比例的失衡现象。制造业利润过低，一方面产生压低工资性收入（包括各种劳动保险金）的压力；另一方面使许多企业没有足够的积累用于研发和战略性投资，只能重复简单再生产。这也造成中国许多制造企业长期摆脱不了低端打工的地位。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从市场需求约束和增长动力不足两方面说明了前一个阶段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进入尾声，大规模产能扩张、基础设施建设、出口拉动和加大投资比例等这些原来曾经起过巨大作用的经济增长动力，已经不能继续支持中国的经济增长。传统经济刺激政策已经难以奏效，传统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已不是市场波动或短时危机性调整可以解决的。中国经济已经到了重大转折关头，必须创新需求动力、创新驱动模式。
中央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新理念，为中国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单纯的GDP扩张不是中国发展经济的目的，经济增长必须和其他社会目标充分协调起来，不能再以环境资源的过度投入和破坏作为经济增长的代价。只有通过全面创新，开创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才能跳出“中低收入陷阱”的魔咒，才能继续高质量的发展。
目前创新已经成为引领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理念。我们不但要向科学技术要生产力，还需要进行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中国的创新，绝不是照搬西方经济学的一些时髦概念，而是要从社会经济发展为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出发，探索更好为广大人民群众带来更大利益的理论和实践创新。中国现在人均GDP只有8000美元，而发达国家已经到了4万～5万美元的水平。我们要在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成为中等发达国家，人均GDP应该达到2万～3万美元甚至更高的水平，经济总量要再翻两番左右。现在国际经济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发达国家利用其资本优势、科技优势和长期形成的产业和市场优势，控制价值分配比例，造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巨大劳动力价格差距，甚至是资本收益差距。用现在市场上劳务和商品价格及价值体系完成中国经济总量再翻两番的任务基本上是不可能的，特别是不可能依靠现有结构进行数量扩张来实现。经济总量的扩张，不能建立在土地和自然资源继续大量投入基础上，中国许多地方、许多领域已经越过环境容量红线，矿物资源已经大量依靠进口。例如，铁矿石年进口10亿吨以上，石油已经成为世界最大进口国，大豆进口超过8000万吨等。经济总量的翻番，也不可能依靠劳动强度的提高，甚至不能依靠劳动力就业数量的增加，而必须建立在中国单位劳动投入价值量增加的基础之上。只有单位劳动价值量大幅度提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总量增长的问题，才能防止价值量向土地、房产等进一步集中，才能防止资本增值虚拟化，从根本上解决资本增长和大众实际收入脱钩的问题。
总而言之，中国今后的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开拓出一条新路，有新的价值创造机制，使价值创造逐渐回归到劳动价值上来。如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开放型经济条件下，实现这种创新转轨，是中国必须解决的根本问题。五大发展理念为创新探索指明了方向。如何实现这些发展目标，实现创新发展，仍然是重大的社会课题。
绿色低碳发展不仅是经济发展的新动力，而且是发展质量和社会共享的重要保障。绿色低碳发展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商品和劳务需求，也是中国从发达国家控制商品和劳务定价权的约束下解脱出来的重大机遇。
对中国今后的经济结构变化要有充分的认识，不变化、不创新就没有持续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将在发展模式、发展内容、发展动力方面出现巨大变化，经济总量的提高必须与环境改善、资源投入强度大幅度下降紧密挂钩，这个前景是中国提前实现碳排放峰值的基础条件和重大机遇。（二）中国能源消费将进入长期低速增长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能源消费总体上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特别是2002年到2012年，能源消费平均年增8%，年均增长2亿吨标煤以上，而且主要是依靠煤炭来支撑的。2013年以来，中国能源消费增速明显下降，2015年低于1%，2016年也仅有1.4%。各方预测，2017年能源消费增速可能仍然在2%左右。这种低速增长将是一个长期趋势。
中国最大的能源消费部门是工业。工业曾经占中国终端能源消费的70%以上，现在仍然占65%左右。而工业中的高耗能原材料行业又占据了工业能耗的75%左右。高耗能行业的扩张曾经是中国能源消费增长的最大动力。而近年来能源消费增速的迅速下降也是由于高耗能行业增速大幅度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的结果。
基于对各部门、行业今后可能的发展前景分析，中国高耗能行业已整体进入饱和期，其中钢铁、水泥等主要行业已经越过峰值，今后将不可避免地进入产量下降期。其能源消耗总量不但难以继续增长，而且还将随着产量下降和技术进步而不断降低。
工业部门能源消费总量也整体进入饱和期，“十三五”期间工业能耗很可能整体达峰。这是中国能源消费整体进入低速增长期的最重要的因素。
近年来，居民生活和第三产业的电力消费增速较高，今后也可能保持一定增速。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发展提高了居民生活能源服务的水平和质量；另一方面也是随着城市化发展，以及治理环境污染采取的能源替代措施，加快了居民生活用能的优质化进程。用电量增加是因为电力在终端用能的比例有所提高，替代了煤炭等一次能源在居民生活和第三产业中的消费。但总体来看，居民生活和第三产业的一次能源消费增速并没有明显加快。（三）未来能源消费总量将明显低于原有预期
采用外推式或比对式的预测方法，往往难以反映经济结构和增长内容较大变化条件下的未来情况，包括能源需求量。各种预测方法都有其局限性，需要经常根据新的情况和新的认识进行再预测与再调整。多数预测用一种所谓BAU（趋势照常方案），即按现有模式外推，作为预测的基准方案，然后再考虑一些政策变化和不能确定的因素变化，得出所谓的政策方案等。这是一种有用的模型分析方法，对比较不同政策或外部条件对预测结果的影响很有好处。但是时间长了，许多人反而把所谓的BAU方案（或基准方案），当作最大可能方案，错误地认为BAU或基准方案就是最应该发生，甚至是最优方案，导致了许多政策性失误。
在中国的能源消费预测中，这种BAU方案思想就成为高估未来能源需求的重要原因。BAU和多数基准方案，往往对未来的变化估计不足，甚至没有认真去分析未来会出现哪些重要的变化。在相关规划制定中，就会留有充分余地，为超额完成预定目标留空间以显示工作成绩，成为制定一些定量目标的重要判据。这也使得某些规划目标失去了应有的引导作用，仅仅成为保底的落后指标。
不同的预测往往包含了对发展目标的不同取向。如果重点放在为行业部门争取更多的投资或扩张份额，则预测往往容易选择增速高一些、增量大一些的结果。如果更多地考虑需要变化的因素，更多地考虑政策引导可以发挥的作用，则预测和政策目标就可以选择需要经过努力、克服一定困难才能实现的结果。
中国中长期能源预测存在不同的预期甚至是利益选择。从能源生产部门的角度看，未来需求高一些，上项目、争投资的空间就大一些，因此多数能源行业一般愿意考虑宽松的需求预测结果。各地规划部门也往往选择高增长方案，以利于为本地区争取更多的项目和投资空间。“十三五”规划的能源控制目标就反映了在能源需求预测和政策目标选择上的这些倾向。中国确定实现碳排放峰值时间时，这些能源需求预测方案对其有重要的影响。
实际上，中国也有不少能源需求预测分析，更多地考虑了终端需求将要出现的变化，更积极地考虑了经过努力我们可以在能源效率和能源结构调整中取得的进展。这些预测结果一致认为，中国完全可以用相对低得多的能源消费，支撑中国正常的经济增长，满足合理的能源需求，取得更好的生态文明建设效果。
从近几年能源消费领域实际发生的变化看，我们可以更有信心、更有根据地得出结论，即“十三五”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将明显低于50亿吨标准煤，比较乐观的预测认为2020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将不会超过47亿吨标煤。一直到2050年，中国能源消费都可能控制在55亿吨标准煤之内。
这种能源长时间低速增长和较低总量的实现，给中国提前实现碳排放峰值提供了非常充分的可能性。（四）非化石能源的发展可以基本满足新增能源消费增长
经过一二十年的努力，中国低碳能源供应能力的发展已经取得了巨大进展。
中国水力发电的技术和工程能力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一系列超大型、高难度、创纪录的水电工程在中国高速度、高质量地发展起来。中国今后还有近2亿千瓦的水电资源可以开发。只要规划得当，每年平均增加1000万千瓦水电装机容量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中国核电已经进入大规模发展阶段。现在中国已成为先进核电技术集中示范和建设的引领国家，技术安全和管理能力已经比几十年前发达国家大规模扩张核电时提高了很多。中国可以做到每年新增1000万千瓦核电，并有可靠的设计、制造、建设、安装和运行能力。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装机总规模最大、年新增装机规模最多的国家。每年新增风电、太阳能装机都可以达到3000万千瓦以上，而每年增加2000万千瓦是完全有保障的。
这些非化石能源每年新增的电力如果折合成一次发电能源，将达到5400万吨标准煤以上。完全可以满足中国今后长时间内能源消费需求的增长，还可以替代一部分化石燃料。
此外，中国天然气产量也有较大提升空间，由于天然气使用综合效率比直接燃煤可以高30%以上，而且天然气是化石能源中碳强度最低的，天然气的使用将大量替代煤炭，可以明显降低化石能源的碳排放总量。（五）煤炭消费总量下降为提前实现峰值提供了重要条件
能源结构向绿色低碳方面转变，是中国温室气体限排减排的重要途径。过去在能源消费高速增长阶段，中国能源供应一年要增加近2亿吨标准煤，煤炭成为可以在短时间内大量增加供应的主力能源。煤炭消费在十几年里增加到了40亿吨以上，占中国一次能源的比例曾经高达70%。煤炭消费比重过高不仅是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高的主要原因，更是多种传统污染和环境生态破坏的主要原因。世界各国治理大气污染的经验表明，要使空气质量达到比较理想的水平，首先要大幅度减少煤炭的消费数量。不但要基本消除民用散烧煤炭，一般的工业锅炉窑炉也要实现低煤或无煤化，同时还要限制电厂的燃煤总量。
中国不同地区的能源结构变化也和大气雾霾变化正相关。珠三角地区是最早引进核电、天然气和大规模输入水电的地区，现在是中国主要经济区里煤炭消费比例和总量最低的地区，也是空气质量相对最好的地区。而华北地区由于煤炭消费量最集中，也成为雾霾最严重的地区。雾霾形成的原因复杂，是多种一次污染源共同作用的结果，需要综合治理。但国际国内的实践说明，减少煤炭消费总量，特别是减少工业和民用散煤消费，是最基本的治理措施。
中国人口密度大，又集中于国土中东部，超大城市、大城市群集中，而且基本上都是以工业城市为主，能源消费密度高，更需要优化能源结构，才能逐步减少大气雾霾。现在中国大气污染程度十分严重，雾霾集中出现时，比较严重的地区面积超过150万平方公里，甚至可能进一步覆盖所有主要城市群。要想真正达到联合国环境署建议的清洁空气标准还要经过长时间的努力。能源结构清洁化，就要长期减少煤炭消费总量。为了治理大气污染，各地已经开始严格限制煤炭消费，并采取坚决措施，减少煤炭总量，这将是一个长期趋势。
在经济增速放缓、能源结构调整和治理大气污染的多重作用下，中国煤炭从2014年起已经连续3年总量下降，且下降幅度呈扩大趋势。煤炭消费总量下降，对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有明显减排效果。从各种一次能源表观消费量的变化推算，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从2014年起已经出现持平和有所下降。从各地限煤控煤的趋势看，中国煤炭消费总量已经越过峰值，今后将维持继续下降趋势。煤炭消费下降的碳减排效果，可以抵消天然气和石油消费增加的碳排放，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早日达峰的条件将越来越有利。（六）现有低碳技术已经可以支撑低碳转型
低碳能源供应和消费技术已经得到很好的发展和广泛的应用，可以从能源供应和能源消费两方面支撑加快低碳转型，推动提前实现碳排放峰值。非化石能源供应技术已经全面进入商业化规模发展阶段。在全世界范围内，各种可再生能源在过去十年内的发展速度远远高于传统的化石能源。配合可再生能源发展形成的高比例应用系列技术，例如分布式能源和电力应用技术、各种储能和智能电网技术等也都在加快发展。在欧洲一些国家，可再生能源已经成为重要的电力供应来源，在总供电量中已达到30%左右，且比例还在加大。非化石能源的单位成本也在迅速下降，乐观地估计，在不远的将来（例如2025年前），风电甚至光伏发电将可以和传统火电进行成本竞争。当然要满足电网的稳定运行，在储能和系统调节方面还需要继续努力。
各种节能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技术也在不断发展。一些传统技术也包括其中，例如煤电最新的示范项目就要实现250克标准煤／千瓦时的新纪录，把发电效率一下子提高了近7个百分点。工业节能向系统优化方面发展，极大地扩展了节能潜力的空间。
在交通运输领域，从合理空间规划减少无效运输需求，到轨道、公交优先，再到恢复合理慢行和共享自行车等，都在各地广泛得到推广。汽车等运输工具的清洁化进展迅速，从技术发展看，2025—2030年，清洁燃料汽车很可能占据主要的汽车销售市场，成为主流汽车技术。通讯和数据处理能力的发展，又为汽车自动驾驶和共享创造了条件。自动驾驶汽车一旦进入市场，将极大地推动运输的最优化和高效低碳化，还可以成为储能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推动可再生能源电力的发展。
建筑领域的节能和低碳技术示范已经遍地开花，成果累累。迄今为止，供热是最大的建筑物用能需求。超低能耗建筑可以从根本上结束建筑物对外部供热系统的需求，也可以大幅度降低制冷需求。半导体照明等绿色照明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同等效果的照明用电下降了80%，也成为显示器技术进步的重要基础，极大地降低了家用和办公显示设备的能耗。太阳能热水和光伏发电已经和低碳绿色建筑的建设结合起来，现有的技术可以使建筑物能耗比目前平均水平降低60%以上。
所有这些技术都已经在中国有所应用，有的技术中国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提前实现碳排放峰值，加快低碳转型的技术准备已经十分充分。（七）中国可以在2025年前实现排放峰值
中国已经建立起比较完善的节能政策管理体系，也建立起包括核电在内大规模发展非化石能源的工业和运行体系。中国完全可以做到超额和提前完成“十三五”规划的单位GDP能耗下降和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目标。我们预计，2020年中国能源强度可以比2005年下降约50%，甚至更多。
经过对经济和能源发展的系统分析，我们对以下发展趋势具有充分信心：中国经济将实现创新发展，经济结构将持续调整，高耗能产业整体进入饱和及产量下降阶段，工业用能占终端能源消费的比例将进一步下降，煤炭消费总量将保持持续下降趋势，能源消费总量的增速将长期较低。非化石能源可以满足中国能源增长的需求，能源和碳强度将持续降低。中国可以在2025年以前，甚至在2022年左右，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提前达峰是中国实现五大发展理念、调整经济结构、治理环境污染、开拓发展增长新动力的正常结果。提前达峰所需的各方面措施基本上是多赢性质的。然而，达峰后大幅度降低碳排放还需进一步明确控制目标，以严格的碳排放绝对量的下降作为重要发展指标，建立有效的强制性和经济性控制和引导体系，及时采取强有力的政策措施，快速降低碳排放总量。这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需要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做好充分的准备。三、提前实现碳排放峰值需要认真推动绿色低碳转型
在2025年前实现碳排放峰值与当前中国实践五大发展理念、进行供应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加快治理大气雾霾，以及确保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等各方面目标是完全一致、相互促进的。实现这个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各方面预期目标，就必然要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提前实现碳排放峰值，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各种措施，仍然是属于双赢和无悔的选择范围，并且可以进一步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快速发展。达到峰值只是阶段目标，我们还必须为达峰后尽快实现排放总量下降做好准备。
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尽管是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但也要克服许多困难。经济转型必然要改变以往的发展模式，调整发展路径也会遇到阻力。被动的转变，甚至是危机式被迫转变，往往有更多的冲突和更大的代价。及时形成共识，主动顺应转变，加快转变步伐，实际上是代价最少、效益最高的。做到引领时代潮流，创新前进，就可以提高国民经济的竞争力，加快中国成为发达国家的步伐。
中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可持续的倾向和做法仍然广为存在，需要尽快纠正，避免进一步的失误。治理环境污染，进行生态文明建设，有大量工作需要我们认真去做。许多绿色低碳发展的新鲜事物，仍然属于初始发展阶段，需要政策支持扶持。要顺利实现提前达峰，避免重大失误，还需要有针对性地提出加快低碳转型的政策选择清单，特别是需要坚决避免的负面清单。由于绿色低碳发展牵涉的领域广泛，不同层次的相关政策众多，本课题研究的各个报告中，已经总结了更多的具体领域的政策清单。下面只列出了少数最有针对性、可实践的、有全局影响的政策清单。（一）要全面落实五大发展理念，改变唯GDP的倾向
GDP本质上反映了资本增值的数量，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统计经济活动总量的重要指标。我们所说的全面发展是包括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军事、外交、生态等多个方面的内容，其中许多发展内容是不能用商品和劳务交换多寡来衡量的。即使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环境外部性也难以用资本增值衡量，因而产生市场失效的难题。由于价格、价值和分配体系的不合理与不完善，许多人民关注的民生问题，也不能以推高GDP来解决。从中国发展实践来看，过去一个阶段我们对GDP强调过多，而对全面发展的其他方面关注不足，已经成为阻碍中国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就要更多地把发展注意力转移到关系国计民生的具体问题上来，要把广大人民最关心的事情和大多数人民生活最相关的事情做好。GDP应该是有效经济活动的结果，而不是发展的目的。特别是要改变各地盲目比拼GDP，各级政府对GDP层层加码，因而盲目上项目，扩大无效投资，甚至有的投资明明知道有悖于可持续发展，为了拉高GDP也要硬上的偏向。（二）要推行绿色低碳城市化发展，停止盲目扩大各种开发区
城市化是中国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能否改变传统高碳发展模式的关键因素之一。国际上已经充分认识到城市发展低碳化的重要性。在空间布局规划、建筑物绿色低碳化、交通系统优化和低碳发展、供热制冷系统优化等方面做了大量探索，已经有了很好的实践案例。我们需要认真系统借鉴，根据中国具体情况再创新发展。
要认真反思认为城市越大GDP越大，可以创造大量所谓消费需求的理论认识。许多大城市产生的是更长的上班通行距离、更远离居住区的集中商业中心和超市采购、对汽车交通过分依赖等并不宜居的消费内容。在这种理论引导下，地方政府盲目追求扩大城市规模，把社会资源高度集中在省会和部分中心城市，一味打造超大城市，这已经成为一种潮流。中国是人均可用土地资源十分短缺的国家，但多数城市为了扩大规模，用各种名义，包括用最好听的名称，盲目发展新的产业和开发园区。现在各地已经规划或正在建设的城市规模已经足以容纳34亿人，完全超出实际需求，造成巨大的自然资源和资金浪费。应该紧急叫停这种盲目扩城运动。（三）要降低投资率，减少无效投资
中国投资率过高、投资效率明显下降。以高投资维持GDP即期增量，是造成大量低效无效投资的主要原因。因为投资过剩，许多明明没有未来市场需求的高碳投资项目也成为完成投资任务的选择。
投资率过高、固定资产投资偏重大型工程项目，推高了高能耗原材料和土地资源消耗，不利于绿色低碳转型。过度超前的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往往又造成传统技术锁定，占据了新材料、新技术的市场应用空间，推迟了技术转型的步伐。例如，燃煤火电大量超前建设，发挥不了应有的效果，而正在示范发展的新一代高效煤电技术，虽然能效可以提高15%以上，但今后将很难得到煤电的市场空间。
引进外资要为我所用。从投资总量看，外资已经不再是重要因素，也不是提高中国投资质量水平的决定因素。中国已经到了必须提高引进资金质量水平，有选择地引进资金的发展阶段。防止为引进而引进，低价出让土地和市场，出让国内市场份额的盲目引进外资。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比例，有目的地扩大消费分配，更多地提高工资性收入，可以有效改善财富过度向资本、向少数人集中的偏向，更好地体现共享的发展原则。同时也可以提高大众消费能力，为经济发展提供市场动力。（四）要发展绿色低碳建筑，控制住房总建设规模
建筑用能和碳排放占比大。在多数发达国家，建筑物用能占全部能源消费的40%左右，建筑物必须强化绿色低碳发展。中国现在各地建筑节能标准差距大，多数地方采用的标准比国内先进地区采用的标准能耗高一倍，比国际先进的标准高1.5倍。而现有建筑材料和建设技术完全可以满足超低能耗和绿色建筑的高标准要求。应该尽快在全国范围内提高建筑物能效标准，向先进标准看齐。
中国现在每年新建建筑面积过多，人均住房面积将很快超过多数发达国家。这种发展趋势不符合中国人均土地和自然资源占有量偏低的国情。建筑材料所含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高，2005—2012年中国碳排放量增长了28亿吨二氧化碳，其中51%来源于建造领域，19%来源于建筑运行领域。要降低建筑物建设规模，合理引导住房适度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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